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再次听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说法。

“让”，就必然要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古装戏中，达官显贵招摇过市，前面就有人打着“让”字牌，也许他只是去打打麻将；北京街头经常看到警车开道，所有正常行驶车辆都要靠边，一溜黑色轿车呼啸而过-----这是公共交通上的“让”。

那么“先富起来”是怎样“让”的呢？就是制造一个价差，让一部分人轻而易举地获取它，并且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这就是长期以来一直明里暗里存在着的“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经济学上称为价格歧视，同物不同价。本应该价格面前人人平等的，而我国长期以来却制度性的搞了个价格面前人人不平等，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次：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倒家庭耐用消费品，最突出的是倒彩电票。谁手里掌握这些票，把它放出去，谁就发财了。“官倒儿”一词由此时而生。

──80年代末，倒生产资料。比如，和建筑行业密切相关的钢材，计划价一千多元一吨，而市场价最高竟然卖到三千多元。站在全国的角度作一个简单的数学运算，就会发现，大约相当于全国钢材年产值的财富，流入“一部分人”腰包。这还仅仅是钢材价差，煤炭、石油、水泥等等等等一切生产资料那几年无不实行价格双轨制。累计产生的价差是何等的巨大？于是，全国范围的“反官倒儿”随之而起。遗憾的是，官倒儿不但没有被遏止住，反而更加变本加厉。

──到了90年代初，产品倒过了、生产资料也倒过了，该倒货币利率了，倒计划贷款指标。金融市场一度被搞得乌烟瘴气。“一部分人”却不费吹灰之力地从中获取了巨额价差。落入“一部分人”腰包的如此巨额的价差，迅速以物价飞涨反映在商品上，最终又以通货膨胀的方式全部转嫁到最没有承受能力的普通老百姓头上。可悲的是，那时侯咱老百姓还心甘情愿地去抢购那些质次价高的商品来帮助“一部分人”消化掉了巨大的价差。即“一部分人”吃了饭，十亿普通老百姓争先恐后去买了单，还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冤。

──从90年代后期直到现在，各种要素都倒过了还倒什么呢？倒各种要素的集成──企业，倒企业上市指标。这一倒的价差可就不是几百元几千元几万元了，而是以天文数字计。通过股市制造泡沫经济把这部分价差转嫁到股民头上。上市公司不仅“一年绩优两年绩差三年亏损”现象司空见惯，而且上市当年就亏损的情况也屡见不鲜，甚至不久前还出现了象麦科特这样上市半年就预告亏损的公司，更有甚者，最近宝光股份上市才仨月即发预警公告。至于虚假报表、虚假交易、虚假重组更是层出不穷。

价格双轨制十分可恶，它不但造成价格上的混乱，同时也产生政治上的腐败──权钱交易，经济学上叫寻租现象。中央电视台最近一期《新闻调查》有关蓝田的报道就可见一斑，一家上市公司几乎手眼通天。

我们发现，这四次大规模的“倒”是一个权力逐渐上移的过程。越倒，价差越大；越倒，有机会参与的人越少。

先富起来的这一部分人并不显富。他们聚敛的巨额财富，要么如成克杰之流在境外比如香港购买了不动产，要么如李纪舟之流以子女的名义转移到国外支援了资本主义建设。这些巨额财富实际上已经沉淀在“一部分人”手上，暂时不会参与国内的消费流通，这也是内需长时间难以拉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待到条件成熟政策允许（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机会参加政策的制定），这部分巨额资产就会出来收购国内企业、土地，“一部分人”也会摇身一变成为当年革命的对象??资本家、地主。

不知道“一部分人”倒完上市指标以后还要倒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如不施以良策从源头上加以遏止、如不置“一部分人”的行为于法律和舆论特别是舆论的监督之下，那么，“一部分人”就决不会停止用强权进行疯狂的资本积累的脚步。从以往的历史我们看到，虽然价格双轨制明里取消了，但是，实际上总是会不断地出现让“一部分人”易如反掌获取价差的制度上的机会。下一次这样的机会最有可能出现在国有企业资产关系的转变过程中，比如只允许领导干部持股不允许广大工人持股，这样一来，广大的国企工人的地位就彻底完整了由“主人翁”到社会最底层的转变，而“一部分人”也就完成了由“公仆”向主人的转变。这是极其不公平的。我们知道，即使到如今也没有哪一家国有企业象民营企业或私营企业那样要求各级领导对企业真正承担经营上的风险和经济上的责任，从某总意义上说，到是员工更多地承担了企业的风险，比如企业效益不好时员工的收入会明显下降，而领导们的收入几乎不受影响，把国企搞砸了还可以平级调动，甚至提拔高就。也就是说各级领导和普通员工都没有对企业承担经济上的风险，那么，在经济利益上也就决不应该有太大的差别。这是国企领导在收入上不应该向私企看齐的根本理由。现实是，国企领导的收入远远高于员工几倍甚至十几倍。这是题外话，回到主题，不管“一部分人”下一步倒什么，可以肯定的是，负担会再一次落到普通老百姓头上。

《论语》中“温良恭俭让”的“让”是一种谦逊的美德；“女士优先”的“让”是一种绅士风度；在发达国家实行“公交优先”的城市，所有社会车辆包括官员专车都要为公交车让行，直接体现的是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意识，间接体现的是提高效率、减少污染、降低能耗的可持续发展思路；而经济活动中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是用强权进行资本的积累，侵害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基本利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道德规矩，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交易规则。

让弱势群体，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让强势群体，是社会腐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