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大二那年冬天，一通來自上海的電話，讓郎麻麻和彭老爹激動不已，也是這通電話，還原了他們當年剛踏上這片土地時發生的故事。

 

 

上世紀80年代末，老家的光景不是很好，父母家裡又姊妹眾多，於是在老家分家以後，他們帶着尚在襁褓中的大女兒，和僅有的幾件“財產”，隨“吉安小隊”的幾位同鄉，來到了位於塔克拉瑪干沙漠北麓的一個小團場。

 

剛開始他們只是作為秋冬季拾花工來到這裡，但到了來年春天，他們便自願留下，並被分配給一對上海知青包管棉花地。那會兒，沒有任何棉花種植技術，上海知青就帶着他倆進棉地一點一點地教，本就在田地里長大的父母，沒多久就干的得心應手，父親總說看見整塊條田的莊稼，就像看見了希望，心裡得勁兒。

 

那時候連隊職工都有幾畝自留地用來種些時令蔬菜，父母他們不是職工身份，吃菜總得買來吃，上海知青便將家裡種的菜分給他們，父母二人沒什麼可分享的東西，便對地里的事兒格外上心，兩家都是善良淳樸之人，相處起來總是那麼和諧，日子也過得平靜充實。

 

春去秋來，棉花到了9月左右就可以採拾了。那時候全是人工拾花，在拾花季人們總是頭頂着啟明星就下地，晚上趕在棉地返潮前再離開，然後再拉着推車，把一天拾好的花，運到花場。拾花季的花場總是燈火通明，熱鬧不已，每個人都在享受着這一天的勞動成果。

 

 

 

 

兵團棉農們的錢是從來不會被拖欠的，花被拉走，年前肯定結賬，所以當時在人們的眼裡，花垛上的高度就是這一年辛苦勞作後最直觀的收入。每天拾完花的最後，父母總像是檢視自己的勞動成果一樣，帶着自豪和喜悅，把花一點點的往花垛上落。

 

棉花後期加工時，如果含有頭髮或者尿素袋小碎片這種不易篩選且極易自燃的雜質，是會被扣大價錢的，因為在當時花場如果着火了，算得上是團里的重大事故。

 

拾花季的時間對於棉農來說相當於是按分秒來計算的。而我家因為拉花的推車太小，每天拾花的人也會根據花期不同而有所變動，有時拾花量大的時候，就需要分好幾趟運送。通常這個時候，彭老爹到了下午就得先自己運上幾小車的花到花場。

 

知青家的女主人當時是花場的工作人員，負責看護花場。通常她看到父親下午來運花就會幫着父親，讓父親先走，她自己來篩。彭老爹說他到現在都記得，即使後來他們承包了自己的土地，那個女知青也時常會這樣幫襯我們一家。

 

充滿誠意與努力的日子，終究會得到回報。父母幫忙管地的那年，上海知青家的棉花創造了連產量第一，團產量第二的好成績。當時團里還專門給他們兩家人都發了獎金。也正是那一年，父親覺得自己未來只要肯吃苦，就一定能把日子過好，所以父母二人決定，拖家帶口長留新疆。

 

 

後來，那對上海知青因為身體原因在90年代中期回到了老家，而父母則接過了他們身上的擔子，繼續在鹽鹼地上揮灑青春與汗水。再後來，2015年的冬天，那對上海知青爺爺奶奶幾經波折通過還與阿拉爾有聯繫的同鄉要到了父親的手機號碼。幸運的是他們二老身體都還很健朗，我家的光景，也讓他們發自內心地感到高興。通過視頻，雙方都見到了彼此激動的淚水，言語裡都充滿了對曾經一起同甘共苦的懷念與感激。

 

直到現在，他們始終保持着聯繫，父親總說：“快退休了，退休了就去見一見他們，怎樣都要見一見。”我想，那是父親想對自己曾經青春年華里交付過的初心，一份自己最滿意的答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