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二零一八年

“冰花男孩”揭露农村贫穷问题

来自云南一个贫穷山村的小学生王福满在网络上引起轰动。王福满每天往返学校要走九公裡，网上几张照片拍到他到达学校时脸颊通红、头发上结满了冰，因此他被人们称为“冰花男孩”。在老师拍下这几张照片的当天，室外气温是零下九度。

王福满的贫苦并不是个案。他的照片立即引发了关于中国贫穷问题（尤其是农村贫困）的激烈讨论。中国的政权及其庞大的媒体控制机制竭力扭曲这个故事，甚至说从王福满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努力与坚强”。 政府说他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克服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事实上，正是中国政府的亲资产阶级政策制造了极度严重的贫富差距，令广大的农村地区陷于贫穷与落后。

在2000-2015年间，政府关闭了四分之三的（也就是超过30万所）农村小学。地方政府负担著60%的教育开支，但他们更愿意把资金投入地产交易和基建计划，因为这能够推涨当地的GDP，同时也填满当地资产阶级精英和贪腐官员的钱包。让富人变得更加富有是资本主义的逻辑，不能仅仅归咎给地方政府的腐败（尽管这无疑是真实的）。

大规模关闭学校

由于村庄裡的学校被关闭，许多学生每天上学不得不走很远的距离，或者要上寄宿学校。这就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校车超载，高昂的费用导致辍学率上升，以及农村寄宿学校成为一个新兴产业。根据彭博社(2015年4月6日)的一份报告，这些寄宿学校经常是肮髒、拥挤的，有如贫民窟一般。报告称:“飢饿和孤独很常见。”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学生平均比非寄宿学校的学生矮3釐米。

尽管中国法律规定了九年免费义务教育，但实际上许多农村儿童在义务教育结束前就辍学了。完成高中教育的农村学生更是不到一半，而城市裡则达到90%。

在过去4-5年裡，中国各地的教师发起了数百次抗议，要求政府提高他们的工资并支付被拖欠的工资和社会保障金。低到令人震惊的工资和退休金以及导致大批教师离开农村学校。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的一份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一些规模最大、组织最好、最坚定的工人抗议活动都是由教师发起的。”当然，就像中国的其他群体一样，法律不允许教师组织真正的工会。

令人震惊的微薄工资和养老金导致大批教师离开农村学校。这也是推动过去15年大规模学校关闭计划的另一个因素。很多情况下，一个学校或者一个班级有太多学生，却没有足够的老师和资源。

因此，以利润为导向的紧缩政策和资金不足使得农村教育陷入了危机。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中央政府一直提出要将教育支出增加到GDP的4%（全球平均水平是4.8%），但许多省份和地方政府仍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留守儿童

“冰花男孩”王福满是中国6000万农村留守儿童之一。他们的父母去往更富裕的城市工作，有时甚至是数千公裡以外的地方，每年只能回家一两次。这些孩子是由亲戚、邻居或寄宿学校抚养长大的。在某些情况下，没有成年人来照顾他们。对于这些儿童来说，习近平的“中国梦”在哪裡呢？

2014年黑龙江省政府的一项研究发现，几乎一半的“留守儿童”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而在城市中，这一比例为30%。一些非政府组织在陝西省调查发现，当地农村儿童普遍患有营养不良、肠寄生虫和贫血等疾病。它们认为许多农村儿童的身体状况不适宜学习。这些疾病是贫穷的结果，而且会对儿童的大脑和认知能力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许多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工作年龄的成年人留下;他们都移居到城市裡去了。这样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来承担农业的负担。王福满的老师贴出的其它照片显示，王福满因为帮助祖母种地，手上佈满了老茧。

留守儿童的艰难处境与中国巨富精英和“共产党”高官的子女形成鲜明对比。尽管政府尖锐地攻击“西方价值观” ，但这些享有特权的年轻人很可能会被送到国外去接受“最好的”教育。

例如中国亿万富豪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国外。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报道说（2017年2月6日），中国处级或以上的官员有超过80%将他们的子女送到外国上学。

2.8亿农民工

王福满等农村儿童的不幸遭遇是中国所谓经济奇迹的残酷一面。中国所谓“经济奇迹”是靠疯狂压榨超过2.8亿农民工才实现的。农民工占中国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同时，政府利用户籍制度分化劳动群众，并令农民工受到最野蛮的剥削。

移民在他们工作的城市裡即使在那裡生活了几十年，也几乎没有普通居民的地位。他们没有权利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城市学校，没有资格买房，而且他们的低工资也负担不起高昂的房价。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拥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分别只占16.4%和18.2%。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创造了世界上最严重的贫富差距。今天，中国的亿万富豪（按美元计）占全球36%，甚至比美国还多。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最贫穷的25%的家庭(超过3.4亿人)仅拥有全国1%的财富。

贫困在农村尤为普遍，但在城市中也存在，尤其是在政府新建设的城镇之中。政府计划到2020年将1亿人口转移出农村地区，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能够提高居民收入。

但在许多情况下，城市化进程让贫穷的农民失去了收入来源。新城市的物价要比农村高得多，但却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等待这些搬迁家庭的往往是失业或不稳定的就业。政府只不过改变了贫穷的形式。

政府推动城市化，主要不是改善穷人生活，而是为了把居民吸引到过去十年疯狂建设的数十座鬼城，从而避免房地产市场的崩溃。

在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称“减贫”是他未来五年任期和“中国梦”的关键工作。他承诺要在2021年，也就是中共建党100周年时，消灭贫困。根据官方数据，现在只有4300万中国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之下。但是这个贫困线非常低，只有每年家庭人均收入低于2300元时才会被视为“贫困”。

所以一些批评者嘲讽这是“数字扶贫”。设置很低的贫困线当然可以获得令人惊叹的宣传效果，但却无法改变数千万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

驱逐“低端人口”

去年11月，北京的一个农民工聚居的地区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伤，北京市政府以“消防安全”为名，开始大规模驱逐和拆除农民工居住区。成千上万的人被要求离开北京，在寒冷的天气裡，他们没有住宿、补偿或其他援助。许多人在这次驱逐行动中失去了他们的财产。警察甚至禁止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组织为被驱逐者提供食物和住所。这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清洗”运动以残忍的方式进行，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激烈批评。政府和媒体声称这些措施针对的是“低端人口”，令批评更加猛烈。

北京的大规模驱逐行动，与其他城市的规模较小的行动类似，是为了清理旧平民区，然后重新建设高档住宅，从而让房地产公司和政府得到更多的收入。

在像北京这样房价高昂的城市中，农民工不得不居住在拥挤、不安全、狭小的房屋裡。北京现在是世界上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驱逐“低端人口”的行动揭露了当局真正的面目:傲慢，贪婪，对穷人充满了阶级蔑视。

中国政府承诺将改革户籍制度，但他们并没有废除户籍制度，而是引入了“户口2.0” 。虽然有一些小修小补，但仍然限制穷人迁移。较不发达和吸引力较低的“三线”和“四线”城市将放宽户籍限制，以吸收来自农村的部分人口，但最富有的“一线”和“二线”城市将会收紧政策，从而限制“低端人口”。

王福满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中共当局竭力控制舆论，官方媒体将注意力集中在王福满一家以及他的学校和同学所得到的慈善捐助上。一个商人甚至给了王福满的父亲（一个建筑农民工）提供了一份离家更近的工作，这样他就可以和孩子住在一起。

国有企业和共青团捐赠了资金、冬季服装和供暖设备，并得到媒体的广泛宣传。王福满的故事感动了全中国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捐出了超过220万元。

“慈善”捐款

这些慈善捐助或许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但是慈善并不能消灭贫穷。贫穷时现在这个社会制度的一部分，而这个社会制度只能通过群众性的政治行动才能改变。而且也没有人知道，这些捐助究竟有多少真的到了王福满一家手裡或者被用来减轻贫困。

政府部门和企业迅速搭上这股慈善潮，为自己树立良好形像。对于像共青团这样富裕的官方组织来说，这点捐赠是微不足道的，但却可以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这些资金是公共资金，应该被投入到教育和其他服务中，而不是用展现政府的“慷慨”。政府是希望掩盖自己制定反工人阶级政策的责任，这些政策使得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这些措施包括将大笔公共资金浪费在华而不实的基建项目上，而且这些项目往往有利于裙带资本家。

政府及其各个政府部门都在提供“慈善”，但与中国的大规模贫困相比，这根本起不到实际作用。劳动群众需要的不是“慈善”，而是充分的教育开支、提高教师工资、停止关闭学校、以及在群众的民主控制下大幅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农民工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留守儿童的苦难必须终止。这需要立即取消户籍制度，大幅增加医疗、教育、养老金等方面的财政开支，从而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现代化的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务。同时也需要向富豪们征收重税，并没收中国数百万间空置住房以供大众使用。

青年毛左受到警察打压

自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独裁政府大肆打压异见人士和各种政治讨论。虽然大多数国际媒体关注的主要是中国的自由派异见人士，但实际上左翼人士同样是政府的打击目标。

2017年11月15日，正在广东工业大学举行的一场左翼读书会突然被警方搜捕，两名参加读书会的年轻人（张云帆和叶建科）被刑事拘留。警方一开始指控他们“非法经营”，随后又改称“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这些罪名只不过政治迫害的借口。半个月之后，警方又以相同的罪名拘留了读书会的两名组织者（郑永明和孙婷婷），而且还有其他四名参加者正在被追捕（徐忠良丶黄理平丶韩鹏和顾佳悦）。除了孙婷婷之外，其他七人都公开承认自己是毛派。在那场读书会上，参加者谴责中共独裁政府进行舆论审查丶打压言论自由，而且还谈到了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根本这才是他们被针对的原因。

广州的这场政治打压并不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因为习近平和中共政府早已开始自六四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镇压。但此次的事件更为复杂。习近平比他的几个前任更热衷于引用毛泽东的讲话。而且刚上台不久，他就在一场党内高层会议上提出“不能否定前三十年（也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他推崇毛泽东的做法令包括毛派在内的一些人以为中国正在“向左转”。习近平之所以要这么做，部分是为了利用毛泽东在一部分群众中仍有的威信，巩固中共和他自己的统治。

“反华势力”

在打压亲西方自由派异见人士的时候，中共可以谎称这些人“勾结西方反华势力”，以图“颠覆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伪造的罪名的确能使当局的政治迫害得到一些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但是现在警方声称这些毛派青年的读书会是“反党反社会”，无疑是令习近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共今天的政策是亲资本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甚至是毛泽东时期的计划经济也完全没有关系。

在中国的年轻草根左翼当中，毛派可能占了大多数。他们虽然反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但是由于民族主义立场的束缚，在许多问题上经常站在中共政府那边，例如反对民主和民族自决权。

警方打压广州读书会的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人斗争的发展令中共独裁政府感到恐惧。而且当局尚未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经济状况如果进一步恶化，可能会引爆群众长久以来的愤怒，掀起大规模群众运动，甚至可能威胁中共专制乃至资本主义制度。

青年左翼的增多代表著中国群众正在激进化。他们尝试在工人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尽管带有许多毛主义思想），被中共统治者和镇压机器视为一个危险因素，因为中共的统治就是建立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之上。2014年，广东工业大学所在的广州大学城有200多名清洁工人罢工，要求政府在更换外判物业公司的时候给他们合理安置。当时几所大学的学生曾向罢工工人提供声援和帮助。

网络抗议潮

在广州读书会事件发生之后，全国各地数百名左翼支持者（包括工人丶学生和少数警察）和自由派学者签署了联名倡议书，谴责这场对民主权利和工人斗争的打压。这也鼓舞了其他曾经受到类似打压的左翼青年站出来，说出他们自己被当局迫害的经历。这股反对声浪迫使警方允许张云帆等四人取保候审。但是他们仍然受到警方监视和骚扰，而且另外四人仍在被追捕。与此同时，许多发出抗议和声援的左翼团体被当局禁声，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很可能也会遭到迫害。

CWI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谴责中共独裁政府的残酷镇压。我们支持中国和全世界的群众争取全面丶真正的民主权利。争取真正民主的斗争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密不可分。在中国，政府禁止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罢工工人会被逮捕并定罪；近三亿农民工受到残酷压榨，而且还被当作“低端人口”赶出大城市，为地产开发商让路。这一系列事实都说明，中共的独裁统治其实是在保护资产阶级的利润。

一带一路：有中国特色的帝国主义

对于中国的习近平“强人”政权来说，庞大的一带一路计划越来越重要。据《卫报》所说，一带一路是“全世界最大的建设计划”。这个计划想要将超过65个国家连入中国经济圈。这些国家遍布除了南北美洲之外的所有大陆，总人口45亿，是中国的三倍。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是建设一系列由燃料管道丶公路丶港口丶铁路丶跨国电网乃至光缆系统构成的大型“经济合作走廊”。

“冰上丝绸之路”

中共独裁政府将一带一路宣传为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的现代版。实际上，一带一路的地理跨度还要大得多。中共提出所谓的“冰上丝绸之路”的覆盖范盖，包括冰岛丶格陵兰丶斯堪的纳维亚和北极地区。北极是所剩不多的尚未进行大规模油气开采的地区之一，而且全球变暖造成的北极冰盖融化也带来了新的海上航线。

超过130个国家派出代表，参加了2017年5月于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在这次峰会上，习近平承诺要“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他说一带一路将带来全球化的新“黄金时代”。但实际上一带一路所展现的是，中国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全球帝国主义力量，与以美国为首的老牌帝国主义争夺经济势力范围。

民族国家已经不足以容纳中国经济。当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仍未摆脱危机，各资产阶级政府竭力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令“去全球化”趋势逐渐壮大时，中国当局担心自己被关在主要市场之外。

仍处在较低水平的工资，和飙升的住房丶医疗丶教育价格，压制了国内需求。尽管政府声称经济动力正在顺利地从投资转向消费，但在2016年消费支出仍然只占中国GDP的39.2%。比重与国际水平相比仍然非常低，而且低于中国在1960年代的水平。

“硬著陆”

产能过剩危机是中国当局提出一带一路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大量企业没有销售市场，通过不断大肆举债苟延残喘，因而变成了所谓的“僵尸企业”。近几年来，中国当局利用大规模的基建投资避免了经济增速的骤降，也就是“硬著陆”。它担心硬著陆会引发群众骚动。但是这种做法越来越成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基建项目使用率不足（例如鬼城和大白象工程），给本就不稳的金融系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因此中共当局将一带一路视为救星，用它来为本国的大型基建公司开辟新市场，而这些新市场又通过债务连结到中国经济。所以中共才会在十九大上，异乎寻常地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写入党章。习近平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表明一带一路是不可撤销的。除此之外唯一一个被写入党章的具体外交政策，是邓小平在1978年启动的亲资本主义“改革开放”。

帝国主义

一个世纪前，列宁在其深刻分析中提到，帝国主义“争夺原料产地丶争夺资本输出丶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丶取得租让丶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直到争夺一般经济领土。”（《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在亚洲，印度与中国是两个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代表著印度帝国主义利益的《经济时报》，简洁地描述了由国家资助的中国帝国主义是如何运作的：“中国从较小丶较落后的国家攫取土地和资产的方法很简单：它向这些国家提供高息的基建贷款，得到这些工程的股权，然后当债务国无法偿还贷款时，中国就得到了工程的所有权。”

印度政府顾问Brahma Chellaney准确地称中国是“债权帝国主义”。不久前中国租借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99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用中国贷款建设的港口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南部顶点，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中国的公司通过借贷在斯里兰卡建造了太多有问题的基础设施，例如“全世界最空的”汉班托塔机场，以至于旅游公司有专门的路线是去观赏当地的大白象工程。

目前巴基斯坦是得到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最多的国家，在这里中国的类似行为成了军方和政府之间政治权力斗争的一个焦点。不久前巴基斯坦参议院的一份报告揭露，在未来40年里，位于俾路支地区的瓜达尔深水港91%的收入将归中国所有。这座位于阿拉伯海的港口也是依靠中国的公司和国家贷款修建的。

就像南方2700公里外的汉班托塔港一样，瓜达尔不仅是一个贸易枢纽，未来一旦发生地区冲突，它也会成为中国的军事战略资源。从巴基斯坦当局残暴统治的俾路支地区到缅甸到印尼，一带一路工程正在加剧民族和种族冲突，导致当地环境被破坏，居民被迫迁走。

中国在南亚的投资和基建合约大幅增加，激起印度和中国的激烈竞争，使印度成为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势力扩张的主要障碍。而且美国政府也想要同印度合作。最近特朗普重启了美国丶印度丶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四方安全对话，旨在抵挡中国的扩张。

这些资产阶级政府虚伪地相互谴责对方的帝国主义阴谋。工人组织和左翼不应该支持它们当中的任何一方，而需要有独立的政治立场和纲领。只有国际主义和反对所有国家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才能为群众提供前进的道路。

冲突愈发尖锐

从一带一路中可以看出，中国帝国主义有一些明显的特点。首先是它的规模。一带一路如果真的可以实现，那么它会是一个庞然大物。其次，它将中国国内的独特发展模式，也就是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复制到其他国家。这种模式令中国得以迅速工业化并升级基础设施，但也造成了庞大的债务问题。北京希望通过一带一路的相关贷款将自己的债务问题转移给其他国家。中国的金融精英认为这可以减轻负债累累的国内僵尸企业对银行业的拖累。

中共政府在2016年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作为一带一路的辅助工具，以吸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参与一带一路计划。包括英国丶德国和法国在内，目前已有61个国家加入了亚投行。中共政府希望利用西方国家的金融“专长”，使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贷款业务更符合西方资产阶级的传统做法（就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所做的那样）。它认为这样可以减少债务违约的风险。

他们希望借助一带一路，用政府担保的外国主权债务替换掉国内的不良债务。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最终只会将中国的“僵尸病”传染到其他大陆上，同时也加剧民族冲突和帝国主义冲突。

习近平能否拆除中国的债务炸弹？

已被阿里巴巴收购的《南华早报》在最近一篇社论中列出了2018年习近平政府所面临的三大挑战：债台高筑丶住房危机和越来越敌对的美国。

长期以来，全球媒体已经就中国债务问题的严重程度做了许多评论和争论。债务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从2008年141%上升到去年的256%。如果按所谓的社会融资总量来计算（其中包括了影子银行借贷量），那么这个数字会达到304%。尽管政府一直在说“去杠杆”（也就是减少债务），但中国债务的增长速度仍然比GDP还要快。

“严重扭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资产阶级机构已经警告说，中国可能很快就要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去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中国的债务增长“与高可能性的财政困难一致”。

中共高官最近的一连串讲话改变了以往的镇定口气，更突显出局势的严重性。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今年1月于北京举行一场经济论坛上说，中国金融系统目前的风险水平可能比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前的美国还要高。他说中国的金融系统“严重扭曲”，而且“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是相当大的”。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和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做过类似的警告。今年1月郭树清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必须要“拆解”影子银行（据估计相当于GDP的125%）。周小川在去年中共十九大上说中国可能会遭遇“明斯基时刻”，亦即投机性金融泡沫的爆炸。

中共政府将防控金融风险称为未来三年三大“攻坚战”中的“首要战役”，可见它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这场战役早在一年前就已开始，然后在十九大习近平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和统治之后进一步升级。一系列事件表明，北京这次“要来真格的”。

土拨鼠之日

但是它究竟能取得怎样的成果还未可知。过去10年里，中共政府经常发布虚张声势的声明，宣称自己要加快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并收紧货币政策，从而让经济“更有效率”，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注入大规模的信贷“刺激”，以防经济衰退。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斗争，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统治精英对经济衰退存在根深蒂固的恐惧，因为经济衰退将会点燃群众普遍的愤怒情绪。所以北京的经济政策不断在市场化“改革”和政府主导的信贷刺激之间摇摆。一位评论人士曾将这种反覆的循环比作美国电影《土拨鼠之日》（Groundhog Day，一部讲述了主角的人生在2月2日土拨鼠日不断重复的科幻电影）。

随著2018年的到来，中央政府降低金融风险的计划给地方政府丶国有企业以及那些收购了大笔海外资产的公司带来了压力，因为它们都背负著巨额债务。全国各地的报道都证明，信贷紧缩政策正在导致各地的地铁丶工业园区等基建项目被取消。海南航空丶大连万达和最近刚被政府接管的安邦保险等海外并购巨头，现在正在出售资产以偿还债务。

但是中共政府现在处于一个两难的局面。它想要控制金融投机和债务风险，但稍有不慎则反而会引爆违约潮和金融崩盘。首先崩溃的会是处在边缘的小型地区银行丶公司和影子金融机构，然后会像滚雪球一样引发整个金融系统的连锁反应。

中国和全世界的影子银行的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哪些交易和“产品”是相互关联的，所以也没有人知道这些交易和“产品”会如何影响更广泛的经济运作。影子银行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成复杂的系统，大批复制西方金融业者创造的各种“衍生品”。只有等到泡沫爆炸时，人们才知道危险在哪里。

中药处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的防控政策可能反而会触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所以一些经济评论人士很正确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政府削减债务的决心有多大？

英国最大的独立研究机构之一“自主研究”（Autonomous Research）的亚洲研究部主任朱夏莲告诉《彭博新闻社》：“北京政府表面上对于打击金融风险措词严厉，实际上处理方式却温和，因为当局害怕，若采取更强硬行动可能会危及经济。”她将这种政策叫做“中药处方”。

她指出，尽管在2017年上半年政府的强硬措施减缓了理财产品的增长速度（理财产品是影子银行的重要元素），但随后又出现反弹。总的来说，截至2017年年底，尚未尝付的理财产品创下了30万亿元人民币的历史记录。

朱夏莲说：“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去杠杆。尽管市场普遍认为2016年的信贷流量打破了历史记录，但就新增信贷流量来说，2017年其实与2016年相差无几。政府在某些领域收紧信贷，但在其他领域放宽政策，最后两者相互抵消了。多年来我们不断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彭博新闻社，2018年2月12日]

复苏？

表面上看来，去年中国经济有所复苏，GDP增速达到6.9%，是6年来首次上升。但这只是暂时的稳定，而且它所依靠的是更大规模的信贷刺激（2016年新增银行贷款创下历史记录）和比较有利的国际局势（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同中国发生冲突）。而且自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元贬值10%，也减轻了中国经济的压力。

美元走弱，为中共政府遏制资本外流提供了喘息空间。在2015-16年间，中国资本外流曾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导致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在18个月内减少了超过四分之一。特朗普政府指责其他政府“操纵汇率”，而它自己却故意让美元回软，不过这也令中国央行不必每月花费数百亿元资金去支撑人民币汇率。

同时这也帮助北京当局自1990年代以来最严厉的资本管控政策取得更显著的效果。这些重要的外部因素，再加去年上全球经济和商品市场的些许回暖，帮助习近平当局暂时稳定了中国经济。但是全球局势，特别是美国目前的政策走向，仍然非常不稳定。最近全球股市的震荡已经显示了这一点。

中国表面上的复苏并没有稳固的基础。中共政府不断说要拉动内需，但并没有取得实际成果。去年，中国的智能手机销量首次下跌，跌幅4.9%，而且拖累全球销量下跌，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市场分析人士称，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已经“饱和”。

去年的一手汽车销量只增加了3%，是6年来的最低增速。12家最大的汽车公司中，有8家销量下降。价格虚高的房地产市场令新购房者背上高昂债务，严重限制了消费支出。

贸易战是否正在逼近？

经济和地缘政局可能会导致今年中美贸易冲突升级。华盛顿政府已经决定对从中国和韩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征收惩罚性关税，而且现在它正在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进行反倾销调查。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第一年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继续升高，创下3,750亿美元的历史记录（2016年为3470亿美元），令特朗普受到一部分美国资产阶级的攻击。

而中国也采取了报复行动，对来自美国的进口高粱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国是美国高粱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最大买家，所以美国农作物成为中国报复行动的关键目标。中国也已经开始减少从美国进口大豆而转向巴西。但是贸易保护主义往往是一把双刃剑。中国进口的大豆和高粱主要用于生产猪饲料，所以从美国之外的地区进口价格更高的农作物会导致中国猪肉价格上涨，进而加重群众的不满情绪。

保护主义

与此同时，特朗普指责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侵犯了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未来他可能也会对此采取行动。制裁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可能会激起中共政府更猛烈的反击。

大规模贸易战的阴影笼罩著依赖出口的东亚地区，可能会加速更广泛的地区性贸易阵营的形成。但是特朗普政府也面临著严峻的阻碍，特别是因为中国丶日本和其他国家正在与它竞争。中国在反击特朗普的贸易措施时，也会提升自己对其他亚洲政府的影响力。

虽然资产阶级政府在口头上一贯反对“去全球化”，但其实它们自己也在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据世贸组织所说，G20集团在2008至2016间实施了1,583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而取消的只有387项。

美国资产阶级在危机面前惊慌失措，令右翼民族主义者特朗普当选总统，而且全世界其他国家还有许多“小特朗普”涌现出来。这让人们担心可能会爆发1930年代那样贸易战。去年，特朗普选择改善同习近平的关系，中国似乎躲过一劫。

但今年的局势大大不同。不久前，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将中国和俄罗斯称为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竞争对手，而且他提出要继续增加美国的国防开支。中国外交部回应称特朗普的演讲反映出“冷战”思维，但其实中美紧张关系的恶化正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结果。

低薪工作岗位增加

去年看似强劲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前景，而是如香港NGO“中国劳工通讯”所指出的，“只是创造了更多不稳定的低薪工作，特别是在服务业。工厂仍在裁员，被辞退的工人经常得不到任何补偿。”

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整体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工人从事不稳定的非正式工作。大批正式工被转为派遣工，导致工作条件恶化，许多福利被取消，就连国有部门也是如此。

尽管中国早在10年前就实行了《劳动合同法》，而且政府声称制定这部法律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高工作稳定性，但现在“新兴”服务业部门的数百万雇员在名义上被视为“个人承包商”，使雇主可以不用支付养老金和其他福利。我们在《劳动合同法》出台时就曾警告过，这部法律不可能使工作更加稳定，原因很明显：政府禁止工人成立真正的工会，工人自由组织的权利也一直受到打压。

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显示，2009年拥有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占42.8%，但到了2016年则下降到35.1%。尽管独裁政府严厉打压群众抗议，但是严峻的现实迫使越来越多的工人发起抗争。中共政府急切地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己的统治，正是因为意识到危机正在逼近。

“冰花男孩”和中国极度严重的贫富差距

据《彭博新闻社》报导，由于股市猛涨，中国女首富杨惠妍（同时也是中国第四大富豪）的财富在2018年的头4天里增加了21亿美元。35岁的杨惠妍是中国销售额第一的地产巨头碧桂园集团的董事局副主席。她的父亲是碧桂园的大股东和董事局主席。几乎与此同时，云南一个8岁小男孩王福满的照片在网络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王福满要在零下的严寒中走过4.5公里的山路去上学，当他到达学校时，头发上满是冰霜。这个鲜明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了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存在著何等残酷的阶级差距。

尽管政府严厉地控制著媒体，但“冰花男孩”王福满还是成为了全国的讨论热点。王福满是中国6000万留守儿童之一，他们的父母前往更富裕的地区工作，但是由于腐朽的户籍制度，不得不将孩子留在家乡，交给亲戚或者邻居照顾。现在中国农民工（包括王福满的父亲）一年的工资只有大约35,000元，而杨惠妍凭藉飞速上升的股价每秒钟赚的钱都要比这多。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习近平口中的“中国梦”。

中国#MeToo运动为政府敲响警钟

今年元旦，在美国硅谷工作的一名中国女学者罗茜茜在网络上揭发，12年前她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博士时一名导师曾企图强奸她。她的文章立即得到大量关注和讨论。不久之后校方调查证实了罗茜茜的指控，并将这名大学教授停职，而且中国教育部也剥夺了他的荣誉头衔。

中国的#MeToo运动

2017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近70%的中国大学生曾遭遇过性骚扰，在女大学生中这个数字是75%。但是由于存在“责备受害者”的文化，只有不到4%的受害者会向警方或学校报案。罗茜茜显然是受到席卷全球的#MeToo运动的鼓舞，而且她的勇敢举动也促使更多的中国学生站出来披露自己的遭遇。在罗茜茜站出来之后，更多的年轻女性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表示声援，或者说出自己遭受性暴力的经历。许多大学也收到了大量关于性暴力的举报。数十所大学的学生和教师签署网络请愿书，要求学校和政府采取反性侵的措施。

#MeToo运动蔓延至中国，令中共独裁政府感到恐慌。尽管教育部和《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表示对性暴力“必须零容忍”，并且鼓励其他受害者站出来发声，但与此同时，反对性暴力的街头抗议被禁止，社交媒体上的许多请愿书和评论文章乃至“#MeToo”和“#我也是”等话题标签被删除。虽然中国的#Metoo参与者还很少，而且她们的活动主要局限在网络上，但政府担心中国女权主义者会学习国际妇女运动的斗争经验，甚至同她们建立直接的联系。警方警告一些活动者，他们如果继续试图发起公开行动，会被指控“勾结境外势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包括#Metoo在内的群众自发行动会推动中国的女性和青年更加激进化。

性别差距不断扩大

在中国性侵害变得越来越普遍，性别歧视则变得更公开而露骨，都与过去三十年的资本主义反革命有关。在走资过程中，经济剥削变得越来越残酷，令女性从婴孩出世到劳动市场中的地位都出现倒退。

根据最新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国的总体性别平等指数排名已经连续9年下降，现在在144个国家中排第100名，而且实际的性别差距也已经倒退回2008年前的水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男女同工不同酬在持续恶化，女性工资只有从事类似工作的男性的63.4%。而且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始终是全球最高，也就是说大量女婴被选择性流产或者在出生后不久就被杀死。尽管在高等教育入学率方面中国是性别最平等的国家之一，但是大学校园和职场中的性别歧视依然严重。去年11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前主任温儒敏在一场写作比赛开幕式上称，高考改革后更复杂的语文试题会让女性学生处于劣势，因为她们的“思辨能力”不如男性学生。他的言论立即引起广泛的批评。这也并不是一个个案。此前不久，浙江大学的一名教授被曝光2013时曾在微博上写道“历史证明学术界不是女性的地盘”，而且面对激烈的谴责，他声称自己没有做错，所以绝对不会道歉。

这些贬低女性的言论反映了整个社会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今年1月，云南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多个岗位的招聘启事中明确提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聘男性，或者只招聘男性。在被曝光之后，院方同样声称自己并没有做错，而且找出多个借口为自己辩解。共青团旗下的《中国青年报》公开为这家医院的性别歧视做法站台，尽管它也承认“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该医院此举确实涉嫌性别歧视”。

显然，要改变这些状况，就要男女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Metoo运动已经表明，所谓的“民主”国家同样存在泛滥的工作场所性侵事件，这是因为父权压迫和资本主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只有当劳动者自己由下而上重组社会时，才能够消灭性别以及其他各种压迫。

珠海伟创力罢工遭官方工会破坏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的官方伪工会，也是唯一合法的工会）再次扮演资本家“第二警察”的角色，背叛工人抗争。这一次受害的，是珠海伟创力（Flex）工人长达三个星期的大规模罢工。伟创力五间工厂的6000名工人进行罢工，而且组织化程度引人瞩目。这可能是两年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罢工。

从3月29日开始，伟创力旗下的跨国印刷电路板制造商Multek发生罢工。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伟创力是仅次于富士康的全球第二大电子代工企业。工人得知Multek将被出售给一家中资公司。他们担心新雇主会降低他们的工资和福利丶或者通过逼迫工人“自愿辞职”的方式进行裁员。

在中国许多类似的企业并购之后，工龄较长丶工资较高的工人往往首先成为裁员的目标。Multek虽然宣称未来工人的工资丶福利和工龄等各方面的待遇不会改变，但却拒绝签署任何书面协议作为保证，更加深了工人们的怀疑。因此工人要求Multek与他们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相应的补偿，然后由工人自己决定是否为新雇主工作。但工人的要求再次被拒绝。

在一份声明中，罢工工人指责伟创力将工人像厂房和机器一样随意出售。而资方则以强硬手段回应罢工。资方恐吓说，如果4月4日前不复工就会受到严厉处罚，并给予复工的工人一千元作为“奖励”。

警察的角色

从4月8日开始，资方雇用保安人员殴打工人，这显然得到了警方的默许。有工人抱怨说，警察只保护有钱人。有些工人被管理人员没收了员工证，并被禁止进入工厂。

近年来因企业并购而发生的类似罢工事件时有发生，而今次这场斗争持续的时间尤其体现出工人的斗志，同时也说明习近平的专制统治和中共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并非像表面上那么稳固。它仍然面临著群众抗议，而且在2018年的头三个月，工人罢工次数比去年同期更多。

中国资本正在强大起来，并收购愈来愈多的外资，但很多例子证明由中资接管后企业的劳动条件更加倒退，证明所谓“民族强大”会令人民幸福是多么荒谬的理论。实际上正因为中国资本更受中共国家机关直接保护，其剥削可以更为恶劣。

当地政府和作为中共统治工具的官方工会无疑不愿得罪这个“对珠海经济发展有著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公司。在罢工的头两个星期，官方工会一直没有露面。而当他们开始介入事件时，他们所支持的不是工人，而是伟创力公司。最终工人被迫结束了罢工，但他们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这令他们感到愤怒和失望。

“煽动者”

当地工会官员为自己破坏罢工的作法辩护说：“地方党委要求我们维护社会稳定”。被中共及其伪工会视为“不稳定因素”的，不是像伟创力这样使用威胁和暴力的公司，而是通过罢工反抗公司剥削的工人。伟创力的工会官员一方面赞扬公司，另一面将罢工怪在”煽动者”的头上——中共一贯用这个词语来称呼任何敢于挑战它的人。

珠海罢工的惨痛经验再一次证明，工人需要由自己民主控制的独立工会。只有这样工人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反抗资本家和专制官僚政府。

中共加紧网络管控   引发广泛抗议

不久前，当局进一步收紧网络言论空间，包括新浪微博清除有关同性恋的内容，以及“内涵段子”等娱乐性的手机软件被关停。但是这些措施激起了当局意想不到的反冲。广泛的抗议迫使当局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

#我是同性恋#

4月13日，新浪微博发出公告称，将根据《网络安全法》清理涉及色情丶暴力和同性恋的内容。随后不久，一个旨在促进性小众权益的微博帐号“同志之声”在新浪的要求下停止更新。公然的歧视立即激起了性小众和支持性小众平权者的强烈的抗议。仅仅一天时间，17万微博用户使用了#我是同性恋#等话题标签表达愤怒，相关文章浏览量高达2.4亿次。尽管新浪微博很快删除了这些话题标签以及15万条相关评论，但是抗议的声音依然不断出现。同志之声的负责人说：“大家很愤怒，很多人选择不再依靠同志之声去发声，而是自己发声”。中共全面压制言论空间，只会令更多原本没有“颠覆思想”的性小众和女权运动也会被政治化，走向反对专制独裁的道路。这也是习近平加强独裁会自招危险的原因。

中共当局对性小众一直存在著公开的歧视。2017年6月，广电总局下属机构禁止节目中出现有关同性恋的内容，称同性恋属于“非正常的性关系丶性行为”。今年4月上映的一部根据同志小说改编的电影，被删减到几乎看不出同性爱情的程度。另外有两部同志电影突然被北京国际电影节撤下，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刚刚接管电影审查权力的中宣部的命令。

根据联合国在2016年的一项调查，中国只有15%的性小众人群向父母说明了自己的性取向，而公开出柜的只有5%。在歧视之下，许多性小众人士被迫和异性结婚，甚至被强迫接受残酷的“性倾向扭转治疗”。新浪微博此次公然歧视性小众并试图将他们灭声，无疑是在煽动公众对性小众的歧视和恐惧，将使他们的处境更加恶劣。

