首先争取王稼祥

　　1930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1931年来到中央苏区工作，不久就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也就是在这时，王稼祥开始与毛泽东接触，在工作斗争的实践中逐渐认识毛泽东。王稼祥回忆说：“1931年初，第二次反‘围剿’之前，我和任弼时同志一起设法进入了中央苏区，在龙岗地区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我们向他报告了四中全会的情形。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对我们详细地叙述了红军的斗争历史，以及当时所争论的问题，还给我看了许多文件。以后，毛泽东同志常和我谈论一些政治军事问题和路线斗争问题，授予我十分宝贵的见识，给予我政治上很大的启发，这对于我尔后的政治生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关键时刻。我当时感到毛泽东同志有独特之长，他所谈的既简单明了，又那样地有说服力……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里，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原则问题上，能站在毛泽东一边，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因此，当“左”倾领导者在宁都会议上排斥毛泽东，撤销毛泽东的红军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时，王稼祥坚决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正如王稼祥自己说的:“在宁都会议上，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我是当时惟一支持毛泽东同志仍留在前线指挥军队的人，处于极少数。”但毛泽东对于被撤销总政治委员职务、剥夺军权、派到后方做政府工作的这一错误决定，却心地坦然，反而劝慰王稼祥说：“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我到后方去之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的。”这一番话使王稼祥更加敬重毛泽东的革命品质，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与伟大，也开始与王明路线划清界限。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因伤病坐担架随队行动，经常与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也坐担架的王稼祥同行。毛泽东一边行军，一边与王交谈，到宿营地休息时更是经常彻夜长谈，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正是在毛泽东的说服和教育下，王稼祥逐步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以崭新的姿态开始向成熟的马列主义者奔进。因此，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王稼祥都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当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开会总结经验，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时，毛泽东很赞赏他的想法，并且结合现实情况，说明了自己对党和红军一些问题的看法和主张，阐述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更使王稼祥得到很大启示，也更坚定了他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决心。王稼祥先后找到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重要时刻，在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更是第一个挺身而出，积极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投下了关键的一票。

　　极力说服张闻天

　　1931年初，从苏联回国的张闻天担任了临时中央领导人，在党内的地位高、影响大。毛泽东用了很大的耐心，苦口婆心地开导、说服和争取他。毛泽东曾经说过：“因为只要能说服和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得多。这个方针果然灵验。从某种程度上说，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召开，就是因为这一方针所取得的实效。”

　　起初，张闻天并不认识毛泽东，1933年到苏区后才开始接触。当时，“左”倾中央派他主持苏区政府工作，意在一箭双雕，既把他从中央排挤出去，又进一步把毛泽东排挤出苏区政府的实际领导。在张闻天到政府就职的命令正式发表后，毛泽东同他作了几次长谈。一起工作后，两人互相接触越来越多，互相了解也越来越深。张闻天主动与毛泽东搞好团结，处处表现出对毛泽东的尊重。毛泽东也总是极力接近张闻天，循循善诱，使他的思想与自己越来越接近。张闻天曾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

　　1934年间的中央根据地，炮声隆隆，战火纷纷，第五次反“围剿”不断失利。忧思过度的毛泽东病倒了。张闻天闻讯带着医生星夜赶往探视。此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在一起同住了一段时间。病情好转后，毛泽东身披衣服，手拿铅笔，时而站起来指指桌上铺着的军用地图，时而坐在床沿上，比划着手势，滔滔不绝地与张闻天交谈。与毛泽东同住一起的日子，张闻天细心地倾听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许多精彩议论，对毛泽东的见解从内心折服。恰逢共产国际来电说，在目前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张闻天曾感叹说：“共产国际的意见是对的，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福建事变、广昌战役后，由于在重大问题上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斥张闻天，张闻天的权力逐渐削弱，长征前夕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决定，张闻天未参与决策，只是依照通知行事。在长征出发以前，博古、李德要把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虽因毛泽东的提议没有分散，但张闻天当时感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张闻天将自己的这些不满意完全向毛泽东“坦白”了。只有对自己充分信任的人，才会毫无保留。这时张闻天已把毛泽东看成完全可以依赖的卓越领导人了。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经常一起行军，一起宿营，一起交谈，王稼祥有时会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张闻天较多地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毛泽东则结合实际科学地分析“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说明自己的主张。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启发下，张闻天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在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后，敌人已经发现中央红军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包围中央红军。张闻天向毛泽东报告了紧急情况，并问：“应该怎么办？”毛泽东明确地回答说：“不能再照原计划与二、六军团会合了，而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张闻天说：“你的意见是对的，否则，我们会中敌人的计谋，处境更加危险。”因此，当中央军委召开紧急会议时，张闻天态度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当时，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书记处书记，他的积极行动，对于配合当时还不在中央领导核心、在中央基本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进行纠正“左”倾路线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正如张闻天说的：“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五次反‘围剿’中，中共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紧接着王稼祥第二个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对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并明确提出必须由毛泽东出来领导。

