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劉宇凡 向青 寫於 一九九八年

中共把中國私有化

當鄧小平逝世時，官方言論以致世界資本主義的報刊紛紛向 這位總設計師致敬，因為他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尤其如果拿蘇 聯、東歐的經驗相對照，就好像更顯得中國經改的成功。 不過，問題在於，那些急劇增長的財富，究竟主要落在誰的 手裡呢？ 中共壹直認為自己所搞的，不是像蘇聯、東歐那樣的私有化 改革，而是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為它始終堅持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1992年中共在關於建立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上說，“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體現在國家和集 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著國民經濟 命脈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等方面”。 本文的目的就是說明，“公有制”已經失去優勢，而資本主義 經濟已取而代之。經濟增長的好處主要就是落到官僚資本與中外 私人資本的口袋。十八年的經濟改革可視為壹場大規模而又隱蔽 的私有化運動。 資本主義經濟有多大實力？ 從表壹看來，似乎大陸公有制還真的占主導地位，因為集體 與國有經濟相加占了八成。在那“非公有經濟”中，雖然包括資 本主義成份，可是，也包括大量個體戶，所以私營經濟的數量似 乎還很少。1994年，官方宣布私營企業共43.2萬戶，在工業總產 值中約占10%（個體經濟則占8.4%）。 表壹 各種經濟成份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國有經濟 集體經濟 非公有制經濟 1978年 56% 43% 1% 1993年 42.9% 44.8% 12.3% 1995年（預計） 41.5% 43.9% 14.6% （註：非公有制經濟包括了個體、私營經濟及外資。來源：《我國所有制結構 的變化趨勢與私營經濟的發展方向》，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 1996年第 8期） 資本主義經濟（大陸忌諱這個詞語，所以改稱“私營經濟”）是 指直接或間接地以僱傭工人來增值資本的經濟成份。 按照這個標準，那麼，資本主義經濟壹定遠超官方的統計。首先，在所謂個體戶中， 很多實際上是資本主義企業，因為中共把個體戶的定義壹開始就定 得太寬泛，竟把僱工八人以下的企業主都列為個體戶。這當然是不 合理的。個體戶，顧名思義，就是沒有僱工的小資產階級。如果有 常年的僱工而且人數達到六、七人，那其實已經是小資本家了。何 況，在名列為個體戶的企業之中，多年前已經有調查顯示至少有10% 其實僱工八人以上（注壹）。所以，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壹定遠遠 超過43萬戶，在工業總產值中也壹定不只占10%。 除了假個體戶之外，還有假集體。集體經濟包括了城市和鄉鎮兩 方面。鄉鎮工業在1994年的產值已經占全國22.6%，僱傭了1.2億工 人。這個舉足輕重的“集體經濟”，恰恰也是最多假集體。大陸有壹 份調查報告表明，鄉鎮企業有 83%實際上是私營企業。（注二）許多 其他報導都大致反映這個情況。由於鄉鎮工業比城市工業多，在集體 工業中占到64%，所以，上述數字就可能意味近半或過半的集體經濟 其實是資本主義企業。有位學者也指出，若按這個數字推算私營經濟， 那麼，“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各項比例將會引起各層人仕的震 驚”，因為單是工業，1993 年非國有工業的產值（1.7 萬億元）與國 有工業的產值（1.8 萬億）已經幾乎平分春色（注三）”。而所謂非國 有工業，主要的還是中外私營企業，或至少是混合經濟（例如參加了官股的私營企業）。（參看表二及表三，注四） 從表二可以看到，在消費品零售總額中，1994 年國有商業也 下降到只有 31.9%。資本主義成份占多少？國有、集體、個體之 外的那個“其他”，如果不是私營經濟，又是什麼？如果考慮到在 集體與個體中有不少實際上是私營經濟，那麼，資本主義經濟在 商業中的比重壹定不比工業中的少許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話。 表二 1995 年按經濟成份劃分固定資產投資（%）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國有 54.4 集體 16.4 個體 12.8 聯營經濟 0.6 股份制 4.3 外資 7.8 港澳台 3.4 其他 0.3 （1996 年中國統計年鑑） 因為中共刻意掩飾資本主義經濟的真實情況，所以我們沒法 確切知道真相。但上述的分析足以說明它今天的雄厚勢力。（注五） 有人認為，在民間的壹萬六千億元金融資產中（1992 年數），約 有六千多億元集中在個體戶、私營老闆和有“外水”的官員手裡。 這些人約為三千萬人，占人口數的 2.8%，但擁有的金融資產占 40%。（注六）這三千萬人可被視為中國的新生資產階級。他們擁 有的金融資產等於當年國民收入的三成多。

隱蔽的私有化

中共對資本主義企業的態度，在過去十八年中經歷了如下變 化，最初是禁止，然後是默認（1983 年中共壹號文件說對私營企 業要“不宜提倡，也不要急於取締”），繼而是在 1988 年修改憲法 正式承認私營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補充”，可以在“法律 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最後是鄧小平南巡後中央為各地提出 的“四不限制”（不限製發展比例、速度、規範與經營規模），“五 不限制”等等大開綠燈。對於外資也是這樣。現在，可以說資本 主義是無限制地發展了，只差那個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補充 的妾士身份還沒有正式甩開而已。不過，這方面的呼聲也越來越 大了。 但是，資本主義經濟之急速發展，不僅僅是依靠中共的政策 上的支持，更依靠物質上的贊助。誰提供物質支持？就是集體經 濟與國有經濟。在改革之前，全國的生產資料及勞動力差不多都 在集體與國有經濟手中，所以，如果沒有他們向私營企業提供勞 動力與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私營企業是不會發展起來的。據 報，私營企業的多數創業資本都來自國家銀行或信用社，他們的 四成原料與進貨來自國有企業，銷售對象中也以國企為主要對象 之壹。（注七）不能確定這裡有沒有誇張。不過，這沒有妨礙上述 的壹般原則是成立的。 集體與國有經濟在向私營企業提供資金、勞力、土地、貨源 等等的時候，是否都依照等價交換的原則，這是很值得懷疑的。 有不少時候資本家可能需要付出較高代價，其中包括賄款。但有 更多時候是以低於價值來換取勞力與生產資料及資金的。（有人估 計每年因官員賤價賣地而令國家損失 200 到 300 億人民幣）這其 實是壹種隱蔽的私有化。 最早的私有化運動可以追朔到農村改革的初期。當承包製取 代人民公社的時候，不少集體財產，例如農業機械，都被幹部們 或者赤裸裸地私分，或者以種種形式（例如不合理的承包合同） 變成自己的准私有財產。無法知道究竟有多少集體財產是如此被 化公為私的，因為官方絕不披露。但從各方面看，這個現象並非 不普遍，尤其在較先進的公社。從這裡產生了第壹批的農業資本 家。 不過，最發財的恐怕不是農業資本，而是工業或商業資本。 這是為什麼後兩者發展最快，規模最大。這同時也意味，他們很 可能比前者從集體與國有經濟中轉移到最多財富。尤其是那些得 到當地官員保護的“假集體”，不僅在申請土地、勞力、借貸各方 得到額外的協助，甚至是賤價得到這些東西，而且可以得到各種 額外減免稅收的方便（自然包括減少受到其他部門官員的漁肉）。 額外減免稅收屬於壹般假公濟私行為多於嚴格意義上的私有化。 但是種種把集體與國家財富賤售或乾脆吞併則肯定是私有化。有 人報導壹個例子： “權力股就是政府以權力作為資本對企業投資，按股分紅。 邵東縣鋁製品廠是壹個合夥企業，共有 8.5 股，其中政府有壹股。 這壹股的作用就是拉著地方政府為自己保駕護航、為企業在擴建 廠房批地時給予便利，給企業爭取貸款提供後盾和為企業在社區 內提供安全保障。該廠的廠長說：‘廠在這個地方，如果不跟鄉里 搞好關係，它就會動不動拉電。要擴展規模，它不批地，徵地就 很有困難。鄉里成為企業的股東，每年企業給交 10 萬元，占鄉財 政府收入的十分壹，我們也辦事方便，兩全其美，皆大歡喜”。）

（注八）可見，只要讓政府部門入股，批地自然就沒有“困難” 了! 集體與國有經濟還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種種間接的物質支 持。中國很多上游產業（煤、石油、電力、交通運輸）都是國營 而且多年來維持低價制度，這等於間接津貼了私營經濟。在稅率 上，中共也壹直優惠中外資本而刻薄國有企業。三資企業稅率為 33%，私營企業率稅為 35%，比國有企業的 55%低很多。稅負的 不公平是使國有企業無法與資本主義企業競爭的重要原因之壹。 最後，中共在政治上加緊對工農階級的專政，尤其是堅持那 種把農民當作二等公民的戶籍制度，使工農群眾（尤其是那些農 村集體經濟崩潰後的失業農民與城鎮的失業工人）沒有力量保護 自己的最起碼的合法權益，成為資本所殘酷剝削的賤價勞工。這 是資本主義經濟能夠迅速發展的另壹個重要原因。 事實上，中國之所以能夠有比蘇聯、東歐好得多的經濟表現， 箇中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壹個急進，壹個緩進那麼簡單。還要 考慮到中國壹個獨特地方，就是比蘇聯、東歐落後很多。但這種 落後性在特定環境中有時會變成優勢（對資本主義而言的優勢）。

中國國有經濟從來都很薄弱。從 1949 到 1978 年，將近三十年的高速而 代價不必要地高昂的工業化，並沒有真正促進農業的現代化。農 業主要的還是依靠人力與畜力。集體與國有工業始終無法滿足農 村人口對工業生產資料及消費品的需求。國有經濟之無力改造農 村，尤其可以在農村人口占全國比例中看到。卅年工業化並沒有 促使農業人口向工業轉移，到 1978 年農村人口仍占 87.5%，只 比 1949 年下降了兩個百份點。農村還是壹片披著集體經濟的外 衣的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不過，壹天命令經濟仍束縛著農村， 國有經濟還是不會感受到什麼壓力的。可是，命令經濟崩潰的壹 天終於來了。分田到戶使小農經濟解除了官僚支配的集體經濟的 束縛。外衣丟棄了。小農經濟從兩個方面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動 力。壹方面，由於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由於農產品市場之局 部開放，由於政府提高農產品收購價，在在增加了農村人口的購 買力。另壹方面，個體經濟之全面恢復，大大提高了農民中的強 勢戶的致富衝動。私人資本的原始累積開始了，而且在擴大了的 市場中開始壯大起來了。就這樣，鄉鎮資本主義企業迅速發展起 來，並且日益在競爭中壓倒國有企業。事實上，資本主義經濟首 先是在農村壯大起來，然後才伸延到城市的。所以，儘管國營企 業只有三分之壹是營利的，中國經濟還是能較高速增長，其中壹 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國有經濟本來就很薄弱，在這個情況下，

只要有其他經濟成份（個體經濟及資本主義經濟）大力填補空白， 那麼即使它大多虧本，也不會即時拖垮整個經濟發展，甚至還能 有增長。 官僚資本如何侵吞國有財產 上面談的主要是私人資本怎樣在中共的支持下發展起來，而 且主要是談國內的私人資本。不過，私人資本之受益於集體與國 有經濟的程度還不是最高的。程度最高的乃是官僚資本。官僚資 本乃是有中國特色的私有化的最大受惠者。 所謂官僚資本，包括了官員個人的以增值為目的的資產，也 包括了名義上屬於國家，但實際上由官員自由支配並且以盈利為 目的的資金。 如果把私有化僅僅了解為把國有企業售出或無償分配給全體 公民，那麼，的確，在中國這僅僅是開始不久。大概幾年前中共 才宣布要大規模拍賣、租賃壹萬家中小型國有企業。 在已經結束的八屆人大，李鵬又宣布要把二十四萬家國有小 企業實施“改組、聯合、兼併、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和出售”。 自然，各地官吏早就勁頭十足，例如山東諸城，竟然在兩年 間就把九成半的國有及集體企業賣掉了。這個做法還得到國務院 副總理朱鎔基的讚賞呢。但是作價是否合理，就不得而知了。然 而至少有理由提出懷疑，因為賤售國企非常普遍。（注九） 不過，那種隱蔽的私有化，尤其是締造出官僚資本的私有化， 早就在瘋狂進行了。主要的方式是股份制改革，其中包括了把國 企或集體企業股份化，中外合資企業，官商合營等等。其次，即 使在保留集體與國有經濟的企業，官員也通過種種方式化公為私。 官員熱衷於搞股份制改革，是因為他們藉此可以明目張瞻地 化公為私。最明顯的例子是把明明是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劃出壹 大筆變成“企業股”、“法人股”。即使這不算私有化，至少也是化 大公為小公。不少人更進壹步，先化大公為小公，然後就再把小 公化私，公然地把企業股再私分。 就這樣大筆國有財富以變戲法的方式轉到幹部手中。雖然有 時職工也得到壹點股份，畢竟同幹部拿到的相比只是冷飯殘羹而 已。至於採取種表面合法、或甚至非法及鑽空子的方式化公為私， 就更不勝枚舉了。這包括了低估資產值，對種種無形資產（商標、 專利、商號、銷售渠道等等）不作評估或低估，國家股與個人股 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價等等。（注十） 中外合資的情況也基本如此。現時全國已有壹萬六千多家合 資企業。據國有資產管理局的人透露，每年中外合資企業中，中 方資產應評而未評的約占應評總數的九成。在壹萬家合資企業中， 有六千多家國企未經資產評估而以 862.6 億元的出資額與外商合 資，估計因此損失六百多億元。至於無形資產，竟然只有 60 家是 有計算無形資產的。 這種化公為私行為，外資自然得益不少。但有關官員也得益 匪淺。各地官員不惜賤價以求合資，最直接的利益當然是這樣可 以提供外匯、出國機會、以及其他貪污腐化的勾當；可是還有其 他。要知道，在那壹萬六千家合資企業中，有部份根本就是假合 資，或是半真半假的合資（例如隨便找個老外掛名合作，或是請 那些拿了本外國護照的同胞掛名合作），純粹辦來騙國家，其中包 括化公為私。

另壹種私有化方式是官員個人或其親戚朋友經商，或者是政 府部門同私營企業合股辦實業。 “壹些握有經濟實權的人，多樂意與私商交鐵哥們，或者讓 五親六戚去經商，自己在台上給予關照。權力與關係密切的私商 形成壹個‘土圍子’—利益共同體。……權力給‘土圍子’以 政策、物資、貸款、減免稅、外銷配額等方面的照顧。”（注十壹） “為了避免因電力供應非常緊張造成拉閘停產現象的發生， 壹些廠不得不拉電力部門入股。 邵東某生產出口鐵錘的刀具廠，電力部門就投資 30 萬元，年 利 4 分，這是明利息，實際回報要大於這個數。當然，不是任何 企業都可以得到政府部門的青睞的。拉壹些政府部門投資的前提 條件，是企業的經濟效益好，否則很難如願。”（注十二） 究竟官僚集團在過去十多年中侵吞了多少國有資產？這幾年 有壹個許多人使用的數字：1982 至 1992 年間，國有資產“流失” 累計 5000 億元左右，平均每天“流失”1.4 億元。（注十三）不過， 去年十月號的《中國工人》披露了壹個新的數字：八十年代以來，

國有資產的“流失”每年高達 500 億元，到目前總共“流失”八 千億元。但“據有關專家研究，目前國有資產流失的程度還要高 於這個數字。” 官員化公為私當然不始於改革開放。不過，毛澤東時代的化 公為私同鄧小平時代的不同，在於前者的化公為私，主要不過是 占有消費品，尤其是奢侈品。可是，在後壹個時代，官員之化私， 占有消費品是次要的，占有可以分潤的資本（不管是以有價證券 的形式還是資本的實物形態），這才是主要的。改革開放的“偉大” 功業不僅在於締造私人資本，更在於締造了官僚資本。 官僚資本有多大能耐？表四可以多少反映壹點情況： 表四 1978 1994 1995 國家預算內投資 62.2 3.2 3.1 國內貸款 1.7 22.4 21 利用外資 4.2 10.7 11.5 自籌投資 -- 48.3 53.2 其他投資 31.9 15.4 13.8 所謂自籌投資，首先包括各級政府部門通過各種亂收費，尤其通 過各種化公為私以及辦公司經商的方式，自行“創收”所得來的資金。

這是各部門自己的“小金庫”，不受中央約束。它除了用來滿足官僚 自己種種請客送禮，遊山玩水的消費之外，主要的就是用來投資於高 利潤的行業。表四告訴我們，目前固定資產投資，中央預算內的是少 得那麼可憐，而自籌投資從零發展為過半。歷次經濟過熱，歷次盲目 投資、重複投資，造成嚴重的生產過剩（最新的例子是房地產）（注 十四），都同各部門這些自籌投資有直接關係。這些由各部門官員支 配，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資金，（而利潤又首先落在官員手中），就是 官僚資本的另壹個重要來源。官僚資本加上中外私人資本，總的資本 主義經濟在中國恐怕已經具有主導地位了。 官僚資本具有投機性、買辦性、壟斷性幾個特點。投機性不僅表 現在盲目投資加工工業，而且現已轉向炒賣種種有價證券及房地產， 其中包括國外（例如香港。經濟學家吳敬璉透露，大陸每年有 100 億 美元流向香港。）的證券與房地產。買辦性表現在同外資合資、合作中 經常以賤售本國資產或資源為代價；壟斷性表現在官員利用權力霸占 市場、拱抬物價、強買強賣。所謂諸候經濟就是壹個明顯例子。

引狼入室的“合資” 近年中國的三資企業達到十七萬家；如果把港澳台包括在內，

外資現在已經在工業總產值中占了 12.8%，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 中占了 10.4%。不過，外資在中國的實際影響遠超過這些數字所 能顯示的情況。 近年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同中國國企合資，通過這個方式吞併 了中國國企，連他們的名牌和市場份額包括在內。這同樣也是壹 種私有化，而且是壹種把民族工業拱手讓與外資的私有化。 現在國內的洗滌用品行業，已為外方控股的合資企業所支配。 15 家合資企業產量占全國總產量壹半，但賣的都是 P&G、英國利 華、日本花王、德國漢高的牌子，而中國的名牌如熊貓、雙貓等 俱已銷聲匿跡。（注十五） 啤酒行業更厲害。中國年產五萬噸啤酒廠，已有 70%成了合 資企業。而外資搞合資企業的真正目的是要中方放棄自己的品牌， 改採他們的品牌。結果中國的名牌啤酒如上海、光明、天鵝等等 逐漸為丹麥的嘉士伯、美國的百威等等取而代之；諷刺的是，中 國完全有充足能力在啤酒上自給。有學者認為中國根本不必在這 方面搞合資企業，更沒有必要讓外資控股（注十六）。