强烈的抗议迫使当局和新浪微博做出让步。禁令公布仅三天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新浪微博的做法，这显然只是安抚抗议者。随后新浪微博宣布，清理行动将不再针对同性恋。大规模的网络抗议在短短几天内就迫使当局撤销命令，说明中共和习近平政权并不如表面上那样不可战胜。而且这只是近期一连串令当局意想不到的大型网络抗议中最新的一起。在去年11月北京市政府驱逐“低端人口”时，以及不久前习近平宣布取消任期限制之后，网络上均出现普遍的反对声浪。这表明，群众的团结抗争有潜力去挑战这个独裁政权和它所维护的种种歧视与不公。

内涵段子

新浪微博的清理行动是中共当局新一轮网络管控的一部分。今年2月，新浪微博以及其他五个网站因为对网站内容审查不力而被当局要求整改，成为这次清理行动的先声。在去年八月，微信丶新浪微博和百度贴吧等三个社交平台也曾因为相同的原因被当局指控违反《网络安全法》，并被立案调查。全球政治风险谘询公司欧亚集团的一名分析师指出，这部法律写得十分模糊，以至于政府可以肆意妄为。

就在微博发布公告前三天，广电总局以内容低俗为由关闭了一个名为“内涵段子”的娱乐性手机软件。一方面当局希望更加强力地控制社会舆论，从而巩固统治秩序，所以即便对政权没有直接威胁的娱乐新闻也频频受到整治。更重要的是，当局担心这个用户多达2亿人的手机软件会成为传播异见讯息和组织集体行动的平台。引发了全国各地的抗议，有大批汽车司机在十字路口集体鸣笛，亦有抗议者指责中共当局是“流氓政府”，已经证明了这种可能性。

面对正在逼近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中共当局不断加强对网络和舆论的管控，并且严厉打压异见人士丶寻求变革的受压迫群体以及任何敢于挑战中共权威的力量。但是一系列专制高压措施反而激起越来越激烈的反抗，推动青年和受压迫群体逐渐政治化和激进化，挑战中共政权的专制统治。

上海长宁区环卫工人的斗争

似乎习近平最近加强的集权和独裁并未给中国社会带来多少和谐与稳定。3月26日，上海市长宁区的环卫工人们发动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控诉他们遭遇的剥削与不公。

让工人们奋起反抗的直接原因是高洁环卫公司的《调整清道作业的通知》。按照这个通知和工人们透露的消息，环卫工人早晚上下班的时间调整为5点30分到12点30分和12点30分到21点30分（含早晚饭时间和加班一个小时）。而因为“晚于5：00上班，早于22：00下班”，每天6元的早丶晚班津贴被取消，同时工资待遇也要减少，每人每月要扣除560元工资。考虑到上海的生活成本，原本只有3000多的月收入的环卫工人们每月只能拿2000多，更是雪上加霜。环卫工人的劳动时间之长，工作环境之差，生活条件之窘迫是有目共睹的，而政府和被外包的环卫公司却不考虑如何改善环卫工人的工作与生活，反而还想著能否加大压榨的程度，这毫无疑问将环卫工人们逼上了绝路。

参与罢工的不止高洁公司的工人，工潮随后蔓延至整个长宁区的环卫公司，参与人数多达两三千人。与此同时，勇敢的网民们通过微博丶知乎等多种渠道，将环卫工人们的斗争和维权情况传播开来，得到许多人的关注和声援，这也使得这场斗争成为了近年来中国环卫工人规模最大丶关注度最高的罢工。3月26日，工人们试图到区政府申诉，但遭到暴力机关的阻拦，4名工人被逮捕。27日，又有上百名工人前往市容管理局，但没有任何人理睬。但工人们并没有被这些所吓倒，罢工斗争一直在继续。

在当局对网络上的消息进行大规模删帖后，4月2日，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发出公告，声称要“依法维护环卫工人合法权益”。通过一系列掩人耳目的信息封锁，似乎当局又成功地息事宁人，将其不了了之了，但是这只不过是现在中国社会工人阶级此起彼伏的反抗的一个缩影而已。14年前后，广州番禺大学城丶长沙岳麓区的环卫工人罢工维权；而近日西安也传来了环卫工人罢工维权的零星消息……如此种种，难以穷举。

只要经济问题继续恶化，无论习近平如何实行专制，中国的工人阶级都必然为了捍卫自己的生活而起来斗争。社会主义者支持工人独立组织工会的权利，团结抵抗外包制度和资本剥削。

中国：塔吊司机发动大规模罢工

中国数十个城市的塔吊司机发起罢工，其协调一致的行动令人叹为观止。经过一个星期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罢工之后，工人们在五一劳动节号召全国罢工。尽管在中国劳动节是法定假日，但许多工人仍要工作，而且往往没有加班费。

在中国罢工是违法的，而且群众自发的组织和抗议也是违法的。现在还不清楚五一罢工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工人们遭到警察大力镇压，被官方舆论攻击，部分地方政府指控工人“勾结外国势力”。尽管如此，这场波及大约20个省份的罢工浪潮无疑令人吃惊。工人们面对著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政权，主要只能通过网络组织起来。

据媒体报导称，自4月25日以来，重庆丶福建丶甘肃丶广西丶贵州丶河南丶湖北丶湖南丶江苏丶江西丶山东丶山西和四川等省份均发生了罢工。在本文撰稿之时，也有媒体报导多个地区的工人遭到警察镇压，包括殴打和逮捕。《大纪元时报》报导指，在重庆有10名抗议工人被捕。自由亚洲电台也提到郑州有20人被捕。

农民工

就像绝大多数建筑工人一样，中国的塔吊司机主要也是来自贫穷的农村地区。而且就像大多数农民工一样，这些塔吊司机也不是正式雇员，他们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而且塔吊司机的工作压力极大，工时很长，甚至没有休息和上厕所的时间。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建筑工地经常日夜不停地工作。河南的一个塔吊司机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比如我们那个规定八个小时至九个小时嘛，然后晚上加班的话没有补助费。你晚上加班到两点钟，老板根本不管你，你明天继续上班。”

根据中国左翼网站“时代先锋”的报导，另外一名塔吊司机说：“每天最少12个小时……没有五险一金，没有劳动合同，没有主管机构。”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2.8亿农民工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劳动合同，而且工人实际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经常和合同有很大差别。

尽管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规定，所有企业都必须和它们的工人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实际上在过去10年里拥有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例却在下降。2006的另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建筑工人曾被拖欠工资。拖欠工资（几个月，有时甚至是几年）是中国劳资纠纷最主要的原因。

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中国的建筑业处在野蛮丶混乱的状态（其他一些行业也是如此）。尽管许多工程是国有企业主持的，但实际的建设工作却被分包给了私人公司，而这些私人公司雇用的都是非正式的农民工。层层分包是中国建筑业的常态，以至于有时甚至不清楚是哪间公司负责发工资。

塔吊司机要求将工资从现在的每月大约5500元人民币（有些地区甚至只有4000元）增加到至少7000元。近10年来，塔吊司机的工资一直停滞不前。以狂热的民族主义著称的官方报纸《环球时报》称：“劳动节期间，全国各地的塔吊司机举行罢工，要求加薪和八小时工作制”。成都的一位罢工工人对《环球时报》说：“成都至少有一万名塔吊司机要求加薪。”

工人正组织起来

就像中国的其他许多工人那样，塔吊司机也是通过网络组织起来的，他们在QQ等即时通讯工具上建立聊天群组。在这些群组遭到网络警察的攻击和屏蔽之后，工人们又建立起新的群组保持联络。

尽管罢工工人只提出了经济诉求，并未直接从政治上挑战当局的权力，但对于习近平和中共独裁政权来说，塔吊司机的罢工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中国庞大的工人阶级正在觉醒。建筑业是中国GDP的主要来源。全球半数建筑工地都在中国，中国建筑工人更是多达约60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工）。

尽管有报导说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强力镇压罢工，当局的审查机器也在封锁抗议的消息，但是今后塔吊司机的行动将会成为其他工人长期的榜样。

今次塔吊司机的抗争是多年来中国工人最引人瞩目丶最有组织和最勇敢的行动。尽管近年来不同城市的出租车司机丶沃尔玛工人和快递/外卖工人也在利用社交媒体组织起来发起抗争，但今次塔吊司机抗争的规模是前所未见的。

读书会事件引发的抗议浪潮

事件在国内激起了广泛的抗议浪潮，不仅仅是一直以来就长期关注言论自由的自由派和各类左翼社团，一直被认为政府支持者的很多毛派组织也参与到了抗议活动之中。1月20日，在当地毛派组织下，在西安大量群众走向街头抗议番禺警方针对读书会成员的政治迫害和打压。

而在郑州，当地的毛派人士尽管面对当地警方“不准挂标语，不准演讲，不准录像上网”的威胁和问话阻挠下，仍在2月5日丶 12日丶19日丶24日丶3月14日成功举行了五次集会公开声援了读书会成员。

而在各个网上媒体，尽管面临著习政府的网上封锁，大量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仍坚持著对这件事的报道和关注，甚至通过这些媒体来组织起“关注团”来集体向政府签署联名信以及为读书会成员提供帮助，而小谷围警方微博下，也受到了网民的声讨。

抗议运动的局部胜利

在经历了长达数月的非法追捕后，终于于3月13日，警方在压力下放弃了对读书会成员的网上追捕，这可以说是广大群众和各左翼人士的坚定的抗议取得局部胜利。习政府对于言论的打击愈发愈严，从近日对于女权之声的打击以及对于微博异议的打击就很明显的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在这次抗议运动中，面对著保卫言论自由的需求，群众斗争凝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这是对将来国内工人运动有著重要启发意义，证明习近平的政权也不完全是为所欲为的。而习政权对于毛派的打压，也证明他根本不是亲工人阶级，也不只是反对拥抱所谓“西方价值”的自由派，而是要镇压一切独立于政权以外的反对声音。只有打倒中共专政才能确保所有人的言论自由。

世门手袋厂大罢工   抗议资本家压榨工人

这场罢工是为了追讨被拖欠的社会保险丶并要求改善工作待遇。消息指资方从未依法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丶住房公积金，从未给予工人有薪病假，而且克扣了一系列法定福利待遇。

罢工自二月起已开始酝酿。受经济不景气影响，该厂在去年起已开始收缩，原来五千名工人现在已被裁减剩一千多人，更一度面临停产，但被裁员的工人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起初工人选举出代表，要求与资方谈判，但资方态度恶劣，称工人受“境外敌对势力操纵”并开除工人代表，更恐吓说公安部门会抓捕工人。工人最终在三月四日正式发起罢工行动，要求资方改善工人待遇及依法补纳各种社会保障费用。此前一直对工人诉求毫无回应的官方工会迫于维稳的需要，亦不得不派遣工会律师进入工厂，试图平息罢工。但可想而知，官方工会一心只为维稳，不会真正为工人发声，因此罢工仍在继续。

斗争传统

事实上该厂工人一直富有斗争传统，二零一一年六月曾因新任董事长辱骂工人，不许工人工作期间喝水，甚至男性董事长还闯入女厕称检查是否有人偷懒，最终激起数千人大罢工，随后被当地警察和武警镇压。但之后仍不时爆发罢工，次年的又一次罢工更让一家跨国品牌终止了代工合同。是次当局没有向过去那样出动警力打压罢工，可能是忌惮该厂工人的斗争传统，担心一旦强硬镇压会让他们与周边工厂串联令工潮爆发性地扩大。

罢工进入第九天时，资方最终答应了工人两项主要诉求，即补纳一直拖欠的住房公积金和社保，工人随即结束罢工。但其余十条诉求仍在谈判，资方可能想使缓兵之计先作出些许让步哄工人复工，因此工人除了必须警剔资方今后会采取打击报复行动外，更应进一步组织民主的丶战斗性的工会，以集体的行动和压力要求资方在限期内答应要求，并随时准备好再次发起行动，对抗资方可能采取的分化打击行动。

妇女节“女权之声”被封号   中共当局继续打压女权运动

2018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当晚，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宣传平台丶拥有18万关注量的“女权之声”微博帐号被永久关闭。新浪微博回应称，这是因为女权之声发布了“违规敏感信息”。但这显然只是当局和社交媒体公司为了打压女权主义和言论自由而编造的罪名。两天后，女权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临时开设的新微博帐号也被关闭。除此之外，一大批其他的女权主义社交媒体帐号也因公开声援女权之声而遭到封杀。但仍有不满言论审查与打压的女权之声支持者在网络上进行名为“#我是女权之声本人#”的声援抗议。

女权主义遭遇打压

女权之声几乎同时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上被封杀，表明这是一场由当局指挥的行动。中共当局对女权主义者的打压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了。同样是在今年妇女节，女权活动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创建的话题标签#三八反骚扰#也被删除，其他许多与女权主义和反对性骚扰有关的文章受到严厉审查。早在2015年两会召开时，就有五名女权主义者因为计划抗议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性骚扰而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拘留。女权之声的微博账号也在2016年被封禁过，文章也多次被删除。女权之声，乃至中国的女权运动，始终是在带著镣铐跳舞。这是因为中共独裁政权害怕任何的群众集体抗争。

当局对女权主义的打压鼓舞了厌女主义和反女权主义者。在女权之声帐号被关闭后不久，网络上出现两篇文章，诬蔑女权主义者组织卖淫，并凭空指控女权之声受西方势力操控丶试图“分裂国家”。这种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丶分化群众的做法也一定会被中共用来镇压更广泛的群众抗争。

工人与左翼的声援

广州读书会事件中的8名毛派青年第一时间对女权之声表示支持。此外，富士康女工骆冰兰丶曾参加罢工反对综合工时制的沃尔玛女工游天玉丶以及因争取工人权益而被沃尔玛违法解雇的女工王亚芳也进行了公开声援。这说明中共的专制打压正促使各方面的抗争者，特别是底层工人，团结起来。而女权运动要想取得胜利，尤其是面对当局愈发严厉的监控与打压，也必须联系到工人抗争，反对独裁的父权资本主义。

粤港澳大湾区计划　财团为本的发展

2018年刚过去的中国两会，李克强再次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计划，推进广东大珠三角地区共十一个城市的融合。计划涵盖的面积达5.6万平方公里，人口6700万人，GDP超过150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欧洲的中型国家。

北京更宣布会在五月中公布政策。虽然政策详情仍未出台，但根据现时各地政府签署的框架协议，主要是建设一个资本经济融合的平台，促使当区发展基础建设和金融等等。估计政府会推出措施减少贸易壁垒，并提供税务优惠，让中港资本可以更容易往来。

大湾区概念下有多少新政策丶新经济项目还是未知之数，中港政府需要创造一些品牌名字来提高资本家的信心，也想在民众面前显示中国经济如何强大。就像中共不断向全世界吹嘘一带一路如何伟大一样。这种融合必定模糊区内的边界划分，并包含增加人口流动。对于两地的企业来说，这代表放宽更多大陆的廉价劳动力，以剥削换取利润。与此同时，中国的红色资本则更易进入香港，通往世界市场。整个计划说穿了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计划。

反对资本融合

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融合，因为只会带来更多剥削。我们支持在公有经济底下由工人阶级民主规划的地区联盟。一个非以资本利润为依归的制度下，这样的融合自然能够提升边界双方民众的生活水平。不过，当下的大湾区融合是中央政府由上而下地强行推行，并是以资本利益为本的。

香港的民众从来就没有民主参与的空间，更遑说大陆的工人阶级。可以预见，未来中港两地的公帑必会投放在更多的大白象基建项目上。港珠澳大桥已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工程花费了超过1,200亿公帑兴建，不断延期丶超支丶最近人工岛更出现工程危机。而更多医疗和教育商品化以牟取利润，进一步削减公共服务资源。

而且中共政权一向专制蛮横，近年来更大幅收窄中港两地的自由空间，可以理解计划会让大多数香港人担忧边界融合后，中央会更公然直接介入香港事务，令自身仅余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会被侵蚀。

随著更多运输机建落成，当局宣传港珠澳“一小时生活圈”，民建联李慧琼更提出在珠海建设“香港村”，让香港人入住当地的公屋。究竟有没有公屋还是未知之数，但这肯定是地产商炒卖房产的机会。再者，香港人搬迁到更为腐败专制的中国大陆居住，变相剥夺市民的民主及言论自由，岂不是大开倒车？

大湾区计划只会是为了财团及资本的利益，改善工人民众生活根本无从谈起。打倒中国政府需中港两地的工人阶级唇齿相依，我们应当团结一致斗争反对这种财团为本的经济计划，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下各地劳动者的民主自愿联合。

多地司机罢工抗议　反对啦啦快送降低运费

自四月底以来，在中国内地叫做“货拉拉”的啦啦快送违反合同丶单方面降低司机的运费，导致至少内地五个城市的司机举行抗议和罢工。此次降低运费事前没有任何通知，司机直到早上开始接货时才突然发现运费下降。5月6日，深圳有至少50辆货车悬挂著“反对霸王条款”的横幅，在公路上慢驶抗议。长沙则有大批司机罢工近一个星期，亦有司机打出“油价上涨，运费下跌，我们要生存，要吃饭”的横幅。

以运费最低的小型面包车为例，每一单五公里起步价最初为38元，后来减至30元，今次又继续下降到28元，超过五公里后每公里的附加费则从3元减至2.8元。今次降低运费将令司机每月收入减少约1000元。司机们不仅需要自己支付不断上涨的油费和维修费，还要向啦啦快送支付700元的押金和每月数百元的所谓“会员费”，而且亦有司机提到啦啦快送不会清楚告知他们客户的要求，导致他们经常和客户发生冲突，进而受到投诉和处罚。罢工司机要求根据车型将起步价提高到45-120元，每公里附加费提高到4-6元，但是啦啦快送强硬回应称，就算是恢复到原来的运费也没有可能。

今次并非司机第一次发起抗议。今年年初时，啦啦快送武汉分公司疑似因资金问题关闭大量司机的帐号，借此没收司机的押金和会员费。

5月15日下午，社会主义行动前往啦啦快送香港荔枝角办公室抗议，反对啦啦快送压榨内地司机，声援司机罢工。社会主义者谴责啦啦快送压低运费丶压榨司机，以及利用Uber式的“合作商模式”逃避为司机支付社会保险和提供其他的工人法定待遇。我们也谴责中共政府的审查机关删除网络上的抗争讯息丶打压言论自由。我们支持啦啦快送司机的抗争行动，支持司机组织民主的独立工会，争取体面的收入丶八小时工作制和完善的社会保障。

中共打击金融风险有可能阻止银行业崩溃吗？

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强调中国经济“去杠杆化”。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共为免经济增长减慢而造成危机，因此通过国有银行向经济注入大量信货。据IMF的数据显示，自2007年至2017年，中国流动的信贷上升四倍至超过GDP的200%。现在已远远超越一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是所谓“新兴市场国”所无法比拟。中共自己也认知到金融危机最终会为政权存亡带来威胁。

整顿金融业

习近平力图整顿金融业，动用国家机器，刑事清查高风险的企业丶逮捕“违规” 的资本巨头。一来习近平要控制这些企业的债务和金融风险，二来避免私人资本家在海外建立起雄厚的基础丶从而拥有巨大的权力去挑战中共政府的经济政策。去年七月，中共开始清查万达集团丶海航集团丶安邦保险集团和复星国际通过高举债务而进行的大量海外并购。这次是习近平打击金融大鳄的开始。最近中共当局接管安邦。安邦前老总吴小晖被控集资诈骗和职务侵占，最近被判入狱18年，没收财产105亿（人民币， 下同）。

但整顿行动反而曝露了这些企业的内部问题。这也是习近平在整顿金融业时面对的两难，因为如果打击过于严厉的话，会因为全面的信贷紧缩而令经济增长进一步减速。而且当局的整顿行动本身也可能会触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中国的债务炸弹不仅庞大，而且极其复杂。各处的巨额坏帐通过不受监管、而且外界对其知之甚少的影子银行和“表外” 活动交织在一起。

近日，浙江省百强企业盾安控股集团爆450亿债务危机，要求政府介入，其旗下上市公司发债失败成为这次债务危机的导火索。今次事件正是整顿金融业引发的危机。2017年下半年以来，由于金融领域防风险去杠杆，市场资金迅速抽紧，导致盾安集团出现严重的流动性困难。这种危机一旦失去控制可以引发全面危机的爆发。

债务炸弹

中国的债务炸弹愈来愈严重。中共正竭力想控制迅速增加的债务。国际货币基金最近指出，全球债务占GDP比重自2009年以来增加了12%。而自金融危机以来，单单中国私人债务（主要是企业债务）的增长已经占全球私人债务增长的四分之三。

中共打击金融风险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地方政府，因为它们是债务增长的重要推手。最近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表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额的官方数字16.5万亿（人民币，下同）被远远低估，因为很多地方政府将债务包装为公司债务。

现在债务问题开始转移至家庭债务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因为几十年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一直很高。银行增加向普通家庭发债，也是因为其他方面的放贷渠道受到政府堵塞。因为这个债务炸弹是普通民众直接背起的，对社会稳定有更直接和深远的影响。除了因为低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破落之外，最重要的还是房价高企。一线城市的房价继续上升，上海和北京的房价过去两年上升了25%，令中国的房贷不断增加。房贷负担令家庭消费力下降，令中国经济难以减少依赖贸易丶增加内需。

权力斗争

在习近平上任的首五年，当局推行“反腐败”运动中，被拿下的人大部分是石油业界的前大佬和军方高层，但构成习近平的权力基础的所谓“红二代”很少成为所谓的反腐败的目标。因为他害怕一旦打击红二代的话会撼动整个经济和党的基础，权力斗争将会不可收拾。习近平因此将权力集中于一身，希望可以凌驾在中共党内的各派系之上进行统治。然而这样也代表著整顿金融业会冲著红二代的整个利益，长远来说中共的权斗会更猛烈丶更公开化。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显示中共打击金融风险的行动已经降低了债务水平丶或者正在“修复”影子银行和庞氏骗局的空前扩张所造成的严重问题。中美贸易冲突逐渐升级，加上经济增速重新放缓等问题，可能会迫使中共政府放松或者完全放弃“去风险”的政策，重新使用刺激政策（也就是继续增加债务）。在资本主义底下，即便能够更有效地控制金融业也不会彻底避免经济危机，因为危机根植在全球经济和私人生产以及民族国家的矛盾之中。这危机已经为中共统治响起严重的警号。只有依靠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才能带来出路。

习近平新的“改革”计划能走多远？

4月10日，习近平在于中国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共政府将推出一系列新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包括提高外国资本在中国金融业和汽车丶飞机和船舶制造业的持股上限，以及降低汽车进口关税，而且他强调这些政策会“尽快”落实。习近平演讲后不久，新上任的中国央行行长易纲立即表示，将在“未来几个月内” 落实新政策，允许外资持有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全部股份，以及证券丶基金丶期货和人身保险公司最多51%的股份（三年后将彻底取消限制）。

开放金融市场

习近平当局如此急切地向国际资产阶级做出改革的承诺，一部分显然是为了安抚特朗普政府，缓和同美国的贸易紧张局势。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导， 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和开放金融市场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共的两个主要要求。

另一方面，习近平也希望借助外国资本提高某些行业的竞争程度，发挥“市场纪律”的作用，指望这样能够减少无用的投资和国企的庞大债务。

国内与国外的需求疲弱，再加上房地产市场冷却，导致中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连续5个月下降，达到2017年以来的最低点，这意味著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再次放缓。

彭博社的评论文章指出，开放汽车行业将吸引国际电动汽车厂商到中国投资， 让中国更有希望在全球新兴电动交通领域的竞争中获胜；而且面对金融业的大笔坏帐和其他更严重的问题，中共也乐于吸收来自国外的新资本。同样是在博鳌论坛上，易纲提到中共政府将争取在今年年内开通“沪伦通”，让上海和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投资者可以购买对方的股票。而且从5月1日开始，连接香港和沪深股市的沪港通与深港通的每日交易限额提高到原来的4倍（南下香港的资金限额从105亿元人民币增加到420亿，北上限额从130亿增加到520亿）。

同时，中国的11个自由贸易区，正在打算进一步建设像香港和新加坡那样更加“ 自由”的自由贸易港。按照当局的计划， 自贸港内的跨境资本和商品流动会被免除关税和许多政府管制措施，而且港内企业所要缴纳的所得税比港外更低。这无疑是国际资产阶级所乐见的。

“改革”空间有限

但是许多资产阶级评论人士对于习近平当局是否会真的执行这些政策表示怀疑。习近平此次承诺的种种政策在过去就已提出过，但并未履行。现在贸易战和新的全球经济危机向习近平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迫使他做出一些“真正的改革” 来满足外国资产阶级。但是自今次博鳌论坛以来中共所宣布的改革方案也受到外国资产阶级的怀疑，因为他们想要的比这更多。习近平当局必须小心翼翼地一面表现出改革的意愿，另一面将只做出有限的改变。中共不愿向私人资本做出更深远的让步，主要是因为它担心会失去对经济的控制，在未来某个时刻威胁到自己的生存。

所以中共政府能够进行改革的空间十分有限。在3月的全国人大上，中国商务部长曾提到，为了加快中国经济的开放速度，需要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去管理自贸区和未来的自贸港，但这也意味著地方官僚和资产阶级精英会取得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去抗衡习近平和中央政府。这当然与“习皇帝”的整体计划相矛盾，因为他认为更强力地极权是维护中共统治的关键。

社会主义者反对资产阶级鼓吹的“自由经济”，因为它只会带来逐底竞争和工人生活状况的恶化。但中共政权对于经济的掌控也并不会有利于工人群众。西方的“ 自由市场”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变种，不管哪一个都通过剥削工人来填满资产阶级的荷包。

不久前，中共再次向国内资本家们提出7000亿元人民币的减税计划，超过中国官方认定的3000万农村贫困人口一年总收入的7倍。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已经为资本家们免去了3万亿的税金，但与此同时争取改善生活状况和反抗资本家剥削的工人斗争却遭到严厉打压。习近平当局的亲资本质表露无遗。

女性专用车厢真的有助于性别平等吗？

今年3月6日——国际妇女节的前两天，《纽约时报》对广州地铁的“女性车厢”进行了报导。报导中提到的这个概念，目的在于防范针对女性的性骚扰问题，提升女性乘车安全，但也引发不少的争议。

在官媒《中国青年报》2015年的调查中，接受调查的女性中有一半以上表示，她们在中国的公共交通工具内遭到过“不当触摸”。女性专用车厢受到许多人支持完全可以理解。

然而，女性专用车厢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以深圳和广州为例，大量男乘客走进女性专用车厢，而且铁路职员也没有权力阻止此一情况。一来是因为社会上的性别意识低落，男乘客走进女性车厢也完全没有受到压力。二来是因为公共交通资源匮乏，女性专用车厢往往只占所有车厢的少数，大部分女性根本不能使用。台湾台铁也曾于2006年也试办类似计划，结果情况也类似，最后计划取消。此外，不少女权分子都担忧，专用车厢可以变成限制女性的人身自由，甚至强化责备受害者的观念──如果一个女性没有走进专用车厢而被性骚扰，那就是她自己的问题。

性骚扰和性侵犯在校园丶职场丶家庭等场合都无处不在。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发表了《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调查显示超过八成（83.7%）的女记者遭受过程度不一丶形式不同的性骚扰。而近月亦有很多女大学生举报在校园受到教师性侵。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在2017年4月公布了调查结果6,592名回答者中，有将近七成受访者受过性别骚扰。

政府一方面打压宣扬性别平等的女权分子，包括逮捕她们及关闭她们的微博，一方面却虚伪地表示会促进男女平等。正是政府多年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令女权不断倒退，女性在经济和权力相对男性更为弱势，因而强化男性可以控制女性身体的观念。

我们需要治本的方案。社会主义者主张男女工人阶级团结斗争，反对性骚扰和性暴力，以及庇护性侵受害者的公共设施，更需要建立自下而上的工人斗争，争取同工同酬丶增加托儿丶安老服务，让女性减轻家务劳动负担并提高经济独立地位。真正的男女平等需要通过挑战父权资本主义，由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来实现。

微信公众号取消评论功能　当局害怕网路舆论压力

中国大陆社群平台微信在本年3月11日宣布，新注册的公众账号将会没有评论功能。许多网友对此感到疑惑或者不满，而这其实是中共当局对网络平台的再次收紧，是为了控制不利于当局的言论，从而维护其占领的舆论阵地制高点所采取的进一步措施。

在此之前，事实上腾讯官方就已经对微信作出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其中在微信公众号的评论方面，其采取的是一种“精选评论”的制度，这种制度会使所有发布在微信公众号的言论被审核，只有通过审核的“精选评论”才会被公开。而这种制度其实也一直受人诟病，因为它不仅会加大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打压，还会被一些商家的公关利用，创造“好评如潮”的幻象。当然，不仅是微信公众号的评论功能，微信的通讯功能也会遭到当局的打压，一些包含了敏感词的文字甚至图片，无论内容如何，在发出去之前就“胎死腹中”。大陆网友将这些称之为当代版的“苏联笑话”。

在中国网路几乎是唯一的“合法途径”让民众讨论政治。而社会事件触发民众在微信上评论时事，可以构成一股舆论压力。在2016年的山东辱母杀人案中，法院本来判决于欢无期徒刑，但由于全国各大网站丶微博及微信等出现估计上亿条评论，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最后法院在二审时改判于欢五年。山东省委书记在两会上谈到于欢案，自曝二审时当局很紧张，“上面给予了指导”。

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去年年底发表网路自由报告，指称全球网路自由已连续七年下跌，中国更是连续三年被评为操纵网路最严重的国家。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造成局势不稳及群众反抗浪潮，各国资本主义政府都更大力控制网路。可见中国不是唯一一个加强网路审查的国家。而事实上，这样的封锁不仅无法压制住日益上升的社会矛盾，反而会激化民众的不满情绪。从长远来看，中共的封锁政策只会起到反效果。社会主义者反对政治审查，也反对财团通过资本去操控舆论。我们支持独立于政府以外民主公营的网路。

山雨欲来：中国卡车司机全国罢工

中国卡车司机发起抗议及罢工，反对油价及路费上涨，并反对一个新的手机程式迫使司机通过压低运费的方式互相竞逐订单。这场前所未有的罢工分别于6月8日及9日在江西省和重庆市开始，然后蔓延至其他地区。网上有匿名人士号召“全国三千万卡车司机”加入罢工。不同地方采取了不同抗议方式，有些地区的司机发起堵路。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有卡车车队在路上慢驶，部分卡车上挂著横幅，也有司机按喇叭及喊口号。

虽然今次罢工并非直接由国际事件所启发，但刚巧最近几星期在伊朗及巴西都有全国卡车司机罢工。抗议原因都大致相近，油价大幅上涨都是主要原因之一。

“为了活下去而斗争”

中国八成以上的货物都是由卡车运送的，六月罢工可能只是庞大的司机队伍的第一次行动。多名评论员都警告，如果油价继续上升，罢工可能再次爆发。

一位山东司机向《南华早报》说道：“我们只是为了活下去而斗争”，并表示今年年底可能会有新一轮的抗议。除了油价上涨，罢工司机对于高昂路费丶被警察和黑社会滋扰也感愤怒。警员向运货量超重的司机征收罚款中牟利，而黑社会也会向司机苛索费用。

一名姓沉的司机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我们到哪里都要付路费，例如高速公路和国家公路。现在连一些小地方也征费。”

《华尔街日报》的头条形容罢工十分“零散”，但在中国极高压的警察机关统治下这根本不足为奇。单单从十多个地区的司机发起抗议，从西部的重庆至东部的上海，抗议的规模已经极为令人印象深刻。当然，由于中国媒体受到全面封锁，难以清楚了解实际的罢工人数。

因此尽管司机刻意避免提出直接的政治诉求，这场罢工仍然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在2018一波跨省罢工的浪潮之下，政府还是会感到震惊。

就在此前不久，塔吊司机和餐饮送递员也发起罢工。这些罢工不免是来得快丶去得快，但也展开了中国工人斗争的新趋势。最事态映了工人意识的重要转变，而在警察国家的严密监控下工人能够组织跨地区行动，可见工人组织力也愈来愈高。“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网站刊登了一份发布于6月11日的网络审查命令，说明了政府的惊慌：

“各地各网站，有关多省货运卡车司机的信息发现立即删除，不留死角。加强监管，严格防范境外媒体相关报道和煽动性评论。”

有海外媒体误报有罢工司机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但经验证后发现司机喊的口号是“打倒货车帮。”货车帮是一个像Uber那样连结司机和顾客的网上程式。

“零工经济”

货车帮app的所有人满帮集团是一间最近合并而成的公司，实际上垄断了卡车运输行业。中国九成货车司机都是车主，他们投诉这个程式迫使他们为了抢订单而压低价格。运费不断被削减，而成本却在上升。

这是西方所谓的“零工经济”在中国紥根的另一例子。“零工经济”的意思是暂时和不稳定的工作岗位，而公司倾向聘用所谓的“独立承包商”而非全职雇员。

的士司机和餐饮送递员的罢工也是出自同一原因。可见在逐利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新科技被利用作加重剥削和压迫工人的工具，而不是用来减轻劳动负担。

虽然中国大部分卡车司机名义上都是“自雇人士”，但只是工资奴隶的新变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四月发表一份调查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卡车司机每天工时超过12小时，平均月入大约8千元人民币。《南华早报》报道，司机“经常睡在泊在路边上的货车里，有时几个月不能与家人见面。”

由于司机需要借贷购买卡车，所以因为还债压力而不得不承受极大的工作量。

担忧民族主义反冲 中共封禁乌有之乡公众号

5月20日，中国左翼宣传媒体“乌有之乡”的公众号发布了一篇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媒体打压左翼言论的文章，随后这个公众号被永久封禁。乌有之乡是中国最大的民族主义左翼团体之一，有十数万人订阅它的公众号。

乌有之乡一直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共亦有改良的可能。特别是2012年薄熙来事件之后，被封后重新开始运作的乌有之乡进一步转向支持中共独裁统治的政治立场。对于中国基层群众所受的剥削和政治打压，通常归咎于资本阶级联合“党内腐化分子”的阴谋暴行，而这次公众号的被封禁，他们认为，这是“卖国买办资本家”越过政府操纵媒体的专断决定。在乌有之乡活跃的独立左翼作者老田主张以民族主义的角度去解读这场公众号封禁风波。

事实上，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左翼言论的压制从未停止，并日趋增强（包括广州毛派读书会事件，以及近期因参与大规模工人罢工而受到打压的左翼力量），而这次对于乌有之乡公众号的封禁，同样是其中一环。而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美贸易战。在特朗普的态度重新变得强硬之前，习近平已经准备好向美国做出让步。但是中共长期以来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来巩固独裁统治，所以它担心向美国示弱会令国内的民族主义者感到失望，使自己的权威受损。而乌有之乡在贸易战期间，强烈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包括主张“与美帝国主义开战”。所以习近平担心乌有之乡会成为民族主义者发泄不满的渠道。

习近平尽管表面上向毛泽东时代回归，但实际上是在强化个人独裁的权力和他统治下的威权国家资本主义。对于可能对其不利的言论，无论是来自于政府自己所宣称的毛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会毫不犹豫的给予打压。面对这样的政治打压，通过民族主义来转移注意力，提出“买办资本—官僚资本”以博取政府的宽恕，都是不可取的。左翼和工人阶级需要的是一个清晰的、反对中共独裁政权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工人跨地区抗争   2018年最重要的标志

中国正在兴起的新一轮工人斗争浪潮，为将来的工人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提供许多经验和教训。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占著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甚至可以说这些抗争可能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意义。

