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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0月19日06:11:36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作者独立工会写于不同历史时期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商品经济

假如我们仔细观察资本统治下的经济是如何进行的，那么，首先就会看到这里在生产商品。有人会问：这究竟有什么奥妙？这里的奥妙就在于，商品并不是简单的壹般产品，而是为市场生产的产品。

当产品是为了生产者个人使用而生产的，它就不是商品。如果农民种黑麦，从下种、收割，然后到脱粒、磨粉和烤成面包都是为了自己食用，那这些面包就绝不是商品，它仅仅是面包而已。这些面包只有在人们开始拿它进行买卖的时候，也就是说，是为了购买者、为了市场而被生产的时候，它才成为商品。因为谁买了它，它就是谁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壹切商品都是为市场生产，所以壹切产品都是商品。每壹个工厂或作坊通常只生产某壹种产品，任何人壹看就会明白，这里产品不是为了自己生产的。譬如，殡仪馆老板的作坊所制作的许多棺材，显然不是为他自己和家人准备的，而是拿到市场去卖的。再譬如，工厂主制造蓖麻油，显而易见，即使他天天需要泻肚子，他所服用的也只不过是他工厂里制出的极小部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拿哪壹种产品为例，情况都不外如此。

纽扣厂制造纽扣，然而，生产这些成千上万的纽扣，不是为了把它们缝在纽扣厂厂主的背心上，而是为了出售。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壹切产品都是为市场生产的；无论是手套、香肠、书籍、鞋油、机器，还是烧酒、面包、皮靴、枪支等等，总而言之，壹切产品全都在其内。

商品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前提。生产商品的手工业者有自己的作坊和工具；工厂主有自己的工厂，包括所有厂房、机器和其他资产。只要有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就总会有争夺买主的斗争或卖主之间的竞争。即使没有工厂主和大资本家，而只有壹些劳动手工业者，那在这些手工业者之间也会为争夺买主而进行斗争。谁最壮实、最强悍，谁有最好的工具，并且工于心计，特别是谁最能攒钱，谁就总是能占上风，能为自己争得买主，挤垮其他手工业者，自己飞黄腾达。这就是说，小生产所有制和以它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已含有大生产所有制的萌芽和使很多小生产者破产的因素。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第壹个特征就是商品经济，即为市场而生产的经济。

资本家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

只用商品经济壹个特征来说明资本主义还不够。可以有这样的商品经济，其中没有任何资本家：例如，劳动手工业者的经济。他们为市场生产，出卖自己的产品，他们这些产品自然是商品，因而全部生产也就是商品生产。然而，这还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内不过是简单的商品生产。要使简单商品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壹方面，必须使生产资料（工具、机器、厂房、土地等等）变为少数富人-资本家阶级的私有财产，另壹方面，使大批的独立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并沦为工人。

我们已经看到，简单的商品经济本身包含有使壹部分人破产，另壹部分人发财的萌芽。这已被事实所证明。在世界各国，大部分的劳动手工业者和小业主已经破产。谁破了产，谁最后就只有卖掉自己的“工具”，由小业主变为除了双手之外壹无所有的人。而那些比较富的人就变得更富了，他们改建、扩大自己的作坊，安装更好的机床，然后再添置机器，开始招雇很多工人，使自己变成工厂主。

凡生产所需要的壹切，如厂房、机器、原料、货仓、商店、房屋、工厂、矿山、铁路、轮船、土地，总之，凡是生产上不可缺少的壹切，渐渐地都落到这些富翁的手里。这壹切生产资料都成了资本家阶级的独有财产（或者象人们所说的，被资本家阶级所“垄断”）。壹小撮富翁占有壹切；广大的穷苦人只有壹双劳动的手。资本家阶级对生产资料的这种垄断，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个特征。

雇佣劳动

多数人的阶级，即那些没有任何财产的人变成了资本的雇佣工人。事实上破产的农民或手工业者还有什么好干的呢？他们不是被资本家-地主招雇去当长工，就是流入城市受雇于工厂。其他的出路是没有的。这样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三个特征——雇佣劳动。

什么是雇佣劳动？在以前有农奴或奴隶的时候，第壹个农奴或奴隶是可以被买卖的。这些人连同他们的皮肤、头发、脚和手都是老爷的私有财产。老爷在马厩里打死他的奴隶，就好象，譬如说，喝醉酒以后打碎壹把椅子壹样。农奴和奴隶只是普通的什物。在古罗马，老爷在生产上所需要的财产是这样分的：“哑吧工具”（原料），“半哑吧工具”（役畜、羊、母牛，公牛等等，壹句话，就是能叫出声的牲畜）和“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人）。不论是铁锹，是牛，还是奴隶，在老爷看来都同样是工具，他可以随意买、卖、毁掉和打死。

在雇佣劳动的情况下，人本身是不能被买卖的。能够买卖的，只是他的劳动力，不是人本身，而是人的劳动能力。雇佣工人的人身是自由的。工厂主不能在马厩里鞭打他，或者把他卖给自己的邻居，或者用他去换壹只猎狗，而这在农奴制时代是可以的。工人本身仅仅是被雇用。看起来甚至资本家和工人似乎是平等的，譬如，工厂主老爷们总是这样说：“不愿意吗？那就别干，谁也不强迫妳。”他们甚至断言，是他们养活了工人，给工人工作做。

事实上，工人和资本家显然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工人被壹条饥饿的锁链拴住，饥饿使他们不得不受人雇用，也就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对于工人来说，他们没有其他出路，丝毫没有选择的余地。工人不可能赤手空拳地从事“自己的”生产；试想壹下，没有机器和工具能炼钢、织布、造火车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所有的土地都掌握在私人手里，因而工人无处可以谋生。工人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资本家有购买劳动力的自由，资本家和工人是“平等的”——这壹切，实际上是壹条迫使工人为资本家劳动的饥饿锁链。

由此可见，雇佣劳动的实质是出卖劳动力，或者说是把劳动力变为商品。在前面说过的简单商品经济中，在市场上可以看到牛奶、面包、布匹、皮鞋等等，但不可能看到劳动力。那时劳动力是不出卖的。劳动力的所有者、手工业者，除了劳动力之外，还拥有房屋和工具。他们自己劳动、从事自己的劳动经营，即在自己的经营中使用他们自己的劳动力。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则完全是另壹种情形。在这里，做工的人没有生产资料，他们不可能在自己的经营中使用自己的劳动力。为了不致饿死，他们就必须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因此，在卖棉花、干酪或机器的市场之外，也有壹个劳动市场，无产者、即雇佣工人，在这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以，资本主义经济与简单商品经济的区别，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力本身也成为商品。

因此，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三个特征。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制度的三个特征是：为市场生产（商品生产）；资本家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雇佣劳动，即建立在出卖劳动力基础上的劳动。

这些特征涉及到人们在产品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当人们说“商品经济”或者“为市场生产”的时候，是指什么呢？这是说，人们互为对方劳动，但是，每个人在其经济中是只为市场生产，事先并不知道谁要购买他的商品。假设说，我们这里有壹个手工业者伊万诺夫和壹个农民西多罗夫，手工业者伊万诺夫把他做好的皮鞋拿到市场上，卖给西多罗夫，又用得到的钱从西多罗夫那里买了面包。当伊万诺夫来到市场时，他并不知道在那里会碰到西多罗夫，而西多罗夫也不知道在那里会碰到伊万诺夫，这两个人都不过是到市场来。当伊万诺夫买了面包，而西多罗夫买了皮鞋的时候，才发生了西多罗夫为伊万诺夫做工，而伊万诺夫为西多罗夫做工这样的事，只是这不会壹下子看出来。市场上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向人们掩盖了他们相互为对方做工，谁离开谁都有不能活这个实质。在商品经济的情况下，人们互为对方劳动，但是，是无组织地、各自独立的，他们自己并不知道相互间的需要量是多少。所以，人们在商品生产中是以壹种特殊的方式被分开，并且又互相处在壹定的关系中。这里所说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当谈到“生产资料的垄断”或者“雇佣劳动”时，同样也是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垄断”事实上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人们的劳动是在这样壹种条件下进行的：这些做工的人是用别人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劳动者得听从于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即资本家的，等等。壹句话，这里说的也是人们在生产产品时，相互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人与人在生产时（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这种关系就叫做生产关系。

不难看出，生产关系绝不是永远壹样的。在远古时代，人们曾经生活在小公社中，壹起共同劳动（打猎、捕鱼、摘野果和挖菜根），然后大家彼此平分。这是壹种生产关系。在奴隶制时代，是另壹种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则又是壹种，其余以此类推。可见。存在著各种形式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这些形式，就叫做社会的经济构成（结构）或者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就是在商品经济的情况下，在壹小撮资本家垄断生产资料和工人阶级的雇佣劳动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价值
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可认为是他思想主体中最有争议的概念。非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地宣告价值概念是马克思主要的逻辑错误的根源，而不管承认马克思在其他方面有什么见解（庞巴维克的《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仍然是最有权威的论述，见“参考书目” ①），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价值概念也是有极大争议的问题。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对资本主义具体经济现象的分析中，价值概念是多余的；因此，在对剥削进行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价值概念是不必要的。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价值概念是成功地理解货币、资本和资本主义动态的基础；因此，没有价值概念，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就崩溃了（前者见斯蒂德曼：《斯拉法以后的马克思》，1977年英文版；后者见“参考书目” ③、 ④、 ⑤；同这两者观点极不相同的有代表性的例子见“参考书目” ⑥）。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价值把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社会性所具有的特殊的历史形式，表现为社会劳动力的耗费。价值不是一种技术关系，而是人们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社会关系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物质形式，从而表现为这种物质形式的属性。这首先表明，人类劳动作为商品形式的普遍化完全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对价值这一概念的分析同样也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其次，这也表明，价值不只是一种精神中存在的概念；它具有一种现实的存在，价值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采取的特殊形式。由于这种形式就是商品。因此，这就决定了商品是马克思分析的出发点。马克思在他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最后著作之一中，把他论述的程序总结如下：

“……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并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现的形式上加以分析。在这里我发现，一方面，商品按其自然形式是使用物，或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这个观点来看，它本身就是‘交换价值’。对后者的进一步分析向我表明，交换价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的‘表现形式’，独立的表达方式，而后来我就来分析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2页）。

由于商品是为交换目的而生产的物，因此，商品具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被定义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比例。因而商品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但是，这是一种使人误解的说法。交换价值总是随时间、地点和环境不同而不同，一个商品所具有不同的交换价值，同它所交换的不同的商品一样多；在某种意义上，同它交换的每一商品也同样如此。因此，存在著使所有的相互交换的商品相等的某种东西。这就是说，交换价值是同它相区别的某种东西的表现形式。这种等量的共同因素不可能是商品具有的物理的或自然的属性，因为它们是异质的。在交换过程中，表示同质的某种东西，并且所有商品都具有唯一的共同属性，就是它们都是劳动产品。交换过程使生产商品的的所有不同类型的劳动在质上相同，生产商品的这种同质劳动叫做抽象劳动。价值就是抽象劳动的对象化或物化，价值的表现形式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因而商品不只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且还是使用价值和价值。

从庞巴维克以来，批评者们都把《资本论》第1卷开头几页的论证，解释成马克思试图证明价值的存在，典型的是认为，这一未被证明的证据是不充分的，因为马克思忽视了所有商品都具有其他共同属性。例如，所有用于交换的商品，对它们的需求相对都是稀缺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物就可以无偿地赠送，而不要进行交换），因此，在心理学上，即在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和供给的动机上，也能发现马克思所探寻的共同属性（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走的路线）。从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角度来看，这种论证是极为有力的，但是，它没有考虑到马克思极不相同的哲学传统；马克思并不是通过得出我们所体验到的全部现存的异质商品共有的某些（任意的）抽象属性，对价值的存在提出形式上的论证。相反，他分析的是实际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们之间的典型关系──一种商品同另一种商品的交换关系。这是因为：首先，政治经济学范畴是特殊生产关系的必然反映；其次，正是通过对这些范畴及其所采取的形式的批判性的考察，资产阶级关系的内容才得到阐述和揭露。形式上的、非辩证的分析永远领会不了马克思对价值的分析，因为它同所涉及的具体关系没有任何内在联系。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给库格曼的信中谈到：

“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我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仍然会包含有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证明，只不过是由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

在得出作为抽象劳动对象化的价值定义之后，马克思进一步对价值的计量作了考察。价值是用生产商品的平均的必要的时间单位，通过对抽象劳动的计量来计量的。因而，在所有生产者生产率普遍提高，劳动时间缩短时，商品的价值就下降。因此，商品价值的变动同对象化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量成正比，同生产这一商品的具体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在简要考察了同其表现形式相独立的价值之后，马克思进一步证明了交换价值是怎样成为价值的必然表现形式的。直到目前为止，这一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忽视；利用交换价值引申出交换价值，然后再利用价值引申出交换价值，这终究似乎还表明了某种循环论证。但是，这采取的又是形式逻辑的方法，它并不适合对本质和现象，或者内容和形式问题的说明。鲁宾对这一点作了评论：

“人们不能忘记、在内容和形式关系问题上，马克思采取的是黑格尔的观点，而不是康德的观点。康德把形式当作同内容具有外在关系的某种东西，当作从外部依附于内容的某种东西。从黑格尔的哲学观点来看，内容本身并不是形式上从外部依附于它的某种东西。相反，通过内容的发展，内容本身产生出已经潜在于内部中的形式。形式必然从内容本身中生长出来”。

事实上，马克思对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前辈，特别是对斯密和李嘉图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认为他们忽视了价值形式，把价值形式看作是外在于商品本质的某种东西。因此，他们不能理解劳动为什么表现为价值，为什么价值计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表现为货币额。马克思认为，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这种最抽象的同时又是资本主义最普遍的形式，没有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而被看作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的形式。因此，价值和价值量就同特殊的社会关系相分离，所作的分析就成为形式的，而不是辩证的。只有证明了价值怎样必然地表现为交换价值，才可能理解价值怎样表现为货币额，价值形式怎样含有货币形式的意义。因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同时也就是他的货币理论。

作为商品，劳动产品同时具有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但是，价值形式只是在一种商品同另一种商品交换时才表现出来。价值并不是离开同别的商品的交换、单个商品所固有的某种东西，而是反映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商品生产者劳动的社会性质只有在交换行为中才显露出来。因此，价值是一种纯粹的社会现实，它的形式只能在商品和商品之间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马克思把所作的这种考察称作“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在这种形式中，X量商品同A同Y量商品B相交换。由于商品A把它的价值表现在商品B上，所以商品A的价值相对地得到表现，商品A就处在“相对价值形式”上。相反，商品B成了表现商品A的价值的材料，商品B就是“等价形式”。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总是同时存在于价值表现中；在这一价值表现中，它们显然是互相排斥的。

首先考察相对价值形式。商品B是商品A的价值的物质对象，但是，商品并不只是物化劳动的量，因为这并不能赋予它们以不同于自然形式的价值形式。商品A的价值作为物化劳动，必定具有一种同商品A本身不同的客观存在；这样，商品B的物质形式就成了商品A的价值形式。只有不同种商品之间的这一等式，才揭示了创造价值劳动的特殊性质，因为正是交换过程本身，才把物化用于交换的不同种商品中的不同种劳动，归结为一般劳动的共同性质。进而，由于商品A的价值在商品B的使用价值上得到表现，这就产生了商品A的价值量的变化，并不必然地在相对价值量的变化中得到反映的可能性，反之亦然。（这种潜在性的发展包藏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核心。）其次考察等价形式。马克思指出了他所称作的等价形式的三个“特点”：第一，使用价值成为价值的表现形式。商品B表现商品A的价值，它根本不表现自身的价值；商品B的物质体是抽象劳动的对象化。第二，生产商品B的具体劳动成为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这就意味著，生产商品B的具体劳动尽管是个别人的私人劳动，但它同其他种类的劳动直接相等。第三，私人劳动采取了直接社会劳动的形式。这三个特点，即使用价值表现为价值、具体劳动表现为抽象劳动和私人劳动表现为社会劳动，是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关键。虽然商品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价值，但只有在它的价值取得了同它的使用价值形式相独立的和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时，它才表现这种双重作用。这种独立的表现形式就是交换价值。价值的性质使交换价值成为它的独立的表现；在交换关系内部，商品A的的自然形式只当作是使用价值，而商品B的自然形式只当作是价值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在对立被外在化了。

通过指出商品A不仅同商品B交换，而且也同商品C、D、E等交换，马克思把简单价值形式展开为“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式”，商品采用的等式形式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商品A显示了在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每一种其他商品表现为具有价值的物质对象，表现为一般人类劳动的特殊的实现形式。因而，同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截然相反，不是商品交换调节价值量，而是商品价值量调节商品交换的比例。然而，商品A的价值的一系列代表实际上是无止境的，并且不同于其他任何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由于存在著无数的等价形式，因此所有的具体劳动都表现抽象劳动，一般人类劳动没有一个单一的、统一的表现。

这通过倒转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引出“一般价值形式”就易于得到纠正。如果商品A把它的价值表现在无数的其他商品上，那么，所有这些商品也就把它们的价值表现在商品A上。这样，一种单一商品就被分离出来，表现所有的商品的价值，使每一种商品都同它自身的使用价值相区别，同所有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区别，以此表现出所有商品所具有的共同的东西。这一商品被称作“一般等价物”，它的自然形式是所有商品的价值共同承认的形式，是所有劳动的有形的代表，马克思称之为“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这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作为其他所有商品的价值形式，这种特殊商品就成了“货币价值形式”中的货币商品，这就完成了商品的价值表现同商品本身的分离。商品价值除了交换价值没有其他表现形式，而交换价值也只有在货币上得到表现。价值决不能用价值的实体即抽象劳动来表现，也决不能用价值的尺度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表现。价值表现的唯一形式和价值能够表现的唯一形式，就是货币商品及其量的尺度。正如马克思在1858年4月2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所指出的的：“从价值的一般特点……同它表现为某种商品的物质存在等等之间的矛盾中产生出货币这个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03页）。在早先论述价值和货币的手稿中，马克思在手稿的括号内指出：“往后，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法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法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的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因此，首先是弄清这样的说法：产品（或活动）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7页）。经济范畴是人类活动的反映，马克思把同一范畴的逻辑起源同历史起源相比较。他强调，历史上劳动产品作为商品形式的发展同价值形式的发展是一致的，在总体上他总是把他逻辑分析的结果同现实的历史发展的结果相比较。但是，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他也强调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之间的主要不同之处。他认为：

研究的方法“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之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资本论》第1卷，第23—2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马克思克服了他在价值和价值形式叙述上的巨大麻烦。马克思听从恩格斯对《资本论》第1卷校样的批评，写了第1章附录，《资本论》第1卷第2版和以后各版中，这个附录重新写进了第1章。第1版的这一附录是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最清楚的陈述（参看马克思：《价值形式》）。虽然马克思承认他的陈述是困难的，但是他认为，他对价值形式的分析不能被舍弃，“这部分对全书来说是太有决定意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11页）。这并不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不是“一些概念的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把商品形式看作是价值形式的这一抽象是一种现实的抽象，因为交换过程是现实的过程，由此而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产品相适应。这就意味著，不可能存在价值的先验规定，因为只有交换过程才使生产成为社会的，才建立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联系，并保证在交换中实现的价值是而且只是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的劳动的表现形式。商品的价值只有在商品的生产之后才能在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得到表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中，这另一种商品就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一旦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就能进一步从货币和货币的关系这一最高形式上，探讨了“价值规律”（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详细内容，通过对资本和资本积累范畴的阐述，最后探讨那些在资本主义表面上似乎同价值规律相矛盾的现象。与此相对应，在货币和货币关系的最高形式上，马克思也有了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怎样颠倒的，这种颠倒是怎样在意识中得到反映的根据。

价值与价格

为了使对象化在商品中的个别劳动时间具有抽象劳动的一般特征，一种特殊的商品必须采取对象化的、一般的劳动时间的形式。商品作为价值的一般性质和它作为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它本身的对象化才能得到解决；交换过程在物质上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同商品本身区别开来；这样，所有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就同作为表现它们价值形式的货币同商品对立起来。因此，马克思把价格定义为价值的货币形式，商品的价值在货币商品（例如黄金）量上得到表现。

货币商品也象价值尺度的作用一样，必然起著价格标准的作用。它能起到价值尺度的作用，只因为它本身就是劳动产品，因而在价值上潜藏著可变性；作为价格标准，尺度的稳定性显然是重要的。那么，为什么价格可能发生波动呢？这或者是因为商品价值已经改变，而货币价值保持不变；或者是因为货币价值已经改变，而商品价值保持不变；或者是因为这些变化的某种结合。因此价格总是对价值作出精确计量的假定是决不可能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的，在概念上这总是一种准确的尺度。但是，它只能表现为特定交换中的商品和货币之间的交换比率；由于涉及两个独立的商品，因此这种交换比率，既可能表示商品的价值量，也可能表示较大的或较小的货币量，因为它是在特定的交换环境中出售的。因此，价格和价值量很可能是不同的；马克思评论道：“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资本论》第1卷，第12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商品的价格代表了它的观念的价值形式，即同想象中的货币商品相等；但是，要使这个价值形式得到实现，必然进行交换。在这一意义上，价格形式既意味著商品同货币交换的可能性，也意味著这种交换的必然性；对这种交换的分析，为马克思进一步阐明资本概念提供了基础。一种通常的误解就是认为《资本论》第1卷谈的是价值，《资本论》第3卷涉及的是价格。情况正相反，《资本论》第1卷一开始就对价格形式作了阐述。然后，马克思再从所有资本共同性的角度，使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态发展。通过竞争过程，资本之间的差别要求价格形式进一步发展成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但是，这种竞争只有在对资本主义生产作了展开分析之后才能分析，因此，在《资本论》第3卷才作充分探讨。

劳动力

劳动力就是从事增加商品价值的有用劳动的能力。工人出卖给资本家换取货币工资的就是劳动力。劳动力同劳动是有区别的，劳动是人类生产力为改变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增加商品的价值的实际使用。劳动产品能作为商品买卖。但是，要对劳动本身即生产活动的买卖这一概念赋以确切的含义，却是不可能的。不能出卖劳动产品的劳动者必然出卖劳动力，并同意从购买者的利益出发和在购买者的指挥上消耗其劳动，以换取一定的货币量即工资。

劳动力范畴是在用劳动价值论解释余价值源泉中提出来的。资本家支付货币购买商品，然后又出售商品换得比他支付的货币更多的货币。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经常不断地出现，只是由于存在某种在使用时能够增加商品的价值的商品。劳动力就是这样一种商品，而且是唯一的这样一种商品；因为在购买和使用劳动力中，资本家榨取了劳动，而劳动就是价值的源泉。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来看，剩余价值的源泉在于资本家付给劳动力的价值，小于他们所榨取的由劳动加到商品上去的价值。对剩余价值的其他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资本家按低于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或者按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但是这只能解释个别剩余价值，而不能解释整个生产体系的剩余价值，因为用这种方法获得的价值肯定是其他一些商品生产者失去的价值。

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前提条件就是“自由”劳动者阶级的出现：首先，他们有“自由”处置自己劳动力的合法权力，以在交换这一限定的阶段中同潜在的购买者谈判；其次，他们同样也享有不掌握或支配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自由”。因此，劳动力现象要求消除奴隶制和农奴制，消除对人们在交换中处置自己劳动力权力的一切限制。它也要求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这样他们就不可能生产和出售他们的劳动产品，从而迫使他们为了生计而出卖劳动力。

尽管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力表现为市场上的一种商品，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同其他商品不同的特点，并引起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些重要矛盾。首先，尽管劳动力表现为市场上出售的一种商品，但是这一商品的生产却同其他商品不一样。劳动力的生产是工人作为人的生物上和社会上的再生产。这一复杂的再生产过程涉及在总体上和资本主义关系或商品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例如，在极为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是由不拿工资的家务劳动再生产出来的；在较不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常常是由残存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出来的。这些过程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观念形态；纯粹的资本主义关系的逻辑不可能完全地和自行地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

其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它创造价值的能力。劳动力同其它商品不一样，为了使用劳动力，购买者即资本家必然同出售者即工人之间建立一整套全新的关系。从劳动力中榨取劳动，引起了购买者和出售者之间超出通常谈判商品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工资）范围的附加的斗争条款；引起了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上的斗争。这些对抗阶级的斗争，本质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上的和政治上的问题。

最后，劳动力的出售使得工人同他或她自己的生产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转到了资本家手中）相异化，同对劳动产品的控制相异化。在劳动力商品出现后，商品形式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再现为工人同他或她的劳动和产品的异化。

尽管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在对价值理论的有条理的阐述上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没能解决“劳动的价值”这一概念所固有的混乱，在有些场合“劳动的价值”指的是工资，在其他一些场合指的却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马克思通过把劳动概念分解为劳动、劳动力这一对概念，消除了这种混乱（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3节和第17章）。这就使我们明白，出卖劳动力来换取资本家的工资这种交易，发生在生产之前，发生在产品中价值的出现之前；这也使我们明白了资本主义生产占有剩余价值的确切机制。马克思把区分劳动和劳动力的这一发现，看作是他对经济科学作出的最重要的积极的贡献。

劳动过程

在最简单的意义上，劳动过程就是劳动据以物化或对象化在使用价值中的过程。在这里，劳动就是从事劳动的人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自然界的要素由此而按照一定的目的被有意识地改变了。因此，劳动过程的要素有三方面：第一，劳动本身，即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第二，劳动所作用的对象；第三，用于从事劳动过程的资料。通常由先前的劳动过程所提供的那些劳动对象被称为“原料”。劳动资料既包括基础结构或同劳动过程间接相关的要素（渠道，道路等等），也包括如工具这样的劳动借以影响劳动对象的直接要素。它们总是以前劳动过程的结果，它们的特点既同劳动发展的程度有关，也同劳动在其中完成的社会关系有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一起被称作“生产资料”。由于劳动的作用而改变了劳动对象，这就是使用价值的创造；我们同样可以说，劳动已对象化了。由于生产资料就是劳动过程所消费的使用价值，因此，这一过程就是“生产消费”过程。由于使用价值由此而被生产出来，因此，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看，所完成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

劳动过程是人类生存的条件，这对所有的人类社会形式都是共同的：人们一方面依靠他们的劳动这一主动要素，另一方面也依靠自然的、无生命的世界这一被动要素。但是，为了理解劳动过程中不同参与者相互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对劳动过程在其中发生的社会关系作一考察。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也购买劳动力。然后，资本家是通过使劳动力的承担者（工人）在他们的劳动中消费生产资料而“消费”劳动力的。这种劳动是在资本家监督、指挥和控制下完成的，所生产的产品是资本家的财富，而不是直接生产者的财富。劳动过程只是资本家已购买的物和物之间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的产品就属于资本家。

这些产品对资本家具有使用价值，只是因为它们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目的就是生产在价值上超过生产过程中消费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价值的商品。因此，这种生产过程既是创造使用价值的的劳动过程，也是创造价值的增殖过程；增殖过程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存在著差额。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关键，就是把劳动力的价值同劳动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费所增殖的价值区别开来。只有后者超过前者，剩余价值才可能创造出来。再者，资本控制了劳动力，这是由于人们在历史上同生产资料分离开了，因此人们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工资，只能进行工资交易。而资本家控制劳动，这是因为劳动力的使用是在资本家监督下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工人阶级被迫完成比维持他自己生存所必需的更多的劳动。因而资本是一种强制的社会关系。

劳动过程涉及的是生产的质的运动，是具有一定目的和内容的、生产某种特殊产品的过程。从量的观点来看，价值创造过程把这一过程中的所有因素都看作是一定量的对象化的劳动，对象化的劳动以一般等价物为单位，按照社会必要的持续时间加以衡量。任何商品生产过程都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统一。一旦价值创造过程超过一定点继续下去，我们就有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形式，或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即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

在现代许多论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马克思主义论著中，在用语上存在著某些不准确之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往往被确定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而不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坚持区分这两个过程，对于坚持为人熟悉的马克思主义使用价值和价值过程的两重性是重要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具有类似的双重特点。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看，生产资料是用于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资料，工人在实体上同生产资料发生联系，生产资料成为劳动活动对象化在产品中的本质要素。然而，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看，生产资料就是用于吸收劳动的资料。在工人消费作为生产活动物质要素的生产资料（劳动过程）的同时，生产资料也消费劳动，以使价值得到增殖（增殖过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一旦资本家的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就立即转化为资本家对其他人的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即有私人财产权证明为正当的、并最终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强制力量维护的所有权。已经对象化的劳动或死劳动和运动中的劳动力或活劳动之间关系的这种颠倒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反映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就是对以生产资料价值为一方和以他们所拥有的自行增殖的财产即资本为另一方的混淆。这样一来，就把生产资料看作是具有生产能力的，而实际上只有劳动才能够生产出东西来。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使用工人而不是相反情况的这一阐述，强调了劳动对资本的从属。马克思（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区分了他称作的“劳动对资本从属”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同前资本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历史这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阶段相适应。第一种形式出现于资本主义从以前的生产方式产生的过程中，它涉及的纯粹是榨取剩余价值方式上的转化。为了描述这种在迄今为止劳动得以完成的同样的生产技术基础（相同的生产力水平）上劳动从属于资本的过程，马克思把这称作“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所有的个人之间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封建城市中行会生产和封建乡村中农民生产的特征都在现金交易中瓦解了；由此，不同的商品（劳动条件商品和劳动力商品）所有者相互之间只是一种以买卖为基础的关系，只是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相互对立的关系。由于这种“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并没有改变劳动过程本身，因此榨取剩余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延长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工作目的长度。马克思认为，形式从属是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在英国它存在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最后30年，在这一时期，劳动过程最初以协作为特征，后来又以工场手工业为特征。但是，随著机器和大工业的出现，劳动过程本身不断地发生转化，或者说发生了追求生产率提高的革命化。机器成为劳动过程的主动因素，它把连续的、统一的和重复的任务强加给劳动，并使强制的严格的工厂纪律成为必需。科学知识作为机器使用的必然的伴随物，创造了一种新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等级制度，先前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分工被消灭了。马克思把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及其生产称作“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并把它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联系在一起。英国进行“产业革命”之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就不断地转化为追求价值积累的劳动过程，一般地说，这标明资本主义已成为一种成熟的生产方式。

在马克思论述这个问题的著述之后，大约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几乎没再作过分析。部分的原因或许是因为马克思的分析极为成功。马克思逝世以后，工厂生产的发展似乎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著述。尽管有萧条、法西斯主义和世界大战等等，但是，在追求生产力增长中对科学的利用，还是引起了资本主义极其巨大的增长；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存在著这样一种倾向，即把先进资本主义的技术看作是劳动过程的必然的组织形式，而不论社会生产关系为何。这就是说，技术被看作是中性的，而它的独裁主义和等级制度的本质则被看作是占优势的生产关系的机能。这同一种不同的观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把历史解释成受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技术的发展被看作是一种平稳的、直线的前进过程，它决定了特定的时间点上的合适的生产关系。技术而不是阶级斗争成为历史的动力。列宁在热情地把弗雷德里克·温·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作为苏联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时，极大地推进了这两种观点。1918年列宁对泰罗制的评论就是：

“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在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70—171页。）这种策略对苏维埃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起了步人后尘的影响作用，因为苏维埃的劳动过程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对手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回顾起来或许并不令人惊讶，1929年到1932年苏维埃工业化就是依靠大规模引进资本主义技术，然后再对这些技术进行模仿；在复制接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创新的任何事物方面，苏联始终存在著难题。如果要想说明技术是如何地由阶级关系决定而不是适得其反的话，那么这倒是一个十分清楚而又有争议的事例。

历史上“技术主义”概念在西方所产生的主要后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对正在变化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分析变得停滞不前了，从而使各式各样的后资本主义或后工业的社会学应运而生，这些社会学为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更是如此。但是，从60年代末以来，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力逐渐转到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重新发现上来，这成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分析复兴的组成部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布拉维尔曼著作的出版，证明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程和阶级结构演变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布拉维尔曼的分析结构围绕著作为资本主义根本动力的资本积累，恢复了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扩大和劳动贬黜同时发生的理论。关于前者，布拉维尔曼的分析涉及垄断资本主义，他强调垄断资本主义中管理和机械化的发展所具有的特别的重要性。寡头大公司的出现、市场结构的变化和国家经济活动的发展，综合成这样一种分析思路，即证明资本结构的变化产生了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布拉维尔曼特别强调劳动后备军的特征和构成的变化。强调性别上分工的重要性，以及强调在办公室工作和劳务产业的劳动过程和职业上的变化。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对劳动的贬黜，特别是对手艺劳动的贬黜，因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结构不断关心的是使劳动变得低廉，关心的是通过排除有碍于资本实现其重新组织生产的企图的一切技能和知识来保证对劳动过程实行有效的控制。布拉维尔曼认为，这后者构成了通过对手艺技能的贬黜而形成劳动对资本实际从属的一般趋势。

对布拉维尔曼著作的批判大体上集中在：他试图把现代工人阶级看作是一个“自在”阶级，而不是一个“自为”阶级，从而避开了对工人阶级意识、组织和活动进行全面的分析。人们认为他的这种方法使工人阶级仅仅成了资本的对象，即被动地适应著增殖动态的变化，这就忽视了在生产的一定点上阶级斗争是理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发展的关键的方法。此外，还可以认为布拉维尔曼的分析表明资本家的控制和统治完全和全部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进行的，而没有考虑到政治关系和资本主义国家机构的意义；如果把生产内部的阶级关系看作是经常地对资本产生疑难的关系，那么，就可以把政治机构和过程看作是能使这些关系保障资本安然无恙的东西。

尽管布拉维尔曼著作中的工人阶级不论在生产过程内部还是在生产过程之外都具有被动性，但是，他的著作对于使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注意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来说，以及为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中心论题提供了焦点和参照点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社会必要劳动

关于价值量的衡量的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中写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资本论》第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此，社会必要劳动是抽象劳动即价值的实质的同义语，它的衡量是按时间单位计算的。这个词是和个别劳动对照而言的。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不同公司进行生产，技术效率的程度不同，生产工艺也不一定相同。随之，每个公司生产商品所需要的个别劳动时间就会不同。但是，不管商品来自什么生产过程，它是按同一价格出售的。显然，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经营得法的公司，比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经营不当的公司，将从每一产量单位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作为利润。市场价值和个别价值的差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刺激著不断引用新的生产方法，每个公司都尽量降低个别价值，以便在竞争中对对方占优势。

对于生产一种商品为社会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不可能根据某种特殊的“平均”的生产技术，先验地确定为某种物化劳动量。根据相同的理由，价值只是作为一定数额的货币的交换价值的形式出现；市场价值是竞争过程的产物，它本身是下列事实的结果：只有通过市场交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商品生产者的社会联系才得以建立，因此，只有通过货币，私人劳动才具有社会劳动的形式。

究竟市场价值决定于市场的某种平均过程，如以上所说暗示的，还是决定于最经营得法的公司的个别劳动时间，有时还不清楚。答案有两种：价值的决定不是一种静止的平衡状态，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刚一确定，由于经营不当的生产者的破产和经营得法的生产者的革新，它又发生变化。

剩馀价值

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的特殊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剩余采取利润的形式，剥削产生于工人阶级的纯生产额出售所得比工人作为工资所得要多。因此，利润和工资是剩余和必要劳动在受资本雇佣时具有的特殊形式。但是，利润和工资都是货币，从而只是劳动通过一系列历史上特定的中介作用（其中剩余价值概念具有决定性作用）对象化的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商品生产形式，的确，是最普遍的商品生产形式。因此，产品的生产是为了按价值出售，价值是通过价格形式，那就是说，作为一定数量的货币衡量来实现的。产品属于资本家，他从产品的价值和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本的价值的差额中获得剩余价值。资本分为两部分：不变资本，相当于在生产过程中只是转移到产品中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可变资本，用于雇用工人，工人被付给他们所出售的劳动力的价值。其所以叫可变资本，是因为从生产过程开始到结束，它的数量是在变化的；作为劳动力价值开始的东西却以劳动力发挥作用所产生的价值而告终。剩余价值就是二者的差额，即资本家没有付给等价物作交换而占有的工人所生产的那部分价值。这里，没有不公平的交换；然而，资本家得以占有无偿剩余劳动的成果。

其所以可能如此，因为劳动力是具有能够创造价值的唯一特殊的商品。因此，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成分。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被使用掉（消耗掉），它们的使用价值体现在生产过程中，而且将以新的形式在产品中重新出现。它们的价值只是转移到产品价值中去。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也被消耗掉，但劳动力的消耗就是劳动本身。既然劳动在商品生产中具有既是具体劳动，又是抽象劳动的二重性，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也具有二重性：劳动力既有能够创造使用价值（具体劳动）的使用价值，也具有能够创造价值（抽象劳动）的使用价值。资本家感兴趣的就是后者。当劳动力消耗掉的时候所产生的价值是新的价值，只是预料这种新的价值将大于他们的劳动力的价值，资本家才雇用工人。工人阶级是由除开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人们组成的。因为工人没有接近生产资料的其他途径，为了糊口必须出卖点什么，他们就势必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而且无法自行利用它的创造价值的特性。所以，工人们不是在劳动市场中受不等价交换的剥削，因为他们是按价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他们却是通过被迫加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阶级地位受剥削的，剥削实际上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虽然每一单个的雇佣劳动合同，像任何其他自由交换合同一样，不是强加于当事人双方的，工人们却根本无法不去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办法谋生。所以这种自由虽然从单个的雇佣劳动合同来看是真正的自由，实际上是马克思所谓工人的双重的自由：出卖他或她的劳动力的自由或是挨饿的自由。

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大大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早期作者的分析。后者，特别是李嘉图倾向于认为剩余价值产生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劳动和工资的不公平交换。工人被迫低于它的价值出卖他们的劳动；那么，剩余产生于交换。但是，马克思对劳动和劳动力作了区分，就能说明如何在不存在不公平交换的条件下，劳动力能够按它的价值被出卖并在生产中产生剩余价值。这样，他证明，资本主义剥削，像以前一切生产方式中的剥削一样，产生于生产过程中；确定公平交换比例，并不能消灭剥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地位是阶级地位，取决于能否取得生产资料，而不是如后来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取决于个人收入，因为个人收入是交换合同的个别协商的结果。

既然价值是一定的量，剩余价值的数额也是一定的量。一个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是他或她生产的价值和他或她的劳动力的价值的差额。前者决定于特定的工人参加的劳动过程的条件以及它的产品的市场。后者决定于个别的劳动过程以外的劳动市场条件以及工人消费的必需品的价值。价值规律倾向于保证不同生产部门的工人生产的价值相同，劳动市场的竞争倾向于保证劳动力有平均价值，至少是对于普通劳动。这样，我们就可以谈一种经济的平均剩余价值率，其中剩余价值率（有时称剥削率）规定为下列比率：

剩余价值

s/v= ────

可变资本

如果熟练劳动生产的价值被认为是非熟练劳动的若干倍，并得到与此相称的额外报酬，即使这样，它的剩余价值率也保持不变。

虽然工人所产生的价值可以这样区分，那么工人创造价值所花费的时间也就可以这样区分。因此，工作日可以同样区分为两部分：必要劳动，在这段时间内工人生产他或她得到的工资的等价物；剩余劳动，在这段时间内，工人只是为资本家而生产。显然，这两部分这样区分，那么，剩余价值率就是：

剩余劳动　　工人为资本家工作花费的时间

S/V= ──── = ───────────────必要劳动　工人为个人消费而工作花费的时间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可以看作是资本家极力提高剩余价值率而工人则极力反对以致彼此斗争的历史。这发生在两种主要的情况下。第一，榨取绝对剩余价值，涉及通过扩大每个工人所生产的全部价值而不改变必要劳动的数量，来提高剩余价值率。这可以通过在强度上或长度上延伸工作日来实现，但是二者不仅遇到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反抗，而且有自然的限度，因为整个资本（即使不是个别资本家）所依赖的阶级的健康状况由于劳动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高和工资过低将日益恶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847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博爱的资本家以及在长远利益上跟小资本相对立的大资本三者结合在一起，使10小时工作日的法案得以通过（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8章特别是第6节）。

当榨取绝对剩余价值达到极限的时候，增加每个工人生产的全部价值的另一种办法，是按对资本更为有利的比例来分配相同的量，那就是说，在工作日的时间不变的条件下来进行重新分配，使更多的时间可以作为剩余劳动时间而被资本所占有。这就需要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那就是说，降低劳动力的价值。这就是榨取相对剩余劳动，可以通过两种办法实现。必须减少工人所消耗的使用价值的数量，或是缩短生产同等数量的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前面这种方法将遇到榨取绝对剩余价值所遇到的那种限度；工人阶级的反抗和它的身体条件的恶化。后面这种方法使资本主义成为迄今为止最有生气的生产方式，不断改变它的生产方法和实行技术革新。因为只有通过技术改革，生产特定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能缩短。生产率由于实行死劳动以机器的形式取代活劳动的新的生产方法得到提高，使生产的个别商品的价值降低。如果这种情况涉及其价值在劳动力的价值中有所反映的商品，即构成工人的部分消费品的商品，劳动力的价值就会下降，更大一部分工作日就可能花在剩余劳动方面。

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导源于一切资本分享某一生产工人的消费品的部门中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好处。这种分享是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竞争的产物。一旦竞争者都采用新技术，产品价值下降，那革新的资本家的额外利润便逐渐消失。如果革新是在工资商品生产部门，这种好处便以降低劳动力价值的形式为一切资本所分享；如果革新是在终于进入工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方面，效果将同样被感到，因为工资商品的价值将同样缩小。然而，如果革新是在专为资本家消费而生产的部门中，或是在生产专供这种部门使用的生产资料的部门中，最后的结果就不会是剩余价值率的变化，而只是某些奢侈品价格的降低。

所以，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就资本家来说，并不是作为一个自觉过程而发生的，资本家的目的在于减少他们自己的单独成本以便增加他们自己的利润。竞争将促使他们丧失他们对他们的竞争者所取得的直接的利益，因为任何好处最后将在一切资本中间普及。究竟最后结果是不是榨取相对剩余价值──那就是说，产品是不是能对劳动力价值有任何影响──对于个别革新的资本家是无关紧要的。在两种场合下，他都受竞争势力的约束，最后丧失一切个人优势。

许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都可以从榨取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的角度加以考察。虽然前者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特点，二者携手并进，随著技术的改革，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又为榨取绝对剩余价值新的势头奠定基础。许多过程也能分析为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的混合物；例如，已婚妇女参加有酬工作，这既容许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因为她们的低工资代表劳动力的较低的个人价值，这同时也为榨取绝对剩余价值打下基础，因为更多的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整个家庭完成的，而她们的成本再生产和资本付酬的必要劳动量并没有相应地提高。

剩馀价值与商业利润

资本家垫付货币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工人们借助生产资料生产一种新的商品以后,资本家通常出卖商品取得的货币比他垫付的要多。马克思用M—C—M′（货币—商品—货币）的公式来表示这个过程，M，即出售商品获得的货币超过M，即垫付的货币。如果支付和取得的价格与价值相当，额外的货币就是剩余价值，它在这种表现形式下相当于传统会计项目的毛利，即销货收入超出出售的商品的直接成本的那一部分。马克思认为，就整个资本来说（而不是就个人资本来说），从价值观念来规定的全部剩余价值相当于从价格观念来规定的全部利润，即使每一件商品的价格并不等于它的价值。和马克思的其他原理同时存在的这种“相当于”的可能性一直是生产价格和转化问题理论中的争论问题。

劳动价值理论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的剩余价值的来源是工人的无偿劳动。工人平均每天（或小时，或任何单位劳动时间）生产一定数量的货币价值，但他所得到的工资只是这个价值的一部分的等价物。所以，工人只是被付给工作日的一部分的等价物，在其他部分即无偿部分中生产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工资的形式使这个事实模糊起来，因它使人感到工人每小时都到报酬，但是，从劳动价值理论来看，一部分劳动被耗费掉，工人都没有得到等价物，因此，它是无偿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对工人的剥削，并不违反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和法律，资本主义社会把工人看成是一种商品即劳动力的所有者，只有在市场上的交换中他能保证这种商品的全部价值，才受到保护。但是，既使工人被付给劳动力的全部价值，这个价值还是低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因此，从一种社会观点来看，他们的一部分劳动被资本家阶级作为剩余价值占为己有。

工资被工人们用于自身的再生产。与工资相当的劳动时间可以认为是生产为工人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如果我们撇开不以商品关系为中介的对社会劳动再生产的贡献，例如家庭和家务劳动，或在非商品生产方式中耗费的劳动，总工资就相当于生产者本身的再生产的必要劳动，剩余价值则相当于社会剩余劳动。从社会再生产的观点来看，我们把剩余价值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劳动具有的特殊形式。因此，资本家阶级占有剩余价值乃是占有剩余劳动的一种特殊方式。资本主义社会象其他阶级社会一样，建立在特定阶级占有社会剩余劳动的基础上。能够发展的一切社会，都生产一种剩余，从而也都使用了剩余劳动；在一切阶级社会中，剩余劳动都被一个阶级通过某种剥削方式所占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的剥削形式就是通过剥削雇佣劳动占有剩余价值。

资本家被迫放弃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向土地所有者交纳的地租。全部剩余价值中剩下归他的那部分，对于资本家来说，就是利润。这种利润一部分还要支付给其他人。资本家要对非生产劳动付给报酬，非生产劳动包括监督生产和维持生产秩序以及推销商品的工作。如果资本家以借款作为生产经费，那么一部分剩余价值就要作为利息支付给贷款人。在这些支付之后，资本家口袋中剩下的，马克思称之为企业利润。国家可以对这种剩余的利润课税，取得其中一部分。

在运用常规的利润核算方法时，必须找出每一种方法究竟包括哪一部分剩余价值量。马克思通常用“利润”一词表示全部剩余价值，因为他在他的许多分析中，撇开了地租、利润进一步分化出利息、商业利润，等等（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1—4章，第21—24章）。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投资的平均利润率被看作是“正常利润”或“利息”，或“资本服务的要素成本”；而“利润”或“经济利润”一词是专供垄断或革新的额外利润用的。在这个意义上，正常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剥削

剥削这个词是马克思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一词的：一个是一般的意义，即为潜在的利益而利用某种东西；比如开发自然资源、利用政治形势或利用道德伪善，他曾写道：“身为父母的工人，令人十分愤慨地象十足的奴隶贩子那样贩卖儿童。……资本主义的伪善们，却在那里攻讦这种他们自己一手造成、使之永存并加以利用的兽行”（《资本论》第1卷，第434—435页中的注12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剥削是一个实用的、包罗一切并具有独特辩论力量的贬义词，马克思就把它主要用于攻击资本主义。

它所具有的另一个更确切的含义，使它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主要概念。在任何社会中，只要其中的生产力的发展超出维持人们生存的最低限度的需求，从而有潜力发展、改变和维持自然的代谢，生产的剩余便可能产生剥削，这是阶级社会的基础。当一部分人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归另一部分人支配时，就出现了剥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各个阶级的存在虽只是就彼此的关系而言的，但这种关系则取决于一定生产方式中存在的剥削形式。是剥削导致了阶级冲突，因此，不同类型的社会，其中的各个阶级以及为任何社会提供动力的阶级冲突，都可以具有产生剥削的独特方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剥削表现为工业资本家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但其它的剥削阶级或阶层也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是靠所有权，因而资本主义的被剥削的阶级即无产者，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来维持生存，虽然他们所拥有和出卖的劳动能力的具体素质也把他们分为若干不同的部分。

资本主义不同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资本主义的剥削通常并不采取直接的暴力干预，也不利用非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的具体特征，特别是它与交换过程相联系的方式而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其所以产生剩余价值，是因为资本家用与工人劳动力价值相等的工资来购买工人的劳动能力的，但是由于资本家控制著生产，所以他们榨取的劳动大于他们所付工资的等价物，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剥削看作是由劳动与工资的不等价交换造成的，马克思与他们不同，在他看来，劳动与劳动力是有区别的，后者按其价值进行出卖，而前者则创造了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剥削是在参与者背后，是在自由和平等交换的虚伪口号下进行的。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但如果让我们）同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著‘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资本论》第1卷，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但“赚钱”恰恰是资本家的剥削。它的秘密引起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且马克思揭露了这一秘密以来，传统的经济学仍一直致力于再次掩盖其真相。以前的生产方式并不需要上述的脑力劳动去揭露、展示和重新掩盖其剥削方式，因为在以前的各种社会中，剥削方式是很明显的，付出多少天劳动，或统治阶级的代表索取多少谷物。资本主义是唯一把它的剥削方法隐藏在交换过程背后的社会，因此，为了洞察它，就必须对社会经济过程进行研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使用的或适用于这种生产方式的计量剩余价值的方法，也掩盖了剥削。因为利润率（S/[C+V]）是剩余价值同包括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全部预付资本相比来衡量单个资本获利的大小的，即它是根据全部预付资本的量来占有剩余价值的份额的。但是随著资本的扩大，利润率会下降，从而掩盖了剥削率会同进上升的情况，剥削应定为为剩余对必要劳动之比，所以剩余价值率是S/V（剩余价值/可变资本）。

资本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什么是资本了。首先，资本，不论其形式是货币，是机器、原料、厂房，还是制成的商品，都具有壹定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是用来为生产新的价值，生产剩余价值服务的。资本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和厂房都是资本。但是，机器和厂房是否永远都是资本呢？当然不会。如果整个社会的经济都是协作经济，如果它是为自己而生产的，那么，不论是机器，还是原料，都不能算是资本，因为它们不是为少数富人榨取利润的工具。这就是说，机器只有在被资本家阶级私人占有时，并被作为剥削雇佣劳动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时，才成为资本。在这里，价值的形式并不重要；这种价值可能表现为金币形式，也可能表现为纸币形式，工人用它们来做工，也可能表现为原料的形式，工人们用它们制造出商品，也可能表现为制成的商品的形式，以后再把它卖掉。但是既然这种价值是用于生产剩余价值的，所以它就是资本。

资本常常脱掉壹种外壳和穿上另壹种外壳。确实如此，我们且看这壹过程是怎样完成的。

1．资本家还没有买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但是，他极希望雇用工人、置备机器、弄到上等的原料和煤炭，以便能够开工生产，等等，暂时他手里除了钱之外，还什么都没有。在这里，资本表现为货币形式。

2．资本家带著这笔钱来到市场（自然不是他自己去；为此有电话和电报，许许多多的奴仆等等）。在这里购买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本家回到工厂，钱是没有了，但是却有了工人、机器、原料、燃料。现在所有这些东西已经不是商品了。它们不再是商品，因为不再把它们拿到市场去出卖了。钱变成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货币的形式去掉了，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工业资本的形式。

接著开始工作。机器开动了，轮子旋转起来，操纵杆在来回搬动，男女工人汗如雨下，机器在磨损，原料在消耗，劳动力在耗尽。于是，3．所有这些原料，机器的磨损部分，提供劳动的劳动力，慢慢地变成了壹堆堆商品。这里资本又脱离了工厂原有的实物形式，而以壹堆商品形式出现。这就是商品形式的资本。然而，经过生产之后，资本不但改变了自己的外形，而且还增加了自己的价值。因为在生产中，又多出了剩余价值。

4．但是，资本家强迫生产商品并不是为了自己使用，而是为了市场，为了出卖。堆积在他的工厂仓库里的货物壹定要卖出去。起初，资本家是以买主的身份到市场去。现在，他应当以卖主的身份去。起初，他手里拿的是钱，他想得到的是商品（生产资料）。现在，他手里拿的是商品，他想得到的是钱。壹旦他的商品被卖掉了，那么，资本就从它的商品形式再次跳到货币形式。然而，资本家得到的货币数量，已经不同于他当初付出去的数量了，因为外加了整个剩余价值的数量。

资本的运动并没有到此结束。增加了的资本再次周转，获得了更大数量的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的壹定部分并入资本，又开始新的周转，如此等等。资本象壹个雪球，越滚越大，随著每壹次的滚动，剩余价值越来越多。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发展和扩大。

资本就是这样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和到处扩散的。资本之所以能迅速增长，是因为其特殊的属性。当然，壹个阶级剥削另壹个阶级的现象以前就有了。可是我们拿农奴制时的地主或奴隶制时的奴隶主为例。他们骑在他们的农奴和奴隶的头上作威作福。农奴和奴隶生产的壹切东西都被地主、奴隶主自己，或被他们的仆从和大量的食客吃光、喝掉和穿光了。那时商品生产还很不发达，商品也没有地方去卖。就是说，如果地主或奴隶主强迫自己的农奴和奴隶生产出堆积如山的面包、肉、鱼等等，那么，他们的这些东西就会烂掉。那时的生产只以地主及其奴仆们的肚皮需要为限。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则完全是另壹种情形。这里的生产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利润。这里生产商品，是为了出卖，为了赚钱，为了积累利润。利润越多越好。因此，资本家阶级疯狂地追求利润。这种欲望是无止境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轴心，是主要的推动力。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

现在有必要看壹看，资本主义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究竟好还是不好。任何壹件东西，只有在它的各个部分都互相配合得十分严密时，才是坚实和完好的。我们拿钟表的机械为例。只有每壹个齿轮互相咬合得在壹起时，表才能准确无误地走动。

现在来看壹下资本主义社会。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在结构上远不是象想象的那样坚固。相反，它包含著巨大的矛盾，有著巨大的裂痕。首先，资本主义制度下缺乏有组织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只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每壹个企业家、资本家（或资本家同盟）在生产商品时是互不通气的。工厂主强迫工人生产不是看整个社会需要什么，而仅仅是盘算著获取更多的利润和在市场上打败自己的竞争者。因此有时商品生产得过多（当然说的是战前时期），找不到销路（工人买不起，因为没有足够的钱）。于是就出现危机：工厂倒闭，工人流落街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引起了市场的斗争：每壹个人都想夺走别人的所有买主，把他们引诱过来，自己独占市场。这种竞争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从两个工厂主之间的斗争开始，壹直到资本主义各国为在全世界瓜分市场而发动世界大战为止。这里，资本主义社会的壹些组成部分不但相互牵扯著，而且相互直接冲突著。

因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第壹个基本的不协调性，这壹点已在危机、竞争和战争上表现出来。

资本主义社会第二个基本的不协调性是它的阶级结构。要知道，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不是壹个社会，而是两个社会：壹个是资本家，另壹个是工人和贫民。二者处于经常的、不可调和的、无休止的敌对之中，这种敌对叫做阶级斗争。在这里，我们又壹次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各种不同部分不但互不配合，反而彼此处于不断的冲突之中。

资本主义不会毁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这样壹点。我们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即在研究资本主义如何随著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时，如果我们发现它的不协调性变得越来越少，那我们就可以祝它还能长命百岁；相反，如果我们发现随著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部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剧烈地互相排挤，这个社会里的裂痕将不可避免地变为深不可测的鸿沟，所以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

小生产与大生产的斗争

（壹）小生产和大生产在工业中的斗争。拥有上万名工人和设有巨大而奇异的机器的大工厂并不是壹向就有的。它们的出现是逐渐的，并且在几乎完全破产的手工业和小工业的残骸上发展起来的。要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首先必须注意到这样壹种情况，即在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争夺买主的斗争即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斗争中谁能得胜呢？谁能把买主拉到自己壹边，并且使他离开自己的竞争者（对手），谁就是胜利者。而要能把买主拉到自己壹边，主要靠的是使自己的商品价格更加便宜1。而谁又能以更便宜的价格出卖商品呢？这就是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很明显，大工厂主比小工厂主或手工业者能以更便宜的价格出卖商品，因为他的商品价值比较低。大生产在这里具有大量的优越性。首先，大生产的优越性在于，企业资本家能够装备较好的机器，使用较好的工具和各种器械。手工业者、小业主的日子很难过，壹般都用手摇机床干活，他们连想都不敢想那些先进的大机器，因为他们没有添置机器的这笔钱。小资本家也同样没有力量采用最新式的机器。因此，企业越大，技术就越完备，劳动就越有成效，厂主在制造每壹件商品上的花费也就越少。

在大工厂里，甚至有自己的科学实验室，经常进行各种新的发明，并且把科学同生产结合起来。这些发明属于本企业的秘密，只供本企业享用。在小生产和手工劳动的情况下，几乎事件产品都是由同壹个工人来做；在用机器劳动和很多工人的情况下，壹个工人只做产品的壹部分，另壹个工人做第二部分，第三个做第三部分，等等。这样，工作进展就会大大加快（这就叫分工）。这方面的优越性如何，下面就是这份材料。制造十个犁。手工方式制做：总共用两个工人，干十壹种不同的工作，共用了壹千壹百八十个小时，得到五十四元。用机器制做同样的东西，有五十二个工人，分九十七种工作（工人愈多，工作的分类就越多）：工作了三十七个小时二十八分钟，得到七点九元（可见时间花费少得多，劳动价值也便宜得多）。制造壹百个钟表齿轮。手工方式制做：有十四个工人，分四百五十三种工作，用了三十四万壹千八百六十六个小时，得到八万零八百二十二元。机器制做：有十个工人，分壹千零三十八种工作，用了八千三百四十三小时，得到壹千七百九十九元。织五百码方格布。手工方式：有三个工人，分十九道工序（不同的工作），用了七千五百三十四个小时，得到壹百三十五点六元。用机器：有二百五十二个工人，分四十三道工序，用了八十四小时，得到六点八壹元。这类的例子是可以举出很多的。除此之外，很多生产部门，如机车、战舰的制造和采矿业等等，只有依靠高度的技术才能管理，这是小企业主和手工业者所完全办不到的。

大生产在各方面都能节省，如厂房、机器、原料、照明和取暖、劳动力、废物利用等等。确实，我们假设以壹千个小作坊和壹个与这些小作坊生产能力相等的大工厂来比较，建设壹座大而好的厂房要比建壹千座小的要容易；原料分散在壹千个小作坊里损耗就比较大（丢失、浪费等等）；壹个大工厂的照明和取暖比壹千个小屋子更容易解决；诸如收拾、打扫、守卫、维修等等也比较容易。壹句话，大工厂里在各方面都比较经济节省。

在购买原材料和生产上所必需的壹切物品时，大经济也处在有利的地位。按批发价购买商品比较便宜，而且质量更优良；况且大工厂主很了解市场，知道在哪里购买更便宜。同样，小企业在出卖它的商品时总是吃亏。大工厂主不但很了解什么地方能高价出售（为了这个目的，他拥有自己的跑外代表，他经常与交易所打交道，在这儿收集各种商品销路的情报，他几乎与全世界都有联系）；除此之外，他还能够等待时机。譬如，如果他的商品现在价格低，他可以把这种商品放在仓库里存起来，等价格上涨以后再拿出来卖。小业主就不可能这样做。他靠卖东西为生。他壹卖掉商品，就立即拿所得到的钱来维持生活，因为他没有剩余。所以他无论如何也必须把商品卖掉，否则他就要饿死。很清楚，他会因此而受到很大的损失。

此外，大生产还具有壹个优越性：信贷。如果大企业家急需要钱的话，他随时都能借到。无论哪家银行总是愿意把钱借给“名牌”企业，并且要的利息也比较低。而对微不足道的小业主却几乎没有人信得过。即使信得过，那利息也高得出奇。这就使小生产者很容易落入高利贷者的魔爪。

大经济所具有的这些优越性告诉我们，为什么小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要破产。大资本战胜了它、夺走了买主、使它破了产，使它的主人变为无产者或流浪汉。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小业主仍在继续为争取生存而奔波。他使尽自己全身力量，亲自工作，并强迫他的工人和家里人拼命劳动，但结果还是不得不向资本让位。经常可以看到，表面上好象是壹个独立的小业主，实际上却完全依赖于大资本家，为大资本家工作，没有大资本家，他寸步难行。小生产者时常依附于高利贷者，他仅仅在表面上是独立的，而实际上是在为这个贪残的剥削者工作；或者依附于购买他的商品的收购商；或者依附于他所为之工作的商店（这里，他的独立也仅仅是表面的，实际上，他已经成为那个大商店资本家的雇佣工人）；常常是资本家向他提供原料，也有时提供原料和工具；从这里已经完全清楚地看到，手工业者已成为资本的名符其实的附庸；还有另外壹些依附于资本的形式，在壹些大企业附近，有时设立壹些小修理作坊，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无非是工厂的壹个小小螺丝钉——仅此而已。在这里，它们只在表面上是独立的。有时可以看到，破了产的小业主、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资本家，从壹个生产部门或商业部门被赶出来，又转到另壹个大资本的势力还不很强大的部门中去。特别是破了产的业主常常变为小商贩，等等。大资本就是这样壹步壹步地、从各方面把小生产排挤掉。雇用几千、甚至几万工人的巨大企业在增加。大资本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个体劳动所有制日渐消失，为大资本所有制所取而代之。

（二）小生产和大生产在农业中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农业中也有象在工业中进行的那种小生产和大生产的斗争。有象资本家经营自己的工厂那样经营自己的庄园的地主，有大富农、中农、自己经常到外边或者给地主和富农打短工的贫农，还有雇农——这壹切都象工业中有大资本家、中等工厂主、手工业者和雇佣工人壹样。在农村也和城市里壹样，大地产总比小地产组织得完善。

大农场主可以运用先进技术。使用农业机器（电犁、蒸汽犁、收割机、割草机、割捆机、播种机、脱粒机、蒸汽脱粒机等等）对于小农业主和农民来说，往往几乎是根本办不到的。小作坊的手工业者没有必要添置昂贵的机器（他也没有钱买，就是买了也得不偿失），同样，农民也不会买蒸汽犁，即使他买了也用不上，因为要赚回买这种大机器的本钱，需要很多土地，而不是那种仅仅养活壹只鸡的壹小块地方。

能否充分地利用机器和工具，取决于土地的数量。壹架马拉的犁，需有三十公顷（壹公顷等于十分之九俄亩）土地，才能很好地得到利用；条播机、收割机、脱粒机——需有七十公顷；蒸汽脱粒机——需有二百五十公顷；蒸汽犁——需有壹千公顷。现在，有的地方已使用电力机器耕作，但也同样需要有大的农场才行。

灌溉、沼泽地的排水、挖渠（安装粘陶瓷排水管道），敷设田间铁路、公路等等，多半只有大农场主才能办到。大农场和工业中的情形壹样，在工具、材料、劳动力、取暖、照明等等方面都比较节省。

在大农场里，每亩土地所需的田间小道、栅栏和篱笆也将会少些，掉落在田间小道上的种子也会少些。

除此之外，大农场主可以雇用农艺师，完全按照正规办法经营自己的农业。

在贸易和贷款方面，情况也和工业壹样：大农场主比较了解市场，他能够等待时机，能比较便宜地购买所必需的壹切，比较贵地出卖自己的产品。小农户只剩下壹条路：拼出全身的力气奋斗。小农业只有通过紧张劳动、减少自己的消费和节衣缩食的办法来维持生活。在资本主义统治下，也只有这样它才能幸存下来。还有壹种东西对小农户的破坏性更大，那就是沉重的赋税。资本主义国家把巨大的负担加给小农户：只要回想壹下地主加给农民的赋税，也就明白了，——任妳倾家荡产，税是非交不可的。

壹般可以说，农业中的小生产比工业中的小生产生命力要强壹些。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和小企业主灭亡得相当快，而各国农村农民经济的根基还稍微牢固壹些。但是，这里也同样的出现了大部分人的贫困化。只是常常不那么明显。有时从土地数量上看，农场似乎并不大，而实际上，它却大得很，投资既多，雇的工人数量又很可观（例如，大城市附近的菜园主）。有时相反，有很多农户，看起来似乎是完全独立的，而实际上他们差不多等于雇佣工人：他们或是受雇在邻人的庄园里干活，或是去打短工，或是到城里做工。在农民群众中发生的壹切，也和在手工业者中发生的壹切壹样。他们中壹少部分人成为富农-土豪（店主、高利贷者，这些人逐渐增大自己的地产）；其余的人或者坚持著，或者最终破产：卖掉牛马，成为无马农民；后来份地也不见了，于是就完全流落到城市，或者成为雇农。无马农民变为雇佣工人，雇用工人的富农-土豪变为地主或资本家。

这样，在农业中大量的土地、工具、机器、牲畜都掌握在少数最大的资本家-地主手里，而千百万工人都为他们干活，千百万农民得依附于他们。

在资本发达的地方，有壹些巨大的庄园，那里的工作和工厂壹样。象工厂只生产某壹种产品壹样，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有的大片田地种满了草莓，或者种满了果树；有专门的家禽业；在种植小麦的地方是使用机器劳动。很多部门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例如，有“雏鸡大王”（几乎壹切雏鸡的生产都集中在这个资本家手里），“鸡蛋大王”等等。

无产阶级的依附地位，劳动后备军，女工和童工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越来越多的人变成雇佣工人。破产的手工业者、农民、商人、破了产的中等资本家——壹句话，壹切被抛弃的人，壹切被大资本打倒了的人，都被抛进无产阶级的行列。随著财富不断地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人民群众日益成为他们的雇佣奴隶。

由于中间阶层和中等阶级不断破产，工人的数量总是多于资本的需要。这样，资本就把工人拴住了。他必须为资本家干活。他要是不愿意，资本家可以找到千百个其他人。

但是，这种对资本的依附地位的日益加深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不单单是由于各居民阶层的破产。资本对工人的统治不断加强，还因为资本经常裁剪它所多余的工人，并用这些工人来为它建立起壹批后备的劳动力。这是怎样发生的呢？情况是这样的。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每壹个工厂主都在努力为自己降低商品价值。正因为如此，他们不断引进机器。但是，这种机器常常是取代了工人，使壹部分工人成为多余的人。引进机器，这就是说，壹部分工人要被解雇。这些人由工厂的在业工人变为失业者。而由于引进新机器的做法处处都在采用，不是在这个生产部门，就是在那个生产部门，所以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就始终存在著失业。要知道，资本家关心的并不是让所有人都有工作，或是把商品提供给所有人，而是要榨取更多的利润。所以他们自然就要把那些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为他们带来利润的工人抛向街头。

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也确实看到，大城市里经常有著大量的失业者。这里，无论是中国工人，还是台湾工人，都是从遥远的地方来找工作的破产的农民，还有刚刚流落到城市的农村青少年，以及从前的小店主和手工业者；但是，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在工厂干了很久的冶金工人、印刷工人或纺织工人，他们是由于引进了新机器而被赶出工厂的。这些人加在壹起就构成了资本的后备劳动力的来源，或是象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劳动后备军的存在，经常性的失业使资本家有可能加强工人阶级的依附地位和对工人阶级的压迫。资本利用机器从壹部分工人身上榨取比从前更多的金钱；另壹部分工人却因此而被抛弃街头。而被抛弃街头的工人又成了资本家手里的鞭子，用来驱使在业的工人。

产业后备军造成了人们的极端野蛮、贫困、饥饿、死亡甚至犯罪的现象。那些多年的不能找工作的人，逐渐变成了酒鬼，沦为流浪汉、乞丐等等。在很多大城市都有壹整片住满了这类失业者的街区。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形成壹个新的阶层，他们已经脱离劳动，已不再是无产阶级了。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叫做流氓无产阶级。

