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若无延安烟土，今难有恶党中共。

没有当年南泥湾大烟土就没有今天的共产党

米笑博在【解谜：当年延安南泥湾真种鸦片吗？】一文中对于早已被解密的早已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中共当年在“延安南泥湾种鸦片，卖到国统区换粮换枪，才保住了所谓苏维埃政权”事实，进行了再一次解密。不过他的第二次解密中，把已经曝光了的事实进行了黑白颠倒，不过他没有胆量彻底否认。

米博认为【首先，鸦片和大烟土并不是一个概念。鸦片是外国人经营的“洋货”，而大烟土是中国人经营的“国货”，当时并不是毒品，而是一种政府推动种植的“经济作物”。】【，鸦片和大烟土并不是一个概念】米博说的正确，不过大烟土是未经熬制的鸦片。鸦片是把大烟精炼而得到的。也就是大烟土是鸦片的妈，鸦片是大烟土的仔，它们都是毒品家族的。鸦片是从罂粟的蒴果上割取的汁液加工制成，又名阿片、阿芙蓉、洋药、土药、烟土、大烟等。

大烟土当然是一种可以让人成为瘾君子的毒品。米博说大烟土不是毒品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至于是什么样的用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

。

米笑说:【南泥湾真种大烟土了吗？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一位延安时期的老红军，他的回答是“种那玩意干啥？不能吃不能喝的。”

这种说法我觉得可信。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对延安进行了十分严密的封锁，目的就是不让一粒粮食进入苏区，要把共产党饿死，或者饿出来消灭。所以红军面临的生死问题是有钱也买不到粮，换一句话说，有大烟土也买不到粮。所以，粮食才是能保命的东西，南泥湾当然要种粮食，那是当务之急。至于大烟土，“种那玩意干啥？”】

他否认了当年八路军在南泥湾种植鸦片的事实，不过他说八路军当年在南泥湾是种植粮食而不是毒品大烟土。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八路军在南泥湾种植粮食，作为中国抗日的中流砥柱八路军又如何去抗日的?难道八路军有分身术？会72变？

所以米笑间接的承认了当年八路军并没有进行抗日，而是在一方面播种生产红二代，一方面开荒种地生产粮食。而且说明当年中共和八路军没有任何危险既不用担心日本人的进攻，也不必忧虑蒋介石的打击，可以安安心心的在南泥湾开荒种地，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中共在延安过起了悠哉游哉的小朝廷太平生活。

米笑还说【实际上，即使是当地的农民，在好地上也是以种庄稼为主，因为当时农村贸易不发达，不种粮，吃什么？所以。大烟土基本是以广种薄收的方式种植。

“太阳特别毒，将土地水分晒干，变成不沙不土的荒地。偶尔下一次雷阵雨，也必夹带冰雹。所以这里种地是碰运气看天气，春天将鸦片或芝麻种子撒进地里，便不管了。男人们离开家到外边闯荡，能挣多少挣多少。收割时回来，能收多少就收多少。这里主要产物就是鸦片，抽鸦片，贩鸦片，交租用鸦片，帮伙抢鸦片。贫瘠的土地，泛滥的鸦片，将这里变成没有希望的地方。”】

就是米的这一段文字打了米笑的脸，稍微有一些知识的人都知道种植粮食必须是熟地而不能是生地，更不能是荒地。而把荒地变成良田是需要时间的，一般要三年到五年，

，而八路军在王震的领导下1941年3月才到在南泥湾进行军垦，以满足根据地的物资供给，从时间上来计算，等到八路军在南泥湾的开荒能够种植粮食，应该到了1945年，那时那刻，中国的抗日战争都已经胜利了。八路军要忙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了，要下山摘桃子了。    所以南泥湾的荒地根本不可能种植粮食，而只能够种植鸦片。陕西延安的地质状况和现在的阿富汗很相似，干旱少雨，土壤沙漠化，根本不适合种植历史但是却很适应种植鸦片。

不知米笑对此能够做出何种解释

下面是维基百科关于南泥湾八路军种植鸦片的记载

【根据大陆学者张耀杰的研究，毛泽东亲笔题词的张思德，并非死于烧木炭，而是在制鸦片的过程中意外身亡，虽未证实，并引起反驳也印证存在南泥湾地区鸦片种植的争议。

南泥湾地区的鸦片种植区域：

1942年特务团、九团、四支队来南泥湾“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2]。在1942年各单位中底面积调查表中，八团种植1000亩，收烟300两，特务团收烟100两，警卫团收烟800两，炮兵团种植六百亩只出八十亩，收烟几十两。[9]“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百亩只出了八十亩。其他是施肥割烟皆不熟悉……”。[9]