根据香港NGO“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今年1-6月中国的工人罢工、抗议数量是去年同期的近两倍，同时这也是自2011年“中国劳工通讯”开始统计这项数据以来（除了2015-16两年）最高的数字。河南、江苏以及其他一些内陆省份的罢工数量，也在逐渐赶上传统上工人抗争最激烈的广东。越来越多地区的工人逐渐激进化，服务业和新经济带来的不稳定工作和低薪，是促成今年多场工人跨地区抗争的重要原因。与2016年沃尔玛工人反对综合工时制的全国抗争不同，这些抗争的工人往往来自不同的公司，反映出工人更高水平的组织能力和意识。

外卖员罢工

除了塔吊司机和卡车司机的空前行动之外，从五月一日至今，云南、江苏、山东等十多个省份的外卖工人也举行了约20场罢工和抗议。而且一些地区的抗争仍在进行，例如6月19日，深圳多达一百名外卖工人因降薪而发动罢工。5月16-17日在重庆进行罢工的美团外卖员说到，美团公司最近除了降低运费之外，还开始向他们强制派发订单，哪怕价格太低或者外卖员不熟悉路线。如果外卖员一天内拒绝超过三次，就会受到处罚。另外美团不仅减少了每单的递送时间上限，而且故意在地图上少报路程或者提示距离较短但不符合交通规则的路线。美团的这些做法导致外卖员不得不经常超速、闯红灯、逆行，令他们经常发生交通事故。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从今年农历新年到三月中旬，深圳警方发现了一万多宗外卖电动车违反交通法规的事件。由于外卖员在名义上是“承包商”，所以在发生事故时他们无法得到工伤保险的补偿。虽然美团每天会从外卖员的帐户中扣除三元钱作为保险费，但是保险公司拒绝赔偿那些因自己违反交通规则而受伤或者没有合法驾驶证件的外卖员。虽然没有迹象显示各地罢工的外卖员像塔吊司机和货车司机那样有事先的联络和协调，但这些抗争无疑是在相互鼓舞。

这些事实驳斥了政府的宣传。政府声称服务业的发展代表著经济升级，会创造新的、收入较高的工作岗位。但是我们社会主义者知道，世界上的所有过往经验都与此相反。服务业工人经常受到更严重的剥削，工作不稳定，工时更长，而实际收入却更低。现在数百万中国工人被迫从事著这样的工作。工作条件变得难以忍受，所以最近的一些罢工也是必然的结果。而且未来必然还会爆发更多的斗争。

教师抗议

另外，近年来中国教师的斗争也骤然高涨，而且往往直接向政府发起挑战。今年1月29日，来自黑龙江、河北、江苏等11个省份的一千多名下岗的农村“民办教师”一同前往教育部上访，要求政府补偿他们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险。这是自2015年以来，各地教师最大规模的联合行动。5月27日，安徽省六安市200多名“公办教师”游行至市政府，追讨被拖欠的三万六千元绩效工资，结果遭到警方的暴力镇压。十多名教师被捕，亦有教师被打伤住院，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和批评。随后不久，六安市其他学校的100多名退休教师前往市政府上访以示声援。而6月16日，同省宿松县300名教师也同样发起追讨该绩效工资的抗议，显然是受到其他地区教师斗争的鼓舞。

此外，今年以来，内地多个省市相继发生退伍军人抗议事件，主要是追讨退休金，而且引发不同地区互相声援。最近一次是中国各地老兵云集江苏省镇江市，声援一位6月19日在市府大楼前维权过程中被殴打受伤的老兵。当局调动武警全力平息示威，但全国各地到来声援的退伍军人越来越多，许多当地民众不顾政府和警察的阻挠，设法将食物和水送到现场。

社会主义者支持工人的跨地区联合抗争。尽管面临著恐吓与镇压，各地、各行业的工人仍不断发起大规模行动，一次次震撼著习近平当局，证明工人阶级如果能组织起来，是有能力打败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独裁政权。

许多工人斗争刻意避免提出直接针对政府的政治性诉求，而且有一些工人还打出支持中共和习近平的口号。不过这更多是为了保护自己，希望借此避免受到警察镇压，不一定是真的拥护中共政权。但即便目前工人的口号和诉求局限于经济或者说“劳资”问题，工人斗争及其组织水平的大幅前进还是带有深刻的政治影响。抗争工人遭到警察的殴打、逮捕、以及媒体审查；而官方工会则扮演著“第二警察”的角色，帮助雇主打压工人。中共政权的系统性镇压会影响新兴工人运动对未来的展望，工人运动的崛起必然会挑战威权统治。与中国劳工通讯等许多NGO不同（或者说与它们恰恰相反），我们社会主义者毫不认为独裁政府打算进行政治改革、给予工人更多的自由去组织起来。我们不相信官方工会是像中国劳工通讯所说的那样，是因为“误解”了自己的任务才去破坏罢工。官方工会明白自己的任务就是破坏罢工。中国工人阶级也会在已经开始的罢工斗争中明白这些道理。

国际不再恐同日前夕 中共继续打压性小众

5月13日在北京的“798艺术区”，两名配戴彩虹徽章的女性被保安禁止进入园区。两人的徽章来自一个声援“国际不再恐同日”的活动。该活动原本计划在园区内举行，但也受到保安驱赶。即便在两人取下徽章之后，保安仍不放行，因此和保安发生冲突，并遭到殴打。据《环球时报》的报导，“798艺术区”保安部门的负责人说，他认为配戴彩虹徽章是违法行为，而且“同性恋性取向扭曲，很可怕”。

保安可能是得到警方指令，才阻止配戴彩虹徽章的人。有目击者称，事发前已有警察附近，但警方没有先抓捕打人的保安，而是先将被打者带回警察局。之后不久，网络上关于这一事件的视频、评论和抗议信也被删除。虽然涉案保安已经被开除，而且也已经做出赔偿，但这一事件反映出中国性小众的处境在中共当局的打压下越来越恶劣。

无独有偶，在5月17日国际不再恐同日前夕，广州和上海的纪念与声援活动在当局的压力下被取消，亦有性小众权益团体成员被警方拘禁。武汉大学校方更是将此类活动称为“非法集会”，除了说同性性行为会传播爱滋病，还警告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具有和校外乃至国外势力串连之可能”。除此之外，湖南电视台旗下的芒果TV视频网站在转播今年的“欧洲歌唱大赛”时，删除了一位歌手的演唱，因为他的伴舞是在讲述一个同性爱情故事。此外赛场上观众手举的彩虹旗也被打上马赛克。芒果TV因此被取消了之后的转播权。

这一系列事件再次说明，习近平当局对性小众的打压越来越猛烈，因为他担心性小众平权会动摇家庭作为社会统治工具的作用，而且更担心受压迫群体的集体行动会挑战中共独裁统治。当局的打压乃至暴力行动不仅会直接使性小众的反歧视和平权活动更加困难，也可能会造成社会对性小众的接受程度倒退。但是这一系列打压也会使越来越多的性小众和其他受压迫群体抛弃对于中共的幻想，让他们看到，要想摆脱所受的歧视和压迫，必须要打倒中共独裁政权。

《英烈保护法》打压言论自由

自今年五月一日，中共当局开始施行《英雄烈士保护法》，为当局打压言论自由提供了更大的权力。

就在这部法律生效后不久，网络脱口秀节目《暴走大事件》因为改编英雄故事，讽刺植入广告泛滥的现象，被当局指控是“侮辱英烈”并全网下架。这显然只是一个借口。《暴走大事件》经常以调侃的形式谴责一些社会丑闻，例如毒奶粉、莆田系医院、校园暴力等等。对于严厉管控新闻和舆论的习近平当局来说，它当然会成为一个打击目标。去年十一月，《暴走大事件》就曾因批评“豫章书院”网瘾治疗中心的体罚、囚禁和暴力训练而被停播。这次不过是利用《英烈保护法》再次打压。可见这部法律的真正目的是进一步收紧言论空间。

中共政府经常通过掩盖和扭曲历史来证明其独裁统治的“合法性”。这一法律的公布表明，一切与“官方历史”不符的言论，都可能会面临法律的迫害。据《华盛顿邮报》报导，有历史学家收到警方的警告，不要对1949年以来中共的的执政历史做任何批评，否则他们及其家人可能会失去工作或者养老金。

中共所指的英烈大部分是军人。但尽管《英雄烈士保护法》看似保障了军人的“荣誉”，在现实里中国退伍军人的利益却迟迟得不到有效保障。在今年三月十七日，中共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然而这个机构并不可以真正的保护到退役军人的利益。

从四月底开始，大量的退伍军人陆续前往事务部进行进行静坐抗议，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五月八号，数百名曾在国有银行工作、因为被买断工龄而失去社保的退伍军人集体组织前往事务部前抗议，但事务部却报警抓捕抗议者。一名组织者被警方带走，其余的人都被带往久敬庄访民收容中心（一个早已臭名昭著的访民看守所）。

近年来有一些中国年轻人身穿二战时的日军军服，在中国的战争纪念遗址拍照，引发了广泛的愤怒，也使《英雄烈士保护法》的颁布得到更多支持。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也反对种族主义的行动和言论，但我们同时也反对中共此为借口来加强言论管控、进而打压群众反抗。

中国再爆疫苗丑闻　腐败制度危害群众健康！

近期又一起假疫苗事件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谴责。这是2007年以来至少第四次出现大规模疫苗丑闻，而且让人回忆起10年前的毒奶粉事件（当时受到处罚的国家食药监局官员孙咸泽不久便升任副局长，直到今年2月刚刚退休），因而严重撼动了群众对中国食药安全和中共政府的信心。政府打压维权家长，严控媒体报导和社交媒体讨论，亦引起普遍不满。

假疫苗

早在去年11月，国家食药监局发现长春长生和武汉生物这两家公司销往山东丶河北丶重庆的65万支百白破（百日咳丶白喉丶破伤风）疫苗“效价”不合格，即免疫效果低或者根本无效。这种疫苗用于保护新生儿，因此劣质疫苗会造成严重的健康和生命风险。虽然政府声称劣质疫苗不会直接损害健康，但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而且政府也未公布相关生产数据。

尽管当时政府已发出召回通知，但种种迹象表明至少绝大部分已经使用。今年7月15日，食药监局发出通告称，根据公司员工举报发现长生伪造狂犬病疫苗的生产数据。通告称涉事疫苗尚未出厂，但两天后长生宣布召回所有仍在有效期内的狂犬病疫苗。直到7月19日，食药监局才对2017年的案件做出处罚决定，仅没收了长生186支库存疫苗，罚款344万元人民币。该公司2017年净利润高达5.7亿，除此之外还得到了4830万政府补贴，因此罚款不过是九牛一毛。而被查出更多劣质疫苗的武汉生物的处罚决定至今尚未公开，令人怀疑这是因为它是国有企业所以处罚甚至比长生更轻，因此政府不敢公布。

紧接著，一篇介绍此次假疫苗事件和长生发家史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疯狂传播，让众多家长陷入担忧和愤怒，也令事件急剧升级。直到此时李克强和出访非洲的习近平才宣布彻查，不久之后包括董事长高俊芳在内长生15人被刑拘，但同时中共宣传部门也禁止媒体擅自报导相关事件，上述文章以及其他相关评论也被从网络上删除。讽刺的是，在两年前发生另一起疫苗事件时李克强曾做过几乎相同的“指示”，今次官方报导所用的照片也是当时的旧照片。中共政府一再宣称要彻底改善食药安全，但这更多只是应付民愤的一贯伎俩，政府既不打算也没有能力履行诺言。

私有化与贪腐

2003年，身为长生高管的高俊芳和杜伟民伙同长生第三大股东韩刚君以低价将这家前国有企业彻底私有化。之后几年里，杜伟民和韩刚君又收购了其他几家疫苗企业。包括长生在内，这几家公司过去也曾涉入劣质疫苗事件。2017年底湖北一名新生儿接种长生的水痘疫苗后死亡，当时其父母要求检验疫苗，但吊诡的是医院却宣称该批次疫苗已经销毁。今次丑闻爆出之后，警方和政府官员也警告他们不要上访。

这些公司通过大肆行贿迅速控制了中国疫苗市场的“半壁江山”，包括最大的流感疫苗生产商（江苏延申）丶最大的乙肝疫苗生产商（深圳康泰）及第二大狂犬病和水痘疫苗生产商（长春长生）。2017长生的“销售费用”高达5.8亿元，将近其研发费用的5倍。《南华早报》一篇文章指出，整个疫苗行业从审批到销售均存在贪腐，可见今次曝光的劣质疫苗以及长生和武汉生物可能都只是冰山一角。有家长表示对于中国药物安全已经完全失去信心。

相关省份的家长前往当地政府或者防疫部门抗议，亦有过去子女接种疫苗之后遭致伤残但一直未得到真相和补偿的家长参加。重庆约60名受害者家长集体维权，不久后组织者被警方带走。警方警告他不得进行抗议，而且维权只可以针对企业，不可以针对政府。但家长们很清楚，政府缺乏监管和官商勾结是造成假疫苗事件的重要原因。中国食药检定研究院的一名前雇员承认，监管部门无力确保药物质量，很大程度依靠企业“自律”！

全世界众多惨剧已经证明，让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企业“约束自己”根本是个神话。美国银行业的“自我约束”最后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而化石燃料行业则带来了气候恶化。

假疫苗事件显然是医药私有化和资本主义戕害群众生命健康的又一例证。没有真正的工会和新闻自由令情况更加严重。武汉生物虽然是“国有企业”，但在中共官僚的控制和包庇下，它更关心的是利润而非群众健康。社会主义者要求成立独立的群众调查组，彻查疫苗质量，并且有权惩处所有所有有罪资本家和官员；将所有制药企业和医疗单位公有化，交给工人和患者民主控制和管理，董事会由选举产生而且工资不超过熟练工人，从而为所有人提供优质且廉价的医药服务。今次的假疫苗事件再次表明，必须终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包庇黑心药企丶保护资本主义的中共独裁统治。

声援深圳佳士工人斗争 组织独立工会无罪

从7月中开始，深圳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尝试组建独立工会，以反抗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违法且苛刻的罚款制度，因此受到资方和当地政府的严厉打压，至今仍有约30名工人被拘留。同时这场斗争也在得到全国各地青年丶工人和左翼的声援。佳士工人无惧打压，坚持组织自己的独立工会，而且更直接地向反工人的中共政府发起挑战，成为中国工人斗争的里程碑事件。佳士工人的斗争是一个开始，未来将有更多工人发起组织独立工会的抗争，这是近几个月来跨省罢工抗议和中国工人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主要生产焊割设备的深圳佳士在2009年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而且不久前刚被美国《福布斯》杂志列为中国最具潜力的企业之一。但同时它通过“综合工时制”每月变相克扣工人数百元工资；每年少为工人缴纳上千元的住房公积金；以“建设企业文化”为由强制工人在休息时间集体“郊游”，实际上是将工人当作免费的宣传工具（有工人因为公开表达不满而被殴打）；另外还非法设置诸多苛刻的罚款规定。工人们说自己所受的待遇简直像奴隶一样。佳士董事长潘磊及人事经理郭丽群均为深圳市人大代表，而且有报导称郭丽群的丈夫是当地政府官员。中共贪腐政权勾结和保护资本家的行径可见一斑。

今年5月有工人向当地坪山区官方工会投诉，工会官员称工人可以组织工会，但佳士资方抢先建立了完全受其操控的傀儡工会。7月12日，工人开始收集签名，准备另行组建自己的工会，获得约90人联署，可资方和当地工会官员却指控这是违法行为。几天之后几名活跃工人被调职丶开除甚至殴打。被开除的工人试图进入工厂继续工作，却被警方攻击和拘留，引起更多工人的愤怒。上百名工人前往派出所抗议，要求惩处打人的黑警并赔偿医药费。7月19日的一份工人公开信表示：“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们工人建立工会，不能破坏我们的团结！任何蛮横无理的行为都不会把我们吓倒！反而只会让我们更加团结！”

7月27日，20多名在工厂外抗议丶要求复工和组建工会的工人及家属再次受到警方的攻击和拘捕，其中至少6人被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而且当地政府亦派遣大批警察入驻工厂，以恐吓其他工人。政府和警方严酷打压抗争工人的行动激起了全国各地青年丶工人和左翼的愤怒。29日开始，有外地学生和左翼人士前往当地派出所和政府抗议，高喊“组建工会无罪”丶“工友无罪”丶“严惩黑警丶黑社会”等口号，要求立即释放30多名仍被拘押的工人。同时北京丶南京丶西安丶哈尔滨丶宁夏等地一些大学生发出声明声援佳士工人，这令当局大为担忧，因为害怕各地学生的声援运动会演变为政治运动，造成连锁效应激起各地工人都起来罢工。8月1日，香港职工盟在中联办外举行声援佳士工人的抗议，中国劳工论坛在香港的姊妹组织社会主义行动亦有参加。

社会主义者支持佳士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和反抗官商打压的抗争，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所有被捕工人和抗议者。我们支持罢工丶示威丶结社等所有民主权利。习近平在2015年提出所谓的“工会改革”，而坪山区工会正是“改革试点”之一，可见官方工会根本不可能自我改革为真正维护工人的工具，而只不过是另一个“维稳”工具，是资本家的“第二支警察力量”。工人需要自己的独立工会，组织更大的力量对抗资本家和中共政府的反工人政策。虽然中共当局会使用暴力镇压，但这也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工人提出组建独立工会的诉求。同时习近平在国内外正面临著重重危机，使他难以采取最大程度的镇压，以免引发更严重的愤怒和反抗，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

与以往主要集中于经济诉求的工人斗争相比，佳士工人要求建立独立工会和惩处黑警与打手，更直接地向中共独裁发起挑战，又一次证明中国工人斗争进入了更高水平的新阶段。而且专制打压也在推动不同的受压迫和反抗群体团结起来。中共极为害怕这些运动会政治化并串联起来，成为一场大规模甚至是全国性的斗争运动。北京大学声援发起人岳昕在今年年初因为要求公开一起教授性侵事件的真相而受到校方的打压与威胁。工人斗争需要一个反资本主义丶反专制的纲领将所有受压迫群众团结起来，一同对抗中共的独裁资本主义制度和它所滋生的贫穷丶歧视丶劣质食药以及其他种种不公。

中国#MeToo运动再度兴起

自7月底以来，众多教师、NGO人士、记者、作家、僧人以及央视主持人在社交媒体上被指控性侵或者性骚扰。虽然在年初的网络举报和请愿浪潮之后，中共政府大力打压敢于发声的学生和女权人士，并采取了严厉的媒体管控，但仍无法阻挡中国#MeToo运动的再次兴起。这既是因为中国男权统治和性暴力的严重程度，也是因为今年群众的激进化和公开抗争的增长。中共的打压令越来越多本没有“颠覆意识”的年轻人政治化。反对性暴力和更广泛的女权斗争会是反抗中共独裁统治的重要部分。为了彻底消灭性别压迫和保护它的专制制度，#MeToo等女权运动需要集体行动，并同中国以及全世界正在迅速发展的工人斗争联系起来，支持一个反对男权统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纲领。

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原本局限于大学的中国#MeToo运动正开始向更大范围蔓延。7月23日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揭露，她在参加乙肝患者维权NGO“亿友公益”举行的公益活动时被该组织创办人雷闯性侵。雷闯一开始回应说举报属实，他正考虑向警方自首，但随后又改口称两人当时是恋爱关系（在中国男权体制下，恋人或者婚内强奸往往不被视为犯罪）。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公益人士”对雷闯表示支持，例如不久之后也被揭发性侵丑闻的贫困学童“免费午餐”计划发起人邓飞，并大肆指责受害者，试图将这次事件描绘成一场骗局和阴谋。类似的指责受害者或者“荡妇羞辱”的言论屡见不鲜，这也是许多性暴力受害者不愿报警和公开自身经历的原因之一。专栏作家章文声称，举报他的性侵受害者曾给他“发过不少令人想入非非的艺术写真”，并说在“媒体圈、公知圈”聚会时做出“搂、亲、抱”等亲密动作是正常现象。

无论在校园还是职场这些性暴力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来自于性别压迫和男性霸权。而在中共独裁政权内部，性暴力和性剥削最为严重，而且隐藏得最深。一名曾被央视主持人朱军猥亵的女性披露，在她报警之后警方要求她不要将事件曝光，以免破坏朱军和央视（当然还有中共政权）的正面形象，并以她担任公职的父母相要胁。之后此事便不了了之。而且她在新浪微博上发出的这篇帖文以及许多相关评论也已被删除。为了阻止目前主要存在于网络上的#MeToo运动发展成实际的抗议行动，中共政权打压受害者和女权人士，封锁相关的社交媒体文章和新闻报导，这实际上正是在保护犯罪者和整个男权体制。7月27日央视调查记者王志安在微博上说到，政府已经发出管控相关新闻的命令，令狼狈不堪的被指控者们“纷纷松了一口气”。

许多年轻人和女权主义者已经开始明白，尽管中共政权一再宣称对性暴力“零容忍”，但实际上它并不愿做出真正改变。今年年初罗茜茜披露自己曾被北航教授陈小武强奸，掀起了中国第一次#MeToo浪潮，全国70多所大学8000多名在读或毕业学生向母校致信，要求建立校园反性骚扰机制，但直到现在仍没有任何实际进展。政府和受其控制的校方不愿看到公开、集体的抗议或请愿，担心这会发展成挑战独裁统治的行动并鼓舞其他受压迫群体的抗争，同时正如中国女权主义者张累累所说，“如果缺少外在的推动力，有关部门就会敷衍了事”。

要想消灭性暴力和性别压迫，需要集体的行动挑战当今的权力结构，而在中国也需要挑战拒绝做出任何实际该变的独裁统治，并终结与男权和等级制紧紧交织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制度。#MeToo运动是一场反抗浪潮，但它需要组织成受其参加者民主控制的群众运动。工人阶级女性经受著最恶劣的压迫（包括性暴力），和那些社会地位更高的女性一样，她们也需要反击的渠道和工具。因此女权运动必须与工人斗争联系起来。今年年初，深圳富士康女工要求资方和官方工会建立工厂反性骚扰制度，这一部分也是受到#MeToo运动的鼓舞。工作场所是性骚扰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根据2013年的一项调查，超过70%的女工曾遭受性骚扰，而且近一半的案件没有得到公正处理。工人的集体抗争拥有更大的力量去彻底改变社会。

立即释放沉梦雨 反对国家镇压

8月11日晚，左翼青年沉梦雨在深圳被三名不明人士绑架，至今没有音讯。这应该与她近期积极支持佳士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反抗警察和资方打压的斗争有关。据一同声援佳士工人的抗议者所说，沉梦雨近日来已经受到跟踪和骚扰，而且绑架发生后警方显然有意拖延调查。

中国劳工论坛支持佳士工人斗争。组织真正的工会是所有工人的基本权利。我们强烈谴责中共政权暴力打压抗争工人和左翼活动者。我们要求当局立即释放沉梦雨和所有被捕的佳士工人，撤销对他们的所有指控。

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 反对国家镇压

工人争取独立工会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中国劳工论坛 报导

“继续战斗！”

沉梦雨从位于深圳被软禁的地点秘密送出一封信，号召支持佳士工人斗争的左翼青年继续斗争。各位读者，言犹在耳，务必行动！

在3个月来，佳士工人和左翼声援者争取独立工会的斗争，沉梦雨是当中的一个核心人物。最近几周，他们斗争的焦点是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和声援者。这些被捕者可能会遭受严厉处罚。

8月11日，沉梦雨被不明人士暴力绑架。当地警方在微博上声称，这只是一起“家庭纠纷”，因而拒绝调查。而且警方说绑架地点的4个监控镜头全部故障，所以没有调查线索和证据。

近日佳士工人声援团得知，沉梦雨被软禁在深圳银湖会议中心。中共政府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无限期非法拘押反对者，禁止他们联系律师、家人或媒体。8名国保全天24小时监视沉梦雨，就连她洗澡或上厕所时也不例外。

深圳的声援团收到消息，警方很快就会到他们的聚集点清场。最近几天政府加强打压，派出警察骚扰声援者，加强网络审查，封锁了他们的社交媒体帐号和聊天群组。“佳士”、“沉梦雨”、“坪山”（佳士所在的深圳一个区）全都成了敏感词。

工人斗争的里程碑

佳士工人斗争是中国新兴工人运动的里程碑。中共政府禁止真正的工会，组织独立工会会受到严厉惩罚。但尽管存在这些威胁和阻碍，今年中国工人斗争还是骤然发展起来。最引人注目的是爆发了数场“跨省罢工”，10多个省份的工人同步举行罢工和抗议。

首先是4月份的塔吊司机罢工。随后几个月里，斗争蔓延到其他行业，爆发了卡车司机和外卖工人罢工。所有这些斗争隐含著建立独立于官方工会、由工人民主控制的工会的诉求。实际上，许多中国工人把全国总工会叫做“黑色工会”，也就是说它是政府和资本家的镇压工具，比黄色工会还要恶劣。最近这些大规模罢工正是由正在形成中的独立工会在网络上组织的。

虽然工人的待遇十分恶劣（苛刻的罚款规定、工时过长、少缴社保等等），但这场斗争不只是为了改善工作条件。从5月份开始，佳士工人将建立独立工会作为核心诉求，所以这场斗争十分重要，将会成为未来中国工人斗争的重要参照点。

法律程序

一开始佳士工人想按照法定程序建立工会，亦即全国总工会在厂内的下属分会。由政府控制的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唯一的合法“工会”。尽管资方抢先建立了一个完全受其控制的所谓“职工代表大会”，试图以此压制工人，但工人还是开始收集签名，准备另行组建自己的工会，并在短短几天内获得约90人联署。

佳士管理层指控组建工会是非法行为，而官方工会干部也完全站在资方那一边。佳士资方与当地政府关系密切，有两名高层人员是深圳市人大代表。

工人领袖米久平和刘鹏华先是被不明人士殴打（可能是资方雇用的打手），然后于7月20日被开除。官方工会丝毫没有保护两人，反而于7月23日与佳士资方一同发表声明称，双方正“合作”组建工会。组建这种受资方操控的假工会，正符合官方工会的一贯做法。

国家暴力

工人抗议资方解雇米久平等人，誓言继续争取真工会。7月27日，警察袭击了在工厂外抗议的工人和左翼青年，逮捕了包括米久平和刘鹏华在内的约30人。国际特赦组织等多个团体要求释放被捕人士，研究员潘嘉伟表示：“当局羁押工人及其声援者的做法应当受到谴责，工人要求组建工会以保护自己的权益是完全正当的行为。”在本文写作时，米久平和刘鹏华等14人仍未被释放。同时亦有沉梦雨等声援青年被捕。

佳士工人和沉梦雨等左翼青年无惧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政权和最庞大的镇压机器，英勇捍卫工人权利，建设中国工人运动。警方对被捕者施以酷刑，并以他们的家人朋友相威胁，以图让他们“认罪”并“指证”其他人。据《路透社》记者黄淑琳在推特上所说，佳士工人告诉她，警方为强迫工人签署认罪书使用了多种手段，包括性骚扰。被关押的人士很可能被控“寻衅滋事罪”，最多可入狱5年。

佳士抗争是一个重要转折点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被视为“毛派”的左翼青年所扮演的角色。这些年轻人的介入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比如一些“传统”的劳工NGO和一部分海外自由派媒体。

工运“政治化”令这些人感到忐忑不安。讽刺的是，中共独裁政权和资本家的感受也是同样如此。许多劳工NGO严格遵循“非政治”的“法律途径”，并因此有意识地限制工人阶级斗争（哪怕只是争取局部的经济诉求的斗争），但还是受到了国家的残酷镇压。

《社会主义者》杂志和中国劳工论坛网站不认为工运“太政治化”令佳士斗争添加困难，或者令它受到更严重的镇压。工人和声援者的勇气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他们主动寻求国际声援的做法对于中国工运来说也是有益的、甚至必要的。尽管中国利用民族主义舆论宣传，指控声援者是受“外国势力操控”，但跨国的工人声援还是应该成为“新常态”。

全球声援佳士工人斗争

深圳佳士工人争取独立工会和反对镇压的抗争正在进入关键时期，所以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际工人阶级声援。《社会主义者》杂志和中国劳工论坛网站已从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成员那里受到了大量声援报告和照片。而且特别要感谢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成员果断、迅速地在在南非、印度、墨西哥等国组织了抗议行动。

因为未来几日国家镇压可能大幅升级，我们紧急呼吁读者加快、加大行动，前往当地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馆抗议！联络工会联署下面这份声援声明。佳士科技公司在英国、法国、美国、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设立了工厂。我们希望海外的佳士工会声援他们的中国工友。

以下为爱尔兰国会议员的声明：

“我们—爱尔兰国会议员和社会主义党成员完全支持中国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工人的历史性抗争，支持他们建立民主工会。我们要求释放所有被捕的佳士工人和支持他们的年轻抗议者，撤销对他们的所有指控。他们挺身捍卫工人的权利，完全是正义的。让我们尤为震惊的是，抗议者沉梦雨在八月十一日被绑架，而深圳警察拒绝调查。这些年青人和工人英勇地面对警察和黑帮的殴打、虐待和性威胁，我们向他们致敬。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

中国：释放所有佳士声援团成员和被捕工人 撤销所有检控

8月24日清晨5时，大批防暴警察攻入佳士科技声援团在惠州的聚合点。与此同时，亦有工人和声援团成员在北京被捕，表明这是一场全国行动，而不只是广东地方政府的行动。在深圳，约10名工友和50名声援者全部被捕。被捕工人包括曾在7月27日被捕、近期取保候审的工人兰志伟、余凯龙和虞炜烨。被捕学生包括北京大学岳昕、北京大学后勤工友调研报告发起人展振振、北大反贫困协会前会长冯歌、以及多位发起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声援联名信的同学。同时，曾会见全国总工会及全国妇联的两位声援团在京代表及广州读书会事件被追逃的学生顾佳悦也失去联系。

目前总共有超过70名佳士工人和声援者被捕，包括8月11日被绑架的沉梦雨。沉梦雨被软禁在深圳银湖会议中心，人身自由和私隐受到严重侵犯，不仅不能走出房门，上厕所、洗澡都被人肆意紧盯。

深圳佳士在2009年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佳士董事长潘磊及人事经理郭丽群均为深圳市人大代表。深圳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尝试组建独立工会，以反抗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苛刻的罚款制度，因此受到资方和当地政府的严厉打压，至今仍有约30名工人被拘留。有工人及声援者曾被被警察及黑社会殴打，也有工人被拘留期间受警察以酷刑对待。

我们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捕的声援者和工人，撤销对他们的所有指控。我们支持佳士工人抗争的诉求，支持组建民主工会的权利，支持示威和结社等所有民主权利。

反对封锁毛派网站　立即释放编辑员、佳士工人和声援者

8月24日清晨，就在深圳佳士工人声援团被捕的同时，警方查抄了位于北京的毛派“时代先锋网”、“毛泽东旗帜网”和《红色参考》杂志编辑部，至少8人被刑事拘留，至今尚未有消息。其中包括《红色参考》的尚恺，以及“时代先锋网”核心成员之一顾佳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报导和参与佳士工人斗争。这是多年来中国最重要的工人斗争之一。在北京警方的协助下，广东国保对《红色参考》编辑部及人员，采取搜查及拘捕行动。同时也再次证明逮捕声援团是中共政权有组织的全国镇压行动，而不是个别地方政府的暴行。中共想阻止左翼青年和中国工人串联起来，特别是要遏制建立真正的工会的想法。

今次左翼和毛派媒体被捕，证明了中国劳工论坛过去所说的，中共独裁政权不仅镇压自由派律师和少数民族，而且愈发将矛头指向工人阶级和左翼分子，甚至是他们的支持者。特别是中共政权现在奉行亲富人政策，保护著中国的富豪阶级，而工人收入则已经停滞，所以它不能容许任何独立于政府路线以外的声音。中国劳工论坛谴责习近平当局暴力镇压抗争工人和左翼声援者，谴责独裁政府打压言论、示威和结社自由。我们要求立即解除所有网路封锁，释放所有被捕者，撤销所有控罪。组织独立工会无罪！抗议无罪！

中共封锁毛派工运网站

8月24日，中共独裁政权采取全国行动，镇压争取工会权的深圳佳士工人和左翼的青年声援者。警察破门闯入声援团在惠州的住宅单位，逮捕了数十人。据报导，一些仍被关押在的声援者正在绝食抗议。《社会主义者》杂志完全支持他们。现在全世界工人分子都在知道佳士科技公司是一个可耻的、反工会的血汗工厂。

这场镇压行动不是出自广东地方政府的手笔，而是一场全国搜捕。除了广东之外，北京以及其他地区亦有人被捕。毛派“时代先锋网”、“毛泽东思想旗帜网”和《红色参考》杂志编辑部被警方查抄，共有8人被捕，网站一度停止运作。政府采取如此行动，目的是消灭支持佳士工人的声音，同时也是要让镇压行动激起的怒火没有表达的平台。

佳士工人的历史性斗争将可以对中国未来的政局造成重大影响。争取真正工会的斗争现在已明确地摆上了议程。中国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因而比以往更加依赖中共的铁腕镇压保护自己的利润和权力。只有通过真正的工会，中国工人才能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收入和工作。

政治激进化

同时佳士工人斗争也表明，中国工人和年轻人正在愈发政治激进化。近两年来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许多来到广东支持佳士工人斗争的英勇青年对政府如此猛烈的打压深感震惊。一部分声援者原本认为打压工人的只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最终会出面保护工人和声援者，但8月24日的镇压行动深深打击了这种错误的想法。

中共政权采取严酷手段，并且重点打压几个左翼网站和团体，说明这场镇压行动是由中央政府策划的。佳士工人斗争表明，工人斗争正在和激进的反资本主义政治思想结合起来。中共想要将这种趋势扼杀在萌芽状态，但它不会得逞。年轻人和工人会重新振作起来、组织起来，发起新的抗争。

那些没有被捕的声援者，甚至还有一些名义上已经“释放”、但仍受到警方监视的声援者，正在以极大的勇气努力揭露镇压行动的残酷真相，驳斥官媒抹黑他们是“受境外势力操控”的说法。现在必须继续不懈地进行声援行动，支持那些被诬陷、而且可能遭受严厉刑罚的被捕者。最重要的是，新一代左翼分子必须从这场重要的斗争中得出一个必要的结论：为了彻底改变中国和全世界的现有制度，工人和左翼需要组织，也需要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

习近平：内外受敌的“强人”

美国华裔学者裴敏欣说：“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强人”习近平现在面临诸多难题，突然之间他已不像过去那么强大。包括裴敏欣在内，海外的一众中国观察家都注意到，一系列挑战和危机已经削弱了习近平看似不可动摇的权力。

有迹象表明中共高层内部出现了政策分歧，而且其中部分已经公开显露出来。自6年前习近平上台之后这是很罕见的。最重要的分歧是关于，以多大的力度刺激中国正在放缓的经济，以及如何应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如预想的一样，习近平在3月份取消任期限制的做法越来越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全国人大全票同意取消任期限制时，习近平看似无懈可击。但是现在，尽管习近平已经贬黜了大部分竞争对手，瓦解了所有敌对派系，他却面临著上台6年以来最严重的挑战。虽然在政权内部没有人敢公开反对他，但是他也变得更加孤立。现在已没有过去那么多地方势力为他唱赞歌。统治精英们小心翼翼地和这位“核心领导人”保持著距离。

群众抗议

从数万P2P网络信贷受害者抗议，到宁夏回族穆斯林反对拆除清真寺的三天静坐抗议，再到波及90万名儿童的假疫苗事件，各地群众抗议彼伏此起，这也与习近平刚上台时相对平静的局面大不相同。中国的公共医疗丑闻层出不穷，假疫苗事件只不过是其中最新的一例。它让人们看到，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实际上几乎没有改善普通群众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工人罢工的兴起。跨省联合罢工的出现表明工人的组织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过去4个深圳佳士工人争取独立工会的斗争尽管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它和新一轮左翼学生行动结合起来，踏出中国新兴工人运动的关键一步。

