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社會主義

送交者: alexsyalexsy 2021年03月09日18:47:1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毛主席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他對社會主義矢志不渝，一往情深，象磐石一樣從來都沒有動搖過。 　　在他去世之後，人們對他的紀念從來沒有停止，即便在他去世近半個世紀的今天，人們對他的紀念依然如海潮湧。這在人類歷史上，都是難得一見的社會奇觀。他的誕辰日，每年的12月26日，儼然成了一個節日，人們自發地用各種方式表達對他的敬仰和思念，甚至於年輕一代，甚至於外國人，都參與到這一“紅流”中，這個日子將成為一個全國性的約定成俗的重大節日，恐怕是無可懷疑的事了。 　　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在毛主席誕辰127年周年前夕，美國左冀網站“人民論壇網”發表了一篇紀念文章，文章中寫道： 　　“毛澤東主席是誰?他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共產黨人之一，是兩次偉大革命的領袖，是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第三階段和更高階段的偉大理論家。” 　　文章認為在無產階級意識形態最有力的學說中，有三位是最重要的： 　　“創始人馬克思、偉大的列寧和毛主席，這個意識形態的名字來源於此。在這三者中，主要是毛主席集中了這此思想精髓並將其帶入現代。” 　　文章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第三階段”，是指馬列毛主義階段，這個階段毛主席最偉大的貢獻，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也就是毛主席的社會主義。 　　來自美國左冀的這篇紀念文章，對毛主席的總結和評價無疑是非常準確和深刻的，它牢牢地把握了毛主席思想的實質，對於人們正確地理解毛主席、學習毛主席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借鑑和參考。人們只所以如此持久地紀念着毛主席，根本的原因，就是毛主席的社會主義。 　　什麼是毛主席的社會主義呢?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裡，社會主義是一個新生事物。對毛主席而言，它也是一個逐步認識的過程，他也無數次地追問和探糾過這個問題。1919年毛主席主編的《湘江評論》被查封后，他又負責編輯長沙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學生自治會會刊《新湖南》，把它改組成了一份政論性的刊物，他曾在《新青年》上發文稱這份刊物： 　　“再看他第七期的內容如何?其中精采真是不少。最要的如《社會主義是什麼?無政府主義是什麼?》——洋洋數千言，說的很透。” 　　1920年12月1日，毛主席寫信給蔡和森，一起探討他們的組織“新民學會”的方針問題，他表示宜取世界主義，把學會的方針改為“改造中國與世界”，他說這種世界主義： 　　“就是四海同胞主義，就是願意自己好也願意別人好的主義，也就是所謂社會主義。” 　　為了這個主義，毛主席從改良之路走上了革命之路，走上了槍桿子奪取政權之路。他曾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寫道： 　　“俄國共產黨的槍桿子造了一個社會主義。我們要造一個民主共和國。帝國主義時代的階級鬥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只有用槍桿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 　　在武裝革命的過程中，毛主席逐漸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並始終堅持着必勝的信念。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講道： 　　“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區別於任何別的思想體系和任何別的社會制度的，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進了歷史博物館的東西了。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已有一部分進了博物館(在蘇聯);其餘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快進博物館了。惟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於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國自有科學的共產主義以來，人們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國革命也改變了面目。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決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說革命的後一階段了。這也就是資產階級頑固派為什麼要那樣叫囂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實，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國就會亡國。現在的世界，依靠共產主義做救星;現在的中國，也正是這樣。” 　　為了實現這一人類歷史上最合理的思想和制度，毛主席創造性地提出了共產黨人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問題，解決了實現這一目標的路徑問題。 　　1937年5月3日，毛主席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他說： 　　“共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們將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階段。中國共產黨有自己的政治經濟綱領。其最高的綱領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在這次會議所做的結論中，他這樣說： 　　“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堅決地領導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我們是為着社會主義而鬥爭，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義者不相同的。現在的努力是朝着將來的大目標的，失掉這個大目標，就不是共產黨員了。然而放鬆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產黨員。” 　　毛主席把新民主主義革命，作為走向社會主義必經的橋梁。把這樣一條道路，叫“歷史必由之路”。把這樣一種選擇，叫“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 　　對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達到的目標——新中國，毛主席有許多的構想。 　　1938年7月2日，他在同世界學聯代表團談話時，關於戰後中共的主要任務這一問題，他這樣回答： 　　“抗戰勝利後，共產黨的主要任務，一句話，是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民主國家。在這個國家內，有一個獨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個代表人民的國會，有一個適合人民要求的憲法。在這個國家內的各個民族是平等的，在平等的原則下建立聯合的關係。在這個國家內，經濟是向上發展的，農業、工業、商業都大大地發展，並由國家與人民合作去經營，訂定八小時工作制，農民應該有土地，實行統一的累進稅，對外國和平通商，訂立互利的協定。在這個國家內，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種優秀人物的天才都能發展，科學與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國沒有文盲。在這個國家內， 軍隊不是與人民對立的而是與人民打成一片的。這樣的國家，還不是社會主義的國家，這樣的政府，也不是蘇維埃政府，乃是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與不破壞私有財產原則下的國家與政府。