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上台之後，美國一改以往美國對中國的接觸政策，轉變為強硬的對華遏制政策，明確提出要對中國進行圍堵、打壓和遏制。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修正主義國家”和“壓制的政權”。而在2018年發布的《國防戰略報告》中，再次確認將中國視為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

在過去，中國國內的國際關係研究者大都認為特朗普對華政策強硬，主要是源於身邊對華堅持強硬立場的執政團隊核心成員班農、納瓦羅、蓬佩奧、波廷格等人。很多學者發表不少文章對特朗普團隊中的對華強硬派的思想來源進行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但最近美國《華盛頓時報》刊發的一篇文章，揭示了美國對華強硬政策及其內容實際上更多是由美國國務院一個以華裔學者為關鍵角色的“中國班”制定的。這的確讓許多研究美國的學者大跌眼鏡。擔任這個關鍵角色的曾經的中國人就是上世紀80年代到美國留學後加入美國，現在擔任美國海軍學院教授的余茂春（英文名Miles YU）。

余茂春1962年生於重慶，1979年就讀於南開大學歷史系。據他自己稱，他在南開大學就讀期間，有幾位美國人作為富布萊特學者在當時的南開大學交流並進行教學，就是在那個時候，他認為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歷史敘述是浪費時間，而美國總統里根“美國代表着地球上人類最好的和最後的希望“的理念激勵着他到美國去尋找新的生活。余茂春1983年南開大學畢業後到美國繼續求學，1985年進入賓夕法尼亞斯沃斯莫爾學院並獲得碩士，1994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後進入了美國海軍學院任教，現在擔任東亞和軍事史教授。

余茂春在接受華盛頓時報採訪時說，他經歷了瘋狂的文革時代，雖然當時還年齡小，不能體驗到政治上的瘋狂，但激進革命的暴力荒謬和意識形態上的尖叫，對生命、社會信任和公共道德的破壞以及對任何西方或資產階級的仇恨，顛覆了他童年最純真的認知。

余茂春現在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中國政策和規劃首席顧問。他被蓬佩奧視為美國對華政策規劃團隊的關鍵一員。特朗普執政三年以來，余茂春一直是特朗普政府內重塑美國對華強硬政策中國問題專家。美國把中國重新定義為最重要的戰略對手，余茂春發揮的作用尤為突出。

在蓬佩奧的領導下，余茂春和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史迪威組建了一個由對中國理解深刻的現實主義學者組成的“中國班”，其中包括在香港出生的普林斯頓大學電子工程專業教授蔣濛等華裔。余茂春是這個班底中的關鍵人物，一直以來在幫助蓬佩奧和史迪威制定和實施特朗普在”美國優先”原則指導下的對華政策。史迪威多次表示余茂春是美國國務院定期戰略會議的關鍵人物。

余茂春被特朗普團隊認為是為數不多的能夠解讀中國共產黨術語的人。他們把余茂春視為與其他所謂中國專家相比較能夠更好地發現中國領導層弱點的真專家。在余茂春的指導下，特朗普執政團隊將中國現在外交的做法視為“原則性的現實主義”，將中國使用的“雙贏”、“相互尊重”和等術語解讀為“毫無意義的陳詞濫調”。特朗普政府據此也在重新系統性地調整以往美國政府對北京的“綏靖政策“。

蓬佩奧認為，余茂春在共產主義中國長大，理解民主和獨裁的區別，並在這一點上比任何人都能更好的進行解釋。余茂春本人對美中兩國的學說的確也有着深刻的認識和了解，他不僅從學術角度而且從政策實踐的角度來推動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史迪威把余茂春視為美國的“國寶”和特朗普外交團隊的寶貴資源。國家安全副顧問波廷格則稱讚余茂春是一個對冷戰和美中蘇關係有清醒認識的人，能清醒地認識到文化和意識形態在戰略制定中的重要性。

余茂春提出中共通過利用美國的民主開放和政治交流，爭取了很大一部分政治精英通過資本和智囊的遊說來影響美國對華政策並對中國示好，而美國的很多對華政策則不斷受到所謂“邊緣瘋子”的批評。余茂春的這個觀點在這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特朗普政府開始限制中美人文交流。

