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軍工:一代人的光榮與夢想 |
| 送交者: 佚名 2006年02月01日10:28:22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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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與北大、清華齊名 在哈爾濱的歷史上曾經有這樣一所特殊的學校,它凝聚了一個時代幾乎全部有關國家軍事現代化的光榮和夢想,在這所學校13年的歷史中培養出了18000多名畢業生,在這些畢業生中,出了150多位將軍、39位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多名省部級人材及全軍各界精英,也就是這樣的一所學校,在建成僅僅13年之後,就被迫退出了軍隊序列,而後又歷經“文革”、主體南遷等一連串變故,終於淡出了人們的視線。這所學校就是哈軍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雖然,哈軍工這個校名已不復存在,但它對新中國形成高等軍事工程教育體系的作用是奠基性的對一代人的影響是深遠的。 在許多老哈爾濱人的記憶中,這又是一所神秘的學校,在他們童年和青春的記憶中,他們曾經以朝聖般的心態,眼睜睜看着裡面的世界,咫尺相距,卻不得而入。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哈軍工曾激勵他們走過求知的歲月。今天,再次走進原哈軍工的大門,走過長長的文廟街,仍能感受到它昔日的壯觀與輝 煌,但整個軍工大院在35年前就被瓜分得四分五裂。至今許多老軍工人仍深深地眷念着當年的哈軍工,如果哈軍工還在,那將是什麼景象! 今年8月,哈軍工老院長、88歲的劉居英再次回到哈軍工,為了還原老校友們記憶中的哈軍工,本報記者採訪了幾位哈軍工老校友,大家共同追憶哈軍工在哈爾濱留下的崢嶸歲月。 哈軍工從一個傳奇中開始 1952年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的第二年,在這個戰場上,新生的共和國深切地感受到了軍事力量、更確切地說是軍事技術力量對比的懸殊。於是,在百廢待興之際,共和國將發展國防工業和國防科技、創建高級軍事院校作為當務之急。於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應運而生,哈軍工也由此舉世聞名。 共和國開國大將陳賡從朝鮮戰場受命回國組建學院,他八方遊說,經周總理親自批示,從全國高校首批抽調了100多名專家、教授,又從前蘇聯邀請了以奧列霍夫將軍為首的一批蘇聯專家,他們隨陳賡來到哈爾濱,在南崗區原哈醫大傳染病院的原址,又搬遷了3000多座墳塋後,建起了占地60多萬平米的哈軍工。一時間哈軍工群英薈萃,巍峨的樓群拔地而起,每個系都可從其樓角的裝飾知道這是什麼系,比如裝甲兵系是騎兵後面一排坦克。僅僅經過一年的建設,哈軍工就初具規模,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蹟。 1953年9月1日,陳賡院長兼政委接過中央軍委授予的八一軍旗,宣布中國歷史上第一所綜合性高等軍事技術學院誕生。毛澤東主席為學院親頒訓詞並為學院報紙題寫了報名----《工學》。 哈軍工是根據前蘇聯五所軍校的建制,設立了空軍、海軍、炮兵、裝甲兵和工兵五個工程系,每個系都是未來有關軍兵種單獨的高等技術學院的基礎和雛形。此後,陳賡大將還緊追世界先進科技水平,克服重重困難,親手創建了電子、原子、計算機三個系。哈軍工最初只有23個專業,到建校第3年,已增加到39個專業。還建有最先進的實驗室。哈軍工招生最初也只是從軍隊中招,幾年以後,招生面向社會應屆高中畢業生,陳毅元帥也號召高乾子弟報考哈軍工,帶動全國高素質考生。