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金正恩發布“罪己詔”

金正恩在紀念朝鮮勞動黨成立75周年大會上說：“我感到羞愧，我一直無法適當回報你們對我的極大信任”，“我的努力及奉獻不足以引領我們的人民擺脫生活困境。”金正恩在演說時哽咽，他在講話時十多次說道“感謝”及“抱歉”。總之一句話，金正恩下“罪己詔”了。

網上一時議論紛紛，有夸的（良心未泯），有罵的（假慈悲），有把他和我國現任的和已經去世的領導人相比較的，總之，說什麼的都有。下面談談我的一點看法。

其實，我覺得，金正恩能發“罪己詔”，和他本人的良心泯沒泯沒有多大的關係。他之所以能發罪己詔，主要在於目前朝鮮的特殊的政治體制——說具體點，就是因為朝鮮目前實際上實行着最高領導人的世襲制。

在行政系統（政府）居社會絕對主導地位的國家中，如果其最高領導人的繼承實行的是世襲制，那麼，就存在產生罪己詔的可能。這個條件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長期存在，因此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就經常有罪己詔出現。但辛亥革命後，中國取消了最高領導的世襲制，因此，在中國當代歷史上，罪己詔就徹底消失了。

這裡有什麼必然的邏輯嗎？是的，這裡有必然的邏輯——如果最高領導是世襲制，那麼，當這個最高領導犯了錯誤時，他是有可能認錯的，有可能下罪己詔的。因為存在世襲制，所以別人不能對他說，“你犯了這麼大的錯，應該下台，換一個人上來。”正因為在世襲制條件下，無論我做得怎麼樣，你們都不能換一個人，那我承認一下錯誤又何妨呢？反之，如果最高領導不是世襲制，那他無論犯了多大的錯，他也絕不肯下罪己詔，因為別人會對他說，“你下台吧，換XXX上來干。”這也就造成在所有的非世襲制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執政黨做總結時，總會說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難免的學費）。這和執政黨或其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品質關係不大，主要是體制上的原因（非世襲制）造成的。當然，在非世襲制的條件下，執政黨或其最高領導如果犯了極其明顯的錯誤，實際上他們也是會認錯的，只不過這種認錯一般來說會採取一種特殊的沉默的方式——例如，對某個事件不再去提起它，更不會去反覆慶祝它。也就是說，如果一個重大事件過去之後，執政黨如果在以後的日子裡不斷慶祝它，紀念它，那就說明執政黨認為這件事自己做得對；相反，如果一個重大事件過去之後，執政黨不再提起它，更不去慶祝它、紀念它，那就說明執政黨認為這件事自己做的不對（這也可以看成是一個無言的“罪己詔”吧）。

另外，與罪己詔有些相關的另一個現象是，自從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歷史上的諫官制度就徹底消失了。因為，過去皇帝是世襲的，諫官無論怎麼在朝廷上當眾批評皇帝、讓皇帝下不來台，皇帝也能容忍，因為這不會危及到他的皇位。而且，諫官自己也敢於直諫，絕不會有人攻擊他，說他批評皇帝是為了讓皇帝下台，自己取而代之。現在如果我們想在中國恢復諫官制度，已經絕無可能了，因為世襲制已經沒有了。

順便說一句，現在的歐美國家沒有世襲制，總統們也經常下罪己詔，那是因為行政系統（政府）在社會中不占主導地位。那些總統們都是為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市場系統服務的“僕人”，和金正恩在朝鮮社會中的絕對主人地位是不可相提並論的。

總之一句話，金正恩過去暗殺他的兄長，不是因為他特別壞；金正恩現在發表罪己詔，也不是因為他特別好。兩者的產生，都是體制上的原因——朝鮮的世襲制。

最後再多說一句，中國許多現存的不良現象，也大多是過度集權的體製造成的，和領導者個人的品質、才華等等，關係不是很大。也就是說，我們不應該把過多的注意力放在最高領導者個人身上，而應該放在改革不合理的體制上面。具體說，就是把目前過度（高度）集權的體制，想辦法改變成一個適度（低度）集權的體制。