　　与周恩来密切合作

　　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是重要领导人之一，党内是政治局常委，军内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毛泽东同贺子珍谈起遵义会议时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因此，在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周恩来密切合作，积极争取周恩来的支持，给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毛泽东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与战略战术原则的正确，并从实践中学到了毛泽东创造的适合中国国内战争实际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等军事思想。在毛泽东已经被排挤出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的情况下，周恩来仍坚持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与朱德等灵活运用毛泽东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克敌致胜的战略战术原则，使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辉煌的胜利，使根据地和红军得到进一步发展。

　　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兵力损失过半。惨痛的失败教育了周恩来，使他开始对李德、博古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怀疑、抵制和批评，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的正确，从老山界开始行动上已经站在毛泽东一边。1934年12月中旬，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后，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提出改变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能够稍事休整，恢复体力和战斗力。周恩来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尽管李德、博古坚决反对，但政治局多数同志从全局出发，同意了毛泽东西入贵州的正确主张，使中央红军避免了与多出我军五、六倍兵力的敌军作战、全军覆没的危险。周恩来的这一行动，举足轻重。一是使“左”倾“三人团”开始分裂，中央政治局趋于团结；二是凭他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和威望，也影响到政治局其他同志转向毛泽东方面，甚至使博古也不得不同意西入贵州;三是开始纠正“左”倾“三人团”处理一切的不正常状况，恢复中央政治局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

　　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召开，毛泽东转兵西进的正确建议又一次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坚定地、旗帜鲜明地和李德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采纳了毛泽东关于转变战略方针的主张。会议通过了放弃“左”倾“三人团”原订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湘西，而在川黔边最初以遵义为中心创建新苏区的战略方针，还决定恢复过去毛泽东的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原则。从此，毛泽东又开始参与对红军的领导工作。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说：“毛泽东的建议，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得到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战略转变的开始，长征改道就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酝酿，而由黎平会议作出最后决定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黎平会议则是“转折点”前的里程碑，周恩来是这一里程碑的奠基者。

　　虽然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逐渐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同，而且作出了决定并付诸实践，使红军暂时甩掉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但斗争仍未结束。当时还掌有对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仍顽固地坚持其原订的战略方针，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于不顾，还要处理一切。中央和红军又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草塘）再次召开会议，会议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意见，重申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正确战略方针，规定了“三人团”要取代军委所作出的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样就从组织上开始纠正李德对中央红军的荒谬指挥，开始恢复党领导军队的正常状态。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又起了关键性的核心作用。当王稼祥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倡议时，周恩来更是毫不犹豫地支持。遵义会议召开时，周恩来在继博古之后所做的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就已经体现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毛泽东发言后，又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全力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的领袖。

　　除做领导人的工作外，长征初期，毛泽东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近当时的军团负责人，向军团及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用事实和自己对革命战争正确的认识去启发、教育前线指挥员，让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让大家在实践中认识“左”倾领导人所犯的错误。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思想基础。

　　遵义会议胜利地结束了统治我们党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其召开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起了领导和决定的作用，表现出为革命事业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的博大胸怀及卓越的领导才能和艺术。当然，光有毛泽东一个人是不行的，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毛泽东的杰出作用，离不开他的亲密战友的合作，离不开党的高级干部的觉悟，离不开广大群众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