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斯賓塞（公元1821-1903年，英國）

康德自信能夠挽救哲學和科學，可是他力不從心，不過他關於“自在物”的提法，倒是產生不小的影響。有史以來，哲學家們都在探究或力圖解釋的那個“存在”或那個“本體”，被康德無情地撇在一邊了，他說那個“存在”、那個“本體”究竟是什麼，我們人類是無法知道的。我們認識的範圍，只能限於外界事物的現象，通過“心”的運作推知現象的規律。感覺、經驗、因果、則律等等這些人的認識，只是人的“心”的產物，決定於“心”的本質，至於那個“存在”、那個“本體”的本質，我們是不知道的。康德認為人的認識是“心”的產物，這一點符合事實，但是由此又引出一個問題，既然人的認識都是主觀產物，必定因人而異，那麼如何證明人的認識能夠達致普遍的真理呢？康德論證說，雖然人的經驗因人而異，但是因為人的“心”具有超越經驗的“先天邏輯”功能，這種先天的功能包含着內在的必然性，所以人的認識能夠達致永恆的、普遍的真理。可惜，這種“先天邏輯”，只是康德的想象，邏輯和語言一樣是經驗的產物，康德關於普遍的真理的論證失敗了。那麼，人類能否得到確實的認識，以此改進人類的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呢？這仍然是哲學必須回答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實證主義登場了。

實證主義的開創者，是法國的哲學家孔德，他在1830-1842年期間完成五卷著作《實證哲學》，後有四卷著作《實證體系》於1851-1854年間問世。他將自古以來的思想史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一切問題都用神的意志來解釋；第二時期，一切問題皆由玄學（形而上學）的抽象來解釋，譬如把“觀念”當作真實的存在；第三時期，通過觀察、假設和實驗等途徑，探究一切現象的因果及則律，由此形成了“實證的科學”。“神的意志”讓位給空幻的“實體”（如柏拉圖的“觀念”），後再讓位給科學的則律。但是後來孔德在與一位夫人的戀愛中，思想來了個反轉，愛情給與他活力和色彩，以致讓他重感情於理知之上，斷言只有一種新宗教才能救贖這個世界，這種宗教以“人道”為禮拜的對象。晚年的他，還為“人道宗教”悉心計劃一種涉及祭司、聖餐、儀式等等的複雜制度。

而在英國，實證主義的勢頭卻十分旺盛，其主帥就是斯賓塞。當時的英國，工業革命促使人們紛紛把心思轉向工商業，思想家們也從原來的關注內心轉向關注外

物，再加上哲學家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影響，英國人的精神家園成為實證主義成長的肥沃土壤，是理所當然的了。在科學領域也出現不少成果，譬如牛頓在物理學，波義耳在化學，法拉第在電學等等，而在斯賓塞青少年時代英國科學界最有影響的勢力，則是生物學和進化說。進化學說提出，物種有進化演變的過程，由簡單向複雜演變。在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英國，進化論的聲浪很高。斯賓塞在1852年的一篇“演進說”，以及1855年“心理學原理”中，比達爾文早幾年就發表、揭示這一原理（達爾文於1858年發表），所以，當時斯賓塞被舉為進化論思潮的頂點；還因為斯賓塞將進化論應用到諸多研究領域，幾乎要把一切知識納貢於他的理論。

作為英國著名哲學家，斯賓塞小時候卻很懶惰，雖然父親、祖父及叔父都是私塾老師，但他不喜歡學習，父親也縱容他，到了十三歲時，父親送他到叔父那裡讀書，他卻不久就逃回家，只帶了少量食物，第一天走48英里，第二天跑47英里，第三天再走20英里才進了家門。然而父親再次送他去叔父那裡，而且一待就是三年。所以他自己也承認沒好好學習，甚至帶有一些自傲的口氣這樣寫道：“我從童年到少年連一課英文也不曾學過。就是直到現在還沒有一點造句法的正式知識。這些事實應該讓人知道的，因為這裡的含義同大家公認的假設牴觸了。”他的秘書也說他“從來不曾讀完任何一本教科書”。可是，斯賓塞寫的文字卻顯得他博學多才，什麼“社會靜力學”，“心理學”，“生理學”，“社會學”，涉及頗廣。人們不禁要問，斯賓塞並不好學，那麼他的本領是怎麼來的？

