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阶级谈中国社会 五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0月20日20:57:34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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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区块链：对数字极权的强化还是抵抗？ 区块链是一种基于密码学构建的分布式共识系统。强大的现代密码学中的数字签名技术，再加上分布式系统去中心化的特点，使得区块链拥有难以篡改的特性。 区块链诞生之初，因为其去中心化、难以篡改、不受管制的特性，被人们认为是对抗日益增长的数字极权的利器。区块链最著名的应用即是比特币(Bitcoin)。比特币并不是实际储存在某一台机器里的某一个数值，而是以无可篡改的交易记录（账本）的形式储存在所有比特币区块链的节点中。比特币没有国界分别，跨国转账不会受到任何管制，难以追查，因此成为一个不受控制的资金跨境流动甚至洗钱、低下交易的渠道。区块链难以篡改的特性也使其成为了一种对抗网络审查的工具。在北京大学学生岳昕反对性骚扰的事件中，她写的文章在中国互联网上被屏蔽，有人就把文章记录在以太坊(Ethereum)的主链中，成为了无法被删除的存在。 区块链的这些不利于国家控制的特性，都中共不想看到的。中国政府一方面禁止发行新的虚拟币，禁止在中国开设虚拟货币交易所，下发文件要求逐步淘汰虚拟币挖矿产业；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断出现政府站台支持区块链产业的事情，直到现在习近平本人亲自提出要发展区块链；看似自相矛盾，其实背后有其自己的考量。 区块链在中国的火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虚拟币。由于虚拟币去中心化的转账原理与波动强烈的价格，成为了一个在中国少见的不受管制的投资领域，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金融隐患。而中国官方想要的也并非区块链无法管理的特性，他们想要的是以区块链透明、难以篡改的特性来加强自己的管制。 “不可追踪”与全面追踪 人们常说区块链“不可追踪”，但这是建立在区块链可以自由加入的基础上的，这样的区块链被称为“公有链”。以比特币为例，用户可以随意生成多个随机的比特币地址，以区块链节点的匿名性保证了不可追踪性。而比特币的交易记录是保存在所有节点中，不可篡改的。而在另一种区块链“私有链”中，加入区块链成为节点的资格是可以被一个集中化的机构控制的。区块链失去了匿名性，自然也就失去了不可追踪性，反而会因其透明性成为一个人人都会被追踪监视的系统。Facebook试图推行的虚拟货币Libra就是这样一个系统，只不过Libra并不是被政府控制，而是被几家加盟的大企业联合控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央行不断示意要发行的那种数字货币是比Libra更加集中、且掌握在政府手中的一种区块链。每个中国人都会被分配一个独一无二的地址，钱的动向将是完全透明，直接被央行掌握的。届时所有中国人使用这种数字货币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会完全处于政府的监控和管制之下。 货币并非区块链唯一的应用。习近平提到了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要求“加快区块链和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积极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教育、就业、养老、精准脱贫、医疗健康、商品防伪、食品安全、公益、社会救助等领域的应用”，“要推动区块链底层技术服务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相结合……提升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在区块链的帮助下，数据在被收集时就可以被记录上链，无法在之后被修改、删除，绕开复杂低效的官僚系统，直接可供高级决策者查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习近平虽然不断强调共产党干部要“不忘初心”，但又始终无法真正信任他们，只能借由区块链来保证信息的准确性。但是这种想法恐怕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原始数据的收集和录入、区块链的集中控制都是要人去做的，而这些工作又还是只能依赖官僚系统来完成。 区块链作为一种技术，和任何其他的科技一样，可以用来对抗极权，也可以用来强化极权。