这些事件开始动摇习近平政权的统治基础。自由派专栏作家邓聿文在《南华早报》上说：“大众对当局的信任降到了冰点”。他还说道：“整个社会已经开始躁动，大众正急切要求改变现在的制度。”（《南华早报》，2018年8月15日）

而该报的前主编王向伟则像是为了安抚中共领导层，说道：“说中国不稳定是言过其实，但不满是普遍存在的。”

贸易战

清华大学的自由派学者许章润对中国局势的估计也是同样黯淡。他在一封大胆批评习近平的公开信中写道：“特别是此次中美贸易战争，将国力的虚弱与制度软肋暴露无遗”，“包括整个官僚集团在内，当下全体国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和个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担忧日甚，已然引发全民范围一定程度的恐慌”。许章润还在公开信里要求恢复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以及平反六四。

7月，中美贸易战正式爆发。这场贸易战实际上不仅仅关乎贸易，而且标志著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开始爆发地缘政治冲突。它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且已经开始改变中国的政治局势。

习近平政权显然没有准备好应对特朗普的攻势。这令中国的政商精英感到怀疑和不安并互相指责。政权的威信和自信形象受到打击，在当前其后果远超过美国关税在短期内有限的经济影响。不过贸易冲突升级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如果爆发更大的冲突，可能会严重打击中国经济，而且这场冲突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结束。它可能会长期以不同形式持续下去，间中或有一些暂时的协议缓和局势，接著又爆发新的对抗。

这些事件已经开始动摇习近平“永远正确”的形象。过去个人崇拜的形象工程已经降低了调门，似乎证实了公众情绪的深刻转变。许多城市撤下了习近平的画像，歌颂习近平的文章也不像过去那么多了。中共宣传部门察觉到群众的不满正在增长，所以想要降低人们对“核心领导人”的关注度。

自去年年底以来群众的不满就在增长，现在贸易战爆发，加上国内经济低迷（例如下跌的股市和汇率）更是火上浇油。习近平取消任期限制的做法成了群众发泄不满的焦点。我们当时就解释过，取消任期限制对习近平来说是一场豪赌。它未能达到习近平预期的效果，反而加剧了政治不稳定。

领导人“好像被吓倒了”

尽管在贸易战爆发前中共的困境就已经在加深，但贸易战进一步严重打击了习近平的权威。习近平政权没有像过去那样展现出力量和决心，反而显得迟钝、犹豫不决。《经济学人》杂志说：“在特朗普的贸易攻势面前，中国领导人好像被吓倒了。”

可靠消息称，习近平及其手下被特朗普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估错了特朗普的意图，以为这次也只要多进口一些美国商品就能平息冲突。中国社科院的顶尖经济学家余永定承认，7月6日美国开征第一批关税之前，没有多人认为真会爆发贸易战。

可见中共严重低估了华府的意图。不过在资本主义之下，中共几乎也没什么办法避开这场冲突，因为这场冲突根植于饱受危机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以及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在危机时代，帝国主义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中共政权内部有许多人责怪习近平当局太过自大，结果作茧自缚，招致贸易战和其他国际冲突。就像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一样，习近平用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维持国内的支持。他大肆煽动民族主义，采取“一带一路”等强硬的外交政策，并在南海建设军事设施。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义桅说：“我们应该保持低调……贸易战已使中国变得更谦逊。”王义桅告诉彭博社，他认为政府应该“重新考虑”一带一路计划。官方媒体现在重新开始广泛宣传“韬光养晦”。不久前中共的第一喉舌《人民日报》警告媒体不要“浮夸自大”，不要夸大中国崛起和技术进步，不要大肆鼓吹中国已超越美国。

中美贸易战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第一场重大国际危机。《彭博社》评论说，这场贸易战最清晰地揭露了习近平的失误和困局。

刺激，还是紧缩？

但是贸易战不会是习近平的最后一个难题。首先，中国当然不能幸免。中国将会在全球经济中遭遇更大的阻力，这不单单是指与特朗普的贸易争端。10年前爆发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尚未过去，仍继续著动摇著各国政治制度，加剧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间的紧张局势。现在“一带一路”全面受挫。不仅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欧盟各国政府因担心失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而大力阻挠，而且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缅甸等“一带一路”国家的群众和反对派也表示反对。

其次，在贸易战正式启动前，中国经济就已开始急剧放缓。自2017年开始，习近平为了打击“金融风险”、打击失控的影子银行而收紧信贷，而拉低了经济增长。这暴露了中国经济对债务的严重依赖。

政府现在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采取经济刺激策略，向银行注入更多资金，推动地方政府发行更多债券为新的基建项目融资。不过其规模远不如过去的刺激方案。《南华早报》的汤姆·霍伦德（Tom Holland）评论说：“政府没有踩油门，它只是稍微松开了煞车器”。

同时采取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政策（经济刺激和金融紧缩）有多种原因。原因之一还是关乎习近平的权威。霍伦德说到，如果现在采取180度的转弯，会让中国领导人在政治上颜面无存。部分官员支持更坚决的刺激措施，而其他一些人则担心完全放弃去杠杆（金融紧缩）政策会加剧未来几年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这两派正为实行何种政策展开政治斗争。

不过法国兴业银行的经济学家姚伟指出，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回升无不是依靠基建刺激。所以姚伟等经济学家不认为中共政府现在的政策能避免未来一年GDP增速更严重地放缓，特别在贸易战升级的情况下。

习近平政权现在在经济政策方面也表现出内部分歧和犹豫不决。中国今年的确是进入了“新时代”，不过并不是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所指的那样。习近平称帝和他的“宏伟计划”都是为了解决中共政权和中国社会的危机，但越来越明显的是，这些“解决方案”反而令危机更加深重。

佳士工人斗争与中国左翼

深圳佳士工人争取工会权的斗争开启了中国工运的新篇章。这场斗争吸引了中国相当一部分的激进青年以及试图组织起来维权的工人，而且也得到了全世界工人和左翼分子的钦佩。

佳士抗争工人和青年声援者勇敢抵抗警察和资方的残酷打压、官方工会的欺诈、政权的全力镇压、伪造的罪名和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抹黑。有一些声援佳士斗争的学生还受到校方和父母的打压，突显出国家将父权资本主义家庭单位作为控制社会的工具。

抗争工人和“毛派”青年声援者均受到全面镇压。这是中共政权对待群众斗争的一贯方式。尽管一些青年声援者曾认为镇压他们的只是地方政府，但8月24日的大抓捕显然是由中央政府策划的。

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亦有人被捕。同时有几个左翼网站被警方查抄，一度停止运作。算上7月27日被捕后尚未被释放的工人和声援者，总共有70多人被捕。目前有15人仍被监禁。据报导，4名抗争工人被控“寻衅滋事”，最高可被判入狱5年。其中3名佳士工人因试图组织工会而被解雇。目前还没有学生被控罪，不过网上有传言称，声援团的一名重要成员岳昕可能被控“支持台独”。尽管这项指控非常荒唐，但可能会让她遭受严厉处罚。

显然政府对待这些青年声援者很小心。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年轻人自称“毛派”，给政权的打压制造了困难，因为习近平当局自己正利用一些“毛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说辞谋取一部份民众的支持，并以此抵挡群众对于社会不公的日益增长的怒火。但主要原因还是政府担心如果过于严厉地惩处这些声援者，会在年轻人当中造成政治反冲。但被捕工人则会遭受更严重的刑罚。所以下一步的声援行动应该以要求撤销对余浚聪、米久平、刘鹏华、李展等工人的所有控罪为重点。

我们的立场

中国劳工论坛网站积极支持佳士工人斗争，并呼吁和发起了全球声援行动。我们并不完全认同一些“毛派”青年声援者的政治观点。不过在中国“毛派”这个词语的涵义很广泛，涵盖许多不同的左翼观点。

我们和一部分青年声援者存在分歧，例如我们不认为1950-70年代中国的毛泽东政权可以成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榜样。我们认为现在的中共党国是不可能“改良”的；而且我们认为中共政权已经资产阶级化，是一种由国家控制的特殊资本主义体制，它只是在嘴上空谈“毛泽东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像其他国家早已投身资本主义政策的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党”政客那样。我们一直都主张建设独立工会，不久前我们刚和一些毛派辩论过独立工会的问题（参见我们和《红色中国网》辩论的文章）。

我们也一直都愿意和其他左翼讨论这些问题。但我们不会预先带著有色眼镜去看待佳士工人和青年，对所有斗争也是如此。我们认为佳士斗争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杰出榜样。社会主义革命者的首要任务是支持和介入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努力帮助工人在实务和政治上建设自己的组织，明确表达出工人的诉求，提出下一步具体的斗争行动，并争取更广泛的工人阶级的支持。所有这些都是胜利所必须的。在中国，在国家镇压工人阶级、并将真正的工会和工人自我组织视为非法的情况下，斗争会是长期的、艰巨的。

我们不同意中国一些与NGO相关的人和一些所谓左翼对佳士斗争的批评。他们批评毛派“骑劫”了工人斗争，令斗争“太政治化”，还说学生“寻求对抗”，破坏了工人纯粹的维权行动。几乎在所有斗争中都会有人提出类似的批评，因为这些人拒绝直视实际情况，害怕斗争，也害怕斗争令群众激进化。这些“大师”毫无根据地宣称佳士声援团的做法起到了反作用，说他们忽视了工厂里的斗争，而且更容易招致严厉镇压。

我们强烈反对这些批评。倾向自由派的NGO主张使用低调的、“非政治”的策略去从事工运，但他们还是受到严厉镇压。一些劳工NGO已经被关闭，还有一些在当局的逮捕和恐吓之下已经停止运作了。显然，这种“非政治”的策略也无法抵挡国家镇压，反而因限制工人的诉求和掩盖实际问题而削弱了工人斗争的力量。

8月24日得知最新消息，警察清除了声援团在惠州的聚集点，逮捕了在场的所有工友和学生，共50多人，我决定去事件的源头看看。

我和朋友走去佳士公司的正门时，遇到附近另一家厂的一个职工。他听说过佳士发生了点事，但说到具体，他就一点也不清楚了。这时，一批佳士工人骑著单车或电动车出现在旁边的大道上，我们离开了他，想找他们中的一两位说话。

一个没穿厂服的年轻小伙走出大门，往我们这边来。没错，他是佳士员工，但他不知道前阵子厂里出了什麽事。

我们悻悻地被甩开，意外看到一个佳士男职工坐在一个花圃那里看手机。他刚进厂，什麽也没听说。运气不佳，我们只好离开。

多少是出于弥补的心理，我恢复了由于时间太晚原已打消的后续计划，去燕子岭派出所。

派出所比我们想像的大。一溜防爆盾倚靠在外墙上，门口空地泊著一辆装甲车一样结实而阴森的囚车，红蓝光闪烁不止。

我们商量要不要直接进派出所找警察了解一下情况。然而，快到值班室门口时，我却先止步了。

我知道进去问了就算没被当作到场支持者抓起来，也得不到就事论事的答复，或根本得不到答复。我已从这次事件以及从前的更多事件中得出结论，深信这个系统将威慑丶打压丶施暴等非人道手段当作常规。

我们所面对的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威权集团。也正是这一点，甚至可以说，仅这一点，便足以体现那些工人和学生的无畏丶勇敢丶值得敬佩。

对于正身陷牢狱亲尝磨难的工人和学生，我没资格说我感同身受。但我知道我与他们休戚与共，我是工人和农民的儿子，我相信他们不会无端地站出来，相信正义自在人心，那些任何时候都可以为一己私利出卖良心的官方喉舌无法抹黑他们分毫。我或许不能像他们那样抗争，但我站在他们这边，为他们发声。

新一轮P2P倒闭潮引发群众抗议

8月6日，数千名P2P（个人对个人）网贷平台倒闭潮受害者计划前往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所在的北京金融街举行抗议。由于警方事先得知消息，毫无意外地大批警力包围了金融街和附近街区，火车丶地铁丶公交站点和旅馆亦有警察检查身份证，截查抗议者。据称有数百人被带往久敬庄访民关押中心。除此之外，全国各地许多其他受害者被警方采集了指纹和血液，并被警告不得去北京。在习近平统治下，此类镇压已成为“正常现象”。这次倒闭潮涉及的P2P网贷平台，背后多有社会名流与政府官员支持，令许多人认为这其实就是权贵阶层与高官的联手诈骗。

8月20日上海300名P2P受害者抗议同样遭到警方暴力驱逐。其中一人于两周后被发现在公园里自杀身亡。她在遗书中写道：“这个国家太令人失望……驱赶金融难民的警察比维权的人都多，果然权势都是为资本主义服务……股东甩锅的理直气壮，办案人员拖拖拉拉，维权上访百受阻挠”。警方扣押了该名受害者的遗体，并于次日迅速火化。她的家人被禁止接受媒体采访，甚至不得外出。

今次P2P倒闭潮涉及数千亿元人民币，造成几百万“金融难民”，其严重程度可能超过2014-15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P2P市场，现有贷款总额达1.49万亿元人民币。但同时它也是中国影子银行体系中最危险丶受监管最少的部分。官方从2016年起收紧监管，要求各P2P公司最晚在今年6月按规定完成整改，但最后期限变成了关门跑路的信号。截止2018上半年，中国P2P网贷平台已有4,334家崩盘。例如因背负巨额债务和涉入中共权斗而闻名的海航集团推出自己的P2P平台和产品，作为信贷紧缩下新的融资渠道。今年7月底，海航关闭了旗下的P2P平台“前海航交所”，目前还未公开违约金额。与此同时海航的另一个P2P平台也已开始出现违约。

网贷平台承诺的投资回报率经常是银行存款利率的数倍，因而吸引了许多投资者。但从网贷平台借款的个人或公司往往是因为还款能力弱或者没有抵押资产而难以从银行贷款，所以这也就意味著相比于银行，网贷平台面临著更高的违约率，最后甚至可能变成庞氏骗局。当中共政府试图收紧流动性和去杠杆，并导致经济重新开始放缓时，P2P便成了中国债务问题中首先破裂的一环。P2P实际上正是中国整体经济困境的缩影和预示。

八月中，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命令四大“坏帐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帮助处理网贷平台留下的债务。同时一些地区也已停止注册新的P2P公司。尽管P2P倒闭潮本身不太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危及整个金融系统，但它反映出中国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不过政府现在首先担心的是会有更多受害者参加抗议。

中共政府很可能会出台更严厉的监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P2P金融的风险。但政府难以真正减轻整个金融系统和债务问题的危险。自2017年以来习近平的去杠杆运动并未有效改善中国金融状况，但已经成为经济再次放缓的重要原因，迫使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重拾经济刺激策略。政权内部似乎正就在多大程度上减轻去杠杆力度进行著权力斗争。习近平一派似乎既想采取刺激政策，又想继续减少债务，因此犹豫不决丶难以取舍。他注定会失败。这可能也意味著未来P2P或者类似金融工具的复兴，以及下一轮或者更加严重的金融灾难。比起2015年“习近平牛市”，群众在今次P2P危机里更清楚见到中央政府有责任为金融灾难负责，因此工人阶级以至中产阶级会激进化起来，更有意识地聚合在中央政府机关的地点来行动。经过其他一系列政治挫败之后，P2P危机再次打击了习近平和中共政府的威信，而赴京上访这趋势令各种维权运动有可能聚合成更大的力量。

泼墨事件后各地撤下习近平画像

7月4日清晨，董琼瑶在推特直播她在上海海航大厦前控诉习近平和中共一党独裁，然后对街头的习近平肖像泼墨。董琼瑶随即被失踪，及后被当局以攻击领袖罪名抓捕，直播这一事态的华涌和董建彪也已被当局半夜抓走。其后等到7月22日传出被送至湖南的精神病院。但当媒体打电话到该精神病院询问时，院方称董琼瑶是政治犯，并说她是受“境外势力”指使。

董琼瑶父亲董建彪和异见艺术家华涌也因要求当局释放董琼瑶而被捕。而且警方命令董建彪所工作的煤矿将他解雇，并拖欠了他三个月的工资。警方也曾建议董建彪制作假病历，来“证明”董琼瑶患有精神疾病，从而为董琼瑶换取较轻的处罚。有消息称，三人均被指控“攻击国家领导人”。

尽管宣传部门大肆歌颂习近平，竖立个人崇拜，但社会上存在广泛不满，习近平政权的群众支持并不是表面上那麽稳固。董琼瑶在街头公开谴责中共专制暴政，表达对庞大镇压机器的蔑视，也表达了群众愤怒情绪，得到了网民的广泛回响，令当局害怕会因很多人效仿。董琼瑶的行动已引起一些零星的效仿。在当前中国工人和年轻人愈发激进化丶而独裁政权加强镇压反抗行动的情况下，遍布街头的习近平海报可能会成为群众公开发泄怒火的渠道。

中共政府非常担心这成为一种潮流。独裁政权害怕任何公开的反对行动，哪怕只是向领导人的画像上泼墨水。因为一旦这种公开挑衅独裁政权的行动蔓延起来，很可能开启群众运动的闸门。特别是在习近平建立起个人独裁之后，加强民族主义和个人崇拜宣传，但这是一场赌博，因为他个人权威的削弱将对整个中共政权造成更大的威胁。所以泼墨事件发生后，中国100多个城市迅速撤下习近平海报。

泼墨事件以及近几个月的大规模罢工丶抗议表明中国社会局势正越来越具有爆炸性。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专制镇压正在将越来越多的工人和年轻人推向政权的对立面。实际上，十多年前董建彪就曾为了给女儿缴学费而盗取铜线，虽然仅卖了三千元，但被判入狱9年。要想终结政治迫害和争取言论自由，需要群众集体斗争，打倒中共专制政权及其后的资本主义统治。

谷歌向中共妥协 试图重返中国市场

据报道，谷歌正在开发一个自我审查的搜索引擎以配合中国的网络审查体系，进而重回中国市场。这个“清洁版”搜索引擎可能于6-9个月内完成。它可以屏蔽政府黑名单上的网站，以及六四屠杀和其他政治异议内容。而且回到中国后，谷歌随时可能将中国用户的个人资料交给政府。在被曝光之前，在这个有近9万名员工的互联网公司中只有几百人知道该项目。谷歌和其他资本主义企业本身就在工作场所施行专制！事件曝光后，约1400名谷歌员工联署，反对帮助中共政府进行网络审查，并要求公司提高决策透明度。

2010年，谷歌公司以无法接受中国政府的互联网审查为由退出中国，并以此在中国大陆赢得了“不作恶”的美名。但这更像是一场政治作秀而已。从2006年直到退出中国，谷歌中国（google.cn）其实一直在帮助中共封锁政治敏感资讯。当时中国异见人士郭泉批评说：“Google从此为了钱，成了中共脚边的一条摇尾乞怜的哈巴狗了。”因此在当时的中美冲突中，谷歌成了美国资产阶级建制的攻击目标。最后由于中共试图进一步收紧对谷歌的控制，并指使黑客盗取谷歌邮箱用户的资料，才导致谷歌不情愿地退出中国。

但谷歌一直没有放弃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包括开发被中共用于社会监控的人工智能）。现在中国从许多方面来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对于谷歌的诱惑愈发变大。如其他资本主义企业和跨国公司一样，谷歌对于利益的追求远大于其所谓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追求。如果谷歌最终以服从审查制度为条件重返中国，中共政府会是另一个受益者。这会被宣传为中国网络审查制度的“重大胜利”，而其他跨国公司也可以以此为藉口，为自己顺从中共政权或者其他政府的专制措施辩护。

我们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对于政治异议的打压，支持言论自由和其他所有民主权利。要实现这些，依靠的不是跨国资本集团及其政治代表的虚伪言辞，因为它们将利润看得比民主更加重要，而是依靠群众性运动。只有终结专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互联网公司民主公营，才能实现真正的丶彻底的网络和言论自由。

湖南家长抗议 反对教育私有化

湖南耒阳市政府强迫全市8000馀名五丶六年级学生转读私立学校，激起家长抗议以及与警方的严重冲突。该私立学校远离市区，学生必须住校。尽管政府曾承诺费用会和公立学校一样，但等到开学时家长们发现私立学校的收费超过公立学校的10倍（公立每学期200元，私立每学期2800元）。而当地平均月收入仅有2085元。除了教学质量比公立学校差之外，更令家长们更为愤怒的是，该学校的教室和宿舍刚刚经过翻修，充满甲醛气味，可能严重危害学生健康。

9月1日家长先在学校丶政府大楼和公路上抗议。抗议横幅上写著：“抵制民办学校，还我九年义务教育，坚决不住有毒宿舍，不进有毒教室”，以及“孩子不是你们的敛财工具”。5名抗议者被捕。随后其他抗议者前往当地公安局，要求警方立即释放被捕者。在警方又逮捕10人之后，冲突剧烈升级，约600人包围了公安局和警方对峙并发生严重冲突，演变为一场骚乱。愤怒的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矿泉水瓶丶砖头丶鞭炮和啤酒瓶。最终警方暴力镇压，逮捕了46人。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警方曾向抗议者开枪。

尽管政府再次做出相同的承诺，称转读私立学校的费用不会超过公立学校。但在没有一个民主丶独立的群众委员会监督的情况下，政府可能会再次食言。政府或许想拖延时间，待打压了反对声音之后再伺机调涨费用。事实上就在抗议之后几天里，一些家长受到警方警告如果再次举行抗议就去坐牢。

耒阳政府的“分流”政策实际上就是教育私有化。今年年初，教育部表示要在年底前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超大班额在中国受诟病已久，不仅导致教学质量下降，而且亦有学校曾因学生人数过多发生踩踏事件造成多人伤亡。根据政府文件指出，义务教育阶段耒阳有20%的班级超过66人，38%超过56人，而正常班额上限为45人。“撤点并校”政策和学生向城市集中是出现超大班额的一部分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政府投资严重不足。今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称，从占GDP的比重来看，中国的教育投资低于新兴经济体，尽管中国政府仍在花费大笔资金去修建大白象工程和推进帝国主义“一带一路”计划。

巨额债务令地方政府不想拿出资金兴建更多的校舍，因此选择将学生送去私立学校。亦有网民揭露称，当地官员已暗中入股该私立学校。如果算上融资平台（即地方政府专门为贷款而设立的公司），耒阳政府负债占年度财政收入的比例超过560%。今年5月，耒阳发生了中国首例地方政府欠薪事件。不能排除耒阳政府可能想藉助“分流”的名义推行教育私有化，从而减少政府的公共教育开支，缓解债务问题。不过就在家长抗议爆发前一周，耒阳刚刚为湖南省运动会落成一座耗资5亿的体育馆。当地居民谴责说，政府用百姓的血汗钱修建形象工程，却对最基本的教育问题视而不见。

耒阳只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和公共服务短缺的一个缩影。有消息称，在耒阳抗议被镇压之后，湖南其他一些地区也因为类似原因发生小规模抗议。面对沉重债务和重新开始放缓的经济，各地政府可能试图更广泛地采取紧缩和私有化政策作为“解决办法”，不惜以基层群众的生活水平为代价。而耒阳事件表明，这会激起群众的强烈反抗，反而加剧中共独裁政权所面临的挑战。

社会主义者要求为所有人提供优质且免费的教育丶医疗丶幼托丶长照等公共服务。这需要终结现在这个无视群众需要的独裁资本主义，将银行和大企业民主公营，由民主的群众委员会决定资金分配，而不是任由官员将资金浪费在对群众无益的大白象工程上。在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之后，紧缩丶私有化以及其他反工人政策已经成为世界现象。作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我们呼吁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斗争，一同反抗这个带来混乱和灾难的全球资本主义制度。

刘霞离开中国 但政治迫害仍在继续

7月10日刘霞离开北京前往德国，结束了长达8年的软禁生活。所有反对国家镇压的人都欢迎这个可喜的结果，但这只是个案。刘霞并不是异见活动者，没有被指控任何罪名，她受到迫害是因为不愿与丈夫刘晓波“划清界线”。同时中共对于异见人士的迫害仍在继续。就在刘霞离开的次日，“中国人权观察”组织创办人秦永敏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13年，这是近年来被判处该项罪名的政治犯中刑期最长的，同时这也是中共发出的一个清晰的政治信号。

德国政府的安排和刘霞抵德之后的活动非常秘密丶低调，这是中共释放她的条件。刘霞的两个兄弟仍作为人质留在中国。她的弟弟刘晖5年前因“诈骗罪”被判入狱11年，现处在保释之中。这被普遍视为政治迫害。如果刘霞在德国批评中共或者做出其他令其不满的言行，刘晖可能随时被关进监狱。也因如此，刘霞没有参加当地纪念刘晓波一周年忌日的活动。所以就算在德国，她仍像受到政治软禁。

不过中共释放刘霞说明它现在面临更大的压力。德国前驻华大使说，一年前刘晓波去世时中国政府正春风得意，不理会国内外要求释放刘霞的声音，但现在它处于逆境。中共将刘霞当作礼物拉拢德国和欧盟联手对抗特朗普贸易攻势。默克尔政府在国内面临著政治危机，联合政府严重不稳，因此它可能也希望用“人权议题”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权威。

不过中共未能如愿与德国结盟一同对抗特朗普的贸易战。德国和欧洲资产阶级希望避免贸易战进一步升级，而欧盟的虚弱与分裂令他们害怕和特朗普发生冲突。同时，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海外影响了欧洲的商业利益也令他们不满。

社会主义者反对中共的政治迫害，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和全面民主。在中美冲突升温的形势下，欧美国家会利用各种“人权民主”议题向中共施压以换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虽然中共在国际压力下可能会作出小让步，例如西方自由派关注的个别议题上，但不会改变整体猛烈镇压的路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想终结中共独裁统治。要在中国和全世界结束政治迫害和实现真正的全面民主，只能依靠群众抗争，以及反对富豪专政的社会主义纲领。

黑龙江养老金问题引发担忧

7月底，黑龙江社保厅发布文件称要推迟发放养老金。人们怀疑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出现养老金危机，因而引发众多关注和担忧。政府公告否认推迟，说这是“工作失误、错发信息”，但显然没有人会相信。同时又有社保部门工作人员称因为养老金上涨导致延迟，不过当地居民表示过去从未出现过这种的情况。政府含糊和自相矛盾的“解释”显然无法打消群众对黑龙江乃至全国养老金亏空问题的担忧。

去年底公布的一份政府报告显示，黑龙江企业养老保险基金赤字高达232亿元。此外其他多个省份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同一报告，全国10个省份以及新疆兵团的养老金可支付月数不足10个月。更有清华大学及人社部的报告分别指出，全国养老金个人帐户的“空帐”总计已达4.7万亿元（即只有帐面数字，实际并没有资金），空帐率超九成。据估计，中国的养老基金将在30年后耗尽。

中国“改革开放”后，官僚权贵掠夺了计划经济累积的公共财富，所以现在实际上是以年轻人交的钱支付老人的养老金（类似于庞氏骗局）。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下降和高龄化，能够支持养老金体系的劳动年龄人口越来越少，成为亏空问题的重要原因。

贪腐和挪用导致问题更加严重，特别是在2008年政府开始大规模经济刺激和狂热的基建投资之后。养老金挪用金额从2003年的84亿元暴增到2014年的800亿元。同时巨额债务也导致地方政府难以拿出资金填补养老金缺口。

如其他实行紧缩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共政府也打算推出延迟退休政策，通过进一步压榨劳动者来让这个千疮百孔的养老金体系苟延残喘。由于普遍不满和谴责，中共已经推迟了出台具体计划的时间。在资本主义之下，从未有哪个国家的“改革”可以实现养老金永续。

资本主义无法给与劳动群众体面的晚年生活，因为工人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被资本家夺走。解决养老金危机需要社会主义纲领：向富人征收重税，将银行和大公司民主公营。这样才能有充足且持久的资金建立真正可持续的养老和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保证劳动者获得体面的收入。而这一目标又要和战斗性、反对中共独裁资本主义的独立工人运动联系起来。

辽宁爆发大规模反污染抗议

8月初，辽宁省朝阳市、盖州市等地大批市民上街抗议，反对政府在当地兴建氧化铝工厂。群众担心工厂会造成污染，危害健康。在群众的反对行动下，朝阳、盖州两地及辽宁其他3个城市在短短几天内取消了各自的氧化铝项目。以往的种种事件表明，由于官商勾结，兴建项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估”经常只是“走形式”，环保要求形同虚设。而且2016年山西氧化铝工厂污染事件仍让群众心有馀悸。今次投资辽宁氧化铝项目的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和中国铝业也曾涉入那次事件。因此今次以及以往的诸多反污染抗议体现出群众对亲资的中共独裁政府严重不信任。

朝阳的工厂计划年产量1000万吨。财新网采访的一名铝业资深人士说，建设这么庞大的项目本身就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因为它既无法处理排出的大量赤泥，也难以找到足够的销售市场。赤泥是生产氧化铝时产生的污染性废渣，可能造成严重的地下水污染。朝阳工厂选址靠近水源地，因而更加危险。支持兴建工厂者称，这些项目能够帮助拉动东北地区衰颓的经济，并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但实际上群众难以从这些项目中获益。2017年中国全国氧化铝产量约6500万吨，而今次辽宁因抗议取消的几个工厂计划总年产量高达2450万吨，显然将严重恶化产能过剩问题。这意味著，工人不仅会被压低收入，同时还要承受污染和疾病。

今次群众抗议取得了胜利，甚至对未发生抗议的地区造成压力，因为其他地方政府担心抗议行动会蔓延到本地，变成更大规模的联合抗争。但按照以往经验可以想到，中共政府和这些大企业会试图将项目转移到其他地区。因此反污染抗争不能局限于邻避运动，必须要有跨区域乃至全球性的联合行动，并联系到反对资本主义及其种种恶果的工人运动，这在空气污染、水污染和气候变化等区域性乃至全球尺度的环境保护中尤为重要。因此，想要彻底终结环境污染，使人类的生存环境真正宜居，必须需要一个社会主义的替代纲领，终结追求利润最大化、由资本驱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退伍军人抗争挑战中共政权

全国各地的退伍军人抗议没有停止的迹象。据报导，仅9月初就有至少7个城市发生老兵抗议。抗议者要求政府解决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保障问题。尽管江苏老兵抗议被镇压，但抗争仍然不断发生，因而习近平当局加强对老兵的维稳，试图避免重演大规模退伍军人抗议的事件。

7月24日，山东烟台三百名老兵计画进北京上访，当局派遣大批警力在火车站围堵。三天后，徐州两名上访老兵在从北京返回的途中发生车祸身亡。人们怀疑这其实是谋杀，在上访期间始终有车辆跟踪他们。

退伍士兵拥有广泛且紧密的网络，具有更大的动员能力。而且他们的抗争可能会影响到现役士兵丶警察对官方的信任，同时挑战民族主义的宣传，给予已经面临内忧外患的习近平政府更大的压力。一百多名退伍士兵在一份联署信上表示，他们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

就像中国裔学者杨海英所说，退伍军人最后可能将枪口指向习近平。在镇压了镇江抗议之后，中共高官举行紧急会议，试图平息抗议浪潮。“八一”前夕，退役军人事务部宣布提高老兵的补助资金。但是许多人只能多得数百元甚至只有几十元，无异于杯水车薪。

而且地方政府的贪污与债务问题使得新政策不被信任。济南抗议老兵说：“各省市还在弄虚作假，愚弄老兵。是地方政府亏欠我们的，需要他们拿出部分资金来，他们肯定不会往外掏的。”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令地方政府背上庞大的债务，并造成各地的地产泡沫，令与政府勾结的一小群精英发了大财。债务问题是地方政府不按规定支付退伍军人待遇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新的退抚方案只不过是用来欺骗抗议者的空话而已。

许多退伍士兵没有稳定就业和社会保障，他们争取更好的生活水平和权利的抗争经常受到独裁政权的暴力镇压，这也是整个中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恶劣处境。我们主张退伍军人和正在迅速激进化的工人阶级联合抗争，透过群众斗争国有化银行和大企业，并施行工人民主的管理，打碎资本家对社会财富的垄断，才能让所有人获得体面的工作丶收入丶社会服务和保障。

中共正加强打压左翼学生社团

自佳士工人斗争以来，特别是8月24日全国抓捕行动之后，中国多所大学的左翼学生社团受到打压，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西安理工大学、山西中北大学等等。此外，再有十多名佳士声援团青年被警方绑架，其中五人是北大学生！佳士工人声援团在声明中揭露，“北大校方默许警方绑架，这是高校打压进步学生和左翼社团的又一罪状。”

这是一场极为重要的事件。在中国青年和工人广泛的激进化下，部份毛左学生和年轻人在工人待遇、性骚扰和国家镇压等议题上，与中共当局变得比以前对立。因此，年轻人过去未被政权视为威胁，但现在受到猛烈打压。

镇压大学左翼社团显然是针对佳士工人斗争，受打压的社团往往有成员曾前往深圳声援。中共政权试图全面打击中国的左翼青年力量和反抗思想。如一名只是转发了佳士斗争消息便受到校方处分的学生所说：“校方真正的企图绝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而是要通过整人的方式向所有关注和支持佳士工人斗争的同学们以震慑！”校方暗中禁止老师担任社团“指导老师”，试图以此取缔这些社团（强制学生社团必须有“指导老师”也是监控学生活动的措施）。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揭露这些事件的学生也受到威胁警告。西安理工大学称该校的一个左翼社团“思涌学社”是“非法社团”，要求它交出成员名单、活动资料和资金来源，并在学生的讨论群组中抹黑它是一个诈骗组织。

更恶劣的是，有社团成员受到校方、警察和黑社会的暴力袭击。9月27日，北科大“齐民学社”社长张德旺因在网络上抗议校方打压该社团，被勒令休学并被跟踪。张德旺和闻讯而来的10多名声援学生遭到保安的围堵、辱骂和殴打。张德旺报警后反被警方掳走，并被没收了手机。该社团有成员被警告，如果不退出就无法拿到奖学金。自10月底开始，南大“马克思主义阅读研究会”成员接连数日在学校行政楼外抗议，要求与校党委书记见面。

11月1日，6名抗议学生在数名校方领导的面前被学校保安和黑社会围攻，抗议横幅和传单被撕毁，而且一名学生在被拖入行政楼会议室后仍然继续受到殴打。这一切都说明这是校方高层或者政府的命令。各地大学一致采取类似的打压措施，说明这是继8月24日之后中央政府的又一次全国镇压。正如社会主义者过去一再强调的，习近平政府不仅镇压自由派，也会镇压左翼力量，因为现在的中共政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主义制度之上，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富豪集团。自由派对现行制度的攻击非常“温和”、非常有限，而左翼力量则有可能鼓动工人阶级发起严重得多的挑战，彻底改变中国。

显然是在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授意之下，学校官僚甚至采取了一些更加荒谬的措施。人民大学一名学生在8月前往广东打工时被克扣工资。他向工厂资方索要欠薪，而得知此事的班主任竟然称“与老板对抗”是“犯罪”，要求他放弃工资立即离开，并要求他每日汇报所在位置。后来他又因转发佳士斗争的资讯被校方列入重点监控的“黑名单”。仅该学生所在学院的黑名单就有12人。在黑名单上不仅有曾声援佳士工人的学生，亦有年初公开反对性骚扰的学生。南京大学则曾突然暂停全校所有社团的运作（即便是普通的兴趣团体也未能幸免），要求它们在3日内提交详细的成员名单、主要成员履历和活动报告，否则可能会被取缔，结果造成更广泛的不满。可见佳士斗争和年轻人的激进化令独裁政权和听命于它的学校官僚成了惊弓之鸟，疯狂地扩大打击范围。中共害怕未来会爆发大规模的学生和青年运动，因此想先发制人。但如社会主义者过去所说，这只会推动更多年轻人政治化和激进化。

