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阶级谈中国社会 二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0月20日20:49:41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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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二零一四年 中国：武汉12位访民在北京集体自杀 2013年12月11日，武汉江岸区12位拆迁户10日在北京集体喝农药自杀，抗议当局暴力拆迁。事后，他们在被紧急转移到北京解放军307医院进行急救后，都脱离了生命危险。 他们原是武汉江岸区塔子湖街新春村的外来居民。2010年10月，当地政府以所谓城中村改造为由，拆迁江岸区新春村村民住房，他们认为拆迁的补偿标准过低——他们买的房子的市价在每平方米一万元左右，但政府提出的拆迁赔偿只有每平米450元，他们没有和村委会达成协议，但房屋却遭到了政府的强拆。四年以来，他们不停地去北京上访。在上访的四年中，他们耗光了他们的积蓄。参与这次集体自杀行动的梅翠英说：“把我的房子拆之后，我住的也没有，生活来源也没有！只有觉得死掉，心里才舒服一点。”参与这次行动的成员都有同样的遭遇。在政府违法强拆之后，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在这样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被迫地选择了自杀。 在事后，中国政府迅速封锁了一切有关此事的报导。南都网在事后刊登了题为《12名访民北京喝农药集体自杀》的报导，但很快，该报导就遭到了删除。其他有关此事的报导，也同样遭到了被封杀的命运。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强了对参与此次自杀行动的人员的控制。他们被送医急救后，有10人在13日被送往派出所拘押。据悉，他们随时有被警方指控的可能性。与自杀访民同村的村民曾希望进入医院看望参与这次事件的人，但在医院的门口遭到了警察与保安的阻拦。 政府的强拆一直以来为许多中国民众所诟病。这次集体自杀行动，是近几年以来最极端的抗议强拆的方式之一。此次事件的发生，正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在未来的时间中，中国劳工论坛将会进一步关注这次事件的进展。 中国：“社会保障性住房计划”令群众得益吗？ 如今房价日益超出底层群众的承受能力。随著市场自由化改革进一步加深，“市场规律”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将会日趋严重。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冲突会在住房问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中共可以在社会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安置房）方面作出退让，平息群众的愤怒从而维稳。但是，政府的保障房计划真正保障了群众的利益吗？ 腐败官员私吞公产 2013年郑州市首批经适房均价2700元，但还是超出了申请者的购买能力。当地相关规定要求，申请者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要低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四倍（目前为1360元），可以说是“越够格者越买不起”。相比于中产阶层，低收入者也更难从银行获得贷款。结果相当数量的经适房不仅没能进入低收入者的手中，反而成了腐败官员的私产。同年1月，郑州市某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峰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捕。他一家四口拥有29套房产，其中至少11套是经济适用房。此外翟振峰在任内曾帮助亲属的公司先后获得3个经适房项目，藉机倒卖数百套经适房，获利数千万。 相比于房子，官员和开发商们有更快捷的发财门路。2009年，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对记者说出：“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起因正是，郑州市某村原本划拨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被开发商盖上了别墅和楼中楼。2013年审计署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360个项目或单位挪用保障房专项资金，高达57.99亿元，这些钱被用来归还贷款、对外投资、征地拆迁以及单位资金周转等非保障房项目支出。同样是在2009年，国家拨付1,800万元建设陕西省商洛市的“柳家沟棚户区改造配建廉租住房项目”，其中包括3万平方米的600套廉租房。但在政府的回购合同中却缩水为1万平方米200套，最终实际建成的只有72套（事件曝光后开发商临时将24套商品房改为72套廉租房充数）。在这个神奇的“魔术”中，1,600万元廉租房专项资金不翼而飞。 百姓不获公平分配 经适房往往滋生权钱交易，廉价的租赁房较能满足底层群众的需要。但在目前的体制下，公租房和廉租房同样受官僚操控。2011年初，廉租房住户郭春平告诉胡锦涛，每月租金只要77元，因而被人们称为“77嫂”。不久后，她却被告知要退还廉租房。因为在她女儿工作后，其家庭人均月收入超过了960元的廉租房申请标准。官僚们玩弄烦琐的条文拖垮群众，而自己却享受著灰色收入和权力优待，因此才会出现4岁宝宝领取廉租房补贴的闹剧。 保障房分配制度不透明，导致10.84万户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违规享受保障性住房实物分配3.89万套、领取租赁补贴1.53亿元。依附于官僚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得到了不少好处。以中科院为例，中科院的工资分为基本工资和项目工资，工资条上一般只显示每月2000元的基本工资。但中科院大部分员工的实际收入在8.8万元以上。这为他们违规获取保障房创造了便利条件。 住房承诺 一纸空文 “十二五”规划（2011-2015）要求建设3,600万套（户）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到2015年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左右。政府希望借此拉动内需，但由于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确实达到这目标的机会十分少。再者，建造后的房屋能否。住建部副部长公开表示，2013年保障房资金需求超过2万亿，融资缺口至少1万亿；今年的资金需求更胜于去年。由于地价便宜，许多保障房建在十分偏远的位置。再加上质量和配套设施问题，很少人会去申请这些房子。 去年8月，《财经》杂志报道，保障房普遍空置率在20%左右，个别地区空置率一度超过50%。过高的保障房空置率进一步加重了政府和企业的资金困难。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使各地政府难以完成如此巨大的目标。官方媒体报道说，已经完成十二五目标近七成，但这只是开工数量，实际建成量不到目标的一半。 如何确保住房保障？ 与此同时，绝大部分农民工仍被排除在保障房计划之外，尽管一些地区已经逐渐放宽对农民工的限制。可以预见，中共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有可能会采取更多的措施来调整保障房制度（包括取消经济适用房），甚至会牺牲一部分不听话的官员和开发商。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推翻官僚与资本家相勾结的体制，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公义。 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加上愈来愈违反中央政府的指令，住房保障计划的指标里必然充斥假大空的数字。此外，高官在这些房屋项目中贪污腐败，“羊毛出至羊身上”，遭殃的始终是劳苦大众。即使真的建设了这些房屋，与中共官僚有裙带关系者必然优先获得质素较高的单位，相反平民百姓则只能拿到“次货”。银行和开发公司要交由群众民主管理，清除官僚特权的控制；规划和建设要在群众的有效监督（不只是名义的）下进行，建成的保障房完全公有，拒绝官僚和开发商从中牟利。只有这样才能使保障房真正保障底层群众。 昆明大屠杀引起新一轮镇压与暴力的风险 3月1日，昆明火车站外发生了被称为“31事件”的大屠杀，必然是最令人震惊的恐怖行动之一。八名身穿黑衣、手持长刀和短刀的男女进行了半小时的疯狂屠杀。一名16岁的目击者表示：“他们边跑边砍人，见人就砍。”另一名目击表示，空气中都是血腥味。总共29人被杀，另外143人受伤。媒体称之为“中国911”，而显然事件会引起巨大的政治后果。 社会主义者与中国劳工论坛对昆明人民乃至全中国劳动者的恐惧和悲伤深表同感。我们反对中共独裁者的政策和镇压手法，这在打压西藏和维吾尔族人等少数民族的国家恐怖行动中尤其显著。我们亦反对宗教和政治恐怖主义的灾难性手段。这些手段不但无法加速暴虐的政权倒台，反而让政权伺机分化受压迫者，令建立统一而有组织的群众反抗的任务更为复杂，最后巩固了独裁统治。 官方声明指，“新疆分离分子”背后策动屠杀，将矛头指向聚居于新疆西北部“自治区”的维吾尔少数民族的穆斯林。云南省有25个族群和语言群体聚居，是族群多元的省份，而昆明则是其首府，与新疆距离万丈。昆明是旅游热点，也是少数民族的大熔炉，不同民族之间整体上关系良好。因此，昆明成为屠杀目标，作为表面上是反对中共政策与做法的手段，令人感到愤怒与不信。一名伤者的妻子赵德秀向《华尔街日报》说：“干嘛袭击老百姓？我们做什么了？” “政治强人”习近平 昆明屠杀正好发生于本周开幕的人大政协两会。这类似于去年10月北京天安门发生的自杀式袭击，当时正值中共三中全会举行的前夕。 这次血腥事件可以对中国意味深远，特别是受压迫的维吾尔少数族裔可能会面对暴力的反弹。习近平在掌权的首年，加大国家镇压，并将权力集中化。面对如此大胆凶残的袭击，中共政府受到的震撼显然比起5个月前的天安门袭击更大。习近平为了支撑其“强人”形象，受到压力要去强硬表态，就如他声言要“依法从严惩处暴恐分子，坚决将其嚣张气焰打下去”。但“31事件”因此会被利用来将权力集中于习近平一身，以及在三中全会时新成立、为战争和革命作准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可预计未来新疆、西藏以及其他少数族裔地区会进一步军事化。昆明邻近的大树营作为大量维吾尔族人口的定居地，已经见到大量公安和特警队，由此可见这一情况。正如“911”袭击后，穆斯林世界的穷人受到美国及西方支持的多次军事入侵、战争和内战，沦为最大的输家；“31”屠杀的最大输家很可能是受苦的维吾尔族人。从社交媒体上大量的留言可见，是次屠杀会激起反维吾尔族的种族主义反弹，至少在短期来说，这会令政权更容易在新疆加强其铁腕政策。 “这起事件会对中国民众的心理造成很大冲击。”新加坡政治学家单伟指出：“这会让中国政府有很强理由升高对新疆或维吾尔族议题的强硬政策。” 正如中国劳工论坛在天安门袭击时警告，当局假汝“维稳”之名在少数民族地区加强镇压，造成反弹的效果。在2009年，汉族人与维吾尔族人的种族冲突，造成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约200人身亡。此后，中共政权大力加强在当地的军事布防。过去两年，当局的策略聚焦在逐家逐户突击搜查，甚至在偏远地区也是如此，令维吾尔族的人口进一步异化。自去年4月以来，该省有100人在冲突中被杀。 昆明屠杀响起了不祥的惊号，是持续的暴力可以走向何方。事件代表如此大规模的暴力首次蔓延至中国的另一地区。瑞典反恐专家Magnus Ranstorp向《卫报》表示：“无疑这是升级了。” 市场经济，更为独裁 中共独裁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制造了火药桶。对于1991年时苏联崩解时，民族冲突在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中共政权感忧心。而在俄国和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军事摊牌之际，这种恐惧将会再次复燃。习近平尤其毫不掩饰地表示，前苏联领袖哥尔巴桥夫进行局部的民主改革，是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造成苏联倒台。 中共政权的“解决方案”是加强独裁统治，从最近政治审判“新公民运动”的反贪腐领袖，以至实行“GDP主义”的政策去安抚少数民族，都可见一斑。新疆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013年的GDP增长达到11.1%，超出全国7.7%增长的数字。问题是，所有种族的穷人都不能在现存的资本主义模式的GDP增长下获益，少数民族便尤其如此。在新疆，维吾尔族占人口46%，但只占高收入职位的13%。在劳动市场、房屋和教育受到歧视，加上丧失语言权利和收紧宗教控制，令不满加剧。 被逮捕并面临审判的北京维吾尔族经济学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thi），反映出政府矛盾的立场。土赫提是一个温和派，不反对中共统治新疆，但曾就语言文化的政策作出批评。他被指控“煽动分裂罪”，将面临严厉审判。当所有异见者被标签为“叛国”时，这向年青人（尤其是少数民族）传递了什么信号？ 随著中共政权的立场愈加强硬，当局将会面临社会的抽搐。社会主义者主张工人阶级团结斗争，反对国家镇压、种族主义，以至任何形式针对宗教、政治或族群的检控。我们主张立即实现全面民主权利，包括少数民族真正的自治权或独立权，如果这是他们民主的选择。这场斗争必须连系至反对独裁政权的资本主义议程 － 这造成了世界最大的贫富差距之一，还有重大经济震荡将至的威胁。 广东茂名爆发反PX项目示威 3月30日（星期日），广东茂名民众抗议市政府兴建PX化工厂，爆发大规模示威运动，群众高举“PX项目滚出茂名”、“反对PX 还我健康家园”等口号。警方多次暴力镇压示威者，有报导称造成十多人死亡，约300人受伤。尽在示威爆前的一天，习近平在巴黎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侃侃而谈，指中国是和平、可亲、文明的狮子。 示威的导火线是，茂名政府与茂名石化合资兴建“二甲苯化工”PX项目，群众不满化工厂会带来食水与泥土污染，甚至危害生命安全。一名茂名人董先生向中国劳工论坛表示：“这些化工厂一早就有，在公馆站（火车站）外可闻到异味，有传言之前有5名学生喝了化学毒水身亡。” PX项目固然是示威的爆发点，但茂名人对于政府腐败的不满积怨多时，才会爆出今次抗争。董先生说：“茂名政府是全国最腐败的，早年已有书记贪腐落马。” 警察暴力镇压 3月30日，示威者起初的抗争行动大致和平，但示威者被千多名警察拦阻，并殴打及逮捕，导致2人死亡。此后，民众开始焚烧并掀翻警车，并向警亭掷石且纵火。政府的唯一回应是出动大批全副武装的武警、特警戒备，加强镇压。董先生表示：“现在在茂名市区出街十分危险，好像戒严状态。”当局连日来封锁茂名，曾经勒令广州东站至茂名双向列车停运一天，禁止出售由茂名前往广州的巴士车票，严禁民众出城。 警察走进人群用长棍追打示威者，或者十多名警察围殴一名示威者，引起旁观群众哄动。不但是成年人，有学生亦被打至头破血流。此外，网上亦有片段见到警察投掷催激弹、烟雾弹，并且向天开枪驱散人群。 荿名公安局副局长周沛洲说，截至星期三（2日）晚，茂名警方查处了44名涉及这次抗议活动的人员，其中刑事拘留18人，行政处罚26人，主要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等罪名。 政府箝制舆论 有企业迫使员工签署“支持PX项目”的承诺书，否则不能发放工资，甚至会被解除合约。而学生亦被迫签署“支持推进石化芳烃炼化专案，不参与任何反对活动”承诺书，否则不能获发毕业证书。有校方禁止学生离开校园，这激发很多学生不满，有学生焚烧承诺书，也有学生告病假旷课。根据香港《苹果日报》报导，茂名高级技工学校在示威爆发后，全体3千多名学生不准离开校园。学生于是校园聚集起来，自制标语反对PX，更重要的是有学生号召罢课行动，将抗争升级。 而当地网络更被封锁，除了手机外其他设备都不能上网，而且民众被当街截查手机，并强行删除相关反PX抗议的资讯。各大网上论坛不断删贴，加强删除有关PX项目的文字、图片、短片等相关资讯，微博前日更一度禁搜“茂名”二字。 此外，有香港媒体《苹果日报》及《明报》记者分别在茂名采访时与在酒店里被驱逐带走，并被迫签悔过书。 因此，茂名示威者都十分渴望境外媒体到来采访。董先生说：“我觉得生活在中国就像在猪圈一样，外界的事什么也不知道。香港人也要守住香港权利…” 市政府一方面强硬镇压，另一方面装出软性姿态拖延时间，表示：“绝大部份群众反对建化工厂，会重新论证，决不违背民意做决策。”但是，茂名政府昨日却举行新闻发布会，坚称执法中没有任何人身亡，进一步激起群众的怨愤。数千市民再包围市委，要求立刻撤回PX项目，又抗议政府发放假消息，更有高喊“市长落台！”的口号。 广东省声援行动 政府封城并不能阻止抗争蔓延开去，在广东省各地都有声援行动。广东省政府极度害怕声援行动会演变成连锁反应，令反抗浪潮。 4月4日（星期五）早上十时，一批深圳民众响应网上的号召，在罗湖口岸聚集“散步”，抗议茂名PX项目。此外，有传网民酝酿周末在深圳发起更大规模示威。 4月1日，在广洲工作的茂名民众，不满政府封锁茂名，手持“PX项目滚出茂名”等横额，沿著中山纪念堂，游行到广东省政府门外。大批警察在场驱赶游行民众，抢走他们手中标语，有游行人士被警察以没有带身份证为由强行带走。此外，在深圳亦有20多名茂名青年声援行动，在邓小平像前集合，将抗议声音蔓延开去。大批公安戒备，示威者准备拉横额时，即时被公安送上警车带走。 全国反PX运动四起 茂名的PX项目由当地政府和中石化合资。芳烃是可以用来生产化学纤维和塑料瓶的产品，在全国已传有很多引发癌症村和毒死的个案。受访的茂名人董先生说：“根本大家宁愿信谣言，也不会听官方的话。” 在2007年厦门反PX运动后，近年全国掀起反PX的浪潮，在大连、什邡、南通、宁波及昆明都曾有抗争的往绩，当中有不少成功例子。 4月1日，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表示○七年厦门透过示威踢走PX项目，开了公众“非理性拒绝重化工项目的坏头”，吁要停止这恶性循环。明显的是，今次政府强硬对付示威者，就是要防止反抗会作为示范效应，在全国继续发展下去。 但是，政府多次在答应停止项目后，又违背承诺暗地里复产，令群众更不信任官方。2011年8月大连市有过万人示威反对福佳大化PX项目，虽然群众一度迫使政府承诺停产，但后来该公司的PX项目又再复产。因此，在广东江门反核抗争时，群众要求市政府签署红头文件，承诺不兴建核电厂后，才愿意停止抗争。可见群众在斗争中学习到重要的经验。 上海石化董事长王治卿在记者会上，反指“群众认可度不高，因认识不足”，而他所关心的是PX“是否有市场占有能力”，即能捞到多少盈利。上海石化2013年有20.55亿人民币盈利，这就是资本家与政府所关心的。 茂名市这场抗争，不单单是反对PX项目，也是对抗资本主义疯狂发展，以及一党专制独裁政府的抗争。 中国劳工论坛会密切关注事件，并尽量开发一手资料的来源。我们支持： 立即停止茂名PX项目 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25周年 1989年4月15日，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发去世，事件触发了天安门运动，是为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之一。这场运动的发展很快就超越了最初发起者的期望，并几乎推翻了中共专制政权。 4月17日，第一批示威者为约700名学生和教师，从15公里外的大学校园，步行到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高喊著“胡耀邦万岁！民主万岁！打倒腐败！打倒独裁！”的口号。几星期后，这些口号获得了世界各地的的回响。 在四分之一世纪前，学生占领北京天安门，很大程度上是“占领运动”的先行者，与今天“阿拉伯之春”以及“占领华尔街”与台湾“太阳花运动”有很多共通之处。八九年的血腥屠杀里，重要教训是需要建基于工人阶级与阶级斗争纲领的战略。同时，运动也提出很多关于由学生领导运动的问题。除非学运以有意识的战略武装起来，与工人阶级连结，超越中产阶级，否则学运即使有其可能性，但也有其政治局限。 无数群众前赴后继，加入北京的示威里，反政府的示威蔓延至全国110个城市。当局诬陷运动为一场“资产阶级反革命暴乱”，但运动由开始至被镇压之前，示威者一直高唱的是“国际歌”。在第一次小规模游行的5天后，在胡耀邦出殡当天，20万人违反政府禁令，占据天安门广场。在北京20多所大专院校号召罢课，并成立了“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以协调运动。至5月中旬，产业工人也开始组织起来，并为独立工运奠下基础。上述事件的发展就如一场“波兰恐惧”（大规模的独立工运发展起来），使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感到恐惧。 托洛茨基的一句话可以概括中国当时的形势：“一场革命就是当群众开始直接对事件发展产生影响，并充分感知到他们进行这种影响的力量。”邓小平因为将资本主义带回中国，受到西方政府赞赏，但统治集团和军方深陷分裂，正如历史学家（Maurice Meisner）所描述的一样，邓小平政权“似乎陷入混乱而无能”。正如当时工人国际委员会（CWI）英国支部的报纸《战斗派》所说：“… 和平推翻官僚体系的所有条件都已存在…唯一缺少的确实至关重要的部分：清晰的纲领、战略和战术。”[1] 在 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晚上，邓小平及其执政集团内的“强硬派”终于趟著成千工人和青年的鲜血，重新收复了统治权力。邓小平动用了20万解放军部队，对中国的首都进行全面清洗。而相比之下，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也不过使用了24.8万军队。根据国际特赦的数据，在北京的风暴点至少1,000人被杀害。在此之后几周至几个月内，有超过4万人被警察搜捕，面临最严峻后果的工人，而不是学生。在运动尾声曾经组织或者试图组织罢工的工人，都被判处长期监禁，乃至被以“反革命分子”的名义处决。短命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曾经号召总罢工，以迫使当局停止军事屠杀，最后被指控策划武装起义对抗政府，所有人员都遭到通缉与追捕。 读者应该知道，这些资料都被中共当局视为“煽动性的宣传”。25年来，当局全面禁止“六四”的相关报道。同时，政府不停撒谎，指“天安门广场没有人死亡”，邓小平是被迫采取行动，以避免“社会动乱”和“安全繁荣”。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经济迅速增长，仿佛为当年的屠杀提供的历史的辩护理由。 但事实与中共领导所宣称的相反，镇压1989年运动并未能防止资本主义重返中国。相反，中共领导人执行愈加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政策，同时强化专制统治。那些声称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是形影不离的人士，很难解释中国发生的一切 — 而为什么“中国模式”如此受跨国资本财团欢迎。资产阶级评论员以专制手段作为解决方案，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的文章里公开表达出来：“一党专制当然有其短处。但当它是由一撮合理开明的人领导时，例如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好处。” 今天， 80年代的中国被视为相对开放和言论自由的“黄金时代”。胡锦涛与习近平的警察机关无比的扩大，维稳费高于军费。中共习近平被迫高调大搞反腐运动，以平息民愤，同时亦加强镇压，连“新公民运动”领袖许志永等“温和派”的独立分子也不放过。许志永被判囚4年，很多其他活跃分子也被投狱。中共政权的警察统治变得更为强硬，又拒绝“政治改革”，是香港六四烛光晚会规模增大的关键原因。近年，每年晚会有约20万人参加，当中数千人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 当然在内地，中国当局根本不可能容忍类似的抗议活动。习近平巩固一党专制、全力打压独立政治活动的战略，反映出深陷的社会及政治危机。这种危机会产生爆炸性的后果，即一次程度更高的新八九运动。 综合以上原因，如今至关重要的是要充分吸取“六四”运动的真正的教训， 将其从迷雾重重的歪曲、谎言和误解中挽救出来，并通过新一代人的讨论和研究，寻找到能真正改变社会政经制度的道路。 1989年群众运动的起源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北京的学运分子计划走上街头抗议，目标是令抗议一直持续到5月15日，即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当时戈尔巴乔夫被普遍视为苏共内（斯大林主义）各国中的“民主改革派”。学生有大量的不满，但核心问题是担忧，认为本应该跟随著“市场改革”而向前的“民主化”进程，在中国发生倒退，而在当时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东欧与苏联，民主化进程似似乎在向前迈进。胡耀邦逝世的新闻，令学运分子根据把握“悼念死者，谴责活人”的机会，推进他们的民主化的示威行动。 胡耀邦为中共党领导人，于1987年被迫下台，起因在于他处理1986年12月在北京和上海所发生的学生民运时过于“软弱”。官僚集团内部的“强硬派”担心政局不稳，更担心群众会挑战执政当局，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受压下，只好牺牲其盟友。胡耀邦与邓小平一样，是自1978年开始推进“改革开放”亲资政策的先锋。但是，他下台后并不代表政策发生决定性的变化。胡耀邦的继任者赵紫阳是更为公开亲资的“改革派”。但是，自由派阵营和激进学生更为担忧，害怕胡耀邦的失势会令“政制改革”被搁置。从此，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必须采取行动”挑乱反正。 胡耀邦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前斯洛乏克领导人杜布切克，后者主张“具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而他于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被推翻。胡曾经认为，中国应从西藏撤出军队。他曾在1984年声称“马克思和列宁无法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而引起了“强硬派”的众怒。 同时，政府激进的市场政策彻底改变了社会，在诸多领域中亮起警号。西藏爆发了30年来最严重的暴乱和示威。这场运动被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无情镇压，其方法与镇压北京民运一样。然而，胡锦涛后来升官至党领导与国家主席作为回报。1988年通货膨胀率达到31%，是1949年革命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当局实行经济紧缩措施，1989年全年超过100万家工厂被迫关闭。 就在4月22日胡耀邦的葬礼日，在西安和长沙的失业青年和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 整整一年里，政府高层内部就价格改革的辩论而互怀敌意。最初为邓小平所支持的赵紫阳推动价格全面自由化。当时有一套“价格双轨制”，即同一商品同时存在国家规定的价格和自由市场的价格。这让一部分官僚将国家体系内的货物通过各种手段拿到市场上销售，以趁机渔利，造成了绝佳的致富机会。正如作为北京学者与“新左派”代表汪晖所指：“仅1988年一年里，在价格双轨制下，两种价格间的差额达到3,570亿人民币，相当于当时一年国民收入的30%。” [2] 赵紫阳提倡价格改革，理由是消灭利用“双轨制”下的价格差投机，但在现实中，这会导致物价进一步上升，加剧工人和底层群众的生活负担。上层的政治僵局反映了群众的压力，令价格改革的撤回了。但仅仅在6月4日大屠杀3个月之后，由于群众示威的威胁被“解除”，价格改革计划就彻底推行。讽刺的是，赵紫阳从当时被软禁至2005年过世，而其继任人推行了他提倡的经济政策。 斯大林主义制度的危机 澳洲托洛茨基主义者，当时年仅27岁的斯蒂芬．乔利当时正身处北京，他的第一手资料引人入胜，当中描述道：“我当时觉得我处在整个世界的中心”。很明显，这场斗争会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就如同今天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资本主义工业危机和金融危机一样。汪晖认为：“当年在北京所发生的事件引发了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并促使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构架上得以全面主宰世界。” 汪晖的论断有些夸大，但中国工人与青年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以及随之而来的残酷镇压，无疑加速并加剧苏联等东欧一党专政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统治危机。同时，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本已开始猛攻工人，但由于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危机与崩溃，使这一进程大大加速。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斯大林主义的各国政权已经在很多方面处于困难重重之中。 基于中央计划和国有经济所带来的巨大优势，在建国初期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但此后由于官僚统治令其窒息，经济处于全面停滞之中。假如不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即是由工人阶级积极地民主参与到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中，那么这一后果是不可避免的。 随著斯大林政权经济危机日益加剧、残酷镇压的本性，加上民众渴望民主，而且官僚体制逐步破坏工人权利和社会保障，由于斯大林主义国家都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统治，因此部分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日渐反感。而这一取态尤其表现在知识分子和官僚本身的身上。在中国，由于1966-67 年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后果，特别是“知识分子”被毛派打为“坏分子”，令不少知识分子特别敌视“共产主义”。 在整个斯大林主义世界中，以中国、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为首，部分斯大林政权的官僚开始寄希望于资本主义，作为维护其自身权力和特权的生命线。在毛派“四人帮”被逮捕并打倒之后，邓小平于1978年掌握政权，并在中国开始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当时并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完整计划，最初是试图在官僚计划经济中“务实地”结合一些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 — 如给予管理层“奖励”、减少对工人的保护、对私人财富和投资更为开放等。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更为有明确意识的亲资政治势力在中共内部逐步浮现，而邓小平和赵紫阳就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上层的变化造成重大的经济转变。首先，所有的农业生产在1979-83年全部私有化，不但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民主化改造人民公社，反而彻底地取消人民公社。农村地区的医疗教育资金过去一直依赖人民公社的支持，私有化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同时，政府还推行“沿海地区开放战略”，将更大的权力移让给东部沿海省份，并鼓励这些省份融入世界市场，特别是通过海外华人的投资。而且以资本主义方式运行的“特区”，也分别在几个地区建立，并随后扩展至更大范围。习近平父亲习仲Ｘ就任广东省委书记时成立了经济特区，因而被认定为经济特区的先驱。其他的“改革”还破坏了国企工人的职安与福利，同时国家以“刺激经济”的舆论宣传去合理化社会的不平等，并指责国企工人过于“娇惯”。同时，在1986年通过了一项新的劳动合同，从而废除国企的终身雇佣制度。这些变化本身还并不等于复辟资本主义，但无疑是对计划经济的大量侵蚀，并损害工人阶级的地位。 毛派写手李民琪，其本人曾经参与了1989年运动（尽管他承认他当时还是倾向于“新自由主义民主派”）描述了从1985年之后所发生的一切： “官方的电视节目、报纸和杂志积极描绘西方资本主义的高度繁荣和东亚‘四小龙’所表现出来的活力。似乎只有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落在后面…资本主义从超额剥削的血汗工厂，变为民主、高工资、高福利以及工会保护工人的权利的同义词。而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才能根据自身的经验，感受到资本主义对于现实生活到底意味什么？”[3] 该如何定性1989年运动？ 今天，由于当局封锁讯息与讨论自由，外界对于天安门事件本身有很大的误解和混淆。一些中共的辩护士仍然将八九六四视作“颜色革命”，并将之归类于与2003年格鲁吉亚和2004年乌克兰政变。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将运动描绘为亲西方资本主义的，而示威者不过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傀儡”。这一想法也为中国部分新毛派运动者所接纳，矛头直指八九运动中很多领袖今天的亲资立场，但这并不一定代表这些人当时的所作所为。但是，重要的是，愈来愈多受毛派影响的青年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这一思想，并开始将八九看做真正的“人民运动”。这是值得欢迎的一步。 与众多的群众运动一样，天安门运动是极其复杂和多样的。尤其在一党专政下，且缺乏独立的工人阶级等受压迫层的政治组织，这情况不可避免的。由于长期处于专制的黑暗之下，这场运动的内部的政治光谱，就如彩虹一样百花齐放。最初，八九运动中的一些势力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抱有幻想，甚至倾心于“台湾模式”，这思潮虽然在整场运动中具一定影响力，但绝非是决定性的。其他一些人则给予希望于“恢复社会主义”，并在思想上靠拢戈尔巴乔夫。但主要是在工人中，已经明显出现了反对“改革开放”，并有捍卫国有资产（1949年革命的最重要成果）的想法。各种思潮的共同点是，渴望民主，日益不满现政权，但至于以何种方式取而代之，却丝毫没有清晰的概念。 无疑，运动最初发起于知识分子和其学生支持者，也就是今天所称呼的“新自由主义者”（当时词汇还未被使用）。他们接近党内赵紫阳一派势力，政治面貌不仅是“民主”，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但是，这些人当时并没有像后来那么直接表达支持资本主义。不少学运领袖并不想推翻政府，而宁愿希望能帮助以赵紫阳为首的亲资一翼控制局面。而这一路线也为他们的一个中心诉求所证实：支持（毫无实际权力的）全国人大召开临时会议，对官僚进行质询乃至改选，并使“强硬派”势力从政府中消失。正如当时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所回忆的：“我们当时的目的，就是要政府听见我们的声音并与我们对话，这是唯一的真正目的。” 但是，一旦打破了心理障碍，人们就自然会走上街道，勇于公开冲击独裁制度。学生的抗议就像是一块巨大磁铁，吸引了社会中所有积累的不满情绪。这样打开了运动的闸门，一些的社会力量虽然与学生领袖的利益与目标并非完全共同，但也涌上街头。即使在学生中，也存在著较年长、较享有特权的亲赵紫阳阶层，以及较年轻、较激进的多数派，视赵与其他中央官僚没有根本性的不同。从群众以“太子党”为称呼就可见这点。而就连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后代，都是恶名昭彰的“太子党”，遭到无数示威者的谴责。如当时的一个顺口溜：“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搞捐献，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 毛泽东主义对于这场运动也有重要而矛盾的影响。