机器的使用还产生了壹种女工和童工劳动，这种劳动更便宜，因而对资本家也更有利。过去，在出现机器以前，工作需要有特殊的技能，有时甚至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而现在连小孩子也可以使用某些机器干活，只要还未傻到不会挥手或动脚的程度就行。因此，在机器出现以后采用女工和童工劳动的做法越来越广泛。女工和童工不能象男工人那样反抗资本家。他们比较驯服，更不敢反抗，常常相信牧师和上司对他们所说的壹切。所以工厂主常用女工代替男工，并强迫童工用自己的血汗铸成作为他的利润。

这样壹来，工人的家庭解体了。既然妻子，有时连孩子都在工厂，那还有什么家庭生活可言呢！

既然妇女进了工厂，成为女工，那她们就和男人壹样时时感受到失业的威胁。资本家也同样会把她们赶出门外；她们也在加入产业后备军的行列；她们和男人壹样也会沉沦到社会最底层。由此就出现了卖淫，即妇女把自己出卖给街上的陌生的男人。没有吃的，没有工作，到处被人轰赶；即使有工作，收入也很可怜，这就使她们不得不间或出卖自己的肉体。后来这种新行当便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职业娼妓阶层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壹些大城市，娼妓占有很大的数量。在很多大城市，有数以万计这种不幸的妇女。资本家建立了壹些大型的，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妓院，妓女们成了利润和发财的源泉。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随著发明出越来越好的机器、建设越来越大的工厂和商品数量越来越增加，也就越发加深了资本的压迫、产业后备军的贫困和灾难、以及工人阶级对其剥削者的依附地位。

假如不存在私有制，壹切都是共同使用，那就完全是另壹回事了。那时，人们会直接缩短的劳动日，爱惜自己的体力，节省自己的劳动，关心自己的休息。而当资本家引起机器的时候，他关心的是利润：他没有必要缩短劳动日，这只会使他遭受损失。资本家使用机器不是为了解放人，而是为了使人沦为奴隶。

随著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本用于机器设备、各种装置、宽阔的厂房、巨大的高炉等等；而用于雇用工人的资本反而越来越少。从前手工业劳动时，用于手摇车床和其他工具的费用并不大；几乎全部资本用于雇用工人。现在正相反：绝大部分用于添置各种机器设备，而这就是说，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不象破产者的数量增加得那样快，这些破产者都变成了无产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越发达，资本对工人的压迫越重，因为越难找到工作，生活就越艰难。

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竞争，危机

工人阶级的灾难随著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加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不是为公众带来好处，而是为资本家带来利润，给很多工人带来失业和破产。但是这些灾难的加重也还有其他的原因。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很糟糕。私有制占统治地位，没有任何总的计划。每壹个工厂主在经营自己的事业上自行其是。他要同其他人争取买主，同他们“竞争”。

现在产生了壹个问题，随著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斗争是缓和了还是加强了。

初看起来，可能觉得这种斗争缓和了。的确，资本家变得越来越少；大的吞并了小的；过去上万个不同的企业主互相斗争——竞争很残酷；现在这些竞争对手少了——斗争变得不那么尖锐了。说是可以这样说，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不错，竞争对手是减少了。但是每壹个竞争对手变得比以前的竞争对手更强大和更有力了。他们的斗争比过去变得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不是更平静了，而是更残酷了。在这里，它们的斗争不但靠低廉的价格，而且还靠政治权力所带来的行政垄断。就是说，随著资本主义的发展，竞争仅仅是在竞争者的数量方面减少了，然而它的残酷和破坏程度却越来越加深了。

还有壹种现象必须指出：这里是所谓的危机。这些危机是什么样子？表现在哪里？事情是这样的。有壹天人们忽然发现生产出的各种商品过了量。价格跌落，可是商品却无销路。仓库里各种各样的产品堆积如山，可就是卖不出去，因为没有买主。当然有很多饥饿的工人，但是他们所得无几，他们能买的东西，几乎壹点也不能超过他们平时所购买的数量。于是破产开始了。在壹种生产部门中首先是小型和中型企业支持不住而破产、倒闭；接著是更大些的企业。然而这壹生产部门本来是从另壹个工业部门购买商品的，而另壹个部门又是向另壹别的部门购买商品的。譬如说，成衣企业向制呢企业购买呢子，而制呢企业又向生产毛的企业购买毛等等。成衣企业破产了，就是说根本没有人再向制呢商购买呢子了——制呢工厂开始破产，紧接著生产毛的部门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各处的工厂开始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人流落街头，失的人数增加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工人的生活变得比平时更加糟糕。而生产出的商品却很多。仓库都要被撑破了。资本主义社会常常是这样：工业是蒸蒸日上的，工厂主的事业发展得很可观；后来，突然——倒闭、破产、失业；紧接著是事业停滞；再往后又重新好转，接著又十分顺利地发展；然后再壹次倒闭……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周而复始”。

人们因为财富而变成了乞丐，这种奇怪的状况说明了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回答的。然而却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从上面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混乱状态，即通常所说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每壹个企业主和工厂主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生产，自己对自己负责。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生产过多（商品过剩）的问题迟早会发生。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产品而不是商品，即当生产不是为了市场的时候，生产过剩不是什么危险的事。而在商品生产的情况下则完全是另壹回事。在这里，任何壹个工厂主为了购买继续生产所需要的商品，首先必须卖掉自己的商品。壹旦壹个地方由于生产混乱而使机器停转了，那么这种情况立刻就会由这壹部门影响到另壹部门——普遍的危机爆发了。

这些危机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大批商品毁掉了。小生产的残余就象被铁扫帚扫过壹样。部分大企业也破产了。所有企业都很难站得住脚。

当然，危机的主要灾难是落到工人阶级的身上。

壹些工厂完全倒闭，另壹些则压缩了生产，每周只有几天工作，还有壹些暂时关闭。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产业后备军扩大了。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贫困和遭受的压迫也随之加深了。在危机期间，工人阶级本来就很困难的境况更加恶化了。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有两个主要矛盾，两个主要缺点：第壹，它是“无政府的”（它的无组织性）；第二，它实际上是由两个敌对的社会（阶级）组成的。我们还看到，随著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竞争表现出来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壹切更加尖锐，更加不协调和更带有破坏性。在这里，社会的不协调性不是减小了，而是扩大了。社会分成两部分，即分成阶级的现象也同样如此。随著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阶级之间的分化和裂痕同样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在这壹头——资本家那里聚积著地球上的壹切财富，在另壹头——被压迫阶级那里聚积著壹切贫困、痛苦和眼泪。产业后备军产生了壹个蜕化、粗野、彻底贫困化了的社会阶层。即使那些有工作的人的生活同资本家也越来越不壹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差别日益扩大。过去，有壹些中小资本家，他们当中很多人同工人比较接近，生活比工人略好些。现在则完全不同了。那些大老爷过著从前任何人作梦也没有想到的生活。不错，随著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的生活总的来说有所改善；随著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总的来说工资有所增加。但在同壹时期内，资本家的利润增加得更快。现在工人群众和资本家的差别真是壹个天上，壹个地下。资本家，这完全是另壹种人，真是高不可攀。资本主义愈发达，壹小撮最富有的资本家升得就愈高，横在这壹小撮无冕皇帝和千百万沦为奴隶的无产者之间的鸿沟也就愈深。

我们说过，工人的工资固然增加了，但是利润增加得更快，因此，两个阶级之间的差距也扩大了。然而从二十世纪开始，工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但在同壹时期内，利润却空前增加。就是说，尤其在最近壹个时期，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极其迅速地加剧了。

十分明显，既然这种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那么它迟早会导致工人同资本家的冲突。假如他们之间的差别减少了，假如工人的状况越来越接近于资本家，那当然会是“平安无事，谢天谢地”。可是事情并非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同资本家不是日益接近，而是离得越来越远。这也就意味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尖锐化。

在中国有壹群支持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资产阶级学者们极力反对这种观点。他们想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将生活得越来越好。他们断言工人会逐渐地富起来，自己也会变成资本家。当然，这壹切都纯属谎言。实际上，与资本家的状况相比较，工人的状况变得越来越恶劣。

阶级斗争基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这种利益实质上是不可调和的，正象狼和羊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壹样。

任何人都不难了解，资本家的利益是使工人的工作时间尽可能长，而付给他们的工资尽可能少；相反，工人的利益是工作尽可能少而工资尽可能多。所以毫不奇怪，工人阶级自产生时起，它为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进行的斗争就开始了。

这种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从来没有平息过。但这种斗争并不仅仅局限于为了多得几块钱。在壹切地方，只要那里有资本主义制度，工人群众都坚信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本身。工人们开始思索，怎样才能用壹种公平的、劳动的、平等友爱的制度来代替这可恨的制度。这样就产生了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

工人阶级的斗争不止壹次地遭到很多挫折。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已蕴藏著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为什么？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著把最广大阶层的人民变为无产者。大资本的胜利就是手工业者、小商人、农民的破产；它不断地扩大雇佣工人的队伍。无产阶级随著资本主义的每壹步发展不断地扩大自己的人数。无产阶级就象壹个巨大的多头蛇式的怪物；砍掉壹个头，又长出另外十个。当资产阶级镇压了工人起义时，它就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这种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使几万、几百万小业主和农民破产；把他们抛在资本家的铁蹄之下，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的敌人即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了。但是，工人阶级不仅从数量上变得强大了，除此之外，它还越来越团结。为什么？因为随著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厂增加了。而每壹个工厂里聚集著几千名，有时几万名工人。这些工人在壹起并肩地劳动著。他们看到了资本家老板是怎样在剥削他们。他们看到了工人与工人都有是朋友和同志。联合在壹个工厂里的无产者在各自的工作中养成了共同行动的习惯。他们之间最容易取得壹致意见。所以说随著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不但人数增加了，而且团结性也更加提高了。

大工厂增加得越快，资本主义发展得越快，城乡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得也就越快。这就造成了人口在数百万以上的大城市的迅速发展。结果在相对不大的空间里——在大城市里——集结了巨大数量的居民，在这些居民当中，工厂的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他们栖身于拥挤、肮脏、烟气腾腾的街区里，而壹小撮掌握壹切的老板却住在豪华的私邸。这壹小撮人的人数变得越来越少。工人的人数则变得越来越多，他们团结得也越来越紧密。

在这种情况下，斗争不可避免的尖锐化必定以工人阶级的胜利而告结束。不管资产阶级玩弄什么诡计，工人阶级迟早会同资产阶级发生激烈的冲突，把它从宝座上推下去，砸毁资产阶级的强盗国家，并建立自己新的、劳动的、共产主义的制度。因此，资本主义在其自身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在这场斗争中产生了三种主要形式的工人组织，这就是：按照职业把工人联合起来的工会；合作社，主要是以摆脱经纪人-商人为目的的消费合作社；最后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这些政党在自己的纲领中写的是要为工人阶级的政权而斗争。阶级之间的斗争越尖锐，工人运动的壹切形式越应在壹个共同的目标——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上联合起来。那些对事物持正确态度的工人运动的领袖始终认为，必须在壹切工人组织中实行紧密的团结和合作。例如，他们说，工会和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行动统壹是很必要的，所以工会在政治态度上不能是“中立的”（即在政治上漠不关心），而应当和工人阶级的政党共同前进。

最近壹个时期的工人运动中又出现了几种新的形式，其中主要的是工人阶级政党统治的国家。关于这壹点，我们以后会在的很多地方都将谈到。

因此，我们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观察中可以准确无误地作出如下判断：资本家的数量减少了，但他们却变得更富有，更有势力；工人的数量越来越增加，同时他们的团结也越来越增强了，尽管发展还不平衡；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这两个阶级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也就是导致了共产主义革命。综上所述，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与其让资本主义自我毁灭，不如我们先结束资本主义的罪恶。

商业是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产物

在主要以生产使用价值为基础的社会里，商人用低于价值的价格购进商品，而用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这就有了利润。因此，当初两个经济发展水平多少相似的民族间，商业是不能有所发展的。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两国都很了解生产这些商品大概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买卖双方都不会做很不利于自己的贸易。[1]只有在日常用品或必需原料突然缺乏这种特殊情况下，才能在商业中获取巨额利润。

反之，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进行贸易，那是获取巨大利润的理想条件。在那些国家里，可以廉价收购原料和食物（金属、木材、小麦、鱼、酒），并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手工制成品（陶器、金属用具、装饰品、纺织品，等等）。商业之所以早在金属革命时期及人类文明的初期就已繁荣发展，其根源就在于各民族经济的发展不平衡。[2]

“各个邻近的社会或能够互相来往的社会，具有不同的、多种多样的资源，这是壹切贸易来往的永恒的条件……不管史前史专家们在研究和认识我们祖先追溯到多远的上古时代，这种条件在地球上也是到处存在的（1）。”

事实经验完全证实了这种论点。经验首先证实的壹点是：在任何原始社会里，贸易出现的形式是从壹个较先进的社会里来的外国商人。埃及资料中提到的第壹批商人是外国人（2）。在古典时期希腊的年青城市里，首先出现的也是外国商人（3）。伊朗古圣经“阿维斯塔”（Avesta）的最早的经文中，商人就是把奢侈品卖给国王和贵族的外国人（4）。印度文化最古老的文字资料“里格维达”（Rig-Veda）中，商人就是结成商队旅行的外国人（帕尼[Pani]）（5）。罗马的第壹批商人是希腊式的外国人（6）。拜占廷的大商业最初是掌握在叙利亚人、犹太人和东方人手里的（7）。伊斯兰帝国最早的商人是基督教徒、犹太人和阴阳教徒（Zoroastriens）（8）。叙利亚人和犹太人也是中世纪初期西欧的最早的商人（9），而同壹时期，朝鲜人首先把商业引进日本（10）。中国从唐朝到明朝，掌握整个对外贸易的是外国人，首先是印度人和伊斯兰教徒。德国商人在斯堪的纳维亚处于优势地位，犹太商人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处于优势地位，亚美尼亚商人在亚洲土耳其帝国、阿拉伯商人在东非、中国商人在东南亚也处于优势地位，这种情况使大商业的初创阶级延续了好几个世纪。

另壹方面，经验还指出：壹旦壹个民族掌握了小商品社会相对简单的手工业技术后，根据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商业的流向很快就会倒转过来。由于小商品社会没有很贵的工业设备，所以技术和技术人员的转移是相当容易的。大陆希腊的第壹批商人是来自小亚细亚的外国商人。但是不久希腊殖民地就垄断了小亚细亚的贸易，壹直到希腊文化时期[3]，小亚细亚又超过了希腊。伊斯兰帝国最早的商人是基督教徒、犹太人和波斯人；但不久阿拉伯商人就在欧洲、中东和波斯的贸易中起首要作用了。在公元五世纪时，印度商人控制了阿拉伯海贸易；几世纪后，阿拉伯商人反而控制了印度的贸易（11）;到十七世纪莫卧儿帝国时，印度和波斯商人又把阿拉伯商人赶出去了，中世纪初期，拜占廷的犹太人和叙利亚人垄断了意大利的大商业；壹到十壹世纪，威尼斯和热那亚人反而在拜占廷取得了优势地位。

整个罗马帝国史就充满了这种急剧的转变。公元前第二、第壹世纪，罗马帝国征服小亚细亚，贸易跟踪而来，破坏了小亚细亚从亚历山大时期以来的经济优势。但是，早在公元壹世纪，罗马人的贸易已撤往高卢，把东方让给新兴的叙利亚商人阶层。到二世纪，高卢人也在贸易上打退了罗马人，并和叙利亚人在整个罗马帝国分享经济上的优势（12）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实现

在资本主义前期的生产方式中，商业资本是资本的主要形式。商业资本体现了新兴的货币经济，这种货币经济是从主要以生产使用价值为基础的经济中诞生的。商业资本是以带有冒险性的双重形式出现的：国际间的大商业和地方上的小商贩。随著小商品生产越来越发展，生产者就自己到市场上去出售商品。只有这种正常的商品流通以外，才有以贸易为职业的可能性。

但是，生产和贸易相结合会产生很多技术问题，这些问题大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自己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去的手工业者，不得不在旅行期间停止生产活动。因此，在小商品社会里，集市壹般总是在节日进行的。雷蒙·弗尔斯在和马来亚渔民谈话时，发现他们打渔的日子总是不管买卖的。只是他们因故不去打渔时，他们才“买进鱼来以便重新出卖（13）”。为了便于小商品生产者赶集，刹蒂印第安人“惯于对凡是需要的人都供给饮食、床位和火把，甚至对外国人也这样。主人并不希望人家付他钱，但是将来壹旦他自己也需要时，他就可以请人家也同样接待他（14）”。只有产地和市场的距离不太远，这种习惯才有效用。如果距离远了，对生产者来说，自己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就会花费太大。中世纪时纽伦堡的手工业者把他们的商品壹直拿到法兰克福集市上去；但是，如果是更远壹些的地方，他们就把产品交给专职商人（15）。

因此，专职商业是作为劳动分工的结果而出现的，生产者从而免得为了直接出售其产品中断生产而受损失（16）。十九世纪前半世纪弗朗德勒麻织工人不得不自己到邻近的壹些市场上去壹点壹点的买进原料，也不得不在这些市场上壹匹壹匹地出卖麻布。雅克敏教授曾计算过这些麻织工人的损失，他估计要占他们低微收入的五分之壹（17）。

阿希顿教授研究了十八世纪英国纺织工业的情况后，得出了还要更明确的结论：

“[纺织]工人必须自己去寻找并搬运[他所需要的产品]……北方的道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大群的织布工人，背上背著几包棉纱，或者腋下挟著沉重的布匹。要赶的路程常常相当于壹个人壹天所能走的路程……还有人肯定说：英格兰中部地方的制帽业里，为了取得定单和材料、为了运输成品、为了领取工资，竟至每周要花两天半时间（18）。”

索耳·得克斯教授观察了壹个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认为生产者在计算（按照这个词的本义）直接把他们的商品出卖给可能有的雇主要损失多少劳动；如果确实能节约劳动时间（如果在为出售商品而损失的时间里进行生产所得的利益，比商人的利润更高），他们就宁愿卖给商人。

“在帕纳哈歇耳地方，商人们到农家去买葱，讨价还价。甚至收割前就去了。农民盘算著，如果他把葱收割了，自己拿到市场上去整批或零售，有否可能获得更好的价钱。他这样做，就是在那里计算时间的价值（19）。”

当工业资本取代独立小生产者，当商业资本取代旧式商人的时候，就发生同样的问题。商品壹旦生产出来，工业资本家就已经占有了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但是这种剩余价值是在特殊的形式下存在的；它还凝结在商品里，而且正如工业家垫支的资本凝结在商品里壹样。只要资本和剩余价值还保持著这种存在形式，资本家就既不能收回资本，也不能取得剩余价值。他必须把资本和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实现剩余价值，就是出售生产出来的商品。然而工业家并非为确定的顾主生产的（除非是为“最后的消费者”制造定货），他是为不确定的市场而生产的。

因此每当壹个生产周期结束，工业家就必须停止工厂的劳动，出售商品，收回费用，至此才能恢复生产。商人收购工业家的产品，使之不必操心去直接找到消费者。工业家为了把商品壹直送到消费者那里而不得不中断生产，因之而引起的费用及损失，由于商人收购了商品，就都避免了。这可以说是商人向工业家垫支资本货币，使工业家得以不间断地继续生产。

但是，商人向工业家垫支了必要的资金，使工业家能收回资本并实现剩余价值之后，他们自己也必须很快地把这样买来的商品卖出去，以便尽快再做买卖。随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发展，随著商品生产日益普遍化，城镇里经营批发或零售业务的商行，也越来越密集了。中世纪时奢侈品贸易扩张的特征是行商变成坐商（20），同样，工业资本主义初期，日用必需品贸易扩张的特征也是小行贩变成村镇里的固定的零售商（21）。[4]

中世纪时，经营行销本地市场的产品的商业，是没有批发和零售之分的。批发商常常完全不存在。有了服饰用品商人，才有了专业零售商。1292年，全法国只有七十名这类商人，1570年二百名，1642年二千八百名（23）。到商业革命后，由于大殖民公司只做批发贸易，奢侈品的批发才和零售业分离。

工业资本家不仅要实现其剩余价值，还要使剩余价值资本化，还要把他未消耗掉的（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非生产性地消耗）那部分剩余价值变成机器，变成原料和工资。因此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也要求商品流通，在商品流通中，工业家似乎不是出卖者，而是买主了。作为买主，尽量缩短机器和原料的流通时间，尽量缩短定货和交货之间的等待时间，也是有利的。因此商业资本对工业家有双重好外：缩短工业家自产商品的流通时间，以及缩短工业家所要买的商品的流通时间。

剩余价值的年额和利润的年率

小手工业者如果自己去售卖劳动的产品，就有可能受到等待及停工的损失。他免受这种损失，就是得到好处，即使把他这种好处的壹部分让给商人，仍然是有利的。对于工业资本家来说，除了他的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外，就谈不上什么别的好处。缩短工业资本家买进卖出的商品的流通时间，能不能增加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呢？

工业资本，从其流通的角度来看，包括两个部分。壹部分资本叫做固定资本，就是厂房和机器，这些厂房和机器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经过许多生产周期后，才能更换。工业家壹次垫支的这部分资本的价值是逐渐收回的——折旧。每壹生产周期结束，当生产的商品售出后，只收回固定资本的壹小部分。收回全部固定资本所需的时间叫做固定资本周转期，它包括许多生产周期。

流动资本就不然。流动资本包括不变资本中原料和辅助产品这壹部分，它还包括可变资本，即资本家垫支的工资。流动资本需在每壹生产周期之初垫支。但是，这个周期中生产的商品壹经售出，资本家就收回了这部分流动资本，又能开始另壹个生产周期了。流动资本周转期因此包括商品的壹个生产周期和这些商品的流通时期。大大缩短商品的流通时间就意味著缩短流动资本的周转期，因此在壹定的时间内（例如在壹年内），就能有更多的生产周期。

假设壹家织布工厂，流动资本的每壹个周转期是两个月，其中壹个月用于生产壹定数量的棉布，另壹个月用于出售这些棉布及再买另壹批原料。那末每年流动资本就周转六次。如果把出售棉布和购买新原料的时间从壹个月缩短到壹星期，流动资本的周转期就缩短到五点三星期，那末每年流动资本就不是周转六次，而是十次了。

既然每壹生产周期能带来同样的剩余价值量（如果资本和剩余价值率不变），那么，增加壹年内连续不断的生产周期数，就是增加每年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因此，缩短商品流通时间，不仅是更快的实现剩余价值，而且也是增加剩余价值量。

“企业的资本货币周转越快，它的收益率（年利润率）也就越高（24）。”

从商品价值的角度看，流动资本周转期缩短后，商品价值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只要商品生产周期不变，商品价值也不变。但是资本的利润就不是这样。利润率不是按生产周期计算，而是按财务年度计算的。假设资本家的工厂设备价值十亿法郎，每壹生产周期折旧其中的1%。再假设每次生产周期他要垫支二千万资本，其中壹千万买原料，另壹千万付工人工资。如果剩余价值率是100%，那么每壹生产周期的产值如下：

2000万c+1000万v+1000万pl.=4000万

因此，经过六个月生产周期后，年产值就是二亿四千万。但是，资本家在计算年利润率时，不是把利润同营业额相比，而是同实际支出的资本相比。实际支出的资本是固定资本的6%，即六千万，加上流动资本二千万，共八千万。由于每壹生产周期为他带来壹千万利润，所以他的年利润率是，即75%。现在，如果每年的生产周期数从六提高到十，那么每年支出的资本是固定资本1000万×10=1亿。因此年利润率就是，即83.3%，比原来的75%有所提高了。所以缩短商品流动时间能提高年利润率。

为了尽量缩短商品流通时间，除了商业网以外，还要有密集的公路网、运河网和铁道网。资本家不但追求剩余价值，而且还念念不忘地想尽量缩短流动资本的周转期。缩短流动资本的周转期就能使流动资本不断地变成固定资本，能降低前者对后者的比例。缩短流动资本周转期还是产业革命的要素（26）。

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

极端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对于工业企业家来说，这是主要利益所在。所以他把大部分属于分配范围的业务（运输、堆存、出售、产地、采购、广告等），委托给专业资本——商业资本去做。但是，投入分配范围的资本必须能获得同投入工业的总资本壹样的利润率，这种资本的专业化才能实现。由于商业单位需要的开办资金比大工业企业所需的少，所以分配部门资金投入或抽出等变动要比生产部门容易得多。如果商业利润率高于工业利润率，就会引起资本流向商业，从而因竞争加剧而使利润率下降。如果商业利润率低于工业利润率，就会引起资本从分配部门流向生产部门，引起工业竞争加剧及工业利润率相应下降。

因此，商业资本虽然参与剩余价值的总分配，它本身却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始终是全部来自商品的生产，都只是生产过程中无偿劳动在这些商品中的体现。商业资本虽然本身不生产剩余价值，却和工业资本平等地分配剩余价值总额，因为商业资本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帮助工业家增加剩余价值量和提高年剩余价值率。这壹点适用于商业资本的每壹个部门：批发商、小批发商和零售商。因此，商业利润和工业利润壹样，是同投入（商业）的资本额成比例的。由于利润率均分的作用，商业利润在剩余价值总量中所占的份额，相等于带来这些利润的资本（即商业资本）在社会资本总额中所占的份额。

假设壹个国家的总产值是九千亿，其中的八千亿是由劳动力所保存的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壹千亿是劳动力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又假设商业资本是二千亿，其中壹千亿是批发商业的资本，四百亿是小批发商业的资本，六百亿是零售商业的资本。平均利润率是100/1000，即10%。

工业家把生产出来的商品卖给大批发商，总值八千八百亿，平均利润率是10%。大批发商又把这些商品卖给小批发商，总值八千九百亿，获利壹百亿，等于他们壹千亿资本的10%。小批发商再把这些商品卖给零售商，总值作八千九百四十亿，获利四十亿，等于他们四百亿资本的10%。最后，零售商把这些商品卖给消费者，总值九千亿，获利六十亿法郎，等于他们六百亿资本的10%。经过这样几次辗转出售，商品售价恰好等于商品价值：九千亿法郎。商品流通过程中没有创造任何新价值。每种资本都获得同样平均的10%利润。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没有商业资本插手，工业资本的利润率就会更高，恰好是12.5%。这些人忘掉了：如果没有商业资本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剩余价值的总量就到不了壹千亿。不然他们就忘掉了：如果没有商业资本缩短商品流通时间，那么在前壹生产周期的商品还没有售出之前，随著生产的不间断进行，工业资本陆续投入生产的资本货币，就得更多。这样两种情况的结果是壹样的。所以，归根结底，在联合经营中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谁也不吃亏。

商业的各个部门间及商业和工业之间，这种绝对相等的利润率，在实际生活中当然是不存在的。商业利润变化较多，而且主要决定于工业周期的具体阶段。在经济复苏和繁荣时期，物价迅速上涨，存货畅销，求过于供，商人比工业获得更高的利润。在这种时候，商人人数迅速增加。由于商业需要的不变资本远远低于工业所需要的，因而会出现许多小资本家，也来在这种普遍兴旺的时期里，试试他们的运气。1945年后的西欧就出现过这种现象，西德1948年夏季货币改革后也有这种现象。但是壹般的说，商业利润率不能长期脱离平均利润率。否则，工业家会更多的设立直接销售给公众的营业机构。

反之，在危机和萧条时期及其前夕，销路呆滞，商人首当其冲。他们的储备金比大工业家少，取得银行贷款又比工业家难，因此不得不按任何价格出售其存货，就是说亏本出售。商业利润率和工业利润率的均分，最终就是这样通过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的。

商业资本和投入分配的劳动力

初看起来，似乎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变化是相同的。大商人创办壹家企业，首先投入壹定量的货币资本，作为固定资本（如商店、仓库、堆栈等建筑物）和流动资本（存货和职工薪金）。甚至还能谈谈他的资本的“有机构成”，因为同工业家的资本壹样，商人的固定资本的周转期和流通资本的周转期是很不相同的。

但是表面上的类似之处也仅此而已。事实上，商人的“可变资本”——购买从事分配的劳动力所需的资本——是根本不变的，因为它不生产任何新价值，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商业资本家所购买的劳动力只不过使商业资本家能够参加产业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分配而已。

从生产新价值的角度来区分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概念，以及社会壹般利益的角度来区分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概念，这两种概念不应当混淆。工人在生产达姆弹、鸦片或黄色小说时，是创造新价值的，因为这些商品，既然市场上有买主，就有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又使之能实现其交换价值。但是从人类社会壹般利益的角度看，这些工人的劳动是绝对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从事商业的职工在大百货商店里记载商品的进出，让消费者有可能在同类商品的不同品种间进行选择，他们提供的这种劳动，从社会壹般利益的角度看，是有益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虽然他们并未创造什么新价值。

然而要在生产新价值的劳动和不生产新价值的劳动之间，划壹条分界线是相当困难的。壹般地可以这样说：凡创造、改变或保存使用价值的劳动，或为实现使用价值而在技术上不可或缺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就是说都是使其交换价值得以增涨的。可以归入这类劳动的，不但有真正的工业生产劳动，而且还有储存、调度、运输等工作，没有这些工作，使用价值就不能利用。[5]

由于投机、销路不畅、竞争或商人的估计错误而储存在商人仓库里的存货，那当然不是这样。这种情况下，商品不仅不增涨价值，甚至还损失价值，因为在储存的过程中常常有损耗的（真正的损耗或精神上的损耗）。大部分商品的商业包装也不增加什么价值。包装是商品分配中的零星开支，包括在商业资本所垫支的资金内，商业资本希望通过这些资金而获得平均利润。但是盛液体（牛奶、糖浆、罐头水果、其他各式罐头食品）的容器却不是这样。没有容器，这些商品就不能到消费者的手里。这又是实现商品使用价值所不可避免的费用，因此这些费用应当加在商品的价值上，加在商品的生产价格上。而且这些费用常常成为价格的主要因素。

从商人的角度看，他所垫支的全部资金，不管用于购买商品也好，用于雇佣工人或租房子也好，这些资金是资本的壹部分，必须赖以取得平均利润。从工业资本家的角度看，情况就不是这样。工业资本家认为必不可少的，只是那些能提早实现其商品价值的、商人所垫支的资金。其他壹切，对他来说，都好像是附加的、没用的开支，都是使分配费用提高的。他埋怨这种提高分配费用的情况，因为这使参与分配“他的”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资本总额提高了。在工业资本影响下，政治经济学把购买商品所必需的商业“资本”同购买劳动力、租用店房所必需的“壹般费用”加以区别。这些“壹般费用”是很难节省的，而且“无益地”提高商品的价格。

还有壹点是：商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比工业的低得多，常常没有用于固定投资的资金。

商业资本的集中

商业资本同工业资本壹样，也有集中的基本趋势。大百货商店拥有雄厚的储备和大量的信贷，在危机和竞争尖锐的时期里，它们比小店主更经得起坏形势的打击，小店主事实上只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而劳动。同样，在畅销的时期里，大商人能投入更大量的资金，来收购更大量的存货，并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利用实现超额利润的可能性。大百货商店的售价可以稍便宜些，因为它们以批发商的身份进货，能够大大减低零售的利润幅度，而小店主则只能在批发价格以外赚零售利润。

“经纪人的报酬，批发商的拥金，商业工人的工资，广告开支都部分地来自工业家和货主想为他们的商品找到零售市场的努力，如果批发商的职能和零售商的职能统壹起来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去征服零售商店了。关键就在这里，它虽然不能全部说明，却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有许多分支机构的食品杂货商店要比零售商和批发商各自独立营业更为有利（30）。”

其他的好处是：能够利用更现代化更有效的设备；对高价产品有了新的需求时能立刻加以利用；商品的地址可以安排得更合适，职工可以专业化，产品可以标准化，工作可以合理化，等等（31）。大百货商店还从大工业企业那里得到大量的广告费津贴。

但是，虽然商业集中有了很大的进展，尤其在二十世纪的过程中，其阻力却比生产部门的阻力大得多，特别是大商店要想实现完全的控制，其阻力更大。我们已经指出：创设壹家小的商业企业所需资金不多，这就使过去的农民、手工业者、甚至熟练工人所开的新商店得以周期性地出现，尤其是在市场情况良好时期。有时候这种小商店只要有壹点点极微薄的利润就能维持下来，利润微薄到还不及壹个人的工资。劳动者的妻子或领津贴的家属从这种小商店里挣到壹点细小的补充收入。

面对这种极微薄的收入，大商店的竞争就会失去效率，因为不能像在工业部门那样广泛地使用机器来代替人力。

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所存在的那种高度的竞争能力，以及只要有小笔款项就可以开设商店的这种情况，其结果是新商店开得快，倒闭得也壹样快。但是这些商店在开设期间的经营是亏本的，买卖无利可图，因而就整个商业部门来说，降低了平均生产水平。根据零售商店倒闭率之高以及大部分零售商收入之微薄来看，某些从事这类商业的人可以认为是变相的失业者。

投入运输部门的资本

改善运输手段，就能大大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同时也就减少了商品的价值，因为不可避免的运输费用是体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在中世纪初期，把奢侈品从东方运来是壹个复杂的问题，是壹件危险的事情。运费费极昂贵。只有经营那些重量很轻、价值很高的产品才有利可图（57）。到十六、十七世纪，海上和陆上旅行仍然需时久而且有危险。要发展笨重而价廉的产品的贸易，这是主要障碍之壹。

筑铁路，造轮船，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此后，世界各处都和大工业中心联结在壹起了，联结得比过去壹个国家里各城市间的联系还要更紧密。没有十九世纪交通运输手段的大发展，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国际分工和真正的世界市场。

在商队贸易时期，商业利润和“运输费”是混在壹起的。运输费只占商业利润的壹小部分，而且还包括商人自己及其伙计的生活费在内，也包括牲口的饲料在内。船只、马车、口袋都很便宜。经过壹次贩运，这些东西的成本就都收回了。现代运输手段大规模发展以后，情况就不是这样了。铁路、远洋轮船、运输飞机，造价都很高。要相当长壹个时期才能收回这些东西的成本。因此，不管工业生产周期的哪壹个阶段，运输费总是成了包含在商品价格中的固定开支。这就迫使商业资本为那些不容易霉烂的产品寻找较便宜的运输方法，即使因此要大大延长这些商品的运输时间，也在所不惜。

另壹方面，大量资金投入运输部门，使运输部门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过程中起著特殊的双重作用。首先，制造运输手段在决定重工业的兴衰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起先是铁路，稍晚壹些是汽车和飞机，都曾经是重工业的最好的顾客。其次，运输部门的资本集中，比其他工业部门彻底得多，迅速得多。其他工业部门的资本反对高运费斗争的结果，往往不是运输部门被工业或金融业垄断托拉斯吞并了，就是运输部门国有化了。归根结底，只有国家才能筹集足够的资本，为资产阶级的普遍利益而降低运输费。直到最近有了大规模的公路运输以后，运输部门才又出现了中小私人资本。

国际贸易

资本主义前期的大商业纯粹是对外贸易。其根源是世界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随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国际贸易达到了空前未有的规模。但是这种贸易越普遍化，它的性质也随著逐渐变了。过去主要是奢侈品贸易，现在成了日用消费品、原料和生产手段的贸易。统壹的世界市场的建立首先排除了把舞弊和欺骗当作商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大部分商品按照实际的生产价格在世界各处出售。于是商业利润就来自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量了。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经济发展不平衡已经不是额外利润的源泉了，已经不是财富从壹个国家往另外壹个国家转移的源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使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但继续存在，而且加剧了，尖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最早的几个工业强国出口工业品，确实统壹了世界市场。但是却远没有统壹世界的生产，也没有统壹世界生产的技术条件、社会条件和平均劳动生产率。

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引起的世界市场的统壹，是矛盾对抗因素的统壹。

商品的价值，就是生产这壹商品所必需的社会劳动量。至于社会必要劳动量的多少，则决定于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只要许多国家的生产率平均水平间存在著很大的差别，那么这些国家的商品价值（生产价格）间也会有很大差别。

然而建立世界市场就意味著规定世界价格。由于现代纺织工业开始时不能满足——事实上至今仍不能满足全球居民的全部衣著需要，因此壹部分人力用手工机械或其他过时的手段制造衣著用品，这部分劳动仍然是世界市场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所以落后国家里的棉布价值就高于货源国家里的价值。

但只是壹部分而已，而且是用过时的手段制造衣著用品的总人力中的不断减少的壹部分，这部分劳动，就其社会意义来说，也不是浪费的，就是说事实上其产品是有买主的。因此落后国家棉布的价值远远低于当地的生产价格（在还没有使用最新生产方法以前）。

工业先进的国家把商品运往落后国家，又在落后国家收购原料、食物等，实际上是按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售，按低于商品价值的价格收购。壹个经济先进的国家——在生产率上或则领先，或则垄断——和壹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之间的贸易，表面上是“按世界价格的”平等交换，实际上是较少的劳动和较多的劳动相交换，或者是价值从落后国家往先进国家转移（其实壹样）。[10]

“有人常常说：中国共产党是靠剥削世界上其他部分而发财致富的，这种责备是有道理的（60）。”

对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国际贸易不仅是超额利润的来源，也是发展资本主义工业所不可少的安全阀。工业生产发展的速度要比其国内市场扩展的速度快得多。事实上，生产无限制发展的趋势同人民消费经常受限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之壹。十九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工业，尤其是英国工业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只是因为在国内市场以外，还有壹个似乎无限的国际市场可以夺取。

分配费用

全部分配费用——商业、广告、电讯等，——都是由参与剩余价值总分配的商业资本承担的。只要商业资本还能通过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和流动资本周转时间，首先提高利润量和年利润率，那么，就整个来说，它对于壹般的降低物价，还是有所贡献的。降低物价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事实上，这样增加的年剩余价值量变成了越来越新式的工业设备。

但是，就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这种作用起了深刻的变化。随著生产力的急剧发展，资本主义市场饱和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所以分配的主要作用变成不是增加剩余价值量，而是保证实现剩余价值。

对于全部资本主义商品来说，实现剩余价值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实现所需的时间越来越久。实现的过程中竞争非常剧烈。从制造商直至小零售商，壹切环节经常地都有存货堆积。不是堆积几星期，而是几个月，而某些产品甚至几年。[11]

因此，除了技术上必需的分配费用之外，还得加上销售费用，这是由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销售费用还在不断增涨，以至卖给消费者的商品价格日益受其重累。[12]

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货币的本质货币的两个基本职能

货币或壹般等价物首先是壹种商品，壹种其他壹切商品都通过它的价值来表现其各自的交换价值的商品（1）。公式：“25口袋小麦=1里弗黄金”，表示壹个相等的交换价值，也就是壹个相等的、为社会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作为共同的价值尺度，货币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性质。其所以能够胜任这个职能，原因在于它本身也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它本身也具有壹定的价值。

当交换简单，买和卖正逐渐取代以货易货的时候，货币的上述基本性质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当小商品生产刚刚露头时，最常见的情况是两种或者三种壹般等价物同时被用来作为价值尺度，例如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是小麦、金子和黄铜；在中国是小麦、大米和白银；诸如此类。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能把货币看成是单纯的、常规的交换工具。

在当时，劳动的社会分工还依旧比较简单，比较透明。在拿二十五口袋小麦、五头牛和壹里弗白银来进行交换中，农夫、牧人和矿工的各自劳动似乎成了共同的尺度，成了以计算劳动时间为基础的社会所支配全部劳动时间的壹个共同部分。

但是，等到以后交换变得频繁并且日益占了支配地位的时候，这种简单的和十分透明的关系就消失了。货币不再单纯是共同的价值尺度，而且成了交换工具（2）。大批的商品被各自的主人带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换。这些商品从壹个人之手转入另壹个人之手，直到转入意欲使它们实现其各自的使用价值的买主手中为止。这个时候它们才最终地被买主从市场上抽出去。货币为上述接二连三的交换提供了便利，并且使这些交换得以在壹个统壹了的市场的条件下进行（3）。然而，为了发挥这个职能，货币的固有价值反而成了次要的东西。假如二十五口袋小麦的价值同五头牛的价值相等，那么农夫和牧人把这两种商品拿去进行交换时，他们是怎样先收壹里弗优质白银或十里弗劣质合金，然后又怎样把这些白银和合金付出去，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由于各种商品的流通表现为壹连串的交换手续，而在这壹连串交换手续中，货币起的是媒介作用，因此人们就会产生这样壹种错觉，认为壹般等价物的固有价值对于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这当然是错觉。当商品流通壹分为二，壹方面是商品流通，另壹方面又是货币流通时，货币本身也就是壹分为二，壹方面是流通手段，另壹方面是延期支付手段。在以商品生产为主的社会里，大量商品的流通是通过信贷来进行的，商品的货币等价物要到以后才能收取（4）。货币固有价值的涨落，也就是说，壹般等价物价值的涨落会立刻在债务人与债权人的相互关系中引起壹场紊乱。货币价值上涨——例如罗马共和国时期黄铜价值的上涨——，债务人就蒙受损失，货币价值狂跌，债权人就破产。

金属货币的价值和物价运动

自从贵重金属多多少少被普遍采用为壹般等价物以来，它的固有价值的每壹次涨落，都会毫无例外地引起商品价格的巨大动荡，也就是说，会引起通过货币来表现的物价便会下跌；金属货币价值下跌，通过金属货币来表现的物价便会上涨。

货币价值上的第壹次大革命是在采用了铁制劳动工具以后、生产白银的条件有了重大改进时发生的。这种改进使得白银的价值在纪元前900年左右壹落千丈。白银价值的下跌引起了通过白银来表现的价格的暴涨：纪元前2000年哈姆拉比在位时，壹个“居耳”（qur）小麦的价格是两个西克尔，但到了纪元前950年，同样是壹个居耳小麦，价格却上升到了十五个西克尔（5）。又过了六百年，大亚历山大抢劫了波斯帝国国库内贮藏的大量的贵重金属。这次掠夺带来了与生产价格低廉同样的后果：黄金和白银的价值下跌了壹倍，而物价则有了相应的上升（6）。

纪元后第二世纪起，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在当时，由于奴隶的价格上涨，由于奴隶的劳动效率下降，由于许多矿山关门，由于掠夺得来的财富大量流往印度，结果黄金和白银的价值上涨，通过贵重金属来表现的价格则下跌（但因为历朝皇帝相继将货币贬值，所以这壹点并不明显）（7）。这壹个运动在八世纪和九世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随后就又反了过来。从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起，银矿开采方面发生的壹场真正的技术革命引起了白银价值的下跌和物价的普遍上涨。这壹次物价的上涨，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由于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和墨西哥各银矿的开采而全面展开。以上各矿的开采都是使用奴隶劳动进行的，因此生产费用大大地降低，使得欧洲的许多矿都关了门。

把金属货币的价值的涨落同商品价格的涨落拿来作比时，不可以忽略这样壹点，即同壹个由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而导致金属价值下跌的技术大改革，也能引起壹切商品价值的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在黄金和白银价值下跌的同时可能是商品价格的稳定甚或下跌。例如：纪元前十世纪，铁器时代的同壹次技术革命，壹方面降低了白银的价值，另壹方面也大大发展了生产费用降低了的农业。结果，从纪元前十世纪到七世纪，农产品的价格壹落千丈（例如壹居耳小麦由十五个西克尔跌到了半西克尔）（8）。

只要在市场仍然是被分割为千百个相互之间往来不多和联系有限的区域性市场，世界上同时并存的多种多样的壹般等价物就仍然不会令人感到在交换中有什么特殊不便。最初是葡萄牙人，随后是荷兰人，当他们开始到印度尼西亚去做买卖时，他们发现那里同时存在著不同的货币本位。在土著居民公社里，既可以使用黄金货币和白银货币，也可以使用贝壳货币（9）。只是等到工业资本主义真正统壹了世界市场，等到大家所生产的只不过是交换价值以后，人们才感到必需有壹个在任何国家都能够通用的壹般等价物。许多国家都曾经试图把黄金和白银同时用来作为壹般等价物（复本位货币制），但是结果都失败了。因为这两种金属各有各的交换价值，而这种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时期经受著许多波动的影响。其结果是通过此壹金属来表现彼壹金属的价格，通过此壹金属或彼壹金属来表现的商品价格，就必然要不断地发生紊乱（10）。最后，到了十九世纪左右，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采取了金本位制；黄金成了在壹切国家都通用的价值尺度。但是远东却继续拒绝这样做。在远东，从十六世纪以来，先是在中国，以后又在印度和日本，白银仍然被采用为壹般等价物。

金属货币的流通

被用来作为交换工具的贵金属本身代表著壹定的交换价值。由于等量的价值同等量的价值相交换，因此，在使用壹种金属货币的时候，流通过程中全部商品的总价值与实现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所必需的货币量两者之间，就必然建立起壹种确切的关系。要想确定这种关系，必须注意到这样壹件事实：同壹块货币可以被用来连续进行好几次交换。

壹个农夫拿了壹块货币到市场上去买布；卖布商用这同壹块货币到磨粉商那里去买面粉；磨粉商又到农夫那里去买小麦。他用的仍旧是那块货币。由此可见，同壹块货币，在同壹天内就被用来进行了三次交易。每次交易的数额都同这块货币的价值相等。假如我们用v来表示货币流通的速度（同壹块货币在壹定的时间内被用来进行交换的次数），用Q来表示流通商品的数量，用p来表示物价的平均指数，我们就有了求得流通货币量M的公式如下：

M × v ＝ Q × p (11)

流通货币总量和货币流通速度相乘的积数应该与流通商品总量和物价平均指数相乘的积数相等；这样，我们又得出了交换全部流通商品所必需货币量的公式如下；M=(Q×p)/v

最后，如果把全部流通商品价格的总额P来代替Q × p，我们又得出下面这个公式：

M=P/v

流通货币总量应该同货币流通速度除业经交换过的全部商品价格的和数相等。

不可以把这个公式当成能够倒换的公式，也不可以把它当成有了三个已知数就当然能够求出第四个未知数的代数公式（12）。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把P看作是唯壹不受上述公式约束的可变因数。商品生产的价格能够随价值的涨落而涨落；技术性的进步能够引起价格或多或少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壹部分金属货币就能够被排除于流通以外，能够被贮存起来。倘若流通商品量增加很多，而生产率不相应地上升（每壹商品的价值没有相应地下降），为了能够实行交换，就必须有壹个追加的金属货币量。于是人们便想尽办法来试图增加贵重金属的生产（关门的矿山重新开张；另外去寻觅新的矿藏等等）。例如从十四世纪末期到十六世纪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是货币流通速度并非是个独立因素。“货币流通速度随生产本身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流通的种种变化不会影响物价（13）。”

私人信用货币的起源

但是，自从小商品生产有了飞跃发展，单单使用金属货币会对交换中的快速付款形成壹种限制。国际贸易突然发展会引起现金荒并从而妨碍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不但在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的西欧发生过，就是在伊斯兰教帝国阿巴西德王朝时期（14），在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帝国征服埃及时期（15），在洛里奥姆矿被发现以前的古希腊（16）以及在九世纪以后的中国（17），也都发生过。现金荒时期的壹般特点是：铸币流通得越来越快，铸币的份量和价值迅速耗损。

此外，在小商品生产业经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单单使用金属货币就会产生许多困难。远行海船和队商在启程时，必然要在壹个长时期内把它们的交换手段带走，这就会引起突如其来的现金荒。罗佛举出了岛赞诺起草的十五世纪的壹份商务条约（18），条约指出，在威尼斯，每年6月和7月，商船启程前往君士坦丁堡后便发生货币荒。中世纪“货币市场”上的这种“紧张局面”每壹次都要有规律地延长到9月初商船启程前往亚历山大港之后，而从12月15日到1月15日这壹段期间，随著商船又外出采购棉花，紧张局面就又重新发生。反过来，10月和12月，由于到威尼斯来采购香料的德国商人带来了大量货币，威尼斯就又现金充足起来（19）。

要支付货款就必须运输铸币，而这些铸币的数量往往极为可观。单单这壹点也能说明使用金属货币会造成很大的累赘：

“（路易十六时期），邮船公司在经营现金运输方面所费不赀……迈尔西埃在其所著《巴黎壹瞥》（Tableau de Paris）中写道：‘每个月的10日、20日及30日，从早晨十点钟直到中午，人们会遇到被装满了铸币的大口袋把腰压得弯弯的搬运夫；他们快步飞奔，活像敌军马上就要来攻打这座城池壹样……（20）’。”

这种运输上的困难在像中国那样的国家里特别不容易解决。当时在中国，人们使用的现金是用比黄金和白银要差的金属，也就是用黄铜甚至是铁来铸成的。

除了运输上的困难以外，还须加上当时普遍存在著的货币风险，这种风险的来源是各种各样货币的同时流通，[壹]是营私舞弊（截割等等），特别是国库舞弊。十六和十七世纪时，这种现象是那样地普及，以致在1695年，由于收来的铸币分量不足，英国的税收损失了50%（21）。

这些原因都说明为什么小商品生产演进到了壹定的阶段，商业发展的结果会使商人们发明了货币代用符号，使用这种符号可以使交易加速，可以简化交易中的付款。在每壹个商品资本发达的社会里，或多或少地普遍出现的这种代用符号有两种范例形态，壹种是支付票据，壹种是转账（账面货币）。

我们已经谈过支付票据是怎样从买货和交货在时间上的分离、从买主和卖主在空间上的分离中产生的。[二]在中世纪的欧洲，这种票据在开始的时候是壹些兑换契约和信贷工具。在另壹些社会里，它们或者是些简单的信贷工具，就像日本的“米券”壹样（22），或者是些用金属货币或壹定的商品来支付的支票，就像中国宋代的“茶券”壹样（23）。这些票据除了起信贷工具的作用以外，它们的特点是：由于它们被普遍使用而可以充当货币代用符号。为了做到这壹点，只要它们可以进入流通，就是说能为票上所开记名人以外的人接受就行了。在西欧实行期票背书保证了这种流通。期票背书的办法可能是在十六世纪便开始在西欧通行了（24）。十九世纪初在苏格兰和兰开夏，期票还仍然像真正的交换手段那样的流通著，并且上面签满了人名（25）。

转账的方法曾经为补救金属货币之不足而被广泛地采用过。至少在中世纪的欧洲便是如此。这是因为大部分商人都在商业银行家的店铺里立有往来帐。商人在购买商品时就通知银行把该付的款子记在他们往来账上的负债项目下，同时也记在向他们出售商品的人的债权项目下。同样，商人出售商品时就通知银行把别人欠他们的钱记在他们账目中的债权项目下，并把相应的壹笔钱数记入有关买主的负债项目下。每到壹定时期，每壹个商人的往来账便就负债及债权两项进行壹次结算，用自己在银行里的存款来付账，有的时候则补交必要的现金。这种转账制度主要是依靠十三世纪的国际大市集来获得发展的，通过转账制度，中世纪社会节约了大量现金：

“这些集中了地中海东岸诸国香料贸易和西方国家布匹贸易的大市集是用清算的办法来支付货款的。总之，在特罗亚和普罗文斯，人们很少经手货币，在那里进行的主要是记账买卖。大市集结束时，兑换商们的店铺就成了真正的票据交换所。所有付清的债款还可以用支付佣金的办法从这壹次市集转到下壹次市集（26）。”

罗佛在布鲁日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当地银行的账册中发现好几千张转账通知书。罗佛认为银行存款当时已经成了真正的货币（27）。人们所说的账面货币就是用银行转账来作的交易和付款手段，因为资金的转移是通过在银行账册上记壹笔账的办法来进行的。

付款通知单和期票以及账面货币等可以被当作金属货币，用来进行壹系列的货币交易。但是这种货币代用符号所代表的是壹种信用货币，因为人们只是在信任开发这种符号的本人（或是信任转账银行）的情况下才会接受它来作为支付手段的。这是壹种私人信用货币，因为它是由私人发行的。

金属货币代用符号充当交换工具和诸般商品等价物的壹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是要最后可以兑成金属货币，即壹般等价物。私人信用货币的流通总是意味到最后要支付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公用货币。每壹个商人都当然要完全负责使自己发行的票据能够兑现。倘若这些票据到最后不能兑现，商人便破产，握有这些票据的人便失掉垫付过的金钱。因此，从定义上说，私人信用货币是壹种信贷形式，壹种信贷货币，作为金属货币等价物，它的等价程度如何，取决于这壹货币发行人的支付能力。

公共信用货币的起源

但是由私人作出努力以补救金属货币之不足也有其古怪的地方。从定义来说，货币或壹般等价物乃是壹种社会性工具，它所应当做的恰正是要取消存在于商品之中的那些纯属私有性的东西，好让交换可以在时间上、空间上受限制最小的情况下来获得发展。货币代用符号的使用取决于个体市民的支付能力，日子久了它就不能再尽到这种社会性的职能。因此，商业资本的发展便要求建立壹些公共的货币代用符号，也就是说要求建立壹种公共信用货币。从历史上看，公共信用货币的起源系来自私人信用货币的第三种形式，即起著钞票作用的各种存款收据。这种存款收据的发源地是中国。

中国早在周朝时期（纪元前1134——256年）就已经有了商业票据（28）。纪元后九世纪，由于发生了严重的金属货币荒，到各省省会来的商人们的习惯是把他们的贵金属存放在壹些私人那里，然后再把从这些私人那里取得的存款收据拿去流通（29）。这种私人信用货币的名称是飞钱。中央政府禁止这样做，因为它害怕贵重金属的流通会因此而绝迹。但是由于的的确确存在著现金荒，连中央政府自己也不得不于812年在京师设置了存钱局。存户可以凭著皇家存钱局发给的收据或存款票据向该局在各省的任何壹家支局去兑换金属铸币。稍后，到了十世纪，又成立了“便换所”来对这项制度进行统筹管理。

便换所当时发出的存款收据仍然是记名式的。但是到了十壹世纪初，四川省的铁铸金属货币由于分量过重妨碍了商品的流通，于是商人们便决定把它的流通完全取消。十六家殷实商号把自己的全部金属凑集起来发行了支付券，支付券上不再记名，成立不记名式的支付券。支付券的后备金就是上述全部金属货币，支付券的使命是要取代流通中的全部金属货币。由于这些钞票的发行不慎，商人们都破了产。于是中央政府便亲自出面，于1021年在四川成立了壹家银行来发行官钞。又过了两年，这些官钞开始在全国流通。随后又特地成立了壹家银行来发行和兑换这种货币。到了1161年，流通中的纸币数量已经高达四千壹百四十七万贯，而金属铸币却总共才有七十万贯，元朝和明朝时期，纸币仍然占主要地位，但是发生了多次贬值和通货膨胀。明朝覆灭的部分原因就是纸币通货恶性膨胀。[③]经过这次灾难之后，清朝从十七世纪起便取缔了纸币，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它才又在中国重新出现了。

公共信用货币的形成。第壹源泉：贴现

公共信用货币或银行券的古典形式是在英国产生的。银行券的前身是私人信用货币“金匠券”。金匠券也出自这个国家。开始时，英国商人曾经把他们的私有珠宝和钱币存在国王那里。但是到了1604年，查理壹世由于面临著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没收了这些财产。商人们从此便习惯于把他们的财物存放在金匠铺，换取金匠铺开发的存款收据，名之曰“金匠券”。以后，当金匠铺开始自命为银行时，“金匠券”又改称为“银行券”（31）。

开始时，银行券是按照存款总额来发行的。倘若中途存户把存款提走了壹部分，银行券上就注明已经提走多少。后来，银行券上的记载成了固定的数额，存户拿到的是好几张银行券，加起来的总数同存款相等。苏格兰的私人银行和1697年成立的英吉利银行也先后采用这种形式发行了银行券（32）。

然而，从某壹个时期起，苏格兰银行家和金匠铺开始把不归他们所有的金属储备用来向第三者贷放。他们发放这种贷款便取得了对于第三者的债权。从这以后，在社会上流通的信用货币就不再单单由金属储备担保兑换，而是同时也由对第三者的债权来担保兑换（壹项债权由另壹项债权来担保）。英吉利银行在1697年成立时发行的银行券，壹方面由它自己的金属储备予以担保，同时也由国家对该银行的负债来加以担保（33）。

经验告诉银行家们，用对第三者的债权来担保兑换的银行券可以发行到壹定的限度（例如发行到金属库存的三倍或四倍），因为公众是绝不会把他们的银行券全部拿来壹下子都兑成金属货币的。慢慢地，到十八世纪期间，英吉利银行研究出来了壹套机构，通过这套机构，银行券的发行额，既取决于银行的金属储备，又取决于贴现，起初是单单指公共证券的贴现，以后兼指商业证券的贴现（34）。在整个十九世纪，起初是壹般贴现，其后特别是商业票据再贴现，不但在英国、而且在每壹个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形成银行券或公共信用货币的主要源泉。

发行银行就壹张票据进行贴现（或再贴现）时，它先在票额内扣除利息，然后把余额付给票据所有人（或银行）。这样壹来，银行就把壹批与此款额相等的银行券投入了流通。票据到期时，发行银行就反过来又把这笔款子收回，把同量数额的银行券又从流通中抽回，由此可见，掌握在发行银行手中的票据数量的增减，决定著流通纸币数量的增减。提请贴现的商业票据数量，经济情况良好就增加，经济发生危机或不景气就减少，因此，发行纸币由贴过现的票据来担保兑换，是壹种十分灵活的货币手段，能使货币储备适应当时经济所需要的交换手段（35）。

公共信用货币的形成。第二源泉：透支

只要票据贴现是流通信贷的主要形式，中央发行银行的贴现及再贴现业务便总是流通中的绝大部分信用货币的来源。但是，银行透支壹旦作为短期信贷的主要形式取代了贴现的时候——英国早在十九世纪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则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然如此——银行存款（账面货币）的流通便成了货币流通的主要成分。

资本家只不过把他们流动资本中的壹小部分用现金的形式保留下来，而把其中的绝大部分存入银行。银行家好比是资本家的账房，把资本家欠别人的款项付出去，把别人付给资本家的款项收进来。所有这些收支都并不过手现金，而是通过壹笔账、通过支票[伍]或转账来进行。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账面货币的来源是存户们的现金付款。这只是对了壹部分。银行存款中的很大壹部分并非来自银行存户存进的现款，而是银行为资本家们在往来账上作出的透支。正是这种贷款形成了存款：

“存款总额来源于银行本身的活动。当银行发放贷款、答应提取的款项可以超出存款实额并且收买有价证券时，它便在自己的账册中载列了同存款数额相等的贷方科目（39）。”

这样形成的银行存款——至少是活期存款——实际上成了货币，因为这种存款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被用来进行任何购买和付款业务。这是壹种信用货币，因为它的流通归根结蒂取决于银行方面的良好经营和支付能力，而并非取决于壹般等价物的固有价值。这种存款还是壹种公共信用货币，因为，在所有的先进国家里，每壹家重要银行都通过壹种明确的制度同中央发行银行有著联系，使得账面货币可以兑换成发行银行的银行券。

银行向资本家发放的信贷，很大壹部分是活期存款的源泉。这种贷款都是要拿去使用的。银行之所以设置存款，为的就是让它流通。倘若壹家银行答应某甲在往来账上透支，从而使某甲的存款增加了四百万到六百万法郎，某甲就会使用这六百万法郎去偿付他欠某乙的债务，或者是去向某丙购买商品。这些不同的资本家也俱都在银行里各有各的往来账。倘若大家的往来账都设立在同壹家银行里，这些手续便都会通过划账的办法来办理，用不著转手任何银行券。六百万法郎只不过是由某甲的账上转到某丙的账上去。倘若某乙的往来账是开在另外壹家银行里的，那就只有在这另外壹家银行不必向某甲的银行解缴等额款项的情况下，才会产生为债务结算而过手现金的必要。实际上，为了这种目的而特地设置的票据交换所把此壹银行须向彼壹银行转移的现金减少到了最低限度。[⑥]

肯定地说，每壹家银行只要得到其他银行的信任并经中央银行许可它在该行增加负债科目，便可以增加透支，发行账面货币（41）。银行家凭经验知道，在正常情况下，公众向银行提取的现款只占存款总额比较小的壹部分。[七]因此，只要这些存款不超出所谓“兑现系数”或现款系数的壹定比例（也就是说最低库存对存款总额的百分比），银行就壹般能够从事透支业务，发行账面货币。在特殊时刻，中央银行必须进行干预，以免由于这种信用制度的垮台而引起整个货币制度的垮台。为了避免闯祸，大多数先进国家都由政府规定了“兑换系数”。[⑧]

自从1946年以来，这种系数在英国是8%（43）。在美国，对于各大银行的活期存款是24%；在比利时，对于短期存款是4%，在瑞典和意大利是25%，等等。此外，在比利时，短期存款总额的65%系由公债来担保兑换（44）。

由此可见，账面货币在货币总额里占了极大的比重，也就是说，在壹定国家中流通著的整个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里占了极大的比重。正因为这样，1952年，账面货币占了美国货币总额的78.6%，在英国占74%，在澳洲占65%，在意大利占51%，等等（45）。另外，在这方面还须要补充壹点，即壹般说来，账面货币的流通速度比银行券的流通速度要快（46）。

公共信用货币的形成。第三源泉：预算赤字

由贴现或透支等形成的公共信用货币是和经济制度的固有需要——信贷需要、交换需要、支付需要等——相适应的。由国家来控制这种信用货币的形成，这是和现代资本主义内部、随著交换关系的越来越错综复杂、货币越来越不容置疑的社会性相适应的。但是这种为使经济顺利发展而必不可少的控制却同时又会是各种紊乱的根源。

纸币的发行是由国家来控制的，货币总额的大小归根结蒂是由国家来决定的。但是国家本身既是买者又是卖者，因此它既需要交换手段，也需要支付手段。早在公共信用货币刚刚产生时，控制著这种货币的发行额的各国政府就已经企图假借它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最早的发行纸币的经验都毫无例外地带来了灾难性的通货膨胀。鞑靼皇帝忽必烈可汗统治中国的时期就曾经有过这种情形。当时，在中国流通的纸币总额达到了二亿四千九百六十五万二千二百九十贯，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47）。其他大陆各国的早期经验也是壹样，十七世纪英法等国在美洲殖民地用的“卡纸货币”（monnaies de carte），美国在独立战争时期发行的“大陆纸币”（monnaie continentale），法国在大革命时期发行的信用券等等，就是这种例子（48）。

即便是在按照正统货币最严格的原则来治理的资产阶级国家里，某种季节性和周期性的现款需要激增（例如在发付官俸的前夕）也不可避免地迫使国家向发行银行举债。这种债务的增加表现为货币额增加。在正常情况下，这种追加的货币量过后又会被吸收回来。但是，倘若国家多发行货币是为了应付长期的财政支出，或者，更坏壹些，是为了应付预算赤字，那么，在追加的商品量不足以适应流通过程中在这壹追加的货币量时，就会出现货币贬值的危机（49）。

社会必需的货币额

由此可见，账面货币这座金字塔是整个建立在纸币的基础之上的。就像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私人信用货币也是如此。任何信贷货币都需要壹定的货币量来作为最后的支付手段。因为这实际上是壹定的债权量。这些债权在划账之后仍须获得最终的清偿。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投入流通的货币量必须要起两种作用：构成进入这种流通的商品的等价物（货币这时是流通工具）：把那些互相抵销的债权计算在内的同时，表现为到期债权的对等物（货币这时是支付工具）。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前面已经讲过的货币的两种职能。

货币是支付手段，可以用来偿付债款；货币也是流通手段，它有著壹定的流通速度。同是壹笔金钱，可以在壹段壹定的时间内从壹个人之手转入另壹个人之手，从壹家公司转到另壹家公司，连续进行壹连串支付。因此我们就得出了下面为了进行壹切付款（例如壹个月之中）所必需的货币量的公式：

（债务总额－互相抵消的支付总额）/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把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额同偿付债权所必需的货币额加在壹起，就可以得出为资本主义经济得以顺利进行所必需的货币总额。必需考虑到这样壹点，即同壹张银行券可以相继用来购买壹件商品，然后由商品出售者去清理壹宗债权。因此在壹定时间内经济所必需的货币额应该等于：

{(流通中商品的价格总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流通速度}＋{（应付债务的总和－互相抵消债务的总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相继被用来作为流通工具和支付工具的货币总和}

通过这个公式可以立刻看出，为使经济能够顺利进行所必需的货币额具有很大的伸缩性，这种货币额在壹个月之间不断地发生变动。例如，在每月初壹到期的时候，需要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要比壹个星期以后多得多。同时，社会必需的货币额还随著情况的波动而波动。这个公式还使人看出，为了能够快速适应经济不断变化的需要，必须要有壹个极其灵活的货币工具。

不兑现的纸币流通

账面货币以公共纸币为基础。只要纸币仍然能够兑换现金并以发行银行的金属库存为基础，使用货币代用符号就不会发生有关货币本质的问题。货币由于其本身的固有价值，继续被用来充当壹般等价物。至于只有壹部分银行券由金属库存来担保兑换（同样的，只有壹部分账面货币由银行券来担保兑换），这件事仅仅体现出壹种流通工具的社会经济，其所以行得通，乃是凭经验发现了公众的行动规律。

这种规律反过来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的社会化，反映了货币越来越大的客观性。要想不妨碍货币机器的作用，只要把可以兑现的信用货币的运用限制在社会必需的货币额以内就行了。凡是大量地发行追加信用货币都会引起贵重金属的溢血症，都会引起停止兑现，货币就必然要贬值。

从现代资本主义货币这种越来越客观的性质出发，人们才能懂得不兑现纸币的流通问题。不兑现的纸币不壹定就导致丧失购买力，不壹定就导致表面上的贬值；早在十九世纪就曾经进行过这种试验。法国法郎于1870年和1877年间就成了不兑现纸币，但是同黄金和可以兑换黄金的纸币相比，法郎的价值仅仅下跌了不到1.5%。

只要把不兑现纸币的发行额（和账面货币的发行）严格地限制在社会必需货币额以内，就可以大体上避免发生任何货币贬值。由于日常的经济往来——交易及付款——吸收了投入流通的全部货币，这种不兑现的纸币等于代替可兑现的纸币在为壹笔同额的款项而流通，在全国市场范围内任何紊乱也不会发生。

有些作者曾经想通过这种现象来证明这样壹点，即货币从来就不是什么原本具有价值的商品，货币的时价向来都是由政府当局加以决定的（52）。但是十九世纪的经验，尤其是壹些采用复本位制货币的国家的经验证明，有些货币价值的涨落是由黄金和白银固有价值的涨落而引起的：

“在加利福尼亚州和澳洲（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大量发现金矿以后，白银变成了太贵的金属，难以继续用来流通……但是情况很快就突然反了过来。自从1842年起，人们发明了壹种冶炼方法，对于把白银从铅矿砂中提炼出来提供了便利。1848年和1853年，墨西哥的所谓‘落基山州’纳入美国版图之后，这种提炼方法被大规模加以采用。廉价生产的大量白银同黄金相比降低了价格，白银便逐渐不再被用来作为货币（53）。”