时任三五九旅九团九连连长，后长期担任南泥湾生产大队长的刘宝斋所述，所在部队在南泥湾孟酒沟种大烟，用多余的粮食酿酒，烟酒贩到国统区卖钱，“为这事常同机关的打架。连队要挣钱，机关要收税。一次往河东贩卖烟土，货上了船，船帮上一圈端刺刀的战士，看谁敢挡……”。[3][10]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从陇东佯攻，主力从宜川北上延安，走多年未走小路奇袭。南泥湾的金盆湾是其中路线之一，国军参谋人员化妆为鸦片走私商人进入边区，“沿路贩卖西药和布料，归途带鸦片回来”，确认了路线通畅[11]】

附网友对米笑的评论

让我们阅读高新的一篇关于南泥湾八路军开荒的文章，你就可以明白一切了

2021-08-11 08:47

来源: 

自由亚洲

作者: 

高新

自由亚洲电台在夜话中南海节目刊登和播出了《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是怎样巴结上习近平的？》，

转载此文的文学城网友“爱吃面包的人”留言道：“王震不用说了。他在中共无论党内和军队级别都不是特别高，但是功劳是最高的，连毛泽东都让他三分，原因是他救了中共两次命。一次是在延安南泥湾种鸦片，卖到国统区换粮换枪，才保住了所谓苏维埃政权。当时杨虎城给贩鸦片的中共大开绿灯，因为他的秘书即红岩里面小萝卜头的父亲就是共产党员，早就把杨虎城策反了。加之没有杨虎城和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国民党早就把中共灭了。所以蒋介石恨死了杨虎城，他放过了张学良，但把杨虎城灭了门，连尸体都被毁掉了。”

“第二次救中共的命是北大荒和新疆的屯垦。中共取得政权后，中国大地满目疮痍，中共不但要养活军队，还需要大量的粮食去孝敬祖师爷老毛子。那时候他们还不敢横征暴敛，就是用这两大屯垦基地救了共产党的命。加之王震和邓小平的私人关系很好，子女关系也很好。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上台那国家不就是他们家的？富可敌国，一点也不奇怪……”

既然有网友一提到王震就扒出了他的那段率领三五九旅种植鸦片养活中共延安割据政权和军队的黑历史，那么我们就先在本篇文章里详细介绍一下为什么说“鸦片是共产党的大救星”，而王震也不过是当年的中共贩毒集团里的一个小角色而已。

关于中共当年的军队制毒和武装贩毒的令人发指的祸国殃民罪行，陆续被曝光的相关史料已经越来越多。本文不妨从著名的《延安日记》说起。

1942年至1945年，一个叫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的前苏联人，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在延安工作，与当时的毛泽东等中共高层有过密切接触。他所著的《延安日记》提到，“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鸦片在上世纪40年代能充当中共延安政权“救世主”的角色，并不是一种突兀的历史现象和天才的经济设想，而是有其历史延续性。

笔者查找了许多相关资料，发现有确凿的史料证明，直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整个中共地方割据史和建军扩军史就是一部武装贩毒史。包括毛泽东，邓小平以及习仲勋在内的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人人有责。用当时的毛泽东的话说：鸦片起到了为中国革命“打先锋的作用”。到王震在延安率部种植罂粟，炮制鸦片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中共各大地方割据集团就已经有了长达十年的武装贩毒运毒史了。

由美国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写于1986年，1989年在中国大陆公开翻译出版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写道：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当时在贵州，鸦片通常代替货币流通。张国焘的军队没收地主财产时也没收鸦片，用来购买给养。

北京人民出版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撰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记载：1928年7月4日，湘西南特委军委毛泽东向中共湖南省委报告，反对省委将红四军主力调离井冈山，陈述了6条理由，其中说道：“从经济上讲，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至节俭需要现洋七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德）部自二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旗漫卷左右江，纪念百色起义、龙州起义8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中收录的署名王福琨的研究文章《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及其现实启迪》中记述：“邓小平、张云逸在右江苏区收取鸦片过境税，还派军队护送鸦片至南宁。红七军刚成立时，在百色扣留了10万两鸦片，并未销毁，而是采取收重税放行的方式，筹集了税款10余万，解决了根据地财政军需问题。”