後便失去蹤影，被外國名牌取而代之。 在醫藥業，三資企業已達到 1000 多家，其中三家合資企業是 醫藥業中的十大企業之壹，而且都由外方控股。現在，在最暢銷 的 50 種藥品中，有 40 種是合資企業的洋藥。（注十七） 自行車業，三資企業達 200 家，已經吃掉了國產的飛鴿、永 久、鳳凰等九個名牌。 造紙、輪胎、集成電路、家電業等等也紛紛陷入同樣境況。 這可是中共官員自覺選擇的結果。為貪小利而出賣國產名牌 固然如此。（注十八）就是中央的政策本身，也是大大鼓勵各級官 員繼續出賣經濟主權的。許多國家都規定外資股份不能超過合資 企業的五成，然而，號稱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中國卻相反，在 《中外合資企業法》規定外資股份不得低於 25%，卻沒有規定上 限，直接幫助了各級官員把國企連同品牌賣給外資。 有人指出中國國內儲蓄率達到 45%（金融資產達壹萬六千億 元），依靠國內資金就足以支持 7%到 8%的經濟增長，根本不必繼 續那種嚴重依賴外資、優惠外資而令自己吃虧的政策。實情怎麼 樣我們現在不知道。但至少，即使繼續引進外資，也沒有理由是 這樣壹種引進法。 護短經濟學 中共堅持公有制占主導，可是，眼見私有制日益有取而代之 的趨勢，中共的辯護士又怎樣自圓其說呢？那些官方經濟學家忙 著解釋：其實“優勢”並不壹定要體現在百份比上的；只要“公 有制”始終扼控國民經濟命脈便可。對於把盈利國企賣掉或出售 國有股權，他們也辯說：我們賣掉了國企，但換回了資金，這隻 是使國有財產從實物形態轉變為價值形態而已，國家拿了錢還是 可以再投資建廠，所以仍然不算私有化云云—這完全是詭辯。 且不去說，在實際上這些交易，在壹黨專政下決不會是真正等價 交換的。退壹步說，即使那是等價交換，那頂多只能說，國家作 為賣者沒有交換價值上的損失，卻不能說國家沒有其他損失，更 不能說那不是私有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明明轉到私人手上，怎 麼不是私有化？其次。既然是盈利的廠子，為什麼還要賣？是否 就絕對沒有別的方法籌措資金？賣了這些盈利的廠，能保證新的 投資有同等的盈利水平嗎？如果相同，又何必要為買而賣？豈非 除褲放屁多此壹舉？如果盈利更微些，豈非壹大損失？雖說盈利 高些不是沒可能，可是風險總是存在而且不小。幹麼要如此犯賤， 好端端有安樂錢不享，去作這樣的敗家子？ 這樣顯淺的道理，我們博學的經濟學家不會不知道。說穿了， 這不過是欺騙而已。在最初搞農村承包製的時候，中共賭咒說不 是恢復個體經濟，更不是允許私營經濟，而只是把家庭經營結合 到合作經濟中而已。在人民公社散了伙，富農階級已經出現的時 候，它還這樣說；在搞國企改革的時候更離譜。在第壹階段，官 方理論家力證，只有把經營權從所有權那兒分離出來，也就是政 企分開，才能搞活國企；到真正實施兩權分離之後（雖然並非沒 有打折扣），他們又忽然改口了：國企要改革，得要明晰產權，使 所有主到位才行。只有當經營者同時也是所有主的時候才能搞活 國企。這時候他們又主張兩權統壹了，只是不是統壹到政府手裡， 而是統壹到企業官僚手裡。於是明晰產權就變成為搞股份制。在 搞股份制時，為了安撫那些擔心國家股份會被化公為私的意見， 他們又說，不要緊，不讓國家股出售不就行了嗎！到了官僚資本 強大到已經開始要把國家股出售或把國企出賣的時候，他們又出 來說：哎喲，賣了也不要緊嘛，反正國家財產只是從實物形態轉 變為價值形態而已！ 當年在開始局部市場化的時候，官方理論家也是指天誓日的， 我們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因為我們只是開放消費品市場， 而決不會開放勞動力、土地和生產資料市場。到了資產階級掘起， 勞動力、土地與生產資料都事實上可以成為商品之後，他們又改 口說，社會主義也是商品生產，所以雖然我們有了勞動力市場， 土地市場，資本市場，只要我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我們搞的仍 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好了，到現在，連這點也開始動搖了， 他們又改口啦：社會主義主體地位並不體現在百份比上！鄧小平 大概感到理虧，所以索性禁止人家問“姓資姓社”。其實，妳們不 如乾脆認為，“我們共產黨搞什麼都是社會主義！”這不就行了！ 上述那種辯解只會叫人想起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不過，中共同那個皇帝不同的地方，是在於皇帝是受害者， 而中共呢，不僅不是受害者，乃是整個騙局的得益人。鄧小平說， 讓壹部份人先富起來，是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事實證明，有 了先富，就不會有後富，因為先富的壹定會胃口日大，妨礙著普 通人也跟著富起來，尤其當這先富起來的是操縱了國家機器的專 制官僚。普通人民不僅完全被擠掉，而且成為這批先富的剝削對 象。 在政治上，中共老早就把國家主權竊奪過去，變成自己的私 產。國家財產呢，儘管它也視之為禁臠，畢竟還沒有將之完全變 為自己的財產。況且，同時他也禁止資產階級財產的存在。只是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勉強承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權是壹個官僚變 態的工人國家。但是，至遲到 1988 年修改憲法，中共政權就已正 式變質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權了。雖然，在社會經濟上，當時還 談不到已經完成資本主義復辟。不過，到了今天，很有可能連這 點也已經完成了，或至少正在處於完成階段。計劃經濟已經基本 瓦解了。除了局部產業，國有企業基本上是為利潤生產的。要完 成在社會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復辟，並不需要資本主義占領社會壹 切領域。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也不是這樣。它只需要使利潤率成為 起主導作用的調節器就行了，因為這就足以讓它支配其他經濟成 份。今天中國即使還未達到這點，至少也是快達到了。根據胡鞍 鋼的推算（參看表五），中國的農產品、工業產品、商業及投資的 市場化指數大都超過壹半，甚至是達到七、八成的；即使有些未 過半，也接近壹半了。（注十九）此外，由於市場的盲目性而造成 的生產過剩已經出現多時了（參看注十四）。這是利潤率起主要調 節作用的壹個反映。資產階級，特別是官僚資本，已經是社會經 濟中的主角了。十多年來壹直推動中共去補資本主義的課的知識 份子們，妳們所極力爭取的資本主義，已經在妳們眼前了。 “不！我們所要的資本主義是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這不是 我們所要的！” 不，這的的確確就是妳們所追求的東西。 要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就只能是妳們眼前的這種官僚資本主 義。醫生，妳已經成功使死人復活了。承認科學怪人就是妳所要 的東西吧。 “難道妳們主張走回頭路嗎？” 我們也不主張走回頭路。我們這篇文章只是分析官僚資本主 義的掘起；中共怎樣把中國私有化等等。應當走什麼路並不屬於 本文探討的範圍。但是，對於現在這種官僚資本主義，筆者不掩 飾他的反感與反對，而且深信勞動人民也同筆者態度壹樣。各種 局部反抗事實上已經開始。資本主義復辟雖已基本完成，卻不表 示它能夠安安穩穩地永遠騎在人民頭上。 表五 中國市場化指數以及其他四項市場化指數變化 單位：% 年份 市場化指數 價格 市場化指數 生產 市場化指數 商業 市場化指數 投資 市場化指數 1979 24.91 23.1 11.6 21.53 46.01 1980 32.13 38.9 17.7 24.03 48.57 1981 33.66 39.6 20.9 25.24 50.15 1982 35.77 45 21.7 25.56 51.3 1983 42.57 64 23.9 26.64 53.01 1984 45.56 63 32 30.91 54.45 1985 54.23 63.9 63 35.14 59.58 1986 55.67 64.3 64.7 37.73 60.59 1987 57.61 64 70.6 40.27 61.36 1988 61.33 70.2 76 43.2 60.54 1989 62.62 14.4 64.7 43.94 60.9 1990 62.17 71.7 74.8 45.4 60.41 1991 62.55 69.7 77.8 47.06 59.81 1992 63.23 71.7 81.8 45.39 58.71 1979-1992 變化量 38.32 48.6 70.2 23.86 12.7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鑑 1992》、《中國統計摘要 1993》第 21 頁，第 93 頁以及《財貿經濟》1992 年 11 期的數據計算。

壹九九七年四月

就業自由和社會主義

中國經濟改革在各個方面都正在大力衝擊著舊有的高度集權 的體制。勞動力管理體制也不例外。 中國卅多年來在勞動力管理制度方面實行所謂統包統配製。 所謂統包，是指國家對所有城鎮中學或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全部 “包”起來，保障他們的就業權利。就業權是明文寫在憲法上的 權利，而且不像政治權利那樣純屬空文，而是相當落實的。就業 保障權是世界工人運動壹直夢寐以求的目標。但是直到目前為止， 沒有壹個資本主義國家能夠真正提供就業保障。尤其是那些長期 落後，存在永久的龐大失業軍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工人壹定 會羨慕中國工人。不過，如果我們具體分析壹下中國的就業保障， 我們就會發現它在中國官僚政治下變形變得多麼可怕，就像社會 主義已經變形到與極權統治等同壹樣。在官僚統治下，權利不是 權利，而是首長的恩典。古人說，長者賜，不敢辭。恩典是不能 辭的。同樣，中共賜給全國職工的就業權利，也是不可“辭”的。 在統包統配之下，即使妳不願接受國家分配，要自謀職業，比方 說，要當小販，或做小手工業者，國家決不會允許，壹定要把妳 “包”下來。即使經濟困難，國家無法安排就業，那就把妳送到 農村“落戶”；後來不送了，任由失業也不許自謀職業。這種政策 直到壹九七八年後才開始轉變。 其次是所謂統配。就業保障本身同就業自由並沒有什麼勢不 兩立的地方。但是，在官僚政治下，就業保障就意味就業自由的 消失。統配是國家有權把妳分配到任何壹個地區，任何壹個行業， 任何壹間工廠，以至任何壹個崗位；妳只有服從分配之權。主管 分配的是政府各級勞動部門。如果妳是這些部門官僚的親戚朋友， 哪妳自然會分得優差。否則，妳也許會被分配到西藏、新疆等邊 遠省份，在那兒“支援邊疆”、“貢獻壹生”。妳也許會被分配到厭 惡性行業如清潔、掏糞，等等。 —某某中學女畢業生被分配到壹間死畜處理廠當工 人。第壹天上工，才知道原來要“處理”的，常常是爬滿蛆蟲的 死豬、死狗。“處理”，就是廢物利用，為死畜剝皮拆骨。她不禁 為之痛哭。不過，經過黨委書記的“思想教育”，她終於搞通了， 明白到“寧要壹人髒，換來萬人康”的偉大意義，於是第二天便 喜孜孜上班去了—這樣的政治神話在今天大陸報刊仍可見到。 可以肯定，這位女孩子壹定不是高幹的女兒。 統包統配製實際上把職工當作國家（實即中共）的財產，可 以任意調來撥去。中共壹直宣稱，統壹分配職業正是“社會主義” 的優越性，因為這樣可以保證有計劃地根據國民經濟的需要去安 排勞動力。然而，卅多年的經驗表明，所謂有計劃，實質無計劃。 稍有頭腦的人都知道，要發揮人們的才幹，必須充份尊重個人的 興趣、志向和專長。上億職工的職業問題統統由壹小撮官僚負責 分配，根本就不可能顧及個人興趣和專長，也不可能顧及各地及 各行各業以至每個企業單位的特殊需要。在企業來說，勞動部門 的官僚常常盲目胡來，企業需要的人，勞動部門不給；企業不需 要的人，卻硬塞進來。不過，最痛苦的還是個人。從個人方面來 說，盲目分配的結果，是大批人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專業不對 口，或者沒有興趣，以至許多專才被投閒置散，蹉跎到老。例如， 農林科技人員，全國僅有廿九萬，但是這麼壹點人員，竟有壹半 用非所學（注壹）。學自動化的當售貨員，學理論物理的當採購員， 大有人在。 問題之所以這樣嚴重，是因為國家的分配是“壹紙定終身”。 壹個職工未分配前，屬國家財產；壹旦分配到某企業，便轉而屬 該單位所有。這就是有名的“單位所有制”。職工（包括技術人員） 無法轉業轉廠，壹切都由單位“領導”所支配。要知道，在大陸， 企業單位不純粹是經濟或生產組織。單位的小官僚不僅管工資、 調級，而且管戶口、管糧油、管計劃生育、管政治、管“教育”、 管“學習”……。壹句話，無所不管。每壹個人必須屬於某個單 位，他才能生存。正因如此，單位“領導”對個人享有生死大權。 所以，在中共“領導”下的工人階級，實際上並不比封建領主統 治下的農奴自由些。倘若妳用非所學，用非所長，要轉廠轉業， 簡直比飛天還難。 統包統配製不知扼殺了多少人的幸福。其中最可悲的是造成 無數夫婦異地而居。至少在七八年之前，夫婦分居兩地，要申請 調到壹起團聚，簡直難之又難。尤其可惡的是，有時候壹些單位 “領導”，放著人材不用，但當人們申請轉業轉廠，而上級勞動部 門亦已批准，但這些“領導”居然可以“卡著不放”！統包統配製 發展到這個地步，真可謂腐朽透頂了。 統包統配的“理論”根據：勞動力公有說 最近引起了熱烈討論的經濟學家馬丁，他所寫的《當代我國 經濟學研究的十大轉變》（注二）談到：卅年來政治經濟學只是“簡 單地、直接地成為現行經濟政策的附庸、傳聲筒和論證工具”，“壹 味地為經濟政策唱頌歌”。對於統包統配製也正好是這樣。因為在 實踐上不承認個人有就業自由，所以在理論上就炮製了“勞動力 公有說”的理論。卅多年來不少經濟學家都以此來為中共官僚的 統包統配製辯護。勞動力公有說可以蔣家俊為代表。儘管目前不 少經濟學家已改採勞動力個人所有說（雨田、孫浩、張壹德）或 部份個人所有說（薛暮橋、伍昂），但是，如果仔細讀他們的文章， 就會發現，無論雨田也好、薛暮橋也好，他們實際上和蔣家俊沒 有根本分別。他們只是說目前時期應承認勞動力屬個人或部份地 屬個人所有而已。壹旦社會進入更高級的社會主義階段，勞動力 還是公有的。所以，他們骨子裡始終死抱住公有說不放，始終准 備在將來把工人的人身也“共產”起來。 “勞動力公有說”最清楚的反映了中共的“社會主義”的本 來面目，反映了它借社會主義之名，而行官僚極權主義之實。大 家知道，勞動力，就是潛藏人身上的勞動的能力，它同人身是不 可分割的，就像生育能力同人身不分割壹樣。說勞動力屬公有， 等於說勞動者屬公有，等於說勞動者失去人身自由，成為社會的 的財產，社會得任意支配他，而他卻無權支配自己。 按照公有說的理論，工人階級在廢除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把 生產資料變成工人集體的財產後，須由工人聯合成集體才能進行 生產。而正在這時，工人的地位發生了十分玄妙的變化，簡直比 得上最出色的戲法。首先是工人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繼而是每 個工人也都成為工人集體的主人。壹個工人壹旦參與集體，儘管 名義上他有三個身份—股東、生產工人、個人，但是實際上他 什麼都不是，因為他已把自己的人身條件全部讓渡給集體，也就 等於說，他同奴隸實際相差不遠。集體對個人有無限權利（因為 個人已屬集體所有），反過來個人對集體要盡無限的義務。中共的 辯護士會說，不對，他不是奴隸，因為這個集體是民主的，因此 每壹個人都有可能通過民主途徑去反映他個人的意願。我們這樣 回答：妳們的所謂民主，實際是妳們中共“領導”下的“民主”， 不是真正民主。退壹萬步說，即使妳們痛改前非，真正實行民主。 但是，首先，個人就業問題根本不必而且不應屬於集體決定的問 題（這個問題下文會詳細論述。現在只簡單指出，工人組成社會 主義集體，決不會而且根本不必讓渡他的人身條件，他的人身自 主權只會比他在資本主義時更擴大更真實）。其次，即使集體是民 主的集體，但是，要知道，集體不能無所不管，它所能管的只是 壹般的立法，壹般政策等等，每壹個人的就業問題是不可能交由 集體決定的（不要忘記我們所說的集體壹直是在全國平面上組成 的工人集體），結果壹定是由壹個執行機關去單方面分配勞動力。 而最後依然是官僚專權。可見，這種公有說的本質，不過是官僚 假借工人階級之名以便專工人階級之政而已。妳們口口聲聲引馬 克思的話去為自己辯護。可是，馬克思不是說過，工人革命後， 失去的只是鎖煉，換來的卻是全世界嗎？然而，在中共統治下， 工人為了得到那純屬名義的“主人翁”的堂皇桂冠，所付代價竟 是自由的失去！馬克思其實很早就警告過，他所說的社會主義集 體，是真正的由人民當家作主的集體，只有是這樣的集體，各個 個人才能獲得自由。相反，在“種種冒充的集體中，如在國家等 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 存在的……對於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 而且是新的桎桔”。（注三）

資本主義的就業自由

為什麼工人壹旦組織成為集體，聯合占有生產資料，每個工 人就必須向集體讓渡自己的人身權？蔣家俊並沒有立即就這個問 題作出回答。他像許多“理論家”壹樣，先把這個人類歷史中個 別階段的個別問題，突然上升為全部歷史的根本規律的問題。他 說，要進行生產，必須把生產資料和生產者結合起來。只有生產 者而沒有生產資料（工具、土地、廠房、機器……），是不可能進 行生產的。以上這些都十分確。但是，他繼續說，“勞動力和生產 資料只有在共同的基礎上才能結合起來”，“勞動力所有關係壹般 是隨著生產資料所有關係的改變而改變的”。（注四）換句話，生 產資料屬誰，勞動力便也屬誰。跟著他便以歷史“為證”。他說， 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都分別屬於奴 隸主、封建領主和資本家，因此奴隸、農奴、僱傭工人也都分別 屬於奴隸主、領主和資本家所有。 蔣家俊不知道，當他這樣說的時候，實際上把三種先後的社 會制度都說成是奴隸制度。因為只有在奴隸制下面，奴隸主才既 占有生產資料又占有奴隸的人身（所以奴隸不被視為人，而是工 具，只是這種工具碰巧會說話而已）。領主雖支配農奴人身，但已 不能占有農奴的人身。農奴不准自由遷徒，以及需付出無酬力役； 但是，究竟他還可以有自己的家庭，可以有自己的經濟活動。到 了資本主義社會，僱傭工人更是在法律上正式取得人身自主權， 他們誰也不屬，只是屬於自己所有。工人的這種人身自主權，是 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條件之壹。馬克思早就說過，“在資本主義社 會，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 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注五）。資本家 占有生產資料，但並不占有勞動力；工人占有勞動力，但不占有 生產資料。資本家要進行生產，必須聘請工人；工人要吃飯，必 須出賣勞動力，因為沒有自己的土地、也沒有自己的機器。於是 勞動力的供應和需求產生了。但是資本家購買工人的勞動力，並 不是壹次過買去。如果是壹次過買去，他就是購買奴隸而非僱傭 工人，但資本家要的是僱工人而非奴隸，因此他只是逐月地買（更 通俗地說，是租入），在工人方面來看，他只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 使用權，勞動力的所有權始終握在他手上，因此他可以在契約期 滿時收回自己的勞動力，向老闆辭職。從老闆方面看，他同樣也 可以辭退工人。資本家是不歡迎奴隸的。奴隸是無所謂辭退的， 但資本家所需要的勞動力，乃是需要時可以大量購入，不需要時 可以大量辭退的勞動力，而不是終身跟隨主人的“忠僕”。換句話， 他需要的是能夠隨時依據市場的起跌來自由吞吐人手的僱傭工 人，只有這樣他才能為市場而生產。否則，沒有自由的工人，就 形不成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就不可能進行資本主義生產。 這壹切證明，所謂勞動力所有權，決定於生產資料所有權的 “理論”，是根本違反歷史事實的。 蔣家俊企圖捧出馬克思為他辯護。他引馬克思的話說：“羅馬 的奴隸是由鎖鏈，僱傭工人則由看不見的線系在自己所有者手 里。”（注六）馬克思的確說過這句話。但明顯地不能把這句話解 釋為二者全無分別，因為壹個是喪失人身自由，壹個呢，則享有 人身自由。他的意思只是，儘管資本主義比奴隸制已進步了許多， 工已獲得人身自主權，但是他指出，這種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 而已。工人沒有土地，沒有廠房，只有自己的勞動力。但是，僅 僅占有勞動力，對於工人來說是毫無用處的。恰恰相反，這種“財 產”如果壹天仍未“售出”，壹天就仍然是負債而非資產。如果他 想永保自由，他就沒有麵包吃。如果他重視麵包，那他就要把勞 動力逐月地讓渡給資本家，由資本家支配自己。而壹旦他進入資 本家的廠房，他就沒有自由可言。勞動過程、勞動紀律，以及勞 動崗位等，統統他都無權過問；勞動成果他更無權問津。誠然， 他有選擇雇主的自由。他如果嫌這兒勞動強度太高，他可以另謀 高就，而不必像奴隸那樣永遠忍受下去。但是，他頂多只有在這 個或那個老闆之間作選擇，而不能在做不做打工仔之間作選擇。 所以，工人的自由，不過是非出賣勞動力不可的自由，是十分不 足的自由。也正是在這個社會意義上，工人仍屬於資本家所有。 我們說是社會意義，而不是經濟意義，是因為工人階級雖非屬於 資本家階級不可，但絕不是可以說，資本家階級也非占有工人不 可。資本家只在經濟繁榮中才需要占用工人，而在衰退期中，即 使工人自願當他們的奴隸，他們也敬謝不敏呢！可見，說資產階 級真正占有工人的勞動力，是多麼荒謬的說法！不，工人是自由 的，只是這種自由同時包含不自由。就業自由包含失業自由；選 擇雇主的自由同時意味受僱主束縛的不自由。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馬克思才說工人階級始終是不自由的， 始終受人家支配的。但馬克思沒有否認，在壹定限度內他們是自 由的。只是這種自由還遠遠不是真正的自由。要有真正的自由， 就必須要有就業保障，而且必須由工人自己管理生產，由工人當 家作主。壹句話，就是要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把資本家所占有的 生產資料變成工人集體擁有。只有這樣才能取得就業保障和管理 生產權。

