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萬維讀者為首頁 廣告服務 聯繫我們 關於萬維
簡體 繁體 手機版
首頁 新聞 視頻 博客 論壇 分類廣告 購物
版主:納川
萬維讀者網 > 天下論壇 > 帖子
謝選駿:禮樂思想二十一條
送交者: jinian 2006年01月30日08:29:0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謝選駿《中國文明整合全球》
第四部 中國模式
Part IV Chinese Model

第四十一章 孔孟荀的見證
Chapter Forty-one Testimony of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 Zi

三,禮樂思想二十一條
3. Twenty-One points of Rites and Music

我反對破壞高貴事物的暴民運動(例如《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所倡導的“痞子運動”),曾在1975年間針對毛澤東1974年發動的暴民批孔運動,寫下有關禮樂思想的若干筆記,思考對象主要為《禮記》,其中二十一條今天看來還值得回味,所以略作修改,公布如下。

1,論“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

何謂詩?此不獨指《詩經》,也非獨指詩藝,而是指普遍的文化與教養。因為當時《詩經》幾乎包含了一切文化,詩不但是文藝之冠,且是文化的代表、文明的綜合。

何謂禮?禮在此是指天然的等級、生命的限制,以及由之引起的文明教化,同時也是守禮與遵守秩序。

何謂樂?樂不僅指音樂及音樂的教化與薰陶,也不僅指無邪的快樂,且是一種由於詩的興起與禮的遵行而達到的快樂和諧境地,因此說“樂就是和諧”並不過分。“樂”就是理想的歸宿,達到了其樂融融的至境,就是成功。

興、立、成之過程何謂?文明教養就是詩,乃是一切天才統治興起的契機。孔子曾經闡述過禮制復興的基礎,沒有文明教養的人是不能興起的文明秩序的,非禮的專政乃無理性的軍事統治,它不能促成社會復興。

文明教養的理性成為統治原則之後,創造性天才要藉助禮來創業,奠定黃金時代的基礎。只有限制性禮,才是理性的社會體現,才能迫使人們走上正軌。因此只有禮才能奠立和諧之仁愛,打下持久勝利的基礎。禮制的天下統治實現之後,頒布儀禮與禮法來鞏固禮制。禮制精神能實現樂的世界。人類的黃金時代就在樂中實施。總之樂為人人渴望,樂的實現有助禮的復興,禮的復興有待於文明教化,文明教化有待於王道政治。

對禮的論述可分為兩類:

a、學術性論述與探究,包括禮的歷史及其功能如體現了文明曙光;禮的精神、禮儀、禮法的具體項目;禮的現實意義、對禮製發展的展望等等。

b、對古典禮制的借題發揮,領域可以相當廣泛,無所不包,實質上是第一項研究的結論作為出發點,達到創造歷史的目的。


2,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憲問》)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何謂也?不越其位,不過其分,而不是教人推卸責任。比如,在異族入侵面前,不是官僚也有保衛祖國的責任,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而不應該以“不謀其政”為藉口,甚至以“推翻反動腐朽的本國政府來拯救國家”為藉口,因為人雖非官僚卻也是國民,也有國民責任與義務,為祖國奮鬥不是越位與過分,因為任何一個國民都是在其國民位置上面的,有義務為祖國做事。又如任何人只要算是人,就有維護秩序、禮制的義務與責任。

此位不僅僅是“職位”、“官位”,也指各種“處境”、“位置”,因而具有各種相應的謀求。毫無謀求的人就不能其為社會成員了,社會對這樣無所求的人不是更為信賴,而是更為不屑,因為他既然無所謀求,社會也就失去利用他的着力點了。當然,在各種“位”中,君主的位最為重要(1998年印度尼西亞大暴亂期間,六大城市發生屠殺、搶劫、強姦、縱火,惟有日惹得以避免,因為日惹蘇丹出面平息了暴亂的企圖);但是過份拘泥於“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卻會走向謬誤,意即不適於全球文明。如果常用這話作為遁詞,逃避自己的社會責任,把“為肉體安排”、滿足個人私慾,當作生活的唯一內容,那樣的人生將是微不足道的。


3,論《禮記·大學》

大學是什麼?大學,不是現代所指那種高等學府。那麼顧名思義,這大學就是一門偉大學問了。而這大學又有什麼具體內涵呢?這就是“大人的學問”。而大人就是精神的創造者,這種貴族註定要治理全球。“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他是大學的行者,而能夠體驗大學奧義的,就是精神上的大人。這不是意識形態的誇張,而是說真正的精神來自人類社會的治理需要,這是一種藝術,是使一切人各得其宜、各得其所的方法,一些精細入微的原則。

在中國文明的黃金時代,即先秦三代(夏商周)的書經時代,聖人賢者看到社會秩序的顛覆淪喪,透過悲慘的現實看到了隱秘的天命。於是他們起來,在恢復秩序的過程中創造了政治傳統,這種傳統以確鑿不移的經驗告訴人們說:在人類一切事務中,政治即社會的治理是至關重要的;文明的一切成就與失敗、幸福與災難,都與政治的得失息息相關,都繫於政治、縈於政治。聖人賢者們精微入至、堅韌不拔的努力結果,就是題名為《大學》的修齊治平的戰略,用現代語言講就是世界征服者的政治原則。修齊治平的戰略不是空洞的探討,而是一種基於人性的擴張傾向。

《大學》正像一切精深奧妙的學問,不是任何人都能染指耍弄的。只有注重精神生活的人才能習於斯、化於斯、成於斯。《大學》的學者須有如下性格特徵:1、誠;2、德、3、仁。誠,不僅是忠誠、熱誠、虔誠、誠實等等,

誠的本質是純潔,是一種力求純潔的意志,一種專一的德,一種願為之生、願為之死的摯情。純潔不是無知或是沒有罪惡,而是對罪惡的戰勝或克服。對不利於誠的雜念污染,進行驅逐排除,並使自己通過戰勝罪惡而變得純潔。總之,誠是生命力的高度體現,缺乏誠這一性格要素的人,不但對《大學》無法染指,人間一切堅苦卓絕的事業,對他也是多餘的。

德是一種特性,一種獨立不倚的精神、堅定不移的志向。德,不是人們所解釋的道德和循規蹈矩,相反,德可被理解為打破現狀的努力和首創精神。在我看來,有獨立精神狀態的人和自強不息的士,都是有德者。

仁不是指仁愛、仁慈、仁義等等,這些都只是仁的表現形式,仁的方法,仁的意外收穫。仁的本質在於古人所說的“二人同行”。二人同行就是同化:不僅是一個人同化另一個人,而是一種人去同化另一種人,一個人一種人去同化另外一群人。同化,就是一種人或一個人把別人化於自己的影響下,使別人成為和自己相似的人,亦即,某一君子先在自己內心完成了精神變革,然後推廣之,使廣大人群與自己分享幸福的成果。

