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和安德列•纪德都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作家，前者是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主要作品有《三巨人传》、《约翰•克里斯多夫》；后者则斩获了194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田园交响曲》、《梵蒂冈的地窖》等。

作为关心公共事务的公共知识份子，他们都曾非常关注苏联。1917年，俄国“十月政变”后，罗曼•罗兰称“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雅各宾，他们正在从事宏伟的社会实验”。纪德则“三年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上逐渐接近共产主义，同时参与了法国共产党的活动。

也因此，他们分别在1935年和1936年受邀访问苏联。访问归来后，他们将所见所闻写了下来，并从此疏远了苏联和共产主义。

罗兰眼中的恐惧苏联

罗兰在访问苏联期间，忍着病痛，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一一写了下来，并汇集成了《罗曼罗兰日记》。应该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罗兰在《日记》原稿的封面页上写道：“未经我特别允许在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之前，不能发表这个本子——无论是全文，还是摘录。我本人不发表这个本子，也不许出版任何片段。”

50年后，尘封的《日记》终于为人所知。在《日记》中，一个让人恐惧的苏联呈现在世人面前。以下内容引自网名为“雾月轩客”的相关翻译。

关于派系斗争。罗兰来之前，苏联正笼罩在“基洛夫事件”的阴影中。基洛夫是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12月1日在列宁格勒共产党总部被尼古拉耶夫所暗杀。尼古拉耶夫和13名嫌疑犯被枪决。许多人受到牵连，怀疑和审查。随后，斯大林声称发现了计划暗杀全部领导人的大阴谋，从而发动了大清洗。（注：当时有人怀疑，暗杀基洛夫的幕后指使正是斯大林）。

在莫斯科，罗兰会见了众多的苏联知识份子，有作家、建筑师、音乐家、工程师。除了语言障碍因素外，罗兰敏锐地感觉到谈话不是推心置腹的，他们很多想说的东西不愿或不能倾吐出来。连给他诊病的医生都是紧张兮兮的。罗兰甚至怀疑（并没有明说）高尔基都受到了监控：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掌控了高尔基的全部日常生活。

关于艺术生活。在莫斯科期间，罗兰经常被邀请观看苏联电影和戏剧。在苏联对外协会观摩的影片《夏伯阳》给罗兰留下一定的印象，那也是因为“共产党人第一次使白军的英勇主义获得了应有的地位”。然而，对于其它影片，罗兰不禁几次用到“拙劣”一词，认为要么是“政治宣传品”，要么是对美国歌舞剧的“拙劣模仿”。罗兰不无调侃的在《日记》中写道：“自从取消文艺形式多样化后，人民的艺术趣味败坏成这个样子。”

而罗兰在观看了根据普希金的长诗改编的新芭蕾舞剧《巴赫奇萨赖喷泉》后，在剧场出现受到了“不可思议”的欢迎。但他对此剧的评价却是：“不是独创的”，“矫揉造作”。

关于特权阶层：上层知识份子。罗兰注意到，作为文化总管的高尔基至少有两套房子，一套在莫斯科，一套在莫斯科郊区。房子不属于高尔基，但高尔基在里面过得很富足。罗兰观察到跟高尔基来往的上层知识份子一般都拥有别墅，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拥有小汽车。

“特权阶级没有钱，但他们有权，有权就可以弄到房子和食品”，罗兰在日记后的《附记》中流露出他对此的担忧，因为这与人民的生活存在着惊人的差距，是一种严重脱离人民的危险倾向。

关于苏联人民。在莫斯科，罗兰被艺术家、代表团和权力上层人物包围着，根本无法亲近普通人。他只能从6月30日那样的群众庆祝游行中去观察苏联人民，只能从苏联各地纷纷寄给他的信中去了解他们。

从游行中，罗兰对群众表现出来的狂热的“领袖崇拜”表示不理解，但他又认为人民在集体游行中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是真诚的，“苏联人民真诚地信任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政府”。然而，在罗兰收到的一封富农的儿子写来的信中，却提到由于自己的出身，所有大学和工厂的大门都对他关上了。

对此，罗兰的妻子、也是苏联人的玛丽亚与高尔基发生了争执，玛丽亚认为：评价每个人都应该根据他本人是什么，而不是根据他父母什么人。而罗兰笔下的“高尔基的眼睛中流露出痛苦和恐慌的神色……试图敷衍过去，提到了正在制订中的，许诺更大自由的新宪法。但这只是自我安慰的借口”。

关于斯大林。在访苏期间，罗兰有两次机会见到了斯大林。一次是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专门接见了他，并回答了他的提问。另一次是在高尔基莫斯科郊区别墅中与斯大林共进晚餐。

6月28日克里姆林宫的会见从下午4点10分开始，于5点50分结束，对话内容罗兰详载于日记中。罗兰提出了若干敏感问题，比如基洛夫事件，儿童面临死刑的威胁等，他对于斯大林的“坦诚”印象十分深刻，称“完全而绝对的朴实，坦率，诚实”。然而，对于罗兰来说，斯大林“始终是一个迷”，难以捉摸。

