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亞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古希臘）

亞里斯多德，柏拉圖的學生，馬其頓國王腓力的兒子亞歷山大的老師，可見在當時他已經有着顯赫的名聲和地位，可是，這種深陷於政治的經歷，也正是導致他悲慘結局的原因。

如果說西方人把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奉為哲學的始祖，那麼亞里斯多德則被尊為科學的始祖。柏拉圖珍愛他的“理念世界”，而亞里斯多德卻熱衷於探索物質世界。只要羅列一下他的著作就可見一斑：邏輯學、物理學、論天、生長與衰滅、氣象學、論靈魂、動物的運動、動物的各部分、動物的傳代、美學、修辭學、詩學、倫理學、政治學、玄學等等（這些僅僅是他的著作的一小部分）。亞里斯多德把觀察和研究自然界當作一個偉大的事業，據說他手下組織了近千人的隊伍，有獵人、牧人、園丁、漁夫等，布滿希臘甚至亞洲，為他收集各種動植物的標本，簡直可以建立一個空前巨大的動物園。這樣一個大事業沒有資金是萬萬不成的，可偏偏他是帝王的老師，亞歷山大在財政上的支持足夠讓老師任其所為，這位帝王還派出一支耗費巨大的遠征隊，去埃及探索尼羅河泛濫的原因，或許也是他老師的授意。

現代人閱讀他的著作，會覺得太不靠譜，那個年代，要測時間卻沒有鐘錶，要測溫度卻沒有溫度計，要看天象卻沒有望遠鏡，要觀氣象卻沒有風雨表，沒有實驗的設備和操作，全憑對大量資料的主觀臆想，而人們卻不會怨他，因為他關注自然萬象，收集海量資料，為後人建立科學的大廈打下了基礎，這就是人們把他尊為科學始祖的原因。

這樣一個關注物質世界的哲學家，註定會跟他的老師翻臉。傳說柏拉圖把他比作一隻吸乾了母親的奶而一腳踢死她的小馬，而亞里斯多德則坦率承認：“我愛柏拉圖，我尤其愛真理”。學生對老師首先在所謂“共相”問題上發起論戰，這場戰爭一直延續到近代，在中古時期的歐洲就曾引發一場關於“實在論”和“唯名論”的大論戰，關於怎麼看待“共相”的大論戰。什麼是“共相”？譬如，“人”是“共相”，一個個具體的人如張三、李四、王五等等是“個相”，把所有個體的人所共有的性質、即所謂“共性”，在人腦中抽象出一個概念“人”，就是所有個體的人的“共相”。再譬如，“樹”是“共相”，人們看見的每一棵樟樹、橡樹、松樹、柳樹等等是“個相”。所謂“唯名論”，是指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共相”（如人、樹）只是一個名詞，一個名稱，它不是實際的、外界的、真實的存在，而是人腦中的、思維中的存在。所謂“實在論”，是指另一種觀點，即認為“共相”是真實的永久的存在，就如柏拉圖認為“理念”和“理念世界”是真實的、永久的存在。一個說“共相”是“名”，另一個說“共相”是“實”，所以謂之為“唯名論”與“唯實論”，兩派爭論不休。

亞里斯多德站在“唯名論”這一邊，反對老師的“理念世界”即“實在”的觀點。直到今天，還有不少學者，認為在人的身心以外，在人的頭腦以外，“客觀的”存在着一個“則律的世界”，存在着“客觀真理”和“絕對真理”，存在着“一般的、恆久的規則和規律”。可是，有些人反駁道：我們感知的種種對象都是真實的客觀的存在，而那些規則、歸律都是由人腦中的思維活動產生出來的，不是什麼“客觀存在”。前一種人則反駁說，難道加速度的公式不是客觀的、真實的嗎，你能否認加速度公式的存在？你能否認這公式是“客觀存在”？於是後一種人又反駁道：加速度公式到了微觀物質運動或高速運動的場合就不適用了，這說明它只是近似地描繪了“客觀存在”，而不是“客觀存在”本身……。類似這樣的爭論，如今還在繼續着。