這就是中國的現代國家，中國很需要這樣一個國家。有了這樣一個國家，中國就離開了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地位，變成了自由平等的國家，離開了舊中國，變成了新中國。” 　　1940年1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論述了新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於政治，他說：“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和國，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關於經濟，他說：“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誰要是敢於違反這個方向，他就一定達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頭的。”關於文化，他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毛主席總結道：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做政治報告，提出了需要堅持的共同綱領和具體綱領，將新國家的構想作了進一步的發展，明確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他說： 　　“我們的主張是什麼呢?我們主張在徹底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後，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而這個國家經營的所謂國家，一定要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一定要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同樣應該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決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們共產黨人在現階段上，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上所主張的一般綱領，或基本綱領。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說來，這是我們的最低綱領。實行這個綱領，可以把中國從現在的國家狀況和社會狀況向前推進一步，即是說，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國家和社會狀況，推進到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 　　這個綱領所規定的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領導權，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因素。但是這個綱領的實行，還沒有使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社會。” 　　在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毛主席一直告誡全黨不要忘記社會主義革命的最高使命。 　　1943年8月8日，毛主席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講道： 　　“共產黨還要辦一件事，還要換一個朝，就是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社會。…… 中國革命已經經過了三個時期，即北伐戰爭、十年內戰和抗日戰爭，這三個時期的革命都屬於頭一個換朝。……什麼叫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是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有全國廣大人民參加的，基本上不破壞私有財產制度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就是我們現在干的頭一步的革命。但是，只有這一步是不夠的。我們的幹部還必須懂得將來要廢除私有財產制度。當然，那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有經濟的條件，有政治的條件，包括全國大多數人民相信共產黨的領導。領導權不是向人能要來的，更不是強迫就能實現的，而是要在實際利益上、在群眾的政治經驗上，使群眾懂得哪一個黨好，跟哪一個黨走他們才有出路，這樣來實現的。……現在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將來是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我們說的兩個革命。……我們要干兩個革命，要使兩個革命在我們手裡取得勝利。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作為一個共產黨的幹部，我們要有這樣的自信心，並且要學好本領，為勞苦大眾辦好這兩件事。”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七大”政治報告中說： 　　“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着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鬥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污衊、謾罵或譏笑。” 　　隨着中國革命形勢的不斷發展，革命力量的不斷變化，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社會主義因素日益增多，什麼是社會主義因素?就是毛主席所講的：“就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全國政治勢力中的比重的增長，就是農民、知識分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或者已經或者可能承認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權，就是民主共和國的國營經濟和勞動人民的合作經濟。所有這一切，都是社會主義的因素。”中國革命迎來了“人民共和國”。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為中共二十八周年紀念所作《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在回顧了中國革命的歷程後說： 　　“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 　　1949年誕生的人民共和國，政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但經濟領域中國營經濟、公營經濟數量較小，雖然起着領導作用，但整個社會經濟仍然屬於“新民主主義經濟”，共產黨人實現其最高綱領的歷史任務擺到了面前。 　　1950年6月14日，毛主席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再次提出過社會主義關的戰略規劃，他說： 　　“只要戰爭關、土改關都過去了，剩下的一關就將容易過去的，那就是社會主義的一關，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那一關。