具備了誠這一性格要素的人,才能超脫物慾的羈絆,才有希望成為擺脫了自我奴役狀態的自由人。這樣的人在危難時可以指望他挺身而出,不計利祿、不改初衷。具備了誠的人,能夠不為功名利祿而學習,也不因艱難困苦而放棄。誠是基本的美德,一切偉大的河川都從這裡發源。《大學》的行者必須誠意,否則,他即使完成了學業,也不能將大學之道貫徹下去,也不能使萬眾得到大學的恩惠。

具備了德的人,是一個獨立的人,一個首創的人,一個堪稱為精神貴族的人。這樣人能夠開闢大學的見地,切實認識自己生活的時代及其需要並以堅定的志向撮合之,以達到出人意表的結合。

具備了仁的人,即具有同化力的人,才能完成精神貴族的歷程,用一種優勝的方法同化人民。如果精神貴族不能以優越的德性去同化別人,那麼這種德性沒有意義。仁因此是一切德性中最後的也是最偉大的德性,是由理想通向現實的橋梁。歷史的光輝業績是由仁即同化作用造就的。一個缺乏仁的人,不論其是思想家還是實踐家,都不可能產生重大影響,至多不過是獨善其身罷了。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何等靈魂的推動下這樣的字句得以顯明?


4,論“明明德”(《禮記·大學》)

明明德,即顯明、闡明一種光明的特性,明德之“明”,不僅有“光明”之意,還有“博大”之意。這種光明大德具有精神內涵,首先如前所述,德乃是人格特點(品性),甚至是“物質特性”(物性),而世間最大的德就是宇宙秩序的體現,落實為輔佐世間最重要事業成功的德。縱觀人世,整合世界的政治就其真實意義即“社會治理”而言,至關重要,其治理人世的最終目標,與宇宙秩序合拍,與進步原則合奏,因此輔佐政治事業的德,堪稱為大德。至於光明大德,其意義在不同的時代與環境將有不同的體現,構造不同的政治原則與不同的人格;每個時代各行其道,而最愚蠢的就是模仿以前的道路。每個時代應有其成功的政治原則與人格特徵即大德。光明大德的含義在於他能給自己的時代與社會解決疑難,導入啟示的光明,照亮人心的幽暗。光明大德會隨着時光的流逝而暗淡,成為無光之德甚至黑暗之德。於是新的光明大德又會應運而生,以極其不同的形式與之博奕,在本質上則是前者的繼承與再生,因為他們的繼起都為人世的治理、宇宙的秩序。

明明德,就是把一種能給人世帶來幸福的政治原則及其特性闡明之,並曉之以理,說服蒙昧的世人。譬如,明明德這一大學之道在我們時代的是什麼?請告訴人世:目前世界的災難在於缺乏統一的秩序,各個殘暴不仁的主權國家競相裂地為王,優越的社會制度不能推廣,惡劣的文明不能剷除,發達國家甚至競相保護愚昧國家的執政當局,以便保護愚昧國家的愚昧,使得它們的“後發優勢”變成“後發劣勢”,從而維護自己的領先狀態。發達國家缺乏一種純潔的文化,因此極力輸出腐敗的文化,作為思想的毒品和艾滋病,來弱化愚昧國家,以便一勞永逸地解決後者急起直追的威脅。例如在當前的中國,毒品和艾滋病的泛濫,其速度遠遠快於經濟發展,這樣的“燃燒方式”不是任何一個社會可以承受的,所以歐洲的文明國家正在“樂觀其成”。在我們看來,解救現代中國這樣愚昧國家於滅頂之災的唯一道路,就是新的議禮、制度、考文,告訴世人其社會命運的波折,本質在於國家已被改造卻未能重建,因此需要認真辨認歷史的十字路口,惟有建立自信心、發揮原創力,才能找到出路,拯救多災多難的愚昧國家、惠及日漸糜爛的發達國家。這種“告訴”,不僅要用語言和文字來進行,而更應通過改造的行動來進行,通過行動造成的新的現實:大學之道整合世界的目標,正在成為一種全球合作的基礎。愚昧國家的愚昧和發達國家的停滯是一體兩面,必須在整合全球的過程中一併解決。


5,論“新民”(《禮記·大學》)

新民,用現代漢語來講就是“更新人民”,按照大學之道的執行者已經形成的新型自我意識即對明德的感悟,來“更新”。更新不是“改造”,改造是把人當作物質來處理,更新則是生命的原理。改造是偏重於外在的改頭換面,而且帶有強制意味如“勞動改造”就是一種奴工制度。而真正明德的實現,是無須強制的,它基於模仿來實現生命的更新,是歷史有機延續的因果一環,是自然的、神創的,而不是人為的、人造的。我們以前說過,個人比國家還偉大,因為個人是神創的,而國家不過是人造的,這在《聖經·撒母耳記》中有清楚的記載和說明。神創論的奧秘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為論證自己的念頭而臆造的“必然”。因為認識論中的“必然”乃是人造的不是自然的,是毒藥而不是食品。尤其考慮到,神秘意義的必然也許是有的,但根本不可能被一個作為生物而苟活的人所“正確認識”。而明德則是主觀的真實的光,不是客觀的偽造的必然,所以我們是強制改造的反對者,一切強制改造說明它們不是明德的體現。我們所主張的應該是基於仿效的同化,即用大學之道的執行者已經形成的自我意義與嶄新理想,來更新化育人民,而“新”就是“同化的行動”,“新民”就是通過更新來造就新民。其主旨如下:明德是創造者發明出來以滿足歷史需要的範疇,是自我調節以適應新環境的努力;所以明德的實現具有推動性的力量,而明德的內容則每一時代與社會各不相同。


6,論“止於至善”(《禮記·大學》)

沒有絕對的與客觀的至善,至善既然是相對的因而一切至善如不隨情勢的改變而相應改變其內涵,則終會變成至不善的、惡的、乃至於至惡的。善有應用,對人而言,就是人的至善;對某一集體而言,就是對某一集體的至善;故不同的人或不同的集體對至善有非常不同的觀念。

顯然,《大學》中的至善是大學之道即最高政治原則的至善,這個至善保障其它至善。沒有這個至善,社會陷入混亂,人間各種事業都將陷於毀滅。故其它至善都該服從這個至善,互相衝突時就應自我克制。

為何要止於至善?儘管古人說過“物極必反”、“過猶不及”這類模稜兩可的話,停止難道不就意味着衰朽與滅亡的命運?

