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錯誤”的言論,中宣部的工作方法慣例是下令禁止,從來沒有看到中宣部展開過反駁和辯論。比如這次對於袁偉時的漢奸論調,也是一封了之,這事兒比較奇怪,可能的情況是兩種:一是中宣部諸位官員知識水平太差,也不會反駁,就只好動用權力採取組織處理措施;另外一種情況是不願意反駁,覺得反駁太費功夫,也懶得去看書,所以選擇一種最簡便的“偷懶辦法”來行政。
即使一件事本身並無是非對錯,利益關係不同也導致不同的主張和看法。美國大使館的官員曾經告訴左大培說,他們扶持了很多主流學者出書,以體現美國對中國是多麼重要多麼友好,這是為了美國的利益在中國順利實現,所以美國願意為此付出相當的代價。一份提交給美國國會的審計報告披露,每年美國財政要為在中國宣揚美國利益正當性而撥付數千萬美元,這個數字還不包括許多美國壟斷財團的扶持數字。而林毅夫主持的北大某國經濟研究中心就是美國壟斷財團的一個扶持重點,林毅夫們不僅寫《肯得基給中國帶來了多少就業》這種涉及微觀個案的文章,還長期主張中國在宏觀上實施比較優勢戰略,不要搞自主技術創新去威脅美國企業的壟斷地位,這說明了美國政府和企業在投入後很好地獲得了產出。
林毅夫們的工作模式在中國的主流圈子裡,很有代表性,他們一方面是依託在中國取得的無形資源――學術地位,一方面是在海外尋求物質利益,在個人方面他們得到了國內無法給予的最大化利益。而對於海外扶持者看來,僅僅付出了極少的代價,就控制了中國學術界的高端資源,並成功主導了中國主流圈子的話語權導向。
不管怎麼說,社會是分化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實現方式,著名的汪精衛先生說賣國要有資格,在一個特定的資格上賣國可以取得很可觀的個人利益,這個沒有什麼奇怪。問題在於這種個人利益實現方式,與整體利益不一致,觸犯了其它人的利益存在,賣國這個事兒對於賣國者本人和其它國民的影響是不同的。
中宣部是接受中國財政全額撥款支持的單位,專司宣傳問題,作為黨的喉舌。鑑於共產黨是中國的唯一執政黨,其執政利益和國家利益具有一致性,因此對於中國國家利益如何實現,與美國利益和過去西方列強之間的利益最大化之間有什麼區別,中國人民要在實現自身利益的基礎上做出什麼樣的努力,顯然,中宣部對於這個問題有職責說清楚、講明白,否則中宣部就沒有履行好自己的職責。
一般而言,就算是中宣部諸君水平不高,但是考慮到中宣部站在有利的位置上,其職責是告訴中國人民如何捍衛自己的利益,因此就算中宣部水平比一些著名的漢奸諸如雷頤、袁偉時等人差點,在辯論中間仍然是占據優勢的。因為中宣部不需要拿美國政府和基金會的銀子,因此就不需要為了列強利益而尋找遁詞,降低了爭論的勞動強度,而袁偉時他們因為要顛倒中國近代飽受侵略的史實,就有了許多困難,這其實就是民間所說“打鐵要靠自身硬”的道理;其次中宣部在這個問題上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歷史記憶一致,可以取得同仇敵愾的效果,就算是說話沒有雷頤袁偉時一流動聽,效果也可以更好些。假如中宣部要在降低投入同時履行好職責,顯然就要抓住機會去和這些著名的漢奸論調展開爭論,這個爭論明顯是“投入少、收益大”,我很不明白為什麼中宣部在這麼有利的當口,還要迴避爭論。換言之,由於雷頤袁偉時等漢奸文人的幫忙,中宣部實際上是獲得了低投入高產出的工作空間。
過去中宣部的選擇,很讓人奇怪,動不動就去禁書封報紙,從來不搞公開的爭論,結果卻是錯誤論調空前流行和猖獗,已經發展到今天公然歪曲歷史史實的地步。中宣部確有必要反省自己的工作方法,更不應該害怕爭論問題,而是要在公開的爭論中間去揭露那些漢奸言論,揭露西方資金在中國收買“友好言論”的事實,這樣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也告訴中國人民什麼是中國的利益,什麼是中國未來的道路,讓全國人民在爭論中間去鑑別,讓那些漢奸賣國賊言論物索遁形。在這裡有必要重新提一下毛澤東那個著名的“種牛痘”主張,在沒有人願意充當反面角色的情況下,1958年毛澤東竭力主張發行參考消息而且要增大發行量,目的就是讓全國人民學會在各種說法中去分清是非黑白。
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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