當時全國十大元帥中有七位元帥的子女、十位大將中有六位大將的子女報考哈軍工,其他省部級領導和烈士子女更多。優秀人材源源不斷進入哈軍工,到60年代初,當時的哈軍工已經與清華北大齊名,成為當時青年人嚮往的理想聖殿。 哈軍工從永遠的遺憾中淡出 1961年3月16日,共和國開國大將陳賡因心臟病不治,與世長辭,年僅58歲。消息傳至學院,上下同悲。四個月後,副院長劉居英繼任院長。劉居英是共和國少有的幾位三十幾歲的開國將軍。他在北京大學參加“一二·九”運動時參加革命,此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成長為軍事將領,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他與陳賡結識,當時陳賡是志願軍司令員,劉居英是鐵道兵運輸司令。1954年,劉居英從朝鮮戰場歸來,被陳賡點名推薦為哈軍工副院長,從此與哈軍工結下不解之緣。 劉居英繼任院長,繼續貫徹陳賡大將的“兩老辦院(老幹部老教師)”的思想,大抓招生,親自到上海招全國最好的學生,教學科研工作進行得很紅火,此時的哈軍工已與北大、清華齊名。劉居英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說:“哈軍工有名啊,不是哪一個人幹的,是我們黨干的。但其中最大的困難、最大的障礙,是正常教學、訓練秩序與政治運動的矛盾。那個時代,不斷地有政治運動。來一次運動,我們就是運動里不合格的。所以,文化大革命首先拿哈軍工開刀。”也就是這場運動徹底改變了哈軍工的命運,先是1966年被脫掉軍裝,後是1970年主體南遷,哈軍工被肢解得支離破碎。 1966年4月1日,對當時的哈軍工而言,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在這一天裡,所有哈軍工的幹部、教員、學生,在校園裡默默地摘下了代表着軍人身份的領章和帽徽。從這一天開始,原來意義上的哈軍工已經不復存在了。此後不久,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 1966年6月,北大聶元梓拋出第一張大字報,打倒了劉居英的哥哥、當時的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從此,在北國哈爾濱,偌大的軍工校園,再也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劉居英被打倒後投進牛棚,受盡折磨,許多老師教授也遭到迫害,整個軍工校園成了當時造反派的樂園,直到1970年哈軍工主體南遷。 1970年12月17日,國防科工委明確指示:哈軍工的海軍、空軍工程系歸海軍、空軍所有,原子工程系和哈工大的導彈系對調。規模不能大,教師隊伍要精幹。哈軍工的4、5、6三個系,也就是電子工程系、火箭工程系和電子計算機系及院機關內遷長沙,成為後來的國防科技大學。原子工程系內遷重慶,後又遷長沙,航空工程系與西北工大合併,艦船工程系,也就是海軍工程系遷內地獨立辦一所船舶工程學院,但具體地
在大部隊搬遷的任務塵埃落定之後,哈軍工除三系艦船工程系外,其餘64萬平方米校舍全部移交黑龍江省軍區。從1970年底開始,各路神仙紛至沓來、占房占地,有的教學樓竟成了馬廄,哈軍工頓時一片狼藉。三系因內遷校址遲遲未定,開始立足哈爾濱廣納師生。1975年,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建成。1994年,正式更名為哈爾濱工程大學。 為什麼這所如此有名的軍事工程學院會突然被迫退出軍隊序列,繼而在“文革”中遭遇搬遷、肢解這樣不尋常的滅頂之災?原因究竟是什麼?這已經成為一個未解之謎。當鳳凰衛視記者向劉居英將軍討教時,這位曾經與哈軍工共命運的老校長的回答卻是沉默和憤怒。對他而言,這是他一生中最為痛心的事情。 