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言論自由度遠超今世 |
| 送交者: 佚名 2005年12月15日19:57:2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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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言論自由度到什麼程度 唐朝,因之在當時作為一個封建王朝卻擁有處在世界前列的言論自由度,後人譽之為“盛世”,實在是名副其實,可以說它具備了一個盛世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 那麼,唐朝的言論自由度到底高到什麼程度?我在網上搜索了一番,找到了一些蛛絲馬跡,羅列如下以拋磚引玉: 一.唐人作詩作文批評皇帝、嘲諷貴妃 唐朝,是中國史上文化、政治、經濟最發達的一朝,也是特出的有言論自由的朝代。唐朝人雖然有不少文字上和語言上忌諱,但忌諱的範圍以私人之間為主,一般的,可以放言無忌。批評皇帝,拿皇帝的故事作詩作文,甚至講得很不堪,亦不會遭禍。在楊貴妃生前,文人對她品評有之,對楊氏家族譏嘲也有之,到她在馬嵬驛遭難後,她的故事迅速地發展成為文學創作上的主題,並且隨着時間而更加深廣,漸漸,唐朝的文人把歌詠楊貴妃故事當作一種“考試”式的共題。白居易的《長恨歌》自然考得了古往今來的第一名。但在“長恨歌”出現之後,文人依然熱心於自這一個“共題”而孜孜不倦於“考試”,藉此來練習和表達自己的史才,詩筆,議論,想象…… 唐代著名的詩人李商隱,對詠楊貴妃故事是極為熱衷者之一,李商隱所作不及《長恨歌》,李又好在字面上作評斷,而且多局限於兒女情,不過,從李商隱的作品中,卻讓我們得知了:唐人對皇家的言論自由到了可驚的寬容程度,舉例: 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人。
這首詩是諷刺的,但力求在“考試”中作驚人語,結果卻不倫不類了,褒姒“使”她的王死,楊貴妃沒有“使”她的皇死,這成了什麼話?但由此可見言論自由的放任程度。另外,李商隱最出色的一首詠楊貴妃的詩:“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這兩句雖沒沿襲《長恨歌》“忽聞海上有仙山”的提示,但翻了新意,作為楊貴妃在海外得知玄宗皇帝被廢被囚。這對楊貴妃逃亡到日本傳說,有進一步的傳播作用。同詩最後兩句:“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蘆家有莫愁”,再加“君王若道能傾國,王輦何由過馬嵬”,那是直接批評皇帝無力護全一名女子以及“有情”的虛假,亦屬於言論自由的頂端了!更有一首:“驪山有感”詠楊妃云:驪岫飛泉泛暖香,九龍呵護玉蓮房,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惟壽王。 這首詩一些也不見好,但卻赤裸裸地寫出了玄宗皇帝奪取兒媳為妻的事實,再道出壽王以後處境的尷尬。詩雖然不見佳,但總是有新意在。 上面,我零亂地取了一些詩句,為了引發楊貴妃故事的若干特出點。 唐朝人就此完全不避諱的,楊貴妃先為李隆基的兒子、封壽王的李瑁之妻,後來父皇取兒媳為妻。 這是楊貴妃故事的第一階段,當中國的社會道德律更變之後,有許多“衛道”之士,拼命要否定這一故事,有的人以事實俱在,無可否定,求告和恫嚇兼施,命人們不可提及此事,甚至搬出孔夫子,“春秋為尊者諱”,唐玄宗是尊者,千萬不可說他這一宗亂倫的醜事啊!到了清朝,中國自南宋以來積累起來的社會道德律,幾乎比泰山高,比長城固,如朱彝尊其人,想盡辦法來遮掩楊貴妃先事子,再事父的故事,他“考證”楊貴妃雖壽王妃,但卻是處女入宮,所以,唐玄宗雖有醜聞,並不太嚴重。 這是可憐亦復無知的新道德保衛者的自我欺騙。唐朝人自己不以為是違反道德律的;官文書記載,至今仍存,後人為了後起的對婦女的道德律而大叫,其陋可知,從而也可見中國的文化的向衰。為此,在講故事之前,特別將它提出來。 二.駱賓王起草討伐武則天檄文 言論環境自由的程度,深遠地影響着文明的活力和創造力,文字獄,毀滅和摧殘的不僅僅是作者的生命,更是對人類精神活力和創造力的毀滅性打擊。 在清朝,清廷雖有組織修編《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辭書之舉,但當時就有人看出來了,一個叫王播的書生說,清廷“名為修書,而古書亡矣!”根據近人的考證,在修編《四庫全書》的過程中,被焚毀的古籍總共不下十萬種!對清朝統治者有所不滿、或對明朝有所懷念的書籍統統禁毀,而且連與程朱理學相牴觸的書籍也都不得超生。如李摯的書籍就因為“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尤為罪不容誅。” 到了康雍乾三朝,祖孫三個一條路子——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文字獄造下來,一個比一個兇悍。不能在文字中出現“胡、虜”等字眼,必須要避皇帝的名諱,否則都是“大逆之罪”。最後,連“清風明月”四字用了,都會叫你人頭如蒜頭一樣落地。