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戊戍变法一声烟炮响，给中国带来了德先生赛小姐，着实让一群热血青年为之神往，短短一代人时间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军事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企业家和金融家。

从这个意义上看，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但是，在辽阔的农村乡镇和都市的街头巷尾，在柿油党师爷们头脑里，那只怕是一对搂搂抱抱走在街上的骚洋人；至于师爷们不屑于打招呼的贫下中农们，大概跟观音菩萨灶王爷差不多，隔着大老远的磕个头就行了，最好不沾边 -- 马屁拍好不一定有多大好处，不留神拍到马蹄上可就吃不了兜着走。（用华尔街的行话讲，就是upside与downside不成比例，没本儿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话就躲远点儿，精神原则是一样的。），于是，大家纷纷剪辫子革命了，嘴里哼的却依旧是“手持钢鞭将你打”，依旧看革命党插着草标“叭”地一声枪毙，依旧争着蘸人血馒头，浑然不觉其中的荒诞、黑色幽默与悲哀。

欧洲的文艺复兴，在欧洲社会种下了人文精神和平民精神的种子，为后来的资本主义转型、无阶级化、民主变革奠定了文化基础和精神支柱。而在中国，按“事后诸葛亮永远正确”的原理，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依然看不到人文精神、平民精神的群体萌芽。

从这个意义上看，从满清到民国的那场革命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是有天壤之别。

跳过不愉快的、耻辱的（包括外族强加的和自作自受的）四十多年，快进到八十年代。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

人心思变，手握百万兵权、杀人（敌人和自己人）如麻的老将军们在纤细小巧的邓丽君女士面前显得怅惶失措，节节败退。

但是，时隔二十年回头，我们不得不很沮丧地承认，有全民共识的“变”只是物质生活意义上的，以及部分地基于对过去泛政治化、残酷政治斗争的逆反。除此以外，别说政治、哲学，就是娱乐文化都没有共识；别说没有全民共识，就是在精英圈子之内都是五花八门。文化精英中倒是有不少人往自己额头上贴民主自由之类的时髦标签，但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心里想的却是大相庭径，从“精英开明专制”到“罗马式泛民主”，从“鸟笼自由”到“无政府主义”，真真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相比之下，国共两党血海深仇，共同点却只怕比这些精英之间的倒还要多得多。

当然，从哲学层次上看，多样化是好事。但从带动社会、文化变革的功利性角度看，没有足够广泛有力的共识，便终于成不了气侯。或者更准确地说，除了物质生活以外，唯一的交叉点是不满，其总和是摧毁性而不是建设性的力量。

八九年夏天，阴错阳差，社会上对专制的不满、对改革缓慢的不满、对腐败的不满、对双轨制的不满、对天对地对下水道没盖空调没电小粘米搭配雨伞的不满汇集到一起，在与政府对立冲突这一点上聚焦。因为除了对立冲突的原始冲动之外没有任何广泛的共识，尤其是没有任何建设性共识，运动不可逆转地走向你死我活的决战。

那是一股纯粹的摧毁性力量，一场命中注定要走向悲剧的运动。

现实是坦克机关枪屠杀的悲剧。但是，如果 -- 如果对过去用“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 -- 是运动胜利了的话，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全面混乱。因为运动的摧毁性，所以“胜利”的定义只能是共产党下台或至少交出相当一部分权力。问题是，给谁呢？拿着印把子枪杆子干什么呢？

有的志士会昂首挺胸把围巾那么往后一甩说：不自由毋宁死为民主我愿笑对血淋淋的铡刀哈哈哈哈哈！

别急着乐同学，如果这只是你不成功便成仁的问题，你意志已决，你自己选择，那没办法也没有更大的问题。可惜远远不是那么简单。如果那样动乱的，几乎可以肯定会是从政治、经济、地域到甚至军事的整体性动乱。那上百个绝食静坐的同学、几百个自愿担负通讯联络工作的飞虎队员、成千上万的送饭赴京民众、千百万表示同情声援的各地百姓，他们有机会分析、考虑、辩论这个悲剧终点么？

没有，没有任何可观的理性分析引导警告。大家盲目地在愤怒回合，然后盲目地被愤怒推着向前！向前！

哪儿是前？

在这种情况下，谁有资格替十几亿民众“自愿”义无反顾地不自由毋宁死为民主我愿笑对血淋淋的铡刀哈哈哈哈哈？

如果你认为你或某些精英、领袖有资格替民众决定什么对他们最好、什么牺牲值得什么不值得的话，那么你口口声声的“民主自由”究竟是什么意思？

（未完待续）

化外4/21/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