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按：

我有个朋友说：我觉得你的这篇文章，比朱自清的背影还感人呢。

我说：谢谢你的鼓励。但是，你的话言之过早，因为我还活着呢；朱自清活着的时候，

背影这篇文章的社会影响一般，他死以后，背影才成为一等一的范文。实事求是地说，

我的这篇文章比朱自清的背影深刻一些。朱自清的背影，只是泛泛的父子之情；

而我的这篇文章，写出了文化革命黑暗年代，两位老共产党人背弃党性原则，

不遗余力地拯救叛逆之子，从而成为人性战胜党性的光辉范例。

二老仙逝后，我算了一下，他们总共享年190岁，而他们的中共党龄共计150年（1935---2015、1937----2007）。

我尊重二老的政治信仰，而二老容忍我的人生抉择。 

进入新世纪，我曾经想回京当海归；二老回复四个字使我打消此念——毛骨悚然。

二老善良正直，一辈子没有犯过政治错误、经济错误、生活错误；

然而，他们却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生养了毕汝谐这样一个叛逆之子。  

  2019年按：

 爸妈，你们在天上好吗？

   我非常想念你们；我终将投奔你们，而你们却永不归来。

   爸妈，你们在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玉岑园安了新家；

我隐隐感到不安：也许有一天，这个家会被歇斯底里的暴民毁了！

2018年按：

2018年父亲节来而复去；与我而言，这是第十一个没有父亲的父亲节。

  父亲走后，当时尚未暴露狰狞面目的二姐问：要不要给爸爸修墓？

   我道：我的胸口就是爸爸的墓！

   这并非一句空话。

   2013年11月，光明日报资深记者某君夫妇来纽约，

我怀揣父亲的骨灰袋往见老友；我问某君害怕不害怕，某君说不害怕。

   此时，父亲仙逝已整整6年！古人庐墓，仅仅3年！

   如此大孝子，天下罕见！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几十年来，我殚精竭虑，

在忠孝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既孝敬父母双亲，又尽忠国家民族！

   了得！

2007年母亲节，为了营造铁板一块的大团结局面给父亲冲病，

毕汝谐赠给母亲、大姐、二姐每人一条钻石项链；并致以题为“我爱我的亲人”电邮，

谓：你们一辈子恋爱、结婚，从未有男人送给你们钻石项链；那么，我赠给你们每人一条钻石项链吧。

如此 大孝子、贤良弟，天下罕见！

   2007年 按：

九旬老父,沉屙在身;不孝之子,忧心如焚.

   我特找出一九八五年同时发表于”世界日报”和台湾”海外学人”杂志的

旧作＂父亲节的思念＂（笔名山山）；命助理汪先生全文打字，借以为父亲祈福.

父亲节的思念

   父亲节前,各家报纸纷纷推出父亲节礼物的广告,琳琅满目,令人叹为观止.我初来美国,阮囊羞涩,

愿以这篇短文――化为文字符号的深深思念、绵绵亲情――充作菲薄的礼品,献给远在中国大陆的父亲.

   自我呱呱坠地,父亲便是我的可以掩身的大树、可以依靠的高山.我从来也不敢想象,

如果不是躲藏在父亲身后,这个步步陷阱的世界是何等的凶险……

   我幼时不喜欢走路,偏好坐在父亲的肩头,困惑地眺望这个陌生的世界.父亲毫无怨言地扛着我,

代我迈出了最初的步子.于是,这竟然成了我个人生命史的一个象征――在中国大陆那样一种政治环境里,

我自己得荏弱的翅膀,根本不足以抗拒空前强烈的风暴的袭击,是父亲甘心忍垢负辱,挺身将我保护下来……

   我是坐在父亲的肩头渡过许多难关的.

   我大约是生有反骨的人.自我懂事以后,便与整个社会环境格格不入;及至进入青春期,

恰逢“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确立了与专制极权制度势不两立的坚定信念.

在文革如火如荼的高潮中,我对父亲说出一个成熟了的信念:“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伪科学.”父亲大惊失色,

像是看着麻风病人似地望着我,用细若游丝的声音说:“你要是在外面这样说,就永远看不见爸爸妈妈了.”

   从此,我成了父亲的枷锁,他因我而心惊胆战,满面愁容;我成了父亲的累赘,他因我而进退失据,无法扬眉……

我那时候多么幼稚,竟然凭着血性方刚之勇,做了许多蠢事.至少有两度,我被卷进了反革命集团,落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然而,我竟然没有粉身碎骨,竟然奇迹般地全身而退!哦,原来我是落在双亲多年来精心编织的人事关系网之中(2007年7月28日注) ……

   父母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父母给了我第三次生命……

   就这样,我牵着父亲的衣裾,绕过急流,渡过冰河,走着艰难的人生道路.我们父子感情之深,

简直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每天晚间,父亲就寝前都要来看我,双方例行下面的对话—-

   “还有什么事情?”

   “没有了.爸爸,你快休息去……”

   “好,你插门吧.再见……”

   于是,我们就像即将久别似地紧紧拥抱,脸贴着脸,酣畅淋漓地发挥一下其深似海的父子之情.

我们一致认为,这种父子情远远胜过文学家朱自清在其散文“背影”中描写的那种父子情.