不少在北京以外的地区，尤其是在一些工业城市，群众举著毛的画像或佩戴他的徽章走上街头，以所谓毛时代官僚领导“极为清贫”的生活方式，与当时邓小平当局官僚的奢侈生活作为对比。而在北京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多数学生都厌恶毛泽东，认为他原比其邓小平更为独裁。但即使在北京，学生于5月12日所发起的绝食里，所采用的口号及运动手段也可见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子。有一个具争议性的场面，就是当时一些学运领袖指“绝食”过于激进。然而，“绝食抗议”却成为运动的转折点，其他阶层，尤其是工人阶级，开始“跨过藩篱”，毅然加入运动。 广泛群众阶层的介入改变了运动性质，并使之推向另一个方向：从支持和寻求获得某一派官僚支持，日益转变成为一个公开挑战整个官僚体系的运动。就当时而言，天安门运动发展得愈来愈反资本主义，反“市场经济改革”，是整个斯大林政权阵营中一个较奇特的现象。汪晖作为六四最后离开广场的学生之一，在2006年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提到，这是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而且来源于“对于市场改革冲击所带来的痛苦”。 政治革命在八九时是几乎可以实现的，即是保留国有经济下无价的社会成果，但同时将新政权完全置于工人的民主管控下。但问题是，在于当时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缺乏一个真正的、深深扎根于工人与学生中的、能在每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下而上地以清晰的纲领、战术和口号，去引导群众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够有意识地引导不自觉的群众运动，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取代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东莞裕元鞋厂大规模罢工 过去三日，台资企业裕元在东莞有10间鞋厂中，有6间爆发罢工，事由工人揭发资方没有按法例缴足社保以及住房公积金。 “资方欺骗了我们10年。”一名女工告诉《路透社》说：“高埗（地方）政府、劳动部、社保机构和公司都在欺骗我们。” “我们很多人都发现，资方为我们的社保供款每个月少了至少200元，已将近20年了。”另一名工人向香港《南华早报》说道。 罢工数字飙升 这场罢工象征著新一波的工人斗争浪潮，尤其在广东以至中国其他已发展地区。最近，三星、联想、诺基亚和沃尔玛等企业都受到波及。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研究显示，在2014年首季，罢工次数对比去年同期上升了三分一。该组织的报告也指出，警察介入和拘捕次数是去年同期的四倍，可见“地方当局更强硬回应”。最近，不少工运分子受到法院审讯，也证实了这个趋势。 东莞名为“世界工厂”，拥有约1,000万劳动人口，由于全球经济危机以及中国传统出口市场放缓，近年经济受到重创。过去该市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罢工，抗议拖欠遣散费、工资或周边保障。当中包括，裕元鞋厂上次于2011年爆发罢工，当时有7,000工人抗议裁员和削减工资。 引用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所指，今次裕元罢工“规模巨大”，有数以万计的工人参与。由于官方审查造成资讯不流通，不出所料，各媒体所报导的参与人数均不同，从1万人到更多不等。罢工在中国当然是非法的。有与罢工工人联络的NGO分子张志如（译音）称，4月14日（星期一）有超过3万人罢工，然后在星期二有更多人加入。理应掌握国安机关情报的《环球时报》报导，罢工工人高达4万人。 “违法行为” 台资企业宝成国际集团旗下的裕元鞋厂为鞋具代工，就好比富士康为电子产品代工一样。裕元网站宣称公司是“全球最大鞋具品牌的制造商”，每年为Nike、Adidas、Reebok、ASICS、New Balance、Puma、Converse、Salomon、Timberland等品牌，生产三亿对鞋。没错，上述品牌都是由同一班人制造的！ 近年，裕元开始缩小在中国的业务，将生产线转而到印尼和越南等工资更低的地区。由于企业纷纷撤离，搬到工资更低的内陆省分，因此工人的抗议次数急升，以反对拖欠遣散费或削减成本。 根据中国的法律，所有公司都需要为工人全数缴交强制性的社保 ─ 包括退休金、医疗保险、住房津贴和意外保险。最近的法律改革令农民工在迁出城市时，可以连带这些保险转移，令到工人们更能留意到公司有否履行责任。设于美国的“中国劳工观察”最近调查了400所企业，当中竟然没有一所是有全数缴交应付的社保费用。因此，裕元鞋厂工人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是整个制造业的问题。 “我有同事估计，裕元几年来拖欠工资高达10亿元。”一名中层管理职员告诉“中国劳工观察”。 4月5日，裕元鞋厂开始罢工，数百工人抗议，堵塞了附近的天桥。公司回应会保证解决事件，但后来没有满足工人要求，引发工人于4月14日再次罢工。数以千计的工人参与抗议游行，带同横额，写上“还我社保，还我住房公积金！东莞宝成（裕元）违法可耻！” 政府从广州和珠海动员了大约2,000名警员，根据目击者透露，有20名罢工工人被捕，甚至有手持横额的工人被殴打。一名工人向“自由电台亚洲”表示，有罢工工人在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后被送往医院。重要的是，警察镇压反而强化了工人的意志，令更多人加入罢工，与其他地方的现象相似。未来数天将会是关键，裕元已经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若果员工在三天内不肯返回工作，就会将其解职。 工人们利用社交媒体作为建立罢工的重要工具，这趋势在中国罢工和群众抗争中经常发生。根据一名裕元工人所说，过千名工人在4月5日第一次抗议的前几天加入了一个网上QQ群组。这个群组已经被当局查禁，但工人们也建立了新的群组并吸引了更多人加入。 镇压加剧 正当裕元罢工在爆发之际，广州法院判决11名保安去年在广州中医大学医院进行长期罢工为“纠众滋事”。《金融时报》正确地将判决描述为“反映出当局对最近冒起的工运的不容忍取态。” 案件中，六名被告被判八个月的徒刑，因此会在这个星期获释。而另外三人则判处九个月徒刑。“纠众滋事”罪名最高可判以五年监禁，广州法院的判决出奇地相对轻微。此罪名也于1月用以判决反贪腐运动份子许志永监禁4年，另外十名许志永带领的“新公民运动”成员也受到同样指控。 另一重要判决，吴贵军的案件，也快将有结果。吴贵军为41岁的工人领袖，因为在深圳的港资企业迪威信家庭用品厂组织了一场罢工，而遭受“聚众扰乱秩序”的类似指控。这次代表政府更强硬判决工运为非法，因而引发了全球的示威行动。去年，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成员与中国劳工论坛组织了全球同步声援吴贵军的行动，在印度、柏林、圣保罗、悉尼等九个城市的到中国领事馆里抗议。 “如果还有一丝正义尚存的话，吴贵军的罪名将不会成立。”他的律师在4月4日的审讯日中说道。吴贵军已经被关押了超过300天，被指控在去年5月带领堵塞马路的行动，但有出庭作证的工人指出，吴贵军本人其实是反对这个行动。要求释放吴贵军的运动将会继续。《中国劳工通讯》报导，吴贵军的儿子和支持者发起网上连署，得到了超过12,000次转载。 建立真正的工会 即使政权试图加剧镇压，罢工浪潮迭起不仅展示出中国工人的斗争意志，也反映出越来越精密的组织与策略。工人的期望也在提高，裕元罢工工人的网上帖子批评了公司的官方工会的角色，并要求有权选举自己的工会代表。工人们为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而斗争，以对抗资本剥削和专制警察国家 － 这进程欲罢不能。对于“世界工厂”里面的斗争，全世界的工人和工会分子都应给予最大支持！ 中国：运动鞋具厂五万工人大罢工 这是中国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并吸引了国际关注。裕元工业集团在东莞高埗厂房的罢工，已经写入历史。广东省东莞的生产占全中国出口的五分之一。可以理解的是，中共对如此大规模的示威及其所引发的涟漪效应都相当忧虑。罢工人数一度高达5万人，工人要求取回公司未缴付的钜额社保及退休金。 裕元称，罢工造成的直接损失达到6千万美元，这足以证明工人的经济力量。全体工人所需要增加的社保及津贴合共为3,100万美元，只占裕元2013年盈利（4.35亿美元）的一小部分。 中国的福利制度混淆不透明，令全国企业可以合法逃避付款，从而欺骗工人。一个月前，工人发现裕元缴付的社保是基于他们的基本工资，而不是总工资，即少算了加班的工资在内，违反了法例。工人发现裕元的工作合约并不符合法律，于是要求拨乱反正，同时重要的是，他们也要求有权组织自己的工会，并且不要追究罢工工人。 裕元为Adidas、Nike、Timberland等国际品牌制造全球五分之一数量的运动鞋。在现今中国的政治制度下，罢工是违法而往往被镇压的，如此规模的罢工可以维持超过两星期之久，是罕见非凡的。 软硬兼施 根据工人报告，裕元老板运用了强硬的策略，在数百名特警与防暴警察的协助下阻止罢工。过去数十年来，中共政府炼成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去平息群众示威。在今次事件中，公司在当局的促使下，一方面向工人作出了些微的退让，同时结合了威吓暴力的战略。 《法新社》在4月29日报导：“在当局下令裕元‘整顿局面’而公司作出些微退让后，工人指大量罢工者被警方拘留，而关键诉求仍然未达到，而他们只是在胁迫下复工。” 一名工人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我们不会再信任政府及管理层，因此我们要等到钱汇到我们帐户后，才会复工。”工人控诉他们的社保帐户不透明，这正是过往让裕元欺诈他们的原因。 虽然面临镇压，目前还有一些未经确认的报告，指仍有数以千计的小部分工人仍可能在罢工。4月28日（星期一），裕元管理层宣布厂房正在“全面正常运作”，但是《法新社》报导，据数名工人的报告，指“大约八成”工人已经复工。有报告指，有罢工者提出至少在五一劳动节前继续罢工。 虽然工人沿用负责任而和平的抗争策略，但从一开始就面临镇压，因此工人极为愤怒。在4月5日罢工开始，在首几日警察已经逮捕了数名工人，而估计有数十名工人在冲突中受伤。因为管理层给予的复工条件远远低于工人的要求，因此4月14日更大规模的罢工再度爆发。 在整场斗争里，特警与防暴警察都严阵戒备。 “厂房被警察控制了” “喊口号的被抬走。”上星期，一名姓罗的工人向《BBC》表示：“我们甚至不敢制作横额。”在4月15日的游行里，有工人因为持有横额而被警察殴打及逮捕。 在这场游行后，警察在厂房设置了警戒线，防止罢工者将斗争带上街头。上星期，当公司将破坏罢工的手段升级时，工人报导被困在厂房里（在其他国家，雇主通常锁上厂房不让工人进入）。打卡器被拆除，令公司在未来威胁解雇罢工工人时可以逃避支付退休金的法律责任。公司发出三日的最后通牒，若果工人不复工就会被解雇。 警察部署在厂房内，逮捕继续罢工的工人。一名罢工者向《中国劳工通讯》（4月25日）表示：“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回去工作。一个拿著盾牌警棍、戴著头盔的人站在你身旁，你可以怎样？” “警察逮捕在厂房内不肯工作的工人，有超过60人被拘留。这时工厂是被警察控制的。”一名怕被报复而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人向《法新社》表示。 国安机关拘留亦拘留了至少有两名为罢工提供意见的民间组织者，从而增加复工的压力。来自深圳民间劳工组织的张志儒及其同事林东，在上星期被拘留了几日。张志儒在4月25日被释放后，指警察告诉他：“只要工人回到鞋厂复工”，他就会重获自由。 两面的回应 独裁中共面对挑战，尤其是群众运动时，总会展现出“两张脸孔”。在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上星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裕元“确实存在未如实申报社保缴费的问题”。 但正如工人指出，地方政府机关长年与公司勾结，因此对公司的压榨视而不见，从而换取税收及贿款，是中国的常态。裕元执行董事刘鸿志表示，在整场纷争里，地方政府“全力支持”公司给予劳方的条件。警察作为国家权力的“核心”，在这场纷争里站在哪一方是无佣置疑的。虽然裕元被发现违反法律，但领导层没有一人被逮捕。 在尽快结束罢工以达“维稳”的目的，以及恐惧更多工厂会因工资提升而迁出中国（至孟加拉、柬埔寨及其他低工资经济国）之间，当局政权要作出一定的平衡。 要求组织独立工会 裕元罢工成为中国近代劳工斗争史的标志。4月5日，罢工以约1,000名工人开始，然后在下一个星期蔓延至50,000人，包括前线工人及部分管理层人员。在4月18日，罢工蔓延至裕元在江西省的工厂。 裕元工人与2010年浪潮横扫汽车制造业的罢工有一点共通处，就是拒绝中共傀儡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最后一分钟的介入，并要求组织自己的工会。《经济学人》有相关报道，指在厂房闸口的工人撕毁官方工会的信件，该信件要求工人结束罢工，并理解公司释出的“诚意”。 “工会应该有自己的工会。”一名姓雷的罢工者表示：“因为（官方）工会没有站在工人一方。” “工人发动罢工，没有计划” 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加上习近平上任后加大镇压，意味著罢工不会如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些国家的工人已争取到工会权与民主权利）这样发展。没有真正的工会，没有工会会议，没有投票通过决议，没有有架构地讨论去诉求，就如今次东莞的工人斗争，大体上是自发式的即兴行动。 因为中共政权或公司会派出间谍，很容易会阻挠或粉碎有组织的行动，工人斗争倾向于自发爆发。但是，在开始后，罢工会开始有组织的，但在非法与不停的镇压下，很难维持组织的模式。 “罢工是自发而没有好好组织的。甚至可以说工人没有计划过（罢工），但只是发动了罢工。”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的教师兼劳工议题评论员紫晓明解释：“但工人仍然保持高度信心…所以是挺有战斗性的。”他向《TRNN新闻》表示。 正如我们在中国其他的罢工与群众斗争所见，例如反污染和反征地的抗争里，裕元工人使用即使社交网路群祖去讨论罢工及其下一步的行动。有些群组的人数高达400名工人。这些网上平台经常被国安势力入侵并关闭，但新一个群众又再展开。在独裁制度下，手机和社交媒体为工人和活动分子的会议讨论提供了一个“保护罩”。 选举代表 工人要求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在纸面上，在国家控制的工会的框架下，有保障这一权力，但实际上很少被认可。广东常常被“改革”倡议者炫耀为进步的例子，甚至省政府开始实行集体谈判合法化。但在独裁制度下，这一“法例”在现实上是不可能实行的。在今次数十年来最大的罢工里，可清楚见到只有警棍下实行的“集体谈判”。 因此，牵涉在罢工行动的工人对于选举派出代表会见管理层，愈来愈谨慎小心。在“开明”的广东，最近有大批工人代表被逮捕。最著名的有深圳家具厂工人代表吴贵军，他被控在去年一场抗议“造成交通阻塞”而判监五年。裕元工人也不愿意公开拣出领袖，害怕公司和国家会对这些人恐惧。 目前，裕元斗争的前景是不确定的，罢工对工人意识与未来的斗争有巨大影响。“不论我们是不是成功，也会纪录在历史里。”一名姓罗的工人向《BBC》表示。很明显，即使现在仍不能相信公司和政府会完全履行他们对工人的法律责任，没有这场罢工，工人什么也赢不到。在面对镇压下，工人成功组织强大的罢工，瘫痪跨国企业的生产线，为中国工人斗争立下了新一个里程碑，并给予其他工人信心。在未来的日子里，对独立民主工人的诉求会如河水般涌现，势不可挡。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背后是由什么驱动的？ 随著习近平反腐运动势头增强，中共统治精英内部的权力斗争明显进入了危险区。在中国，政权交替时都必然有反腐运动。因为腐败无穷无尽，正在侵蚀政权的社会基础，习近平及中共现任领导受到巨大压力，要表现的像是“来真格的”，但这其实都是政治为先的，以作为权斗的手段，而非刑事案件。 政府面临著一连串威胁，习近平在新成立的国安委首次会议上发表演讲，将目前形势描述为中共政权“最复杂的历史时期”。中共独裁面临多方面的威胁，从大规模经济放缓、痛苦的信贷紧缩（去杠杆化），到罢工等群众抗议兴起。这背景解释了为何习近平反腐运动的规模比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更大，且可能会进一步升级。但这会有可能激起政权内部的重大危机。正如已故的中共元老陈云曾说：“反腐不力会损害国家，反腐太过会损害党”。 外国媒体普遍预计，官方很快会发表声明，宣布如何处置前政法沙皇周永康。他从去年年底以来一直被软禁著。周永康是前任的政治局常委，如果他被带往审讯，会是中共首次如此高级的卸任领导被审。《路透社》（3月30日）引述不透露身份的中国官员说：“在过去4个月中，周永康的亲属、政治盟友、手下和下属总共超过300人，也已经被拘捕和审问。” 这些只是周永康从前建立起的关系网的一部分，包括在四川省政府、石油业和国安机构。自从1990年代中共拥护资本主义以来，这些围绕在高官及其家属周围的关系网，就在中共内部大量扩散。被捕者包括，中石油前董事长蒋洁敏（在福布斯全球500大企业中排行第5），以及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周永康有超过10名亲属已经被拘留，包括他的妻子、兄弟、儿子和媳妇。在此次打贪过程中，调查人员追查到了900亿元的骇人巨款。 据《金融时报》所说，周永康“可能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报章又将周比作迪克．切尼（前美国副总统）以及J．埃德加．胡佛（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中国混合版，因为周事实上掌控著石油业和国安部队。2012年11月，当周永康从中共政治局常委卸任后，紧接著其所谓“石油帮”的党羽就开始被清洗，当时也是习近平刚接管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2008至2012年周永康在任其间，国内维稳费用（法院、监狱、调查人员和警察）上升了一倍，超过了军费开支，等同于越南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情况表明了中共政权内忧甚于外患。今年开始，维稳费用成了敏感话题，中共不再对外公布。 周永康是前太子党领袖薄熙来的主要支持者，现在薄已因贪污而被判处无期徒刑。裴敏欣教授认为，和周永康相比，薄熙来“看起来只是小偷小摸”。裴敏欣作出预言，周永康一案将是“涉及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最丑陋的和最耸动的丑闻。”问题在于，习近平和中共领导层担负得起揭露家丑的风险吗？还是会控制事情以减轻破坏？正如我们在“中国劳工论坛”所解释过：“罪行惊人得令中共高层面对两难局面。因为在对周永康的调查审判中，可能把整个政权拉入政治丑闻的泥潭。” 周永康不仅涉嫌贪污，而且还被怀疑参与其他一连串犯罪活动，包括谋杀和勾结犯罪团伙。据推测，他和薄熙来密谋反对习近平，有人认为这是习近平追查周永康的主因。习的举动打破了党内“刑不上常委”的不成文规定。然而，从周永康正式立案被拖延多久，可见习近平权衡事件的潜在危险，因为上层斗争激化可能引发一场广泛的政治危机。 《华尔街日报》（2014年4月22日）说：“如果习近平真的以清理党内腐败的名义向国家上层宣战，可为政局稳定带来坟墓。” 三分之一官员是腐败的 大规模贪腐遍布中共党国。官员及其后代利用自身职位，聚敛财富，且攫取关键经济资产的所有权。2013年一次未公布的党内调查发现，超过30%党政军官员涉入贪腐。 尽管许多中国人会觉得这数字太低，但该报告仍让我们了解到官员腐败的规模。习近平的清洗行动仅仅触及了问题的表面。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的目标一直是局限的、有针对性的运动。一位接近中共领导层的不具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如果习近平逮捕所有贪腐官员，那政府就会瘫痪。” 习近平在多次场合警告说，腐败威胁到中共政权的存亡。到目前为止，“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运动已经调查了20名部长级官员，其中有一半与周永康及“石油帮”相关。 此外，习近平的禁止奢华铺张的仪式，成功抑制了一些浪费，缩窄了名牌与名酒的市场。这些奢侈品往往被用作贿赂，根据一项国际调查，禁止奢华令中国GDP消失了1.5%（8,450亿元）。在二月，在中国“性都”东莞的扫黄行动中，有数百名人被捕，包括贪腐的警官。黄色事业占当地GDP的10-12%。这次扫黄令公众意见两极化，有很多人反对检控及羞辱性工作者，而有钱的嫖客通常没无脱身。另外一些人将东莞扫黄贬为闹剧，指很多酒店和夜总会在扫黄前预先收到警察警告。 为什么是周永康？ 习近平希望反腐运动可以同时实现几个目标：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透过加强控制愈来愈自把自为的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令政权重新集中权力。清洗延续至解放军，是因为习近平要巩固对这个中共统治利器的控制。邓小平曾经利用1979年对越南的战争（解放军在这战争中惨败）去清洗毛泽东的死忠，从而清除抵抗邓小平与走资“改革”的势力。习近平下令逮捕将领徐才厚与谷俊山被逮捕，后者被指受贿而出卖军队中的晋升机会。谷俊山被指控售卖了上百个官位，并从出售军地中获利。“如果一个上校想成为少将，要掏大约3千万元人民币。”一个军队中的消息来源告诉《路透社》。调查员从谷家中搜到四车财物，当中包括一尊纯金毛泽东。 周永康从前是一位碰不得的人物，习近平将他扳倒，可以自己树立成一个“强势领导人”，并向其他潜在的反对者发出警告，包括地方政府，以及党内的许多关系网。习近平通过这种方式，使中下层政府摆脱今天这种以债务驱动而不能持续的增长模式。这模式不仅是贪污的温床，更重要的是会令中国走向经济崩溃。 有报道称，浙江省作为习近平从前的权力基地，以及私人资本主义的据点，他计划从浙江省提拔200名“具改革思想的”官员，安排到党、政、军内的关键岗位上，借此推行他的经济改革方案。一名中共内部人士对《路透社》说：“反腐行动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目的是把他自己的人和想法一致的官员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去，从而推进改革。 “红色贵族”的财富 周永康家族及党羽被围捕的事件中，让我们看到中国“红色精英”所聚敛的巨额财富。检察官和反腐人员所冻结的银行账户中有存款370亿元，所查获的债券、股票、珠宝和金条总价值达510亿元。 《纽约客》评论说：“关于这批资产，有很多事我们还不清楚。比如，有多少是为企业所持有的，又有哪些与周氏家族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们应该仔细想想这一点：一群中国公务员及其助手所积累的财富比阿尔巴尼亚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多一些。” 《纽约时报》有一份深入报告（2014年4月19日），提供了周永康直系亲属的财富细节。周永康41岁的儿子通过出售设备予国有油田和全国数千个加油站，赚到了数百万美元。这正是中共高官子女借助官职盈利的典型。《纽约时报》报告发现，周永康的三个亲属在至少37家公司持有或控制股份。这些公司涉及能源行业、房地产和其他领域。周氏家族已记录在案的财富至少有10亿元。《纽约时报》评论道：“这些资产也使周永康 － 2007至2012年的政治局常委中的第三人物 － 的家族的财富超过1.5亿美元（约合9.3亿元人民币）” 换句话说，根据“记录在案的财富”，在上一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人民币亿万富翁。除了周永康，另外两个分别是温家宝和习近平自己。这就留下了一个问题，在中共领导高层及其家族手中还有多少“未记录在案的财富”。 中共最高领导人所有的私人财富令英国的“百万富翁内阁”相形见绌。英国议会中最富有的上院领袖斯特拉斯克莱德勋爵有1,600万美元的财富，但周氏家族超过其10倍。据报导，习近平家族的财富是3.7亿美元，是莱德的23倍。 失去控制？ 中共精英的惊人财富也就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习近平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他“缓和”反腐运动。在中共上层中，就谁是下一个目标，以及大规模内部冲突的风险，响起了愈来愈大的警号。上个月，87岁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力劝习近平放慢行动。《金融时报》引述江泽民的话说：“反腐的步子不能太大。”这篇报道说，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也表示了类似的顾虑。在这两个例子中，从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恐惧可见，他们担心反腐行动会使政权发生动荡。在政权里，一个保证互相破坏的体制要抑制各派别与财阀的权斗。 “中国的反腐运动可能会失控。在习近平感到完全巩固权力之后，就必须唤走他的狗。”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埃德．周如此说到。 但是，对习近平来说，讲比做容易得多。反腐运动可以有自己的逻辑发展，第一，面对公众反腐的舆论压力，中共需要缓和愤怒，第二，为了在权斗中取得优势，这两点也会迫使中共领导拉开新的反腐战线。最近，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被捕，就是另一条战线，而有传另一名前政治局委员贺国强被怀疑包庇宋林。华润集团控制2,400间公司，雇用50万人，被指控以过高价格收购山西的煤矿业，损失了数十亿人民币。宋林的女友为一名香港的投资银行家，她被指控为宋洗黑钱，聚敛超过10亿人民币的财富。 由于周永康被审判的话在政治上相当敏感，因此一直被拖延正式立案，令人怀疑因此他可以避免检控，或者被无限期软禁，就如前党总书记赵紫阳一样。习近平打破了周的权力根基，但会因此而满足而放手吗？更有可能的是，案件之所以被拖延，是因为需要炮制一个纯粹关于经济腐败的案件，并让当局政权掩盖爆炸性的议题，包括企图发动政变和谋杀。如果周永康现在被免罪的话，会削弱反腐运动及习近平领导层的诚信。 《学习时报》前副总编辑邓聿文提出这一意见：“如果你不能处理周永康，如果说你反腐？你在全世界面前吹捧反腐，但你现在突然停下来？这不是证明你做不到吗？这意味著你没有权力。如果你没有权力，又如何改革？这是徒劳无功的。” 巩固一党专政 在四月，“新公民运动”再有四名成员上庭受审，被指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当中最高被判监三年半。加上许志永在一月被判监四年，该团体共有十人因为要求公开官员财产而坐监。这些活动分子主张体制内改革，连他们都被检控，可见习近平一方面在放松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但却加强中共的政治垄断。 美国人权监察在2014年的全球报告里指出：“当习近平大谈对付腐败，并且有很多高调的逮捕，政府却苛刻地打压那些揭露政府及党高层腐败的人。” 在习近平统治下，政府加强媒体审查、网路控制，并镇压工人代表、维权人士和博客。去年，向学校要求“七不讲”，禁止教师谈论民主、人权，以及意味深远的“权贵资产阶级”。 中共领导深知道社会和经济危机正在深化。习近平相信，透过加强国家的镇压，重新集中权力，可以挽救中共政权及自己的地位。在托洛茨基这位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对1930年代斯大林独裁的批评里，讲述了习近平想法的错误： “但历史会破坏对警察的幻想，今次也一样。当政权与国家发展面临不可调和的社会或政治矛盾时，镇压肯定可以为延长一定筹命，但长期来说，镇压机器自己会开始崩坏、趋向暗淡、粉踤。斯大林的警察机关正进入这阶段。雅果达和叶若夫（斯大林秘密警察首脑）的命运不仅预言著贝利亚（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但也预言到三人的共同首领的命运。”（大清洗的结算表，托洛茨基，1939年6月10日） 这帮助我们了解到，对前政法沙皇的清洗意味之深远。 习近平的访欧之旅－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从索契到欧洲，习近平上演了一出近乎完美的“外交秀”。此时已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第6个年头。欧洲仍在经历著削支政策和对工人生活水平的打击，不仅没有走出经济低谷，反而陷入常态性的低迷。此起彼伏的群众斗争虽然没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无疑在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 另一方面，自由化改革使中国不可避免地掉入资本主义困境。加上来自西方的震荡和冲击，中共统治者被迫在狭小的资本主义圈子里寻找出路：对外“合作”、对内“改革”。 经济之旅 《BBC》报道称，习近平来到欧洲时带著一个200人的商业代表团，出访的核心目的显而易见。 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国难以维持原来的发展速度。而且在资源和市场的双重挤压之下，中国加工出口企业大量倒闭。沿海地区工厂老板跑路潮引发了激烈的工人斗争，使人联想起台湾的“全国关厂工人连线”抗争事件。罢工代表吴贵军被捕就是因资本家跑路赖帐而起。 面对困局，中共政府不得不采取对策。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习近平访欧期间一直没有离开的话题就是“开放市场”。 11天内，中国和欧洲四国签署了120多项合作协议，价值700多亿美元，并且提出了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可能。资本和商品将在亚欧大陆上更顺畅地流通，而工人却被套上更沉重的枷锁。根据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规律，中欧贸易和资本自由化将会加速寡头垄断的形成。在国内外资本家的联合进攻下，工人群众不得不承受更加露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就意味著更加严重的剥削。 中欧战略 2012年，奥巴马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令中美在亚太区局势大为紧张，直接间接引发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与中国发生一系列领土冲突。内外交困的中共政府必须借助欧洲大陆的力量，才能制衡来自东方海上的压力。 《BBC》发表文章称，“利用（欧洲）这张地缘政治的王牌，北京可制衡美国，牵制俄国，还可敲打日本。中共建政以来，欧洲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中国的全球地缘战略博弈中占有如此之重的份量。”习近平说中国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宣扬“中华民族是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保证“中国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这一切无不是要打消欧洲统治者的顾虑。 为了拉拢欧洲，习近平需要“在亚欧大陆架起一座友谊和合作之桥”。但资本家的友谊也是有价格的。各国资产阶级都想占据资源、扩张市场、牟取利润。联盟只会是暂时的，反目成仇不可避免。目前削支政策使经济冷淡成为常态，局限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合作”无法扭转这个局面。最终在有限的资源和市场面前，中欧资产阶级将会扯下面纱，抛开虚情假意的承诺。甚至在必要关头时，以赤裸裸的经济乃至军事冲突作为最后手段。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习近平在欧洲学院演讲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帝制、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相并列，希望证明它只不过是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普通的”政治制度，可以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平共处”。这决不是偶然的。习近平在欧洲的每次会谈都要提到“改革”这个词，以此向欧洲资产阶级表示“诚意”。 1978年后，中国由官僚计划经济走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去年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被看作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换句话说，就是新一轮经济自由化的启动。建设亚欧开放市场，正是中国资本主义化的外部表现。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推动中共统治者加入世界市场，寻求资本“更有效率的”运作和更多的利润。 习近平说：“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意味著希望从现时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松缚，走向全面的新自由主义化。但在经济与政治上，这都是难以实现的。习近平访欧以及随后的中欧合作，预示著中国阶级斗争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激化。 在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框架内里不可能解决中国工人阶级所承受的压迫与剥削。相反，中共的资本家与西方资产阶级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打击世界工人群众斗争。就好像中共在柬埔寨成衣工人罢工事件中所做的那样。但同时，中西方资本家的联合压迫，会让中国工人阶级看清民族主义宣传乃至整个中共政府的恶劣本质。工人群众要解放自己，就必须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共同对抗世界资本主义。 中国草根左翼的复苏 是什么使毛泽东主义等左翼思想得到越来越多青年人的支持？ 近年，尽管政府周期性地打压左翼网站和左翼活动者，但中国还是出现了左翼思想的回潮。有评论员称，是习近平自己令毛泽东主义复兴了。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访问了一直紧跟最新动态的红马（笔名）。 今天的中国青年越来越认同毛泽东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趋势？ 大体上说，中国从1990年代开始出现各种左翼思想的回潮，其中毛派是最广泛的并占据著主导地位。但也有其他一些左翼派别，如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 1980年代之后，由于资本主义复辟，新自由主义政策兴起，当今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尖锐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对工人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压迫，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残酷现实间的出现巨大差距。 所有这些问题都促使热血青年们去质疑当代社会，并寻找一个左翼替代方案。 近些年来，这一趋势开始加速发展。马克思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著活人的头脑。”1949年革命和及后的毛泽东红色中国，在早期取得了巨大进步， 所以尽管后来造成了不可思议的灾难，并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但一些激进群体还是选择了毛泽东主义作为武器，以质疑、挑战和反抗现政权及其资本主义模式。这是可理解的。 同时，为了维护其统治与合法地位，政府和中共仍把毛泽东的形象和“社会主义”一词用作“红色遮羞布”，为其资本主义统治地位与合法性护航。 习近平也在其统治之中注入了一些毛派“风格”—这是向左转吗？ 左倾青年和毛派如何看待习近平的“毛泽东主义”？ 尽管习近平在演讲时，用到一些毛派措辞，甚至“马克思主义”言论，但人们从中看不到任何向左转的具体措施，反而恰好相反。 