老校友:哈軍工精神是我們永遠的人生財富 王世榮是哈爾濱白樺林集團電子公司總經理,哈軍工海軍工程系五期學員,曾參與研製銀河Ⅰ巨型計算機等國防科研項目。 我是1956年從哈爾濱八中考入哈軍工海軍工程系的,一年預科,五年本科。當時哈爾濱人叫哈軍工為“103”,當時有一個順口溜:“要想不愁吃和穿,嫁到103”,103對於當時哈爾濱人來說既神秘又嚮往,尤其是我們中學生。當時報考哈軍工,不僅要學習成績好,還要出身可靠,政治表現突出,身體健康。我們報考之前,學校組織我們到軍工參觀。通過參觀,讓我在清華和哈軍工之間選擇了哈軍工,那時當一名軍事工程師報效祖國是我們那代人的理想。 當時軍工的學生入校先進行3個月的軍事入伍教育,完成我們從普通學生到軍人的轉變。然後是一年預科,複習高中課程和一些大學一年級的課程,預科結束後要統一考試,考試合格後才能升入本科。當時我們從八中來的11人中就有1人被淘汰。升入本科後,學習要求也特別嚴格,專業課一科不及格允許補考,兩科不及格留級,三科不及格就被淘汰、退學。我們當時每班入學時30名學生,到畢業時也就能剩下十七八人。記得一個叫張軍的同學因成績不及格被退學,他很難過,捨不得離開,就寫信給陳賡院長,懇請再給他一次機會,陳院長回信說:“張軍有志,明年再來!” 當時,哈軍工同學中有許多高乾子弟,但學院對他們一視同仁,而且老師和同學並不知道哪個同學是高乾子弟,是誰家的孩子,對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而高乾子弟也非常自律,沒有任何特殊化,在高乾子弟中也有堅持不下來被淘汰的。因此,學校的學習氣氛特別濃,許多學生入學後半年沒出過校門,不知道秋林在哪裡。當時我們上課是按照前蘇聯的課時安排,6節課一貫制,從早晨上到下午2時。我們那時上課、吃飯都要隊伍整齊。考試時都是口試,抽籤後,扎着武裝帶報告,再到黑板上做題答辯,非常嚴格。 那時我們每天早晨都是在軍號聲中出操,系主任和我們一起出操。每天晚上9點40分吹熄燈預備號,10點準時熄燈,不准開夜車學習。只有周六晚上允許開夜車,那時每到周六的夜晚,整個軍工燈火通明,都是晚上學習的學員,沒有出去娛樂的。那時每周三晚上有一場供給制電影(免費看電影),但卻很少有學員去看,那時軍工的學員心中,都充滿着努力學習報效祖國的責任感。 我們那時的課程設計和畢業設計都是真刀真槍,把學到的知識用設計成果表現出來。我本來應是1962年畢業,在1960年時被“拔青苗”抽出來參加“901”工程11人小組----承擔研製魚雷快艇指揮儀,我們原來的魚雷艇全靠艇長用眼看來指揮,在實戰中攻擊目標不准,傷亡很大,例如戰鬥英雄麥賢德的故事。我們真是邊干邊學,在實踐中完成了畢業答卷。 那時的哈爾濱人對軍工大院都感到神秘,軍工很大,包括現在南通大街文化公園以外的全部地區都是軍工的校址,文廟是當時軍工的圖書館。現在49所、八一樓,都是軍工的象徵,陳賡在那裡辦公。 當時軍工有許多在全軍都最先進的實驗室,確實是機密之地,我們實習用的武器都是從前蘇聯買的實物。因此,進軍工有三道崗,軍工生活區和教學區也是分開的,進一道崗是生活區,二道崗是教學區,軍工家屬是不能進教學區的。 哈軍工損失最大的是搬遷,三個月,一軍列,40多個車皮的設備運到長沙,但到長沙後,沒有房子,設備都是放在露天裡,長沙冬天下雨,第二年許多設備都廢了。那些設備價值一個億,那時的一個億是什麼概念?而且損失的不僅僅是設備,更大的損失是人材,由於人材的分散,把整個哈軍工13年形成的完整的教學體系和成果分拆肢解了,特別令人心痛。到長沙後,先是叫做長沙工學院,“文革”結束後才又回到軍隊體系,改為國防科大,但辦學環境一直都不理想,直到近年學校的規模才有模有樣。 哈軍工雖然不存在了,它的精神卻影響着一代人,它始終激勵着我們。 王世榮只是哈軍工千萬個普通畢業生之一,但管中窺豹,我們可從他的經歷中了解和感受到當時哈軍工學員的學習和生活。雖然哈軍工早已化為歷史,但所有歡樂的、痛苦的往事仍然留在老哈軍工人的記憶深處。值得欣慰的是,當年從哈軍工大院走出的莘莘學子而今多已成就乾坤,這讓劉居英無比自豪:“咱們同學到底爭氣不爭氣,現在我一看,我死能瞑目,我很高興。” 