斯大林残酷无情，但在人面前却很随和，朴实，有时还会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这两种性格都是真实的，拥有这两种性格的人让罗兰疑惑不解。这种疑惑在罗兰观察内务人民委员，曾经是秘密警察头子的亚戈达时也同样存在，对热情洋溢的苏共才子布哈林也是如此，后者谈到对敌人的镇压时，认为应该“不择手段”。这种疑惑罗兰的心头萦绕不去，一直伴随他离开莫斯科。

关于书检制度、驱逐、监狱和集中营。尽管亚戈达宣称已取消书信检查制度，甚至白党的信件也可能自由来往，但事实上，罗兰和朋友的信件暗中受到苏联的检查，因为信件收到时已被拆开，信封上“粗暴而无耻地”盖着“从信箱取出时已破损，信封贴得不牢”！对此种做法，罗兰在日记中俏皮地说道：“富歇（法国警务大臣）的员警也许会做得更周密一些：在把信纸放回信封内时，应该别把它们搞混了……”

对于集中营，罗兰认为“这是警察理想主义的又一种表现”，“这种理想主义注重的不是人们的肉体痛苦，而只是事情的社会和道德的内涵。”

罗兰访苏结束后，对日记进行了整理，对访问进行了总结，这就是《日记》后的《附记》部分。尽管罗兰试图在《附记》中为苏联辩护，但其笔下的记录却披露了一个让人恐惧的苏联：没有言论自由，时时受到监控。而罗兰将《日记》尘封，大概是因为对苏联还怀有某种幻想吧。

纪德公开表示与共产主义断绝关系

1936年，纪德来到了他一直向往的苏联，回国后，他不仅猛烈批评苏联当局，而且公开表示与共产主义断绝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所见所闻使纪德在两个多月的访苏之旅后，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我们或许可以从其撰写的《访苏归来》中一窥端倪。

首先让纪德深感震惊和不安的是：苏联现实的政治经济情况，与其领导人所宣称的社会主义理论完全是背道而驰。在苏联，普通的工人农民仍然过着贫困和匮乏的生活；而且，一方面是民生凋敝，一方面却是领导人热衷于大排场和大手笔的各种庆典游行；一方面是大建工厂，烟囱林立，一方面却是工人住房紧缺，在窝棚中建设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甚至官僚特权和奢靡生活也并不罕见，比如招待纪德一行，连普通晚宴的耗费都是巨大的。

面对这真切的现实，纪德愤怒地谴责苏联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剥削和压迫，是“官僚分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纪德还注意到，普通苏联人的服饰款色单调，粗制滥造，不仅比不上西方国家，甚至连旧俄时代都比不上；而且，日用品、图书、文具等等也无一不是品质极差，不堪使用；但就是这样的产品，还数量匮乏。纪德对此分析认为：“供应什么就得喜欢什么，要不要就是这东西。既然国家兼为厂家、买主与卖主，品质便只能随文化而进步了。”在苏联，“国家没有对手，对此并不在乎，反正也没有竞争”，所以苏联产品的品质低劣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更让纪德感到不舒服的是在苏联政治高压下人们扭曲的思想。比如，在他致斯大林的感谢电时，由于忘了写斯大林名字前面的那一长串“专用尊称”，而被电报局工作人员拒绝发送。当纪德在访问过程中与一个苏联大学生交流外语学习的问题时，这个大学生自豪地告诉他：“几年前，德国和美国还有东西可以让我们学学。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向外国学的了，又何必讲他们的语言呢。”

纪德还注意到，苏联所谓的“全民选举，只是一种讽刺，一种假像，所有的任命都是自上而下决定的”——在这样“周围容不得人才，只容得下奴才”的“一人专制”中，“无产阶级被彻底地愚弄了”。他还发现，当全面的工业国有化和集体农庄化之后，工人、农民竟然不得不完全依附于工厂和农庄：“劳动者没有去留的自由，既不能喜欢留在哪儿就留在哪儿，也不能去爱情或友谊呼唤他去的地方”。

看到一个宣称以消灭剥削、消除阶级压迫为使命的国家，竟然是如此景象，纪德十分愤慨：“他们受人剥削，却不知道受什么人剥削，也就更不知道自己的贫困应当归咎于什么人，应当反对什么人！”

就这样，边走边看边观察的纪德，在两个多月的访问结束后，对共产主义的幻想彻底破灭。他如此慨叹道：“我想今天在其他任何国家，哪怕在希特勒的德国，人们的思想也不会比这里更不自由，更遭受扭曲，更胆战心惊，更唯唯诺诺！”

从幻梦中清醒过来的纪德在发表了《访苏归来》后，却遭到了苏联“朋友们”的猛烈攻击。于是纪德发表公开声明，称：“我拥抱的是真理，假如党离开真理，我当即就离开党。”

结语

与罗兰的沉默选择不同的是，纪德的清醒证明了他的睿智，而他曾指出的苏联种种的弊端，直到苏联垮台也没有解决，且在今日中国并无两样。而纪德抛弃对共产主义的幻想、抛弃苏联之举，值得当今中国每一个仍旧对中共抱持幻想的知识份子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