社會主義：自由的擴大

工人如果要占有資本家的生產資料，就必須聯合成集體，聯 合地占有並運用生產資料。這是因為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是社會化 的生產資料，是大工廠，大機器，必須要集體的聯合勞動才能推 動。工人革命不像農民革命。農民革命可以各拿壹塊土地給自己。 但工人革命非組成集體不可。如反其道而行，瓜分大工廠，結果 只能是社會的大倒退。 這個聯合體中，個人與集體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每壹個人， 壹方面是這個集體的壹份子，另壹方面仍是獨立的個人。這兩種 身份不僅不像中共所說的是對立的，恰恰相反，是相輔相成，互 為補充的。如果他不是獨立的，而是集體的財產，哪裡談得上他 是集體的股東之壹，哪裡談得上是“主人翁”？固然，他既參與 集體，他就必須讓渡壹部份權利給集體（下文將再論及），但是他 的人身自主權是始終保留在他手中，不需要而且絕不應該讓渡給 集體。就業自由是人身自主權的壹部份。資本主義還讓工人享有 就業自由，在社會主義就更應享有。這不僅是人權的起碼要求， 而且是社會主義經濟所必需。因為在各種生產因素中，人是最特 殊、最活躍的因素，而要發揮人的創造力，就必須尊重人的專長、 興趣、志向，沒有這個條件，要發展經濟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 尚且如此，社會主義號稱工人當家作主，就尤其如此。要知道， 人是有尊嚴的。無論妳怎樣否定工人的人身自主權，他們都會以 各種消極反抗來證明他們應該享有。事實上，即使在奴隸社會， 奴隸完全沒有人身權利，可是奴隸為了證明他不是工具，他同它 們完全不同，他有尊嚴，因此便在生產過程中不斷毀壞工具，任 性地使用工具。奴隸主為了減少損失，被迫採用最笨重的工具， 而結果是生產效益的降低。這個歷史事實證明，否定人的自主權， 不僅是被壓迫者的痛苦，而且造成嚴重的社會和經濟損失。在我 們“社會主義”中國，也正是這種變種“奴隸制”，正是中共不承 認職工的人身自由，才迫使職工像奴隸那樣消極怠工、任意浪費 公物、毀壞公物等。可見人身自主權不僅是對個人有利的權利， 而且是對社會十分重要的權利。沒有它，就等於否定人。 但是，社會主義的意義不僅是保留人身自主權。如果僅僅如 此，那又何須革命？社會主義建立國有財產，使工人有可能獲得 更高級的自由。這就是就業保障，和有權參與支配集體，參與管 理生產。 每個工人作為集體壹份子，自然不是絕對自由。作為個人， 他可以任意支配自己，可以有選擇權利。但是，他作為集體壹份 子，就需要讓渡給集體某些權利。所讓渡的權利不是個人自主權 —這我們已解釋過。所讓渡的只是生產過程中的某些個人意志。 壹個小手工業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興趣隨意安排生產的快慢。 但是在壹間大工廠里，就必須有劃壹的勞動過程、勞動紀律。這 是大生產所必要的。而這些勞動過程、勞動紀律是每壹個人都必 須遵守的。在這方面，集體意志高於個人意志。驟眼看去，這同 資本主義壹樣沒有真正自由。可是，首先，資本主義沒有就業保 障，而社會主義由於是為需要而非為利潤而生產，能夠提供真正 就業保障。其次，儘管社會主義不能消除勞動紀律，但是資本主 義勞動紀律是資本家強加於工人的，而在真正社會主義，這些勞 動紀律是由工人集體制訂的。因此工人只是遵守自己所訂的紀律。 當然，抽象而言，工人集體所決定的紀律，未必每個工人都適應。 但是，我們要知道，組成這個集體的不是身份各不相同的人，而 是人人都是工人，他們之間沒有根本利益衝突。如果某種勞動紀 律是有害於壹個工人的，在壹般情況下也會有害於所有工人。反 之，有利於集體的規條，也壹般有利個人。每個工人固然要服從 集體，但由於民主的制度和階級利益的基本壹致，使“服從”的 意義不同於在資本主義下的服從，不是服從別人，而是服從自己。 最後，由於生產的公有，因此工人可以集體地支配自己的勞動成 果。因此，只有當個人不僅能掌握自己的人身自由，而且能和所 有其他工人聯合起來去支配生產，去把壹直與工人作對的生產資 料變成自己集體所有，工人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這才是馬克 思所說的，“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 段”，“在真實的（而非虛假的—筆者按）集體的條件下，各個 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注七）

計劃經濟與就業自由

蔣家俊又從另壹個角度主張勞動力公有說。他說，為了保證 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必須把勞動力的分配也納入計劃 之內。如果讓工人享有人身自主權，可以自由擇業，就無法保證 有計劃地分配勞動力。 我們同意勞動力的分配必須是有計劃的。但是，計劃就等於 行政命令，就壹定抹煞個人自主權—這是極端官僚主義的誤解。 事實上，到了今天，大概已沒有幾個經濟學家再持此說了。因為 計劃可以用行政命令，但更可以用經濟辦法。國家可以通過各種 經濟扛扞（如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工資差距、福利政策、職業 訓練、晉升制度等）去影響人們的就業選擇。例如邊遠地區，可 以用高工資和有期限的合同制，來吸引所需的技術人員和職工。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說明了，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利害 關繫上，都必須要承認，勞動力屬個人所有。否認這點，無可避 免造成生產倒退、官僚極權、人權受踐踏等等惡果。本來，真正 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把人從純粹的“生產因素”提升為主人。但 是，這些理論家卻全面後退，再次把工人貶低為“生產因素”，壹 句話，貶低為工具。

進壹步，退兩步？

近幾年來，由於改革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經濟學家主張就 業自由。這當然值得歡迎。工人如能獲得就業自由，無疑是壹個 進步。 不過，這個進步本身，會為工人帶來更大的進步呢，還是相 反，帶來倒退，這是問題的所在。 上文早已說明，在社會主義下，工人不僅應該有就業自由， 而且應該有就業保障，應該有管理生產的權利。 但是，有不少人始終是以官僚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他們 認為，國家不應再統壹分配勞動力。工人有擇業自由，相反，企 業也有聘請和開除工人的自由。這些原則本身是正確的（自然實 際運用起來，在官僚政治下，難保不出問題。例如，企業官僚無 理開除工人的問題）。但是，被開除的工人會否繼續有就業權利？ 更壹般地說，國家會否繼續堅持就業保障？這是問題的關鍵。對 此有些人始終是不置可否。 中國固然有許多東西須向資本主義學習。但恰恰是有關怎樣 精巧地剝削工人的那套辦法不值得學習，至少是不值得號稱工人 當家作主的中國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非常值得中共學 習，但是它不肯學；而它們的壞東西，現在卻起勁的學。有關勞 動力就業自由的問題就正是這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所最近所 做的調查報告就反映了這種趨勢。這份報告從資產階級那兒學來 那套市場辦法，利用勞動力市場來加劇工人之間的競爭，甚至特 別利用失業工人使競爭更尖銳，以便降低工人工資。這個報告這 樣說：“……打破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壁壘，展開不同所有制之間以 及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讓剩餘勞動力進入就業競爭，是從根 本（！）上抑制消費基金膨脹，抑制工資總水平持續上升的機制性 選擇。” “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勞動力的流動，既可以通過供給增加 引起的就業競爭直接抑制工資的上漲，還可以降低人們的自我評 價（!!）和收入預期，通過弱化攀比心理而間接抑制工資上漲。” （注十） “讓剩餘勞動力進入就業競爭”，就是利用失業工人壓低工 資。既然失業工人有此妙用，而且是“根本”解決消費基金膨脹 之道，那何必要消除失業？“降低人們的自我評價”，就是用市場 的力量，利用工人之間的競爭，來打擊工人的自信心、尊嚴，迫 他們不敢抬起頭來，不敢要求合理的工資。要知道，提出這種混 賬主張的不是個別經濟學家，而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對 官方有很大影響力。中國要改革，但是犧牲工人、打擊工人的改 革，難道值得我們支持嗎？很明顯，如果中共最後真的朝這個方 向走（目前已有許多跡像），那對於工人來說，這是大倒退而非進 步。

壹九八六年八月

中國往何處去

中國人大最近正式通過了憲法修正，正式保護私營經濟和允 許土地的轉讓。這個修正代表了中共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途程中壹 個新的里程碑。 到今天為止，官方理論家仍然矢口否認它在走資本主義。它 始終認為它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且對於那種認為 中國四九年革命跳過了資本主義階段，現在非要補資本主義的課 不可的“補課論”，壹再表示了憤慨。 所謂公有制的商品經濟 但是，至少從壹九八四年中共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的決定》 的文件以來，中共就開始走向資本主義了。這份文件改變了對社 會主義的傳統公式，不再認為社會主義是“計劃為主，市場為副” 了，而是認為社會主義本質上還是商品生產，是“公有制基礎上 的有計劃的商品生產”。它認為“商品經濟的充份發展，是社會經 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中國未曾經歷過商品經濟的充份發 展，所以現在要來補商品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共如 是說）的課，要“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它認為充份發展商品生 產不會變成資本主義，因為商品生產不是資本主義特有，而是許 多社會所共有的壹種生產方式。 這個觀點同傳統社會主義的觀點是完全相反的。我們並不認 為凡是傳統觀點就壹定適合中國。我們在此不談適合不適合的問 題。我們談的是中共在理論上是否能自圓其說的問題。傳統馬克 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最大弊病，是由於盲目競爭而造成的無 政府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只會有利於資本家，而對於工人階 級卻非常不利。社會主義就是要結束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代 之以公有制，由工人直接有計劃地管理社會生產。在這種體制下， 不僅資本和僱傭勞動已基本消失，而且調節生產的方式不再主要 是依靠市場，而是主要依靠計劃，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周期性經濟 危機，避免企業純粹為利潤而生產所造成的種種弊病。而壹旦實 行計劃經濟，商品生產的範圍不能不大大縮小。（要指出，正統的 社會主義觀點不像毛澤東那樣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後就能立即廢除 商品生產。它認為要取消的只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而小商品生 產—小農、城市個體戶等—則仍會在相當程度上保留，而且 只能在社會化大生產不斷擴大的情況下，這部份商品生產才會逐 步縮小。）到了整個社會已經達到了全部大生產的階段，生產力十 分高，那時才談得上商品生產的消亡，而代之以實物計劃分配。 所以，傳統的觀點都認為社會主義雖然不能立即取消商品，但至 少是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而日益縮小。 現在中共卻宣布，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生產不僅要保 留，而且要充份發展。這樣並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因為商品生產 並非資本主義所特有。這種觀點其實不值壹駁。商品生產當然不 是資本主義特有。可是，“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卻是資本主 特有。更確切地說，“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就必然是資本主 義。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商品生產，都不是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 所以人們叫它做小商品生產。壹種商品經濟如果稱得上是充份發 展了的，至少要社會各個經濟部門（工業、商業、農業......等等） 都已納入商品生產的範圍。小商品生產之所以是“小”，正因為它 在整個社會中只占極少部份，主要是在手工業和商業中，而廣大 的農村卻是自然經濟占統治。要到商品經濟完全征服了主要經濟 部門，才有所謂充份發展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正是這樣的商品 經濟。但資本主義是怎樣發展成這樣的呢？它就是依靠貨幣轉化 為工業資本，勞動力轉化為商品這兩個條件。只有當這兩個條件 都具備，小生產才有可能擴展成大生產，從手工業工場發展為雇 傭成百上千工人的大工廠。沒有這兩個條件，是不可能完成這個 改變的，不可能使商品經濟具有這樣強大的征服能力的。所以要 商品經濟充份發展起來，就非要讓企業自由為市場生產不可，非 要讓勞動力自由出賣不可。而這兩個條件恰恰就足以構成資本主 義了，恰恰是資本主義的必要而且充份的條件了。

勞動力的商品化與商品生產

為了表明中共所主張的商品生產是如假包換的社會主義招 牌，所以在《決定》中特別規定，勞動力和土地都不是商品。真 是奇談怪論！企業本身是商品生產者，但同時規定勞動力和土地 不是商品，不能在市場自由流通，那麼企業從那裡得到人手和土 地呢？由國家分配嗎？如果這樣，企業本身怎能有充份自由去為 市場而生產呢？怎能保證企業能夠順應市場的不斷波動而調整自 己的生產呢？怎能真正讓企業自負盈虧呢？在勞動力和土地上又 要它受國家的計劃支配，同時又要它自負盈虧，這豈不是自打嘴 巴？中共這種又要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又不許勞動力和土地變成 商品的理論，只有在壹種情況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就是整個社會 都是小商品生產者，每個生產單位的規模都極小，基本上是家庭 手工業，根本不必使用僱傭勞動。只有在這個情況下，才能壹方 面既是商品生產，另壹方面勞動力又不是商品，因而不成其為資 本主義。不消說，這種社會即使存在，也不會持久，因為市場的 規律很快就會造成兩極分化，結果最後還是發展為資本主義。如 果在小生產的情況下尚且如此，那麼，在中國已經基本上建立了 社會化大生產的情況下，實行“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只會畢直地 走向資本主義。現在，國營企業的平均規模都很大，工人成千上 萬，在這個情況下，要企業成為商品生產者，就非要讓它在市場 中自由聘請工人和買入土地不可。在大生產的條件下，要麼實行 計劃經濟，要麼實行商品經濟。如果實行前者，就不能不壓縮（而 不是根本廢除）後者；相反，如果實行後者，便非同時要求實行 勞動力自由流通不可，而這就等於基本上恢復了市場經濟，恢復 了資本主義。所以，壹個不容許勞動力和土地成為商品的“充份” 發展的商品生產。這樣的模式根本上就是壹種徹頭徹尾的空想， 如果不是徑直的欺騙的話。 《決定》通過後，四年過去了。在這四年中，究竟中共有沒 有落實它的決定，不許勞力流通呢？沒有，因為這壓根兒是不能 落實的。《決定》規定勞動力和土地不是商品，可是在這四年中， 勞動力和土地都日益成為商品。私人的資本主義企業迅速發展， 到現在已僱傭了差不多二百萬人（如果再加上香港資本家所僱傭 的壹百多萬，數目就更多）。在國營企業方面，越來越多呼聲要求 成立勞動市場，打破統壹分配製度。事實上中共也正在研究有關 方案，基本趨勢是讓勞動力充份流通起來。合同工現在已代替了 傳統的終身用工制。土地的轉讓，目前也已經從農村發展到城市。 到了最近，中共也終於決定要修憲，正式承認私營經濟和土地轉 讓，也等於承認勞動力可以成為商品了。事實證明，不過四年， 中共就已經放棄它那勞動力和土地不是商品的充份發展的商品生 產的空想了。對此，很多人尤其是香港的資產階級，非常歡迎。 這表示甚麼呢？不過表示中共決不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不過表 示中共正在走向資本主義而已。

商品生產能真正加以計劃嗎

官方理論家會反駁說，不對！我們的商品生產始終不同於資 本主義，因為我們的商品生產是有計劃的商品生產。《決定》是說 得很清楚的。真是公然的欺騙！按照定義，商品生產就由彼此獨 立的、互相競爭的商品生產者為市場而生產的制度。馬克思對此 是講得很清楚的。在這裡決定生產和投資的最高決策者，是市場 而不是其他。每壹個生產者，生產甚麼完全是自己的私事，但是 商品最後能否賣得出，卻決定於市場。任何事先的估計，計劃， 在商品生產里要服從市場這個最後的決定。所以商品生產是壹種 事後調節的經濟模式。相反，計劃經濟則是壹種事前的調節，預 先把生產因素分配給企業。在這裡即使仍有相當程度的市場成份 （這是不可避免的），畢竟最後決定權仍在計劃者手裡。這兩種方 式當然不是絕對對立，在壹切領域中都不能相容（這是毛澤東的 偉大發明，與馬克思無關），但至少基本上是矛盾的，不能把兩種 方式同時作為主要的生產方式。說甚麼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決 然是幻想。妳可以不同意馬克思主義，妳可以認為中國應走資本 主義，但妳不能歪曲馬克思主義，不能掛羊頭賣狗肉，掛著社會 主義招牌而行資本主義之實。 官方理論家這時候就會義憤填膺，抗議說：妳壹味雞蛋裡挑 骨頭。妳完全抹煞了我們維持社會主義的誠意。就算有計劃的商 品經濟這個提法不妥當，就算正式承認私營經濟就是向資本主義 讓步，但是黨和國家始終要維持公有制為主導，始終認為私營經 濟都不過是公有制的補充。國有經濟始終要占多數。有這壹條， 就是中國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明證。

“公有制”本身的蛻變

我們不懷疑中共保持國營經濟為主導的誠意。畢竟，這是它 統治的物質基礎。但這點本身不能保證中國不會滑向資本主義。 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份條件，單靠它還不 能就定性為社會主義。事實上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都有國有經濟、 有些國家的國營經濟成份也很高。在中國，國有財產名義上屬於 全民財產，但是實際上人民壹點不能過問，因為它是中共的禁臠， 完全受中共壹黨支配。在這個情況下，中共要把國有經濟出賣給 私人，障礙是不會很大的。當然，像中共以前那樣完全以國有制 壓制市場和個體經濟，強迫各種經濟成份壹律向國有經濟過渡， 在這個情況下，這種國有經濟當然具有非資本主義成份。那時中 共當然不是走資本主義。現在就不同了。現在它卻公開保證香港 資本主義五十年甚至壹百年不變，公開保障香港資產階級長達百 年的的利益，最近又再對國內的新興的城市和農村資產階級作出 保障（儘管條件不及香港的表兄弟），這壹切壹切都表示：壹國兩 制和最近的修憲，已經使中國的國家性質開始變質，從壓制資產 階級壹變而為保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機器。這個傾向發展下去， 整個國家就會完全質變成資產階級的國家，那時即使國營經濟仍 占多數，也無補於社會主義，國營經濟本身也壹定隨之而變質， 變成資產階級的國有經濟。 現在這個傾向當然未完成。但是這個傾向越來越壓倒非資本 主義傾向。國營經濟本身正在經歷改革。傳統的官僚計劃模式已 經完全破產。八年來中共對國營經濟的改革越來越大膽，每走壹 步都更快走向私有化。租賃制本身就是壹種准私有化，因為在租 賃期內，租賃者對企業有極大的支配權，而且分享相當部份利潤； 租賃者本人就是大半個資本家。承包製自然沒有那樣大程度的私 有化，承包者的所得仍只占利潤壹個很少部份，而且通過承包合 同政府仍在相當程度上控制著企業。但是這只是目前狀況；國有 經濟的內在矛盾正在強烈要求改變這種不倫不類的管理方式，正 強烈要求更大程度的私有化。 任何經濟要發展得好，其中壹個重要條件是財產的所有者有 充份權力密切監督實際經營者，因為只有所有者才是這份財產的 最關懷備致的愛護者。私人經濟如是，國有濟經也如是。在資本 主義，雖然所有權和經營權往往不是同壹個人，但是並不等於大 資本家喪失了權力，而那些受薪董事、總經理可以與資本家平起 平坐了。兩權的分離不過是壹種表面的分離而不是根本分離，最 後決定權始終操在資本家手裡。只有這樣企業才會追求最優化。 在中國國有經濟方面，法律上它屬全民所有，人民就是所有者。 但是中國的根本矛盾正在於：人民對自己的財產完全不能過問。 中共以全民的當然代表者的資格篡奪了財產的支配權，可以對之 任意處置。但由於它還沒有正式連財產權也篡奪過來，所以它支 配的始終是別人的財產而不是自己的財產，因此它以最大的冷漠 和專橫來對待這些財產，任意浪費而可以不痛心，而且由於實行 壹黨專政可以不負絲毫政治責任。在這個情況下，國營企業不能 不以極低效率運行。

癥結在於國營經濟的所有權歸誰

過去所實行的由政府直接控制國營企業的模式，固然效果甚差， 因為那些政治官僚對待國有財產固然非常冷漠，而且完全不懂行。 現在中共宣布，要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國家（應當讀作“中 共”）作為全民財產所有權的當然代表，不再干預企業，企業的廠長、 經理可以享有經營權，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其實在中國所有權 與經營權從來都是分離的。現在新舊體制的分別只在於：舊體制下 由主管部門的政治官僚控制企業，現在則削弱政治官僚權力，大大 增加企業官僚的權力。但作為國有財產的所有者的人民，始終無權 過問。所以，說現在體制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不如說是政治官 僚與企業官僚分離。）在這個名義下，現在已經有七成國有企業實行 了承包製。由於企業廠長有專業知識，而且改革後廠長同企業有壹 定的物質利益關係，所以效益無疑比以前好了些。但問題未根本解 決。由於這些改革未曾觸動所有權的問題，那些廠長、經理始終在 吃全民財產的大鍋飯，始終並不真心愛護國有財產。承包製最大問 題之壹，是那些承包者在承包期內拼命耗盡企業的生產能力，純粹 追求短期效益，犧牲企業的長期效益。企業這種“短期行為”到現 在為止仍根本無法解決。所以，現在又有人提出實行資產經營負責 制、股份制（自然是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式的股份制），以便 讓經營者能多少取得壹部份所有權，企圖使企業廠長能對企業有更 長期的計劃和真正的愛護。但這些模式始終是不倫不類的，廠長經 理從這種模式中所有的權力和利益始終不能大到足以使他們真正全 面關心企業。其實，要解決這個矛盾，只有到財產所有權（真正的 而不是虛假的，不是由壹個黨去作所有權的天命的“代表”的那種） 與管理權重新結合才有可能真正解決。在這裡有兩種選擇。壹條是 把全民財產真正歸由全民支配，讓人民通過民主選舉的代表直接或 間接管理國有經濟。另壹條是把全民財產用或明或暗的方式轉給私 人，首先轉給所謂企業家。第壹條路中共是決不會採取的。早在改 革初期，任何有關模仿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模式都不受中共歡迎。 所謂職工代表大會完全只是壹個政治花瓶，在企業全無權力。要知 道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本質上還不是真正的工人民主。但中共連如 此有限的民主自治也不肯推行，更遑論真正的民主了。所以，第二 條路是更現成、更有利於官僚的辦法。現在它仍未正式採取這種辦 法，但是如此國有企業始終搞得公不公、私不私，結果始終還是無 法提高效益。但生產再搞不上去是不行的了。 長期生產效益停滯所造成的矛盾已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而 實行更大程度的私有化，可能會比傳統的模式有更大的優越性。 所以實行私有化的壓力將會日益強大。事實上，現在有關要改革 所有制的呼聲越來越大了。許多人都指出，不讓企業經營者同所 有權掛鈎，很難使他們真正關心企業。不過，如此壹來，所謂“所 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理論，不又破產了嗎？當然，私有化的阻 力還是有的，其中之壹就是政治官僚。不過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解 決。只要政治官僚可以繼續分得利益，他們就不會根本反對。私 有化後的企業，仍不得不去拜這些政治菩薩，不得不與他們瓜分 利潤。以前政治官僚是通過直接支配企業來得到利益，私有化後 它可以通過間接途徑同樣取得利益，就像封建時代封建主從榨取 力役租轉變為榨取貨幣租壹樣，形式變了，壓榨可沒有變。最近 有壹篇報導，說有個廠長埋怨政府壹方面放權，但另壹方面各個 部門經常下達攤派。有個官員答曰：放權有必要，攤派也有必要。 這最能反映這些政治官僚的心態。有些人以為中國如果恢復資本 主義，那就會跟西方那樣自由，那樣民主。那全然是幻想。最大 可能是同許多落後國家壹樣，官僚政府大大侵奪人民的利益，包 括資產階級的利益。