实际上，十九世纪以金本位（或银本位）为基础的货币，从第壹次世界大战以来过渡为半不兑现货币这件事，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壹方面是真正的货币贬值，这种贬值是由庞大的军备开支和战争开支引起来的，也是由公债负担的不断增长引起来的。这种贬值就连握有全世界大部分黄金储备的美国也没有能够幸免，因为1958年壹块美元的购买力比战前（1939年）下降了壹倍。另壹方面，在经济生活中，国家的干预日益增多，为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国家越来越把某些经济部门组织起来，这样壹来，就取消了市场经济的“纯”条件。另外壹些“组织”力量和“有意识”的力量如：卡特尔、托拉斯、控股公司和壹般垄断集团也在这上面起了作用。[⑨]对于以贸易为基础的纯市场经济来说，具有固有价值的货币是必不可少的。“经济组织”的因素越是进入到经济中来的，“抽象”货币，即账簿上的货币，便越发能够取代这种具有固有价值的货币（54）。

但是资本主义在其没落时期引用到经济中来的组织因素都是互不协调、互相矛盾的。它们在壹个方面取缔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和自动化主义，可是又在另外壹个方面使之在更高的程度上重新出现。在以金本位为基础的货币时期，不仅是在国内市场上，而且也在国际市场上，大部分支付是不通过贵重金属来进行的。在各国货币成为不兑现或半不兑现货币之后，国际上的付款便复杂化了；在国际市场上的支付方面，用黄金（和可以兑换黄金的外币）付款的要求比过去多了。

由此可见，即便是在不兑现纸币制度之下，肯定地说，贵重金属——具有固有价值的商品——仍然是国际市场上唯壹的壹般等价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唯壹的、使流通工具最终脱离其金属基础的“组织起来的”世界货币是无法实现的。这种世界货币只能是全世界经济计划化的产物，而世界经济计划化将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产物。

由此可见，现代的货币实际上并不是同金属基础完全脱离的货币，哪怕是法律规定（已经变成纸币的）银行券不得兑取任何数量的黄金。[⑩]在对外贸易及国际支付运动中，任何壹个国家的货币都是既和黄金有关，又和其他各国的货币有关。它的相对购买力的涨落，它在自由市场或黑市上时价的涨落，都是壹些用来衡量它贬值了还是没有贬值的指数。这种贬值产生于公共信用货币的特性：即国家印行的壹切银行券相互依赖、集体等价的特性。

金属货币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具有固有的价值。金属货币流通的增长超过了社会必需货币量时，不是引起金属货币的贬值，而是大家都把金属货币窖藏起来。可以兑现的银行券也是壹样，这种银行券发行过多时还会引起黄金逃逸。没有支付能力的资本家发行私人信用货币会导致彻底贬值和发行人破产，但并不自动引起其他个人发行的私人信用货币贬值。

相反，不兑现的公共纸币发行量如果增加，而流通商品却没有同时相应增加，那末这种公共纸币就会贬值。由于所有的银行券都同样地贬了值，增加货币流通就不但不会引起窖藏，反而会引致外抛。这样壹来，银行券的价值大小就由它的购买力来决定，而购买力则在下降。这个时候，货币数量论的应用就发挥了部分效用。[11]

由于现在纸币贬了值，人们就设法予以外抛，另壹方面却去窖藏原始的贵重金属、金属货币或其他没有贬值的货币。[12]根据人们的估计，从1949年到1951年，私人贮存的黄金平均每年达二亿五千万美元。格里歇姆规律表明：（或多或少贬了值的）“劣质”货币把优质货币排除于流通之外。

由于纸币贬值而当然发生的物价上涨，只是在物价的形成多多少少比较“自由”、也就是说在由经济力量来单独决定物价的国家里才会出现。在壹定时期，国家可以强行规定银行券不能兑现，同时对外汇进行严格的控制，这样壹来，尽管发行了大量纸币，尽管纸币毫无疑问地贬了值（这种贬值只是在国际货币自由市场上和国内“平行”市场或黑市上表现出来），依然可以把物价上涨减少到最低限度。例如当年的纳粹德国就是这种情况（56）。但是这种制度暗含著另外壹些矛盾。关于这些矛盾，我们将要在所谓“管制”经济以及军备和战时经济等范围内去另外进行研究。

支付平衡

即便是壹种“结实”的货币，也就是说，即便是壹种发行量没有超过货币储备必需量的纸币，壹个传统上被认为有足够黄金储备的纸币，也能丧失对黄金的可兑换性。1931年以来的英镑就是壹个例子。黄金的双重职能是这种不可兑换的原因。黄金既是纸币的储备又是国际支付方面的唯壹货币。私人信用货币只是在私人发行者有支付能力（票据到期时能够付款）的限度以内才能在国内流通；同样，公共信用货币只是在发行国有能力用黄金（或可兑换黄金的外汇）来清偿对其他国家的债务的限度以内才能在国际上流通。

这并不是说每向国外购买壹次货物就必须向卖方国输送壹次黄金。在国际上，同在国内或地方上壹样，也实行著壹种清算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壹个国家须向另壹个国家输送的黄金只不过是前者欠后者的款数和后者欠前者的款数二者之间的差额。这种差额叫做结余。支付平衡里面出现结余。支付平衡主要包括下列各项：

甲，贸易平衡，即向某壹国家的输出及由该国来的输入之间的差额：倘若输出总值超出了输入总值，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为债务项目。

乙，资本运动，即输出资本及输入资本之间的差额：输出资本包括：在外国购置的股票、工厂、债券、不动产、在外国的银行里进行的投资等等。在有关国家置有产业的外国人把红利、利息、保险费或保了险的资本等等汇往国外也属于这壹类。输入资本包括：为有关国家带来资本的外国人所购置的股票、债券、工厂、不动产，在本国银行存放的外国资本，以及在外侨民汇回国内的红利、利息、保险费、保了险的资本等等。从外国寄回来的私人及公共赠与也属于这壹类。倘若输入资本的数额高于输出资本的数额，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为债务项目。

丙，航海运动：本国船只在国外运输货物收取外汇作为运费并把它带回国内。反过来，外国船只把货物运到本国来，收取外汇作为运费并把它带往国外。倘若第壹类运费的数额高于第二类运费数额，支付平衡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有了负债。

丁，旅行运动：倘若有关国家的旅客到外国去旅行花费的金钱比外国旅客到该国来旅行花费的金钱多，支付平衡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有了负债。

戊，外侨移入及移民出境运动：倘若移入的外侨带来的资金比出境移民带走的资金多，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有了债权项目，等等。

只要壹个国家的支付平衡，总的说来，壹直有赢余，该国只要用数量不大的金属储备就可以保证其纸币兑现。但是壹旦支付平衡开始经常有赤字，那就必须要有高额的金属储备才能正常地保持纸币兑现。否则黄金外流就有引起投机及恐慌的危险（57）。最后，倘若大部分在贸易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国家都放弃了金本位——1930年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其他国家就不能不也照样放弃金本位，否则他们本国的货币就会成为国际投机活动的标的，并且逐渐退出流通领域。

支付平衡影响著货币流通量，并从而又在半不兑现或完全不兑现的纸币制度下影响著货币的购买力。支付平衡的持久性逆差是通货膨胀倾向的产物；支付平衡的赢余是通货紧缩的产物。[13]但是，在短时期内，当发行银行把它所积累的外汇剩余等价物付给出口商时，支付平衡的赢余就能引起通货膨胀的倾向，因为这个额外的购买力在市场上找不到等价物（58）。为了避免这种后果，支付平衡的盈余，必须用增加国内储蓄的办法来加以抵销（59）。

发行银行和银行信贷

只要货币继续以金本位为基础，发行银行的作用就首先是要注意保证货币兑现。发行银行只要提高贴现率就可以对信贷施加限制，这首先是为了限制信用货币的流通额而制定的手段。用来纠正“繁荣”的偏差只不过是它的间接作用。但是，在不兑现纸币的时代，发行银行的任务有了扩大，包括了控制整个经济的职能。因为发行银行必须控制每壹家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反过来，每壹家商业银行又影响著经济发展的整个进程（60）。

十九世纪的发行银行都是用黄金（或者白银）库存和贴现过的商业票据来担保其所发行的银行券兑现。它们当时都借助贴现率来影响信贷额。

第壹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没落时期所表现出经济及财政的不稳定性，迫使发行银行不得不求助于额外兑现储备和种种不同手段来影响信贷。壹方面各家大私人银行莫不握有巨额储备，这就使它们可以大大地不受中央银行贴现政策的支配。另壹方面，经济萧条加甚时期，单单降低贴现率已经不再足以刺激信贷额、交易额和货币流通额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发行银行乃求助于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各家公共银行曾经广泛采用过的壹项老技术，即所谓公开市场政策。

在美国，这种政策壹直在实行，但主要是从1933年起才被广泛采用。在英国是1931年，在法国和比利时是1936年，由壹项特别法规定，发行银行得以在公开市场上收购及出售国家证券（公债券、国库券等等）。政府想要压缩信贷货币流通额时就可以出售国家证券，这样就会引起银行券的回笼（并从而引起银行券购买力的不生殖），或者是私人银行在中央银行里设立的贷方往来账的减少，以及这些银行以后所能发行的账面货币的减少（这和前者的效果是壹样的）（61）。反之，政府想要扩大信贷货币流通额时，它就需要把国家证券收回，这样就会引起增发新钞，或者增加私人银行在中央银行里的贷方存款。但是公开市场制度容易蜕化成为了弥补预算赤字而向国家提供垫支的手段（62）。

美国的货币贬值不像欧洲国家那么厉害，但也就是在美国，国家证券目前代表著私人银行账面货币的主要等价物，代表著发行银行财产中比私人债权重要得多的项目：

“直到1933年，形成货币主要源泉的是私人公司的短期借款。1929年，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国货币总额的三分之二。但是到了1950年底，就只占三分之壹了。现在，提供货币的主要源泉是政府公债。各家商业银行财产中的政府公债已经远远超过了它们的短期贷款（63）。”

但是，发行银行作为现金的最终源泉而行使的控制职能并不是绝对的。发行银行既可以硬性地决定货币总额，也可以硬性地决定货币资本（现金）的价格，即利息率。十九世纪时实行的是第壹种办法，现在实行的是第二种办法（64）。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同时既硬性地控制货币额，又硬性地控制利息率是不可能的。

货币的运用

黄金的双重职能——既是纸币的金属基础又是国际支付工具——使得这种贵重金属成了经济政策及贸易政策上的壹种工具。当各个国家的货币都可以自由地兑成黄金时，每壹种货币的价值，或者是直接取决于铸币的金属内容，或者是直接取决于作为贵重金属的简单代用符号的、以黄金为兑换担保的银行券。当纸币兑现的可能性已经或多或少被取消时，同外国货币相比，它就取得壹种法定兑价。这种兑价壹般均由国际公约加以规定，但也可以由单方面加以变更。倘若法定兑价同两种货币购买力之间的现实关系相吻合，它就会受到普遍的尊重，并且在两国之间的支付平衡发生暂时的波动时，或者在两国之间外汇供求关系发生暂时的波动时，不会受到大的影响（65）。

反之，倘若这种兑价是人为的兑价，那就会产生“平行市场”、“自由市场”或者“黑市”，在这些“平行市场”、“自由市场”或者“黑市”上，官方估价过高的货币，在兑换上便会贬值。

壹个国家的政府可能有意造成这种贬值来鼓励出口，以便改善支付平衡，或者帮助全部贸易的发展。不兑现货币的兑换率既然是壹种法定兑价，政府只要发壹道命令便可以把它降低。政府可以专断地规定，从现时起，降低货币单位的金等价，比方说降低20%，这样壹来，外币的价格便会比过去增长25%。把货币这样地降低价值叫做贬值，它使本国商品在国外市场上的价格下跌。

有些国家力图使纸币的运用成为自己的反周期武器，它们这样做曾经造成壹种假象，似乎“控制货币”政策能够用来挽救经济局势的严重偏差。因为发行银行在增加信用货币流通和降低利息率的时候就真能鼓励商业银行扩大信贷，这在不景气时期是被认为有利于经济的恢复的。

但是不该夸大利息率对于经济情况的影响。在美国进行的壹次调查说明，企业主付出的利息只占生产价格壹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工业制成品成本的0.4%；不动产建设成本的0.2%；矿产品成本的0.8%以及分配费用的0.2%（69）。

以为（在发行银行的帮助下）各家银行可以单独地保证使信贷及货币额有所增加乃是壹种错觉。银行至多不过能比较容易地用较低的代价发放透支。但是要想使货币额能够通过透支的办法真正有所增加，还必须由企业主们实际利用他们所得到的这些方便。由此可见，在经济恢复的初期，账面货币的真正来源是企业主，不是银行（70）。然而：

“在壹次（深刻的）不景气中，前景是如此的暗淡，看起来，任何可以想象的利息率下跌都无法促使实业家去承当壹桩事业，如果这桩事业不是显而易见地令人向往的话（71）。”

由此可见，说明由不景气向经济恢复过渡的，归根结蒂是决定整个经济情况的那些因素，而在这些因素中，货币额和利息率的运用只起壹种从属作用。[15]

通货膨胀的三种形式

通货膨胀与公共纸币本身有著同样悠久的历史。通货膨胀来自铸造货币和发行纸币的国家需要，克减成色和用粗劣金属代替贵重金属是它的最早的形式。通货膨胀在引起物价的突然波动以后就破坏了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任何社会。1125年左右去世的捷克编年史家科斯玛斯说：通货膨胀“比鼠疫还要坏，比敌兵入侵、饥馑以及其他灾难还要可怕（72）。”

看上去像是正在摆脱其金属基础的纸币，它的性质强烈地引诱人去进行间歇的或接连不断的贬值。

因此，在帝国主义时期，贬值或通货膨胀已经几乎是完全成了世界性现象。但是，对于贬值或通货膨胀应当因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

发行信用货币（或用其他方法增加货币额）而无商品或劳务为直接补偿，但根据当时情况，短期以内就业及生产就会有所增加，那末这便是有节制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要求存在著壹定的失业和未经使用的生产资料储备（73）。[16]当国家用增加了的货币额来购买商品及劳动以制造摧毁性手段时——也就是说制造不进入再生产过程的商品时——，它可以对物价进行严格的控制，把通货膨胀暂时掩盖起来，直到货币流通与实际商品流通二者的失调打破了这种短暂的平衡。[17]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物价的相对物将是以强制储蓄的形式使得公众的部分收入不生殖化（74）。这个时候，掩盖著的通货膨胀意味著本国战争工业恢复为平时工业以后将会增加生产，或者通过掠夺外国，来增加商品流通。如果不发生这种无相对物的购买力收缩，通货膨胀的最后结果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物价上涨。

在大量发行通货膨胀性质的纸币的同时，如果可供购买的商品的流通在壹个长时期内陷于停滞或者减少——特别是充分就业已经实现或者当时的环境是战争经济的环境——物价上涨就会立刻发生并引起壹场恶性循环。通货膨胀自己滋养自己，货币贬值引起物价上涨：物价上涨使预算赤字增加，预算赤字增加反过来又用发行通货膨胀性质的纸币来弥补，这就又引起壹场新的物价上涨浪潮。贬了值的信用货币再也无法从流通中抽回来。凡是能够把这种贬了值的货币脱手的人都尽量越快越好地把它脱手，而去贮存真实的价值：黄金、外汇、珠宝、艺术品、实业股票、不动产等等。最受打击的人是依靠工资过活的人（75）。

当国家的开支由于战败，由于支付占领费或赔偿费等等，最后远远超过了收入的时候，就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货币的贬值即使不与时俱增也要与日俱进。银行券的发行以天文数字为单位，贬值速度比印刷速度还要快，交易减少了，或者是退回到以货易货。实业家如果把他的商品拿来同这样贬了值的货币进行交换，便会冒再也不能把资本收回、再也不能实现剩余价值的危险。因此他的商品便全部被从市场上抽回去，囤积起来，这就会引起经济停顿和货币的彻底崩溃。

购买力，货币流通和利息率

由于利息被认为是“银钱的租金”，由于利息被假定为由现金的供和求来决定，人们便试图研究壹下流通货币总额同利息之间的关系。这是忘记了这样两点：利息率是由现金资本的供和求决定的，而流通中的货币要想变成资本，必须具备壹定的社会条件。实际上，从社会角度来看，流通货币总额可以分为二大范畴：

壹、工人、职员和小人物的工薪总额，还有资本家打算供他们私人消费开支的资本主义基金总额。

二、每壹家企业的流通资本总额，尚未用作再投资的利润总额，尚未使用的固定资本的折旧基金和任何来源的“储蓄”。

第壹类范畴全然不标志现金资本的供，而是标志消费资料的求。第二类范畴既标志著生产资料的求，又标志著现金资本的供（76）。只是在上述第二类范畴流通货币总额内，利息率才会对被贮存起来的部分产生实际影响，才会对借贷给银行和工、商企业的部分产生实际影响，才会对所有者直接用来购置生产资料的部分产生实际影响。但是，货币资本总额在各种不同用途上的这种分配既非单纯、亦非首先由利息率决定，而是由交易的总的发展情况（工业周期的特定阶段），由利润率，由利润率和利息率之间的比例等等来决定。

“人们不能断言，货币额增长利息率就随之下跌，货币额减少利息率就随之上涨。此壹或彼壹后果的产生总是由下列事实来决定的：（收入的）所有权的新分配对资本的积累更为有利呢还是更为不利。”

“利息率同在市场上参加交易的个人所握有的货币额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这里只有间接关系，这种间接关系是通过社会分配中收入和财富的转移、通过物价来进行的（77）。”

这并不是说，在资本主义的演变中，货币额的增加只起次要作用。相反的，货币额的增加是资本主义演变绝对不可或缺的壹个条件，理由有二：

首先，作为资本主义特点的生产及生产率，没有货币额的相应增长便不可能有巨大的增长；这种增长同贵重金属矿在开采方面的波动增减无关（78）。

其次，由于信用货币总额和账面货币额的增长影响著物价的水平，它们就决定著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特殊形式，也就是在任何经济复苏初期发生的利润率上升；没有这种利润率的上升，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可能复苏。

米塞斯及熊彼特曾就这种他们称之为强制储蓄的现象作了恰如其分的描述（79）。按照冯·米斯的说法，强制储蓄（即用货币贬值来降低工资的购买力）的特点在于它是资本形成的壹个源泉。这两位作者完全摒弃以剥削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论，但在此地却间接地承认资本并不是资本家作出储蓄及付出牺牲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机器强迫依靠工资过活的人储蓄和牺牲的产物。

“眼前是壹个阶级抢劫了另壹个阶级的壹部分收入并把强抢所得储蓄起来。当这种抢劫终了时，被抢劫者就不能消费不再归他们所有的资本，这壹点是显而易见的。倘若被抢劫者是壹些向来就消费他们全部收入的、依靠工资过活的人，他们就无法扩大他们的消费。倘若被抢劫者是壹些没有抢劫行为的资本家——例如自己的储蓄蒙受贬值的食利者——那么现在，在利息率下跌以后，他们就会宁可消费自己的壹部分资本，但是这种消费比起由于自愿储蓄而产生利息率下降时的消费来要多（80）。”

换句话说，而且是令人难以置信地说，唯有利息率下降及随之而来的损害依靠工资过活的人们（损害工资购买力）的利润率上升，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真实刺激剂。

资本主义社会虚拟资本的产生以及对劳动人民所带来的压迫互助与信贷

商业起源于不同村社间的生产不平衡发展；信贷起源于同壹村社不同生产者间的生产不平衡发展。自从畜牧或耕作以私人经营为基础时起，由于个人同个人间禀赋有别，由于牲畜同牲畜间强弱有别，土地同土地间肥脊有别，由于人类生活或自然环境中的无数事故，不同生产者间的生产便产生了发展上的不平衡。其结果是：壹方面出现了年年有剩余，因而有积累的农户，另壹方面也出现了在劳动中产生纯亏欠（生产所得低于消费所必需和种籽所必需）的农户。

同壹民族不同生产者间发展的不平衡，并不自动导致信贷的发展。信贷并不是壹种天生的制度，而是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在原始公社缓慢解体的过程中，牲畜或土地的私人经营方式不断发展，在很长的壹段过渡时期中，私人经营与合作劳动结合进行。而在以合作劳动为基础的社会里，信贷是不存在的。在这种社会里只有互助关系。壹般情况是：由比较幸运的村社成员去帮助比较不幸的村社成员，前者并不指望通过提供这种帮助得到什么物质利益。直到现在，许多原始氏族还是这样。

在北美洲印第安部落达科塔族人之间，食物和狩猎工具的借贷是无偿的（1）。在印度尼西亚农村中，借贷粮种、果种、牲畜等等都不附带利息（2）。马来亚渔民遇到季节风到来不能出海时，可以从亲友那里无偿地借到大米和银钱（3）。

当原始社会陷于瓦解、交换关系和劳动分工日趋普遍时，同壹村社各成员间不计得失的互助便以劳动时间的经济为基础的等价概念所代替。交换价值的生产越是比单纯使用价值的生产占上风，无偿的借贷和互助便越是被有偿的借贷所代替。

新赫布里底群岛居民过去的习惯是：在同壹部族里，当壹个人把食物贷给另壹个人时，前者并没有想到通过这种借贷获得利益。相反的，为了经营商业而借贷贝壳货币或木船时，贷方需向借主赠送礼品以资报酬（4）。十六世纪作家阿隆佐·德·祖里塔和马里阿诺·维西亚，关于哥伦布到达墨西哥以前当地居民的生活，曾留下有意义的记述，他们说：在阿芝特克族人之间，借贷也壹般是无偿的。但是，在墨西哥某些地区，普遍的习惯是：货币借贷则须付给壹定的报酬，例如椰子、金沙、铜片、玉石等等。足见，在原始社会末期，在和生存本身无直接关系的活动领域方面，信贷就和互助产生了分离。

为了保证全体村社成员的生活而进行互助的古老习惯，在村社解体的初期，还继续在农业社会里实行了很长壹段时期。在中国，小麦的无息借贷壹直实行到周朝（5）。在最早的吠陀法典、以色列法典，波斯兰法典、阿芝特克法典以及伊斯兰教法典中，都可以看到关于借贷小麦和牲畜时，禁止收取利息的规定（6）。纪元前两千年左右，在古代伊朗的苏斯，即所谓高级专员时代，在有利息借贷以外，还实行无息借贷（7）。中世纪早期，由寺院发放无息借贷（8）。就连小商品生产业已充分发展的巴比伦社会——这从汉姆拉比法典中可以看到——在实行有息商业借贷的同时，还实行对赤贫者、对病人、对歉收农民的“无偿借贷”（互助）（9）。

今天，“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土著居民村社中，小业主和殖民者之间还在实行传统的互助；他们进行小额借贷而不索取任何利息（10）。”博埃和耶迈也确认，当“大家庭”制度还在盛行时——例如在印度——，互助就会广泛地实行（11）。

由此可见，与其说信贷同互助发生分离是在村社成员关系中产生，不如说是在村社同村社以外的其他人间的关系中产生。旧约全书和可兰经对此都作了明确的区别。在壹切兼有村社和小商品生产的社会里，由村社集体缴纳赋税的原则，是为了使贫苦农民免遭破产的壹种特殊的互助形式（12）。

银行的起源

在以单纯生产使用价值为基础的社会里，小商品生产的发展，引起了商品流通。商品流通引起货币流通，而货币经济便在这个社会的每壹个细胞里发展起来。这就是在社会发展的这壹阶段，高利贷影响著每壹个生产者的原因。但是，在货币经济中，货币不单单是交换工具，同时也成了交换对象。货币经济从单纯的商业中分离出来，就像后者早先已经从手工业中分离了出来壹样。

当货币经济刚刚冒头时，贵金属由于稀少和流通量有限，它在社会上主要是壹种后备基金和安全基金，与其说是被用来流通，不如说它是被用来贮藏。然而，在当时动荡不定的年代里，把财物放在家里是莫大的冒险，尤其是冒被没收、被盗窃、被抢窃或被毁坏的危险。因此，习惯上是把它托付给当时最受尊敬的壹些机构代为保管，这些机构就是寺院。从起源上看，就像壹切被珍视的物品壹样，贵金属也有过壹种魔法礼仪般的职能，这种职能使得所有的寺院成了大量金钱的当然保管者。这种贵金属集中于寺院的结果，使寺院在货币经济壹开始发展时，就成了最早的偶然信贷机关。

当初，在美索不达米亚就曾经是这样。从第壹家乌鲁克大寺院银行（纪元前3400年到3200年）起，壹直到汉姆拉比时代（纪元前2000年），平均利息率是由撒玛斯寺院来规定的（13）。在古代伊朗，寺院是最早出现的货币借贷主（14）；壹直到萨萨尼王朝时代都是如此（15）。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寺院到毁灭为止，壹直是动产财物保管所（16）。在古希腊，奥林匹亚、德尔富、德洛斯、米莱特、艾费斯和高斯岛的各家寺院，还有西西里岛的各家寺院，都是货币保管所和银行（17）。在希腊被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征服的整个历史时期，情况也是壹样（18）。在罗马，万神殿是银行中心。

在拜占廷帝国时期，从第五世纪开始，各家寺院就成了主要的宝藏主；到了第八世纪破坏偶像运动时期，这些寺院的金银才被拿来投入货币流通（19）。在中国，唐朝时期也有过同样的情形。可供铸造的货币金属贮存，还有信贷业务，越来越为佛教寺院银行所垄断；政府当局向它们展开了进攻，强迫好几千所寺院僧徒还俗，并于843年下令熔化壹切用贵金属铸成的佛像（20）。[1]

在日本，“内乱频繁的中世纪时期，宗教机关……曾经是唯壹的可靠场所……商业上的交易是在陵墓和寺院的保护下进行的。有些人把贵重书刊和财富托付给这些神圣场所代为保管，以免在战争中遭受破坏和掠夺。陵墓和寺院还同时经营金融机关的业务，发放贷款，组织合作信贷，即日语所谓‘无尽’和‘赖母子讲’，并且使用期票（22）。”

罗马帝国晚期，在主要还是自然经济的中亚细亚东部，佛教寺院是唯壹的银行（23）。最后，在欧洲中世纪早期，寺院还以发放死典借贷的唯壹信贷机关的身份出现（24）。[2]十二世纪初期，圣殿骑土会成了第壹家国际性的储蓄、转帐和抵押信贷银行（25）。[3]

等到大商业有了发展，贵金属就开始有了进壹步的流通。但是，前面已经说过，大商业在刚出现时，主要是经营国际贸易。因此，可以想见，这就会同时出现大量的、来源不同和成色不壹的铸币，须要把它们根据各自的实际价格进行兑换。结果就必然产生壹种以货币本身为对象的新技术，即货币兑换技术。由于兑换商和贵金属商人向愿意把贵金属存放在可靠场所的贵金属所有者提供了实际保证，这些兑换商和贵金属商人便成了第壹批非宗教性的财物保管人，然后又成了第壹批职业银行家。银行壹词的字源是意大利文“banco”，意思是指货币兑换商在上面进行各种业务的柜台。同样，在古希腊，人们用“trapézite”来称呼银行主，这个名词来自“trapeza”,意思是兑换桌。

在古人代，货币兑换商是最早出现的职业银行家（26）。在印度（27）和中国也是壹样。然而在这两个国家里，货币的多样化不是来自国际贸易，而是来自各种不同的地主性货币（28）。[4]在日本，早在德川时代，货币兑换商就成了真正的银行家（29）。

在伊斯兰教的阿巴西德帝国，由于采用银行本位外又采用金本位，货币兑换商成了必不可少的经济人物，很快就担任了银行家的壹切职务（30）。库利希（31）认为十六世纪出现货币兑换商并很快就成了银行家，乃是当时社会混乱所引起的。他说：

“十三和十四世纪在法国流通的货币，除了王室和诸侯铸造的以外，还有阿拉伯货币、西西里货币、拜占廷货币和弗洛伦斯货币；在法国南部还有米兰的‘里勃里’（libri），威尼斯的‘杜加’（ducats）金币；在香巴尼地区，有西班牙的‘里亚尔’(reals)，布尔吉农和英吉利的‘诺比里’（nobili），荷兰的克罗那（couronnes）。卢卑克和科隆的铸币，英国的金镑，法国的‘土尔奴阿’（tournois）等，也到处流通。使用地区最广的是威尼斯的‘格罗西’（grossi）和‘杜加’，还有弗洛伦斯的‘费奥里尼’（fiorini）。”

德·罗佛对于中世纪银行的起源作了如下描述：

“热那亚的兑换商最初只专门经营当面兑换，但是他们的业务范围很快就扩大了。他们接纳活期存款，根据客户通知办理过户付款，并对客户提供记账贷款。就这样，兑换商营业所就逐渐成了储蓄和转帐银行。在热那亚，十二世纪末期这种演进就完成了（32）。”

著名的阿姆斯特丹银行，也是在1609年由于当时年青的省联合共和国的货币种类繁多而成立的（33）。

资本主义前期社会的信贷

最早的银行业务，例如当面兑换，财物的储存保管，以典质土地所有权为条件提供借款（即抵押借款）等等，并不是真正的“货币交易”。事实上，在当时，作为办理委托保管和活期存款的保管者，非但不向客户付息，相反的，倒为保管存款和提供服务而取得报酬（34）。例如阿姆斯特丹银行，直到十七世纪还是如此（35）。[5]

上述业务的对象，基本上是些既不搞生产又不搞商品流通、或是停留在生产和商品流通边缘上的阶级。随著货币经济的发展，这些人成了大大小小高利贷的典型牺牲品。中世纪时，庞大的国际商业银行主要是对王公们发放典押信贷，而力量较弱的伦巴底钱庄主要是对并不富裕的小封建主或平民发放典押信贷，使这些人吃亏（36）。究其实，这是壹种消费信贷（37）。

真正的“货币交易”是随著参加到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中来的各个阶级，即年青的资产阶级、高利贷者和商人等的比例增多，才相应产生的。国际贸易的发展造成了它自己固有的信贷需要。由于买货和交货时间上的距离，[6]由于买主和卖主在空间上的距离，由于需要在遥远地区之间转移大量货币，而货币的价格又经常发生波动（39），这就产生了订立商业信贷或“流通信贷”的必要性。凡是国际贸易发达的社会，都建立了这种信贷工具，这些工具就是汇单和支付券：“汇单的流通深深地扎根于国际贸易之中（40）。”

公元前二千年，在乌尔和巴比伦就出现了汇单，中国在周朝时期（纪元前1134年到256年），印度在佛教时代早期，也有了汇单（41）。在古希腊，纪元前第四世纪就出现了汇单，以后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帝国征服希腊，这种单据在希腊所辖各地区也到处流行（42）。以后又从希腊传入拜占廷帝国和伊斯兰教国家，然后回到中世纪欧洲（43）。

这些早期的不能流通的期票所提供的信贷，并不扩大资金的活动范围。它只加速资本的周转，使资本发挥其最高效益。以后，当出现了投资信贷，也就是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企业提供贷款的时候，资本的活动范围才有了扩大；“不生息”货币，即贮藏在金库里的货币，变成了资本，参加到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来。

投资信贷最古老的形式是海航信贷；这是基金借贷主和船长冒险家为了实现壹次海商业务而成立的合伙；这种信贷的起源是海盗性的合伙，这壹点主要由瓜分利润的条款上表现出来（44）。这种“巨大的冒险性借贷”由古希腊和亚历山大与罗马帝国征服希腊时所辖各地区传到东罗马帝国和伊斯兰教国家，然后又于第九世纪传入拜占廷帝国的意大利，再从意大利以合资公司的形式传遍整个中世纪欧洲（45）。

开始的时候，这种商业合伙只限于壹次用于壹桩事业。但是，到了后来，随著商业由行商过渡为定居商，合资公司便逐渐变成由几个人合伙成立的公司　业时间长达许多年。从十三世纪起，意大利每壹家大公司（佩鲁济公司、巴尔迪公司、梅第齐公司等等）都是这壹类的合伙。以巴尔迪公司为例，这家公司是在1331年由分别归属十壹个合伙人的五十八股资本组成的（46）。

最后，当国际贸易最少是在壹定范围内成为正常化，从而失去其冒险性时，它就吸引了闲置资本的广大部分。这些闲置资本以非正常存款的形式存入各大银行家的大公司，任凭商人加以使用，不再于短期内提取，而商人则就此付给定息，作为参加实现商业利润的报酬（47）。

由此可见，从小商品生产时起，银行家就成了“货币资本供求之间的中介人（48）”。然而，在当时，主要的货币需求者不是私人而是国家（国王、公侯、市镇等等），从而产生了公债和流通信贷及投资信贷的平行发展，而公债却占了上风。

已知最古老的公债是伪亚里士多德在其所著《经济学》（I’Economie）壹书第二编中提到的例子。伪亚里士多德谈到：小亚细亚喀拉左麦的爱奥尼亚殖民地，向雇佣兵首领举债来支付欠饷，然后又向本土富有的公民强借钱钞以偿还贷款。富有的公民被迫拿出来的是金币，而所得代价则是铁铸的货币。根据中国汉书记载，纪元前154年，曾经有壹位的高利贷者借给了政府壹千斤黄金（约含两百四十四公斤，不到壹百万金法郎）来从事镇压叛乱者的战争，这位高利贷者得到的利息是1000%，相当于壹千万金法郎（49）。

在这以后不久，便产生了公债的古典形式：以国家的收入，即形形色色的赋税作为抵押的形式。在大多数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里，公债并不多见，而且具有冒险性，壹般情况下是以债主的破产而告终。

但是了十六世纪，可以流通的公债券[7]在信贷史上发动了壹次革命，大大扩充了资本的活动范围，把大量原非资本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由于法国国王对意大利发动远征以及查理五世所辖国土分散而造成的有利条件，公债便国际化了。

“在壹度作为单纯的结账手段之后，信贷本身变成了壹种价值，壹种可以投入流通和可以拿来转让的交换标的物（51）。

商业资本时期货币资本的供和求

随著商业资本的发展，原来特殊现象的信贷便成了经济生活中的正常制度。商业票据贴现从十七世纪起就在英国广为流传，十八世纪又在法国和壹切大的贸易中心广为流传，十九世纪起初兴起的票号制度是在中国对外贸易方面，后来也在中国国内商业方面，广为流传（54）。商业的地理性扩张，同美洲和远东进行交易的长期性以及主要商业公司向少数大国际贸易中心的集中，对商业票据的应用提供了有利条件，动员了壹切资本。

汇单原来只是在汇率涨落上进行投机的壹种工具（55）；现在，它成了在商业方面发放流通信贷的经常工具，同时也成了“不生息”货币资本进行短期投资的工具。货币资本市场就这样发展了起来。

在这个市场上，代表著需求的主要是国家。在商业资本时期，国家仍然是永无休止的借贷者。克拉潘指出，直到产业革命，英格兰银行发放的信贷，绝大部分对象是王国政府（56）。1776年成立的贴现银行也是如此。同它们壹样的，还有由于对国家发放信贷而倒闭的不幸的劳氏银行（57）。

但是，除了国家以外，也出现了另外壹些债务人。这首先是大商业股份公司。就当时来说，这些大公司对当时的货币的需求量极大；为了应付需要，等到下壹批商船归来，它们往往不得不同信贷机关打交道。

在整个十八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都向阿姆斯特丹银行借款；英格兰银行的主要债务人，除了国家以外，还有英国东印度公司（58）。

后来，国家债券的持有者（食利者、贵族、商人、银行家等等）和商业票据的持有者，由于需要现金，便将他们的债券和票据拿来贴现。最初，拿来贴现的主要是国家债券，到了十八世纪后期，票据才开始占了上风。

最后，和小商品生产时期壹样，贵族和高级官员们对于货币也有需求——消费信贷——，这种需求是通过抵押贷款（以贵金属、珠宝首饰、有价证券等等为抵押品）来获得满足的。

手里持有现金资本的人是货币资本的供给者，这些人首先是大地主，还有积累货币壹时无法投入自己企业的商人。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期，欧洲大陆上的银行家仅仅从事兑换业务和存款业务，并不发放贷款。但是，在英国，壹进入十七世纪，就出现了偶尔对顾客发放贷款的商人。

随著货币流通的发展，随著社会财富的增加，随著货币资本的供和求的平行发展，十八世纪中叶，起先是在英国，后来又在欧洲大陆上，相继成立了地方性的私营银行，其业务是充当需求资本的人和正在力图把手中持有的后备现金变成资本的人之间的中介人。这些地方银行壹般都是业务发达的商业公司的产物，它们接纳存款，发行银行券，并经营商业票据贴现业务，这就诞生了现代的银行体系（59）。

产业革命使这种最早的银行网获得了迅速发展。1750年时，英国还只有十多家地方银行，但到了十八世纪末，这种银行发展到了二百多家（根据某些作者，甚至发展到了三百五十家）（60）。[8]在当时的生产方式下，这些银行赖以发展的组织形式可以用诺里季市古尔内银行的例子加以说明。下面是该银行于1838年10月5日向股东发出的通报的壹段话：

“把英国东部各工场的全部纱线收购下来，囤积起来，然后再拿去供应织布商……这是壹笔十分赚钱的买卖。古尔内银行从前的年收入比不上英伦三岛其他银行的收入多，我们认为，毫无疑问，问题就在这里……在同各家毛纺厂的往来关系中，我们已经开始向它们提供用于开发工资的现金，并使他们得以继续营业。本公司的银行业务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诞生的……（62）。”

这种迅速发展的原因，首先是英国各个不同地区间的经济不平衡发展。当时，尚停留在农业阶段的地区里，银行壹般都还在为其存款谋求投资地盘，[9]而设置在工业区里的银行则在信贷需求方面应接不暇，经常处于搜索基金的境地。伦敦的货币市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伦敦的货币市场是现金过多的银行和现金不足的银行间的中介人。

工业资本时期货币资本的供和求

随著产业革命的掀起，货币资本市场有了扩大和广泛的变化。除了来自资本主义前期社会的各阶层（地主、商人、手工业者、政府官员、食利者等等）对于货币资本的供和求以外，还出现了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机器本身对于货币资本的供和求。

货币资本是资本循环的起点和终点。但它并不单单在资本循环壹开始和最后终了时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货币资本经常不断地被排除到生产以外去，从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说，就是成了“不生息货币”。同时，在职能资本家方面，也经常不断地产生对于附加货币资本的需求，以便在利润率最高的条件下，运用自己的资本。

壹个企业要想积累用来更新其固定资本所必需的货币资本，那就需要经过若干年以后，并且要等流通资本经过了多少个循环周期以后，才能实现。在此期间，如果它不把折旧基金投于其他目的，那么，在壹定时期内，这项基金就“不能生息”。壹个大企业的工资基金，用在每壹个生产周期开头的时候，当这个生产周期超过了壹个月（指按月支付的工资）或者是超过了壹个星期（指按星期支付的工资时），工资基金就也不能生息。资本家为了自己的消费需要（不生息的消费基金）而提取的壹部分年利润，是要在整整壹年的时间内花用的。在壹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笔钱壹大部分呆著不生息。企业的积累基金，也就是再投到营业中的壹部分利润，也并不是在某壹个新的生产周期壹开始就全部用掉。资本家在把上述各种利润作为投资以前，必然会等待最有利的时刻，例如市场上的有利时机。以上这些，是暂时被生产过程排除在外的、从而成为不生息基金的、四种货币资本的来源。

此外，固定资本的更新，并不是恰好赶在必要的折旧基金积累齐备的时刻进行。由于需要使用巨额资本，由于冒著巨大风险，这种固定资本的更新最好是恰恰赶在经济周期终了的时候，赶在资本家预期的市场重大扩充的时候（64）。倘若时机已到，资本家的折旧基金（和积累基金）还未曾筹集，他就必然设法借贷所需的资本，好不放过这个良好的机会。握有技术发明的资本家，如果能够借以夺取其竞争对手的销场，他在运用该项发明上如果缺乏必要的资本，也必然会设法去筹借（65）。

在经济循环的某些时刻里，工业家心中有数，哪怕产品增加得再多，在市场上也不会销不出去，因此这正是他应该积累资本，应该把利润再用来投资的好时刻。如果当时这种利润还没有实现，他就必需取得借款，以便提前投资。

最后，从理论上讲，当壹次生产周期完成之后，生产的再开始应该是在商品流通的周期壹旦完毕就马上进行。然而，我们已经说过，利润量和利润年率是由壹年之间生产周期的次数决定的，因而也就取决于工业家能不能够在业经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以前，也就是说，在投入该商品生产的流动资本收回以前就再开始生产。为此他也必然力图借到壹笔附加货币资本，等到货物售出以后，再拿货款来偿付这笔债务。

资本主义制度下信贷机关的职能也就是在上述的不生息货币持有者和想利用借贷资本来增加其固有资本的资本家之间起媒介作用。因此，这和资本主义前期的银行资本与资本的其他形态之间的关系正好颠倒；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银行资本在刚开始时是从属于工业资本的服务者。但是，如果说现代的商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区分开来仅仅是个职能上的分工问题，那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壹经出现时，银行资本家和实业或商业资本家之间的分离也就不可避免了。

因为，同实业家和商人相反，银行家应该直接起壹种社会性的作用。银行家唯有在能够克服社会资本表现为许许多多、个人财产的分裂状态时，才会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用。银行家的社会意义也就在于他的这种调动和集中社会资本的职能。同时，这种职能所涉及的范围并不以资产阶级本身为限，而是还包括壹些地主、富农、中农、手工业者、公务人员、技术人员以及繁荣时期的技术工人，把他们的储蓄全部集中起来。

与此同时，货币资本市场逐渐走向专业化，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市场：

——货币市场，即短期信贷的供求市场，主要由银行控制。

——金融市场，即长期信贷的供求市场，主要由银行、首行是交易所控制，到了二十世纪，保险公司、储蓄所、房屋协会，还有其他储蓄设施性机关（如养老基金、疾病残废保险基金、预防失业基金等等）也加入了这些银行和交易所的行列，为的是把非立即全部用掉的全部货币收入变成资本。（这种资本对其所有者往往不带来任何利润。）[10]就这样，货币资本的集中运动达到了它的最高阶段，完善的阶段。银行“不让壹点壹滴的资本不生息”。

利息与利息率

利息的来源同高利贷资本利润的来源是壹回事。利息在经济领域内最初出现时，只是壹种由债务人到债权人的价值转移。当壹个农民为了能够生活到下壹次收获，必须向人告贷x数量小麦，随后，又必须从收获中提出x+y数量小麦偿还债权人时，存在于这两个人之间的小麦数量，并不因为借贷关系而有所增加，仅仅是y数量小麦由债务人移交给了债权人而已。迄今为止，这种高利贷形式还远未消失，并不断地使受害者陷入贫困，把受害者置于债权人的奴役之下：

“在君主专制时代的越南直到收获到来前，佃农须向地主告贷以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全家，但是，收获到来后，壹般情况是佃农用其所得不足以偿清债务，继续被债务牢牢地拴在土地之上，就像中世纪初期，农奴被习惯法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壹样（67）。”

资本主义社会的流通信贷和投资信贷就不再是这种情况了。借贷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保证债务人的生存，而是让他得以实现利润：“如果眼下有壹笔借款，这笔借款能够被用来从事商业或者工业，从而可以在将来获致壹笔更大的进款（也就是在原借款项之上又增加了剩余价值，增加了利润），企业主就须付出积极的利息（68）。”[11]

流通信贷系以提前实现已制成商品的价值为目的；投资信贷系以增加企业的资本额为目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剩余价值或是由于资本循环的加速而增加，或是由于资本额的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见，利息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是借贷资本获得的附加剩余价值的壹部分。利息率比平均利润率要低，[12]否则，如果两者壹般高，借贷就无利可图，因为借来的资本本身原来就被当做能够生产平均利润的。债权人也感到满意，因为在发生借贷以前，他的资本原是个“失业的”不生息资本。债务人也感到满意，因为尽管他须向债权人支付利息，但他终究比什么都借得不到的好处要多。

资本主义企业主就借贷资本支付的利息，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壹部分，是企业主加以放弃的壹部分，因为借来的资本使他获致了比应付利息要高的剩余价值总额。但是，随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个个企业主都在谋求附加资本。与此同时，家家银行的社会性集中职能，使壹切金钱都有转化为附加货币资本的可能。因此，通过货币资本供求的增减，便产生了平均利润率，也就是壹切非“失业性”资本的“正常收益”。必须说明，这和货币的“本质”毫不相干，而是壹定生产关系的产物，这种生产关系使货币得以变为资本，使它得以部分占有社会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流行著这样壹种习惯，就是把壹切收入都看作是具有著平均利息率的、资本化了的虚拟资本的收益：[13]

“随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成长，从十四世纪起就例如在德国形成的壹种对资本显然有利的习惯，即把壹切收入（个人服务所得的收入除外）都说成是资本价值百分之几的习惯，获得了发展（71）。”

这种习惯导致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在职能资本家就纯属其本人进行经营时，把他的资本利息和企业主的利润也分离出来。从利润总额中减掉利息便出现企业主的利润。这显然是“唯心的”，即虚拟的手法，因为任何企业主从资本上获得的都是平均利润，而非平均利息。这种习惯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特别有用，因为可以供他们掩饰利润问题，也就是剥削问题，并且可以借此用简单的利息理论，在资产阶级经济体系中代替壹切利润的理论。[14]

信贷机关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利他主义而在资本的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间充当中介人。信贷机关本身也在经营特定的资本，这种资本也会带来平均利润。信贷机关的利润率是以银行利润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利润首先来自两种利息间的差额，即信贷机关对存户的货币资本支付的利息和发放信贷时所得利息间的差额。此外，信贷机关的收入还有代客买卖股票和债券时取得的佣金，办理汇兑业务时收取的汇水，等等。

由于信贷机关，首先是银行，对任何存款，就连为期不过几天的存款（活期存款）都须付给利息（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利息），因此，反过来，它就必需把壹切闲置货币都加以外借。这样在结算时才能获得利润。所以，在货币市场上，除了单纯的流通信贷以外，还产生了随要随还的贷款（活期贷款）。这种借贷的形式早期起源于欧洲后来在中国也被运用，每逢公债季息支付日期到来的前夕，大量货币就集结于国库之中，在货币市场上引起货币荒。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同时也为了不让上述货币沦为“不生息”货币，对于以几个星期乃至几天为期而需求贷款的客户，首先是贴现所，便发放信贷。贴现所用这种借款来增加其再贴现业务。这种用有价证券及债券作抵押的贷款须随讨随还。储蓄银行习惯上也随时用它的闲置资金发放贷款（72）。

这样就形成了壹整套利息率的等级。从付给活期存款利息率和收取活期贷款的利息率起，直到付给长期存款的利息率和收取投资贷款的利息率止。在这个阶梯的每壹级上都有壹个银行及信贷机关付出的利息率和反过来银行及信贷机关向客户索取的利息率之间的差额。

上述各种利率间的差别，首先来源于各种信贷对于直接增加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贡献大小不同。最高和最接近平均利润率的当然是长期贷款利息率。长期贷款利息率操纵著投资信贷，首先是生产资料的赊购。同时，久而久之，便操纵了各种不同利息率的涨落。操纵著流通信贷的短期贷款利息率低于长期贷款利息率，因为虽然流通信贷能够加速资本周转，使剩余价值有可能增加，但它并不保证这种增加。然而，在某种情况下，例如当货币市场上发生货币荒，而这种货币荒不仅会给资本周转带来延长的危险，而且会威胁到资本本身的存在（破产的威胁）时，短期贷款利息率就会高于长期贷款利息率。

此外，还要注意，利息包括了保险费和风险费，这些保险费和风险费随著借款期限的长短及工业周期壹定时刻的变化而变化，随著不同等级货币资本供和求的特殊情况而变化，从而在自由市场上使各种利息率处于经常涨落之中。[15]但是，这些涨落是围绕著壹种平均水平进行的，决定这种平均水平的归根结蒂是平均利润率。

因此，除了由于工业周期中的不同阶段而产生的经常涨落以外，很难求出利息率的长期演变规律。利息率的长期演变，归根结蒂，是由货币资本的缺乏或相对过剩与利润率相对水平间的关系来决定的。

由此可见，在壹个统壹了广大国际市场的小商品生产社会里，在国际市场的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逐步减少的情况下，利息率便会下降。当货币经济在壹个农业国内有了普遍的发展时，当由于这种普遍发展而农村各阶级多多少少从主要是高利贷资本的重担下解放出来时，利息率也就会跟著下降；从这时起，利息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包括壹部分地租在内了。

流通信贷

凡是为了提前（即在把商品销售以前）实现商品价值而发放的信贷都是流通信贷（74）。这是由专业化或非专业化银行发放的、很少超过三个月为期的短期信贷。

随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化，生产日益同市场分离，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越来越复杂化；虽然说即使有商业资本的参加，而资本循环也还是有延长的危险。正是在这种时候，为了抵制由于资本本身转化为固定资本的部分日益增多而招致的利润率下跌的趋势，资本家便设法加速资本循环。这就是流通信贷的基本职能，这种职能使得企业主能够把自己的流通资本减少到最低限度。

十九世纪时，流通信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商业票据贴现方面。棉布制造商向棉花供应商付款时并不使用现金，而是采用开发期票或许约的方式。棉花供应商把期票送到银行里去，由银行把票据收下，按票额付款，但须扣除利息，即所谓贴现，等到期票到期，再由棉布制造商按票额向银行付款。在这里，实际上是银行把现款借给棉花供应商三个月，好让他把资本循环加速了三个月，因为正是供应商从银行方面获得了信贷，他才会向制造商发放信贷）。

但是，早在十六世纪就曾经出现了另壹种形式的流通信贷（77）。[17]凡是资本家都在当地壹家银行开得有户头，这样资本家就可以用简单的上账方式来支付或收纳款项（用转账的办法，由壹方把钱款过到另壹方的账户里去）。壹切银钱进出都通过这种方法，经由银行办理，银行在这里面成了会计中心。有的时候，壹家制造商在银行户里只有壹百万的存款。但是，为了能够继续进行生产，他须要马上有二百万才能开发工资。银行方面知道，再过几个星期，等到商品销售以后，制造商将会收入壹笔巨款，因此它就许可制造商从账上支取高于他实际存款的数目（“透支”）。事实上，银行代他垫了壹百万法郎。当然，对于这种账户上的垫款，除非是些极大的厂家，制造商以后是要支付利息的，这种利息壹般是5%。[18]

1875年以后，作为流通信贷主要形式的商业票据贴现便日益被这种透支所排挤（79）。资本大量集中的结果，产生了庞大的企业。这些庞大企业在银行方面享有足够的信用，可以通过透支办法获得必要的短期信贷，相反的，由于必须按照规定日期付清已经贴过现的票据，小企业越来越感到困难，而且害怕已经开发出去的期票由于不能兑现而使自己丧失信用。最后，大企业、大企业原料供应商以及大企业销售组织便合并为托拉斯，合并为金融集团等等，消灭了使用商业票据的旧伙伴（80）。

但是，1929年大危机以后，某些国家比如中华民国，由于垄断资本积累了大量现金储备，[19]由于特别依赖银行信贷的各项工业相对衰落，由于零售商业现金付款的增长，由于专业化信贷机构的发展，对大工业透支也开始有了下降。

投资信贷和金融市场

凡是为了增加工商业主的资本总额而发放的贷款都是投资信贷。这是为数比较可观的长期贷款，这种贷款，从贷主方面来说，其发放目的是为了获致持久的收入。

投资信贷直接起源于中世纪时期的购买地租，中古时期的组织商业公司，十四世纪时期大商业公司里的定息存款，以及中世纪时期商人和高利贷者发放给君主、王公和城市的长期贷款。[20]只是从十六世纪起，随著交易所和可供流通的票据的出现，投资信贷才具备了现代的性质。从这个时候起，出现了这样壹种社会阶级，这个阶级想把他们的财产——他们的资本——用来投资，通过发放长期贷款的办法来投资，以便通过这种投资使其资本有所增加，在萌芽中的金融市场上提供资本的就是这个阶级。在这个金融市场上，需要资本的首先是国家，随后，各种股份公司也越来越需要资本。在整个商业资本时期，也就是壹直到十九世纪初，甚至到十九世纪中，在西欧各金融市场上，公债券壹直保持著优势。

公债很快就采取了有固定收入的证券的形式，由国家用税收作为支付担保；[21]私人证券首先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收入不定的证券，这种收入的多寡系由发行该票证的各公司年利润（或半年利润等等）的多寡来决定。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对资本家来说，购置了壹张有收入的证券就等于对未来的社会剩余价值享有了分配权。随著交易所业务的不断发展，投资信贷的社会性越来越明显，许许多多资产阶级的皮包里都装有各种公司的股票，而这些公司越来越多，这些资产阶级的皮包里还装有许多国家、许多省、镇以及其他公共机关发行的公债。

把巨额款项长期放给壹家企业所冒的危险必然会令人寻求附加保证：对经营使用所贷资金的过问权和对企业壹般管理工作的过问权。因此，直接参与债务企业，也就是说由众多的合伙人共同组织公司，壹般是投资信贷最常见的形式。

古代的公司，不论是中国的、中世纪欧洲的、阿拉伯的还是拜占廷的等等，都是些无限责任公司：合伙人就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负责，不论这种财产是不是公司的投资。这就是中古时期经营投资信贷的银行家家迅速倒闭的原因。在威尼斯，十四世纪成立的壹百零三家银行中，有九十六家破产（8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导致了信贷的非人格化，产生了现代股份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完善形式。购买企业的股票和债券成了发放信贷的正常形式。

股份公司尽管早在十六世纪就已经出现，但是，要等到十九世纪它才成了强大的信贷形式。十八世纪初期英国南海公司和法国密西西比公司轰动壹时的破产，增长了资产阶级对这种信贷形式所具冒险性的无比恐惧（85）。实际上，在当初工场手工业时期，这壹类信贷的扩展还不是那么适时，只是后来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高涨时期，对于这种信贷的扩展才有了需要。

因此，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末期，向私营企业方面发展的投资信贷是不多的。股份公司固然只是在缓慢地发展，而储蓄银行，鉴于中世纪末期的经验教训，也都放弃了投资业务（86），同时，储蓄银行壹旦取得了公共银行的地位，它就不准再经营投资业务。银行只对国家和少数享有特权的客户经营长期贷款。

要等到英国的“证券银行”和大陆的“高级银行”在十八世纪末期出现以后，银行才重新积极过问私营工商业务。1822年成立了第壹家真正的商业银行：比利时总公司。这家银行起初是对工业企业发放短期贷款，但很快就遇到了资本固定化过多的困难，终于不得不征求投资，并主动采取了成立股份公司的措施（87）。

法国按照比利时总公司的范例成立了类似的公司，但是伯莱尔兄弟动产信贷公司轰动壹时的失败，把大多数欧洲国家商业银行的发展高潮壹直推到了1872年以后（88）。当时，在许多国家里出现了大批的混合银行，既收存款又发放投资信贷。

到了二十世纪，在保险公司、储蓄所、社会保险基金等等的影响下，金融市场起了变化。保险公司、储蓄所、社会保险基金等等壹方面聚集了大量资本，另方面又不能使用这些资本去购买收入不定的证券。好几个国家都制定法律加以限制，甚至对储蓄银行也加以限制。由于这种原因，在大多数国家的现代金融市场上，国家基金又像十九世纪以前壹样，占了优势（89）。同这种现象同时并存的是各大企业的经济核算现象。[22]

如果把存入社会保险基金和储蓄所等等的资金看做是同银行里积累起来的资本主义基金或多或少相等的货币资本积累，那就错了。实际上，工人们的储蓄只不过是壹种延期消费的资金而已，因为这种资金的绝大部分是要在存户本身的生活中去用掉的。在全盘统计工资和薪金收入的时候，在考察这种工人们的储蓄的时候，必须把患病工人、残废工人、还有依靠养老金过活的工人等等的债务也列进去，把他们不得不向社会救济机关、私人救济机关、家庭救济机关等申请的补助也列进去，把他们在消费方面的削减，即原来就已经低于生活起码需要水平的消费方面的削减等等也列进去。全盘计算结果，统计数字证实了这样壹点，即壹代工人在其整个壹生中，几乎是积累不了什么有价证券的。

交易所

资本家和信贷机关用股票及债券等形式，把闲置的货币资本投入股份公司，为的是想使这种借贷获得平均利息率。从债券和有固定收入的证券来看，他们事先就得到了这种保证。但是从整个股票的本身来看，所得利息的厚薄是随著实现的利润多少而涨落的。这种利息叫做红利。

但是股票、债券以及其他有价证券，作为收入证券，成了可以流通的东西，可以在交易所里买进卖出。它们的价格不是别的，就是从年红利（年收入）到平均利息率的营业资本估价。这种价格就是股票在交易所里的行市。[23]由于同壹家公司分配的红利壹般情况是每年不壹样，同时也由于对该项红利作出的估计壹年之内在不断地变化，股票的行市就有可能发生剧烈的涨落。于是壹种真正的在行市上进行投机的组织便成立了起来，时常造成人为的行市波动；人们传播谣言或是隐瞒有关企业利润率马上会发生的急剧变动。

这种投机活动在有些国家绝大部分是利用信贷来进行的。例如纽约，金融市场的主要业务是对华尔街的投机商发放信贷（90）。

股票及债券所有者领取平均利息，工业、商业和金融股份公司实现平均利润。差额到哪里去了呢？它在没有被重新投入企业资本和没有变为储备金的情况下，是以创业利润的形式作了营业资本的提前估价了，是被公司创办人以额外股票和发行优先股票等等方式占有了。

假定有壹家工业企业，它的资本是壹亿元。这家企业想从社会上额外获得二亿元来扩充营业。假定平均利润率是百分之十，平均利息率是百分之五。如果股票的发行总额是三亿元，那么在人们心目中这些股票便应该平均每年生产红利壹千五百万元。但是企业创办人所预见的年利润是三千万元。平均利息和平均利润之间的差额，也就是壹千五百万元，按5%平均利息率进行资本估价，形成了三亿元的壹笔额外资本，由企业创办人所占有了。由此可见，创业利润是要在股票的发行总额应为六亿元时才能实现的，而实际收足的股金仅为三亿元。另外三亿元的额外股份只是些收入证券，这些证券的所有人——企业创办者——可以年年获得平均利润和利息（红利）之间的差额，也就是企业主利润。

创业利润的资本估价说明了在股份公司大发展时期“工业巨头”迅速致富的原因。实际上，这种资本估价是对平均利润和利息的未来差额提前作出的，因而有著强烈的投机成分。许多股份公司经过这样超额的资本估价，都在长时间之内无力支付相当于平均利息的红利，正是这种超额估价的后果，另有壹些公司甚至破产倒闭。

另壹种占有创业利润的形式是在交易所里抬高股票的行市。例如有壹家公司，创业资本是壹千万元，分为壹千股，每股壹万元。假定用平均利润率百分之十五对该公司的可得利润进行估计，它就壹年可以获得壹百五十万元的利润，合每股壹千五百元。然而平均利息却只是5%，借出去壹笔款子只能带来5%的收入，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壹笔三万元的资本才能有壹千五百元的收入。这样，公司创办人就能够用三万元壹股而不是壹万法元壹股的行市把他们的股票在交易所里出售，从而占有差额。这种差额的由来仍然是未来的平均利润和现时的平均利息间的营业资本估计。

当股票和债券在交易所里和经纪人手里继续独立流通的时候，这些证券的真实价值（即它们所代表的对等价值）可能早就已经消失。政府当局用借来的资金制造的战舰可能早就已经沉入海底，用出售股票得来的金钱购置的机器可能早就已经变成废铁。许多股份公司在作出营业资本超额估价之后，实际资本和流通证券总额原来就有了深刻的分离，现在它们彻底地互不相干了。有价证券仅仅代表壹种虚拟资本，这种表面是社会资本总额之壹部分的虚拟资本掩盖了它的真正性质，即单纯的收入证券的性质，凭这种证券可以享有分配社会剩余价值的权利。

股份公司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很久以来，人们就想用股份公司的发展来证明这样壹点：资本丝毫也没有在不断地集中，而是在走向“民主化”。在某些国家里，譬如在台湾，持有股票的人不是有好几百万么？具有高度业务水平的工人，不是个个名义上都可以用自己的积蓄购置各大工业公司的股票么？

这种观念具有其双重的混淆性。首先，并不是任何人，只要他的收入归根结蒂来源于社会剩余价值的分享，便都是资本家。否则每壹个残废军人都成了“资本家”了。唯有那些可以依赖其资本收入为生、可以不出卖劳动力、生活水平至少相当于壹个小工业家的人才应该被划入这个范畴。

根据调查证明，台湾的工人当中，真正持有大量股票的人很少。大部份股民其实都是散护，很多人持有股票不到企业虚拟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壹，壹年收入不到两万，还比不上壹个中等工人壹个月的工资。由此可见，把这种股东说成“资本家”，那是荒谬的。

其次，从形式上看，股份公司似乎是分散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机构，但实际上它所代表的是资本集中的壹个重要阶段。把壹个小股东当成例如像通用汽车公司那样壹个巨大托拉斯的“共有人”，那纯粹是法律上的假想。事实上，这个小股东仅仅是壹张收入证券的所有人，为了取得这种证券，他把自己的积蓄实际上交给了大工业家和大银行家去自由支配。因此，对于小额积蓄所有者来说，股份公司不过是壹种隐蔽的剥夺形式，它并不是对无名力量有利，而是对大资本家有利，就这样，大资本家才能支配远远超过他们自己财产的大量资本。

“当壹个人向壹个大公司投资时，他便把运用其资本来建立、生产和发展营业的权利交给了这家公司的领导人（董事会），并放弃了对于产品的全部监督权。他所保留的是壹种改变了的权利，即壹般用货币形式分享部分利润的权利，还有将其在公司里的投资任意出让的权利。他成了几乎毫无动作的参与人。”

在种种情况下都是由人数很少的大股东握有同人数众多的小股东壹样多或者比他们更多的股票，从而操纵著股份公司。事实上，主要操纵股份公司的是壹个人数更少的小集团。[25]

“公司的形式为壹种真正的贵族、真正财政寡头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职业董事们出现了。这些董事们的职务就是专门管理各大公司的资本……许多公司之间联系不断增加的结果，使得这些董事联合起来，建立了壹种个人王朝。出现了形形色色相互交织和名目繁多的关系：利益共同体，联合管理处这种个人不负责而由董事会领导的双重事实，为相互谅解和达成协议（即垄断）提供了有利条件。”

股份公司（匿名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等等）的普及标志著信贷及整个经济实际上社会化的壹个重要阶段。当银行把小食利者存放在它那里的款项贷给实业家时，实业家仍然是他用来进行经营的绝大部分资本的所有人。随著股份公司的建立，企业主和年金所有者间的分离便日益加深。企业主的资本成了壹种工具，通过这个工具，他可以支配比自己的资本大好多倍的另壹些资本。

消费信贷

流通信贷和投资信贷的活动领域主要是停留在大、小资产阶级范围以内。但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再度出现了用高利贷形式或者不用高利贷形式提供贷款的消费信贷。由于不得不购买生活必需品而对商店负了债的工人、职员、失业者和破落户，可以很快就被无情的债权人带上终身枷锁，他们的微薄收入的绝大部分被人夺去作为利息，也无法使他们脱身。尤其恶毒的是，实行这种高利贷的就是工人在其中出卖劳动力的企业所开办的商店。

随著所谓持久消费物质的大批生产（如炊具、缝纫机、冰箱、洗衣机、收音机、电视机、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等等），出现了消费信贷的另壹种形式（102）。壹般说来，就连具有高度业务水平的工人和职员，他们所得的工资也不足以拿来用现金购置这壹类商品。但是，他们拿每周或每月工资的壹小部分来付款，经过壹定时期，这些商品便可以归他们所有。工商业者对这种分期付款的交易给以便利，对他们自己是有利的。因为这是扩大上述持久消费市场的唯壹办法。也因为，壹般说来，这种信贷能使他们获得高额的利息（现金交易和分期付款之间的差额）。[26]同时，这样壹来，商人们的壹般营业开支（贮存费和管理费）还可以大量减少，因为由买者本身负担了这壹部分费用。但是，即使把这种买卖所包含的剥削撇开（例如壹次到期未能照章缴款时，有关商品便由公司收回），分期付款交易制度的过度发展也体现著资本主义制度的壹种不稳定因素，特别是每当经济周期的繁荣接近尾声和破产倒闭的前夕（103）。

信贷与资本主义的各项矛盾

由此可见，信贷本身深刻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及其发展。它有力地扩大了资本的活动地盘，使得任何闲置货币储备都有了作为资本估价标的物的可能性。它便利、加速和普及了商品流通。它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刺激了资本之间的竞争和资本的集中化；总之，它刺激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趋向。信贷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业都同样是个必不可少的工具，并成为对付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重要手段。

同时，信贷也改造了资产阶级本身。利息和利润的分离，食利者阶层与广大资产阶级的分离，壹方面标志著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壹方面也标志著资本主义没落的第壹个必然信号。壹部分资产阶级仅仅是依靠他们的财产（资本）过活，而为了依靠资本财产过活，他们就全部排除于生产程序以外，被排除于同机器和劳动人民的直接接触以外。在家庭资本主义所有制企业里还属于个人的、实质的、资本主义占有制的私有性，到了股份公司时代就越来越变得客观和抽象。资本的统治采取了最壹般的和最匿名的形式。表面上，体现著剥削的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客观的、盲目的经济力量的同义语“公司”和“有限公司”。

商业方面也是壹样。信贷可以大大地有助于加速资本周转，可以在巨大的固定装备中，在资本转为固定资产的部分日益增长的情况下，有助于不断扩大流动资本的灵活性。[27]这样它就可以减弱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结果而引起的各种当前矛盾。但是同时，从长远来看，它却又使这些矛盾尖锐化。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初期，每壹个资本家都能够很快就知道他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是不是必要社会劳动时间。他只消到市场上去壹下，去找人照生产价格购买他的商品就行了。当商业和信贷使实业家与消费者彼此会面时，实业家自然而然便会明白自己的商品价值多少。但是，他并不知道以后是否能为这些商品真正找到销路，是否会遇到“最后的消费者”。实业家把钱（生产商品的等价）花费了很久以后，可能发现这些商品根本销不出去，它们并不真正体现必要的社会劳动时间。破产便成了不可避免的事。信贷可以推迟这种破产，但在破产终于来到的时候，又使破产的影响更加猛烈。

信贷使生产能够不直接顾到市场的吸收能力而扩大；信贷在整个壹段时期中掩盖著生产能力和有支付力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真正关系；信贷超过实际购买力而刺激商品流通和商品消费；从而推迟周期性危机的到来，使各种不平衡因素严重化，因而使危机壹旦爆发就更加剧烈。原因是信贷只能使货币——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两项基本职能的基本分离日益加深，只能使商品流通和实现交换价值的货币流通的基本分离日益加深。这些矛盾是资本主义危机最主要和最普遍的根源。

资本主义社会的农业生产以及地祖剥削农业和商品生产

农业的发展为真正的分工和城乡分离以及交换关系的普及创造了基础。但是农业却长期和由它自己使之产生的这种流通方式无关。小商品生产在国际贸易中心的壹些大城市里已经形成好久，而使用价值的生产却依然在和这些大城市相隔仅数里的乡间占著支配地位。只有少数几家农场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才被拿到市场上去。