需要注意,“止於”之止並不是停止,而是停頓、停留之意。“至善”的概念認為,即便是大學之道的至善也是相對的,必須不時更新自己的內涵來適應新情勢與新需要。至善並非僵化的、靜止的,僵化的與靜止的只是人們對於至善的觀念。至善也像世界與人類一樣,永遠處於流動狀態中。停留在至善中,不是無運動的“過時與陳腐”,而是恰如其分的運動,一種中庸的運動,一種能達到至善效果的不斷朝向善的運動。尋找大學之道的至善,已經難能可貴,而要掌握止於至善的天機,更是談何容易。人間的悲劇就在於人們的執迷,無法認識至善,更難止於至善。因此提倡中庸的德,以理智克制無益的情感,多少可以起些補救的作用。也許這正是古代的賢哲們的精思所在?


7,論“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禮記·大學》)

這是一個自我修道的過程,完成至善的內在化過程,這不但是大學之道的修道過程,同時一切修道無不遵循這個內在化的途徑。格物,意即對物的研究,是一切修道的第一步。對物的研究有兩個方面:一是對物的直接研究;一是對物的間接研究,包括對人類文明的研究。前者是自然科學,是發現的科學;後者是人文學科,是發明的科學。格物不僅是對科學的擴大,也是對學科的鑽研。

致知則在格物的基礎上,達到了新的知識水平。對各門科學與知識的學習、研究,達到了致知的目的。這種新的知識水平會打開前所未有的高深意境,使人像河伯之面臨北海。致知還包含對於萬事萬物的悟解,這種悟解才堪稱真正的知識,這種知識不僅是哲學、“對本質的思考”,而是更為廣泛的認知。任何修學者可在致知之後,才持定自己的觀念系統,而不是在格物之初就盲目接受別人的意見而不尋求真相。更為接近真相,才可免受裝神弄鬼的妖魔大師們的愚弄。

誠意,就是為了自己認知的真相(真理)等高級生活目標而展開一次內在更新的運動,把通過格物、致知而產生的真相予以最大限度地內在化。誠意表現為排除一切不合真相的理想和雜念,表現為一個純潔化運動。誠意的目標既然是純潔,誠意的結果就是展示一個熱忱而專注的人格,這個敢於直接面對真相的人,自然可以為了真理而付出高昂的代價。大學之道的誠意,還在造就一個富有政治意志和政治敏感的人,作為社會的治理者,這個人將以政治為終極生活,政治的得失是使他歡快或悒鬱的根源。

正心,即在意志已經純潔化了的基礎上,通過自我修煉的功夫,按照修煉的模型,用純潔的意志為前導,來矯正整個觀念世界。靈感的海洋與心思的盼望,把握格物致知得來的真相,即是修煉者重塑了整個心靈的模型,這就是正心。正心是一個流動的過程而不是一個固定的目的。正心的過程不是要培養一個客觀的、完全獨立的心靈,如某些學究們的理解那樣;正心的過程在於培養一個合乎社會治理之需求圓滿心靈,一顆易易不易之心。

人世有各種各樣的目標,因此也有各種各樣的修煉,但是不論是怎樣的修煉,不外乎遵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這樣一條途徑,儘管這些修煉的外在形式與目的各不相同。對尚未格物、尚未完成的科學知識的學習的人而言,致知只是一句空話。對尚未致知、尚未完成悟解即對人生對世界積極進行觀察與思考的人而言,誠意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是孤注一擲式的“猜測”罷了。對尚未誠意的人,正心只是裝模作樣的矯裝打扮,以掩蓋自己空虛的心靈罷了。惟獨一個已經完成正心即自我重塑運動的人,才能有效地進軍現實,把世界按照自己業已改觀了的模型重新塑造,這也是遵循了各種生命對環境的共同反應模式。


8,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禮記·大學》)

這是大學之道處理社會關係的獨特模式,說明修煉的目的與外在的形式,將如何影響社會的變動。大學之道的修煉與其他目的的修煉並不相同,具有明確的政治目的,並在這裡表現出來了。

修身,也許這不是什麼獨特的東西,一切事業與目的皆需修身。修身,就是使身體及其功能變得能夠適應運動,運動對於達到目的的奔跑是必不可少的。例如,畫匠之習畫,農夫之耕耘,均可理解為“修身”,不過這不是大學之道的修身罷了。

大學之道的修身,是誠意與正心在政治家身上的體現,其修身之目的在於把學習者改變成為執行政治使命的人,他的一切儀容與行為、舉止、言談、喜怒哀樂、待人接物的方法……無不合乎社會治理的需要。修身的緊要處還在於慎獨。一切虛偽的修身都難以持久,特別當一個人獨自孤處的時候,他自以為沒有了拘束,於是種種不合正心的念頭又油然而生。慎獨的要素在於把這種念頭消滅於襁褓,不許滋長。學習者不通過慎獨這一關隘,而欲繼續進軍是不可能的。惟獨君子的慎獨圓滿完成,再沒有任何雜念與理想來動搖他的根基,他才能面對此後一生要遇到的考驗。

家在古代實際上是指一個血緣集團而言,齊家,就是在某一個集團內部實施自治。齊家不是強制行為,而是通過政治智慧達到合乎人性的統治秩序,這種秩序的“管理”意義,要多於“統治”意義。這種管理性的統治性質是善良的,否則不可以把齊家作為大學的典範予以推出。這種善良的、符合被統治者需要並經過其同意的統治秩序,其意義有兩個方面:

從王道方面講,齊家的成功將提供一個生動的範例,證明大學之道的成功,從而為治國打下牢固的基礎,這樣使齊家成為治國的第一步。治國乃是齊家的擴大、發展,即把管理性的、符合被統治者需要並經過其同意的統治秩序,從一個集團普及到一個國家。讓一個優秀的、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統一集團君臨一個國家。特別是當這個國家處於秩序渙散的時期中,這一君臨無異於拯救。

治國的要義在於給人民提供保護,使人民分享到禮制的福利,即使一個集團里不包括人民,但一個國家內卻無論如何大小都包括了人民。治國的延伸是要在文明覆蓋的全體人類社會中建立統一秩序,也就是否定之否定,達成平定主權國家的結論。

齊家之家,不是現代的小家庭,而是古代的大家族。

治國之國,不是現代的民族國家,而是古代的諸侯領地。

天下,僅指現代中國的核心部分(China proper)而言,即明代的“十八行省”,在先秦時代視為天下即文明世界的全部。在現代概念中,天下就是“全球”;在未來時代,天下可能是太陽系或是更為遙遠的地區。

平天下就是“平定主權國家、創立全球政府”,就是削平頑固保守的國家分裂勢力(而不僅僅是“地方分裂勢力”、“民族分裂勢力”),為全體人類建立長期和平。剷除阻礙人類進步的藩籬──主權國家!建立長治久安的禮制基礎──全球政府!這個時代的呼聲,早在兩千多年之前就被大學之道揭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光輝的禮魂,堅固的禮制,無私的禮法,在全球範圍建立起來,它將順從先秦的宏願,去完成世界歷史的更高循環!