如果說斯賓塞的成就主要不來自於讀書，那麼只能說來自他的觀察。他的朋友說：“他的好奇心永遠清醒着，隨時隨地會叫他的同伴們注意看某某異常的現象，事先卻只有他一個人的眼睛見到”。他喜歡盤問赫胥黎（英國著名的的生物學家，他捍衛達爾文的進化論，首創“不可知論”一詞，在學術界有很高地位），以及其他朋友，把他們的專業知識幾乎要榨幹了。朋友說，“對於每項事實可以充足資料的，他的目光如野貓般銳利”。自從斯賓塞把“進化”作為他的思想的中心觀點，他的一切工作都朝着這個目標干去，於是他的頭腦就像一塊強力的磁石那樣，專門吸取任何有價值的資料。他這種重視觀察、重視實際知識、重視收集事實材料的研究風格，使他成為實證主義的代表人物和典範，其影響甚至超過了孔德。他的缺點就是幾乎沒有詩和藝術的韻味。他的秘書說他“冷靜的薄薄的嘴唇讓人覺得他全無肉慾，清澈的雙目流露出缺少深情”。為此，他的文筆平鋪直敘，單調，從不張揚，沒有感嘆號，儼然像一個莊重而自持的模範。

他雖然窮，但就是不打算營生。先是依靠叔父留下的二千五百金遺產，不久就花光了，於是他跟赫胥黎等商量，由他們起頭招到一些訂戶預付錢，訂購他將要寫成的書。在歐洲居然得到四百四十份訂單，在北美得到一百份，總計一年可得一千五百金，斯賓塞滿足了。誰知當1862年《根本原理》（或第一原理）出版後，許多客戶退訂了，因為此書既得罪了學者也觸犯了牧師（下文談及）。斯賓塞為此十分失落。可是意料不到的是，他的匹敵，當時英國哲學界的權威人物約翰••繆勒寫信給他，表示可以擔保他的作品出版後書店老闆決無損失，但他禮貌地回絕了。又有一位北美的教授來信告知，有一批仰慕他的人用他的名字買了七千元公債，所收利息歸他，斯賓塞接受了，並又開始奮起繼續他的事業，勤懇而著有成績地工作四十年，直到《綜合哲學》全部出版。

在《根本原理》（1862年）出版之前，1858年，斯賓塞在整理以往自己的論文時，突然，像陽光闖進剛打開閉窗的房間一樣，在頭腦中閃現出一個念頭——進化論不但可以應用於生物學，還可以應用於各種科學，它非但可以解釋生物物種的演變，也可解釋宇宙天地的形成和演變，也可解釋社會史和政治史，甚至道德、審美概念的演變。在那以後，他就將畢生精力貢獻於自己確立的事業。

斯賓塞的在《根本原理》（獲第一原理）中，首先提出一個被赫胥黎稱之為“不可知論”的觀點。他認為，不論是宗教還是科學，在一些終極觀念上，都是不可思議的。譬如在宗教，說道“神創造了世界”，那麼“誰造了神？”，關於這個世界從何而來的任何解釋，都是不可思議的。譬如在科學，物質無限可分嗎？如果回答“無限可分”，不可思議，回答“只能有限分割”，同樣不可思議。於是他寫道：“科學家的探究在任何方面總碰到一些不可解的啞謎，並且他越到後來越明白這個啞謎是不可解的，他馬上頓悟到人類理知能大到怎樣，小到怎樣——理知能夠處理經驗範圍內的一切，對超越經驗的一切就無能為力了。他比任何人格外真正地知道，任何事物在其究竟的本性上是不可知的。”那麼，這是為什麼呢？斯賓塞說：“思考作用即關聯作用，凡思想所表現的只不過是物與物的關係（即現象）”，“理知是憑着並為了與現象界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如果我們試想把它應用在超出現象界的東西上，那就毫無意義了。”這裡的“與現象界交互作用”，可以理解為人在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中獲得經驗，換句話說，理知是憑着經驗而形成的，理知的形成也是為了獲得更多的經驗，如果把理知應用在超出經驗的範圍，那是毫無意義的事情。

然而，人們都會有這種體驗：“我們省察自己的思想，就可發現要消除心中那個意識，即總覺得在‘現象’背後還潛伏着一個‘實有’的意識，是怎樣的不可能，而且從而結成一種信仰，即對‘實有’的信仰”。他認為，雖然那個“實有”是不可知的，但是這種信仰卻無法磨滅。基於這種觀點，斯賓塞自以為可以調和科學與宗教的對立了，讓科學界承認，科學的則律只適用於現象界，而且具有相對性（只有相對的知識，沒有絕對的知識）；讓宗教界承認它的神學只是為了使那個對“實有”的信仰合理化的神話。在他想來，似乎把科學和宗教的“職能”作一如此分工，它們之間的矛盾也就調和了。他沒料到這樣一來反而兩邊都得罪了，以致他的客戶紛紛退訂。