是的,從第一顆原子彈到第一顆人造衛星再到第一顆洲際導彈,從銀河系列巨型計算機到神舟號飛船,都有哈軍工畢業生擔綱重任,劉居英說,當年為了原子彈曾把軍工一個系的一半學生連窩端到荒灘戈壁,他們以哈軍工精神,在那裡艱苦奮鬥40年,創造了輝煌的業績。如今,88歲的劉居英居住在北京。在他的客廳里,只有這樣一張照片掛在牆上:他幾年前回到當年哈軍工舊址,一群學生將他圍在了中央。現在,儘管劉居英已近九旬高齡,但他依然每年都會回到哈軍工舊址看一看,因為,那塊土地上,每一粒土都值得紀念。 黑龍江廣播電視報 記者莊鴻雁 哈軍工老院長:劉居英將軍 劉居英是吉林省長春市人,又名劉志誠,1917年出生。1936年他參加一二九運動後(參加一二九運動的23名將軍中,有不少在參軍前已具有大學文化程度。比如還有李偉:清華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系,李東野:北平東北大學,吳愷:南開大學和中央航空學院,吳濤:中國大學,謝雲暉:北京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過北大團支部書記。後到豫西工作。1937年到山東,在萊蕪地區組織抗日武裝。次年與徂徠山起義部隊會合,任團政委。劉居英後擔任山東分局社會部部長、1940年初,山東分局派劉居英赴湖西處理“肅托”事件的善後事宜。後任山東省民主政府秘書長兼公安總局局長。解放戰爭時期,他隨肖華赴東北,出任長春市市長、吉林省政府秘書長、吉黑支隊政委。劉居英有一段時間從事鐵道工作,先後任哈爾濱鐵路局長、瀋陽鐵路局長、長春鐵路局長、東北鐵路總局副局長、中長鐵路管理局局長。 1951年劉居英入朝,歷任志願軍鐵路管理局局長、志願軍前線運輸司令部司令員、中朝聯合鐵道運輸司令部副司令員兼朝鮮鐵路軍管總局局長、中朝聯合前方鐵道運輸司令部司令員、中朝聯合鐵道運輸司令部司令員兼政委,獲朝鮮一級、二級國旗勳章。 1954年,陳賡創建“哈軍工”,劉居英出任“哈軍工”副院長,1961年,陳賡去世,劉居英繼任“哈軍工”院長。1964年9月至11月,在長沙召開全軍院校政治工作會議和全軍第十次院校會議,劉居英少將和“哈軍工”政委謝有法中將成為會議的中心人物,“哈軍工”被指責將林彪元帥的“四個第一”變為“四個第二”,會議印發了總政治部工作組對“哈軍工”的調查報告,劉居英找總政治部一位副主任要求申辯,之後在會議上遭到批判。緊接着“哈軍工”整風近一年,劉居英和謝有法做了叄次檢查,勉強過關。1966年4月,“哈軍工”退出軍隊序列,改名為哈爾濱工程學院,劉居英為此先後給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寫信申訴,均石沉大海,他面見賀龍,痛陳厲害,也未見回音。文革開始後,黑龍江省委派工作組進入學院。1966年8月,中共黑龍江省委第588次常委會議,同意國防科委關於撤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代理黨委書記兼院長劉居英黨內外一切職務,劉居英被打倒,經歷了戴高帽、塗黑臉的折磨。劉居英後來擔任過海軍政治部主任,最終回到鐵道兵任副司令員。 劉居英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獲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敢同麥克阿瑟“絞殺戰”叫板的劉居英 90高齡的劉居英將軍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上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叱咤風雲的美軍反法西斯名將,他1880年1月16日出生在美國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一個軍營里,父親是一名陸軍上尉。