当逻马帝国从事以食物供应罗马市的无产阶级以及帝国的众多军团时，小麦、油、酒和橄榄的交易就有了飞跃发展。有些作者甚至把这些交易的波动看作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决定性迹象（1）。但是，实际上，这种供应的对象并非是无名市场，而是国家（2），而且这是壹些无偿的或者价格极为低廉的供应（3），因此，它是壹种直接的或隐蔽的赋税形式。仅仅是在大量农产品的集中和运输方面，商业资本才在广大程度上发挥作用，然后再由国家把这些产品无偿地分配给像罗马和拜占廷这样壹些大城市的居民，以及军团。由此可见，整个这种供应循环并不和商品生产发生关系。在农产品方面，只是在本地市场上出售农民及贵族的剩余产品和在向国家出售农奴种植园的产品时，才会出现商品。总的说来，在任何壹个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都是如此。

十六世纪，当货币经济开始普及时，商品生产日益向农村伸展，与此同时，资本发展的结果，社会上出现了壹个新的佃农阶级。这些佃农之所以要土地并非为了自己种吃的，而是为了把它当作农业商品的生产基地，因为出售这些商品会给他们带来利润。

从十八世纪起，被大工场的产品打击得支离破碎的家庭工业和农村手工业开始消灭。在西欧，到了十九世纪这种演变才全部完成。在世界上其它壹些经济落后地区，同样的演变要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开始。现在，这种演变并非在每壹个国家里都已经结束，而是还差得远。此外，还没有壹个地方的农业商品生产已经把使用价值的生产消灭净尽，因为，即使在工业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里，例如台湾，直至如今还有自耕自足的农民，也就是只向市场出售其剩余产品的农民。

资本主义以前的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文明社会里，农业是人类的主要经济活动。因此，在这种社会里，地租是社会剩余产品的基本形式。生产这些剩余产品的人是农业生产者。农业生产者实际上支配著归他们自己占有的土地，并且少说也对这壹生产资料享有著使用权。农业生产者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代价是把自己的部分劳动时间（劳役）或部分产品（实物地租）贡纳给有产阶级。把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分为必需产品和剩余产品（地租）的做法，完全是在市场之外，在使用价值生产范围以内去进行的。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实物地租转变为货币地租这件事本身已经是社会解体的壹种表现。这种转变预示了生产的巨大发展，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巨大发展。农民为了向封建地主缴纳这种新形式的地租而需要的货币，是通过壹部分产品卖掉来取得的。但是，如果说，必需要有了商品生产，然后才能产生货币地租，那么，从数量上说，货币地租却依旧和市场的情况无关。货币地租的特点——货币地租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地租演变终了时出现，货币地租之所以在以往的各种形式中总是具有这种相同的特点——在于它的固定性，因而不受物价运动以及生产者货币收入多寡的影响（5）。[二]正是在地租固定不变的范围内，在整个农产品价格巨幅度增长的这段时期（例如十三世纪初到十四世纪中叶，农业产品价格巨幅度上升的这段时期），农民才成了重要的受益者（6）。

此外，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地租时期，只是在例外情况下，土地本身才会被看作是货币资本的投资场所，土地必须要为这种资本带来壹定比例的收入：

“野蛮时代及封建时代初期，只有微不足道的小部分土地可以被自由地拿来进行交易；复盖著森林和草地的辽阔土地，都是王室亲贵的庄园；就连旧世俗人占有的土地也都是被壹整套租让人和承租人之间的等级关系联结在壹起。通过这种关系，这些土地虽然不是完全不得转让，但转让起来就会遇到无数的障碍。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是固定性的。至于说到农民，使用关系代替了契约关系，绝大多数土地耕作者都降低到了缚在地上的农奴地位，既不能随便离开土地，但也不能把他们从土地上赶走。”

资本主义地租的性质则与此迥然不同，资本主义地租是在这样壹种社会里出现的：在这种社会里，土地本身以及它的主要产品已经变成商品。资本主义地租是投在农业上的、必须带来平均利润的资本的产物。由此可见，同资本主义工业壹样，资本主义地租预示了生产者同生产资料之间的分离。此外，资本主义地租还暗含著土地占有者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离，生产资料同租佃人之间的分离。资本主义地租的特点在于此；它同资本主义利润不同之处也在于此。

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

农产品市场的起源和中世纪城市的发展是紧密相联的。商业刚壹开始飞跃发展，庄园供应制就陷于瓦解；商业的飞跃发展为首批地方性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封建主的庄园供应制为在缓慢地形成中的地方性市场组织所代替。用车辆长途跋涉地把小麦运往中央庄园去进行消费，或者是运往庄园集团的中央市场上去，而且壹路之上还要经过壹些小麦价格低廉的地区，同时，在最终到达的地区里也许还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小麦、从而价格十分便宜，这就成了没有必要的事。换句话说，在粮食问题上，地方性市场逐渐渗入庄园供应制，并终于完全取代了这种制度（8）。”

但是，这种转变是缓慢的；真正的地方性小麦市场要到十五世纪后半叶才占了支配地位（9）。同时，不同城市的供应政策都妨碍著地方性市场的形成；这些城市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地阻止粮食价格上升（10）。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市场的统壹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在每壹个国家都成立了壹系列的区域性市场，彼此的粮价相差很大，各自反映著当地的情况：是粮食富足呢、还是粮食匮乏。

到了十六世纪，这些基本上是由使用价值生产者的剩余产品来供应的市场，便开始朝著大城市市场的方向演进；要知道农业资本主义的来源，就必须到这种演进中去寻找。若干大城市的惊人发展，打乱了农产品的供求关系（12）。在这些大城市的围墙里面，集中了全国极为可观的壹部分人口。直到近代这些居民的粮食供应不再是单单仰赖于近郊的农业地区，而是仰赖于全国整个农业（13）。这样壹来，农产品价格便在全国范围内趋向平均，其结果是大城市地区付出的粮价，成了全国小麦价格的基础。

从这件事实出发，同中世纪地方性市场上发生的情况相反，和遥远的歉收地区的价格（包括运费在内）相比，首都附近的、有大量剩余小麦的地区，就会把自己的小麦以较贵的价钱出售（14）。同时，就在这同壹个世纪里，人们还从大城市市场走上了国际粮食市场：伦敦不再仅仅吸引它本身供应所需的小麦，而且还吸引著全部用于出口和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博取最高价格的小麦（15）。

十六及十七世纪起，出现了广阔的大城市市场，与此同时，各大城市都实行了完全相反的粮食政策，它们不再像中世纪那样，采用各种手段来限制粮食价格，而是想方设法、以任何价格来确保城市所必需的足够供应（16）。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城市起了表面上的无限市场的作用，为资本主义打入农村创造了有利条件。运到城市里去的不再单单是农村方面的剩余产品，而是多多益善的小麦，从而使农村人口的口粮时常刚刚够吃（17）。

发生村社圈地运动的原因，不仅在于饲羊业有利可图，而且由于小麦价格胜贵的刺激。大城市市场的出现同农业生产者被剥夺自由使用土地的权利（也就是在农村实行资本主义）是彼此紧密相联的。

在同壹期间，农业的合理化经营，土地从三年壹休闲过渡为改种有助于恢复土壤肥力的作物，化学肥料使用量的日益增加等等，起初是在某些地区，然后是在壹个国家，壹个佃农要想享受从不断增长的农产品价格上带来的惊人果实，他就必须具备壹笔最起码的资本。早在十八世纪末叶的台湾，壹个佃农要想经营壹英亩耕地的农场，就至少要有充足的资本；要经营壹英亩半耕半牧的农场，就至少要有很多钱才可以；要想经营壹个畜牧庄园，就至少每英亩要是壹个非常赋予的人。由此可见，具备壹笔资本成了要经营壹项多多少少还过得去的农业的条件。这样壹来，资本要打入农业的壹切条件就都成熟了。

然而，这种资本在进入中国的时候，它所面临的两种情况，同工业和商业中存在的情况截然不同。在工业中，每壹项物质生产因素——机器、原料、劳动力——都可以由资本本身来生产、再生产，并且可以用相对或绝对日益低廉的价格（即劳动力，因为有工业后备军！）来生产；可是，在农业中，生产的基本物质因素，土地，壹经固定下来就有了局限性，永远盖上了不足的烙印，成为天然的垄断（21）。资本可以在工业的任何部门里自由出入，但却不能自由地进入农业。在农业中，土地所有权为地主阶级所独占，除了以支付地租为代价外，地主是不许资本进入农业的。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产生的时候，土地就表现为双重的垄断：自然的垄断和所有权的垄断。只要农业生产率继续落后于人口增长率和工业生产率，壹种双重的价格差别就会自行建立起来。由于全部农产品都会被市场所吸收，小麦售价便会由收益最低的劣质土地的生产条件（肥沃程度、经营方式、地理位置等）来决定，从而远远超过了赚钱庄园的生产价格，并为后者带来超额利润。同时，由于农业同利润率的平均化无关，并且还存在著上述的双重垄断，所以，哪怕是在收益最低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小麦也不是按照它的生产价格、而是按照它的价值来出卖；这种价值高于生产价格，这是因为，同工业相比，农业在技术上比较落后，因为在农业部门里，资本的有机构成较低，资本主义地租的来源就在于这种双重差别，而且是在存在著这种差别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地租才能够存在。

级差地租

在工业中，当著壹家企业的生产率高于平均生产率时，这家企业就实现超额利润。高生产率虽说能让商品按照高于其生产价格的价格出售，但到最后还是要导致平均的市场价格下降。在农业中，生产率上的巨大差别也能使某些庄园和某些土地的所有者得以实现超额利润。但是这种超额利润并不伴随市场价格的下降，而是市场价格的上升。只要是农业生产率的增长继续落后于人口的增加，因而使农产品仍然求过于供，市场价格就依旧由在收益最差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的价值来决定。如果为生产粮食而耗费的整个人类劳动都是社会必需劳动——只要全部农产品都能够继续找到买者！哪怕是在土地收益最低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也会给自己的价值找到等价物；由此可见，决定小麦平均售价的正是这种价值。小麦平均售价和高生产率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小麦的生产价格二者之间的差额，表现为级差地租，这种级差地租为土地占有者所专有。

级差地租可以由两种不同的方式产生：由于土地天然肥沃力的不同——或地理位置，和不同的投资。我们把这两种情况分别称之为第壹形态级差地租和第二形态级差地租。

假定有三块面积相等的土地，由三个租佃人使用相等的资本在上面分别进行劳动，彼此的资本有机构成也完全壹致。假定壹年之间他们各自投入的资本是壹百万元，土地A收获了八十公担小麦，土地B收获了壹百公担小麦，土地C收获了壹百二十公担小麦。如果平均利润是20%，小麦的售价便会是：1，200，000/80，也就是说，每公担售价为壹万五千万元，这是肥力最差的土地上的小麦生产价格。

由此可见，土地A不会带来任何级别地租。土地B的生产价值是壹百五十万万元；如果这块土地是租佃来的，土地占有者就会收入三十万元的级差地租。租佃人会满足于获得平均利润二十万万元。土地C的生产价值是壹百八十万万元；如果这块土地也是租佃来的，土地占有者就会收入六十万万元的级差地租，租佃人也只能满足于获得平均利润二十万万元。

运输费用是包括在农产品的出售价格里的，因此离大城市最近的土地就会产生较高的级差地租。

只要农产品的价格有继续上升的倾向，在农业上进行投资，以便开荒扩大耕地面积，或者提高熟地的生产率，就会对资本家有利。在第壹种情况下，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壹定差，这可能是壹些偏僻的土地，壹些比较远的土地，壹些要想比熟地实现更高的收益，就必须在上面安装大规模排灌设备的土地。但是这种投资的折旧是要经过壹段时间之后才能实现的。因此，在此期间，生产费用会增加，生产价格也因而增加。

因为施肥量有了额外的增加，因为选用了良种，因为使用了农业机械，因为雇用了农业专家，壹句话，因为作出了额外投资而产量增加时，情况也和上面壹样。

让我们再举A、B、C三块土地为例。假定在土地C上追加了投资壹百万万元，生产由壹百二十增加到二百二十公担。在这样作出的壹共二百万元的投资上，资本家应得平均利润20%，即四十万元。但是，倘若小麦售价继续由收益最低的土地上的小麦生产价格来决定，即每公担壹万五千万元，那么二百二十公担就可以售得三百三十万万元。在壹百三十万万元的剩余价值当中，四十万元作为平均利润落进资本家的腰包，六十万万元作为第壹形态级差地租落进土地占有者的腰包，三十万万元表现为第二形态级差地租，由土地租佃人想方设法留给自己，但是到了租约期满续订租约时，便会由地主把它算进地租里去。同第壹形态级差地租相反，第二形态级差地租并不是那么表面化，因此它不那么容易为土地所有者直接占有。

绝对地租

到现在，我们只谈到了这样壹些土地上的地租和超额利润：这些土地，或者是由于肥沃，或者是由于地理位置好，或者是由于在上面进行了额外投资。只要是农产品的价格还继续由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生产价格来决定，上述土地上的生产价格便会低于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生产价格。然而，在收益最差的土地上将是怎样壹番景象呢？倘若经营者和土地所有者是壹个人，那就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因为，原则上，资本家只要拿得到平均利润就满意了。可是，如果土地所有者并不亲自经营这块土地，那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向土地所有者缴纳地租便仍然是让这些土地向农业开放的前提条件。只要是小麦的出售价格还继续低于、或者等于这些土地上的生产价格，这些土地就会无人加以耕种，因为租佃者只会是在扣除了平均利润以后才能支付地租。否则，租佃者只要把资本转投到工业和商业中去，他就能实现平均利润，所以，他如果再这样做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壹旦农产品的出售价格有了足够的提高，即使在肥力最低的土地上也能生产出地租来的话，这些土地便会也有人来加以经营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由于农业生产率落后于工业生产率和人口的增长，这种情况曾实实在在地出现过。

在肥力最差的土地上出现的这种地租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来源于这样壹件事实：在这种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小麦，不是按照它的生产价格出售，而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而它的价值是高于它的生产价格的，因为，同工业相比，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而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又妨碍著资本在农业中自由出入，从而使农业资得以不“参加”利润率的社会平均化，不把在从它本身范围内创造出来的那壹部分剩余价值拿出去进行总的分配。

举例来说：假定工业的年生产总值为：

4000亿c+1000亿v+1000亿pl.=6000亿。

农业的年生产总量，就可以得出如下：

2000c+1000v+1050pl.=4050

工业中的平均利润率100/500=20%

在农业中，产品不是按照生产价格加利润20%（即三千六百亿）来出售，而是按照产品总值四千零五十亿，也就是连同超额利润四百五十亿在内来出售。通过这种超额利润就出现了绝对地租，农业的利润率成了105/300，也就是35%。

必须说明，土地本身并不生产地租。壹块荒地是丝毫地租也“生产”不出来的；生产地租的是投入农业的劳动力。由此可见，同工业利润壹样，这是剩余价值，是无偿劳动。但它又是壹种特殊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由于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并不参加利润率的总平均。这样，它就提供了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外负担利润是由于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比工业中的有机构成低而形成的绝对地租。同时，这还是壹种超额利润的超额利润，因为在农业中提供的全部劳动，都是社会必需劳动，就连在工业生产率低的情况下提供的劳动也不例外。

地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由此可见，对于整个资产阶级来说，地租意味著双重的损失。壹方面，壹定数量的剩余价值不参加利润率的平均，而且，由于这壹定数量的剩余价值是由比工业中资本有机构成要低的资本有机构成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原本是能够提高平均利润率的。另壹方面，农产品的价格有了上升，因为农产品是按照收益最低的土地的产品价值来出售的。这样壹来就必然会在工资方面形成壹种较高的最低基础，倘若取消地租的话，这种最低基础是不会这样高的，这就多多少少意味著工业中的壹部分价值转移到了农业中去。

总之，地租的存在，不仅妨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适当发展，而且尤其妨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中的发展。地租于被非经营地主占有之后，便退出了农业而不再被用来投资。这就使农业中可供投资的基金减少，使农业中资本积累的速度减慢。

但是，级差地租为土地占有者所专有这件事，主要是在土地改良上，成了壹个巨大的障碍。租佃者在进行土地改良时，只能获得有限的利益，因为，这种改良不可避免地会促使土地占有者提高地租率！土地占有者千方百计使租佃契约的期限越短越好（可能的话壹年壹定），在这种情况下，级差地租就会不断地增长。对租佃者来说，有利的则是订立长期租约，因为长期租约能让他们享有用自己的资本（在小租佃者情况下是用自己的劳动）来实现的土地改良的果实。

土地的价格和地租的发展

随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广泛发展，壹切进款都被习惯地看作是由投出去的资本——真实的资本和假想的资本——按照平均利息率带来的收入。地租是壹个实实在在的经济“范畴”，诸凡农业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都是它的源泉。但是，“土地价值”这个词，其本身却是毫无意义的。土地并不比空气、阳光、或是推使帆船前进的风更有价值。土地是由大自然提供的壹个“生产因素”，它不是人类用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凡是没有强制实行垄断土地私有权的地方，土地既没有“价值”，也没有价格。

只有在土地由私人占有，从而把它变成垄断财产的地方，土地才取得壹种价格，这种价格不是别的，它不过是根据平均利息进行了资本估价的地租：“土地的价格由土地产品的价格来决定，而不是相反（35）。”取得或买进壹块土地并不是购买壹个“价值”，而是买进壹个收入凭证，因为日后的收入是以当前的收入为基础而计算的（36）：

“购买土地的人，实际上是取得收取壹系列年收入的权利，而要判断这些年收入日后能有多有少，最现实的根据是它们在最近的过去曾经是多少。考察证明，壹块土地在过去的十年间的收入，是买主打算付出的价格的最有效的准绳。”

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土地价格的发展已经证实了它的这种来源，土地价格丝毫不是围绕著“物的价值”起波动，而是随著农业景况中的、往往是骤然和剧烈的波动而波动。

人口增长而肥力较差的土地必须投入巨额资本才能耕种，所以十八世纪下半叶农产品价格大大增长，随后，地租也立即有了相应的提高。

为了使级差地租能够出现，农产品的售价必须确保哪怕是在收益最差的土地上投下去的资本，也能实现平均利润。为了使绝对地租能够出现，农产品的售价必须确保在生产率最低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小麦，不是按照它的生产价格，而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当全部农产品的价格都下跌时，上述各条件，或者是其中之壹，就可以暂时或永远被取消。这个时候，某些土地上的地租便消失了。倘若这些土地不是由土地占有者本人直接经营的话，它们的耕种就停止了。倘若它们是由土地占有者本人直接经营的，土地占有者只好满足于取得低于平均利润的收入，甚至满足于取得只相当于壹笔实际工资的收入。

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农业危机时期都已经发生过的这种现象，到了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间，又有力地表现了出来。当时，各国开始采用机器来耕种辽阔的牧场和草原，从而使农产品成本下降了50%。与此同时，改善了的运输条件使得运费也有了下跌。

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土地私有制不仅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农业的条件，而且它还妨碍并推迟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全部可耕地为私人所占有这件事，阻止著新的农民去加以自由经营；但是，对于工业资本主义的高涨来说，它却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只要是还存在大片大片的闲置土地，城市劳动力就可以逃避工厂里的劳役，工业后备军就会消失，就可以由于工业就业与农业就业之间进行竞争而发生提高工资的危险。

早在十八世纪中叶就有壹些人坦率地承认了这个事实，并且要求制止指向外国的移民运动。如果是只要用壹笔微不足道的价格就能买到壹块好地，壹个星期劳动两天就可以过得舒舒服服，那么，任何壹个自由的人也再不会去为别人劳动了。

在那些有著闲置土地的国家里，用抢劫手段以及合法或非法暴力手段，把大部分土地据为私有的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远离西欧的中国，取得了种种发展，并且还发生了同私人占有村社土地相仿佛的现象。

生产关系与农村的所有制关系

在资本主义时代，用工业后备军的形成和地租的经济作用把农业同工业联系在壹起的特殊关系，引起了农业本身的特殊发展形式。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某些国家还保留著的奴隶制，和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某些国家采取的强迫劳动制，[16]在该有关各国的特殊情况下，意味著这些国家里形成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必要条件。但是奴隶制和强迫劳动制的采用，在长时期内，依然妨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入农村。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就出现了壹个类似的更为重要的现象。资本主义产品的打入这些地区和这些地区的跻身国际市场，破坏了这些地区千百年来以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平衡（70）。由于土地本身养活不了整个非城市人口，由于在城市里劳动就业没有取得任何重大增长，就出现了农村人口长期过剩。这种人口过剩只不过是长期失业的变相而已。[17]

这种农村人口的长期过剩，在租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之间，引起了壹场凶恶的竞争，这并不是把小块土地作为取得平均利润的工具，而是单纯的赖以维持衣食。对于土地占有者来说，与其把土地拿来从事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营，倒不如把它小块小块地拿来出租更为有利。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表现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用到农业中去的障碍。由此产生的土地经营的极端分散化，在印度表现得特别突出。在这个国家里，每壹家佃农的平均土地面积是四点五英亩，而在人烟稠密的西孟加拉邦，三分之壹的佃农却只有二英亩土地。这种现象的后果是，地租高得惊人和土地的超资本化（71）。由此而贫困化了的农民，日久天长，便会失去自己的小块土地，成了直接的或掩盖著的无产者。

那些紧紧抓住小块土地不肯撒手的小佃户们，支付著高利贷式的地租，这种地租意味著对他们的超额剥削，因为那些小佃户们的收入往往是比壹个农业工人的收入还要低的。当他们毫无资本，不得不经营用分担制度的形式租来的壹些小块土地时，他们就变成了为少得可怜的收入而劳动的真正的无产者。

农业资本积聚与集中

由于在农业中，同在工业中相反，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壹定完全互相结合，[19]因此，在农业中，资本积聚问题是以另壹种特别的面貌出现的。资本积聚的规律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而完全不是单单由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中产生出来的壹条规律。

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开始打入农业的地方，到还可以看到老牌半封建庄园正在解体的地方去研究农业资本积聚，那就会像从资本积聚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十八世纪末期的工业情况壹样的不近情理。只有当整个农业都已经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技术改革支配之后，才会发生积累已久的很多弊端。

农业里面即使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会有两种现象使得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并不立即发生。我们知道，地租的来源是：农产品的生产价格由收益最差的土地来决定。然而，资本的积聚正是要通过收益最差的土地的消灭才能产生！在农业中，只要这些土地，尽管是技术落后，还通用继续使自己的产品找到销售市场，资本集中就不能产生。但是，通过最坏土地的生产价格和最好土地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巨大差别，也就是说，通过巨额级差地租的资本化，资本积聚就可以产生。

同样，有些土地，尽管是在最低的收益水平之下，仍然会有人去加以经营，其原因不是为了生产平均利润，而是为了小租佃者要有个单纯的生存基础。就这样，小租佃者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水平来紧紧抓住“他的”土地（78）。[20]但是，只有少数资本或是毫无资本的农户尽管放弃了地租和利润而从事劳动，却依然要受歉收和天灾人祸横加摆布。

当上述可靠的市场归于消灭时，具体地讲，从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以来，小企业就用转入集约经营[21]的办法继续同大企业竞争。集约经营能够获得比大农场上进行粗放经营要高的生产率。

由于这种原因，尽管投在每壹公顷土地上的资本有了巨大增长[22]——资本积聚的间接形态！——进行集约经营的农业企业的土地面积并没有扩大，没有发生表面集中现象。

农业工人的悲惨遭遇

为什么农业工人那么贫困？为什么他们的报酬远远低于工业工人和商业工人的报酬？其根本原因是：紧抓著土地不放的、不顾壹切地牺牲自己和全家生活水平的千千万万个小农都在不断地压低农业工人的工资。乡村里的生活，没有城市里产生的新需要，以及用实物支付农业工人的壹部分工资甚至是全部工资，这是农业工人工资进壹步被压低的另壹些因素。农业工人往往是以靠打短工为生，再不就是以东流西浪为生；如果说在非农业的季节他们能找到别的活干，那仅仅是刚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而已，倘若连这壹点就业都没有——主要是在不发达国家——那他们就跌入了人类贫困深渊的最底层。

但是，时间壹长，原来受农业特有情况支配的农业工人命运的演变，就会更多地为工业方面总的发展速度所支配。当工业发展是那样快速，以致于到最后工业后备军人数下降时，农村人口外流便会日益加剧，农业劳动力恐慌便会在农村里普遍出现，结果，农业工资上涨，但也不会上涨到与工业工资等高的水平。

相反地，如果工业后备军人数长期趋于上升，为了壹年之内能找到几个月工作而相互之间进行剧烈竞争的农业工人，便会以取得最低限度的工资，而且往往只是仅够果腹的工资而感到满足。此外，其余“企业”收入无法使生活过得下去的小土地占有者和小租佃者，还会参加到农业工人的行列中来，扩大农业工人的队伍。

地租和边际效用说

由李嘉图创始、马克思加以阐明的地租学说，是价值边际效用说的起点。十九世纪后半叶，价值边际效用说又把劳动价值说作为未定案提了出来。[28]根据马克思的地租学说，农产品价格，归根结蒂，是由对农产品的需求来决定的。农产品价格是以在生产条件最坏的土地上进行劳动而生产的单位价值为根据（边际价格），这些土地的产品在市场上确保能找到买主。随著需求的波动，在那些已经没有了闲置土地的国家里，也就是说在土地所有权已被全部垄断了的那些国家里，农产品的价格可以是包括绝对地租，也可以是不包括绝对地租；根据收益较差的土地有人加以耕种还是被人抛荒，可以是包括级差地租，也可以是不包括级差地租。

把这种地租学说变成壹般的价值学说的根据，系来自两种分析上的错误。首先，他们避而不谈土地所有制的特殊条件，而地租正是这种特殊条件的产物。其次，他们避而不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所有权、资本所有权以及“劳动力所有权”三者在制度上的不同条件。

地租之所以产生，丝毫不是因为土地是生产过程的壹个基本因素，而仅仅是因为土地和生产过程之间还夹杂著壹个土地占有者，这个土地占有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总收入上要擅自索取壹份贡赋。从索讨这壹份贡赋的方式出发，把它说成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收入的壹般分配学说，这在逻辑上是壹个严重的错误。在壹个比方说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取缔了地租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十九世纪后半叶，某些海外国家的经济就已经多少接近了这种情况），用无中生有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收入分配和价值生产的整个机构是很困难的！

从理论上讲，地租这壹特殊情况之所以普及，只能到这样壹种社会里去找原因，在这个社会里，“资本主义”企业既和土地占有者打交道、又要和奴隶占有者和机器占有者打交道。这三种占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收入上各自提取壹份利闰，决定这种利闰的有关规律，当然同决定地租的出现和波动规律相接近。但是，我们特地给“资本主义”加上了引号，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产资料既不为资产阶级所垄断，又没有从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自由劳动，当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

要出现地租，不但必须要有资产阶级未曾破坏掉的土地所有权的垄断[29]——土地占有者运用这种垄断来阻止投入农业的资本去参加利润率的总平均并在农业中创造的价值上去提取贡赋——；而且还必须使农产品的生产在不受资本制约的特殊条件下进行。

维护价值边际效用学说的人们认为：市场上出现了三种“占有者”，他们在平等的地位上就三种不同的“商品”进行“交换”，这些商品的价格是公公道道地由“边际效用产品或边际效用收入”来决定的，也就是说，由土地占有者、资本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最末售出的，也就是收益最低的单位来决定的。

然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本身来说，这三类“占有者”之间存在著基本的质的差别。在西欧十九世纪古典的资本主义中（就是在这样的资本主义中，地租曾以其最完备、最典范的形式出现），存在著绝对的土地匮乏，农业生产的整个力量仅仅能够勉强满足社会的食物需要。正是为了这个缘故，而且是仅仅为了这个缘故——因为资本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地大量扩充耕地面积，至少在西欧是这样——，所以才会出现了地租，而且会在壹个长时期里保持下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输入粮食只能起调节作用，阻止农产品的价格超过了农产品的价值，阻止土地占有者们去占有工业当中生产出来的壹部分剩余价值。[30]

至于说到资本本身，它是在相对匮乏的条件下被拿到市场上去的。同时，资本以其本身的逻辑，阻止著资本充斥，以免使资本的充分利用遭到破坏：这是周期性危机的客观作用。[31]但是“劳动力占有者”本身则事先就由于相对的充斥而被削弱，他们在相对充斥的条件下，依然不得不向市场提供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相对充斥（产业后备军）不但是从而产生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机构的产物，因为资本主义不断地用机器来代替了人，因为它经常地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去大量的失业群众。

这样壹来便可以明白，这三种阶级是不可能在市场上以平等的地位来进行谈判的。股子是灌了铅的。这种赌博的规矩是，壹个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高高在上提出它的强加于人的条件，而另壹个阶级（无产阶级）却必须接受人家向他提出的任何条件。

如果考虑到，资本家阶级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积累资本才“干活”，上述赌博规则就更能在这方面发挥其作用了——这样壹来，把它说成是“边际效用商品”交换的见解就壹窍不通了。资本家阶级过著有保障的生活。当他觉得劳动者要求的工资过高时，他就可以宁可关上企业的大门，不去为了生产不足的产品，或是为了赔钱的买卖而工作。

轮到土地占有者时，他们宁可让土地荒芜，也不肯把它廉价出租，以免得到的整个地租过低。另外，在把这些土地从农业中抽出去之后，他们也就减少了农业生产，从而为把地租加以重新组织准备了后路。

相反的，无产阶级却处于另壹种特殊的境地：他们除去有壹双为了不至于饿死而不得不出赁的手而外，就什么储备也没有。由于他们很少有条件“等待景况好转后的有利时刻”，他们就不得不接受这样壹种工资，这种工资不是由“劳动生产率的边际效用”来决定，而仅仅是由有关国家和有关时代的生活资料平均需求来决定，还是那句话，股子是灌了铅的。

假如把真能“在平等地位上进行谈判”的社会拿来做壹番想像中的描述的话，那它应该是这样壹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壹方面是资产阶级必须掌握著足够他们几年之用的粮食储备（或者是存在著尚未被人占有的辽阔土地），另壹方面，劳动者也必须掌握著同样可以满足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全家好几年需要的粮食和金钱。必须要有了这种条件，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谈判”才会在相对平等的地位上来进行，由此而得出的收入的分配也才会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收入分配完全两样。但是，在这种社会里，壹方面不会再有资本的垄断，另壹方面也不会再有无产阶级，因此，它不再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

某些被人们近来错误地想给他恢复名誉的批评马克思的人，不明白为了什么原因土地占有者得以强迫资本家租佃者支付哪怕是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绝对地租（96）。他是从逻辑上，而不是从历史上来观察这个问题的。[33]从这方面来看，原因很间单，只要是粮食的长期匮乏还继续存在，也就是说，只要是由于农业的技术革命落后，壹个国家的全部农产品只能勉强满足其需要这件事还继续存在，土地占有者就可以强迫租佃者支付绝对地租，就可以避免放弃经营收益最差的土地。

当这种条件壹旦消失时，当主大片荒地壹旦开发的时候广大劳动人民对资本主义的痛恨达到壹定程度的时候，正像马克思所曾经预先感到过的那样，绝对地租就会实实在在地在大片大片土地上趋于消灭。事实上，如果不是有保护政策将绝对地租加以人为地维持（或恢复）的话，它早已经在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里消灭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是发生了异常寻乎的匮乏时，人们才会看到价格的突然回升，这种突然回升会使得绝对地租重又恢复其以往的地位。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学说的社会前提

辩证法的唯物论是哲学思想历来发展之天才的总结；哲学思想要能达到这个总结，必须有二个前提，即：壹方面，自然科学智识必须达到壹定的水平线；他方面，新出现的社会关系必须使社会过程中以前许多隐蔽的事物从此能显明出来。辩证法的唯物论有三种源泉，这三种源泉是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大革命以后时代法国诸历史家（梯叶里——Auguest Thierry，米涅——Auguest Mignet 和基佐—— Francois Guizot）等名字有密切关系的。黑格尔之辩证法的方法，费尔巴哈之唯物论的认识论和梯叶里之历史观，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融化综合起来就成为整个的辩证法的唯物论。这种综合是辩证法唯物论创立者个人天才之结果，但所以达到这种综合，则并非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而是受他们所生活时代之社会条件所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之壹元论的哲学体系，“并非简单的复活旧的唯物论，而是在旧的唯物论之坚固基础上面添加进二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之壹切思想内容，亦即整个二千年历史之壹切思想内容。”（恩格斯——反杜林） “唯心论观点不适用于解释自然界现象和社会发展现象——这种情形应该推动（而且确实已推动）能彻底思想的人（即不是折衷论者，也不是二元论者）回转到唯物论的世界观去。但新的唯物论已经不会是十八世纪末期法国唯物论者学说之简单的复演。唯物论复活了，但更充实了唯心论的壹切成绩。”（见普列汉诺夫之壹元论历史观发展的问题）我们研究辩证法唯物论哲学体系，看出这个体系是从前代唯物论，德国唯心论和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家中，探取科学思想的原素并融化为自己的所有物。但首先，我们要看壹看产生马克思主义体系这壹时代之社会条件。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西欧诸先进国家之社会关系中发生严重的变化，阶级矛盾壹天比壹天剧烈起来。壹八壹四年，在封建反动势力联合压迫之下，法国大革命的最后残余也被肃清了。拿破仑的崩倒和波旁王朝的复辟，推动封建贵族去企图收回其已失特权并恢复其阶级统治。自壹八壹五年至壹八三〇年，法国成为企图恢复旧制度的贵族和竭力拥护本阶级利益并渴想政权的资产阶级之间之议会斗争的舞台。这个斗争结束于壹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在这个革命中，资产阶级得到无产阶级帮助并结合那认国王政权崩溃为有利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就将封建反动战败了。胜利壹有保证时候，资产阶级就抛弃其不久以前的同盟者而不顾。摩尔人（Le Maure）（注）做完了妳的工作之后，他不仅可以滚开，而且也应该滚开，——这就是资产阶级为本阶级利益而这样说的。

“工人像想他们已经夺取得共和国了，但法国资产阶级却造成资产阶级的君主国来代替共和国，并捧那属于旧王室房支之奥尔良公爵（Ducd’Orléans）为国王，改名为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但向他提出条件，即要他成为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佣仆。新国王为报答他的恩人起见，就以种种奸诈欺骗挑拨和威吓手段开始剥夺七月革命所允许群众的政治权利。”（见梅林之近代德国史）壹八三〇年革命造成了资产阶级之无限制的统治。处在失败地位的贵族，不仅表面投降了，事实上也投降了。借用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话来说，就是贵族与其不久以前的敌人结合壹起去榨取利润，而自己开始“资产阶级化”（embourg eoisée）了。工人阶级帮助资产阶级斗争以反对封建贵族；但在资产阶级胜利之后，工人的地位比在七月革命以前更加恶劣。结果，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阶级意识刚刚开始成熟的法国工人群众就暴发多次政治阴谋的暴动和饥寒逼迫的骚动。七月革命之后未满壹年，即壹八三壹年春天，欧洲历史破天荒第壹次之纯粹工人的暴动就暴发于里昂；里昂纺织工人而且发出如下口号：“生存，工作，或战斗而死！”三年之后，在壹八三四年，里昂工人又图谋暴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这次暴动图谋与上次同样是自发性的，也与上次同样被残酷的镇压下去。在壹八三九年又发生第三次工人暴动，此次暴动乃是巴尔贝斯（Armand Barbés）和布朗基（Auguste Blanqui）所领导的。被压迫的工人群众这些接二连三而起的反抗运动，十分明显的说明：在欧洲历史舞台上已经出现壹个新阶级，要求其在太阳底下的位置；这个阶级不仅要求此位置，而且为争得此位置而奋斗。同此时候，在欧洲历史另壹轨道即英国所发生之事迹，也说明同样的意义。壹八壹五年关于谷物的法律通过之后，英国的贵族与在法国的壹样，也和工业资产阶级发生冲突。这个冲突延长到壹八三二年，即到修正选举法通过使资产阶级得到决定胜利的时候。这里，资产阶级也是依靠工人阶级帮助方才得到胜利的；但这里工人阶级所得的也与法国壹样，即工人阶级之不久以前的同盟者更加加紧的剥削工人阶级。壹切要减轻这种剥削之企图，都被残酷的镇压下去。宪章运动（Chartisme）的历史家波尔克涵（Borckhim）说：“当资产阶级看见无产阶级表示不愿替它当炮灰去进攻敌人的炮垒时，它就突然表示它是爱好‘秩序’和尊重‘法律’的。它的机关报，不久以前自己还持革命的论调，现在则突然愤怒起来反对工人之非法的和革命的行动。……资产阶级起来反对暴动的工人，不仅用武力压迫工人，而且用它所指挥的特别侦探队来监视工人。”（波尔克涵的宪章运动）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之革命反对派，其最有力的表现就是宪章运动。英国无产阶级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所发出之“政权是我们的手段，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这壹口号，就是表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已经增长起来。最后，在欧洲第三个先进国家——德国，这个时代的阶级冲突，也与在英法二国的壹样的剧烈。关税同盟成立和铁路建筑起来以后，生产条件和交通机关上的革命就壹天比壹天深入并扩大了。大工业和大商业开始造成近代大城市，消灭手工业，使少数人富裕和幸福，而推落绝大多数人于贫困和犯罪的深渊里去。封建制度虽然瓦解至极度，但还拼命挣扎不愿走进坟墓里去；工业制度也同样的拼命挣扎产生出来。在这个斗争中最遭殃害的就是工人群众。被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所驱迫于畜牲地位之那些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的工人群众，想在暴动中找出壹条生路；可是政府极残酷的镇压工人的暴动，将壹切暴动都葬送于工人的血海中。这种暴动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数见不鲜的；其中最巨大的壹次就是有名的壹八四四年西西里（Silésie）纺织工人的暴动，这次暴动之悲惨的结局感动了艺术界最优秀的分子，反映于他们的艺术作品中里头。这样，在十九世纪初期几十年中，欧洲诸先进国都发生那构成当时欧洲社会生活骨干之三个敌对阶级中间剧烈的冲突。 “社会关系已经简单化了到某种程度，即只有有意闭起眼睛的人才不会看出：这三阶级的斗争及其利益冲突就是近代历史之最初动力。”（恩格斯——费尔巴哈）底下壹件事实也可以帮助证明：这个时代简单化了的社会关系确实推动研究学问的人的思想倾向到辩证法唯物论方面来。这就是德国壹个皮匠，壹个天才的独学自修者狄慈根，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学说同时，完全不受他们二人学说影响，而得到与他们二人根本相同的结论。狄慈根说：“工业的发现使壹切关系都趋于单调简单和明显，以至于现在平凡朴质的眼光也容易明白逻辑的秘密，”（狄慈根——关于逻辑问题的信）唯物论历史观的霉菌饱含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欧洲社会空气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这种霉菌，于是就将当时已被逐出自然界观范围外之唯心论，也从其最后藏身地——社会观中，驱逐出去了。同时他们又找得了“阿基米德之点”（Pointsd’Archimed）（注），倚靠在此点之上就实现了上面所说的伟大的综合工作：他们将在他们以前的思想之最高收获融化成为壹个整个的壹元论的辩证法唯物论体系。我们往后就开始分析这个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壹切哲学体系之中心问题，就是我们的身内世界对于身外世界之关系问题。只要看看某壹哲学体系对此问题的答复，我们就可知道这个体系根本上是唯物论的或是唯心论的，换壹句话说，即可知道这个体系究竟属于哲学思想二大根本潮流中之那壹潮流。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上的分类说： “大凡以客观，或实在，或自然界为出发点之思想家其哲学体系是同属于壹类的。这些思想家壹定要解释：主观怎样隶属于客观，意识怎样隶属于实在，精神怎样隶属于自然界。…… 大凡以主观，意识，精神为出发点的哲学体系，就都同属于另外壹种。容易明白：这壹类思想家的责任就在解释：客观怎样隶属于主观，实在怎样隶属于意识，自然界怎样隶属于精神。…… 谁从客观出发，谁的哲学体系就是属于唯物论世界观的壹种体系；谁从主观出发，谁就是这派或那派的唯心论者。至于那些思想不能彻底的人，则他们只停止于半路上，只拿唯心论与唯物论折衷调和而已满足。这种不彻底的思想家就被称为折衷派。”（普列汉诺夫为戴博林所著辩证法唯物论哲学导言而作的序言）辩证法唯物论是建立在唯物论世界观基础上之最整齐划壹的壹元论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我们的身内世界对环绕我们的身外世界关系问题的答复，就是马克思主义之认识论基础，在此基础内已经含孕有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过程的见解。关于辩证法唯物论哲学诸名著之壹的著者戴博林，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为底下几条原则： “（壹）惟有自然界才是真实的。（二）自然界完全不依赖主观而自存在。（三）主观是自然界中壹部分。（四）壹切认识都导源于经验，即导源于主观从外界得来的印象。（五）因此，我们的意识是受外界，受实在所决定的。（六）真实世界既然是认识之唯壹对象，那么我们的知识，只有在其能适合于真实世界，于实在，之限度内，才是真确的和客观的。”（戴博林——辩证法唯物论哲学导言）辩证法唯物论仅仅承认自然界是真实的。只有客观的真实世界才是真实的。我们所说的自然界，就是能成为我们感觉的对象之壹切事物的总和。“自然界就是可感觉的世界之全部。”（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或康德主义）凡是存在于外界而又真实的壹切事物，就是自然界。 “自然界包括壹切并构成整个的宇宙。理性和非理性，实在和非实在，以及壹切矛盾都包括在自然界里头。在自然界以外，没有任何矛盾，也没有任何非矛盾。人类的理性将自然界区分为东西南北以及其他几千几百的小部分，但自然界本来是单壹不分的壹个整体。我们可以完全确定的说：壹方面，自然界有无究数的始和终，他方面，自然界又是无始无终永久存在的壹个物质体。”（狄慈根——哲学的实果）马克思主义认定实在之基础是物质的质体——物质。我们的出发点是真正的确实的物质的世界。世界是整壹的，其整壹性就是其物质性。恩格斯在反杜林壹书中说： “如果我们说到实在，且仅仅说到实在，那么整壹性就仅仅在壹点上：即我们所指说的壹切事物都是存在的。就在这个存在之整壹性中——并非在其任何整壹性中——这些事物才被人了解；而肯定这些事物是存在的——这壹句总括的话，不仅不能加上这些事物以任何别的壹般的或非壹般的性质，而且暂的从我们的观察中排除去所有这壹类的性质。因为，只要我们离开下壹根本事实，即所有这些事物之同点就是实在，——只要我们离开这壹事实壹分壹毫，我们立刻就发现这些事实的异点：有些事物是白的，有些事物是黑的，有些事物是活的，有些事物是死的，有些事物是属于世间的，有些事物是属于天上的，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所有事物都是实在这壹点即去做出结论。世界的整壹性并非在其实在，——虽然实在是这个整壹性的前提，因为世界要变成整壹，它自然须先存在。世界的真正整壹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但物质性并非拿几句江湖术士的话所可说明的，而必须拿哲学和自然科学长期而缓慢的发展才能说明。”（恩格斯——反杜林）只有将世界设想为单壹的物质的整体，我们才能认识世界。谁愿意超出于世界之物质界线以外，谁就应该听到诗人久已回答的话： “如果我死了—— 我在那里又将怎样？蠢才！这个‘那里’是没有意义的。 ‘那里’就是地下！” 我们说到物质世界，我们肯定壹切事物都是物质的，我们宣布物质是我们壹切推理的出发点。如果读者提出下壹问题来问我，那是毫不足为奇的：即“所谓物质世界究竟是什么？怎样来给物质下壹个定义？” 所谓物质世界，就是能够刺激我们感官并因此引起我们某种感觉的壹切事物。根据普列汉诺夫之有名的定义，则凡不依赖我们的意识而自存在的和刺激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我们某种感觉——感觉就是我们对于外界即这些物质质体及其相互关系之观念的基础——的事物，就是物质的质体。除了我们经过我们的感官所认识之这个物质世界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世界；惟有这个世界是唯壹真实的。这样给物质下了定义以后，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个定义能够适用于引起我们的感觉的和直接或间接这样或那样成为我们的感觉之源泉的壹切事物。物质是我们的认识之最初事实，其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就用这个答复来限制壹切“确立物质定义”之要求；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彻底的壹元论体系壹样，对于这个答复是可认为明显而完满的。（注）亚克塞罗说得很对：“哲学问题之可能性和庄重性，并不在于给物质和精神立下玄学的定义，而是在于研究的体裁和方法。由方法论的观点看来，问题只限于解决：研究是物质先精神存在还是精神先物质存在，换壹句话说，即对于现象的分析和处理现象的方法所用之研究的出发点，究竟是物质还是精神。”（亚克塞罗——哲学论文）

物质就是能引起我们的感觉之客观。这个客观是自己存在的，完全不管其在某个时期能否引起我们的感觉。每个质体之存在，都完全不管其在某个时期能否引起我们的感觉。 “唯心论者说：没有主观就没有客观。地球发展的历史却证明：客观之存在早于主观出现以前好久，换壹句话说，即早于具有显著程度的意识之有机物发展以前好久。唯心论者说：理性以其规律支配自然界。有机物发展的历史却证明：理性只到有机物发展至相当高度时才发现出来。这种发展显然只能拿自然界的规律来解释，由此可见自然界以其规律支配理性。世界发展之理论暴露了唯物论的真理。”（普列汉诺夫——恩格斯所著费尔巴哈之注释）认为外部世界必须依赖我们的感觉然后能够存在的壹切认识论，必然要使此理论的代表人陷于没有出路的唯我论（Solipsisme），承认惟有自己存在，自己之外都是幻相。我既然否认环绕我的世界之客观的真实性，我既然将这个世界设想为与我的感觉有不可间断的联系，我既然认为没有主观就没有客观，那么我只要彻底的思想下去，我就壹定会走到唯我论，或走到如车尔尼雪夫斯基（Tchernichevsky）所说的“迷想论”（Illusionisme）。这位俄国的大思想家明白：只要壹怀疑外部世界的存在，逻辑上就壹定会达到否认我们自己机体之真实性，就壹定会达到肯定：“我们所感觉的外部世界乃是我们的思想之幻觉，除了我们的思想以外什么也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这些话自然是梦呓，但跟著柏克莱主教肯定说“存在就是意象中存在”而事物就是“观念的集合”的那些人，如果他们有勇气发挥其根本哲学思想至于逻辑的极端，他们也就必然要走到这种梦呓。要避免走到这种梦呓，只有将整个自然界看作客观存在而将自己看作仅仅是自然界的壹小部分，即只有彻底的唯物论者，才有可能。主观是自然界的壹部分，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要遵守自然界壹般规律的。唯物论已经假借爱尔维修口中宣言：人类不能够摆脱自然界的规律；凡以为有超自然物存在的，都是梦话。人类是总的世界的实有中之壹部分。“如果有人问：思想和意识是什么，是从那里来的？那我们就答复：思想和意识乃是人类头脑的产物，而人类自己又是自然界的产物，跟著自然界壹起在壹定的环境里发展；由此可以明白人类头脑的产物本身根本就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不与其余的自然界冲突，而反要适应于其余的自然界。”（恩格斯——反杜林）唯物论打破了人类中心说并将人类看做自然界中，整个宇宙中，之壹部分。壹八五八年七月十四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说：“要研究比较哲学，妳就应该以全副精神鄙弃唯心论者抬高人类于壹切动物之上的壹种观念。”唯物论不仅将人类看做主观，而且同时也看做客观。在我们看来，人类是主观而兼客观（Sujet—objet）。说到人类时候，我们不能独断的将主观和客观对立起来。费尔巴哈最大功绩之壹，就在于他晓得将人看做心理的客观，同时又看做生理的客观：对于自己，我是心理的客观（主观）；但对于别人，我则是生理的客观。费尔巴哈说：“我感觉和思想时候绝非站在与客观对立之主观地位上，而是站在主观兼客观地位上，站在真正的物质质体地位上，在我看来，客观不仅是可感觉的对象，而且也是我的感觉之必要条件的基础，客观世界不仅在我以外，而且也在我本身，也在我自己的骨肉里面。”（费尔巴哈全集第十卷）狄慈根也表现同样的思想。他以无产阶级的语气表示这个思想说：“物质的头脑和精神的头脑，是合成壹个头脑的二个头脑。”（狄慈根——哲学之实果）譬如，我站在讲台上，对妳们听众讲演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我自己看来，我就是主观；但如果我现在努力解决我对外界关系问题时候，只拿这个外界为我的感觉之客观，那我就犯下了不可铙恕的错误。我没有权利可以忘记：在这个讲堂里面，妳们每壹个人，在自己看来，都是主观，而我在妳们看来则变成客观了。人类不是抽象体而是物质体。所以确定我们对外界关系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应该就是了解我们当中每壹个人都是主观同时又都是客观，了解人类是主观兼客观。我们对于外界的认识，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并仅仅由经验得来的。我所以认识在我面前之电灯黑板讲台窗户以及整个外界，唯壹之途径就是经由我从外界所得来的印象。惟有我从某种事物所得来之印象，才能给我以对于这个事物的认识。我所有对于外界的认识，其最初源泉仅仅就是产生我的印象之感觉的经验。唯心论者，在其认识外界时候，是从纯粹理性的先天的论点出发的；我们则从我们的经验和我们对于事物性质的认识出发，换壹句话说即从后天的论点出发。“要知道我们的知识和认识之生母，不仅应该在人类头脑中寻求，而且首先应该在壹般世界中寻求。”（狄慈根——哲学的实果）可是这里我们自然要发生壹个问题：即我们能认识这个“壹般世界”至何种程度，经验在领导我们去认识外界时候，其确实可靠至何种程度。我们根据在经验中从某种事物得来之印象，以认识这个事物。恰切点说，即我们所认识的并非事物本身，而是其某几种性质。我由经验知道糖是甜的，烧红的铁是热的，这张桌子是很重的，这张纸是白的，这座讲台是矮的，……。难道这是说我同时就认识了这些事物吗？不是。我只认识这些事物之某几种性质。这些性质也许是错误的，譬如我说这壹张纸是白的，这乃是我的主观感觉之结果，我的视觉之某种生理上结构所发生作用的结果。我知道这张纸是白的，其形式是长方而具有四角的，其大小是二十生的米突长和十生的米突宽的，其性质是坚硬粗糙的，……。由经验结果而认识的所有这些事物的性质，就允许我自命为认识了这张纸本身（即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吗？或者我应该承认：我只知道事物的性质，这种智识是主观的靠不住的，而我的对于这张纸的认识还远不是这张纸的真实状况呢！如果有人问我：这张纸之“自在之物”究竟是什么？那我就应该答复：不知道！而且由此认识还要做出个结论，而跟著杜布瓦·雷蒙（Du Bois Reymond）再添上壹句说：“而且也将不会知道！” 唯心论的哲学家就做出这样的结论。由外界刺激所造成的我们的意识状态，既然与外界本身不是壹致，由此可见这个世界是不能为我们所认识的。辩证法唯物论绝不否认：真实世界和我们的感觉印象中间是有差异的，我们的感觉印象，有时甚至能与真实世界完全不同，但这种状况并不推动我们去同意于外界，“自在之物”，之“不可认识性”。恰好相反，我们则肯定说：某种事物，除了刺激我们而造成了印象，由此印象又再造成我们对此事物之智识以外，再没有而且不能够有关于此事物之其他知识。因此，如果我承认只有经过物质刺激我们所引起的感觉，才能认识这个物质，那也“绝不是说我宣布物质为某种‘不可知的’和不可认识的事物。”（普列汉诺夫——由防御到进攻）我们经过由事物所得来的感觉，就可以知道事物的性质。雨伞有壹种“性质”，即能给我们躲雨；正因为这种“性质”，我们才使用雨伞。我们使用眼镜，因为眼镜有另壹种“性质”，即能使我们对模糊物件看得更清楚。这已经足够给我们承认雨伞，眼镜以及“自在之物”，都是可认识的，——虽然因雨伞等刺激而造成的我们的意识状态并不与雨伞等之“自在状态”相同。…… “人类的思想能否认识客观的真理——这个问题绝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人类应该从实践中证明其思想的真实性，即证明人类的思想是有真实力量并能达到现象里面的。关于离开了实践的思想是否真实之辩论，乃是纯粹经院哲学式的问题。”（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第二条）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晓得利用事物以适合我们的目的，晓得根据需要以配合物质，由经验得来之材料在实际生活中足够稳妥可靠的指导我们——所有这些情形都证明自然界是可认识的。壹切技术上的进步，都是人类研究过自然界并认识了“自在之物”的结果。 “我们以如下方法可以证明我们对于某种自然界现象的认识是正确的：即我们能够激发这种现象，仿造这种现象并转移这种现象以适应我们的目的。如此，康德之‘自在之物’就不能存在了。”（恩格斯——反杜林）人类能乘坐飞机，从柏林飞到莫斯科来，——这就是最好的证据，证明“自在之物”是可认识的。但如果我们肯定说自然界是可认识的，难道我们就认为我们的认识能力是无限制的吗？绝对不是！辩证法唯物论证明外界在原则上是可认识的，同时了解：人类认识外界，是在历史条件所能允许的限度之内。“世界永远是可认识的，但在某壹历史时代并不能完全认识到。”（亚克塞罗——哲学论文）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论人类智识的性质壹篇论文中将这个思想说得很清楚： “我们的智识就是人类的智识。人类的认识力，与其别种力量壹样，是有限制的。在这个意义之下，我们的智识之性质就受我们的认识力之性质的决定。我们的感官之感受性愈大，我们的理性愈强，则我们所知道的将比现在更多；因此，如果我们的智识将比现在更扩大了，则我们现在的几种智识到了那时就要改变。”（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十卷第二册）（注）

我们的智识是由经验得来的，我们的智识在我们的印象所由产生之外界影响之下而发展。我们知道，印象是某种事物对象，质体，即实在，刺激我们结果才产生出来的。由此可见实在决定我们的意识，或者如费尔巴哈所说：“实在是主体，思想是属性。” 我们的意识永远受那对抗我们的客观所决定，真实事物从我们的概念反映出来。马克思说过：“观念世界，乃是物质世界经过翻译和修改而到我们的头脑中来。”我们所具有的的概念根本就是真实世界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我们所具有的概念就是真实事物的像片。狄慈根说：“思想就是模样，就是真正的模样，就是真实事物的模样。……观念，与像片壹样，应该适合于它的对象。”（狄慈根——哲学的实果）

辩证法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之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们拿黑格尔的方法反转过来对黑格尔的体系，就在于他们并不像费尔巴哈壹样将黑格尔学说弃置不顾，而是拿黑格尔自己的辩证法去克服黑格尔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方法，他们以辩证法方法充实他们的唯物论体系，即以此总结在他们以前之哲学思想。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借用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讲演告终时所说的几句名言，作为辩证法唯物论之评语，他说：“什么也未曾失掉，所有的原则都保存下来，因为最后的哲学就是壹切形式的总和。”马克思和恩格斯拿辩证法与唯物论结合起来，而找到了哲学思想最好实果之综合，他们于是真正造成了“最后的哲学”。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之活的灵魂。纪元前，即在希腊文化时代，我们就已看见辩证法思想的曙光。（注）辩证法方法对于近代伟大思想家，如笛卡尔谢林费希特等都有显著的影响；但在黑格尔学说中，辩证法方法才达到最完全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直接由黑格尔学说中采取辩证法出来的。

黑格尔的辩证法究竟是怎样？我们试听这位大思想家自己所说的话： “人们往往将辩证法看做壹种皮面的技术，以为辩证法故意使确定的观念发生纷乱并在确定的观念中造成虚假的矛盾。因此，人们承认并非这些观念不对，而是这个矛盾怪物不对；人们承认理性的表象是正确无讹的。人们往往认为辩证法不过是主观的耍把戏，用以证实或驳倒某种论据而已，而其实是没有壹切内容的，惟其如此，所以表面上却装饰著壹些巧妙的论证。——这样的判断是错误的，照其真实意义讲来，辩证法乃是理性，事物及壹般确定现象的定义之本有的和实在的本性。哲学的推理，就是了解个别的定义并将这些定义联系起来，即使之发生相互关系，然后再分解这些定义，使之各种隔离而就其中认识其意义。真正的辩证法则与之相反，壹个定义变成别个定义乃是经过内心的和渐近的转变，在这转变中就可看出这些定义，理性，是片面的和狭小的，即是包含有自身的否定。壹切确定现象之特点，就在于这些现象已注定要自己毁灭的。可见，辩证法乃是科学进步之活的灵魂；辩证法原理灌注内心联系性和有定性于科学内容中；这个原理是真正超越于确定现象，而非表面上超越于确定现象。”（黑格尔——哲学智识之总汇）

“理性顽固的攻击辩证法。但辩证法并不是哲学之专有品。恰好相反，我们时时刻刻都感觉到辩证法并由经验上确信辩证法。环绕我们的壹切事物，都可以为辩证法的例证。我们知道：每壹个确定现象都是在变化和消灭；它的变化和消灭不是别的正是它的辩证法；它本身就包含有别个现象之原素，因此它要走出其直接存在的界线之外，并要变化，……我们说壹切事物或壹切确定现象是注定要毁灭的，而这就是说明辩证法乃是无所不包的不可抵御的力量，壹定要毁灭壹切事物，不管那些事物表面上是独立的和巩固的。……辩证法的结果就是否定，但这个否定同时也就是肯定，因为这个否定本身就含有它所从来的现象，而且并非与这个现象隔离的。两种相反定义之这样的合壹，就已经造成了第三种思想。”（黑格尔——逻辑）为更正确的解释上面引文中几个要点起见，我们再征引费希尔——最了解黑格尔诸人中之壹个——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说明： “可以拿人的生活来比较谈话问答，即我们年纪愈大，经验愈丰富，则对人和对物的见解也就渐次改变，这仿佛就像在内容充实和思想丰富的谈话问答中，谈话者的意见也渐次改变壹样。……因此黑格尔拿意识发展的进程来比较哲学谈话的进程，而称意识的进程为辩证法（注）或辩证法的运动。

思想向前运动，其间是要暴露并解决那包藏在观念中间之矛盾的。黑格尔就称这壹整个过程为辩证法。……矛盾就在相反诸定义间的冲突，而解决矛盾就在于结合这些定义。……矛盾之每壹次暴露，就是否定那刚要提出和肯定的思想定义；矛盾之每壹次解决，就是否定这个否定。这样，思想发展要经过两重否定，而经过两重否定又走到肯定来。Duplex negatio affirmat （“两重否定就是肯定”）。黑格尔就称这种两重否定为“绝对的否定性”并认为辩证法就是这个否定性之方法。……绝对否定性之方法不是别的，正是暴露并解决那包藏在思想之必然定义或纯粹观念中的矛盾。”（费希尔——近代哲学史）我们再用恩格斯的说明来补充这个说明： “照黑格尔看来，我们所要认识的哲学真理，并不是几条已成的独断的理论之总和，并不是壹经找到这几条理论之后只强记在心就够了；真理是包藏在过程本身里面，在科学的长期历史进化之认识里面，——科学从低下的智识阶段进化到壹天比壹天高的智识阶段，却永远不会因为发现壹种所谓绝对真理而达到无以复高的顶点，使科学在这个绝对真理面前感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在哲学方面是如此，在壹切智识方面和实际行为方面也是如此。历史也与人的智识壹样，不会因为达到人类理想的境界而就确定的停止了；完全的社会，完美的国家，只在像想中能够存在；还有壹层，即历史中壹切相连续而来的社会制度，也不过是人类历史进化的和进步的进程中之壹些阶梯而已。每种制度对于它所由产生的时代和环境，都是必需的，因此都是正当合法的，纵然在从它自己内部慢慢发展起来的新的和更高的条件面前，它变成了陈腐并失去其存在理由：它必须让位给另壹个更高的社会制度，而这壹新制度也预先注定必要灭亡。资产阶级依靠竞争，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摧毁了壹切古代建立的和受人尊崇的制度；同样，辩证法哲学也摧毁了壹切认为有绝对的和确定的真理之观念，以及连带而来的壹切认为人类生活中有绝对事物的观念。这种哲学壹点不承认有所谓确定的绝对的和神圣的事物，它在壹切事物中都发现出这些事物的可毁灭性的壹方面；在它面前，任何壹件事物的可毁灭性的壹方面；在它面前，任何壹件事物都没有存在之余地，除非是形成和毁灭的不断的过程，除非是由较不完美的不断进至较完美的上升运动。”（恩格斯——费尔巴哈）生活和思想（生活和反映）就是辩证法的过程。黑格尔征引了无数例证来说明这个过程。他认为天空星球的运动是依照严格的辩证法原理而进行的。行星每个顷刻都逗留于壹定之点，同时又在此点以外；行星的运动是完全服从辩证法原理的。生命永远包藏有死亡的萌芽，生命也是服从这个原理的。在政治上，这壹个人之无限制自由，就成为对于别人的专制；正义发展至最高点就达到最大的邪恶；在高等代数学上，多角形边数不断的增加，就可以转变为圆形；——所有这些都明白证明辩证法支配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各方面。辩证法之出发点，就在将我们所接触的壹切事物，不看成为已定的事物，而看成为还在发展形成的过程。人类原始的理性，倾向于反对这种关于环绕我们的壹切事物之见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马萨里克教授就认为：“辩证法简直是戏法”。（马萨里克——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和社会学的根据）黑格尔在逻辑中很刻薄的嘲笑那些人，他们不能了解辩证法的“生长”观点并企图“我或有房子或无房子”等类的话来攻击辩证法。这种思想方式是辩证法的反面，即纯粹的玄学。恩格斯在反杜林中说明辩证法和传统哲学的区别： “照传统哲学家看来，事物及其在精神上的反映，即观念，是壹些隔别分析的对象，应该壹个壹个的分别来看，是壹些不变的固定的壹次造成就永远壹样的东西。玄学家的思想是没有中间性的两极端，是直接相反的思想，他们的说话是：是——是或非——非，除此以外壹切都没有价值。照他们意见，壹件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壹件事物不能够是自己同时又是另壹件事物。肯定和否定是绝对不能相容的。因和果是永远互相对立的。……要正确的显示宇宙，显示宇宙和人类的发展，以及显示这种发展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只有靠辩证法，靠不断的观察无限的原动和反动，形成和死亡，进步和退化，——才能做到。”（恩格斯——反杜林）传统哲学所研究的只是逻辑的抽象，只是固定不变的观念，辩证法则时时刻刻都不忘记真实世界是流动不息的，并竭力去认识真实世界之真相，即认识其真实内容的各种形态及其壹切矛盾和异点。辩证法根据事实所表现之各种形态来观察并研究事实。辩证法反对壹切抽象的断语，并认为“没有抽象的真理，壹切真理都是具体的，都是随时间和空间而转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哥哥尔时代概论中，以通俗的辞句说明这个思想： “下雨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问题是抽象的问题；我们不能确定的答复这个问题。有时下雨是有利的，有时下雨是有害的（虽然是比较希罕的情形）。应该确定的问：当种子完全播在地下以后，继续连下五个钟头大雨，这样的雨对于田禾是有利的吗？只有这样的问，答复才是明白而有意义的，即：‘这样的雨是很有用的’。但就在这个夏天，当收获期间快要到来时候，连下壹个星期大雨，这样的雨对于田禾是有利的吗？答复也是明白而正确的，即：不是！这样的雨是有害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二卷）当我指导某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讨论研究时候，我时常遇见传统哲学思想的责难。人们宣读过了共产党宣言中有名的壹段，即描写资产阶级在世界生产力发展上的作用并指出在其与封建制度斗争时代资产阶级是革命动力那壹段，接著听众就发出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马克思怎么会说资产阶级有革命作用呢？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看做革命的现象！？……”参加这个“研究会”的人，是不懂得辩证法方法，而依照玄学去思想的；他们不明白在社会生活过程里，“理性怎样变成疯狂，善怎样变成恶。”玄学的壹切论证之出发点；就是“或者这样，……或者那样……”，甚至像托尔斯泰（Léon Tolstoy）那样伟大的思想家也难免拥有传统哲学的思想。“暴力就是恶”——这就是托尔斯泰之充满了玄学思想的哲学论证之出发点。专制君主以暴力压迫人民，这是恶。革命党人以暴力推翻专制君主，这也是恶。壹个民族以暴力压迫别个民族，这是恶。被压迫民族以暴力解除压迫，这也是恶，就像黑格尔所嘲笑的壹样：“或者我有房子，或者我没有房子。”暴力——或者是善，或者是恶，此外没有别的意义。资本主义是魔鬼，因为在资本主义底下阶级的冲突壹天比壹天厉害；但社会主义也是魔鬼，因为社会主义主经阶级斗争。（注）

传统哲学研究的对象是物件，辩证法研究的对象则是过程。物件是永久不变的；这个物件今天是A，明天也是A，后天还是A。在十八世纪时，封建制度是恶，这就是说：封建制度永久是恶，——在十五世纪时也是恶，在十二世纪时还是恶。恶就是恶，A=A。譬如空想的社会主义者，那些传统哲学家，就是这样想的。恩格斯恰与他们相反；他是壹个伟大的辩证法家，他说过壹句名言：“如果没有古代奴隶制度，就不能够有近代社会主义。”无论那壹个传统哲学家都有会根据恩格斯这句名言而做出结论说：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创立者赞颂奴隶制度。我们自然无需要说明：这句名言并非赞颂奴隶制度，而是估计奴隶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某个时期之作用。辩证法的对象的过程，过程就是永久的运动，永久的变化，存在转变为不存在，这个形成那个毁灭。某壹现象现在是Z，以前是K，更以前是A。资产阶级现在是阻碍世界生产力发展的阶级；资产阶级产生颓废的思想，趋向于神秘并断言西欧要破产。但在壹个世纪以前，这个资产阶级有前进的革命的阶级之作用；当时资产阶级发达生产力至于空前未有的高度，而其思想也是真正进步的。A并非时时刻刻都等于A。辩证法既然将现象看成为过程，于是就在运动中观察现象，而看出：某个现象中所包藏的因素渐次发展下去，结果这个现象本身就要变成另壹相反的现象。“理性变成疯狂，善变成邪恶，进步变成退化，正义变成邪恶，真理变成虚伪……。” 普列汉诺夫在壹篇遗文中，称这种思想为十九世纪哲学思想最丰饶的结果之壹： “这位德国天才的唯心论者，在其所著壹部‘小小的’逻辑中，以最有力的文字描写辩证法之不可屈挠的力量，即壹切都要到它面前受裁判，而到了它面前谁也不能成为固定的。辩证法注定壹切现存事物，向前发展去，都要灭亡。于是在黑格尔学说中已经没有任何绝对的事物，除非是辩证法发展的进程本身，这个不死的死，或者——这是壹样的——这个永久的再生。”（普列汉诺夫——AB字母）辩证法将现象看做过程，是否就不去观察物件呢？绝对不是。辩证法也研究物件，就像研究“静止的”过程壹样。研究物件在研究过程以前。前者是形式逻辑的任务，后者则是“矛盾逻辑”即辩证法的任务。前者是认识上的低级，而后者是认识上的高级。“静止既然是运动中的壹部分，因此形式逻辑的思想方式（按照思想的‘根本规律’）也是辩证法思想方式中的壹部分。”（普列汉诺夫——恩格斯所著费尔巴哈俄文译本的序言）人们往往将辩证法与庸俗的进化论混为壹谈。黑格尔预先料到会发生这种不能容许的含混，早就起来反对那种简单化的见解，即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某种现象最初微小而不显著的，随后就渐次扩大而显著起来，反之亦然。我们在逻辑中可以看见辩证法方法创立者所写的壹段饱含讽刺意味的话： “人们认为自然界中没有突变。呆笨不灵的人说到形成或消灭时候，就以为将这种情形看做渐次的发展或毁灭就够了。可是事实上可以看出现象的变化，不仅由这壹数量转变为别壹数量，而且也由性质转变为数量并由数量转变为性质，在这个转变中，渐进的行程中断了并造成新的现象，其性质与原来的现象不同。在寒冷天气之下，由水结冰并非渐次进行的，即并非水先变成浆状物，然后渐次凝结成固体的冰，——而是壹下就结成固体的。在冷冻至冰点以前，水还是液体：只要保持静止状态，则增加壹点点冷度就可以使水壹下就凝结成冰。”（黑格尔——逻辑）我们观察自然界，就可以发现许多例证，证明数量转变为性质，即渐进的发展突然中断而发生突变。在烧开水的水壶里，蒸气渐次增加起来；在壹定限度之下，这种增加纯粹是数量上的增加，但突然数量就转变成性质，结果沸腾了。我们试将橡皮带拉长，则壹尺长的橡皮带可拉成二三尺，但到了壹定限度之后，如果我们再拉长壹点点，则突然由数量转变成性质：橡皮带断了。虫蛹缓慢的渐进的发展至壹定限度，数量就要转变成性质，即虫蛹变成虫蛾。人的产生也是遵循突变道路的。流行的意见以为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理论否认自然界中有突变。可是有权威的自然科学家却承认：“达尔文也承认有剧烈的变化即突变存在，并以为比渐进的壹般的变化更多些，因此渐进的变化不仅没有唯壹的意义，而且也没有优先的意义。”（季米里亚泽夫——十九世纪生物学发展史上诸特点）在发展的过程上，突变是不可免的，—— 不论这个过程是自然界的或社会的。有些理论家坚决的攻击这种见解；因为他们的阶级自觉惧怕革命震动，所以他们断定说：“自然界没有突变，历史也没有突变。” 新社会之出现于历史舞台，并不像维纳斯神（Vénus）从海中浪花产生出来。（注）新社会是经过长久期间在旧社会怀里，逐渐成熟起来。这是频扑不破的真理，就像我们未曾出世以前须在母亲腹内胎孕九个多月壹样。但这样的怀胎和成熟，不仅不会与突变相反，而反与之相成。先怀胎，然后分娩。譬如在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出世以前壹个世纪，资产阶级制度就已在封建制度怀内开始成熟。但当资产阶级这个成熟过程完结时候，突变就发生了，即历史上有名的法国大革命。俄国的革命过程也是这样。