9,論“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禮記·大學》)

為了達到至善目的,什麼手段都可以在所不惜?這就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含義?不過,請不要忘記一個限制:即任何手段都不能給長期目的帶來根本的損害。如果一種手段最後竟然達到了相反的目的,那麼它的意義是什麼 ?如果不擇手段成了手段,它能不危害長期目標嗎?顯然不可能。

無所不用其極與中道相矛盾嗎?並不完全矛盾。所謂中道,全視其具體情況而定,有時一種手段堪稱為中道,有時卻是“過”,有時又是“不及”。世界上並無一種客觀的獨立的中道,有的只是主觀的人為的中道。中道就是恰如其分,恰到好處。如果某種“無所不用其極”的方式並不損害長期目標,實際上還是一種中道。尤其對一位活在大學之道里的政治動物而言,無所不用其極是一種必備的修養,雖然不可常用,否則他就不算健全的政治人。因為無所不用其極的目的也還是至善,正如中道的目的是至善──目的上的完全一致,抵消了二者的不同。為了達到至善,無所不用其極可行而且是正當且必須,只要它不損害長期目標:這在最深刻的意義上體現了中道的意義。

或許《大學》的作者擔心學究們曲解中道與庸道的現實功能而將之偷換成一種蒼白軟弱的說教,所以用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的反證來論證大學之道,論證這種對社會的興衰至關重要的大學問,具有積極的現實政治的戰略價值。


10,論“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禮記·大學》)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 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可以教國人。《詩》‘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可以教國人。《詩》‘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禮記·大學》)

這說明“以身作則”是一個無比重要的政治原則。這不但是對執政者道德要求的老生常談:要言行一致;也不僅在於給人民一種印象,說執政者是守信的、不偽善的,從而促使民風淳厚,達成社會政治的化育作用。不僅這些,這個原則還告訴我們更深的內容。那就是,執政者的言論、命令、指示,如果與其行為、愛好、傾向互相反對,其結果必將導致社會發生各種混亂現象。

a、其中一種是人民會違背法律以及執政集團的言論與命令而行事,一如統治者之所為,因而導致普遍的墮落與頹喪,所謂“全民共腐敗”不僅發生在當今中國,也發生在明末和西晉,結果導致外族入主。

b、另一種可能的反應則是人民會利用執政者的言論、命令以及執政集團賴以維持統治的意識形態、理論、宗教等等來反對執政者的行為與愛好,和執政集團的政策法令和所做所為開對車,“打着紅旗反紅旗”,不惜到處搜羅證據,甚至發動導致一場革命。可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不算最後結局,僅是初級反應的開始,將導致一系列後續結果發生,最後將清算執政集團的腐敗,甚至使得整個社會玉石俱焚。

執政者的言、行、好、為,應當一致,這不是空洞的道德要求,而是最現實的策略。否則馬基雅維里主義的詭計將危害全體居民,包括“統治階級與人民雙方”。

理論對現實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如果說,執政者的理論是所謂平等、自由、人民當家做主,而它的現實卻是寡頭統治,並且是僵化的老人政治,這種言行好為不一的怪誕局面,最終難免導致一場這樣或那樣的、暴力或和平的革命;在社會的混亂與衰退中,外敵入侵常常發生。這種盛衰邏輯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執政者應該謹慎一點才好,以便推遲那註定要周期上演的“千百萬人頭落地”的慘劇。應該防患於未然,那就是拋棄平等學說等欺人之談,建立名正言順、合理流動的精英社會,而不是讓社會渣滓冒充精英。否則,由社會渣滓組成的先鋒隊、衝鋒隊、赤衛軍、黨衛軍,硬要把動亂消滅在萌芽狀態,並不會永遠成功,最後一定會失算。

11,論“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大學》)

對大學之道的掌勺者來說,什麼最重要?政治。對政治(也就是“社會之治理”)來說,什麼最重要?一種恆常不二、不私一己的德(特性)。他仿效“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而盡力轉移自己的欲望到超然忘我的象外境界。德為本、財為末,就是盡力轉移自己的欲望於超然忘我的象外境界。這不是虛張聲勢,而是不易之理;這並非否認財的存在和重要,而是容納了財的存在和重要,然後遺忘了它。財的意義在於運用,作為工具,財的重要性不但表現在它能成事成人,還表現在它能敗事敗人。統治者如果只顧金帛,與民爭利甚至殘民以逞,而不惜損害統治秩序的基礎,他會得到滿意答案的,那就是其統治能力漸被削弱,以致崩潰,他所聚斂的財富,到頭來成為他人的嫁妝。

正確的方式:財富為統治者的德政服務。沒有什麼比德政更能保護統治者自己,而只要統治基礎存在,徵稅的權利就存在,就會帶來源源不斷的財富,這才是德財相生而非德財相剋的意義所在。人民的富足是國家繁榮昌盛之本,當然富足的含義決不是民風奢糜。國家危難時,人民如不傾囊資助國家(例如以減稅的方式)就會大禍臨頭,完善的國家秩序將反饋這些資助,例如減稅的方式。坐視國家危難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味顧惜金錢就會冒險失去禮制與法度的保障。在人民匱乏的時候,國庫的富足不見得是好事。如果國家的富足是基於橫徵暴斂,搜括民脂民膏,那朝廷無異是建在沙灘上,終會倒塌的。那樣的國家將失去最可貴的財富:民心;而且也使國家在經濟上陷入長期枯竭:因民財枯竭而國家歲入亦隨之枯竭。這正是違背了“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的原則。而像歐洲文明那樣動輒把“國家利益”掛在嘴上,實非國家之福。


12,論“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大學》)

誰是仁人?仁人就是那能同化別人的人。仁人的第一步就是其卓爾不群的獨立性,其次才是他的超越性。能獨立才能超越,能超越才有同化力。仁人者,始於獨立,起於超越,成於同化。一切堪稱為仁者的,都具有獨立、超越、同化之德,都具有獨立、超越、同化的心靈傾向。沒有這種一以貫之的傾向,一切生活不過是不相連貫的海市蜃樓。凡是具有這種意志的人就是所謂“仁人”,他在經過艱苦卓絕的奮鬥以確保了獨立性,並完成了超越性,就在因地制宜的意義上,以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形式,要求別人服從更為正確的觀念,以便完成同化的步驟。這是基於群居本性和發乎社會本能的天然傾向,不是任何理智的思維告訴他的;反之,理智的思維對這一同化本能作出了必要的註解與說明罷了。這種本能在歷史發展中是舉足輕重、發揮根本作用的。同化者仁人,也有愛憎,並非是感情上的,而是一種理智的愛憎,但這種愛與恨依然如此強烈,足以根本摧毀阻礙歷史的頑石,正如《大學》所說:“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13,論“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大學》)