亞里斯多德的巨大貢獻之一就是——開創了邏輯學，“三段論式”就是由他發明的。所謂“三段”即大前提、小前提和推論，譬如，人是由理性的動物（大前提），蘇格拉底是人（小前提），所以蘇格拉底是有理性的動物（推論）。三段論式當然只是一個形式，不能用來求證真理，但掌握它卻可以讓思維更為清楚，讓推理更具有說服力。亞里斯多德按照這種論式來講解如何下“定義”：第一，要把對之下定義那個事物歸入某一類，即該一類事物的共同性質也正是那個事物所具有的性質，譬如先把人歸入動物一類，說“人是動物”；第二，要指出那個事物區別於同類事物的特點，譬如再說“人是有理性的”，這是人與其它所有動物項區別的特點，其它動物沒有理性；最後得出“人”的定義“人是有理性的動物”。按照這種邏輯方法來下定義，會讓人覺得比較嚴密、有說服力，因而比較容易得到認可。再舉個例子，我們來對“民主”下定義：第一，先說民主是一種政治體制；第二，再說民主和其它政治體制的區別就在於它確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和確立了“人民的權力”；第三，民主的定義就是：民主是確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人民的權力”的一種政治體制。相反，如果你在下定義的時候，使用的概念是不確切的、含混的，甚至是矛盾的，難以建立起三段論式的聯繫，那麼，你的定義就會露出破綻，招來種種質疑。

不過，實際上，邏輯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個語言問題，在談到哲學家康德的那一節里，將有進一步的說明。人類的理性，隨着語言的產生而演變出來，沒有語言就不可能有理性。作為理性之工具，邏輯也是語言其創造過程中的產物。如何運用邏輯這個工具，真正達到嚴密的邏輯性，實際上也是如何準確運用語言的問題。

亞里斯多德博學多才，上文所列舉的他的著作就足以說明，不過他也並非白手起家，在其著作中他總是先引述前人的意見，然後一一辯駁，可見，早在所謂“先蘇格拉底時代”，已經出現觀察和研究物質世界的智者，亞里斯多德是站在他們肩膀上的巨人。譬如，退利斯（公元前640－550）曾說太陽和眾星（被崇奉為神）不過是些火球；其弟子安那齊曼得（公元前610－540）說，從前的人不可能是現在這樣子，因為在那荒蠻的原始時期，如果人一生下來要經過長時間的發育才能獨立，那早就無法生存了；安那齊米尼（公元前450左右）曾說過，萬物原始狀態是非常稀散的一團，後來慢慢凝聚成三態先是氣體，然後是液體及固體；安那薩哥拉（公元前500－428）曾試圖解釋日蝕及月蝕現象，發現植物和魚類有呼吸；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30－470）說，萬物流轉變化，永遠不息，他有句名言：“一個人不能兩次走進同一條河”；德謨克利特（公元前460－370）說，“實在沒有什麼，只有原子和虛空罷了”……。

讀者們看到這裡，一定會感到震驚，早在孔子時代以前，西方就開始了關注自然科學的歷史，如今西方的科學發展走在世界前列，不是沒有原因的，亞里斯多德功不可沒！

不過，被看作“科學始祖”的亞里斯多德，還是脫不了虛空的、玄學的思維習慣。譬如他說道，必得假設有個能動的、最初的原動者，它是不可分割、不占空間、沒有軀殼、沒有性別、沒有情感、盡善盡美、永遠不變的存在，這就是亞里斯多德的“神”，這個神運動世界，是自然界的最高、最後的原因，是萬物之推動力與目的，是所謂“能動的本身”。可是他又說，這個神唯一的職務便是靜觀自己，“雖在位，卻不統治”，像是個毫無作為的皇帝，這種自相矛盾的說法，在他對靈魂作解釋時又一次出現了。一方面，它說，動物的靈魂是一種感覺和行動的能力，人的靈魂則是理性和思想的能力，沒有身體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說，人的理性能力，一部分是被動的，與記憶分不開，而記憶會隨身體一起死滅，一部分則是“能動的理性”，是“純粹的思想”，永遠存在。有人評論說，也許這是亞里斯多德顧忌其論敵即“反馬其頓派”的原故，說不定他們也會給他一杯毒酒，就像蘇格拉底曾遇到的那樣，所以在觀點上顯得有點油滑。