西安的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出版的由梁星亮、杨洪、姚文琦合著的《陕甘宁边区史纲》中描述说：“陕北根据地早期的部队来源之一就是‘特货’即鸦片保运武装。1931年9月，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由于山西省政府徐永昌围剿，无法在山西立足，西渡黄河来到陕西，在三边（定边、靖边、安边）一带打土豪、分财物。10月初，红军收编了2只保运队伍（鸦片贸易武装押运），改编为陕北支队”，任命了刘志丹和习仲勋的同僚闫红彦为支队长。

而包括习仲勋在内的当时的中共陕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所以任命闫红彦掌管这支鸦片部队，可能是因为他本人与大烟土有缘，早在1928年他就“因为拦截杨虎城部的烟土被民国地方政府侦缉”。

中共建政之后的闫红彦官拜上将。当时的闫红彦已经转业地方，照规定不应授衔，但因为毛泽东一句“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所以他被破例授衔。

当时的毛泽东如此拔高闫红彦在当年陕北根据地的党建，军建的功劳，除了为否定高岗，同时也是为否定习仲勋。而现如今中共新编党史宣传材料中关于毛泽东当年是多么欣赏习仲勋的描述，笔者高度存疑。

而这个闫红彦因为当年在陕北红军里曾与高岗结怨，对习仲勋也非常不以为然，所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在读到《刘志丹》一书时向康生告了一状，说是该书是习仲勋妄图给高岗翻案的铁证。康生将此事汇报给毛泽东，于是毛泽东一句“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把习仲勋打倒，由此引发的“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先后株连数万当年陕北老区的老干部甚至当地农民……

1979年6月，在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的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里，该案被称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在中共党史界，该案亦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以上只是王震在延安奉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命以“开展革命的大生产运动”为名，连续数年大规模种植鸦片之前的中共以贩毒为生的无数案例之一。

北京金融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高小琼撰写的《遵义城国币再发共和国金融摇篮》一书中记录：1935年1月中央红军打下贵州遵义后，没收了当地军阀王家烈的十几万元的烟土与食盐，交由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充当准备金发行“苏维埃银行钞票”，在城中设立4个兑换点，并规定了卖烟土、食盐的方法：烟土、食盐等国家银行经手的物资，一律只收苏维埃银行钞票，以此筹集物资与军粮。

毛泽东及周恩来等人的“中央红军”进入陕北与当地所谓“陕北红军合流”之后，整个延安地方割据政权和共产党军队的半数甚至根据地的经济来源都是贩毒收入。

中共党史资料《延川文史资料》1988年版的第三辑第99页中，记载了当年受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委派，专门在陇东专区负责鸦片贸易的梁爱民回忆：“1941年11月，我调到了财政厅禁烟督察处，被派往陇东专区，从此开始了商业贸易。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战，我们秘密经营大烟土。我党是严禁吸毒的，经营烟土必须秘密进行。为了方便，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者‘特货’，后来称做‘肥皂’，论条论块，最后正式定名为‘土产’或‘特产’。”

上世纪90年代，历史学者陈永发对中共建政之前长达二十年的鸦片经济做了基础性研究，并完成专著《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此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文章越来越多，新的资料陆续出现。比如前述《延安日记》就对当年中共延安政权的鸦片经济现象做了非常直观的描述。

1941年，中共下达种植令，辖区农民每户栽种五至十亩鸦片。对外销售，对内禁烟，是中共发展鸦片经济的方针。1941年底边区成立禁烟督察局，后改为禁烟督察处。据《延安日记》记载，任弼时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

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两地气候适合种植鸦片，在清代、民国都有种植鸦片的历史。据学者陈永发的叙述，1942年，晋绥边区有河曲、保德、偏关、神池、宁武、五寨、平鲁、朔县、岢岚等九处栽种鸦片。陕北分布更广，“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国民政府地区外都有种植”。

1943年9月22日的《延安日记》记载了中共高层对鸦片经济的决策过程，“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

《延安日记》还记载了任弼时转述毛泽东的话，“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一篇标题为《大烟（毒品）是共产党的大救星》的综合报道文章也被改名为《中共：世界上最大的武装制毒贩毒集团》转载在几家海外网媒上。文中介绍说：在南泥湾，王震的三五九旅把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而且，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卖给国民党军队。毛泽东文章《为人民服务》中的主角张思德，事实上并不像《毛泽东选集》中注释的那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而是被派到当地一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的。

习近平上台之后的2013年8月，当时还未被习近平下令查禁的《炎黄春秋》杂志还斗胆刊登了洪振快撰写的《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一文，文中引述1948年2月18日的中共西北财经办事处（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经工作的领导机构）公布的一份报告——《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中的内容，其中对中共陕甘宁边区1941年起的财政困难，以及开展“特产”——鸦片贸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做了简洁、清晰的概述。