從小在軍營里長大的麥克阿瑟,崇軍尚武、熱愛軍隊,1899年經過不懈地努力他如願以償地考入了世界聞名遐邇的西點軍校,在西點他受到了極正規、極嚴格地訓練,加上自己刻苦努力,終於出脫為西點軍校公認的最優秀的學員之一。麥克阿瑟是美軍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為數不多的將領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出任陸軍第二十四師參謀長,屢立戰功,被軍中公認為“是戰爭中最勇敢無畏的軍官之一”。戰後,30歲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出任了西點軍校校長,在任期間,為西點的教學改革奠定了現代化軍事教育基礎。他所制定的“責任、榮譽、國家”六字校訓,歷經100年不衰,至今仍是美國軍人奉行的準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太平洋戰場上,麥克阿瑟戰績卓著,他率部隊像趕豬一樣把日本侵略軍從東南亞一直趕到沖繩,成為二戰後舉世仰慕的英
在“絞殺戰”計劃里,他們妄圖對志願軍和人民軍後方所有要地,軍事設施以及交通運輸線實行毀滅性的所謂“地毯式”的狂轟濫炸。道格拉斯·麥軍阿瑟還口出狂言,要在三個月的以內,摧毀朝鮮北部地區所有的鐵路運輸系統,一舉切斷我志願軍後方運輸補給線,割裂我軍前後方之間的聯繫,窒息我軍作戰力量,以此作為政治籌碼,協助其軍事上停戰談判的需要。 “大軍未到,糧草先行”,這是古今中外的軍事家都深諳的道理。我志願軍入在開戰之初,在後勤運輸與供應上,受到麥克阿瑟“絞殺戰”的嚴厲打擊,幾乎被美帝國主義掐斷了脖子。朝鮮戰爭是我軍第一次在異國領域裡進行的作戰。由於戰場條件遠不同於國內,朝鮮地域狹小、人口稀少,無法就地保障幾十萬大軍的供應。志願軍所需糧秣、被服、裝備全靠國內用鐵路運來,由於敵人仗着空中優勢,對我補給線狂轟爛炸,戰爭的物質保障遇到了極大的困難。當時,不僅彈藥不能及時地運上去,就連部隊的口糧也難以為繼。志願軍在數九寒天,零下30度的冰天雪地里,有的部隊甚至穿着單衣,有時幾近斷炊,彈藥也供應不足的條件下,入朝十個月,連續打了五次戰役,共殲滅敵人29萬,並將敵人趕回到“三八線”以南。但要想繼續擴大戰果,像對付國民黨蔣介石部隊那樣,大踏步前進和後退,大口大口吃掉敵人,也難以做到!只能一點、一點的消滅敵人。這個“一點、一點”小到營以下。毛澤東同志稱之為:“零敲牛皮糖”。 如何儘快地提高后勤及裝備保障水平,擺在了志願軍領率機關的面前。為了贏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全面勝利,彭德懷同志決心突然以往對後勤工作管理的思維定勢,打破我軍編制的常規,在志願軍指揮機關,創建後勤司令部,全面指揮後勤供應問題,並報請中央軍委任命洪學志同志為司令員,主管軍事物資、裝備的調配及所有軍事物資的運輸的指揮問題。鑑於當時的後勤指揮工作的重點在於運輸,物資從國內運輸不到朝鮮,什麼保障都談不上!運輸工作是後勤保障的最關鍵的環節。洪學志同志深感此項工作責任重大,要對付狡猾老道的世界名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決非易事!在幹部中挑來挑去,最後選中了我軍鐵道兵年輕的運輸專家,當年只有34歲的劉居英同志,任命他為志願軍前方鐵道運輸司令員兼政委,另兼鐵道軍事管理局局長,全面負責志願軍地面運輸問題。 劉居英,吉林省長春人,1917年生。1935年以化學單科100分的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就讀於化學系。年輕時代的劉居英思想活躍,追求正義,崇尚革命,在北大讀書前就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5年國難深重,日寇入侵華北,在北京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九”運動。