实际上，习近平和政府正在进一步实施所谓的“改革”政策，包括国有财产私有化，例如铁路和石油业、金融领域的自由化、土地和土地使用权的自由市场，等等。 有人相信，习近平正在复制所谓的重庆模式，只是抛开了身陷囹圄的薄熙来。 这是因为习近平发动了一场全国运动，打击腐败高级官员、非法黑帮和色情行业。这些运动可以赢得一些公众支持，在一段时间内也包括一些左翼人士，但这和左翼政治没有任何共通之处。正如许多媒体所观察到，习近平在树立自己的个人权威，以此取代之前“集体寡头”的党内体系。 在演讲中，习近平多次强调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改革时代的联系，也强调了民族主义的中国梦与美国梦之间的关系。 他似乎想采取一种实用的国家资本主义来进行统治。 薄熙来被定性为新毛派最突出的中共领导人，正在监狱中服无期徒刑。薄有没有社会的支持？ 他和年轻的新毛派有著怎样的关系？ 薄熙来及其“重庆模式”在左翼中仍有一些支持。 重庆模式从来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而是国家资本主义再加上一些民粹宣传。即便在挺薄的毛派中，也有很多人认同这一点。 由于政府在薄熙来贪污案中没有向公众出示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薄熙来的魅力，加上中共其他高官的丑闻，反倒帮助他赢得了一些左翼群体（毛派），甚至群众的支持和同情。 所以，在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他的支持度实际上相对更大。 所谓的“中国至宪党”在2013年11月由挺薄人士成立，就是一个例子。在薄熙来被捕（2012年5月）一周年时，网上出现了一些受欢迎文章和视频，对他表示赞颂。 现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关于19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激烈讨论，背后是什么？ 现在，中共官僚与资本家互相勾结，剥削劳动者，并享受著巨大的财富和特权。 这一局面似乎证实了毛泽东和造反派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警告，因而合理化了由其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所以一般来说，中国的左翼青年赞同文革。 即便是那些不支持毛泽东和毛主义的左派，也会支持文革的一些要素，作为一场从下发起的左翼民粹运动。 同时，政府和（中共党内外的）自由派都害怕群众运动会造成混乱。 对他们来说，文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尤其在其初阶段。 这就是为什么在薄熙来被捕时，前国家总理温家宝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文革可能重演。 许多自由派和主流媒体认为，一个坏秩序，例如中共独裁，总比没秩序好得多，所以他们竭力警告和抹黑文革。 事实上，中国政府从来都没真正公开过文革的真相。在文革期间，局势接近半内战状态。中共官僚的敌对派系明争暗斗，但也有官僚镇压一些平民的反抗。在文革和1976年政变之后，数百万平民造反派遭到严厉的清洗、镇压和监禁，结果邓小平和保守官僚集团夺取政治权力，为复辟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 中共政权不分左右，打压两派的异见人士。在批评中共政权方面，想要民主和更多“自由市场”政策的自由派，有可能和新毛派找到共通点吗？ 在大多数问题上，自由派和新毛派似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一方面，即便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自由派仍对西方资本主义存有极大的幻想。 自由派的核心群体强烈反对任何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那些反对“放任资本主义”的左翼自由派在中国只是少数。 另一方面，许多中国毛派盲目地、无条件地保卫毛泽东及其在1949-1976年间的统治。 他们深深地怀疑著“资产阶级民主权利”。而且，温和自由派（改革派）和软毛派（所谓的“救党派”）有著不同的立场，但有相同的基本路线，就是把所有希望放在改良中共上。当然，毛派和自由派所设想的改良是相互对立的。 之前我们曾听说，有一群规模小的青年认同托洛茨基主义，而不是毛泽东主义。在今天，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兴趣有多大，这兴趣是否在增长？ 托洛茨基和托派思想还并不为中国公众所熟知，但是它在一群左翼青年中越来越受欢迎。这一倾向可以追溯到21世纪的头10年。一群由数百人至上千人的年轻人，通过百度（baidu.com）讨论群、豆瓣（douban.com）、QQ聊天群和微博（weibo.com）等途径，在网络上下定期讨论和学习托洛茨基主义。 他们大多数在转向托洛茨基主义之前，都对毛泽东主义、所谓的“官方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等政治主张感兴趣。 他们支持施行公有制、工人民主和国际主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其中一些人为各种国际托派网站撰稿、翻译文章和杂志，如工人国际委员会（socialistworld.net）与马克思主义文库（ marxists.org）。 一些人至少部分参与到工人斗争之中（加入非政府组织、为工人制作小册子/杂志）。除此之外，更广泛的左翼青年，甚至是一些毛派，开始对托洛茨基主义感兴趣并表示友好。例如，一些青年毛派说，在现阶段的中国，毛派和托派在各种政治问题上有“80%的共同点”。托派希望和毛派合作反对资本主义，当然同时仍坚持一些关键性的原则。 杭州反焚化炉示威冲击中共政权 今年三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大张旗鼓，承诺要“向雾霾宣战”。但看到这周末杭州市余杭区的血腥镇压场面，中央更似是“向反雾霾的示威者宣战”。于5月10日，大批民众发起抗争运动，反对当地政府兴建垃圾焚化炉，但遭受到数百名防暴公安强行镇压，酿成流血冲突。期间民众堵塞高速大道，人数有近5千，有传更达至3万人。 近几星期，在距离省会杭州市中心约20公里的余杭区，群众每天都有发起和平的示威游行。由于焚化炉释出致癌物质，增加当地居民患癌率，因此各个城市的民众对兴建垃圾焚化炉的反对声音不断。根据一个官方来源的数字，自九十年代中起，针对环境问题的“群体性事件”次数，平均每年上升29%。正于一个月前，广东省茂名市亦爆发千人示威，反对政府在当地兴建化工厂，最终迫使政府“重新检视”计划。 上星期六，在余杭爆发了暴力事件，发展的模式似曾相识。事由于原本当地官员在群众压力下，搁置兴建焚化炉，但浙江省省长李强到访余杭，推翻了这个决定。于是，数千名示威者聚集并堵塞高速公路中心，要求暂停计划。 一如既往，警方严厉镇压，成为了问题的祸根。警察与防暴公安封锁道路，并部署警力。官方消息指出，至少39人受伤，包括29名公安。但网上流传多张相片，发现受伤示威人数更高，很多都头破血流，而相片其后即被网络审查迅速删除。而根据官方媒体报导，大约30辆汽车，包括6部警车，被翻倒或摧毁。这次警民的激烈暴力冲突显示了，在中国镇压式的独裁制度下，人民对于中共加速实行的新自由主义亲商政策，聚积著爆炸性的极大不满。 《每日电讯报》的驻上海记者，汤姆．菲利普斯报导：“在星期六，发生冲突的初期，据报导一名示威者受伤及被送往医院。这引发更多的暴力冲突，一直至星期六晚上。但中央电视播放的却只有数名男子用拳头袭击一名公安，以及安全部队逃离一群用玻璃瓶掷向他们的暴民。”冲突之后，余杭进入变相戒严状态，警方已封锁示威地区中心中泰乡，并通缉照片被公开的疑犯。官方媒体表示，已有53人被警方逮捕。 镇压与威胁 余杭的居民表示，政府从没有知会他们关于的兴建焚化炉的计划，亦没有进行环境评估。一群独立的环保人士自己进行了一项调查，并公布了结果，令当地居民警觉起来。《郑州晚报》报导，今年四月，民众收集了约二万个联署，反对兴建焚烧炉。 由四月底起，数百名群众每天聚集于余杭政府的办公室外示威。于5月10日的骚乱之前，已有中泰乡当地居民投诉被公安威胁、恐吓及殴打。而前中泰乡的村长亦因反对焚化炉工程计划，而被高层官员迫使他辞职。随著抗议行动的开始，所有被发现的参与者都被当地政府恐吓。教师和学生都收到由当局发送的短信，警告不要签署请愿书。当地居民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如果你参加的话，他们会打电话恐吓你。如果你是父母，他们会发短信给你，威吓你和孩子不要参与。” 正如在其他大规模的抗议运动里，包工人罢工，线上聊天室在协调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些线上工具也被网络审查。即使星期六警方大规模镇压群众，一群中学生仍然勇于星期日5月11日的晚上继续游行。 环境荒废 近年，反污染抗争运动的力量不断壮大，余杭的抗争就是其中一例。由于中共独裁面临环境的崩溃，严重的空气、水质和土壤污染。有“空气末日”之称的巨大烟雾云现象，瘫痪了主要城市人民的正常生活，尤其于中国北方。科学家警告，如此极端的空气污染问题，就像一个核冬天，减慢了植物光合作用的过程，会对中国的粮食供应造成威胁。上个月的一份报告显示，近五分之一的中国耕地被重金属及其他工业废渣污染，证实了人民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 若然余杭的焚化炉建成，将会是全亚洲最大的垃圾焚化炉，每年可处理超过100万吨的废物。中央政府亦正策划“垃圾焚烧大跃进”，未来数年内将会有大约300个焚化炉，兴建于全国各个地方，处理城市的大量垃圾。民众担心若然没有加置合适的过泸器，以过泸焚化炉释放出有毒物质，如汞和二恶英，会引致癌症。但政府贪腐情况严重，加上安全和环保标准一向疏忽得恶名昭彰，只会令公众更为焦虑。 一名余杭居民向香港的《南华早报》表示：“我们根本不相信政府的话。他们说会按欧洲环境标准来兴建焚烧炉，但我没有办法信任他们。” 由于政府以往只会于示威行动的压力下“假撤回”，其后秘密重新推行，民众对于中共政权已变得不再信任。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余杭抗争中，即管地方地府已表示撤回，但运动依然升温。在上星期，政府宣布不能在没有人民支持下进行项目。可是很明显地，一个独裁国家只会强硬打压人民表达反对的意见，因此这句话根本没有意思。 余杭示威运动亦是对于中国社会爆发将至的另一个警示。虽然暂时还没有官方的数据，但相信每年约有十万宗“群体性事件”爆发，包括环保抗议、农村抗争，以及工人罢工。在三月底，茂名市爆发反对兴建化工厂的示威，之前宁波、昆明、大连等地出现类似的抗争行动。几星期前，东莞的大型鞋厂工人亦爆发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大大冲击了中共政权。这次罢工可能正正预示著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动荡，工人对于工厂倒闭、拖欠工资，及扣缴社保等不公情况的不满已达到沸点。 社会主义者与中国劳工论坛强调，需要将工人斗争以及更广泛的民主运动，与正在觉醒的环保运动连系起来。有需要发起运动，要求政府释放所有被逮捕的反污染示威者，亦需要独立调查余杭的镇压情况。这与要求释放被判监的工人代表和反腐维权人士的情况一样。这些运动都需要与争取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以取代漠视环境破坏的资本主义“市场”。 中国：“三高”企业带来巨大的环境代价 今年4月，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在其报告《中国已经成为污染大国》中说，中国各类污染物排放量均居世界首位，并远远超过自身的环境容量极限。近三十年来，中国依靠“三高”企业（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取得了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但其代价是环境状况不断恶化，空气、水源、土壤遭受著空前的破坏。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发了群众的担忧。中国自1996年来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2012年甚至激增120%。当前中共专制统治和阶级压迫导致国内矛盾愈演愈烈，群众的每次团结行动，都可能成为爆发全面反抗的导火索。为了平息群众的怒火，中共开始采取措施应对突出的环境问题。根据《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国将在2013-2017年间投入1.7万亿元治理大气污染。但是由于缺乏社会监督，这些资金具体怎样使用很难为公众所了解。 污染西进 为改善空气质量，北京今年将清除300家高污染企业，其中一部分将前往河北、天津和内蒙古。尽管政府声称不会转嫁污染，但企业的改造缺乏充足资金，政府给出的承诺也没有任何现实保证。首钢集团将钢铁产业搬迁到河北唐山，就是一个转嫁污染的典型案例，也反映出中国东部地区“治理”环境的普遍手法。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停止燃煤发电项目后，为保证充足的电力供应，煤电只能向西部地区转移。这样东部一线城市就可以使用“清洁”的电力，而将废气和灰尘留在电力输出地。 2012年，被称作“中国蓄电池产业基地”的江西省宜丰县爆发血铅风波。起因是当地多家蓄电池厂排放的铅尘导致大量儿童血铅超标。宜丰政府提供优惠政策，鼓励那些受到整治的污染企业到当地建厂。在国内外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共政府不能也不愿彻底清理高污染行业。因为大部分社会财富操控在官僚和资本家手中，改造生产模式会进一步加重政府债务负担，要想满足东部城市需求、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就离不开“三高”企业。如果出重拳治污拖住了经济的脚步，隐藏在光鲜表面下的烂疮就会曝露出来，对于中共政权来说其后果远比环境问题严重的多。 世界工厂的污染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表面上担忧中国的环境污染，例如试图向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却难掩其伪善面目。1960年代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外转移高污染企业，中国就是一个重要接收地。据统计，中国引进的投资中至少有20%属于高污染行业。《华尔街日报》报道称，2006年中国排放二氧化硫的三分之一以上、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的四分之一左右来自与产品出口相关的经济活动。如果将中美贸易中相关的污染排放物计算在内，2006年美国对这四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将要比当前数据高出6-19%。 在去年的达沃斯论坛上，美国铝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克劳斯．柯菲德表示，有一些行业在中国进行生产，增加的产能是不合理的，因为污染非常严重。可以将这些行业放在国外进行，而且效率更高，污染也不会发生在中国，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发展方向。换句话说，就是要把这些污染企业搬到更落后、更缺乏环保措施的地方去。可见，与中国国内的污染转移相似，掌握著金融霸权的欧美资本主义自己享受著清洁的环境，却将落后地区的人民投入废水与废气之中。随著中国国内环保措施的加强，高污染企业为了寻求宽松的环境，很可能将生产搬到东南亚等工业化水平更低的地区。 治理环境污染亟需社会主义方案 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生产是为了追求利润。无序的、过度的生产往往浪费大量资源，同时排放有害物质。等到当地群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又会将污染转移到落后地区。资产阶级仍旧大肆敛财，受愚弄的却是人民。另外资产阶级政府会将环境治理外包给私人企业。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为了清除他们自己所制造的污染而向人民伸手要钱。环保行业的资本家借此装满了自己的钱包，而该行业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一样受到剥削。可见资产阶级并非关心人类的共同家园，而是视之为另一个可以增值其资本的行业。 为了解决环境污染，我们必须提出并坚持一个社会主义方案：各地组织居民委员会审查当地企业生产状况，关停高污染企业，只有各地居民都组织起来才能阻止污染向其他地区转移。只有将行业和银行国有化，并将之交由工人民主管理，按照群众的需求而非资本家的贪欲进行生产，才能避免资源浪费，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并且打破石油业的既得利益，方能推行洁净能源。只有国际上实行民主监督的计划经济，才能避免将落后国家变成发达资本主义的“环境避难所”。 如履薄冰的中国经济 中国内地的经济走向一直是世界各国所关注的焦点，房地产价格下跌、大量工业产能过盛，以及银行危机的存在风险。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角色相当重要，因此这状况已令各地政府和资本家感到恐惧和戒备。 经济危机有多远？ 零八年世界经济危机之时，中共推出四万亿救市方案以图刺激经济。这政策在短期内让中国经济在全球危机中脱逃。但是，这不免只是饮鸩止渴式的“解决方案”，而这为经济所带来的缺陷恶化，特别是刺激方案鼓励金融投机的浪潮，造成了庞大债务。 最为明显的，就是由于这种依靠投资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方法，导致了今天中国内地的经济严重过热，亦即是产能过盛。比如兴建了过多不必要的基建，如公路、铁路、机场等，这些基建建成后使用率低下，也就是意味著这些基建都变成了“过盛”产能的一部份。不仅如此，在兴建时所需的各种跟进工程和配套设备，钢铁、水泥、机械等亦会随之而过盛。综合各方数据，具体来说，全中国各产业的产能过盛超过50%。而引发日本长时间经济萧条的产能过产程度亦不过30%。 另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就是地方债务，关于这个问题，内地不少经济学家如郎咸平等，都作出过分析和估算，指中国可能有330个地级市负债的严重程度如同美国底特律（已宣告破产）。根据中国自行公布的官方资料，13年6月审计处针对36个地级市进行审查后，指出其总负债3.85万亿，其中16个市(包括9个省会)负债率超过100%，即已处于技术性破产阶段。 根据内地的经济学者计算，地方政府总负债高达68万亿，而相比之下，2012年全国GDP总额为52万亿，亦即是说中国的地方负债占GDP的比例为130%。反观即便是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的平均负债比例亦不过为122%！ 因此，自2012年起，中国各地地方政府纷纷发行地方债券和理财产品等，借以筹措资金偿还债务。连前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亦将之称为“庞氏骗局”（简单而言就是指以新债抵旧债，而每一次举债的数额和利息成本都愈来愈大，直至失去偿付能力）。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存在巨大危机，而危机的爆发将可能会由两种不同的脸貌所呈现。 滞涨还是崩溃 既然中共选择了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言则意味著其亦只能屈服于资本主义体育的内在逻辑，中国即使以市场经济为主导，辅以宏观调控的所谓“中国模式”，过去曾被一些西方经济学者所称颂，但时至今日最终也摆脱不了马克思的“诅咒”－资本主义是一个自我矛盾的体系，必然会出现周期性经济衰退。 零八年为应对经济危机而阔绰出手的方案更似是病急乱投医之举，使得热钱在国内市场全面泛滥，淹没了几乎每一个有利可图的经济板块。如太阳能产业就因其利润高，投产所需准备时间短等因素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资本，使得现时全国太阳能产能过盛高达92%。 即使指假如全国太阳产业从此停止增长，而同时市场对太阳能设备的需求每年增加3%，那么就要整整24年才能完全消化现时过盛的产能，亦即是说整个产业将可能面临24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萧条！而产能过盛绝不仅仅出现在太阳能产业，数据指出，中国造船业现时过盛91%、风能70%、不锈钢60%、煤化工50%、机械和汽车卡车约50%、钢铁水泥超过30 %，几乎函盖了整个国家的重工业领域。 而在地产市场上，中国房地产市场现时已出现危机的端倪。很多二三线城市甚至一些一线省会城市的地产市场已开始走到下坡路。这是由于过去十多年来近乎疯狂的地产建设，造成大量房屋空置，变成一个又一个的鬼城。如内蒙乌兰包托的情况甚至达到了即使全市所有家庭分配一套房屋，仍不足以填满空置量的情况。 正如习近平提及增长减速会成为“新常态”，高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经济会面临两个选择－ 软著陆或硬著陆。 但事实上所谓的软著陆也不见得有多“软”。因为在消化产能的同时意味著全国重工业的大萧条，意味著更多工人失业，同时地产房价的下跌亦令城市的中产阶级各下流动，加上严重的通涨以及不可避免的人口老化问题。这些问题也会随著经济萧条而集中爆发，因此所谓的“软著陆”对中共政权而言就如同走进地雷阵一样。虽然现在习李不想动用重大的刺激方案，但如果面临严重的放缓或崩溃，他们不免会使用更多“国家资本主义”的调控手段，特别是要求银行投放更多信贷。这些手段只能换取时间，但未来要付出更大代价。经济危机只会进一步重挫中共独裁政权，令其命悬一线。 中共自其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一直企图以经济的“高增长”缓和和掩盖在其专制下底层人民的巨大不满。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商品输出，在很大程度上支撑著现时如履薄冰的世界资本主义体制，故此，中国的经济危机会进一步重挫全球资本主义体制。让我们组织起工人的力量，才能从廿一世纪资本主义下的大规模失业与一潭经济死水中逃出生天。 中国：庞大监控的维稳工程 中国政府为了维持集权统治，一直牢牢地控制著传统三大媒体 － 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和新兴手机技术在中国极速普及，令当局必须严阵以待，加强监控。中国的监控工程庞大，从每年的“维稳”费上已能反映出来。中共的“维稳”经费已经高得不再公布，但过去4年都超越军费，可见中共最惧怕的不是其他帝国势力的来犯，反而是中国国内每年超过25万宗的群众运动。中共每每动用媒体的监控、网上言论的封杀，将群众运动推到中共可以控制的范围以内，但这只会令社会的积怨矛盾不断累积，为专制独裁政权争取多一天苟延残存的机会而已。 习近平上台后的监控 去年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就曾传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压言论自由的谈话内容，其中的“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搞不好会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言论，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一切数位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讯、微信、博客、论坛等新兴媒体，都不能为之提供方便。”都揭示出中共对网络监控的重视，钳制言论、新闻自由、阻截讯息流通正是中共的当前首要任务。最近，多位网络名人如董如彬、王立铭等被以“网路造谣”的罪名被捕，显示习近平上台后对网络言论禁制从未有一刻松绑。 如今的世界局势，除了网络监控外，网络战争也是令国际局势不断升温的一个战线，当中周边国家如印度、北韩、南韩、日本都已在建构网络战部队的同时，美国则在2009年宣布成立网路战司令部，拥有属于自己的 “网军”，但现时为止中国官方仍对中国是否拥有 “网络军队” 矢口否认，声称中国网络空间基本不设防状态，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网络的监控 在中国，曾经被广泛报导的“金盾工程”，又称为“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是为极权暴政下产生出的一个庞大网络监控项目。这项目名义上是打击犯罪、增加信息共享，实际上用于干扰、监控、审查和封锁中国大陆境内的公民电话、互联网等信息传送活动，更重要的是为了当局拘捕维权异见人士提供更有效的平台，包括上访户、迫迁户、独立作家等。 中国无国界记者形容中国网络监控为“目前是世界上最严厉的网络控制制度”。在3月中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网民监狱”就至少有70人因为网路活动而被中共当局收押，而且被监禁的30名记者中至少有3人是因为他们在网上发表的文章而被判刑。上月，中共国家网际网路信息办公室（国信办）副主任王秀军称现时中共的网际网路管理上升到最高层面，当中政治安全是根本。中共的网络监控时有遇到反对声音，可是当局却又是不断将监控力度提高。 在2007年在全国爆发的反对PX化工厂的斗争里，主流媒体普遍失声之下，厦门巿民就是利用手机短信传播讯息，显示科技的进步为言论窒息的民众打出一丝的缺口，可是中国政府部门也推出 “手机实名制”以加强控制，强迫手机用户以真名登记，配合与中国三大网络营运商的协助，以关键字、限制点对点的流量等作手段控制资讯流通。 2011年，上海一小段路段被揭发安装了75个监控镜头，因而引起大量民众反对，最后中共不得不拆除一些监控镜头。而据《新唐人电视》报导，上海公共安全产品国际展览会（上海安博展）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共花费1,000亿人民币购买2万个监控摄像系统用于所谓维稳。 《华尔街日报》亦指出，在中国的公共场所总共约有近一亿个监控摄像头，而当中只有1千万个为民间所用，其余的都用于监控公共场所，这些摄像镜头不只是安装在街道，更有些是安装在计程车和餐馆等。中国的监控市场在未来5年内，仍将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而中国无国界记者更揭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数万 “网络检察员” 和 “网路警察”的国家。中国各省、巿公安系统都建立了网络监控特殊部队。 “网路警察”在过去十年更已逮捕了几百名网上作家和网络上的异见者。 哈佛大学政治学的一名教授－ 金加里（Gary King）就尝试研究中国网络审查制度，他赫然发现中国的互联网审查是针对集体性行动而非批评性言论的，这表示中国政府更惧怕人们组织行动起来，就像中东阿拉伯之春的时候一样，当人们走上街头反抗暴政，就是推倒政权的最大力量。中共了解到互联网可以快速动员群众走上街头，所以网络的监控就是维护政权的重要一环。 废除秘密监控系统 资本主义就是代表国与国之间必须维系资本家利益而不断军事化扩张，故此，网络战争、网络监控、加强镇压机器是理所当然地会发生，损害的就只有平民百姓的私稳、言论自由和被拉扯入无情的战争之内。从斯诺登事件中，可见资产阶级民主的美国的网路监控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以反对“煽动颠覆国家势力”甚至是“反恐”为名，不断侵害平民的言论自由及私隐权。一个真正言论自由的社会主义组织，应该以废除国安监控，全面保卫言论自由和私稳权。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停止政治审治，捍卫言论自由 停止政治检控及迫害异见分子 废除秘密监控系统，停止一切反民主的监视行动 打倒私营媒体和科技企业的垄断，由公共民主控制，要真正的媒体自由 中国：学费高、质素低、难找工，全国学生苦不堪言 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达3,325万人，从规模来看位居世界第一。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其毛入学率仅有30%（世界平均水平为36.06%）。 在不断增加的高校学生人数下，隐藏著学费负担加重、高校教育质量下滑、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等问题。学生对教育体制的不满直接指向中共政府，使其越来越难掌控期待变革的青年人。 高昂的学费 在走向资本主义后，中国政府将高等教育也交给了市场。 1989年高等学校开始收取学费，原来的“免费上大学”政策逐渐取消。从最初的200元（人民币，下同）到现在的5,000-10,000元，二十年间大学学费总共上涨了25-50倍。再加上生活费和住宿费，一名大学生4年要花掉大约6万元。但去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7万元（平均数背后还隐藏著巨大的贫富差距），也就是说学费已经超过了一个双职工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更不用说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一万元。结果就是全国有25.5%的家庭供不起子女上大学。根据2004年的一项调查，甘肃省因教返贫的人口高达返贫总数的50%，学费高昂已成为甘肃农民返贫的首要因素。在中国，教育一直被看作底层群众改变生活境况的重要手段。但是现在考上大学不仅没能使贫困学生“跃过龙门”，反而给他们的家庭套上枷锁。富裕学生更容易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可以出国留学；而贫困生如果不愿承担高昂的学费，大多就只能像父辈一样从事低薪、劳苦的体力工作。政府虽然设立了贫困生补助体系，但存在极大弊病。许多时候申请补助金实际上是一场“比惨大赛”。只要申请书写得够惨，即便是身穿名牌服装的富裕学生也可以领到助学金，真正的贫困生反而得不到名额。目前，多个省份正在酝酿或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学费涨价，涨幅最高的院校可达50%。连普通家庭的学生家长都叫苦不迭，势必将更多的贫困学生排除在大学教育之外。 教育质量堪忧 尽管学费一路上涨，但中国高校的教育质量却难以与之匹配。 90年代末的“教育大跃进”更多是为市场提供了高学历的剩余劳动力，在提高人民文化素质方面远不如预期。扩招增加了学校和国家的收入，暂时缓解了就业压力，但是师资力量的提升却没能跟得上学生人数的增加。在大学里，职称和奖励的评定主要依靠研究或论文数量，所以不少教师忙于课题、经费、会议、评审，对于教学反倒不用心。更有什者干脆让自己的研究生或博士生来代课。同时，科研成果关系到高校的排名、声誉和竞争力，因此单纯通过命令来增加教学投入根本不切实际。在僵化的教育体制之下，教师和学生都是为了完成任务，双方都缺乏自主性和创新性。一方面是老师照本宣科，讲课内容枯燥乏味，无法激发学生的听课兴趣；另一方面，学生读书更多是为了拿到一张文凭，因此看重分数甚于知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学生上课时总是自顾自地玩手机，最后在考试前突击复习。不愧于“世界工厂”的称号，中国也在流水线上生产著它的大学生。 紧张的就业状况 2013年有699万人从大学毕业，因为庞大的毕业人数和冷淡的经济环境，在网络上被戏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但是官方发布的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高达91.4%，甚至比2012年还略有上升。这就像连续12个季度保持在4.1%的失业率一样受到广泛质疑。事实上，就业率关系到大学的招生计划、专业设置、高校评估、经费核拨、新增学位点审核。为了提高就业率，许多学校不惜造假。 2009年网络上有人发帖称，学校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替他与某公司签署了就业协议（证明学生已经找到了工作）。此后曝光越来越多，人们才知道不少学校为了让学生签署就业协议，甚至以毕业证书相要挟。在政府的遮掩下，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就业率不为人知。但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而毕业生人数却有增无减（今年毕业生人数将增加到727万）。据估计，中国的真实失业率可能接近20%，就业压力可想而知。政府一味粉饰太平，在群众中毫无威信可言，最终只会激化人民的猜疑和怒火。 教育开支占中国生产总值约4%，与大部分国家相比都极低。只有将教育重新全面公营化，并以学生及教职员民主决策教育课程及方针，并大大增加教育开支，以今天中国的经济生产力，是足以让全民免费接受妥善的教育。 中国：经济急速放缓 7月16日，中国政府宣布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7.5%，令全球金融市场集体松了一口气。然而，这一数字（北京经常伪造GDP数据，令其声名狼藉）并不表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稳定下来”。 《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基思‧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说，这是“纸面上的复苏”（2014年7月16日）。正如布拉德舍的报道所指出的，“独立的全国企业调查表明，各行业的销售量和信心仍在恶化。” 统计数字由第一季度同比增长的7.4%有所提升，主要是借助另一轮“微刺激”来实现的。就像去年类似的措施一样，本轮刺激也是由总理李克强及其经济团队暗中完成的，虽然他们在官方上走“不再刺激！”的路线。李克强的最新举措包括，在公共住房和铁路建设上的额外支出，六月份较上年同期增加了32%，以及用一系列减税和放宽信贷政策（降低小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来催谷小企业的发展。 债务水平激升 但是急速累积的债务限制了政府刺激的规模。根据《彭博社》的报道，2011年底，中国债务总额是GDP的166.6%，今年第一季度上升至202.1%，第二季度达到206.3%。过去五年内，中国债务增加的速度超过了1980年代的日本、1990年代的东南亚和2000年代的美国——所有这些都曾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在日本，债务占GDP比重从1984年到1989年上升了大约45%。而中国只用不到三年就完成了差不多的“壮举”。 越来越明显的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危机期，可能引起社会和政治的大爆发。国家主席习近平用于加强国家安全、进一步压制任何有组织表达异见的措施，等同于在进入惊涛骇浪前“封上舱门”。中共独裁者面对著一个“三难抉择”：解除债务炸弹（去杠杆化）会带来扼杀投资和增长的危险；任由房地产泡沫爆炸会引发银行危机；约束开支过多的地方政府，但它们又是大部分投资的来源。中央政府向地方施压，要求就最近的“微刺激”加快基建支出，但这与它去杠杆化的努力相矛盾，也加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这令资产阶级评论员投诉，政府拖延在去年三中全会所承诺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改革。同样，他们慨叹承诺过的增加消费支出、降低投资占GDP比率（去年创下54%的新纪录）的“经济再平衡”没有发生。与过去一样，对北京来说达到再平衡是说易难行的。即使是最轻微的投资减慢都可以转化为更痛苦的经济放缓，而这会激起与房产相关的经济危机。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形容中国为“单车经济”，即如果减速太多就会倒下。 楼市低迷 今年7月，《CNN》财经频道进行了一项调查，10位经济学家中有8个说房地产市场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威胁。来自日本野村银行（Nomura）的另一篇报道警告说：“这不再是个‘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房地产市场调整会有‘多剧烈’的问题。” 今年第一季度，最大的四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新住房销售量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了40%。在全国范围内，本季度新住房开供工量下降了25%，销售量下降7.7%。在中国最大的27个城市中，21个城市的住房库存无法在12个月内消化掉。 9个城市的积压住房要两年多才能卖完。 