自負盈虧和計劃支配的兩難

私有化的壓力可以從計劃與市場的矛盾中進壹步暴露出來。 現在中共自己在對待企業方面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壹方面它不能 再讓企業長期虧損和低效益運行下去，因此它要企業自負盈虧， 不許它再受國家補貼。但另壹方面，它又始終在相當程度上控制 著企業的投入和產出，企業的產、供、銷和人、財、物各方面， 始終要維持計劃體制。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要企業能有十 足的盈利能力，就要讓企業享有完全的自決權，這樣才能讓企業 充份適應和利用市場的波動。相反，如果在產、供、銷各方面始 終或大或小地支配著企業，企業就不能真正做到自負盈虧。二者 必擇其壹。中共今後會選擇哪條路呢？集權計劃之路嗎？機會很 少。（中共眼中的計劃，就壹定是官僚集中的計劃，民主自治的計 劃這種模式它想也不曾想過）。官僚集中的計劃，現在名聲都很臭 了，不會搞得多久的。所以餘下的道路就只有更大規模的市場化 了。到了那時，所有企業都是各自為利潤而生產、而彼此競爭， 即使它們名義上仍是國有企業，但本質上就已經是資本主義的國 營企業而不是社會主義了。中共說它仍實行指導性計劃，用稅收、 利率、價格等經濟槓桿來引導企業，所以仍是社會主義性。這完 全是掩耳盜鈴。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國何嘗不是如此呢？

結語

本文的目的不是論述資本主義的優劣問題，而是要揭露中共 在理論上的自相矛盾。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有計劃商品經濟” 這個公式，如果實行起來，結果壹定走向資本主義。最近的修憲 代表了在復辟資本主義的路途上新的壹步。當然現在還未完成。 日後的發展還決定於各種力量的對比和鬥爭結果。可是，至少可 以這樣說：中共整個領導層走資本主義（不管以甚麼社會主義招 牌來作掩飾）的傾向是壓倒其他傾向的，客觀的社會矛盾大大迫 使它這樣做；主觀的利益也引誘它這樣做。許多人認為，中共的 “保守派”的存在本身證明中共仍有相當多人堅持社會主義。這 純然是幻想。到目前為止從沒聽說過所謂保守派中任何頭面人物 是根本反對目前路線（“充份發展商品經濟”）的；就算他們是“保 守”罷，但他們“保”的和“守”的是甚麼呢？果真是社會主義 嗎？不！他們要保守的，不過是政治上的絕對專制主義，對於鄧 小平的開明專制不以為然而已。他們的言論事實上也主要歸入這 個範圍。對於真正重大的社會主義原則—民主、多黨制、工人 監督生產—他們從來都是粗暴地踐踏。他們所壹直堅持的，其 實只有國有制和壹黨專政。壹黨專政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原則。只 有國有制還可算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可是，現在國有經濟已 經千瘡百孔了，連他們自己對它也已經大失信心了。他們不得不 進行壹場連他們也看不清楚的改革。他們的真正的底線，就只有 壹黨專政這壹條了。以為他們對社會主義有“忠誠”信仰，以為 因此他們會根本反對走向資本主義，那未免太天真了。在他們來 說，壹黨專政是體，主義是用，只要能夠使他們的統治更鞏固， 改換主義是不很困難的。當然以後如何仍須拭目以待。但是，現 在中共每走壹步，都往往使理論與現實的矛盾更其尖銳，而不論 採取甚麼方法解決這些矛盾，結果都只能更進壹步暴露自己的背 信棄義和前後矛盾。

壹九八八年六月

中國工業的危機與中國工人階級

在各種各樣的經濟失控中，工資失控也是中國經濟的壹個大 問題，儘管同投資失控比仍差壹大截。在工人的種種壓力下，加 上廠長自己的個人考慮，企業所發的獎金往往超出預算。本來， 按規定企業要把利潤留成（以前是完全沒有企業留利，壹切要上 繳國家的），主要用於生產發展基金、新產品試製等。少部份才用 於發獎金。不過實際上很少廠長老實執行規定。有些甚至把大部 份留利都發了獎金，或者以種種藉口大發實物，以逃避財政部的 追究。 從表壹可以看到，八四年的工資（包括獎金）增長率最高。 以後雖然逐年下降，但仍比八三年高出許多。實際情況可能較為 嚴重些，因為這裡往往沒有把發實物包括在內。 表壹 全民所有制工人工資比上年增長速度 貨幣工資 實際工資 1983 3.70 1.40 1984 19.55 16.45 1985 17.30 4.80 1986 16.50 9.00 1987 12.40 5.10 有人指出，貨幣工資的增長速度已經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速 度。如果國民收入增長率為壹，那麼八四年的貨幣工資增長率就 是壹點五八，八五年是壹點七九，八六年更升為二點七。如果貨 幣工資再增長，就會大大超過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 有些人據此就認為，即使不是完全停止工資增長，也要大力 控制工資，不容工資有更大的增幅，否則增長率持續超過國民收 入，壹定會引起通貨膨脹。香港的中國問題專家陳文鴻月前在電 視訪問上也持這種見解。 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根據 這種見解是錯誤的。首先，同樣從表壹可以看到，由於物價 上漲，已經大大抵消了貨幣工資的增長。從八五年開始，實際工 資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直至去年只有百份之五點壹了。但這個數 字是不可靠的，因為官方有意低估了物價。不過，即使是根據官 方公布，已經有至少五份壹工人生活水平下降了。 事實上中國工人階級吃了幾十年苦頭也吃夠了。在“勤儉建 國”的口號下，中國工人工資幾乎凍結了幾十年。從壹九五二年 到七八年，廿六年間工資只增長了四點四成，平均每年只增長百 份之壹點七。只是從七九年起工資才有了點上升。中共也不得不 承認，這些工資增長有很大部份的交“欠賬”的性質。可是，“欠 賬”還沒有交完，實際工資的增長又大大減慢了。 壹方面是因為壹直生活困苦，另壹方面又因為物價高漲，在 在迫使工人非常強烈的要求增加工資。與其說工資增長超出預算， 倒不如說原來的預算就太低，太不足夠生活所需。 但再增加工資，會不會引起更嚴重的通貨膨脹呢？很可能會。 但這不是工人的責任。是先有通貨膨脹，然後才有提高工資的迫 切要求。事實上，今天的通貨膨脹，主要不是工資增長引起的， 而是由中共的市場化路線所造成的投資和消費膨脹所引起的。這 個原因不消除，即使把工資再壓低也無法消除通脹。反過來，如 果沒有上述原因，工資再增長多些也不會引起真正嚴重的通脹。 所以，要做的決不是壓止工資，而是要解決官僚的投資和消費失 控。 中國的總工會提出工資應隨物價上升而上升，我們非常贊同。 從整個社會的利益來看，這是十分必需的。由於長年的被壓制， 工人對工作有很強烈的抗拒情緒。普遍存在怠工現象。如果不大 幅度提高工資，勢難提高工人的生產積極性。 國民收入與工資增長 不過，我們承認，上述要求亦最多只能解決工資追不上物價 這個問題，不用說它未曾解決物價問題，未曾解決今天的經濟危 機。相反，從長遠來說，如果找不到更根本的辦法，整個危機有 可能更加深。 我們且不去說別的，先說同工人有直接關係的問題，就說中 國的工業罷。今天中國農業有危機，工業也有危機，甚至其程度 比農業大。中國工人如果不去解決這個危機，只是著眼於爭取個 人或個別工廠的工資增長，更不用說用種種消極方式抵抗，其結 果恐怕是不妙的。 剛才提到，有人指出近年工資增長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這 是壹種說法。但其實更可以有另壹種說法。不是工資增長過快， 而是國民收入的增長本身下降了，所以才顯得工資增長過多。從 表二可以看到，國民收入增長從八四年的百份之十三點五高速， 逐步下降，其中八六年壹下子降為百分之七點四，下降了差不多 壹半。（當然七點四的速度同國外比也不低，但因為這個速度是以 工業超速的不正常的增長為代價，所以並非十分可喜）國民收入 暴起暴跌，極不穩定，自然不容易支持工資的穩定增長。 表二 國民收入指數（以上年為 100） 1981 104.9 1982 108.3 1983 109.8 1984 113.5 1985 112.7 1986 107.4 1987 109.3 工業的驚人浪費 國民收入為什麼這樣不穩定？其中壹個重要原因，是工業經 濟效益奇差，投入很多，而產出很少。從壹九五三年至八零年， 將近三十年間全國固定資產總值增長了二十壹倍，但從中得到多少國民收 入呢？只有四倍。從表三可以看到，中國工業每積累壹百元所帶 來的利稅收入，竟然從五二年的二十五點壹三元下跌為八六年的十 九點八九元，三十多年間盈利不升反降！效益如此差劣，當然有 礙國民收入的穩定而長足的發展。 表三 每百元固定資產原值實現的利稅（元） 1952 25.13 1957 34.40 1965 29.73 1978 24.74 1980 24.32 1981 22.90 1982 22.22 1983 21.66 1984 22.28 1985 22.40 1986 19.89 正因為效益奇劣，所以每年都有二成多的企業虧本。不過， 這個數字是不夠真實的。實際情況比這個更壞。 要知道，中國工業的盈利，相當程度上是靠大量而廉價的投 入。長期以來，中共刻意大力壓低農產品和原料的價格，壓低工 人工資，靠犧牲農民和內陸西北、西南地區（許多原料都產自這 些地區），以及工人階級的利益來支持工業發展。可怕的是，工人、 農民和內陸人民做了犧牲，可是在官僚專政下，工業卻不爭氣， 管理混亂、效益奇差。所以，實際上虧損企業遠不只二成。許多 盈利企業如果不是靠廉價農產品和原料的支持，不是靠低工資， 就會壹樣虧損。所以有人說，相當部份的工業利潤不是工業自己 創造的，而是把農產品和原材料的價值通過價差轉移給工業的。 —據估計，中國全部六千億元的固定資產，有三分壹 是浪費了的。—八五年時估計，有二成企業是沒有基本的經濟核算 的，而七成的企業，核算工作很不健全。 —每年的工業產品，質量過關的只有七成多。 —工業的冗員約達壹千五百萬至二千萬，占全部職工 人數的壹成多。 為什麼工業效益如此惡劣？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企業壹 直由政府部門官員所控制，他們的權大而責小，無論怎樣浪費也 可以照做官。正是這種官僚弊害使企業的管理非常混亂。

工人的消極怠工及其影響

中國工人階級的種種消極反抗也是工業的效益危機的原因。 工人受盡困苦，在官僚專政下毫無人權，甚至連轉業轉廠自由也 沒有。工人號稱為“國家主人翁”，但是對於企業建議過問壹下都 無權，而且還要忍受中共以國家名義剝削他們，所以他們壹有機 會就拼命從國有財產中奪回自己的壹份。這是近年獎金失控的壹 個原因。但反抗形式不止於此。普遍的怠工情緒。以最大的冷漠 甚至浪費來對待企業財產。盜竊企業財物成風。所以國內有句說 話：“大家拿，拿大家。”這是“公有制”嘛。工作沒有紀律，上 班吹牛、睡覺。這些風氣當然更進壹步惡化企業的情況。 很明顯，如果工業不施大手術、大改造，即使工人現在爭得 多些工資，首先這就大有可能實際上只多爭得幾張廢紙；其次， 從長遠來說，工業危機不解決，就不可能支持穩定的工資增長。 工業過去主要靠低工資、低原料及農產品價格維持。現在農民不 肯再向低農產品價就範了，原料產地也不肯再犧牲自己了，而工 人呢，就更不肯再維持低工資了。他們這樣要求本身都很合理， 很值得支持。可是，同樣明顯地，不根本改造工業以致改造中國 經濟，是不可能實現這些要求的。 工業的危機已經到了人人都無法忍受的地步了。工人自己不 去考慮，不等於別人不考慮，不等於中共不考慮。中共為了解決 這個危機，壹種辦法就是實行承包製，把企業的日常管理權交給 廠長，壹種辦法就是進壹步擴大市場調節。兩種辦法都對工人不 利，而又不難徹底瓦解工人的消極反抗。首先，承包製只賦予廠 長權力，而工人名義上是國家主人翁，卻始終毫無權力。在這個 情況下，廠長為了多得獎金，很有可能更進壹步犧牲工人利益。 廠長既可以開除工人，那麼誰消極怠工的都可以被開除。其次， 中共已經向資產階級學懂了怎樣利用市場的力量來打擊工人。在 “搞活經濟”、“打破大鍋飯”的名義下，它讓企業互相競爭，讓 工人互相競爭。妳們要加工資嗎？很好，哪我們就要更進壹步開 放物價啦！妳們紀律渙散，消極怠工嗎？很好，我們就開除工人， 我們就宣布國家不再保障就業，我們就大搞勞動力市場，用失業 工人來同妳們競爭啦！妳不干，可想干的大有人在呢！ 工人對於中共拿市場化來打擊工人的舉動，越來越不滿。有 些仍舊主要是消極的個人反抗。有些工人因為被廠長扣工資而毆 打廠長。壹些地方鬧出人命。消極怠工仍然持續。 不過，消極的集體罷工也越來越多了。這當然是壹個進步。 可惜我們無法得到有關資料。不過，從各方面看來，這些行動畢 竟仍是個別工廠的。

從消極反抗到積極反抗

工人階級所需要的反抗要從個別工廠擴大到整個中國工業甚 至整個中國經濟和政治層。工人現在最迫切的就是要對中共的走 資本主義道路作出總體的科學的分析。究竟中國要走什麼道路？ 走資本主義嗎？那麼工人的生活如何保障？職業如何保障？走社 會主義嗎？什麼是社會主義？過去那種集權體制嗎？那種體制有 什麼好處？難道真是好得可以叫出“寧要四人幫不要胡耀邦”、“寧 要七十年代的物價，不要八十年代的工資”、“寧要四人幫的四十 七，不要鄧小平的壹百七”的口號嗎？很明顯，現在工人階級思 想非常混亂，他們對於鄧小平的市場化政策不滿，他們中不少人 感到過去的職業有保障的體制比現在更好些。可是他們對過去體 制的好的和壞的各方面考慮不清楚，以致簡單地眷戀舊制度。我 們認為，傳統的官僚集體計劃，只能去蕪存菁，只能吸收其中好 的，而萬萬不能整個接受，萬萬不能讓它復活。過去的制度不是 全無優點，現在的新辦法也不是壹無是處。工人的勞動紀律是要 加強的，所懷疑的只應是由誰加強，是由廠長還是要工人集體？ 企業有權開除工人，這在原則上是不能反對的，問題只在於，是 由廠長單方面有權，還是工人的集體也有權？國家要保障就業權， 這是對的，要保衛的，不容中共廢除的。但工人往往把它同“企 業不能開除人”混淆起來。“企業不能開除人”的舊辦法本身是錯 的，這樣只會造成冗員、紀律渙散。如果我們不能分清二者，如 果我們把本來進步的東西放進落後的框框裡，就會變成走回頭路， 就會無法解決今天的工業危機。至於把矛頭只是指向廠長，這就 更混亂了。是的，可能廠長本身也有不公平的地方，但畢竟，他 不是最高負責人。是誰給予廠長權力的呢？是中共。如果不從根 本的政治權力著手，是很難有效反抗的。相反，消極反抗，或者 提出混亂的要求，把進步的要求同落後的要求混淆起來，這樣只 會更方便中共用打破大鍋飯的名義打擊工人。 總之，中國工人階級要適應新的形勢，要放眼全中國，要探 討中國的根本道路，要認真分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優劣，而 不要再停留在消極抵抗的水平上，只有這樣才有出路。 我們現在沒有條件提出具體的綱領。但也願意提出最迫切的 要求，以便保障工人最起碼的生活。這包括了制訂最低工資法； 工資隨物價上升；組織獨立工會的自由；物價指數由工會編訂； 簽訂集體合同的權利；國家對失業工人保障就業；所有企業的承 包合同要經工人集體討論；全面探討工業承包製；國家公開所有 資料和統計數字；言論自由；容許全面而公開討論資本主義與社 會主義的大是大非，任何言論不能入罪；全面民主改選人大代表。 我們要為當前的要求而努力，也要為根本的出路而艱苦探索。 工人提不出解救中國之道，中共就會而且事實上已經用它的方法 去解決，用官僚的、市場的、犧牲工人利益的方法去解決。如果 工人不想陷於悲慘境地，現在是醒覺的時候了。

壹九八八年八月

中國社會開始畸形

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中共所進行的經濟改革，到目前為止 並不能真正刺激生產效益，然而，它所帶來的社會性、歷史性的 倒退已經非常可怕了。這場被稱為壹次“革命”的大改革，實際 上不過使越來越多的中共官僚變成官僚資本家，不過使新生資產 階級日益興旺，而對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婦女、知識份子和工人 來說，改革越來越意味著連過去所獲得的重要利益也行將喪失。 婦女，又尤其是農村婦女，其社會地位隨著改革深化而不斷下降； 知識份子雖然在精神壓迫上稍為“寬鬆寬鬆”，但是棍子還是要打； 何況，知識份子的物質生活簡直沒有任何真正改善。至於工人階 級—它在憲法上號稱為中國的領導階級—現在也終於到了全 面喪失其革命成果的最後關頭了。前幾年所進行的工資改革，固 然早就已經走向極端，早就已經把壹種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工資制 度移殖到中國。到了壹九八八年，改革又進了壹步，這次就是要 打破充份就業的原則，大規模地製造失業了。幾十年來宣稱社會 主義不會有失業的中共，現在又承認，畢竟失業是有用的、是初 級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了。