学生在网络上和校园里的抗议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北大和北科大至少已经暂停了取缔左翼社团的行动。但是这并不意味著打压和斗争的结束，南大就是一个例子。从去年年底的广东毛派读书会事件以来，可以看出习近平打压左翼青年已经成为一个趋势。即便现在获准继续运作的社团也很可能受到更加严厉的控制和监视。要想抵挡习近平的专制镇压攻势，争取全面的民主权利和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左翼需要围绕一系列能够指明当前斗争出路的清晰诉求，采取团结协调的行动。

反对打压毛派和左翼社团，要求言论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结社自由！
释放佳士斗争所有被捕！强烈谴责暴力镇压！
争取组织民主工会和学生团体的权利！组织国际声援，反对独裁统治和资本主义！

中国：左翼学生遭受新一轮打压

新一轮政治打压正横扫中国的大学校园。自11月初以来，当局已经拘捕了10多名学生，他们均曾声援过争取独立工会的深圳佳士工人斗争。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在世界各地成员也曾发起声援抗议。现在中共政府继续镇压佳士工人抗争，并将声援团定性为非法组织。

佳士工人斗争于7月份遭到残酷镇压，工人领袖被解雇、殴打、逮捕。余浚聪、米久平、刘鹏华、李展等工人领袖被捕已超过百日。他们被控“寻衅滋事罪”，最高可被判囚5年。由于中国的法院完全处在独裁政权的控制之下，审判结果往往早就拟定好了。

佳士声援团

在7月的镇压之后，一些自称为“毛派”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学生组建了佳士工人声援团。他们动员了许多学生和年轻人前往深圳抗议警察镇压、支持佳士工人斗争。中国劳工论坛和CWI的中国支持者欢迎他们的做法，而这也表明正在兴起的中国独立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新阶段。

8月24日，警方突击搜查了佳士声援团的聚集点。部分声援团成员被押送回家。但是还有一些人被拘留至今仍未释放，下落不明，其中包括两名女性成员沉梦雨和岳昕。她们分别毕业于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这两个精英学府。岳昕也是中国#MeToo运动中的主要人物，这说明中国的各种抗争运动正在相互联系起来，也说明“毛派”这个标签并不能准确描述中国新一代左翼活动分子。这些左翼青年普遍具有国际主义视角。他们一方面反对中国工人所受的残酷剥削，另一方面也受到国际女权运动、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斗争的鼓舞。

在受到镇压之后，这些学生并未停止斗争，而是对国家镇压发起反击，发起进一步的声援运动、发放传单、在校园里举行抗议，并在网络上广泛呼吁，吸引人们关注失踪的声援者。例如，他们发起“寻月行动”，呼吁人们一同要求当局释放岳昕和其他声援者。在中国20多年来最严酷的政治镇压之下，这些无畏的年轻人树立起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榜样。

打压进入新阶段

不过最近大学左翼学生社团被打压的事件表明，习近平政权的镇压行动已经猛烈升级。这些事件明显是由中央政府指挥的全国行动，目的是压制中国年轻人和工人当中正在增长的左翼思想。

旅居美国的CWI成员胡旭方说：“这不是中共和习近平政权第一次打压中国的新兴工人运动，但是这表明打压进入了新阶段。”胡旭方参与组织了声援被捕学生和工人的行动。

他告诉中国劳工论坛：“当局已经宣布佳士声援团为‘非法组织’。这意味著参加声援的年轻人可能会遭到严厉打压。”

当局在中国地位最高的大学里公然绑架、殴打左翼学生，制造白色恐怖，宛如黑帮一般。

例如在11月9日，不久前刚从北大毕业的声援团成员张圣业在北大校园内被10多名黑衣人绑架。一名目击者告诉法新社：“张圣业遭到暴打，然后被他们带走了”。一些想要用手机拍下事件的学生也遭到殴打，并被警告不要继续拍照。当时一名过路学生也无缘无故遭到殴打，而且他在网络上披露自己的经历以示抗议之后便“被失踪”，足见当局何其残暴和疯狂。

“非法活动”

北大校方指控张圣业和佳士声援团从事“非法活动”（北大新任校党委书记邱水平曾任中共国安高层），并警告北大学生如果不退出声援运动就会被警察找上门。

一名学生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现在整个北大校园都笼罩在白色恐怖底下，就算你只是刚好在维权人士曾经发传单的地方，保安也会来找你问话。”

北大的事件不是个别事件。在张圣业被绑架之后，上海、广州、深圳和武汉的也有左翼人士被绑架。

一名北大学生对路透社说：“政府想把佳士工人声援团一网打尽，否则为什么突然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一下逮捕这么多人？”

中国许多大学开始试图取缔“毛派”和“马克思主义”学生社团。过去政府容许这些社团的存在，只要它们只是在学术上研究毛泽东或者马克思的著作，不过即便如此它们也还是受到政府监控。11月初，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阅读研究会”的学生发起抗议，反对校方取缔该社团，数名抗议学生被殴打和逮捕。

广西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则强制检查学生和教师的手机、电脑和外部存储装置里是否有“违法”影音内容。在中国人民大学，校方将那些参加佳士声援团的学生列入黑名单，导致美国康乃尔大学取消了与人大的两个交流项目。

工人和学生的声援运动

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被捕的左翼人士。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以往的经验表明，能给独裁政权施加最大压力的是基层年轻人和工人的国际声援运动。外国的学生会以及社会主义/左翼学生若在自己的大学里发动声援抗议，要求审视与中国大学的官方来往，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胡旭方解释说：“最近的镇压也表明，习近平政权正面临严重危机。中国经济正出现越来越大的问题。镇压行动正将许多自称‘毛派’的左翼学生推到独裁政权的对立面上，这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

中国劳工论坛紧急呼吁我们在国际上的所有同志继续扩大声援行动，到当地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馆和大学里举行抗议，声援受到迫害的中国工人、学生和左翼人士。

停止打压中国左翼学生！
停止大学校园的政治打压！
立即释放所有被捕工人和佳士声援团成员！
全世界工人支持中国工人组建独立工会！

中国经济：习近平的180度改变

正当中美关系陷入四十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之际，中国经济也在继续放缓。不过，特朗普掀起的中美贸易战并不是中国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

纵使面对特朗普自七月开始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并在九月扩大加征关税的范围，中国的对外出口（包括对美国）实际上仍然在增长。由于许多订单赶在关税实行之前运送到埠以及美元强势等各种原因，中国的出口在2018年头9个月增长了12%。据报，美国第三季的对华贸易逆差达到了1060亿美元（去年同期是920亿）。

其实中国的主要问题乃是出在国内方面，尤其是习近平在过去18个月来的去杠杆运动和整顿影子银行，导致了严重的信贷紧缩，进而拖累了消费、投资以及许多高负债企业的财务状况。今年10月部分主要经济行业（包括汽车业、房产业和电子业）销售额下降。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资料，10月份汽车的销量比去年同期下跌了11.7%。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

虽然经济放缓在春季已经开始，但习近平政府直到最近才决定放弃去杠杆政策。他们明了当下严重的债务水平是个计时炸弹，未来将会威胁到整个银行系统，乃至中共政权本身。

10年来的最低增速

不过，信贷紧缩主要是打击了私人企业，导致私企债务违约事件大幅上升，越来越多公司需要中央或地方政府出手拯救。

中国第三季度总体经济增长率为6.5%（这是自10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差的），而私营部门的情况更是糟糕，近乎衰退。

而且许多经济学者怀疑官方数据，认为真正的增长率只有3-4%。也就是说受惠于特朗普2万亿美元刺激方案的美国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可能已超过中国。

“现在是非常时期”，《南华早报》的王向伟称，“中国私营部门提供了60%的GDP和80%的工作职位，而其商业信心正处于历史低位。”

中国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师丁安华说：“有证据显示中国的私营部门陷入了资本主义经济改革40年以来未曾出现过的困境。”

质押股票危机

这也是中国股市大泻的重要原因。沪深300指数自1月以来已下跌了三成。到目前为止今年股市蒸发了21万亿人民币，这相当于中国“一带一路”投资金额的10倍。

今年全球“新兴市场”的股市都大跌，而且自10月开始抛售潮亦蔓延到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股市。其原因有很多，不过主要是资本家对于中美贸易战以及全球经济前景感到害怕。

但在中国股灾会带来更多的危险，因为许多私人企业质押其股份以获得贷款。由于政府打击金融风险，收紧融资渠道，押股借贷变得更加广泛。沪深3,491间上市企业当中，只有13间没有这么做。

10月股灾继续恶化，。政府资料显示，至10月12日中国35%的质押股票（市值达8.9亿人民币）已跌穿止损线，将会被银行抛售，而另外61%亦接近“警戒水平”。

“质押股票危机”正触发一个恶性循环。上海的一名投资经理告诉《南华早报》：“股票下跌导致平仓，而平仓则令股票进一步下跌。”为了打破这个循环，政府推出一系列新措施试图托底股市。

政府透过国有证券公司，向股市注入更多资金，支撑最危险的企业。政府亦修改规则，让企业更容易买回自己的股份（这是华尔街常见的伎俩，能够暂时抬高股票价格）。短期内，这些措施能够防止中国股市继续下滑。但问题是这能够维持多久？尤其是如果实体经济与全球经济继续恶化的话。

“国进民退”

就在政府急忙干预股市并推出新政策支持私企的同时，习近平亦正推动大型政治宣传来安抚资本家。同时这也是为了安抚美国和其他外资，因为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会有越来越多的外资将生产线从中国搬到其他低薪、无工会的国家。

11月，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宣布将至少三分之一的新贷款划定给私人企业，而且这个比例会在未来３年内增加到五成。11月16日央行发出声明，要求金融部门“提高政治站位”，将更多资金注入到实体经济之中。在此之前，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今年1-8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自2003年以来最低的。

习近平承诺“毫不动摇”地支持私营部门，更将其形容为“我们自己人”。习近平在11月的私营企业座谈会当中，“前所未见”地对著百度李彦宏、腾讯马化腾等约50名大资本家再次重申这个立场。根据新华社报导，习近平在会上称：“社会上有的人发表了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他之所以这么说显然是为了平息资本家对于“国进民退”的普遍担忧。

“国进民退”并非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回到旧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危机和私有经济需要政府援助。

根据《日经亚洲》报导，中国上市公司的总债务在过去5年间翻了一倍，达到近33万亿人民币。如果没有新的信贷，许多负债的上市企业将无法偿还债务。

搁置去杠杆计划

地方政府已经宣布推出新的“援助资金”。一系列纾困方案实际上已将至少30家上市企业“国有化”。但是，政府官员大力强调这些都只是暂时性的措施，他们也不会“干预”这些公司的日常运作，而且“当市场状况改善”的时候政府就会出售其股权（《南华早报》11月17日）。

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副总理刘鹤在接受《人民日报》访问时说政府的纾困方案展现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合作：“民营企业经营状况好了，国有资本可以退出。”

最新一轮的国家干预自然意味著停止去杠杆计划。本来已经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现在被要求扛起更多的债务去拯救出问题的私企。在资本主义经济下，由于没有工人阶级的民主计划，这只会加剧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的问题。

所有这些措施反映了习近平政权自10月开始出现了重大的政策改变。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一样，至少在可见的将来，去杠杆计划已经被搁置。在过去一个月，国家发改委批准了总值至少1300亿人民币的基建项目。

花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师刘利刚指出：“这些政策说明中国基本上已经叫停了去杠杆计划。”

隐藏债务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刘鹤和习近平都把自己的个人权威押在去杠杆计划上。因此现在的政策大逆转显示了中国经济的严峻处境，而且习近平的“强人”形象必定受到打击。这也证明了我们的说法，当局能够操控经济的空间已经大大萎缩。

第二，中国未来的债务危机将会更加严重。“我对于2019年能否大幅去杠杆不感乐观，债务水平很可能会维持现状，甚至可能会上升，而这可能会带来灾难”，香港智库东方资本的Andrew Collier指出，“迟早会出现广泛的债务违约。”

2004-08年间，中国的总债务维持在GDP的170%到180%，但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资料，自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到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总债务从GDP的171%暴增到299%。

而且现在的数据可能也低估了真实状况。标普全球评级在10月16日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中国地方政府通过影子银行隐瞒了部分债务，总额可能达到40万亿人民币。这个金额是地方政府债务官方数字（2018年1月数字为16.6万亿人民币）的三倍。

标准普尔的报告警告：“这是一座债务冰山，存在巨大的信贷风险。”

国际冲突、全球经济再次进入经济危机的阴霾以及中国工人阶级越加有组织、有协调的斗争，都对习近平政权造成压力。当局一贯以镇压作为回应，但现在这已经不能确保政权的“稳定”。我们在未来数月乃至数年的任务，是建设一个清晰的、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替代方案，以取代习近平的独裁制度与中国债台高筑的国家资本主义。

习近平推动的“国进民退”代表什麽？

9月初，财经作家吴小平发表一篇文章，称中国私有经济应“逐渐离场”，引发热议。政府很快从网络上删除这篇文章。官方媒体更是表示，这种“蛊惑人心”的观点可能是“别有用心”。不久之后，习近平视察辽阳和深圳时也再次说到，政府会毫不动摇地保护私有经济。但政府的解释没有减轻资本家和自由派经济学家的担忧和不满。

一位资深基金经理访问了40多家上市私企高管，绝大多数人都表示对当前的经济状况感到“恐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习近平进一步加强国家资本主义（即扩大国有企业的角色）的趋势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一家新能源工程和谘询公司的董事长说：“我们现在无力和国企竞争。现在更多的工程都给了他们”。但是必须明确的是，习近平的做法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目的仍然是保护这个服务于少数统治精英和资产阶级的独裁资本主义制度。

到10月为止，国有资本已经收购了至少30多家上市私企的控股权。这尽管只占中国上市公司的一小部份，但被广泛视为“国进民退”的新信号。如上海的一位投资公司经理所说，中共这麽做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而是迫不得已。我们同意这一观点。这些被收购的公司背负著非常高的债务，面临破产，令投资者丶银行丶国内政治乃至国际关系都处在危险之中。中国私有企业总共将价值4.5万亿元人民币的股票（相当于沪深股市总市值的10%）抵押给银行以获取贷款，现在其中35%已经跌破止损线，可能随时会被银行抛售，进而导致股市进一步下跌，形成恶性循环。

资本家一直抱怨国有企业更容易从银行获得廉价贷款和纾困措施。近两年来的去杠杆丶去产能以及反污染运动，以及现在的贸易战，令大量私有企业破产或停业，或者收紧它们的融资渠道。今年前7个月，中国私企利润同比暴跌27.9%，而国企则增加了28.5%。

自去年以来，中共政府强制万达丶海航等大型私企出售资产以减少负债。安邦保险和华信能源更是分别被保监会和上海市政府接管（即“国有化”）。相比之下，今年10月一汽集团宣布它将获得一万亿元人民币的天价贷款。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写到：“导致中国经济当前问题的并不是去杠杆，而是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力量大幅上升，导致了资金大量流入国企和政府部门，而民企获得资金较少”。社会主义者反对这些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主张（即通过私有化等方式削减国有经济），我们认为只有由工人阶级控制的真正的公有制和民主计划经济才能解决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两方面的问题，但这些自由派评论家正确地指明了中共政府的政策方向。

面对严重的经济风险和国际冲突，习近平政权试图加强对经济的控制（也包括要求私企和外企设立党支部），从而让自己的经济政策得到更忠实的执行。关键问题在于政权的控制力，而非意识形态。习近平政权支持发展资本主义，不过它不想资本家太过独立以至于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能够通过“市场的力量”左右政府的政策。同时贸易冲突和保护主义政策令中共政权收购美欧高科技企业的计划受到重挫。这可能使“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可能以现在的方式实现。所以中共打算向本国企业注入更多资源，开发本土技术，以避免再次发生像中兴公司以及最近的福建晋华集成电路公司那样足以打击中国科技发展和削弱政权权威的事件。得到最多资金的当然会是在红色贵族掌控下的国有企业。

习近平当局的做法激起了亲自由派学者乃至政府官员的批评。在9月一场经济论坛上，前财经部门高官杨伟民指责政府的经济改革是“假改革”。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则要求政府落实“供给侧改革”（亦即私有化丶去管制丶减税和削减工人待遇）。有消息称，出席这场论坛的习近平首席经济顾问刘鹤也认同这些自由派主张，但是他不敢公开表示支持。不能排除如果中国经济再次出现严重震荡，习近平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和个人独裁已经开始成为党内权斗的焦点和导火索。最近几周，习近平被迫转变口风，发表了一些关于“保护私有经济”的演讲，并出台了一些安抚私人资本家的新政策。这是因为私有部门的经济危机正在恶化，投资锐减。所以这只不过是政权平衡各方面经济压力的措施，而非真的改变了政治方向。

习近平强化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绝不是所谓的回归“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中国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加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趋势，例如美国政府收购重组通用汽车丶保险业巨头AIG和其他公司。当时德国和英国政府也被迫将一些银行国有化。现在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也是在削弱“自由市场”，加强政府管制。这些措施只不过是试图保护资本主义制度，以免它毁于自己的毁灭性力量。同时中国的国有企业早已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运作，如资本家一样通过外包丶大量使用低薪派遣工和新自由主义伎俩剥削著基层工人，将工人创造的财富送入中共统治精英丶贪腐官员和股东（包括外国资本家）的口袋。

但是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反对将国企私有化，因为私有化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政策将进一步打击工人权益，令富豪们聚敛更多财富。要求改革的楼继伟曾荒谬地批评中国工人工资增长“过快”！唯一能够解决现在的经济困境和恶劣生活水平的方法，是将大公司和银行（无论国企还是私企）收归民主公营，使之受到民选产生的委员会监督，而不是为独裁者拥有和挪用的党产，真正服务于创造了这些财富的工人群众。

中共将新疆拘留营“合法化”

10月初，新疆当局修改了《去极端化条例》，将用于种族主义迫害的拘留营“合法化”。据估计有100万人被关押在拘留营中，其中绝大部分是维吾尔族，另外有小部分哈萨克族和回族。近年来中共疯狂加强对新疆的监控和镇压，要求地方官员“尽最大努力拘留所有应该拘留的人”。

留大胡子丶戒烟或者收看外国宗教电视节目都有可能被直接送入拘留营。被拘留人数暴增，有时甚至超过地方政府的预想。2017年新疆司法部门支出30亿元人民币，将近预算的6倍，其中大多数资金都是用于兴建拘留营。有曾经被关入拘留营的受害者告诉媒体，他们当时被要求放弃伊斯兰教信仰，宣示效忠中共政权，否则会受到处罚，例如关禁闭丶殴打丶禁食等等。

在当前的贸易战和帝国主义冲突下，原本不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美欧政府试图利用新疆等人权和民主议题向中共政权施加更大压力，迫使它在贸易和开放市场等方面作出让步。特朗普政府和一些共和党议员曾提出应就新疆问题对中国采取制裁。在11月6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中国人权问题时，西方政府代表一同对中国做出谴责。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官方媒体和新疆当局大肆美化宣传所谓的“培训中心”，并突然将它变成“合法”部门，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正是为了应对西方政府的压力。

不过中共不会因此停止对于新疆的镇压，因为这不但会点燃新疆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而且很可能会在西藏丶内蒙甚至汉族地区引起连锁的群众运动，威胁到整个独裁政权甚至资本主义制度。而西方政府也不会支持终结中共独裁统治，因为它们和中国仍有著巨大的商业往来。它们想要的是将独裁政权“改良”，使之更顺从西方的要求。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人权理事会在中国的压力下最终没有公布新疆丶西藏丶内蒙丶香港的6个异见团体的意见书，而中国官方的人权报道则获得通过。各个寄望于借助西方向中共施压的自由派政党或人权组织，包括香港众志，又再次换来一次失望。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可能打算在新疆建设一个全面的洗脑系统。将来这些手段很可能会被用于打压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群众。实际上，中共已经将打压打压伊斯兰教的行动扩大至宁夏等较为温顺的回族地区，引起回族群众的担忧和恐惧，并在今年8月引发一场保护清真寺的抗议。社会主义者反对种族丶宗教和文化迫害，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和全面的民主权利，这需要以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团结所有民族的工人群众，终结专制统治。

退伍士兵武力对抗当局镇压

10月初，山东平度约40名退伍士兵准备前往北京上访，要求政府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但遭到平度政府的拦截和殴打。很快全国各地上千名退伍士兵赶赴平度声援。近年来类似的场景在中国越来越多。退伍士兵的策略变得更为有效，使他们能够迅速动员大批人前去声援被当局暴力打压的同僚。但与以往极为不同的是，今次的抗议者携带了木棍和灭火器以对抗警察镇压。这种情况是中国近年来未曾出现过的，再一次表明中国群众斗争正在激进化，对中共独裁政权做出愈发严重的挑战。

平度抗议者做此准备，很可能与4个月前江苏镇江退伍士兵抗议有关。当时数千名抗议者遭到约万名警力的暴力镇压，500多人被打伤，而且有消息称可能有3人被打死。镇江事件可能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汉族地区最大丶最严重的一次镇压行动。但今次平度抗议表明，镇压未能吓倒抗争群众，反而激起更激烈的反抗。虽然平度抗议最终仍被镇压，但可以想见，未来很可能会出现更猛烈的抵抗。

退伍士兵抗议一方面涉及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各地政府大肆举债投资无用基建，不仅缺少资金提高退伍士兵的生活待遇，甚至克扣他们应有的补助挪作他用。但另一方面，退伍士兵恶劣的生活状况也反映出中国整体的贫穷问题，养老丶医疗等社会保障匮乏，以及越多来多人从事低收入的不稳定工作。这也是退伍士兵抗议获得大量群众支持的重要原因。

虽然中共政府承诺改善退伍士兵的生活状况，并为此建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但是接连发生的抗议表明这并没有实际效果，抗议者已对这些承诺表示不信任。退伍士兵抗议可以鼓舞其他群众斗争，但是没有哪个群体能够孤军奋战。退伍士兵须要和工人斗争以及其他群众抗议联合起来，一同对抗这个不顾群众福祉的贪腐独裁政权。

范冰冰逃税被查 揭露中国税收黑洞

今年5月，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揭露著名演员范冰冰逃税。范冰冰已连续4年成为中国收入最高的演员。去年她的收入为3亿元人民币。不久之后，范冰冰便被秘密关押和调查。直到10月初她才再次现身，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封道歉信，承认逃税，并表示完全接受政府的处罚决定。随后新华社报导称，由于范冰冰属于“初犯”，只要她缴纳近9亿元欠税及罚款，就不会追究刑事责任。这显然是一场交易。同时税务部门表示，其他演艺公司如果在今年年内缴清欠税，可以免于罚款和起诉。

逃税成为公开的秘密

逃税在中国资本家和上层精英中非常普遍，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各地政府和税务部门为了吸引投资和收取贿赂，经常视而不见。有匿名电影人告诉媒体，在范冰冰事件爆发之后，明星们赶忙补税，税务部门在“四个月内把一年的税收任务都完成了”。中国经济一再发出警号，中美贸易战不断升温，中共当局可能希望通过徵收欠税来强化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实力，同时减少资本外逃至美国等国家，以便应对未来的危机。范冰冰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典型”。许多人对范冰冰抱著“愉快的蔑视”，因为仅仅是她欠的税就已经超过任何普通劳动者乃至中产阶级一生的收入。也有人愤怒地说，“普通人只赚很少钱，但还是需要诚实缴税”。不过政府并不会把这些税收用于建设完善的公共服务，为所有人提供免费的公共住房、教育和医疗，而是继续兴建无用的大白象工程，令这些钱流入中共统治精英和贪腐官员的口袋。

另一方面，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中国问题专家魏伊（Roderic Wye）认为，中共调查和处罚范冰冰是为了告诉所有人：“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政府之上，没有人可以逃出政府的监管”。近年来，中共一直在打压娱乐节目和娱乐新闻，禁制任何党路线之外的讯息。除了在政治及经济新闻作出严格审查外，独裁政权也在文化生活上进行家长式管制，越来越限制甚至禁制神鬼、性爱甚至是娱乐八卦的话题。

在过去江泽民时期中共喜欢利用这些花边话题和消费主义来麻醉群众，但今天习近平政权对这些讯息也感到不安。这也与政权越来越宣传传统家庭观念、儒家伪道德。另外，娱乐圈是富豪权贵的后花园，明星的八卦话题自然牵涉不少官员，中共对这些讯息传播自然感到不悦。中共通过惩罚范冰冰强化对娱乐圈的控制。

“习近平思想”入电视节目

今年10月，中共推出电视节目《新时代学习大会》（意即学习习近平），于湖南卫视等电视台和人民网等网站播出。该节目以问答竞赛的方式进行，参赛者均是大学生，并邀请所谓“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专家学者担任嘉宾，试图吸引中国青年学习“习近平思想”，并继续煽动对习皇帝的个人崇拜。佳士工人斗争和此前的一系列大规模网络抗议表明中国年轻人正在明显激进化。中共试图通过此类电视节目加强思想箝制，但势必难以取得实际效果。

《新时代学习大会》明显在为习近平及其“思想”做宣传：该节目每一集的标题均以于十九大被加入中共党章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头；节目内容几乎都与习思想和习近平的个人经历相关，包括背诵“习语录”；最后的演讲环节即使声称是参赛者阐述自己的观点，但当然不会真的让选手自由言论的空间，他们只会为习近平和中共政权唱赞歌。

像在背诵课本一样

习近平采取空前的镇压和社会/媒体管制、建立一人独裁、树立个人崇拜的许多做法令民间已有很大不满，即使用一些虚伪的“爱民”言论也压不住。画像遭泼墨、P2P爆雷及受害者维权、佳士工人斗争等事件也迫使习近平势力考虑用新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而电视问答秀的形式则被认为“年轻有趣”，因而被用于这次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

但现实情况却不如策划者所想。尽管光明网称“收视率一路飘红”、“关注度仍在持续升温”，该节目实际上并未在中国引爆明显的关注和支持，年轻人的评论也大多是在嘲讽。节目内容和参赛者显然是排练好了的，被形容“都像在背诵课本一样”。当恶劣的生活处境、贫富差距和镇压推动越来越多年轻人转向政权的对立面、甚至参加抗争时，中共企图控制思想的把戏只会引来更多不满。

社会主义者反对中共独裁统治和它的个人崇拜及民族主义宣传，反对它通过这些手段所维护的资本主义。我们要求终结独裁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在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将媒体民主公营，成为基层群众的发声渠道，而不是独裁者和资产阶级精英的愚民工具。

中国：释放女权工运分子岳昕

去年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岳昕，在8月24日与佳士声援团的另外约50位学生和青年一起被逮捕，一直被秘密拘留到现在。现在网路上发起了“寻月行动”，要求释放岳昕。在佳士工人抗争以前，岳昕已经因#Metoo运动而出名。去年4月，她和其他7名北京大学学生要求校方公开22年前一起性侵案件的文件。

此前，一名女网民在社交媒体指出，北京大学一位教授在1996年强奸了她的同学，还污蔑她的同学是疯子，最后她的同学自杀了。这起事件成为中国#Metoo运动的重要案例。北京大学公布了1998年的一份处分文件，遭到大众的广泛质疑。该文件指事主曾要求和疑犯建立“恋爱关系”，却没有提到任何有关性侵和性关系的事情。该教授只是受到“不当行为”的处分。

胁迫和施压

这份文件公布之后的几天，岳昕和其他同学向校方申请公布与该案相关的所有文件。从那之后校方不断骚扰和威胁这些学生，指控她们“与境外势力勾结”，还威胁不让她们毕业，企图迫使她们撤回申请书。4月20日校方发布了一则没有具体内容的回应。在两天之后的午夜，辅导员带岳昕的妈妈到她的宿舍，要求岳昕删除所有申请资料，并保证不再行动。之后岳昕就被带回家里。

岳昕在网络上发出抗议，说校方扭曲事实并且使她的妈妈精神崩溃，引发北大内外许多人表示声援。有人在北大校园里张贴声援海报，但是很快就被移除。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岳昕的名字也变成了被禁止的“敏感词”。

后来岳昕参加了佳士工人斗争，并成为佳士声援团的领头人物。这表明，在中国青年与工人阶级显著激进化的背景下，不同界别的群众运动正在融合。

另一位声援团女成员沉梦雨在深圳绑架之后，至今下落不明。在沉被绑架后，岳昕发挥了突出作用。她发表公开演讲，撰写文章，接受媒体采访，声援试图建立独立工会而受到警察打压的佳士工人。

8月24日，警察于清晨突袭声援团的聚集点，逮捕了大批声援团成员。此后不久，在被集体关押的地方，岳昕努力鼓舞被捕者。虽然岳昕给习近平的公开信留表现出对于中共政权的“忠诚”或者幻想（也有可能是想借此保护声援团免被国家镇压），但是她在斗争中的勇气和努力是值得敬佩的。

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主张左翼采取有协调、有组织的抗议，反对政府不断镇压左翼青年和群众斗争。像是最近对于中国各地大学左翼学生社团受到镇压，超过10位和佳士抗争有关的学生和工人被捕。在团结对抗国家镇压的同时，我们可以以民主的方式辩论左翼内部关于纲领、分析和策略的政治分歧。

独立工会

岳昕和沉孟雨、顾佳悦，以及其他许多佳士声援团成员，仍然被秘密拘留，可能之后还会有更严重的迫害。顾佳悦在8月24日于北京被广东警方逮捕。她涉入2017年底到2018年初的广东毛派读书会事件。当时有许多毛派青年因被指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而受到逮捕或通缉。顾佳悦此次被捕，部分是广东当局为了先前读书会事件而进行的“报复”。同时，四位佳士斗争工人正在等待审判：余浚聪、刘鹏华、米久平、李展。政府将他们的罪名从“寻衅滋事”变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最高刑期从5年增加到7年。

我们社会主义者要求立即释放所有佳士斗争的被捕者，立即在中国实现完全的民主权利，包含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与示威的自由。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求建立独立民主工会与政治组织的权利。我们主张中国的左翼围绕著这些诉求建设一个协调的、有组织的运动，反对独裁政权，并反对中共所保护和赖以统治的资本主义。

二零一九年

广东万人游行 反高危废物处理中心

2018年10月23日和24日，广东顺德杏坛镇爆发万人游行，反对于当地兴建高危化学废品处理厂。甚至有部分警员也加入游行。该处理厂选址200米范围内便有密集居民区而且接近水源地，一旦建成可能威胁周边多个城市百万人的饮用水安全。因此除了杏坛镇居民，亦有周边地区的居民表示坚决反对。在逾万名群众的反对声浪及抗议行动下，当局于25日表示停止此次工程。

政府和工程承建方曾宣称将采取必要安全措施，不会对周边造成污染。然而以往多次类似事件已经让很多群众无法相信官方说辞。抗议爆发后，政府公告称该项目尚未审批，亦未开始建设，但当地居民见到已有许多机器进驻准备动工。因此该项目很可能是“未批先建”，那么所谓的环境影响评估也只不过会是走过场。

“死亡通知”

据当地居民透露，杏坛镇已经饱受多家工厂污染。因此居民对于这个新的废品处理厂的担忧显然是合理的。有居民说，在听到建设这个废品处理厂的消息之后有如接到了“死亡通知”。杏坛镇居民收集6万人联名要求政府取消该项目，但被政府无视，因此自发上街抗议。

尽管官方依旧试图封锁消息，但此次抗议并为遭到暴力镇压。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正值习近平考察广东的敏感时间点，当地政府害怕暴力镇压可能会促使抗议者尝试围堵习近平，令习近平和中共大失颜面。

当地居民指出，当局只是说停止项目，并非终止或取消，这意味著地方官员为了政绩，还是会找机会重启此工程，或者将项目转移到其它地区。

今次杏坛镇的反污染抗争再次表明，习近平政府的反污染运动并未解决污染问题。波及范围甚广的空气和水污染也说明“邻避运动”是不够的，需要各地的反污染斗争——全省、全国甚至全球——串联起来，建设一场有组织的、协调的基层环保运动。大企业、大财团污染环境的种种做法，也要归咎于将追逐利润放在首位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想要真正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提出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孟宏伟被捕 中共权斗未息

2018年9月25日，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首位中国籍主席孟宏伟在从法国里昂（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所在地）返回中国之后失踪。一周后，他在法国的妻子Grace Meng向法国警方报案，引起轩然大波，得到国际媒体广泛关注。国际刑警组织要求中国政府解释孟宏伟的处境。迫于国际压力，中国政府宣布孟宏伟涉嫌违法，正在接受调查。几小时后，公安部的一场紧急会议提到孟宏伟涉嫌贪污。

权力斗争

Grace Meng否认孟宏伟涉入贪腐，并说他是受到“政治迫害”。这很可能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有消息称，Grace Meng通过孟宏伟担任多家公司的“挂名高管”，年收入超过500万元人民币。但同时一系列迹象表明孟宏伟被捕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权力斗争而非贪腐。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主要目的便是清洗政敌。在公安部的紧急会议上，部长赵克志提到要“彻底肃清周永康遗毒”，并要求公安部门“绝对忠诚”于习近平。而去年中纪委已承认周永康等高官落马是因为“搞阴谋活动”。而且中国政府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供大笔资金以换取孟宏伟担任主席，从而便于发布“红色通缉令”追捕流亡海外的政敌、异见人士和逃犯，也难以让人相信今次抓捕孟宏伟只是因为贪腐问题。

Grace Meng在这场事件中角色也尤为突出。以往落马高官的家属通常会保持沉默，以免遭到当局更严厉的报复，但今次Grace Meng却主动踢爆事件，并积极寻求国际关注。她已雇用了两家欧洲法律公司追寻孟宏伟的下落并游说外国政府向中共施加外交压力。美欧政府可能也乐于以此作为向中共施压、谋取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借口。无论Grace Meng目的如何，她的做法都对中共造成更大压力，亦可能反过来被反习官僚用作武器，加剧权斗。

中美冲突已经开始动摇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和一人独裁，曾暂时减弱的权力斗争正在重新点燃。独裁政权内无论哪个派系都无法给贫穷、受到打压的工人和年轻人提供出路，但是统治集团的分裂会曝露出政权内的更多丑闻，同时也会打破“稳定”的假象，鼓舞群众斗争的信心。

高校同志社团受到打压

中国公众对同志的越来越包容。2015年年末联合国调查显示，85%的异性恋受访者赞成同性婚姻合法化。这尤其反映出年轻人对待同志平权的态度。美国《外交》杂志报导说，今年中国国际不再恐同日（5月17日）的庆祝活动规模空前巨大。许多大学生走上街头派发支持同志团体的传单、彩虹勋章等物品。但与此同时政府和高校校方对同志社团严防死堵，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变本加厉，越来越多地使用国家机器参与打压，甚至扣上“勾结境外势力的帽子”，实际上正是在巩固对性小众的歧视与压迫。

禁止同志社团活动

2017年国际不再恐同日，广州一些高校的同志团体原本计划在这一天举办扬旗、彩虹拥抱等活动。然而就在两天前，社团负责人纷纷受到了辅导员的“喝茶”邀请。这些被校方禁止的学生同志团体多年来一直处在地下状态，没人知道他们是如何获知社团成员名单的，也没人知道他们是如何怎么洞悉到尚未公布实施的活动计划的。据猜测，这是因为警方窃听了社团成员的通讯。

有了解内情的学生告诉社团成员，他们的手机号已经出现在了国保的名单里，证实了他们的猜测。因此活动被迫暂停。然而即使这样，校方还不罢休，下达命令要求各位同学在当日不允许转发任何与这些社团有关的内容，更不允许参与他们的活动，甚至是不允许更改社交媒体的头像（以防学生通过头像图片声援同志活动）。

像这样的“恐怖措施”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内地高校以及社会网络之中了。但在习近平加强控制和打压学生和年轻人的情况下，这已经逐渐成为了常态。校方打压同志社团的方式经常包括向其成员的家长公开他们的性取向，有学生因此被父母强制送去接受“矫正治疗”。这再一次说明传统的家庭结构是独裁政权的统治工具，而性小众权利和团体受到打压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挑战了这种一男一女的父权家庭模式。

中共独裁政权是争取性小众权益和对抗恐同歧视的严重阻碍。它害怕同志运动的抗争行动和成果将鼓舞更广泛的群众斗争，甚至发展成直接挑战独裁统治的力量。因此中国的同志运动不仅需要通过“庆祝”和“教育”活动去改变公众对于性小众的态度，更需要明确反对独裁、父权和它们所依赖的资本主义。

释放被捕学生及工人　停止打压马克思主义学会?