社会主义者反对将区块链用于侵犯个人隐私、加强数字极权的做法。只有在一个工人民主控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区块链技术才能在政治透明、言论自由领域发挥出最正面的作用。 约 1/4 女性曾遭遇家暴——实情恐将更严重 近期多起社会新闻令中国家暴问题又一次引起公众关注。在中国，2 0 1 0年，24.7%的24~60岁已婚妇女遭遇过配偶家暴；2013年11月联合国人口基金一项针对2000余名男性的调查显示，约52%男性承认曾向女性伴侣施以肢体暴力或性暴力；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监测到的277件被报导的家暴个案中，女性受害者占82%，其中未成年受害者亦有54%为女性。中国在此方面的统计数据严重残缺不全、经常未有更新或可信度欠佳，因此实际情况相信还要严重得多。 反家暴法 中国的反家暴法案已于2016年生效，但执行度一直很弱：受害人平均要遭受35次侵害后才会报警，家暴认定率不足4%，保护令申请率不足20%。由于经济因素，大部分受暴女性仍选择向家人、亲戚或朋友寻求效果有限的援助，而报警或上法院的少部分则常面临不管三七二十一“劝和不劝分”的状况。与此同时，不堪长期遭受家暴因而反抗杀死配偶的女性却有1/5的可能面临死刑（含死缓）。这也令反家暴法案更多成为中共改善自身形象，同时促进家庭与社会稳定的一个工具。 尽管中国有逾2000间家暴庇护所设置，它们在 2016 年一年也仅提供了149 人次庇护服务，且服务水准低落，令寻求庇护的女性更为恐惧。对受暴女性保护的薄弱也酿成一系列家暴致死案。从2016年3月到2017年10月，被披露的家暴致死案件有533起，635名成人和儿童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除此之外，中国女性还要面对遭陌生人抢劫、殴打、侵害、杀害的风险。这些只有在中共政权需要时才会被大量报导，而在其他情况下的中国媒体，我们能看到的中国社会只是凌晨两三点走在大街小巷很安全的景象。由此可见，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法律、警察和媒体对受暴女性并不友善，而相关公共服务对受暴者也难有充分保护。 2018年11月，中国演员蒋劲夫被爆出家暴时任女友中浦悠花。尽管许多中国网民严厉谴责蒋劲夫，也有不少人凭某些报导指中浦悠花自作自受，或因为中浦是日本人，借民族主义情绪为暴力辩护。而其他家暴案中，受暴女性也常被责问为何不早点脱离关系。这表明社会舆论中不乏谴责受害者的言论，而这类言论的产生也与资本主义制度崇尚个人责任而忽略结构性压迫等环境影响有关。 在资本主义社会，一男一女结合的核心家庭不只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更是经济单元，与私有制和父权制一同产生。而新一波的全球女权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强调工人的集体斗争，这在#MeToo运动中美国亚马逊和麦当劳反对性骚扰的工作场所行动以及反对性暴力的大规模罢工有所体现，而这些运动也影响到了中国。 1949年中国革命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妇女能够广泛参与公共服务工作，社会地位一度显著提高，更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说法。唯随著改革开放进行，女性逐渐回到家庭的无偿劳动中，而以限制女性自主发展为目的的“女德班”也应运而生。即使步入职场，女性也比男性更易面临低薪、不稳定工作和因生育而遭遇歧视等问题。中国对女性堕胎的限制并不严厉，但这只是因为政府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在适龄劳动力减少、高龄人口激增的状况下，政府转向鼓励生育，部分地区甚至变相限制堕胎。女性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致使她们在透过剥削劳工滋生暴力的资本主义社会下更易成为暴力的受害者。 女权运动被打压 2015年，“女权五姐妹”计划在三八妇女节前举行反对公共汽车上性骚扰的活动，但遭拘留超过30天并不断受到警方审讯和虐待。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政府最终退让，但这已说明在中国的一党独裁体制下，女权运动会被认为对政权带来更大潜在威胁，因此难以像大部分国家那样大规模公开化进行。一定程度的地下化工作将十分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女权运动需要一个反威权主义取向，并与女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生工人运动相联系。