指出“不可知”以後，哲學應該轉向可知的事物。哲學應該拋棄玄學，玄學只是幻景，哲學應該以實證科學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哲學的功用乃在各種科學結果的匯總和統一，斯賓塞寫道：“最低級的知識是未經統一的知識，科學是部分統一的知識，哲學是完全統一的知識”。這就是實證主義哲學的要旨，哲學應該從眾多科學成果中概括出廣大普遍的原理，能夠包含一切經驗，能夠揭示一切科學知識的根本原理。斯賓塞自認為已經發現了這一根本原理（或第一原理）。一切運動的原理是什麼？萬物生滅的公式是什麼？他說：“任何事物全部歷史總是包括它怎樣在不知不覺中顯現，又在不知不覺中隱滅”，這就是進化與衰滅的過程，一定能夠發現有關進化與衰減的根本原理。於是斯賓塞拿出了那個著名的進化公式：“進化就是物質之結合，伴以運動的消散，物質從散漫無定的混同狀態進入凝聚有定的分殊狀態，所持的運動則經歷一種平行的變形。”此話怎講？

譬如，原始的星雲是各部分混同的，後來就分化為氣態、液態和固態；生命從混同的原形質產生出各種器官來；人類由家庭到族群、到城市、到國家、到國際聯盟，等等，都是一個個進化的過程，這也是一個從混同到分殊、從離散到結合、從簡單到複雜的過程。如果相反，從分殊到混同，從結合到離散、從複雜返回簡單，那麼就不再是進化而是進入衰退過程了。在進化過程中，物質的運動必須消耗能量，為了繼續維持運動，就必須減低運動的速度和幅度，這就是“平衡”過程，這種平衡或調節的過程，一開始是徐緩的，繼而則急促起來，以致平衡或調節也不起作用了，最後就轉向衰滅。社會將瓦解，民眾將遷移，城市變為荒土，政府無法團結人民，社會秩序無法保持，地球也終將崩潰為塵霧星雲，如此這般，進化與衰滅的循環一度完成，這循環還將重起，並將無數次地重起。

這樣一宗哲學，人們是否會接受？斯賓塞自己也似乎不能肯定，以致他寫了一大段話，來為自己申辯，他有權利說出他所發現的灰色的真理來：“倘使有人遲疑宣告他所認為的最高真理，怕過於超前時代了，那他盡可以讓自己膽壯一些，只消立足於非人格的觀點上看自己的行為好了。望他記取，意見就是動力，……為一個動力單位，和其它同樣的動力單位便組成產生社會變革的總力量。……那‘無知因’就是這樣發揮作用的，‘無知因’在他心中產生某種信仰，為此他賦有特權去宣告那種信仰。……無論由此發生什麼結果，他這樣做總是在世界上扮演他應該扮演的——知道假使他能產生他所願望的變革——那很好，假使不能——也很好。”他一面堅持自己的信仰或發現的“最高真理”，一面又客觀地看待自己，把自己看作變革社會的總力量中的一個單位，這樣的一種思想者的態度，是值得肯定的。

斯賓塞將進化的觀點應用到生物學，概括出一個生命的定義來，他寫道：“生命是內部關係對外部關係的不絕的調合”。此話也可簡單地理解為生命的過程就是對外部環境的適應，適者生存，不適者被淘汰。這種“適應”也就是競爭的過程，對於種族來說，適應的種族得以留存，而且適應的能力也得到提高。譬如他寫到生物體的生殖對其所處環境的調合：“如因為構造來得低等，對外界危險競爭的能力很小，那必有很大的繁殖以補償其必然的大批死亡，否則這一種族必定絕滅了”，就像鹿的高度繁殖。相反，豹卻低度繁殖，如果豹的繁殖力超過掠食對象的繁殖力，豹就無法生存。對於人類來說，生殖率並不高，但是人口的增長一直是巨大的壓力，這就迫使人類設法提高競爭力以保證有足夠的食物供應量，斯賓塞寫道：“自始以來人口繁殖的壓力為進步之切近的原因。由此，發生種族最初的分散；由此，人們不得不放棄掠奪的習慣而從事稼薔；由此，進而把荒地開闢起來；由此，人們迫得進於社會狀態，由此，引起生產的繼續改良，智力和技能的提高。”斯賓塞所說的“人口繁殖的壓力為進步之切近的原因”，把“進化”換成“進步”，似有待商榷。不過，就生物學而言，用“內部關係”適應“外部關係”來解釋生命過程，用“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來解釋生物的進化，這樣一種觀念在現今恐怕已經廣為普及，但在十九世紀，卻是以斯賓塞為代表的少數科學家首先提出的。