去年七至八月的深圳佳士工人抗争期间，得到全国各地的学生和青年声援，及后8月24日广东警方逮捕50多名声援青年及工人，在11月9日更跨省搜捕十多人。部分人至今仍被囚禁甚至下落不明。

声援的学生很多来自各大院校的左翼学生社团，因为认知中共与资本家一同剥削工人、贪污腐败的的恶行，而对受压迫的工人阶级表达同情，继而挺身行动声援佳士工人。中共为了作出报复，大力禁制各间大学的马思主义学会，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逮捕组织成员，甚至动用保安和黑社会暴力攻击学生。南京有另外8名左翼大学毕业生被逮捕，而南京大学则曾突然暂停全校所有社团的运作，要求学生提交成员名单，否则可能会被取缔。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会长展振振被捕及遭退学，学会亦被校方接管。中国人民大学支持工人的团体“新光平民发展协会”本月2日也遭暂停活动并限期整改。

习近平越来越多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词语，但现实上却完全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现在更要禁止学生组织讨论官方的意识形态，实在是对自己党史的一大嘲讽。我们反对中共镇压学生，反对打压毛派和左翼社团，要求言论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结社自由！强烈谴责暴力镇压，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捕青年及工人，争取组织民主工会和学生团体的权利！支持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反对独裁统治和资本剥削！

反对政治迫害！反对强迫佳士青年“认罪”！

自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被校方接管之后，北大等学校的一些佳士声援团成员在被国安部门“约谈”时看到了岳昕、顾佳悦、郑永明和沉梦雨等四名抗争青年的“认罪视频”。这四人自去年8月被捕之后一直下落不明。所谓认罪显然是在中共当局的虐待甚至酷刑下做出的。曾看过该视频的学生回忆说，顾佳悦和沉梦雨“脸色苍白、眼上带著一道道黑圈，眼光呆滞、口齿不清，在自述说出自己的认罪声明时如同背稿子一般，还经常停顿，频繁地眨眼，似乎记不起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好像需要努力地回忆。”

彼得?达林（Peter Dahlin，2016年曾被迫在中国电视上认罪的瑞典籍人权活动者）接受外媒访问时说：“被关押者会受到非常多的恶劣对待，直到他们被迫认罪。几乎一定会有酷刑。”

“认罪视频”的出现代表著中共对佳士声援团的镇压进一步升级。视频借四名青年之口为中共唱赞歌（中国社会存在一些矛盾和负面因素，但总体上是积极的；在中共统治下，社会状况已有很大改善），并诬蔑佳士工人斗争是“纯粹是激进工人运动团体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戏”。如一名学生对《路透社》所说，这种指控纯粹是颠倒黑白：是佳士工人争取独立工会的抗争和所受的警察镇压吸引了左翼青年的声援，而非左翼青年制造了这场斗争。另外，四人称自己是受“激进组织”操控，企图颠覆政权。视频没有说明具体是什么“激进组织”，更像是指称广泛的左翼青年团体。这除了意味著四人很可能遭受严厉刑罚，也表明政府可能会对中国左翼青年展开更猛烈的镇压。

“认罪视频”的出现代表著中共对佳士声援团的镇压进一步升级。视频借四名青年之口为中共唱赞歌（中国社会存在一些矛盾和负面因素，但总体上是积极的；在中共统治下，社会状况已有很大改善），并诬蔑佳士工人斗争是“纯粹是激进工人运动团体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戏”。如一名学生对《路透社》所说，这种指控纯粹是颠倒黑白：是佳士工人争取独立工会的抗争和所受的警察镇压吸引了左翼青年的声援，而非左翼青年制造了这场斗争。另外，四人称自己是受“激进组织”操控，企图颠覆政权。视频没有说明具体是什么“激进组织”，更像是指称广泛的左翼青年团体。这除了意味著四人很可能遭受严厉刑罚，也表明政府可能会对中国左翼青年展开更猛烈的镇压。

“认罪视频”是中共镇压的一贯伎俩，它想用这种方法恐吓仍在坚持抗争的左翼青年。但是该视频并未像过去镇压自由派律师和人权活动者时那样在媒体上公开播放。有学生说，国安曾表示该视频是国家机密。中共可能担心，至少是现在佳士声援团仍在斗争的时候，如果公开播放该视频，可能引发广泛的学生和工人对运动的同情。中共的担忧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在严重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问题下，左翼思想对年轻人很大的潜在吸引力。

在去年8月大规模逮捕之后，中共曾试图诬蔑佳士工人斗争是受境外势力操控，并为此逮捕了深圳两个劳工NGO的成员作为替罪羊（但这两个NGO其实并未参加佳士斗争）。现在政府的指控从“境外势力”变为“激进组织”，很可能正是因为看出前者无法得到普遍相信，所以不得不采取更露骨的恐吓。

面对未来更猛烈的国家镇压，所有支持工运的人士迫切需要围绕著一系列能够指引斗争方向的诉求采取协调的、有组织的行动。中国劳工论坛要求：

停止政治迫害！立即释放所有被捕的佳士斗争工人和青年；
立即实现全面的民主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的自由；
要求建立独立工会和政治团体的权利；
打倒中共专政！打倒极权资本主义。

一带一路接连受挫

在1月22-25日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有一场关于一带一路的会议，奇怪的是参加年会的中国高级官员（包括副总理王岐山）竟然没有出席这场会议。而且自去年夏天以来，中国高官已很少谈到一带一路，尽管一年前一带一路才刚刚被写入宪法，成为除了“改革开放”之外唯一一个被写入中国宪法的外交和经济政策。中美冲突和一带一路国家愈发强烈的反对声音及债务问题令一带一路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势必打击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因为它是习近平的标志性政策。

计划受挫

一带一路帝国主义扩张计划威胁到美欧帝国主义的市场和影响力，成为当前中美冲突的战场之一。去年7月底，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度-太平洋投资战略，以抗衡一带一路，尽管目前只计划投资1.13亿美元，远少于一带一路；出于同样的目的，美国于12月又推出新非洲战略。中国政府试图通过降低民族主义和对外扩张的宣传调门，来缓和美国资产阶级建制的敌意。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本身也进展缓慢，而且在沿线国家遭遇越来越多的阻力。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8年前11个月一带一路新签合同的价值比2017年同期减少了20.4%。一带一路起初计划的6个经济走廊中，有3个至今尚无大型工程。部分原因在于，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限制资本外流，导致一带一路可以得到的资金减少（一带一路绝大多数工程资金都来自中国贷款）；另一方面，沿线各国的反对声音也越来越高涨。

中国政府通过一带一路项目为其他腐败的专制政府提供资金，暂时延续他们的生命，以此换取商业和贷款合约。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的援助、贷款和合作强化了哈萨克斯坦领导层保住自己权力的能力。”纳扎尔巴耶夫自1991年哈萨克斯坦独立开始担任总统一直到现在，残酷镇压和屠杀抗议者。但一带一路对威权政府的支持效果只是短暂的。由于群众对于一带一路、中国新殖民主义和本国经济状况的恶化，攻击一带一路成为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等国反对派赢得大选的工具之一。

今年1月，巴基斯坦政府决定搁置拉兴雅汗（Rahim Yar Khan）大型发电厂的兴建计划，同时也取消了400个被认为是有政治目的的基建项目。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再度受挫。在对于“中巴经济走廊”十分重要的俾路支地区，俾路支民族主义武装力量将一带一路工程作为攻击目标，他们谴责中国和巴基斯坦政府残酷镇压反抗力量和掠夺俾路支的资源，该地居民无法得益。同样在今年1月，马来西亚正式取消了东海岸铁路项目。去年马哈蒂尔打败亲中的纳吉布成为马来西亚新总理后，宣布暂停该项目和另外3项工程，希望和中国谈判，达成对马来西亚更有利的新合约。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是一带一路最重要的两个国家。

债务陷阱

一带一路早已被广泛视为“债务陷阱”。早在2018年初，美国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预计巴基斯坦等8国家将因一带一路工程贷款而出现财政危机。不久前，巴基斯坦被国际评级机构列为债务负担不可持续的国家。继斯里兰卡因无力偿还对华贷款而将中资兴建的汉班托塔港口租给中国99年之后，去年12月底有消息传出，肯尼亚政府可能因为无法偿还一带一路贷款而将蒙巴萨港的控制权交给中国，引起国内强烈抗议。蒙巴萨港是肯尼亚最大且最发达的港口，而且具有战略重要性。中国在肯尼亚建造的蒙巴萨－内罗毕铁路实际运量只有预期的一半。自2017年开通以来，该铁路一年之内就亏损了100亿肯尼亚先令（约9900万美元）。按照合约，如果肯尼亚政府无法偿还债务，该国任何资产都不受主权保护。

最近美国《华尔街日报》调查马来西亚国有一马公司（1MDB）贪腐弊案的发现势必引发一带一路国家群众更猛烈的担忧乃至怒火。一马公司于2013-2015年被爆出负债421亿令吉（约102亿美元），引发了贪污丑闻和争议。《华尔街日报》揭露了纳吉布政府和中国的一系列会议纪录。纪录显示，中国官员承诺：设法阻止美国和其他国家调查一马公司弊案；窃听《华尔街日报》在香港的记者，查出泄密者并告诉马来西亚政府。作为回报，马来西亚政府将批准一系列一带一路工程。在会议之后几个月里，纳吉布批准了总价34亿美元的铁路、油气管道等工程。同时按照会议纪录，马来西亚官员建议中国提出的工程造价应该高出市价，多出来的资金会被用于其他用途（很可能包括填补一马公司的亏空）。根据马来西亚一家咨询公司早前的估计，刚刚被取消的东海岸铁路实际只需73亿美元，但中国报价为128亿美元。这些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中国贷款，最终将由马来西亚国家财政偿还。

由于接连受挫，加上美欧政府的攻击，中国政府不得不降低一带一路的宣传调门。但是习近平无法放弃这个计划，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的个人权威将受到更加严重的打击。同时由于国内经济出现严重问题，而且美国加强了保护主义政策，中国的大企业和银行需要开拓国外市场。亦有许多中国群众指责政府将大量资金用于海外，而不是用来改善本国人民恶劣的生活水平。中国群众和年轻人明显激进化，已爆发多场大规模网路抗议、跨省罢工抗议以及历史性的佳士工人斗争，中国政府正准备进一步升级镇压。在此情况下，习近平和中共权威受损，可能给其统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一带一路将造成气候灾难

尽管习近平和中共宣称一带一路会是“绿色发展”，但实际上这个庞大的全球基建计划将严重恶化气候危机。中国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煤电投资者。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IEEFA）于今年1月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目前在中国以外全世界所有在建煤电厂中有超过四分之一是中国出资的，而且其中大多使用的是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较高的过时技术。这些工程主要集中在南亚和东南亚，特别是巴基斯坦丶孟加拉丶印尼等一带一路国家。“中巴经济走廊”半数能源生产项目是煤电厂。部分由于“中巴经济走廊”，煤电占巴基斯坦能源供应的比例将从现在的3.1%上升到2025年的20%。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于去年10月发布的调查报告，在2014-2017年间，中国的6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丶进出口银行及最大的4家国有商业银行）向一带一路国家能源业提供了1430亿美元贷款，将近三分之一是投入石油丶石化和天然气行业；他们其中超过一半（140亿）用于建造化石燃料发电厂，而且有100亿是用于建造煤电厂。化石燃料行业占“丝路基金”能源业贷款的比例更是高达93%。

英国气候变化经济学与政策中心（The Centre for Change Economics and Policy）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说，如果一带一路国家采取中国式的高碳排放发展模式，那麽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减排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是控制全球平均气温升幅不超过2℃（相比于工业革命前的水平）。若要实现这个目标，全世界需要在2040年时完全停止使用煤炭发电，也就相当于每天要关闭一座煤电厂。一带一路的大规模煤电和化石燃料投资与此显然是背道而驰。而且巴黎协定制定的是一个很低的标准。各资产阶级政府受到巨大的公众压力下制定这样一个无力的协定。即便全球气温只上升2℃，也会导致严重的气候灾难。科学家说必须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1.5℃以内才能避免灾难，而且即便如此北冰洋的冰在夏季也会完全融化，全世界半数陆地生物会遭受负面影响；严重热浪会更加频繁──而且这还算是好的情况！

中国政府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大量煤电厂，为国内发电丶煤炭丶建筑业公司开拓新的市场，同时也试图将国内污染转移到其他国家，以缓和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日渐增多的环保抗议。煤电厂不仅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而且也在逐渐失去“经济优势”。根据英国气候研究组织“碳追踪计划”（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预测，到2021年时，建造新的风电厂会比继续使用现有的煤电厂更加便宜；到2025年时，太阳能发电也会比煤电更加便宜。但是煤电厂通常可以使用约40年，而且耗费巨额建设投资，这意味著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批煤电厂会将这些国家“锁入”高排放的发展模式长达几十年，进而加剧全球气候变化和灾难。

向较落后国家转嫁污染是帝国主义（包括美欧国家）长久以来使用的伎俩，因此为了对抗气候破坏与污染丶以大规模的绿色科技取代破坏气候的产业，需要一个全球性的社会主义解决方案，需要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对抗盲目逐利的资本主义。

再现毒跑道 贪腐官僚戕害学生健康

从2018年9月开始，浙江三门实验小学学生及家长多次反应校园内弥漫著刺鼻异味，先后有多名学生出现流鼻血、咳嗽、腹痛、头晕等症状，甚至出现脱发和抽搐。最多的一个班，45人有42人产生不良反应，并被送往医院就诊，且有部分学生在之后出现复发的现像。全校1000多名学生有近600人体检异常。

由于近几年来中国多所中小学校曝出毒跑道事件，三门实验小学学生家长怀疑该校存在相同问题。2018年9月底当家长带著检测人员去学校检测时，校方却称家长们是“无理取闹”，并出示了一家省级质检机构的合格证明。当地教育局以及跑道施工方、监工方也信誓旦旦说跑道不存在安全问题。

有毒物质严重超标

10月，在家长抗议之下，校方被迫允许家长们聘请的另一家质检机构重新检测。新的检测结果显示，该校跑道散发的两种有毒物质（甲醛和邻苯二甲酸酯）分别安全限度的2倍和5倍。11月的又一次检测发现另外一种有毒物质（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为安全标准的3倍。这几种有毒物质会伤害人体的内分泌、生殖、神经系统，甚至会造成癌症，对儿童的伤害当然尤为严重。

但是校方却不承认新的检测结果。当家长在校外抗议或者不让孩子上学时，当地教育局官员竟荒唐地警告家长不要试图制造“轰动效应”、不要“干扰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直到今年1月4日，校方才彻底拆除跑道，但并没有兑现拆除跑道后往下深挖50公分的承诺。目前5名学校和教育局官员及工程人员，以及涉事的建筑公司和监理公司，正在接受调查。

校方、教育部门和官方质检机构一同包庇毒跑道和相关公司，显然涉及贪腐。近年来中国毒跑道层出不穷，10多个省份曝出此类事件。同样在去年9月，武汉和济南的两所小学也出现毒跑道，百余名学生身体不适，校方同样声称跑道质量合格。毒跑道横行是制度性腐败、教育商品化和资本主义逐利的恶果。

民主管理

学生及家长对于学校运作并没有足够的知情权和控制权，直到抗议和舆论压力不断增大，才迫使政府介入，经常是曝出一起才查处一起。在中共的独裁统治下，群众往往也难以了解肇事者是否受到应有的处罚，或者是否真的受到了处罚。习近平当局正在继续加大网络和媒体管控，不能排除有更多的毒跑道事件被隐瞒。

只有采取教育资源的民主监督，民主分配，才能实质性阻止毒跑道以及种种类似案例，保证学生的安全。我们要求由学生、家长、教师和工人组成独立、民主的学校委员会，调查所有毒跑道和其他安全问题；学校委员会应有权惩处有罪的官员和资本家，并有权民主监督和控制学校运作（包括校舍建设和课程安排）。同时我们要求全面的教育公有化，大幅增加教育资源，让所有人都能得到优质、安全的免费教育。

页岩气开采引发地震 四川数千人抗议

2月24-25日，四川荣县数千人抗议，要求政府停止开采页岩气，并冲击了当地政府大楼。在24-25日，荣县接连发生三场4.3-4.9级地震，官方通告称地震造成2死13伤，超过2万间房屋损毁，共损失8000余万元人民币。亦有媒体报导死亡至少4人。当地群众认为是附近的页岩气开采工程造成地震，因此上街抗议。政府已禁止媒体报导地震或抗议情况。

警方在24日逮捕了10多名抗议者，而且有多名参加抗议的10多岁学生遭到警察殴打。但之后抗议者仍在继续增加，迫使政府宣布暂停开采。

开采页岩气主要采用“水力压裂法”，即将水、砂和化学物的混合液体通过高压注入地下，将岩石层压裂，从而释放出岩层中的天然气。但是水力压裂法容易污染水源，而且已有研究发现，页岩气开采确实造成近几年四川地震增多。

开采页岩气导致地震增加

荣县居民说，通常在每次压裂开始后的两三个小时里就会发生地震，尽管过去的地震没有今次这么严重。自从去年9月开始开采页岩气以来，荣县发生了9次3级以上地震，200多次三级以下地震。而且当地的地震在今年农历假期期间曾短暂停止，假期结束后重新出现，更说明2月24-25日的地震与开采页岩气有关。有居民说：“现在白天也摇、晚上也摇……大家都有恐惧感，随时都有威胁，人心惶惶。”

此前当地居民已多次要求政府停止开采页岩气，但政府无动于衷。在2月的地震和抗议之后，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开采。但群众怀疑这只是缓兵之计。香港《星岛日报》也报导说，其实页岩气公司只关闭了一个矿井和减慢了开采速度。

2017年四川页岩气开采量是全中国的三分之一，荣县的页岩气储量是全国的六分之一。但四川属于地震多发区，11年汶川大地震官方死亡数字将近9万人（亦有估计为30万）。

中共政府试图通过开发页岩气来减少对进口燃料的依赖，但却对群众的生命安全于不顾，严重的污染事件和工业灾难亦屡见不鲜。中国劳工论坛要求永久停止开采页岩气，并由居民民主组成的委员会独立调查环境损害以及对居民的影响，惩治有罪的官员和老板，并向受害者作出赔偿。要想真正保障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良好生活，必须真正发展及应用绿色能源，但只有由工人群众公有及民主地控制能源和社会生产才能实现这点。

火烧“女生节”横幅　女权斗争新行动

有著妇女争取政治与经济平权的激进起源的国际妇女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早已沦为各大商家极力促销的商机。在资本主义复辟数十年的中国，3月7日还被另外冠上“女生节”丶 “女神节”丶 “女王节”这些父权视角的名称，许多“庆祝”活动亦不乏将女性视为男性玩物的标语，诸如“春风十里，不如睡你”等。这些充满性别歧视甚至性骚扰的横幅得到校方容许。为对抗这种庸俗化趋势，中国政法大学有女学生于3月8日当天放火烧掉校园内的“女生节”横幅。她在社交媒体上说道：“这一行为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大家的追问与反思，妇女节是为了纪念芝加哥纺织女工争取同工同酬丶离婚权丶堕胎权的斗争……”尽管该女生事后称感觉做法欠缺安全考虑，该行动仍然受到网民广泛称赞。去年3月7日，山东大学也有学生抗议“女生节”横幅，批评这是性骚扰。

普遍的性别歧视

中国女性受到多种形式的歧视与压迫。女性经常在个人发展方面更多遭受指摘，被认为不需要读到很高学历丶追求太好的工作，而应该早点结婚生子丶相夫教子。在大学里，除了被曝出的多起教师对女学生的性骚扰和性侵外，女性还经常被说成“不适合从事学术研究”。而父权制度和谴责受害人的文化也令宣扬“穿得时尚暴露，等于教人强奸”等观念的“女德班”有了市场。在社会舆论中，以近期埃塞俄比亚航空302号班机空难为例，一名遇难中国籍女大学生被认为年轻貌美，于是被集中炒作，且被多名网友以“千里送炮”等评论羞辱。

各种歧视与压迫的根源在于性别间的经济不平等，而造成经济不平等的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规范财产继承丶维护私有制和等级制，一男一女结合的核心家庭为经济基本单位，而女性被强加生理上的“再生产者”丶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的属性，在职场上处处收到歧视。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从1990年的73%跌至2018年的61%；即使能够就业，无论公共还是私营部门，许多单位将年龄丶外貌等作为招聘女性的条件。女性工人更多地集中在清洁丶收银等不稳定且低薪的工作。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中国女性平均收入与男性的比例从2010的68%下降到了2018年的62%；而且在类似工作上的收入差距（即同工不同酬程度）从2008年的26%增加到2018年的36%。

表面让步

近年影响到中国的#MeToo运动丶P2P受害者上访丶佳士工人斗争等一系列行动，著实给中共政权造成不小压力。因此，为了缓和群众愤怒，同时也是为了应对已经开始的人口危机，中共及其操控的伪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得不在女性问题上作出表面让步。2月21日，一份关于落实现有禁止就业性别歧视法律的官方通知在网上公布。今年两会期间，有提案建议结束对非婚生子女的经济处罚，亦有提案要令父亲也陪产假。而李克强也声称政府将“加快”发展托儿服务和早期教育。

我们很难相信声称的这些措施能够真正实现并消除性别歧视。习近平上台之后显著加强国家镇压，女权运动成为攻击目标之一。习近平政权以及受其鼓舞的保守力量宣扬回归“中国传统”和儒家文化，呼吁女性从职场“回归”家庭，令女性从事更多无偿家务劳动，以便削减公共服务，同时进一步强化职场性别歧视，将使资本家和中共贪腐官员攫取更多财富。中国政府大学的事件证明，中共政权无法真正消灭中国的女权斗争，将会有更多的学生和青年采取行动挑战性别压迫。

相比以往的国际妇女节，在2019年的这一天，许多人开始学习国际妇女节的起源，了解它的真实含义，不再满足于资本主义下商业化且去政治化的印象。占人口约一半的女性对工人阶级斗争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事实表明女性工人经常率先发起抗争丶并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我们需要一个社会主义替代，诉求将生产资料民主公有化，将民众的需要置于经济利益之上，因而能够实现同工同酬丶永续的公共托育丶教育及其他公共服务，从而令性平斗争与工人阶级斗争联合，合力击败亲资父权的中共政权，令性别平等不只在法律上丶而更在经济方面实现，最终打造一个真正性别平权的社会。

响水爆炸　揭露官商勾结

2019年3月21日，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生态化工园区一家名为“天嘉宜”农药厂发生爆炸。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此次爆炸相当于2.2级左右的地震，发生爆炸的化工厂被炸出一个大坑，整个园区成了一片废墟，周边房屋严重损坏，居民区和学校的玻璃窗被震碎。事故造成78人死亡丶617人受伤。爆炸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当地空气中的二氧化硫丶氮氧化物浓度，曾一度超标57倍和248倍；园区内河流不同程度的检出挥发性有机物。

事发园区为江苏化工企业主要集聚地之一，当地此前已发生多起化工企业安全事故：2007年11月27日，园区内另一家农药厂发生爆炸，致8人死亡丶数十人受伤；2010年11月23日，园区内一家氯碱厂发生氯气泄漏，导致下风向的另一家化工厂30多名员工中毒。2011年5月18日下午，再次有农药厂发生重大火灾；7月26号该厂又发生爆炸。

严重隐患

据今次爆炸的调查人员所说，这个园区从2007年开始运营，当时为了承接从其他地区迁来的重污染工厂匆匆上马，没有做好充分的计画。各个工厂自行铺设管道向河流排污。更严重的是，该园区没有处理废弃物的设施，各工厂自行建设焚化炉，有些焚化炉甚至紧邻天然气罐，天嘉宜就是如此。这可能就是爆炸的原因。该园区使用卡车而非管道运输天然气，但没有做到必要的安全措施，亦有可能引发爆炸。工人和当地居民已多次向政府据报园区的安全隐患和污染问题，但政府一面向工厂收取罚款，一面纵容工厂照常运作。

天嘉宜在2018年2月被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指出存在多项安全问题，包括主要负责人及特殊作业人员未经考核合格丶生产装置操作规程不完善丶动火作业管理不规范等等。爆炸的发生说明，这些问题很可能仍没有纠正。该厂在2017年和2018年，该公司共受到了7次行政处罚和环保处罚，其违法行为包括：违反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制度丶违反固体废物管理制度丶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该厂老板此前亦曾因污染环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天嘉宜周边10公里内有80多家化工厂有环境违法纪录，而且很可能仍在继续污染。

响水经验

当地政府过去也曾阻挠记者调查发生事故的工厂。2007年11月27日爆炸后，众多媒体记者赶赴响水采访。当地宣传部门立即启动了一套禁止记者采访的应急预案，采用武力威胁丶软禁记者，重金收买丶色相利诱等方式收买记者丶阻挠采访，并且总结发布了《沉著应对突发事件，全力做好舆论引导──响水“11·27”事故新闻协调工作的主要做法》一文，又称“响水经验”。12年过去了，“响水经验”并没有被抛弃；在此次事件中，当地政府依然部署了无人机干扰设备干扰丶击落媒体的航拍无人机。3月25日，在响水调查环境污染问题的民间环保志愿者张文斌因“寻衅滋事”被警方带走。

“天嘉宜”爆炸之后不到两个星期，云南大理丶山东烟台丶山东青州丶江苏昆山丶云南昭通丶安徽马鞍山又接连发生6起爆炸，总共造成18死丶16伤丶5人失踪。同样是在江苏昆山，5年前一场爆炸造成146人死亡丶114人受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和政府官僚为了利润与政绩，置无数工人和居民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在明知存在安全隐患丶甚至多次发生事故的情况下，依然“我行我素”，最终酿成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惨祸。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完全只为少数统治者服务的制度，而工人的生命就是驱动这个制度运转的燃料。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推翻资产阶级专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确保工人在真正的公有制下对生产的民主控制，才能防范此类事故的发生。

国家镇压继续 6 名北大学生被捕

五四100周年前夕，北京大学6名左翼学生被捕，下落不明。目前因参与佳士工人斗争而处在监禁下的工人、学生、青年有约50人。而协助打压左翼学生的学生干部则被北大评为“共青团标兵”。中共政权害怕左翼青年和工人在五四和六四纪念日发起新的抗议，更害怕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群众抗争愈演愈烈，因此采取新一波镇压。

警察暴力

今年五一劳动节前，邱占萱、焦柏榕、孙嘉言、李子怡、王瀚枢等5名北大学生前往北京郊区工厂打工，但于4月29日被捕。同日，另外一名北大学生沉雨轩在校内被捕。没有消息表明他们正在进行抗议活动。随后佳士声援团公布了他们在被捕前录制的视频和通讯纪录，揭露出令人发指的警察暴力。

北大马会前会长邱占萱在视频中说，他曾连续5天受到警方虐待，包括长时间审问、打耳光、脱衣服搜身、以高音量收听习近平长达三个小时的十九大报告、以及性骚扰。北大马会于去年12月底被校方接管。

沉雨轩及另外一名学生在28日晚受到警察审问。当时沉雨轩正在上厕所，警方踹开厕所门，将她按倒在地强行带走。两人在审问期间受到殴打辱骂。沉雨轩于次日再次被捕。

佳士声援团也公布了北大校方和警察更多的恶劣行径。例如一个学院团委书记借调查原马会女性成员的机会进行言语的性骚扰。甚至有警察“坦率”地对学生说：“不愚民维稳成本太高”。北大左翼学生将自己受到的监视、骚扰、恐吓、辱骂、殴打称为现实版的1984。中共政权对于反对力量的活动变得越来越敏感，是因为统治精英清楚地知道群众在独裁统治和资本主义下积压起来的各种怒火、工人阶级的潜力、以及当前具有潜在爆炸性的政经局势。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尽管学生们现在面临著巨大困难，但政府仍然害怕他们的运动会壮大起来。”由于担心反过来鼓舞青年抗议，特别是因为佳士工人和青年斗争，今年政府的五四纪念活动远比预期低调。

从去年8月的全国大抓捕以来可以看出，接连的打压令原本对中共还抱有一些幻想左翼学生开始看清，中共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而且向习近平表忠也无法避免打压。一名学生在谈到最近的抓捕事件时说：“习近平的五四演讲充满了关于国家荣耀的口号，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社会正在经历猛烈打压、更严厉的管控和全面审查。”

而且，国家镇压已经从激进左翼青年蔓延到温和NGO。5月8日，北京、广州、深圳的3个劳工NGO被警方查抄，4人被带走（李大君、周丽娟、梁自存、李长
江）。目前尚不知查抄原因。

相比于过去被打压的NGO和自由派劳工活动者，这3家NGO更加“温和”，主要为
底层工人提供生活和职业援助，没有参与工人抗议。李大君和周丽娟所在的北京冷泉“希望社区”更是由共青团中央下属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这3个NGO都曾与当地政府有过合作。

镇压蔓延

它们被警方查抄，说明习近平政权对于基层工人活动越来越紧张，哪怕他们并不打算挑战中共政权。一名去年曾前往深圳参加佳士抗议的学生对《金融时报》说：“今年所有事情都非常敏感。”面对骤然恶化的中美贸易冲突、进一步黯淡的国内经济、以及从去年以来左翼青年和工人发起的挑战，中共统治精英非常担忧。它将会采取更多的镇压行动。

面对国家镇压，中国左翼青年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勇气。社会主义者谴责中共独裁政权的暴行，要求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我们支持争取建立独立工会的权利、政治结社自由、以及全面的民主权利，终结独裁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实现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替代方案。

中国：南应镇压牵涉中共贪腐

4月26日，南京应用技术学校学生和家长因校方虚假招生举行抗议，竟然被校方非法囚禁。当晚抗议者又遭到特勤（中共政府用于维稳的非正式警力）暴力镇压。有消息称警方使用了麻醉弹。多名学生被警方带走，其中一人被控“煽动闹事”。该事件揭露出私立职业学校泛滥、混乱的虚假招生问题，并因警方的残酷镇压、官商勾结以及学校的军方背景受到大量关注和谴责。

南京应用技术学校有6000名在读学生。它自称是大专职校，但实际只是中职，。该校的护理系更是完全造假，每年学费高达1.6万元，但实际却是“家政服务系”，无法为学生提供护理专业资格证和医院实习。已就读多年的学生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学籍。4月22日，校方公告称，学生要想拿到大专文凭，必须转考另外一间学校，但不保证录取，而且新的学校也没有护理系。

学生家长前来学校理论，校方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殴打家长和学生。为了封锁消息，学校使用强制手段，将学生们锁在宿舍中，锁校，并要求没收手机。学生们通过网络向外求助的方式也被封锁，相关微博贴文都被立即删除。在当晚午夜至凌晨，有的学生砸破了门窗逃生，有的宿管老师为了学生打开了大门，学生们终于冲出来了。

但这却只是开始，蜂拥而至的特勤进入学校，开始殴打镇压学生，也殴打帮助学生的老师。这样对学生的残暴的镇压，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而且27日一早，南京警方通报称事件是因“社会闲散人员和被开除学生煽动”，而对该校和警方罪大恶极的行为只字未提。

军方背景

事后媒体调查发现，这场骗局牵涉到江苏一家可能拥有军方背景的大型教育业公司──中宁教育集团。该集团董事长王中平为解放军预备役中校，而且南京应用技术学校的“军事化管理办公室主任”是解放军一个训练基地的前政委。中宁集团旗下的南京东方文理专修学院院长曾是江苏省政府官员。这正解释了抗议学生何以遭到如此令人发指的镇压。

东方文理专修学院借用南应的名义招生，逃避监管。南应被曝出以每个学生6000-7000元的价格委托他人替学校招生，这在中国是违法行为。两校地址相同。早在2017年，南应就已被揭出虚假招生问题。当时南京政府曾说要“查个水落石出”，最后却没有下文。南应甚至厚颜无耻地指责媒体“收受贿赂对我校进行不实报导”。

东方文理专修学院也曾卷入学生卖淫案件。两年前，该校保卫科勾结校内KTV逼迫学生卖淫。中宁集团屡次被曝出丑闻，但最后都不了了之，说明它一直受到政府甚至军方庇护，甚至干脆就是中共官僚的产业。

民主调查

南应抗议和镇压直接中共政权的贪腐行径，也揭露出教育私有化的乱局。政府不可能真正调查和揭露所有真相。我们要求成立由学生、家长和独立工人组织组成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彻底查清、公开南应和中宁集团背后的官方联系和所有违法行径。这个委员会应该有权惩处所有有罪者，包括政府官员。

同时需要将教育完全公有化，由学生、教师、家长以及民主工会民主管理学校和课程，并为所有人提供免费且优质的教育。要想实现这些目标，必须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人运动和独立工会运动，挑战中共独裁统治和资本主义。

中国：996 点燃大规模网络抗议

程序员发起的反996网络抗议打破了资本家和中共政府塑造的“只要努力，就有回报”的奋斗神话。程序员作为现代白领工人，相比于底层劳动群众，享受著较为优渥的待遇，因此也曾被认为是最不可能发起斗争的群体之一，所以反996抗议更突出地表明中国劳动群众的激进化进程。当局宣传或暗示：那些在罢工与示威中为自己权利而斗争的工人都是不愿工作的懒汉或者是“受境外势力操控”，而勤劳的中国人民的需求只有埋头苦干。越来越多工人和青年明白，这不过是中共政权用来抹黑工人斗争和维护资本主义剥削的谎言。

3月26日，世界最大的社交编程及代码托管网站github上出现了一个叫996.icu的项目。“996”工作制，即每天早 9 点到岗，一直工作到晚上 9 点，每周工作 6天。996.icu意思是如果按照 996 的模式工作，那以后就得进 ICU 了。

996在科技业是普遍状况，而且许多程序员和其他行业的劳动者工时甚至比996更长。据估计中国每年有60万人过劳死，IT业是重灾区之一。有程序员说自己的工作就是在“拿命换钱”。

996.icu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大量的关注，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这个项目中，有一份还在不断增加采用996制度的企业名单，和用于阻止这些公司使用许可证下的软件或代码的“反996许可证”等等。抗议的程序员表示：“从闭源到开源是一次伟大的进步，从开源到同时强调保护劳工权益也将是一次伟大的进步，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主张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开源软件许可证。”

这场网络维权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开来，而且得到美国微软员工的声援。许多加入网络抗议的程序员不仅谴责996的超长工时和政府的口惠而实不至，而且直接谴责资本主义。也有程序员说到，佳士斗争已经说明，即便刻意表示反996不是政治运动也无法避免政府打压。这些讨论在过去的其他网络抗议中是罕见的。工人的网络抗议拥有更大的潜力。当劳动群众的怒火从网络抗议升级为现实的罢工抗议和工人运动时，拥有强大的力量，能够终结中共独裁统治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在这样声势浩大的网络运动下，资本家的反应更令抗议的程序员和广大群众感到愤怒。4月11日，马云公开声称，996是“福报” ，更戏剧性的是马云在作为中国最有权势的垄断资本家的同时，还是个中共党员。这揭露出中共独裁统治正是在保护资本家的剥削和利润。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为自己塑造的偶像崇拜和江湖侠气式的形象被他们自己的“诚实”打得粉碎，各大视频网站上恶搞和讽刺诸位大资产阶级和996等的剥削方式的视频成功爆火。“那我用劳动法起诉公司996，能不能站著把钱挣了？——那你大概是在监狱里跪著。”戏谑中处处都是劳动者对独裁政权和资本主义剥削积压已久的不满。