亞里斯多德在倫理學方面的思考，對後代也有很大影響，他這樣回答“什麼是最大的善？”——是幸福！我們求善的目的就是求幸福，人生的目的就是幸福。以致有人稱他為“快樂主義”的鼻祖。他又強調，除了滿足身體的需要以外，幸福主要是心靈上的快樂，幸福的最主要的條件是理性的生活。理性是人類的榮耀和權力，是任何其它生命不具備的“優能”，人憑藉這種“優能”而求得幸福。判斷之明晰，行為之自製，欲望之調勻，手段之藝術化，這一切就是“優能”的體現。人的“優能”必須經過充分的實踐經驗而挖掘出來、煥發出來，有一條路可以引導人們達到這一境界，那就是“中庸之道”。這倒跟中國儒家的中庸之道不謀而合，中國流傳着一句至理名言，即“過猶不及”，亞里斯多德也持同樣的口吻說道，人的每種品性都表現出三個級別，第一，三級都不好，惟有中間一項是優能。譬如，懦弱與魯莽之間為勇敢，吝嗇與奢侈之間是慷慨，懶惰與貪婪之間是奮發，卑屈與驕傲之間為謙和，詭秘與濫言之間是誠實，怪戾與調戲之間是風趣，尋釁與諂媚之間為友誼，寡斷與任性之間是自製，等等。怎樣才能培育出這種優能？要從不斷的訓練和長期的熟習中得來，非短期可達，“這些德性之形成，是由於人的操行”。有些人容易走極端，一時懦弱一時魯莽，一面吝嗇一面奢侈，如不覺悟，一輩子成不了氣候。

威爾都蘭教授用一大段精彩的文字來描繪亞里斯多德心目中的“超人”，也就是具備種種優秀品性的理想人物——他不會去冒不必要的險，因為世上沒幾件事是他十分關切的，但千鈞一髮之際卻能捨身而為；他樂善好施，卻恥於受人恩惠；他的好惡開誠布公，光明磊落，因為他對一切人與物都不看重；他從不驚奇讚嘆，因為在他看來沒有一樣東西是偉大的；他從不獻殷勤，也從不露出惡意，對於別人對他的傷害，或別人對他的讚美，他都不放在心上；他態度鎮靜，聲音沉着，說話有分寸，動作不慌忙，遭到不測，他處之以尊嚴和從容，他是自己最好的朋友，獨居中也感到樂趣，……。讀者們仔細想想，你能活成這種樣子嗎？如果真的能夠修養到如此境界，那的確很了不起，再加上一些活力和熱情，就更完美了。

這樣一個居高臨下的哲學家，當然竭力主張貴族政治，像他的老師那樣討厭民主，也比他的老師更加保守。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哲學，基於他對人性的觀點。在他看來，大多數人是天生的蠢貨和懶漢，無論什麼政治制度，這大多數人總是沉在底層。這些人在政治上只能被統治，在實業上只有受指派。每個人從落地的時候起，就已註定是發號施令的還是屈膝服從的；有的人天生要做主人，有的人天生是奴隸；所以為一切劣等人着想，最好是在一個主人的管轄之下生活。女人比之男人，就像奴隸對於主人，“男子生性優越，女子生性卑劣，一個統治，一個被統治，這個原則必然推到全人類”。民主政體基礎乃在於偽設的平等，“人們因為有了平等的自由，也就要求絕對的平等了”，但是人民是如此容易受騙，如此絕無主見，他們的選票易被奸詐所操縱，所以投票權應該僅限於有知識的人。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的聯合才是好的政體，官員由選舉產生，但必須由貴族來擔任，即在自由、財富、修養、高貴、出身等方面都符合條件者。

讀者們可以把亞里斯多德的政治體制設想與美國建國初期所建立的政體作一比較，將會發現二者是多麼的相似。奴隸、女人和窮人沒有選舉權，擔當政府領導人的都是貴族，莊園主，豪門巨富等等。於是讀者可以想見，美國近二百多年的民主化發展歷程跨越了人類兩千多年的歷史。

不可一世的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死了，雅典的愛國熱大喜欲狂，馬其頓派被推翻了，有一個叫幼林米頓的祭司長要將亞里斯多德提起公訴，這位大哲學家乖巧地離開了，到一個叫卡爾西的地方，卻生病臥床，沒幾個月就與世長辭。

