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叫“维权运动”而不叫“人权运动”？


近年来，我对一个在中国出现的新名词“维权运动”感到不理解。过去，我在中国只听说过什么叫“人权运动”，我理解的“人权运动”指的是要求中国共产党政府修改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制度，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各级政府能够按照《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人权标准尊重基本人权。

“维权运动”用了一个新的名称，不叫“人权运动”了，是不是为了与“人权运动”相区别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维权运动”与“人权运动”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从“维权运动”的诉求范围来看，“维权运动”的诉求范围比“人权运动”宽得多。“维权运动”包括了“人权运动”在内，但“维权运动”更包括了许许多多的核心不是“人权”问题的诉求，比如说对征地补偿不满不是一个“人权”问题，丧失了特权的群体要争取挽回不是一个“人权”问题，输掉了官司力求翻案这样的诉求本质上也不是一个“人权”问题。在征地补偿、换回特权和输官司翻案这些典型的“维权运动”问题上，原始的诉求不是“人权”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但这些群体为了利益，在诉求过程中，却会遇到“人权”问题，这方面下面我还会说到。

其次，从“维权运动”的诉求对象来看，目前中国的“维权运动”主要的诉求对象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反对的是地方政府或者是中央政府的某些特定的领导人（或前领导人）。我不认为“维权运动”采取的手段是否激烈有多大关系，无论是“自焚”、“自杀”、“绝食”，无论是如何激烈地揭露和大胆的抨击，还是同地方政府合作避免对抗，我们都可以发现目前中国的“维权运动”不在于力求改变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制度，他们要求改变的是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在他们特定的利益诉求问题上作出让步。

第三，当“维权运动”在诉求过程中遭遇到“人权”问题的时候，“维权运动”的个人和群体面临两项选择：

（1） 认为“人权”问题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制度造成的，那么只有设法改变了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制度，即解决了“人权”问题之后，才能够走通维护正常的利益诉求的道路。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无论原始的“维权”是要维护什么，他们的“维权”很快就会把目标和重点转移到了对“人权”的诉求上，因为不解决“人权”问题，他们无法正常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即使今天他们获得了利益，长远来说他们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不解决“人权”问题，就没有安全感。

（2）认为“人权”问题不是由中共产党政府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制度造成的，相反，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制度赋予了他们的“权利”，只是地方政府不执行，违反中央政府政策，或者是中央政府的个别领导人、少数领导人、包括某个或某些前领导人滥用权力或者贪污腐败，因此他们上访中共中央政府，他们在中共中央政府严密控制的媒体上来“揭露”，他们虽然也遭遇到“人权”问题并且试图解决，但是他们没有发现，“人权”问题不可能在个别案例上和中国的个别地区得到解决之后，他们的长远利益和安全感就会得到保障。

如果绝大部分的“维权运动”人士和群体如（1）所说，那么就不需要用一个新名词“维权运动”来取代“人权运动”，这是因为无论原始的原因是什么，最终，而且是很快地，都归结到了“人权”问题上来了，因此只是“人权运动”。问题是，目前绝大部分的“维权运动”人数和群体如（2）所说。这就把“维权运动”和“人权运动”区别开了，让我形象地总结如下：

“人权运动”是要求中国共产党政府按照国家人权标准行事，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政府在整体上改变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制度，这是一个奴隶要求得到自由、得到解放的运动。

“维权运动”是要求中国共产党政府实现其法律、法规和政策所许诺的内容，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个别、少数活前领导人违背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而伤害了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就起来“维权”，这是一个奴隶主规定要给奴隶吃饱饭，但监工克扣了食物奴隶反抗监工、要求奴隶主替换监工和惩罚监工的“运动”。

我认为，在仔细分析了“维权运动”同“民主运动”之间的区别之后，我们就知道发明“维权运动”新名词是有意义的，因为“维权运动”与“人权运动”有交叉的地方，但“维权运动”与“人权运动”有很大区别。

我们看到，“维权”的一部分在遭遇到了“人权”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诉求重点转移到“人权”问题上之后，就是“人权运动”了，因此剩下的没有把诉求重点转移到“人权”问题上的“运动”就是“维权运动”，如果我们说我们要支持什么的话，我们当然不是说我们不支持某些“维权运动”的诉求，但我们的重点显然应该放在支持“人权运动”上，而不是放在支持“维权运动”上。(正义党 彭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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