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三月在深圳发生了美国教师在公车上调戏妇女，当众撩开一位当地妇女的衬衫进行非礼事件，过后仅一个月。本月19日，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又有美国人对女司机大打出手，并攻击上前劝阻的乘客，不时伸出拇指朝下，羞辱周围的公众，还追打在场采访的记者。

这位美国人的流氓行为引起了广泛的愤怒，网上有许多人纷纷发言谴责甚至斥骂这位肇事者。笔者以为，这位美国人的行为确实令人不齿，但网上的叱骂也没有意义，市侩流氓那里都有，美国自然也不例外，针对此特定个人的激烈言行为显然有失理智。文明社会应该从制度上来思考解决问题，不然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疲于奔命，永远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笔者认为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应该与国际接轨，给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以“国民待遇”。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给外国人“国民待遇”已成共识，随着各种限制被取消，外国人在华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这“国民待遇”在现实中却成了片面的“优惠待遇”，只讲给外国人各种优惠权利，而不要义务上也同样以“国民待遇”，以至于现在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在华享受特权。在中国窃取情报，犯了罪，只要回国（驱逐出境）便可了事，正如《早报》的文章所说的，北京当局的政策是“人若犯我，我必放人”。间谍、罪犯，只要是美国籍或者有美国居留，就可以逍遥于法律之外，这样对外一味屈膝求安，不顾法律和原则，只能使不法之徒更为嚣张。

美国的《时代周刊》曾经撰文介绍，去年因撞机事件中美双方激烈交锋时，美方代表席乐高将军到海南与被扣留的美军间谍飞机成员会面。为了给被扣士兵打气，这位美国将军在会面时故意挑衅中方官员，大声责骂中方代表。而对美方如此的粗暴无礼，中方官员的反应是唯唯诺诺忍气吞声。这活生生的事实给美军士兵以很大的鼓舞：显然中方官员在心里是惧怕美国的，根本无需理会中方的要求。如此毫无原则的一味追求息事宁人，必然招致不法分子予取予求更为猖狂，在深圳耍流氓的是位很有知识的大学硕士，他就理直气壮地说：“我是美国人，我把你杀了，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中国媒体骂这位美国人野蛮无礼，其实他说的不过是大实话。问题不在于美国人的素质，而在于中国政府的政策。

在中国，“与国际接轨”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洋人至上”，其实像美国或者西欧等和国际完全接轨的国家，外国人绝对没有特权。相反，曾有一位格鲁吉亚的驻美外交官在美国驾车肇事，在当地引起了公愤，结果美国迫使格鲁吉亚同意让这位有豁免权的外交官接受美国法律的制裁。在西方，别说打人耍流氓，要是在公共场合向妇女伸出中指，警察就可抓人，而且没有什么“劝说”的，如敢于违抗警察的命令，警员就可以开枪。在中国深圳的案例，美国人猥亵妇女，警察竟然“调解”了事。北京的事件，肇事者在警察到场之后还继续耍流氓，不上警车。就是在警察的一再劝说下，进了警车，一会儿又从车里钻出来，向公众伸出中指，进行侮辱。在警察面前可以任意为非作歹，显示在中国法律对美国人已失去了约束力，意味着一个新的“治外法权”时代。

从媒体的报道中可以得知，暴露出来的两件事并非偶然。在深圳侮辱妇女的马克先生，到中国的时间不长已留下一连串的劣迹。就在其流氓行为被曝光的前一天，他也在公车上调戏另外的女青年，只是当时没有人敢出声。在日常生活中他也经常捣乱，醉醺醺跑到超市，骂骂咧咧大喊大叫，有时甚至不付钱就把货品“拿”出来。就在事发后的第二天，他又先后闯入两家餐厅，推倒女服务员，砸抢啤酒，放肆撒野。在北京殴打女伺机的这位美国人也被一贯横行霸道，在餐厅搞小偷小摸，把冰淇淋藏在报纸下，想“带”出餐厅被发现，当服务员上前礼貌地表示愿意为他开单时，他竟然把冰淇淋塞进服务员的衣服里，还骂服务员小姐为什么盯着他。

这些人要不是偶然被媒体曝光，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劣迹，其他不为人知、危害妇女的特权流氓还不知有多少。中国又变成了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如此厚洋薄己，必然导致人心涣散使社会成为一盘散沙。就本文中的案例，周围有几十个观众，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制止洋人的流氓行为。如果政府警察都怕洋人，美国人犯了法也不会受惩罚，势单力薄的平民百姓又能怎么呢？在自己的国家当二等公民，这样的国家能吸引什么人，会有什么凝聚力呢？当年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华大地上，伪军、汉奸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到几百万之众，要二等公民胸怀国家显然是不现实也不合情理的。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有许多的个人自由，同时也具有强大的国家凝聚力，就是因为西方国家在世界上全力维护本国公民的利益，让每个公民切实都体会到国家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贡献国家服务社会就是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使自己的生活更好。每个人都出于这基本的利益而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当然西方国家有权有势，那么弱小的国家是否只有给洋人“治外法权”才是唯一的出路呢？人口只有几百万的弹丸小国新加坡，为人做出了榜样。新加坡为维护国家的法律和主权，敢于对美国流氓施以鞭刑，不但为新加坡在世界上赢得了尊严（西方人也看不起奴才，尊重法制），在经济上海外投资和出口也未受到影响。新加坡没有多少国力，有的只是领导人为国家负责的精神和勇气，从行动上踏踏实实为国效力，而不是口头上吹嘘代表人民的利益，实行上奉行“恐洋主义”。新加坡成功的经验对今天13亿人口的中国很有教育意义。

美国大学硕士马克在中国调戏妇女，说出“我是美国人，我把你杀了，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这决不是美国人素质的问题，而是“恐洋主义”政策的自然结果。因此笔直认为，不应该对马克先生个人进行口诛笔伐、群起而攻之，在欧洲的美国人更多，但不会有如此无法无天的行为和心态。这不是人的因素，而是国家环境、政府政策所造成的，解决的方法应该是从实质上“与国际接轨”，给外国人真正的“国民待遇”。

2002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