斯賓塞在其著作《心理學原理》中，把進化論應用到心理學，試圖論述“心的進化”。他談到神經起源於細胞之間接合的纖維；談到適應性的反射動作由簡單到混合再到複雜，並固定下來成為習慣，通過遺傳積累而形成本能；談到意識和理

性產生於種種衝突的互相牴觸；談到理性和本能並沒有割裂，二者都是生命體的內部關係對外部關係的適應，其間的差異也只是程度上的，本能所適應的外部關係比較簡單且固定，理性所適應的外部關係比較新鮮而複雜；談到一個合理的動作不過是由某種情形引起的種種本能的反應，而在各種反應的互相競爭中留下來的那個反應；“深慮”無非是有些相牴觸的衝動在爭鬥，從中選擇最合理的一種；總之，在斯賓塞說來，理性與本能，思想與行為，乃是同一回事——內部關係與外部關係的調合。這些論述，似乎想象多於事實依據，不過，斯賓塞有關心理學的這種思路，倒也是一種首創，對於往後心理學發展提供了非常廣闊的視野。

斯賓塞把他的進化論應用到社會學，“社會學”這個學科名稱由孔德首先提出，這是實證主義對科學的一大貢獻，而斯賓塞對於社會學所做出的成績，恐怕還多於孔德。他認為，社會現象必定有因果的規律性，但這一門後進的學問卻被困在一大叢偏見裡面，反映在個人的、教育的、宗教的、政治的等等各個方面。社會學的研究應該以實際材料為基礎，他為此雇用了三個秘書為他收集資料，包括每一民族有關家庭、宗教、職業、政治、經濟、實業等等情況；他用自己的錢把這些資料匯集成八集出版，直到他去世還未印完。

斯賓塞認為社會就像一個人那樣，是一個有機體，也有各種機官，營養的、循環的、組合的、生殖的等等。他認為這個有機體也有生長演化的進程，套用他提出的進化公式，社會的進化也是從簡單到複雜，從分散到結合，從混同到分殊。譬如，由家庭到國家到國際聯盟，由小小的家庭工業到大工廠再到集團公司，殖民地自鄉村到市鎮到大都市，這些都顯示出“結合”的進程；同時，分工、職業的變化，城鄉間以至國際間經濟的互相依賴等等，都顯示出分殊（及凝聚）的進程。在社會現象的各個領域如政治、宗教、科學、藝術等，都顯示出分殊和結合的進程。此外，還需要着重指出，在斯賓塞的社會學理論中，最值得供後人研究的課題，是關於“軍事社會”與“工業社會”的論述。他認為，研究政治的學者將政治體制分為君主的、貴族的、民主的等等，這些乃是浮面的區別，最重大的區別在於是軍事社會還是工業社會。

軍事社會總是中央集權的，總是君主政體，總是伴以等級制度，總是實施強迫手段維持政治穩定，總是一切利益都必須附屬於國家利益。人吃人是原始社會的恥辱，現代軍事國家則把整個民族捆綁起來互相吞噬。所以斯賓塞說，“高等社會的可能性全靠戰爭的停止”。不過他認為達到這種遠景不能靠人性的感化，寧可依仗工業社會的發展。工業社會走向民主和平；生活不受戰爭的支配而集中精力在發展經濟；權力廣泛地分布到民間團體；那些威權、等級、階級等習慣，與軍事國家互相憑藉而得勢的，在工業社會將被打倒；社會成員之間相互關係從“原始狀態轉向契約狀態”。而這兩種社會最根本的區別在於：“從個人為國家利益而存在的信仰，轉變為國家為個人利益而存在的信仰。”

