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羅克50年前遇害

  我還記的1967年初看到遇羅克寫的《出身論》時的情景。嚴冬的北京北海後門街頭，人們在搶購當時的小報“只把春來報”（兩分錢一份）。報紙頭版就是《出身論》（“中學文革報”上發表，“只把春來報”轉載）。

  1966年春夏之交，北京的大中小學都“停課鬧革命”。那時起我們小學6年級的學生基本上是終日街頭遊蕩。雖然我當時只有13歲，但文章還是懂的，就是批判“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唄。我“出身”不好，當然會同意《出身論》的觀點，可又隱隱不安，作者如此大張旗鼓地批判“血統論”是否會自找倒楣？那會兒“血統”好的紅衛兵橫行街頭，想打誰就打誰。

  半個世紀後，我在一篇紀念遇羅克的文章上看到是這樣評價《出身論》的：其主要論點是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實踐觀點出發，論證社會影響大於家庭影響，因此家庭出身對於決定一個人是否革命並不重要。“不管是什麼出身的青年放棄思想改造，都是錯誤的，對於改造思想來說，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並沒有任何優越性”。遇羅克主張一切青年都享有平等的社會政治權利，他說：“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力，我們一概不承認。”《出身論》在當時觸動了全社會最敏感的神經，為當時許多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精神解放的理論依據，在社會上引發了轟動。

  《出身論》只是說明了最平常的道理，說白了就是在普及常識。但在當時，寫這樣的文章卻需要極大的勇氣，因為這樣的常識會讓階級鬥爭學說臉上無光。你敢挑戰階級鬥爭學說？那就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處死你當然要找到另一個理由，那就是“組織反革命集團”。

  我認為這樣的評價客觀。我們現在不該質疑“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被證實已是過時的理論，遇羅克用此理論批判‘血統論’是否有意義”；因為實際上遇羅克主要是根據常識推出“血統論”的荒謬；而且當時的社會氛圍，如果遇羅克不“打着紅旗反紅旗”，他的“出身論”一曝光就會被扼殺。再者，遇羅克和當時社會上敢於獨立思索的人們也是有歷史局限性的；他根本沒機會接觸到資本主義民主社會的社會學家們的各種論著。不過不管在怎麼說，遇羅克當時已經意識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們“在理論上是非常混亂的，在不同時段就得有新的更改，完全是實用主義”。這種眼光在當時來說難能可貴，只有慣於獨立思索的人才會有。

  當時的中國大陸社會病態，絕大多數人思想狀態只能用昏聵來形容；問題是，中共建國後，P民的精神境界是怎麼一步步的到了如此蒙昧的程度？看了勒龐的《烏合之眾》，對照“文革”時期的“革命群眾”，對勒龐的理論分析很以為然。

  在網上看到有現在的年輕人，對當年遇羅克只是說出簡單的常識就被槍斃一事震驚。我想了一下，這些年輕人應該是願意獨立思索的人；當然了，目前年輕人也不是人人都關心政治的。再說，中國人沒“記性”是典型的。“六四事件”剛過去31年，現在又有多少年輕人知道呢？其實，只有經歷了“文革”的人們才對那種病態社會的瘋狂有感觸。

  毛領着農民建國後自己以為就是“皇帝”了（既然他是個“飽讀四書五經”的人，又怎能不自覺自己就是“皇帝”呢？全國盼望明君的百姓們也是這麼認為的）；他同時還有“烏托邦”的幻想並屢屢蠻幹。晚年精神狀態也越來越病態。他的階級鬥爭理論極其荒唐，他運用這種所謂的理論將全國的中共官員和P民玩弄於股掌之間。想到當時登峰造極的個人崇拜，現在我還不寒而慄。我認為在遇羅克遇難50周年之際，我們確實該把中悲劇好好講一下；因為現在習近平也想沿着毛澤東的道路走下去。我所沒想到的是，習和毛比起來只能望其項背；他平庸；可他居然也能利用御用媒體把對他的個人崇拜搞得有聲有色，且中國大陸社會上還有着大量的人們出於各種目的交口稱道。