在一二·九運動中,劉居英是一個十分活躍的積極分子,運動中遊行時,大個子的劉居英扛着大旗,威風凜凜地沖在遊行隊伍的最前列。此時他是北大團支部書記。後因國民黨搜捕,被迫轉移到豫西,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豫西特派員。後因抗戰形勢的需要,受黨組織派遣,來到山東根據地。劉居英來到山東,正值我黨在山東大舉抗日義旗之時,他在萊蕪地區組織抗日武裝,次年與徂徠山起義部隊會合,任團政委。後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社會部部長、山東省民主政府秘書長兼公安總局局長抗戰勝利後,劉居英隨羅榮桓到東北,1945年後,任長春市市長兼衛戍司令部政委,東北民主聯軍支隊政委,吉林省人民政府秘書
1951年8月,劉居英上任伊始,正趕上由美軍及其同夥,包括英國、法國等18國軍隊組成的所謂聯合國軍,開始對我軍大規模地遂行“空中封鎖交通線戰役”(即“絞殺戰”)計劃。當時,敵方在軍事裝備上占有絕對優勢。美軍投入戰場的各種類型飛機共1100余架。其中,用以攻擊我軍集結地域、後方基地、交通樞紐以及運輸車輛的兵力達50%以上。到7月份,美空軍兵力又增加到24個大隊又10個中隊,擁有各類型飛機約1700余架,且飛機作戰性能也大有提高。戰役最激烈時期,美軍每天出動220多架B-29轟炸機,每架攜帶15噸炸彈,當飛機集群起飛時,整個天空像發生了蝗災時大批蝗蟲起飛、遮天閉日,昏暗的天空上投下的無數炸彈像冰雹似地落向我軍所控制的鐵路、公路、橋梁,響聲震天,彈片和各種碎片在空中飛舞,到處是一片廢墟。有人統計,在我軍鐵路路基上,平均每7米就落下一顆炸彈。在交通樞紐處,敵人還投下許多定時炸彈和子母彈,用以殺傷我搶修人員,或破壞我已經修好的公路、鐵路和橋梁。對公路、鐵路兩旁的樹林,美軍更是投入大批的凝固汽油彈,燒毀樹林,使我軍車輛無法隱蔽。形勢極端嚴峻! 我軍入朝初期的情況是,當時是既無空軍,又無防空兵器,更沒有防空經驗。入朝初期僅有一個高炮團,共36門高炮,第一批入朝的6個軍共計有18挺高射機槍。本來,蘇中兩黨協議,指望戰爭開始,蘇聯會派空軍來朝鮮參戰,事到臨頭,斯大林又變了卦。這時,志願軍早已集結到鴨綠江邊待命,朝鮮戰局危如累卵,為了顧全大局,志願軍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還是出了兵。所以志願軍在對敵空軍爭奪制空權的鬥爭中,開始時處於被動狀態,只能是採取消極的偽裝、隱蔽、疏散等防護手段,較大的作戰行動和後勤保障,只好在夜間用夜幕掩護下進行。偏偏在這要命的關頭,天公也出來搗亂,1951年8月,朝鮮北方天降暴雨,山洪暴發,到處是洪水。部隊一方面要組織抗洪,另一方面還要組織運輸,在天災人禍雙重打擊下,我軍車輛損失很大。從1950年10月25日入朝算起到11月8日止,僅僅半個月時間就損失汽車339輛,占我汽車總輛數48%。在第一到第三次戰役期間,志願軍的糧食供應僅為部隊總需求的25%,彈藥只能做到重點補給。 臨危受命的劉居英,面對嚴峻的形勢,覺得自己肩上的擔子沉甸甸的!為了完成運輸任務,他必須勇敢地同老牌的名將麥克阿瑟鬥智鬥勇!劉居英制定了積極防禦的戰術,他決定先在諸兵種協調上下工夫,努力使鐵道兵成為合同軍隊的一員,力圖擺脫孤立挨打的被動局面。在志願軍本身沒有現代化的防空力量的條件下,劉居英指揮鐵道兵,採用各種土技術、土手段,想方設法搶修鐵路橋梁與線路。在被炸地點,讓工兵和汽車運輸部隊,組織人員使用人力進行漕渡或實施分段倒運。所謂漕渡,就是在河水裡用人力拉縴的方法搞運輸,這是我國古代交通不發達的條件下,在大運河裡運輸的方法。分段倒運,就是使用人挑肩扛、人力車、馬車一起上的辦法。總之,為了保持鐵路運輸不因局部鐵路被炸而中斷運輸,什麼原始的、古老的辦法都用上了。戰士們還創造出“出格”的調度辦法,晚上趁敵人轟炸的間隙,鳴槍為號,讓幾輛火車,像趕羊一樣快跑,迅速通過水下“暗橋”。