因为价格高昂而无法买房的大多数人乐于看到市场的不景气。以上海为例，房价在过去7年内已经猛涨了273%。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人民日报》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中，83%的人认为政府不应该通过放松2011年实施的冷却措施来“拯救房地产市场”。 《金融时报》（2014年5月12日）报道，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中国三分之一的住宅房产。香港金融集团里昂证券（CLSA）的另一篇报道指，中国53%的住房交易是为了投资，而不是为了有一个住的地方。这些房产大多都空置著，等著卖出最高价。 腐败的中共官员在住房市场中非常活跃。在相当多的案例中，他们坐拥百余套住房，以此处理自己的非法财产。所以一点也不奇怪，习近平的反腐行动也因抑制了官员对房地产的胃口，而对市场低迷起了作用。习近平的行动超过了以往的反腐规模，反映出国内的严重危机与激烈权斗。 在2008年中国政府希望抵挡全球危机的庞大经济刺激计划中，一场世上前所未见的建筑狂潮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一如既往的，中国的经济数据中包含著一些令人惊愕的数字。 “从2011年到2012年，在短短两年内，中国生产的水泥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中生产的还要多。”《金融时报》的贾米尔‧安德里尼（Jamil Anderlini）如此报道（2014年5月13日）。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所说，去年全世界新建造的住宅楼有一半在中国。据估计，过去5到6年全国共建造了2亿间住房，比美国总住房量（1.3亿间）的1.5倍还多。 此等规模的建设远超过市场“需求”，它并不是由近14亿中国人的需要决定的，而是由伴随著过去30年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严重不平等的财富分配所决定的。低工资和福利保障不存在仍是大多数人所面对的现实。即便是中产阶级也越来越难承担今天的房价。 资产阶级评论员和中国的多头投资者（投资者对股市看好，预计股价将会看涨，于是趁低价时买进股票，待股票上涨至某一价位时再卖出，以获取差额收益）不去理会大规模住房供应过剩的证据，包括不计其数的“鬼城”，声称“这不是泡沫”。他们说因为数千万人正在涌入城市，很快就会填满那些空荡荡的住宅区。这一论调是185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同等低劣的口号的现代版。他们梦想著：“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把他的衬衣下摆加长4英吋，那么兰开夏郡（Lancashire）纺织厂的好生意就会延续几代人。” 事实上，中国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已经达到顶峰。据野村银行所说，中国每年从农村来的新移民数量已经从2010年的1250万减到630万。野村银行预计，到2016年会出现城市人口的净外流。更重要的一点是，买房的农民工所占比例每年不到百分之一。 中国的建设热潮，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的大规模刺激时代，是由极端的金融投机驱动的。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贪腐官员、国有银行及其影子金融分支密谋抬高土地价格、大规模增加信贷，并为GDP数据“涂脂抹粉”。这为少数精英带来巨额财富，同时让大多数人承受著经济困境。 《南华早报》（2014年2月26日）报道，在全世界10大房地产亿万富翁中有7个是中国人。 就像1980年代的日本，膨胀的房地产价值激起前所未有的银行贷款浪潮。但现在这股浪潮却可能令金融体系瘫痪。旅居中国的经济学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指出，“在中国经济中，房地产本质上是承保所有信贷的资产”。 全球信贷在过去5年中增加了30万亿美元，中国占了一半。据摩根大通（JPMorgan）所说，自2010年以来，光是影子银行就从2.4万亿美元激增至7.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84%。这些数字远超过美国“次贷”危机的规模。 日本化？ 这些现象与差不多25年前的日本惊人地相似，它阻碍了日本经济的辉煌崛起，并使之经受了20年的停滞。在日本，正如在今天的中国，大约80%的贷款直接或间接地捆绑在房地产行业。 1989年，房地产价格开始暴跌，拖累了日本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的海啸席卷而来（债务人无力偿还贷款）。在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债务集中于这样一种集合体：地方政府及其投资工具、开支过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以及旨在绕过政府控制的影子银行，甚至是非金融国有企业。 将中国与1980年代的日本作比较，在今天的经济讨论中很常见，这并不奇怪。万科集团（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副总裁毛大庆的一份发言稿泄漏出来，它清楚地说明了政府发言人想要隐瞒的惨淡现实： 他说：“1990年，东京的土地总价值相当于美国GDP的63.3%，而香港在1997年达到66.3%。现在，北京的土地总价值是美国GDP的61.6%，这是一个危险的水平。 ”（《电讯报》，2014年5月2日） “总的来说，我相信中国已经到达了建设新住宅项目的容量上限……我没有看到任何房价上涨的可能性，尤其在拥有大量房屋库存的城市，除非政府再推出几万亿（的刺激）。就中等中心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而言，北京和上海已经被列为世界最昂贵的城市。” 这位业内高层人士的坦白无疑说明了，中国存在著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并且正在走向极限。尽管不能肯定地预测爆发时间，但很明显这一情况不可能长久，而不长久的东西终将在某一时刻结束。正如在日本和较近期的美国，资产泡沫破裂引发价格下跌的连锁反应，即通货紧缩，这会严重恶化今天的债务问题。 至少在形式上控制著国有银行系统的中国独裁者，已经开始采取措施竭力避免金融危机。银行系统内的不良贷款正被瞒报或少报。在一个几乎完全控制媒体的专制体制内，为避免坏消息引发市场恐慌，被隐瞒的事件会越来越多。 政府正准备，在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贷款最终爆发时，再一次救助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并像15年前那样建立所谓的“坏帐银行”。那些无法偿还的债务会像有毒废物一样被埋进坏帐银行。于是，这像魔术似的给人这样一种印象—— 银行资产负债表又恢复了健康。然后，银行在政府注钱之下重新集资。然而，这一次操作的规模会大得多，而且中央政府希望各省市自己建立“坏帐银行”，而不是进行国家援助，这样就可以由地方进行纾困工作，从而避免系统性危机的出现。 上一轮银行救助（1999-2000年）花费了中国40%的GDP。这些钱被用来“清理”四大银行，准备让它们在中国和海外上市。但是被转入四家“坏帐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的坏帐至今仍然存在。以更大的规模重复这一花招不会那么容易。 从今年年初开始，政府试图选择性地处理首次的违约，包括企业违约，以及经由影子银行卖出的高度投机性“证券”的违约。这是试图约束更加鲁莽的投机行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央政府选择允许救助和避免违约，因为他们多么害怕，即便某些隐蔽的影子金融产品的破产，也会引发更广泛的系统性危机。李克强将中国银行业改革比作“拆地雷”不是没有原因的。 楼市低迷已经开始令投资减少（GDP的主要驱动力），拖累经济增长。它也加剧了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的经济困境，因为它们依靠卖地获得很大一部分收入——2013年平均为39%。在某些省份，尤其是楼市泡沫极其严重的省份，形势更为严峻。在浙江省，土地出让收入差不多是地方政府直接债务的70%。天津也不会比它少很多。 全球附带影响 瑞银集团（UBS）前首席经济学家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对《金融时报》说：“中国房地产业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部门”。这说明了高风险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根据官方数据，去年房地产为中国的GDP贡献了16%，而美国在其楼市泡沫顶峰时为8.9%（2006年）。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的研究认为，2013年房地产市场占中国GDP的23%。 中国的建设热潮从全世界吸收资源，制造了全球商品价格的“超循环”——从化石燃料到铁矿石和木材——提升了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GDP增长率。因此这场热潮的终结对于全球资本主义来说将是个坏消息。 中国：习近平反腐风暴 自十八大后，习近平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打算借助此次清洗行动，瓦解多年来阻碍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利益集团，并获得民众对一党专政和改革的支持。在党政军商各界拥有强大势力的江泽民集团一直是阻挠胡温自由化政策的幕后力量，自然成为反腐行动的打击对象，激烈的党内斗争不可避免。但今年北戴河会议的悄然结束似乎宣告了双方抗衡已接近定局，习近平将在“太子党”的支持下加速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可见在中共独裁下，反贪腐无法超越资本主义的框架。中国一部分的劳动者可能暂时对政府产生不切实际的希望，但中共与资本家的联手镇压将会打破一切幻想。 打虎拍蝇 7月29日，官方媒体宣布前政法沙皇周永康被立案审查。此前，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已经被移送军法机关，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据传也被逮捕。 2013年初，习近平刚上任不久便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如今副国级“老虎”的落马标志著反腐行动进入高潮。除政府官员外，企业高管也是被调查的目标。据《金融时报》所说，国有企业受到的反腐冲击最为严重，而跨国企业也受到影响。 《华尔街日报》于8月6日报道称，当前的反腐行动“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周期性发生的普通的权力争夺，而是一场清洗”，而且是“数十年来最彻底的一次党内清洗”。仅今年上半年，就有8.4万人受到纪委监察部门的处分。 8月14日更是一天之内就公布了10名厅级官员被查的消息。但是相比于贪腐官员的总量（根据2013年一次未公布的党内调查，超过30%党政军官员涉及贪腐），8.4万人连其四十分之一也不到。国内某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的权力租金（利用公共权力所获得的非法收益）总额占GDP的20%-30%，说明腐败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习近平不可能也不准备打掉所有的贪官。 新自由主义的跳板 反腐本身不是目的，因为习近平自己就是一只“大老虎”。今年1月，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习近平、胡锦涛、温家宝以及邓小平等十多位中共领导人的亲属在海外设立离岸公司，借此隐藏巨额财富。自由派批评说，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从本世纪初开始，改革就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在当前体制下，地方政府利用投资和行政管理控制著绝大部分的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经济建设的实际操纵者。坐大的地方政府对债务危机和工业产能过剩负有直接责任，同时又抗拒下放审批权等自由化政策，因为这会使他们失去发财的机会，结果造成“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另一个反对改革的势力就是国有企业。 4月22日，参考消息网引述外媒报道称：“国有企业，这一精英权力基地一直以来是进步改革的主要障碍。”伴随著一众国企高官的落马，混合所有制改革、规范国企高管薪酬、提高上缴红利比例以及向私有资本开放市场均得到媒体的大肆宣扬。通过反腐瓦解地方和企业的反抗力量，在关键岗位上安插自己的亲信，习近平为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提供了跳板。但同时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开展“大督察”行动，以应对广泛的官员怠工。 权力洗牌 20多年来，江泽民在党政军商各界培养起巨大的势力网，构成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一点从周永康等人被抄没的家产中可见一斑。习李新政旨在“放开市场”，必然触及“江派”的垄断利益，并迫使感到威胁的权贵向江泽民靠拢。因此党内斗争不可避免。几年前在“江派”的阻挠下，胡温所推出的众多“改革”政策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但是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每年夏季7月下旬到8月中旬，中共高层领导与退休“元老”会聚于秦皇岛北戴河畔，就党内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实际是各派之间的秘密交锋）结束后，习近平迅速确定“7年路线图”，国务院也连续推出多项重大改革方案，所涉及的领域原来都被视为“难啃的硬骨头”。这表明习江斗争可能已接近定局。有分析人士指出，在整个反腐行动中，没有一个“太子党”落马，他们可能已经达成基本共识：牺牲江泽民来成全习近平。但是在8月21日，也就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环球时报》发表文章，批评当今党政干部的主体“受西化思想观念的影响比较深，容易迷失社会主义方向”，并警告“资产阶级自由化、私有化思潮泛滥的状况”。这是执掌中宣部的“江派”刘云山在与习近平唱对台戏。此前央视20多人被调查可能就是对他的一次“惩戒”。中共正在经历一次权力大洗牌，党内斗争还并未结束。 中共党内的激烈斗争与党外的社会矛盾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执政党的分裂造成统治的不稳定，群众的反抗力度将会更大。 伊春西钢集团工人发起罢工 6月30日凌晨3点开始，三千多名西钢集团（西林钢铁集团）的工人集体罢工，要求公司补发所拖欠的五个月工资，并退还集资款（西钢改制时压住未发的工资）。部分工人顶著35度高温，阻塞了哈尔滨至伊春铁路与钢城大桥交叉口，禁止火车通行。当局出动大批警察在现场戒备，据悉有数名罢工的工人曾一度被带走。据一名网友表示，示威的人数超过三千多人，政府出动大批武警、特警到现场戒备，大量交警、武警、防爆警察、消防车等在维持秩序。期间武警试图用盾牌警棍驱逐群众，被工人掷水瓶击退。至晚上8点，仍有大批工人在现场与警方对峙。受事件的影响，伊春市境内的火车全部停运。 据悉，西钢集团是黑龙江省最大钢铁生产企业，原为国有企业，2005年后转为民营企业，共有一万多名员工。在过去几年中，西钢集团一直在扩大生产。据报道，“2013年西钢的产量预计达到黑龙江省总产量的60%，2013年的计划产量是517万吨，争取实现530万吨，2013年计划的销售收入是262亿元，争取实现270亿元。”但漂亮数据的背后是国内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事实。由于销路不畅，到今年第一季度，公司负债总额已达190亿，负债率将近80%（最高时为99.78%）。去年，银行进一步收紧对钢铁企业的信贷政策，部分银行“甚至在贷款未到期的情况下，强制划转西钢资金”。从今年二月份开始，公司开始停发工资，引起该企业员工严重不满，部分工人甚至因为公司欠缴养老保险而办不了退休手续。一工人表示：“大部分的工人用尽积蓄及贷款购买回迁房，现在近半年不给工资，有房贷、有老人、有孩子的员工不知如何生活下去。”而另外一名网友表示：“半年没开工资，不是没钱，钱都被领导拿走了，工人没钱生活……工人索要工资，领导不但不出面，还用武警来威胁老百姓和工人。”另外一名网友讽刺地说道：“这是工人在用罢工来庆祝党的生日。”因为罢工事件造成重大影响，受到政府压力的西钢集团承诺在7月10日前补发一个半月的工资，并分期偿还剩余工资和集资款，罢工行动随之平息。 由于西钢集团实际上已经大部分停产，部分工人打算讨要工资后便离职。在这场“自卫性”的罢工行动中，工人缺少直接威胁西钢资本家的手段，也缺乏进一步扩大罢工的动力，是此次罢工事件迅速平息的部分原因。罢工结束后，工人受到多重打击：司法部门开始审判所谓的“触犯法律人员”，而公众对审判过程一无所知；公司在各基层单位建立维稳小组，试图压制任何可能的反弹行动；主流媒体也抹黑罢工运动，声称其受到“社会人员的推波助澜”。 这次的工人罢工绝非偶然现象，进来中国类似罢工事件日益增多，这正是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表现。资本对工人压榨已经使工人难以忍受，不得不进行反抗。这次事件中中共参与了对工人的镇压，这再一次表明了中共是赤裸裸地在为资本家服务。西钢集团是中国经济虚假增长的一个缩影。在世界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共政府竭力维持“良好局面”，并不能阻止危机的爆发，只会使炸药桶越积越高（因为今年6月东北开始启动大型项目，西钢集团计划8月实现满负荷生产）。随著“坏疽”的逐渐暴露，越来越多的罢工会发生在在重工业和国有企业之中，这将意味著整体经济局势的恶化和中国工人运动的质性发展。 中国劳工论坛的诉求： 支持西钢工人以及全国罢工工人工人的经济诉求 访问病人A：腐败医疗制度下的受害人 “我对医院、医学会、法院的处理手法感到非常愤怒！”病人A（化名）对中国大陆的医疗体制感到愤愤不平。 几年前，病人A 于上海某一国家医院进行了一个微创手术，以治疗痛症。可是自始以后，恶梦便一直缠扰在他的生命。他的四肢曾经瘫痪长达几年，每天躺在床上注射大量的抗生素保命。这宗医疗事故，几乎令病人A 完全失去活动能力和工作能力。手术后身体的痛楚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严重，发现身体更出现严重的细菌感染，病人A说:“我差点连命也保不了！” 后来他找区级医学会进行医学鉴定报告，发现手术出现不同程度的违规操作，如一次性的手术器具被多次使用、手术前的判断不足等。而这份由区级医学会亦只判断他的伤势等同在伤残等级中最低等的第10级。 病人A感到，这完全不能反映出他身体所受的伤害程度，所以他向巿级医学会投诉。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巿级医学会和医院伙同一起拒绝跟据法律程序以法医陪同鉴定，及后更联同法院一起互推责任。病人A被拖了几个月后，最后终于批准作多一次医学鉴定，可是在这几个月的苦等期间，却原来是让医学会把握充足时间与鉴定专家“打好关系”。 在 鉴定过程中，那些专家们明显在互相包庇，更捏造是当事人没有回去医院就诊所以引发细菌感染。病人A意气阑珊地说：“我亲身感受到当中的黑暗。”心有不甘的病人A 在其后几年里不断写信至不同部门投诉都不得要领。也曾尝试以法律手段反对巿级医学会的鉴定报告，可是法庭仍然视受害者的诉求为无物。 病人A的遭遇，揭露出中国医疗体制的千疮百孔，司法、医院、医学会等互相包庇勾结的腐败。医疗质数参差、守则缺乏监管、滥收费用、意外事故频繁、而医疗官司费用昂贵往往令穷人却步。穷乡僻壤的村落医疗落后，病人为了求医都走入大城巿，可是病人权益却乏善足陈。根据中国官方数字，保守估计中国每年死于医疗事故的人高达20万人。中国的户藉制更是牢牢地缚绑著农民对医疗的需求。 医疗病例与暴力 今年4月，徐州一名男子不满治疗效果和收费，持刀捅死了医生。在中国，医院里出现病人袭击医生的事件时有听闻。根据中国医院协会的数据，内地医院平均每年发生27宗患者攻击医护人员的事件。在2012年，就有七名医生因医患纠纷被杀，28名医生受伤。协会更指有78%的会员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学医。医生与病人产生出敌意和不信任，这是制度造成的恶果。即使医生愿意悬壶济世，也逃不过医院管理层的压力，被迫榨取病人的金钱。去年11月，在浙江省温岭市，因为主治医师王云杰被病人持刀刺身，激起1,000名医务人员罢工，要求改革医疗制度。 公共资源的削减 这一趋势源自公共资源被削减，令医院工作量提升，导致医院医生出现错误变得频繁，城乡的巨大差距令农村病人走向城巿求医，但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却无法承受更高的医疗开支。医护人员的工资偏低导致他们向外寻找兼职帮补家计。所以医院的待处理病例堆积如山，服务质素下降。加上医院收费过高及收取药物处方回扣等有违职业操守的腐败行为，令情况雪上加霜。随著中国大陆更多的巿场化，越来越多的医院、药厂走入巿场，令医疗变成谋利的工具和商品，拉高医疗的费用，成为有钱人才能享用到的“基本需要”服务。 中国政府没有解决方案 最近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表明鼓励允许民办（私营）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并竭力打击医院暴力事件。 但是，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这是鼓励民间自己兴办医疗机构，免去作为政府应付担起的医疗责任，并且可以大量节省公帑，而最后更是优惠医保企业，作为榨取劳 动人民金钱的手法。而打击医院的暴力，造成医院十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情景。显然，这并不是针对整个医疗体制的腐败和巿场化造成的严重供需分野，反而是针对 绝望的医疗受害者作出严厉的打压，只会激起更大矛盾。 如何改革？ 今天中国富裕得多，但大众医疗体制却比上世纪60-70年代更为倒退。病人A的惨案只是冰山一角，若制度不改变，更多受害人会出现。 患者应建立自己的协会以捍卫他们的权利，与医务工作者组织协同工作；而医务人员大规模斗争已变成趋势，运动需要迫使政府大幅增加医疗开支，包括提高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的薪金。 药品价格应由选举产生的医务者和消费者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决定，以确保价格反映真正的研发开支，而不是如同今天一般充斥著超额利润、浪费的品牌营销，以及给予官员的贿赂。唯有将医院和药剂厂全部收归全民所有，置于医务人员与病患者的民主控制之下，才能终结医药行业的经济讹诈。 四中全会底下的“依法治国”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再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口号，借此巩固反腐与“改革”的成果，并为今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铺平道路。尽管官方声称要用法律保障人民权利，但是对“党的领导”的著重强调意味著中共独裁体制不会改变。法治改革可能会限制地方政府的胡作非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法”就会成为压制工人反抗的枷锁。 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 贪腐与滥权的中央与地方官员对中共来说是一种内部威胁。今年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4）》说道：“公权力运行的不规范是激化矛盾、诱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在该报告所调查的涉及220多万人的871起群体性事件中，44%是针对政府或官员的抗议活动。另外，一篇名为《谣传活跃度与北京居民认知》的报告指出，在其所调查的谣言中，63.6%的内容涉及仇官。广泛的谣言反映出群众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面对此起彼伏的群众反抗运动，习近平无力再为那些自行其是的官僚负责。在去年昆明反对PX项目事件期间，《人民日报》微博曾发文批评“口罩实名制”等高压政策。光明网（5月27日）则指出，用这种方式维稳是黔驴技穷的表现。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行动更是几乎对全党进行了清洗。现在习近平需要用法律来巩固成果，通过行政和司法改革来限制中央部门及地方政府的行动。因此政府今后可能会向群众做出让步，从而缓和官民冲突。但这个让步是有限的。正如四中全会《决定》所说，“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中共将继续用自己专制地位保护“红色贵族”与资本家对劳动群众的剥削。 “为改革护航” 《金融时报》（10月29日）在评论四中全会时引用了新自由主义鼓吹者哈耶克的话：“欲使自由经济得到令人满意的运行，遵循法治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因此“依法治国”也反映出政府希望拉拢资本家，以此应对持续低迷的经济环境。习近平在关于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提到：“一些地方利用法规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对全国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造成障碍”。另外据《华尔街日报》（10月19日）报道，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裴敏欣说，中国经济每年因诈骗、回扣和其他腐败行为而付出的直接代价比他五年前预计的860亿美元高出数倍。不难想像，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抵制以及贪腐行为将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重要障碍。通过立法约束那些不顺从的官员，其干涉市场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将给予自由化政策以更多的便利。而修订关于产权的法律法规将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铺平道路，这能令资本家更愿意参与到“改革”中来。可见资本家以及想与之合作的“红色贵族”才是这场法治改革的最大赢家，劳动群众则要承担“自由化”带来的沉重剥削与压迫。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在反对赋予工人集体协商权时曾说，这“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倡的精神背道而驰”（应注意该联合会同样反对香港立法规管工时）。这种“精神”会在“依法治国”中得到保障。 合法压迫 相比于西方国家通过繁杂的司法程序压制工人运动，中国政府利用法律镇压工人的手段可能会更加露骨。将于明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在名义上赋予了工人集体协商权，实际却通过延长协商期、提高协商门槛、禁止协商期罢工等手段来限制劳工权利、将罢工变相刑事化。资本家甚至可以通过集体协商提出工资不增长或减少（条例把这叫做“负增长”）的要求。这也许就是未来“合法”镇压罢工的先声。今年10月广州市宣布制定《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工作细则》。尽管官方声称这个工作细则主要是针对内部工作，但仍不免让人怀疑政府是否准备打压活跃在这里的众多维权、劳工组织（广东省是中国群体性事件最多的省份，社会组织在其中发挥著主导作用）。中新网11月3日则发布报道称，深圳社会组织将面临史上最严监管。“依法镇压”的情况同样可能出现在香港。在此次“雨伞革命”中，中共对占领者大加诽谤，声称他们受到境外势力的操纵并得到资助。“反占中大联盟”的发起人周融直接将“占中”称作“侵略”。因此在抗争结束后，港府可能会趁民主势力疲惫之时通过廿三条法案，打击香港的民主权利与民主运动。而这一切都将在“依法治国”的旗号下进行。 总体上来说，社会主义者支持保障工人法例的改革，但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只是中央政府巩固权力的手段，实质上司法及执法机关继续由党控制，腐败情况不绝。这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连资产阶级民主的法治改革也谈不上，而代表以法治面貌去包装专制资本主义，从而令政权进一步集中化。若果是实质的法治改革对于工人运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工人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抗争空间，其法律意识也会转化为更有力的斗争精神，但绝不能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政府的自我改良。工人应利用政府的让步进行抗争，争取组织和参加工会权、集体协商权、集体行动权以及更多的民主权利，最终推翻“红色贵族”与资本家的剥削统治。这些只有在工人阶级团结行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否则就会落入统治阶级所编织的圈套。 中国：2015年年经济硬著陆？ “在过去三十年和未来五年，世上最重要的数字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BBC经济版编辑罗伯特‧派斯顿宣佈。连串数据证实中国经济明显放缓，社会愈来愈担忧，中国不再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驱动器，反而将会拖累其发展。过去十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直是增长的火车头，但现在摇摇欲坠，商业投资和工厂产能也是如。中国政府不仅陷入25年来最缓慢的GDP增长，同时努力加快新自由主义重组，从而刺激私人投资和国内消费。这是其战略的一部分，以戒绝经济对债务的依赖。现在，中国债务已经超过GDP的250%，对发展中经济体来说，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许多评论家现在预计，今年GDP增长将低于政府7.5%的目标，这在16年来还没有发生过。即使7.5%也是中国24年来的最低增长数字。十二月中，中共领导人举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结束，宣称“对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比较大”，现在普遍预计2015年GDP目标将下调至7%。 中共採用了“新常态”一词，在官媒上也大肆宣传，强调GDP增速降低。习近平声称已将“新常态”发展成一门理论，但事实上这一词是从西方媒体抄袭过来的，本来用来形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时期。《环球时报》大肆宣扬，习近平申述的“新常态”理论将会是历史上其中一个标记。中共试图蒙蔽群众，让人以为经济放缓是正面，是政府有意的、预料之内的政策。的确，有些新自由主义改革派主张较慢的“优质”增长（这意味著更少的国家控制，减少借贷投资）。但是，今天有无数的经济因素是北京控制不了的，在接下来的时间可以引发对经济动盪。 中国第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一份备受激烈争论的报告表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果是正确的，这代表美国由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当任总统的142年以来的第一地位结束了。通过衡量购买力平价（利用当地而非全球价格的方法），中国经济体目前价值176,000亿美元，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174,0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在2020年前，中国经济体还会比美国大20%。各界因不同的计算方法，对此是否已经实际发生未有定论。一些学者推测，这将在未来几年发生。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比单单GDP增长率放缓深远得多，因此愈来愈受到关注。 当前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发生动盪，当中最触目的是原油价格的暴跌，这是全球供大于求的结果。从世界第一市场 － 中国 － 也可明显看到这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页岩革命”大大增加了该国的燃油产量。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产能过剩，由钢铁至太阳能电板皆是如此，最触目的就是房产市场。据房产专家艾经纬所言，2014年全国房屋销售下降了10%，现在未售出的房地产大约有七年的库存。一份北京商业报刊刊登了“鬼城指数”，说明至少在50个城市中，一半以上的住房是空置的。 中国的建筑业消耗了全世界约一半的钢铁和水泥，僱用3,700万工人，这比英国整个的劳动人口多23%。因此，过去十年的建设热潮中是全球能源价格的驱动力，中国建筑业的活动佔了全球超过一半，而建筑业佔全球能源消耗的三分之一。 大宗商品市场陷入震盪 在12月，大宗商品的低迷是全球股市大幅下跌的主要诱因。上海市场也经历2009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5%）。大宗商品市场的低迷，令许多经济评论员再次质疑，中国官方的GDP数字是否能反映实况。正如《彭博》专栏写手William Pesek评论道：“对于任何人认为中国正处于近乎这数字（即7.5%增长），我有两个字要说 － ‘铁矿’。关键的矿石价格下跌了一半，同时油价下跌44%，煤价等大宗商品也急跌，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将会急速煞停。” 大宗商品市场不景气，令许多出口商陷于萧条及收支平衡危机。依赖石油的委内瑞拉已经陷入衰退，其国际债务（主要来自是中国的国家银行）更可能违约。有传言讲，委国的马杜罗政府希望北京会延长信用额度，也就是说紧急财政援助。“中国人是精明的，他们可能希望以援助方案换取奥裡诺科地区的油田作为回报。”一名《中国日报》的评论员说。即使是俄罗斯，在货币危机（2014年卢布的价值下跌一半）、石油收入崩溃以及西方制裁情况下，也可能被迫向中国求援。 赞比亚政府被迫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吸血鬼来“拯救”国家财政，意味著赞比亚人民将再面临紧缩措施。它的铜矿大多是归中国人所控制。“幸运国家”澳洲由于得益于蓬勃的中国贸易，迄今很大程度上逃过了全球危机。但即使如此，据报道，澳洲的贸易遭遇自1960年以来的最大降幅（出口收入下降，进口成本上升）。澳洲乘著中国的建筑热潮，採矿公司大大获益，但代价是国内制造业进一步下滑。但是，根据嘉能可的报告，今天澳洲煤矿产业中，一年裡有一季是无利可图的。中国经济放缓令大宗商品市场急跌，意味著这些国家将面临艰难时期。因此，中国将以更公开的帝国主义模式，对依赖其经济力的市场和政府加强控制。 产能过剩 由于地产和基建的投机，中国钢铁产能疯狂膨涨。即产能过剩已达到荒谬的高水平，还是持续膨胀。中国当局已承诺加以控制，但这绝非易事。自2008年全球资本土义危机以来，信贷前所未有的膨涨19万亿美元。因此，同样的过度投资也已经在水泥业、玻璃业、採矿业、铝业和造船业等其他众多行业发生。 两个政府的经济学家在11月发表一份报告，报告指过去五年的投资中多达一半（总值42万亿人民币）是浪费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徐策，以及宏观经济研究的王元）。他们指，过去两年习近平上台以来，问题持续恶化。 现时中国钢铁的产量大于日本的7倍，世界排名第二。仅閒置的钢铁产能就已经超过美国钢铁业的两倍。