除了反对中共独裁统治，诉求言论及新闻自由，令公众有机会了解女性真实受暴情况外，由于资本主义本身正是与父权制交织在一起、以剥削为原动力的体制，对于广大女性也是威权主义的，我们还需反对支撑中共独裁统治和性别歧视的资本主义，并提出一个团结所有受压迫者、令全体女性能够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社会主义愿景。 新冠肺炎肆虐 疫症危机恶化！ 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现正以惊人的速度蔓延。中港两地的民众都近几陷入恐慌。随著疫症加速蔓延，加上医疗专家警告病毒的传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区更为担忧。由于政府封锁资讯，使中国大陆的疫情更加恶化。由于过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处理危机的手法恶劣，政府普遍不受民众信任。 就连习近平政权都承认疫情“严峻”。在中国之外，约20个国家出现确诊个案。而国内的确诊及死亡个案不断攀升 。直至现时为止有80人死亡，2,700确诊个案，两天内增加一倍。与过去一样，政府最初对疫症的反应是封锁新闻、屏蔽网路资讯，根本是彻头彻尾的罪行。当局严重低估了疫情的严重性，因为政府关心的只是“维稳大过天”。许多网民在社交媒体要求撤换并惩处武汉的领导官员，因为自12月第一宗案例确诊以来，他们呆等消息、按兵不动，为的就是不打扰1月初举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协会议！控制疫情的宝贵时机被白白错过了。根据香港大学病毒学研究专家管轶所言，控制疫情的黄金机会已过，现在连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态发展的速度惊人。1月20日首次确认人传人的感染个案，而三日后当局决定将武汉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三日后，当局进一步封锁超过20个城市，受影响的民众超过6,000万人。火车、飞机、渡轮、巴士全部停驶，车站由武警驻守。 习近平及党政高层被迫要亲自坐镇指挥抗疫工作。由于专制政府的下层瘫痪，完全未能作出即时回应（这个状况比起2003年沙士危机更严重），这是因为地方官员皆抱著“不做不错”的心态，生怕会让独裁政权丢脸。“习皇帝”集大权于他一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没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轻举妄动。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一个规律做事，完全作为一只被摆佈的扯线公仔，没有任何独立决策的能力。林郑政府的反应比其他中国城市更为迟钝，在更迟的时间才落实禁止中国高危地区的旅客入境等紧急措施。在中国大陆、日本、南韩政府皆呼吁国民穿戴口罩的时候，香港政府却拒绝呼吁市民穿戴口罩。衞生署署长陈汉仪更说，市民参与普通社交活动时并不需要戴口罩。港府去年10月订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决违宪，现在为保面子，在疫症蔓延的状况下仍坚决进行上诉。 医疗系统长期资源不足，现在急需大量额外资源来应对危机。现在有工会号召2月3日进行罢工。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这场罢工，并呼吁各行业的工人、工会以及正式成立工会的筹委动员工人。我们反对警队加薪，并将公帑投入到抗疫的紧急措施，包括为医疗人员提供充足的保护装备（据报卫生署有超过1,000万口罩库存，但公立医院的前线员工却没有足够的N95口罩）以及有足够的隔离病房。我们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积炒卖，包括口罩或食物，并要求政府撤回对于《禁蒙面法》的上诉。 现在应该全面封关，禁止任何人经中国入境香港（不论是中国内地居民还是旅经中国的旅客），立即停驶高铁，防止疫症蔓延。同时，社会主义拒绝本土派利用今次症疫，制造针对大陆人的族群主义排外情。任何种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新冠肺炎，成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会需要互相支援，在每一个职场成立抗疫委员会，选举员工代表与管理层谈判，确保企业采取具体措施，将员工及公众健康放在第一位。 员工亦应有权拒绝在疫症期间到中国公干，并有在家工作的权利，或是弹性工作时数来避免繁忙时段的人群聚集。我们不能够相信政府或老闆会顾及我们的利益。我们需要抗争来争取这些权利，透过组织和发展工会及职场委员会。企业应该要为所有员工提供口罩、消毒设备、改善清洁、以及在受薪时段进行资讯会议。 香港工人和工会也应该支持中国大陆工人相应的行动，去改善他们的权益，并组织工会去争取充足的保障及资源来渡过危机。