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胡适们被共产党迷惑后悔晚醒的深度启示(ZT)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赤潮腾涨，赤旗一时新艷，加之俄共封闭言路，报喜不报忧，假象惑世，全球士林一时莫辨。此时，中西社会均处于变革混沌期，西方知识界质疑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理性、否定现实秩序。尼采（1844～1900）：「这是一个价值重估的时代」。[①]传统价值需要重估，经验之尺既弃，鉴新绳范何倚？二十世纪初的胡适亦以思想自由、鼓励实验的宽容精神看待苏俄的「社会主义实验」。

胡适之函

1926年8月，胡适（1891～1962）短期访苏，致函友人：

慰慈：

这是莫斯科的第三晚了。在一个地方遇见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Merriam与Harpers。今早同他们去参观监狱，我们都很满意。昨天我去参观Museum of the Hevolution，很受感动。

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今天我同Merriam谈了甚久，他的判断甚公允。他说，狄克推多（Dictator，独裁者）向来是不肯放弃已得之权力的，故其下的政体总是趋向愚民政策。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

我看苏俄的教育制度，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可惜此时各学校都放假了，不能看到什么实际的成绩。但看其教育统计，已可惊嘆。

……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致观察调查，甚是恨事。但是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试验正与我们试作白话诗，或美国试验委员会制与经理制的城市政府有同样的正当。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

至于这个大试验的成绩如何，这个问题须有事实上的答案，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②]

1934年，胡适撰有一篇未发表的政论：主张东北交给中共搞共产试验，成功了可推广。[③]1949年后，胡适意识到中共夺国倚仗赤说，自责太注重学朮忽视思想，未奋力驳赤，反以「言论自由」优容，以鼓励实验之态看待赤俄「社会主义实验」，有助赤潮腾涨。[④]

1943年，美国汉学家费正清（1907～1991）认为共产主义适合中国：

我断然否定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我必须对这种看法负责，即认为「共产主义」在美国是邪恶的，而在中国却是有益的，我对这一结论的真实性深信不疑。[⑤]

最后时刻的清醒

胡适的智慧在于最后的抉择。1948-12-15胡适搭乘国府专机脱离围城北平，抵达南京后，他对国府官员叶公超说了一段很有深度的话：

贵党实在不敢恭维，但我们这班自由分子为什么还愿跟着你们走呢，有一点，就是至少可以保持不说话的自由。[⑥]

1949年4月14日太平洋轮船上，胡适于赴美旅途中痛斥中共的「激情燃烧」：

眼看见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这是古代专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彻底的愚民政治，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⑦]

胡适南飞，逃赤避劫，但未能带走次子胡思杜（1921～1957）。思杜思想左倾不愿走，后登报与父划清界线，坚决跟中共走。奈何思杜1957年仍沦「右派」，绝望上吊。

士林整体左偏

1945年1月中旬，燕京大学「民盟」四教授张东荪、费孝通与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受马叙伦委讬，前往西柏坡见毛泽东。毛与他们共进晚餐，彻夜长谈。2001年雷洁琼撰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真理》——

饭后我们围坐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彻夜长谈，聆听他关于如何把革命进行到底、知识分子问题、对民主党派的要求以及新中国建设的谈话，使我得到一次毕生难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⑧]

共军尚未进城，士林已思想缴械。1947年，「民盟」中执委、中国民主社会党领导人、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1886～1973），在《观察》上说中共「他们言出必行」，要知识界不必害怕中共的「将来革命论」（指从新民主主义转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⑨]张东荪站在「革命支持者」行列，对革命方案的危险性毫无警惕意识，根本没想到他在红朝的下场（1951年被指「美国特务」，1973年瘐毙狱中，二子自杀，一子精神失常，二个孙子判重刑）。

赤潮祸华虽为诸因之合，最关键的原因还是认识问题。1960年台北，蒋梦麟（1886～1964）谓费正清：

假如我们在大陆时就能达到我们现在这样的认识水平，我们本来是能够打败毛泽东的。[⑩]