过度生产导致一些地区的钢材价格跌至白菜价格。在2012年，中国的水泥产能达29亿吨，但实际需求仅为21亿吨。中国最大的200个机场有三季度都是亏损的，但还在计划建造多100个。 类似现象在其他行业重複，各城市和地区之间彼此竞争，鲜少考虑国家整体的经济情况。市场商品泛滥，利润受到挤压，信贷成本则会飙升，其结果是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债务会极为迅速的积累，有可能会爆发一波波的企业倒闭和银行危机。 影子银行业增长至世界第三大，这突显了北京的困难，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影子银行是非正式的渠道，让国有银行规避政府监管，从而保持信贷流动到陷入困境的企业借贷人手中。 过去一段时期，很多投资项目都规划差劣，甚至纯粹是投机炒炸，但工人阶级不免此付出代价。其中一个指标是，建筑业工人罢工上升，从7月至9月有55次。这行业有著多层的外判制度，依靠无保障、不受保、低工资的农民工，因而恶名昭著。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的一份报告指出，许多项目暂缓和变相违约，个案数字上升，“中国工人是最后拿到钱的一群。”2014年的下半年裡，有一半的罢工是由于拖欠薪金引起的。 煤炭业方面情况更糟，中国煤矿业有70%处于亏损状态，是由于全球煤炭的价格下跌（2014年下降了25%），加上产能过剩，还有政府治理污染的措施。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主席王显正讲，超过一半以上的煤矿企业难以支付员工工资。因此，山西省等一线产煤区的财政压力最让人担忧，有报道指当地的影子银行即将违约。 通货紧缩 在12月21日，中国央行出乎意料地下调基准利率。可见，经济基础远差于政府想我们相信的情况。现在最令人担忧的是会发生通缩。中国政府来年想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十一月官方的通涨数字是1.4%，为五年来最低的水平。但是出厂的价格下降了2.7%（同比十一月）您是不是要找:rely on skin，是连续33个月价格下降。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指出，中国经济的诸多领域正濒临价格全面下跌的边缘。 当金融泡沫破灭时，就如1990年代日本房产泡沫爆破，造成了通货紧缩，而今天的中国也会因产能过剩和过度建设造成同一恶果。当通缩波及整个经济体时，由于人人都期望市场价格继续降低，消费者购买意欲减低，企业推迟投资，价格下跌会抑制经济增长。最糟糕的是，通缩会令债务实际成本上升，令企业和政府债务负担恶化。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偿债费已经达到了中国GDP的17%，而2011年时只有7.5%。央行的降息举动，以及之后可能会增加银行的资本金（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主要是因为违约将至，所以要舒缓解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偿债成本。违约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但透过将坏帐从银行系统中的一个实体转移到另一个，掩饰了这一事实。由于通涨回落，借贷的实际成本已经从2011年的零飙升至5%。 但是，11月降息的即时效果，是再次制造股市泡沫。上証综合指数在四星期内急升超过25%。大量资金透过“孖展”涌入（2012年才在中国合法化），这是高风险的手法，因为投机者用借贷而非自己的资本在作股票交易。过去几星期，名副其实的淘金热正在发生，有数千万计的新交易户口开设，银行急速推出新的借贷平台去满足“孖展热”。北京面对严峻的两难局面，其反通缩的措施有可能激起新一轮的金融泡沫，恶化债务危机。 现时欧洲和日本央行实行类似的政策，就是不择手段来制造通涨。无论对习近平及其经济团队，以至对全球资产阶级，通缩危机的失控现象是最大的担忧。 在下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是否硬著陆（被普遍定义为增长5%以下）是尚未有定论。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长期著陆”是最有可能的情况。这与我们的预言相似，中国正在进入日本式的低迷：通货紧宿、债务危机和经济停滞。阶级斗争和政治不稳正在到来。 二零一五年 上海人踩人惨剧 报道被严重审查 2014年12月31日深夜，约30万人聚集在上海外滩等待观看元旦灯光秀，其中不少是无力承担高消费娱乐活动的学生。他们不知道今年灯光秀场地已经转移到了几百米外的“外滩源”。23时35分左右，在连接外滩观景台和陈毅广场的楼梯上，向上和向下的人流对冲，引发踩踏事件，官方数字指，今次惨剧酿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死伤者大部分是女性。 大规模的广告宣传为灯光秀吸引了比往年更多的游客，但由于地点由“外滩”更改为“外滩源”，许多人因不知道这一字之差而产生误会，结果造成挤拥。尽管如此，公安部门仍然自以为是地削减了警力，先后仅派出1,200人到现场维持秩序（其中500人是事件发生后临时调集的），同时取消了外滩以及附近的地铁站的管控措施。1,200名警察与30万游客形成了滑稽的对比。更荒谬的是，就在今年9月份，仅仅为了镇压京东青浦仓库200多名工人的罢工，上海当局就派出了特警、武警、协警及治安人员共400多人。据媒体报道，能够支付巨额维稳费的中共政府居然没有为警察配备扩音器，结果他们的声音完全被人群的嘈杂声掩盖。可见在中共官员的眼中，资本家和他们自己的利益远比群众的生命更加重要。 事后上海当局对媒体进行了严苛的审查，以遏制公众的不满情绪。上海市委宣传部在翌日向传媒发出紧急通知，禁止报章网站以这事件作头条，禁止任何对党和政府的批评性报道，媒体只可用中央和上海市主要新闻单位的权威稿源。《南华早报》1月4日报导，当局审讯了几十名在网上留言批评当局的市民。 政府为了封锁消息，阻止媒体接触死者家属。有死者家属向媒体表示，他们“基本上已经被软禁起来”，从上周五被困在一政府机构驻地，并禁止记者入内。《南华早报》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访问死者家属期间，被几名自称“志愿者”的陪同人员打断。对于中共独裁者来说，维持制度稳定比公布消息真相更为重要，难怪百姓现今都不相信官方消息，在意外事起时往往谣言满天。 我们在为遇难者哀悼的同时，也应记住广大劳动者的生命往往被资本家视为草芥。就在12月31日当天，广东佛山一家工厂发生爆炸，导致18人死亡、32人受伤。《新京报》报道称，该工厂设施简陋，缺少消防器材，也很少给工人进行消防培训。30日，安监总局公布了昆山中荣金属公司爆炸事故调查报告。这起发生于今年8月2日的特大爆炸事故导致146人死亡、95人受伤。爆炸原因是公司长期未按规定清理除尘系统，引发铝粉尘爆炸。而且该公司的厂房设计和生产布局都违反了相关规定，生产管理混乱，缺乏安全措施。另外根据官方数字，2013年全年中国仅死于煤矿事故的就有1,067人，相当于每个月都会发生两起上海惨剧。 为了平息民愤，上海当局会抓出几个官员来承担责任，但这无助于避免今后再次发生惨剧。中国劳工论坛反对中共政府的媒体审查，必须由群众由下而上组成独立委员会，捍卫受害者家人及市民的权利，抵抗警员的审讯和威吓，彻查并公开事件真相。此委员会有权彻查公安高层和政府人员。群众须要自下而上地组织社区委员会，帮助居民学习必需的安全技能和组织技能，管理大型群众活动、维持现场秩序。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惨剧再次发生。工人要通过与资本家和中共政府的斗争获取工会权、参与企业管理，组织安全生产委员会，为工人提供足够的安全教育、要求资本家改善工作环境和安全防护设施、进行安全生产监督。 中国经济增长跌至1990年来最低 本周公布的国内生产毛额（GDP）证实，中国经济创下了二十四年来最低的增长。大部分的预测指出，中国的经济在通货紧缩、产能过剩、债台高筑，加上过度投资的经济领域（例如房地产业──过去十年经济成长的主要引擎）所造成的“僵尸经济”正在扩大，将使未来几年成长再创新低。 预料未来几个月内，中国会推行放宽货币政策的措施，透过对正在挣扎的地方政府及公司放宽信贷流动，从而刺激经济及对抗紧缩的压力（与欧洲和日本中央银行的手法相似）。但这样的话，政府债务现已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如果他们不想令债务水平再度急升，就需要非常困难的平衡手段。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度GDP成长率为7.4%，低于预期的7.5%目标。虽然差距很小，但这是自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中国首次没有达标。 以上数字表示，“经济奇迹”在过去五年里已经减缓了30%。自2010年最后一次双位数（10.4%）增长，到2011的9.3%，到2012年和 2013年的百分之 7.7。《华尔街日报》对最新数据得到了总结：高速增长的全盛期已经结束。中国的国家新闻机构《新华社》也同意这个观点，说到“高速奇迹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让我们熬过他吧。” 坏消息是好消息？ 中国的GDP成长率仍然是世界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没有任何真正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人，会对现况感到放心。中国政府长久以来被质疑操控了GDP统计数字。甚至连总理李克强几年前就说过一广为人知的话：中国的GPD资料是“人造”的。其它经济指标显示，中国经济正遭遇比官方数字更剧烈的减缓。中国的总发电量普遍被视为更精确的经济成长指标，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14年这数字只成长了3.2%，16年来最低。钢铁是另一个重要的经济表现指标。虽然钢铁消耗量的最终统计数据尚未公布，不过很可能也会是自1995年来首次下跌。 中国政府发出的讯息是，经济放缓是正面讯息，是经过周全考量后的政策走向。在媒体上，“新常态”这一词不断被提起。在国家统计局的新闻发表会议上，“新常态”被使用了八次。但正如《金融时报》的Jamil Anderlini指出：“在中国专制的政治鄅度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永远是绝对正确的，所以坏消息，如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最低的经济增长，要不是外力介入的话，就是其实是好消息。” 在揭露后，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现在对中国经济更趋悲观，最新的GDP数字被视为长期放缓的先兆，这对深陷危机的全球经济有著严重的影响。 惠誉国际的一份研究中谈到：“我们预期2015年的成长率会从6%作为起点，2015预期增长6.8%， 2016减缓到 6.5%。”过往看好中国经济的国际货币基金（IMF）也调降了对中国增长的预测到2015年的6.8%，以及2016年的6.3%。国际货币基金的首席经济学家奥立佛布兰查坦承：“房地产热潮消退比我们之前预期的严重。”他们预期印度在2016年GDP成长率会比中国高。 通货紧缩阴影 中国像世界经济中的许多其他区域一样，现正遭遇到通货紧缩。就中国的状况来看，主要原因是史上前所未有的超高产能过剩。“在很多行业里，生产与产能的比例都急速下降，比如钢材、平面玻璃、建筑材料、化学品、化学肥料、铝、造船，以及太阳能板和风力涡轮。去年大约70-72%，而看来未来还会进一步探底。”（金融时报，2014/12/24） 建设的急进脚步，尤其是在2008年引入了巨量的刺激方案后，造就了多处的“鬼城”和大量债务。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从五年前的6%掉到了1.5%。生产者物价指数则连续34个月不断下跌，自2011年来已下跌了10%。通货紧缩使得债务还款的实际价值更高昂，现被视为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最大的风险。因此，欧洲中央银行在1月22日宣布“量化宽松”。欧洲中央银行模仿美国中央银行的政策，将在未来两年，每个月电子印制600亿欧元。这政策的目的是令经济体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这现时困扰著欧元区19个成员国之中的9个。 北京在去年十一月的减息也是依从著类似的逻辑，但却带来了反效果。减息不单未能够为挣扎求存的企业放松信贷条件，更引发了股票市场的泡沫，令股价在减息后八个星期内急升了36%。房屋市场过去严重地受著投机炒卖影响，1%的人口就控制了中国的三分之一的市区房屋。如今，随著楼市变得低迷，部分投几资本则转进了股市。 正如总理李克强在去年人大会议所承诺的，政府正试图“拆除债务风险的炸弹”。一开始的时候，政府尝试勒住影子银行中最高风险的项目，尤其是增长迅速的信托业。纵使政府在2014年再度调控，影子银行业的资产价值继续飙升了14%，达到了九万亿美元（来源：Nomura Securities）。影子银行过去一般被认为是超去管制化的英美资本主义的现象。在中国经济中，影子银行的增长与最具投机性的项目（如房地产业）紧密相连，而这些项目现正受到产能过剩和破产风险提高的困扰。 根据摩根大通的资料，地方政府的债务自2008年的5.6万亿人民币，飙升到了2004年的21万亿元，差不多是原来的四倍。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华丽的GDP数字，并且超越毗邻地区，与私人开发商和投资者联手投资了大量以债务驱动的建筑项目。这个基建狂潮也加剧了贪污腐败，“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亦曾公开承认，贪腐问题可以令中共“亡党”。去年楼市放缓，住宅建造量下跌10%，令全年的卖地成绩也下滑了10%，这都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压力。土地售卖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北京的两难是，进一步的刺激方案可能会激发新的信贷泡沫，增加未来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而减少信贷的流量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放缓，甚至是全面的衰退，因此减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还款能力。 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杨思安（Anne Stevenson-Yang）长期以来警告中国的潜在银行危机，并称：“中国通缩风险正在加速累积，很可能会引发衰退，并会需要一段时间才会顺其自然。投资者对房地产市场失去信心，当我们将整个房地产市场供给链算进去，就包括铁矿、建筑、相关金融服务和用品销售等，就占了GDP大约20%。假如银行系统贷款破产涌现，并超出政府调控机构控制信贷危机、恢复市场信心的能力的话，甚至有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奇迹最后会变成灾难性的硬著陆。” 拆除债务炸弹 政府至今仍极度小心地尝试拆除债务的计时炸弹。去年经历了几度有关企业破产的“有惊无险”，最后都能仅仅地避免掉。市场恐慌会擦枪走火，引发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预料北京将会在未来数月内宣布一项银行存款保障计划，与其他国家一样，为了提供一道“防火墙”，以在个别破产或债务违约的事件发生时，避免出现更大的金融恐慌。 同时间，中央勒令地方政府“重新定义”自己的债务责任，来解除一直以来政府对于国企、投资机构的默认担保，与它们相关的影子金融工具的默认承保也变相解除。一旦落实了这些措施，相信北京会选择性地允许破产事件发生，来“整顿”信贷市场，并保护核心的银行系统，以免受到影子银行业的过分行为影响。政府显然预料会出现一些“地方性”的银行危机，但会希望能够控制住它，并不让其扩散。不过，这会冒上巨大的风险，接续的发展随时会脱离政府及其调控机构的控制。 因此，中国的经济在2015年将会进入一个未知领域。中共专制混合了新自由的资本主义改革（市场主导），以及增加国家打压和政治控制。这正在使社会陷入更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动荡。工人阶级因此需要寻找自己的替代，以民主的自我组织和国际社会主义取代这个破产政权。 山西建筑女工讨薪被杀 2014年底，建筑女工周秀云因为讨薪在工地门口被警察打死，事后她的家人受到警察的跟踪监视。由于30年来的自由化政策和2008年危机后经济增速下降，中国的阶级矛盾逐渐激化，国家机器不可避免地采取暴力手段镇压工人斗争。层层分包的建筑业为中共官僚和资本家积累了巨额财富，与此同时建筑工人却遭遇著讨薪和工伤维权的困境。 山西惨案 2014年12月13日，在山西太原的“龙瑞苑”工地，周秀云的儿子和工友因为讨要劳务公司拖欠的8万元工资，与保安发生冲突。周秀云夫妇闻讯赶到，此时冲突已经平息。警察来到现场后，未做调查就将讨薪工人称作“犯罪分子”，打算强行把他们带回派出所。周秀云在阻拦时被警察扭断脖子而死，她的丈夫则在派出所里被打断了六根肋骨。随后警方为封锁消息而对周秀云的家人进行了跟踪监视，试图和他们私下达成赔偿协议。事件曝光后，太原当局匆匆发布道歉声明，声称会调查真相。但调查结果却否认此事因讨薪而起，为警察非法逮捕工人辩白，结果引起当事人和舆论的谴责。目前4名涉案警察已经被逮捕，其中三人可能会被判处故意伤害罪，罪名明显过轻。官僚政府的“自查自纠”无法让群众了解事件真相，只有由讨薪工人及其家属和事件目击者组织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才能让凶手得到应有的惩罚。 《中央电视台》歪曲事件的程度令人发指，报道将事件渲染为“警民冲突纠纷”，鼓励民众“奉公守法避免悲剧发生”，合理化警察的暴行。由于新闻自由被全面打压，事实真相只能透过网路短片及文章传播。 建筑业的资本霸权 太原当局的表面工作无助于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尽管四年前政府将恶意欠薪罪写入刑法，但根据官方数据，2013年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查处的欠薪案件比2012年多出11.7%。“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结果显示，2015年1月，建筑业工人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资本霸权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讨薪行动。2014年《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指出，住房市场化“造就了中国亿万房奴、亿万富翁和亿万欠薪三大奇迹”，令6,000万（亦有报道称4,000万）建筑工人经受著劳务分包制度的压迫。为了逃避用工责任，总包建筑公司向不具备建筑资质的公司提供资质挂靠，收取挂靠费，并不参与实际的建筑工作；或者通过内部人员成立劳务公司，玩起“左手换右手”的把戏。这些劳务公司也没有直接雇佣工人，而是向包工头提供资质挂靠。在资质挂靠和层层分包的霸权体制之下，95%的建筑工人没有劳动合同，很多时候被迫签假合同。再加上劳动监察部门和工会袒护资本家，工人很难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建筑工地危机四伏，工作受伤乃家常便饭，但工人要从合法途径追讨赔偿，起码要等3年9个月。如果资方和政府有心阻挠，甚至要等6年9个月才能有赔偿，而金额往往少得可怜。 值得注意的是，地产开发商往往不提供足够的建设资金，只能由总包公司垫付部分工程款。这种垫付关系经过劳务公司和包工头，将负担最终转嫁到工人头上——工人不仅无法按时拿到工资，甚至要向包工头借取生活费，当然更不可能得到社会保障。实际上，周秀云所在的“龙瑞苑”总投资17.8亿元，但负责该项目的国有开发公司的自有资金仅有2,000万元；国有总包公司也将工程非法发包给个体或私企大包工头。可见，要想改善建筑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就必须取消劳务分包制度，禁止资质挂靠，让工人和建筑公司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由建筑公司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和职业培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工人监督开发公司和建筑公司的日常运作和各项收支，降低房屋价格，阻止资本家利用住房谋取暴利。为此工人须要自下而上组建独立民主工会，与建筑业和金融业的资本霸权进行斗争。但是社会改良不可能彻底改变工人作为受剥削者的地位，而且统治者会想尽办法夺回工人的斗争成果。只有将银行资本和地产资本国有化，通过计划经济合理分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才能使住房建设满足劳动者的需要，而不是满足资本家的贪欲。 劳工斗争四起 警察镇压加剧 在山西惨案中，周秀云的儿子曾相信警察会帮助他们讨要工资。但实际上，警察往往勾结资本家和黑恶势力，一同打压工人的维权行动。在山西惨案前不久，深圳庆盛服饰皮具厂的900多名工人发动罢工，阻拦厂方出货，要求企业主补缴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罢工第九天，在工人未出厂进行任何示威游行或堵路行动的情况下，数百名警察包围了工厂，殴打、逮捕罢工工人，强迫复工，乃至进入车间监视工人工作。2014年12月18日，在庆盛工人遭到镇压的当天，安徽省铜陵县的300多名教师在市政府广场上静坐示威，要求政府提高教师待遇，补发被克扣的奖金。随后政府派出特警镇压，3人被捕，另有数人被打伤，引发全县教师罢课。今年2月5日，西铁城精密（广州）有限公司突然宣布与该厂1,000多名工人解除劳动合同。谈判未果后，工人前往当地政府请愿，却遭到警察的暴力镇压，被迫接受厂方的赔偿方案。警察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本质是资产阶级维护剥削制度的暴力工具。劳动者在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中，须要组织自卫委员会抵抗警察镇压，并由工人及居民选举产生的独立委员会民主控制警队，令其不再成为镇压群众的机器。 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中共资产阶级政府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建筑工人的处境，甚至连改良性的让步也值得怀疑。组织起来，集体斗争是改变的唯一出路。 中国劳工论坛的诉求： 由讨薪工人及相关人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周秀云死因，严惩杀人警察 中国新年凸显极端阶级分化 中国2.7亿农民工离乡别井到城市打工，当中大部分人于农曆新年回乡探亲，造成了世界上一年一度最大的人口迁徙。恰逢中国庆贺新年，迎接羊年的到来，根据官方数据，春运期间内预估有28亿乘车人次。但在家庭团聚和普天同庆的节日裡，却又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和贫富悬殊的问题。 对于富人而言，儘管去年经济动盪，今天却是最好的时候。过去六週，中国排名前25位富豪的个人财富增长了213亿美元，令人震惊。而据《彭博社》报道，这只是他们1月1日以来储蓄金额增长的部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联合国预估每年只要额外投入300亿美元就能保证全球饮水安全。每天全球大约有6千人因饮水不安全致病而死亡。中国农村地区也广泛受严重水污染之苦。 中国钜富拥有的财富飙升，是源于中共专制者放宽了货币政策和监管条例，为金融投机提供了土壤，策划了牛市。农曆马年期间，上证指数增长了60%。春节期间，证券市场收市一週，然而，由于“热钱”的涌入，证券市场的泡沫必定会进一步膨胀，然后不免出现市场修正。 据《彭博新闻社》报道，自2015开年以来，证券市场起飞，加上一连串的首次公开发行（IPO），造就了24名新的亿万富豪，平均每週4名。在这些金融新贵中，有航空公司持有人、电子游戏开发商以及连锁药店的持有人。 罢工潮迭起 由于拖欠工资引起的冲突加剧，中国广大的工人过去几周过得尤为艰难。由于经济放缓，此前的繁荣行业如矿产和建筑如今不景气。据独立机构的估算，相较去年同期，示威和罢工的工人数量增长了三倍。拖欠工资是触发冲突的最常见因素之一。 庞大的建筑部门有4千万劳动力中，大部分为农民工，员工受雇于一层层的外包公司。外包公司一般一年才支付一次工资，发薪日刚好在农曆新年前。建筑部门尤其成了导火索，佔目前中国罢工数字的近三分之一。据社交媒体报道，二月初，昆明的建筑工人堵断了主干道，拉起横幅，要求房地产开发商支付血汗钱。类似的示威近几周内发生了数十起。据报道，近期在广西省和山西省，拖欠工资引起的冲突引致了死亡事故，后者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全国关注。去年十二月讨薪行动中，一名建筑女工人的母亲周秀云被警方杀害。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的一则研究发现，8%的农民工抱怨在前一年被拖欠工资。该研究发现，受访的一半工人，或全体农民工的4.3%，称曾为了追讨欠薪而参与过“群体性事件”（即罢工和集会的官方统称）。将这些数字放到全中国的话，那就分别涉及到2,160万和1,160万名工人。 建筑股成为市场上的新星，去年最后一个月跃升了63%，但建筑工人却有时被迫採用绝望的手法来讨薪，可见中国穷人与富人之间隔著一道万里长城。 “留守儿童” 中国7千万“留守儿童”在农曆新年的处境令人揪心。由于贫穷和歧视性的法律，一年大部分时间，他们被迫与外来工的父母分离。《金融时报》评论道，节日开始了，意味著“无数的民工子女准备与父母相聚一週，然后又要告别一年。中国梦就是一个严厉的包工头。” 户口体系把人口划分为享有特权的“城市”居民和没有特权的“农村”居民，而农村儿童无法就读大部分的城区学校。他们很多和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一同生活，有些则寄宿学校。寄宿学校最近受到广泛媒体的批评。“学生常常被长期锁在教室裡自习。”《财新网》报道一所学校的状况。 2014年黑龙江省政府赞助的一项研究表明，几乎50%的留守儿童都患有忧鬱症和焦虑症，而在城市中，只有30%的同龄人有这种问题。“留守儿童通常有著自卑情结，自尊心更容易受伤，自信心更低。”该项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员表示。 中国经济急速放缓，官方数只揭示了局部状况。因此，在羊年工人阶级将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集体斗争、创建独立的工人组织才是出路。 中国：资本主义令女权倒退 据报道，2月18日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是世上最多人观看的电视节目，演出四个半小时，由189个国家电视频道现场直播。观众人数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今年仍超过6亿。不过，演出内容带著无耻的性别歧视色彩。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女权活动家等人对今年春晚的评价再创新低。 “春晚无耻地歧视女性，拿她们取乐。导演要把我们带回封建缠足时代吗？”今年春晚结束后，大量网民在微博上表达愤怒，这只是其中一之。女权主义者发起一份倡议书，抨击春晚“有毒”，指出节目中有44幕嘲弄女性：称单身女性为“剩女”；描写女性公务员是依靠美色上位，为了受提拔而和男上司发生性关係。从此可见，新一代女性活动家正在中国冒起，反对家庭暴力和就业歧视。她们在多个城市佔领男厕抗议，令公众关注女厕缺乏，被迫在门前排起长队。要知道，她们是在强硬的独裁统治之下行动，在这裡任何抗议都会迅速遭到打压。 春晚引发的怒火揭露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女性的社会地位正在倒退。这是中国整个社会反革命的其中一部分，资本主义取代了国家计划，并再次猖獗的制造贫富之间、城乡之间和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 工资差距扩大 “自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加剧了性别不平等”，女权主义作家张丽佳说道（中参馆，2014年6月11日）。男女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反映出这一现象。国际上，工资差别儘管仍不利于女性，但已经缩小，但中国逆国际潮流而走。根据官方数据，2010年中国城市女性平均工资为男性的67.3%，低于1990年的78%。在农村地区，女性收入只有男性的56%。 女性白领工作者面临著性别主义观念和公开歧视所筑起的高牆。就连《纽约时报》（2015年2月20日）也承认，“在办公室裡，社会主义时代的平等主义已为公开的性别主义所代替，在某些情况下还得到法律的支持。”该报援引了中国女权主义者冯媛的话：“女性的地位并未提高，在某方面还倒退了。” 以下事实说明了这种负面趋势： 一份2010年的调查表明，69%的僱主在招聘员工时设定了性别条件，儘管这样做是违法的。招聘广告经常指定“申请者仅限男性”或者仅限“有吸引力的女性”。 《人民网》甚至特别发佈了一个名为“十八大上的风景线”的图集，其中出现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女服务员。这无疑发放一种信息：女人提供装饰，男人做出决策。社会主义博客写手王林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利用“剩女”观念向单身女性的散播恐惧，施加家庭压力，从中榨取利润。在中国有超过一百个婚姻交友网站，根据《彭博通讯社》的资料，交友网站的市场在2014年首季就总值4亿9千万人民币。李先生说：“他们尝试污名化及边缘化所谓‘剩女’去赚钱。”此外，女德学堂在全国涌现，散播封建道德观去为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服务。 革命与反革命 在计划经济的毛时代，这种公然的歧视会受到国家的制衡。儘管庞大的官僚机构有其弊端，但国家在分配所有工作，因而也缩小了男女之间在工作、工资和社会地位上的差距。除了公有制和国家管理，当时社会有一股巨大的压力，来自女性以及激进化群众的，要求废除旧式的男权封建制度。这反映当时中国左翼中重要的女权主义潮流。1950年毛政府禁止了包办婚姻和纳妾制度，并让男女双方都能更容易地离婚。这是有史以来在婚姻关係中最引人注目的政府改革之一。 这些变革并不意味女性得到了完全的公平，也不像中共所宣称的那麽“社会主义”。但是，儘管毛泽东实施独裁统治——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诅咒——国有计划经济仍然打开了通向妇女解放的大门。随后的资本主义反革命一直在设法把门关上。 相比于办公室，工厂裡的性别歧视更加严重。一个涉及一百多万份网络招聘广告的调查发现，儘管从整体上看超过10%的招聘广告表现出性别偏好，但对于不要求大学学历的工作，这数字更增加到了23%。 女性工人 在办公室和工厂工作的女性都会迫于无形的压力签署“不怀孕”条款，接受妊娠试验，甚至要保证不结婚。如果一个女工怀孕了，老闆就会把她分配到不便、费力的工作岗位，迫使她辞职。这不是什麽罕见的事。相比于白领员工，工厂女工所受的性骚扰更加严重。向阳花女工中心于2013年发佈调查结果称，70%的广州女工说她们曾经遭到性骚扰，32%报告了不受欢迎的身体接触，25%收到过猥亵电话或短信。 但是过去几年的罢工运动表明，工厂女工绝不是僱主所认为的那麽软弱。2014年的罢工数量比2013年翻了一番，女工在许多斗争中走上前台，尤其是一年前的裕元大罢工。这是中国30年来最大的罢工，制鞋女工佔罢工人数的70%，消除了“女工友不如男工友坚决”的想法。这些事态发展是我们乐观的基础，缺乏经验的中国女性运动能够与正在开展的工人阶级斗争联合起来，并建立一股力量，推翻现有制度，彻底摧毁压迫女性及所有人的根源。 超级富豪成为人大会议的焦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周四在北京召开了一年一度的会议。在越来越多的负债问题和产业过剩下，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长放缓，因此全球媒体都将深度报道今次会议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示。全国人大及政协只是橡皮图章，中共独裁者事先拍板的决策将会一一通过。 尽管如此，如之前几年一样，大量注意力将会投向中国金融菁英的出席。上海的胡润百富榜报道，在中国1,271名最有钱的富豪中，有203名（七分之一）是今年的全国人大及政协委员。中国首十名亿万富豪中有五名就是两会代表。《日本时报》指出，他们在两会中亮相，突出了“超级富豪在这个国家的影响力”。 使美国政府“看起来像是乞丐” 五大传奇财富钜头分别是排名第三的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排名第五的腾讯主席马化腾，以及排名第十的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上述人士均为人大代表。太阳能厂商汉能控股的主席李河君也是政协委员，今年他是胡润百富榜上的中国首富。排名第六的李彦宏则是互联网公司百度的首席执行官。 将这情况套到美国，就如比尔．盖茨、拉里．埃里森、沃尔顿家族和迈克尔．彭博都在美国国会中拥有席位。在老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资产阶级倾向躲在被收编和“游说”的民选代表背后，以较谨慎的手法统治，但中国的人大代表不用害怕流失选票，《彭博社》2012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令他们的美国同行 “看起来像是乞丐”。2012年，70位最富裕的人大政协代表总资产约为5,658亿元。相比之下，美国政府三大权力机构中全体660名高官的总资产额只有75亿美元，实在相形见绌。 财富增长一倍多 今年两会前夕，吉林省《新文化报》报道中国排名前100的富豪中，有15名是人大代表，21名是政协委员。这36位人士的总资产约有1.2万亿人民币（下同），超过了越南的生产总值。比较一下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资产在短短四年中翻了一番，也就看到中国的亿万富豪是如何从习近平的亲资政策中获益的。 2012：最富裕的前70位人大政协委员总资产达5,658亿元。 今天，中共由亿万富豪统领，其统治下的社会是全球最不公平之一。极端的贫富差距成为了人民不满的主因，在今后将造成政治动荡。 出租车罢运反剥削 今年1月份，中国多个省会城市相继爆发了出租车罢运事件，出租车司机所受的严重剥削再一次受到人们的关注。政府和媒体纷纷指责高昂的“份子钱”及其背后的经营权垄断是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进而把市场化改革看做解决手段。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市场只会加重对底层群众的剥削与压迫，让出租车司机成为该行业新一轮资本扩张的牺牲品。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1月4日，辽宁渖阳的数千台出租车罢运，游行队伍遭到警察拦截。但事件并未就此结束。在短短两周内，罢运行动蔓延到南京、南昌、长春、济南、成都等多个省会城市。媒体将之称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出租车罢运。罢运司机将矛头一致指向了份子钱和“专车”。所谓份子钱就是出租车司机上缴给出租车公司的承包费用。中国政府对出租车行业实行特许经营制度，国有出租车公司在全国大多数城市具有垄断地位（《中国产经新闻报》，2月4日）。公司通过竞标取得营运证（出租车牌照），然后转租给司机并收取份子钱。由于政府管控著出租车的数量，牌照价格一路高涨。最后，高昂的牌照价格通过份子钱被转嫁给了处在行业最底端的出租车司机。目前北京单班车每月的淨承包金将近4000元，但司机的平均收入不到6000元。这意味著他们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基本没有休假日，却要将一大部分收入上缴给出租车公司。上涨的物价和油价更是加重了司机们的负担。因此就产生了”上午给公司干，下午给中石油干，到半夜才是给自己干“的说法。巨大的生活压力导致拒载、绕道、拼客等现象的屡禁不绝，引发了乘客的严重不满。 自由化改革的下一个目标 面对出租车行业矛盾的不断激化，官方媒体甚至开始使用“剥削”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出租车公司与司机的关係（中新社，1月13日）。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是取消暴利模式的时候了”。当然，它们绝不是真心站在受剥削的出租车司机这一边，也未打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同一篇评论中，《人民日报》明确说道：“市场的事，应该由市场说了算”。