在武汉等疫症城市里，医护员工在缺乏资源下的艰难状况下付出的努力与牺牲，都让我们悲愤。香港表达的工人声援，并且示范在职场建立委员会，都能够启发中国大陆工人为自己的权利去抗争。当政府明显已经不可依靠时，由下而上组织的集体行动就是对抗这场疫症危机的最强力量。 香港的工会应该立即动员并就以下诉求抗争：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员会 再瞒疫情 引火自焚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港的影响 显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彻头彻尾的证明了，中共独裁政权根本完全没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经验教训，再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重蹈覆辙。而这次所造成的危机和影响，更远比沙士严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能力远远强于沙士，整场沙士疫情全球共约八千宗感染病例，而现时（二月九日）中国国内确诊病例已达37251宗，过去数天确诊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症，意味著仅三天所出现的新感染病患就多于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数字。加上这种新型病毒有著极强的隐匿能力，如有感染者无任何病征，以及在十四天的潜伏期间已有著传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积的社区传染。 对香港而言，林郑倔强而偏执地拒绝全面封关，虽现时未开始大规模社区传染，但已见端倪。已有近期无出入境纪录的港人染病个案出现，基于病毒极强的隐匿传染力考虑，袁国勇表示一旦香港大规模社区爆发可能高达140万人感染，以现时中国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计算将有近三万人死亡，这表示将会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数最高的灾难！ 另一方面，可以预期新冠肺炎疫情将造成比沙士更严重的经济损失。中国早在去年已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上下半年贸易战所造成的打击，2020年的经济环境早已不被看好。在沙士期间，中国GDP年增长速度达12%，当时仍然强劲的增长势头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现时情况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国际评级机构将对中国2020年的增长预测下调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权就再一次搬起石头狠狠地砸自己的脚。03年的沙士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举动，而现时已有数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锁或半封锁，工厂停工、店舖停业。而且疫情横跨整个农历新年假期这个传统重要消费旺季，但现时全国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头行人疏落萧条。 工业生产亦受损严重，各大型工业园区及工业企业叫苦连天。鸿海富士康设于深圳及郑州工厂原计划于2月10日复工，后来遭当地政府否决，复工无期。这表示不仅影响富士康工业园区数十万工人生计，更波及上下游产业数以百万计的从业员。而这并不仅限于富士康一家，亦不仅限于中国国内，韩国现代汽车生产线宣告暂停，原因是中国生产的零件供应中断。全球旅游业也受到影响，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飞往中国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国三大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和汉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员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无薪假；国泰亦要求所有员工放3星期无薪假。可以预见，香港经济衰退的情况最迟不过八九月将会见到市面受严重影响。 而令人忧虑的是，中共会否为保经济而挺而走险第二次隐瞒疫情，以求尽快恢复全国经济活动，避免经济衰退？