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代多元族團的髮式 意味着漢民族誕生
先秦時代多元族團的髮式
Chiefdom理論提出的西方史學大家塞維斯在《國家和文明的起源》中認為在酋邦出現前有一種Ranked族團時代,它意味着在古代民族出現前有一種基於種族的地緣性而漸變形成的族團型態。這種族團在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中被分為氏族moities和部落兩級分層。這種理論帶有強烈的十九世紀西方左派“反叛”色彩,他曾說過他的理論受過黑格爾的三段辯證法和馬克思的影響。所以老馬在《古代社會研究》(見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中曾說到過他的人類學理論是建築在摩爾根人類學理論上的。這也是現在我國官方理論話語的重要來源之一。
在這種二元論的顛峰階段使反理性與後人本主義的極權理論成為可能的架構中,我們很難說古代的族團就是二級或三級制的日耳曼型態或北美印第安人的Yirokl部落。所以體現在文化的表象甚至“文本”實現方式上,這些族團間的地緣或聯盟等因素也很難使這種差異趨於統一。因為考古和人類學資料表明古代族團的文化實現形式既有地緣或聯盟等因素也有對抗性的`可能。一個很重要的例子是西伯利亞的阿爾泰—通古斯民族Choukerqe人在薩滿儀式和細微到文化細結等表象上都體現出的分層和差異性。這一點對我們看清上古時代東亞大陸的多元族團在社會風俗和族緣性文化表達方式上的研究提供了衣據。
我們所能知道的上古時代在東亞大陸的多元族團至少有東方的鳥夷系,中部黃河流域的黃帝龜黿系統和西方的炎羌、氐羌系統。這些族系是否可以用拉丁文中的“Claydy”來表達是一個很困惑的事。H.Robert在《西方早期文明史》中提到因為那個詞最早的意思是指羅馬共和國時代台伯河地區以北各地蠻族的社會組織方式。它們是以軍事的聯繫和分層的內聚系統為它的基本特針,所以它有一種很嚴密的軍事色彩的組織方式。在Kairat人大戰士聯盟中雖然我們也能見到黃帝系統和炎羌系統的聯合。但是它們一同擊敗的蚩尤九黎同樣是羌的族系。《路史》說過“蚩尤炎帝之苗裔也”。所以東亞大陸上的族團系統是散漫而混亂的。在軍事活動與宏觀的社會動態上它們在公元前三千年紀前表現的是混雜而無體系的結構。但是在文化上卻有理由把它們分為幾個實體。
《淮南子•齊俗訓》說:“三苗髽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椎髻。”這裡有兩種很重要的地理性文化特質,它們竟表現在髮式上:鬋首束髮和椎髻。黃宗羲先生在明末韃清入侵後曾到達了倭國,他驚詫地發現了不同於大陸漢韓二族束髮的另一種僅能見於古代書本中吳越族系的髮式——椎髻。他對此現象的描述是:“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這種髮式曾在東周時代以前廣泛流行於長江中下游地區。而三星堆的考古表明,四川盆地的古蜀王國作為炎羌集團和鳥夷系統的交流體帶有椎髻和辮髮的兩種並存風俗。笄飾是椎髻的一種重要配搭物體。在四千年前長江下游那個被學者王大有稱為防風氏的良渚文化時期遺址,笄飾開始是並不多見,從中揭示了東南鳥夷系地區髮式的演變。
關於炎羌系統的文化是一種“羊種”文化,這以點已為張光直、吳銳、啟良,王大有等學者所認同。這也可以從甲骨文中那頭部為戴羊角狀的羌字字形所證實。。”《北山經》記狍鴞上“羊身人面”;作為一種西方的“游團”族系,我們能證實披髮和辮髮是他們唯一的兩種可能髮式。最近有人綜合研究甘肅出土的幾件公元前二千年紀前古羌系文化的陶塑人面及人頭,發現甘青地區由廟底溝到馬廠時期的陶塑人像都有披髮的髮式,額上並有短髮。髮式是區別部族的重要指標。甘青新石器陶塑有披髮髮式,周秦漢以來同一地區的羌族,據《後漢書》“西羌傳”:“被發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這一現象,不能只是巧合。所以我們斷言古羌人是披髮的人群。但其中在商代末期與黃帝系的姬周王國關繫緊密的姜姓族團,由於受到周族人束髮的影響而接受了束法。劉啟益在《宗周文明初考》中由金文中尋找周國王的配偶姓氏,發現由文王開始,西周十二王,十一代,每隔一代即有一位姜姓的王后。這個模式不是偶然的。只有對偶集團的關係可以解釋.這也正是姜姓羌系統接受束髮的一個社會文化的因素.
我們對鳥夷系統諸族的辮髮流行形制並不感到驚詫.鳥夷系統的民族的確和北方的通古斯民族有着文化上的同質色彩.辮髮的蒙古和滿族已為人們所熟知,作為和西伯利亞阿爾泰--通古斯民族關係密切的東北赫哲族與倭國阿伊努民族都是辮髮的族團.古代東北扶餘族的創世神話中那吞卵而生後代神王的故事內容和殷商民族 的創世Epic-system 保持了高度的統一.而這也可見於滿韃的神話.