談談金正恩發布“罪己詔”

金正恩在紀念朝鮮勞動黨成立75周年大會上說：“我感到羞愧，我一直無法適當回報你們對我的極大信任”，“我的努力及奉獻不足以引領我們的人民擺脫生活困境。”金正恩在演說時哽咽，他在講話時十多次說道“感謝”及“抱歉”。總之一句話，金正恩下“罪己詔”了。

網上一時議論紛紛，有夸的（良心未泯），有罵的（假慈悲），有把他和我國現任的和已經去世的領導人相比較的，總之，說什麼的都有。下面談談我的一點看法。

其實，我覺得，金正恩能發“罪己詔”，和他本人的良心泯沒泯沒有多大的關係。他之所以能發罪己詔，主要在於目前朝鮮的特殊的政治體制——說具體點，就是因為朝鮮目前實際上實行着最高領導人的世襲制。

在行政系統（政府）居社會絕對主導地位的國家中，如果其最高領導人的繼承實行的是世襲制，那麼，就存在產生罪己詔的可能。這個條件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長期存在，因此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就經常有罪己詔出現。但辛亥革命後，中國取消了最高領導的世襲制，因此，在中國當代歷史上，罪己詔就徹底消失了。

這裡有什麼必然的邏輯嗎？是的，這裡有必然的邏輯——如果最高領導是世襲制，那麼，當這個最高領導犯了錯誤時，他是有可能認錯的，有可能下罪己詔的。因為存在世襲制，所以別人不能對他說，“你犯了這麼大的錯，應該下台，換一個人上來。”正因為在世襲制條件下，無論我做得怎麼樣，你們都不能換一個人，那我承認一下錯誤又何妨呢？反之，如果最高領導不是世襲制，那他無論犯了多大的錯，他也絕不肯下罪己詔，因為別人會對他說，“你下台吧，換XXX上來干。”這也就造成在所有的非世襲制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執政黨做總結時，總會說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難免的學費）。這和執政黨或其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品質關係不大，主要是體制上的原因（非世襲制）造成的。當然，在非世襲制的條件下，執政黨或其最高領導如果犯了極其明顯的錯誤，實際上他們也是會認錯的，只不過這種認錯一般來說會採取一種特殊的沉默的方式——例如，對某個事件不再去提起它，更不會去反覆慶祝它。也就是說，如果一個重大事件過去之後，執政黨如果在以後的日子裡不斷慶祝它，紀念它，那就說明執政黨認為這件事自己做得對；相反，如果一個重大事件過去之後，執政黨不再提起它，更不去慶祝它、紀念它，那就說明執政黨認為這件事自己做的不對（這也可以看成是一個無言的“罪己詔”吧）。

另外，與罪己詔有些相關的另一個現象是，自從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歷史上的諫官制度就徹底消失了。因為，過去皇帝是世襲的，諫官無論怎麼在朝廷上當眾批評皇帝、讓皇帝下不來台，皇帝也能容忍，因為這不會危及到他的皇位。而且，諫官自己也敢於直諫，絕不會有人攻擊他，說他批評皇帝是為了讓皇帝下台，自己取而代之。現在如果我們想在中國恢復諫官制度，已經絕無可能了，因為世襲制已經沒有了。

順便說一句，現在的歐美國家沒有世襲制，總統們也經常下罪己詔，那是因為行政系統（政府）在社會中不占主導地位。那些總統們都是為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市場系統服務的“僕人”，和金正恩在朝鮮社會中的絕對主人地位是不可相提並論的。

總之一句話，金正恩過去暗殺他的兄長，不是因為他特別壞；金正恩現在發表罪己詔，也不是因為他特別好。兩者的產生，都是體制上的原因——朝鮮的世襲制。

最後再多說一句，中國許多現存的不良現象，也大多是過度集權的體製造成的，和領導者個人的品質、才華等等，關係不是很大。也就是說，我們不應該把過多的注意力放在最高領導者個人身上，而應該放在改革不合理的體制上面。具體說，就是把目前過度（高度）集權的體制，想辦法改變成一個適度（低度）集權的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