  習近平時代的中共當權者把中國大陸社會搞的越來越像“籠子”，專制制度下的中共各級官員為了自身利益，一個個只知道趨炎附勢，阿諛逢迎；更讓人內心沉重的是太多的P民們的甘心忍耐，有沒有真正的思想自由也無所謂。如此，中國以後還會有遇羅克式的悲劇。中國的百姓們當了兩千年的阿Q了，不由自主地“習慣”。只要中國傳統文化還在中國大陸根深蒂固，這種情形就能持續下去。就算有一天老百姓民不聊生，採用暴力方式結束統治他們的專制王朝，也無從建立民主社會；因為他們不知道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不需要皇帝；民眾普遍地沒有真正的自尊意識，不由自主地盼着有人管着他們。

  1970年3月5日，遇羅克在萬眾憤怒聲討中被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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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羅克簡介

維基百科

  遇羅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月5日）生前是北京人民機器廠學徒工，做過代課教師等多種臨時工。曾寫《出身論》等一系列圍繞“出身”問題的文章。他以“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為筆名，寫了六期《中學文革報》的頭版文章及其他文章，最著名的是第一期的《出身論》，全國反響巨大。遇羅克於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和另19名政治死刑犯，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十萬人大會上，被宣判死刑立即處決。

  遇羅克為資本家出身，父親為水電部高級工程師。他從小學到高三畢業一直品學兼優；但他高中畢業後三次高考，成績優異，卻不被准許進入大學，就因為他“出身”不好，1957年父母均被劃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遇羅克於1966年下半年寫下了《出身論》一文，批判中共當權以來一直用於引導社會主流思想的血統主義、亦即血統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1967年1月，在牟志京與遇羅文創辦的六期《中學文革報》上發表了《出身論》。《中學文革報》每期的頭版頭條文章，皆是遇羅克以“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為筆名，圍繞出身與血統論問題所寫的文章；《中學文革報》期期被搶購一空，全國反響巨大；六期《中學文革報》上還有遇羅克用其他筆名所寫的文章。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戚本禹公開宣布，《出身論》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捕，被扣上莫須有的“大造反革命輿論”、“思想反動透頂”、“陰謀進行暗殺活動”、“組織反革命小集團”等罪名。

  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運動高潮中，遇羅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被宣判死刑，立即執行，時年27歲。

  死刑處決通知原文如下：

  “現行反革命犯遇羅克，男，二十七歲，北京市人，資本家出身，學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機械廠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動透頂，對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懷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來，遇犯散布大量反動言論，書寫數萬字的反動信件、詩詞和日記，惡毒地污衊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書寫反動文章十餘篇，印發全國各地，大造反革命輿論；還網羅本市與外地的反壞分子十餘人，陰謀進行暗殺活動，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遇犯在押期間，反革命氣焰仍很囂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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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我所知道的遇羅克

張郎郎

　　1970年2月9日，我和其他幾十人被戴上手銬腳鐐——那是專門用在死刑犯身上的刑具。這手銬、鐵鐐，與一般的不一樣，又黑又重。如果不用手提着腳鐐就難以邁步行走。我們這些死刑犯背着自己的行李，一個接着一個，走向死牢。

　　那已經是凌晨2點多鐘了，我們跌跌撞撞地分別走進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第23筒、24筒的各個單間裡。所謂“筒”，就是北京公安局看守所編號的不同走廊。

　　犯人們把23、24這兩個筒叫作“槍號”，政府把這裡叫作“死刑號”。每個死刑犯都被關進木頭盒子般的單人牢房裡。

　　當這批犯人各就各位之後，管理員開始逐個打開門，一一核對犯人的姓名和所在的房號。剛剛問完我，關上了房門，就聽見走廊另一頭有個犯人喊報告。管理員快步走過去打開房門，一個熟悉的聲音說：“報告管理員，我要見軍代表。上一批的幾十個人都去見馬克思了，只剩下了我一個人了。因為我有重大案情要交待，才把我留了下來。可是至今還沒有人提訊我，我怎麼交待啊？”