工人階級的悲慘命運

其實，從經濟改革開始以來，對於那九百萬農村鄉鎮企業的 工人，壹千萬到城市做工的農民，幾百萬為港澳及外資工作的工 人—對於這加起來為數達二千多萬的工人來說，不僅完全沒有 就業保障，而且沒有任何年資、福利、職業安全、衛生、工作條 件、工時等等任何保障。對於為數近千萬的合同工人來說，雖然 還有福利津貼，但也早就失掉了就業保障。壹直享有就業權的， 就只是占了國營企業工人的多數的固定工而已。然而，到了壹九 八八年，固定工人也要被大批開除了。在“優化組合”的名義下，越來越多的固定工人被淘汰。 在中國，失業所帶來的痛苦要比在資本主義大許多倍。要知 道，在中國，工資壹直非常低，只勉強夠吃穿，其餘全部物質生 活，都是由他所屬的單位所負責。他住的是工廠蓋的廉價房子； 他吃穿用所需的種種票子，往往都由工廠發；他的醫療費、退休 金，或她的有薪分娩假、月經假、子女津貼，等等，都是他或她 的工廠所負責。甚至在壹些大企業，理髮、育嬰、兒女上學等等， 都是由廠辦的理髮店、育嬰院、學校等等負責。甚至政治上，他 的公民權也是由所屬單位來賦予。壹個人離開了所屬的單位，就 簡直無法生存。而對於工人來說，這尤其如此。他壹旦被開除， 不僅意味沒有入息，而且意味著沒有房子，沒有醫療保障，沒有 退休金，沒有意外保障，甚至兒子沒有書讀。 “上海壹家紡織廠壹名被組合下來的女工，患了白血病，要 住院得預交五千元錢，她廠里拿不出，……她原來的工廠說，按 規定，她失業後已經和廠里斷絕了聯繫，我們管不著；勞動保險 部門說，她不屬於終止合同或被辭退者，不在我們救濟之列；民 政部門說，她不是孤寡殘廢，我們管不到；市總工會說，她是工 會會員，也許我們該管。可是拿出很多錢，我們又管不起……。” 她“只好眼睜睜地望著病情壹天天惡化。”（注壹） 這種絕望情況使許多工人非常痛苦，非常暴戾。有壹個被開 除的工人“闖到廠長辦公室，把刀架到廠長脖子上，叫著：‘妳憑 什麼砸我的飯碗？！’‘我要工作！我要吃飯！’”（注二）這種事例 在中國並不屬例外。中共現在打算向那壹千五百萬工業冗員開刀， 所以今後失業人數（其中多數是女工）將會很大。因此，今後的 衝突也同樣會不斷增加。 壹位工人說：“共產黨從壹開始鬧革命就許了諾言，要‘人人 有飯吃，人人有工作’，怎麼現在又變了卦？” 社會主義應當否定全民就業？ 中共自然有許多文膽文棍為它作解釋。壹年來瞭望周刊就經 常撰文宣傳製造失業的好處。中國工業企業有冗員壹千五百萬， 而這壹切據說都是充份就業的原則所造成。“失業現象是商品經濟 社會形態里壹種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 段，人口多，經濟不發達，期望給每壹個進入勞動年齡的公民都 安置壹個‘鐵飯碗’，消滅失業現象，這是不現實的。我們建國後 為此竭盡全力，不惜犧牲經濟效益和發展速度，結果是以企業內 大量的隱形失業代替社會上的顯形失業外，社會上仍然存在著百 份之二的‘待業率’。”（注三）“企業不再是職工的‘安全島’、‘人 人有飯吃、人人有事干’這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原則，如今也遇到 挑戰—社會主義不再養懶漢。”（注四） 我們可以把上述引文簡化為四個結論： 1.社會主義根本不包括充份就業的原則； 2.充份就業等於養懶漢； 3.目前的企業冗員是由於實行充份就業所造成； 4.目前的經濟水平不可能做到充份就業。 我們現在逐點作評論。先談第壹點。 “社會主義並不包括充份就業的原則”—這句話不壹定錯。 要看是哪壹種社會主義。李光耀式的社會主義，或者北歐式的社 會主義，更不用說希特勒式的社會主義，當然並不包括真正的充 份就業的原則。可是，中共堅持的社會主義是李光耀或別的什麼 的社會主義嗎？不是。憲法上明文規定中共要堅持的是馬克思的 社會主義。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從頭起就堅持：社會主義可以而 且應當消滅失業現象。馬克思那部資本論，就充份說明過，失業 是資本主義所特有。因為，只有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才成為純粹 的為資本增值的工具。壹旦資本由於市場不景而不能增值，資本 就不需要勞動，就需要開除工人。這就是資本主義失業的原因。 古代的奴隸制和農奴制，勞動是為統治者增值財富而非資本，勞 動力越多財富就越多，所以那時不會有資本主義式的失業；社會 主義消除了資本統治，勞動再次成為純粹增值財富的因素（只是 財富都歸勞動者支配而非歸剝削者支配），所以同樣不會產生結構 性失業。 這就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這統統是空想！”朋友，妳 自然可以這樣說。在今天這樣說也毫不稀奇。我們也不打算在這 里為社會主義辯護。我們要指出的只是：妳不能歪曲事實，不能 壹面在憲法上聲明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另壹方面 卻又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根本不主張充份就業。這是明明白白的 違反事實，違反憲法！憲法上明文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 務”。中共壹面經常拿“四項堅持”來壓人，另壹面它自己卻加速 違反社會主義原則，加緊違反憲法，這難道不是最卑鄙最無恥的、 毫無原則的自相矛盾嗎？或許，妳們會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只是 初級的社會主義，所以是不同的！”可憐！不管妳叫現在的社會主 義是中級、初級還是幼稚園級，畢竟還是社會主義，它就應當具 有社會主義的應有特徵，正如小孩雖然幼稚，但畢竟也是人壹樣。

妳頂多只能說，初級社會主義，要落實全民就業需要壹段時間， 而不能說社會主義根本要拋棄全民就業的原則。 現在談第二點。

全民就業與鐵飯碗

我們承認，過去那種工廠不能辭退工人的制度，是容易鼓勵 懶惰和冗員的。如果就把這個制度稱為“鐵飯碗”，那麼我們也並 不贊成所謂“鐵飯碗”制。可是，這種制度同充份就業的原則根 本是兩回事，是不能把它們混淆壹起的。“鐵飯碗”本身並不壹定 是充份就業，反過來，充份就業也不壹定等於“鐵飯碗”。“人人 有工做”—不過是說國家應當提供充份的就業機會，保障壹切 願意做工的人，都壹定有工可做而已。它並沒有說人人不必做工 都可以有收入，也並不壹定包括“工廠不能辭退工人”這個原則。 人人有工做，這是壹個大原則，是計劃經濟的其中壹個目標。至 於這些工是怎樣做的，是按照獎勤罰懶的標準還是按照“做是卅 六，不做也是卅六”的標準去做；是按照工廠有權辭退工人的原 則還是按照“鐵飯碗”的原則，這是經濟管理的具體方式問題， 與全民就業這個經濟目標並沒有壹定關係。可以採取“鐵飯碗” 的手段來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但也可以完全不採取這種手段， 根本採取另壹種更有效率的管理手段。完全可以這樣設想：壹方 面應讓工廠有權辭退工人，另壹方面政府通過經濟計劃提供充份 的就業機會和職業訓練，讓那些暫時失業的工人可以很快地重新 就業（這種臨時失業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失業。臨時性失業 是完全正常的現象。全民就業並不是說絕對不能容許個別人失業。 單是技術革新這個因素，就壹定會造成臨時失業）。在壹個經濟資 源和生產手段都已經收歸全民集體所有的國家，要做到這點並不 是不可能的。

是什麼造成企業的困境

其實，今天中國的工業危機（冗員太多，勞動紀律鬆弛），根 本就不是全民就業本身所造成的。造成危機的其中壹個重要原因， 乃是包括“鐵飯碗”在內的壹種最落後、最野蠻的勞動管理制度。 這種管理制度可以稱為現代工奴制度。說全民就業造成懶惰固然 荒唐；單單說“鐵飯碗”造成懶惰也同樣是不合理的。畢竟，“鐵 飯碗”只是整個工奴制度的其中壹個部份而已。按照這種制度， 工廠固然不能開除工人，反過來工人也絕對無權辭職，絕對無權 選擇職業、選擇工作單位。壹個人壹旦被分配到某個工廠，他就 永遠屬於工廠，永遠受工廠的“領導”統治。農奴受束縛於土地； 同樣，工奴則受束縛於工廠。這樣壹種制度，連中共也承認是壹 種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制度，與社會主義毫無關係（其實也同全民 就業毫無關係）。這樣壹種勞動管理制度，當然絕對沒有任何優越 性可言。許多工人用非所學，根本對分配的工作全無興趣。這樣， 工人那會有生產積極性呢？所以，今天中國企業的危機，根本就 不是工人自己的責任—他們幾十年來壹點選擇的自由都沒有 —而是制定這種工奴制度的中共的責任。 這樣壹種荒唐的制度為什麼居然維持了幾十年呢？壹方面， 固然因為中共早就成為脫離群眾的官僚黨，它根本無視群眾的呼 聲。另壹方面，也因為這種工奴制最符合中共那種絕對集權的計 劃經濟模式。其實，社會主義的本義從頭起就強調工人的民主自 治。可是，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從頭起強調的卻是官僚集權。 到了毛澤東就更登峰造極。按照中共模式，“壹枝竹杆插到底”， 全國壹切單位，全國所有工人，都應當屬於中央的計劃範圍以內， 都要服從中央的分配。因為，在中共眼中，不僅全國工廠，甚至 全國工人都屬國家所有。這就是臭名昭著的“勞動力公有論”。（關 於這種理論，讀者可參閱本文集《就業自由與社會主義》壹文） 如果說“鐵飯碗”不過是工奴制的壹個部份，那麼，工奴制（或 “勞動力公有”制）就是整個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的壹個組成部 份。按照這種制度，每間工廠和每個工人都原則上由中央控制。 這樣壹種制度當然不會有效率。所以，造成企業的積弊，原因不 在於毫無選擇自由的工人本身，而是這種官僚集權的經濟制度。 今天中共把責任完全推到工人身上，要工人負起管理不善的 重擔，是最卑劣的官僚統治者的表現。這樣做固然完全不負責任， 而且，更重要的，是不會對提高效益產生真正作用。面對失業的 威脅，工人會被迫賣命工作；從這方面看可能會提高個別工人的 勞動效率。可是，提高個別工人的效率，不等於就能提高整個工 廠的效率，更不用說就能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如果企業仍然由 官僚管理，開除再多工人也絕不會真正提高效益。 然而，現在中共不是正在改革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嗎？不是 在進行市場化的改革嗎？如果在打破“鐵飯碗”的同時又進行放 權改革，不就能解決效率的問題嗎？ 我們認為這樣仍很難根本解決問題。要知道，不論現在的改 革幅度怎樣大，壹個最關鍵的東西始終不曾觸動過。這就是國有 財產發生了官僚寄生的問題。全國絕大部份企業名義上屬於全民 所有，可是中共篡奪了國有財產的控制權，變成了中共的禁臠。 而問題在於，中共還沒有連財產權也正式奪去，所以中共所支配 的，完全是別人的、全民的財產，不是自己的財產，因此對它們 絕不關心，浪費最大也無動於衷。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所以，幾 十年來中國經濟效益奇低，固然不僅是由於“鐵飯碗”，也不僅由 於工奴制，也不僅在於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而且也更在於 官僚寄生在國有財產上面。幾十萬個國營企業，壹億三千萬工人， 都由中共官僚控制和指揮，但官僚可以不負任何責任。今天的改 革只是下放了權力，但官僚對國有財產的寄生性這個問題不僅沒 有解決，反而隨著市場化改革而更為尖銳。工農兵學商，壹齊來 經商。官僚拿誰的錢經商呢？拿國有財產。在企業方面，情況也 壹樣。企業財產到今天實際上仍然是“無主”的財產。企業經理 對它也根本不像壹個資本家對待自己的財產那樣關心企業。所以， 這個問題不解決，市場化改革，開除工人製造失業等等，除了為 經理帶來獎金外，不會真正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誰若以為，只 要犧牲工人利益，中國經濟就能解決其危機了，這純粹是幻想。

國有財產要物歸原主

中共現在也已經越來越了解到非觸及所有制的改革不可。然 而，這個腐敗透頂的官僚集團所想到的所有制改革，當然不是把 國有財產物歸原主，交由全民民主管理，而是壹個勁地走資本主 義，越來越大膽地把國有財產用種種名義（如股份制）化公為私， 從政治官僚搖身壹變而成為官僚資本家。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們越 來越猖狂，越來越決心要把全部經濟危機轉嫁給工人。 到了現在這關頭，中國工人應當這樣正告中共：妳們根本無 權這樣做！這幾十萬個企業，幾千億元資產，是我們所創造的財 產！（壹九四九年解放時全國資本家所擁有的工業只有極微小的資 產。）憲法上明文規定財產權屬於人民所有，妳們固無權壟斷支配 權，更無權篡奪，化公為私！妳們幾十年來剝奪了我們支配自己 的財產的權利，幾十年來中國經濟搞成爛攤子，到最後卻竟然要 開除我們，我們決不答應！我們現在告訴妳們：把工廠、礦山交 還我們！把政權交還給我們！不用妳們操心！讓人民自己來管理 國家，管理經濟！我們既不要工奴制，也不要失業！我們要求由 人民自己管理國家，通過民主政府來實現全民就業的目標！

中國經濟發展的水平能否實現全民就業

至於第四點，更完全經不起推敲。首先，怎樣的經濟水平才 能做到充份就業呢？標準何在呢？我們完全得不到任何確實答 復。其實，在壹九五六年，至少在城市，失業已基本上消失了。 而那時的工業效率就因此大為降低嗎？不是。恰恰相反，五六、 五七年，中國的工業效益是幾十年來最高的。而當時的經濟水平， 不是比今天要低得多嗎？為什麼那時候實行全民就業並沒有降低 效率？這難道不也證明經濟水平的高低與能否充份就業沒有必然 的關係嗎？誠然，經濟水平越低，同時做到充份就業和效益提高， 所遇到的困難會較多，但那並不表示不可克服，頂多是所需的時 間較長，而不是根本不能做到，所以不應當說要根本拋棄全民就 業的原則。 毛澤東式的鐵飯碗制度本身固然是壹種沒有效率的制度，可 是，資本主義結構性失業同樣是壹種最大浪費。資本主義所重視 的效益，壹直都不過是個別企業的效益—用最小的勞動增殖最 大限度的資本。可是，以整個社會角度看，資本家因為賺不到錢 而把工廠關門，把工人開除就是最大的浪費。如果這些工人和工 廠從新開工，這不就能創造更多財富嗎？從資本家的角度看這是 浪費，因為越多產品只會令市場過剩，價格下跌。但是從實際使 用價值的角度看，從大多數的人的利益看，更多產品就可以拿來 更公平地分配給大家。所以，站在普羅大眾的立場上，中國根本 不應當把資本主義結構性失業當作是壹種優越制度來引入。 兩條道路的選擇 中國企業當前的確有驚人的冗員，各個工廠必須逐步淘汰冗 員。如果要提高經濟效益就壹定要這樣做。這是毫無疑問的。問 題是，是通過製造失業來淘汰工廠冗員，還是通過民主地有計劃 地重新整頓國民經濟、創造更多就機會的方式來壹面裁汰冗員， 壹面安排暫時失業者重新就業？這是兩條道路的選擇。前壹條道 路是根本違反憲法，違反人民利益的。只有後壹條道路才是工人 所應支持的。

有官僚資本主義特色的中國股市

深圳騷亂平息後，不少人出來分析前因後果。有些人認為事 件肇因於有關方用政治手段干預市場經濟，有些則強調大陸資本 市場供不應求；至於官員貪污，激化矛盾這個因素，大概是最少 有人反對的了。 “先搞股市，後搞立法” 我們先談談第壹個問題。按照這種見解，深圳股市發生瘋狂 搶購，以及其他種種弊害，是同有關方面包辦、干預股市分不開 的。市場經濟應當由供求關係自行調節，但是深圳不是這樣。股 市本身從頭起就是政府包辦，而更壞的是，政府往往無理干涉股 市；早在此次事件前，由於深圳股市大起大落，所以市府曾經壹 度採取“漲跌停牌”制度，人為控制股市升跌；而日前則包辦發 售認購股票表格，更直接導致騷亂。這壹切都被視為政治干預經 濟，是不合理的。政府應當放開經濟，而股市方面，至少要做到 政府不包辦股市，最多只起監督作用就夠了。 上述說法自然有相當道理；我們的確很容易找到種種不合理 干預的例證，因此也可以很容易得出反對那些無理干預的結論。 但是，倘若從中再得出結論，認為政府不應干預經濟，認為只要 做到這點，就能避免像日前的騷亂，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市場經濟是否就是中國的真正出路，這本身已經是壹個大問 題。但是，退壹步說，即使我們假定，市場經濟的確是中國出路， 也不能從中得出結論，說只要政府無為而治，放開經濟就行了， 而在股市問題上，也只要把它交由私人舉辦，問題也就解決了。 這完全低估了壹個原來是實行官僚計劃和國有財產制國家走資本 主義道路的複雜性。事實上，如果這樣壹個國家要建立不管是像 歐美還是像香港的市場經濟，這本身就壹定要求政府作出壹些干 預，而不是不作干預，只是干預的目的和方式與從前的大不相同 吧了。至少，在制訂有關法律方面的政府作用，就不應削弱，而 是要大大加強。任何發達的市場經濟都不能沒有相應法律的保障。 但是，中共的做法從頭起非常錯誤而且啟人疑竇。深圳和上海都 是在有關法律（證券法、公司法、會計法以及其他有關股票發行、 交易等等必要法律）未曾制訂前便忽忽讓股市上馬的。這樣，在 壹九八六年設立股市之後的壹段長時間，不論是股票發行還是交 易，不論是對上市公司的監管還是對股民的保障，差不多處於無 法可依的境況，也就是給予各級官員趁亂打劫的好機會，而事實 上也不出所料，果然大貪特貪。雖然，近年來有關方面開始加快 立法工作，但到目前為止，只是制訂了地方性法規，全國性法規 仍然缺如；就算是地方性法規，深圳也只是制訂了幾十個，而且 大多未付諸實行（香港有關法例達二百五十個，附屬規則三百多 個）。何況，在開市的頭幾年，早已讓官員大貪特貪，現在才來制 訂法律，意義已經少得多了。這種做法，同無法無天，其實相去 不算很遠。清本溯源，我們不僅要求法治，而且要追究：為什麼 上海深圳兩地官員非要“先搞股市，後搞立法”不可？為什麼不 可以等到有關法律訂立之後才搞不可？為什麼中央容許他們這種 做法？這不是明擺著讓官僚貪污嗎？請看：“由於……有關交易無 法可依，市場管理和過戶手續極為落後，個別證券從業人員以權 謀私等，引起了場外非法交易的大爆發”（注壹）“上市公司中符 合國際上市規範的公司寥寥無幾。……既沒有可行的會計制度來 表現公司的營運狀況，也沒有向社會公布公司財務責任的制度” （注二）。這些不法現象，都同無法可依有關。有法尚且常常不依， 法規不全，就更不問可知了。因此，與其指責他們干預太多，不 如指責他們不該管的大管特管，而明明應當由他們去管的，卻往 往撒手不管或者少管。

借股份制化公為私

事情的癥結更在於，壹個現成的市場經濟還不存在，還有待 建立，所以從頭起就談不上可以叫政府放任還沒存在的“市場經 濟”自行調節。即使股市可以交由政府以外人仕主辦，也並不使 問題變得容易解決，因為問題不僅在於抽象的股市，而且在於上 市公司本身，在於它們絕大多數都是國有企業。難道國有企業上 市，作為所有主的政府應當撤手不管嗎？這裡面牽涉到如何挑選 適合公司上市，如何準確評估國有資產價值，如何解決國有企業 上市後與原屬政府單位的種種稅收、利潤、監督等關係，如何產 生足以無私地代表國有股份的人物充任董事或其他職位，如何防 止公司上市後被人化公為私，侵吞國家財產，等等。上述壹切工 作都直接關繫到國有企業以致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都有需要由 政府負責（雖然不壹定要具體包攬壹切）；如果政府撤手不管，那 就是失職，而非功德。而事實上，深圳和上海兩地官員，這方面 的工作都做得很差。“在評估資產時壹些企業往往打了‘埋伏’， 所以股票的價值往往高出其面值。這樣，股票所有者不僅沒有風 險，還可以分到較高的紅利。二是股票買賣缺乏公平交易原 則。不少購買股票的人須憑‘門路’、‘關係’才可買到。”（注三） 雖然這是壹九八八年的報導，但跟現在沒有根本區別。月前壹位 國內經濟學家指出，土地、資源及商標的價值在現階段很難評估， 從而給官員在評估資產時任意妄為製造機會（注四）。“股份制企 業裡邊有的未按股份制企業設立的基本原則和程序辦事，有的過 低評估國有資產”。（注五）總之，在保障上市國有企業的利益方 面，政府依然有限多工作需要做。自然，像股市竟同時要受到八 個部門共同管理（注六），那樣的壹種“管”法，自然要加以反對。 但是，不能從中得出結論，說什麼只要政府少管或不管便行了。 如果真這樣，恐怕未必就能防止種種不必要的干預，但另壹方面 卻壹定會大大助長那種該管不管的趨勢，從而更方便各級官僚化 公肥私。 其實，即使像歐美那樣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干預仍是起很大 作用的。實行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干預自然程度上不及計劃經濟， 但另壹方面，尤其在企圖從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的國家，干預 更是必不可少的。問題不在於干預不干預，而在於干預什麼、怎 樣干預，尤其是由誰干預是民主政府還是專制政府？如果中 國股市始終由專制政府去搞，那麼種種弊害恐怕仍然不可避免。 事實上，早就有人指出，大陸股市的升跌，同企業經營是否得法 很少關係，而同中共黨內鬥爭，尤其同鄧小平的升降浮沉大有關 系。今次股民瘋狂購股，就同什麼鄧旋風很有關係。所以，要解 決股市種種弊害，與其僅僅著眼於經濟（甚而把政治和經濟割裂）， 不如多著眼於政治，尤其要用民主政府代替家長制和人治政府。 只有建立民主政府，才能確保壹種人人有公平機競爭的社會，才 能談得上有壹個健康的市場。自然，有些人不這樣看。他們主張， 在“鄧旋風”之下，根本不用再過問政治，只要利用現有經濟渠 道發家致富，讓私有制天天擴大，國有制天天縮小，則中國也遲 早會和平演變為人民資本主義了。這種見解其實同上述那種主張 政治不干預經濟的思想是互為表里的。其實，深圳騷亂告訴大家， 那不過是壹廂情願吧了。妳們平民百姓的和平演變儘管也可以搞， 但是，無論如何也及不上官僚的和平演變—從工人的官僚變成 資產階級的官僚—那麼強大，那麼占上風。所以，如果不加緊 爭取民主，那他們遲早發覺，他們所夢想的人人有發財機會的資 本主義沒有到來，而壹種官僚腐化的資本主義早就在眼前拔地而 起了。