尤其是众所周知中共的所谓“执政合法性”过去二三十年大体建基于其“经济迅速增长”之上，经济衰退意味著“执政合法性”的动摇。因此，中共现时可谓进退惟谷：继续停工，疫情未知何时得以控制，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经济停摆损失；强行复工，尚未得到控制的疫情将更猛烈地扩散，势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样危及自身政权。习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尽快受控让自己得以脱身以外，无计可施。 与此同时，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医生之死亦触发了中国网民要求落实言论自由的诉求运动，甚至提出了仿傚香港反威权运动的“五大诉求”，网上舆情一时失控。疫情的黑暗将会是中共专制垮台的历史性转折点。这场危机所造成的损害永远无法恢复，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建立一个新的工人阶级运动，以一个民主工人阶级纲领——一个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来挑战中共的独裁资本主义制度。 新冠病毒燃起对中共独裁的群情反弹 “他们在说谎，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 温州是在前所未有的封城中被封锁的数个大城市之一。在网上发表该评论的温州居民强调，随著新型冠状病毒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整个中国都感受到了爆炸性的愤怒。 截止2月11日，已确诊的感染病例超过43,000，死亡人数达到1,018，每天增加逾100。中国政府声称，疫情将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达到高峰，而现在看来这说法完全脱离现实。海外和香港专家警告说，高峰期可能要到4月或5月才能来临。许多科学家对中国官方报导存疑，表示被感染的人数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10倍。 该病毒攻击呼吸系统，5周内的死亡人数比2003年沙士（SARS）疫情中6个月的死亡人数还要多。现时的危机表明，中共独裁政权完全没有从17年前的疫情中吸取教训。更糟糕的是，习近平8年执政的两大特征是专制统治的强化和“一人独裁”为表现的极端权力集中，导致中国政府对疫情的反应更加迟钝。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北京自己制造了一场新的历史性危机，并且深陷其中。即使这不是去年情况的重演——在香港造成百年不遇的危机，之后在台湾造成类似影响——都已经够糟糕了。 这场疫情注定成为中美冲突的又一个战场。在情况急遽恶化、进一步加剧了与美帝国主义的史无前例的大国斗争之时，危机已经开始削弱中国执政精英们的信心，也打击了其先前对中共的专制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定信任。负责挽救中共统治的“强人”习近平，现在似乎更像是触发其衰落的人。美国评论员利明璋（Bill Bishop）说，该政权对疫情拙劣的处理手法使“习近平和中共已接近1989年以来我们所见到的生存危机。”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短暂进程是暴露地方官员的官僚主义瘫痪和处理不当的表现之一，而掩盖疫情的根源在于裴敏欣所言的中共的“病态的保密工作”。随后，北京下令进行严厉镇压，以展示权威，但发觉为时已晚——如果其巨大的安全机关没有围捕并恐吓那些试图警告社会危险即将来临的人，中共本来可以很快作出反应。 人道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结果是人道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化为一体。自1月23日春节前夕，中共政权实施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封关，有6000多万人——相当于整个意大利的人口——居住在被封锁的城市中。全国各地居于城市的数千万居民被关在家中，受到严格限制，每天只允许一名家庭成员外出购买必需品。 被隔离的城市，如武汉（疫情发源地），已经犹如战时状态，居民遭受严重的苦难，医疗用品严重短缺，在资金不足且不堪重负的医院外大排长队。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将这种情况描述为“世界末日”，并将检疫条件与60年前的大饥荒作比较。 随著工厂和办公室陷入停摆，数以千万计的工人被迫放无薪假。新年假期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延长了10天，在某些地区甚至更长。