结语

马克思主义实为赤色宗教，以理想否定现实，以未来倒证论点。国际共运之所以劲啸百年，肇祸惨烈，所依讬的重要条件之一即「时间差」，世人一时难辨共产主义，连胡适这样的顶尖高知都辨别不清。

共产主义以完美革命惑世，标榜「最后斗争」，左翼士林将地狱之路视为天堂捷径，送走不完美的国民党，迎来最糟糕的共产党。二十世纪的中国，走出历史偌大弯折。

国际共运惨烈证明：「完美即瘫痪」（邱吉尔名言）。我们只能生活在不完美之中，只能争取相对完美。任何脱离现实的「完美」，只能带来灾难。

(以上转自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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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王丹专栏】 从一份民调看西方学院派的幼稚病

我生活在美国二十年，至少有十年是在美国精英大学的领军学校——哈佛大学度过的。二十年中，我也曾经到很多的美国大学中参加演讲、座谈和讨论会等活动。当然，我的活动和关切的重点，都是围绕着中国问题而展开，因此算是比较近距离地观察到美国学院派中国研究学者，在认识中国时，存在的一些误区。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那种学术上的天真，或者说直接一点，就是一种认识和把握中国问题时的幼稚病。

说起来惭愧，这样的幼稚病的典型表现，就发生在我的母校哈佛大学。2020年7月，哈佛大学着名的甘迺迪政府学院的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发布了一份长期研究报告。这份报告的题目是《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Understanding CCP Resilience: Surveying Chinese Public Opinion Through Time），报告的发表者由着名的中共问题研究专家Tony Saich领军。这份报告的结论是：「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十几年来逐年上升，到研究结束时的2016年更是高达93.1%。」

象牙塔里面的学者做出的研究，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现实，以及多年积累的常识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看到这样的一个研究结果，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感到震惊。当然，对这份研究报告的结果也有高度认同的人，那就是中国官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曾经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引用了这份研究报告，然后得意洋洋地说：「这么高的支持率可能是美国那些政客无比羡慕又无法企及的。」中国官方经常疯言疯语，这并不奇怪。但他们引用的，确实是美国最着名的教育和学术机构之一的哈佛大学的研究成果，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也不能说哈佛大学的这些学院派学者信口开河，以我对他们的认识，他们不至于明里暗里地为中共的统治背书，成为大外宣。按照这份研究的自述，学者们在2003年到2016年间在中国进行了八次调查，据说通过面谈方式进行调查的人数就达到3.1万人之多。从民调的样本标准来说，这样的数量相当具有代表性了。而且，花费十三年时间做一项研究，这些学者的坚韧的研究精神也值得肯定。那么，为什么这样看起来很严谨的民意调查结果，却是如此可笑和脱离现实呢？这就不能不归因于美国，乃至西方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在看待中国问题上的幼稚病了。

这个幼稚病的核心，就是他们搬用自己在西方国家接受的教育养成的思维模式来开展研究。举例而言，在一个连基本的言论自由都没有的国家，进行公开的以面谈为主的民意调查，本身就是可笑的事情。试问有多少中国人，敢于在西方人的面前，在谈论到中共的时候说出「不拥护」三个字？真实的民意，要在一个说真话能够得到法律保护的地方才能得到，而在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在「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政治环境下，煞有介事地把公众的表达当成真实的民意，这些学者大概以为他们还是在美国吧？对此，有中国网友讽刺地说：「如果他们能去北朝鲜做这个调查，支持政府的民意比例一定比中国还高。」真是诚哉斯言！

对于文明程度不同的国家，对于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当然不能用同样的判断标准去进行研究和分析。但对那些学院派学者来说，似乎只要满足了他们习惯的学术标准，就是合格的研究成果。这不是幼稚，是什么呢？

(以上转自台湾自由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