1月27日《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提出要“约束住基层政府之手，把权利还给市场”。可见，各个资产阶级媒体实际上是借这个机会鼓吹进一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要求减少政府的干预。这将是出租车行业内一场资本扩张的盛宴。今年2月初，上海“强生控股”发佈消息称，要抓住政府对出租车扩容的机会，抢佔市场份额，保持车辆的规模的领先优势。因此中共党刊《南方日报》提出让社会参与监督出租车公司成本，只不过是利用群众的怒火来为市场化铺路。在它眼中，真正的工人监督将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 将在“自由市场”上参与资本竞争的另一支势力是专车公司。1月8日，交通部明确表示支持专车公司利用租赁汽车和劳务派遣司机提供叫车服务。在过去两年间，专车公司利用私家车便捷优质的服务以及各种优惠补贴，吸引了大量乘客，使出租车司机的处境更加艰难。据中国新闻网报道，截至去年5月17日，“滴滴”和“快的”对乘客和司机的补贴已经达到24亿元。但数据显示，两大公司停止现金补贴之后，仅有28.5%的调查对像愿意继续使用。专车公司将不得不降低价格以留住顾客。因此僱佣低工资、无保障的劳务派遣司机更符合它的利益。儘管媒体试图把专车公司描绘成挑战“邪恶垄断”的英雄，让群众相信市场化改革能够使乘客和司机获利，但实际上在这场资本竞争中，逃不过大鱼吃小鱼的逻辑，最后专车公司也会发展成垄断产业。劳动者永远是受到剥削和压迫的一方。 争取独立的出租车司机工会 政府未来可能会取消份子钱，全面推行公车公司化经营（所谓“公车公营”），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个人出租车牌照。这短暂内会得到一部分出租车司机的支持，但无助于真正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公车公营制度之下，出租车公司僱员的司机要向公司上缴营运承包费，如其他行业的工人一样受到资本的剥削，更不用说那些可能会大量出现劳务派遣司机。个体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受限于劳动者的一般工资水平，并承受著高油价以及来自大型出租车公司的竞争。出租车牌照将会成为另一个投机工具，在以个体出租车为主的台湾，司机平均月薪仅有20,048元新台币，而且许多司机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每月只能休息两三天（环球网，1月22日）。因此，要想提高出租车司机的生活水平，必须组织独立的出租车司机工会，反抗剥削，提高工资水平，反对劳务派遣制度；出租车公司应该全面国营化，由司机和居民民主管理，确定出租车收费标准和牌照发放数量。保障司机的优良待遇。同时，有规划地大规模建设廉价舒适的公共交通，以服务全体人民为目的，而不是兴建票价高昂的大白象铁路。这只有在民主计划经济下才可彻底实现，也指出了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虚假数字下的中国法院 2014年12月31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一名安徽男子前往当地的法院申请行政诉讼立案被拒绝。该男子的律师对记者讲每逢年底法院为了当年案件的结案率会停止接受当事人的立案申请。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倾向媒体《南方都市报》在2014年12月29日报道，深圳市两级法院系统为了保证该年案件结案率在当年十一月份停止了案件受理工作。该年十二月下旬法院恢复受理案件后，在法院门前排队申请立案的人群“宛如春运”。 官僚主义管理体制的中国法院 按照中共的宪法和法院组织法规定中国的法院属于司法机关。各级法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和汇报工作。中国法院的审判员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任命。不仅如此，中国的法院具有司法独立的地位，“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共宪法第126条）。 可事实绝非如此。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有无处不在的共产党党组织，共产党通过这些组织控制了全国所有的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甚至大型企业。大陆的法院自然也在中共的绝对控制之下，成为专制集权统治的工具。各级党委产生法院及其审判人员，法院通过上级法院对上级党委负责、汇报工作；与此同时，法院还要向同级党委汇报工作。但在形式上，法院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这就意味著中共的法院系统仅仅在口头上宣称向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而实际上沦为中共官僚体制的一部分。 新的麻烦制造者 我们知道不顾实际情况取悦上级，制造虚假的数据突出政绩是官僚主义的特征之一。不断的制造虚假的政绩成了为中共法院系统的日常工作。案件结案率，正确率，信访平息率成了各级法院主要的业务考核指标。为了追求更高的结案率，中共的法院系统在年底停止受理案件成为了降低积压案件，提高结案率的主要手段。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2014年2月21日《海南网》报道的2013年海南法院在该年度内受理案件92,015件，结案88,569件，结案率为百分之九十六点二五。2014年11月六日人民网报道自2010年至2014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信访结案超过百分九十七。 在中共法院系统不断制造司法大跃进欺骗上级和人民的同时，我们看到中共法院司法黑幕重重，冤案不断，普通人民很少能够通过司法的途径解决纠纷，反而被司法腐败所累。中共法院系统从社会矛盾的解决者身份毫不犹豫转变成社会麻烦制造者的角色。这将更加激化中国大陆的社会矛盾，使大陆人民更加清醒的认识中共政权由商贾钜富统治的独裁本质，促进人民不断反抗中共政权的统治。 无论是中共官僚操控的，还是西方资产阶级法治，都将劳苦大众的基本权利排除在外。我们需要真正由下而上选举各级法官，由人民直接监督，并确保法官只领取普通工人薪金，不享有经济特权。结束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才能有真正的司法公正和独立。 要求释放被捕女权活动人士 三月六日及七日，正值三八妇女节前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北京召开年度会议，当局公安逮捕了至少十名反对性别压迫的女权活动人士。 事件引起国际强烈愤怒。逮捕行动令人见到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镇压愈趋猛烈，也突显了现时中国女权受到高度压制。 中国警方的逮捕行动跨越不同省分，几位女权活动者分别于北京、杭州、广州等地被捕，部分人士被释放，但尚有五位知名女权活动人士被扣押，其中包括武嵘嵘（30岁）、郑楚然（化名大兔，26岁）、李婷婷（化名李麦子，26岁）、王曼（32岁）和韦婷婷（26岁）。李婷婷及郑楚然分别在北京及广洲的住所被带走，武嵘嵘则于杭州被捕。 这几位女权活动人士准备于三八国际妇女节当天，在不同城市组织抗议活动，包括在北京一个公园内游行，并在公交车上张贴文宣，表达反对车厢里的性骚扰行为。 近年来，这些女权活动者是妇女平权组织的成员，因其“行为艺术”而闻名，引起了公众关注中国的女权问题。她们曾发起“占领男厕”，要求改变男女公厕比例不公平的状况，又身著染有血色的白婚纱以抗议家庭暴力。 “寻衅滋事” 《时代杂志》于三月十九日报道，这五名女权活动者“并没有发动推翻中共政权，亦非组织政治集会，而是透过行为艺术挑战社会观念。”就如对待揭发贪污及捍卫小数族裔的维权人士般，习近平以极之强硬的手段打击体制内温和的批判声音。 三月十二日，当局以“寻衅滋事罪”拘控她们。中共经常以此罪名打压和监禁异见人士，包括工人代表和主张“政制改革”的活动者，一经裁决，最高可判五年监禁。在当局决定是否正式检控五人之前，当局有权拘留她们三十七天。 内地声援行动被阻 寻求国际声援 自从这五位女权活动者被捕后，在中国各地都有联署活动，要求释放她们。但在中学及大学被制止，校方更威胁会对有关学生秋后算帐。相关的网站及社交网络平台亦被当局封锁。 当务之急是组织国际声援行动。工人国际委员会（CWI）过往一直反对性别歧视及政治打压。我们将连系全球超过四十个国家的支部，共同发起声援行动。中国劳工论坛及社会主义行动在此呼吁各位去信中国当局并组织示威行动，要求释放这五位女权活动者。 私有化之手就能打破穹顶吗？ 毫无疑问，前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记者柴静最近所发表的《穹顶之下》对中国空气污染问题最为深入和客观的一套纪录片。 这套纪录片在发佈当日立即受到内地多家大型媒体网站，甚至官方平台热捧而迅速散播开去。一时间内地微博网站放眼望去尽是关于《穹顶之下》的消息与讨论。在不到几天后，中共官方又下令“落闸”下架，“不得再借此进行炒作”。从中似乎能看出中共内部派系之间的斗争倾轧之端倪，一方试图利用群众关注的雾霾问题引导舆论，为打击国企石油帮、推动市场经济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另一方则只求稳定现况，提出的环保方案都符合体制内的框架。亦有评论指这是中共试探群众水温的手法，当发现水温比想像中要热的时间就马上把手缩回。 然而，不论中共官方在背后打甚麽算盘，都不影响这纪录片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一名前中共官方媒体的记者，柴静在片中她驳斥了环保工作不利于经济发展一说，指出了过去一直作为经济增长动力之一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当中现在不少是依赖政府补贴输血渡日，根本谈不上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亦指出了中国的环保部门只是纸老虎，毫无监管权力，甚至连燃油标准都只能根据石油企业而非政府部门来制定。总括而言，她点出了雾霾背后很多不为群众所知的政策因由。 解决方案？ 在中共一党专制的资本主义下，雾霾和污染等环保议题牵扯到太多既得利益者的禁地领域，加上近年内地因污染问题而爆发的群众反抗此起彼伏，大有燎原之势，谈论环保问题一不小心就会触及中共的敏感神经。 但柴静提出的解决方案，除了寄望于个人的自发运动外（少驾车，举报污染问题等），就是要求打破石油行业的国家垄断，通过“市场化”引入私人资本竞争，从而提升使用天然气的比率，降低煤炭所造成的严重空气污染问题，并寄望私人的“环保产业”开发环保技术改善环境之馀拉动经济增长。 基本上，这是内地典型的自由派思路和药方。但客观的经验和严谨的分析都告诉我们，这些看似头头是道方案只会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首先，中国本身是一个石油输入国，国内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蕴藏量只佔全世界的1.8%，这意味著即便100%开採，亦远远未能支撑全国的能源需求，甚至连过渡方案都无法胜任。那麽要填补剩下的缺口只有两条路可走：要麽走回头路用煤炭填补，那麽雾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要麽向前走，加强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以填补缺口。但既然如此何不直接以可再生能源主导能源系统，非要绕个大圈跑到油气工业上去呢？ 此外，柴静在片中以英国煤矿业为例子，轻描淡写地将产业转型的过程一笔带过，仿佛那是件自然的事。实际上英国撒切尔夫人主导下对英国煤矿业的动作触发了英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庞大的工人罢工斗争和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英国资本家当时有意识打煤矿工业，削弱矿工工运的力量。 资本主义才是污染源 正如我们在去年一篇关于中国污染问题的文章《“三高”企业带来巨大的环境代价》中指出：“大部分社会财富操控在官僚和资本家手中，改造生产模式会进一步加重政府债务负担，要想满足东部城市需求、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就离不开‘三高’（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企业。”改革开放令中共失去了大部分的经济规划能力，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所谓的“环保工作”往往意味著的只不过是产业转移。特别是当中国的私人资本掌握著愈来愈多的政治权力的时候，环保法规只会如今天一样不过是件摆设。 中国贫穷的内陆区和少数族裔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又有严重的缺水问题。但中共现时的环保战略是把污染物排放至这些地区，例如将煤电站迁移到这些地区，而向富裕地区及政治敏感的东部城市承诺减少污染。这与西方帝国主义经济体一样，将污染工业移到亚洲及中国，让自己国家可以实行“绿色政策”。 真正要治理环境，离不开全盘的民主规划，合理地按照自然条件分配产业分佈，善用地理条件提供的可再生能源等，而这些却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绝对无法提供，只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工人民主管理银行和大型企业，以民众的需求而非利润去制定生产计划，才能彻底地抹清穹顶下的雾霾。从这个角度而言，雾霾的源头，正是资本主义本身。 女权主义不是罪！ 五名妇运人士在今年三八妇女节前夕被捕，分别是武嵘嵘（30岁）、郑楚然（化名大兔，26岁）、李婷婷（化名李麦子，26岁）、王曼（32岁）和韦婷婷（26岁）。她们向来以“行为艺术”见称，旨在令公众关注女权问题，现在有可能会被控“寻衅滋事罪”。这条罪行定义模糊，向来用于政治打压，最高可判监五年。 习近平最近疯狂打压工运人士、人权律师、反贪污人士，而这五位妇运人士是镇压中的受害人。去年，中国有超过一千名异见者被捕，是1990年代初以来最严重的镇压。习近平摆出强硬姿态，就算是不会挑战一党专政的温和异见者也不会容忍。 这五名中国妇运人士被打压，等同全球的女权被打压。在中国以至全世界，女性都面对著受歧视、低薪、接受教育机会较低。 全球贫穷人口中有70%是女性 声援中国女权分子行动在全球遍地开花 四月十一日，“声援中国女权运动者”与一众民间团体在铜锣湾时代广场发起集会行动，声援一个多月前被中国政府拘捕的五名女权分子。集会参与者高呼“女权主义不是罪”、“释放女权五人组”等口号。该五名女权分子以不同的快闪行为艺术来推动公众意识，却遭中国政府严厉打压。 这次的集会是全球声援行动的一部分，从美国到澳洲都会在周末期间举行声援行动。而香港的集会亦同样带有浓厚的国际特色，有著不同国籍的妇女来到参与示威行动。 五名女权分子至今已经被拘留超过一个月，有报导称至少两人在羁留期间健康恶化（武嵘嵘患有乙型肝炎，而王曼则患有心脏疾病）。事件使人关注中国当局以严刑拷问异见人士和社运分子来套取认罪口供。郑楚然患有视力障碍，却据报被没收眼镜。中国的法院很依赖口供，因此执法部门正设法打破该几名女生的意志，迫使她们屈服。 经过一个月的拘留，警方一改策略，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取代原本“寻衅滋事”的控罪。两个控罪的最高刑罚为五年徒刑。习近平为一展强人本色，指使了中国近二十年来最严重的打压，去年有超过一千名异见分子被当局抓捕。当局对媒体以及互联网的监控亦大幅上升。在一些高调的审判中，异见分子被控以寻衅滋事罪并判以长久的监禁刑期。新公民运动的许志永在去年被判以四年徒刑。 该批女生的代表律师的报告暗示她们被严刑拷问，而审问的焦点从原本的“罪行”（三八妇女节当天派传单宣传反抗性暴力）转移到更以前的事情。协助她们的律师梁小军表示武嵘嵘被审问关于2012年的“占领男厕”运动（抗议商场与公共场所男女设施分配不公的运动）。其他的女生则被问及在2013到2014年抗议家暴的“血新娘”运动。 显然，国家的维稳机器正试图以这个案件来杀一儆百，以高调的审判和严重的判刑来展示其对任何示威活动的零容忍。尤其是现在经济正步向政府认为的“安全底线”，未来更有恶化的风险，专制政府恐惧数以百万计的血汗工人的反抗，更害怕在中国发生类似香港的雨伞占领运动。因此，这五名女权分子虽然尝试在体制内进行活动，并未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等的口号，她们依然被当局严刑打压。这些女权分子所带出来的讯息──反对性暴力与性骚扰──也挑战著习近平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他的新年发言中充斥著所谓的“家庭价值、家庭教育和家庭传统”。 女性平权的斗争是一个需要耐力与以致的道路，并加大对中国政府的施压。本周末的行动只是未来更多行动的前奏。 在时代广场的集会中，来自菲律宾、代表难民联会的Vanessa指出了全世界共同充斥著的性暴问题。妇女和儿童就占了全球难民人口的八成。 社民连主席“长毛”梁国雄亦要求当局释放该五名女权分子，并声援中国的言论自由。社会主义行动代表邓美晶斥中国政府在将女权斗争非法化，并指出中国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增加。 中国女权人士被释放 全球声援获得胜利 中国五名女权人士被拘禁，激起了全球的声援运动，超过一个月后，她们终于在4月13日（一）被释放。这代表了中国当局在全球的抗议声音下，稀有地作出退让。《华盛顿邮报》形容这是“令人惊讶的举行”，而很多人的确作出过最坏打算，预计这几位女权人士会受到严厉镇压。习近平上任以来，打压言论及示威自 由已经变成标志。《中国劳工论坛》的编辑Vincent Kolo表示：“习近平发动大规模的国家镇压，这次退让可说是高墙上的第一道裂痕。” 这几名女权人士分别是，武嵘嵘丶郑楚然丶李婷婷丶王曼和韦婷婷，原本计划派发传单反对性骚扰，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被捕。她们起初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拘留，此罪行最高可判监五年。在4月11日，当局将罪名改为“非法集会”，可见当局在受到压力下要炮制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论据去打压五名女权人士。 中国各地的学生发起联署行动，声援五名妇权人士，但受到校方严厉的打压。在全球多个国家，女权组织和同志平权组织都有发起运动。在香港也有几场抗议，例如在4月11日当局正式检控五名女权人士前，“声援中国女权运动者”丶社会主义行动（CWI）以及其他团体举行抗议。 “前所未有的压力” 很多人提及到中共政权今次明显让步的重要性。国际特赦组织形容这是“令人鼓舞的突破”，而人权监察的王松莲说道：“（五名女权人士）被释放是因为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五名女权人士的辩护律师也表达了相似的意见。《剩女：性别不平等在中国的回潮》的作者洪理达对这些抗议行动以及群众的义愤表示赞扬， 说道：“中国市民无论男女所施加的压力，也是极为重要。” 同时，有忧虑指这五名人士的控罪并未被撤回。她们只是取保候审，因此有可能会再被捕，特别是如果声援的情绪消散后。中共政权向来经常运用软硬兼施的 手段去打击示威，包括罢工。它会先作出承诺，然后将之撤回，或者承诺根本毫无价值。五名女权人士将会被紧密监视，并被禁止出境。 “这次释放还未是胜利，她们被取保候审，而不是被无罪释放。”武嵘嵘的代理律师梁小军向英国《卫报》表示：“即使被释放，她们的活动仍受到限制，她们仍未完全重获自由。” 五名女权人士被拘留，令中国的国家镇压受到全球触目。外国政府向来为了与中国营商，淡化中共政府的镇压恶行。这股义愤的情绪由下而上来，由活动人士丶年轻人及工人运动，而那些知名的政客没有发起运动，只是乘势支持。 连美国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也为五名女权人士发声，包括下届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指她们被拘留是“不可宽恕的”，可见事件触发了巨大愤怒。希拉里于2009 年作为国务卿首次到访中国，但对人权问题采取了低调路线，令一众非政府组织和人权活动分子失望。而当时中共喉舌《环球时报》赞扬了希拉里：“这种务实的态度可以让其他西方领导人跟随。” 中共政权每次都表示外国政府不应干预中国事务，但今次批评声音来自草根基层，令这说法更难服众。相对来说，美国政府自己多次打压民主权利（斯诺登事件丶警察射杀美国黑人），其批评是更容易贬低的。 习近平到访美国 很多人在猜测中共释放五名女权人士的背后原因。由于习近平计划九月到访美国，这事件很可能会一触即发。习近平准备到纽约于联合国全球妇女峰会发表演讲。如果到时引发了抗议浪潮，对于希望加强全球影响力丶宣传自己是“法治国家”的中国来说，将是在政治上有破坏效果。 另一个因素，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是这事件对中国国内正在政治化的年轻女性的影响。几名女权人士只是温和的批评者，甚至有部分人曾参与帮助当局起 草反性侵的法案，但她们却被严厉对待，因此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制造了震惊。“这一代人在过去二三十年成长，大部分都不热衷于政治，但却被今次事件政治化。”于美国任教的WangZheng教授向自由派网站ChinaChange.org表示。 《中国劳工论坛》对五位女权人士被释放感到鼓舞，并向全球所有声援者深表谢意。今次的局部胜利可以对未来中国的斗争造成重要影响。这些斗争反对独 裁丶反对压迫女性丶反对令女权倒退的资本主义。这不单单是中国事务，也依靠全球声援和国际主义，作为全球斗争的重要一部分，以推翻父权而不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经济正在硬著陆！ 对于中共独裁政权来说，2015年是一个危险的一年。经过了数年的高速增长，加上依靠债务推动的全球最大建筑潮，今天中国经济面对多方面的严重问题。产能过剩、通缩、房价下滑以及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等因素都拖累著经济增长，而有几种算法都显示，增长已经减到龟速。 对任何政府来说，经济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中共政权尤甚。中国政府依靠恐怖的国家镇压，混合持续而急速的经济增长来维持统治。从1980年到2012年，每年平均的GDP增长达10%。去年，官方的GDP增长率为7.4%，而今年的目标更下调至“7%左右”，李克强甚至说要达到“并不容易”。更大的问题是，这些GDP数据几乎都是假的，而真实的增长率要更低很多。硬著陆的定义一般指“增长由双位数跌至低下的单位数”，而经济学者们也警告，中国正处于或濒临硬著陆。 这就是为何最近有一连串货币鬆绑政策、减税和其他刺激方案。政府早前推行收紧货币政策来“去槓杆化”，即减轻经济对债务的依赖，现在似乎逆转了。四月末，从政治局召开的会议可见，虽然中共大力宣传经济重组和改革，但现在短期内会180度退却，而会实行刺激措施，即使会令现已严重的债务水平进一步恶化。《人民日报》报道了这场会议，指政府似乎会重施固技，意指依靠债务出资投资，并进一步刺激正在下滑的房产市场。 自11月以来，政府两度调低息率，并两度减少所谓银行存款储备金比率（即银行必需持有的现金数量），这是为了在银行系统内注入新的资金。未来还预计会有更多的鬆绑政策，而政府圈子裡愈来愈紧张。“北京可能没有按下紧急掣，但他们似乎想确保它能正常运作。”金融网站《寻找阿尔法》的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去年这段时间，中共统治者令经济放缓相对乐观，并告诉我们这是刻意设计而并不可控制的局面，而且这局面可以帮助经济由严重依赖投资的情况，转至依赖消费的可持续增长。但是，现在经济的“控制内的放缓”和“再平冲”似乎脱轨了。 在2月和4月的两次降低储备金比率，代表相当于1.8万亿人民币的资金被投入了银行系统，希望能够流进并带动投资和房屋销售。但政策至今未能成效，而这显然也是四月政治局召开会议的因由。建屋量及工业产能已经饱和，利润下滑，即使信贷变得更廉价，主要公司也不愿意投资。早前股市颁布新规则，激起了在美国及海外市场的中国股票期货急速下跌，刚好在及后48小时后，即4月19日（日），人民银行决定降低银行存款储备金比率，似乎要在中国及深圳在星期一开市前支撑市场。“北京可能没有按下紧急掣，但他们似乎想确保它能正常运作。”金融网站《寻找阿尔法》的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这是已知范围内政府和央行首次如此直接介入去拯救股市。 股市疯狂 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虽然牢牢地控制在中共手中，却拒绝将新的资金投放到政府属意的地方。取而代之，新的资本都流入了股票市场，令股市市值在过去六个月上升了80%。 小股民涌入市场，仅在四月最后一星期就有超过400万个新帐户开启。约40%的股票现在是通过信贷购买的，人们卖出房屋加入股市“挖金”战。根据经济学家谢国忠表示，过去六个月有超过2.5万亿贷款进入股市。中国政府早年推行大规模刺激方案，大量大白象基建及房屋兴建起来，造成了今天的债务危机，但今天的刺激政策完全没有带来生产，只在股市制造数字上的财富。 政府利用新的调控政策（例如最近一次放宽的政策就在4月13日，政府取消每人只可申请一个股市户口的限制），加上强大的媒体宣传来鼓励炒风。但现在“孖展”交易数字急升，显然令其十分恐惧，但又害怕禁止炒卖会造成市场崩溃，因为这会令现时脆弱的经济走向全面萧条。 对中共来说，股市上涨虽然有其风险，但也是利好消息，因为可以缓冲房地产泡沫爆包的冲击，而且可以将股市发展为渴求信贷的公司提供另一个信贷来源，尤其是私人企业。这些公司现时依赖影子银行业，而北京希望勒住影子银行业，遏止其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的风险。但政府政策境况愈来愈糟，由于股民从银行储蓄提款加入股市赌局，因此股市吸纳了银行的流动资金，迫使央行进一步放宽政策而催谷信贷，避免流动性危机。 根据《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榜的最新估算，在中国拥有超过十亿美元身家的富豪或家族从去年10月的242个急升到今年4月的400个。平均来说，过去半年每个月中国就有25个人加入其行列中，这是由于过不断飙升的股票价格。于此同时，今年的预测工资上升幅度是十年来最低的，而罢工事件亦越加频繁。 习近平与李克强的所谓改革，其阶级本质如同世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是保护企业的利益，而将危机的重担强行加诸工人阶级身上。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是最公开的自由主义者高官之一，他于4月24日公开发表了一段不寻常的演说，指中国“在未来五至十年有一半机会落入中等收入的陷阱”，并呼吁更彻底打破劳工法例，令老闆更易解雇工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于世界银行流行的概念，指一些国家发展至一定水平然后停滞，例如南非及巴西。楼继伟的演说于网上被广泛讨论，因这可见政府打击工农收入和法律保障的企图。 股市价格的飙升显然脱离经济“实体”的状况，到某个点就一定会爆破。譬如，中共喉舌《人民日报》集团的股票在过去六个月就上升了67%。现时中国创业板上的股票交易水平是15年前美国dotcom崩溃前纳斯达克的两倍。一些评论指出股市泡沫的出现，对由信贷驱动的经济来说，往往是景气不再的最后阶段，正如1989年的日本，甚至是1929年的美国。 法国巴黎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股市上涨与宏观经济没什麽关係，差不多所有都是自给自足式、槓杆刺激式、零售购买式的狂热。”该报告又警告：“但股市攀升愈久，调整的规模似乎会愈大。由孖展债务催谷起来的股市泡沫不能持续膨涨，但中国当局愈来愈难以承担让其爆破的后果。” 真的有7%吗？ 政府採用“新常态”来形容如今的经济放缓。这个词的关键是“常态”──用来突显一切正常，经济没有脱离北京的控制。当然，这个控制的程度是可以争论，但更准确的说，政府只是在一系列的冲击面对作出反应，因而被迫著推行左行右转的政策。而经济却不断深陷通缩危机，这是由于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债务水平，使得刺激无效果。 对中共政权来说，每年的GDP目标是其权威来说，因此最重要的数字。但官方GDP数字常被视为造假。“有怀疑缺陷是因为伪造数字而不是数据搜集的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有个传言愈来愈广泛流传，政府有两本数本，一本是公开的，用来瞒上欺下；另一本是纯粹内部使用的，后者是真实的纪录，让政府可以更准确决策。 大和证券（Daiwa Securities）驻港办公室经济学家赖志文向《路透社》评论：“如果你看看第一季的数据，出口不景、工业生产疲弱、固定资产投资大大减缓、零售软弱，那麽实际GDP又怎能仍会是7%呢？” 克强指数是李克强依靠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及银行借贷作为经济指标的依据，他认为这比官方GDP数字更准确。如果採用“克强指数”，中国的实际增长远远低于7%。例如首季用电量只是比上年增加0.03%，是自2008年末中国受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以来最弱的增长。即使政府推出措施改善能源效能和减低工业污染，但也不能解释用电量停滞，可见经济急速放缓。更夸长的是，铁路货运量在首季减少了9%。 位于伦敦的顾问公司Fathom利用克强指数分析中国第一季的经济，指中国经济现时较接近3%多于官方的7%。Fathom的Erik Britton向《英国卫报》表示：“中国正处于硬著陆。”（2015年4月13日） 房价下滑 过去七至八年，中国房屋市场及物业投资曾经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器，比出口更重要。去年房产投资开始急速放缓，不只令钢领、水泥及建筑设备的需求下跌，也令过度槓杆化的房产开发商及与之关连的影子银行“投资产品”面临违约风险。 中国有一半的债务连繫至房产业。即使楼价在跌价后稳定下来（这已是政府最近减息及刺激方案下最乐观的结果），但仍会令工业产能过剩恶化，造成金融系统的压力。 中国房价下滑，已经为全球经济制造了巨大的副作用，特别是对澳洲、巴西、智利及非洲国家等矿产输出国。在2000年，中国消耗全球金属产量的12%，过去几年升至50%。房产投资自1998年以来平均每年上升20.2%，是中国平均GDP升幅的2倍，但在2015首季升幅只有8.5%。 自1998年大量房屋私有化打开市场以来，现时中国房产下滑的程度是最严重的。去年平均房价下跌6%，此前都是双位数增长。房屋销售量跌幅更大，首季跌幅是9.1%。地方政府的土地销售跌幅更厉害，首季比去年同期下跌32%。房产开发商却步，有些开发商承担的存货量可以是未来几年也卖不完。根据陈志武在《外交政策》杂志（2015年4月30日）写到：“在2014年末，中国正在建筑或有人居住的新建房屋总面积达到约750亿平方英呎。即使需求是处于平稳，也要五年才可卖出这些面积的房屋。” 土地销售一直是保持地方政府偿还能力的重要支撑，佔去年地方政府收入的46%。因此，房价下滑会带来连串公司违约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现已严重，但这会带来新一输危机。根据最近一次（2013年6月）官方的核算，地方政府的总债务达到17.9万亿人民币。因此新一次的核算要延迟完成，因为北京感到有些报告造假，命令地方政府重新计算。报告的信誉较高的《财新》杂志指，地方政府现时真正的债务水平达到40万亿人民币。 《金融时报》（2015年1月12日）报道，地方政府通过他们控制的投资工具，从中自己买自己的地，从而拿取更多债务去弥补预算下降。这些假交易是地方政府维持地价的危急手段，因为地价下跌会产生连锁效应，地方政府会更难还债，而且更难再次借贷。 这令北京政策面对两难，因为它一方面去槓杆化，另一方面想维持足够的经济增长去避免债务违约不可控制的浪潮，防止触发金融危机。国企银行现在愈来愈按自己本子办事，不理政府。根据《路透社》（2015年4月20日）的报告显示，主要银行中没有一间通过北京最近支撑楼市的政策，包括降低按揭利率，放宽购买第二间房屋的限制。各大银行显然没有信心楼市短期内会复甦。“银行寻找高回报的投资，因此宁愿在股市投资。”一名深圳房产开发商向《路透社》表示。 债务陷阱 《社会主义者》杂志及工国委（CWI）中国支持者长期警告，现时经济危机不只是经济放缓或者週期性调整，而是一连串难以解决的危机，而中国与日本在90年代初房产及金融泡沫崩溃有很多相同的特徵。日本的危机令其陷入数十年的低迷、通缩（令债务偿还问题恶化）及“僵尸企业”（因为其债务成本很高，令经济总值减低）。这情况在中国经济的一些地区及一些行业现已存在。 中国最初表面上避开了2008年全球的萧条，通过以债务支付庞大的刺激方案，令经济双位数增长，从而希望避免1930年式的大萧条。但是，从2009-12年积累起来的债务，其后果成为中国经济今天的梦魇。 根据麦肯锡公司于2015年2月的报告，中国债务在过去七年上升4倍，由2007年的7万亿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28万亿美元。这令中国的债务佔GDP比率上升处于282%的高位，比美国及德国更严重。中共政策的辩护者说，中国开发了新城市、新铁路和子弹火车，增长的数字“物有所值”，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08年后的刺激政策只是走向金融投机。虽然社会主义者明确支持必须的基建、房屋及城市发展，但中国的实况远远不同于中共所美化的画面。一项由中国政府研究员去年发表的研究指出，中国有总值6.8万亿美元的投资是浪费的，佔2009年以来中国所有投资的37%。 为了美化中共及其地方代表的形象，一连串好大喜功的建设项目出现赂贿和侵吞公款、抬高价格或计划差劣，令其远远超出预算。长江三峡大坝超支100%，而北京上海铁路超支139%。从2005年-10年，中国的铁路网络的长度扩建了21%，而乘客数量上升了45%，但同期的投资上升了518%。私人承包商包揽大多数建筑项目，当中抬高价格的行为猖獗。《财新》网上版报道，高铁从供应商以每张3万人民币购买椅子，向中国子弹火车供应椅子的上海企业“收取其他制造商3倍的价格”。可见为何前铁路部累积了2.2万亿人民币的债务，比希腊的债务总量更多。 产能过剩 今天经济正面对刺激方案遗留下来的债务问题。产能过剩充斥于每个领域。中国制造全球一半的钢铁（2014年为8.22亿吨），但閒置产能超过2亿吨，相当于美国每年产量的两倍。中国的汽车业全球最大，也面对类似状况。今年，中国汽车厂的制造量将超出其销售量1,080万架。閒置产能相当于两个日本（日本于2014年卖出550万架汽车）。 产能过剩导致通缩，出厂价格过去三年不断下跌，而今年下跌速度更快。中国官方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于三月下跌4.6%。通缩及“低通胀”令全球经济饱受折磨，特别是欧洲和日本。如果中国决定将人民币贬值，加入货币战争（即将国内的通缩输出至其他国家），全球的通缩压力将会加强。 货币贬值增加商品进口的成本，制造国内通胀，但由于中国货品价格在全球市场下跌，这将通缩压力输移至其他国家。至今中共政府一直抗拒这做法，因为中国希望将人民币国际化，从而挑战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地位。因此，北京需要维持稳定的货币。但是，危机正在恶化，这可迫使中国无视这些因素而推行贬值。这会令欧美等国走向保护主义。但即使这政策也会充满困难。 如果让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会加快中国的资金外流（过去两季已达到纪录新）。根据巴克莱银行显示，中国去年资金外流是俄罗斯的两倍，而俄罗斯受到美国为首的制裁。巴克莱银行估计，过去12个月中国有3千亿美元的资金外流（超过官方数字的三倍），主要是因为美元价格攀升，且预期美元加息。人民币贬值会加大资金外流，这会迫使政府实施更严格的资本控制，也就是与现时有计划的自由化政策走相反方向。这会引起财政恐慌及银行失控，令中国及全球资本家在恐惧中退缩。 历史性的危机 从中国的两难局面可见现时经济制度的疯狂之处，因为生产和投资并非为满足社会需要，而是为求利润。中国市场不能吸收自己的生产及建筑，因为大多数人根本不能负担高昂的价格。260万的外劳只是迫在临时房屋，而他们差不多有一半住在地盘或工厂棚屋。同时，中国估计有4,900万间空置房屋。 中共相信可以靠国家干预、贷款和合约去控制资本主义，为小收党官产生钜额利润，同时避免过度生产所造成的危机。2009年的刺激方案曾被全球视为“奇蹟”，但这令经济陷入今天的僵局，令中共领导总结──旧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走到尽头了。由于他们拒绝社会主义，因为这是支配中共的富豪家族的公敌，所以中共没有选择馀地，只能推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变种市场政策，同时对专制统治不会鬆手。 