政府不得不对沸腾的民怨有所表态。人民日报说“崇尚奋斗，不等于强制996”，但也只是通篇和稀泥而已。至今没有任何一间公司因为工时过长而受到处罚。杭州一家公司因在年会上高调宣布施行996受到广泛关注，正在接受调查，但当地政府很可能是拖延时间，想要等到抗议声浪过去之后让案件不了了之。因为如果真的做出处罚，一定会有大批程序员和群众要求处罚其他公司，而亲资的中共政府不可能这么做。

8小时工作制

996不过只是中国劳动群众恶劣处境的冰山一角而已。996.icu表达出中国工人群众积压的怒火，也部分展现了工人运动的巨大潜力。网络抗议可以鼓舞更多工人发起现实的斗争，而工人运动最能够挑战中共独裁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者要求立即全面施行8小时工作制，同时大幅提高工人收入，完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我们支持工人建立民主的独立工会，这是挑战中共独裁资本主义的关键武器。同时也必须建立一个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彻底终结独裁资本主义，建立由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的真正的公有制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中国：尘肺工人声援被捕工运人士

4月15日，上百名湖南尘肺病工人发起网络声援和请愿行动，要求政府释放3名工运人士并向尘肺工人提供足够的补偿。

2019年3月20日，关注工人权益的“新生代”网站的编辑危立志被警察抓捕，并遭到警察入室搜索，电脑手机等被没收。而在这之前数个小时另一位编辑柯成兵也已被抓捕，同年1月8日编辑杨郑君也遭受到同样对待。

该3人被控“寻衅滋事”，于今年年初被捕。逮捕的直接原因是新生代网站曾帮助尘肺工人维权，但深层原因在于佳士工人斗争之后习近平政权对左翼学生和工运人士的大肆镇压。

特别是在当前继续升级的国家镇压之下，工人的声援行动更具重要意义。在网络声援前几天，湖南尘肺工人曾打算再次前往深圳抗议，但遭到本地政府的拦截和恐吓。

深圳既是新生代3名编辑现在被关押的地方，也是这些工人过去工作并染上尘肺病的地方。

工人对于当局的镇压感到愤怒。工人的一封联署信写道：“帮助我们这些绝望的工人，为什么是有罪的呢？”

关押3名编辑的看守所的警察曾对工人说，这3人是“被工人利用了”。中共抓捕工运人士和支持工人斗争的年轻人、查封劳工NGO和左翼学生社团，是害怕工人斗争挑战自己的独裁统治。

尘肺是职业病，而且被称为“穷人病”，因为只有穷人才会从事容易患上尘肺病的职业。尘肺患者会逐渐丧失劳动能力，而且到晚期时甚至连感冒都可能致命。现在中国尘肺工人仅官方认可数据就有70万之多。

抗议不断

由于大批底层工人（尤其是农民工）没有劳动合同，再加上政府包庇资本家，有不计其数的尘肺工人无法得到官方确诊，因此才出现2009年“开胸验肺”事件。十几年来，全国各地的尘肺工人维权抗议接连不断，政府却采取拖延战术，和他们“斗长命”。

去年11月，300名尘肺工人聚集在深圳社保局，希望进行谈判，官方原本答应派出市委秘书长协商，但最后却毁诺，出动警察强制驱离，甚至进行殴打并使用辣椒水。尘肺工人明白到需要更大规模的力量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发起今次的声援行动。这是工人意识的重要进步。

社会主义者要求政府立即满足尘肺工人的诉求并立即无罪释放所有被捕的工运人士和政治犯。尘肺工人和整个工人阶级需要独立的民主工会和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才能彻底摆脱现在的贫穷和悲惨处境。

中国：建立独立工会和工人政党 终结中共独裁资本主义

在今年五一劳动节，因要求建立独立工会而被捕的4名佳士抗争工人仍在监狱里等待审判。自去年7月政府开始镇压佳士工人抗议来，大批工人、支持工人斗争的学生、以及劳工NGO人士被捕，目前超过50人仍处在监禁之中。从去年8月24日针对佳士工人斗争的全国大抓捕到今年4月，“中国劳工通讯”网站共纪录了1000起工人抗议、罢工，比5年前习近平刚刚上台时（2013年9月-2014年4月）增加了超过一倍。

“中国劳工通讯”纪录的工人斗争主要来自社交媒体，只占实际工人斗争的一小部分，而且考虑到5年来国家镇压和媒体审查大幅升级，中国工人斗争的发展比这些数字显示出来的更加重大。随著贸易战升级和经济急速放缓，中国工人斗争将会继续增加。

工人生活恶化

近几年来，中国劳动者收入增速持续放缓。2018年，占劳动人口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不到4000元。特别是是在建筑业，拖欠工资的严重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甚至可能在恶化，政府则干脆不再公布欠薪数据。为了拉动消费（特别是房地产市场），中共开始放宽对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限制，但是在低收入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整体匮乏的情况下，农民工的生活状况无法得到真正改善。

不过就连白领工人也开始面临困境。求职网站智联招聘报告指出，相比去年年底，今年第一季度白领工人的平均工资不增反降，揭示出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
在整体低迷的经济状况下，中共一直鼓吹的“互联网+”新经济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机。腾讯、京东、滴滴、美团等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纷纷传出大批裁员的消息。今年前4个月，全国至少有30起快递/外卖工人罢工抗议，原因大多为降薪。4月初，中国最大的快递公司之一京东物流被曝出将取消快递员底薪、增加收件任务、并减少为快递员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工作条件恶劣

与此同时，中国工人的工作条件依然十分恶劣。不久前，许多程序员发起大规模网络抗议，反对996工作制，得到广泛关注。不久前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北京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约60个小时，可能已经超过香港，成为全球工时最长的城市。
中国很多工人不得不在危险的环境下工作。4月11日，一名窦姓建筑工人在网络上发布一段影片，备受关注。窦姓工人将工人用的安全帽和管理人员用的安全帽相撞，管理人员的安全帽很结实，而工人用安全帽一碰就裂。影片广传后激起强烈谴责。窦师傅因可能失去工作而被迫删除影片。

中国建筑与化工行业事故数量持续增加。仅在今年3月底，全国各地就发生多起爆炸与火灾事故，造成85人死亡。低薪的工人也经常被迫租用不安全的房屋，这也酿成许多伤亡，例如2017年底被北京政府用作驱逐“低端人口”的借口的西红门镇大火。

这些事故多是人祸， 造成7 8 人死亡、617人受伤的江苏响水爆炸案便是政府包庇资本家、纵容危险运作的结果。响水的工业园区过去已发生多起工业事故，当地政府则只顾阻挠媒体报导，隐瞒真相，甚至总结出一套用于封锁媒体报导的“响水经验”。响水惨剧只不过是中共独裁资本主义之下，官商勾结、为了利润无视工人生命安全的缩影而已。

为了挑战资本家越来越严酷的剥削，中国工人需要独立于中共政权的民主工会，这是建设强大工人运动不可或缺的武器。社会主义者要求释放所有被捕工运人士，撤销所有控罪。我们要求在大幅提高工人工资的同时，立即全面施行8小时工作制；废除户籍限制，并通过工人民主管控的公有制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所有人提供充分、优质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建设一个有力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性工人政党，终结中共独裁资本主义，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中国“专项整治”对准女同性恋

国际不再恐同日前夕，中国政府对性小众展开新一波的打压，今次主要攻击目标是网络上有关女同性恋的内容。4月中，新浪微博封杀了拥有近5亿阅读量的话题群组#les#。这是继去年4月新浪微博“清查”同性恋内容之后的又一轮攻击。

有25万组员的豆瓣小组“les sky”公共入口被封，仅原组员及组员邀请才能进组。微信用户无法在个性签名中加入彩虹旗符号。4年前庆祝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淘宝也大范围下架同志相关产品。

清除女同性恋内容的做法极可能与中国网信办启动不久的“网上低俗信息专项整治”有关。从列举的清除内容看，女同性恋显然被视为违背所谓“正确婚恋观和家庭伦理道德”。

对抗不公正制度

政府的打压正在激起对整个网络审查和压迫制度的愤怒。有抗议者在微博上写道：“我们发声不单单是为了这一个群体，也是为了被堵住嘴被消失在视线里的无数个群体”。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在一篇抗议文章中也谈到，基于不公正环境受难的人还有很多。

面对这一波打压，很多性小众权利支持者并未屈服，不分性别与性向参与声援。可见许多民众也逐渐认知到各受压迫群体需要团结斗争对抗不公正制度。

今次政府特别针对女同性恋，而且新浪微博没有公开宣布清理行动，想要分化削弱反对声音，但反对打压的#我是les#的话题阅读量仍然达到至少有3.6亿。豆瓣、微信和淘宝在压力下取消禁令，但新浪微博没有重新开放被封的话题社区，政府也未如去年一样让步。习近平政权对性小众的打压正愈发强硬。

另一方面，今次打压行动相信与中国出现的人口危机相关。由于女同性恋同时冲击一男一女结合的核心家庭制度和女性生理上“再生产者”的角色，她们于今天成为网信办的特别“关切”对象。这揭露出女同性恋在父权资本主义所受的性别和性向双重压迫。而工人阶级的女同更是还要遭受资本家的剥削。

社会主义者反对封锁网路和言论自由，支持性小众的表达权利。我们支持同性婚姻的自由，反对在任何地方的歧视。尤其是在学校和职场里，底层同志需要组织起来抵抗压迫。

为了实现性向平权，需要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愿景，将性小众、女性等所有受压迫者的斗争联系到工人运动，以打倒父权资本主义和中共独裁政权。

在民主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下，大幅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实现真正的婚姻自由。

中国：革命性剧变的巨大潜力

贸易战骤然升级，国内经济急遽放缓，工人群众斗争的彼伏此起，让中共统治精英担忧不已。尽管习近平政权继续升级镇压，但中国存在著革命性剧变的巨大潜力。

普遍“焦虑”

英国《金融时报》近期采访了杭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生动揭示出中国群众在经济放缓、巨大贫富差距、生活水平停滞、公共服务短缺下的不安情绪。这篇采访多次用到“焦虑”这个词。受访女士工作于网易公司，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公司曾打算解雇她，只不过因为她正在哺乳期而撤销了决定。她的哺乳期将在3个月后结束，到时她很可能仍然会被解雇，而且她很可能会因刚刚生育而受到更加严重的职场歧视，令她难以找到新的工作。

中国政府曾宣称新兴互联网经济将代替传统制造业推动中经济增长，但是现在互联网行业同样受到经济放缓的冲击，多间大型互联网公司传出大规模裁员消息。京东可能裁员12,000人，占其雇员总数近一成。阿里巴巴则已经冻结了招聘人数，有分析指出冻结招聘人数往往是裁员的前奏。对于被解雇的员工来说，马云所说的“996是福报”带有更加残酷的意味。

令受访女士特别不安的是食品安全问题、孩子入学困难和购房困难。从去年开始，中共政府开始尝试大力遏制房价高涨。这主要是因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爆炸很可能引发全面的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遥不可及的房价长期以来是群众怒火的焦点之一。但是遏制房价上涨的措施包括增加首付比例，意味著拥有足够存款支付首付的人更少，购房更加困难。可见在资本主义之下，中共不可能让劳动群众的住房需要得到保障。

相比于这个年收入50万元人民币（属于前10%）的受访家庭，基层劳动群众的生活处境更加恶劣。底层工人早已经历了中国接连的工厂倒闭潮，普通女工会因为生育而被迅速解雇，更不用说他们没有钱为子女购买相对安全的进口食品和优质教育。当中产阶级担忧阶层/阶级固化正在来临时，广大工人阶级早已陷入世代贫穷。

扣除通货膨胀之后，2018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仅5.6%，连续第6年低于官方的GDP增速。近3亿农民工的人均收入增速更是低得可怜。收入增长放缓转变为家庭债务激增。从去年开始，家庭债务突然成为中国新增债务的最大贡献者，占比将近一半。家庭债务占GDP比例也已超过50%。生活水平的停滞令中共难以用“经济发展”来维稳，令群众愈发难以忍受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匮乏和独裁统治，推动更多工人和失望的中产阶级发起斗争。

贸易战升级

这种情况将因中美贸易战和广泛冲突的升级而进一步加深。中国政府宣布将从6月1日开始，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加征新的关税，并加强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以报复特朗普的新关税。中国没有立即加征关税，是为继续谈判留下空间，但是谈判前景已经变得更加不确定。

特朗普政府从5月10日加征的关税已经开始对中国经济造成打击，预计降使中国今年的GDP增速降低0.2-0.3个百分点。但比起对GDP的直接影响，更严重的是由于新关税导致成本骤增而令中国厂商迁移至台湾或东南亚国家，再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中国的许多工厂已经不再接受新的美国订单。

湖南一家国有水果罐头公司负责人说，25%的关税对于对美水果出口而言几乎是灭顶之灾。上海一家港口仓储公司总经理则说，同业竞争将变得非常激烈，甚至“肮脏”。如果特朗普兑现他的威胁，对其余的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共政府可能无法保住6%的GDP增长目标，这从不同方面来说，对中共都会是一个灾难。

如果无法“保6”，不仅中共的统治威信和国内外资本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将大大受损，更重要的是可能造成失业潮，进而点燃激烈的群众斗争。今年中共对于就业问题格外担忧。

在5月13日的一场全国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要求各级官员将创造就业岗位作为首要任务，特别是要保证大学毕业生、退伍士兵和农民工就业近年来。退伍士兵因为就业和生活保障等问题发起多场大规模抗议。如果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大规模失业，将强力加速中国工人与青年的激进化进程，类似于佳士事件的斗争将陆续发生。

经济再次放缓

中国G D P 增速上一次跌到6 % 以下是1989-90年。当时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群众民主运动，几乎要推翻中共政权。经历过资本主义复辟、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和令人发指的国家镇压，今天的中国群众已经积累起更加强烈的怒火。

失业潮和群众斗争的升级将反过来削弱中共在贸易战中的力量。对于中共来说，这会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在贸易战中做出太多让步，中共会反过来成为它自己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攻击目标。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引述匿名中国政府顾问的话说，中国的左翼[实际是指民族主义]学者正打算把中美之间“任何”协议都说成是“民族耻辱”。

为了维护面临多重危机的独裁统治，中共官方媒体接连发出强硬的民族主义言论。5月1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发出罕见的尖锐评论：“必要时不得不打……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不过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道坎儿，没什么大不了”。但政府的民族主义煽动受到许多嘲讽。例如当官方媒体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打贸易战”时，许多网民说自己就是被牺牲的“代价”。

贸易战并非中国经济面临的唯一难题。在特朗普加征新关税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急速放缓，然后由于贸易战升级而进一步恶化。4月，中国多项经济指标低于预期。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仅7.2%，为16年来同期最低。汽车销量继续下跌，同比减少15%。这说明“以消费为新的经济增长支柱”并没有取得实际效果。在严重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中共指望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本就是天方夜谭。同时，制造业投资增速也将到15年来最低。

在今年1-2月惨淡的经济状况之后，中共在3月份向市场注入大笔新增贷款，数额是10年来同期最高，将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拉升到6.4%，和去年年底持平。但随后政府再次减弱刺激政策。习近平政权担心债务大山崩塌，摧毁整个经济，因此始终不敢恢复过去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但最新的统计数字证明中国经济已经何其依赖信贷刺激。

由于贸易战重新升级，中共政府接下来很可能会大幅强化刺激政策，向市场注入大笔的资金/债务。习进平的走钢丝游戏变得越来越危险。

中共失去了“高速经济增长”这一统治支柱。虽然习进平不断升级镇压，但新的群众抗争仍在继续爆发。互联网行业反对“996”工作制的大规模网络抗议吸引了许多关注。这场罕见的白领工人抗议公开挑战超长的工作时间和资本家用来压榨工人的所谓“加班文化”，并得到美国微软员工的声援。政府在工时问题上的口惠而实不至让更多青年工人看到，中共独裁政权正是保护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

面对正在沸腾的群众怒火和接连而至的国家镇压，需要建设一支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力量和工人政党，以阶级团结和国际主义对抗中共政权的民族主义分化，以民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取代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所滋生的专制统治。

中国：天安门大屠杀30年

今天是北京六四屠杀30周年。 1989年4月爆发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使全国陷于群众革命运动，北京瘫痪了七个星期，运动蔓延到300多个城市，成都和西安等城市的主要广场也像天安门那样被成千上万的人群占领。

6月4日北京的镇压行动中，普遍认为大约有1,000人被杀，另外还有更多人在中国其他城市的镇压中死亡、受伤和被捕。

6月3日晚至4日，解放军坦克和装甲车队从四个方向进攻北京，他们遭到北京工人和普通市民，特别是青年人的英勇抵抗。

“该杀的杀”

5月底，20万清场部队（这个数量足以入侵一个国家）被北京的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不可思议地拦截了15个昼夜，被迫扎营在郊区。当局最高领导人本以为，仅通过展示军事力量就足以震慑群众并恢复“秩序”（即他们破碎的专制权力）。

但是，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勇气挫败了最初的军事部署。士兵们不想攻击人民，军官们也意见不一，不清楚哪股势力在控制政权，以及领导人想达到怎样的目的。军方将领的迟疑给政权造成了危机——这是最终暴力镇压如此极端的一个关键原因。

陈墨在《震撼世界的七周》（由中国劳工论坛网站chinaworker.info出版，可从我们的网上商店订购）一书中描述，15天里里，超过一百万人参加组成了阻拦“人墙”，并拉拢与解放军。我们不是要轻视学生，但远不只是一场“学生运动”，而是一场遍及社会各阶层的革命斗争。美国驻北京的外交官抱怨说，他们不得不派车去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大院接他们的中国同行，因为中国外交官的司机正在街头参与示威。

亲邓小平的解放军军头王震说：“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血腥镇压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还曾扬言“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

这些血腥事件塑造了今天的中国。这个表面打著“共产党”旗号的世界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体，拒绝哪怕是最小的民主改革，尤其是过去五年反而将国家镇压和政治控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观点认为六四屠杀来自邪恶的毛派“共产主义”，而实际上，中国变得越资本主义，就越具有镇压性。一位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斗争、反对国家镇压的20岁马克思主义活动者对《华盛顿邮报》(2019年5月25日)说，“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你会发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回事。他们把法西斯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就像挂羊头卖狗肉。”

中共的超级警察机器的规模庞大，眷养了1000万个网络间谍。2017年中国维稳费（1.2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埃及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个警察机器的主要就是为了阻止工人阶级组织起来。

劳工维权人士韩东方表示：“中国在过去的40年里一直将市场为信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挥舞著共产主义的旗帜，但实际上中共就是资本主义、市场和丛林法则的最大信徒。”[金融时报，2019年5月24日]

独立工会

韩东方在六四屠杀后被监禁，因为他是八九运动中出现的独立工会的先锋。后来独立工会成为政权镇压的主要目标。为扼杀工人阶级的力量、新成立的独立工会、以及八九运动最后一段时间的广泛罢工，中共政权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最可怕的镇压。当年设在天安门广场的独立工人工会总部就正是六四当晚镇压最血腥的地区。。

即便是1989年北京“头号通缉犯”名单上的少数学运分子，最多也只被判了2至3年监禁，当然，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但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据估计有两万人被捕，当中有15,000名工人被控组织罢工（“搞破坏”）和秘密工会（“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没有学生被判处死刑，但这一厄运发生在几十名工人身上，还有其他工人被判无期徒刑或多年劳改。

大多数报道都把八九运动描述为“学生运动”，但这只是以偏概全而已。学生们涌入并占领了天安门广场，点燃了这场斗争，展示出英雄主义和勇气，但他们更多是对以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为代表的那些“改革派”抱有幻想，去反对那些想要加强专制统治的强硬派。改革派支持渐进的、受控的民主化，包括赵主张非常有限地放松媒体管制和废除政府部门的“党支部”（实际上是确保对政权忠诚度的监控部门），而强硬派认为赵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走得太远了。

大多数天安门事件报道中遗漏了工人阶级的关键作用。到运动后期，学生们已经极度疲惫。学生抗议已过了高潮，许多学运分子在5月开始大规模绝食抗议中耗尽了能量。最初的学生领袖大多来自北京的精英学校，并与中共官方机构的联系紧密得多。而后来取而代之的学生则是来自北京以外的新鲜力量，而且他们具有更多工人阶级背景。学生在运动中的比重上也减少了，北京的工人阶级青年开始发挥更加主要的作用。5月20日当政府宣布戒严、军队进入北京后，这一转变更为明显。

八九运动一开始作为学生抗议运动旨在支持中共的“改革派”，反对更专制强硬的“元老”，但后来发展成为一场以工人阶级为主的斗争，更坚定地想要推翻中共政权，尽管他们的想法并不完全清晰。工人对于赵紫阳和他的改革派盟友没有任何特殊情感。

不幸的是，工人没有明确的想法或策略，没有推进运动的诉求和方案。发起这场斗争的学生领袖害怕“走得太远”，在开始时甚至想阻止工人加入示威（因为害怕激怒政府）。而随后加入斗争的更无产阶级的群众和学生则没有这样的保守思想。

他们看到这场运动正在迅速成为生死攸关的斗争，政权毫无做出让步的准备。但当时缺乏明确的计划和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去准确把握形势并及时重新定位群众运动。

权力斗争

当局在应该让步还是武力镇压的问题上发生权力斗争。权力斗争在1989年5月达到顶峰，赵紫阳遭遇决定性的失败。这是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赵紫阳被软禁直到2005年去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邓小平和他的同伙在6月3日至4日发动了这种无端和过度的暴力。

1989年5月23日，《纽约时报》的A. M. Rosenthal写道：“1989年5月，中国政府一度失去控制权。”这是个准确的描述。 30年前，这位评论员提出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由于没有任何能够介入局面的权威力量，中国政府可能将能够重整旗鼓，恢复国家权力。”

1989年的中国正位处在革命（群众运动）和反革命（邓小平的亲资政权）之间的殊死搏斗之中。群众运动没有发展出替代形式的政府，没能呼吁群众运动更进一步、建立人民政权的机关（如全国各地相互联结的民主委员会），没有让正在组织独立工会的工人带头建立工人和穷人的民主政府，因此错失了时机。

邓小平政权得以重整旗鼓，大肆镇压。他希望可以一石二鸟。 首先，工人组织是主要目标。政府以如此残暴的方式清洗街上的抗议者，对整个国家造成长达数十年的威吓。血腥镇压的另一个目标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因为改革派曾向学生抗议者提供支持或让步。镇压要发出的一个讯息是，虽然中共所有派系都同意需要更多的资本主义措施，但“政治改革”和西方式“民主”却是禁忌。

六四屠杀并非如一些评论家所声称的那样导致了非资本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的重新巩固。中国的斯大林主义体制在此前十年的改革中已开始瓦解。六四屠杀名义上是捍卫“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推动中国政权彻底变成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时刻。1989年是一场失败的政治革命，尽管它没有完全表明自己的目标和任务。

残暴的资本主义复辟

特别是在1992年历史性的“南巡”后，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继续走向资本主义，但这个过程受到中共威权政府的控制，以确保党内精英（尤其是“太子党”） 可以掌握资本主义经济中最肥美的部分，同时保持铁腕政治控制，以保持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消除任何对残暴资本主义复辟的抵制。在1990年代末达到高潮的国企私有化中，有多达6000万名工人下岗。永久性工作被不稳定的临时工、合同工和派遣工所取代。如今，中国的国企雇用了6,000万名派遣工，他们的工资和社会福利都低于正式工。

1998年中共效仿英国撒切尔将住房私有化。今天，95％的中国住房是私人的，公共住房微乎其微。相比之下，德国的私人房屋占51％，美国占65％。房价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巨大负担。北京、上海以及中国的其它几个城市名列世界上平均房价相与平均收入之比最高的城市（比东京贵一倍，比伦敦贵三倍）。

一些旁观者误以为工业的高度国有化表示中国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仍是不同社会制度的混合体。 国家经济占中国GDP的30％左右（包括银行、能源、电信等关键部门和相当一部分制造业）。在1990年代，国有经济被用来创造出新的资产阶级，中共官员的亲戚和朋友获得了利益最丰厚的位置。

这正符合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中对斯大林主义的预测：假若工人未能够成功透过政治革命实现国有经济的民主控制（例如1989年的中国），就会有如此的结局。

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植根于对群众抗争的恐惧以及资产阶级精英的不安全感。资产阶级精英在前所未有的媒体控制和国家宣传的帮助下，很大程度上将其财富隐藏起来。中国的资本主义模式不是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市场”，而是东亚的威权资本主义，就像是蒋介石的台湾，李光耀的新加坡和朴正熙的韩国。这些是国家控制或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完全”资本主义政权。

近期可靠的媒体报导表明，中共高层“太子党”之一习近平的家族拥有1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中中共大部分政治局委员也极为富有。以美元计，中国亿万富翁人数很久之前就已超过了美国，去年为819对571人。

香港纪念晚会

香港是中国唯一一个能够公开纪念六四屠杀的城市。今年的三十周年纪念晚会创下破纪录的人数。今年的纪念会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因为香港傀儡政府正在迅速修订逃犯条例，激起了大规模群众反抗。这项法律将让香港异议份子和政治活动家可以被遣送到中国受审。在专制的司法体系下，他们会完全丧失基本人权，受到酷刑，被迫在电视上认罪。

在中国其他地区，中共的镇压继续打破纪录。在穆斯林聚居的新疆，全体居民都面临官方恐怖手段，超过一百万人被关押在名为“职业培训中心”的集中营。新疆的面积相当于半个印度。它已经成为警察国家电子监控的巨大试验场，配有脸部识别监控系统、DNA采样和强制安装手机间谍软体等尖端监控技术。

去年佳士工人斗争之后，左翼活跃青年、学生和工人遭到镇压。虽然镇压规模比新疆小，但却是习近平镇压加剧的重要事证。尽管中共伪装在“共产主义”旗帜下，但这不妨碍习近平政权将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列为头号罪犯。六四屠杀三十周年让政府更加紧张，因此习近平在今年年初警告说中国正面临“难以想像的危险”。

中美“冷战”

伴随著六四30周年的另一个政治焦点是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急剧升级，这波冲突始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迅速扩展到投资、技术、学术交流、地缘政治和军事竞赛。这相当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新“冷战。，这是两大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而不是像上个世纪两个不相容的社会经济制度（即谎称“共产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

在如此背景下，基于各自的利益，中国和美国也开始互相攻击对方的“人权”记录──两国今天突然开始大谈人权，这是20多年来从未见过的情形。

私底下，美国的主要资产阶级代表都赞同1989年的镇压是“必要之恶”。特朗普过去曾称八九运动为“暴动”，并表示钦佩中共独裁政权的铁腕镇压。 1989年6月，美国老布什政府迅速采取秘密行动，派遣国安顾问布伦特．斯诺克罗夫特到北京，以向中共领导层保证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和对大屠杀的官方谴责只是暂时的，华盛顿希望保持“接触”。英国撒切尔政府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场。

中国政府也同样向西方政府发出私下保证，请他们无视中国对“西方干涉”和“境外势力”的公开谴责，因为这些谴责不过是是中共对国内的宣传策略。中共也保证继续推行过去十年的亲资本主义政策。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来说，决定因素是经济利益和本国公司的市场，而不是人权和民主的崇高理想。现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客一百八十度转变，只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中国和美国的统治阶级希望提升自己的形象，并把对方描绘成恶人。

记取教训

要在中国和全球建设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以取代资本主义，1989年运动的教训至关重要。1949年畸形的革命中建立起的中国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政权到1970年代已经耗尽自身发展经济的能力。随著俄国和东欧其它斯大林主义官僚独裁政权陷入深刻危机，中共高层把倒退回资本主义视为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当时中国新一代的工人运动也受到西方工运领袖及其右翼亲资思潮的阻碍，无法及时组织起来，阻止“共产主义”官僚摧毁计划经济并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

虽然资本主义似乎给中国带来了惊人的GDP，却同时产生前所未有的问题：严重的不平等、惨不忍睹的污染、超长工时和实质收入停滞不前。今天中国的社会紧张局势比1989年更加严重。从习近平和中共其他高官的警告中可以看出，中国正酝酿著新一波大规模群众运动。

正如现在被习近平政权关进监狱的左翼青年那样，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而且这场运动正在中国逐步建立起来。尽管现在当局不断制造苦难，但多强的国家镇压也不能避免未来这个局面。我们要厘清1989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下令屠杀的中共高层没有受到惩罚，才能最佳地建设新一波以工人政党为核心的群众运动，以反对专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武汉：反污染抗议遭警察镇压

在香港举行规模空前的反送中游行之时，武汉阳逻接连一周发生大规模抗议，反对当地政府兴建一座垃圾焚烧炉（“陈家冲循环经济产业园”）。

当地居民普遍担心焚烧炉的废气污染危害健康（阳逻人口超过30万），因此6月28日约1万人上街游行。

游行者高喊“还我青山绿水，垃圾焚烧厂滚出阳逻”。就像今年全球反气候变化抗议一样，阳逻抗议也以年轻人为主。有抗议现场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一个男青年用扩音器带领抗议群众喊口号。

有毒废气

这座焚烧炉选址于人口密集区，距离最近的居民区仅800米。按照中国的安全标准，此类项目离居民区不得少于1.5公里，但在中国安全标准经常只是一纸空文。在焚烧炉方圆几公里内有30万居民和两所大学。焚烧炉的有毒废气可以导致肺病、白血病和癌症。中国的焚烧炉运作经常不符合环境法规的要求，危害更加严重。

武汉原本就有5座垃圾焚烧炉。2015年《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健康期刊》刊登的一份研究指出，武汉现有的焚烧炉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和居民区的距离低于法定要求、缺少公众咨询、武汉市政府坐视废气排放违反相关规定。根据上述研究，武汉现有的这些焚烧炉无一通过环境影响评估。

中国：北师珠学生游行 抗议违法停校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已持续两个月的维权事件演变成大规模抗议。6月10日丶11日，数千名家长与学生在学校操场上绕圈游行，抗议学校停办和校方的虚假宣传。学生和家长打开手机灯光，高呼“保衞学校 反对停办”，游行一直持续到深夜。学校附近的旅社给从外地赶来的学生家长提供免费住宿，可见抗议得到群众同情。尽管遭到镇压，最后校方承诺做出让步，抗议基本取得胜利。

北师珠海分校是2001年北师大和珠海市政府合办的独立学校，在读学生2.3万人，虽然有北师大的名字，但其实是一所公立独立院校。两年前，广东省政府丶珠海市政府和北京师范大学签署协议，决定对珠海分校的进行“升级”，建造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校方也发出了“北师大学珠海分校正式更名为北师大珠海校区”的公告，以吸引生源。

虚假宣传

但今年4月教育部的一份批复文件却说，珠海分校将于2024年终止办学。这意味著，新的“校区”和旧的“分校”事实上将毫无关系，“分校”将被废除，而之前的“升级”消息则是虚假宣传。有消息称，分校招生人员甚至至今仍在欺瞒新生。

另外，分校学生认为北师大的目的是“圈地”，因为北师大校园面积相对较小，北京新校区的建设因为徵地和地价问题迟迟未能完成。分校的学费远高于北师大，每年2万多元，学生认为以自己的学费建设起来的学校不应该被无理侵占。实际上，在后来校方与学生和家长的协商会议上，副校长承认学校停办没有得到审核，实际是违法行为。

而且在抗议发生前，分校已经开始向北师大移交部分教学楼和宿舍，而且由于学校停办牵涉到教师的职位，已经有一部分教师离职，导致教学质量已经无法保证。同时，在一些学校信息查询网站已经没有办法查到北师大珠海分校，所以学生担心，在学校停办后，自己的学历将不被认可。学生家长接连两个月四处维权，要求教育部撤销停校的决定或者北师大给出合理的安排，但始终没有得到可靠回应。

据报道，6月10日晚上，有超过2000名家长与学生从各地赶到学校，虽然校方试图半路拦截，但是没有成功。由于校方没有出面回应，11日数千家长与学生们在雨中继续抗议，但被校方调来的保安和警察包围丶攻击，并有校方或警方人员混入抗议人群中煽动抗议者和警察发生冲突，从而给警方镇压的藉口。亦有学生家长被国安警告。有学生谴责说：“我们交的学费，学校拿来镇压我们自己！”

12日校方与学生丶家长代表开会，但会议前校方告知学生代表必须减半；会议中还发现在现场的记者“没有带”记者证，疑似校方找人假扮；学生们自发的网络直播也遭到封禁，最后校方没有做出任何正面回应就离开了。但当日，显然是由于学生抗议的压力，北师大发表声明，承诺负责原分校学生升学丶出国丶报考公务员所需的文件材料以及其他相关事宜，并承诺和分校分享资源，确保教育质量不会降低。抗议基本取得胜利。

北师珠抗议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无序发展和混乱。北师大学校官员为了扩大校区，无视学生和家长反对违法侵占分校。分校校方为了吸引生源，故意蒙骗学生。这些恶行都得到中共独裁政府的庇护。社会主义者谴责政府和校方暴力打压学生抗议，主张成立由学生丶家长丶教师和独立法律人士组成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停校事件，惩处所有涉入虚假宣传的学校官员以及其它违法官员。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够得到免费优质的教育，需要在社会主义民主公有制和计画下，由学生丶家长丶教师丶以及独立工人组织民主规划和管理教育事业和学校运作。

中国高考与教育真的公平吗？

2019年高考于6月7-9日进行，报名人数达1031万。高考被视为大多数学子与家庭改变命运的最可行途径。为激励高三学生拼命，高考前夕的中学校园也不乏“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丶“吃苦受累，视死如归”等极端标语。

高考这一基本只考察学校课业知识丶以分数为唯一评价标准的筛选机制，被很多人视为最公平丶最利于普通人家向上流动的通道。但正如2017年北京高考文科“状元”熊轩昂所说：“高考是阶层性的考试，农村地区越来越很难考出来，我是中产家庭孩子，生在北京，在北京这种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决定了我在学习时能走很多捷径”。熊轩昂的父母都是外交官。

家庭背景影响教育资源

家庭背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能够得到的教育资源，包括家庭内的日常教育和补习班，进而影响他们的成绩和升学机会。根据“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就读北大丶清华和人大的学生中，有30%自我评价来自中上或上层经济地位的家庭，而在北京的其他大学该比例不到18%。在建基于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之下，不可能有真正公平的教育和考试制度。教育紧缩（特别是农村过去的撤点并校）丶户籍制度和各地区经济不平衡令问题更加复杂丶严重。

富豪家庭的子女乾脆可以避过高考。中国目前有逾800所国际学校，入读这些学校的学生可以躲避高考丶进入国际顶尖名校，而高中毕业后直接出国读大学的学生亦有数十万，但是入读国际学校与出国读大学的费用仅少数富裕家庭可承受。不久前，西安步长制药集团董事长赵涛被揭发花了650万美元进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更是引发热议。

由于公共教育资源不足，填鸭教育这种低成本的教育模式成为绝大多数普通家庭学生的唯一选择（其实甚至不能说是选择）。他们必须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死记硬背语文丶数学丶外语等“主要科目”的知识，牺牲了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在高考“指挥棒”下，人文教育非常薄弱，体育丶音乐丶美术等课程也常被“主要科目”占用。为了学校的升学率，大部分中学生还须在校晚自习，在周末与寒暑假还被迫到校补课。如此处境下的学生，难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发展兴趣爱好或关心时政，而完全沦为考试机器。越来越多年轻人批评中国畸形的教育制度甚至不能满足就业需要！中共政权哀叹中国“人才匮乏”，这其实是它自己的资本主义紧缩政策造成的结果。