《大學》作者的精確闡述,廓清了中國衰落時代對“民之父母”的一切錯誤觀念。民之父母不是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主人,那種除了作威作福一事無成的主人,不是民之父母,只是一種國賊,其專業是殘民,殘民的勾當會敗壞國家的基礎,導致社會衰落。這種自命為民之父母的人,以為可將人民的一切任意充公宰割,結果是禍國殃民。而《大學》所倡導的民之父母則不然,他與人民同一好惡,正如父母對子女的誠摯疼愛,使他們總和子女同一好惡。如果子女無知而產生的非禮好惡,父母當然反對而不能同流合污、同其好惡,相反要痛責子女、予以反對,但這是父母真正疼愛子女的體現,並不是父母的自私自利。民之父母亦應如此,他對人民的管轄,是預防那因無知而損害國家社會利益的行為,並對犯規者施以法度,這是對人民的摯愛,對國家社會的負責,而不是憑自己的好惡、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判斷與處置一切。否則,他就不是民之父母,而是冒牌的民之父母,是偷竊別人孩子予以虐待的傢伙,是真正的民之盜賊!《詩經》上說:“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只有德音不已的君子,才是民之父母。德音不已則有感召力,又何須一味強制人民進行改造,並施以專政機器的款待呢?


14,《哀公問》筆記

子曰:“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孔子在此給“禮”一個新的內容。孔子的時代,實今日世界之前兆也。所謂“由前”,就是帶頭衝鋒陷陣,所謂“由後”,就是用督戰隊強迫別人前進。孔子譴責了這種用民由後的不守禮之規範的劣行,強調用民者也就是精英階層(君子、執政者)應該以身作則,這樣才能使得政治清明、禮制復興。孔子倡導的“由前”行為,並非普通官員造作出來供人觀賞的,而是發自上升時代的本能驅使,他要求別人跟他一起前進,他的號召力使得“由前”的作用成為可能。沒有一個生動的榜樣,沒有一個光輝的幻影在召喚,人民是不會由衷地跟着前進的!為了促成禮制的天下統治,君子必須由前,這是禮的呼籲,秩序的命令!反之,執政者如果像趕鴨子一樣只是驅使別人前進,自己卻像烏龜一樣縮在後面押陣,更有甚者,驅使別人為自己或是自己團伙的利益去火中取栗,這種“由後”的政治將作出很壞的示範。這樣的“禮制”不過是強盜行為的一塊遮羞布,只能因其虛偽而惹人鄙視。

全球時代的精神貴族具有“由前”的獻身精神,身先士卒,決不像最高統帥那樣充當逃兵。“由前”是他們起碼的要求。那種擅長競選的騙子、卑鄙無恥的由後者、號召別人犧牲自己卻坐享其成的偉大領袖,讓他們逝去吧!為了建立全球政府的新秩序,必先清除主權國家時代滿身污穢。

子曰:“人道政為大。”(《禮記哀公問》:“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 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 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 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 冕而親迎,親人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 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這體現了中國禮制文明的政治傳統,它認為人類事業以政治為首,當然這政治不是俗稱的政治,而是大政治即社會的治理、文明的發展。人類一切事業與成就,都是圍繞政治即基於“社會治理”這個核心問題而展開的。政治的得失關係人類的命運、民族的興衰、社會的毀滅與繁榮。故孔子說“人道政為大”。這一傳統發揚光大,普照全球的日子,要記取“子曰: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政矣”這一格言。因為政治的得失很大程度上繫於統治者的行為,統治者如果違反了自然,生態就發生危機;如果違反了自己的的諾言,社會就遺患無窮。他再怎麼鞭笞群眾,也不會有用了。他雖有威但無信,還有何意義?他的勢力只能每況愈下,從怨聲載道走向四面楚歌。

君想讓民成為什麼式樣,他自己就需要率先成為什麼式樣。否則,人民豈能心悅誠服?君子德風,小人德草,有什麼風就有什麼草。

“子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這說明禮的基本範疇,就是限製造成的秩序。社會基於等級制度,而等級制度又是發源於自然秩序。試看今日之世界:男女合流、父子視同路人,與禮的規範背道而馳,現實結果如何呢?“子曰: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婦、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為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孔子提出了禮的主要社會功能,以及禮的守則,以其所能教百姓。而孔子“與民同利”的思想更是最可靠的政治原則。如果統治者不能與民同利,則這種政治不是新時代所需要的。這種政治也不可能清明,並因其不清明而不能穩固與持久。


15,《禮記仲尼燕居》筆記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示帝)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示帝)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示帝)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 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閒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為什麼明乎郊社之義,嘗(示帝)之禮,對於治國就有莫大作用?這是因為中國文明的傳播者早已明了:郊社的目的並非郊社,嘗(示帝)的目的並非嘗(示帝)。郊社是對天地祭祀,但它的用意卻在人間;嘗(示帝)是對先祖的祭祀,它的用意卻在今世:中國宗教的儀式都是為了世間最高的原則即社會的治理(“政治”)而存在的。也許不同的時代需要不同的郊社與嘗(示帝)形式,但是郊社與嘗(示帝)的精神是與社會共存的。明白了這層道理,就可解悟政治原則歸根結蒂落實在使人尤其是使統治者得以忘我的王道。這樣治國就有“瞭如指掌的路線圖”。中國文明在全球文明中率先破除了古老的群體迷信,把精力投向於精英政治的改善,結果造成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傳統。這一傳統由於多少延續了“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貴族社會遺緒,而造成中國社會的疏離,但畢竟維持了一個龐大的漢語群體三千餘年,功不可沒。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萬事萬物皆有禮,人又何獨不然?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這就是禮與秩序的關係。禮的儀式形態雖然千變萬化,但禮魂卻只有一個:“事之治”即社會的治理。因此一切儀節、禮樂如果不能達到“事之治”的目的,那就是不合乎禮魂;反之,即使是傳統的儀節,禮樂,如果不能達到事之治的效能,那也是不合乎禮魂的甚至是非禮的,應予拋棄。新時代需要新的禮與秩序,以達到新的事之治。一切其命維新的君子,都應發揚日新精神,為達事之治而創造新生活、新禮儀。

參照《禮記孔子閒居》:“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無私者可能嗎?在人類學上不可能,在文明史上有可能。且此明王的繼起還是歷史的周期現象?承天應運者,就是社會需要的體現者(這可以用生理學說明:某個具有生理突變與心理突變特徵的人,其特徵正好符合發展中的需要,他就成了天命體現者,天子)。五百年有王者興,是說這種王者五百年大功一奏(興),從而徹底改變文明歷史的航向;而不是說五百年才在政治領域出一個統治者。


16,論“飾群”

《禮記三年問》:“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則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 所以為至痛極也。” 