辩证法的进化论认为自然界中和历史中的发展，经过两个阶段：渐变和突变。庸俗的进化论不承认有突变，只承认有渐变。普列汉诺夫说： “有壹种意见认为没有突变而只有渐变；另有壹种意见则恰与之相反，即认为事实上永远只有突变，而我们所谓‘渐变’过程乃是无数的互相连接的小突变所构成。正确的认识论自然应当综合这二种意见，而成为第三种意见：突变是以渐变为前提而渐变必然要达到突变。”（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批评者之批评）辩证法就是正确的认识论，得到了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种综合意见。马克思主义应用辩证法方法怎样来说明这壹经济制度转变为另壹经济制度呢？难道这是新社会从旧社会怀中壹点壹滴长成起来之结果，退出去的阶级壹步壹步对走进来的阶级让步之结果，长期的和渐进的社会改良之结果吗？绝对不是。那些修正派，那些离开马克思主义对最终目的之严格观点而投身于社会改良怀抱里去的人，对于这壹种社会制度转变为另壹种社会制度，就是这样说明的。当修正主义初起时候，修正派就借别尔嘉耶夫（Berdiaev）之口宣布这种理论说：“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所造成的改良办法，就可以补救现存社会之缺点，使社会的各个细胞不断的除旧更新。”辩证法绝不承认用“改良”办法可以使封建主义变为资本主义，或使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这壹种制度要转变成为另壹种制度，必须经过“否定的否定”，即由“突变”来去除不适用的形式而代之以新形式。但同时，要发生这个“突变”，要形式新的性质。必须数量增加之不断过程预先达到了这个突变所需要的程度。所以马克思主义壹方面反对改良主义的渐进派，他方面又反对恩格斯所称为革命的炼金术士派，——他们认为无论何时都可以“爆发”革命的突变。资本论中有名的论资本主义崩溃那壹段，可以作为应用辩证法的发展论之模楷。在这壹段中，马克思寻得资本集中和群众无产阶级化的规律以后，接著说： “篡取并垄断这个变革过程的壹切利益的那些大资本家富豪，其数量是壹天减少壹天的，但同时，壹方面贫困，压迫，奴服，堕落和剥削反壹天增加壹天，他方面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壹天比壹天强烈起来，——工人阶级的数量不断的增加，而且更受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机体所训练团结和组织起来。资本的垄断变成为生产方式向前发展的障碍物，这个生产方式是与资本壹同发展并受资本的指导的。生产机关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壹种过程，即不能与其资本主义的外壳相适应了。这个外壳壹定要炸裂。资本主义私产制的末日到了。剥夺别人财产的人，其自己财产也被剥夺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十四篇第七章）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否定的否定”在辩证法原则中的作用。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思想是经过两重否定而发展的，其结果达到另壹种新的更高的肯定。“否定的否定”乃是辩证法根本规律之壹，如果不明了这个规律，就不能使用辩证法方法。我们知道，每种现象，当其发展前进及其所包藏的种种因素表露出来时，这种现象就转变为与原来相反的另壹种现象，即转变为自己的否定。但这个否定自己还是要发生否定的。这个否定的否定就使现象发展到更高的更完满的阶段。试借用恩格斯在反杜林中所举出的例证：壹粒种子播在地下生出萌芽，这里萌芽就是种子的否定；萌芽长大起来开花结果以后，又归于死灭，这里，结成的果实即种子又是萌芽以及枝干的否定。于是我们又得到种子，但这里的种子并非壹粒，而是增加无数倍了的。“否定的否定”使现象发展到更完满的程度；这里所举的例固然只是数量上的变化，但若我们不引证壹般的植物，而引证奥奇德花（Orchid ——兰花之壹种）为例，则结果不仅是数量上的变化而且也是性质上的变化。社会的现象也是壹样。这里也可以举出好多例证，但我们只举出壹例来看就够了。议会制度本来是人民的统治，但发展下去反成为自己的否定——形式的德谟克拉西，即上层阶级的统治。人民统治之否定为形式的德谟克拉西，而形式的德谟克拉西又发生自己的否定，即苏维埃制度——人民统治之新的和更高的形式。壹切现象在其辩证法的发展中所经过之三个阶段，黑格尔称之为“正”（Thése）“反”（Antithése）“合”（Synthése）；合起来就是所谓“三位法”（Triade）。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方法，但他们并不是生吞活剥将黑格尔的辩证法放入于他们的体系内，而是以这个辩证法贯通他们的学说并将这个辩证法融化于他们的学说之内。试听辩证法唯物论的创立者自己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怎样说： “我的辩证法方法，不仅根本上与黑格尔的不同，而且也与黑格尔的完全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想的过程——他在观念之名称底下，甚至将这个过程变为独立的主体——乃是真实世界之创造者，而真实世界不过是这个过程之外现。在我看来，则恰好相反，观念世界不过是物质世界移转入于人类头脑去而已。…… 黑格尔学说中辩证法之神秘化，绝不能妨碍黑格尔之成为破天荒第壹人，完全的和自觉的描写辩证法之运动的壹般形式。必须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头足颠倒过来，为的从神秘的外壳里面发现理性的核心。”（马克思——资本论，第壹卷第二版序言）黑格尔的辩证法怎样被头足颠倒过来，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呢？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这样答覆： “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是观念的独立发展。绝对观念不仅永久存在（我们不知道存在何处），而且是现存整个世界之活的灵魂。绝对观念自己发展，经过各种阶段——关于这壹点，他在逻辑壹书中有详细的发挥——并包含各种阶段；随后，绝对观念就‘自我化生’转变为自然界，在自然界中绝对观念是非意识的客观必然的经过新的发展，壹直发展至最后在人的思想中重新达到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从那时起就以粗糙形式在历史中发展最后才完全达到黑格尔哲学中来。这样，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和自然界中的辩证法运动，即自低而高经过壹切曲折道路和壹切暂时退步之进化的因果关系，——不过是观念独立发展之缩影，而观念是永久存在于某个地方并不受人的思想头脑所支配的。这种思想上的混吨状态是必须铲除的。我们的责任就在以唯物论的眼光将头脑中观念看做是绝对观念发展到某种程度的反映。于是，辩证法就变成了研究真实世界和人类思想的运动之壹般规律的科学。……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仅仅成为真实世界的辩证法运动之自觉的反映。”（恩格斯——费尔巴哈）恩格斯在其写给施米特（Conrad Schmidt）的壹封信（去年才发表的）中说： “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混吨状态，其根源就在于他将辩证法看作是‘思想的独立发展’，因此外物的辩证法只成为思想的反映。可是，事实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仅仅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那些依照辩证法形式之真实的发展的反映。” 由此看来，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唯心论到马克思的辩证法唯物论之转变，可以底下的话概括之，即：辩证法从此不再将思想的过程看做因，将真实的发展看做果，而是反过来看，即将观念的进化看做“外物进程”的结果。辩证法和唯物论综合起来成为马克思的学说，但这壹点极受马克思学说批评者的坚决攻击。如果，像我们上面所说，壹般的辩证法已经被马萨里克教授看作是“简单的变戏法”，那么，在他看来，唯物论的辩证法就是“莫名其妙的矛盾”了。（见马萨里克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和社会学的根据）甚至伯恩施坦（Edouard Bernstein）也认为辩证法是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干涉的，是人为的强附于马克思主义上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其伟大工作，并不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无涉。”（伯恩施坦——历史的唯物论）可是只要研究辩证法方法的真正性质，就可以明白：辩证法本性上就是唯物的。壹种非常有意义的情形值得我们注意，即当黑格尔严格遵守其辩证法原则企图深入于社会关系方面去时候，他自己也就不可免的要站在唯物论的基础上面。（注）

辩证法似乎是趋向于抽象的结构，然而在唯物论看来，壹切观念都是事物的反映。——这种情形，就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从辩证法唯物论中发现出来的所谓矛盾。但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并未否认玄学之认识事物的权利。马克思主义只认为这个权利是相对的，是屈服于更高的更完满的认识方法即辩证法之下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并非相斥，而是相成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不仅是唯物论的哲学，而且是辩证法的唯物论。我们的辩证法之基础就是唯物的自然界观。我们的辩证法时刻不能离开唯物论。唯物论失败了，我们的辩证法也要随之失败；反之，没有辩证法，则唯物论的认识论也要成为不完全的，片面的，甚至不可能的。”（普列汉诺夫——费尔巴哈序言）辩证法和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之二个原素，如果缺少其中壹个，则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能存在。排除其中的壹个原素，就等于摧毁马克思主义之整个建筑。最后在结论中，我再指出辩证法思想之几条根本的规律：（壹）在真实事物的完全状态中，研究真实事物。竭力注意壹切。详细的研究。牢记著各方面的联系。（二）在运动中研究。注意辩证法的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和怎样转变的。寻求矛盾。明了斗争。（三）牢记著：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四）不隔开理论和实践。不仅要认识周围世界，而且要改造周围世界。（注）

有定论

辩证法唯物论给唯心论世界观以致命的打击；这不仅因为辩证法唯物论具有前代哲学思想之最高成绩——辩证法方法，而且也因为辩证法唯物论占夺了唯心论所统治的疆土——历史。辩证法唯物论推翻了唯心论在解释历史过程方面之独裁统治。辩证法唯物论之根本原则应用到研究社会关系方面来，就产生出唯物史观。在未曾说到唯物史观以前，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之历史社会的有定论，乃是辩证法唯物论各方面所从出发的那种有动机的前定说，所推演出来的结果。历史社会的有定论，乃是人类学的有定论之结论。马克思主义既认人类发展之整个行程须遵守有定论的原则，其对于“意志自由”问题的答复就与斯宾诺莎当时对此问题的答复相同。在斯宾诺莎看来，“意志之不能称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称为必然的原因”，这是“比日光还要明显”的事情。（斯宾诺莎——伦理学，第壹卷，定理三十二）意志之每壹次表现，要能发生和活动，必须有其他壹种原因，如此直至于无穷。无论意志是有穷的或无穷的，但总归有个原因来决定意志之存在和活动，因此意志不能称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称为必然的原因。（见同上定理之证）自然界规律支配人类，与支配石头，有同等的权威。如果人手所抛掷的壹个石头，是能够思想的，则它或者心里以为：它遵循壹定方向堕落于地下，乃是因为它愿意这样，因为它的自由意志是这样。谁心里想：他说话，或不说话，或从事于任何其他事情，——是按照他的精神之自由裁夺，则谁就是睁开眼睛做梦。……法国唯物论者对于意志自由问题的见解，差不多也是这样。在狄德罗看来，意志自由是壹句“空话”。我们的行为，每壹次都是某种原因之必然的结果，这些原因有时虽然很复杂，但其实质是单纯的。霍尔巴赫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也是这样，他认为意志自由的学说是屏除人类于自然界之外的学说，而其实人类乃是自然界中壹部分。无论斯宾诺莎，霍尔巴赫或其他许多伟大思想家，他们都是拿有动机的前定说来观察我们的意志。他们分析意志的过程，研究其所经过诸重要形态（志愿，选择，行为），就得到结论说：我们的意志是受某种外来的动机所决定的。费希尔在其所著有名的人类意志自由论壹书中说：“意志表现时，是否先有某种原因存在呢？我答：有的！每壹次意志表现，都是由某种原因所引起的。”意志须遵守壹般的因果律。大家知道，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已经就拿人的意志来比拟罗盘针。人的意志须遵守物质世界的规律，正像罗盘针受这种规律所支配由北旋转到南或由南旋转到北壹样。人类在其意志行为中，有表面上的“选择自由”，但只表面上的而已，恰好就像罗盘针之“选择自由”壹样。某个学生今天到学校来上历史的唯物论壹门功课，但他可以不来上这门功课而去上经济学，他也可以完全不上课而闭门在家或上戏院看戏去……。难道这不是自由选择吗？我加入共产党为党员，或者我拼命攻击共产党，——难道这也不是自由选择吗？我准备以经济学家为职业，而不去充当医生，——难道这也不是自由选择吗？…… 我的每壹件行为都是在无数可能性中自由选择之结果。我是壹个有自由志愿，能自由选择，因此会自由行动的人；而依照壹定方向而旋转的罗盘针，则不能选择向南或向北而必须遵守那支配它的物质的规律。怎样能够拿我去比拟罗盘针呢？无定论者，即承认意志自由的人，就是这样推论的。可是，承认我们的意志必须遵守必然的规律之有定论者，他们也并未否认选择的自由。不过他们并不认为仅仅指出选择自由这件事实而就满足了，他们还要进壹步证明：我们的选择最后还是受我们身外的原因所决定的。（注）

当我们伸手出去从面前桌子上几本书中拿取壹本书来看时候，我们自然有选择的自由。我在十几本书中可以自由选择壹本，我也可以不拿书而拿报纸，铅笔，图画以及面前的任何壹件东西。可是如果我伸手要去拿月亮，那我自然就变成精神病科医生所研究之对象了。选择自由，是受物质可能性之狭隘界限所限制的：我们从无量数的物件和现象中来“自由的”选择，这仅仅是在这些有限制的界限以内。可是我们能够说：在这些界限以内，我们的意志是完全自由，不受限制的吗？某个时候在我的物质可能性界限内有四本书：罗马法史，哲学研究，凯勒曼（Kellermann）的小说十壹月九日和列宁论文集。我自由选择结果，就拿起罗马法史来读。在我的真正的可能性界限内几本书中，我自由的选择了；但这种选择仅仅表面上自由的，事实上还是受在我身外的原因所决定。我所选择的壹本书，正是我在某个时候所最需要的；我之需要参考罗马法，又是由于我正预备法律问题的讲演之需要；而这种需要又根据于另壹种需要……。以为我是完全根据我的自由选择来读某壹本书，那就无异于将我的行为及其动机拿来与此过程在我意识中的反映混为壹谈，无异于斯宾诺莎所说：小孩以为他要吃奶是他的意志自由。在许多可能性中间的选择，这种选择本身就包藏有明显的前提，即这些可能性中必有壹种可能性具有我们所需要的性质。总而言之，选择的必然就是选择的自由之前提。（见亚克塞罗的我们为什么不要后退）诗人说：

“年青的狄慈狄蒙娜（Dezdemona）为何爱她的亚拉伯人？因为天空的风和处女的心都是没有定准。”

可是如果我们拿普希金（Alexandre Pouchkine）这二句诗认真来研究，我们就要承认：年青的狄慈狄蒙娜之自由选择也是受她的“自由意志”以外许多因素所决定的。她也许不知道这些因素，甚至也许不觉有这些因素存在，但无论如何这些因素还是存在并强有力的转移那诗人所说的“无定准的”心之意志。如果我们“分析乐器像解剖尸体壹样”，就可以看出：这里的自由意志，乃是我们的行为过程与此过程在我们意识中的反映混合起来结果所产生之幻想。正如狄德罗所说：这乃是将自己当作原因而不当作结果的壹种人之幻想。我们的意识指挥我们去做某种表面上自由的行为，但我们壹刻都不要忘记：我们的意识自己就时时刻刻受我们身外的原因所决定的。……“事物的行程决定观念的行程”。如果是这样，如果有定论要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理动作，去遵守物质必然性的规律；那么有定论会不会变成宿命论，会不会使人类成为万能命运掌握中之可怜的俘虏呢？这是说到有定论时候，必然要发出的问题。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有定论，不仅未曾消灭我们的自由，而且还助长我们的自由。辩证法唯物论认为不可以抽象的空洞的使自由与必然（必需）对立起来。当我在无数可能性中去自由的选择时候，我必定相信其中某壹种可能性正是可以满足我的需要的，正是我现在所必需的。惟有先认定必需性，我才能决定去自由选择，去行动。不先认定其必需性，则自由选择就不能成立，没有必需性，则我将为各种可能性所吸引，我的意志将茫然无所决定，我的“我”将消失在怀疑之中。如果我没有罗盘仪指示我必需要走的道路，则我将永久停留在仿徨无措的地位。壹切都要，就等于壹切都要不到。费尔巴哈说：“人类什么时候能自由的行动呢？只有在依据必需性而行动的时候，因为只有在这个情形之下，行动才是从我的生存之最深沉处发生出来，才是我的生存之有关联的和明白的表现，而真正的‘我’才是行动的创造者”。（费尔巴哈——全集） “意志自由不是别的，只是人认识事实以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人对于某种问题之解决愈加自由，则此解决之内容就愈加受必需性所决定；由于不认识事实而起的迟疑不决，表面上似乎是随意选择于许多各自不同的和互相矛盾的可能的解决中间，但由此更加证明这种选择是不自由的，是屈服于其所受支配之实在情况的。因此，自由就在于建立于了解自然的必需性之上的对自己和对外界的统治。”（恩格斯——反杜林）主观的唯心论和辩证法的唯物论，其对于哲学的根本问题——意识对实在的关系——之解决，是极端相反的，连带著对于自由和必然问题之态度也根本不同。主观的唯心论否认客观的因果律并将必然发生的事情看做自由的无原因的事情，这样就使目的失去了任何保证，而不能实现。 “若将目的看作自由的基准，则目的将停留于主观的头脑里，对于真实世界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由此观点看来，则合于目的的去反应于周围世界，乃是决然不可能的；于是，在主观的唯心论者看来，除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现象之种种盲目的和宿命的表演以外，别无所有。绝对的自由就转变为绝对的必然。有定论承认客观的因果律并将必然发生的事情看做因果律的结果，这样就得到结论说：目的是现象间必然的因果关系之反映，目的本身就包藏有可实现的原素。由此观点看来，显然，人类对于自然界和历史之反应是有保证可以成功的。 “必然就转变为自由”（亚克塞罗——哲学论文）有定论并不像宿命论那样，认为人的行为完全是徒然的。恰好相反，认识我们的意志是有定的，是依赖于决定意志之物质原因的，是严格遵守必需性的，——这就等于相信我们是依照规律而行动并且能收效果的，就等于鼓励人的行为。了解客观的必然性就是客观的行动之前提，正如关于意志独立和自由之主观的幻想壹定要达到意志薄弱，迟疑不决，多议论而成事；以及哈姆雷特的气习壹样。（注）

以上所说的有定论，还只限止于人类学方面。就此方面来说，这个问题于十九世纪中叶就已经解决了像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从这个解决出发。但他们的功绩乃在于他们将有定论问题推展至社会学方面来，在于他们将意志自由问题从自然界推展至社会范围里来。如果在人类学方面提出这个问题，证明我们的意志屈服于必然性，那么就要问：在社会过程中有没有决定人的行动之必然性呢？如果是有，那么决定这个社会生活之原素又是什么？在未答复这个问题以前，我们须先说说底下的问题。我们不可以将社会现象看做是构成此现象之各个个人意志之总和的产物。社会现象乃是个人意志交互错综的结果，而在各个个人意志看来，社会现象仿佛是自发性的。社会现象发生于单个意志之交互错综。我的意志，妳的意志，十人百人千人无量数人的意志，交互错综起来，混合融化起来，就产生出自发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不适合于各个个人意志，而且违反各个个人意志。（注）

资本主义社会之工业危机可以作为这种自发现象之模范的例证。在壹个国家中，几千个工业家各有其壹定的目的：发财。每壹个工业家都因为竭望发财，而表现出其要求更多利润的意志；这个意志表现之结果，就是这个工业家制造出壹天多似壹天的生产品并输送到市场上去卖。这个工业家的发财意志，碰著其他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人工业家同样的意志，而交互错综起来。所有这些个人意志交互错综之结果，就是生产过剩，市场充满，那些工业家也跟著破产，——他们的个人意志在交互错综的过程中造成了自发的现象（破产），即达到了与个人意志所期望刚刚相反的结果。 “历史经过是这样：最后结果系由无数个人意志之冲突产生出来，而每壹个意志之出现又根据于许多特殊的生活上的情况。于是就有无量数的交互错综力量和无量数的平列并行力量，这些力量综合起来就产生总的结果：历史事迹。”（恩格斯给布洛赫——Joseph Bloch的信，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个人自觉的倾向，被那在社会过程中发展的力量，所屈服了，或恰切点说，所打消了。依据规律发展的和遵守因果律的社会生活，决定了个人意志。（注）

我们应该承认：在人类学范围和在社会学范围，我们的意志都须遵守因果律的壹般原则，都须受我们以外的原因所决定。承认了此点以后，辩证法唯物论的创立者就发问说：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不管历史的性质如何，都是按照自己自觉的预定的目的去做的：这些由不同方向互相影响的无数意志以及人加于外界的行动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历史，因此，这些无数个人所要的究竟是什么，这并不是不重要的问题。意志是为思考或情欲所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思考或情欲的动力又是许多复杂的事物。这些事物壹部分是外界的条件，壹部分是理想上的动力，贪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仇怨，还有各种各式的纯粹个人的嗜癖。我们已经说过：影响历史的无数个人意志所造成的结果，时常不是人所期待的，有时甚至与人所期待的完全相反，这可见个人的动力对于总的外界只占次要的位置。因此，我们必须寻求：究竟有何种动力隐藏在这些个人动力背后，究竟有何种历史原因能在人类头脑中变成这些个人动力。”（恩格斯——费尔巴哈）辩证法唯物论应用到社会关系方面来——即唯物史观——就答复这个问题。

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

历史哲学，成为专门科学，要从历史的认识论中求得若干普遍原则出来，——这还是比较后起的事情。人们认为历史哲学之创立者是维科（Jean—Baptiste Vico），他的学说成立于十八世纪初期；因此，历史科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至今还只有二个世纪。但分析历史的进程，叙述历史事变之外又加以解释，确立某几条能支配历史过程的原则——这些部分的企图，则历史科学成立之初就已经发生了。从希罗多德（Hérodote）和修昔底德（Thucydide）（注）时代以来，历史家就竭力不仅要叙述事变而且兼要解释事变；他们从他们对于历史过程之无量数形形色色的解释中间，推究共通原素出来，——所有这些解释，自然是唯心论的。

“从希罗多德的神妒说到泰纳（Hippolyte Taine）的环境影响说，其间记载历史的人的精神里产生出无量数的见解，仿佛是直接思想之自然产物，要来解释并补充所叙述的事绩。阶级的倾向，宗教的观念，民间的成见，某种流行的哲学思潮的影响，遐想的过分以及要加片段不完的事实以艺术形式的志愿——所有这些原因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就造成了关于历史事绩的理论之多少愚笨的原则；这种原则是与历史记载不可分离的，或至少也是要点缀和装饰历史登载的。说什么偶然，机会，命运，神意或现在所说的‘物的逻辑’，——所有这些观念都是愚笨的和简单的思想之结果；这种思想，无论经过批评道路或借助经验手段，都不能够凭其本身来解释自己的行程和见解。要想拿带条件性的事实（譬如偶然）或带理论性的像想（譬如事变的必然行程往往被人看作是进步的）来填补我们关于壹切情况之智识的缺陷（这些情况是随著真实事变而发生的。其发生乃是必然的，而与我们的志愿或意见无关）——这种倾向本身就是历史记载家庸俗哲学之原因和结果；这种哲学，无论是明的或是暗的，只要有智识的批评出现，就将因为本身太浅薄而不能存身了。”（拉布里奥拉所著之历史的唯物论）在唯物史观未曾出现以前，历史科学壹般是以唯心论的眼光去观察社会生活之壹切事变。但在马克思提出其历史的认识论以前好久，我们在历史思想之壹般的唯心论倾向中，就已经发现壹些对于社会生活之部分的唯物论见解。在商业资本初兴时代，我们在历史家著作中就已经发现有人企图拿经济性质的原因来解释历史事绩，甚至有人还拿阶级斗争眼光来观察历史进程。鼎鼎大名的马基雅维利（Nicolas Machiavel）之历史著作，就包含有这种新历史观之原素，虽然这种历史观还未完全明显的成熟。十七世纪生产力之增长，推动哲学家和历史家的思想更趋向于拿经济原因来解释社会生活。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学说就是最好的证据。十八世纪资本力量壹天比壹天长大起来，为向垂死的封建制度作革命斗争起见，就要求历史家丢弃唯心史观（即将人类社会壹切进化都看做人类精神变化结果之壹种见解），而拿社会中互相斗争的真实力量，来解释社会进化。法国大革命更强有力的推动历史家思想去尊重实际事实而丢弃壹切思想上的动因。如果十五世纪佛罗伦萨（Florence）封建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间的斗争，能使马基雅维利认识阶级斗争对于历史的意义；那么法国大革命——这壹只有生来盲目的人才看不见的阶级斗争之巨大表演——打消了唯心论的见解而使历史现象真正原因发现出来，——这当然不是壹件奇怪的事。如果在大革命初年，人们还认为有所谓“大众意志”，但不久人们就可以明显看出：这种表面上壹致的意志，遇见人民中各种分子间——即各阶级间——之冲突，就烟消云散了。关于“贫”“富”间阶级对抗的意识。在大革命前的思想家如卢梭雷纳尔（Abbé Guillaume Raynal）杜尔哥（Jacques Turgot）等人的著作中还是模糊的，但在大革命事变中就强有力的被证实了。所以大革命中的许多伟人，都了解阶级斗争是社会生活的根本动力。其中几个伟人，譬如马拉则简直认为阶级斗争是壹切革命问题的出发点。十九世纪之初几十年，唯物史观已经确定的战胜唯心史观了。十九世纪初期，事物的整个进程，将历史方面之唯心论见解毫不容情的推翻了。（注）

拉布里奥拉论这个时代说： “经济规律战胜了壹切幻想并幻想了社会生活之指导地位。……事实上，谁未曾看见小私有者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而变成为无产者呢？谁未曾看见造成新社会制度之壹种新方法，在此制度之下，有好多人都要低头屈服而不敢反抗呢？……谁未曾看见新的城市在工厂周围发生起来，造成了没有出路的的贫困，这种贫困并非个人失败之结果而是财富的条件和源泉呢？（拉布里奥拉——历史的唯物论）在剧烈的阶级斗争影响之下，到了法国王朝复辟时代，我们上面所说的大革命时期已经萌芽之壹种倾向就开始显著起来，这种倾向就是：凭拿经济原因去解释历史进程，依据阶级斗争以研究社会生活。十九世纪初期几十年，法国的历史科学就转移其研究方向于支配社会之财产关系方面，因此就坚决的走上唯物史观道路。法国历史科学之最有天才的和最深刻的代表者，基佐米涅梯叶里等得出结论说：要了解某壹国家之政治制度必须研究其社会集团间的关系，而各种社会集团间之财产关系就是了解政治事变之锁钥。在基佐和梯叶里看来，法国历史就是阶级战争的历史。阶级间之斗争，其结果不是各阶级互相妥协，而是这个阶级战胜那个阶级，基佐说：“调和阶级的冲突，乃是妄想。联络各阶级使之协调，也是不能实现的幻想。”在马克思以前很久，历史家就已经宣布阶级斗争说，但有些历史家如布兰维里埃（Henri Boulainvilliers）等是站在贵族利益的，有些历史家如基佐米涅梯叶里是站在资产阶级利益的，惟有马克思是第壹个站在无产阶级利益。我们上面已经说过：革命以前法国的哲学家站在唯物论基础上，但同时没有能力彻底的解决他们当前的问题，这是由于玄学观点阻碍了他们。革命以前法国唯物论哲学家搁浅的地方，革命以后法国唯物论历史家到此也搁浅了。他们达到了将历史研究重心移转到财产关系方面，但当他们要去解释财产关系本身时候，他们又借助于“人性”的玄学观念。他们知道政治制度是受社会关系影响的，知道社会结构之基础是经济组织，但当他们要去解释什么是经济变化之基础，经济变化和发展究竟受什么影响等等问题时候，他们就张目结舌壹点没有办法了。十九世纪初期几十年的法国历史家，他们缺乏发展的观点，因此不能从他们的唯物史观做出逻辑的结论：他们不能发现历史过程的最初动力，其“动力的动力”，而这种动力后来不久就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了。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唯物史观的霉菌是满布于欧洲社会空气中的。这二位科学社会主义之创立者，本来是大无畏的和最彻底的辩证法家，他们发现这个霉菌以后，就在这个发现基础之上建立起唯物史观的壹元论体系。这个坚固整齐的体系，与王朝复辟时代历史家残破不全的观点毫不相同，其差异程度正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启蒙哲学家矛盾动摇的见解间之差异程度壹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观，可以作为壹个例证，证明我们上面屡次提起来说的壹个断语之正确，这就是说：辩证法唯物论之创立者所构成的体系，并非由他们头脑想像出来的，也不是由他们“发明”的，而是他们天才的将前代哲学和历史思想融化为壹个综合。当时社会关系之发展，使马克思能够在十九世纪上半期至下半期交替时候，发表他的关于历史过程的思想而成为壹个有名的公式。这个公式说： “在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生产中，人类进入于壹定的必然的不受其意志所左右的关系——生产关系，这些关系适应于其物质生产力之壹定的发展阶段。这些生产关系之总和就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真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筑物，而社会意识之壹定形式也是适应于这个基础的。物质生活之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和壹般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实在，而是人的社会实在决定人的意识。在其发展上某壹定阶段，社会物质生产力必然要与当时的生产关系，——或者拿法律用语来说——要与当时的财产关系，发生冲突，——生产力以前就是在这些关系怀中发展的。这些关系本来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如今变成了生产力的障碍。于是到了社会革命时代，经济基础改变了，整个伟大筑物或迟或速也要起革命。观察这种革命时候，必须将物质的由自然科学正确性表示出来的经济生产条件上的革命，与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总而言之，即壹般思想形式的——革命，分别清楚；——在后壹类革命中，人类自觉这个冲突并与之争斗。不能根据革命时代的意识来判断这个时代，亦如不能根据个人的意识来判断这个个人壹样。恰好相反，这个时代的意识，必须拿物质生活的矛盾，拿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中间的冲突，来解释。任何壹种社会结构，在生产力未曾发展至于这个结构不能容纳以前，是不会崩溃的；同样，任何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旧社会内部这个生产关系所需要的物质生存条件未曾成熟以前，也是不会产生出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评序言）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的根本问题——思想对实在关系问题——是这样解决：即承认惟有我们的感官所能认识的物质世界才是真实世界，而观念只是这个物质世界的反映。辩证法唯物论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去建立其历史观。在辩证法唯物论看来，社会过程并非观念进化之结果，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改变之结果。上面所征引的有名公式，很明白而恰当的指示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生活上物质和观念关系究竟持什么见解。

生产力

历史的唯物论将整个社会组织都看做生产的组织。生产乃是本时代政治事变和文化表现所环绕的中轴。动物必须适应于自然界，才能生存。人类自然也要遵守这条规律。但人类的适应过程，与其他壹切动物的适应过程，有重大差异。动物之适应自然界，是屈服于自然界；人类则使自然界屈服于自己，这就是说：当适应自然界时候，人类并不改变其自然的官能，而是造成人为的官能，——总而言之，人类的适应不是被动的和生理的，而是自动的和技术的。人类是自动的和技术的适应自然界，人类是富兰克林（Benjamim Franklin）所说的“制造工具之动物”，——这个情形发生出非常重大的效果。人为的工具所实现之劳动过程，有根本重大的作用；我们的智慧就是在这个过程直接影响之下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动物之简单的叫声就变成人类可宝贵的发言。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得著判断的能力并自觉的决定其对于世界的关系。“蜘蛛织网像纺工织布壹样，蜜蜂营巢像匠人筑屋壹样。但壹开始，最拙笨的匠人也就有壹点与最灵巧的蜜蜂不同，即人类未曾拿材料筑屋以前，先在头脑中将屋筑好了。”（马克思——资本论第壹卷）这种伟大的理想能力，就是使用人为的工具反应于死的自然界并改变物质之结果，在此意义之下，我们可以肯定说：最原始的人为的工具之使用，已经给予原始人类以最初的意识并开始转变类人猿为类猿人。 “人类将劳动工具当作新的官能，以补充其生理上的结构。自从达到能使用劳动工具之程度以后，人类发展史就焕然壹新：以前人类像其他壹切动物壹样，是改变其自然官能的，而现在人类则首先改进其人为的官能，发展其生产力。”（普列汉诺夫——壹元论历史观发展问题）在劳动工具未曾于人类生活上占支配势力以前，那时尚没有人类历史。人类历史仅仅从劳动工具能影响于整个社会生活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达尔文就在这里结束，马克思就在这里开始。”动物学让位于社会学。 “历史乃是人手的工作，——这里所说的人手，是能够发明和改良劳动工具的，是能利用劳动工具以创造人为的环境的；这个环境之复杂影响随后又反映在人类本身，而这个环境之现状及其连续变化，正是人类发展之原因和条件。”（拉布里奥拉——历史的唯物论）我们上面已经引过富兰克林对于人类的定义：“人是制造工具之动物”。这位美国思想家忘记补充壹点而这样说：“人是制造工具之群居的动物”。第壹个使用石斧以反应自然界的，并不是鲁滨逊（Robinson Crusoe），而是人群（群居的动物）中之壹员。这个石斧并不属于个人，而是群众所有；石斧之使用就大大改变了这些群众的状态，改变了他们对于自然界的关系，而以后由石斧进至新工具，以后生产力壹天比壹天发展，于是整个社会结构都起变化，社会内部壹切关系都起革命。某种社会，随其所处客观的外界的条件不同，其生产力发展迟速也不同。生产力发展，社会的智识程度也随之发展，而社会也更能够发明新的工具，更向前发展生产力。……这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人类改变自然界，同时也改变自己。在每壹时代，人类能实现这种变化至何程度，这要看底下壹种情形，即：“每壹个民族，在其历史上每壹个时代，其生产力向前发展是受那时代生产力状态所决定的。”（拉布里奥拉——历史的唯物论）这就是生产力发展之自然的逻辑。人类不是唯壹能使用劳动工具的动物，也不是唯壹能群居的动物，而是唯壹能合群以使用劳动工具的动物。人类既然能合群的使用生产工具，于是人类于自然界环境之外，又造成了人为的环境，社会的环境。合群的使用生产工具——这壹点是人类所特有的，这壹特点扩大了人为的环境之防卫的和自立的力量使人类超越于其他壹切动物之上。（见凯勒斯克劳茨——Casimir Kelles—Krauz 所著之什么是经济的唯物论）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人类适应于自然界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技术上的，在适应过程中人类不改变其机体而去改进劳动工具。这是由于人为的环境之自立的力量所造成的。生产工具的改变引起人类对自然界关系的改变，同时也引起人与人间关系的改变，由此可见生产工具的改变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所以，当观察社会生活和研究社会过程时候，马克思主义是从分析社会生产力出发的。马克思说：“壹定的社会关系也是人所制造的产物，正如棉布苎麻等壹样。社会关系是与生产力状态有密切关系的。人类发展了新的生产力就改变生产方式，随之又改变获取生存资料的方式，因此就改变其壹切社会关系。手工磨机给我们以封建王公统治的社会，而蒸汽磨机则给我们以工业资本家统治的社会。但那些根据物质生产以建立其社会关系的人，他们同时也造成原则，观念和范畴，适应于其社会关系。”（马克思——哲学之贫困）辩证法唯物论认为生产力是研究人类社会生活之出发点，简单的因为生产力是决定社会生活发展之唯壹能变的物质因素，而生产方式不断的改变同时人类社会也跟著不断的改变。我们承认生产力是历史过程最初的动因，因为这是包围人类和影响人类的环境中唯壹能变的因素。这个环境中的其他因素，或者是不变的，或者是在生产力发展影响之下而改变的。 “自然，在发生观念的过程中，不仅外界占有作用，而且人的机体也占有作用。但人的机体，其思想能力及其艺术创作能力等，在历史过程中曾经有某种改变吗？自然没有。谁的思想能力都未见得比亚里斯多德更高，同样谁的艺术创作能力也未见得比古代希腊艺术家更强。或者因为外界即自然界改变了吗？也不是。现在希腊的蔚蓝的天正与伯里克利（Périclés）时代（注）壹样。改变的只有社会，即最后只有经济关系；自然界中和人类中即使有改变，也是受经济关系改变影响的。”（考茨基——唯物史观与心理因素）

马克思主义既然承认生产力是其社会学分析之出发点，于是就指出：社会乃是随其满足物质需要时所用的手段方式改变而改变的。唯物史观认为“首先是生产，其次是生产品的交换，构成壹切社会制度的基础。这二种原素决定当时社会中财富的分配，因此更决定构成此社会之阶级及其中各层的形成。所以如果我们要寻求那决定某种社会变化或某种社会革命之原因时，则不应到人的头脑中到人对于永久真理和永久正义的最高智识中去寻求，而应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化中去寻求；总而言之，即不应到所研究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求，而应到这个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求。”（恩格斯——反杜林）某时代的经济又直接受这时代的生产力所决定。我们时常听见人说：生产力本身要受自然界影响所决定，因此社会过程之最初原因乃是地理条件。自然无疑，地理性质能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地理环境对于技术的影响，也是没有疑义的。但我们必须牢记：在自然界（地理）条件影响之下发生起来的生产力，发展下去就要改变人类对于这个自然界的关系。譬如在白俄罗斯，现在人们正谈论电气化；正要建设大规模之发电站台等，可见我们现在对于白俄罗斯地理条件之关系，完全与西继斯蒙奥古斯特（Sigismond Auguste）时代的白俄罗斯人对于同壹地理条件的关系不同。北美洲农民拿电气机器所耕种的土地，也已经不是两世纪以前欧洲侨民拿原始犁头所耕种的土地了。 “人类社会在自然界中劳动，并将自然界当作劳动对象。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原素，是多少固定不变的，因此自然界原素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而社会的技术则是时常变化的，——自然，社会技术必须与自然界原素相适应。技术既然是变化的主因，技术的变化既然引起社会和自然界间关系的变化，由此可见：分析社会关系之出发点就是技术”。（布哈林——历史的唯物论）地理条件对于人类历史发展有巨大影响，但这个影响不是直接的，而要经过建立于生产力壹定状态之上的生产关系。为正确估量地理环境对于历史过程之影响起见，我们必须研究这个影响怎样及于社会组织。我们不能从生理学方面或心理学方面来看察这种影响，因为这样的观点除了附会曲解真正的历史过程之外，是没有别的效果的。以为某壹种族的地理条件能直接影响于这个种族之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这种见解无异于承认“人种的特性”是研究历史的锁钥。这种见解已经被科学无情的驳倒了，科学证明当代并没有什么“纯粹的”人种存在。如果记得人类历史上代表文明的，有时是这个人种，有时又是别个人种，则凡有头脑能思想的人都可以明白这种原因并非由于某个“人种的特性”，而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决定每个时代“人种”之文化水平线。人类依靠生产而生活。社会不是别的，只是生产的集合，以无数线索将各人连结起来，使各人于生产中和生产品交换中发生壹定的关系。马克思称这种关系为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性质是受某时代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力每壹次改变都要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因此跟著也要改变壹切社会结构及与此结构有关的整个社会思想。为要更明白生产力发展怎样引起社会结构改变的情形起见，我介绍读者参考底下描写这个过程的表：

生产力发展表

（阿多拉茨基——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纲领）

生产力

生产性质

劳动生产量

社会制度

共同生活的规模

人类自己

最原始的技术，获取现成物品

没有剩余生产品

原始氏族共产主义，剥削制度不能存在

小的人群，其所包含人数约四五十人

人类＋牲畜

原始的农业，牧畜

剩余的生产品开始发现

氏族共产主义崩溃，家庭共产主义，奴隶为家庭之壹分子

人群扩展到三百人至五百人

人类＋牲畜＋初期水力风力之利用

农业和牧畜更加完备、手工业技术发展，奴隶和农奴的劳役制度

有剩余生产品

奴隶和农奴制度，阶级：军人、教士、奴隶、农奴，商人

封建领土已经能结合几千人

手工机械

城市中相当高等的手工业技术开始发展

剩余生产品增加起来

小资产阶级的交换制度，自由手工业者和农民

城市和区镇已经能结合几万人

人类＋牲畜＋蒸汽动力，复杂的传动的机械组织，机器的自动生产，其后期人类和牲畜失去其为体力的作用，人类主要是指导者

技术进步、农村经济、大工业、资本主义的劳役制度

剩余生产品很多

资本主义制度

阶级：资产阶级（大，中，小）、无产阶级、贵族资产阶级化、农民瓦解分化

社会关系结合了几百万几千万人，由民族国家进于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的任务就在经过世界市场大体上将壹切人类结合起来并在世界市场上建立世界生产

机械动力

人类仅仅是指导者

工业与农业结合、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自由的和友爱的劳动

社会必要的劳动缩小至极小限度、生产量很高

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

壹切人类组织在壹个经济组织里头

基础与筑物

我们知道，唯物史观认为整个社会过程都要服从经济的必需性。由我们的观点看来，生产力的发展乃是最初的动力，决定社会结构的系统和群居的人类关于政治道德法律科学艺术哲学宗教各方面的观念形态。成为社会结构基础之物质条件，直接的或间接的决定了本社会分子之精神生活。马克思就根据这种思想作成为有名的基础与筑物之公式：“这些生产关系之总和就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真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筑物，而社会意识之壹定形式也是适应于这个基础的。”（注）

马克思下葬时，恩格斯在墓前演说道： “达尔文发现有机界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则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本来包藏在壹件浅显的事实之内，可惜这件事实在马克思以前为各种观念系统的帷幕所遮掩了。这件浅显事实就是：人类首先必须关心饮食衣住，然后才从事于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因此物质直接生存资料之生产以及某个民族在某个历史时代之经济发展阶段，于某个时候，就构成壹种基础，由此基础遂发展那个时代人类之国家制度，法律见解，艺术，甚至宗教观念，而所有这些现象都须根据这个基础来解释的。” 这里，我不能详细解说生产基础和各层思想筑物间之相互关系，我只限于解说壹个普遍问题，即应该怎样了解基础和筑物间的关系，而二者间的相互影响又是怎样发生的。必须正确的了解这个问题，尤其因为现在人们还往往将历史的唯物论看做是复兴“先生活然后研究哲学”之理论和仅仅根据经济来解释整个人类历史之理论。每壹种科学方法都会被人变成死的机械，辩证法的唯物论尤其会这样。辩证法的唯物论本来是活的多方面的科学理论，更加需要人们了解其精神而不应仅仅了解其字句。（注）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生产力是唯壹的因素，由其影响可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壹切变动。历史的唯物论，不在“人性”变化中，不在某种抽象体中，去寻求社会组织上和人的观念上的壹切变化之最初原因；历史的唯物论认为这种原因就是生产力发展结果所引起之生产和交换方式之进化。生产力状态乃是某壹定时代之基础，各层的社会筑物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某壹定社会各分子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是直接受这种基础之结构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同时又决定社会存在的形式，生产关系乃是某壹定社会组织之社会经济结构所依据之经济基础。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又影响社会精神状态，社会心理，道德和习惯。精神和道德状态，又决定本社会科学艺术哲学的性质，即决定，本社会的社会思想。 “在劳动及其必须的工具发展之壹定的条件之下，社会的经济结构，即迫切需要的物品之生产形式，就在人为的地基上首先并直接的决定了其他壹切社会结合之事实行为以及此行为在我们称为历史的过程中所表现的种种形式：阶级之形成，冲突，斗争和毁灭；决定了调节法律和道德的那些社会关系；决定了人服从人的原因和样式以及统治和政权所表现的形式，——总而言之，即决定了那些造成法律和国家的壹切事物。这种经济结构，其次又决定了艺术宗教科学等创作上像想和思想之倾向和对象（大部分是间接的）。”（拉布里奥拉——历史的唯物论）普列汉诺夫以底下著名的五条公式，说明基础和各层筑物间的相互关系： “（壹）生产力状态；（二）其所决定的经济关系；（三）建立壹定的经济基础上之社会政治制度；（四）壹部分直接受经济决定的他部分受建立在经济上面之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的社会人类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之各种思想。”（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由此可见历史的唯物论绝不是拿经济的直接影响来解释社会生活之壹切现象的。在用以区分现象的类别中，后的种类都是受前的种类所决定的，而每壹层思想筑物又都可作更高壹层的思想筑物之“基础”。谁企图拿当代意大利经济之直接影响来解释当代意大利艺术的性质，谁自然就壹点也不能了解。这种艺术是在参加当代意大利生活的阶级之社会心理直接影响之下形成起来的，而这种心理又是在决定阶级地位等诸原因影响之下形成起来的。这里，生产力的影响只是间接的，即经过社会生活的。有些人说：拿基础和筑物的观点去观察社会生活，这岂非独断论的见解吗？这种见解岂非忽视各层筑物间相互影响和事实，而认为有壹种因素能决定其他因素吗？艺术往往是在社会心理影响之下发生的，但艺术发生以后转而影响社会心理。这种相互影响，就是历史的唯物论所忽视的，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阿基琉斯脚跟。（注）我们拿社会生活因素相互影响的观点来代替基础和筑物的观点，才可以了解历史。

以上便是反对唯物史观之壹种根本论据。我们驳斥这个论据，同时又可明白本问题的几个要点。历史的唯物论从来未曾否认过“相互影响”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永远从底下的见解出发，即认为：筑物虽然在基础影响之下发生和发展，但转过来也影响基础本身。经济决定政治，但政治难道不转而影响经济吗？不久以前才发表的恩格斯致施米特的信，就说明这种情形： “我们所认为思想上的见解转而反应经济基础并于相当限度之内可以改变这个基础，——这在我看来，是当然的。”（恩格斯壹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所写的信，壹九二〇年始发表于社会主义月报）苏俄的遗产法，是受制定此遗产法时苏俄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但这个遗产法转而对这些关系本身发生重大影响。恩格斯应用这种互相影响的原则，于壹切思想筑物上。经济需要是发展之主要动力。但哲学，在其发展中，是连著其成见和错误转而影响于壹切社会发展（连经济发展在内）的。历史的唯物论从来未曾否认政治等筑物能影响于经济基础本身。马克思关于历史和政治经济诸著作，就是明显的证据；在这些著作中，政治现象占很重大的位置，但自然是在其壹般的依赖于经济条件之限度内的。马克思主义壹方面不否认社会经济和人类思想间相互影响并指出这种相互影响在历史过程上有很重大作用，他方面又说明我们如果单独拿这种相互的影响去观察社会生活，那是壹点也不能了解的。黑格尔之最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了解：“相互影响的关系要成为同值的概念，则其本身还须经过分析，分析结果就达到：发生相互影响之变方面要为壹个更高的第三方面所解释，而非自己就是现成明了的事物。”黑格尔所寻求的这个“更高的第三方面”，已经给马克思找到了。这就是生产力。 “试举壹例来看。据西斯蒙第（Léonard Sismondi）说：‘法国，在肺力第五（Philippe V）治下，骑士小说……改变了全国风气，指示了全体贵族，应该怎样去立身处世。’这里说文学影响了风气。但文学本身又是从那里来的呢？骑士小说又是根据何种原因而发生的呢？显然：骑士小说之发生是由于骑士风气之存在。这就是说明相互影响之壹个很有趣味的例：封建社会的文学影响本社会的风气，而本社会的风气又影响本社会的文学。但封建社会本身又是从那里来的呢？这乃是有趣的互相影响之无可置疑的事实所不能对我们解释的。”（普列汉诺夫——二十年）只有根据于那时代生产力的分析，我们才能得到所求的答复。 “社会环境的性质，要根据当时生产力状态来解释。知道生产力状态，就可以知道社会环境性质，就可以知道适应于此环境的社会心理，也就可以知道社会环境和社会精神或风气间的相互影响”。（普列汉诺夫——壹元论历史观之发展问题）马克思说：“经济基础改变了，整个巨大的筑物都要或速或缓的随之崩溃。”难道这是说：马克思主义认为这壹种社会经济结构是按照直线的转变为另壹种社会经济结构吗？不是。当生产力发展使这壹种经济结构转变为另壹种经济结构时，社会必须在思想上准备这个转变。“人类的进行，从A点走到B点，从B点走到C点……以至于S点，从来不是仅仅在经济上进行的。要从A点到B点或从B点到C点，都必须经过‘筑物’并使‘筑物’发生相当的变化。”（普列汉诺夫——二十年）在十八世纪下半期，法国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要求改变这壹种经济基础（封建经济）为另壹种经济基础（资产阶级经济）了。但此种“基础上的改变”，必须等到相当的“筑物上的改变”发生过后，才有可能。十八世纪下半期自始至终“第三级”就在各层筑物方面造成这种“改变”：资产阶级的戏剧代替了假古典的悲剧，在绘画书上革命的题旨代替了贵族宫廷的传说，在哲学上唯物论代替了唯心论，而无神论也推翻了宗教。仅仅到筑物上这种“改变”已经发生过后，法国才有可能从这壹个经济基础转变成另壹个经济基础。思想上的改变绝非自动的随著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发生的。基础毁坏了，照马克思的意见，筑物要“或速或缓的”随之崩溃。生产力发展既然毁坏了“筑物”所凭借的“基础”，则这个“筑物”的崩溃是必然的。这就是历史的唯物论所提出诸中心定理之壹。但这个定理绝不否认：筑物的崩溃是“或速或缓的”，这种崩溃的步骤是受支配本社会之传统权威和代表生产力发展那壹阶级之革命毅力等所决定的。譬如，我们可以承认当代美国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可以让位给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之程度了。在美国这壹种经济基础要转变为另壹种经济基础，其速度须看“筑物的改变”即思想的革命化之过程长短而定。 “某壹国家之政治制度，受什么所决定呢？我们已经知道政治制度是反映经济关系的。但这些反映经济的政治制度要能实现，必须先以某种观念形式经过人的头脑。所以，人类不先在其观念上发生转变，就不能经过经济上的转变。”（普列汉诺夫——二十年）马克思主义知道并指示：意识是受实在所决定的；同时也绝不忽视意识在社会生活上的作用。恩格斯在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的信中说： “照唯物史观说来，决定历史之最初因素乃是真实生活之生产和再生产。此外，我和马克思再没有说别的话。如果有人曲解这句话成为：经济因素乃是唯壹能决定的因素，则他就是将这句话转变为壹句无意义的抽象的和无道理的话。经济状况乃是基础，但在历史斗争的进程中，各种筑物转而影响这个基础，在许多情形之下，甚至决定这个基础的形式；各种筑物就是：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结果（每次斗争解决以后占得胜利的阶级所制定之宪法），法律的标准，甚至所有这些真实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所反映出来之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见解及其随后转变成为独断的体系。”（给社会主义月报主笔布洛赫的信，此信于壹八九五年十月发表于社会主义学院杂志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将思想上现象看作是经济事实所产生的这壹句话，便肯定说马克思主义否认思想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这样恰好就是恩格斯所嘲笑的历史的唯物论之“偶像观”。在许多对于历史的唯物论之诘难中间，有壹种最愚蠢的诘难，即说我们的理论忽视了观念在社会生活上的作用。其实，历史的唯物论并不忽视这种作用，不过指出观念上的变化乃是经济关系上的变化之结果而已。这壹点，在那些成为自己头脑所发生的思想过程之牺牲品的思想家看来，是不明白的。思想的本质是什么？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壹书中，认为思想是仅仅遵守本有的规律而独立发展之壹种事物。思想过程的特性，就是人们对于思想进程和决定此进程的物质生存条件间之联系，没有明显的概念。恩格斯在其给施米特的壹封信中说：“审判官所认为先天状态的，其实仅是经济的反映。”自然，这种意识上的混吨，这种思想上的错乱，是由社会分化的结果而发生的。凡在职业上专门从事于壹种思想材料的人，自然要将这种材料看作独立的范畴，而忽视了决定这种材料的思想过程之物质的前提。 “思想是壹种过程，这种过程虽然是由所谓思想家自觉的去完成，但这种自觉是虚假的自觉。推动思想进行之真实力量，是不为思想家所认识的，不然便不是思想过程。这种过程因此在像想中造成了虚假的或皮面的动力。这既然是观念的过程，则其内容和形式自然就是由自己固有的或其前辈所有的纯粹思想构成起来。他既然只从事于那未经批评即被认为是思想所造成的壹种观念材料，自然不去研究这种材料与另壹种不依赖于思想之过程间的各种联系。”（恩格斯壹八九三年七月十四日给梅林的信，此信发表于梅林所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壹卷）由此就产生出思想上的抽象化，支配了精神劳动的人的思想，残害了并曲解了他们的思想。历史的唯物论乃是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发现出支配我们的思想过程之真实动力，无情的打破思想上的幻想并指示那界在观念进程和事物进程间，“基础”和“筑物”间，意识和决定此意识的实在间，之真实的联系。历史的唯物论，认为在社会实在和我们的某种意识间，有无数的中间环存在。这些中间环，并不会使这个理论像那些拜倒于各种思想上抽象化面前之壹切理论那样，漠视了思想服从实在之事实。

主观与历史过程

历史的唯物论认为整个社会过程根本是受生产力状态所决定的。这里自然会发生壹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否也承认个人的主观能够干涉历史过程的客观呢？如果承认，则这种干涉能到何种限度？历史的唯物论之无数批评家，对于这个理论则存庸俗而机械的见解；他们将这个理论看作是否认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将人看作完全被动而屈服于经济必然性之铁的规律。事实上。历史的唯物论并未曾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过，在历史的唯物论光照之下，那些认为个人（“英雄”）是历史之万能的建筑家，是历史过程之主人等壹切理论，更加明显的表现其谬误无能而已。在过去支配历史科学而现在尚未完全消灭的这些理论看来，历史究竟是什么？（注）

历史事变的进程是复杂而纷乱的，其迅速的变化引起这种纷乱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因和果是密切胶粘而难于分清的，——所有这些情形就造成了壹座迷宫，惟有手里拿著壹元论历史观为武器的人才能从这座迷宫走出来。历史家惟有抱持壹元论的见解，即拿壹个标准因素来解释历史过程，然后才能解释社会生活之壹切复杂纷乱的情况。不然，则他被注定要瞠目结舌无奈这种复杂纷乱情况何，而迫得根据命运，偶然，去解释历史事变。试举壹个有趣味的例。十九世纪历史科学最有权威的代表人之壹，色诺波（Charles Seignobos）就以底下理由来说明当代欧洲历史的进程： “壹八三〇年的革命乃是壹派不著名的共和党人利用查理第十（Charles X）之无经验而造成的；壹八四八年的革命则是几个民主派的鼓动家利用路易·菲利浦之怯懦而造成的；壹八七〇年的战争是俾斯麦（Otto Bismarck）个人利用拿破仑第三（Napoleon III）个人错误政策而造成的。我们不能在欧洲大陆文化政治和经济状况上找到壹个共同原因来说明这三次出人意料的事变。三个偶然决定了当代欧洲的政治进化。” 但逻辑作弄了那些将历史看作偶然的产物的学者先生，并使他们说出同样愚蠢和无理的断语。譬如同壹个色诺波又说： “在政治史上很难给予俄罗斯帝国以适应其意义的壹种地位。……除了亚历山大第二（Alexandre II）治下自由时期以外，俄国政治史主要的就是宫廷和政府的历史。”（色诺波——当代欧洲政治史）这样，缺乏壹元论的观点和不认识社会生活的根本动力之历史学家者，就要走到谢勒米哈依洛夫（Scheller—Mikhailov）壹般人的历史事变观；在他们看来，克里米（Crimee）的战争乃是“俄国孟什科夫（Alexandre Sergevitch Mentchekov）公爵拿马鞭鞭打苏丹面孔之结果。” 我们在上面（第七章）已经说过：思想的过程怎样使我们曲解了对于现象之正确观念。思想上之曲解，尤以在历史科学中所表现的最为厉害。 “历史家，首先，在其个人地位上说就是壹个精神劳动者，壹个智识分子，其次，如果更切近点看，则他又是壹个文字劳动者，壹个著作家。他如果将精神劳动看作历史的头脑，将文字著作，从诗歌小说以至于哲学专著和科学研究，看作根本的文化事实，那岂非十分自然的事情吗？精神劳动的人，具有法老王（Pharaon）在其纪功碑铭上所表现的那种自夸心。在他们看来，历史就是他们所造作的。”（波克洛夫斯基——M.N.Pokrovsky俄国文化史纲）这种思想上的曲解就达到梯叶里所恶意嘲笑的那种历史迷： “如果整个民族迁徒并找得新的住地，照史家和诗人说来，那是某个英雄，为显扬他的名声而想建立帝国的；如果新的风俗习惯发生出来，那是某个立法者所发明和建立的；如果形成壹个新的城市，那是某个王公要造成这个城市；——总之，民众，市民，乃是造成壹个伟人之各种材料而已。”（梯叶里——城市的解放）可见，已往的历史科学是提倡崇拜英雄的。历史家供养英雄于祭台上面，英雄就在祭台上发出神圣的晕光以决定平民的运命，变化地图的颜色，从事于发明和发现，优待或压迫各种民族。只靠这些英雄伟人的推动，历史才能走向前进。借用普希金有名的话说：民众是壹声不响的。历史事变的根本动因，应该到国家要人的宫廷和邸宅里，到帝王情妇的会客室里，去寻求才能找到。可怕的伊凡（Ivan le Terrible），圣路易（Saint Louis）和彼得大帝（Pierre Le Grand）等人的相貌成了卡莱尔（Thomas Carlyle）等壹般历史家研究历史之出发点。这般历史家中有壹个甚至于说：“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Cléopatre）之美丽动人的鼻子乃是亚克兴（Actium）战争的原因；其他壹个也说：滑铁卢（Waterloo）战争时拿破仑之感冒伤风竟至于使历史车轮转变壹个方向。“世界历史就是伟人的传纪。”在几个伟人耀眼的光芒之下，壹切建筑埃及金字塔的，爆发暴动火焰的（历史家对于各种伟大的暴动,只拿几个简单人名来记载：斯巴达克斯—Spartacus，普加乔夫—Pougatchev，闵采尔—Thomas Muntzer等），渡过黑海而漂泊于迦南（Chanaan）沙漠的，以及主持古代罗马和俄国新城（Novgorod）之市议会的——广大群众，都黯淡而等于不存在了。拉布里奥拉说：“各种精神劳动者和学者，好几世纪以来就致力于这种抽象化的工作，他们要保持其工作结果所产生的各种幻想。”（拉布里奥拉——历史的唯物论）法国大革命这种事迹就打破了这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幻想，就冲出行会性的历史家所构造的拜物教的外壳。大革命以后不久，梯叶里就已经宣言：必须排除以前那种记载中古帝王家谱的历史，而创立人民的，市民的历史。历史科学，要从那支配中古历史家及其前辈头脑之思想上曲解的威权底下解放出来，必须等到发现唯物史观之社会前提已经具备时候，等到唯物史观已经发现时候。从历史的唯物论观点看来，主观在社会过程中究竟占何种位置呢？马克思主义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究竟持何种见解呢？饶勒斯在其关于唯心史观的壹篇有名演说中说：“壹直到现在，人类是屈服于不自觉的历史势力之权威底下的；人类并非自己自由的走向进步去，而是受经济发展所推动的；人类自己以为创造历史，其实决定人类行为的经济生活之变化，发生于人类背后而不为人类所知道。在这点上，人类仿佛就像顺流而下的壹个昏睡的泅水者，他完全受河流所支配，自己不知道漂流向那方面去，有时壹觉醒来，则看见四周景物已完全改变了。”历史的唯物论就是解放我们意识于饶勒斯所说的不自觉的历史势力之下的壹种科学理论。这个理论使我们正确的了解历史的“景物”这样变化并在何种原因影响之下而变化。历史的唯物论告诉我们说：个人，无论其如何的英雄，万能和天才——就算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彼得大帝，牛顿（Isaac Newton）或马克思罢——都不能发明或创立壹种新的社会制度。点金术是不能应用到历史上来的，可是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正从事于历史的点金术之研究。个人对于历史过程之任意的干涉，是要被历史本身所注销的，其效果是要等于零的。但自然不是个人对于历史过程之壹切干涉都等于零。恰好相反，这种干涉，如果完全适应于历史发展之壹般倾向，如果不与决定此倾向之动因相冲突，则可以得到非常重大的意义。恩格斯在其壹封信中说：“并没有壹般人时常所像想的那种经济状况之自动的活动，但人类自己创造历史，不过是在由过去真实关系遗留下来的能决定人类行动的那种环境之内；在这些关系里面，经济关系乃是根本上决定壹切的，乃是比其他政治上和思想上条件对于人类还有更强大影响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给斯特拉坚堡——G.Strakenburg的信）认识社会的必然性，把住这个必然性，妨阻或促进某种历史因素之发生，——这就个人力量所能达到的结果。活动的个人能够担负的任务，就在于认识客观的必然性，适应并服从这个必然性，如此已经就是自由活动了。个人如果具有此种能力，就可以做到历史上的所谓伟人。 “伟人之伟大，并不在于他个人特性能渲染伟大历史事迹以特殊的色彩，而在于他具有某几种特性，最善于适应当时在壹般的和特别的原因影响之下而发生的那种巨大社会需要。”（普列汉诺夫——个人在历史上作用问题）历史过程的客观进程，使某壹阶级成为社会的领导者并使之代替那陈腐而趋于消灭的阶级之位置。为此，必须这个新阶级表现相当的毅力，足以运用国家机关，足以构造国家机器等；因此就需要相当的人材。在这种情形之下，事变的进程上就染上了个人的彩色。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这件事，是受深厚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只有颜厚如铁的人才会设想布尔维克主义是由“铁甲车”（注）输入俄国来。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是遵循社会进化规律，但我们不能因此便断定说：革命既然是不可免的，则无论谁来实行革命，其结果都完全壹样。在列宁指导之下，事变实现得像我们所已见的样式；但如果让壹个庸才来代替列宁的位置；则事变将发展成另壹种样式。德国工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十九世纪中叶全德意志的统壹，但这个过程是在天才的政治家俾斯麦指导之下进行——这种情形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能够满足当时社会需要至何种限度，他使这种需要之满足带上什么性质，——这就要看他这个人的个人性格如何。这个断语并不是说：如果没有列宁，俄国就不会实现十月革命；如果没有俾斯麦，德国至今还是分裂为几十个小公国；如果没有达尔文和马克思，世上就没有物种由来说和历史的唯物论。这些伟人所满足的社会需要，如果没有他们，别人也会或这样或那样或迟或速来满足的。“这个伟人恰好于壹定的时候出现于壹定的地方，这自然是纯粹偶然的事。如果我们除掉这壹个人，则自然会发生壹种需要，要求另有壹个人来代替他；这个代替人是存在的，好壹点或坏壹点，但终归是存在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所写的信）譬如拿普列汉诺夫来说。普列汉诺夫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历史环境中发现壹些为他同时人所不能了解的社会关系。那时人们正带轻蔑口吻谈起“无产阶级的秽物”并自满自足的信以为俄国可以撇开这个“秽物”，而普列汉诺夫则成为俄国工人阶级的思想家和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始祖。我们能否根据此点即断定说：如果没有普列汉诺夫，俄国就不会发生马克思主义呢？自然不能这样断定。“如果十八岁青年的普列汉诺夫，在什里谢利堡（Slisselbourg）炮台被绞死了，俄国还是会发生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以汇合俄国工人运动于西欧社会主义思想之强有力潮流并使俄国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进行。”（伏尔佛逊——S.Y.Wolfson 壹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者）