壹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壹日

從深圳騷亂看鄧小平路線

不少人認為，導致深圳騷亂的其中壹個原因，是供不應求所 致。壹方面民間存款極高（壹萬億），另壹方面可供投資渠道太少， 其中的股票市場規模也太小。針對這壹狀況，他們認為必須進壹 步擴大股市規模，同時增加種種資本市場，包括地產、貨幣等等 市場，以便吸收苦無出路的閒資。 這種辦法無異可以暫時紓緩供求矛盾，但是，總的趨勢固然 是全面資本主義化，而且更是壹種迎合投機的資本主義化，而這 絕非中國之福。 人治社會與投機狂潮 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讓壹大批官僚、個體戶和資本家發了 財，累積了巨額資本；其中由於從事生產性投資而發財的，只占 少數；大多數來自非生產性投資，甚或純粹來自官員貪污。事實 上，十年改革令各個單位私設的“小金庫”盆滿砵滿，而其來源 主要是形形式式的貪污、投機。如果說壹般資本都以追逐最高利 潤為目的，那麼，上述那種資本就以十倍熱情從事投機。尤須注 意，在人治的中國，尤其在鄧小平統治的中國，所謂“共產黨像 月亮，初壹十五不壹樣”，誰都不知道鄧小平百年之後會不會政策 大變，誰都說不準陳雲會不會有朝壹日壓倒鄧小平路線。在這個 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如果說壹般資本家不會輕易作長期的生產 性投資，那麼，上述那壹類資金，就更不會這樣做，相反，只會 更瘋狂從事投機，掙取最大利潤。在存在這樣壹種資本的情況下， 擴大股票而致整個資本市場，就等於進壹步迎合投機資金，進壹 步讓他們壯大起來，進壹步把全國更多資金吸引到投機上去。正 當中國廣大內陸地區貧脊不堪，正當中國教育、科研、醫療衛生、 交通運輸、農業、基礎工業等等部門仍非常落後，非常欠缺資金 的時候，以億計資金卻湧向股市、樓市、債券，瘋狂大炒，巨額 資金在贏家與輸家口袋之間團團轉，既沒有創造財富，也沒有促 進生產，等於是純粹浪費。甚至可以說，它比浪費還壞，因為讓 投機資本坐大，它就更有力量支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使 之朝著“泡沫經濟”的方向前進，鼓勵投機，鼓勵非生產性投資， 鼓勵奢侈消費。這當然可以造成壹時壹地“富起來”，但不能真正 促進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 有人說，股票市場投機只是事情的壹面，不能因此否定事情 的另壹面，即股市有助於國營企業集資及發展生產，鼓勵企業自 負盈虧，多為國家賺錢，克服過去政企不分，所有主缺位等等毛 病。 如果我們看看深圳和上海的上市公司所進行的是什麼生產， 就能夠知道事情決非如此簡單了。這些公司大多都是以經營輕工 業和商業為主，例如製造玻璃、彩電、印染、罐頭、電子等等。 前文已經多少談過，今天中國最需要資金的，不壹定是輕工業和 商業，而是文教衛生、農業、基礎工業等。所以，讓輕工企業或 商業企業上市集資，很有可能造成壹面是錦上添花，另壹面卻無 人雪中送炭，從而使不平衡加劇。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什麼玻璃 彩電，不過是那些上市公司原來的經營項目；到了今天，這些企 業的經營項目已很雜，而地產投機尤占重要地位。之所以如此， 利之所趨固然是根本原因，但是，股市本身的體制也是壹個原因。 誰也不能規定上市公司在集資後如何使用資金，也談不上能監督 它們非投資於生產不可。所以，把股市壹分為二，指出既有投機 壹面，又有促進生產的另壹面—這並不壹定成為事實。

股市無助改革

至於說股市有助國有企業轉變經營機制，提高效率，政企分 開—這是經不起事實考驗的。 所有獲挑選上市的公司，必須本身已經是有盈利的；虧損企 業根本不被考慮（這也是股市應有之義）。所以，股份上市只可以 讓盈利企業獲得更多盈利，卻不能使虧損企業扭虧為盈，也就是 說，無助於克服中國經濟改革最需要克服的矛盾。其次，就算是 有盈利的企業，由於中國價格制度扭曲，稅制混亂，根本很難確 定盈利主要是由於企業自己經營得法呢，還是外部條件促成，所 以能夠上市的公司不壹定就是經營得法，因之也談不到股市壹定 能起獎優汰劣的作用。第三，股市的瘋狂投機，實際已經同企業 經營狀況好壞毫無關係。人們根本不是看好某個行業或某個企業 而投資，反而更多是看鄧小平什麼時候講話，南巡北巡到什地方。 這也算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吧。唯其如此，就談不上可 以督促企業提高效率了，恰恰相反呢。只要放放消息、發發股份， 便可以輕易賺大錢，根本不需要辛苦經營。 至於說什麼股市有助解決“所有主缺位”問題，那就更是笑 話。若就公有股而言（即仍然由國家掌握的股份），作為法律上的 真正所有主（即十億人民）不論從前還是現在都始終絲毫不能過 問自己的財產，從來都是由官僚越俎代庖。由於公有股占多數， 而且更由於官僚體制在十年改革中只有加強沒有削弱，所以企業 不論搞不搞股份制，不論上市不上市，始終都是受到原屬政府單 位強烈干預。所以，種種舊體制的弊害—負盈不負虧，政企不 分，對國有財產肆意浪費—並沒有真正減少，反倒新問題則層 出不窮。若就持有公司股票的小股東而言，如果在發達資本主義 國家，小股東也很難真正過問企業管理權，那麼，在跡近無法無 天的中國，說什麼能夠讓小股東真正體現主人翁權利，那只能是 笑話。

官僚對股市的痴迷

我們這裡不打算整個地來評價股份制，而只談股市存廢問題。 今天（八月廿壹日）報上報導，國務院鑑於深圳騷亂，已決定對 股市作出“繼續試驗，放慢速度”的決定。朱鎔基更說，該熱的 （指企業改革）沒熱起來，不該熱的（指股市）倒太熱了，有可 能導致大陸經濟“空心化”。其實，官僚們厚此薄彼，絕不是偶然 的。誰都知道，那是因為利之所趨。早就有人指出，股市既是官 員貪污的聚寶盒，又是官員賴以洗黑錢的好地方。 我們卻認為，從頭起中國就不該設立股市。理由總括如下： 第壹，開設股市實際上令資金流向不事生產或投機部門，從 而令地區差距、收入差距、城鄉差距，產業結構不平衡等問題更 為嚴重。 第二，在官僚政治下面，開設股市實際上等於鼓勵各級官僚 放開生產部門的切實改革不管，壹窩蜂跑到流通部門去淘金，也 就是說，不是搞國有資產增值的改革，而是搞價值轉移（從人民 口袋掏錢）的“改革”。 第三，實際上培植了以官僚資本家、個體戶、黑幫、投機家 為主體的“流氓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繼續下去只會讓 他們更大膽地化公為私，成為國民經濟的大毒瘤。 本來，在壹個像中國那樣極度不平衡的國家實行市場經濟， 即由利潤率支配生產和投資的制度，本身就很容易令不平衡迅速 加劇，令資金從最需要發展的部門（農業、基礎工業等這些部門 多數利潤率偏低）流向本已較為發展的部門（輕工業、服務業、 商業，因為它們利潤較高）。再加上由壹個腐敗不堪的政權去實行 市場改革，那無可避免地就會出現這樣的境況：他們放著歐美資 本主義中好的東西不學或少學（如企業管理，法治和民主），對於 資本主義種種不事生產的東西，又或種種統治技倆—跑馬、賭 博、投機、壓迫工人的種種技術，卻大學特學。這正正就是鄧小 平那種“政治收緊、經濟放鬆”的路線的本質。鄧小平比陳雲高 明的地方就是，他明白到只有在讓官僚和資本家大大發財的情況 下，才能多少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多少延緩統治危機。但是， 凡事物都可以壹分為二。深圳騷亂告訴我們，鄧小平路線壹樣可 以激起新的矛盾、新的爆炸。誰若以為鄧小平路線保證了中國走 向穩定，那只是空想而已。

壹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壹日

平均主義與大鍋飯

追求壹個平等社會，壹直是無數仁人志士的夢想。然而，幾 十年來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似乎證明平等社會祇是烏 托邦。追求平等，就要犧牲效率—從經濟學家到政客，都差不 多這樣看。人們認為，中共堅持了幾十年平等主義，到頭來還是 不得不將之拋棄，改為“壹部份人富起來”，似乎就是有力證據。 中共口頭上雖然還沒有正式向平等主義宣戰，但是，它自從 “改革開放”以來，卻壹直向“平均主義”宣戰，指責平均主義 要為中國企業效益低劣負責。 “建國三十多年來，……在工資分配中發生了嚴重的平均主 義和‘大鍋飯’的問題。這在城市經濟中表現為兩種形式：壹是 企業不分經營好壞，吃國家的‘大鍋飯’；二是職工不論干與不干、 干多干少、干好干壞，吃企業的‘大鍋飯’。其結果必然是企業和 集體組織缺少搞好經營管理的主動性、創造性，職工個人缺乏生 產積極性。”（注壹） 所以，自從壹九七八年以來，中共的改革方向都是要打破平均 主義。壹九八五年開始實行結構工資制，工人所領工資，要同勞動 效益掛鈎，“上不封頂，下不保底”。有些地方規定完不成勞動定額 的要扣壹半工資。這種制度據說可以拉開工資檔次，達到獎勤罰懶 的目的，而且最符合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但是，越到後來， 尤其自鄧小平九二南巡之後，那羞羞答答的社會主義面具終於撕開 了；壹種赤裸的資產階級式改革被捧到半天。“破三鐵”—鐵交椅、 鐵工資、鐵飯碗—密鑼緊鼓地進行。但人人都知道，破幹部的鐵 交椅是假，破工人的鐵工資與鐵飯碗卻是貨真價實的。有些官員公 開宣稱，為了推行破三鐵，壹定要實行“新三鐵”—鐵面孔、鐵 手腕、鐵心腸—使工人“上崗有危機感，下崗有飢餓感”。（注二） 很明顯，打破“平均主義”，最後歸結為針對工人階級。

從來就沒有實行過平均主義

但事實是：中共治下的中國，從來就沒有實行過甚麼分配上 的平均主義，所以完全談不上要拿平均主義當作是企業效益差的 原因。 甚麼是平均主義？大陸壹本政治經濟學辭典告訴我們：“是在 小生產基礎上產生的壹種絕對平均的思想，……表現為對待個人 消費品的分配，不管勞動多少、技術高低、貢獻大小，要享受同 樣待遇；在社會主義企業之間，不管經營管理好壞，經濟活動成 果大小，要求給予同等的物質利益”。（注三） 關於企業之間的問題，我們暫時不談，而主要談工資問題。 中共建國以來，不僅從來沒有實行過“消費品分配，不管勞 動多少、技術高低、貢獻大小”都採取“絕對平均”的制度，而 且相反，它那套工資制度的收入差距，與資本主義實際不遑多讓。 在改革開放之前，工人工資的最高級與最低級之間，大概相 差三倍左右。這個差距不算高，但也絕不是“絕對平均”，而是按 照技術高低而給予不同報酬。何況，我們不應把目光祇集中在工 人的八級工資制上面。中國的工資概念從來都涵蓋行政幹部、技 術幹部以致事業單位的職員等等的工資。如果考慮到這壹點，那 麼，收入差距是驚人的。“把經濟不發達的我國同其他社會主義國 家比較，（朝鮮最低與最高工資是 1：2.4，南斯拉夫是 1：4，羅 馬尼亞是 1：5.5），我國現在最低與最高工資是 1：13.5，顯然差 距偏大。”（注四）這裡所指的大陸工資差距，大概是包括黨委行 政幹部、技術幹部與工人。事實上，壹談到工資，就壹定要包括 官員工資；不僅因為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應當適用於所有人 （至少根據官方哲學，應當作如是觀），而且更因為在大陸，企業 內也有為數眾多的官僚—黨、政、工、青、婦等辦公室壹應俱 全，官僚眾多。至於企業內的技術幹部—例如工程師—就更 不用說了。所以，從黨委到政工幹部，雖然他們對生產的作用消 極多於積極（而且也正因為這樣），所以在談到工資的時候，壹定 要包括他們。 行政幹部的最高級與最低級之間，最厲害的時候（五十年代） 相差 31 倍（注五），最小的時候（尤其文革以後），也達到 14 至 19 倍（注六）。這不僅比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差距大，而且同資本 主義國家也不遑多讓了—香港現在的公務員，最高與最低工資 相差大概廿多倍（不要忘記，香港工資差距，要比歐美資本主義 的為高）。工人階級雖然被宣布為社會主人翁，是“領導”階級， 然而，在壹九六五年，最高級的官僚工資是 404 元，而壹個最低 級工人是 30 元，二者相差 12.5 倍（注七）；在壹九五六年的時候， 壹個廠長與最低級的練習生的工資，相差 8.5 倍（注八）。而壹九 八壹年，香港超過 500 人的工廠（在香港已算大廠），廠長與練習 生（最低壹級）的工資差距祇是 7.5 倍（注九）。 當然，這種數字比較總有欠準確的地方，因為兩種制度下的 生活水平、職務性質太不相同。但總之，至少可以說，中國從來 沒有實行過工資分配上的“絕對平均”，相反，它的工資差距是非 常大的。 如果我們再把福利差距壹並考慮，那麼，中國的實際收入差 距還更大些。幹部級別越高，所享的福利越多，多到連許多日常 生活必需也由國家“特供”，根本不用把多少工資用於生活，而普 通工人則連壹套房子也不易獲得，全部工資僅足糊口。 另壹個“平均主義”的“罪證”，是獎金。雖然中共發放獎金 的目的，總是為了表揚先進，獎勤罰懶，但結果總是平均發放， 人人有份。這本身大慨是事實。然而，要知道，這個事實頂多祇 說明獎金是平均發放，卻不說明整個工資制度是平均主義。事實 上，在“改革開放”前，中共就沒發放過多少次獎金，而且數目 祇占工資壹個很小份額。至於“改革開放”後，獎金發放的次數 多了，但是，由於要反對“平均主義”，所以越到後來，就越不再 是平均發放—尤其近壹兩年。改革的早期雖有平均發放的現象， 但不能將之誇大為整個工資分配上的平均主義，而且那個現象本 身有深刻的根源，不能簡單歸咎於工資制或獎金制（下詳）。

供給制不是平均主義

有人認為，雖然不能說中國在整個前改革時代（四九至七八） 都實行平均主義，但至少應當說，在五八至六○年代以及文革時 代，的確實行過平均主義，或至少朝這個方向發展。毛澤東，或 毛派，在這個時期，都大肆批判原有工資制度差距太大，認為要 大大縮小，甚至開始恢復推行供給制，而供給制就是平均主義。 這是大錯特錯的結論。把供給制當作是平均主義，可算是中 共壹大發明。所謂供給制，就是中共在未奪得全國政權前，向軍 政人員直接分配消費品的制度；它最多祇發放少量零用錢，基本 上不實行貨幣工資。然而，至少從延安時代起，供給制就分為“小 灶”和“大灶”，二者有相當差別，包括伙食、日用品、個人服務。 高級官員有廚子、保姆，而下級完全沒有。這種差別，以今天看 來尚不算很嚴重，但以當時經濟之極度匱乏而言，就不算太小了， 而且以壹個社會主義政黨而言，也不算合理。丁玲和王實味都曾 經批評過這種不合理的不平等。王實味更指責那是“衣分三色， 食分五等”。然而，丁玲因此被批鬥，王實味更因此被槍斃（或殺 頭？）。以後，到了壹九四五年，這種差距又因增設“中灶”而進 壹步拉大。所以，供給制並非平均主義。 但問題不僅在這裡。如果我們稍為仔細分析壹下毛派的理論， 就不難發現，它既非主張平均主義，更非站在工農立場上去維護 平等原則和反對官僚特權。

政治掛帥與精神方面的刺激

壹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代，張春橋提出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 想，指責按勞分配既是資產階級法權原則，因此不可避免會出現 不平等甚至兩極分化，長此以往就會造成資本主義復辟。在壹片 反按勞分配，反差別過大的口號下，計件工資制被廢除。但是， 仔細讀讀下面幾句話吧：“工人不計個人得失，為了生產的發展和 整個社會的利益，自願取消和改革計件工資制度，實行更合理的 工資制度。這種把自己的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因公忘私的作 為，正是共產主義風格的壹種表現”。（注十）“必須強調政治掛帥， 加強共產主義教育，不斷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而不 應強調物質刺激。”“強調物質利益等等的‘鈔票掛帥’，是把人們 培養成為‘按酬付勞’的、孜孜為利的庸人”。（注十壹）結論就 是，要工農階級“要比各盡所能，不要比按勞取酬”。 其實，毛派的真正用心已經昭然若揭了。對過高收入的攻擊， 對特權的攻擊，統統不過是幌子。他們所反對的，主要的還是工 農本身，工資本身，按勞取酬本身。他們要工農祇問拼命勞動， 不問報酬；最好人人都學那些勞動模範那樣，有很高的政治覺悟， 公而忘私，即使過勞而健康崩潰（例如，壹九五壹年，在 192 個 勞模中，有 76 個因過勞而崩潰，90 個有其他問題—注十二）， 也不會計較工資多少。 當時壹位海外托派這樣評論道：“現在我國許多工廠取消計件 工資制，並不是嫌這種制度驅使工人工作過度緊張，或者幹得太 多而工資太少，而是嫌它讓工人在緊張地勞動了（這算是它的好 處）之後，還得到比較多的工資（這點才被認為是害處）。這個改 革是要使工人如改革前壹樣緊張或者更加緊張地工作了之後，不 再像以前那樣多得壹些工資。正因為這個改革的用意是如此，所 以與它同時，又實行打破八小時工作制，許多工廠改為每天工作 十二小時，並且加班不要報酬。”這就是所謂“要比各盡所能，不 要比按勞取酬”。 “毛澤東在農村實行公社化，主要為的是在農業增 產的時候儘量限制農民收入的隨之增加，特別是限制農民購買力 的增加。同樣，在工業中取消計件工資制，並且準備實行供給制， 目的就是在增加產量和增加投資的時候儘量限制工資基金的隨之 增加，減輕消費品市場上的壓力。換句話說，這壹切新政策，都 無非是為了擺脫那種通過市場而表現出來的群眾壓力，讓統治集 團在分配社會生產品的時候享有絕對的自由權，在制訂經濟計劃 時，可以完全不顧群眾的要求而獨斷獨行。”（注十三） 表面上，毛劉之爭，好像壹個要政治掛帥，壹個要物質刺激 掛帥；因此壹個要實行平均主義，反對特權，壹個要照搬蘇式那 極不平等的工資制（甚而過之）；其實，這種描述是膚淺而又片面 的。劉少奇那壹套雖然明顯代表官僚（特別是技術官僚）特權； 但毛澤東那壹套也同樣代表官僚特權（尤其是政治官僚），所不同 者祇是前者比較實際壹點，在騎在工農群眾的頭上之餘，比較願 意承認工農群眾的某種消費選擇權，承認市場關係不能完全取消， 而毛派則要把國家主義發揮到極致，取消市場關係，實行供給制， 把工農群眾像養牛養羊壹樣養起來，不許他們有壹點經濟自由（這 銀幣的另壹面就是官僚的絕對自由，以及享盡特權）。這樣壹種把 人民降到奴隸地位，要他們天天“挑燈夜戰”而又給甚麼吃甚麼 的極權主義制度，無論如何不能稱之為平均主義，更不能稱之為 “烏托邦”吧？—除非妳把空想而又醜惡至極的這樣壹種社會 也稱之為烏托邦吧。 文革時期雖然也大肆攻擊八級工資制和收入不平等，但是壹 直沒有宣布任何正式的工資改革，更沒有真正取消官僚特權，連 文革中被扣發的壹部份官僚薪水，文革後也補發了。不過，對官 僚而言，反特權雖是空話，但是，對於工人而言，那種鋪天蓋地 的“政治掛帥”，卻別有妙用：那是上佳的鉗制方法。政工幹部往 往根據政治表現（開會時有沒有發言，有沒有向黨交心……）而 非工作表現來評定工資（注十四）。在這個情況下，誰還敢不緊跟 毛主席？