北京准备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中，以金融业最为彻底。这也是为何中共鼓励炒风，同时准备计划扩大债券市场，让银行业向私人资本开大门。以腾信及阿里巴巴为首的网上银行兴起，加上李克强最近宣佈在近来成立的四大自由贸易区（广东、福建、天津、上海）取消通过银行从国外借款的限制，也是这过程的另一现象。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同时将人民币帐户自由化，是为了增加国企银行的竞争压力，令资本分配更依循市场并能产生更大利润。这也为很多太子党家族提供机会，他们很多已在高级金融世界中稳固下来，现在可以进一步暴发，并将其不义之财合理化。 在5月1日，中共令人等待已久的存款保险计划生效。这会复盖50万人民币，与很多其他国家的安排差不多。但在中国，这代表政府不再一定会拯救违约的金融机构（因为这始终会由国家的某一单位拥有，或与其有连繫）。计划生效后，预计北京会更大规模地让一些金融违约发生，只要是处于经济週边范围的违约是可接受的，同时继续拯救一些“大得不能倒”的银行和企业。但显然，这涉及巨大风险，尤其是不见得光的影子银行的贷款佔整体经济三分之一，未来有可能会出现计算错误，更多出乎意料的坏事可以发生。 同时间，习近平正推行著一系列野心勃勃的地区与全球计画，来展现中国的金融力量，并不断挑战著后退中的美国资本主义，但更重要的是要为中国过剩的水泥、铝钢和其他重工业产品提供新的市场。这就是为甚麽有所谓的“一带一路”计画──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为了建设贯通亚非欧的大型基建项目。这计画包括建造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输油管和港口，甚至在珠穆朗玛峰下兴建隧道，并将主要由中国企业建造，由中国的资金和货款出资。“一带一路”以及中国成立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亚投行）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将人民币国际化，也就是解除中国资本主义对美元叩头的束缚。因为美元是主要储备货币，佔全球政府储备的65%，美国有独有的能力去决定自己的经济政策，并将政策强加在其他政府。 因此，如果中国经济进入长期停滞，其内部矛盾、走向“日本路”的恶梦，以及经济若再衰退所引发的严重社会动盪，都迫使中国政府採取｢大跃进”。这必然地会导致国际和地区间的竞争与冲突。过去全球资本主义促进了中国的急速经济增长，是由于斯大林主义在俄国和东欧崩溃后的特别的因素，以及亚洲资本主义急速（虽然自身不稳）的发展。但到了今天，资本主义的世界大饼不再扩大，反而正逐渐萎缩，而对于不同统治集团之间争夺大饼的战况只会越演越烈。资本主义正准备面临新一轮危机及国际灾难，只有中国及国际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提出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才可以结束资本主义的经济破坏。 中国正走向一场新的天安门运动？ 中共面对经济独裁体制正面对经济放缓，党高层权斗尖锐化，陷入最困难的时期之一。八九民运裡，中共于六月四日横蛮屠杀和平示威者。六四週年是中共心绪不宁的一天，而今年比过往更甚如此。中共政权陷入前所未有的问题：经济债台高筑，房产泡沫爆破，工人及贫农愈来愈心神不安。 八九民运经历了七星期，数百万学生和及后的工人投入政治斗争，示威遍及400个城市，把中共独裁者推向倒台的边缘。六月三日晚上，军事镇压开始，根据官方数字241人死亡，但可靠的非官方数字估计死亡人数数以千计。随后一波又一波的镇压开始，当中工人比学生受到更苛刻的惩罚。大部分的“罪名”是组织罢工和企图成立独立工会──当时这些行动令原本的学生运动提升到另一层次，开始对政府的存亡造成严重威胁。 今年的中共领导应该会特别留意到一点：八九民运是在经济急促恶化，通涨率升到三成，大量工厂关闭，激起全国工人的不满。加上中共最狂热的市场派（特别是中共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当时他受到邓小平支持）推动强硬的经济改革，令经济动盪进一步恶化。赵紫阳比他自己主张走资政策活得短命，在八九血腥屠城后，新的领导人继续并深化这样政策。 八九会重临吗？ 每年六四都有悼念活动，特别在香港有大规模集会（去年就有18万人参加），愈来愈多人问另一场类似的群众运动会在今天的中国爆发吗？ 过去廿六年来，中共独裁者琢磨了自己的镇压工具，利用软硬兼施的手段驱散示威者。当大规模示威爆发时，当局立即关闭当地的互联网，实施严谨的媒体管制，有效隔离“被感染地区”。过去几星期裡，在四川邻水县有群众抗议将铁路改道（5月16-17日），在广东浅水镇，有群众示威反对兴建垃圾焚化炉（5月20日）。这些运动都聚合了数万人，并受到严厉镇压。最近几月，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有些一定规模的抗议。大部分个案裡，当局都作出了一些退让，但都不是重要的让步，很多时候都是空口承诺令示威者散去，然后再违反承诺。 GDP快速增长（软的方面，但只有少数人实际上受惠）加上愈来愈高科技的镇压手段，是自天安门屠杀后阻止全国或跨地区示威运动爆发的主因。当局政权的维稳手法成功将示威维持在地区性并短暂性的，很多时候运动都没有领导层，或者没有可持续的组织方式。但随著经济快速增长这个软的因素消失，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共将不能解散或镇压群众运动？ 去年我们看到中国週边地区爆发了群众示威浪潮。有香港的雨伞运动，这场运动比八九天安门运动持续更久，还有本来作为“稳定”模范的澳门，都出现了历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台湾太阳花运动的政治震盪，当中发生过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共50万人参加。太阳花运动改写了台湾的政治版图，亲中共的马英九政府在11月大选受到重挫。这些运动都预兆著中国正等著发生的事，在中国社会和政治怨气的潜在爆发性会更大。 危机的讯号 中国最少有三个主要的讯号表示危机正在加深，这危机最终可以招致一党专政倒台。第一是经济表现是三十年来最差，令全球很多评论员指出中国经济将会“硬著陆”，是对全球经济的主要威胁。矿产业有七成的矿产企业报告亏本，正面对严重的萧条，已经感受到经济正在放缓。制造业也是如此，这行业的就业数字连续19个月下跌。 政府公布的7%经济增长被广泛视为造假，真正的数字跌至大概一半左右。根据Wigram Capital的Rodney Jones表示，在2015年第一季，中国的省份裡有三分之一的经济在萎缩。他向《金融时报》表示：“经济下滑在贫困省分的感受最严重──出现最大的财政赤字，并最依赖投资推动增长。”政府连番减息，并多次放宽货币措施，企图刺激经济增长，但今年这做法主要刺激了股市增长，增加了资本外流去其他国家。 危机的第二讯号是党高层之间的权斗。上星期宣布，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审讯被延迟，可见事情并不如习近平及统治集团计划般发展。可能周永康推翻了之前的证供，而周永康作为党高层，手上一定有很多打击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资料，因此他可能威胁如果他要被判死刑（目前似乎可能会如此），就会上庭公佈这些资料。 目前并不可能肯定幕后发生的事，但明显的是，周永康被审判和铲除是习近平巩固权力的重要一环，对习近平巩固独裁体制，令其更集中化和个人化，脱离邓小平时期以来的集体专制模式。如果周永康违背早前的协议（在党高层贪腐案中这种协议很普遍），那麽就要问这是他个人的举动，还是背后有其他未背习近平清洗的高官和退休领导的阻力。经济危机出现，加上有一种愈来愈普遍的观念认为北京失去以前“点石成金”的决策，令政权内部分裂更尖锐。正如《金融时报》的Gideon Rachman（2015年2月9日），“可能习先生很完美地控制著政制，令他可以针对一些强大的利益集团。但北京一些与高官有来往的人现在估计，有可能有人企图踢走国家主席。有人留意到之前发生群众动盪（例如1989年）都刚巧遇到中共党高层的分裂。 第三点很受首两个因素影响，是愈来愈多的群众反抗。邻水县的运动是极为重要，因为这发生在依赖耕种和矿业的贫困区。这是一个警告，如果经济下滑至萧条状态，会有更多同类的抗议。在当局决定高铁由经过邻水县改道至广安（邓小平的出生地）后，大批群众出来示威，（有些报道指达10万人），喊著“还我城际铁路”的口号。广安已经有一条铁路及机场，邻水县的当地人认为铁路绕道会对当地经济带来严重挫败。中共统治者不会不留意到，1911年夏季四川的保路运动在推翻清朝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稍后清朝出现士兵譁变。 根据目击者表示，邻水县的激烈冲突是由警察暴行挑起的，令人联想到天安门事件的小规模版本。有些未经确认的报告指有四人死亡，包括一个年轻女孩。社交媒体的图片显示很多示威者流血，不论男女，也有目击者指被徵召到当地的镇暴警察坐车装甲车，并一度使用催泪弹。可见武装齐备的警察不仅用于非汉族区（新疆和西藏的很多地方现在正处于变相的军事统治）。今年首季的罢工数字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同样也面对愈来愈大的镇压。同时，政府正加强对非政府劳工组织的打压，这些组织很多时候帮助工人组织工业行动。 虽然硬的镇压会在短期内帮助政府驱散示威，但代价是大大累积愤怒和不安，将无数镇压的受害人（伤者、被解雇的工人代依、被逮捕的女权人士）推向寻求替代现存制度的新方向。就如北京的刺激政策制造了经济高举债务的计时炸弹，镇压手段会制造一个政治计时炸弹。引爆只是时间问题，当爆炸的时候，中国会出现比八九民运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群众斗争浪潮。 周永康会否成为习近平最后的“老虎”？ 习近平虽然终于拿下他要的人周永康，但却不是以他所期望的方式。周永康现年七十二岁，身为中共前政法委书记。一反早前将会公开审讯的官方消息，他不但被闭门审讯，而且审判后三星期官方才公佈他的判决和罪名。 周永康最后于五月二十二日于天津受审，裁定受贿、滥用职权及洩露国家机密三罪，判处无期徒刑，并于六月十一日公开报道。从新闻片段可见，曾为最权倾中共且为人所畏的高官之一的周永康，现在满头白髮且显得憔悴。他于片段中承认自己的罪名，并表示不会上诉。 这做法跟对付同为太子党的薄熙来的差距甚大：薄熙来在2013年的审讯是半公开的，而且广受传媒关注。儘管周永康是习近平打贪运动中最大的“老虎”，当局却选择低调行事。这些打贪行动实为中共内部权斗及改组的举动，而非真正为抑制猖獗的贪污风气。就成效来看，这个运动并没有成功，亦无法成功。根据柏林的国际透明组织资料显示，中国于去年在国际贪污状况列表的175个国家中，从排名80下降至100。然而，中共的内部报告却显示，从2014年起，每三个官员就有一个涉贪，当然这数字也是低估的。换句话说，要真正打击贪污问题，就需要拘捕上万无数官员，而习近平显然没有这种意图。 周永康案被以低调手法处理，甚至没有成为官媒的头条新闻。这处理手法引起许多对习近平下一步的揣测。他打击传统势力集团的行动是否遭到了愈来愈大的阻碍呢？而这样是否代表习近平将减缓甚至暂停“打老虎”行动？伴随著外贸下跌和近月的财政压力，经济衰退的警号是否逼使习近平需要首先将焦点放在维护党国机器的稳定？这些状况都不可排除。 Ｂ计划 英国诺汀罕大学的中国政治学者曾锐生先生表示，是次裁判显示许多人高估了习近平的控制能力，“习仍然强势和自信，但并不如我们所认为的程度。”他指是次的闭门审讯是习近平的“Ｂ计划”，否则他应倾向于更为公开的制裁，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并对党内潜在异己发挥杀一儆百的作用。 官方解释，是次闭门审讯是因为周永康案因牵涉国家机密，所以不能公开受审，有别于许多评论者原本推则，审讯将分为半公开（只限指定国内媒体）及闭门两部分。有鑑于上次薄熙来审判过程中不跟原定安排，中共政权似乎另作考量。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虽权力比周永康小，却比较受民众欢迎。在审判期间，他曾撤回自己的口供，作出了强硬的辩护。此举动获得了公众的支持，但当然如其他国内的审判一般，最后裁决早已内定。 根据媒体报导，周永康所犯的是严重贪污，但这不是他下台的主因。真正原因是他在2012年第十八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与薄熙来等人，例如胡锦涛的心腹令计划和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已在三月份逝世）合谋反对习近平出任总书记一职。他们四人被称为“新四人帮”。而且，周永康作为前政治局委员，这头“大老虎”一旦被打下，即代表一个警告：没有人可以越过习近平镇压的范围。 这次反贪腐运动是中共史上牵涉范围最广的，将最少100名副部长级或以上人员，以及超过40万名低级“苍蝇”拉下马。这运动被习近平视之为在党国机关内的利器，藉以消灭现时或潜在的政敌，并宣示自己为“强人”。情况仿如十年前俄罗斯普京总统发动“反寡头财阀的战争”去巩固自己的控制权，并将权力重新集中到俄国国家手中。凑巧的是，习近平仰慕普京一事是人所共知的。 然而，基于种种原因，习近平至少在现时似乎后退了一步。周永康案经过了两年时间，很多评论员都很惊讶为什麽他不用接受公开“拷问”，而他只被判无期徒刑而不是外间预计的死刑或死缓。明显的是，当局与周永康达成交易，以换取他认罪。在这种高调的反贪案里，这非常普遍。问题是对于中共政权来说，她付出了什麽代价？ 今年较早前，官媒指控周永康为“叛徒”，而中国高级人民法院亦提到周“搞非组织政治活动”。一份政治局文件更是第一次正式指出中共党内派系的名称，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是，习近平“政治化”其反腐运动，公开承认在这个“团结”的中共内部存在派系权斗。不过以上这些指控（派系主义──薄熙来打击习近平的阴谋）也没有被放到判词之上。这些指控是用来向周永康施压，令他接受交易去换取自己的性命和减轻家人的刑罚（仍有很多被收押中）。 与之前的案件一样，周永康的经济犯罪在审判中被低估。这是刻意误导公众，令人低估官员贪污的规模。另一方面，轻判亦反映出中共一方面以反腐运动作为重整党内权力平衡的工具，却又恐惧运动会曝露党内领导的犯罪记录。根据最近《新华社》报导，周永康的党羽前中石油董事蒋洁敏和前中共四川省委副书纪李春城被裁定贪污，揭露出他们裙带下累积的贪污总额高达21亿4,200万人民币，然而周永康的贪污金额却只有73万1千人民币。 另一方面，一个关键的证人──亿万富翁曹永正（又名“新疆三大仙”），这名气功师深得周永康的信任。曹永正向法院讲述周永康曾给予他六份文件，当中的五份是绝密文件。曹永正这电影航的角色显示了更深远的现象──正当腐败激增，富有的菁英与多数的穷人的鸿沟愈来愈大，中共高官愈来愈靠占卜通灵“指点迷津”。正如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所说：“通常职务越高，官员越迷信。”2013年被裁定贪污入狱的前铁路部部长刘志军，曾为了工程施工日期而谘询风水师，这事是广为人知的。儘管曹永正如此迷信，但去年他在逃往台湾的途中被拘捕──似乎这是他始料不及吧！ 习近平被迫后退？ 围绕著周永康案的因素提出了一个问题──习近平下一步如何走。有可能是，在经济危机加剧和党高层内部紧张的局势下，迫使习近平将减慢清洗的步伐，缩窄清洗的规模。统治精英之间的斗争，可从上星期陈云长女陈伟力的公开讲话中看出。陈云是中共元老，曾任中央纪委监察部主任，长女陈伟力最近高调力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根据《南华早报》引述，她说：“习近平是在保住江山，不反腐江山就完了。”习近平感到有需要用陈伟力这些太子党人物去反腐运动护航，可见反腐运动正面对强大的阻力。 最近亦有猜测，几名前领导将会成为被清洗对象，当中包括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温家的总资产令周永康看起来不值一屑）、前总理李鹏（六四屠杀的懀子手）及其后裔，甚至前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江是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嫡系人马，而他们亦是中共内最大派系—上海帮。清洗他们如同在党内发动“内战”一样。只有时间验证一切，唯一可以清楚的是周永康案后，反腐运动在短期内会降温。短期内的清洗对象有可能是胡锦涛的心腹令计划和前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郭伯雄。虽然现时有报导说令计划在狱中患了精神病，而郭伯雄亦有传他癌症病情严重。因此，两人都可能不能受审。这因素增加了习近平的压力，令他本人及盟友要在这适当时机终结周永康案，然后开始让反腐运动冷却下来。 一名美国教授Andrew Wedeman 专研究中国贪腐。在6月21日，他向《纽约时报》说：“你必须寻找方法去维持平衡。”“当党达到某一程度，是有需要调整它的规模，不可以不断地指控更多的老虎，同时不影响整个党的团结性。” 中共步向末日？ 反贪腐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共党内“老臣子”的势力。这势力一直困扰著前总书纪胡锦涛，各派系老大（通常有其地区势力）如同以前的军伐割据一样，令中央施政陷于瘫痪。习近平通过反腐运动，加上在外交政策上打著民族主义的旗号（例如是在中南海的冲突和其他纠纷），尝试制造个人化的独裁体制。这样做他摒弃了邓小平时代互相制衡的集体独裁模式。邓小平当时的做法是为了防止如毛泽东后期执政时纷乱的局面。因此，显然习近平独揽大权的做法，一方面是因为需要极端措施去防止政权倒台，避免革命爆发，但另一方面这也可能造成强烈反弹，伤及他自己。 一名中国的长期观察者，美国人David Shambaugh指出这些危机。他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版上执笔，激起热烈讨论。他推翻自己一直对于中国独裁制的乐观前景，并表明现时习近平的“专政是严重威胁中国的制度和社会，并将会走近爆发点。”Shambaugh 曾是一名倾向北京的人士，但他最近因为有以下预测而被中国官媒攻击：“中共已开始步向末日，而且这过程走得比很多人想像般更远”。 现时中共发现自已站于一个长期不安的领域。经济放缓，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冲突日增，加上社会底层的动盪所引发起的罢工和大型抗议，对政权构成压力。过去两三年中共党内高层“有反腐特色的权斗”是源于自这些压力。资产阶级评论家除了提出中共要从上而下实行“政治改革”外，并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但实际情况是中共领导层惧怕一丝的变革也会如洪水块堤一样，引致革命爆发。Shambaugh 所勾划出的末日预警并非空想出来的。我们现时正在亲历中国严重的危机，但只有工人阶级以民主和社会主义作为政治纲领行动，才可以带来真正出路。 中国股巿泡沫正在爆破吗？ “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只是想说，愿赌服输，本金170万加融资四倍，全仓中车〔中国铁路机车车辆集团〕，没有埋怨谁。”六月上旬，湖南长沙一名32岁股民在两天内输掉毕生资产后跳楼身亡，他自杀前在网上发放了以上讯息。他深信政府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定能成功，所以从“黑巿”用四倍的融资杠杆去作赌注，并将一切押注在这所中央国家企业铁路公司。 所谓的杠杆融资是在上年开始爆发，中国主要银行推出一大堆“投资产品”去养肥这只巨兽。就是这个原因令股巿在过去12个月内前所未有地暴涨起来，当然在更早前股市也有一定比例的泡沫。最近，中央政府对杠杆债务的程度显得非常不安，也担忧有潜在可能会造成更广层面的巿场崩溃。政府最近的打击措施是自六月中股票巿场大跌的主因（月底前差不多下跌了19%）。中国的股票巿场在最近几星期都十分波动，动荡程度仅此于希腊。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股巿“蒸发了1.25兆美元的巿场总额，等于整个墨西哥经济体的规模。” 准备爆破的泡沫 在六月初，中国股巿的上海证劵交易所综合股价指（简称上证综指）曾经冲上7年来最高价位，是自2008年1月以来第一次超越5000点。外间对这历来最大的“牛市”热烈欢迎，上海股巿一年内升了150%，深圳股市则差不多升了两倍。上海与深圳的上市公司总值暴升至超过10兆美元，仅次于华尔街。《华盛顿邮报》报道：“没有任何股巿曾经在12个月内如此巨额增长。” 很多评论者（包括《社会主义者》杂志）都预计泡沫将面临爆破。股巿与实体经济（如生产、投资和消耗）的情况对比来说是不相乎的，后者正在急速放缓。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政府的智囊团）认为第二季的GDP增长将会是6.9%，比政府的目标为低。而更多的独立评论员相信实际增长是更低的。 根据最近几月数据显示，通缩（即价格下跌）持续地束缚著中国的经济，这会对未来愿景带来负面影响，包括公司盈利下降、消费下降和加重债务负担。虽然中央银行在七个月内连续三次减息（正当本文刊登时第四度减息），又推动不同纾缓措施去为负债公司减压，但由于通缩借贷成本继续上升。中国非金融公司债务的还利息成本已经相等于GDP 的15%比率。而国家债务是GDP的280%，这数字是希腊是两倍。 这庞大的债务负担令北京放任股市暴涨，去为过渡杠杆的公司提供资金，也减少银行承受更庞大债务的压力。过去一年，中国透过学习其他国家政府的经验，大规模操控股巿。 去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了刺激股巿，从政府的养老基金调动1兆美元到东京股巿。在1998年，当时数月内下跌了50%的股市，几乎引发了一场货币危机，香港金融管理局大规模托市。北京就曾经为了制造股巿暴涨，改变金融规管措施（例如2012让杠杆融资合化法），又动用官方媒体大肆唱好托巿。这些措施的效果是大规模刺激投机。 绝望中的政策 北京希望利用暴涨的股巿提供资金，从而为负债累累的国企融资，可见政府越来越陷入绝望中寻找拯救中国经济的方案。国有银行自身也需要注入资本，不能再承受这些负担。为了这个原因，股巿必须继续吸引新的“投资”来源，尤其是从私人资本上。这也是为何北京加快对外资开放股票和债劵巿场，进行具野心而“可控”的自由化。一个对外国投机者开放泡沫股市的会增加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在全球金融体系的使用率，藉以帮助北京保障在全球外币储备上的优势，更可以减低对美元的依赖。 可是，政府打击杠杆贷款，反映它恐惧狂热的股巿投机正为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多次降低利率以增加流动资产，却不能刺激投资或房屋销售，反而是令股巿泡沫增加起来。国企海通国际证劵集团最近发表报告，指出“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入而进入虚假（的金融资产）。” 北京正处于两面的危险，一方面是不可控制的泡沫，另一方面是市场崩溃（市场崩溃会蔓延至更广泛的经济层面），因此政府的行动就如一个反复踩油又煞掣的司机。这就是为何人民银行在6月27日（星期六）再度减息0.25%，令利率降至历来最低水平，并将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降低50点子，明显是为了避免股市爆破。瑞穗证券(Mizuho Securities)经济学家沉建光向《金融时报》表示：“如果他们不作出行动，星期一股市会出现恐慌。” 影子银行－又是它！ 股市泡沫为影子银行业开拓了可图利的领域、北京一直竭力抑制影子银行，避免它促发更广泛的银行体系崩溃。正如在湖南男子自杀的案例里，影子银行提供的杠杆债务水平超过了政府的限制（不能高于借贷人资本的100%），满足了高风险股市赌博的需求。据官方数字，杠杆债务由今天初的4,030亿人民币，上升至6月份的2.2兆人民币。虽然即使这翻了五倍的情况是值得关注，但据《金融时报》指出，这数字只是冰山一角。今天在股市的高杠杆赌博是源于新一系列的“理财产品”，由银行及信托公司以“结构存款”的形式售出。即使以华尔街“财务巫医”的标准来说，这做法是相当惊险的。过往中国的债务危机是由不可靠的理财产品来驱动，这些产品连系到基建等建筑项目，往往是不理智且建基于高估的地价，但新一系列的理财产品是完全是建基于即将爆破的股市的赌注。 北京股市赌场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反弹。官媒报道，2015年1月初至5月底，全国新开设了3,300万个新帐户。在媒体大肆宣传下，无数中国平民投入市场。有些业主售卖自己的房屋，兑现投入股市，甚至农民及移民工都加入炒股行列。瑞穗证券亚洲有限公司的调查指出，十个大学生中有三个有炒股票。这是传销的典型现象，市场会逐渐虚耗并内爆，新加入股市的人沦为最大输家。大企业玩家已经从股市泡沫中存起大量金钱，他们有能力玩得更谨慎。他们也能获得政府的内幕消息，普通股民而不知的。 中国股市狂热是经济灾难的先兆。这场灾难是由钜富云集的一党专制政权造成的。只有群众斗争和社会主义政策才能以公众利益为依归来重组经济。 “中国股巿暴跌可引发政治危机” 问：股巿暴跌的情况有多严重，政府如何反应？ Vincent Kolo：积累了多年庞大的（经济）泡沫正在爆破，爆破的规模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所有人都目睹爆破即将降临，但中国政府之前未没有预计过，现在方寸大乱。外国媒体经常使用“恐慌性”这三个字来形容政府的救巿措施。这描述是准确的。 在六月份时，股巿价值攀升至10万亿美元（总巿场额），一年内升幅达6.7万亿美元。对于全球任何的股票巿场来说，这升幅也是是空前的。这升幅等同整个日本东京股票巿场总额。东京股巿是全球三大之一，仅次于纽约和沪深。在今年初数月，在股票暴涨下，每星期产生出4名亿万富翁（以美元计）。但在过去三星期内，股巿下跌了3万亿美元，是自6月15日以来第三大跌幅。这次下跌的总和已经相等于希腊国债的六倍，或希腊11年的经济产量。深圳的《证劵时报》报导760家公司已经在上周停牌，超过上海和深圳总公司量的1/4。这犹如在不知不觉下股票巿场“停业”一样，但这实际上却并不是坏事。 投资小户数量达到9千万，是首次超越中共党员人数。自今年初开始，大约4千万人涌入股票巿场，而大部分人都是损失惨重。他们投诉不能斩仓，因为很多股票下泻超过每日最大限额的百分之十而停牌。更甚的是，那些利用杠杆交易而债务缠身的人士，大致上都会破产。这批人在社会层面上来说，主要是城巿的中产阶级，是中共政权赖以稳定生存的基石。这些中产阶级曾经历房地产巿场崩溃，中共为了拯救他们，所以刺激股巿暴涨以增加他们的财富、维持消费和避免社会不稳。这就是习近平的“中国梦”，但过去三星期却化成了习近平的“梦魇”。 问：你认为政府的措施可以成功救巿吗？ Vincent Kolo：这还需要时间观察。但至今政府的措施明显完全失效，他们已经被沽货潮踩在脚下。 在每日都有新的政策发布底下，我们可估计每日都会有更多措施推出。自从6月27日开始，北京政府已经降低利率、向银行注资、中止招股上巿活动、指令经纪业、社保基金和国企购买股票，更开展“市场平准基金”。北京已经铸造了干预市场的机器，就如他们利用射火箭造雨一样。北京已经动用国有金融系统去作大规模注资，在今个星期（7月5日）达到最高点，更宣布中央银行会“包底”，以防股巿继续下跌。一些金融评论员将之形容为“中国式量化宽松措施”。过去五年，中国银行体系积累庞大的债务，对于现时这境况，已经不是在谈论用银行挽救股市，而是政府需要同时拯救这两个体系了。 当政府发现这些政策没有效果时，当然会变得惊惶失措的。如果较早前实施这些政策会有更大效果。不过这正反映出整体的经济不景，包括25年来最慢的经济增长。实际GDP增长最高只有3-4%，三分之一的中国省份处于经济萧条，工厂正在裁减岗位。人们都知道股巿暴涨是脱离常轨的，但亦同时相信只要北京想它上涨就会上涨。因为过去几星期的救巿彻底失败，这个信念开始被撼动了。这将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影响，冲击了过往政府全能而且可以指令随意“指令”经济的迷思。 这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还震动“强人”政府的形象。《纽约时报》报导，政府救巿失效，削弱了习近平的 “不可战胜的味道”。曾有一名欧洲分析员警告这将会引致“对国家机器的信心危机”。《经济学人》形容这次事件为“习李团队的第一次重大伤痕”。这就是国际资产阶级害怕的地方──中国政局的潜在危机，因为即使各国政府如何塑造自己的“民主”形象，实际上他们一直支持一当专政的中国，为的是带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得益。 最近的救巿措施就连《新华社》都形容为前所未见的，不过无疑它是占满了绝望的恶臭。它的确是有可能阻止跌势的，但就算这样，股巿将会维持相当的不稳。虽然一个独裁政府可以做到很多“民主”政府不能做到的事情，如将大量注资入金融体系，更重要的是可以禁止传媒报导坏消息。媒体被命令不可以用“股灾”和“救市”等字眼，也不可以报导因股灾而自杀的事件。警察也已经开始拘捕“散布谣言”的人士。同一时间，《人民日报》大力唱好股巿，叫人相信“风雨之后见彩虹”。这些保证没有一项能兑现，尤其是当经济已超出政府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 即使政府大力介入可以稳住股市，泡沫只会再次膨胀，而且将会是更巨大的，因为在政府承诺支持之下，投机者将会更放肆购买高风险产品，这就会造成自由派评论员所说的“道德灾难”。上涨的股巿完全与中国实质经济情况脱勾，这不免会造成更大的动荡。 问：为何中共会如此著急地去挽救股市呢？ 在现阶段，这关乎到政权的面子──假若他们未能救市的话，会被视作一次公开的严重失败。而这也会带来政治后果。愤怒的投资者发起抗议的事件，已经在各媒体上广泛流传，中共当然不想看到。如果救市措施不见效的话，中共的政治权威就会受到质疑，而其来说是致命的。同时，本来受到重创的经济亦再次深陷危机。中共决定人为制造“牛市”的原因，可以追溯到2012年年底换届的时候，当时习近平的改革策略的关键就是要让市场担当“决定性的角色”──这在今天听起来非常讽刺。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债务带动增长的模式，已经疲惫不堪，并进入一轮通缩危机，当局希望利用一个强势的股票市场作为经济的续命丹，来减轻受坏帐困扰的银行体系的压力。这特别是要救援严重负债的企业，让他们招股，利用集得的资金还债。中国的债务对GDP的比率是大约280%，几乎是希腊的两倍，而中国的债务主要集中在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身上。 如今，这个策略却出现反效果──银行与国企们应该在股市的崩溃中亏大本。最近一轮的救市措施可能旨在短期的目标：让这些公司在市场再重创前有空间卸下他们的“不健康投资”。这是一个可能性，当局所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一个更真实的景象、比公众所能认知的更丑陋的景象。 《华尔街日报》将北京的紧急措施与前美国财长保尔森在2008年拯救华尔街的“巨型火箭炮”措施相提并论。有一点重要的是，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政府。日本今天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干预股票市场。另一样需要了解的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有进行干预，而且规模更大，正如他们制造了股市的炽热，但最终股市依然失控，并令政府自食其果，无论是在经济或者政治方面，尤其是若果这个程度的混乱持续下去的话。 根据花旗集团的资料，在过去三个星期中只解决了三分之一的杠杆贷款，也就是说仍然有三分之二的贷款仍然困在股市中等待撤离。这代表这次的波动还很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一个“正常”的股票市场就好像一个繁华的赌场，但中国股市中的巨额的杠杆债务（孖展）使得其更像是一场“俄罗斯轮盘”游戏，正如杨思安所形容的。经过了三个星期的打击，政府面对市场崩溃的威胁下全面投降。当局放弃了此前的收紧政策，并更加放宽了孖展贷款的交易限制。他们更允许孖展股民抵押自己的房产来获得贷款，这明显不会有好结果。 问：这会对整个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呢？ 中共沦落推出力挽狂澜的措施，等同被迫告诉我们事情的实际发展比其表象还要差（比股市下跌三成还要糟糕）。企业的股份一般会用作银行借贷的抵押，因此企业们面对信用紧缩会引发连锁反应。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各银行都曝露在股市中，这会使金融危机蔓延，尤其是透过影子银行的部分。中国的影子银行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但它实际上是国有银行的附属部分。他们都积极参与进了股市和孖展交易之中，并制造了一系列新的理财产品来满足炽热的市场。所以，过去数天的救亡措施很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察觉到体系性的隐忧，一个对整个体系的隐忧，并因此才会拼上老命般地避免更严重的市场内爆。 许多国际评论员都在说希腊的状况令人担忧，但中国的问题更深，并且会对全球经济带来更大影响。如今全球的商品市场正在萎缩──现在一度稳定下来，但最近铜矿、石油和金属的价格再一次下滑──这是由于对中国经济的恐慌以及需求的减少。中国是大部分商品的最大进口国，中国国内的危机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影响著世界经济。因此不单单是我们社会主义者，许多人都警告著中国的股灾只是危机的一个表象，而一旦危机继续加剧，这会继2008年华尔街危机和现今的欧元区危机后，引发全球资本主义新一轮的动荡。 股市崩盘成中国的转折点 “这里的大新闻并非关于中国经济，而是关于中国的领导人。忘记你听到的所有关于他们的智慧与远见的话。从目前的慌乱举措来看，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中国股灾和中国政府的救市举措所做的直率评论。自6月中旬以来，沪深股市下跌30%，股市市值已经蒸发了4万亿美元之多。这个数字超过了德国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也超过了中国的外汇储备（3.7万亿美元）——这个全球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经常被视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准备金。 这场股灾惊醒了全球资本主义，七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是它主要的增长机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占全球GDP总量的16%——美国为19%（按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消耗著全球一半左右的矿产资源，所以它一打喷嚏，从澳大利亚到巴西的出口商都会感染上经济流感。 动摇对政府的信心 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的，许多资产阶级评论员都认为中共独裁政权是“杰出的”经济管理者。它通过巧妙利用国家干涉和看似无限的金融资源，总能为经济问题找到解决办法。但是过去几周的事件彻底动摇了人们对中共的信心。当股市继续背离“党的命令”时，中共领导人就成了吃力不讨好的卡纽特国王（King Canute）——这个北欧国王曾命令潮水后退，结果溅了一身水。 据路透社报道，政府目前已经投入8000亿美元进行股票收购等救市措施，但仍未能挽救崩溃的股市。这就像炸弹一样震撼著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去年被哄进股市的6000多万小股民。 “我父亲损失了90%的积蓄”，工国委中国成员于先生如此说道。“他在一家汽车零件厂工作，今年3月决定和同事一起炒股。大家都在讨论股市。官方操控的媒体都在鼓励人们投资于股票，并预言股市（上海证券综合指数）会升到10000点。结果我父亲和他的同事损失惨重，为自己相信政府而感到愚蠢。” “国家牛市” 沪指从去年7月的2000点飙升至今年6月12日的5200点，上涨了150%。但是现在它已经跌到3500点。这场由国家操纵的“牛市”或者说金融繁荣，其动力不仅来自狂热的媒体宣传，还来自借债。它被称作“国家牛市”，或者“习近平的牛市”。 近几年，政府放任“保证金交易”等金融活动——这些活动在纽约和伦敦等“成熟”市场上都受到更加严格的控制。保证金交易被看做令1929年华尔街股灾恶化的因素之一。根据官方数据，10%的中国股票都是赊购的（只交付保证金）。但这个数字低于实际水平，因为它没有考虑中国庞大的影子银行——也就是处在受监管的银行系统之外的金融公司。算上民间借贷，经济学家相信“保证金借款”的实际规模已达到市值的25%——而1929年大崩盘前的美国也才12%。 尽管受到许多警告，中国的统治者却似乎看不到这项政策所隐含的风险。今年上半年，金融业以17%的增长率飞速前进。《金融时报》报道说，在1月至5月间，中国新成立的对冲基金多达4000家。 当制造业、建筑业乃至服务业（除了金融部门）都已经减速或者萎缩的时候，中国经济却能保持增长，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必须对官方宣布的7%的GDP增长率有所怀疑。 六月股灾成了转折点，经济现实重新梦醒于金融投机的纸碎金迷。