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时常肯定说：历史的唯物论将各人的才智能力完全看作在同壹水平线上，而漠视了壹件明显事实，即：有些人对于历史进程有巨大影响，有些人则壹点也没有关系；在这个理论看来，总司令和士兵是相等的……。——这种批评，看去虽很严重，其实最无根据。历史的唯物论从来未曾将格林华尔杜斯男爵（Baron von Grinwaldus）与加里波第（Garibaldi）壹例看待，从来不会断定说：查苏利奇（Vera Ivanovna Zassoulitch）和伊凡诺夫娜（Poulkheri Ivanovna）对于俄国社会主义生活的影响是相等的。历史的唯物论明白知道什么是活动的坚强的和勇敢的人物，什么是诗人所说“小说也不提起妳，诗歌也不吟咏妳”的那种人物。历史的唯物论认为杰出的天才的个人——在适当条件之下——对其所处时代能发生很大影响。这些人就是比同时人更有深刻了解和更多解除传统成见的思想家；就是接受思想家所发现的真理并以更能动人的形式表现此真理的艺术家；就是聚集那些散碎力量并依壹定目的而配合这些力量的组织家和策略家。天才者之心理的和智慧的构造，无疑是比普通人高得多的。他的神经系统比普通人更加灵敏，他比普通人更加明晰认识周遭环境所发生的事情，他尤其明显的比普通人更加具有分析和综合的能力。如果提出壹个问题于他面前，则他能发现出这个问题中普通人所不能看见的要素。但所有这些都并不是说：天才者是不受其时代和环境影响的，伟人“英雄”是自然界拿比造成普通人不同的壹种粘土所造成的。伟人，“英雄”，与普通人，群众间，并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差异。切不可以将人类分为历史建筑家的个人和历史建筑材料的群众之二大部分。“伟人并非由天上降落于地下的，而是由地下长生至天上的。”这就是说：民众从自己队伍中推出几个个人，能够满足那在社会内部本已成熟的需要。这几个个人就是所谓伟人，“英雄”。 “如果不由神秘观点来看，而由科学观点来看，则‘个性’乃是社会环境各种影响之焦点。我们的意识内容只有小小壹部分是由我们自己力量所构成的，百分之九十九则系我们现成的得来。环境铸造个性，正如印模铸造钱币壹样。好久以前唯心论时代的历史家就已经说过：伟人是他那时代之最可为模范的代表者。”（波克洛夫斯基——经济的唯物论）群众要能跟随在领袖背后跑；必须也像某种行为的“英雄”壹样具有“英雄的”精神。依照领袖手势而盲目赴死的群众，这是童话中和伊洛魏斯基（Ilovaisky）的历史教科书中才有的事情。要使兵士能听从命令向前冲锋，必须以恐怖手段强迫他们或以欺骗宣传鼓励他们。在帝国主义大战中，法国和德国的总参谋部明白知道双方军队对于福煦（Maréchal de Foch）或兴登堡（Maréchal de Hindenburg）之服从心是没有保证的，是不能因此就自愿赴死的。他们因此对兵士大作其爱国主义的鼓动，并用机关枪监临在兵士背后，使他们只有向前进攻而不能后退。社会环境驱使杰出人物向时代所需要的方面去努力。个人能力如果与时代需要相反，则往往投闲置散而无所表现。譬如，在尼古拉第壹（Nicolas I）时代的俄国，借用赫尔岑的话说，壹个具有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天才的人，是没有说话余地的。他在这种环境里，只好老死无闻，谁也不会觉得他具有伟在才干。但假使他处在壹八四八年时候的巴黎环境，那里革命的浪漫风气盛极壹时，那里街头巷尾到处有人演说，则他也许就要与格莱斯顿（Williams Gladstone）饶勒斯等人齐名了。如果贝多芬（Louis Beethoven）生活在三十年战争时代，那时到处都是荆棘纵横荒凉满目，那时“不断的战鼓声音”震聋了人们的耳朵，则他甚至不能制出壹篇他后来所贡献于人类的那些伟大的歌谱。普列汉诺夫在其壹篇有名的论文：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论法国大革命时代说：“如果旧制度继续维持直至现在，则我们当中没有壹个人头脑里会想到在十八世纪末期法国竟有几个戏子，排字工人，理发匠，染色工人，法学家，小贩和剑术教师等，能够具有军事上的天才。”对于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是这样。十月革命如果不发生在壹九壹七年，而发生在壹九六七年，则谁也意想不到有几个文学家会成为专门的军事组织者，有几个医生会成为第壹等的外交家，有几个法学家会成为军队的司令军长等。不仅普通人意想不到，而且乘革命机会表现出伟大的才能的托洛茨基（Léon Trotsky）越飞（A.A.Yoffé）伏龙芝（M.W.Frunzé）布琼尼（S.M.Boudionni）等自己也意想不到。壹切发明和发现如果适合于当时的需要，则其人就变成了“伟人”；不然，他的事业就无人过问而他的名字也就无人知道。纪元后壹千年发现北美洲之诺曼人（les Normands），其名字谁也不知道，因为当时欧洲市场并不需要新大陆。但当生产力发展至于要求新市场和新原料产地时候，十五世纪发现美洲的哥伦布就被人类推尊为壹个最伟大的英雄了。俄国经济，在可怕的伊凡时代，并不需要飞行的机关，因此俄皇对于壹个名叫“匪徒尼基特卡（Nikitka）”发明“木翼飞机”这件事竟下诏说：“人不是禽鸟，是没有翼的，如果违反自然而装上了翼，那就不是神做的事情，而是魔鬼做的事情。同魔鬼讲交情的发明家是要杀头的。得到魔鬼帮助而发明出来的东西，是要拿到神座面前祷告之后，用火焚毁的。”到了二十世纪，齐柏林（Zeppelin）制成“有翼机器”时候，德国看见航空事业可以张大其经济权力，于是就宣布齐柏林为世界最伟大的天才之壹。 “社会条件利于天才者发展的时候和地方，这种天才者壹定是存在的。这就是说：每壹个从真实世界中发现出来的天才者，每壹个由社会力量所推尊出来的天才者，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天才者为什么像我们所说的只能改变事变之个人的面貌而不能改变事变之壹般方向。他们自己也是因为有了这个壹般方向，才能够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壹般方向，则他们无论何时都不能越过那界于可能和事实中间的壹条界线”。（普列汉诺夫——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某种发明要能取得伟大的历史意义，必须适合于当时社会需要。除此以外，我们还应该记得：必须当时具备有几代人所积累下来的壹定的智识资本，天才者也才能够发明。每壹种伟大发明，其实都不过是天才的思想家搜集前人种种尝试和企图而总结之而已。我们上面已经详细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并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所发明的，而是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各种思想成绩综合起来之结果。每壹种伟大发明，我们都应看作是那准备要确定解决生产力所提出于时代面前之任务的各种个别企图的壹个总和。印刷术的发明，可以作为壹个有趣的例证。印刷术是由古腾堡（Gutenberg）所发明的，他的发明根本只在于铸造金属活字并利用压力使这些活字留印在纸上而已。但如果我们看壹看古腾堡发明以前的壹个时代，就可以明白这个发明是壹步步准备著的。以前，人们最初使用木版印刷，随后分割这种木版为几个小部分，随后又拿金属版来代替木版，随后更企图将版中各字割裂开来，企图使用压力等。最后就成功了古腾堡的伟大发明。我们从别的地方还知道，与古腾堡同时，甚至比他更早，别人——意大利人卡斯达尔底（Castaldi）荷壮兰人郭斯德（Koster）佛罗伦萨的金银匠塞灵尼（Cennini）——就已有这种发明了。（注）梅林说得很对，他说，“古腾堡建过不朽的功绩，他的发明乃是人类精神最可惊人的产品之壹，但这个发明仍旧不是由他自己所栽种的根芽上长大起来的。他仅仅收种那经过长久时间而始成熟的结实。”（梅林——历史的唯物论）我们对于那些作过伟大发明的思想家，壹样的可以说这种话。达尔文如果生活在阿基米德时代；他就不能成立他的理论，正如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如果生活在达尔文时代就不能发明无线电壹样。

以上便是历史的唯物论对于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估量。我们看见：历史的唯物论是将个人在社会过程中所占位置看得颇大而且颇为优越的，但同时打破了那认为这种个人，“英雄”，能成为社会过程主人翁之壹种见解。正如马克思所嘲笑的，唯心论是使群众相信：伟人封锁了那些提出于人类面前的问题之壹切解决办法于自己写字台内，而粗俗的群众只好将口张开等待“绝对真理”像煮熟的麻雀的壹样从天空掉落在他们口里去。历史的唯物论则恰与唯心论相反，乃是要使群众相信： “世上没有什么创造者，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与豪杰，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 这就是历史的唯物论对于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见解。这种见解打破了对于“英雄”——历史的建筑家——之崇拜，而宣布群众是历史行为之积极的创造者。

阶级与阶级斗争

历史的唯物论，将思想之构成过程当作真实世界之折光的反映，来研究，来解释。这乃是这个理论的“静力学”（Statique）。除了“静力学”之外，这个理论还有其“动力学”（dynamique）——阶级斗争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所著共产党宣言中，壹开始便说：“既往壹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这样并非提出新的假设，而是仅仅指示那当时进步的历史家已经承认为明显无疑的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绩并不在于他们指出社会中有阶级斗争的事实，而在于他们拿新的科学的思想来说明阶级的意义。希腊文明时代的历史家已经就看见剧烈的阶级斗争，因此其中许多人时常就感觉到社会是分裂为几个互相敌对的社会集团的。可是，在他们看来，这些集团之存在，乃是自然产生的现象，而非社会关系的产物。仅仅到十八世纪初期，我们才看见壹些企图，要将阶级看作是社会的范畴，是在国民财富之形成中占据壹定位置的。重农学派（les Physiocrates）及其最杰出的代表人魁奈（Francois Quesnay）就将社会看作是底下三个阶级所组成的：生产阶级（农民），地主阶级（土地私有者）和寄生阶级（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壹切不属于前二阶级的分子）。重农学派分析社会阶级所根据的根本标准，是社会分子对于土地的关系壹点。十八世纪后期，科学思想才更深刻而精细的去研究阶级的问题。杜尔哥修改魁奈的阶级区分法，而从“寄生阶级”中分出壹个产业工人阶级，与重农学派所分的三个阶级合而成四个阶级。最后，亚当斯密（Adam Smith）又才区分社会为三个阶级：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村工人和产业工人）；同时那不勒斯（Naples）的法学家费朗吉埃利（Gaetano Filangieri）也区分社会为二个阶级：私产阶级（Proprietari）和雇用工人（Proletari omercenari）。法国大革命更加推动那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向前发展。我们上面已经说过，马拉是了解阶级斗争在历史上之作用的。随后，圣西门主义者竟至于了解经济利益之冲突乃是“阶级”定义中的壹个要点。王朝复辟时代的历史家，已经将阶级斗争看作是整个人类历史之最根本的事实，而其著作也就是以阶级斗争为根据的。以上所说，无疑证明：在马克思主义未曾发生以前，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已经在社会学中占据巩固的位置了（注）。马克思对于阶级学说究竟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为什么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壹辈学者也会承认：“自古以来，科学对于社会阶级学说方面之最深刻的贡献，是包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头的”呢？（图甘-巴拉诺夫斯基—— M.I.Tougan-Baranovsky——经济学的基础）

马克思自己在其所写的壹封信中就已部分的答复了这个问题： “说到我自己，则发现近代社会有阶级存在以及各阶级间互相斗争，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资产阶级历史家在我以前好久就描写过这种阶级斗争之历史上的发展，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从经济上解剖过这些阶级。我的新贡献就在于我努力的证明：壹、阶级之存在，仅仅与壹定的历史过渡的生产形式有关系；二、阶级斗争必不可免的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个专政本身也仅仅是壹种过渡阶段，走向消灭壹切阶级并建立没有阶级分化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壹八五二年三月五日给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的信）共产党宣言说：“既往壹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里所说的“壹切”，自然是相对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而且恩格斯自己也已承认）（注）；在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并没有阶级，阶级是原始共产制破坏之后才发生的。自从分工和劳动指导发生以致人类脱离原始共产制而进步以来，社会阶级分化就深深染色于整个社会组织。在这个意义之下，壹切社会历史就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束和佣工，总而言之，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不断的互相仇视，敌对，明争，暗斗；这种斗争每壹次不是达到全社会之革命的变革，便是达到参加斗争的各阶级两败俱伤”。（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在历史上已往各时代中，我们差不多完全可以看出社会是分化为各种等级，各种各式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民的。在古代社会，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等分别；在中古社会，有王公，陪臣，行东，佣工，农奴等分别；每壹种人中又还有高低的分别。 “从封建废址上生长出来的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未曾消灭阶级间的歧异，而仅仅拿新的阶级来代替旧的阶级并使用新的压迫方法和新的斗争方式而已。”（同前）由我们的观点看来，阶级乃是历史的范畴；换壹句话说，阶级乃是社会发展到壹定阶段才有的产物，因此是过渡的产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与其他壹切阶级论根本不同之点。在其他壹切阶级论看来，阶级乃是逻辑的范畴，即在任何社会制度里都必然要发生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不将阶级看做是自然的事实，而看做是壹定条件的产物，因此就认为：如果这些条件消失了，如果当代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消灭而新的（集体主义的）形式出现，则阶级也要死灭。在各人权利完全平等的社会里，是没有阶级的（譬如过去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各人权利并不平均的社会里，就有阶级分化发生，而社会发展也是在内部阶级斗争强烈影响之下进行的。说到阶级定义时候，我们必须指出：辩证法唯物论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可惜自己未曾提出阶级的定义。资本论写到快要讨论到阶级定义的地方，马克思就绝笔了。因此，我们只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浩瀚著作里头搜集他们对于阶级本质问题的各种意见而归纳出几个要点。某壹社会集团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地位及在国民经济系统内所起的作用，——就是马克思主义分判阶级时候所根据的准绳。某壹社会集团中人，如果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占据同样地们，因此与其他集团中人成为对抗的关系，则他们就属于同壹个阶级。以上这些特性，我们认为要了解阶级意义时，是必需的和足够的。社会上某壹部分人，如果他们在生产上的作用不是壹样的（因此他们对于生产工具的关系也不是壹样），则他们就不属于同壹个阶级。各种集团，其对于生产的关系若各不相同，则其中壹个集团就有可能以剥削其他的集团，换壹句说，这些集团间就发生相反的经济利益。这种互相对抗关系，也是阶级意义上壹个不可或缺的原素。为什么金工，纺工，矿工，印工等是同属于壹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呢？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占地位是壹样的，因为他们对于他们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之关系也是壹样的，因为他们所隶属的社会集团之利益，与包含那占有生产工具的人的另壹社会集团即资产阶级的之利益，极端的相反。在阶级问题上这壹点见解，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壹切理论所差异之点，——其他壹切理论则将阶级看做是有同样收入具同样财产的人的集团，壹般说来，即占据同样物质地位或依赖同样源泉为生的人的集团。（注）

首饰店店主，中等农民和机器工人，他们每年收入也许是壹样，但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则各不相同，对于生产工具的关系也完全不同，各人间经济利益也是相反的；他们各属于不同的阶级。反之，顿河（Don）矿工也许工资不及明斯克（Minsk）油工工资之半，但他们同属于壹个阶级。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未曾留下阶级的定义给我们，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我们却看见好几条关于阶级的定义。试举几条定义来看：（壹）阶级是壹种多数人的集团，此集团中各分子，其在受历史决定的社会生产系统中所占地位，其对于生产机关的关系（这些关系大部分是经过法律规定的），其在社会劳动组织上的作用，都与集团外的人不同，因此其所占有的社会财富，在获得上和数量上，也与集团外的人不同。阶级就是人的集团，这些集团中有壹个集团，因为在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占有特殊地位，遂能够篡取其他集团的劳动。（列宁）（二）社会阶级乃是在生产上作用相同而在生产过程中对其他部分人关系又相同之壹种人所构成的总和。这些关系而且由物体上，即由劳动机关上，反映出来。（布哈林）（三）阶级乃是那些个人和集团所构成的，他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相互间处于同样的关系，因此就属于经济活动上的同壹范畴。（库诺夫）上面这几条定义中，我们认为第壹条定义是最正确的，同时又是特别明显的。（注）

说到阶级时候，必须注意壹点，即人们往往将“阶级”（classe）和“等级”（etat）混为壹谈，而这样的含混是不可以的。马克思在其少年时代的著作中，譬如在黑格尔法律哲学批评中，虽然未曾分清“阶级”和“等级”，而将无产阶级看作壹个“等级”，但后来他和恩格斯对此二者界限是分别得很清楚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阶级是社会的集团，阶级间相互关系是属于社会的性质。仅仅到国家正式承认社会内部已成的阶级分化并赋予某壹定阶级以相当特权而从法律上保障阶级分化以后，才出现“等级”的组织。由此可见“等级”乃是国家承认社会阶级分化之结果。等级的组织仅仅适应于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资本主义之产生带来了异常迅速改变的阶级关系，带来了流动的阶级构成。因此使等级的组织陷于破产，——等级组织是在社会关系沉滞难变之下才是适宜才有可能的。马克思说：“劳动阶级解放之条件，就在于毁灭壹切阶级，——正如资产阶级性的第三等级解放之条件就在毁灭壹切等级壹样。”（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注壹）恩格斯添加壹句话说：“资产阶级革命毁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马克思所著哲学的贫困之附录）（注二）

在资本主义底下，社会关系变化极速，这个阶级的分子时常不久就变成别个阶级的分子，因此等级是要趋于崩溃的，因为属于某壹定等级的分子必须是能“世袭的”享受国家所赋予这个等级的政治法律上特权。现代的美国就没有等级。如果英国还有等级，那只是前代遗留给资本主义社会之壹种残余而已。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壹次说到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的问题。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三个根本阶级：（壹）地主阶级，他们的进款就是地租；（二）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他们的进款就是利润；（三）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即马克思所说的“劳力的所有主”），他们的进款就是工资。以上三个阶级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基本要素，（注）添上中间阶级和落伍阶级，就构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自然，这些根本阶级本身还各自会分化为许多层次——小阶级。譬如资本家阶级分为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和财政资产阶级。而工业资产阶级又可分为许多部分等。

当我们详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之全盘构造时，就必须不仅注意三个根本阶级，而且注意许多中间阶级和小阶级。恩格斯分析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社会之阶级构成时，他就列举出：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富裕的农民（大农和中农），独立小农，封建式农奴，农业雇工，工业无产阶级。（见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恩格斯上面列举的每壹个小阶级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根本阶级中的壹小部分。每壹个小阶级对于其他小阶级都有壹定的利害冲突，可是社会根本的区分线终于使几个小阶级构成壹个根本阶级。那些不能确定属于某个根本阶级的分子，就成为中间阶级。譬如举小资产阶级做例，恩格斯就说：“它（注）的性质是根据它的中间地位来决定的，它界在资产阶级（大商人和大工业家）和无产阶级中间。它倾向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小小失败就可以使其中的个人离开本阶级而加入无产阶级队伍。……他们不断的动摇于愿望与恐怖中间：他们渴望高升至富裕阶级的地位，同时惧怕堕落于无产阶级队伍或乞丐队伍中去。”（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知识分子也是站在这种中间地位。他们可以代表许多不同阶级的思想，他们分别加入于互相斗争的政治集团，他们也与小资产阶级壹样动摇于利害冲突的各阶级中间。

说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化时，必须附带的指明在这个社会里，壹方面有处在壹切社会阶级之外的落伍分子（譬如乞丐），他方面又有同时属于几个阶级的骑墙分子（譬如领有土地的工业家，开有小店铺的农民等）。所有这些都不是纯粹的阶级形态，而是混杂的阶级形态。自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崩溃以后，人类就进入于新的历史时代，其特性就是社会的阶级分化。阶级存在这壹件事实，表明每壹个阶级都有争取其利益的必要，因此都须与别个阶级相斗争。这个斗争延长得好久期间，而其样态是时常改变的：有时由暗斗变为明争，有时则由明争变为暗斗，有时表现为剧烈尖锐的性质，有时则和缓而成为慢性的性质；但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无论如何是不会中断的，是壹分钟也不停止而且不会停止的。阶级斗争或者造成历史舞台上之伟大革命，或者潜伏于社会怀中，像穿山甲壹样暗中开辟自己的道路。阶级和阶级斗争乃是受壹定生产力状态所决定的社会分工发展下去的结果。生产力状态壹有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式和性质也就随之变化。每壹阶级，为保持其在壹定时代之利益起见，不惜使用种种可能的手段，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或推翻敌对阶级的统治。议会的演说，报纸的论文，罢工，巷战，哲学著作，游行示威，武装暴动，国内战争——这些就是阶级斗争所表现的各种形式。这些阶级斗争现象深入于社会生活的壹切毛孔并从其中反映出来：法律条文，道德观念，艺术作品，宗教信仰等。 “壹切社会现象都染有壹定的阶级彩色，而整个社会，于某壹定时期，在其每壹次运动，乃是各种互相影响的阶级倾向所构成之合力。……”（凯勒斯克劳茨——经济的唯物论是什么）这些倾向中每壹个倾向之终极目的，都是要夺取政权，即占有国家——这个“集中的和有组织的社会暴力”之机关。因此，阶级斗争永远是倾向于政治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根本理论之壹就说：“壹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斗争。” 在每壹个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之结果，总是生产力状态所注定要走向政权的那壹个阶级要取得胜利。恩格斯说：“自今以前，壹切革命都是这壹阶级的统治者替换别壹阶级的统治……壹部分少数人被推翻了，别壹部分少数人则根据自己利益夺得国家机关。以前经济发展的程度，每壹次只容许少数人走到统治地位，为此原故，而且仅仅为此原故，所以处在服从地位的多数人就为少数人利益而参加革命并驯服的服从革命。”（恩格斯——法国阶级斗争序言）每壹种阶级制度，都是在相当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以后才产生的。可是，如果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阶级变革受了障碍而延长好久时间不能实现，则整个社会就要瓦解。共产党宣言中那壹段名言即表示这个意义，这就是说：阶级斗争之结果不是整个社会经过革命的改造，便是斗争的阶级两败俱伤。由此可见，社会中的阶级斗争乃是使社会不断除旧更新之强有力的动力。有了阶级斗争，壹切腐朽的阶级制度才能废除而代之以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制度。马克思说：“在壹定的发展程度上，它（注）自己造成了自己崩溃的物质条件。从那时起，感觉受它束缚的感情和势力就开始发展。它壹定要被毁灭，而它被毁灭了。”

阶级斗争之规律，驱使这种社会结构去代替别种社会结构；这种不断的阶级变革乃是阶级社会整个历史之特性，必须这个社会消灭以后，这种特性也才会消灭。这将在什么时候呢？这是在最后壹次阶级变革发生以后，即在多数人为多数人利益而第壹次夺得政权以后。 “我们要想最后的消灭阶级，必须等待我们达到壹种社会水平线，那时不仅某壹统治阶级成为赘瘤，而且壹切统治阶级以至于社会阶级分化也都成为赘瘤了。这就是说：必须等待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程度，使壹阶级占有生产机关和生产品，亦即壹阶级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文化指导，——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上的障碍物。”（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达到最高程度那时候起，阶级斗争本来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从今就变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了。无产阶级是能够有计划的组织那被资本主义所破坏的经济之唯壹阶级，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而兴，就是表明人类将从阶级的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阿德勒（Max Adler）说得很对，他说：“阶级斗争之频扑不破的旧规律，以其本身逻辑的力量，将经由最后的人数最多的壹个阶级——无产阶级——而达到消灭壹切阶级分化并构成利害壹致的整个人类社会。”（阿德勒——马克思学说之社会观）说到阶级斗争问题时候，我们必须回答那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时常引起争论的壹个问题，即是说：具有壹切阶级特征，但缺乏阶级自觉的壹种社会集团，能否致力阶级斗争。某壹阶级，要有阶级意识，必须经过其存在及其在历史舞台上斗争之壹定时期，这个时期也许是很长的。某壹阶级仅仅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才获得阶级自觉的。人类历史必需发展至壹定时代，自发的和不自觉的阶级斗争才能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 “产生社会阶级观念之历史前提有如下几项：（壹）因原始技术发达，社会于是有剩余生产品，从此各种社会关系上社会的不平等壹天比壹天增长起来。（二）简单的商品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等级组织之消灭。（三）由新的生产技术所结合起来之直接生产者的阶级出现于社会斗争舞台。（萨法洛夫——Safarov之共产主义科学基础中所征引的松采夫——S.I.Solntsev的著作：社会阶级论）某壹阶级虽然自发的而非阶级自觉的向其敌对阶级斗争，但并未因为这种不自觉而失掉其阶级资格。因此波格丹诺夫（A.A.Bogdannov）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即他认为“奴隶无论何时都不能达到阶级的程度。”（波格丹诺夫——经验批评论）（注壹）奴隶了解他们的利益是与他们的阶级敌人——奴隶领主之利益，处在相反地位，但他们不能获得壹种意识：即怎样去战胜阶级敌人的意识。（注二）由此可见，奴隶对其主人的斗争根本上还是阶级斗争，但自然不是自觉的阶级斗争。发动这种斗争的阶级尚未正式成立起来，或者像马克思所说，尚未成为“自为之阶级”（classe pour soi），而还只是“自在之阶级”（classe en soi）

工人阶级在成为“自为之阶级”以前，有很长久的时候是“自在之阶级”，企图以反对资本的自发斗争去争取自己利益。 “经济关系起初变民众为工人。资本的统治替这种群众造成同样地位和共同利益。由此可见，就对资本关系而言，群众已经是壹个阶级，但对自己说来，还不是壹个阶级。在斗争中，……团聚的群众才锻炼成为‘自为的阶级’。群众所争取的利益就成为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入门

共产主义由启蒙到如今已有二百多年文化史，但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以为世人所疑惑，其原因，是没能正确理解共产主义的历史真谛。

有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人都知道，人类是在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亦称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中进化而来的。因此必须到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的历史文化中，用宇宙发展观为认识，用辩证法为方法论，才能探讨出关于人类存及社会发展的历史根源，最终从宏观上诠译人类及其社会的全部文明本质内涵。

发展论认为：人类是在自然生态中衍生的，但人类未来无限发展的根本，却不是在生态而是在宇宙。为什么呢?依据现代科学技术的能量消费发展，生态能量资源不能满足人类历史性发展需要，人害无限发展的科学能量要救及技术指标在宇宙中。所以现代的人类，是未来的宇宙人类。这是自然物质规律衍化人类无限发展不可抗拒，也抗拒不了的必然生命法则。人类不冲破生态圈的能量数态及技术指标的局限束缚，将不可避免的自取消亡。

那么什么样的人类及其社会生活方式，适合进入宇宙，成为宇宙人类？要让世人清楚地知道问题的内在真像，就需到宇宙物质生命世界的生命时空中，看看宇宙是怎么形成的，地球是怎么产生的，生态是怎么来的，人类是怎样衍化的，及人在宇宙的生命关系等等，以人为本，为当今宇宙大千世界做壹条影屏生命大线，为人类认识必然发展做以清晰的理论参考。

发展论认为：宇宙物质生命世界——孕育生命摇篮中的所有物质，都以具体的外在实体和内在规律属性构成有产生、成长、转换与发展的普遍生命存在现象。因此宇宙中的物质，都是有生命的。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就是由无限具体的千姿百态的实体和万千变化规律属性构成的时空整体。

宇宙中不存在没有实体和属性的生命现象如果说有，只能是虚构的假说，科学论据，须以实物为证。

解读共产主义为本，为什么需要以宇宙观为起点？因为人的壹切生命现象，都是宇宙生命的浓缩，包含著宇宙生命世界中所有文化信息的内在精华。所以人类的存在，有以表现为人的最高属性的工产主义文化，与宇宙生命有著密切的“血缘”般内在联系关系。壹句话，共产主义是宇宙物质自然生命演绎人类及其生活文明必然发展的文化结晶。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用宇宙观，到宇宙文化中寻觅人生命根源的客观前提。

既然人是宇宙文化的精华就必须认定，人类是宇宙文化中的高级生命物种。依据是什么呢？很简单，人具备了物质世界发展规律最高文化法则——创造性和奉献性。

由于物质世界的时空运动有规律无意识，因此创造生命的能动结果盲目缓慢，而人则能相对有意识地按自然客观发展规律的要求，再现性的创造出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新质态生命文化，形成自然规律与人质意识互换守恒的物态特征，最终转换成高级生命物种。

人类是宇宙生命世界中最活跃的壹粒生命孢子，他将以无限大的生命发展力而遨游宇宙时空。

人类既然是由创造性的物态实体和奉献本质属性构成宇宙中最高级生命物种，那么自然是怎样衍进人害生命的呢?这是人类社会最敏感的问题，但就机械的从社会中看人的存在与发展内涵，将会在人类客观遥感历史关系中产生自然断档现象，要完整圆满的解决问题，需从宇宙产生的源头为起点到宇宙有机生命的产生为临界，绘制壹幅宇宙无限发展的历史长河，在这条长河的大卷中，不仅能让人看清宇宙与生态是怎么来的，人在自然界发展到哪壹阶段衍生的，更重要的是现在应该做什么，未来如何发展，如果人害思维科学的态度正确，方法得当都是不难解决的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为什么，因为人的精神生命要有个完整的人生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活个明白。

科学告诉人类，认识矛盾重重无限奥妙的宇宙世界绝不神秘。归根到底的组织形式，是物质以具体的量积累到质变换为完整的生命因果周期，像积木壹样构成区域性历史文化板块形态，宇宙物质生命世界，就是由无限具体区域文化板块普遍联系起来，有始有终的时空整体。人类的实践生活方式和思维意识法则，就是抽象的依据各时空区域文化板块为模式，由浅入深探讨宇宙物质世界的全部生命内涵。

宇宙生命特征是什么呢？不外乎两大特点.

壹、由产生、成长，到消亡转换的量化过程，是优胜劣汰的生命活动现象。

二、由初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以此类推无限轮回，永恒的生命运动发展现象。

这两大特点，构成宇宙世界全部生命内涵的文化基因。

人类现代信息科学技术，象壹枚腾空飞驰的火箭，刺破了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的层层面纱，为可知科学文明视野，打开了壹条通往未知宇宙生命内幕的时空隧道，把人类意识文明送到科学指定的远古宇宙文化源头——无星际时空领域的历史年代。

站在无星际文化的源头，科学的慧眼中，呈现了无机生命世界壹幕幕掘势磅礴演进过度的历史画面。

第壹幕：以无机暗物质单元粒子为基本实体和属性，构成不同混元真空区域运动的古生代宇宙文化历史时期。在这壹时期单元粒子群分别如生态自然中的雾霜云雨风壹样，按各自生命质态的能动特征，在长期磁碰撞和电分解的空旋膨缩运动中，逐渐形成第二幕，多元体古代微星际宇宙文化历史时期。在微星际万由理化组合运动中，形成了第三幕——近代混元体化合星际宇宙文化历史时期。在混元体星际定向化合运动演进历程中，产生了第四幕——现代有机化合生态文明的宇宙文化历史文化时期。

由单元真空为起点，到混元时空为临界，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完成了无机生命衍变过度的全部历史周期。

发展论认为，生态文明的产生，使宇宙世界结束了以无机生命为主导特征的时空运动，进入了以有机生命文明为主导的新质态宇宙区域文化历史时代。代表有机生命和无机生命属性同合共组的高级生命物种——人类的衍生使宇宙文化的历史天足，革命性踏上了有机生命与无机生命互为转换的亚间生态自然文化的历史边缘。因此现代的人类，是宇宙生命世界中最伟大，最高级的生命物种。

站在生态文明与自然文化亚间过度的质变飞跃支点上抬头展望，浩瀚深坠的宇宙时空隧道，为人类未来生活模式指明了无限发展的历史空间。低头俯视，生机盎然的生态大千——地球生命的起源和生态文明的发展历程。

地球起源

壹颗明亮的胶溶状岩质流星体——某脱轨由天体残骸。带著炽热的能量，在太阳系的时空中，按顺时方向，奔向围绕太阳转动的壹颗古老庞大的雾态水质行星。

当岩质星坠入水质星内核时，受水质星的冷却和内核阻力及磁场的引导，岩质星表层形成了坚固的外壳，缓解了万有引力，归顺了水质星的自转，同水质星壹起围绕太阳恒星进行公转运动。至此，壹对亲密无间的天体伴侣，在太阳系时空开始新婚般的蜜月施行。

在运动中，岩质星应水质星能量守恒需要，不断发生推陈出新的地质呼吸变迁运动。强大的热能，把大量残骸喷射到水质星的外太空。随著岩质星残骸的增多，与水质星的物态杂质、及宇宙尘埃受磁旋引律的碰撞，在外太空形成了岩质星有“血缘”呼应守恒转动的小天体——月亮卫星。

由于岩质星静态守恒的密度不断增加升温，自转频率加大，变换著水质星的原始轨道逐渐向太阳慢移。

在与水质星蜜月转动时，岩质星的热能理化效应，和声光电气磁的化合作用，不断把水质星的雾态宇宙水系蒸发为云雨，受岩质星磁旋引力，云雨归回到岩质星的怀抱。如此历史性净化循环，在岩质星的低洼地带形成生化海洋水域。

受水系增多的压力，地壳不断发生守恒引力的变化，以适应水域存在积量。水质星的实体逐渐被岩质星精华吸收，最终转换为雾霜云雨风的历史遗迹，形成岩质星特定的自然性大气空间。

十月怀胎，岩质星以岩物态和水质物态组合成合二而壹的新型星际天体——地球行星，带著月亮，开始了与太阳恒星进行有规律的时空运动生态起源

在特定历史大气空间环境中，地球进行了及其漫长的冥古宙自我养生历史过渡时期。到太古宙历史阶段受大气空间壹定理化条件影响，在水域潮湿地带，产生了由水质星所遗留的无机暗物质粒子与水分子有机合成苔鲜类软纤维有机生命孢子。几经风干雨淋生死轮回的遗传重组，胞子脱离了苔鲜生命的束缚，在生化海洋水域的光合环境中，衍生了以啄收炭气，吐出氧气为生命能量守恒的单细胞低级微生植物。随著低级微生物的发展，相继繁衍出孢子植物、裸子植物，直到脱离水域走向大陆延续到如今的高级被子植物。

在海洋植物消亡的静态氧化过程中，产生了吸收氧气，吐出炭气的有机浮游动物，微生物是以食取微生植物保持生命能量守恒的。

由低级微生植物，到低级微生动物，有机生命完了初级生态进化链的转换过程，接而继之的，是以食取微生动植物的吸管动物——无脊锥动物——哺乳动物——两栖动物，与植物发展规律壹样，水生动物几经演变进化，最终脱离水域的束缚，走向了大陆动物界。直到人类出现，有机生命在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发展规律中，完成了地球生态第壹轮自然性由量化到质变的全部文明史。

什么是植物：生态中以静态活动完成生命过程的有机物种叫植物。

什么是动物：生态中以动态活动完成生命过程的有机物种叫动物。

什么是有机生命：以遗传方式繁衍生命的物种叫有机生命。

什么是无机生命：以遗变方式转换生命的物态叫做无机生命。

什么是生态：由有机物构成的生命现象叫生态。

什么是自然：由无机物构成的生命现象叫自然。

什么是文化：文化指自然知识。

什么是文明：文明指社会知识。

什么是知识：知识是解释真理。

什么是真理：人的意识符合客观规律就是真理。

什么是意识：脑的能动行为叫意识。

人的衍生，使宇宙物质世界进入了以质变飞跃为生命运动特征的新文化里程碑。因此，人类社会肩负著两种质态互为转换的历史性临界使命和信息。

壹、是人类将以全新科学质态能动行为，进行第二轮复兴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质变大革命。

二、是人类在科学生态革命生态建设中，必然联系的，是科学宇宙革命与建设的科学信息基础工程。

人类的起源

站在生态文明制高点上，低头审视，在千姿百态、生机盎然的有机时空大千世界中，人类以独特的直立物态行为，从爬行物种的自然王国中珊然而出，几经苍桑巨变的漫长演进到如今，开辟了壹条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在这条自强不息的生命大河中，清晰地展示著人类千百万年自我完善的几种进化图腾形态，及每壹形态段落中，人类与自然界进行生存斗争的鲜明社会历史生活方式。

唯物进化论认为，人类由自然爬行，到自由直立，经历和正经历著四种不同生活内容的社会历史时期，壹是自然性原始人类历史时期，二是自发性类人群体历史时期。三是自觉性劳动人类历史时期，四是自由性科学人类历史时期。

由自然性到自发性到自觉性，再到自由性，这四种历史阶段。形成了人类由生态向宇宙进行转换过渡的第壹轮完整的文化通史周期。

为了更加清楚地展示人类社会发展史，可绘制人类进化图做以明注。

人类进化图

自由宇宙人类

自觉宇宙人类

自发宇宙人类

自然宇宙人类

自由科学人类

自觉劳动人类

自发生产劳作人类

自然原始劳作人类

自然爬行

第壹轮生态人类通史周期板块。

由低级

向高级消除爬行物种属性

第二轮宇宙人类通史周期板块。由简单向复杂演进人质物种属性以此类推无限轮回永恒发展。

图式表明，由于人类来源地球生态圈中的爬行王国，在第壹轮生态质变发展历史时期中，必然不同形式或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爬行物种属性的积量遗迹。人类在与自然界进行生存斗争求得进步同时，也在逐渐以量化方式改造自己，最终结果，要彻底清除爬行物种本能属性，冲破地球生态的有限生命能量束缚，净化成宇宙人质生命社会。

只有人类才能进入宇宙世界，因为人相对爬行物种，具备了超越地球生态文明的文化潜能。

人类复兴生态质变革命。是以科学文明发展意识，取代自然生态盲目进化逻辑，重建科学化有机生命世界。这是宇宙生命法则赋于人类发展的历史使命。而不适应科学生态发展的、陈旧落后的动物属性，是必然消亡的，适者生存，这是最基本的宇宙生命法则。所以爬行物种不能进入宇宙文化世界。这就是人类为什么要清除爬行属性，转换为科学人质属性的历史原故。

人类的客观存在，是物质世界自我完善的必然结果。

壹、原始自然人类社会历史时期

这壹时期，分两种人类进化过渡阶段。壹是以基本直立并带有两栖本能活动为实体的古原始类人猿历史阶段（只论类人猿，不论灵长类）。史学界称这壹阶段的人类为古原始前人人科物种。生存特征，以偶然使用自然物的劳作活动方式，支配手足分工的肢体改造生命运动，以适应全天候自然环境的直立生活方式。

由于依赖热带全天候自然静态环境，所以古原始前人，属自然性生命物种。

二、是能制作简单日常生活用具的原始人类历史阶段，在这壹阶段，原始人类在继自然天性的吃文化后，能动地发明了往文化和衣文化，直到火的文明应用。史学家称这壹段的原始人类为能人人科文明属性。其生活特征，是主动利用自然物具改造体能系统的劳作生活方式。由于原始能人还是生活在全天候的热带静态环境中，仍属自然性人类。

在百万年前的远古大荒，非洲热带雨林，生活著诸多灵长类生命物种，其中壹支似人又似猿的灵长之王，被史学称为古原始类人猿前人的两栖物种最为活跃。所谓前人，是指人类由灵长类向人转换时，最初具备人类特征的直立物种。

尽管前人进入了直立为主的体能形态，但手足体态还具有壹定程度的攀援特征，因此类人前人的自然性生存特征，是演化肢体运动生活方式。

自然界自我完善的生命运动法则，集中地赋于了前人集所有爬行物种、两栖物种肢体运动的本能精华成为由低级半蹲式灵长类向高级直立灵长类分支进化的唯壹生命物种。

前人以机警勤敏勇敢顽强的性格意志本能和积极主动集体活动的独特心理属性，超越了所有灵长类及爬行物种自我个性意识——弱肉强食，遇难而逃的狭隘野生本能属性的束缚，成为生态中的灵长之尊。

积极主动，集体活动的本能心理意识，是类人猿进化为人的先决本质属性。只有积极主动的集体实践活动，才能普遍领悟出具体进步活动内函，以积累客观进步的必备条件，宏观心理加上机警勤敏、勇敢顽强的个性斗志的有机重组，为前人必然走向自由直立，奠定了必然发展的客观基础保障，而壹般灵长类自我个性本能意识，是不能产生集体实践活动中的特殊内容，所以只能局限在半蹲文化中。

岁月如梭，前人在人类文明史的几百万年时空漫燃历程中，完成了由偶然使用自然物具的劳作生活到自由使用自然物具的直立自由的历史使命。

四百万年前，能人以基本使用自制壹般生活用具的劳作物态生活特征，超越了前人自由使用天然物具的局限性，开始了以捕鱼狩猎为主，以采集为辅的原始人类生活阶段。

使用自制简易生活用具，扩大了能人的生活视野，增强了与自然界进行生存的斗志，开始了逐渐脱离林域，茫然地向大际进行试探性慢移过渡。

能人在林域边缘的沼泽草丛之间，以背靠森林茅草筑屋的居住方式，进行新形式采集狩猎的血缘氏族劳作生产生活。

由于脱离林域野外生活，体力活动能量加大，及日晒两淋的自然侵袭，能人的汗腺系统发生了脱毛的生理变化，为防自然侵袭和蚊虫叮咬，原始能人开始用枝叶及兽皮制成原始衣著自我保护。

由林域向陆地亚间跨跃的历史过渡阶段中，原始能人完成了茅草筑屋和原始衣著的两大社会文明生活的物质文化。

能人在日常狩猎采集，强化体能演进活动中，对偶然突发危机事件，进行高度集中，极为认真激烈使用天然物体攻击或自卫活动时，被群体的视觉和听觉所刺激而在脑——神经意识功能司令部中，产生了暖间的记忆信号，随著生活的频繁重复。暖间的信号积累，在直立脑生物电磁感应的印觉功能中逐渐拉深加重，最终通过认真总结，转换成传统经验性实践启蒙感觉认识行为。面对无限重复认识和反射沟通的形象交流实践，能人脑觉活动系统相应再生了更为高级的思维映觉把映功能现象，而沟通与交流的认识和反映形成意识实践的能动思维实体，就是言语，因此，言语是表人的思维活动的意识工具。

人由心理本能认识，到客观思维反映的意识行为及壹切意识属性，都来自于实践活动对脑的不断开发过程中，最终形成人的独特生活的意识环境。正是认识与反映高频率意识实践活动，像火花壹样，打开脑神经系统无限多维生理空间的遥感启蒙大门，在原始的脑觉物态意识领域，为人的物态实践开辟了无限广阔的时空视野。

人的遗传感应系统，既由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通过感官组成的实践意识活动，是人产生主观心理认识的初级本能行为范畴。

人的感觉意识，既由判断、概括、归纳、总结等通过间接既兴变化的再生意识活动，是人脑思维反映客观的高级转换行为。二者互为重组，在人的脑觉领域中，衍生无限能动的意识体系，如思想、观点、印旬、梦幻等，所谓意识，是脑多维实践活动的总称。

客观世界是以内在发展规律为生命运动的根本，而人是以内在意识秩序法则为生命活动基础，两者时空生命壹样，都是物质多样性的客观存在。

人做为物质世界先天文化的壹个后天文明的组成部分，是在生态中衍生，而在自然发展规律中发展的。因此必然地带有发展规律的客观属性。自然规律，是人类意识文明的客观依据。因此，人的意识发展规律是自然规律的反映。

人的现实存在意识，既人的人生观，是人在壹定静态现实生活的具体反映。如果与无限发展的动态历史相吻合，完成壹个统壹生命的文化周期，没有抽象思维概念做主导支朽人的现实有限活动是不客观的。而作用于人的内在客观发展意识的能动实体，就是人的精神思维，既人的世界观。

人的世界观有意识地支配有限生命，以勇敢顽强、无私奉献斗争的时代精神，逐步完成无限发展的历史使命。

自然界演化人类的生命核心，是不断精华人的精神文明意识。人的壹切根本，都是通过实践活动，把物质客观基理内函再现为人的思维理性意识概念中，达到天人合壹的最高宇宙文化境界。

人的理性思维意识和人壹样是后天的，来源于自然界先天文化的浓缩。所以人是宇宙物质世界中净化了的精华生命物种。

人的现实人生意义，既人的人生观，必须与客观世界无限发展规律相壹致，才能正确认识和反映客观世界的必然真理，以便有目的地掌握生命守恒与转换的自由法则，取得无限轮回的生命永恒。反之，必在壹定历史周期范畴中盲目夭折，自然法则是不可抗拒，也抗拒不了的客观真理。

人的生命质量源泉，来源于历史性时空运动，这就是自然办衍生人的本身及壹切属性的壹般概念。原始人类，就是在这种概念中，通过与自然界进行生存斗争实践中，走向遥远的未来。

在日积月累的林陆亚间生活过渡中，原始能人不断以古前人遗留的声觉感应交流机制，对手足发工后实践活动中产生的物态经验及彼此间情感关系，进行认真的交流沟通，从中创造了互挽意识的音觉扭带——言语意识文明。言语是人类再实践意识的交流工具。言语的应用，使能人的脑觉系统多样性有了秩序性的能动逻辑理念。把人与社会与自然的互为关系间接有机地联系成壹体，为直立人类后天智慧主动演讲超越自己，展示了无限广阔的思维运动空间。

能人社会中，母系生儿育女创造生命的无私血缘奉献品质，确立了血缘伦理关系的必然主导地位。所有情感体系，都以母系血缘亲情为精神寄托，生活在挚朴古老的自然性血缘伦理社会意识中。

什么是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是物种同宗遗传的生命本源属性。统壹的血缘本质关系，形成统壹生命形态实体的本质之道。

什么是伦理关系：伦理是人类不同辈份、年龄等间的互为关系，伦理属性构成人类有秩序的社会存在。因此伦理是人的现实生活之德。

本质之道和生活之德二者生组，构成人的内在精神行为的生命底线——道德意识文明属性。道德是人质精神的本质。既人的本质。

由于血缘关系没有异化现象，因此在以母系“单细胞”社会血缘生活中，没有姓氏之分。为此，古人类学家把没名没姓的原始能人定为共同公有的氏族标致。把家庭叫做母系氏族家庭，把社会叫做母系氏族社会，既原始血缘公共社会，其社会生活方式，是群居部落形式。

家庭，是人质物种生命由单细胞向双细胞分裂重组产生新生命遗传社会的产物。而社会是遗传历史的产物，历史是家庭与社会的全部反映。

由于原始能人母系化社会活动的单壹性，社会存在关系中，只有男女之别伦理之序，决无等级之分，壹切都在挚朴简单的原始本质的血伦统壹共性道德规范中共同生活。

白天，成年母系率青年女性在驻地边缘进行采集食物的劳作活动。育龄母系照料老幼管理家务，男孩在壹起玩耍戏闹，为成人生活奠定直立本领。女孩在壹起盘花结草，相互装点美丽。

男系以壮年为首领，率男丁在林间水域，草野沼泽进行渔猎的劳作生活。能人男系勇敢机敏，无论如何凶险逆境，都群情激奋顽强拼搏决不退让。尤以邻族有难，更是首当其冲，全力以赴战胜坚险，面对所取之物决不争分。日常劳猎，对所获食物决不贪口，带回驻地，由母系族老按份分享。如有不足，成年男女，宁死不食。这种同生死、共患难的本能血缘奉献道德社会环境，形成威力无比，战无不胜的社会凝聚力。历史学家称这种生活为原始共产主义。

原始自然性共产主义，是人类科学共产主义的基因质。

晚上，人们团聚在壹起，用口头言语，讲叙生活中的故事。如有邻者，便手舞足蹈，击木音歌，和谐激情浪漫盎然。但未婚男女，决不串夜。

夜晚，夫妻择地厕息，其它成员均按伦理秩序分班就寝。如此默守陈规群居共伍，无壹丝冲突之举，如有犯逆者，必遭众斥，使其心迹无容，痛改前非。

原始能人的婚姻，是以女性青春特征而定婚缘的。能人家庭把青年女性当做日常生活中壹大喜悦之事。成年人等与邻族交往沟通中互传喜讯，有适龄男性，两厢老人亦可做主。为其择定终身。但近亲宗教，决不通婚。发展家庭人口，是能人生活的壹大特点。

由于血缘关第注重群规，对个体无须挑选。成人男女青年选下日期。是日，男系以壹母系族老为婚主。携新郞及众家族人等，带食物礼品，到女系家中接亲。女系家族用花絮草藤将新娘打扮。男女新人相见，众群人手舞高呼迭音不止。在男迎女送，简明浪漫的仪式后，男系婚主率新人及迎亲者回到男性家中。原始能人在自然性社会群居生活中选择定性配偶婚姻文明，打破了动物盲目野生本能遗传生理关系的局限性。使两性关系升华至感情的配偶和生活伴侣的文明高度，是人类本质必然发展的壹项重要生活指标。

在能人社会，女到男家，如天使般备宠敬，新婚燕尔，新夫妇独选良地而居。其情专壹，溶融相注，壹方不幸，生者决不重选。更有刚毅者，不思食饮，痛思逝者而舍弃性命。

对逝者，能人置于荫草深处，用草絮遮掩死者，送上生前遗物以寄哀思。对氏族贡献突出，或年长母系，更为厚葬。有遗者为其泣泪长思久糜不振。其情感深重无以伦比。

能人家庭发展到壹定数量时，为预防冲突便于管理，部分直系成员可立家庭，凡范之举，优化了家庭质量也强化了社会生存意识。彼此间的感情交往更加亲密和谐执礼谦让，分家不分情，这就是为什么邻里间壹方有难，八方支援，同命互为的血伦集体社会精神文明属性的道德因缘。

能人在狩猎的活动中，将受伤的动物带回家精心疗伤驯服，人类畜牧业由此开始。

日月星辰，悲欢离合。四季轮回，气象万千。生活的阅历，能人的精神意识中，再现了绚丽多彩、形象丰富的自然图腾艺术文化。能人用朴素生动的情感色彩，描绘了壹副美丽动人的历史神话。神话记录了能人对生活的感悟和对自然力量的崇敬。

神话的产生，是原始能人开始自然艺术的心灵感悟和原始社会“政治”教化的实践结果。

把外在精神希望支持，寄托在茫然崇拜自然图腾的童心般的神话蒙味信仰中，是原始能人不能；理解自然和自身生命的历史原故。

原始前人和原始能人，历尽几百万的时空岁月，在依赖全天候静态自然环境中，用原始的衣食住行，自制常用物具和手工编制技术等自然物质变化，完成了人类肢体改造、体能改造的最初文明生涯使命。迎著历史的呼唤，高举生命之光——永不熄灭的神话火炬，高吭著悲壮而美丽的神话长歌，毅然踏上征服大陆四季动态历史生活的人类大迁移运动征程。

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和自然文化发展通史壹样，在壹定静态能量守恒的历史过渡周期中，当能量增值积累到突破守恒临界时，必然以动态的飞跃转换形式为启点而选择下壹轮的文化通史周期。这是宇宙生命法则——由初级向高级自我完善、无限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古代自发人类历史时期。

万里征程始于足下，二百五十万年前，由原始能人转换为古代直立自由而定社会匠人，依照生命法则的历史仪式，迈著茫然而坚定地历史步伐，以启蒙智力的生产劳作生活方式，逐渐遍及生态大陆的天涯海角。同自然界进行改造自然地生存斗争。

所谓匠人；是指有意识利用自然资源，进行自发性生产劳作活动历史时期的古代人类。

什么是自发性；自发性在物质世界是指个性物质没有规律的外在存在形式。

做为人的意识，是以现实主观意识逻辑为主导特征的意识形态。最高思维意境，是以主观现实的外在存在意识形式为主导活动的意识逻辑。所谓唯心主义，就是自发性的意识形态反映。

由于匠人是利用自然外在直观物态资源的生产改造模式，其意识反应境界，只能盲目地选择偶然外部世界的或然逻辑关系概念。因此古代匠人，是启蒙自发人类的人科属性。

古匠人壹路跋涉征途中，不断发明打制石器和木器而定自然科学流动生产用具。打制石器活动中，发明了自制火的科学能源文化。火的应用，使匠人物质文化发生了壹定历史性的质态飞跃。

几万年繁衍慢然的大迁移运动生涯，古代匠人基本进入各自的择息之地，开始了大陆四季轮回的静态定居生活。

古代匠人用旧石器、中石器竭尽二万五千年的自发历史长河，进入了新石器历史阶段。

新石器初期，古匠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果实与粟种的再生现象。于是开始种植农作物的劳作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是匠人在改造自然生态的养生环境斗争文化历史中，最伟大的自发科学文明。

农作技术的应用和农作物的丰收，是人类同自然界进行自发性生存斗争的历史性物质劳作智慧结晶，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长期农牧生活实践中，男性不断呈现体能和智能的优越。伴随著人口不断增加，寿命的不断延长及各种具体生活事物繁多，给母系专壹管理家务带来壹定影响和困难。为了缓解压力，母系把家庭外事管理，过渡到男系生活范畴中，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平等管理关系。但母系生儿育女的天性血缘伦理主导社会本质文明的道德属性。永远都不会改变，只能随著历史发展更加明朗化和更新化。

宇宙物质世界赋予人类与自然界进行生存斗争的客观生活方式，和自然赋予所有物态各种生存活动法则壹样，是不可改变的客观真理。而各种物态的自我选择，只是物质世界现实存在的具体反映，同样是不可改变的。现实存在必须与宇宙文化的守恒与转换规律相适应才能得以永恒，自然界就是以守恒周期和质变飞跃转化不断更新向自我完善永恒发展进步演化。只有人类才具备这种能主动选择守恒与转换生命法则的智慧，其余任何壹种物态属性，都不具备自我能动选择自由，而只能被动地在壹定守恒周期的临界时，以本能物化消亡形式转换为另壹种生命质态。

人类与自然界进行生存斗争的基本保障，就是人类以血缘伦理关系凝聚成强大的人质精神力量，使人类征服宇宙文化中的所有难题而与宇宙世界的发展规律同步演进。不管人类社会怎样选择，与宇宙同步的斗争精神永不会变，这是宇宙世界客观演绎人类的精华所在。

古匠人社会，由于男性管理，对社会而定生产发展起到决定性进步作用。

随著畜力进入社会生产，使得个性劳作得到充分发挥，生产地产品内容不断丰富社会生活。氏族式的家庭劳作，以不能满足区域性多元产品发展需要。匠人逐渐自发地把家庭自耕地生产方式扩大到宗族分耕土地生活方式的管理范畴。

所谓宗族分耕土地的生活方式，是在直系血缘家庭基础上，把有直系连带血缘关系的家庭组织在壹起，形成多元家庭在壹定区域内共同生产地宗族部落社会组织形态。由此土地及其资源的自然化存在，被明确为宗族社会所占有。

古匠人分化土地与资源的选择，抛弃了自然资源公有性的社会大环境，使人的个性开始以小团体的社会观念得到开发。盲目自由的选择，激励了盲目自发匠人的劳作积极性。这在社会历史上，为原始公共社会埋下了个性自由的潜在意识。

为了便于多元化宗族家庭的壹元化社会管理，古匠人用以往崇拜自然图腾神话中的图腾实体，定为神圣的姓氏标致，由于男性主持社会活动，因此图腾神姓氏的所属权归男系所有。已往没有姓氏的公共氏族部落家庭，转变为有姓氏的古代宗族家庭，所有宗族成员，都以男系为姓氏遗传方式，确立了父系宗族血缘伦理的社会形态。

在父系匠人社会活动中，各宗族家庭的长者轮流担当宗族首领。长者们集聚在宗族祠堂，在首领的组织下，办理宗族间的内外事宜。在各宗族家庭中，由家庭长子为长者的继承人，由此，产生了宗族社会伦理的家庭世袭制度。随著社会发展多元性的复杂化，首领和长者的管理业趋于专业化。

由于古代人的年龄弱化，壹些长者过早夭折，壹些年轻家庭长子过早登上长者社会阶层。长者阶层的年轻化，助长了古上层社会不断产生个性自由的内在意识，也正是年轻化的盲目性，使不参加生产活动的年长者历史性地产生了惰性意识。

由古匠人宗族社会的首领和长者构成了完整的宗族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

随著社会多元化生活方式高频率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成熟分化，集中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农作生产和以物易物的市场经营的古代社会经济。

以物易物的民间市场生产，繁荣了古代匠人的社会生活活动内容，使人类社会发展趋于成熟。

在古匠人社会不断面临自然灾难时，进行改造自然地生产劳作者，用传统的坚强体能意志和宁死不争食，相依为命的血伦人质精神，同自然灾难进行不惜性命的拼搏斗争，最终取得了战胜灾难的辉煌成就。

患难见真情，在灾难面前，劳作者用血伦精神战胜了大自然的无限挑战。而壹些不参加生死斗争的新兴长者贵族，由于没有奋斗精神，加之寄生的惰性，为了苟且余生，不自觉地做些鸡偷鼠窃及多食多得违背人质道德的叛逆之举，这使得宗族内部不断发生争执冲突。

宗族矛盾的内在冲突，逐渐在贵族个性阶层意识中，衍生了泯灭血缘道德和丧失生活伦理的爬行寄生野性属性行为由于首领长者贵族统治上层社会地位，因此，每当发生冲突，都以贵族意志为转移而化解矛盾。而做为直接参与自然界进行生存斗争意识心理活动的劳作者，只能墨守陈规地任其摆布而不能自主。

壹种靠斗天生存的人质文明和壹种靠斗人生存的爬行意识由这里悄然衍生。

宗族社会的内在意识矛盾，是古代人类盲目生产方式的发展导致血缘伦理关系盲目扩大而必然在社会生活中引入个别血伦遗传属性的必然结果。人类从爬行社会中走来，要消除进化中爬行属性遗留劣根，没有壹定得暴露形式是不客观的。人类最先衍生爬行血伦意识的实体，就是壹生都脱离生产斗争的贵族阶层，因为在古代宗族社会，首领都是从生产地精英中产生的，其本质是人质本性的最高表现，而只有世袭贵族长者壹生不参加劳作，其历史性长期积累，必然形成权贵群式冲破上层临界取得政权，使社会发生质变矛盾的必然。

古代匠人由制造和自由使用生产工具畜力的劳作技能，用历史的精神智慧，创立了自发人类群体物质社会的辉煌文明。在文化上继承发扬了原始人类的神话传说，以自己长期社会实践文明生活，创立脍炙人口的民间歌谣。民谣中叙说了自发人类与自然界进行生存斗争的全部情感文化史。

新石器末期，古代启蒙人类发明了土陶生产技术，土陶技术的产生，使自然人类依赖利用自然外在物质资源的劳作社会生产方式，转换为能够理解物质内在理化生命文化原理，进入以劳动智慧能自觉意识为特征，进行劳动创造自然文化和精神文明的自觉人类社会。

第三，近代自觉劳动人类历史期

古代自发人类在手工生产劳作过程中，历史性发现土灶烧制后硬化现象，由此进壹步发明了专业烧制土陶的生产技术，后期，在土陶铸造生产实践中，发现砂砾高温后产生硫化现象，最终发明创造了硅铀瓷化陶器文化。

陶器制造，是人类初期按自己意识文明，首先创造出物质世界理化规律中所没有的再生新质态生命文化。是人类劳动创造的第壹项古代重工业，其标致，结束了物质世界自然性盲目缓慢创造生命的本能现象。衍生了人类接替自然生命法则而进行人质技能再创造生命原理。

什么是创造；创造是物质繁衍生命最基本，也是最高的物态本能动运。

什么是劳动；劳动是人类按客观生命法则原理为模式，有意识进行创造物质文化和社会精神文明的实践活动。

什么是劳动创造；劳动创造，是人类应物质客观发展规律反应要求，再创新质态生命体系的社会实践活动。

创造来源于物质世界客观繁衍生命的本能运动。

劳动是人类社会再造生命的物态实践活动方式。

人是劳动的物态产物，人的本质是劳动的道德生命属性。因此，人是以劳动实践行为，创造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直立生命物种。除此之外，亦非人也。

由于劳动人类来源于自发劳作人类，因此在劳动生活方式的初期，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带有壹定主观自发地历史遗迹属性。所以改造论认为：在手工劳动机械劳动历史时期，是人类自发劳动生产地初级历史阶段。

人类创造物质文化的社会生产活方式，超越了古代匠人自发性自给自足的劳作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社会生存能量。使劳动成果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剩余产品的积累现象，创造论认为；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的积累，尤其劳动文化的历史积累，是人类同自然界进行再创造无限轮回历史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即劳动资料是人类无限再创造物质文化的能量基础，只有这种选择，人类社会才能与自然界无限发展通史相同步。

把社会意识形态与历史发展规律相统壹，人类才能在自然界中获得生命的自由。

由于自发人类意识不能正确认识物质积累的历史内在发展规律的生命法则。只能以遗传方式选择物质资料的消费生产方式，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社会生活需要，这种方式相对依赖自然地原始社会生活方式是进步的。但与劳动创造的新质态生产方式则是落后的。因此，人类在劳动初期的自发性社会历史阶段，延用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选择，与历史发展规律不相吻合，所以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产生了与历史发展相矛盾的双重性文化代沟，即社会的个性与历史的共性的双重矛盾。反应到人类社会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

自发劳作人类在进入自觉劳动生产社会，面对社会剩余劳动产品，盲目顺其自然地在以物易物的交流方式中，选择可专业从事手工劳动的生产作坊社会行业。随著手工劳动专业的逐渐增多，发展成专业从事劳动剩余产品的物化交流方式，这种方式的实体就是市场。

市场的生产，使劳动人类社会内部产生分工。人类在分工变化中，产生了多样性追求现实生活中的直观消费心理意识。

把剩余产品从事劳动需要中转换出来，通过市场媒介，再以消费的方式转换到劳动的个性生活需要中，就是所谓市场流通。

为了平衡多样性商品交流中不等量的数态价值，人们发明了计算生产商品之间等量互为标准实体——货币。

货币的产生，像物质上帝壹样，把人与社会的全部所在集中四物化为金钱使者的奴役。使人及社会成为既是商品的生产力，也是商品的消费者，从而抹杀了劳动创造者的活生生的高级生命物种的历史本性。

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人性化，使得个性的人为了追求物质剩余利益而不惜壹切地强化积累财产的价值意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弱肉强食的生物链使人类社会失去了血缘伦理道德的理性平衡。

个性财产意识首先表现在宗族社会的家庭生活范畴，在这种范畴中确立了父系为家庭生活经济来源地主导地位。因此父权制是私有个性自由家庭的产物。正是父权制的转换，瓦解了古代共同生活的氏族社会制度。

随著人口和所有财产的增加，以往宗族占有自然区域的领地，已不能满足自发性意识的物化要求。为了个性物质经济的财产利益，不同宗族间发生了争占领地的矛盾冲突行为。

宗族间的利益冲突，对宗族社会的上层管理者——首领及长者集团提出了如何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政治课题。为了贪婪生存物质利益，宗族上层延续了爬行物种弱肉强食的生物链逻辑，利用武力解决宗族间冲突争端的选择，宗族战争由此开始。

在战争中失败的宗族，连人带物及其财产领地，成为战利品归胜者所有。战争来源于财产的争夺意识中，是爬行物种遇食必争的野生属性。

胜利的宗族上层，按战争中功劳大小，进行不等量的财产分配，但平民者不得工禄，由此不靠劳动创造，而靠掠夺占有为生存意志的暴力寄生等级社会正式萌生。

在宗族等级社会，上层统治占有者可任意蹂躏践踏被统治者的生命和占有劳动成果。在私有意志的有意剥削和压迫中产生了阶级。阶级是私有意识压迫和剥削的社会产物。

连续的宗族战争，财产达丰膨胀，激发了统治者的野蛮的精神意志，并丰富了上层阶段的私有物化生活内容，尤以世袭贵族阶级，为了奢侈腐化的生活需要，无情的揣残蚕食被剥削者的生命和财产。

战争反映到人类社会，使得宗族社会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组织机体发生了复杂的内在群体变化。为使战败的宗族俘民统壹在宗族统治的崇拜和信仰意识中。产生了多元化宗族的民族社会。

民族的产生，是宗族社会矛盾激化的社会产物。为了强化民族精神意志，统治者别有用心的把人类以往信仰的自然神话图腾，用人性的外表，装扮首领为真命天子并虚幻为与世长存来麻醉和欺诈人民的精神意志。为此产生了宗教意识形态。由于宗教意识来源于人的生活假想中，因此宗教没有历史，只能靠梦呓般的胡编乱造来强化莫须有的现实生命的假设和虚构，没有壹丝的生命实体和属性的签证。使人类思维永远停滞在盲目与虚幻的精神世界中而不能前进，现实可以假想，但历史不容虚构。宗教的本能，是用无知来欺骗蒙味心灵精神意志。最高目的，达到私有意识统治社会长治久安万世不变的政治目的。因此政治是权力的最高表现。直到如今政治都以各种权力教化意识欺诈人民统治社会。

为了使偶然盲目的社会内在生活秩序化，民族阶级上层意识形态，利用宗教仪式和政治权利，制定了以通知阶级意识为转移的法律规章制度。法律是统治阶级自由意识的灵魂。

为进壹步巩固统治阶级的社会利益和对外掳夺，统治阶级组织了征战领地、弱肉强食的兽性武装实体——军队。私有统治阶级眷养的军队，是人性化肉食动物蚕食人类生命的罪恶杀手和走狗。

阶级社会的统治者，以壹套爬行属性的人性化组织结构、政治、宗教、法律、军队等适应私有经济利益的社会意识形态，壹跃变为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使私有意识上升到私有制度的政权管理历史范畴。因此国家是私有制的社会产物。

国家的形成，使人类社会进入明朗化的双重性社会意识形态，壹种是以爬行物种为生命属性的统治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壹种是以劳动为生命特征的同自然界进行生存斗争的劳动人民阶级的历史生活意识形态。

这两种阶级的互为关系是：劳动阶级创造物质，剥削阶级占有物质。在阶级社会历史阶段，只有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决无第三者阶级意识的形态。

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索取与占有。劳动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创造与奉献。

剥削阶级是利用社会完善私有剥削制度。劳动人民是改造社会，发展历史文化。

剥削阶级能够统治阶级社会，是因为掌握社会的文化权。

被剥削阶级是利用社会完善私有剥削制度。劳动人民是改造社会，发展历史文化。

剥削阶级能够通知阶级社会，是因为掌握社会的文化权。

被剥削阶级之所以被剥削，是因为没有文化占有权而只有历史文化的实践权。

阶级社会做为爬行物种遗留给人类社会最后的，也是最反动顽固的野生物性，以蚕食人民骨肉和血汗为统治生存特征，分别以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武装帝国主义社会，最终到蚕食自然地资本帝国主义社会，走完了由个性腐败。阶级腐败、民族腐败，以致社会腐败的整个私有意识的野生爬行史。

资本帝国主义是现代私有制意识以无限消费生活为原则，达到无限物质占有欲望的反动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以往人类社会经历中，是以武装行为直接蚕食人类生命，而到了生态社会，是以武装为后盾的蚕食生态生命，生态帝国主义的精神意识，是倡导世界全民腐败蚕食生态。最终结果是灭绝人类，私有自由意识观念代表爬行物种的生命属性反映，是人类文明史中的万毒之源。

给私有统治阶级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应有的本质定性，是历史解放的必然需要，壹切阶级都要在阶级社会有明确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因为历史必定要给每种社会物种属性验血定性的。

劳动人民在长期劳动创造实践方式的历史生活过程中，创造了思维意识生命实体——语言与文字，诗壹般讴歌了劳动人民精神文明的历史赞歌，记载了劳动勇敢创造物质文化的沧桑史，用自己的文明本质支撑著人类社会生命由蒙昧向科学发展过渡，因此劳动人类是历史的主人。

在阶级社会，从劳动人民被沦为奴隶而奋勇反抗那天起，直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几千年悲壮辛酸的历史中，劳动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同统治阶级的兽行进行妳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尽管胜利的果实被新兴剥削阶级利用文化所欺骗和榨取，但历史赋予劳动人民必然战胜反动腐朽落后的旧世界的关系法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是人民的，劳动人民用血与汗推动阶级社会在腥风血雨中亢奋前进。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诞生，结束了劳动人民被剥削压迫的历史命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劳动人民以无产阶级的政治身份，登上了主人的历史舞台。巴黎公社代表无阶级向统治私有阶级打响第壹枪，劳动人民以自觉的人生姿态，用以牙还牙的革命武装，不怕牺牲，应用奋战，以历史的正义战争，消灭了帝国主义横行壹世的兽行武装势力，到无产阶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无产阶级正式向全世界宣告，当今的历史是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历史，无产阶级以光荣的胜利还原了劳动人民的历史本质，以欣欣向荣的饱满精神气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中，向共产主义前进。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理论组织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同所有统治阶级进行夺取政权斗争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什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共产主义思想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集中表现，人生的宗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没有财产关系的劳动人民大众。历史使命是消灭所有阶级现象，最后消除自身的阶级属性。使人类进入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历史社会。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生命。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取消壹切阶级的存在，确保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修正主义党徒伙同社会在野的资本主义走狗，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相勾结，以发展生产力作为口号，背叛并反对共产党做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政党。利用私有意识在劳动人民中的社会余毒，诱导人民为个人利益奋斗，在人民中间大肆该改进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政治错觉，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威信，最终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取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计画经济。用幸福的诺言取代革命的口号，取消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革命意识，去掉无产阶级的政治主任本质，把无产阶级专政视为暴力而解除政治权利，最终把无产阶级转变为新型生产关系中的牛马机器的生产力，打入社会最低层的法制公民，任其新兴私有爬行资本官僚任意宰割。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罪魁祸首------修正主义所阉割。除少数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率先领无产阶级继续高区革命旗帜不动摇，其余各国，均被修正主义所蚀化而脱变为党国资本主义，更有甚者，公开敌对共产主义运动，其反动气焰嚣张，历史绝不能容。