　　話音未落，門“嘭”的一聲被隊長關上了。

　　我聽清楚了，那是遇羅克的聲音！還是那股嘲弄的腔調，還是那種冷冷而辛辣，柔裡帶剛的口吻。

　　1970年3月5日，他和許多人一起被一一點名後拉走了。他們走了以後，走廊里死一樣地寂靜。我知道這又是一場宣判大會。我預感到遇羅克再也不會回來了。

　　果然，遇羅克和我們那批許多人，都在那天被執行了。

　　我第一次見到遇羅克，是在1968年11月，獄方調號正好把我調到了他所在的牢房。那是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橋院裡著名的那座K字樓，7筒1號。

　　K字樓每個房間大概是不到20平方米，關了20個犯人，當時疑犯太多了，牢房裡最多住22個人。如果每個人都躺平了的話，就躺不下。睡覺時只能側着身子，如果誰想翻身，就得全體一起翻身。晚上起來解手，再回去就要把兩邊的人拼命地推開，才能勉強擠進去。

　　當時北京公安局看守所的大院兒里，有三個建築。一個是三層建築的K字樓，據說從天空中看下來是個字母K。犯人們傳說，在戰爭中看到K字或十字的建築，就不予轟炸。因為犯人和病人都無法逃生。

　　我進到這間牢房沒兩天，就有犯人向我介紹遇羅克也在這。

　　我知道他是誰，在監獄外面就聽說過他的大名，也讀過他的文章。遇羅克一開始並不知道我是誰，表現得很主動。我就是一個中央美術學院的大學生，那年才24周歲，自己認為很成熟，實際上很幼稚。我是因為講了些江青的段子，又因為學西方藝術史專業想去法國留學，被公安定罪“惡毒攻擊領導人”“叛國投敵”判處死刑的。牢房裡多數人是愁眉苦臉，而遇羅克卻是笑眯眯的。

　　他略帶嘲弄的笑容，自我介紹：“我叫遇羅克。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下面的心字，加個走之。羅霄山脈的羅，克服困難的克字。”說完又微微一笑。他給了我一個很特別的第一印象。我佩服在這地方還會微笑、還有幽默感的人。雖然他微駝着背，戴着副深度近視眼鏡，頭髮有些過早禿頂，但總的印象還是個書生模樣。

　　他和其他犯人不同，有時候，他還搖頭晃腦地吟誦詩文。他最愛念鄧拓的兩句詩：“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遇羅克在和人們單獨聊天的時候，卻很少笑。他把別人用來打發時間的聊天，當成一種學習、求知的手段。他常說：每個人對某一種事物肯定“門兒清”。

　　他只關心自己在談話中可以學到什麼、積累些什麼，只想找一切機會積累知識。

　　好在我也並不在乎別人重視不重視我，我也渴望得到交流。於是，我和他定了合同：每次休息時間，每人選擇一個自己最熟悉的題目，輪流講給對方聽。

　　我第一次給他講的是“西洋近現代美術簡史”，他給我講的是“世界電影現狀”。他講得那麼內行，術語和統計數字運用自如，我真以為他曾是一個電影資料工作者。後來才知道，那是他在另一間牢房剛剛從別人那兒躉過來的。他通過給我講解來複習這部分知識。我的天，他真的會利用別人的時間。好在我也不吃虧，從他那兒又學了複習功課一招。

　　他看到這種情況，就有些不高興，直接了當地說：“不行，你差遠了。你得下點功夫好好學。學哲學可以深化你的思想，使你思考問題更加科學化、條理化。形式邏輯尤其重要！”我說：“我不是個純理性的人，而且我嫌古典哲學太晦澀、太複雜，我寧願看那些當代哲學。清晰明了。薩特和黑格爾完全是兩回事兒。”