由于学校被迫停课直至另行通知，因此教师也将领不到薪水。 全新检疫规则和旅行限制遍及全国，来自内陆省份的数百万移工的行情受到阻挠。一段在网上疯传的影片显示，一对分别是贵州人及重庆人的夫妇，在车中被困在连接贵州省和重庆市的一座桥上，因为两地政府中断两地交通，使他们不能去对方的城市。 有千万人在其他省份生活和工作的湖北工人，面临歧视甚至迫害。正如《纽约时报》袁莉报导指出：“在努力控制疫情蔓延的时候，地方政府显示出他们更善于装得忙忙碌碌，而不是去寻找解决方案。许多政府想方设法追踪甚至驱逐湖北省的居民，以阻止冠状病毒的传播。”惩罚或迫害他们可能会迫使这些工人躲藏起来，使抗击疫情变得更加困难。 人权观察称，习近平和政治局常委采取的强硬措施“过于激烈”。中国大部分地区已停止运转。这给中国的国家体制带来了新的压力，不同地区实施自己的隔离措施并相互争吵，而没有协调紧急资源。 云南省大理市截获了一批运往重庆的口罩，引发了两地政府之间的争端。官方媒体还报导说，青岛海关人员扣押了从韩国前往沉阳市途中的医疗用品。青岛当局声称这是对沉阳官员的报复，因为他们没收了一批运往青岛的物资。这些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厌恨和愤怒。 “人祸” “这就是一场人祸”，社交媒体上的一篇帖子很好地总结了疫情。尽管网路审查员在全力删除这些内容，但这种对政府的批判如一份泄漏的内部政府报告所述，如今已是“洪水般袭来”。 2月6日，“散播谣言者”、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李文亮去世，令反政府情绪再上达到新高度。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强迫签署训诫书，说他警告同事有类似SARS的新型病毒，发布“不实言论”，使其他武汉医务人员噤声。 遭训诫的武汉“散播谣言者”都是试图发出警告的医疗专业人员。消息传出后，事件在社交媒体上激起怒火。李文亮此时已感染了冠状病毒的，中共不得不以温和的态度对待他，并允许他接受媒体采访。最高人民法院甚至声称李文亮不应受处罚。他去世后，北京从国家监察委员会派出了一个小组，对负责处罚李文亮和其他医生的武汉官员进行调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对他的离世表示“深切哀悼”。 中央政府的这些举动是试图遏制和平息群众不满，将责任向下推向武汉官员，为将来进一步审查和迫害“散播谣言者”做准备。去年习近平政权在香港的任何战术上的让步，并不表明路线改变，而只是试图争取时间以继续强硬的威权统治。 在接受《财新网》的最后一次采访中，李文亮作出非常温和的批评：“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份干预。”这句话现在从坟墓中回响，缠扰著习近平政权。 至于由国家控制的媒体首先在2月6日宣布李文亮去世，然后再否认，再在2月7日再次宣布他去世的做法，也是另一个不太聪明的掩盖真相的手法。想必，中共庞大的宣传和审查机器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准备编造不实消息。 这则新闻在网上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反政府愤怒情绪。数以百万计的人分享了有关李文亮的帖子，还有数以千万计“我要言论自由”的标签，在遭审查之前就获得数千万阅读量。对于中共而言的不祥之兆还有，有网民影射香港示威，就大陆的“五大诉求”在微博上广为传播。 这些事件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打击可能远远超过SARS疫情的影响。2003年，中国GDP仅占世界GDP的4%，而如今已占16%。去年中国GDP成长便占全球GDP成长逾30%，对全球增长起决定性作用。在特别考虑到全球经济的脆弱之时，并不难设想疫情成为全球陷入衰退的转捩点。 至于本来已陷入衰退的汽车业更遭遇重创。由于缺乏中国供应商的零部件，现代汽车在韩国的所有汽车厂都关闭了。如果中国的问题持续下去，欧洲汽车制造商将面临类似的压力。中国的汽车厂和其他主要行业目前长期停工，尚不清楚何时恢复正常生产。 但是问题更加严重。疫情如果持续的话，恐将刺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并可能引发银行业崩溃。作为中国第五大城市武汉，在过去的两年中，这座城市的房价翻了两番，是不可持续的泡沫的典型案例。 “有钱人被吓得要死，不敢在外面乱跑。”一位驻北京的房地产经纪人对英国《金融时报》说：“没人上班。建筑工地都封闭了??影响肯定不小。” 武汉：灾难时间线 在危机的最初几个关键周，武汉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错误。他们逮捕举报人并令他们噤声，包括试图警告潜在疫情的医护人员李文亮，甚至向前线医护人员隐瞒风险。现在大量医务人员已被感染，单单武汉其中一家医院就有40名受感染员工，也成为公众愤怒的另一个原因。 