……我們的國家就是這樣地穩步前進， 經過戰爭， 經過新民主主義的改革，而在將來，在國家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大為興盛了以後，在各種條件具備了以後，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並在大家同意了以後，就可以從容地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 　　為了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這一過渡，毛主席提出並總結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12月，他在審閱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寫的《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鬥爭——關於黨在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稿時，加寫道：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製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我們所以必須這樣做，是因為只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利於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才利於在技術上起一個革命，把在我國絕大部分社會經濟中使用簡單的落後的工具農具去工作的情況，改變為使用各類機器直至最先進的機器去工作的情況，藉以達到大規模地出產各種工業和農業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着的需要，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確有把握地增強國防力量，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最後地鞏固人民政權，防止反革命復辟這些目的。要完成這個任務，大約需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就是大約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從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經濟恢復時期的三年，則為十八年，這十八年中已經過去了四年)，那時中國就可以基本上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毛主席按照馬列主義的思想與中國實際的緊密結合，在中國大地上建成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國家有着鮮明的特點，被當時的世界稱為“新生活法則”，被後來的人們稱為“毛澤東時代”。它的鮮明的特點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眾多方面，這眾多方面的特點統一歸於一個“人民性”。 　　在政治上，它突出無產階級領導，人民民主專政，人民當家作主，為人民服務。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不是口頭上的話語，而是用大法所固定的地位。1954年6月14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0次會議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作講話，他說道： 　　“我們的憲法草案，結合了原則性和靈活性。原則基本上是兩個：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我們的民主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這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的原則貫串在我們整個憲法中。另一個是社會主義原則。我國現在就有社會主義。” 　　在人民民主制度之下，毛主席還給人民賦予了一項重要的權利：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1957年10月9日，他在中共八屆三次全會上，肯定了這一形式，他說： 　　“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鬥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現在我們革命的內容找到了它的很適合的形式。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問題也好，建設的問題也好，都可以用這個鳴放辯論的形式去解決。” 　　1958年4月15日，毛主席閱中共河南省封丘縣委關於介紹該縣應舉農業社的報告《一個苦戰二年改變了面貌的合作社》後，寫了《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文章說： 　　“大字報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鄉村、工廠、合作社、商店、機關、學校、部隊、街道，總之一切有群眾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經普遍使用起來了，應當永遠使用下去。清人龔自珍詩云:‘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暗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報把‘萬馬齊暗'的沉悶空氣衝破了。……中國勞動人民還有過去那一副奴隸相麼?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面的勞動人民，現在真正開始統治這塊地方了。” 　　後來，“大字報”還入了“憲”，1975年1月，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通過的新憲法，專條規定： 　　“大鳴、大放、在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這種形式，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利於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在“人民大會”制度中，也規定了勞動人員的優勢比例，在毛主席時代人代會的現場，人們看到的更多的是勞動者的面孔。1974年10月11日，經毛主席審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四屆人大代表問題的通知》，對代表構成比例，通知提出: 　　“大體上，仍應保持工農和其他勞動人民代表占百分之六十四，革命幹部百分之九，革命知識分子百分之五，解放軍百分之十六，特邀代表百分之三，歸國華僑百分之一的比例。” 　　工農勞動者參政議政比例的絕對優勢，是毛主席時代人民政治地位的生動寫照，其政治的代表性由此一覽無餘。 　　在經濟上，通過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實現了根本的轉變，確立了社會主義革命所必需的公有制經濟基礎。工業方面，國營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一統江山，與之相適應的農業也實現了合作化，並進而發展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式，成為毛主席時代社會主義的重要標誌。對人民公社這一新生事物，毛主席極盡呵護和支持，推動了它的大發展。1958年11月24 日，毛主席審閱修改《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指示時 ，加寫了一段話： 　　“近代的產業軍，是資產階級組成的，一個工廠就是一個軍營。工人站在機器面前，其紀律之嚴，不下於軍隊。社會主義社會的工業產業軍，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產業軍，去掉了剝奪剩餘價值的資本家，實行了工人自己管理自己的自覺自愿的民主集中制。我們現在把這個制度應用於農村，建立了沒有地主富農剝削的社會主義的農村產業軍，同時就建立了人民群眾鬥志昂揚的民兵制。” 　　1958年12 月9日，毛主席主持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全體會議，對人民公社問題，他說： 　　“我們找到了一種形式來建設社會主義，便於從現在較低級的所有制(集體所有制)進到高級的所有制(全民所有制) ，便於從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進到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制，便於辦工業、辦教育、辦民兵，工農商學兵，各種事業綜合起來搞，規模大，人多。這是一件極好的事情。” 　　中國迅速發展起來的人民公社，也引起了世界的許多關注，當時波蘭的經濟學家明茲參觀了十四個人民公社後認為：中國的人民公社具有世界意義，有遠大的發展前途。他說： 　　“人民公社的建立會對政治經濟學理論作出重大的貢獻，寫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定要寫公社問題。” 　　日本山下龍三寫了《人民公社的若干理論問題》一文，他認為： 　　“中國人民公社的產生和發展，對於廣義的共產主義建設理論，提出了許多嶄新而且極為重要的問題。” 　　