斯賓塞認為英國比較接近工業社會（他也猛烈抨擊國內主張對外侵略的勢力），而法國和德國正展開擴張軍備的競爭，軍事社會的流毒很深，他寫道：“在法國如在德國一樣，有一種社會改組的計劃，在其制度下，人們一面受社會供養，一面為社會工作”。他指出法國的某些人（如聖西門、普魯東等），“或以言論，或以事業，圖謀建立一種共產主義的生活和工作制度”，這是什麼緣故？他分析說“在英國，‘隸屬於他人’的程度比法國德國來得小，所以英國對於社會主義那種‘隸屬於他人’的體制的熱心及信仰來得少一些”。斯賓塞相信社會主義乃脫胎於軍事的封建的國家，社會主義與軍事社會一樣，包括集權的擴張，政府權力的擴張，人民自由的喪失，個人淪為附屬品。斯賓塞的這種看法，影響着後來的學者，把英美和歐洲的自由主義思潮區分開來。雖然，他對於各種社會的區別，採用軍事社會和工業社會的概念來解釋，或許過於簡單化，但是，他對社會主義的本質之分析，在十九世紀無人可及，真可謂真知灼見。他非常尖銳地指出社會主義的危害性，他寫道：“在社會主義的強迫獨裁之下，……必興起一種新的貴族制度，芸芸眾生都做着苦工去支撐它，而它則十分牢固，將任意揮舞它的權力，遠遠凌駕於古來任何貴族政體之上”。二十世紀，所有自稱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形成“特權階層”或“權貴階級”，實施獨裁統治，事實證明了斯賓塞的預言。

斯賓塞對於改善社會的願望寄希望於“合作運動”，他寫道：“這裡我們得到一種體制，其中強迫性減至最低程度，僅僅足於適應合作而已。每一分子在他做的工作而言就是自己的主人，僅僅受制於那些規則，那些規則由大多數分子設定，這是維持秩序所必需的。自軍事制度的強迫合作到工業社會的自由合作，其間的過渡就此完成了”。這就是斯賓塞的改善社會的理想，也是他的信仰：“正如軍事社會與工業社會相比較可見，自個人為國家利益而存在的信仰轉變為國家為個人利益的信仰，同樣，工業社會與即將從中進化出來社會相比較可見，自為工作而生活的信仰轉變成為生活而工作的信仰”。

要改善社會，必得涉及到道德問題。什麼是善，什麼是惡，是否像康德說的那樣，人心都存有一種先天的“絕對命令”？是否存在永遠不變的道德戒律？斯賓塞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要尋找一種自然的新倫理來替代傳統的道德規律：“為正當行為所虛設的超自然的保障就是擯棄了也不會留下空白的，有自然的保障在呢”。什麼是自然的道德保障呢？他認為道德規律如果在自然選擇和生存競爭中經不起考驗，那都是無效的空話。換言之，在自然選擇和生存競爭中，有利於適應“物競天擇”、有利於生存的行為就是善，反之為惡。由於在不同時代、不同的社會裡，生存競爭所處的自然環境及社會環境都是不同的，所以這也意味着在不同的社會將產生不同的道德觀念。在軍事社會裡，最高的德性就是強力和勇敢，服從國家利益，女子多多生育等等。譬如北美的印地安人把使用弓矢戈矛作為最高職業，視農作和手工為低賤。但在工業社會裡，智慧、勤奮、男女平等、獨立自強等等作為美德受到更廣泛的重視。

什麼是正義？這是道德領域要回答的重大問題，斯賓塞認為在工業社會裡，正義的公式是：“各人儘量地自由，只要不侵犯他人同等的自由”，這個公式利於和平的實業，因為給與人們平等的機會而激勵大家尋找機會發展自我；這公式主張個人神聖，允許每個人能夠憑自己的能力和勤奮而發達，他認為這種個人神聖的道德觀對於大眾是有利的。他說：“在社會情形所規定的範圍內追求個人的幸福，正是達到最大程度的公共幸福首先必備的條件”。這一正義的公式，將保障每個人享有“同等的自由”，有利於社會成員之間平等相待，也有利於培育希望他人獲得同樣幸福的心態。按照這個正義的公式，政府對於個人的管理將失去藉口，政府的權力將縮小，只限於防止破壞均等的自由，他說：“在維持正義之外政府再做任何別的事情沒有不是侵犯正義的”。

斯賓塞的以上論述，使人聯想起二十世紀政治學者們爭相論述的現代觀念，即人權、民主、自由、憲政等等，歷史的進程證明了斯賓塞的社會學理論對於後世有着重大影響。

斯賓塞提倡用實證主義哲學的方法去研究社會，這就是斯賓塞對社會學的突出貢獻，社會學也因而逐步發展起來。實證主義哲學的方法，就是以大量的事實材料為研究的紮實基礎，從中努力探究社會演變的某些規律性。這一研究方法導致產生關於“進化與衰滅”的觀念，所以，“進化論”成為實證主義哲學的一個重要成果，也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