在兩千多年前，人類社會就出現了像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這些偉大的思想家，真是令人驚嘆！其時，中國也出現類似的情況，孔子（公元前551-479）、孟子（公元前372-289）和荀子（公元前316-237）這三代儒家聖賢，與古希臘的三位先哲差不多是同時代人。雖然古希臘和古中國之間沒有任何交通，但文明發展的程度卻十分相似，只是希臘在語言文字的創造和運用方面似乎比中國超前了些，這裡面也許有什麼奧秘值得探究。

四，富蘭西斯·培根（公元1561-1626年，英國）

當希臘被馬其頓王國打敗以後，雅典的榮耀逐漸褪去，亞歷山大國王在征戰亞細亞凱旋歸來時，也把亞洲的東方思想帶了進來，特別是決定論的觀念在頹廢的希臘獲得了適宜的土壤。亞歷山大和亞里斯多德死去以後，希臘的哲學園地被兩個對立的學派占據着，一個是斯多葛學派，一個是伊壁鳩魯學派。

斯多葛學派，為名叫芝諾（公元前336-264年）的商人所創，該學派主張“不動心”，是一種“宿命論”或“決定論”的思想。說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奮力競爭也是白搭，“如果你覺得一切還不滿足，那麼，哪怕你占有了全世界，你還是個苦惱人”，要滿足已有所得，容忍失敗。而伊壁鳩魯學派則宣揚在快樂中忘卻失敗，伊壁鳩魯（公元前341-270年）買了一座花園，親自耕耘，在那裡創辦了一個學派，他教導人們，不動心是不可能的，大自然的安排促使每個人爭取自己的利益超過一切，快樂（當然是個人的快樂）才是人生唯一的、合理的目的。但是比之感官的快樂他更看重理智的快樂，到最後，他又提出快樂應該求之於幽靜的、平和的、心境的舒泰，這幾乎接近芝諾的“不動心”了。

或許，弱肉強食的殘酷競爭，總讓大多數的苦難者容易接受斯多葛派的觀念，這就給基督教義的傳播打開了前路。基督教中關於自製的倫理，四海一家的理想，世界末日的論調，與斯多葛派的思想可說是一脈相承啊。

基督教教會的勢力本來依仗帝王的護持（公元313年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其合法，後由狄奧多西大帝定為國教），但後來教會的人數、財富、勢力範圍迅速地擴展，經院哲學禁錮着人們的思想，理性的進步微乎其微。千年以後，到了十三世紀，基督教勢力已經占有了三分之一的歐洲。十字軍的東征開闢了通向東方的道路，也同時傳進來種種珍奇和異端。造紙和印刷術催生的書本，比原來的羊皮抄本便宜得多，被祭司壟斷的知識、學問開始走向普及，指南針用於航海，冒險家們的眾多發現克服了人類對地球的無知，望遠鏡的發明和使用，戰勝了人類對天空的無知，空泛的議論逐漸轉向而重視實際考察，鍊金術一變而為化學，星象學暗中摸索天文學，動物寓言進而探討動物學，而後又出現了像哥白尼、伽里略這樣的科學的先行者。這一切，顯示出一個有希望、有活力的時代，孕育着一場人類文明的大發展，終於迎來了“文藝復興”，這樣的時代也正守候着一個呼聲、一個綜合的靈魂，來作出一個思想上的總結，於是，培根來了！

培根的父親，是在伊麗莎白朝代做了二十年掌瓕大臣的勳爵，母親的爸爸是英王愛德華六世的正教授，她自己是語言學家、神學家，親自當兒子的老師，就是這樣的家庭，培育着一顆聰慧的、高貴的心靈。當時的英國正成為海上霸主，航海業、商業、手工業興旺發達，文學藝術界煥發出耀眼的燦爛。在這樣一片欣欣向榮的土地上，成長出一棵參天大樹，是完全可以想見的。

培根十二歲時，被送進劍橋三一學院，三年後肄業離開，他深恨院裡的課程和方法。十六歲被委任為駐法國欽差的參贊，對此他曾寫道：“我自問什麼事最能造福於人類，哪種事業是為我生性相配的，一經考察，我覺得藝術與發明之創新與擴展，最足以使人類生活進於文明，沒有別的工作比此更著功勳了。……然而我的家世，我的撫養和教育，通統不指向哲學而向政治之鄉。……我又抱有希望，以為我若在國家占一個光榮的職位，為完成我命定的事業計，便可得穩定的幫助和依託來助我的工作。有這種動機，我便投身於政治了。”