與滿韃的金錢鼠尾髮式不同東方鳥夷系的殷族人雖然是辮髮但是辮制是和他們十分不同的.從安陽考古材料中的玉制子姓貴族人像來看,商代貴族和國民男子髮式,以梳辮髮為主。從形象資料來看,這個時期的男子辮髮樣式較多,有一件帚好墓中發現的編號為M:AK142的玉人來看,他的髮式總發至頂,編成一個辮子,垂至腦後的;有左右兩側梳辮,辮梢捲曲,下垂至肩的:有將發編成辮子盤繞於頂的等等.有的為總發至頂,編成一個辮子,垂至腦後的.
下圖是考古復原的商王國武士------小臣的形像我們能看到他的辮髮是後梳的.
辮髮的形制保存到了東周時代,我們所知的戰國時韓魏等三晉國家從考古形像中都發現了辮髮的人像.在周公東征後的東方鳥夷系地區和中原商國的遺民國家——宋國都還大量保存着辮髮的遺俗。我們知道文明中有三大層面,它們是:文化甚至於形而上學,第二是社會組織方式與各種制度,三才是器物與工具的層面。這三者存在着深層的多邊互動關係。《左傳》中記述了晉卓公和宋成公在宋宮中相見。這是公元前七世紀的初期了,周禮的理性精神已浸潤到了宋公國的社會基本單元。可是正如余秋雨在《一個王朝的背影中》所說的文化的慣性是如此的強大,以至於當政治和軍事的活動過去很久也能保持文化和文化思維的定勢。所以商王國酒神性狂怖的樂物還保存在宋國的宮庭里。當晉侯在觀看了《桑林》後竟被嚇倒而至於大病。可見東周的文化和實在方式之間是一種何等的怪異而統一的關係。
而邏輯的推理應該是到了周禮浸潤了五百年的黃河中游地區應該以本土化的勢態取代邊緣的辮髮.而這種文化表像竟以一種極頑強的態度堅持-----到了公元前四世紀.Frulze在《金枝》中說過被西班牙人文化侵入了兩百年的被天主教化的南美本土宗教儀式中對祖先木乃伊的尊敬仍是一個重要的主題.由此可以想見到文化慣性的力量.也是對周禮下多元族裔共生現像中黃河中游區髮式這種現像的合理解析.而這種文化的共生現像正如荷蘭心理學家Karoumis所提出的“集體無意識改變”理論一樣有一個漸變到溶合的過程。
這一點明確地表現在了秦王國和它帝國時代的軍人形像上,兵馬俑的發現意味着那隻軍隊的原生形態被展視給我們。從秦軍的髮式來看,他們有一種區別於姬周王朝正統話語中禮樂文本所需要的正冠和修禮的正束髮不同的斜束髮。而這種束髮的形制有趣地和辮髮接合到了一起。每一名秦軍士兵的後腦部分都有幾條組成發暨的髮辮。這和秦國人的祖先來自東方系鳥夷戲民族有關。他們是在周公東征後被帶入西部中國的。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大致可以發現,從漢帝國開始直到被滿韃強令改為辮髮的整個之間一千多年最典型的束髮形制必然源自於黃帝龜黿系統。束髮的基本要求一般是長針形,用以固定髮髻或者或冠弁,形式有多種,有一端有烏獸頭形,一端尖狀,或一端扁平者,後世婦女有用扁平而二頭尖者等。《禮記》:“冠玉,洶上玉怖”。冠是古代成年男子所戴束髮用具。這些形制的文物發現多是在西周墓葬中。而周族是黃帝系統的族團。這與周代日神性質的文明精神注重形式、理性和偏愛整齊劃一的傳統文化心理有關,此後的中國人對髮式的態度,曾是非常慎重和嚴肅的,甚至把它納入禮法統轄的範疇。古代兒童“垂髻”,讓頭髮自然下垂;稍長“總角”,把頭髮束為左右兩結;成年時,女子束髮穿笄,男子束髮加冠。這就是Max Weber所的脫昧精神所帶來的一系列的影響。。
現在我們對先秦時代多元族團的髮式表現作出文化的結論:多種族團以分層和共生共同構成了東亞大陸早期文明的社會表像。這種表現體現以服裝和風俗等多種角度展現了從多元到一元的文化作用的過程,因此髮式成為從巫史到禮樂甚至宏觀文明鏡像的反映。這其中的美學內質是Kant二律背反和李澤厚的歷史本體悲劇的文化實踐。在這個大陸上的髮型從幾大族團的披髮束髮辮髮再到禮樂作用下的對抗和交溶在集體無意識狀況下多邊互動最終以鳥夷的辮髮、西羌的批發統一為帝國時代的束髮,這意味着漢民族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