　　他聽了以後真生氣了，說：“黑格爾的辯證法不但是正確的，而且是神聖的、無與倫比的。薩特之類根本算不上什麼哲學家。全是無病呻吟。而你居然會喜歡薩特，真是吃飽了撐的……”他還說了許多類似的批評。我一點兒也沒生氣。

　　他至少有一個理想的投射點，他對自己的信仰十分認真。我還挺佩服和羨慕他這樣的人。有理想精神的人，才能徹悟，向着自己的目標毅然前行。

　　那些天，遇羅克一直希望能從同屋的石厚剛先生手裡借來延安版的《毛澤東選集》。

　　石厚剛先生是當年陝北的老紅軍，1955年的少將，後來轉業到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當副院長。因為他去延安學習過，所以才有這部《毛選》。石厚剛卻不肯把這部書借給遇羅克。原因是他認為遇羅克“思想反動”。於是，遇羅克只得托我想辦法。

　　石厚剛知道我是生在延安的，屬於“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所以，在我軟磨硬泡下同意把這部寶書借給我看看。

　　那天，石厚剛被提訊走了。

　　遇羅克趁這個空當，趕緊讓我借給他看這部秘籍。我悄悄遞給他，讓他千萬別明目張胆。他歪坐在角落裡仔細研究，拿這部書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出版的版本對照着看。讀得很認真，一字一句像校對似的看。時而若有所得地點點頭，時而又掩卷而笑。

　　石厚剛回來之前，遇羅克趕緊把書還給我。後來，不知是被石厚剛發現了，還是別人警告了他。總之石厚剛先生的書從此就不再外借了。

　　遇羅克若有所失，常常嘆息。他悄悄對我說：“出獄之後，我一定要找齊不同時期的各種版本，對照來看，那才真叫過癮。”他說的時候，兩眼放光。

　　後來他對我說：“他們在理論上是非常混亂的，在不同時段就得有新的更改，完全是實用主義。這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要有一個強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戰勝思想上的混亂。而這唯一的武器，就是馬克思主義本身！”說完還用力點兩下頭，嘴角露出滿意的笑容。

　　有段時間，幾乎每天吃完早飯，遇羅克都會打報告——這是犯人向政府提出申請的唯一方式。他向管理員提出要紙和筆。在牢房裡是不允許犯人留存紙筆的。

　　他說：“我要寫思想匯報。”

　　因為他是重要的思想犯，所以看守都會答應他。他利用這個方便，一面寫些應付預審員的材料，一面乘機寫下自己認為有用的東西，寫好以後裁成小豆腐塊兒大小，以便保存。

　　我們倆利用這個機會，編寫了一本《中國古典詩詞集》。從屈原的《漁父》到譚嗣同的《絕命詩》，凡是能回憶得起來的詩詞歌賦，都一一盡錄其中。幾個月下來，數數也有三四百首了。他比我記憶力好，多一半是他背出來的。

　　星期天，我們利用法定縫補時間的機會——這時候政府才發給我們針線，於是就把這集子裝訂出來兩本，我們一人存留了一本。

　　一些同號的犯人也偷偷借去傳抄。休息的時候，我們默默地念着、背着，眯縫眼睛浮想聯翩。仿佛牢房灰色的水泥牆上，隱隱浮現出大漠孤煙、長河落日的景色，那真是一種自我解脫的方式，在不自由狀態下的小小精神奢侈。

　　我把自己那本塞到棉衣的棉花套里，企圖帶出監獄。可惜在例行搜檢牢房時，竟然被搜走了。在牢房中沒有長久的秘密，很難隱藏任何東西。

　　晚飯後，犯人們可以三三兩兩地散淡聊天。有一段時間遇羅克和我一起議論詩詞創作。我對現代新詩比較感興趣，他卻鼓勵我寫舊體詩。他認為中國傳統的東西有許多特有的內涵，古樸的韻味。只有具備中國文化根底的人才能真正理解、體會到這些精髓，也只有以這種形式才能表達出中國人的感受和情操。