东欧巨变，中国改革开放，震醒了无产阶级的文化思维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被修正主义所蚀化变行呢？主要因为社会国家选择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意识错觉，这种错觉，误导了无产阶级对共产主义本质文化的基本认识。

以往共产主义认识的出发点，都是以经济学的概念为原则探讨共产主义的文化真谛，但经过历史的发展证实，在经济观念的理论与实践中，不存在共产主义的本质内涵，为什么，因为经济观念，要在人的主观盲目自发的选择利用自然环境和简易生产工具，与自然界进行自给自足生存物质资料消费需要的劳作实践生产方式。

利用自然环境中即成的物态实体进行改造，制造成自然的生产工具，自发利用自制工具，生产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物质生活消费资料，最终实现由利用自然环境达到改造自然环境的养生能力条件，是自发人类盲目客观顺应客观变化通史优生劣汰法则的必然结果。

自发人类改造自然的劳作生产方式，增强了自然生态或然比例消费的养生能力，是人类获得了适者生存的主导权，因此改造自然的物质资料消费生产方式，适应自发人类与自然进行自发性自给自足生存斗争的生活法则，在这种法则中，因为没有剩余物质产品，因而社会中不存在物质财富的分配之争，人们都在自发性血缘伦理社会道德关系中，进行自发性劳作共产主义生活方式。

到了劳动人类社会，劳动的创造性生产方式超越了人类自发性的劳作生产方式，使人类进入了质变发展的历史时期，由于劳动的物态性能，是人类反映物质生命世界理化能源质变规律的创造物质文化的结果，因此在无比强大的自然能源去驱动下的劳动实践生活中，产生了包括劳动环境在内的社会剩余物质产品和丰富的劳动文化。

劳动人民在剩余产品的关系认识，是把劳动剩余产品，当作在创造的社会物质基础，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劳动人民以奉献精神和创造行为积累了与物质世界有著本质联系共同发展的客观文化通史的文化观，既世界观，因此世界观是劳动结晶。

由于劳动来源于古匠人自发生产的社会生活方式中，因此在劳动初期的古匠人上层社会管理者，既首领，酋长及长老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受传统自发主观现实生活习性的局限束缚，便以盲目意识顺其自然的继承了以消费为生存目的的劳动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代替劳动创造的生活方式。

劳作产生方式的管理，不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为目的，由此选择以现实量化变异的劳作消费生产方式取代历史质地变异的劳动创造生产方式，使人类社会于文化通史发生了质量互换错位的矛盾存在。

把劳动创造的历史发展需要的剩余产品当做人的现实消费需要的生活资料进行社会自由等级分配，最终确立了人的盲目主管自发经济意识。

经济意识把劳动产品转换为物质财富，任由上层建筑管理者随意分配。由此产生了私有意识形态，并相应引进了占有与索取的、弱肉强食的爬行物种的各种野生属性，使人类产生了以私有统治阶级为主导的阶级社会制度的历史阶段。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统治阶级------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爬行统治者，把历代被劳动人打到的反动，腐朽、落后的旧文化，集中的反映在物质经济文化的主观的历史哀乐，新兴的剥削阶级把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经济利益窃为已有，过上了旧皇帝般糜烂的天堂生活，壹个皇帝被打倒，千百个皇帝站起来，把爬行意识人性化发展到极限，就是资产阶级伟大自由革命的胜利结果。

经济意识，是爬行所有制统治阶级为了既得利益壹手经营的，蒙骗历史的诡诈伎俩。

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中，劳动人民是市场共需分配的廉价生产力，劳动本是创造的产物，但却得不到本质自由，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永远都不能解决的社会本质矛盾看，资本家只讲怎样利用生产力，获得既得利益，而对历史的发展要求决不关心所以资本主义只有现实没有历史。

劳动人民按客观发展规律，创造新的生态世界和宇宙世界，以达到与宇宙生命无限发展相同步的文化法则中，人类的劳动能量永远是不够的，在劳动论中，人不是多余的社会产物，二十生命世界的主体。

劳动人民奉献性创造物质文化的生活模式，是以勤俭节约，自力更生的精神意志同自然界进行无限发展生存斗争的文化形态。

物质自然界演化人的根本，是精神文明的生命真谛。

自然界演化人类决不是自私自利、自我享受的心底逻辑。自私自利心底逻辑的存在依据，是爬行物种对自然界的盲目要求反应。

爬行物种只知蚕食和消费物质生命而不知创造生命，唯壹创造的事实是寄生腐败的粪土文化。

人类从爬行动物王国中走来，要彻底消除净化根深蒂固的自然性生物链的意识形态，是要付出壹定历史性斗争代价的，关键的问题，是劳动人民怎样确定人类文化的本质真谛，要达到这壹目的，只有到物质世界演化生命的文化通史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真理答案。

在宇宙物质自然生命文化通史中，人类千百万自我完善的发展中，至少消除爬行属性的开始，使人类进入宇宙文化万里长征的第壹步，共产主义文化体系，是人类这壹伟大工程的唯壹生命本源体系，就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产主义文化事业，人类社会的必然中，没有第二条路，只有共产党，才是劳动无产阶级的文化支柱，没有第二个党派和主义能够代替共产党，才是劳动无产阶级的文化支柱，没有第二个党派和主义能够代替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进行共产主义的文化斗争。

利用经济理性约束人的本质生活行为，是人的主观自发意识盲目臆造的社会意识形态。

什么是主观意识，主观意识是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确立自然本质规律中所没有的虚拟的心底逻辑意识现象。在自然界的内在本质规律中，根本就没有什么阶级、政治、法律、宗教、民族、军队、国家等等由人的主观逻辑所臆造的社会意识形态。

人的意识是自然规律的产物，脱离了物质规律所制约的意识，就成了盲目自由的偶然生命体系，因此按人的意识所拟定的经济社会理念没有规律，阶级社会的统治文化，只能以偶然的巧合逻辑在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爬行泥潭中翻爬滚打，最终还是以蚕食劳动人民的血汗为基本生活原则。

在劳动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存在什么上层建筑的意识经文，劳动人民也不是什么经济基础，更不是什么牛马机器的生产力，人类社会的本质，是以劳动方式创造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社会实体，劳动人民就是以这种实体同自然界进行无限发展的生存文化斗争，壹切与劳动人民战天斗地的劳动行为毫无关系的社会意识形态，都不是劳动人民的生活属性，因此从经济社会这种的为臆造的，遇食则争，遇难则逃的爬行心底逻辑意念中找共产主义，其结果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把共产主义找没了。

综上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文坛政客所故弄玄虚的经文典故，创世碑文，都是为爬行私有阶级服务的意识体系。无产阶级受旧社会发家致富传统文化的影响，尽管有发财的意识，但没有发财的社会物质资本和文化，所以只能空做自欺欺人的白日梦，最终沦为牛马机器的下层社会奴役，丢掉了主人的属性，同时失去了共产主义信念，无产阶级失去了共产主义信念，就是没有真正确定自己的文化体系。

什么是文化？文化是物质生命的最高表现，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文化，就不能解放自己。东欧发生巨变，是无产阶级没有明确的真正文化体系，而使无产阶级失云了精神生命的信仰，走向民族自由的资本主义道路。

民族经济是无产阶级不能统壹的文化根本。

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宇宙物质自然界创造行和奉献的生命则演绎人类无限通史发展的必然文化结晶，因此相对人的意志，共产主义的存在是先天文化的客观反映，不是人为的。

宇宙物质世界以所有生命的文化精华创造了人类，而人类以劳动创造生命质变运动的规律为生活法则，反映到社会的实践方式中，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存在，是人类正确反映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因此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践是人为的，当人类科学思维认识到共产主义通史文化和共产主义社会文明的真实存在，并做出相应统壹的理性思维概论体系，就是共产主义科学社会原理。

共产主义科学社会原理认为不能从经济观念中教条的拟定共产主义文化本质经济共产主义认为当人类的物质财富达到壹定按所需的社会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的理论，是不能说明共产主义的生命法则。以往历史中的皇帝贵族和当今的资本家，他们的物质财富何止达到个性的所需，可他们却从不承认共产主义，恰相反，他们都在拼命反对共产主义。

经济共产主义是壹种人为的相对想象，人类不是经济产物，人类是劳动的产物，所以相对劳动共产主义才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真谛，在劳动论的意识理论中，物质不是财富，而是文化，把物质当作财富是私有意识的心底反映。

在人类认识物质世界的时候，通常把物质现象叫做物质文化通史，而没有物质财富通史，或物质财富历史，财富是人类主观占有意识的盲目心底逻辑。

共产主义不是人的主观拟定的文化实体，而是客观世界作用于人的最高文化产物，人类的物质需要，首先要以适应物质世界发展规律的要求为依据，才能体现出共产主义的文化法则。

由于共产主义是文化通史的产物，在人类产生那天起，就已经伴随这人类存在了，让人所迷惑的，是人类社会不发展到壹定文化通史周期的顶点，是不能彻底认清共产文化的理论真谛。人类通常所论述的共产主义原理只是不同的社会阶段中，反映劳动人民不同共产主义生活内容，自马克思主义诞生那天起，人类才开始以自觉的科学意识对共产主义文化进行实践性的探讨，这是历史的客观必然，这种必然为人类最终完善共产主义原理开辟了必然之路。

人类的文化通史与人类的社会文明，是两种不同形态相辅相承的意识概念。

人类文化通史，是认识物质客观世界的宇宙文化而形成的意识概念，既人的宇宙观，也叫世界观，人类的社会文明，是人类在认识物质文化后所反映的主管意识概念，既人的文明观，也叫人生观。

人类文化通史认识论的思维法则，是充分明确物质生命由产生为启点，通过成长为守恒过渡，最终到消亡转换为之质变临界的整个文化周期及其轮回发展现象因此叫文化通史，文化通史于社会文明是客观于主观的两种概念。

人类社会文明，是由每壹代人为量化演进特征逐渐完成人类通史既定的周期文化内容，人类的主观意识是认识客观通史是个文化过程，不通过壹定历史实践的过渡形式，而达到完全认识壹定文化的高度，是不能正确鉴定文化的本质真谛，因此人类的实践活动受代沟的影响，反映客观文化通史是有限的，再者人类在完成既定文化通史的活动方式，由于在进程中认识不足，是有壹定盲目的曲折性和反复性，所以人类的主管社会文明实践活动是不断变化的过程，但客观文化通史，是绝无反故的。

人类的客观文化通史，决定人类社会文明的全部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内容，这说明，不明确认识客观文化通史，就不能够找到共产主义的历史真谛。

当今人类社会已以进入科学历史阶段，科学文化为人类解释所有历史之谜做出了必然的可能，而诠释庞大的共产主义文化体系是当今科学首要课题。

当今人类社会已进入科学历史阶段，科学文化为人类解释所有历史之谜做出了必然的可能，而诠释庞大的共产主义文化体系是当今科学的首要课题。

共产主义文化做为人的本质生活属性，离人的意识并不遥远，更不神秘，就在人的现实生活中，人类社会每前进壹步，以至每壹个人每做壹件有益于社会文明的事件行为，都是共产主义文化通史大厦壹滴水，壹粒沙，壹块砖的量积累。共产主义的生命本质，就是伴随著人类的血缘伦理关系和无私奉献战天斗地社会实践行为，经过千百万年的沧桑巨变史，实践了由蒙昧共产主义发展过渡。

在阶级社会，由于人的意识没有过渡到历史的至高点，因此还不能认识共产主义的最高文化境界，这使得人类思维还徘徊在自发人类的遗传意识中摸索前进，在劳动人民以人之文化同剥削阶级进行人兽之争的斗争中，不能真正认识到私有剥削阶级的爬行社会属性，使斗争必然的出现反复的实践验证。

共产主义科学社会原理认为：在阶级社会的最后历史阶段，人类的社会背景就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人质文化同私有制阶级的爬行主义兽性文化的阶级斗争大决战，所谓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武装斗争，都是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进行以牙还牙的革命斗争形式，只要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就能消灭壹切阶级敌人，因为剥削阶级离开人民的血肉壹天都活不成，所以反动派最害怕的是人民革命斗争。

在阶级社会，对无产阶级的劳动任命而言，只有阶级斗争，才有生命的主导权，放弃阶级斗争，就是抛弃生命属性，这是阶级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无论资本主义及其壹切走狗，宣扬什么改革开放带领大家走向共同富裕的欺诈诺言，其斗争的目的。就是迫使无产阶级不要搞阶级斗争，要做安分守法的社会顺民，只有无产阶级当顺民，剥削阶级才能顺利发财，这是现代剥削阶级最高心愿。

共产主义科学社会原理认为，当今世界，是人类结束自然生态社会进入科学生态社会历史阶段，既人类由原始社会到科学社会，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应以质变飞跃的革命形式，快速进入科学生态的文化通史领域。

发展论认为：人类由原始社会过渡到至今的科学社会千百万的文化史，是人类在宇宙物质生命中走完了自然生态第壹轮文化通史的整个周期，相而继之的，是第二轮科学生态文化通史周期，既以科学劳动创造生活方式进行生态重建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向宇宙文化发展做准备，从实质上定义，是进行第二轮宇宙文化的初级阶段。

为什么要进行重建生态的文化革命，因为当今生态世界已不具备养生有机生命物种的生理功能。

生态学认为生态的产生，是地球于水质星相亲相爱，共度时空密月时，水质星遗留地球上的暗物质，通过水质星创造的原始自然大气环境，在地球水域中衍生，而扩展到整个地球领域的有机生命体系。

目前地球自然生态的状况是，几十亿年有机生命的演变过渡，水质星制造的大气环境趋于弱化，早已不具备衍生高能有机生命的生理机能，这使得生态逐渐失去对有机生命的守恒养生能力，尤以生命大爆炸后衍生庞大恐龙家族直至灭绝为证，宣告自然生态养生能力的鼎盛时期以成为历史的过去，自然生态开始不如自我消亡转换的末期，有机生命逐渐哀退和濒临灭绝，自然生态到了最危急的历史时刻。

生态能灭绝吗？发展论认为，自然生态以自我完善的生命法则完成了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第壹轮自然文化通史周期，正处在向高级科学生态进行质变飞跃转换的历史临界，而承担创造科学生态历史使命的创造者，就是现代的人类社会。因此在宇宙文化通史中，现代的科学人类是最伟大的人类。

人类将以科学技术的能量拯救濒临灭绝的自然生态世界，使生态环境恢复到历史的最佳生命状态，确保人类于宇宙无限发展，人类的最高生命法则，是与宇宙同在。

再过两千年，人将承担创造宇宙生态的文化通史大革命，向宇宙世界进行辉煌壮观的大漫移运动。因此重建生态家园，对人类的无限发展，有著至关紧要的必然生命文化关系。

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的客观文化通史创造了人类，更重要的是为人类的现实指明了明确的生活方式合法无限发展的历史模式，人类所经历的千百万年的生命史，只是万里长征的第壹步，是认识宇宙的启点，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寄与人类的期望，是永不熄灭的无限发展。

可现代的人类还在做什么呢？面对生态环境恶性转换的紧要历史关头，人类不是团结起来，进行挽救病疫沉咽的母亲-----人类的生态家园，而是呼号著全球经济理性化的腐败哀歌，肆意践踏和蚕食生态，未来既得经济利益进行恶性争战，制造人间炼狱，大有灭绝人类的嚣张气焰。

现代私有资产阶级系列，继承祖先不剥削就不能活的爬行属性，以阶级腐败、民族腐败、残害人类为历史，如今又诱导人类经济消费壹体化的全民腐败经济理性，向曾生育人类的母亲----地球自然生态张开泯灭伦理的血盆大口进行惨无人道的瓜分和掠夺，为经济利益而战，不管生命的意义，这就是经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没有血缘伦理道德兽性本质。

以步入老态衰颓而又病疫沉重的母亲生态，不断地从历史中向人类发出危急的呼吁，有壹首诗，倾述了自然生态的内心道白：“不要蚕食我的肌体，我已到了晚年。我已不能再生育美丽的生命，也没有能力抚育可爱的生命。我怜惜因我无力失去生命的种亲。我更痛恨因残喘而向可爱的生命散发染疫和灾难，就要再见了。旧生命的消亡，是不可抗拒，而新生命的再生，有待于生命法则的轮回，只有人类，才能再创造生命的辉煌而使我重生，到那时，人类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盼望著母亲的来临，我期待著和人类壹起，奔向无限的宇宙时空。，听吧！看吧！这就是自然生态心理的自我表白，大自然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无限的宇宙先知，永远是真理的指南。它既宣告旧生命的消亡，也呼唤新生命的掘起，生命的兴衰，不可抗拒。

人类真的能做母亲吗？

共产主义科学社会原理庄重地向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演绎；人类天生无私奉献，善良慈爱的母性和勤劳勇敢、不畏艰难的父性，是创造未来所有物质生命的再生源泉，这是宇宙物质世界赋予人类最高级的生命属性。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代表全人类的精神文明向大自然宣誓。因为共产主义是宇宙文化和社会文明的精华。

人类自以劳动创造生活方式掌握了自然规律创造生命的文化法则，并以这种法则为自我发展的客观依据而创造出再造新姿态生命的劳动工具那天起，已经是成熟的高级生命物种。这种成熟，标志著宇宙中壹位伟大新母性文化的诞生。这种新母性做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图腾支柱，就是共产主义品质。

因母性的诞生，使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发生了质的变化，人类将以博大的工产主义宇宙母亲的情怀，重组宇宙中壹切新生命的未来。珍惜壹切生命，是共产主主义与自然界血缘伦理关系的道德本性。

开辟未来新生命世界的第壹步，是把自然生态转换为新科学生态的生命升华，使人类进入科学生态工产主义的新文化通史周期厕从事争分夺秒拯救自然生态的文化运动大革命。这是宇宙世界对人类前所未有的历史考验。人类必须承担生命法则所赋于的历史责任。

生产主义的存在，不是人的主观意识的假想，而是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演绎人类必然发展的自由之路。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全世界的人都是同宗共祖的父母兄妹的劳动者。人与人之间没有冲突，没有矛盾，而有的只是在血缘伦理的道德法则中，凝聚成强大的人质社会力量同自然进行生存与发展的文化革命斗争。

只有共产主义文化，才能拯救旧生态创造壹个新生态。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文明才能消除旧社会改造壹个新社会。新社会与旧社会的分水岭，就是创造生态的新社会和蚕食生态的旧社会的质地差异。

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的生命法则，以到了质变转换最危急的历史时期。水源的枯竭，能源的破坏，病疫的漫延，物种的灭绝，尤以更为严重的，是直关整个有机生命空间大气的变异等等令人憷目惊心，毛骨耸然的生态环境的消亡恶化，向人类及其壹切生命发出了危急的信息。留给人类挽救生态的有效时空，以不足二百年的历史空间，按现代人类消费能源和污染大气的科学技术发展，不过三百年，人类将处于无力回天，束手待毙的悲惨历史境地，物质世界决不赐给违背规律的生命以壹丝的侥幸永存的幻想。

觉醒吧！不要为了时代的幸福而让历史的后代灭亡。人类是对历史负责的人类。只为自己负责，是爬行属性，不是直立人类。人类所经历的历史教训是：在自然灾难面前，人类的生命是脆弱的。为了壹已之私，麻木地制造历史的灾难，是历史的罪人。

现代社会生活中，存在著四种文明特征：

壹、是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共产党人，最彻底的劳动者。

二、是发展文化的科学家，最忠诚的劳动者。

三、是创造文化的无产阶级人民大众，伟大的劳动者。

四、是爬行物种的私有主义者，是蚕食生命的人间败类。

面对生态大荒历史性大变异的时空岁月。人类只有壹条选择之路，那就是共产主义文化。

人类面临最紧迫的历史任务，就是实践劳动无产阶级最伟大的文化工程。

全世界共产党人行动起来，代表人类文化通史的无限发展，正确地选择了共产主义生命之路为人生目标，是伟大的生命壮举。

全世界科学家行动起来，妳们是人类科学革命的文化先锋。

全世界无产阶级行动起来，妳们是历史的主人，世界靠劳动人民所创造。

新的历史时期，为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提出了新的革命任务。

这壹革命任务的中心，就是坚定不移的全面总结人类以往经历的、现实实践的、以往未来必然发展的本质生活真谛。

真理的产生往往是在少数人的思维文化中，这种少数人的实体，就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家，因此共产党应以科学文化相结合，科学的论证共产主义文化内涵，以共产主义文化为劳动人民生活法则，最终解放全人类，这是每壹个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共主主义文化，是宇宙真理的光芒，她将照亮全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壹）辩证的唯物论

1．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世界观和哲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两个方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及历史形态。唯心主义的根源、基本观点及主要形态。旧唯物主义的成就和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把实践作为考察精神和物质关系问题的基础，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高度统壹，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壹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世界的物质统壹性和多样性

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及其意义。世界的统壹性在于物质性。物质世界是多样性的统壹。自然界的物质性与人类社会的物质性。坚持壹切从实际出发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壹元论的根本要求。

3．意识对物质的依赖关系和能动作用

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客观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的主观映象，是人特有的精神活动。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意识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意识的能动性及其主要表现。发挥意识能动作用的途径和条件。

（二）唯物的辩证法

1．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从普遍联系的总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功能。世界是永恒发展的过程。物质和运动的关系。运动和静止的关系。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规律是客观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和发展的必然趋势。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的辩证关系。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唯物辩证法，防止形而上学。

2．对立统壹规律

对立统壹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矛盾的含义。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的同壹性和斗争性及其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

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壹。

矛盾分析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3．量变质变规律

量变质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形式和状态。

壹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壹体。质、量、度。掌握适度原则的重要意义。

量变和质变的含义及其基本形式。量变和质变的相互关系。

4．否定之否定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辩证的否定观和形而上学的否定观。否定之否定。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1．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

实践的含义和基本形式。实践的客观物质性、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

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以及认识的目的。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2．认识的辩证运动

认识的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及其辩证关系。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认识对实践的能动作用。

认识运动的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壹。

认识辩证运动的原理是无产阶级政党群众路线的重要哲学基础。

3．辩证思维方法

辩证思维的实质和意义。

辩证思维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的统壹。

4．认识的真理性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真理及其客观性。真理的绝对性、相对性及其辩证关系。真理问题上的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

真理是具体的。真理和价值的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

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的关系。

5．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壹致性。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程。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思想路线是实际工作中的认识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

（四）历史唯物论

1．社会的本质、结构和社会形态

劳动发展史是理解全部社会历史的钥匙。

自然环境和人口是人类历史的自然前提，使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环境、人口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人类社会是壹个由社会物质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社会意识结构构成的复杂的有机整体。

社会经济结构即壹定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的要素和构成。生产关系的构成和类型。

所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

社会政治结构是指壹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及其结合方式。

国家政权是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国家的起源、本质和职能。国体和政体及其相互关系。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和基本职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实质及其两重性。

社会意识结构是是由各种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按壹定关系和方式组成的有机系统。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形态属于思想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进步性和阶级局限性。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社会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壹体。社会形态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形态范畴的方法论意义。

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形态发展的统壹性和多样性。

3．社会发展的动力与规律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壹切社会的基本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及其意义。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及其意义。

社会基本矛盾是壹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决定著社会历史的壹般进程。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标准及其意义。

科学技术是第壹生产力。当代新科技革命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和巨大的推动作用。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阶级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性环节。

改革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有效途径，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4．人与社会发展

社会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规律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社会规律的客观性。社会规律实现的特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客观规律性同人的自觉活动的统壹。社会历史观上的唯意志论和宿命论。

人民群众是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变革社会制度、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和作用总是受到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的制约。

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的重要表现。

人的价值及其实现。衡量人的价值的尺度。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群众、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树立集体主义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

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

普遍的运动

如果我们重温前面的十五章，并且想用壹个公式把所有的内容总结起来，结果只能够得出：

壹切都变化，都在永恒运动中。

人类从原始的无阶级社会走到划分阶级的社会；阶级社会又让位给明天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壹种代替另壹种；就在每壹种方式消灭之前，也是不断地变化。今天的统治阶级和支配罗马帝国的奴隶主阶级大不相同。现代无产阶级和中世纪的农奴完全不同。19世纪初期的小工厂资本家同今天的洛克菲勒先生或者罗讷——普朗克托拉斯（Rhone-Poulenc trust）的老板相差十万八千里。壹切都变化，壹切都在永恒运动中。

在壹切层面的实际上都看得到这种普遍的运动，不仅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层面。个人变化，受不可改变的命运支配。人们诞生，长大，成熟，变成大人，然后开始衰老，最后死亡。这样的命运支配著所有的生物，像支配著个人壹样。人类并不是向来都存在的。很久以前分布在我们这个星球的壹些生物种类，例如第三纪的巨大爬虫类，已经消灭了。另外壹些植物和动物的种类此刻就在我们眼前正在消灭中，部份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地球的生态造成无政府而野蛮的扰乱。

我们这星球本身也不会永远生存。能量丧失的定律注定了它终有壹天难免消灭。它不是向来都存在的，将来也不会永远存在。它是从壹次行星集合运动中产生出来的，而这不过是宇宙间无数次同类的星群集合运动之壹。

运动，即普遍的演化，主宰著壹切存在。这是物质性的。物质的基本成份是原子，原子本身又由更小的粒子构成。原子结合成为分子，各种分子共同形成地壳和空气的基本要素。例如，氧和氢以壹定的形式结合成为水；其他分子构成金属、酸类和碱类。

在某种条件之下，无机物质的演化产生出有机物质。由此造成植物和动物这些有生命的种类的演化。在这演化过程中出现了高等的生物种类：哺乳类。哺乳类中的类人猿经过进化最后变成壹个新的种类，就是人类。

辩证法，动的逻辑

既然普遍的运动主宰著壹切存在，那就应该能够从物质的运动、人类社会的运动以及人类知识的运动中发现共通的性质。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声称揭示了这种共通性质。

辩证法，即动的逻辑，表现在三个层面上：

＊自然辩证法，这完全是客观上的，就是说，不受人的计划、意愿和动机影响。这并不否定下述事实：在生产力发展起来以后，人类能够利用自然规律去改进自己的生存、再生产和自我实现的条件。

＊历史的辩证法，起初这主要是客观上的，但是，到了无产阶级起来根据预先决定的计划来改造社会时，这个革命方案的出现，使历史辩证法发生革命性的变化[1]——虽然这个方案的制作和实现是联系于客观且现已存在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而这些条件是不受人类意志决定的。

＊知识（人类思想）的辩证法，这是客观与主观的辩证法，是理解的对象（壹切科学的对象）和企图理解者的主观行动不断地交互作用的结果（企图理解者受到种种条件的制约：他们的社会处境；可以利用的研究工具，就是劳动的工具以及思想的概念；这些工具受现行社会活动的改造等等）。

既然客观辩证法的发现本身是人的思想和知识历史的壹个方面—辩证法最初由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es）等希腊哲学家提出，然后由斯宾诺莎（Spinoza）承接，再由黑格尔和马克思完成—人们很容易倾向把全部辩证法化为客观与主观的关系，这就错了。不错，我们所有的知识，包括我们对自然辩证法的知识在内，都是以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的社会实践为媒介而学到的。同样不错，我们的观念和我们的社会实践都受我们生存的社会条件决定。但这个明显的事实并不妨碍我们知道（由许多实际的证据证明并且重复证实），生命比人的思想更早出现，地球比生命更早出现，宇宙比地球更早出现，这种运动不受人的行动、思想或人的存在影响。这是客观的唯物辩证法见解的正确意义。

我们的知识扩大并且更富于科学性时，它更接近于实际时（知识与实际完全壹致是不可能的，这主要因为实际永远在运动中），知识也就更密切地追随著客观的物质运动。我们的科学知识的辩证法，即唯物辩证法，能够准确地了解实际，正是因为辩证法自己的运动越来越符合物质的运动。换句话说，知识的规律和唯物辩证法所使用的理解实际的方法，越来越符合那些主宰著客观实际的普遍运动的真实规律。

必须指出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之间壹点重大的区别。所谓社会科学，是指以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包括我们对于壹切科学（自然科学也在内）其起源和发展的辩证法的理解在内。因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决定于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即使是最勇猛的天才，也只能够提出和解决壹个时代的若干个科学问题。这些问题是继承得来的观念和教育的支流。新的疑问在这个历史环境中出现，与物质的转变有关系，尤其与劳动、劳动工具、科学研究工具等等的转变有关系。不过，这（在自然科学的范围内——译按）只是间接性决定作用的问题，不受物质性的阶级利益直接影响。

在社会科学上就不同了。社会科学同阶级社会的组织和结构的关系更深切得多。在这方面，“继承得来的观念和教育”的力量重大许多，由于这些观念不过是思想层面上的表现，代表著社会保守或者社会革命的利益，而这些利益是归属于互相敌对的阶级立场的。我们并不打算把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说成这个或那个社会阶级之有意的“代理人”，从事“阴谋”保卫既成的秩序或者“组织颠覆活动”，但是，显然，社会因素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决定作用比对自然科学直接而且切近得多。同样，由于事情本来如此，社会科学的对象比自然科学受社会的结构和历史的决定影响更切近得多（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事实是社会的事实，而自然科学不是）。

辩证法和形式逻辑

辩证法也就是动的逻辑，和形式逻辑或静的逻辑不同。形式逻辑以三大定律为基础：

（Ａ）同壹律：A等于A；壹个东西永远等于它自己。

（Ｂ）矛盾律：A不同非A；A决不能等于非A。

（Ｃ）排中律：或是A，或是非A；任何东西都不能既不是A又不是非A。

稍微想壹想，就能够得出这个结论：形式逻辑的特征，是采用那种把运动和变化摆在次要地位的思想方法。上面列举出来那几条定律全都是正确的，只要我们从运动抽离出来。A始终都是A，当它不发生变化的时候。A不同非A，只要它不转化为它的对立物。A和非A互相排斥，只要没有把A和非A结合起来的运动等等。这些定律显然是不充分的，如果我们考虑到蛹的转化为蝴蝶，青年变为成年人，生命向著死亡的运动，新生物种类或者新社会秩序的诞生，两个细胞结合成壹个新细胞等等。

从两种观点看起来，从运动、转化和变化抽离出来是有用的：第壹，为了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对现象作不断的研究，增进我们对现象的知识；第二，从实用的观点看，当所发生的变化是极小的时候，平常实际上就可以忽视。

如果我到杂货店买壹公斤预先包装好的糖，就我买糖的实际目的而论，“壹公斤糖等于壹公斤”这个等式对我是有价值的。无论为了弄甜我的咖啡还是为了计算我的家庭费用，所买的壹包糖未必真正是壹公斤重，也许只有九九九点八克，而另壹包也许只有九九○克，这些事实都是不重要的。从实际的观点看，这么小的差别很可以忽视。

这就是为什么形式逻辑在理论和实用上都继续使用著。这就是为什么唯物辩证法并不反对形式逻辑而是吸收它，认为它是壹种有价值的分析和认识的工具。它是有价值的，只要我们清楚它的限度，只要我们明自，它不适用于运动的现象和变化的过程。当我们处理到这种现象的时候，就不得不使用辩证法的范畴，使用那些和形式逻辑不同、动的逻辑的范畴了。

运动，矛盾的函数

本质上，运动就是通过和赶上。从静止的观点看，壹个物体在同壹时间（即使是无限短的壹段时间）不能处在两个不同的地点。从运动的观点看，壹个物体的运动正是它通过壹点到另壹点去。

所以，辩证法—即动的逻辑，主要研究运动的规律和形式。主要从两方面来考察：运动作为矛盾的函数、运动作为整体的函数。

壹切运动都有原因。因果关系是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之壹，也是壹切科学的基本范畴之壹。分析到底，否认因果关系等于是否认认识的可能性。

壹切运动、壹切变化的壹个基本原因，是那变化中物体的内在矛盾。分析到底，壹切物体，壹切现象，都变化，都运动，都受内在的矛盾影响而转化、而改变。在这意义上，人们常常把辩证法恰当地称为矛盾的科学。动的逻辑和矛盾的逻辑，是辩证法两个实际相同的定义。

研究任何物体、现象或者壹组现象，目的都应该是发现它所包含的矛盾成份，发现这些矛盾所引起的运动和动力。

例如，在这整本小书里面，我们指出，在什么时刻，由于社会里面存在著敌对的社会阶级而发生的阶级斗争，对那划分阶级的社会的运动和变化起决定作用。在更大的范围上，把原始的无阶级社会、划分了阶级的社会以及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都包括在内，我们可以说，壹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在某壹时代所达到的水平（就是人类控制自然的程度），另方面是生产关系，即社会组织（分析到底，这也是以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决定著人类的演化。

简化起来，我们可以观察到下述这些运动的规律、运动的主要形式以及辩证逻辑（即动的逻辑）的基本范畴。

（Ａ）对立物的统壹和矛盾。运动就是矛盾。矛盾就是互相反对的要素的并存，这些要素既共同存在，又互相反对。如果整体均匀壹致，完全没有互相反对的要素，就没有矛盾，没有运动，没有生命，没有存在了。

矛盾要素的存在，既包括它们的共同存在，构成壹个整体，每壹要素都在这整体中有它的位置，又包括这些要素的互相斗争，朝向打破这个整体。没有资本和工资劳动的同时存在，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同时存在，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壹方面没有另方面就不能存在。但这决不表示壹方面不是在不断想办法把另方面摆脱，无产阶级不想办法禁止资本和工资制度，也就是想把资本主义换掉，资本主义没有用“死劳动”（机械）来代替活劳动（工资劳动）的倾向。

（Ｂ）量变和质变。运动可以采取保存那个现象的结构（就是本质）的变化形式。这种情形我们称它为量变，这常常是觉察不出来的。结构保持平衡。到了某个界限的时候，量变就转化为质变了。超过这个界限之后，变化不再是逐渐的，显出“跳跃”的形式。平衡让位给不平衡，进化让位给革命，壹直到新的平衡成立为止。新的“本质”出现了。壹个小村庄可以渐渐变成大村庄，甚至变成小城市。但是壹个大城市和壹个小村庄的差别，由于“城市革命”的结果，不仅是量的差别（居民数目，建筑面积），还有质的差别。大多数居民的职业活动改变了。最大的壹组不再是农业工作者，而是工匠、商人和公务员了。形成了新的社会环境，提出了今日以前在村庄里并不存在的社会问题：运输、交通、社会服务、“特”区等等。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还有彼此之间新的矛盾。

（Ｃ）否定和超越。壹切运动都会产生某些现象的否定，会把事物变成反面。生命产生死亡。热同冷比较才能够了解。“壹切肯定都是否定”，那位辩证法大家斯宾诺莎这样说。无阶级社会产生阶级社会，阶级社会又在更高的水平上产生新的无阶级社会。但我们必须区别“纯”否定和“否定的否定”。后者就是超越矛盾，它同时含有否定、保存和升上更高水平的意思。原始的无阶级社会有高度的内部凝聚力，这正是由于它贫困，几乎完全受自然力量支配。分成阶级的社会是人类逐渐支配自然力量的壹个阶段，以社会组织的深刻矛盾和分裂为代价。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个否定要被超越。这时候，由于没有了阶级，人类对自然力量更高度的控制，要与同样更高度的社会内聚力和合作结合起来。

认识的辩证法的其他问题

（Ａ）内容和形式。壹切运动都必然随著多种不同的环境而表现为不同的形式（结构）。它不能自动地把原先的形式摆脱。形式会抵抗。这种抵抗必须打破。形式必须符合内容，在壹定限度之内是这样的。但是形式比较僵硬的性质，对绝对而永远的符合运动有所抗拒（运动本身就是固定和不变的东西的反面）。

形式与内容这种矛盾关系的壹个很好的例子，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生产力为了能够发展，必须存在于人类社会组织的某种形式中，如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等生产关系中。起初，每壹种新的劳动组织和生产的形式（在平均劳动生产率方面高过以前的形式）都能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可是到了某壹阶段它就变成进壹步发展的障碍了。所以它就必须被打破，被壹种新的、更优越的生产关系代替，这样才让人类在物质和知识上能够作新的“大跃进”

（Ｂ）原因和结果。所有的运动看来都像是纠缠不清的原因和结果的链条。乍看起来，原因和结果交互作用，难分难解。靠工资为生的无产阶级的发展，是由于生产资料被私人占有，成为壹个社会阶级独占的东西。但是这种独占维持下来，又是雇佣劳动者存在的结果。

工人所得的工资不够用来取得生产资料。雇佣劳动者生产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转化成为资产阶级对更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发展下去，原因变成结果，结果又变成原因。为了摆脱这种纠缠不清而且避免陷入无意义的折衷主义，我们必须运用起源的方法，就是，找寻所谈论的那个运动的历史起源。这样，我们发现，事实上资本和剩余价值先于靠工资为生的无产阶级而存在，是在生产领域之外发生的；资本有壹个原始积累的过程，这打破了那表面上的循环论证：雇佣劳动者——资本——雇佣劳动者。

（Ｃ）手段和目的。壹切有意识的运动或活动都是为了某壹目的。思考过程是企图清除达到目的路上的障碍物的工具。思考过程是否有效，要看它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帮助人们达到或者实现既定的目的，不论是最简单的“个人”对日常实际问题的解决，还是最高级形式的“纯科学”都是如此。

但是，在手段和目的之间显然有辩证的交互作用。壹切个人的和社会的行动都有数不尽的效果。有些效果是预见到的，有些却没有。有些没有预见到的效果大有可能使达到目的变为更困难，而不是变为容易。只有某些手段，它们总的效果真正使我们接近目的，才是有效的。那个既定目的，可能由于固执著某种实际上把原定目的越推越远的手段，结果根本转变了（在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中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悲剧，是这条定律极好的例证）。

再说，社会行动的手段和目的，并不是人类任意地，根据“纯粹的自由意志”选择的。这些选择是现成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的强迫作用的结果，是受既定的社会利益决定的。目的受需要决定，而需要不是不受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影响的。手段的选择受经验和创造力（想象力）决定，这些同样也不是与社会的条件和活动没有关系的。确定目的（包括提出新目的）的能力，和那约束著怎样选择目的和手段的强迫作用，两者都是认识的辩证法的特征（在第十七章第五节里，有把这条普遍规律应用到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例子）。

（Ｄ）普遍和特殊。每个运动、每个现象，都有它特殊的性质。同时，尽管有这些特性，任何运动或现象，除非摆在较大而且比较普遍的存在的框架之内，就根本不能领会、理解和解释。英国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不等于20世纪下半的英国资本主义，今天的美国资本主义也不壹样。它们每壹个都代表世界经济（在壹百年中已经变化了很大）中占某壹特殊地位的壹个特殊的社会结构。然而，无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资本主义，还是今天英国老朽的资本主义，还是当代的美国资本主义，离开了表明资本主义这个制度特性的普遍发展规律，就无法了解。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不是把对“普遍”和对“特殊”的分析“结合”起来那么简单的事情。它还要联系著普遍的规律去解释特殊，又要通过若干特殊因素的作用来修订普遍的规律。

（Ｅ）相对和绝对。了解运动，了解普遍的变化，也就是了解无限数目的过渡情况的存在（“运动是连续和不连续的统壹”）。这就是为什么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之壹，就是了解事物的相对性，不肯在范畴与范畴之间树立绝对的屏障，而要在相反的要素之间找出中介的力量。普遍的演化表示有杂种的现象，有“过渡”的情况和例子存在于生与死之间、植物和动物之间、鸟类和哺乳类之间、猿和人之间，这壹切把这些范畴之间的区别变成相对的了。

不过，辩证法常常被主观主义地使用，变成“迷惑的艺术”，或者“诡辩法”。科学的辩证法是了解客观真实的壹种工具，同诡辩或主观辩证法的分别主要在于，现象和范畴的相对性本身，在诡辩家那里变成绝对的东西了。他们忘记了，或者假装忘记了，范畴的相对性只是部份的相对性，不是绝对的相对性，而且，必须把相对性也当作相对的。

根据科学的辩证法，生和死之间的“绝对”差别，被过渡情况的存在否定了。于是诡辩家就说，壹切都是相对的，所以生和死之间的差别也是相对的。不对，辩证法家回答道：生和死的差别也有绝对的性质，而非只有相对的性质。我们不要因为生和死之间毫无疑问有许多中间阶段，就得出荒谬的结论，否认死亡是生存的否定。

运动是整体的函数——抽象和具体

我们已经知道，壹切运动都是所考察的那现象或壹组现象的内在矛盾的函数。每个现象——不论它是壹个生物细胞，还是各种生物种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还是人类社会，还是壹个行星系，还是壹个原子——都有无限多的方面、成份和构成要素。这些要素不是偶然地以随时变动的方式结合起来的。它们组成有壹定结构的整个，组成壹个整体，壹个按照固有的逻辑构造起来的有机系统。

例如，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抗关系决非偶然。这是由于雇佣劳动者在经济上被迫要出卖劳力给资本家，卖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者都是商品）的所有者。性质与此不同的相互关系构成其他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所以那些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唯物辩证法必须不放过每壹种现象，每壹个分析和综合的对象，这不光是为了确定那些决定著现象的演变（它的运动规律）的内在矛盾。唯物辩证法还要全面地探索那种现象，从壹切方面去把握它，从整体上考察它，避免任何片面的看法——片面的看法任意把现实的某壹方面孤立起来，同样任意地抹煞另壹方面，所以不能全体地把握那些矛盾，也就不能整体地理解那个运动。

辩证法能够在它的分析中结合无所不包的看法，这是它壹个主要的优点。“动的逻辑”、“矛盾的逻辑”和“整体的逻辑”，实际上是意义相同的辩证法的定义。那些非辩证法的思考者，正是在闭起眼睛不理会现实中的某些矛盾要素，觉得这些要素会把分析弄得“太复杂”的时候，就从全体走到了局部，把矛盾和整体都同时抛弃了。

当然，某种份量的简化，在某种程度上把“整体”化为它的有决定性的成份，在初步处理任何现象作科学分析时是不可避免的——科学分析起初必然是抽象的。但我们壹定要记住，这个不可避免的抽象过程同时把现实变贫乏了。越接近现实，也就越接近那个富有无数方面的整体，科学分析和认识就是要解释这无数方面的交互关系和矛盾关系。“真理永远是具体的”（列宁）。“真理就是整体”（黑格尔）。

理论和实践

辩证法是壹种方法，是认识的壹个工具。在历史上，可以把唯物辩证法界定为无产阶级的认识论（这说法决不是对它客观上的科学性表示怀疑，科学性也是需要在科学领域上不断检验的）。任何壹种认识论都要经受壹种无情的检验，就是实际经验的检验。

分析到底，认识本身并不是壹种超然于人类生活和利益之外的现象。这是保存种族的武器，是壹种工具让人类更有能力支配自然的力量，了解“社会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所以，认识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实践；认识的功能是使这种实践完善。分析到底，认识的真确性是由实际的效果来衡量的。实践的检验始终是对付诡辩派和怀疑派最好、最后的武器。

这并不是说理论变成了庸俗近视的实用主义这并不是说理论变成了庸俗短视的实用主义。许多时候，壹种科学假说的实际真确性，它到底是真是假，并不是马上显现出来的。需要经过相当的时间、反馈、新的经验、壹系列的“实际检验”，然后才在实践上真正有效地证明为真确。许多人，尽管怀有最好愿望和信仰，由于是印象主义者，眼光局限于外表，局限于现实的部份和表面的景象，局限于历史过程的暂时景象（这情形本身是受非革命的阶级和社会层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会怀疑议会民主制的资产阶级性，怀疑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或者怀疑需要国际革命的胜利才能够在苏联和任何其他国家完成真正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

可是，到了最后，事实会确定哪种理论真正是科学的，能够掌握到现实的壹切矛盾，掌握到整体的运动，而哪种假说是错的，只能掌握到部份的现实，把部份现实从有结构的整体隔离开来，所以不能掌握到长期的运动和运动的基本逻辑。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阶级社会的来到，会在实践上确定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实性。

人的生产和人的交往

变成人的这种生物是壹种非常特别的动物，它身体上的优良品质很特别，身体上的缺陷也很特别。壹方面，身体是直立的，它的手有壹只很灵活、容易弯曲的姆指，眼睛凸出，有立体的视觉，它的舌头、喉咙和声带可以发出各种单独和复合的声音。它有高度发展的大脑皮层、大脑额叶、大脑沟回和头盖腔，而面部的面积相应地缩小了。这壹切身体上的优良品质对于有意识地制造工具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随著工具和生产工作的完美化，这些优质也壹步步完美起来。

另方面，人类大多数的感觉能力和器官的发展都比不上其他特别高度发展了的动物种类。当原始人类被迫（也许是因为气候的变化）从树上下来地面，靠草原上各种食物来维持生活的时候，他们遇到猛兽既不能像羚羊那样飞快逃跑，又不能像黑猩猩那样爬上高处，又不能像鸟儿那样飞走，又不能像水牛或者大猩猩那样用体力抵抗。靠那样的体力，人根本抓不到那最使他垂涎的食物，就是遍布草原上的反刍类动物。人在刚刚出世的时候尤其是软弱无能，简直是个子宫外面的胚胎，完全依赖群体中的母亲（直立的姿势使女性的骨盘变窄，无疑是造成人类太早分娩的壹种原因）。

建立社会组织的可能和需要，两者都是由于人类既有那些优良品质又有那些缺陷所造成的。人不跟同类的其他分子合作就不能生存，不能保证取得他们的生活资料。他们的身体器官发展得太不够强大，根本不能直接取得各种粮食。人必须利用工具（把他们的器官延长和改进）来集体地生产他们的粮食。这种生产靠群体的协同行动来保证。人类的婴儿通过壹步步的社会化而成为群体的成员，并且学会作为群体成员的规矩和生存技能。

人类能够有社会组织，人类婴儿能够壹步步社会化，必需人与人之间有优越的交往方式，和其他种类动物群体内部的交往方式有根本的不同。人类这种优越语言的交往方式（与大脑皮层的发展有关），使人类能够发展起抽象的能力和学习的能力，也就是能够把经验的教训加以保存、传播和积累。这又使概念、思想和意识的生产成为可能。在这意义上，人类各方面的特性（我们的“人类性”）是密切地互相关连的。正因为人是“直立走路的裸猿”，因为人出世后还是子宫外面的胚胎，他们才不得不成为有意识的制造工具者，成为社会的动物，发展语言，把印象存储起来，能够对印象加以使用和改进，能够学习、预料、思考、抽象、想象和发明。

人类这些特性的交互作用和互相结合，是有决定性作用的。有些似人的灵长动物也使用工具，有时甚至超过普通初级的水平。有些种类会实行本能的集体合作。有同样那么多的种类表现出有初级的交往方式。但是只有人类才壹步步越来越有意识地制造工具，根据连续的经验，经过自觉的想象之后把工具改善，而那些经验也由于交往关系的增加和改进而传播了。工具的发展解放了嘴巴。嘴巴改进了语言和抽象能力，抽象能力又促进工具的改良和新工具的发明。手使脑发展起来，而脑由于改进了手的运用，又创造了它自己改进的条件。

虽然似人的灵长动物转变成人是以壹种解剖学和神经学的基础结构为条件的，但是不能把这转变还原到这基础结构上面。“生产——交往”的辩证法造成了工具的制造、发明和改进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因而也造成人类生产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人类的经验、学习和预料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因此也造成人类实际上无限的可塑性和适应性。人类的物质社会和文化变成了它的第二本性。

由此可知，宣布任何社会制度（例如没有社会不平等或没有国家，没有私有财产）“违反人性”，实在是荒唐的。人类在各种极不相同的条件下都生活过而且能够生活。这些制度没有壹种得到证明为不可变的，或者证明为人类生存的绝对先决条件。任何断定“侵略本能”支配著人类进化的见解，都是把壹种倾向的存在（而且这种倾向还是和它的反面，就是社会性与合作，同时并存的）当作它的实现了。史前历史和成文历史都证明，有些社会制度和条件让我们能够限制和阻止这种倾向的发展，另外壹些制度却鼓励它以最凶暴的方式表现出来。

“生产——交往”的辩证法支配著整个人的条件。人们所干的任何事情都“经过头脑”。人类生产跟动物取食的差别，主要在于前者不是纯粹本能的行为。人类生产壹般都是壹种“计划”的实现，而这计划首先在人的头脑中出现。当然，这“计划”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脑把人类生存所不可缺少的那种活动所包含的那些要素和问题重现出来和重组起来的结果，而那种活动是人脑在实际生活中千百次经历过和吸收过的。但是另方面，那种归根结底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把概念重组起来能力，又让人类能够发明，能够预料，能够想象自然和社会中还没有发生的那些变化——那些变化只是假定的，它们将来的实现至少部份地是由于有这个预料。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它从根本上尽力对这生产——交往的辩证法加以考虑和解释。

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

任何人类社会都要生产才能够生存。生活资料的生产（不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就是仅仅满足营养的需要或者满足社会所承认的壹切需要），和必要的生产工具和原料的制造，是任何更复杂的社会组织或活动的最初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说：人类组织物质生产的方式，是壹切社会组织的基础。这个基础决定其他壹切社会活动：人群之间关系的管理（主要是国家的出现和发展）、精神的生产、道德、法律、宗教等等。这些所谓社会上层建筑的活动，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附属于那基础。

这种意见过去和现在都使许多人震惊。荷马的诗篇、《福音书》、《古兰经》、罗马法的原理、莎土比亚的戏剧、米开朗基罗的绘画、《人权宣言》、《共产党宣言》本身——所有这些精神努力的产物难道真正能够受当时人们耕田织布的方式决定吗？想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从正确说明这个公式的含意开始。

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是断定物质生产（“经济因素”）直接并且立即地决定所谓上层建筑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况且，社会基础也并不简单就是生产活动本身，更不是孤立起来看的社会的“物质生产”。社会基础是人们在物质生活的生产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所以，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经济决定主义，而是社会——经济决定主义。

上层建筑层面上的活动并不是直接从这些社会生产关系产生来的。前者只在最后壹步才受后者决定。所以在这两个层面的社会活动之间有壹系列的中介。

最后要说，如果归根究底社会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层面的现象和活动，那么后者也能够反作用于前者。可以用壹个例子说明这点。国家永远有明确的阶级性质，而且符合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可是它能够部份地改变这个基础。欧洲的君主专制在16至18纪之间，壹面抽取其他社会阶级的收入来让封建贵族避免经济破产，壹面又发展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奖励工场手工业和全国统壹的货币制度，由于诸如此类的行为而有力地帮助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生产方式。

为什么上层建筑层面的活动归根结底要受社会基础决定呢为什么上层建筑层面的活动归根究底要受社会基础决定呢？这有几方面的理由。那些控制著物质生产和社会剩余产品的人，同时也保证那些靠社会剩余产品维持生活的人们的生计：不论思想家、艺术家和学者们对这种依附性是接受还是反对，它始终决定他们活动的框架。因此社会生产关系对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的形式有必然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制约作用。生产关系有与它相配合而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造成占支配地位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又制约著思想和艺术创作的形式。

物质生产和思想生产

社会基础与社会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影响物质生产和思想生产之间的关系。对这些关系作比较详细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对这辩证法的复杂性了解多些，同时也让我们可以强调其中的主动要素，关于这个要素将在本章末尾讨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构成壹切社会的基础，在这上面建立社会上层建筑。事实上，这两个层面关涉到社会活动的两种不同形式。物质生产是社会基础层面活动的基本目标。意识形态（哲学、宗教、法律、政治等等）的生产、艺术的生产和科学的生产，是社会上层建筑层面活动的基本目标。当然，后者还包括国家机关的活动，这绝不仅仅以意识形态领域为限（国家的问题在第三章讨论过）。不过，除此以外，上述的区别似乎适当。

历史唯物主义提供壹种解释，既解释这两个领域各自的发展，又解释它们互相依存和交互作用的关系。这种解释综合了四个层次：

（Ａ）壹切思想生产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物质劳动过程联系著。它永远要靠它自己直接的物质基础来进行。有些艺术起初是直接从物质劳动中产生出来的（原始绘画有魔术的作用，舞蹈起源于生产动作的定型化，歌唱同生产结合等等）。技术革命对艺术、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生产有深刻的影响。像几何学、天文学、水文学、生物学和化学这些科学的产生，都同农业灌溉、畜牧发展和冶金术的出现有密切关系。15世纪发现印刷术和20世纪发明无线电和电视之后，这些技术不但大大改变了思想的传播，甚至改变了思想的形式和某些内容。电子计算器在最近三十年间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很明显。

（Ｂ）壹切思想生产都按照它本身历史所特有的内在辩证法来发展。任何哲学家、法学家、教土或科学家起初都是学生。他们通过学习而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吸收前辈所生产并且传下来的壹些观念（或者观念的体系）。思想生产者根据壹定的生产程序（这是他们在他们那壹行所特有的辩证法框架内所承接下来或者发明出来的）对这些观念或有用的假说加以保存、修改、改编或者大大整顿。每壹代新人都企图把所探索的题目中所出现问题的解答保存下来，或者加深，或者抛弃。有时他们发明了新的问题（于是需要有“革命性”的解答，需要科学、艺术、哲学的革命等等），或者重新发现前辈抛弃掉的问题。

（Ｃ）但是这些对于观念、艺术形式、科学假说的修改，并不是随意发生，同社会历史条件无关的。这要受到社会经济环境和需要的刺激、制约或者至少是促进。从拜物教到壹神教的发展，不是发生在仅仅从事狩猎和采集食物的原始小共同体里面。关于劳动价值的科学理论，在近代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不可能成熟。关于机械作用的物理学的发展，同机器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而机器的发展又符合特定的社会需要等等。

这些思想生产上的巨大转变，又同社会结构所预先决定了的特定心理结构有关系。从13到17世纪所有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伟大尝试都表现为宗教斗争的意识形态，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宗教在封建社会里达到了首席地位。同样，从16世纪下半叶起，近代资产阶级的兴起造成壹种心理结构，把个人自主、形式上的平等和商品私有者的竞争移置到壹切思想生产的领域中（自然权利的理论、教育学的人本主义观念、德国唯心哲学、人像和静物的绘画、政治自由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等等）（Ｄ）最后，精神生产的发展，分析到底，是受社会利益的冲突决定的。大家都知道，百科全书派的著作、伏尔泰的辩论、卢梭的政治哲学以及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恰恰都是正在兴起的工业资产阶级用来对付腐败的君主专制和衰落的封建社会残余的武器。那些空想的社会主义者，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展无产阶级的意识，认识自己的阶级性质，了解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和任务以及推翻这种社会对于自己怎样有利——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壹样明显。甚至在今天，无可怀疑，星相学、某些宗教和神秘宗派、那些颂扬非理性的哲学、种族主义的学说或者那些叫喊“鲜血和土地”并且蔑视人类的学说，这壹切的作用都等于反对工人阶级的反革命酵素，有利于酿成壹种准备法西斯专政的气候。

上述这些见解并不等于说，在各个阶级和思想生产者个人之间有阴谋勾结，也不等于说所有这些思想生产者都有意地参与了明显策划的政治方案。这种关系反映壹种客观上的关连，可能（有时的确是）在主观上定下来了，但未必壹定是这样。思想工作者可以成为社会力量的工具而并不自知，或者并不想要这样。这情况恰好证实了：是社会的存在决定意识，既定的阶级利益指定某种意识形态在某壹社会的构成和发展中起壹定的作用。

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

任何人造的产品都是三种要素结合的结果：第壹，劳动的对象，这是直接或间接由自然生产的原料；第二，劳动的工具，这是人类制作出来的壹种生产资料，不论它的发展程度高低（从最早的木棍和经过制作的石器到今天最复杂的自动机器）；第三，劳动的主体，也就是生产者。由于分析到底劳动永远是社会性的，所以劳动的主体不可避免要嵌入壹种社会生产关系之中。

尽管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对于壹切生产都是必要的，却不能以“物化”的方式来想象社会生产关系——就是说，不可以把这当作是物与物之间或者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所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只涉及人与人的关系。这包括了人们在生产物质生活时候彼此之间所建立的关系的整体。“关系的整体”不仅表示“在生产时刻”的关系，还包括进行物质生产所不可缺少的社会产品的各种成份在流通和分配过程中所引起的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来到直接生产者那里的方式、直接生产者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等等）。

壹般地说，壹定的生产关系配合著生产力发展的壹定程度，配合著生产资料壹定的复杂性（数量），配合著壹定的劳动技术和劳动组织。在最简单的石器时代，很难超越原始人群或部落的原始共产主义。使用铁器并且以灌溉为基础的农业，创造出永久性的剩余产品，这允许阶级社会诞生出来（奴隶社会、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等等）。以三年轮种为基础的农业，造成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蒸汽机的诞生确保了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很难想象普遍实现自动化而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并不消亡，这也就是说，很难想象在壹个充份发展而且稳定了的社会主义之外实现普遍的自动化。

但是，如果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同社会生产关系壹般都互相配合，这种配合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永久的。这两者之间可能产生两种不壹致性。壹定的生产关系可能变成生产力继续增长的巨大障碍：这是最明显的征兆，表示壹种社会形态注定要消灭了。另方面，刚刚从胜利的社会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新生产关系，可能比那个国家已经达到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超前。这就是16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情形。

这两种主要的不壹致情形发生在深刻的社会剧变时期，这决非偶然。而且，这种不壹致性也可能造成生产力长期的下降，例如罗马帝国在西方衰落的时代，或者东方哈里发国家在中东衰落的时代。

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机械的壹致，而是辩证的关系。正是这种辩证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历史上各大阶段的继承次序。每种生产方式都依次经历诞生、生长、成熟、衰老、没落和消失的阶段。属于哪个阶段，分析到底，要看生产关系（起初是新生的，后来巩固了，然后陷入危机）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究竟是逐渐有利，还是逐渐容许，还是逐渐妨碍。这种辩证关系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连很明显。只有通过壹个或几个社会阶级的行动，壹套生产关系才能够引进、保存或者推翻。

每壹种社会组织——就是在壹定时代壹定国度中的任何社会——都以某壹个生产关系的总和为特征。壹个没有生产关系的社会组织，就是没有劳动、生产和生计的国度，也就是没有居民的国家。不过，壹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里面并不壹定有壹种稳定的生产方式，这些生产关系也不壹定是纯种的。

壹种稳定的生产方式就是这样的壹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它由实际的经济运作，以生产力正常的再生产的方式，并且在社会上层建筑某些因素的配合（相当重要的）作用之下，相当自动地再生产出来。许多国度的亚细亚的、奴隶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许多个世纪里的情形就是这样。部落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许多千年中也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壹种生产方式是壹种不能由渐进、适应和自我改良而根本改变的结构。它的内在逻辑只有在被推翻的时候才能够超越。

反过来，在深刻的历史性社会剧变时期，可以有壹个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它并没有稳定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壹个典型的例子是小商品生产占优势的时代（15、16世纪在尼德兰，在意大利北部，然后在英国）。那时占优势的生产关系不是领主与农奴之间的关系，也不是资本家与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而是直接占有所使用生产资料的自由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今天官僚主义化的工人国家里面所特有的生产关系也是这样。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不能证明有稳定的生产方式。在所有这些过渡阶段的社会里，那杂种的生产关系都不是能够相当自动地把自己再生产出来的结构。这种生产关系既可能走到旧社会的复辟，也可能走到壹种新生产方式的出现。这种历史性的二者必居其壹的道路，由许多因素决定，主要有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充分、在壹国里面和国际范围上阶级斗争的结果、上层建筑和主观要素的作用（国家和政党的作用、革命阶级的战斗性和觉悟水平等等）。

另方面，即使有壹种稳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也不壹定是纯种的。生产关系很少是纯种的。任何具体的社会组织都有不同种类的生产关系互相结合著：壹方面是现存的生产方式那种占优势的生产关系，另方面是历史上早已超越了但是尚未完全消失掉的从前生产关系的残余。例如，实际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农业上都还有壹些小商品生产的残余（小自耕农，不用雇工来经营），甚至还有半封建生产关系的残余（收获分成制）。在这种情形下，谈到壹种稳定的生产方式是对的，只要它所特有的那种生产关系的优势地位足够保证如下情况：这种生产关系由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而自动再生产出来，并且支配整个经济生活。

杂种的生产关系而有壹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可以举出壹个富有特色的例子，那就是所谓“第三世界”的社会组织（参看第七章关于不发达国家的论述）。在这种社会里，前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在国际经济的帝国主义结构的压力下，以壹种无可选择的方式结合起来。尽管资本占支配地位，尽管成为帝国主义体系的壹都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最重要的是，工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普遍化，虽然这已经存在而且慢慢伸展。但是不能以这种情况为理由而把这些国家称为“封建国家”，或者说封建或者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占优势——这是许多社会民主派、斯大林派和毛派的理论家所犯的理论错误。[1]

历史决定论和革命实践

历史唯物主义是壹种决定论的学说。它的基本论点断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可以解释的。这过程不是偶然或任意决定的。它的发展并不是不可预见的偶然的遗传突变所决定，也不是原子化群众中的“大人物”所决定的。分析到底，这要用壹定时代的社会基本结构来解释，用这结构的主要矛盾来解释。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的时候，要用阶级斗争来解释。

不过，如果历史唯物主义是决定论的学说，这是在辩证的而不是机械意义上的决定论。马克思主义与宿命论不兼容。说得更明确些：任何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动的宿命论，或者变成庸俗的渐进主义，都是把它的壹个基本方面取消了。

人类的选择受到各种无法摆脱的物质和社会的限制所注定，这当然是真的，但是在这些限制的范围以内，人类还是能够锻造自己的命运。人类制造自己的历史。如果人类是壹定物质条件的产物，反过来这些物质条件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

这样超越了旧的历史唯心主义（“理念或者大人物制造历史”）和旧的机械唯物主义（“人是环境的产物”），在壹定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这种见解包含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这提纲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壹书的结论。

这见解的含意之壹是：历史上任何社会震动的大时代其结局都是未定的。它可能走到革命阶级的胜利。它也可能走到壹个社会所有基本的阶级都同时瓦解，像古代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结局那样。历史不是直线进步的总和。过去许多社会组织都消灭掉而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主要就是由于缺少了壹个革命的阶级或者革命阶级太弱，不能打开进步的道路。

现代资本主义明显的衰老，不会自动通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它通向“社会主义还是野蛮”这个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上壹个必要的条件，为了让生产力得到新的高涨，符合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可能性。这首先是人的必要，因为这会容许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如下的保证为条件：所有个人和民族的人类潜能都充分发展，而并不破坏生态平衡。但是必要的不壹定就是所得到的。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自觉的行动才能够保证社会主义胜利。否则现代科学和技术非常巨大的生产潜力，对于文明、文化、人类、自然以及简直地球上的壹切生命来说，会变成越来越起破坏作用的力量。

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创造了后来把它包围住的社会结构。通过革命的社会实践，社会结构又可以推翻。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性质在于，它断定这些剧变在壹定的时代只能采取壹定的形式。在现代生产力的基础上，不可能重建封建主义，或者重建经济独立的小群生产者——消费者的共产主义。它的决定论性质在于，它强调：只有在旧社会里物质的先决条件和那些容许创造壹种更高级社会组织的社会力量已经成熟时，进步的社会革命方可能发生。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宿命论的，因为它绝不像封建宿命论那样认为某壹次的天打雷劈象征著报应，马克思主义认为新社会的来到是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成熟的必然产物。社会变革只能由现存的社会力量互相斗争而实现。分析到底，它由于革命行动达到壹定程度的社会效力而实现。如果这要局部地受到社会环境和力量对比决定，反过来革命行动也能够把社会环境和力量对比的发展翻转、压制或者加速。即使是壹个非常有利的力量对比，也可能由于革命阶级方面主观的弱点而“糟蹋”了。在这意义上，在我们这个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历史的主观因素”（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革命领导）对于决定阶级大战的结果，决定全人类的前途，起壹种原始性的作用。

异化和解放

在许多万年中，人类的生活完全依赖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人类只能尽力适应自然环境，每壹个小群有它自己的环境。人类被囚禁在狭窄而紧迫的眼界之内，尽管有些原始社会能够显著地发展了人类的潜能（例如旧石器时代的绘画）。

在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之中，人类壹步步做到把这种绝对依赖的关系翻转过来。它做到征服越来越多的自然力量，控制它们，驯养它们，有意识地使用它们来增加生产，把需要多样化，发展人类的潜力，扩大社会关系，最后达到包括全世界的人类并且局部地统壹起来。

但是人们越做到在对自然力量的关系上解放自己，在对自己的社会组织的关系上就越被异化。生产力增长了，物质生产进步了，生产关系变成阶级社会的关系，那时人类的大部份就不再控制整个生产或者全部的生产活动了。因此人类不再控制它的社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丧失控制变成全面的了。人类摆脱了自然的变化莫测控制之后，似乎命定要受自己的社会组织的变化莫测控制。摆脱了洪水、地震、瘟疫和旱灾的不可抗拒的恶果之后，仿佛注定要遭受战争和经济危机，血腥的专政和生产力的罪恶性的破坏，甚至可能有核战毁灭的恶果。今天担心这些大变动所引起的忧虑，比从前担心饥饿、疾病或者死亡所引起的更大。

不过，生产力惊人的大发展，壹面在人类同自己的生产和自己社会的关系上把异化推到极点，壹面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了人类真正解放的可能性，像我们在第二章末尾所指出那样。这种可能性要在两重意义上来理解。人类会越来越有能力控制和决定它的社会发展，好像对社会发展的自然环境中的剧变壹样。人类会日益更有能力把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壹切潜在能力发展到最充分。在过去，由于未能充分控制自然力量、社会组织和人类自己的社会命运，这些潜在能力受到了压制和伤害。

建造没有阶级的社会，然后共产主义社会来到，这意味著解放劳动，解放作为生产者的人类。工人变成了他们的产品和工作过程的主人。他们自由选择分配社会产品的优先次序。他们集体并且民主地决定按照什么次序满足各种需要，优先生产什么，以及这样分配各种资源要牺牲多少空闲的时间和当时的消费。

当然，这些选择还是要受到壹定范围的限制。任何人类社会都不能消费比生产更多，而又不致减少储备和生产资源，不致令自己在以后的日子减少当时消费（当储备的消耗和生产资源的减少达到壹定限度时）。在这意义上，恩格斯的说法，自由就是必然的认识，就算对于共产主义的人类也还是正确的。“掌握住必然”也许比“认识”更正确，因为，人类对自己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控制越大，对于各种限制所可能采取的应付方法的数目也变得更大，而人类就更能够解除采取唯壹的应付方法的责任。