   我若是留在中国大陆,时时都有被社会吞噬的危险,其方式不外有三:自杀、发疯、入狱.

因此,父亲和家人都认为我应当移居海外,而且越早越好.为了跨越这一坡坎,父亲抖擞精神,

提携我挣脱了种种羁绊,达至新的起点.他谆谆提醒我要忍耐,不可以造次---

“你到底想去哪里――澳洲、美国，还是新疆、青海?”后两处新设了许多劳改营,言之令人变色.

   半年前,我办妥了全部出国手续.当父亲验明签证无误之后,

好像禁不住这巨大的幸福似地慢慢蹲下身来,把额头贴在我的膝头,用梦幻般的声音道:“你可以走了……”

   是的,今后的路,父亲再难事事关照,再难援以任劳任怨之肩头,我必须独自走下去……

   此后几天,父亲一下子又变得非常暴躁.几番去王府井购物以及办理杂事,他都是动辄发怒,

颇令我手足无措.当然,我明白这是父亲的挚爱在长别(抑或是“永别”也未可知)之前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

   父亲是一位细心如发的人.他提醒我:“首都机场便衣公安很多,你千万不能哭哭啼啼.”

在首都机场送我登机时,父亲没有任何特别的感情表示,像看着陌生人似地看着我,

只是那满头鲜见黑色的花发,在斜照进来的阳光中,微微抖动……

   (行文至此,我不禁泪如雨下!)

   从此以后,亲生父子,连心骨肉,便只能神交而无法团聚了!

   父亲的爱,深广而无边际;父亲待我,有百是而无一非;我对父亲,何以报之?!

   原谅我,好爸爸,原谅我吧!

   苍天在上, 祈求假父亲以高年,祈请赐我以机缘,尽管恢弘无边的父爱时时佑护着我,

但我还是渴盼看一看我的父亲,哪怕只看一眼……

   仅仅一眼……

   写于一九八五年父亲节前夕

   2007年7月28日注:一九七四年,北京市公安局铁腕打击地下文化沙龙;

徐晓(女作家、现任光明日报出版社副主编)因传抄拙作手抄本小说《九级浪》等

地下文学作品坐牢两年,而我作为《九级浪》的作者却始终平安无事。所有圈内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遇罗克弟弟遇罗文的未婚妻张富英甚至断定我是官府的线人.当面啐骂我是“警犬”!

   父亲悄悄地告诉我:“XX(政法部门的一位高官;其子女与我家子女以兄弟姐妹互称)伯伯对你的问题

有个批示:我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毕汝谐这样的毛孩子身上,而是要查一查他后面有没有长胡子的主使者;

既然没有查出主使者,对毕汝谐和《九级浪》就不要立案了.”停了停,又说,“你的罪恶也很大,这一回是掩盖过去了。”

附：

文革前,景山学校讨论"是劳动人民养活我们,还是父母养活我们"；

全校人都说是劳动人民,只有我一个人说是父母，极端孤立。

文革期间，我是少而又少的在革命与父母之间选择父母的大孝子!

1986年2月，我与家母借住华盛顿一对美国老夫妇家；有一天，

母子俩去十几条街外访友；告辞出来后方觉气温骤降，两人冷得打抖，

我当即脱下棉袄毛衣裹住母亲，自己着单衣疾跑回去！

这种类乎卧冰取鱼的中国孝忱，令美国老夫妇震惊不已！

我出国后就在台湾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系列小说;当时手头太紧,

我借用一个善心教友家的电话给中央日报打越洋电话,询问稿费事宜;

他们表示欢迎我与胡娜同时访问台湾,以制造轰动效应;我则婉言谢绝了。

我知道:迈出这一步,不仅名扬天下,还能财色兼收；但是会害苦双亲，我不可能这么做。

我刚到美国,民运宿将王炳章博士即邀我去中国之春杂志当编辑,承诺办理绿卡,

我担心牵累父母，没敢应聘；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的文友杨某就了这个位置,

很快就拿到绿卡,而其在沈阳的父母乃至七大姑八大姨饱受国安部人员的骚扰,不胜烦恼!

作家出名,要么像魏巍,靠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要么像刘白羽,连篇累牍,聚沙成塔。

我同时具备这两种出名的条件：1987年2月，我以一篇“廉颇老矣 健饭如昔——陆铿先生印象记”

轰动纽约及香港、台湾，洛阳纸贵；历年来，我在海外出版、发表各类作品逾三百万字。

但是,我一直隐名埋姓,甘当没面目焦挺!

傅聪的成功,建立在傅雷夫妇的尸骨之上;我牺牲了作家至为宝贵的知名度（这是很高的人生代价！），

换来父母安享天年(父九十岁又十个月四天,母一百岁又六个月十八天)！回首前尘,

我为父母做了一个浪子作家所能做的一切，问心无愧！我左献芹国家民族,右厚待父母双亲,

忠孝两全,此生足矣!

老了老了,重新使用毕汝谐这个名字,以便与"九级浪"相衔接,并申明叛逆写作在我生命中的决定性意义!

毕汝谐不可能不自由用笔,犹如刘三姐不可能不随兴唱歌；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