可是培根十八歲那年，他父親突然病故，於是一貧如洗。他一面學習法律，一面謀求一個職位並盼高升。好多年以後，終於有位大人物垂青於他，那就是厄塞克斯，那個伊麗莎白愛他卻沒愛上而懷恨於他的漂亮伯爵，送他一份產業。不料這個伯爵組織了一個密黨，要把伊麗莎白拘禁起來，另選他人接其王位。培根寫信反對，伯爵堅持，培根又一次警告他，沒用，伯爵失敗被捕，培根在女王面前為其辯護。等到暫時得到釋放，伯爵又召集軍隊攻進倫敦，培根大怒，轉而反對。伯爵第二次被捕，遭審判定罪處死，培根正是審判人員之一。這件事，為培根招來不少仇敵，但也有了高升的機會，在五十七歲時還當上了法務部長。

雖然培根在政治生活里花費不少時光，但他念念不忘的仍是哲學，不只是專注哲學，而是要實現他的野心和計劃——改造哲學。他要論述哲學因舊方法而空洞無用、停止不前；他要嘗試一種新的“科學分類”；他要敘述一種解釋自然的新方法；他要親身參加實踐，考察自然界的現象；他要明示“理智的階梯”；他要做一些“預測”，證明他的方法之正確，如此等等，懷着要干一番偉大事業的抱負，培根始終沒有放棄，至死方休。

培根有些名言流傳至今，譬如，“知識就是力量”，“人為決能戰勝天然”，還有一則寓言：有人騙孩子們說，葡萄園裡埋着金子，於是孩子們就去挖掘，挖來挖去卻找不到金子。可是，因為把葡萄樹根上的黴菌通統翻轉來了，收穫了一熟豐盛的葡萄。這一寓言勸進人們，去干、去實踐，難說不會有意外的收穫。培根在官場忙碌之餘，完成了不少著作，其中最重要、也是影響最大的著作就是《新邏輯》（Novum Organum）。

該著作的第一個警言就是——“人，為大自然的執行者和闡明者，他所作的、所悟的就是他對自然秩序所有的觀察”。這是一個空前的宣言，是對於自蘇格拉底以來的傳統的重大挑戰，他明白告訴世界，人的知識不是來自於“真實的、永恆的理念”，而是來自於人的觀察。哲學已經枯瘠了很久，要改造哲學先得進行一番“理性的洗滌”，毀滅心中的“偶像”。

第一種是“種族的偶像”，導致人類的謬誤。人類（種族）把自己與自然關係弄反了，如普洛塔格拉說的“人是萬物的度量衡”。須知“人的心就如凹凸鏡，把自己的性質分給各類對象，而把對象的原形扭曲到不成樣子”，人的悟性有個特性，即“先照自己的意志把問題解決了，然後將經驗揉到適合於自己的認可”。所以他告誡人們，“悟性切勿任意地從個別事物飛躍到遙遠的原理，到幾乎最高的原理”，就如看到太陽東出西沒，就一口咬定太陽圍繞地球旋轉。培根指出這一謬誤或許是在告誡人們：人的理性只能讓自己的認識接近自然，而不是把主觀意向加之於自然。

第二種是“洞窟的偶像”，導致個人的謬誤。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巢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性和教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氣質和身心狀態，於是，容易產生偏好或偏見，難於做到不偏不倚、保持中道，難於做到既不破壞傳統也不藐視創新，更是難於否定自己。培根指出這一謬誤或許是在告誡人們：由於天賦和環境的不同，每個人的理性必定會產生不同的認識，無法避免意見相異、相爭的情況，不要固執其見，要善於反思，傾聽他人意見。

第三種是“市場的偶像”，即在交往過程中出現的謬誤。人通過語言來交流、交際，但是卻有人喜歡使用一些使人如墜雲霧的語詞，或使用難以琢磨的驚人之語，譬如“無限”、“無原因的第一原因”、“不受動的第一動者”之類。培根指出這一謬誤或許是要告誡人們，人的理性應該始於觀察、從實際出發，不從概念、特別是空幻的概念出發。