人民公社給人們留下了深遠的印象，中國至今仍然存在保持這一形態的村莊，一首傳唱不衰的歌曲《社員都是向陽花》每每能夠喚起人們的美好回憶： 　　“公社是棵長青藤，社員都是藤上的瓜。瓜兒連着藤，藤兒牽着瓜，藤兒越肥瓜兒越甜，藤兒越壯瓜兒越大。公社的青藤連萬家，齊心合力種莊稼。手勤莊稼好，心齊力量大，集體經濟大發展，社員心裡樂開了花……” 　　在文化上，與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相適應，文化更多地傾向於人民性。在社會主義所有制完成之後，毛主席認識到人的改造的重要性。1957年7月8日，他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對上海各界人士發表講話時說： 　　“社會主義改造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單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層建築，主要是政權機關、意識形態。各種意識形態都是要反映階級關係的。比如報紙，這是屬於意識形態範圍的，學校教育、文學藝術，也是一種意識形態，上層建築。” 　　1959年12月底至1960年初，毛主席在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關於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問題，他說： 　　“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關於勞動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他說： 　　“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也是一種生產關係。在這裡，例如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制度，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 　　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產關係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分配製度這三個方面。” 　　由於這種新型的生產關係的產生，反映這種生產關係的文化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改變，人民群眾站上了文化的舞台，工農兵成為文化所要表達的主角和服務的對象。上世紀60年代上半期，毛主席曾經多次批評文化部、宣傳部等部門，指出這些部門表現社會主義的東西少，他很嚴厲地指出： 　　“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着手，認真地抓起來。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毛主席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社會主義塑造，以及為了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所做的種種努力，產生出了許多社會主義法則-----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曾被布隆迪常駐聯合國代表恩桑澤·特倫斯稱為“人類的新生活法則”，這些新的法則共同作用轉化為一個時代的形象，如掃盲，破四舊，除四 害，夜校，學習雷鋒，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物價穩定，福利分房，平等關係，為人民服務，群眾路線，按勞分配，上山下鄉，赤腳醫生，公費醫療，合作醫療……它區別於任何其他時代，從社會主義理論的高度來說，它又被稱為馬列毛時期，把社會主義制度推上了一個更高的階段。 　　如果不存偏見，毛主席的社會主義是巨大地解放了人民的個性的，巨大地解放了中國的生產力的。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在他的著作《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中讚嘆道： 　　“50年代初期，中國從比比利時還要弱小的工業起步，到毛澤東時代結束時，長期以來被恥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已經躋身於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業國家之列……考慮到中國的經濟成就幾乎是在毫無外來援助和支持的情況下由中國人民獨立取得的，因而這種成就就格外引人注目。” 　　當毛澤東時代結束的時候，中國的工業產值，由當初的30%提高到了72%，中國已經成了一個初具規模的工業國家了。難怪莫里斯.邁斯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的時代。” 　　1971年11月15日，在聯合國二十六屆大會全體會議上，智利常駐聯合國代表溫貝托·迪亞斯·卡薩努埃瓦在歡迎中國代表團的講話中說： 　　“今天，一個由尊嚴的、鞏固團結的、充滿信心和革命力的自由人們組成的民族出現了。……中國從落後、破壞、饑荒、水災和瘟疫的廢墟上站起來，在短短的一些年裡在農業和歷史、教育和公共衛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還有在使集體和個人的道德臻於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進展。” 　　毛主席的社會主義是在一貧如洗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在重重圍困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在戰爭或准戰爭狀態中建立起來的，是在根基於內循環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在短短的二十七年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無論從哪一個考量，都是一個奇蹟。 　　毛主席是一個共產黨人，他做了一個共產黨人應該做的，他做了很多共產黨人做不到的，他是一個共產黨人的楷模，他開闢了人類走向共產主義的新道路，因此，他獲得了全世界共產黨人和他為之奮鬥謀幸福的人民的永遠的尊重和愛戴。 　　在今天這個真假李逵莫辨的世界，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的一些理論和論斷對於人們增強辨識能力會很起作用。例如他在1957年10月2日會見東德軍事代表團時說： 　　“經濟上要建立社會主義基礎，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就只是空名。” 　　再比如更早的1939年5月4日，毛主席在延安青年群眾舉行的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紀念會上，他跟青年們說： 　　“希特勒不是也講‘信仰社會主義’嗎?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還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呢!他們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呢?原來就是法西斯主義!陳獨秀不是也‘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嗎?他後來幹了什麼呢?他跑到反革命那裡去了。張國燾不是也‘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嗎?他現在到哪裡去了呢?他一小差就開到泥坑裡去了。……所以我們看人的時候，看他是一個假三民主義者還是一個真三民主義者，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個真馬克思主義者，只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關係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這一個辨別的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我希望全國的青年切記不要墮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認清工農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進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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