禮的要素是稱情的,也就是基於人性的;其功能是立文,也就是創立文明;稱情是古今一致的,立文則各個時代與社會各不相同。別親疏貴賤之節則是組織社會,集中體現為“飾群”。袁宏《後漢紀校注》“疏曰:‘群,謂五服之親也。’”(晉,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第一版)所謂飾群就是使親族臻於文明之境。飾群作為人類文明的始基,也是所有事業的潤滑劑,人的作為如果不能首先起到這樣一種親和性的“飾群作用”,將無從進一步延伸,這就是人的自我意識所發揮的積極的社會本能。其實連歷史主義本身也是飾群的擴大。飾群的第一步,是區別親疏貴賤,雖然不同時代及社會的標準與方法不同,但都希望通過分化人群來分而治之。而分化是進化的第一步,生命的進化有待於分化,人類社會亦然,沒有親疏貴賤的社會,連共產主義的水平也無法超越,怎麼可能產生進一步的文明呢。任何秩序任何事物的成功,都在於合理的分化。例如社會擇優制度的精義,正在於天然的而不是強制的分化,全球政府不可為了文明之“用”去傷害秩序之“體”,否則體用兩造的目標都將失去。

“所謂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世界上並無弗可損益的無易之道,被偽裝成上帝、太極、絕對的偶像,以其“不可損益性”成為世界的統治基礎。其實人們可以看見的事物本身都是相對的,依賴於人們的感覺與判斷,所以“無易”與“不可損益”的東西,只是被主流所擁戴為砥柱的迷信而已。而上帝、太極、絕對,則不在這個世界中。世界的規律被信徒們當作偶像,但是以自然規律來冒充上帝、太極、絕對卻是膚淺的。上帝、太極、絕對,是隱藏在世界中的奧秘。

即使茫茫宇宙里有至高無上的弗可損益的無易之道,但此道也不是作為生物的人類,能夠認識的,更不可能把握,能夠窺測此道的九牛一毛,就可被稱為先知、聖哲了。全部或大部認識此道者,就不是人而超越為神了。聖哲先知們所談論的“大道”,最多只是“無易之道”的一些片面;而歌頌弗可損益的無易之道,則為“蠕蟲般的人類”提供了前進的動力。


17,《表記》筆記

a.我們憧憬的全球社會,是君民同治的,為了全球社會共謀福利與進步的社會。《禮經·表記》上說:“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櫃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這正是全球意識的精華之處,古代的天下原則與現代的全球意識相通,正如天子是為了“有事於天下”而存在的,全球政府的創立者也是如此。雖然時代的變遷使得“某些觀念需要更新”,但歷史教的天命將能彌合各種宗教的分歧,打通隔閡。古代天子“親耕,粢盛櫃鬯以事上帝”的儀式會被新意識新儀式代替,但“貴賤皆有事於天下”的義的原則與精神,古今一致。

b.為什麼《禮經·表記》上說“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 讓於人,卑己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 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這是提防禮制的壞亂、顯出保衡伊尹和周公的大德所在。庇民之德的賢人,一旦有了君民之行,他的功績能不變為野心與策略?他的事業能不化為烏有?即使後來居上的野心家,也不會繼續服從篡位者的權力。

c.《表記》說,“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這被妄稱為“中國式的民主學說”,其實這“民主”乃是“人民的主人”。這樣“天下一人”的君子並不一定實際執政,也可以是一位精神貴族。他不直接統治,而是作為統治力量的社會基礎發揮良心監督的作用。精神貴族由社會擇優制度揀選出來,組成禮制的輔佐力量,如歐洲貴族和財閥組成了最早的國會。歐洲國會的作用也不外乎“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國會還有監督憲法從而限制君權於憲章範圍以內的作用,構成歐洲文明的特點而為中國所闕如。可惜王國時代的“中國式民主”,在帝國時代未能發揚,反而被兩千多年的專制扼殺了。

君子不能不自己(“自己”就是自我約束),並且要議道自己,即需要符合一定的規範,而不僅僅是空頭的克制與約束。這種規範需要君子自己去制定,並嚴格恪守之。君子不能律人嚴而律己寬,這樣無疑會敗壞社會的和平穩定政治基礎與失掉民心的。君子也不能對自己的規範置之不理,這樣,人民也就有藉口不服從法律的羈絆了。在我看來,這樣的精神貴族必須進行嚴格的自我擇優:

a、不能以縱向血親關係繼承之;

b、不能以橫向裙帶關係私相授受;

c、不斷實行裁汰,保持相對純潔。


18,《坊記》筆記

坊,就是防。《禮記坊記》闡明了社制的社會機制。禮制是來保守社會使之免於毀滅的,禮制與文明的關係也是這樣。也許有人會不滿意地說,禮制雖能消除劣敗行為並同時穩定社會,但實際上起了一種更壞的作用,那就是導致了社會僵化。這種觀點其實是因噎廢食。天道循環,無往不復,這種批評的真實性僅僅適用於“壞禮制”即文明沒落時代的禮制;而不適用於“好禮制”即文明興起時代的禮制。如起源於英國的代議制,一度就是很好的禮制。總的來說禮制還是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即使社會的僵化,也較之社會的毀滅來得稍好一點,畢竟保留了文明的種子。毀滅雖然有助於更新的創造,但那畢竟是另一些種族與文明的功業了,不再是“我們”的了。

我們知道任何禮制系統最後總要滅亡,但新的秩序總要再度創造出來。現代人反對禮制的根本原由,不在於自由思想,而在於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壞、文明走向衰落的時代。歐洲的消沉混亂,導致歐化了的非歐世界也加速沉淪。可怕的旋渦,正以愛滋病的速度吸食世界各國!死亡的陰影在地平線上閃動。瘟疫和頹喪警告世人:這個全球時代正在變得日益需要《坊記》,儘管中國必須拋棄《坊記》才能進入現代社會。為了守住社會和平,為了守住文明狀態,人們必須前進,而不是原地踏步。保守的精義不是守舊,而是不斷更變以保存文明的果實。而在人類學家看來,“天上的秩序”也是基於人性。


19,論“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禮記坊記》)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禮記坊記》)

這是作為精神貴族的君子在處理三種關係時的行為規範。

a、禮以坊德是處理精神貴族之間關係的規範,精神貴族雖有自己的德,但在實際生活中不免互起衝突,社會和諧很可能因為優秀人物的關係破裂而發生危機。解決的辦法是以禮制標準來規範君子之交及其德。德須合乎禮制規範,否則須加克制。這就是禮以坊德的精義所在。

b、刑以坊淫是處理個人與社會、公民與國家之間關係的規範。用禮法與刑制來懲辦犯規者,而所謂“淫”不僅包括性別犯罪,還包括一切過度行為。一切過度行為都將破壞人與人之間的和平關係,從而導致暴力衝突。禮─法─刑的重要功用不僅在於懲制犯罪,還在禁止懲治非禮行為,促成禮治的長治久安。禮不僅是一種制度,還是一種文化,背棄禮制的文化,亦須抑止。這也許會引起自由主義者的傷感,但是為了全球文明的利益,我們不能讓過多的河水漫溢河床,因為“淫”會沖毀河堤,無論河水本身多麼甘甜!