该文披露说：当年的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有一附表，专门谈及特产也就是鸦片贸易在中共延安地方割据政权财政收支中的比例，其中1942年占岁入40.00%；1943年占岁入40.82%；1944年解决财政开支26.63%；1945年解决财政开支40.07%。

如上中共自己的史料记载，足以证明“没有大烟土就没有共产党”绝非夸张之言。

2021-08-11 08:47

来源: 

自由亚洲

作者: 

高新

自由亚洲电台在夜话中南海节目刊登和播出了《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是怎样巴结上习近平的？》，

转载此文的文学城网友“爱吃面包的人”留言道：“王震不用说了。他在中共无论党内和军队级别都不是特别高，但是功劳是最高的，连毛泽东都让他三分，原因是他救了中共两次命。一次是在延安南泥湾种鸦片，卖到国统区换粮换枪，才保住了所谓苏维埃政权。当时杨虎城给贩鸦片的中共大开绿灯，因为他的秘书即红岩里面小萝卜头的父亲就是共产党员，早就把杨虎城策反了。加之没有杨虎城和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国民党早就把中共灭了。所以蒋介石恨死了杨虎城，他放过了张学良，但把杨虎城灭了门，连尸体都被毁掉了。”

“第二次救中共的命是北大荒和新疆的屯垦。中共取得政权后，中国大地满目疮痍，中共不但要养活军队，还需要大量的粮食去孝敬祖师爷老毛子。那时候他们还不敢横征暴敛，就是用这两大屯垦基地救了共产党的命。加之王震和邓小平的私人关系很好，子女关系也很好。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上台那国家不就是他们家的？富可敌国，一点也不奇怪……”

既然有网友一提到王震就扒出了他的那段率领三五九旅种植鸦片养活中共延安割据政权和军队的黑历史，那么我们就先在本篇文章里详细介绍一下为什么说“鸦片是共产党的大救星”，而王震也不过是当年的中共贩毒集团里的一个小角色而已。

关于中共当年的军队制毒和武装贩毒的令人发指的祸国殃民罪行，陆续被曝光的相关史料已经越来越多。本文不妨从著名的《延安日记》说起。

1942年至1945年，一个叫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的前苏联人，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在延安工作，与当时的毛泽东等中共高层有过密切接触。他所著的《延安日记》提到，“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鸦片在上世纪40年代能充当中共延安政权“救世主”的角色，并不是一种突兀的历史现象和天才的经济设想，而是有其历史延续性。

笔者查找了许多相关资料，发现有确凿的史料证明，直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整个中共地方割据史和建军扩军史就是一部武装贩毒史。包括毛泽东，邓小平以及习仲勋在内的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人人有责。用当时的毛泽东的话说：鸦片起到了为中国革命“打先锋的作用”。到王震在延安率部种植罂粟，炮制鸦片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中共各大地方割据集团就已经有了长达十年的武装贩毒运毒史了。

由美国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写于1986年，1989年在中国大陆公开翻译出版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写道：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当时在贵州，鸦片通常代替货币流通。张国焘的军队没收地主财产时也没收鸦片，用来购买给养。

北京人民出版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撰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记载：1928年7月4日，湘西南特委军委毛泽东向中共湖南省委报告，反对省委将红四军主力调离井冈山，陈述了6条理由，其中说道：“从经济上讲，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至节俭需要现洋七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德）部自二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旗漫卷左右江，纪念百色起义、龙州起义8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中收录的署名王福琨的研究文章《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及其现实启迪》中记述：“邓小平、张云逸在右江苏区收取鸦片过境税，还派军队护送鸦片至南宁。红七军刚成立时，在百色扣留了10万两鸦片，并未销毁，而是采取收重税放行的方式，筹集了税款10余万，解决了根据地财政军需问题。”

西安的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出版的由梁星亮、杨洪、姚文琦合著的《陕甘宁边区史纲》中描述说：“陕北根据地早期的部队来源之一就是‘特货’即鸦片保运武装。1931年9月，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由于山西省政府徐永昌围剿，无法在山西立足，西渡黄河来到陕西，在三边（定边、靖边、安边）一带打土豪、分财物。10月初，红军收编了2只保运队伍（鸦片贸易武装押运），改编为陕北支队”，任命了刘志丹和习仲勋的同僚闫红彦为支队长。

而包括习仲勋在内的当时的中共陕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所以任命闫红彦掌管这支鸦片部队，可能是因为他本人与大烟土有缘，早在1928年他就“因为拦截杨虎城部的烟土被民国地方政府侦缉”。