第四種是“劇場的偶像”，由於哲學家的獨斷產生的謬誤。哲學家的思想系統，都像是一台台戲劇，按照他們編的劇本去描繪世界，去誤導觀眾。培根指出這一謬誤或許是要告誡人們，不要輕易相信空泛的玄學高論，一切都要獨立地從親身的實踐中去認識事物。

洗掉心中的偶像以後，我們需要推理的新方法，悟性的新工具。培根就此提出了一個新方法，叫做“實驗”。有的經驗，任其自來，實驗取得的經驗，則是有意追求而得到的。“第一是要點起蠟燭來”——其意思是先提出假設，然後“用蠟燭去找路徑”——其意思是設計實驗的過程，“從經驗中抽出原理來，再從成立的原理中引出新的實驗”，這就是假設、實驗、演繹的方法。千萬不要從書本、權威、傳說那裡出發，而是要走到自然界中去，去觀察，去實驗，去探究，去發現，去推演，去創新。在這過程中，培根推薦使用歸納法，並且做了一項示範，他問道“熱是什麼？”，在通過觀察而得的大量實例中，去追尋一個跟熱度變化相關的因子，他發現熱度的增加與運動的加劇相關，熱度的減少與運動的減弱相關，於是他得出結論：熱是運動的一種形式。

培根的野心不只是要改造哲學，把從“理念”出發的哲學改造成為從觀察、實驗出發的哲學，他還有更大的野心（理想），他夢想一個由科學家治理的國家，一切都為了謀求人民的幸福。這個科學烏托邦取名為“新阿特蘭替”。阿特蘭替乃是西方諸海中沉沒的大陸，柏拉圖曾經在其著作中講過有關它的傳說，培根只是借用其名。說道阿特蘭替的歷史上出現過一位叫“沙臘門那”的皇帝，他創設了一個機構叫“沙羅門院”，它相當於國會，成員一律都是科學家，沒有政治家。這一機構的目的是“為認識萬物的原因及其奧秘的運動，為擴大人類的疆域以成就一切可能的事業”。如研究星象，利用瀑布，以動物實驗供外科手術之用，雜交以培育新的動植物品種，模仿鳥類能飛翔，模仿魚類在水底行……。

從現代人的眼光看來，培根的實驗、歸納等等，不就是現在中學生也知道運用的方法嗎？可是，在那被經院哲學的繁瑣教條長期壓抑的時代，在那文藝復興剛剛啟動的時代，培根就像一盞明燈照耀着文明進步的道路，就像一陣震撼人心的呼喚，激發出人們去發現、去創新的熱情。法國啟蒙運動的主帥之一狄德羅，把他主持編纂的《百科全書》獻給培根，他在“緣起”中寫道：“我們這部書的成功，應該最感謝培根這位法務大臣，他所處的時代，可說連藝術科學都沒有存在，卻為各種科學藝術投出一部無所不包的匯典的計劃來。這位非常的天才，在要寫一部已知事物的歷史為不可能的時候，寫出一部人們必須學知的事物的歷史。”法國國會以國幣出版培根的著作，英國的思想界循着培根的腳印前進，出了如霍布斯（培根的秘書）、洛克這樣的偉大哲學者。

1621年，時任法務大臣的培根被人控告他收賄，培根被投入“塔獄”，兩天后又被釋放，連罰金也由皇帝賜恩豁免，他還不肯做出低頭的姿態，說道：“我是英國五十年來最公正的法官，但這一回卻是國會兩百年來最公正的判決。”後來的五年，他在家中平和度日，還是努力在哲學中尋找安慰和樂趣。1626年三月，他從倫敦騎馬到海給特，一路考察肉類蓋在雪裡多久還不會腐敗，半路上買了一隻雞，殺了以後填滿了雪。但他突然感到寒顫和虛弱，隨從把他抬到阿蘭得爾伯爵家中，在床上他還在寫着“這次實驗……成功得很好”，但他的精力已經消耗殆盡，4月9日逝世。

培根的出現，是哲學史上的一個里程碑。自他以後，哲學界開始擺脫“則律的世界是一個更為真實、永恆的存在”這種觀念的影響，擺脫了“把主觀臆想強加於外界事物”這種思維方法的影響，開闢了一條後來被稱之為“經驗論”的思維新路，即從實際出發、從經驗出發，通過實驗、觀察、理性的加工，推論，再實驗、……如此反覆進行的認識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