凡涉及“悖逆”文字,不但作者慘遭殺戮,還要連累刻、印、售、購者連坐,“失察”官員降職甚至處斬。康熙年間發生的莊廷櫳案, 700多人被殺,18人被凌遲處死,莊廷櫳等兩人雖然在案發時已死,仍被開棺戮屍,雍正年間的呂留良文字獄,處斬128人,呂留良雖死去多時,仍被“挫骨揚灰”。乾隆在位六十年,製造了一百二十起文字獄,幾乎一年兩起,殘殺數千人…… 由於極其嚴酷的言論環境,除了極少數隱居遁世的明朝遺老,如黃宗曦,顧炎武,呂留良等,一百多年的康乾盛世竟然找不出一個有個性尊嚴和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有的是一片片出自於文化太監筆下的阿諛之作,多的是一堆堆出自於精神侏儒書齋的無風險也無實際價值的考據勾沉。魯迅說清統治者“殺盡了漢人的骨氣和自尊”。先生還稱清朝是“一個無聲的中國”。整個清朝,可稱為不朽之作的僅《紅樓夢》、《儒林外史》兩部,前書有傳說作者還是一個叫“空空道人”的隱居明朝遺老,曹雪芹不過批閱成書而已。 而整個唐朝,有記載的只有一起文字獄。那是在唐高宗發動對高麗的一次戰爭前,有個叫元萬傾的詩人,寫了一首詩給高麗人打招呼:唐軍將要來犯,趕快備守鴨綠江天險。結果唐軍江邊而退。元萬頃此舉,實為叛國叛軍,罪不容恕。唐高宗卻沒有要他的腦袋來平息眾怒,只是把他充軍到嶺南了事。不久,居然又把他招回來,封給他一個著作郎的官職。武則天在唐代君主中大概是口碑最差的一位,但對文人同樣十分地灑脫大度,“唐初四傑”之一駱賓王,曾為反武則天勢力寫下義正詞嚴的討伐檄文,直斥武則天為“狐媚惑主”,武則天讀後卻只是“嘻笑”,不僅沒有加害駱賓王,乃至清剿“駱賓王反革命集團”,反而埋怨大臣,為什麼早沒能將駱賓王此等優秀的人才羅織到朝廷中來?! 與清朝皇帝比起來,唐代君主們有着何等雍容雅致的氣度!不但容得下駱賓王,也容得下具有鮮明的 “獨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的李白:“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還容得下為民請命、報憂不報喜的杜甫:“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三.言論自由不如唐,是宋朝成為中華民族積弱之始? 唐朝是真正的泱泱大國,故唐人更自信,因這自信而更氣度恢宏,胸懷寬廣。說話較可隨便些,縱說話不當,得罪了皇帝,象孟浩然因“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而觸怒了唐玄宗,終無大災禍,不做官罷了,樂得個“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優哉悠哉! 另,唐朝建制有一特點:諸候藩鎮,權力極大,尤在亂世,儼若朝庭。這在很大程度上庇護了詩人,如李白投江南永王李璘,為上客;杜甫入蜀,依劍南節度使嚴武。 宋人則不同,從建號至國除,與北方游牧民族的對抗中,始終處於劣勢。個人認為,這一點與宋人性格的形成有一定關係。宋人氣量狹小,黨爭既烈。網羅政敵的文字紕漏,捏造罪名,歷來是很有效的剷除異已的手段,故宋時文網尤嚴。 文同曾警告過蘇軾:“西湖雖好莫題詩”,而蘇軾終因詩禍入獄,險丟了卿卿性命,連“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這樣的詩句,也被誣為欣然於神宗朱翊君的歸天,繩之入罪,貶之惠州;後又因“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而使當朝宰相章淳慟怒:你丫一帶罪之身,仍如此逍遙,如此“春睡美”,如此不當回事,當我們是什麼了?——再被貶至軍州。此情形,類若文革之無限上綱。嗚呼呼!冤大頭啊! 黃庭堅的命運,比之蘇軾,“仲伯之間”,且與文字有關。他早年間在蘇案中受過牽連,到了紹聖年間,又因主持編寫的《神宗實錄》中“多誣”而被誣受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故黃庭堅曾自述:“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以老病惰懶,不能下筆也……”,由此可見,他在文字上時刻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即便如此,晚年仍因一篇《承天院塔記》被誣為誹謗當朝,流放並老死宜州。 再者,宋時建制與唐有異。鑑於前朝教訓,自太祖起,便實行中央集權制。此情況,在北宋時代最甚,朝廷耳目遍地,任你海角天涯,仍要被控制着,臨視着,讓你不敢動彈。 由是故,通觀宋人的言論環境,哪能象唐人那般自由?亦是故,李白的詩里,可指陳開元,天寶時事;杜甫更不消說,號稱“詩史”。降及中唐,元稹敢寫《連昌宮詞》;白居易的《長恨歌》更是人所盡知。——他們或直詆當朝,或喻諷先帝,這在蘇黃的詩里,是難以找到的。而作為詩文,若不能直書胸臆,受多方制肘,成色上自然黯淡許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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