据估计，在1月1日至20日期间，有500万人离开武汉前往中国其他地区，却不知道自己可能带菌者，也没有被提醒要采基本预防措施，包括戴口罩、定期洗手和避免公众聚会等。 1月18日，就在该市被完全封锁并禁止所有外出旅游的前几天，武汉官员在百步亭社区举办了40,000户家庭的宴会。如今，百步亭拥有13万居民的数十栋楼上贴有“发热门栋”的红色官方告示。《财新网》引述当地居民的抱怨，即使他们的房屋被认定为“发热门栋”，政府官员仍未告知他们应采取什么预防措施。 联合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于12月31日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员获悉，武汉爆发了“不明原因肺炎”。一周后，该病毒被命名为2019-nCov。这个时间线暗示，在武汉政府错误背后是中央政府行动的迟缓。面对大量对中共独裁政权犯错的証据，世卫还是赞扬其处理疫情的表现，甚至称赞“中国的体制”和习近平“卓越的领导力”。在中共在国内遭遇巨大反对声音之时，日内瓦的少数官僚的讨好式支持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革命性的震荡 北京现在正处于严峻的止损阶段，试图保护“习帝”的形象，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武汉政府和警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承认当前形势是“对中国制度和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中共利用铺天盖地的宣传和公关措施，采取了所有的“维稳”措施，以创纪录的速度建造医院，并宣布了与新冠病毒展开“人民战争”。尽管武汉市新建了两家医院，政府表示相当于增加13,000张床位，但这仍然不够。据独立机构估计，武汉市拥有多达190,000感染者。 北京最近安排了718.5亿元人民币的紧急资金抗击疫情。但在同一周，它为银行业和股票市场注入了1.2万亿元人民币，避免市场崩溃。两者之差反映出中国统治者真正效忠于哪个阶级。 情况会如何演变？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在《金融时报》认为：“如果新冠病毒无法在未来数周内迅速获得控制，整个事件可能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香港：切尔诺贝尔，台湾：车诺比）时刻：独裁者的谎言和荒谬暴露无遗。” 许多中国网民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将其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进行比较。这场核事故是破坏了苏联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基础的一个重要事件。安德利尼也将李文亮与自焚的水果贩子布阿齐兹（Mohamed Bouazizi）进行了比较，认为现今中国与2010年突尼斯有相似之处，而后者是突尼斯革命以至阿拉伯革命的触发因素。 显然，中共政权已进入1980年代后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3月两会现在可能因疫情而取消，其真正原因更像是避免异见者在自编自导的会议上发声。 由于对习近平的领导的分歧不断加剧，几乎肯定会重新燃起中共和执政精英的内部权斗。这最终来说也是社会基层中的愤怒情绪的反映。如果疫情在短期内未得到遏制，并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则可能引发新的危机，并可以带来新一场更大的危机，甚至有可能造成革命的后果。 马克思主义者与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在中国支持者的任务，是帮助工人阶级和青年中最先进的阶层做好政治准备。中国的人道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唤起建设一种替代中共独裁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真正民主的工人阶级出路的迫切需要。 新冠肺炎：对抗疫症大流行是阶级问题 全球资本主义正眼看著股市崩盘，数以兆计的美元在过去5天蒸发，许多交易眼睁睁看著2020年来所有收益付之一炬。实体经济的情况可能更加严重，旅游业在全球GDP扮演重要因素──世界各地航空公司今年估计将损失300亿美元，但这只是冰山一角，这是全球化时代的第一场重大的疫症大流行，将加强当前的去全球化趋势。 习近平说，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他的政权对这整件事处理得一团糟，却还被资本主义世界拥护独裁制的评论员称赞为“强而有力”的领导。