遭遇重大挫折的中共独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摇摆反复的政策，连国家垄断的媒体也无法完全掩盖它的失策。三周的前所未有的稳市措施使停牌股票一度达到97%的股市回升了16%，勉强弥补了一些损失。但是等到7月27日——黑色星期一——沪指又下挫8.5%，创历史第二大单日跌幅。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内，政府以巨额投入换来的暂时成果都消失殆尽。7月份沪指共下跌14%，是6年来最糟糕的月度结果。许多人都在问政府承诺的“稳定”为什么没有实现——而另一些人则质疑当初政府为什么做出这么不现实的承诺。于的父亲的例子说明了这一事件的政治影响。 政府催涨股市泡沫一部分是为了在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富余阶层中激发“财富效应”，吸引这些阶层支持独裁政府，并促进受经济急速放缓拖累的消费支出。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利用股市的繁荣帮助经济减少对借债的依赖——经济增长正因此而受到威胁。然而，股价大跌意味著股市不仅未能解决政府的债务问题，反而加重了债务负担。 日本病 2008年11月，中共政府实施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刺激方案来缓解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中国因此在建筑、投资、影子银行以及股票等领域经历了一系列由债务驱动的资产泡沫。现在这些泡沫都开始破裂。政府没像正统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放任泡沫破裂带来的后果，而是采取大型金融援助措施以防止问题恶化，其中最新的一招就是为救市而打出的“爱国牌”。政府最近的举动令国际评论员出现分歧：克鲁格曼等人预言中共政府会遭遇惨败；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席克里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等人则为北京当局的举措辩护，称它和美国等政府的大型救市措施——例如“量化宽松”——没什么不同。 但是中国的基本经济状况正给政府带来难题，因为堆积如山的债务限制了财政刺激的规模。现在中国债务规模已是七年前的4倍，总额达到28万亿美元，这个增长速度对于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的债务占GDP比例为282%，超过了希腊的160%。 随著经济增长率降到25年来的最低水平，债务的“定时炸弹”为政府摆下诸多难题。首先，债务在以两倍于经济的速度增加——GDP每增加1元，债务就要增加2元。其次，价格下跌（通货紧缩）挤压著企业利润，使还债更加困难。政府在8个月内四次下调银行利率，还有人要求政府进一步降低利率以稳定股市。但是即便采取了这些措施，通货紧缩仍令实际贷款成本继续上升，逐渐加重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 中国发现自己和1990年代早期的日本处在相似的困境之中。当时日本的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的相当一部分陷入“僵尸化”——也就是说这些公司和银行靠著政府的大规模援助才得以存活。直到现在日本也未能逃出停滞危机，而中国——一个从人均角度来看贫穷得多的国家——可能要遭遇相似的旷日持久的危机。 中国的普京 中共政权有许多理由为事件动态担心。它凭借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家镇压才得以保持权力。自习近平于2012年末上台以来，逮捕、审查和高科技监控显著增加，随之而来的还有逐渐激化的民族主义和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的“强人”形象。习近平一部分是模仿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并控制了军队、警察以及党国机器，乃至一般不在他职权范围内经济政策。 习近平一方面强化了中共的独裁机器，另一方面用更多的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政策来使太子党的经济权力“正常化”并加以巩固。但是偏离以往的“集体专制”模式可能带来严重的负面作用，因为习近平必须为每一次失败承担个人责任——正如现在这场股市危机所显示的。 中国经济危机引起全球市场镇痛 8月24日中国股市大泻8.5%，连官媒《新华社》也感叹当日是“黑色星期一”。由于全球恐慌中国经济引致全球衰退，全球股市来了一次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急速的下滑。 从前美国银行在2008年崩溃时，华尔街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点，但今次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加上国家领导人明显失去控制能力，轮到中国成为全球危机的促发点。全球资本主义社会过去一直都居危思安，盲目相信北京“会有办法”去应对经济放缓的问题，但8月11日人民币“轻微贬值”令他们如梦初醒。人民币贬值后，超过5万亿美元从全球股市蒸发。在短短数天内财富被大量销毁，这足以证明资本主义是一个疯狂垂死的经济制度。金融危机蔓延到欧洲，《路透社》于黑色星期一报道：“今天欧洲三百间最大企业的市值减低了4,000亿欧罗。” 前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在Twitter发言：“就像1997年、1998年、2007年及2008年的八月那般，我们现在可能处于严重危机的初阶段。”即使是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Donald Trump）也警告，全球可能正迈向萧条。白高敦时期的前英国经济顾问麦克布莱德（Damian McBride）也警告，现在的危机可以“比2008年的严重20倍”。 香港恒生指数经历了1987年以来最大的跌幅，港股自四月的高峰以来大泻超过20%，正式进入熊市。印尼及台湾的股市也处于熊市区。同样，已发展经济体的股市经过了过去两周的镇痛后，于星期一再度急挫。英国富时100指数的市值自四月以来下跌了18%，德国Dax指数也自4月以来损失了20%。在星期一，澳洲股市下滑了8%，是历来最大跌幅之一，反映了澳洲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紧密相连。 全球经济崩溃蔓延至石油、铜矿、铝矿及镍矿，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跌至2008年全球危机以来最低的水平。在全球经济扮演重要角色的油价，自2014年夏季的每桶115美元一度下跌，最近更进一步下跌至低于每桶43美元，为由俄罗斯到委内瑞拉等燃油生产国造成压力，这些国家本已处于衰退状态。彭博大宗商品指数是22种原材料的价格指标，这指数跌至本世纪以来最低水平，今年下跌了17%，过去三年下跌了40%。 过去几年中国曾经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器，带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而美国也只带动了17%。中国消耗全球一半的金属，也主导了其他大宗商品市场（包括农业产品）。这类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下跌，阻碍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增长，也令全球经济陷入通货紧缩。虽然价格下跌可以短暂刺激各国经济去输入大宗商品，但如果这演变成长期的通缩，将会严重压垮经济增长，也会恶化债务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以至全球都愈来愈严重。1990年进入通缩危机的日本就是如此，经济停滞不前而且债台高筑，到现在日本也未能走出困局。中国以至全球经济今天都表现了很多与1990年代日本类似的特质。 人民币贬值的震动 过去中国一直都不想将人民币贬值，并视之为“秘密武器”，但两星期前政府突然作出这决定， 震惊了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一方面这证实了外间一直的揣测：中国经济问题的实情比北京所承认的更为严重，而官方数据往往是被做过手脚、误导公众的。人民币贬值至今已促发各国货币相继贬值（所谓“货币战争”），这倒过来会引起全球经济的“通缩浪潮”，正如法国兴业银行的Albert Edwards所指。 中国政府实行人民币贬值的方式相当混乱，令资产阶级评论员摸不著头脑。正如克鲁曼于《纽约时报》（8月14日）写道：“他们（北京）对于市场可预期的反应似乎十分惊讶…投资者开始逃离中国，决策者突然由推动人民币贬值变成全力推高人民币。” 人民币对美元至今只贬值了3%，这么小的幅度对刺激中国出口根本没有任何真正的影响。此外，中共政权与央行已经加强介入以支持人民币，否则会出现更大的资本外逃危机。过去五季中国已经有8,000亿美元外逃，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不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公司及投机者都将人民币转变为美元或其他“安全天堂”的货币。 人民币贬值似乎一度受到央行抗拒，直到在最后一刻才被接受，但贬值后却得到预想中最坏的后果。贬值的决定引起了全球市场的慌乱，引发各国货币贬值的连锁效应，但对中国刺激出口并无真正帮助。事实上，过去两星期亚洲及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大幅贬值，完全消除了、甚至逆转了人民币贬值刺激出口的效果。亚洲货币整体都向下滑（除了日元被视为“安全天堂”的货币），马来西亚的令吉和印尼货币都跌至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最低的水平。俄罗斯的卢布、南非兰特币和土耳其里拉都跌至历来最低的水平。货币贬值带来另一个主要的影响，是令本来打算九月加息的美国联储局很可能将计划延迟。这令美国政府的状况更为复杂，也令中美的局势更为紧张。 难以置信的失误 中共政权在处理股灾中作出了难以置信的失误，在过去十个星期里花费了超过一万亿美元来试图救市，但最终却什么都救不到。“黑色星期一”的抛售是八年来最恶劣的状况，导致股价比政府出手干预的7月8日还要低。无疑，今天的损失抵销了这个全球第二大股市在今年以来的升幅。 这些事件成为了政权的转捩点。工国委及其中国支部一直都批判所谓中共独裁政权的“不败”神话，也否认其控制经济的能力。一直到最近，中国的领导人都被全球资本主义的代表们视作“模范技术官僚”。 过去数月的误政──首先是引发了一个不可能维持的股市泡沫，然后在泡沫爆破后试图去继续支撑，最后犹豫不决并含著泪实行货币贬值，将北京的经济权威名誉扫地。政府没有公开宣布最近将货币贬值的背后原因，其实是由于政府未能在黑色星期一的股灾中以新一轮的救市措施来稳定市场。北京显然意识到自己不能同时间支撑著股市及货币，于是决定集中处理后者。这些措施代表著世上少有的无能，也反映了北京根本无能力控制经济发展，而全球的资产阶级也高估了他们的能力。 “夏季所发生之事件的真正受挫的是政府的信用。当你看到入市干预、几个星期前拙劣的人民币贬值失误、天津爆炸等，你所看到的根本就是个无能力控制局势的政府。当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所带出的讯息是中国领导层的无能。究竟谁应该为此负责？习近平好像消失了似的。” 以上评论来自《红色资本主义》（Red Capitalism）一书的作者之一霍伊（Fraser Howie），这是今天典型的资产阶级分析。很多这些评论员此前还是中国领导人的粉丝，现在却像孩童长大时惊觉到耶诞老人原来是不存在的。 中国的股市崩盘是完全意料之内，股票价格早就与实体经济没有任何关联了。最新的经济数据再一次确定中国经济危机的严重。工厂的产出量已经是连续第五个月下滑，并处于六年来的新低。过去一直在增长的行业，例如手机和汽车──中国是两者的最大市场──也都在萎缩。虽然近期楼价“稳定”下来，但是新的建筑项目的数量在今年头七个月下跌了16.8%。在过去数年，中国就占了全球建筑项目的一半，因此这样的年度跌幅就等于全球的建筑项目就减少了8%。这解释了为什么商品市场──从石油到黄豆──都在过去几个礼拜受到打击。同时，一些最大型的美国公司也因为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而导致他们的股份市值蒸发了数以十亿计美元。这些公司包括苹果、通用汽车等，他们在中国所卖的东西比在美国还要多。 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 今天的金融动荡突显了资本主义的盲目，只会从一个危机跌进另一个危机。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及其中国支部过去一直警告，下一波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将会是“中国制造”──这展望似乎愈来愈会成真。但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以及其严重的债务负担（这是政府过去数月实施政策时左摇右摆的根源）都是来自全球资本主义历史性的僵局。 在2008年当全球危机险些陷入1930年代式的大萧条时，中共政府通过前所未有的信贷推出超巨型的刺激方案。起初这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效果，中国GDP增长加速，似乎抵挡了全球萧条的地心吸力。上海汇丰银行的首席经济师Stephen King当时指中国是“全球经济的避震器”，但是今天中国反而变成全球资本主义的震央。这是因为2008年后由刺激方案带来的增长是建基于不可持续的债务累积，令全国债务由2007年的7万亿美元上升至今天的28万亿美元。如我们今天所见，这令中共政权更难进一步刺激经济以走出危机。在2008年以前，每一元人民币的信贷可以带来0.8元人民币的GDP增长，但今天只有0.2元人民币。 中国的问题是全球债台高筑的一面境子。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指出，全球债务自2007年底以来增加了57万亿美元，达到199万亿美元的水平。全球经济会进入另一次衰退，而其结构会比上次危机更坏。在过去几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不稳定的“复苏”，但都是依赖政府和央行在财政上的赎命汤──尤其是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至今整个经济体都未能摆脱这一政策。如果利率继续维持今天这个历史性的低水平（接近零，有些国家甚至是负利率），这意味著资本家会有更少武器去应对新一轮的衰退。同时，工人阶级自2008年的危机以来面对不断的紧缩政策，在多个国家的生活水准都大幅下降，意味著新一轮的衰退会引爆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并挑战资本菁英。正是这种恐慌驱使了全球市场的动荡。 江苏船厂工人罢工抗议欠薪 江苏扬洲市的太平洋造船集团旗下的大洋造船有限公司的罢工进入第三天，该公司5,000名的工人中有五分之一参加这次行动。在9月16日（星期三），这间私营造船厂的工人停工，要求支付拖欠的三个月工资。工人们在工厂的大门外聚集，受到公司保安监视。一位姓唐的工人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保安有10几个保安吧，保安…保安不会动手的，期间没发生过任何暴力行为，我本人也肯定不会参与任何武力行动。我们只是想要回工资。” 唐先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这个工厂已经陷入了财政危机。江苏作为重要的造船大省，造船业及一些重工业都是经济急速放缓的重灾区，今次罢工是这些行业的罢工浪潮的一部分。在本月初附近的浙江省正和县造船厂也爆发了罢工，这间公司由于财务问题从9月1日开始停产，引发这场抗议。 造船厂是面临经济寒冬的几个行业之一。在今年的一季度，中国造船厂的订单下降了77%。中国最大的民营造船企业扬子江船业集团老板任元林警告说，目前在全国100多家造船厂中，三年后只有30家可以运营良好。在太平洋造船集团称自己的订单情况良好，主要的问题来自中国银行的“信贷紧缩”，迫使他们寻求其他替代融资来源。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资料，根据社交媒体报道的罢工和抗议的纪录，今年以来在中国至少有1,622起罢工事件，其中的75%（1,211次）都是因拖欠工资引发的。随著经济放缓和信贷问题成倍增加后，厂房关闭数字激增，引发这些基本上都是防御的斗争，以获得工资或补偿。 当公司宣布倒闭或者搬迁时，许多产业工人（大多是移民工）会继续寻找工作。在过去经济还是繁荣的时候，总会有招工的需求。但这情况改变了，因为中国的工业产量放缓，中国政府选择了更为市场化的道路，在有“系统性”风险的地方之外都允许破产和违约。 工人斗争可能会变得更长，更复杂，而且需要转向更有组织的形式。因此，创建独立工会和地下工人组织的斗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极受压迫的中国同志 10月31日，将近两千名中国“同志”参加了台湾同志大游行——在中国，类似的活动会被政府冠以非法集会或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官方通常用“流氓罪”的罪名来迫害同性恋人士。在2001年之前，同性恋一直视为一种精神疾病。儘管近年来社会态度趋向缓和，但是众多性小众人士的生存状况仍不容乐观。据估计，中国的同性恋人口在1300万至6500万之间，其中仅有30%选择“出柜”，而大部分同性恋会和异性结婚从而隐藏真实的性取向，因为同性恋的身份会让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例如被僱主辞退），但是这种“形式婚姻”会给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伴侣带来巨大伤害。2013年，四川大学的一名女教师因为知道了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恋而跳楼自杀。许多同性恋人士迫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寻求所谓的“矫正治疗”，但是这些治疗不仅无法改变性取向，而且会给他们的心理和身体带来严重伤害。 今年年初，社会学家李银河第四次试图向人大递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但仍未获得足够的联名人数。几乎在同一时间，官方媒体发表文章，将“家庭建设”称为“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将“家庭”视为重要的统治工具。男权资本主义利用家庭中的等级和威权来压迫女性、规训下一代，同时借此在社会中树立资产阶级对于劳动者——当然也包括男性劳动者——的权威，而对脱离传统家庭的性小众无疑是一种威胁。李麦子是今年妇女节前被捕的五名女权主义者中的一员，同时她也是一个公开的“同志”。在被捕期间，李麦子的性取向受到警察的攻击，儘管这与她的被捕毫无关係。 性小众与女性以及整个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有著相同的根源，这也就意味著，我们必须将性小众平权运动联繫至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斗争。同时性小众运动所体现的群众力量也让专制政府感到恐惧——特别是在当下经济低迷的时期。一名性小众平权运动者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採访时说：“当局的目标不只是同性恋团体。他们越来越担心各种人权团体的组织能力，特别是当我们联合起来的时候，因为这会挑战他们的政治权力。” 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支持同性婚姻权，支持性小众获得与异性恋平权。但是局限在单一议题上的社会运动是不足以动摇庞大的资本主义体系。只有和同样受到资本主义制度压迫的妇女以及整个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性小众才能取得真正的解放。因此，同志运动需要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让底层性小众群众将为平权运动注入巨大的力量。 中国气候恶梦 正值12月联合国巴黎气候峰会正步入尾声，中国受到新一轮的雾霾来袭，多个城市首次启动“红色警告”，令中国资本处于瘫痪状态。北京有一半的私家车没有开动，学校被下令停课，建筑工地和一些工厂被下令停工。地方居民及污染专家批评政府反应缓慢──污染水平比上周“橙色警告”时更高，但当局的相应措施却更少。 中国传媒报道，毒雾侵袭超过3亿人，东北部另外27个城市也提高了污染警报。二氧化碳排放是全球暖化的主因，也是巴黎峰会的焦点。虽然不时侵袭北京等城市的雾霾虽然并不同于二氧化碳排放，但也是来自同一源头：煤炭和石化燃料。虽然中国经济衰退，煤占中国能源输出超过六成，而中国严重依赖煤的趋势将会在未来几十年继续，除非发生基进──革命性──的方向改变。 北京的空气质量（AQI）指数发出红色警报，是基于有毒的空气微粒（PM2.5）超过600，毒性接近机场的吸烟室。世界卫生组织的安全水平是25，但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城市接近这个水平。去年，74个主要城市中只有3个达到较宽松的官方AQI目标，但全部都超过世卫的安全标准。在2008-15年期间，北京平均每日的AQI达到100，是世卫标准的4倍。北京市长早前说道，目前北京不是宜居之都。但这城市却不入全中国十大污染城市（去年北京排行13）。 电动车 三周以来雾霾侵袭三次，交通和经济被中断，中国媒体报道北京居民对电动车的兴趣大增。过去五年，中国在绿色及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比任何国家更多，包括为深圳比亚迪汽车制造商提供宽减税硕和政府资助等优惠措施。但这些投资对环境带来的好处却被经济制度和“市场方案”的现实所抵消。即使充电设施和电池容量不足等问题得以解决，电动车的电力还是主要由烧煤等石化燃料提供的。 几十年来爆炸性的经济增长造成大量浪费和破坏环境，意味著自2000年以来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中有三分之二来自中国。最近政府修正中国千禧年代的耗煤量数字，结果发现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之前纪录的数字多出10亿吨。 气候威胁 由于依赖石化燃料来驱动经济，中国成为停止全球走向气候灾难的一大阻碍。所谓气候灾难是指在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温度上升两度。以下一些事实突显了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的煤炭（最污染的石化燃油）产量和耗量几乎是全球其他国家加起来的一半。 中国已经面临缺水危机，全国人口占世界人口21%，但却只获得全球7%的淡水供应。报告也警告，气候变化会令中国的水源可以在本世纪中前萎缩5%。在旱季干旱的日子会延长，在雨季台风会更猛烈。 中国的一党专政政府正面临巨大的群众压力，因为要求停止空气污染的呼声愈来愈大，超过500条村落确认为“癌症村”和食水供应有毒。根据环保部的资料显示，中国有六成的地下水和三分之一的地表水是不适合人类接触的。 环保抗议正在急升，令中共政权的战略家响起警号，担忧这些抗议会演化成更广泛的反政府运动。过去三年，与污染有关的抗议数字上升超过一倍。 今年六月，超过五万人在上海工业区金山游行，迫使地方政府停止停建PX化工厂，撼动了当区。在在五月，天津市葛沽镇也有类似的抗议，总共有约四千名居民参加，一名发言人说道：“现在上空也污染、地下也污染，怎么办这个事情？钢厂离我们居民区太近……”在四月，内蒙古也有另一场反对化工厂的抗议，主要是由蒙古族农民参与，被二千名防暴警察以橡胶子弹、催泪弹和水炮暴力镇压。在内蒙古和西藏及新疆等少数族裔地区，环保抗议正在显著上升，同时民族主义情绪也因此而升温，对北京来说这两者是爆炸性的混合物。 中国对气候问题的立场 中共政权也面对严重的经济问题，因此被迫尝试加快转型至高科技工业以及扩大服务业规模。因此，经过了近年的惨败之后，中国在巴黎峰会的代表正急于达成一份全球协议，而《经济学人》指一份国际协议（像中国在2001年加入的世贸那样的）可以“帮助政府打击本国的既得利益”。 北京的根本立场并无改变，但愈来愈感觉到全球和本国的压力，因此在谈“环保”时要振振有辞。中美在经贸和军事问题上的冲突愈来愈激烈，这也影响到中共的气候外交政策。北京想提高自己在这种气候会谈上的外交姿态，其他国家当然也想这样，但北京会更想。 一如既往，中国只同意减低每元经济增长的碳排放量，即只愿意降低排放速度而不愿意减排。中国也承诺碳排放在2030年会到顶。这承诺太小、太迟也太空泛，没有如很多中国及国际气候专家所要求的将排放量绝对封顶。北京也拒绝任何独立的监察和制衡机制。虽然如此，为了帮助资本建制在气候问题上粉饰太平，予人气候问题正得以解决的假象，全球很多传媒还是称颂中国的“新气候政策”。 绿色投资 虽然中共宣布了几个似乎很大胆的环保措施，但却是说一套、做一套。国家大规模投资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设施，令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力功率领先全球（433千兆瓦），比第二的美国（182千兆瓦）超出一倍以上。（2014年的数据） 但由于停电和浪费等问题，大部分的发电量都没有被运用。原因包括地方的电网宁愿连接煤电站，也不连接至太阳能电场或风电场。因为能源业内部的裙带关系，也因为地区煤电站的保护主义，也因为中国中国电力供应网的技术落后，使其不能发挥风力和太阳能供电的潜力。2015年的电力浪费率增加，以风力发电来说的浪费率由8%上升至15%，而全球煤炭价格大幅下滑（自2011年以来下跌60%）也是另一原因。 根据《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是全国最大的能源供应商，在全球则是第七大，在澳洲、巴西、菲律宾和葡萄牙都有主要投资，在中国也是最大煤电站的拥有者之一，当然会亲疏有别了。 煤电泡沫 与其他问题一样，不同的机关表面上都由党国控制，但实际上各走各路。北京宣布推动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时，省政府却下令提高煤电量。根据中国多间大学及绿色和平的一份报告对“煤电泡沫”作出警告，指单单今天已有155个新建的煤电站。 如果这些煤电站以正常的水平发电（中国的煤电站现时以低于总电量的水平发电），将会排放5.6亿吨二氧化碳。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这相当于巴西的总能源排放量”。这些投资总值740亿美元，代表著对气候以至中国金融体系的威胁。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会长张博庭表示：“今后数年，我们将看到这些工厂造成的浪费。钢铁和水泥等行业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中共政权固执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型，也被亿万富豪的裙带利益所制肘，并不能根本性地摆脱破坏环境与债务问题。现在需要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将能源业及主要企业置于民主公有下，全面实现民主权利，结束镇压与政治审查，并组成工人阶级占多数的政府。 中共政权镇压工运分子 最近广东省多名劳工及非政府组织者被逮捕。事件是一个不祥的警号。面对著显著上升的罢工和关厂数字，中共政权为了令工人噤若寒蝉而作出今次行动。事件该会引发起响亮的抗议声音和联署行动，在中国驻各国的办事处外展示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声援。 最近的事件代表习近平对异见的镇压进入了新阶段。这是最近超过二十年来最严重的镇压，被打压人士包括维权律师丶女权人士和反贪腐的告密者，以至正在萌芽的独立工运。 警察突击搜查 12月3日及4日，最少21名工运份子在家中或办公室被逮捕，4个非政府组织似乎都被锁定为搜查目标。警方的做法与以往近似，搜查办公室和住宅丶取走文件和电子器材以进行拘查。广东省当局显然有部署进行搜查，针对非政府劳工组织人士。由于中共禁制独立工会，这些组织在工人斗争中提供意见和参照，扮演著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虽然很多被捕者已被释放，但仍有五名维权人士被关押，另外有两名下落不明。广州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负责人曾飞洋与劳工维权人士朱小梅仍被拘留。朱小梅在多场成功的劳工斗争中表现突出，曾活跃于广州大学环卫工人反外判的斗争，最近又参与了台资立德鞋厂的罢工斗争，成功迫使该公司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并缴付被克扣的加班费及其他款项。她的一岁幼儿有健康问题，但现时仍被拒绝保释。 被关押的还有佛山南飞雁社工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何晓波丶番禺劳动者互助小组的彭家勇，以及社会活跃分子邓小明。 “扰乱社会秩序” 何晓波被指控“挪用公款”，而曾丶朱和邓则被指控触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在内地这些都是针对工运分子和工人代表时极为常见的指控。律师在12月7日至9日期间试图与被拘留者会面，但当局以相当官僚的理由拒绝。 “扰乱社会秩序”的指控常被政权滥用，以对付工运人士及其他镇压对象。2014年4月，4万名裕元鞋厂工人发起了中国过去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事后林东和深圳的非政府组织活跃分子也被指控同一罪项。林东最后获释，并在30天后撤诉。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家俱厂职工代表吴贵军，同样被指控“扰乱社会秩序”而被拘留了九个月，最后在2014年6月于庭审期间撤诉。 时代变化 从这些案例可见，新生的工人运动信心不断增强，特别在罢工人数最多的广东。这些工运突显了当局对于罢工的态度反覆不一，在采取怀柔还是强硬态度之间摇摆不定。而最近的镇压事件有安排有部署，似乎预示著当局将采取更强硬的手段。这也符合习近平加强镇压的整体格局。维权律师声援被捕工运分子的公开信中指，“这次如此规模的来自政府的重拳打击，在广东省乃至全国尚属第一次。” “经济寒冬” 由于工人急于进入备战状态，当局今次的逮捕行动明显是为了阻吓工人。今年首十一个月已经发生超过2,350宗罢工，几乎是2014年全年的两倍。经济急遽放缓的情况预计将持续到明年，在这情况下各地已出现了一波工厂倒闭以及资本家欠薪潜逃潮。即使是跨国公司搬厂到中国落后地区或周边国家时，试图以开出低于法定水平的赔偿来欺骗工人。 去年广东GDP官方数据增长了7.8%，高于全国水平，但这些数字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夸大的。但无可置疑的是，广东正经历快速的去工业化，各种制造业正经历“经济寒冬”。据广州台资企业协会会长吴振昌指，过去几年有至少30%台资企业离开广东，当中不少转移至越南或其他低工资的经济体。大品牌如微软丶诺基亚和星辰手表已关闭了工厂，并在过去几个月解雇了数千人。 《华尔街日报》12月14日报导：“在中国经济放缓早期，经济体能吸纳大量劳动力。但是随著经济徘徊于低迷，裁员也变得越来越普遍，绝望的工人正在寻找爆发的机会──官方与劳工专家都指这趋势正在凝聚动力。”该报导引述自一名曾在东莞任公司董事的人士，“假如经济持续低迷，我们在未来一两年将要面对严重的社会动荡。” 当前工人斗争升温的背后是日趋艰难的环境。中国在11月爆发了301宗罢工，属今年以来的最高峰，其中广东所占的宗数最多。香港《中国劳工通讯》指，全省在11月爆发了56宗罢工和抗议活动，相当于7月期间的两倍。大多数工人罢工的原因是工厂倒闭拖欠工资和补偿。 当局最近镇压劳工组织，明显是为了尝试将新兴的工运扼杀于萌芽之中。从当局的观点来看，他们合埋地担心经济低迷和残酷的所谓“结构调整”会令新兴的工运取得强劲的势头。这会使罢工和抗议可以跨越个别工厂，连系全区甚至全城发起运动。 习近平的镇压 考虑到中国一般的非政府组织活动者过去都非常谨慎，力图避免公开批评政权，并将工人的斗争限制在经济主张上，当下事态的发展可谓相当讽刺。但广东的大规模搜捕与习近平近来的做法是如出一辙的。习近平更大范围地镇压温和的异见者以及体制内的批评声音。过去这些对异见都可以有局限地发声，作为对独裁政权不满的一个渲泄出口和安全阀，但现在习近平似乎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出口堵死。 广东劳工活动者被镇压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更严格控制非政府组织，而更严厉的法规已在草拟之中。这很可能也会伴随著政权的“外国势力的颜色革命”等国族主义宣传浪潮，渲染劳工组织受外国影响。 这就是为什麽世界各地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应该站出来声援，并团结一致支持广东的被拘留者。各位可以通过签署网上请愿书，并发出抗议信（见chinaworker.info），以及到你所在的国家中的中国驻外使馆组织抗议行动。 立即释放曾飞阳丶朱小梅丶何晓波丶彭家勇和邓小明！ 浦志强遭受迫害 北京法庭外的群众喊著“浦志强无罪”。公安戴著虚伪的笑脸，对著聚集在浦志强受审处几百公尺外的示威者丶外籍记者，甚至11名外国外交官的其中几人动手动脚。 这场12月14日喧嚣场面受到海外媒体广泛报导。浦志强是中国维权律师中最为人知的代表，他因为在微博上发布7条帖子而激怒了中共政权，面临高达8年的监禁。尽管浦志强的帐户多次被网管封锁，他在推特（Twitter）上有13万8千名追踪者，在中国的社交网站上也有差不多的高人气。 他现年50岁，至今已被拘留接近19个月，因而病痛缠身。审判只持续了3小时——在中国法院这类案件普遍被快速审理——而浦志强免于入狱的机会可说非常渺茫。 “煽动民族仇恨” “寻衅滋事”与“煽动民族仇恨”的罪控是十分可笑的。许多评论者以为，当局在浦志强漫长的拘留期间会想方设法挖掘更重要的材料——涉及财经方面甚至性方面的轻罪——去合理化对他的压迫更可信。结果他们用的是全案最薄弱的罪证。原本法院举证了27条浦志强2011至2014年间在微博上的帖子，但几个月前被裁减到只剩7条可用，这就是检方判决的全部素材。 “煽动民族仇恨”的指控是针对一条关于2014年维吾尔恐怖份子发动昆明屠杀案的帖子。浦志强敢言的写道：“但这是结果，不是原因。”他指国家对新疆穆斯林地区进行镇压，引发部份维吾尔青年误入歧途，采取吓人的恐怖主义手段报复，造成恶性循环。 其他构成浦志强非法的，还包括一条揶揄毛泽东之孙丶太子将军毛新宇的帖子；尽管中共政权已尽了力挽救，但毛新宇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中仍是一个笑柄。另外还有一条则是针对2011年温州动车命案批判政府官员的帖子。 浦志强在八九民运时也是示威学生之一，他后来成为律师，并处理过数个备受瞩目丶足以惊动当局的案件。2011年，他在普遍被视为政治迫害的艾未未逃税案里出庭辩护。2004年，浦志强则为地下热门文学《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们担任辩护律师，负责他们在安徽省的诽谤罪审判。 去年在北京参加了一场纪念六四屠杀的私人聚会后不久，浦志强便被逮捕。在稍早一篇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文章中，浦志强提出了一个令许多评论家甚至参与者们都没有察觉的区别：八九屠杀的受难的所谓“暴徒”（根据中共的说法）大多是由一般工人与青年所组成——而不是在史料占主导的那些“学生”。 政治审判 这场毋庸置疑是政治审判，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审判的影响力远超过浦志强个人的命运。当局决定用理据最薄弱的“罪证”追杀他，是习近平政权更广泛丶更高级的镇压行动之一环。习近平政权把维权律师的运动视若芒刺在背，无论这场运动的目的为何，它也可能成为在未来集结群众示威的焦点。因此，中共全力打击该运动，并按同样的道理打压部落客丶反腐示威者及其他人士。这种“焦土政策”意味著对任何潜在反抗流派须加以抹灭，不管其批评的力道多麽温和。 浦志强的审判被人权监察组织形容为“煤矿坑里的金丝雀”。不只是因为今年稍早有近300名维权律师与示威者遭到逮捕，其中有至少40人仍在拘留中；更是因为浦志强案标举著中共竭力将网路批评罪名化的新阶段：“如果浦志强被判很长的刑期，这对中国网路的寒蝉效应将会很恐怖。”美国学者暨浦志强友人林培瑞如是说。 北京的审判也呼应了当局对广东省劳权人士的进一步镇压。正在工厂倒闭潮令工人一无所有，两者之间正持续酝酿一场工业风暴，因此中共对此深恐，因此试图将示威扼杀于萌牙之中。但历史证明，压迫不会永远成功；相反中共日益升级的残暴手腕，正在增加大规模社会爆发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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