借腦體倒掛做檔箭牌

附帶壹提的還有“腦體倒掛”的問題。中共的御用文人總是 把“腦體倒掛”（腦力勞動的報酬少於體力勞動）現象當作是平均 主義的罪證之壹。這當然不值壹駁。既然是“倒掛”，既然是腦力 勞動報酬高於體力勞動，哪裡還是“絕對平均”呢？？ 其實，這些人的潛台詞是別有用心的。他們想要說的其實是： 過去講人人平等講得太多了，搞過了頭，以致讓工人騎到知識份 子頭上去了。現在當務之急，就是撥亂反正，使知識份子工資超 過工人。 這個見解的最後結論不壹定錯，然而，問題根本不在腦體關 系。我們姑且不說，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兩個概念，完全等同 於知識份子與工人，本身是多麼錯誤（難道現代企業中，沒有從 事腦力的工人嗎？）這裡祇限於指出：專門突出腦體倒掛這個不 合理現象，而避而不談另壹個不合理十倍的現象，即官僚特權問 題，客觀上不過是有意挑撥知識份子與工人的關係，以便轉移二 者對官僚特權的視線吧了。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中共壹時以重 酬收買知識份子，壹時又以工人名義去打擊知識份子及其高收入。 到了工人起來爭取增加工資的時候，又拿“經濟主義”的大帽子 扣到工人頭上。總之耍盡挑撥離間，分而治之的手段，而目的不 過是保住官僚自己的權勢。 有些人說，平均主義不應祇限於工資級差有無的現象，而應 當將之聯繫到勞動本身。中國工人多年來都是干與不干壹個樣， 干多干少壹個樣。這至少是另壹層意義上的平均主義。 這種看法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平均主義往往與另壹個名詞 —大鍋飯—通用。甚麼是大鍋飯？壹位經濟學家告訴我們： “吃大鍋飯就是不講經濟核算，不講經濟責任，干與不干壹個樣， 干多干少壹個樣，干好干壞壹個樣。”而拯救的辦法，就是：破除 平均主義！“要擴大工資差距，拉開檔次，以充份體現獎勤罰懶， 獎優罰劣，充份體現多勞多得、少勞少得。”（注十五）

根子在官僚管理

我們自然要承認壹個事實，即今天工廠工人的勞動紀律很差， 也承認有需要實行某種獎懲工資的制度。然而，我們卻可以斷言， 至少在國營企業裡面，中共對工人實行再嚴厲制度，也不會使國 營企業起死回生。因為，勞動紀律差的根本原因，本來就不是懲 罰制度之缺如，不在甚么子虛烏有的平均主義，不在工資制本身。 我們認為，企業管理，尤其是勞動管理本身，是更重要的東西。 為甚麼工人“干多干少壹個樣”？這首先因為管理混亂，官僚無 能。壹九八五年的時候，官方報紙告訴我們：“有七成企業的標準 化、計量、定額等基礎工作不健全，有壹成半至二成是沒有這些 基礎工作的（！）（注十六）工人其實並非不想工作，而是因為企 業官僚管理顢頇無能： “在壹個長時期中，企業壹直沒能真正建立健全合理的勞動 定額制度，以及與之相應的統計、監督、檢查、驗收、考核等基 礎工作，因而造成了職工升級無考核、獎勵無標準，祇好按‘年 頭’升級，按‘人頭髮獎’。”（注十七） 真是不打自招！既然如此，又怎能把罪責歸咎於“養懶工人” 呢？ 不過，企業管理混亂，本身也不過是中共對全國經濟的宏觀 管理混亂無能的反映罷了。在傳統的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之下， 企業的投入產出完全由中央統收統支，幾十萬個企業祇是中央各 部手中的算盤算珠，撥壹撥，動壹動。企業全部的人、財、物， 產、供、銷都受中央計劃支配。然而，由於中央無法真正做到把 各個企業的投入的各種比例計算無誤（這是不可能的），所以造成 無數混亂現象，不是短了電力，就是缺了鋼材。再加上中共長期 好大喜功，追求高速度高積累，所以實際上總是無法供應足夠生 產要素給企業，“三八制”於是應運而生。所謂“三八制”，就是 物資局按企業申請數祇供八成，訂貨會議中又再按供應數祇供八 成。到領貨時又再打八折。在這情況下，企業真正是“巧婦難為 無米炊”，總是停工待料，停工侍電。這才是勞動紀律鬆懈的重要 因素。陳子明告訴我們： 人們“偶然到工廠里去走壹走，看到工人不幹活、打撲克、 織毛衣、聊大天，就認為工人缺乏勞動幹勁，其實他們並不知道， 在大多數場合，並不是工人不願意幹活，而是無活可干。……我 國工業生產的大起大落，首先決定於宏觀經濟計劃，其次決定於 企業生產管理，至於工人勞動幹勁所起的作用，基本上可視為生 產涵數中的壹個常數。當國民經濟結構嚴重失調，或者企業中最 起碼的管理制度（例如質量檢查、勞動定額等）遭到人為的破壞 時，工人的勞動表現更多地是事情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其原 因。……把工業生產搞不上去的主要原因歸咎於工人是不公平 的。”（注十八） 全國經濟由中央級和地方級官僚瞎指揮，而各個企業內部則 由企業黨委及廠長瞎指揮，這，才是工業搞不上去，勞動效率低 的根本原因。把這壹切歸咎於工人，實際上是推卻責任。

毛劉之爭的後果

企業混亂的第三個原因是文革。毛派指責劉鄧派在企業內實 行的“白專”路線是卡壓工人，批評壹長制是搞獨裁。這些指責 並非完全捏造。事實上從五十年代起中共的工業管理體制都是照 抄蘇聯那種高度壓制工人的制度。然而，毛派自己雖然滿口革命， 但實際上是在打倒原有規章制度的口號下，建立另壹種無法無天， 人人動輒得咎的企業專制。在文革時期，不少工人連學技術都不 敢，唯恐被人指責為走白專道路。毛派這種路線真正是搞亂天下， 亂中奪權，以便毛澤東在打倒劉鄧之後，由壹人專全國人民之政。 不過，毛澤東（以及人民）畢竟為此付出沉重代價，中國企業的 內部從此元氣大傷，管理混亂，漫無標準，無數庸才、奴才、走 狗、小人、爪牙寅緣而上，當上黨委、政工幹部，使企業在他們 瞎指揮下半死不活。此外，似乎還可以說，由於長期實行黨委與 廠長的雙頭領導（有時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有時又是 “黨委監督下的廠長負責制”，總之名目不斷變而實質不變），不 像蘇聯那樣長期實行壹長制，所以中國國營企業長期出現兩個“領 導”互相牽制，互相扯皮；再加上文革時期毛派對規章制度的掃 盪，凡事“政治掛帥”，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所以中國企業之管 理混亂已經成為死症。可恥的是現在中共要工人而不是自已負上 罪責。

專無產階級的政

干與不干壹個樣—這句話用來形容企業幹部，尤其是政工 幹部，倒是最為貼切的。他們實事不干，專以整人為樂，而薪水 津貼外加特權，卻大拿特拿。至於廠長，由於中共長期強調“德 才兼備”（實際是重“德”不重才），所以實際上往往要看聽話與 否來委任廠長（至於任人唯親就更不用說了）。這種情況，工人早 已看在眼裡，恨在心裡。尤其因為，幹部與工人是兩種截然不同 的終身身份，壹旦榮升幹部則雞犬升天，所以工人對於這些寄生 蟲懷有義憤。他們不能積極反抗，就祇有消極怠工。這就是勞動 效率低的第四個原因。 “壹個調查表明，有壹半以上職工說，倘若條件具備，他們 可以使自己的勞動效率再提高壹至三倍。職工不滿的原因之壹， 是企業中的不公平。個人在企業中成功的第壹位因素是與廠長個 人的關係好，第二位因素是是否有可靠的社會關係，而很少依賴 個人的努力程度。”（注十九） “領導可以加壹級兩級（工資），而有的工人加半級工資還得 求人情。獎金分配，許多企業行政領導不論貢獻大小，月獎、季 獎比工人多拿，年終還要拿承包獎勵上千萬；反之，企業虧損， 職工工資打折扣，行政領導卻毫無損失。……工作失職，最多調 個單位，易地做官。”而“工人違反紀律，行政領導可以給工人以 各種處分。”（注二十） “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這本身並不錯。社會主義的原 則，不就是“不勞動者不得食”嗎？事實上，社會主義從來就不 是平均主義。（“平均主義”不過是蘇聯的史大林，為了把官僚特 權合理化而杜撰的撒旦，為的是醜化列寧時代的平等原則）。在俄 國革命早期，雖然很重視而且實際貫徹平等精神（例如規定公職 人員工資不得超過技術工人。史大林後來將規定廢除），但是卻同 樣重視和貫徹“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例如，在新經濟政策時期， 俄共政府規定，工人如未能按定額完成工作，會減扣工資（最多 減三分壹）。大陸要實行類似獎懲制度，原則上也並不錯。然而， 從頭起要記住，這種獎懲制度要合理和有效，不僅牽涉工資分配 問題，而且首先牽涉工廠管理的問題，尤其是勞動定額是否合理 的問題，工人是否有監督權的問題。最後壹個問題尤其重要，因 為如果沒有集體工人（不僅是企業集體而且是整個社會的集體工 人）的監督，就難保號稱為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不會變成同資 本主義企業壹樣，廠長可以壹人說了算，把勞動定額定到高不可 攀的地步，迫使工人拼命工作才能糊口。祇有確保工人的監督權， 確保勞動定額合理，才真正談得上多勞多得。俄國革命時期，就 是這樣規定的。工人不僅有民主權利，而且可以監督工廠管理。 通過工會和工廠委員會（這些組織的官僚化是廿年代之後才廣泛 出現的），工人對壹切切身問題，從勞動定額、勞動管理到工資福 利、勞動紀律，僱傭與解僱等，都有權監督，而且參與決定，也 有權罷工。祇有承認工人這些權利，才能壹面獎勤罰懶，壹面防 止工人重新淪為資本家的僱傭奴隸。 反觀中共，祇曉得大談如何加強勞動紀律，如何懲罰工人（在 這方面比俄共刻薄得多），卻完全不談如何保障工人作為主人翁 （！）的起碼政治及經濟權利，甚至連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也缺 如，廠長和黨委皆可隨意提高定額，剋扣工資和開除工人，在這 個情況下，所謂“獎勤罰懶”，拉開差距，實際上同資本家剝削工 人壹樣沒有分別。事實上，中共對待工人的態度，從來就不見得 比資本家好多少。不管是大捧計件工資制時期，還是大批計件工 資時期；不管是工資差距大為拉開時期，還是相對縮小（但從來 沒有縮小到像列寧時代那樣小，更不用說絕對平均）時期，中共 對待工人的態度始終是相同的：就是迫使工人拼命勞動。所分別 者，祇是毛派要工人拼命勞動之餘，最好少拿報酬，而鄧小平現 在則完全同資本家看齊，拿小恩小惠再加鐵的紀律來迫使工人拼 命勞動。鄧派這些東西決不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而是按資分 配，工人多勞而少得。 工人中老早就流傳壹句話：“壹不做，二不休”。意思是說， 既不能罷工，但也不努力干。這是對這種不公平現象的抗議，是 對壹種把工人視若草芥的制度的抗議。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中 共都視工人階級的勞動力為屬於國家所有。正是根據這種“勞動 力公有說”，中共建立了壹種統包統配的勞動制度，工人完全聽任 官僚分配工作，絕無自由擇業，自由選擇企業的權利，更不能自 由脫離單位。這就是“人才單位所有制”。這樣實際上是把工人變 為工奴。古時候的奴隸為了抗議那不堪的人格折磨，所以勞動時 總是拿工具出氣。現代中國的工奴，也正是出於同樣原因，而經 常消極怠工和破壞工具，或至少不加珍惜。他們像古時的奴隸壹 樣，用這種辦法告訴現代奴隸主：他們不是會說話的工具，而是 人。 雖然從八十年代起，這種工奴制度開始隨計劃經濟之瓦解而 稍有鬆動，可是，起而代之的，卻是工人變成資本主義的僱傭勞 動，可以隨意被開除、被扣減人工。官僚的壹切罪責都說成是工 人的罪責。尤其惹恨的是，“砸三鐵”變成“砸民不砸官”，“祇動 身子不動頭”（注廿壹）。怪不得近兩年發生無數自發罷工，以及 工人謀殺廠長的故事。工人這些行動，其實是要告訴官僚：他們 不是資本的增殖機器，不是物，而是人。

壹九九四年二月

背叛社會主義的股份制改革

中國國有企業的虧損，壹直以來差不多是同改革成正比的。 所發布的改革文件越多，所採取的措施越大膽，則虧損越嚴重。 自然，不能簡單地從中推論虧損源於改革。但是，反過來，就實 際成績而論，中共的十五年國企改革是失敗的。如果中共還有壹 點羞恥之心，早該下台以謝國人了。不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祖國是不時興這種作法的。它不僅絲毫沒有謝罪的表示，相反， 還堅持繼續“深化改革”。它去年開出的藥方，就是要同資本主義 的公司看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是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規範的公司，能夠有效地實現出 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的分離，有利於政企分開、轉換經 營機制，企業擺脫對行政機關的依賴，國家解除對企業承擔的無 限責任；也有利於籌集資金，分散風險。”

曲解公司制的背後原因

這是中共去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決議可視為中共全力推行 股份制的訊號，因為只有股份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所具有的法人地位才算是最完備的，它同股東的區分是最明確。而公 司制改革，當然是仿效資本主義公司制的。不少人認為，資本主義的 公司是真正的自負盈虧，所以才有盈利；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如果實行 公司化，就必然可以起死回生。過去曾經把承包製捧到天高的中共理 論家，現在照例要對之棄如蔽履了。他們認為，承包製這種“所有權 與經營權”分離的改革，是不能真正解決政企不分的老問題的。要解 決問題，除非實行產權改革。過去國有制名義上是“人人所有”，實際 上人人不負責，這就是所謂“產權虛置”的問題。承包製據說並不能 真正解決產權虛置；只有實行企業法人財產權才有可能；“只有在明確 界定了國家與企業的上述產權關係之後，才能有效地進行企業制度的 改革和國有資產管理方式和體制的改革。”過去十多年搞所有權與經營 權的分離的改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這種提法並不符合現代企業制 度發展的基本線索和內在要求。基本上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恰恰是在企 業層次上要求兩權合壹，即企業必須擁有實際上的資產經營權、處置 權等。我國十幾年國有企業改革之所以舉步維艱，也在於始終沒有給 企業以應有的法人所有權。可是在國有資產經營管理的宏觀層次上， 應當實行國家的終極所有權與企業的法人所有權的分離，可是在微觀層次上，應當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合壹，而不是國家又當‘老闆’ 又當‘婆婆’。”（注壹）但是，這位理論家強調，這種產權界定並非私 有化，而是“要找到全民所有制經濟或國有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其 核心是改革原有體制下的國有資產權虛置、資產經營責任不明、資產 運營低效的產權制度”。（注二）按照這種意見，中共之所以棄承包製 而取公司制，是因為前者只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不及得後者要 劃分股東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那樣“徹底”。但這種理解根本錯誤。資 本主義的股份有限公司壹直以來恰恰是以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而著名 的，並非以股東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分開而著名。中共在八十年代為 承包製製造吁論的時候，也反覆指出這點。而現在他們卻刻意忘記了。 說股份公司有法人所有權，又有股東所有權並非完全錯誤，但是單提 這點卻非常片面，把二者對立起來就更加錯誤。請問：公司本身又屬 於誰呢？當然是全體股東。然而，恰恰這壹點是那位作者所刻意隱瞞 的，或者至少有意淡化。他們反覆強調兩個所有權，完全分離，而且 往往是拿法人所有權去抗衡股東的所有權，更規定股東的所有權只是 屬於“終極所有權”。請問：何謂“終極所有權”？從何處體現這種“終 極所有權”？公司的法人產權自然並非“終極”了，但不是“終極”， 又是什麼？是“眼前的所有權”麼？二者有什麼分別？界限何在？連 界限也不知道，談什麼“明確產權”？豈不是比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劃 分更模糊十倍？豈不是自打嘴巴？

財產權神聖

根據資本主義的法律，公司股東與公司本身自然是有區別的。公 司是虛擬的獨立法人，不因個別股東之死亡或退出而終結，具有行使 法律所規定的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能力。但不能把這種區別誇大到公司 有公司的產權，股東有股東的產權，二者對立起來，更不能誇大到壹 旦作了這樣的劃分，便能令國企起死回生。畢竟，公司是由全體股東 組成的，全體股東決定著公司的生，也可以決定它死—清盤。所以， 股東產權是第壹性，而公司產權不過是股東產權在法律上的延伸而 已。誰是主誰是客是壹目瞭然的。自然，由於股權的分散，數量龐大 的股東使他們不可能直接經營，而只能由股東大會所選出的董事會負 責經營（這就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開），但是，這種分開從未像那 些主張“經理革命”學說的人所描繪的那樣，已經發展到經理完全控 制公司，股東（包括大股東）只能靠邊站的地步，更未發展到股東的 產權被壹分為二，他們只享有“終極產權”，而公司產權歸公司自己 的地步。在股份制下面，小股東的所有權的確大大受到限制了，差不 多變成只有收益權（股息），但不能因此推論整體的股東的產權都這 樣縮小了，而同時經理的權力卻相應地、按同等比例地擴大了。因為 小股東所失去的權力，並非全由經理接收過去。其相當部份是由大股 東所取得。事實上，股份制就是壹種方便壹小撮壟斷大資本家通過有 限股權去控制別人的（主要是小股東）財產的制度。占有兩成股權， 卻可以控制全部股權，真是何樂而不為！誠然，在壹些最巨大的跨國 公司（如通用），最大股東也很難取得超過百分之五的股權，但這隻 說明，壹個大股東很難取得控制權，卻不表示大股東就喪失了財產控 制權，因為完全可以、而事實上也是由幾個最大股東來實行聯合控制， 並由他們組成董事會。自然，這種控制是戰略性的控制而非日常性的， 但戰略性控制已足以證明，股東產權並未分散到“失控”地步，並未 發展到股東完全變成只能坐待收益的地步。每壹次經濟衰退以及由此 引起的種種危機（破產、兼併、收購戰等），都經常看到董事、經理 被最大股東“炒魷魚”的情事。所以，我們可以承認股份有限公司存 在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但是，若說股東所有權跟所謂法人所有權 完全分開了，以致股東已經無權干預企業的經營了，那是不符事實的。

企業家的狼子野心

實行這樣的改革並不能“明確產權”，不過中共的理論家還是 那樣熱心褒揚，箇中原因，就是這種改革另有妙用。早在八十年 代初，國營企業的經理們已經為締造中國企業家階層而大造輿論 了。後來嘗過承包製甜頭的經理，胃口就更大了，夢想有壹天能 完全擺脫國家的控制，享有比外國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 理有更大的權力。而現在所謂產權改革，其背後利益動機就是完 全架空國家這個大股東，好讓經理們完全獨立經營。這方面的野 心簡直到了毫不掩飾的地步了：“必須大力推進法人相互持股，使 股權多元化、分散化，大幅度降低國家直接持股比例。……按照 上述設想，作為終極所有者的股東被架空了，在企業經營上起決 定作用的，歸根到底是經營者而非個人股東。”（注三）這位作者 所描寫的是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他這種描寫的邏輯結論等於說， 由資本家虛擬出來的法人，已經反客為主，剝奪了主人的財產控 制權，並且將之交給了經理。整個資產階級即使還存在，卻已經 完全靠邊站了。 真是匪夷所思的奇談怪論！無數事實表明，在資本主義國家， 多數股票仍是操縱在幾百甚至更少的富豪家族手中，因而許多大 公司的董事會也壹樣操在他們手中。股權的分散和非人格化的公 司法人制度，恰恰便利了大資本家支配了廣大小股東的財產（例 如通過金字塔式的控股公司），便利了他們把別人的財產集中在自 己手中，而不是相反。經理始終只是僕人，而不是主人。畢竟， 經理的任期是有限的，而且仰賴大股東的信任；反過來，財產權 相比之下簡直是永恆的。資本主義的財產權是權力中的權力。不 過，這位作者儘管立論荒謬，但好處是讓我們知道了，他們搞什 麼“明確產權”的改革，原來並非要物歸原主，把屬於全體人民 所有的公有制企業真正交還人民控制和監督，而是反其道而行， 正式“架空”他們，把這幾萬億財產全都交給“經營者”去任意 支配！這樣壹種所謂公有制的改革，難道不就是變相的私有嗎？ 而且是壹種化公為私的、最反動的私有化呢！這位論者反映了中 國的“企業家”們的野心。不過，要整個中共接受“企業家”們 的方案，恐怕也是不很容易的。首先，那些自命是國有財產的監 護人的政治官僚，就不會輕易讓“企業家”去架空他們的。所以， 中共的改革決議在最後落實時會變成怎麼樣，還要有待政治官僚 與企業經理之間的明爭暗鬥，發展成怎麼樣。但總之，不論哪壹 派，都不值得人民支持，因為不論哪壹派的方案，都不是真正符 合人民的利益。 大陸上越來越多人認為，公有制根本行不通，因為公有制名 義上人人所有，但由於無法劃清每壹個人對公有財產的權利和義 務，所以實際上是人人不負責。只有實行私有制，讓企業的經營 者同時也是財產所有者，才能使經營者真正關心企業的成敗得失。