余茂春認為特朗普是美國第一個認識到北京打出的“美國牌”遠遠好於美國打出的“中國牌”的政府。他對特朗普執政團隊稱，中國的體制實際上是由一個不願受外部影響的共產黨管理的、決心建立自己世界秩序的體制，而這個體制在馬列主義和中國為中心的民族主義的支持下，已經成為一個美國必須高度重視和嚴肅對待的戰略對手。中國的這種西方和傳統結合也使其試圖把自己定位為世界的道義和政治中心，而對西方的自由秩序和民主不屑一顧。蓬佩奧將余茂春視為其團隊政策制定的核心組成部分，認為余茂春在如何應對中共挑戰以保護美國民眾和美國自由上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建議。

余茂春表示美國對華政策已經取得了進步，但是由於在特朗普執政之前美國國內關於中國的幾個關鍵政策理念錯誤，導致從上世紀70年代美國與中國建立關係以來對美國影響中美關係走向的能力過於自信。他認為在冷戰時期，美國的政策制定者以為成功的打“中國牌”削弱了蘇聯，但實際上中國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打了“美國牌”，這損害了美國的利益。

余茂春向美國高層指出，現在美國政府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沒有區分或充分表達中國民眾與執政中共之間的差異。中國民眾現在對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的狂熱追求和在政治上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漠不關心已經成為普遍的現象，但是美國的政策文化精英們經常把這種狂熱追求與中共馬列主義的僵化教條混淆起來。美國最大的失誤就是沒有把中國民眾和中共主導的政權區別開來。正是在余茂春的理念影響下，蓬佩奧在最近的講話中都特別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分別開來，指出中國共產黨而不是中國人民是中美雙邊關係的問題。

余茂春還提出，美國對華政策認識的一個重大不足，就是政治精英沒有正確評估北京的弱點和脆弱性，並採取相應的全面對策。他向美國外交高層指出，美國幾十年來制定的中國政策是通過基於預估中共美國的憤怒程度，而不是以什麼最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來制定的，這就導致美國經常會屈服於中共的虛張聲勢的政策。美國的這種做法是對中國策略的根本誤解，因為中共最擅長於把憤怒程度提高到最高水平，然後看美國的反應如何，而不幸的是美國常常被中共的策略牽着走，最終往往是通過對中國政策進行調整來安撫中共的虛假憤怒，進而避免與中共進行想象中的和誇大的直接對抗。但是美國沒有意識到其對獨裁政權的巨大影響力和現實優勢，實際上中國政權的核心是脆弱和軟弱的，他們害怕來自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對抗。

余茂春對中國具有現實性的評價，隨着其在美國對華政策團隊中發揮關鍵作用，終於在美國外交政策上得到了應有的體現。余茂春多年來一直警告中國正在有系統地進行商業盜竊和欺騙，現在蓬佩奧也在公開的講話中直接抨擊中國的網絡攻擊、盜竊知識產權等問題。余茂春現在在美國外交團隊中的核心關鍵地位，是美國對過去華政策進行調整的一個重要表現。

余茂春向美國政府呼籲了好多年美國應該調整對華政策，但一直沒有得到美國往屆政府的重視。特朗普上台執政後，在其操弄民粹主義不斷激發美國民眾和社會對中國的負面認識後，余茂春在如何調整美國對華政策和如何遏制中國上的措施建議終於與美國的社會民意走到了一起。這是余茂春成功的必然原因。美國的外交政策團隊能夠讓一個後入籍的中國人在對華政策制定上承擔如此重要關鍵的角色，說明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和圍堵正在向着更深層次和領域。這些對中國政治和社會了解深刻的中國人，也必將在美國的對華政策中注入更多的針對性內容。顯而易見的是，美國未來對華政策將會給中國的發展外部環境造成更多難以逾越的障礙，未來中國的對美政策也必須及時根據這個情況進行調整，並作出相應的應對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