中共建政之后的闫红彦官拜上将。当时的闫红彦已经转业地方，照规定不应授衔，但因为毛泽东一句“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所以他被破例授衔。

当时的毛泽东如此拔高闫红彦在当年陕北根据地的党建，军建的功劳，除了为否定高岗，同时也是为否定习仲勋。而现如今中共新编党史宣传材料中关于毛泽东当年是多么欣赏习仲勋的描述，笔者高度存疑。

而这个闫红彦因为当年在陕北红军里曾与高岗结怨，对习仲勋也非常不以为然，所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在读到《刘志丹》一书时向康生告了一状，说是该书是习仲勋妄图给高岗翻案的铁证。康生将此事汇报给毛泽东，于是毛泽东一句“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把习仲勋打倒，由此引发的“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先后株连数万当年陕北老区的老干部甚至当地农民……

1979年6月，在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的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里，该案被称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在中共党史界，该案亦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以上只是王震在延安奉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命以“开展革命的大生产运动”为名，连续数年大规模种植鸦片之前的中共以贩毒为生的无数案例之一。

北京金融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高小琼撰写的《遵义城国币再发共和国金融摇篮》一书中记录：1935年1月中央红军打下贵州遵义后，没收了当地军阀王家烈的十几万元的烟土与食盐，交由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充当准备金发行“苏维埃银行钞票”，在城中设立4个兑换点，并规定了卖烟土、食盐的方法：烟土、食盐等国家银行经手的物资，一律只收苏维埃银行钞票，以此筹集物资与军粮。

毛泽东及周恩来等人的“中央红军”进入陕北与当地所谓“陕北红军合流”之后，整个延安地方割据政权和共产党军队的半数甚至根据地的经济来源都是贩毒收入。

中共党史资料《延川文史资料》1988年版的第三辑第99页中，记载了当年受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委派，专门在陇东专区负责鸦片贸易的梁爱民回忆：“1941年11月，我调到了财政厅禁烟督察处，被派往陇东专区，从此开始了商业贸易。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战，我们秘密经营大烟土。我党是严禁吸毒的，经营烟土必须秘密进行。为了方便，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者‘特货’，后来称做‘肥皂’，论条论块，最后正式定名为‘土产’或‘特产’。”

上世纪90年代，历史学者陈永发对中共建政之前长达二十年的鸦片经济做了基础性研究，并完成专著《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此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文章越来越多，新的资料陆续出现。比如前述《延安日记》就对当年中共延安政权的鸦片经济现象做了非常直观的描述。

1941年，中共下达种植令，辖区农民每户栽种五至十亩鸦片。对外销售，对内禁烟，是中共发展鸦片经济的方针。1941年底边区成立禁烟督察局，后改为禁烟督察处。据《延安日记》记载，任弼时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

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两地气候适合种植鸦片，在清代、民国都有种植鸦片的历史。据学者陈永发的叙述，1942年，晋绥边区有河曲、保德、偏关、神池、宁武、五寨、平鲁、朔县、岢岚等九处栽种鸦片。陕北分布更广，“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国民政府地区外都有种植”。

1943年9月22日的《延安日记》记载了中共高层对鸦片经济的决策过程，“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

《延安日记》还记载了任弼时转述毛泽东的话，“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一篇标题为《大烟（毒品）是共产党的大救星》的综合报道文章也被改名为《中共：世界上最大的武装制毒贩毒集团》转载在几家海外网媒上。文中介绍说：在南泥湾，王震的三五九旅把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而且，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卖给国民党军队。毛泽东文章《为人民服务》中的主角张思德，事实上并不像《毛泽东选集》中注释的那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而是被派到当地一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的。

习近平上台之后的2013年8月，当时还未被习近平下令查禁的《炎黄春秋》杂志还斗胆刊登了洪振快撰写的《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一文，文中引述1948年2月18日的中共西北财经办事处（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经工作的领导机构）公布的一份报告——《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中的内容，其中对中共陕甘宁边区1941年起的财政困难，以及开展“特产”——鸦片贸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做了简洁、清晰的概述。

该文披露说：当年的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有一附表，专门谈及特产也就是鸦片贸易在中共延安地方割据政权财政收支中的比例，其中1942年占岁入40.00%；1943年占岁入40.82%；1944年解决财政开支26.63%；1945年解决财政开支40.07%。

如上中共自己的史料记载，足以证明“没有大烟土就没有共产党”绝非夸张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