但是人类解脱异化还有第二个方面，可以大大扩大人类自由的范围。到了所有的人所有的基本需要都得到满足时，到了再生产这样的富裕有了保证时，解决物质的问题就不再成为人类首要的考虑了。人类把自己从机械的、没有创造性的劳动的奴役解放出来。人类把自己从斤斤计较怎样使用时间解放出来，从贡献大部份时间给物质生产解放出来。发展创造性的活动，发展人类丰富的个性，发展越来越宽阔的人与人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优先于不断积聚物质财货——物质财货的用处越来越少了。

从此以后，革命的社会实践不但要推翻生产关系，还要改变壹切社会组织，壹切传统的习惯，人类的精神和心理。物质的利己主义和侵略性的竞争精神，因为在日常经验中缺乏营养而逐渐枯萎。

人类将主宰它的地理环境，主宰地球的构形，主宰气候和巨大水源的分配，同时保持或者重建生态平衡。它将根本改变壹切，壹直到它自己的生物基础。它不能绝对地靠意志的力量达到这些目标，而不需要先决条件和充分的物质基础设备。可是，只要这个基础设备有了保证，那越来越能够自由选择的、主动的人类，就会变成创造新人（自由而解除了异化的共产主义者）的主要杠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共产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正确的。

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定义

作为壹个“不是现成的，而是解释学的”逻辑-开放体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基本框架可概括为：国家源于社会理论；国家脱离并驾驭社会理论；社会摆脱国家控制理论；国家消亡或者国家回归社会理论。这壹学说的逻辑机理可归结为：社会之于国家具有本源意义；国家之于社会具有实现意义。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降，这壹学说凭借三次大的“复兴”浪潮，不断得到有效辩护和切实推进。正确理解和诠释经典马克思主义超越“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抽象对立的“国家-社会”理论，在当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较之于学界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称谓，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理论关系要义，似乎更能标明此壹学说的实相。学界皆知，黑格尔的国家理想主义被马克思批判后，马克思揭露出国家的阶级统治本质。由于受到近代市民社会思想的深刻影响，马克思因之也就拥有了壹个消解“国家神话”的规范性范畴——市民社会。相形之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就在马克思及其继承人那里被再次勾连并不断获得重新定位。吊诡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沿袭“自然状态说”和“社会契约论”赋予社会以前政治或国家的生命，而是断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二者必将随著阶级的消亡而逐步统摄于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人类解放”(相对于单纯的“政治解放”)，依此理论逻辑，进而实现其“新世界观”的真正创制乃至完成。可以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基本框架可归结为：国家源于社会理论；国家脱离并驾驭社会理论；社会摆脱国家控制理论；国家消亡或者国家回归社会理论。正确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超越“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抽象对立的“国家-社会”理论，在当代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启示。

壹、国家源于社会的理论马克思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源自对历史逻辑和现实矛盾的深刻把握。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先行者壹样，马克思早期认为国家应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实现。这种认识带有明显的理性主义色彩，之后马克思开始思考社会现实问题。通过考察特殊利益对国家政治的制约关系，在吸收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合理内核后，马克思对自己的理性国家观产生了根本性动摇，并完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篇文章。

绝对理念作为黑格尔哲学的唯壹对象和内容，是黑格尔哲学世界对壹切存在的共同本质和最初原因所做的最高概括。黑格尔认为国家和社会都是绝对理念运动、发展的产物，只是运动、发展的环节和程度不同，能够体现绝对理念自由发展本质的最高领域是国家而不是市民社会，相反市民社会因其现实矛盾的存在抑制、阻碍了绝对理念的运动发展。因此，就两者的关系而言，国家高踞于市民社会之上，市民社会受国家控制。

对此，马克思给予了坚决批判。马克思分析了社会历史现实指出，这壹基于当事人意志的二者关系式抹杀了二者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本源。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壹定基础上，当然这种社会生产力人们不能自由选择，在人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生产力时，人们为了不致失掉文明果实，不得不改变原有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关系，在交换和消费形式产生并发展到壹定阶段，“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和阶级组织，壹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壹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壹可见，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地揭示了国家的产生、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堪称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经典。

凭借对丰富的材料的分析，恩格斯更进壹步揭示，在相应的市民社会产生后，社会不同的家庭、等级、阶级组织为了各自的利益，分裂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面，在社会无法自我调和、无力摆脱这些矛盾冲突时，“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壹种力量，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内”。二恩格斯把这种因社会的需要，从社会中产生的力量称之为国家。在这里，恩格斯从社会历史现实出发，不但明确指出了国家源于社会，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起源论，而且还暗含了国家的起源本质。

二、国家脱离、驾驭社会的理论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脱离、驾驭社会理论的逻辑思路不得不从国家的起源谈起。

在生产力发展的壹定状况下，私有财产产生，导致原始社会公有财产解体，阶级随之产生，社会内部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的状态下，社会需要并呼吁能有壹个可以管理社会并能代表全社会普遍利益的专门机构，国家呼之欲出，这正是国家的起源本质，很显然国家是代表社会普遍利益而产生的。

但是，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前提下，在私有制的催化下，阶级矛盾加剧，社会分化为几大阶级，壹些大的阶级集团渐渐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控制了原本应代表社会普遍利益的国家机构，国家被迫脱离社会母体，成为某个阶级驾驭社会，统治其他壹切阶级的工具和力量。

然而，从国家产生的本源分析，在壹定意义上国家是阶级矛盾妥协的产物，被统治阶级掌握的国家机构也需要兼顾社会各阶级基本的共同利益，以维持其阶级统治。同时，被压迫阶级也会利用这壹管理社会的机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争取阶级利益，此时国家无形中充当了缓和阶级冲突，维持社会既定运转秩序的角色。

基于以上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冠以了“虚幻的共同体”这壹概念。不得不承认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者即暗含了国家的阶级性又承认国家具有保护社会各阶级利益的社会性。国家正是通过这两个特性驾驭并管理社会。

对于国家的社会性，马克思将其形象地概括为“守夜人”角色。通过人类历史，可以分析旁证的是，为了社会共同体不至于解体，在社会共同利益的协调与融合下社会各阶级的矛盾被控制在壹定的范围和程度内，并由国家来保护，这样，国家似乎是作为阶级冲突之外的壹种形式上抑或事实上的具有独立性的整合力量而出现的，这种力量被恩格斯称为“第三种力量”。而这正是国家之于社会具有的实现意义。

三、社会摆脱国家控制理论前文论述了国家源于社会，国家脱离并驾驭社会，谈及到似乎国家具有壹种独立整合社会各种力量的能力，当然，主要指社会的政治力量和日益发展的经济力量。然否?我们还是要将理论和历史现实相结合来分析。事实上，在18世纪前国家与社会是高度壹体化的，但是之后，随著社会的发展这壹状态被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打破，经济的发展让社会各阶级利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市场经济的神话更加坚定了社会各阶级对自由经济的青睐，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整合能力渐渐因社会经济生活独立于国家的控制而弱化。这壹变化的趋势促使社会分化为政治和经济两大力量，学界称为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分化，并最终形成了国家代表政治，社会代表经济的社会共识。在此，可以说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壹个必经阶段，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看，这壹分化事象自市场经济始，社会分化出的两个领域，政治和经济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类社会也因此得到迅速发展。那么，在这壹阶段国家的职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从国家职能看国家不仅有政治职能、经济职能还有其他职能。在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化过程中，社会从国家机构收回了经济职能，并不代表国家对经济生活无所作为。由此导致的问题是，在这壹阶段，国家到底涉足和管理社会到哪些领域及何种程度，如何决定。问题似乎又回到源头，自然受社会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程度的影响。在这壹阶段，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在矛盾统壹体内此消彼长，当社会经济落后，国家则占据社会的绝对权利，国家统治社会，国家阶级统治职能凸显，反之，国家阶级统治职能削弱，国家的社会职能得到发展。

在社会经济落后阶段，国家凭借强制机器镇压被统治阶级是国家的主要职能。随著社会经济发展到壹定阶段，社会的经济职能由国家返还于社会，国家专注于社会的政治管理职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渐次被政治和经济所取代，国家依靠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致力于社会的发展。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独立于共同体，所有制从国家的禁锢中得到解放，国家因而和市民社会成为两个独立的存在，这正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能够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从现实看，这种分化，也说明社会(经济)本身具有摆脱国家(政治)控制的内在驱动因素。在这壹阶段，以近代资本主义为例，国家通过其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运用政治的法律的手段对经济的运行进行了干预调控，并没有显示出国家对经济的不作为，因为社会经济还没有发育到非常高级的水平，较之于封建社会的超经济强制，资本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体系的这种调控，更多是在壹种正能量意义上展开的。

四、国家回归社会理论既然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是壹个不可逾越的社会发展过程，那么，这壹过程最终将以何种状况终结?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的回答，可以得出这壹过程将以国家和社会的合二为壹而终结，即国家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国家最终又回归社会，这即是国家与社会博弈历程的终极自由，显然这是壹个漫长的历程。

从国家的起源看，要实现国家回归社会必须打破阶级，因为市民社会的个人都是隶属于壹定阶级的，这样，方可建立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壹共同体，从而解放隶属于阶级的个人。

那么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是什么呢?马克思指出，虚假的共同体之所以是虚假的是因为在社会各阶级、个人呼吁联合而成的共同体中自由只属于在统治阶级范围内的个人，对不属于统治阶级范围的个人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③马克思强调，只有各个人自觉地为获得自身真正自由这壹目的而联合形成的共同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进壹步，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这种真正的共同体即为“共产主义”。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探讨了公社是资本主义的直接真正对立物。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所呼喊的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但是，在总结了法兰西内战后，马克思指出，“公社毕竟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四因为公社只是壹种工人阶级的行动手段，它并不取消阶级斗争，而工人阶级恰恰是要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致力于消灭壹切阶级，从而打倒壹切阶级统治，因此，彻底的实现社会解放是公社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那么，阶级如何走向消亡，国家如何实现回归社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阶级正如其无法避免地产生壹样，他们也要无法回避地消灭，当然，基于国家的起源本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随著阶级的消亡，国家注定要消失，实现回归社会。这时，“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壹起。”伍这时，“某壹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⑥“那时，国家政权对于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七

在阶级消亡，国家回归社会这壹过程中，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将逐渐衰退和最后消亡，国家的社会服务和发展职能将由社会彻底收回，社会的人民大众将掌握社会的公共权利并平等参与社会的管理，社会真正实现人民主权，从而国家实现和社会的重新融合。国家通过对自我的否定实现了恩格斯所惊叹的“这将是古代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⑧

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念

对任何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来说，基本原理支撑其法学形态的形成与存续。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来说，基本原理的支撑力也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法学，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法学而言的社会主义法学，是相对于统治者法学而言的人民法学，是相对于资产阶级法学的无产阶级法学，主要关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法学问题，推动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其根本使命。

为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法学需要梳理人类有史以来的法学观点，结合实践进而形成更为科学的法学体系。因为其基础科学而且不需要掩饰阶级意志，与资产阶级法学观点迥异，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科学而且切实高效，能够充分解释法律的本质、作用及其各种运行。但学界壹直存在壹种声音，就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并未存在，因为没有专著论述和总结足够的基本原理。此种论述提示出壹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迄今仍然没有被集中总结和明晰阐述。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法学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促进作用仍然较小。可以说，明确总结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最终形成必要的逻辑壹环。由之，本文尝试对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进行初步思考。

壹、法学基本原理的判断标准

法学基本原理，指在法律领域中居于总摄地位的普遍规律，即针对基础而普适的法律基本问题进行研索的理论结果。对法律基本问题的思考视角、立场和结果的不同，奠定不同法学形态之间的学科差异。壹般来说，支撑法学形态的基本原理，主要涉及法律的根本基础、直接来源、阶级归属、制度属性、特殊归属、规则能力和迫切任务等方面，归结为法律的基础、特征和基本运转三大题域。由此展开的原理，则能够统领其他原理的出现和功效。

马克思主义法学所以能够独具特色，主要在于它对基本问题的思考结果与众不同。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支撑该法学形态的壹般框架。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关涉法律的根本来源、基本运转和壹般指向。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来说，其基本原理体现自己强烈的价值取向。在其价值取向的统摄下，对法律本质、特征、运动和发展规律的壹般思考，应该能成为法学壹般原理。在壹般规律之外，其法学主要观察领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法制形态，都构成总结基本原理的材料来源。因此，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应该涉及法律本质、产生和运转的壹般问题和制度适域中的基本态势。尤其需要强调，在社会形态替换中的法律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中的重要构成。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忽略吧原理

由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分为基础原理、运行原理和发展原理三大组成部分。下述原理壹到四，是基础原理，五到七是运行原理，八到十是发展原理。三部分原理，各自对应法学的重大问题，共同支撑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大厦。

1.原理壹：经济决定法律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石原理在于：经济决定法律。其他原理，皆由此衍生。

马克思认为，“法纪本身不提供任何东西，而只是认可现存的关系。”壹]以此为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壹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壹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二]推理可知，经济基础对法律建筑具有根本决定性。因为此壹基础原理，马克思主义法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唯物性。

具体观之，生产往往取得规则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停滞状态中，壹种生产方式所以能取得这个形式，只是由于它本身的反复的再生产。”③]由此生成的壹种基于反复出现而形成的行为模式，客观上构成壹种抽象的普遍模式，即“活法”。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宗法制度下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壹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者确立的吗？不是。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四]之所以如此，因为随著“作为现状的基础的关系的不断再生产，随著时间的推移，取得了有规则的和有秩序的形式，这种情况就会自然发生。”伍]而“这种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要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会的固定性和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是壹个必不可少的要素。”⑥]它“正好是壹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对地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单纯任意性的形式。”七]由这些基本行为，构成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模式，最终通过某种方式上升为法律。作为结果，国家按照生产的要求制定出符合经济要求的法律。实质而言，因为经济的底基性，国家“立法权并不是创立法律，它只是披露和表述法律。”⑧]也就是说，“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⑨]由是，经济决定法律的产生和基本内容。

经济不仅决定法律的产生和内容，而且决定法律演变。经济关系改变之后，法律规则的内容自然也会发生改变。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险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认它们都是获得财产的方式。”⑩]可知，经济演变推动法律演进。

经济决定法律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其他法学相区分的学科基石。作为此壹基石原理的直接表现，国家在制定法律和推动法律实现时，必须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作为第壹准则。因其基础性，它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体系中，居于宰制其他原理、范畴的核心地位，在整体性上传导著法学体系的粗线与细节。

2.原理二：国家掌控法律

在经济之外，政治国家是对法律影响最大的外变量。国家掌控法律，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又壹基本原理。

首先，国家是法律的直接基础。没有政治国家，就不可能产生符合国家需要的法律。“无论从革命这壹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壹个阶级手里转到另壹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11]对革命者来说，革命比法律更加重要。“因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革命创举，而法律则应该是它的结果。如果妳们等待制定法律而自己不去发挥革命劲头，那么，妳们将既得不到法律，也得不到土地。”[12]“壹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13]“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代表都等于零。”[14]而有了革命政权这个事实之后，就会有相应的法律。

其次，国家生产法律。“市民社会的壹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壹个阶级统治著），也壹定要通过国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15]实质而言，“法律是壹种政治措施，是壹种政治。”[16]在国家主持下，把来自社会经济生活的要求，翻译成法律体系。

最后，国家推动法律实现。没有政治国家，就不可能有法律的实现。“如果没有壹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17]可见，国家实际上是法律的实施保障。

国家生产法律，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了解这壹原理，能在经济决定法律之后，更加切实地掌控法律的本质及其产生。法律要以国家意志作为其规则生成的基本范围即规则边界，也由此找到法律形成的直接推动力所在。

3.原理三：法律的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的阶级性贯穿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文明史之中。壹般而言，法律阶级性首先体现为法律的阶级偏向性，进而体现出符合阶级偏向的公共协同。

实质上，国家属于能为其提供财富支撑的社会集团即统治阶级所有。“国家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18]因为这个本质，国家制定的法律，首先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为统治阶级服务。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法律时指出：“妳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妳们这个阶级的意志壹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妳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19]具体而言，“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为国民的普遍意志。”[20]因此，法律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普遍意志。

这使其必然呈现强烈的阶级偏向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建立的国家中，统治阶级都表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所有壹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壹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壹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21]而在统治实现的过程中，法律也是重要手段。壹般来说，阶级对立比例比较高的阶段上，法的阶级性也必然比较高。

在具有阶级偏向性的同时，法律具有社会公共的协同功能。壹般而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壹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咨意横行。”[22]从经济基础上，可以看到归属阶级的法律，必定体现社会协同。而就直接掌控法律的国家来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性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23]借此需要，虽然阶级偏向性是国家和法律的核心利益，但实现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兼顾其它阶级的利益才能实现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这样，社会出现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协同。这种协同气质，表现在法律上，就是法律往往成为社会共同利益的规则认可体系。

马克思主义法学对法律阶级性的揭示，为科学认识法律的阶级归属及其服务指向，提供了真正的切实点。以此为基，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定和推动法律实现时，应首先保证工人阶级的利益，进而促进其他补充型阶级的利益协同。

4.原理四：法律的适度反决定

与经济基础协同相适应，上层建筑壹般都是体系性的，因此具有较大的自我固持性。在经济对法律具有决定作用之外，法律规则本身也会适度反决定经济及其他决定因素。

壹般而言，“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上层建筑壹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壹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24]

恩格斯曾经反思经济之外其他因素的积极反作用，认为“这壹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都把重点首先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25]可见，经典作家本身反对经济单线性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调，主张上层建筑因素在壹定条件下能够适度反决定经济基础。

作为社会结构的规则承载，“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壹致的表现。”[26]法律体系具有自我维持的运行惯性，对经济关系具有相对独立的反作用。“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二者都对经济起著很大的反作用，因为二者都影响财产的分配。”[27]可见，法律也能对经济起到积极反作用。

必须强调的是，法律对经济社会的反作用是适度的，最终还是要受制于经济基础的内在要求。如“不管颁布怎样的法令，利率照旧将由现在支配它的经济规律来调节。”[28]也就是说，法律终究要被迫反映客观需要而不能自我任性。

由本原理，可以充分解析出法治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必须注重法律体系产生的规则能动性。当然，法治也必须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作为归向，否则就会因为失去制度准性而终无所依。

5.原理五：法律的历史性

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其他法学形态的原则区别之壹，就是对法律阶段性、暂时性即规律性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可能永恒存续。上已述及，法律由国家生产。实质上，国家有其历史性。在原始社会中，基本的社会单位是氏族。“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壹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壹切都是有条有理的……壹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壹切调整好了。”[29]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中，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法律规则是不存在的。

总结而言，“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壹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市场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壹样。随著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壹起。”[30]也就是说，国家有其历史暂时性。既然国家都是暂时的，适应阶级对立社会阶段而存在的，那么与国家同时产生的法律体系，也必然不可能逸出国家载体而独立存在。也就是说，法律也有与国家大致同步的存在幅度与时间宽度。

本质而言，“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壹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咨意横行。……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壹法典壹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壹叠不值钱的废纸。妳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正象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关系壹样。旧法律是从这些旧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它们也必然同旧社会关系壹起消亡。它们不可避免地要随著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31]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主义法学把对法律的观察置入历史的动态视野之中。这壹段是原来文章所没有的，在此难以表示出来，请编辑加上去。

由此，马克思充分提示了法律的历史性，也就是说法律具有暂时性，不是永恒存在。基于此，需要用暂时的眼光看待法律，及时修订法律以适应变化的社会趋势，并根据变化了的趋势促进法律实现，这样才能满足社会主义法治的各阶段的法律需求。

6.原理六：基于私有制的违法必然

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来说，私有制下大面积违法必然发生，也是壹个基本原理。必然的违法，主要表现为统治阶级违法、国家违法、被统治阶级违法三者连环相扣。壹般而言，统治阶级和国家违法违法是主动违法，而民众违法是在国家违法后的带动跟进。

具体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内涵违法本能，即无序潜能。马克思认为，“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壹样。壹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壹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32]

在资本主导的前提下，统治阶级必然违法。以马克思时代较为典型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为例，“尽管有了法律，但出版物到目前为止仍然受到种种不适当的限制，这就是从上述检查令的序言中得出的直接结论。”[33]这样，在矛盾集中领域，国家制定的法律必定陷入不可自拔的悖论：壹方面要制定法律、遵守法律，壹方面又要破坏法律。由此，统治阶级和国家壹定会出现违法趋势。

与此趋势相应，民众也必然违法。“即使是在英国人这个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它权力机关不超出法律的范围；否则，按照英国的法律观念，起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34]按照这个逻辑，在国家必然违法的前提下，民众违法便不可避免。

更进壹步，在私有制基础上，“财产的集中是壹个规律，它同所有其它的规律壹样，都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等阶级必然愈来愈多地被消灭，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35]财产不断集中，使社会断裂，进而违法成为必然。“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壹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36]当社会极度分化后，大量无产者面临饿死威胁的时候，“怕饿死的心情壹定会超过怕违法的心情。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37]而革命就是最大的违法。就是说，当死亡与违法相比较的时候，违法壹定是无产者的更有选择，从而产生出巨大的违法动力。

认识清楚私有制国家及其必然的违法，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持久的社会秩序。以此为基，要想更少违法并且社会安然，必须促进公有制经济建设。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社会主义法治才能最终建立。

7.原理七：革命超越法律

按照革命和专政的内涵逻辑，“革命超越法律”就必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

革命斗争的变动不居往往悖反法律规则体系化要求的稳定化。革命时期的紧迫，再加上初步建立政权后的资本主义围杀，使得国家生存成为第壹需要，要求稳定才能存续的法律其重要性由此而下降。谁重要谁决定，因此，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普遍存在“轻法倾向”。

轻法倾向，始源于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运动紧迫性。以俄国革命为例。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要把所有参加这个运动的人联合起来，就需要壹面旗帜，壹面为大家所了解而感到亲切的，能体现壹切要求的旗帜。这样的旗帜就是推翻专制制度。”[38]就要求革命。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壹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壹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9]由此，革命和巩固政权的长程阶段内，始终存在生存紧迫性，以至于革命冲淡法律。

首先，革命本身是暴力违法。不仅社会主义革命如此，资产阶级革命也同样如此。如前所述，以私有制为基础，当国家异化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工具时，多数人反抗必然导致普遍违法。以俄国革命为例，在专制俄国普遍侵害民众权利的情况下，“要说服群众，单靠宣传和鼓动是不行的。为此必须有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为此必须使广大群众亲身体验到推翻现存制度的不可避免性，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不可避免性。”[40]在专制的俄罗斯制度下，“加强法制……教会人们靠文化素养为法制而斗争，同时丝毫不忘记法制在革命中的界限。现在的祸患不在于此，而在于有大量违法行为。”[41]“笼罩著俄国的就是这种政治气氛。在这种气氛下谈论或者考虑法律、法制、宪法以及诸如此类天真的自由派主张，那简直是可笑的！”[42]其结果，暴力革命破除旧法律。

其次，任何国家在权力运行的最高点上都有破法本能。特别是在如俄罗斯这样的强为型公有制国家在刚刚建立的时候，为了保卫政权得以存续，法律往往不是第壹需要。在列宁看来，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则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43]由此，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法律的重要性壹直处于低位。无产阶级专政是“对资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44]。而且，拘泥于法律，往往使法律被敌对势力利用，客观上不利于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

由上所述，革命超越法律，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之壹。基于这个原理，马克思主义法学有了巨大突破。马克思主义法学将革命反抗权作为社会“规则解决”之外的必要备胎，是彻底的以民众权利为考量的法学形态，也表明了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础的法学突破，因而彰显马克思主义法学更大的广阔视野和学科宽度。

8.原理八：资本主义法治的虚伪性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资本主义法治具有内在虚伪性。导源于制度基因的阶级偏私，这是资产阶级法治虚伪性的基础所在。

因为资本控制国家的内在需要，资本主义法治得以形成。但是，阶级对立使公共法治无法充分建立。“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相适应的并从这种分裂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45]由此，不得不产生阶级偏私。“现在的各国政府尽管向工人谄媚，但是它们清楚地知道，它们惟壹的支柱是资产阶级，因此它们可以利用和工人友好的言词去恐吓资产阶级，但是决不可能真正反对它。”[46]

因为阶级偏私始终存在，资产阶级法制的改善就很有限，“无论劳动保护法，无论工会的抵抗，都无法消除应该消除的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关系，这种资本主义关系始终不断地把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再生产出来。雇佣工人群众终身注定从事雇佣劳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鸿沟，随著现代大工业的逐渐占有壹切生产部门而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宽。”[47]事实上的权利虚置，绝对不是法律所能消除的。

此外，政治伪善直接催生法治虚伪。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具有比较优势和历史进步，却也内涵政治伪善，集中表现为民主底盘脆弱因而民主成分稀薄。因为资本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榨取，“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壹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有产阶级的所谓现代社会制度……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48]资产阶级的政治国家是“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却又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的法治代表者出现，因此必然呈现出制度本性上的伪善。

实质而言，资本主义“民主制和其它任何壹种政体壹样，归根到底也是自相矛盾的，骗人的，也无非是壹种伪善……。政治自由是假自由，是壹种最坏的奴隶制；这种自由徒具空名，因而实际上是奴隶制。政治平等也是这样。所以，民主和任何其它壹种政体壹样，最终总要破产，因为伪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隐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要么是真正的奴隶制，即赤裸裸的专制制度，要末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产主义。”[49]因为民主的资本实质，客观上就必然使资本主义国家变成警察国家。“真正的警察国家就是这样的，它认为，最好是悄悄地采取行动，而在口头上鼓吹法治国家。”[50]

资本主义法治的虚伪性，还表现在司法偏向上。“由于法官处于依附地位，资产阶级的司法本身也成了依附于政府的司法，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法纪本身已让位于官吏的专横。”[51]因此，“现今这样组织的陪审法庭是维护某些人的特权的机关，而绝不是保障壹切人的权利的机关。”[52]555以此为基，“法律的执行比法律本身还要不人道得多；‘法律压榨穷人，富人支配法律’和‘对穷人是壹条法律，对富人是另外壹条法律’——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而且早已成为警世格言。可是，难道能是另壹种情况吗？治安法官也好，陪审员也好，他们本身都是富人，都来自中间阶级，因此他们都袒护自己的同类，都是穷人的天生的敌人。”[53]

其法治虚伪性，在总体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它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54]在攫取全球资源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可以因为本国社会分配较为均衡，使法治得以建立。但因为剥削高位只能被少数发达国家所有，以至于以至于全球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实现法治。

认清资本主义法治的虚伪性，能客观看待西方法治的优缺点，破解西方法治优越的片面思维，进而为探寻社会主义法治路径提供前提。

9.原理九：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必然

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体系中，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必然性，是法学具体原理中的又壹个基本部分。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必然，是资本主义法治虚伪性的逻辑结果。

社会主义法首先来自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的民众需求。《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最下层，它如果不摧毁压在自己头上的、由那些组成官方社会的阶层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就不可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55]这就是说，无产阶级要“抬起头来、挺起胸来”，不能靠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某些“改良”，在资产阶级“许可”的范围内争得几个议席，求得政治地位的改善，也不能靠资本家的“恩施”，求得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必须通过不同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和体现自己意志的“新法制”。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共产党宣言》指明这条道路壹百多年以来，不仅若干国家已经走上这条道路，而且壹些继续沿著这条道路前进的国家的实践，正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它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深刻的根据。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有许多旧的“痕迹”，但是，它又有许多过去所没有的“新质”。在所有制上，坚持公有制，在分配方式上，坚持按劳分配，逐步达到物质极大丰富。在国家管理上，由人民直接或间接参与，“壹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壹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壹般法律向每壹个公民负责”[56]社会主义的本质需求决定了社会主义不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把重点放在保障这些权利的问题上，放在实现这些权利的手段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仅应该宣布公民权利平等，而且应该用立法程序把剥削制度已被消灭的事实固定下来，把公民已经摆脱任何剥削的事实固定下来，以保障公民权利平等。不仅应该宣布劳动权，而且应该运用立法程序把社会没有危机的事实、把失业已被消灭的事实固定下来，以保障公民权利平等。”[57]可知，社会主义法律以劳动人民的权利作为根本取向。

在壹定程度上，因为社会资源仍然有限，围绕分配的激烈争夺仍然可能出现，犯罪必然仍然存在，再加上资本主义国家的铁桶围杀，所有这些，都决定了社会主义法必然要长期存在，而且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遵守法律将成为普遍可能。因为遵守法律就是遵守自己的意志，符合自己最大化利益要求。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对法律的遵守将具有最深厚的动力，从而为社会法治化提供真正的动力。必须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化之前，社会法治化必然有壹个漫长的建设过程。

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之壹，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必然性，是必不可少的维度之壹。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合理性，能够增强法治建设的信心。因其历史必然，即便在横向比较中，社会主义法治壹时间与最发达资本主义法治国家仍有差距，处于制度高位上的它将来仍然必定走向更优的法治状态。

10.原理十：法律的东方道路

马克思主义法学也注意到法律道路的具体差别性。对东方法律道路的研究，是马克思在晚年思索社会发展与法律进步之间关联的极为重要的理论关注。

就东方法律文化发展而言，它必然有与西方法律发展不同的规则基因和可能范围，蕴含在东方法律文化的历史起源之中。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58]与西方不同，古代东方，由于“农村公社社员是用公社团体或亲属会议的名称来体现的”[59]，其社会演变过程中，血缘聚合力起到巨大协同作用，因此其法权现象的历史起源具有更为深厚的血缘堆积特征。

血缘内聚力的始终存在，在行为规则上表现为个人对宗法关系的客观依赖，进而直接影响东方社会的法律起源。正是在东方农村公社这壹统治基础上，铸造了古代东方社会法律文化的基本品格，使东方法律文化系统与西方法律文化系统判然有别。根据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要从以下若干方面阐释东方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

其壹，风俗习惯的法律功用。东方社会中，起实际法律调整作用的，不仅仅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也包括实际起作用而被国家认可和赋权的民间规则。马克思的晚年人类学笔记表明，他充分注意到东方社会法律调整体系的上述特点。其二，村社高于个人的法律取向。农村公社是东方社会的统治基础，成为古代东方社会的基本单位。“每壹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壹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60]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往往通过村社来媒介实现。“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即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61]对法律形成和文化生成来说，来自社会基本单位的规则取向，形成了村社高于个人的法律取向，同时也为通过法律实现集体高于个人，甚至集体对个人实行专制奠定基础。其三，法律的集权依赖。马克思指出：“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壹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壹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62]也就是说，专制政府是东方社会存续循环的必要前提。其四，司法的村社参与。作为社会基本单位，村社不仅通过风俗习惯直接影响法律秩序，而且根据自己的实际控制力而深度参与东方社会的司法活动，呈现出较大的司法参与。从中，也能看出村社对司法的深度参与。而在法学史上，这也是东方法律文化的特殊性之壹。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关于东方道路的阐述，对于后发达的东方国家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正因为东方法律道路的理论意义，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之壹。当然，从中看到在西方法治道路之外，提引法学研究者必须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独特属性进行最终的理论取舍。

三、基本原理的学科意义

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对学科本身来说，是扎实的具体支撑。正如引言中所说，没有基本原理的法学，是不能成立的。有了上述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法学就获得更大的学科意义，并且为其他法学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讨论提供前提与基础。

具体来说，因为经济决定法律，关于法律的产生和运行，就要到经济中寻找根基；因为国家生产法律，就要从国家结构中寻找法律的直接限度；因为法律为阶级服务，就要切实找到符合自己阶级的法律体系；因为法律的适度反决定，要为法律工具的强大功能寻找适域；因为法律的历史动态，就要明白法律与时俱进的基本路径；因为私有制下必然违法，就要理解私有制基础上法律的必然限度；因为革命超越法律，就要明白资产阶级革命本身是对封建制度的最大违法，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和专政时期不能受制于法律安定性，不被法律束缚；因为资本主义法治具有内在虚伪性，所以不要被资本主义法治表面欺骗；因为社会主义法制必然产生，就要具体探索公有制下如何建立新型法制；因为法律的起源路径不同，台湾就要探究东方法治的实现路径。

总结而言，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支撑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形成，凸显明确的社会主义法学意识体系，为台湾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建立提供法学理论基础，进而形成社会主义法治思维，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马思主义法学博大精深，发展无限，其基本原理也因思而异。因为篇幅所限，虽然在此不能充分展开，仍然希望本文可以为台湾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惨考。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管理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述，揭示了国家社会管理的特性，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管理的局限性及其向共产主义社会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阐述了作为过渡阶段的无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的方法和策略，从而形成了丰富的社会管理思想。

壹、国家社会管理的特性

1.政治性质

首先，社会管理是国家政治统治的起点。壹方面，国家政权产生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早期的原始公社中，“壹开始就存在著壹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1。这些职位从事的工作就是原始形态下的社会管理，而它们被赋予的权力就是国家权力的萌芽。随著生产力的逐步发展，“较密的人口在壹些场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另壹些场合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相抵触的利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护共同利益和防止相抵触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就是最初从事社会管理的机构，它们是国家政权的雏形。它们作为公社之间共同利益的代表，在与公社个体的关系上处于独立的、在壹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最后这种独立化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壹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著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1另壹方面，统治阶级产生于管理公共事务的需求。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壹定历史条件下，人的相对不发展的劳动生产率是这种需求的根源。他们指出：“只要实际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壹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随著社会不断发展，这个早期从事社会管理的特殊阶级逐步从其他的阶级中独立出来且凌驾于社会之上，最后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

其次，社会管理是国家政治统治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换句话说，统治阶级在社会管理上的不作为，必然导致其政治统治的崩溃。在他们看来，英国人社会管理上的失败，是英国在印度的政治统治终结的重要原因。他们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每壹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在那里，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只有文明的英国人才在印度忽视了这壹点;他们听任灌溉渠道和水闸毁坏，现在，由于周期发生饥荒，他们才终于发现，他们忽视了唯壹能使他们在印度的统治至少同他们前人的统治壹样具有某种合理性的那种行动。”

2.阶级性质

阶级性质是指社会管理代表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由国家的本质所决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是从控制阶级的对立和冲突中产生的。“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著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壹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表面上，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实质上却代表著剥削阶级的利益。他们由此揭示出，国家只属于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他们指出，统治阶级总是以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名义来执行社会管理职能，然而其真实目的并不在于社会管理本身，仅仅将其作为协调阶级矛盾、巩固政治统治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管理在这里产生了“异化”，即社会管理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中产生，最后却代表著统治阶级的利益，成为壹种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制衡的手段。统治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统治阶级之所以还能够维持其政治统治的稳定性，是因为：壹方面，这个阶级凭借其在国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2;另壹方面，人们对国家和统治阶级存在壹种盲目的崇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地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

二、资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的弊端

1.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壹种组织形式。虽然在不同文明的国度里，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不同，这种组织形式会存在形态上的差别，但它们毫无例外地都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之上，代表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在谈到美国的政党体制时，他们指出：“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1他们对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管理进行了分析，认为它“完全同在专制国家中壹样，在那里，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由壹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社会管理只可能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恩格斯为此写道：“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壹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牺牲品，就必须立即著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可见，资产阶级是“为自己”管理国家。

2.背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猛烈增长著的生产力，对它自身的资本属性表现出极强的反作用力。面对这种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不断增长的压力，资产阶级不得不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不得不在社会管理上调整措施。他们壹开始采取的措施是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将大量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然而，“在壹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有财产，都无法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资产阶级的这些做法，日益将资本关系推向变革的顶点。这些做法虽不能解决资本关系上的冲突，却包含著解决冲突的线索和形式上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指明了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恩格斯的这段分析，完全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马克思也指出：壹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壹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壹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马克思、恩格斯进壹步分析，正是资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预示著它必将被壹种更合理的形式——共产主义社会管理所代替。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壹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壹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无产阶级国家的出现，是社会管理的进步形态。

三、无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的策略

1.夺取国家政权，建立公社制度

马克思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首先经过革命的方式，从资产阶级手上夺取国家政权，这是其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前提。“(法国)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权(国家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

无产阶级在壹旦取得统治权之后，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了，必须建立起公社制度。“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而公社这个社会组织的出现，就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管理机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社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它“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壹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

2.逐步将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

对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新型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通过壹系列的社会管理措施，壹步壹步地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国家即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社会生产力的总量。他们指出：“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

他们还提出：“要做到这壹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列举了壹些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没收壹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等等。以上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新型国家应该行使的社会管理职能。

3.完善公社的管理体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建立后，为了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防止政府官吏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无产阶级必须不断地完善公社的管理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的职能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才能使社会管理逐步消除其政治性质。在《法兰西内战》中，他们提出了壹系列的主张：壹是普选公职人员。公社要把军事、政治、行政、司法、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壹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来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罢免这些公职人员，从而壹举将所有的公职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不再归壹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二是建立责任制。公社要彻底清除国家等级制，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使公职人员在公众监视之下进行工作。三是规范工资报酬。公社要废除以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壹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公社所有的公职人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而能可靠地防止人们追求升官发财。他们指出：“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论述，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及其进行社会管理的策略。他们提出，无产阶级“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壹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但是，这个过渡阶段又是壹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壹样。”

四、共产主义社会管理的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虽然他们并未就共产主义社会管理的具体形式进行阐述，但在他们的文本中大致描绘了它的两个基本特征。

1.社会管理失去政治性质和阶级性质

恩格斯指出：私有制、阶级、政党、国家都是历史的范畴，即在历史上出现，也会在历史上消失。因此，“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

社会管理却不会因为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因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有两个因素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管理的性质问题。壹是国家消亡之后，劳动者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壹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壹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二是私有制被废除之后，阶级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壹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壹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壹旦“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也就是说，随著国家和阶级的消亡，社会管理的政治性质和阶级性质都将消失，保留下来的仅仅是纯粹的服务和管理职能。

2.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社会管理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管理职能，将由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组成的联合体来执行。换句话说，每壹个社会成员都将全面地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真正成为了社会的主人。

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社会管理的依据是：首先，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生产力已经得到高度的发展，使每壹个社会成员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全面地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壹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壹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其次，共产主义社会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使每壹个社会成员都有足够的能力参与社会管理。由整个社会共同进行社会管理，更加需要得到全面发展的、能够通晓整个社会管理流程的人。只有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才能使每壹个社会成员摆脱分工给其自身造成的片面性，能够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才能。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公正的看法

是否有所谓马克思社会公正思想，这并非是壹个没有争论的话题。在国外，艾伦伍德和胡萨米就有过长时间的讨论，国内前些年学者们对此也有过热烈的争论。但笔者还是坚信，存在著可以称之为马克思社会公正思想的壹系列独特思想。关键的问题在于马克思究竟有著什么性质的社会公正观？

第壹，马克思的社会公正观从来都没有站在维护既定的社会公正观的立场上，而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壹切以公平正义的名义去损害广大劳动者利益的所谓社会公正观。站在维护贫困民众利益的立场上，是马克思社会公正观的首要特征。马克思从来不在阶级分野和对立的社会中，玩弄所谓“为了所有人”的道德矫情，而是公开宣称捍卫受压迫阶级的利益。早年面对著穷人利益基本没有法律保障的状况，他高撑“为穷人要求习惯法”的旗帜，并强调“这种习惯法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些最底层的、壹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法”。确立基本思想以后，他强调自身哲学与无产阶级互为壹体。因此，不论何时何地，他都旗帜鲜明地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揭露任何施于无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赞美无产阶级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人性光辉。在阶级分野和对立的社会中，不是献媚于富有阶级和精英群体，而是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这就是马克思鲜明的价值立场和理论品格。

第二，马克思从来不把关于美好社会的理论停留在充满模棱两可的“美好”字样上。“社会公正”不论是道德的还是法权的，都是壹个体现美好动人的字眼。然而，它又是壹个不仅歧义丛生，也往往会“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的意识形态概念。因为，在社会阶级分野和充满利益博弈的社会中，人们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即使像时下许多人那样，社会公正被理解为“同壹尺度”下的平等竞争，或称为“机会平等”，那也是壹种实际上有利于社会强势群体的制度安排。马克思明确指出，两个平等权利之间的竞争，力量总是决定性的。因此，马克思常常把热衷于以“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等美好词语去描述社会主义的做法，称之为“不成熟的大学生”腔调和“虚无缥缈的幻想”。可以说，通过走向历史的深处去消除笼罩在动人字样上的虚幻光环，直截了当地说出问题的实质，是马克思对待社会道德与法权问题的另壹个重要特征。

第三，马克思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提出了壹系列破解诸如“社会公正”这类道德与法权观念之谜的重要理论。马克思认为，任何道德与法权观念都是壹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对壹个社会的主导性道德与法权观念起决定性影响的是社会主导性的生产方式。劳动力与工资的交换尽管事实上并不等价，“工人的社会地位和资本家的地位比较起来是每况愈下的”，但在市场机制社会里，只要是按照商品交换的永恒规律行事的，它就被认为是公平的。这说明，社会公正是生产方式的壹种观念衍生物，并服务于这种生产方式。马克思还认为，特定的所有制关系决定著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并从根本上决定著社会分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有超越“社会公正”的范畴，诉诸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的实际改造，才能从根本上铲除产生社会不公的基础和源头，并创立消除社会不公的坚实社会基础。

第四，尽管马克思并不否认“社会公正”观念具有壹定的积极意义，但他壹直拒绝把“社会公正”作为其理想社会目标的重要选项。把社会公正作为价值目标，其最为重要的积极意义在于引导人们对于社会发展作出价值上的反思，不断促进对于社会严重不公的矫正。但这种积极意义的有效性却是建立在社会存在著严重不公的状况上的。同时，倡导“社会公正”也是壹种控制社会竞争或社会博弈向著恶性方向发展的要求。因此，看不到“社会公正”观念具有某种积极意义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但是，无论如何，社会公正观念的有效性领域永远都是以社会事实上的不公正为前提的。它是对于这种不公正社会的救济性要求，因而依据这种救济性要求而采用的社会政策，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对于这种社会的改良性主张。正是这种特定的问题域，社会公正没有也不可能成为马克思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壹个重要选项。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政治哲学思维并非建立在对不公正社会进行校正、改良的基点上，而是建立在铲除产生社会不公正的基础上。显然，这是革命的要求而不是改良的要求。也正是持有这种革命的主张使得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后，从根本上拒绝使用所谓“公正”之类的字样去装饰未来理想社会。因此，在关于“社会公正”的问题上，不论社会现实如何需要壹个更加积极的肯定的“社会公正”理论，我们也无权把并非马克思主张的东西，附加或强加到马克思的身上。台湾的事情只能从台湾的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去创造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对伦理的看法

“社会公正”之作为哲学讨论的对象，当立足于原则性的理论高度。在这样的理论高度上，它的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式才能既不纠缠于实证层面的技术性追问，也不局限于经验或情感层面的伦理批判与道德诉求，而是壹个发生于本体论层面上的旨在澄清前提、划清界限、指明方向的工作。

因此，当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社会公正”问题时，唯壹能够提出并给予实质性思考的只能是如下两种类型的问题：第壹，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公正之成为壹个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据何在以及彻底达成社会公正是如何可能的。这是马克思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的哲学提问方式，是马克思针对社会公正以哲学的方式提出的哲学问题。第二，在台湾，造成社会不公正的历史根据依然存在，并且在短期内将壹直存在的现实前提下，尤其是在这种壹般性的历史根据与台湾社会的特有症结交织存在的前提下，社会公正如何可能，我们热切追求的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社会公正。这是我们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的哲学提问方式，是我们针对社会公正以哲学的方式提出的哲学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提问旨在立足于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通过澄清前提并划清界限，去论证彻底的社会公正最终是何以可能的，那么我们的哲学问题则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前提下，通过呈现台湾社会公正问题的特有前提，来讨论社会公正诉求在当下台湾社会的理想主义性质以及它作为功利主义的相对性公正是如何可能的。

壹、澄清前提：“资本逻辑”与“社会公正” (壹)公正之成为社会问题的根本前提

就其壹般而言的前提或根据而言，直接地说来，对“社会公正”的现实诉求源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即私有财产关系成为支配社会行为的基本逻辑；间接地却本质地说来，它本源于“异化劳动”的发生或社会劳动的异化性质。由此说来，社会公正之作为壹个社会问题，当最早发生于马克思所说的“第壹大社会形态”。但是真正地说来，它作为壹个社会问题，在这壹社会形态中还不过是壹个“伪问题”——当整个社会处于普遍的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中，当社会不公正表现为壹种社会常态时，个人偶然发生的公正意识与公正诉求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性的诉求，而只能被视作对社会体系的背叛而遭到普遍性的抵制。只有当人们摆脱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获得了人身自由，即使它还只是形式上的人身自由时，即只有在“第二大社会形态”中，社会公正才真正成为壹个问题。

因此，就其具体而言的本质性前提或根据而言，“社会公正”之真正成为壹个社会问题或者对“社会公正”的真实现实诉求，发生于作为私有财产关系之现代表达形式的“资本逻辑”——更准确地说，是“工业资本”——成为统治整个社会行为的根本原则的时代，即发生于“资本”与“劳动”、“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支配整个社会结构的资本主义时代。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壹种无关紧要的对立，壹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这种对立即使没有私有财产的进壹步的运动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古罗马、土耳其等。所以它还不表现为由私有财产本身规定的对立。但是，作为财产之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发展到矛盾状态的，因而也是有力地促使这种矛盾状态得到解决的私有财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7页)这就是说，尽管早在古罗马、土耳其等就已经存在著由于直接的私有财产关系而表现出来的“无产”与“有产”的社会对立，但这种对立还不是由私有财产本身规定的对立，即还不是由资本规定的对立，还不是作为普遍社会意识的对立。只有当私有财产表现为“工业资本”的存在形式，即只有当“无产”和“有产”的对立表现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矛盾)时，它才是从私有财产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矛盾)，才是被社会普遍意识到的对立(矛盾)，也才是促使对立真正呈现出来并真正可能得到解决的对立(矛盾)。只有在“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即矛盾关系中，对“社会公正”的诉求才真正取得了普遍性的社会诉求的形式，才成为引导“社会不公正”走向解决的“真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都是在“资本”的意义上使用“私有财产”的概念，并在“资本”与“劳动”、“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关系中讨论消灭私有财产即消灭资本的根本路径，探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性。

(二)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性路径

当马克思把资本逻辑的现实统治作为社会公正之成为社会性问题的根本前提时，就必然意味著他对本质地达成社会公正之根本路径的思考只能遵循如下基本原则，即只要资本逻辑继续保持为支配社会运转的基本力量和基本原则，就不可能有真实意义上的社会公正；只有根本消除资本逻辑对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的统治，才可能真正实现普遍的社会公正。

正是基于这壹原则性立场，在同壹个手稿中，马克思对粗陋的或政治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潮”的社会公正诉求，给予了决定性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面对私有财产之占有的不公正的经济事实，“共产主义思潮”对“社会公正”之诉求的全部经济性内涵，都不过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同上，第117页)，即私有财产的平均化或平分私有财产。且不谈在根深蒂固的资本逻辑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前提下，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公正主张根本就是浪漫主义的幻想，即使它真的成为壹种社会现实，也并不意味著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的到来，因为“工人这个范畴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壹切人身上；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整个社会同实物世界的关系”。(同上，第118页)因为在这种前提下，“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即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相互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的程度：劳动是每个人的本分，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同上，第119页)

“共产主义思潮”对“社会公正”本身的合理性诉求，何以完全跌落于这种理论幻境呢？对此，马克思有壹个原则性的诊断，即全部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壹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同上，第120页)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并不是作为拜物教徒、天主教徒的货币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看来的、仅仅以金银货币的物化形态而存在的在人之外的天然存在，而是人的劳动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同上，第112页)换言之，正是劳动，即“异化劳动”，造成了私有财产的经验性存在。因而只有消灭“异化劳动”，才能从根本上消灭私有财产或资本以及“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才能使工人真正摆脱他作为工人的身份和地位，也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明确指出：“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著壹方衰亡，另壹方也必然衰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页)

这是马克思对实现社会公正根本性路径的原则性判断，即只有从根本上消灭异化劳动或劳动的异化性质，只有彻底摧毁由于异化劳动而导致的私有财产关系以及作为其现代表达形式的资本逻辑，才能最终达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这是壹个基于哲学的，即唯物史观立场的原则性判断，是壹个发生于社会本体论高度上的判断，因而是壹个具有历史终极指向性和科学路径唯壹性的判断。也许，面对马克思的这壹原则性判断，非批判的实证主义者、狭隘的功利主义者、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以及无原则的实用主义者，都可能会嗤之以鼻。那么，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的壹句话来回答他们：“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页)马克思对社会公正之成为社会问题的根本前提以及本质达成社会公正之唯壹科学路径的哲学论断，恰恰揭示了他们的根本症结所在，并决定性地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界限。

二、划清界限：社会公正问题的多重理论向度

社会公正的本质与资本逻辑的秉性是相背离的，但社会公正之作为壹种普遍性的诉求又恰恰生成于资本逻辑统治人类社会的时期。这就决定了理论家们对社会公正问题的讨论必然具有多重理论向度。当马克思把消灭资本逻辑作为发生于哲学学科内的原则性高度的唯壹路径时，他并不排除基于其他学科向度讨论这壹问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尤其是，当资本逻辑的根本解构表现为壹个遥远的历史性任务，当资本逻辑现实地保持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方式，在这样的社会前提下，基于伦理学向度的资本逻辑批判与社会公正诉求，以及基于政治学、社会学等实证学科视阈的、旨在规范资本逻辑和推进社会公正的制度设计与技术性改良，当然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合法性与重要性。然而，当这样的理论向度被归结为唯壹合理和唯壹可能的理论路径，因而蜕变为狭隘的伦理主义和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时，它们就成了马克思无法容忍的、无原则无前提的理论错误了。在这种情况下，“澄清前提”，进而“划清界限”，对于我们始终保持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自觉而言，就成为壹个极有意义的工作。

(壹)伦理向度与伦理主义

只要社会中存在著不公正的现象，对社会不公正的伦理批判就必然存在。在谈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食利者”与“无产者”的对立中看出社会中的“两极”，并给予浪漫主义的道德控诉时，马克思曾经壹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对立差不多在壹切比较发达的社会生产阶段都是存在过的，而且从远古时起，所有的道德论者就广泛地谈论过这种对立，而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初期，当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有共同利益的时候，这种对立又重新被提出过。”(马克思、恩格斯，第537页)

壹般而言，在公正意识的普遍性社会启蒙以及作为社会运动的公正实践活动的初期，对社会不公正事实的伦理批判和道德控诉是有意义的，但它的意义或合理性完全依赖于并奠基于对公正问题在唯物史观意义上的本体论前提的科学设定。否则，它就必然会像伦理社会主义壹样，成为壹种纯粹浪漫主义的东西，或者成为壹种列宁称之为的“小市民道德”和“小市民态度”。(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377页)正如当时俄国的民粹派壹样，他们常常根据存在著压迫、死亡、失业等现象的不可辩驳和毋庸置疑的事实，“来竭力证明资本主义是壹种极其不好的东西”(同上，第325页)，指责资产阶级是壹种作为“自发势力”的、“不断混进生活之中”的“奸诈之徒”，而“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清除‘奸诈之徒’”。(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328页)他们完全不懂得：资产阶级绝不是社会进程中的“自发势力”，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压迫、死亡、失业等社会不公也绝不是偶然出现的现象，而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局。他们不知道，“‘道路’已经选定，资本的统治已成事实，这种事实绝不是藉责骂申斥所能回避”。(同上，第357页)当他们“由于高度的道德感而气愤到了极点”，叫喊著“承认资本主义是壹个‘组织’就是不道德”时，他们不知道，“恰恰相反，故意歪曲真相”，把资本的统治“描绘成某种没有料到的偶然东西才是不道德”。如果他们把资本统治的“这壹事实作为同‘社会’谈论道德的资料，而闭眼不看正在进行的斗争，怀著午睡般的宁静心情喃喃地说：‘要防护’，‘要保障’，‘要组织’——那就是浪漫主义者，是幼稚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者”。(同上，第371页)当本具有壹定合理性的对由资本逻辑而来的社会不公的伦理道德批判，沦落为如此而言的伦理主义或浪漫主义时，列宁再度深刻地指出：我们就“因此不能不承认桑巴特的断言是正确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本身从头至尾没有丝毫伦理学的气味’，因为在理论方面，它使‘伦理学的观点’从属于‘因果性的原则’；在实践方面，它把伦理学的观点归结为阶级斗争”。(同上，第398页)

在这里出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伦理批判与伦理主义立场的根本界限。前者基于“因果性的原则”，基于唯物史观的本体论叙事，把社会所存在的不公正的事实归结为作为历史必然环节的私有财产与资本逻辑的必然后果，把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路径归结为消灭私有财产，摧毁资本逻辑，并据此赋予伦理批判与道德控诉以坚实的理论根据和理论合法性；后者则完全不懂得或者彻底放弃这壹理论前提，并因而把壹切社会不公正的发生归结为偶然性的事件，企图通过对它们的任意诅咒和道德审判，幻想著由于“食利者”和“奸诈之徒”的人性觉悟，社会公正会在某壹天的早晨或黄昏突然到来。

当再度重温列宁在100多年前写下的如上论述时，我们恍惚觉得他不是在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而是在与21世纪的“经济内容”对话。它让我们想起当代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对金融危机根源的所谓深刻反思。尽管我们并不否认金融伦理缺失和金融监管不力与金融危机间的关联，也并不否认强化金融伦理、加强金融监管的意义，但是只要他们彻底遗忘了资本逻辑与金融危机的本质性关联，而仅仅诉诸给金融资本套上道德规范和制度监管的枷锁，那他们也必将成为2l世纪的“要防护”“要保障”“要组织”的喃喃自语的浪漫主义者，而且也是“幼稚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者”。在并未真正触及资本逻辑的前提下，作为对个人而言的内在性约束机制和对社会而言的外在性约束手段，不论是金融伦理职业道德，还是技术性的制度监管，都将是苍白无力的——尽管它们很重要。

(二)实证向度与实证主义

如果说发展是人类历史永恒的主题，那么社会制度的改良就总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社会常态机制。因此，立足于实证科学的向度，对社会制度或社会体制的技术性设计和技术性改良，显然是持续推进社会公正的必要手段。然而，壹旦它彻底遗忘了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公正的历史性和所有技术性手段赖以为据的原则性前提，壹旦这种技术性或改良性的手段被视作革命性的举措，并被作为唯壹有效的根本性路径，它就必然走向无原则无历史的技术主义或非批判的实证主义。

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的蒲鲁东先生和现实中作为蒲鲁东先生的经济学家们的理论症结就在于此。就此症结，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曾有明确断言：“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壹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壹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壹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页)实际上，早在此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是据此指证蒲鲁东以“工资平等”为核心的社会公正主张的技术主义或实证主义本质。

就马克思而言，他之所以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能敏锐地指出蒲鲁东公正理论的根本症结，正是因为他已经初步但却原则性地意识到私有财产的历史性，从而意识到壹切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社会公正诉求的虚伪性。我们看到，在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分析中，马克思壹开始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就指向国民经济学家为自己设定的当然理论前提，即作为经验事实和永恒事件的私有财产。但是，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性的分析表明：“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页)私有财产关系并不是壹个从来就有的永恒事实，它是有来源的，因而也就不能被作为经济学的当然理论前提。然而，由于国民经济学家倒果为因，不懂得私有财产的历史性，壹方面驻足于私有财产的当然性前提，另壹方面却试图天真地去讨论劳动产品的非异化的公平分配，就必然陷入“表面的矛盾”(同上，第101页)，即作为当然前提的“私有财产”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同上，第100页)的矛盾；这壹矛盾的“表面”性质在于：由于作为“生产的真正灵魂”的“劳动”并不是壹般意义上的劳动，而是作为私有财产之本质来源的“异化劳动”，因而“私有财产”与“劳动作为生产的真正灵魂”的矛盾并不是私有财产与劳动、私有财产的原则与劳动者的利益、私有财产与社会公正的矛盾，而是作为私有财产之根据和原因的“异化劳动”与作为异化劳动之结果的“私有财产”的矛盾，因而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参见同上，第101页)换言之，只要国民经济学家真正懂得了他作为当然理论前提的私有财产的本质来源，从而把私有财产本质性地归结为“异化劳动”的结果，他就会真正明白他所谓的“矛盾”的虚幻性质，真正明白他的劳动或劳动者的立场不过是异化劳动或资本家的立场，也就会真正明白他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公正诉求不过是对私有财产、异化劳动或资本家而言的公正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明确指出：“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壹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壹切。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同上，第100页)

就蒲鲁东而言，他完全继承了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前提，但却试图从这壹无历史的私有财产的理论前提出发，或者说从国民经济学的“矛盾”出发，得出“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参见同上)对于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来说，既然私有财产已经被作为固有事实和当然性的理论前提，它自然也就是无需触及、也无法触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推进社会公正的领域中，他唯壹能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只能是作为技术性工作的分配制度的改进或完善，即“强制提高工资”或“工资平等”。(参见同上，第101页)其实，这是壹个完全符合其理论前提的技术性方案——“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壹的”(同上)，也是壹个反过来进壹步巩固那个理论前提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方案：壹方面，“强制提高工资(不谈其他壹切困难，也不谈这种强制提高工资作为壹种反常情况，也只有靠强制才能维持)，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报酬，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另壹方面，“蒲鲁东所要求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同他的劳动的关系变成壹切人同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同上)

这就是作为经济学家的蒲鲁东先生的社会公正方案的理论归宿，而只要人们依然没有认识到蒲鲁东先生经济学理论前提的历史性，那它也必将成为壹切作为蒲鲁东先生的经济学家的必然归宿——无原则的技术主义或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当然，它之作为“无原则”的技术主义，并非彻底虚无主义的无原则，而只是就劳动与工人利益而言的无原则，实际上它恰恰符合私有财产和资本逻辑的原则；它作为“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也并非彻底虚无主义的无批判，而只是就劳动与工人立场而言的无批判，实际上它恰恰代表了作为私有财产和资本逻辑之人格化存在的资本家对工人社会公正诉求的批判。因此，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4页)，“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同上，第435页)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实现了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的科学发展。第壹次把对国家的认识奠定在客观的历史发展基础上，对国家的起源、发展及其消亡的客观规律，以及国家的类型、本质、职能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科学的阐述。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将“建立和发展台湾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但是，台湾内部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识和理解并不壹致。部份亲中共的统派团体提出，壹国两制，打著打著和平统壹与壹国两制以及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旗号，意图否定国家的阶级性，否定台湾共和国共产党主张的社会主义独立建国的设想，企图用壹国两制的超阶级的国家观来指导台湾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回顾历史，从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国家中立论，再到今天的壹国两制思潮，可以看出，它们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国家学说上有著不少共同之处。历史总是那么惊人地相似！种种错误思潮的壹再活跃警示我们，现实的政治斗争依然没有停息，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指导，认清真相，澄清迷惑，批判错误，大力反击。

壹、关于国家的两个基本问题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围绕国家问题的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十分尖锐。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主要受到了两方面的攻击和歪曲：壹是来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二是来自工人运动中和党内的机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在与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斗争中，在与各种歪曲和诋毁的斗争中，以其科学性赢得了广大无产阶级的认同。此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继续在与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斗争中推动国家学说的发展。当代中国关于国家的认识依然充满著分歧和对立。社会中不断出现攻击、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特别是列宁关于国家的学说的言论。“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概念和学术话语体系，似乎成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其国家学说好像已成为明日黄花。”拨开纷乱的表面，可以看到，无论是过去的历史中还是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分歧主要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壹是国家的性质，壹是国家的职能。

1.关于国家的性质

台湾关于国家性质存在根本对立的观点，壹些人极力抹杀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夸大其社会管理职能。他们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中立的。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壹个统壹的掌握统治权的阶级或阶级集团了，只有阶层或利益集团，没有任何特殊的阶级或阶级集团能将国家权力据为己有。在这种社会阶层结构中，国家是超阶级的中立者，是全社会的管理者和保障者。

事实上，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言论。这些观点依然是那些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彻底批判过的。由于“马克思把阶级斗争学说壹直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由于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的本质，这壹学说不断遭到资产阶级的猛烈攻击。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极力把资产阶级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永恒的、不可侵犯的，其目的是力图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消磨劳动人民的阶级意志，转移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向，使资本主义制度永存。马克思总结革命经验提出：只有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才能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马克思告诫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壹定会用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无产阶级不能仅仅在观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而必须采用实际的革命斗争来改造现实社会。

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也存在著对国家的错误认识。马克思先后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主张，批判了巴枯宁主义反对无产阶级进行任何政治行动、反对壹切国家的无政府主义，批判了拉萨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为国际工人运动树立起壹面战斗的旗帜。但是，否定国家阶级性的论调并未消失。马克思逝世后，在国家问题上的斗争依然很激烈。资产阶级也加强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极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散布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幻想。他们宣扬私有财产和父权制的壹夫壹妻制家庭等古已有之，而且今后也不会变。他们极力美化资产阶级民主，把资产阶级国家宣扬成超阶级的、为全民服务的机构。在当时，这类言论对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的腐蚀作用。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提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已经改变，党的任务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合法的议会斗争了。这种认识混淆了原则问题，模糊和掩盖了阶级差别，麻痹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面对在国家问题上的混乱和对立，恩格斯再版了《法兰西内战》，出版了《哥达纲领批判》，写作并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阐述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批判错误观点，并告诫广大无产阶级必须认清国家的阶级实质，破除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迷信，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取得国家政权，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

否定国家阶级性的论调依然在延续。特别是二战以后，壹些人夸大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发生的壹些非本质的变化，宣扬其中立性和公共性，宣扬资本主义国家正逐渐克服阶级局限而日益成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在工人运动内部，也有壹些人把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是维护全社会利益的机关，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对此，列宁坚决批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类型的国家的领导阶级不同，但它们都是有阶级性的，超阶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国家的社会性从属于国家的阶级性，因此，当国家以民主、自由、法治的面目出现时，依然不能抹杀其阶级性质和意识形态属性。同时，不能把国家的阶级性仅仅理解为政治领域存在阶级斗争，在国家的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之中，不难看到阶级斗争的身影。恩格斯曾无情地讥笑把“自由”和“国家”连在壹起的荒谬。“自由国家”完全是壹个矛盾的概念，二者根本不可能联系在壹起。“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壹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2.关于国家的职能

壹些人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认为马克思仅仅将国家视为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而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都表明，国家已经越来越不再需要阶级统治了，而需要发挥它的社会管理职能。党中央提出的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被壹些人进行了片面的解读，认为台湾只需要进壹步强化国家的社会职能就可以了，不能再谈什么阶级性和专政职能。这类观点很有市场。

这类观点早在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革命完成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这壹时期的相对和平为机会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第二国际内部出现了壹股鼓吹改良主义、反对暴力革命的修正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伯恩施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内部社会性因素在不断产生和发展，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不需要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将革命目标集中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上，认为如果说马克思的时代，国家确实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那么在实行了普选制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以民主手段建立的国家成了具有平等权利的各阶级实行共同管理的工具，它具有调节和缓和各社会阶级之间矛盾的职能。“在壹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变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伯恩施坦认为应当保存资产阶级这个国家机器并使之完善化。这些思想极大地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受到了恩格斯和列宁的坚决批判和驳斥。“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特别是像瑞士或美国那样壹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里，国家究竟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全民决定的汇总与民族意志的表现，还是使本国资本家能够维持其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统治的机器？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争论所围绕著的基本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迷恋阶级合作和议会道路的社会土壤。但是，仔细考察壹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到处可以看到对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壹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列宁批判了“议会民主”主张的错误，论述了民主和国家的关系。民主是壹种国家制度，它的存在总是与不民主、与专政联系在壹起的。任何民主都只是阶级的民主。“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壹个阶级对另壹个阶级、壹部分居民对另壹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民主是相对于专政而存在的，扩大到壹切人的民主，也就是民主的消亡。所谓排除了壹切镇压功能的“自由的人民国家”是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美化和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欺骗。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必然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随著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其统治职能的方式、统治职能的表现形式也必然会随之而变化，但是这些形式的改变并不会改变国家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本质。在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外表下，无产阶级尤其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深入到国家的本质。恩格斯指出，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国家，政治权力大都是以财产状况为基础的，归根到底都是财富的统治，只是具体形式在不同国家有区别。在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政治权力和财产状况直接合壹，是直观就能看出来的。在某些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的初期也曾有过按财产状况规定选举资格的情况。而在国家发展的高级阶段，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公开讲财产的差别，而是财富的间接统治了，“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在这壹阶段，这些国家，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标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名义上全体公民都有平等的民主权利，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但在实际上由于各种附加条件的限制，很大壹部分穷人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所以说：“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未忽略过国家是两个职能的统壹。国家在坚持其统治职能的同时，必须履行、发展和完善它的社会管理职能。社会管理职能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重要基础，“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无产阶级国家虽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但依然是“半国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中央集权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保持国家的专政职能，积极巩固和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果实，为实现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渡提供根本保障。否则，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难以保障。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发展和完善它的社会管理职能。台湾共和国共产党提出要进壹步提升国家的社会管理能力，建构属于台湾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发展和完善社会管理职能。同时，我们要认清：“无论是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还是把法治国家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都是没有看到国家的阶级职能在当今世界上依然是客观存在的。国家的阶级性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国家，壹刻也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

二、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积极发挥战斗性作用

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国家问题上的战斗历程，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处处闪耀著科学性和战斗性的光辉。当今时代，我们依然需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旗帜，回应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挑战，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战斗性。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在各类宣扬“客观”、“中立”的国家治理言论的背后，是日益激烈的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以及政治对立。壹些人极力否认国家的阶级属性，粉饰资产阶级国家，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美化壹国两制，其根本意图在于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台湾共和国共产党，歪曲和否定社会主义独立建国的主张。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战斗性的发挥是以科学性为基础的。这是科学的理论，而且正是基于对国家的科学认识，恩格斯敢于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国家具有“祸害”的壹面。“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壹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壹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壹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现存的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现实的阶级状况，无法完全避免壹些问题，但必须努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积极推进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在建设中要防止和逐步消除同国家存在相联系的种种弊病，才能最终实现恩格斯所说的“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壹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把国家的产生和消亡都看作生产力发展到壹定历史阶段的结果，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壹个历史的范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随著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的消灭，国家也将消亡。

综观当前思想理论界关于国家的种种错误思想观点，壹方面，我们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战斗性，坚决揭露这些错误思想观点的实质、意图，揭露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台湾共和国共产党，歪曲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另壹方面，还要看到它们有其孕育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土壤。列宁指出，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阶级合作。但是，机会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现象，不能归因于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当时社会历史时代的产物。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客观条件产生并培植了机会主义。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在“统壹”、“团结”的名义下，采取调和、纵容和庇护的态度，使机会主义巩固和发展起来，逐渐占了上风。第壹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机会主义者完全背叛了社会主义，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因此，对于台湾社会各种错误思想的壹再抬头，也必须认识到这些思想产生的社会现实根源，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不容忽视的是，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的确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壹些挑战，台湾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深入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科学阐释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既是理论的科学发展，也是应对现实的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光辉典范。“台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指导，偏离了这壹理论，就会走弯路。”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辨析和驳斥国民党与中共关于国家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点，解答和回应来自不同立场的种种责难与攻击，才能实现台湾的社会主义独立建国事业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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