“暗橋”就是戰士們在河流水面下修的隱蔽性橋梁,由於橋修在水下,敵機看不見。就這樣,部隊巧妙地把一部分被阻的彈藥和後勤物資運上前線,有力地支持了前方戰場的武器、彈藥和生活物資的後勤補給。當然,這種補給離志願軍的需求還相差很遠。 中央時刻關注着志願軍裝備的改善,為了更加有力地反擊敵人的“絞殺戰”,1951年9月前後,軍委從國內調來了3個高炮師,用以加強志願軍地面防空力量,與此同時,我年輕的空軍也開始投入了反“絞殺戰”的戰鬥,這樣我軍的防空力量一時大為增加。這些部隊統一配屬給劉居英指揮。在空軍和防空部隊的有機配合下,劉居英指揮鐵道兵在加強搶修的同時,不斷總結戰士們反“絞殺戰”鬥爭經驗,創造了“列車片面續行法”。所謂“列車片面續行法”是在鐵路運輸受阻地段,抓住有利時機,敢於打破鐵路運輸傳統的發一列貨車,回一列空車的慣例,將裝滿物資的重車,一列接一列的連續發現,使各種物資在一個區段上得到了源源不斷地續行,搶得了時間。因為,打破了去一返一的慣例,所以稱為片面續行。這就保障了彈藥、糧秣及冬裝能及時送到前線。此階段通過封鎖區的物資達15400多箱,初步改變了我軍前線的供給面貌。 到1952年上半年,我軍防軍力量又有較大地加強。祖國大後方又調來了兩個探照兵連和三個雷達兵連,來配合鐵道兵作戰,使防空力量更為加強。雷達部隊開始工作後,可以遠距離的發現敵機,部隊實現了對飛機的遠距離預警,使列車可以提前作好隱蔽鬥爭的準備。探照兵連則在黑暗的夜空裡發出了強大的光柱,將夜航的敵機鎖定並暴露無遺,極大地提高了我高炮部隊的命中率。同時,也加強了對敵機的震懾作用。美軍肆無忌憚的時刻終於過去了!與此同時,鐵道兵在劉居英的指揮下,在鐵路搶修方面,還創造了“以集中對集中,以機動對機動”的戰術。為了對付敵機的轟炸,在許多地方修了大迂迴的線路和許多便線、便橋,以確保有多重線路可以通車。在鐵路運輸方面,我軍也不斷總結經驗,創造了“月虧集中突運”、“搶22點”和“重、空車循環運輸法”等靈活對策。在志願軍的有力反擊下,到1952年6月,美軍雄心勃勃的“絞殺戰”計劃終於宣告失敗。此時,那位不可一世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上將也被美國政府解職,卸任回國了。 在抗美援朝戰史上,鐵道兵的這段英雄業績,被稱為:“打不爛、炸不斷的鋼鐵運輸線”。劉居英將軍就是鐵道兵的總指揮。他是我軍所有將領中,最早體會到高技術戰爭威力的第一人,也是第一個在高技術戰爭中,以智取勝的第一將。筆者這樣講,也許有人講,當時高技術戰爭還沒有出現。但這只是在名詞上的界限。現今,高技術戰爭的重要特點是,戰爭雙方作戰部隊不直接接觸,採用的技術手段是,遠距離平台和精確打擊相結合。朝鮮戰爭中,美國發動的“絞殺戰”,就是以強大的空軍為基礎,把飛機作為作戰平台,至於精確打擊,當時,雖然做不到,但他們採取了地毯式的轟炸,其威力也不亞於精確打擊技術。 劉居英將軍這段經歷,對以後他在哈軍工的辦學,無疑增加了各種思想上的準備。朝鮮戰爭培育了他,使他成為獨具超前眼光的軍事教育家。成功的軍事教育家,就是要像鄧小平同志所精闢指出的那樣,“面向世界、教育要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即能夠預見未來戰爭的樣式的變化,預見未來武器的發展方向,以及對未來戰爭樣式的影響。抗美援朝結束,1954年春,從前線歸來的劉居英由周總理親自推薦,出任哈軍工第一副院長,協助陳賡同志主持日常的教學和科研等各項工作。歷任軍事工程學院副院長、院長。文革復出後出任海軍政治部主任,鐵道兵副司令員等職。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曾獲一級解放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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