c、命以坊欲,命指的是天命,而用天命來限制欲望,實為君子的自律。誰無欲望?即使是君子、大人甚至天命之子,也不能徹底擺脫人性的羈絆。大人之所以超越不群,正在於他們能以一種超越的精神意志來克制自身的私慾,而不在於他們從無私慾好像“一隻潔白的波斯貓”。理解天命、尋求天命,以轉移自己塵世的欲望,這正是君子的德性之光。


20,論“立中制節”與“壹使”

《三年問》說,為了保證人類社會能相與群居而不亂,“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這裡的“先王”,實指文明的創建者。先王的偉大,是為社會的治理、人群的和諧而創立了超越個人生死的議禮、制度、考文系統,以此了結了自己個人無法完成的工作。這種創造者性格,是人類區別於其它動物的重要特徵:人類是一種能夠設計、批量生產、創立並遵循制度的“萬物之靈”。正是這種優越的性格促使先王完成他“立中制節”的禮制工作,使人類群體不至於墮落成禽獸的組合。

立中制節,就是在過與不及的中庸之道的觀念上,建立禮制規範。立中制節的功能,在於“壹使而成義理”。壹使,就是同等看待不同的人,不論貧富、貴賤、親疏、夷夏,仿佛“在上帝面前人人都具有被造的同等”,在先王眼中人人都須壹使而決不可二致。壹使的原則如果被破壞了,社會信用和遊戲規則將不復存在,禮制隨之敗壞。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在禮制面前雖有不同的權利與義務,但卻同樣有權利和義務要求自己和他人遵循禮制,這就接近了“被造的同等”,而毫無保留地壹使,則是作為文明創立者的先王和天子,在禮制面前應有的態度。況且文明創立者的權柄正是禮制所賦予的,它又怎能用來破壞禮制的基礎?創造者如果破壞了禮制及其基礎,其權力和威望豈不都將化為烏有?他就不再是天子,天命也就隨之他移了。

惟有壹使,才能成就義理、落實禮制的項目。壹使仿佛貌不驚人的基礎設施,但布置了社會防禦的陣線,構成社會組織的黏合劑。沒有禮制的壹使原則,一碗水不能端平,禮的精神就不能實現。例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只是禮的時代限制,不是禮的精神內容,到了庶人完成了文明化過程,禮的外延就需要擴大。在這種意義上,“禮”作為一項權利,正如古代歐洲的“羅馬公民權”和近代歐洲的“國家普選權”一樣,遵循着“文明化過程導致權利外延的擴大”這一原則,因為“禮”、“公民權”“普選權”等等,是作為“文明化的槓桿”受到尊重並被廣泛應用的。

雖然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需要紛紜繁雜,但它們制定遊戲規則來促進文明事業的用心,則殊無二致。可損益的是理論,不可損益的是效用,當一種理論違背了原先的效用,它理應受到修正。堅定不移的壹使原則,是不同類型的政治制度應該一律遵循的,不論君主制、共和制,還是共和制下的寡頭制、民主制,甚至是違反憲政的暴政,也有其“壹使”:把人當作物質(蘇聯政治),或者進化一些,把人當作牲口或植物(蒙古政治),把人當作奴隸,把人當作生產力等等。而禮則把人當作人來對待,其中當然有所等差,但等差的存在是為了獲得文明的槓桿效應,而不是為了保護少數人的特權。隨着等差的減少,不僅尊卑的差距減少,而且夷夏的差距也在減少:

禮最終成為一種國際法系統,在古代的中國文明里,這體現為朝貢制度和藩國體系的形成。

立於中庸之道的禮制,將由它的時代需要,來制訂自己的外觀與節目,正如近代歐洲的普選權也是根據時代需要來逐步擴大、演化的。合乎人性秩序的禮制,建在中庸的磐石上,它不是外來的強制命令,而是發自靈魂深處的召喚。

“庸者用也”,用,則含有恆久不敗的意思。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中道與庸道是這樣互補的:惟有執中,才能恆久不敗。而社會意義的執中,就是取得權利平衡、隨着文明化進程,逐步擴大“禮”的外延。再說一遍,這其實也是“西方民主制度”所走過的道路,而這一道路迄今並沒有結束,還將繼續演變下去。


21,論《緇衣》

如果歸納說《表記》討論了理想的君子應該具有怎樣的儀表與行為規範,那麼《禮記緇衣》則主要討論君民關係、君臣關係,以及君子與他人的關係,包括種種社會關係的網絡及其政治原則。《緇衣》還將詩與禮結合起來,以示詩禮教化。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孔子在此提出一條政治原則:上面的人應該易於事奉,而下面的人應該易於被了解,所謂下情上達,上情下達,這樣法制才會簡化,政治才會透明。為了做到這一點,上面的人不應百般挑剔以顯示自己的權力,而應寬宏大量、不計小人之過;否則下面的人會感到上峰實難伺候,也就會巧言令色、百般掩飾真相,使得上下隔閡與日俱增,離心離德成為社會風尚。

這是一種良性的循環。反之將是一種惡性循環。如《貞觀政要》所載魏徵的上疏可以參考:

[
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恤哉!”《禮》云:“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夫上易事,則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起。當今道被華戎,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貴賤親疏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或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因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

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為念;樂其所樂,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實恐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非徒語也。

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窮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

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鑑,則存亡之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游畋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采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觀,而帝王之大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

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固無得而稱焉。

太宗深嘉而納用。
]

魏徵在上下關係中,強調要上級首先努力,這是正確的。因為權力會誇大和擴大人類的優點和缺點。在各種社會中,如果下人發覺上人經常欺騙,就會舉一反三甚至無中生有了。由於隨時隨地懷疑別人進行蒙蔽愚弄,進而疑心大起而不可收拾。而下人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導致下人的“不易知”,反過來又使得上人對下人抱有本能的不信任,遇到事端甚至以莫須有的罪名大加拘捕和懲罰,造成冤獄累累,社會怨氣衝天。有些下人本無欺矇之心,但看到上人如此多疑暴戾,知道在這種“反動統治”下心直口快無異自取滅亡,以誠相待成為過度的社會奢侈。在這種社會如現代中國社會,不欺騙、不用心機、不口是心非陽奉陰違,不僅不會受到人民的信任,反會招致意想不到的猜忌甚至災禍臨頭,於是人人學會逢場作戲、口是心非,於是整個社會不得不在這樣一種惡性循環里頹敗下去。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請看這裡對統治者的要求多麼嚴格,必須從生活的細微末節做起!雖然精神遠比物質重要,行為遠比儀容重要,可是後者也不可忽略。如果一個統治者在行為和精神方面已經無可非議,那麼他的儀容和衣服又何須有二?從容有常,給人民的影響是深遠的。但如果只是衣服不二但行為卻乖戾,如某位領袖身穿固定的中山裝卻不斷製造整人運動,那豈不是一個沐猴而冠並使人民淪為笨伯的騙子?總之,為了使民德壹,統治者需要的是“咸有壹德”,“衣服不二”只是壹德的象徵。