公有制也可以實行兩權分離

但是，要知道，經營者又是所有者，在資本主義國家只有中小 資本家的企業才是這樣。而占國民生產總值最大比重的，乃是股份 有限公司，而股份有限公司恰恰不是兩權統壹，而是兩權分離。既 然這樣，那請問：通用公司那三百多萬個股東，又何嘗是“人人負 責”經營？何嘗不是把經營權交給經理？既然這樣，為什麼中國國 企不可以壹面保持全民公有，壹面把經營權交給有關的工人和經理 具體負責？為什麼非要將之拍賣、變成私人的、同樣是兩權分離的 股份公司不行？既然外國的月亮跟中國的壹樣圓，為什麼非要跑到 外國賞月不可？有人說：“但過去十年不是已經實行過兩權分離的改 革，而結果不是已經證明失敗嗎？”不，事實決不是這樣。過去十 多年，中共的兩權分離的改革從來就沒有真正落實過，因此談不上 證明失敗。其次，中共經常說國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實際上是欺 騙。在壹黨專政下，作為“主人翁”的人民連過問壹下經濟狀況都 有可能被控以盜竊國家機密，又那裡談得上“全民所有”？可以說， 大陸只有國有制，而且是專制主義的國有制，並無什麼全民所有制。 所以，只能說專制主義的國有制徹底失敗，不能說全民所有制或公 有制本身失敗。自然，當我們說全體十壹億人民都是公有企業的“股 東”，並不等於十壹億人都來直接經營。但他們可以像股份公司的股 東那樣，通過民主程序選出董事和經理去負責經營。我們這種所有 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同八十年代在大陸所實行的承包製，主要不同 在以下幾個方面：壹、我們主張這種分離是在政治民主、經濟民主 和法治的前提下進行的。只有每壹個公民都有充份的自由和民主權 利，才談得上監督公有企業；而只要公民有這種權利，就壹定會有 人行使監督。真正的公有制必須以民主為前提。二、全體公民的所 有權體現在如下機制：就宏觀而言，他們通過民選代表去決定整個 國民經濟的積累和分配；就微觀而言，民選的代表、消費者的代表 等，都在企業的董事會中有壹定數量的席位。但壹般公民並不直接 行使經營權；三、我們主張經營權不是全部交給經理，而是交給企 業的全體職工；全體職工的代表應在董事會中占多數，再由他們選 出的經理負責日常的管理，而不是像承包製那樣讓承包者獨攬大權、 壓迫工人。

實行真正的工人自治

沒有人會說上述的假設就是壹字不易的定見。關於社會主義公有 制下的企業，應採取何種模式；如何在防止政府的調控權力過大、妨 礙了企業的自主性之餘—同時又防止企業職工為了壹己利益而損 害全體公民的利益，總之，整個國民經濟如何達至適當的集中和分權， 那是壹個有待討論的問題，而事實上近年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都在作 有益的探索。但是，現在至少可以這麼說：中國沒有必要盲目仿效資 本主義的股份公司，沒有必要恢復資產階級的所有權。如果這樣做， 不僅意味著官僚首先會乘機侵吞國家財產，而且意味著上千萬工人失 業，以及工人階級整個經濟及社會地位的急劇下降。中共基本上已下 了決心走這條路線了（雖然具體辦法仍在爭論不休）。在這個歷史關 頭，中國的工人階級沒有理由逆來順受。事實上，各地的零星罷工亦 在不斷發展。但是，中國工人階級如果要真正掙得生活保障，就必須 認識到：過去那種命令經濟雖然把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口號喊得 很響，實際上是連人身自由也沒有的工奴。而現在的資本主義改革呢， 雖然多了點人身自由，但卻同時失去壹切起碼保障。所以，必須同時 反對上述兩種制度，爭取把政治和經濟的最高權力拿到手中，實行真 正的社會主義的工人自治。

壹九九四年十壹月

國有企業虧損的政治原因

近年來，中國經濟壹方面高速增長，另壹方面國營企業的虧 損卻有增無已。從前的標準說法是三分壹國企虧損，而最近官方 數字已達壹半，非官方數字甚至到了八成，每年財政補貼高達壹 千億。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手法，高層似乎已經壹改過去的猶疑 態度，決心大膽進行壹次“破產高潮”，大批關掉虧損企業，開除 千萬計的工人。

官員與經理的鬥爭

讓虧損企業破產，只不過是中共整個企業改革的壹個環節。 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的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議，指出 了國企的改革方向，就是實行公司化：“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是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規範的公司，能夠有效地實現出 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的分離，有利於政企分開、轉換經 營機制，企業擺脫對行政機關的依賴，國家解除對企業承擔的無 限責任；也有利於籌集資金、分散風險。”但是，問題在於中央能 否克服各級官員對政企分開的阻力﹖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央規定 放權給企業，很多都沒有落實；就算是暫時落實了，很快就會被 上級部門伺機收回。上壹次的大收權就發生在治理整頓的期間。 有些廠長這樣反映：“近兩年，不該收的權也收了，如企業招工、 調資、獎勵、機構設置、中層幹部任免、小額技術改造、產品銷 售和定價等自主權，在不少企業已不存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 十條，現在只有產品銷售自主權在市場疲軟、產品滯銷的情況下 才留給企業。”（注壹）有些人為收權辯護，說收權不過是為了實 現宏觀調控。然而，稍知情況的都知道那純粹是假公濟私的砌詞。 例如，在彩電緊俏時，有的部門就收走企業的銷售權，同時為自 己作了不成文的規定：局長可以批賣多少台，辦公室主任可以批 賣多少台，營業部經理可以批賣多少台等等。凡賣彩電都要經過 官僚審批，這究竟是哪壹門子的“宏觀調控”﹖那純粹是私利作 祟吧了。這種人家稱之為“審批經濟”的假公濟私，是整個中共 官僚層的特性。農村的官僚向農民敲詐勒索，而城市的官僚則向 企業敲詐勒索，方式層出不窮。自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治理 整頓無疾而終了，可是，繼起的全民經商的狂潮，卻依然提供機 會給政府官員上收企業的權力。雖然九二年通過了《企業轉換經 營機制條例》的文件，進壹步把企業權力擴大為十四條，可是各 級政府官員卻打著“轉換政府職能”的幌子，通過“翻牌公司” 收權。

敲詐勒索，無所不為

所謂“翻牌公司”，是指政府部門新成立壹些公司，行使原來 由政府行使的權力，而其中職能、人員、管理方式手段都未變， 實際只換了壹塊招牌。“翻牌公司主要是通過上收人權、財權、收 費權等形成的。所謂上收人權是指取消下屬企業的法人資格，上 收人事權，是指上收企業副職和中層幹部任免權，所謂收財權是 指上收企業的投資權、銷售權、外貿權、分配權等；所謂收費權 是指收取折舊費、開發費、收取管理費、手續費和留利……等。” （注二）去年朱鎔基不得不承認：“《條例》頒布已經半年多，還 發生這樣的事情（指上收企業權力—劉按），可見貫徹《條例》 確非易事。在機構改革、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中，成立壹些公司 是需要的，但把屬於企業的正當權益收上來，甚至取消企業法人 資格，重新使企業成為行政附屬物和攤派的對象，這不是改革， 而是倒退。”（注三）可笑的是，對於這種違法的事情，朱沒有壹 個字表示要加以懲治。事實上，也從來沒有聽過有哪壹個政府大 官因此被控告或被撤職。九二年的《條例》所規定的十四條企業 自主權中，竟有壹條是“拒絕攤派權”，可見政府官僚隨意敲詐已 達到多嚴重的地步。但更荒唐的是，最近壹個調查顯示，恰恰這 壹條是最難落實的。在受調查的三百個大中型企業中，只有 7.3% 表示這壹條得到落實。（其他如人事管理、投資、勞動用工等權， 落實不到壹半。進出口權則不到三成落實。）（注四）“……《條例》 實施以來，各種名目繁多的攤派行為並沒有因此而減少。現在的 攤派已由過去的公開攤派錢物，轉向了所謂‘合法化’的‘有償 報告’等新名目。攤派的面也越來越廣，上至各級政府，下到街 道辦事處，既有與企業直接有關的水、電、煤、等供應部門，又 有與企業生產無直接關係的文教、公安、衛生、城建等部門。…… 有時街道居委會或派出所要裝修辦公室，購買汽車、大哥大，轄 區內的企業就要各作貢獻，數目少則幾千，多則上萬元。據對石 家莊市廿壹家大中型企業的保守統計，攤派拿走企業留利的 5.3%……企業敢怒不敢言，就在於企業拒絕攤派的結果往往是‘壹 把贏，把把輸’；拒絕壹次，吃虧十次；”（注五）比方說，如果企 業膽敢拒絕電力部門的攤派，“電老虎”可以以隨時關掉電源。各 級官員“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已經達到離心離德的程度。之所 以如此，因為每壹個官員都知道他們這樣做絕少會因此受處罰。 倘若有誰真箇如此不幸竟然被追究，那只是因為後台不夠硬吧了。 這種官僚政治的邏輯，自然只會鼓勵而不能約束官員的違法亂紀 行為—只要找到後台便行。

破產的下場

正因為這樣，任何壹種改革措施壹旦實行起來，便壹定走樣。 在這個情況下，怎麼能保證“公司化”的改革又會例外呢﹖雖然 這個名稱是最近才廣泛採用，但是這個政策其實已經實施多年了， 那就是股份制改革。事實證明搞股份公司和股票上市，同樣沒有 達到預計的目的—即政企分開，反倒方便了各級官員大搞關係 股、人情股，肆無忌憚地化公為私。倘若果然有哪壹個股份企業 享有相當自主權，那多份是因為企業“領導”有壹個挺硬的後台 而已。至於大搞破產，妳以為就能做到汰弱留強嗎﹖不如說是讓 官僚多壹條發財途徑吧。按照現行法律，國企法人資格的喪失， 可以有兩個途徑，壹個是破產，壹個是被兼併。然而，有關部門 都趁機揩油，“雁過拔毛”，收取巨額的破產財產管理費、訴訟費 與及其他費用；付清費用後，“真正的債權人幾乎不能清償什麼了。 這麼壹算，大家都望破卻步了。與其把資產送給法院，歸還國家， 不如維持現生產”，“從企業破產中獲益最大的是法院。”（注六） 兼併的情況也絕不好些：“目前中國企業要依法研究兼併手續，須 經過多個部門審批，每個關口都要收費，包括國工部門代收房地 產出讓金百份之廿壹，國土部門收土地管理費百份之三，國土評 估費百份之三，國資部門收國資評估費百份之六，稅務局收營業 稅百份之五點五……共計千多項收費。累計收費總額，低的占兼 並資產額的百份之四十，高的占到百份之五十多。”“應當指出的 是，無論是法院等收的破產費還是各官僚部門收的‘買路錢’除 大部份繳入國庫外，多數屬於部門自立名目、自我加碼收的‘小 金庫’，這些錢的去向，大部是獎金、福利、小車、住房、出國、 遊山玩水等。”（注七）試問，有官如此，企業又怎可能不大虧特 虧呢﹖有報道說，企業依法可取得的利潤留成，有九成給上級企 業收走。這個說法是否完全無訛，那很難說，但是其數額壹定不 少。最近國企之所以虧損突增，其中壹個原因就是各級地方政府 為了彌補新稅制所造成的對地方官僚不利的財政缺口，竟然向企 業預征明年稅款，使企業更難生存，而更荒唐的是中央對此完全 壹味姑息。

中央需要承擔的責任

那麼，中央官僚的罪責是否僅限於姑息下面各級官員死抓住 企業不放，因而造成企業虧損呢﹖不。企業效益低下的現象並不 是“改革開放”之後才產生的，而是從五十年代起便已出現。中 央過去實行的那種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再加上歷年不息的政 治運動（“政治掛帥”；反對經濟核算），不僅造成企業本身嚴重的 管理不善，而且更重要的，是把整個國民經濟弄得壹塌糊塗，多 個經濟部門之間嚴重的發展不平衡（農業及基礎工業、能源、教 育、科研等嚴重落後）。“改革開放”既然是在這個宏觀局面下開 始的，那麼，即使企業獲得了自主權，也不容易扭虧為盈，因為 經濟增長，瓶頸部門的價格水平就會暴升，增加了企業成本。尤 其要指出，“改革開放”不僅沒有改善這種結構失衡，反而使之更 惡化。強調放權和市場化，使地方各級政府取得了巨量投資權， 於是在維護本地官僚利益的前提下，大力發展利潤高的加工工業， 結果使加工工業嚴重投資過剩，而短缺部門更短缺；為爭奪短缺 原料而造成的“棉花大戰”、“蠶繭大戰”等時有所聞。到了現在， 由於投資過剩而造成工廠開工不足、設備閒置、貨物積壓的現象 日益嚴重—這也是最近國企虧損加劇的原因之壹。

經理廠長化公為私

但是，不要以為只有政府官員才敲詐勒索企業，更不要以為 經常抱怨官員攤派的廠長經理就代表“正義的朋友”。恰恰相反， 企業中的黨委、廠長或經理之貪污舞弊、假公濟私，正正是企業 虧損的另壹個主要原因之壹。八十年代以來普遍實行由廠長承包 企業，他們就是利用這點權力去化公為私。有人指責他們：“有的 企業，給他們人事權，他們可能只顧安排親友，而不顧企業素質； 給了他們分配權，他們可能只顧多分獎金，而不顧企業長遠發展， 給了他們外貿權，他們可能只顧出國遊玩，而不顧企業需要，等 等。”（注八）有些企業表面上虧損，其實是盈利，只是利潤被廠 長們私分吧了。私分的方式，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 合法的途徑包括：打著與其他企業聯營的旗號，投資於其他企業， 盈利卻以“聯營企業共留成發展”為理由而保留在對方企業，實 際供自己揮霍。又如把盈利轉到投資非生產性建設，如蓋樓堂館 所、泳池等。又或借回扣刮龍，總之層出不窮。至於非法手段， 就更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從做假帳到亂集資，從賤價賣出企 業資產及貨物到非法炒外匯都有。怪不得壹面是國企虧損，而另 壹麵廠長們卻紛紛發家致富了。人們於是謔稱之為“廟窮和尚富”。 所以俗語有云：“壹類人是公僕，高高在上享清福；二類人作官倒， 投機倒把有人保；三類人搞承包，吃喝嫖賭全報銷。”中共的辯護 士努力要人們要相信，十五年來不斷搞什麼利得稅、承包製，卻 始終不能實現政企分開，“工人躺在企業身上吃大鍋飯，企業躺在 國家身上吃大鍋飯”的局面始終不變，是因為這些改革不徹底； 要有徹底改革就要劃分國家與企業的產權。

政治因素髮揮的作用

把十五年來的國企改革失敗的原因簡單歸咎於純粹經濟原 因，尤其簡單歸咎於各種經濟原因中的產權不明確的原因，是完 全不能服人的。這種解釋暗含了壹個前提，即：十五年來各種政 企分開的改革措施都試過了，但結果都不成功，所以非要進行徹 底劃分開政府和企業的財產不可。然而，事實決非如此簡單。實 際情況是：過去有關放權給企業的政策，從來都沒有真正落實過， 所以談不到“都試過了”，更談不到要這些政策本身負起改革失敗 的全部責任。甚至可以說，改革之所以失敗，部份是否正正由於 政策得不到落實所至，至少是值得研究的。自壹九八四年以來， 尤其自壹九九二年頒布的《全民所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 以來，政府明文規定的國企自主權已經很大，從投資、生產到分 配，從人、財、物到產、供、銷，都有很大權力。按照這種設計， 已經談不到政企不分了。但為什麼還是失敗呢﹖那就是因為各級 官僚從中阻梗，拒不落實政策。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就說過：“妳放 權，他收權，怎麼辦﹖”到了九十年代情況依然如此。自然，同 八十年初相比，現在的企業的自主權總是大了而不是小了，但是 同文件上所規定的，相距仍然很遠。中央雖然三令五申，批評各 級官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但是，從來沒有任何成效。連自 己的政令也無法落實，各級官員可以有法不依，違法不究—這 同“產權不明確”有何關係﹖這明明是政治問題，不單是經濟問 題。明明是沒有法治，明明是官員腐爛濫權，明明是“禮不下庶 民、刑不上大夫”的姑息養奸的問題，明明是各級官員假公濟私， 死抱權力不放的問題，而中共的御用文人卻不著壹字，輕輕化解 到“產權不明確”的五里霧中，其目的不過是掩飾自己的罪責， 掩飾自己十五年改革越改越壞的事實吧了。明明是自己無法貫徹 自己的政策而令到企業虧損日多，到最後不僅沒有負起責任，連 學壹下封建皇帝“下詔罪已”也不肯，反而簡單壹句“虧損企業 都要破產”，壹股腦兒要全國職工負起中共無能的惡果（據報將有 千萬工人被開除），這又是否公平﹖“改革”越深化，官僚的無法 無天行徑就更駭人聽聞。既然如此，怎能令人相信那些官僚會真 正尊重企業的“法人財產權”﹖怎能令人相信那些廠長經理會真 正在守法前提下拼命賺錢﹖所以，可以相信，這次新的公司化改 革，多份不能達到原訂目標，實現政企分開。只有壹點是多份可 以落實的，那就是；開除工人。不論公司化的改革本身對不對， 總之，再好的政策交由中共去實行，都壹定會走樣變質。畢竟， 中共已經空前腐爛了。官僚為什麼可以有法不依，因為他們違法 不究，而且上下級之間都只是互相利用，互相維護。有句順口溜 這樣說：“下級哄上級，壹級哄壹級，上不封頂。上級吃下級，壹 級吃壹級，下不保底。”

政治民主才是解抉的方法

法治的缺如，官僚之橫行，分析到底是因為政治體制上的缺 陷，是因為沒有民主監督，而不是純粹的經濟原因，尤其不是純 粹的產權原因。壹味拿產權來模糊更根本的政治原因，不過是那 種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鄧小平路線的邏輯延伸吧了。 而這種改革路線，根本就是方便官僚壹面掩住人民咀吧，壹面化 公為私吧了。

壹九九四年十壹月

中國貧富兩極分化的程度

自從 1979 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經濟的迅速發展引 人注目。同樣引人注目的，還有社會不平等的滋長。目前全國城 鎮居民平均每年收入不過兩千多元（人民幣），農村居民平均才大 約壹千元，另方面卻已經出現了百萬元戶和千萬元戶，連億元以 上的富戶也有了。這些大富戶自然只是少數個別例子。但是整個 社會嚴重的貧富不均也是無可懷疑的。1995 年年底有中國人民大 學經濟系的三位研究者（李強、洪大用、宋時歌）發表壹篇研究 報告：《我國社會各階層收入差距分析》，顯示出全面的情況。現 在根據《新華文摘》1996 年 2 月號轉載的該文，摘錄主要的統計 數字給讀者參考。 大家知道，現在各國通常用基尼係數來表示貧富差距。基尼 係數的數值在 0 至 1 之間。0 表示絕對平等，人人壹樣；1 表示絕 對不平等，即全部收入或財產都集中在壹人手中。國際上多年測 量的結果，認為基尼係數在 0.3-0.4 之間算是中等程度的不平等。 中國大陸城鎮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係數，在“改革開放”前 的 1978 年，是 0.16，差不多是全世界最低的，以後就升高得很快。 1978 1986 1987 1990 1994 0.16 0.19 0.2 0.23 0.37 農村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係數：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8 1994 0.22 0.25 0.27 0.3 0.31 0.34 0.411 城鎮與農村合在壹起計算的個人收入基尼係數： 1979 1988 1994 0.31 0.382 0.434 美國家庭收入的基尼係數如下：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0.369 0.353 0.353 0.365 0.396 可見 1994 年中國大陸的貧富不均已經超過 1990 年的美國。 比較收入的差距，還常常使用五等份的測量方法。就是按收 入的高低，將人口分為五個等份，計算每個 1/5 人口層的收入在 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94 年中國大陸城鎮居民家庭全年收入 的比例： 層次 占全部收入的比例（%） 最低的 1/5 6.04（1989 年為 11.65） 次低的 1/5 11.16 中間的 1/5 15.77 次高的 1/5 22.57 最高的 1/5 44.46（1989 年為 29.38） 農村家庭收入的差距更大，如下表： 層次 占全部收入的比例（%） 最低的 1/5 4.59（1989 年為 7.63） 次低的 1/5 9.79 中間的 1/5 15.01 次高的 1/5 21.82 最高的 1/5 48.79（1989 年為 39.56） 如將城鎮與農村合併計算，差距就更大了，如下表： 層次 占全部收入比例（%） 最低的 1/5 4.27 次低的 1/5 9.12 中間的 1/5 14.35 次高的 1/5 22.13 最高的 1/5 50.13 為了比較，請看 1990 年美國家庭的收入比例： 層次 占全部收入比例（%） 最低的 1/5 4.6 次低的 1/5 10.6 中間的 1/5 16.6 次高的 1/5 23.8 最高的 1/5 44.4 大家早已知道，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是最不自由（最近十幾 年間，貪污和暴利的自由除外），最不民主的，現在又看到了貧富 不平等的急速發展。中國已經登上了收入差距最大的那壹級，超 越了美國。但中共還說這是社會主義！

壹九九六年六月

事實上從來就不是壹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共的改革開放更不是對社會主義的繼承與發展而是復辟了最壞的資本主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