　　我不願意和他下象棋，因為這兒比從前那個號管得嚴得多。我沒敢做象棋、畫棋盤。所以只能下盲棋。他仗着記性好，胡走一氣，一會兒就把我繞暈了。

　　他似乎腦瓜里有個電腦儲存系統，還裝了一腦子棋譜。別說“橘中秘”“梅花譜”那些名譜，就連一些不大有人知道的書，他都能頭頭是道講給你聽。

　　有一次，我問他：你看過《當頭炮進三卒對屏風馬》這本書嗎？這是我當年在先農壇體校向侯玉山、謝小然兩位先生學下象棋的時候，自己買的一本書。

　　他一聽，立刻說這是浙江著名棋手何順安先生的著作，他如何在1956年在全國比賽中力擒黑龍江猛虎王嘉良，當時用的就是他最擅長的當頭炮進三卒。一番話把我說得目瞪口呆，真不知他那腦袋是怎麼長的！

　　由於遇羅克特別自信，所以他的招牌表情總是在嘴角掛着那麼一絲玩世不恭似的微笑，似乎嘲諷着一切。

　　他很愛自己的弟弟、妹妹。提起遇羅文，他總說：“他比我腦子清楚，比我認真。”提起遇羅錦，總是說：“我們家那個小姑娘。”

　　有一回，遇羅克因為違反監規戴了好幾天手銬。雖然不是自動扣緊的洋銬，只是兩個鐵環的那種土銬。可是血管一膨脹也很難受。這時候他想找些話題跟人聊聊，藉以分散注意力。他找上了我一起靠在牆邊聊，他突然問我：

　　“你會唱列寧最喜歡的那支歌《光榮犧牲》嗎？”

　　“會。”

　　“教我唱吧，我一直想學這支歌。”我倆在黃昏的暮色里，望着窗外遠處朦朧的餘輝。

　　“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榮的生命犧牲。在我們艱苦的鬥爭中，你英勇地拋棄頭顱……”

　　他唱得很認真，很動心，歌聲那麼沉重，牢房裡十多個人都不作聲了……

　　當時的牢房裡有殺人犯、武鬥打死人的人，也有過去的中統特務，也有革命老幹部。遇羅克雖然不是大學生，但是他的學識比別人都高許多。

　　有一天，他跟我談起電影，他問我，你看過《馬門教授》那個電影嗎？那是東德拍的電影，主題是反法西斯的。馬門教授是一個猶太醫生，當時猶太人在德國柏林受到迫害，學校里也發生了對猶太學生的孤立、圍斗、驅趕。我說：“我看過這個電影，這些情況跟我國六六年夏天發生的情況沒有什麼區別。”

　　他說：“你會這麼看？”

　　我說：“文化革命破四舊的時候，我就發現，出身不好的人的處境，跟德國猶太人的處境如出一轍。”

　　遇羅克又問：“那你看過《出身論》嗎？”

　　我說：“《出身論》寫得不錯。但是，會讓人們得出一個結論：出身越不好的人就越革命……”

　　他談到《出身論》的出版在當時也是一種宣傳，因為要宣傳自己的觀點。想想那時《中學文革報》影響那麼大，一麻袋一麻袋的來信，大量的捐款。許多人要求來參與、來幫忙。當局最後把他們打成反革命集團，就是不能讓這個輿論工具繼續發生影響，這一點他很清楚。

　　我問：“你這樣做會有秋後算賬，你們值得嗎？”

　　他說：“這些年來我們的聲音沒有人能聽得見，出身不好的人在這個時代都有先天性的軟骨病，沒辦法。現在，好不容易找到了這個機會，發出了最強音，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強，為此我很滿足。就為這個，不管付出什麼代價都值得。”

　　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我們的經歷確實很不一樣，我是在當時的好學校一路直升上來的，他讓我明白這個社會對人們是不公平的。

　　在和遇羅克交談之前，我對這個社會了解並不多。而遇羅克比我清楚得多。他跟我講，他在農場種過草莓，在街道上當過電話傳呼員……他在社會上交往過各式各樣的人，經驗豐富。在交談中，他使我了解了許多社會的不同層面。