“子曰: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行不危言矣。”

大人物不能提倡游言,因為大人物提倡游言將導致人民中間游言泛濫。這又將反過來導致多方面社會狀況的惡化。當代中國不正是提供了一系列生動而可悲的反面例證嗎?“能做的不能說,能說得不能做”成為新的箴言。

如果人民中間已經言過其實的成了風,則虛浮欺詐的風尚很快就席捲一切社會事物,其結果,再好的真理在人民看來也不過是欺騙,信義完全墮地,誠實淪為笑柄,整個社會一齊腐敗。虛詐之風導致社會罪惡的泛濫,這一切都是由大人物的吹牛拍馬引起的,故大人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能不謹慎嗎?可言不可行的言,是游言、廢話,說了沒好處,只能蠱惑人心;可行不可言的行,是罪行,是見不得光天化日的勾當,它的出現就是人心惑亂的結果。大人君子要給人民作出有利於“社會的治理”之示範,不僅自己不倡游言不行詭詐,且大力制裁游言詭詐,擯除所謂“厚黑學”(“在現代中國社會,臉皮要厚心要黑,是獲得成功的兩大秘訣。”)。

“子曰:有國家者,彰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二。”又云:“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輕爵也。”這說明政治與教化是互為表里的。政治是教化的目的,教化是政治的手段;教化是表,政治是里。政教之所以不行不成,重要原因在於執政者未能真正有效地彰善癉惡,而是輕視爵位、褻慢刑法。輕爵的結果是不再能勸戒人民,褻刑的結果是不再讓人民知恥。進一步導致政治黑暗與教化放馳。執政者因此需要慎重爵祿的賜予,既不應多,也不可濫。對於刑罰的施行也應鄭重其事,不可以其個人好惡與恩怨而強加之。賞罰相輔相成,是執政者推行政教的二柄,一不可授人,二不可輕褻。一旦刑罰泛濫,人民也就不再感到羞恥了,因為人民在向善方面的感覺已是遲鈍了。

“子曰: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孔子指出上邊的執政者不能疑三惑四,果斷與堅定是執政者的大德。遇事前三思而行,甚乃百思而後行,但決不是遇事處事優柔寡斷。決斷是執政者不可缺少的德,但不是一意孤行。執政者如果自己都不相信、自己都不堅定、又怎能保證人民的信仰與忠誠呢?故執政者對自己都不能一貫到底的措施,決不可貿然行之,否則必將貽患無窮。對某種理論觀念也是這樣,執政者如不相信一種信念,他的表白與信仰肯定是虛假和不誠摯的。既然這樣,又怎能保持人民的信仰呢?疑的就不要行,行了就不應再疑。違背這條原則的執政者,他的統治終將傾覆。

此外,官吏與臣下如果不誠實,就是掩飾自己真實意圖的人,亦即難知的人,君長就不能若無其事、掉以輕心。不能把這種官吏、臣下看作自己的心腹、耳目,這種下屬是一把利刃,他可能一時幫助長官,但終將危害自己的上司。這種官吏只能一時利用,不可長期信任,否則用他的人必將自取其咎,歷史上多少君王就是因為不能識人、誤聽誤信,而導致誤國、亡國。所以對上不能誠摯而無隱私,否則遲早必為明智的君王所識破。在明知的上級面前,如果是居心不測,還是早些離去的好,因為暴露得越晚,得到的懲罰越重。

“子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人民先於君主而存在的。人民的存在不是為了君主,相反,君主的存在應是為了整合人民,君民同治是為了整個社會。人民不會因為君主的滅亡而滅亡,最多不過是淪為亡國奴;相反,君主往往因為人民的緣故而滅亡。君主的安危存亡全部繫於他的作為和人民對他作出的反應:“民為水,君為舟,水可浮舟,亦也覆舟。”所以,君主應該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予以考慮,這才是在有效保護自己的最高利益。相反,如果一味優待一己之利,反倒損害了他自己的根本利益。要知道,人民一旦受到嚴重損害,君主就會直接承受惡果。君主應當有公天下之心,否則,人民不再需要這樣的君主,這樣的君主就會滅亡。

從另方面講,君主的存在滿足了社會的需要,人民才會需要君主,社會才會需要君主。特別一個大國,如果不想成為一個僵化的獨裁國家,就需要一個不那麼貪得無厭的領袖。執政者應考慮自己所處的位置和肩負的責任,而後行事處事。不起保護作用、只是阻礙進步的屍位者,誰需要呢?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君民都為社會而存在的,無君即無所謂民,無民亦無所謂君,君民之分與君民之合,都是為了發自社會前進的需要。一個健全的社會,民以君為心,而不是把他看成是吸血鬼、寄生蟲;反過來,君以民為體,不是把人民看作食物和抽稅對象。全球文明,應是一個嶄新的君民同治的社會。君王充滿朝氣和感召力量,是名實相合的精神人物。人民永遠保持對自己有利的忠實。這關鍵當然在於有沒有一個英明的君主。君主應是一陣強勁的飈風,他將掀開歷史默默無語的天命。歷史的趨勢,發起巨大無匹的運動。風也許沒有目的,但風的動力就是人民。

請記住“中國精神”:

中國精神的基本傾向,可用十六個宇概括:“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摘自貞觀十二年七月“詔曰”。參見《唐會要》,第四十九卷。)

這既有功利務實的用意,又不乏對永恆者的觀照。這裡,顯然還包含對異教的寬容在內。甚至消解了相對於異教的“本教”。這種唯理傾向對於全球文明的道路,或許很有提示意義。

可惜近代中國人即使在最小的問題上都不能以禮相待、以誠相待、以公正相待,結果導致怨怨相報,整個社會崩潰,一直無法重建,只能被迫接受直接的軍事管制。要復興中國文明,必先解決中國居民的無禮乃至欺騙成性的問題。禮儀之邦的喪失禮儀,是從外來征服的導致的奴隸命運開始的,也需要從結束外來統治的奴隸命運着手。原始的奴性是屈從,發達的奴性則是詭詐;要復興中國文明,除了解決無禮問題,還要解決奴性問題,以及詭詐的人格分裂問題,如此中國居民才能從被迫的軍事管制下解放出來,再造中國成為文明自治的禮樂之邦。

0%(0)
標 題 (必選項):
內 容 (選填項):
實用資訊
回國機票$360起 | 商務艙省$200 | 全球最佳航空公司出爐:海航獲五星
海外華人福利!在線看陳建斌《三叉戟》熱血歸回 豪情築夢 高清免費看 無地區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