高考带来的巨大压力，也催生了“祈福”产品市场，这些商品本质上只是普通的笔丶蜡烛等物件，仅因为和高考扯上关系而价格涨上数倍，而算命等迷信服务也在高考期间受到部分考生家长追捧。更有部分家长给孩子服用“聪明药”，期望提升学习能力。然而这类“聪明药”属于中枢神经兴奋剂，并不会真的提高服用者记忆力或智力；服用者需要每日不断增加剂量以保持原有效果，迅速停药后会出现显著副作用。诉诸迷信或“聪明药”是学生与家长面对“一考定终身”极度焦虑的表现。

前景黯淡

尽管工人和农民家庭的花费如此巨大的努力考上大学，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却越来越黯淡，特别是那些不是毕业于“精英大学”的学生。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显示，2018届大学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4624元，面对持续上涨的衣食住行成本显得捉襟见肘。该报告还指出，部分专业毕业生连续三年存在失业率高丶薪资和就业满意度低落的问题。

此外，随著职场对学历的要求持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毕业生选择深造，希望获得更高的起薪，但是读硕士丶博士需要投入时间和金钱以及推迟就业丶较晚开始得到收入所带来的压力。

从“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一开始，基层家庭的学生就处于不利地位，而现在高考已成为筛选出“中间阶层打工者”的机器。没有上过大学或者只是受过职业教育的年轻人更是沦为“廉价劳动力”。社会主义者主张，所有公共教育机构全面公有化，由教职工丶学生与家长民主制订课程与政策，让每一名学生不论出身如何都有享受免费丶优质丶全面教育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需要民主的公有制和计画经济，让工人管理经济和社会，从而使每个人得到平等丶优质的生活条件，才能消除教育以及整个社会的不平等。

中国：十一国庆揭示政权进入恐慌状态

十月一日，习近平在北京举行阅兵。这场庆典看似是在炫耀中共政权的强大军事力量和中国的“繁荣稳定”，但其实反映出中共统治精英的深刻恐慌。

十一之前，全中国进入“临战状态”，多省当局发出文件要求防范群众抗议。北京更是遭遇空前严格的安保措施。除了一贯的多重交通安检和搜捕访民之外，天安门周边地区从9月30日开始停止供应煤气，禁止居民在家中做饭。周边居民被要求在十一上午出门集合，直到庆典结束后才可以回家。

大型医院被禁止接收新的住院病人，而且除非紧急情况不得进行手术。大批商铺、饭店和娱乐场所也被关闭。甚至连上公厕也需要出示身分证、如厕种类、预计时间，如果没有在预计时间内结束，则要写两百字的说明。

《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赫海威被要求离开他在天安门附近的住所，武警在他家中驻守了四天。赫海威说：“过去4年来，作为一名驻京美国记者，我习惯了繁琐的签证规定、机场的麻烦以及在农村的随意扣留，但我还从未遇到过警察霸佔我家的情况”。

即便在习近平已大大强化国家镇压的情况下，这些安保措施仍然显得十分疯狂。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不像在准备一个盛大的节日，倒像是要预防一场大难”。这显示出中共政权的真实心态。经济严重放缓、香港空前的反威权群众运动以及不会在短期内解决的中美帝国主义冲突，令习近平政权面临重重危机。

中共权斗继续

习近平曾经不可一世的“强人形象”已经开始动摇。就在十一庆典次日，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在2018年的一篇演讲，谈到要防止“祸起萧牆”。在多重危机的压力下，曾经一度偃旗息鼓的中共权斗已经再次浮出水面。

八月底习近平视察甘肃时，央视播出一段“路边群众”高呼“总书记万岁”的视频，随后《新华社》之后的报导将其改为“祖国万岁”和“共产党万岁”。随著中国经济和外交局势的恶化，中共的权力斗争也将继续升温。

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危机。按照官方数据，到今年九月份，中国制造业已连续五个月萎缩，而三、四月份的短暂增长也只不过是因为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而且至少约三年以来，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几乎一直在减少。今年由于中美冲突和中国内部的经济问题，失业问题可能在加速恶化。

猪肉危机

与此同时，猪肉价格的飙升也令中共政权备感担忧。由于非洲猪瘟从去年以来持续扩散，大批病猪和生猪被屠宰，猪肉供应短缺，价格一路上涨。今年八月，中国猪肉价格比一年前高出一半。而且据估计，猪肉价格上涨将持续到农曆新年，即明年一月。

猪肉是中国最主要的肉食品，因此猪肉价格的疯狂上涨不仅会直接加重基层群众的生活负担，也会拉升其他商品的价格。《纽约时报》的一篇报导说，八月下半月“涨价”这个词在百度上搜索量增加了四倍，而更为学术性的术语 “通货膨胀”的使用量几乎没有变，这可能表明大多数关于涨价的抱怨来自基层群众，因为猪肉和蔬菜等价格上涨对他们的影响更大。

为了缓和群众对猪肉价格上涨的不满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社会危机，各地政府採用猪肉补贴、使用冷冻猪肉库存等措施，但都不过是杯水车薪。经济增速低迷和物价上涨使中国正在走向“滞胀”，这将意味著群众生活水平的降低，更难继续容忍中共独裁统治。

“重大的”贸易协议？

几乎肯定中美贸易冲突将继续升级。这样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大压力。虽然中美在10月11日于华府达成了暂时性的贸易协议，但这不代表这两大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就此平息。美国愿意暂缓将关税提升至30%，以换取中国向美国购买更多农产品。这远远不是特朗普所声称的“重大的协议”。

这些协议的内容在一年前就可达成，双方根本毋须蒙受惩罚性的经济损失。现时双方的关税维持在25%，但特朗普威胁在12月15日增加在休战协议中没有提及的关税。

讽刺的是，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特朗普现在变成了对华的“温和派”。10月1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帖向习近平道贺，但没有提及香港警察当天首次向抗议的青年开枪，因而受到民主、共和两党的反华鹰派大力攻击。

在华府达成的极为有限的停火协议，可能会舒缓股市的紧张神经，但中美冲突的主要方向还是继续走向升温。我们也要明白，中美政权之前在达成暂时性休战协定的几天后就将其打破，而在6月大坂G20峰会的协议也是如此。冲突降温的机会越来越很小。

特朗普在9月曾威胁将中国企业从美国股市中剔除。虽然还未实施，但这只是华府考虑抵制中国抵资及限制其进入美国市场的做法之一。而长远来说对全球经济影响更为深远的科技战也继续升级。美国方面正在扩大制裁中国科技企业的“黑名单”。

双方都渴望降温

10月7日，即华府会谈的前几天，美国商务部将28家中国公安部门及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理由是北京在新疆残暴对待穆斯林维吾尔族人及其他穆斯斯少数民族。这做法对习近平政权来说极具挑衅性，但却没有破坏华府的会议。从这点可见，双方都极为渴望冲突得到至少暂时性和局部的降温，以免造成更大经济破坏。

即使美方威胁进一步在贸易和金融方面作出惩罚措施，中共政权还是如此希望达成有限的协议，可见当局在国内面对极大的压力。习近平一方的谈判员提出在农产品方面的让步本身并不显著。但中方当同意了这一让步，代表著他们放弃了一直用来向美方施压的武器（针对农产品是北京想用的武器，就如在与台湾的冲突中针对水果，在与菲律宾的冲突中针对香蕉，在与挪威的冲突中针对三文鱼）。

特朗普曾吹嘘自己进取的政策可以全面调整中美贸易，但现在被迫大幅降低期望。即使是最低程度的贸易协议他也表示欢迎，以免空手而来地参与2020的总统选举。

推翻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

但特朗普已不再完全控制这一事情发展。他的反华立场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内裡充斥著强大而互相矛盾的势力。这就是帝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在这制度裡，一场争夺成为世界霸主的中美竞赛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由工人阶级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并在夺权后在多个国家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为国际社会主义及民主规划全球资源铺路。

世界进程发展得如此快速和多变，以至连特朗普也可能会被民主、共和两党批击为“对华软弱”。就将华为列入黑名单的问题上，特朗普愿意作出让步，但却受到国会及军工业的联合势力制肘。这股势力也向他施压，要求他对香港的问题採取更强硬的路线，不是因为他们关心民主权利，而是因为他们视香港为对抗中国有用的棋子。

《社会主义者》杂志及工人国际委员会解释及作出警告，工人运动及所有受压迫者的运动，例如香港民主运动，应该维持完全的独立性，独立于现时权斗中的全球资本主义精英。

贸易战只是一帮资本家强盗对抗另一帮资本家强盗以保护自己私利的方法。同时资本家继续令工人阶级的权利和民生倒退，并且将环境破坏至几近被毁灭的程度。工人阶级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替代方案，以立即全实现民主、并且将大企业民主公有化，以国际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不论是美国反对特朗普及亿万富豪的工人和青年的斗争，还是中国受压迫群众反对中共富豪独裁政权的斗争，社会主义纲领都是唯一出路。

中国：非洲猪瘟肆虐中国 严重影响群众生活

由于非洲猪瘟，农历猪年的中国可谓“猪事不顺”。自2018年8月1日于沉阳爆发起，非洲猪瘟疫情在中国持续蔓延，并于今年4月19日遍布中国31个省市。受疫情影响的猪只死亡与大规模扑杀，以及很多养殖户退出养猪业，造成中国猪 肉价格飙升，其中五花肉在北京部分超市价格更达每半公斤55.8元人民币。对此，中国老百姓纷纷感叹吃不起猪肉，网路上亦有人制作以大块生猪肉挂颈的“炫富新方式”图片进行嘲讽。许多民众和部分餐饮业商家转向寻求替代品，也带动其他肉类等食品的价格上涨。

猪肉价格大幅上涨

很多养猪户和摊贩亦遭受巨额损失。江西省吉安县的一位养猪户声称，自6月他的农场内10000头猪感染非洲猪瘟后，除了埋葬死猪以外，他还不得不贱卖上万头活猪。再加上疫情被认为是不可抗力，因此他也无法从保险公司或当地政府得到赔偿。总共算起来，他的经济损失已超过500万元人民币。而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大幅上涨，令许多猪肉摊位的销量受到直接影响。有摊贩已经不再指望赚钱，而只期盼保本，而另有摊贩则决定自行吸收部分成本甚至亏钱卖。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型生猪养殖企业为主不同，中国的养猪业由散户和小型养猪场主导。相对大型养猪场，小型生产者资金缺乏，因此技术落后，应对极端天气、防治疫病和处理污染的能力较差。养猪业产业集中度低也令中国生猪市场价格波动更加剧烈。因此，此次疫情蔓延如此严重、疫情开始后猪肉价格飙升，与中国的普遍养猪模式也有一定关系。

除了本国遭遇的猪瘟疫情，国际情势 或多或少影响中国的猪肉供应情况。中国在贸易战中对美国猪肉征收的关税已高达72％，而中国早早已在8月购买了超过1万吨美国产猪肉，不免令对美国展示强硬姿态的中共政权处于尴尬境地，同时令越来越多的中国群众意识到自己绝不会是贸易战中的赢家。这意味著中国需要寻求阿根廷和葡萄牙等新兴市场的养猪户来填补供应缺口，然而并没有足够的猪肉来满足中国的需求，因为中国的猪肉消耗量占全球一半。美国农业部估计，今年前10个月全球猪肉总出口将为880万吨。如果中国要进口世界上所有可交易的猪肉并用尽其所有冷冻储藏量，那么供应仍然会短缺约600万吨。

对于中国，2019可谓极度敏感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习近平政权正想借由庆祝的机会彰显自身威力，为了制造和谐盛世景象，不惜升级监控程度、压抑娱乐生活； 这一年也是六四事件30周年，而该事件的诱因之一正是严重通货膨胀。考虑到猪肉在中国民间饮食的重要地位（ 中国是世界唯一拥有生猪储备的国家），猪肉价格问题对习近平政权的严重程度甚至已经超过香港反送中和中美贸易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更表示：“保障猪肉供应是党中央的军令状。” 福建、贵州、广西等省份已推出限购廉价猪肉的措施，由政府进行补贴。有资产阶级自由派媒体人把这种做法比做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时期的粮票、肉票，或称其为习近平治下政治左转的体现，然而在哪怕是国有企业也早已按照资本主义逻辑运作的当今中国，这一点补贴也不过是习近平政权试图维持社会稳定，从而保护中国资本主义的手段而已，与社会主义扯不上任何关系。

“猪肉不能吃”

在2018年12月非洲猪瘟已蔓延到中国多个省市时，有网民便因为在微信朋友圈声称“猪肉不能吃”而遭警方拘留。直到疫情严重到再也瞒不住的情况下，中共政权及其喉舌才终于承认问题存在。与面对近年众多的食安问题一样，中共在今次猪肉问题上再次显得无能，无办法避免食安和公众健康的危机。政权在每次危机中的首要任务是维稳，将民众的批评声音消灭。中国此次遭遇的非洲猪瘟疫情源头来自海外，且在中国爆发后也波及越南、菲律宾等周边多国，影响当地群众生活，所以应对疫情需要国际方案。然而资产阶级的发展基于民族国家，也将追逐利润凌驾于人民需要之上，因此寻求解方必须跳出资本主义框架。

中国：村医集体辞职揭医疗制度腐败

贵州22名村医因待遇问题集体辞职一事引发热议。一名村医称，他们待遇低，每天只有10元基本工资，实在是无法生活。

此类村医集体辞职一事已不是第一次发生，6月28日，河南省先后有36名和28名村医集体提出辞职。理由称：但由于我们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工资发放不到位，上级层层克扣，现在我们村医已经生活不能自理，对此我们村医深感遗憾。

另外根据媒体的曝光，7月14日黑龙江省依兰县的个乡镇的63名村医又联名提供辞呈。村民称，2018年村医给村民垫付的医保资金至今未拨付到位，“多则几十万，少则十几万。”全县村医多次到县医保局、县政府讨要无果，导致村医资金严重短缺，无钱购药，甚至有的村医债台高筑，没办法给村民服务，家庭生计难以维持。据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数据显示，乡村医生数从2017年年底的90.1万减少至2018年年底的84.5万，一年减少了5.6万人。

待遇极低

总体来看，村医集体辞职的大部分原因大部分在于村医工资低，工作繁重，国家补贴迟迟发放不到位等等。

7月23日，湄潭县卫健局通报称，对定额补助、绩效考核等进行了整改，从原每月发300元、考核517元纠正为每月发717元、考核100元。7月9日，河南两乡2018年和2019年拖欠村医的基本公共卫生经费都已发放到位。然而，工资发放不到位是制度腐败所造成，县政府至今只承认工资有拖延、但否认有克扣，其承诺是否能落实还是很大疑问。

另外，针对黑龙江4乡村医反应问的问题，县里成立的专项工作组及纪委监委将对做进一步的调查。同样，党和政府部门的腐败且欠缺独立工会的监督，很可能变成自己查自己，或者得出治标不治本的结论。

村医集体辞职事件并不是偶然的，其背后的根源是村医制度问题。因为中共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公共医疗资源被不断削减。村医群体一直游走在国家编制之外，而是否有明确的劳动关系，令村医的待遇和退休金受到打击，再加上药物被变成牟利工具，价格成倍上升，加重医师的负担。广大乡村医生们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独立的民主工会，并且要求增加公共医疗资源，要求将国家医疗归于民主监督，才能捍卫自己的权益。

中国：中共利用打击“精日”分子维稳

精神日本人，简称精日，又称精日分子，中国内地政治和社会议题中的一个负面指涉用语，本意指极端崇拜日本军国主义仇恨自身民族，在精神上将自己视同军国主义日本人的非日籍人群。

但在近年来，随著中共不断强化的民族主义宣传，在中国国内的持有官方立场的传媒机构（如环球时报、共青团中央等），会以揭发“精日”为名义，对反对中共甚至仅仅只是持有不同意见的国内人士实施污名化，并对其实施以官方带头施行的网络暴力行为。例如田佳良事件便是一例典型。

文字狱扩大

而这种情况在2018年以后，随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英烈保护法》的出台，这种文字狱行径的范围和影响都开始不断扩大和深化，甚至演变成了中国警方对异见者的迫害和滥捕。在2018年7月28日，更是有过一日拘捕9名“精日”分子的案例，并以警方微博挂出，颇有“杀鸡儆猴”的意味。虽说中共一直在为国内言论环境施以高压，且调动民族主义来转移矛盾与迫害异见者也是中共屡见不鲜的操作，但在互联网时代以来是第一次如此目的明确且大规模地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对异见者进行舆论审判，并以刑事拘捕落实这种“莫须有”的罪名。

这种行为的目的一方面是演变为仇恨狂热，在煽动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狂
热情绪的同时，也将对于异见人士的迫害进行合理化，甚至伪造成一种“民意”。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国内持有反对或异见思想者不敢在网络和现实中轻易发声，从而巩固了中共实施白色恐怖统治的政权。不仅是“精日”这一项罪名，诸如中共也会污名化香港反送中示威者为“港独”，以中国人的大一统情结来转移国内舆论矛盾，分隔港中两地群众斗争。

今天中国民族主义只是统治阶级分化工人阶级的工具。中共越利用民主义反而証明其统治的不稳定。社会主义者反对中共越来越利用民族主义来维稳，逮捕异见人士和进行言论审查。

中国：对抗公共交通性骚扰 需要战斗性行动

在中国，发生于公共交通的性骚扰一直普遍存在，女性尤其身受其害，并受到公众关注。对此，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做过两份民调：2015年对1899人的调查显示，53.4%的人曾在公共汽车或地铁上遭遇性骚扰。2012年近万人参与的民调更显示，81.9%的人认为地铁上存在性骚扰，其中21.6%感到地铁性骚扰多发。

性骚扰的深层原因在于权力不对等，父权社会结构影响社会的各层面，包括家庭内、劳动市场以及政治体系，因此女性远比男性易于遭受性骚扰。2017年12月，在深圳进行、对433人的一项调查显示，女性遭遇性骚扰比例高达42%，而男性仅为6%。受此状况影响，深圳地铁于全网陆续开设女性优先车厢。然而该设置并非法律层面的强制措施，地铁工作人员无权强制驱离进入该车厢的男性；并且深圳地铁客流量极高，大部分乘客首要考虑的是自己能否挤上列车。久而久之，不少男性也会无视相关标志，进入女性优先车厢，令该车厢的设置流于形式。

指责受害人

女性乘客时常面临指责受害人言论。2012年，上海地铁第二运营公司于微博发布一张穿“透视装”的女性乘客照片，附“穿成这样，不被骚扰，才怪”等文字评论，引发舆论譁然。尽管上千名网民对此抨击，支持检讨女性衣著而非色狼的留言亦存在不少，甚至为地铁公司所转发。为反击上海地铁的父权态度，有两名女性携带具有反抗意识的标语乘车，引发媒体争相报导。

女权运动的发展令中共统治集团感到压力，不得不作出表面上的改变，例如人民日报山东分社社长、人大代表徐锦庚提出对抗性骚扰的一系列方案。但由于父权制依赖于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亲资官方的宣传与立法的效果极为有限。战胜公共交通性骚扰，需要对抗亲资政府对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和商业化。需要组织独立民主工会，让公共交通员工组织起来，实施改善职场和公众安全的措施，包括女乘客的安全。而工人的自我组织不免要挑战中共独裁政权，并寻求经济上解放女性的社会主义替代。

中国：新疆民族清洗和镇压的扩大化

中共独裁政权以所谓的“打击极端主义”的名义，通过所谓“再教育营”使得上百万新疆各族劳动者仅仅因为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背景就要失去自由、不得不面临监禁和虐待，已有数年之久；在新疆，对于所谓“极端主义”的定义十分广泛，如果你外表上似乎比较特别（例如留较长的胡子），或者与海外的亲友一直保持联系，那就会成为中共所说的“极端主义者”。中共独裁政权对少数民族的高压政策将各族人民当作囚犯一般监视和虐待，中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各族人民的监狱。

“宣扬极端主义罪”

新疆再教育营的条件十分恶劣，时有丑闻曝出，去年逃亡到哈萨克斯坦的一名中国伊犁巩留县哈萨克族商人喀依夏.阿汗在躲藏一年零四个月后披露，甚至有少女在“再教育营”内遭到强暴并怀孕生子。喀依夏是一位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经常往返于伊犁和哈萨克斯坦，去年5月4日因病住院期间，由于手机没电关机，当地警察通知其母亲让她去公安局接受问话，结果她到公安局后就被拘留。似乎中共非常喜欢使用这种哄骗的手段将少数民族群众骗入再教育营。自今年五月以后，为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掩人耳目，被关押在再教育营的许多穆斯林被判刑后移送监狱羁押，他们以“宣扬极端主义罪”等多被判刑十年以上，而少数被释放者由于酷刑或药物、食物迫害，不是内脏损伤就是精神失常，甚至失去了生育能力。

如今中共独裁政权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和摧残已经不再仅仅限于新疆而在往其他省份扩散。从北京到宁夏，政府已经禁止公众使用阿拉伯文字，数个省不再向食品生产商和饭店发放清真证书，有圆顶、宣礼塔和其他中亚或阿拉伯世界特征的清真寺建筑被拆除。中国各地的回民聚居区和清真饭店都发生了政府同伊斯兰教徒的冲突。河北邯郸黄粱梦镇的官方微信曾主动宣称对该镇的兰州牛肉拉面馆等清真饭店的检查和对阿拉伯语及广告牌上的宗教元素的清除，但之后该内容又被删除；海南省三亚市委宣称其自去年11月以来在回新和回辉等回族社区不断推进所谓检查行动，检查“违规个案”。这两个社区为海南穆斯林回族的主要社区，有1万多名回族人。中共独裁政权对外宣称这些只不过是要遏制“泛伊斯兰化趋势”而已，包括沙特在内已经有三十多个伊斯兰国家表态支持中共的所谓“去极端化”行动，哈萨克斯坦外长于最近表示“大部分新疆哈萨克人已经获释”，而美帝国主义则只是关心能否利用这一
舆论在中美冲突中获得某种道德优势，根本不考虑也不关心中国少数民族所受的悲惨压迫，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在新疆问题上表现得十分虚伪，要么由于和中共独裁政权的利益关联而无视，要么就只关系如何借此机会投机。

国家恐怖主义

中共独裁政权的所谓“去极端化”根本不可能向有伊斯兰教传统的民族推广无神论（中共扭曲“无神论”的政治观点），也不可能消除“分离主义”，这只是对少数民族
劳动者及穷人的自由、生命和文化的摧残，只会使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愈发紧张。中共独裁政权对少数民族自由和文化的摧残和上世纪国民党统治时期推行的大汉族主义的“大小宗族论”如出一辙：将各少数民族贬低为“宗族”，在文化上则采取民族歧视政策，贬抑新疆少数民族的地位，认为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小宗”，未来应当“同化”到作为“大宗”的汉族中去，试图以此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而维护对新疆的统治。中共这种种族歧视的意识形态源于中国作为帝国主义崛起的阶级立场。新疆作为一带一路及其欧亚心脏地带的跳板，在地缘政治上相当重要。这点驱使中共要通过国家恐怖主义来“解决”新疆问题，并利用“同化”理论及反伊斯兰宣传来合理化其残暴的政策。中共独裁政权以监狱般残酷的手段迫害各个少数民族，必然遭受到各族劳动者的奋起抗争，中共的民族压迫越是严厉，就会暴露其统治基础越不稳固，必然被各族劳动者的革命所推翻。

社会主义革命传统

包括新疆维吾尔族在内的各个被压迫民族并不缺少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席卷中亚后不久，秕邻中亚的伊犁和塔城两地就有俄侨教师、学生等参加的示威游行，以祝贺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并且提出八小时工作日和星期天休息的要求。

1918年新疆伊宁女子学校的师生员工在校长阿里普.哈比托夫的组织下，在“三八”国际妇女节进行示威游行，他们用俄文和塔塔尔文打出“苏维埃共和国万岁”、“工人万岁”的标语、红旗，并且散发传单；1918年4月在新疆伊犁举行了由教师、学生、工人两千多人参加的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压迫、反对杨增新政府。

杨增新在致大总统的电报中不安地说：“查此项过激派以平等自由为宗旨，以不分官民阶级为政策，以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为标说。当此民穷财尽、人心思乱之际，最易被煽惑。吾恐过激主义始则浸淫于边地，继则蔓延于内省，终且普及于全国。”

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来说要比中国内地的省份要早；而之后三区武装起义推翻了倒行逆施的盛世才军阀政府，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和三区政权相信当时的中共，怀著“建立没有国民党、没有帝国主义统治，以各民族的真正自由平等为基础的，事实上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谁希望自己的民族获得解放，谁就必须为其他民族的解放斗争”的希望加入了中共，与今天的现实截然相反。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反而要面对中共统治下各民族的监狱般的中国的事实。

民族自决

我们对此的回应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者与中国劳工论坛坚持民族自决原则，坚决同中共统治下的各个被压迫民族一起与中共独裁统治作斗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为被压迫民族取得真正的自由与独立，为了实现真正的民族解放，各民族劳动者必须为实现工人民主同包括中共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内的压迫者作坚决的斗争。

这需要一个清晰的社会主义纲领来创造一场团结的工人运动。这场运动的诉求包括所有人享有优质住房和工作岗位、立即在不扣减工资的前题下实现每周工时40小时、组织和建立独立工会的自由、在就学制度和就业制度方面结束歧视，所有语言享有平权。唯有通过群众斗争，才能打倒种族主义和各种宗教及民族沙文主义，同时捍卫文化及宗教自由、结束镇压和国家恐怖主义，通过民选的委员会对警队实施民主控制，要求军队及武警撤离，由多元民族的工人阶级维安队取而代之。

我们相信历史和现实中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新疆各族劳动者必将取得胜利！

茂名抗争赢得重大让步

11月底，数千人在广东省茂名化州市文楼镇示威，反对兴建火葬场。一千名防暴警察派至当地镇压示威。示威者包括很多青年及学生。因为地方政府本来宣布兴建生态公园，后来被发现向居民隐瞒兴建火葬场的计划。居民害怕火场的污染物会令水源和土地有毒，阻碍该地区的发展。

警察镇压造成暴力冲突，过百人被捕，有示威者用架设围栏及砸砖头的手法对抗催泪气体和水炮车。维权人士范一平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茂名抗争者从一开始就对抗的很激烈。”居民感到（当局）就好像挖了他们的祖坟那样。而香港运动对茂名示威很明显造成政治影响，有媒体报道有茂名抗争者喊出“时代革命”的口号。

地方当局起初强硬回应，然后迅即改变立场，在四天内宣布永不兴建火葬场。有报道指所有被捕者会被释放，而伤者会得到医疗赔偿。中共政权明显害怕香港运动会像“病毒”般传播到内地。《南华早报》总编辑谭卫儿指：“他们（广东当局）一定很明白，如果事态失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山西煤矿爆炸 15工人死亡

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一处煤矿于11月18日发生瓦斯爆炸。官方证实，共有15人死亡，9人受伤。目前该事件被定性为一宗企业违法违规生产的引起安全事故，据报导，初步分析，该矿违规布置炮采（爆破采煤）工作面开采区段煤柱，采用局部通风机通风，放炮导通采空区，导致采空区瓦斯大量溢出，遇火花发生瓦斯爆炸。官方强调了煤矿所属企业平遥峰岩煤焦集团二亩沟煤业有限公司的“利欲熏心“，”逾越红线“和种种具体安全问题。根据该企业网站信息，现有员工5000多人，资产50多亿元，是当地的龙头企业。

近年来，中国煤矿事故数量虽然有了不小的减少，但是总量依然不容忽视。而且还有许多没有上报，不列入统计的事故，例如今年6月，陕西渭南白水县的煤矿发生安全事故，有5人死亡，而该事故没有上报，所以很久之后才被发现。有评论称，中国每年矿难的死亡人数占全世界的7 0 % ， 所以煤矿安全依然是中国的大问题。

无视生产安全

虽然中央一再强调煤矿的生产安全，但是一方面各地的大型煤矿企业经营日久，有深厚的政商关系，可以轻易的钻空子。另一方面，对于许多内陆省份政府，煤矿也是极其重要的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对保住GDP增长率有重要作用。事实上，山西省的重要大企业几乎全都与煤炭直接或间接有关。因此，地方政府很难下定决心彻底整改。

单单靠政令法规来敦促安全，最终都会流于官僚形式，在资本主义逻辑下工人始终只是工具，资本家只会从成本的角度来考虑安全问题。没有独立的工人组织，单个工人在矿主面前没有任何谈判能力，甚至不得不帮忙掩盖会危害自己的安全问题。而没有民主参与的安全政策，始终只是为了官僚资本的利益，需要并购小矿私矿时强调安全措施，需要加大产能时这些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无论是为了工人的安全，还是为了大规模转用再生能源，我们呼吁首先建立独立的工人团体，并扩大斗争至对煤矿企业全面实施民主的公有化管理，在人民的控管下制定切实可靠的安全和能源政策。争取职业安全和绿色能源的斗争是连系著争取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斗争。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左翼工人政党，来团结人民，组织工人斗争。

从网路舆论看中共爱国宣传逐渐失效

六个月以来，香港人为了自由和民主的抗争，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关注，其就好似煽动一场风暴的蝴蝶，让整个世界都受到了深远持久的影响。然而，当香港的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中国内地年轻人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一场运动的呢？

惊醒

事实上，在“反送中”运动的初期，也就是2019年六月时香港示威者进行的一系列和平示威活动的时候。内地的社交媒体中对这场运动的报导非常之少，就算是极个别报导或谈论了香港示威的内地媒体和个人网络言论，因为内地普遍实施的网络言论管制，大多也都是被删除和限流。就算是少数通过外媒渠道知道了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爆发，大多也都认为这只是一场小波浪。

可随著运动的发展，直到六月的后期到七月份的时间，中共政府终于意识到香港的抗争将会长期且猛烈地持续下去，直到此时，中国内地的媒体，才陆续开始对香港的示威情况开始进行报导。而在这时，内地的大部分民众这才如梦初醒，意识到了香港人正与政府做著抗争。

就和往常一样，他们以民族主义的狂热思想裹挟著内地的言论氛围。他们将香港民众的抗议污蔑为“港独”，而那些参与示威的年轻民众，则被中共的喉舌污蔑为无所事事的“废青”和唯恐天下不乱的“暴徒”，并制作一些断章取义的视频片段以作为香港示威者们“恶行”的证据，宣扬香港警察“严正执法”的正当性。

几乎所有的“95后”和“00后”的年轻人们，都被官方引导的民族主义思潮所影响。例如在2019年7月21日，被视作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先锋队”的李毅吧“出征”声援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察（虽最后因为“恶俗系”人员的阻击而铩羽而归），又比如因为“怼港独”而得到了官方赞许的“饭圈女孩”群体和洗版推特中文圈的“孙笑川258”群体等。这些都是受到中共民族主义宣传而出现，并对香港抗争者采取敌对行动的中国年轻人群体。

但与此同时，由于中国自身内部政治经济矛盾、美中贸易战以及非洲猪瘟、鼠疫等天灾人祸的影响下，中国内地的物价快速增长，民众的经济压力日渐增加。而对此，中共政府一方面惧怕美国制裁，频频向美总统特朗普眉来眼去，另一方面却需要加强民族主义宣传，来掩盖国家内部的矛盾，以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

这样做的后果，必然会造成的是社会矛盾的堆积，并在某些时候爆发出来。而中共本身，也遭到来自己所一直宣扬的民族主义的反噬。

从中共政府试图收买香港居民而推出的一系列港澳居民限定的优惠性政策开始，中共喉舌媒体微博下的评论区就开始不断“翻车”。不少内地民众对中共的惠港政策表示不解和不满，以至于到了管理员删不过来的地步。这让许多内地群众意识到，自己那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过是中共的工具。不少年轻人被“铁拳”砸醒，不再跟随中共的舆论引导。

另一方面，华为“251”事件，也让很多的内地年轻人认清了自己是被资本家和中共剥削的“韭菜”这一事实。讽刺的是，华为这一企业一直都在贩卖民族主义情绪，也被中共当局作为“爱国企业”的标杆宣传。

暗流

不过，仍有一些年轻人敢于去了解、关注和支持香港的抗争。他们虽然在目前的条件下不敢和体制进行正面对抗，但他们依然会去保持自己的思想，并运用网络技术建设起自己的团体。他们或许将会成为与香港民众及所有受压迫者联合抗争的重要力量，并连系拥有改变社会的力量的内地工人阶级，结束中共暴政。

华为李洪元事件

2018年1月31日，在华为公司工作了13年的工程师李洪元从华为离职。在离职前公司与他商谈同意发放30万元的离职补偿。随后华为以敲诈为由，让深圳公安于2018年12月16日拘捕了李洪元。随后经过侦查、补充侦查等阶段，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起诉，于2019年8月23日将李洪元释放，并且发放了10万元的补偿金。李洪元被无辜羁押的时间251天。根据当事人的供述，他被释放的决定性证据是一段他用录音笔录下的当时与公司商谈离职补偿的录音，这段录音被他复制到多个设备中保管，在他的电子设备都被没收的情况下，由他的妻子在他朋友的电脑中找到提交，才使他免于被判刑。

11月28日，检察院的裁决书在网络上曝光，引起了舆论的极大讨论。网民批评华为诬告离职员工的行为，要求华为对李洪元公开道歉。但是对事件的相关讨论和对华为的批评随后遭到大量删除，许多网民的帐号被封禁，这反而引起了网民更大的不满和抗议。12月2日，华为迟迟做出回应，不但没有进行道歉，反而说：“如果李洪元认为他的权益收到了损害，网民支持他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包括起诉华为。”这种目中无人的态度将网民的愤怒推向极点。

民族主义“洗地”

华为作为中国的招牌高科技企业，在中美贸易战中十分引人注目。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常常被中国官媒用来煽动国内民族主义。尤其是此前在加拿大被拘捕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几乎被宣传成为了民族利益受外国迫害的民族英雄。12月2日，孟晚舟发表一份公开信，“感谢大家在者被拘押的一年里对她的支持和鼓励”。但是相关新闻下很快便充斥著网民对华为诬告员工的声讨。网民表示，孟晚舟能够成为华为的首席财政官只是因为她是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她可以获得保释住在加拿大的豪华别墅中，还能频繁获得媒体曝光和国内民众的支持鼓励；而李洪元这样的工程师，华为一切成就的真正创造者，不仅在案件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无法获得保
释，在条件恶劣的看守所里度过251天，他的遭遇还得不到任何媒体的报道，支持他的言论也要遭到删除封禁。人们意识到：资本家不会因为劳动者同是中国人就不去剥削劳动者。中共编织的民族主义幻梦在现实面前一触即溃。

华为李洪元事件表明了中国群众的阶级意识的继续觉醒。IT行业一直都是高薪行业，其从业者往往更喜欢资本主义秩序，阶级意识薄弱。但是随著中国经济愈发困难，他们也无法独善其身。先是各大互联网公司实行996工作制引起程序员的大规模网络抗议，随后又是网易、华为等公司对待离职员工的残酷做法，越来越多的高薪人士开始认识到自己也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认识到自己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过去意识形态的遗存和中国当前官方意识形态的外衣，也重新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在网络上对李洪元事件的讨论中不乏见到对马恩列斯毛等官方推崇人物的著作、言论的引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学到的知识来分析社会。

随著资本主义危机加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群众阶级意识的觉醒必然还会继续下去。由于中国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保留，阶级意识的觉醒将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容易发生。群众阶级意识的觉醒将会带来怎样的力量，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