　　這時候，我周圍經常是有人打人，有人被打。有人被戴上手銬腳鐐，有人被戴上防毒面具……天天見到的畫面充斥着鐵和血，我們還要視而不見。

　　當時幾乎每個牢房裡都有一兩個被折磨成精神失常的人，他們是這裡境遇最慘的人。有一個犯人據他自己說：他是“北航”的老師，教俄語的。我們叫他王老師，他當時差不多已經完全瘋了，他的話難辨真假。誰都可以在他身上踢兩腳、打幾拳。另外一個是遠郊區的農民，據說他是因為罵了毛主席而被關進來的，進來的時候，就戴着鐐銬，人已經被多次毒打而變了形。

　　當時，我們就跟值日似的，輪流看管精神失常的人，因為他們自己連上廁所都不行，得有人拽着他們走。輪到那些小年輕管他們的時候，他們就要表現一下自己的心狠手辣——表現自己也是個狠角色。

　　當時遇羅克對那些被折磨成精神失常的犯人的態度很特別，既不打他們，也不對他們好，而是視而不見。當時，我很奇怪，問過他，我說，那個俄語老師畢竟是老師啊。遇羅克的回答是：他們已經精神失常了，你對他好與不好對他們都沒有用。社會上值得同情的人太多了。

　　遇羅克和我的確不一樣，他是一個鬥士。生活一直把他放在逆流中，一直放在鬥爭的環境中。他必須成為戰士。況且，他長期生活在底層，他也交了許多肝膽相照的朋友，友誼在當時的含意是：疾風勁草，兩肋插刀。

　　遇羅克把審訊當作一種訓練，一種遊戲，始終站在主動的地位。他從容瀟灑、軟硬不吃，對預審員那套忽而一驚一乍，忽而暖風細雨的把戲早就瞭如指掌。

　　據說預審員最後實在沒辦法了，就乾脆用公布證據的辦法。遇羅克告訴我，當預審員向他展示出他自己親筆寫的文章摘要時，問他：

　　“這是不是你寫的反毛澤東思想的話？”

　　他還是一聲不吭，預審員追問：

　　“你是不知道，還是不想說？”

　　“我不想回答。”

  最後，主審說：“遇羅克，你的態度極端惡劣，今天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否則你就自取滅亡了。”

　　遇羅克說：“我不明白你們說什麼呢？”

　　“別廢話！不和你耽誤時間了。你想想吧，還有什麼話想和你家裡說，5分鐘以後再告訴我們。”

　　說完，所有的預審員，全部退場。只留下法警和遇羅克。5分鐘以後，預審員們又陸續回來了。

　　主審很慢地問：“遇羅克，最後還想給家裡留什麼話，說吧。”

　　遇羅克說：“我想要一支牙膏。”

　　遇羅克告訴我，主審氣得一言不發，面色鐵青。接着吼着說：“遇羅克，你行！回去吧，好好給我等着！”

　　我清楚地記得，遇羅克了解牢房中許多人的思想狀況、家庭背景和心理狀態。他知道哪些人是出賣靈魂的痞子癟三，哪些人急於立功贖罪。

　　他並沒有利用他在獄中的優勢。他從來不為多吃一口窩頭、多喝一口白菜湯而欺負他人，更不會在當局謊言的“感召”之下，落井下石。凡是一切獄油子卑劣、陰險手段，他從來都不用。他最多玩玩政治權術，治治那些“有病”的犯人。因此，預審員們自然對他恨之入骨。

　　對遇羅克現象的反思有兩種極端，有些人想讓人們徹底遺忘他。某種程度上，他們做到了，很多人確實把他遺忘了；有些人想把他神化，但是神化的過程是偶像化。而實際上也是讓人們徹底忘卻遇羅克的一種方式。因為神破滅以後被遺忘是最快的。

　　只有把遇羅克儘量還原成一個真實的人，才能讓人們記得他。

　　（作者先後為美國康乃爾大學和德國海德堡大學駐校作家、教師，後來專職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