中共将无法从这次打击恢复威信，但中国革命危机的进程却可能由此展开迂回复杂的道路。 目前，中国有3,000名医院员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而且基础设备依然短缺。数以千计的平民被困在自己的家里至今已有一个多月，如果他们未经许可外出将遭到逮捕。但是截至本周，如果暂且相信可疑的中国官方数据，那新冠病毒已经在中国以外传播得比中国里面还快。韩国和义大利这两个名列前茅的世界经济体，再加上伊朗，现在已沦陷成最新被列为高风险的国家。 中国是全球GDP增长的最大贡献者、石油和商品的主要价格设定者，以及全球供应链的经济枢纽，中国的这些经济角色意味著经历长达一个月几乎完全工业停摆之后，这场危机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破坏将比官方公开承认或意识到的还要严重得多。有些中国经济学家甚至敢站出来承认， 2020第一季甚至上半年的经济将会呈现零增长或甚至负增长。 工人组织必须赶紧采取积极姿态，要求国家紧急防疫政策（如果还真有这种东西）完全透明公开并受到民主控制。与疫症大流行的斗争到底是个阶级问题！现在急需在受到民主控制公有制下制定出紧急计划，才能有效生产医疗设备、防护衣、病毒测试工具、人道检疫设施，并加速研究与量产疫苗。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正遭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公共医疗体系的屠宰掠夺，找不到有任何地方能满足大规模流行病层级所需的资源。我们应该扭转这般局面，建设工会落实工人职场防疫措施、保障在家工作的权利、对抗裁员和无薪休假。这次的疫症危机就像所有资本主义危机一样，我们都拒绝将成本转嫁到工人和穷人身上，来保护资本家和股市寄生虫的利益。 中国：超过1700名医护人员染上新冠肺炎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中国的医疗系统也遭遇超负荷的挑战，以疫情发源地的湖北武汉最为突出。多所医院出现人手、资源不足及医护人员工作量过大的情况：一些医护人员没有时间去厕所而必须使用尿布；一些医院医疗物资短缺；有影片显示，一名武汉人在当地医院能够见到医生之前需要排队10小时。实际上，早在1月下旬，一名医生接受《三联生活週刊》采访时已经指出，各个医院的承载能力到了极限。有些医院没有足够的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的试剂盒，有些医院则没有检验的条件。随著疫情恶化，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物资的短缺造成的医护人员防护不足，导致全中国逾1700名医护遭感染（其中湖北武汉就有1102名），更有6人死亡。 为了应付疫情造成的床位短缺，中国于武汉迅速兴建了“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于2月初启用，声称均可提供上千张床位，用来救治确诊患者。另外武汉市也借用武汉体育中心等13处公共场所设立“方舱医院”收容轻症患者。然而被官媒极力吹捧的“火神山医院”，却没有氧气插口、心肺监测插口等必要设施，内部构造也被形容犹如集中营；“雷神山医院”则存在天花板漏水等施工品质问题；“方舱医院”更只是将被收留者集中隔离，且允许被收留人员集中跳“广场舞”，妄想以此令轻症患者迅速康复，却不知很可能加剧病毒人传人、造成疫症进一步恶化。 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週，当局坚持认为人传人的可能很低，很大程度上令医护人员得不到充分防护，而在初期揭发疫情的医护被警方以“造谣”处罚、医护人员不得公布病例数字等舆论管控也使社会大众没有足够的警惕。一线医护人员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而医护人员遭感染也增加了医院内交叉感染的风险。 短短几天内，成千上万的建筑工人签订建设新医院的合同，然而这些工人严重缺乏防护，经常不得不简单清洗后就重複使用口罩，且工地卫生条件恶劣。环卫工人的工作压力也急遽增加，且承受不起不上岗的惩罚——一天没有上岗将被罚款150元，而这比两天工资还要多。此外，公共交通停摆意味著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许多工人上下班会遇到麻烦，也大幅增加了本就分配不到足够防护物资的出租车司机、送餐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压力与风险。 保证政权稳定 面对群众问责怒火，中共政权设法将责任向下推给武汉地方政府，免除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等人的职务。2月8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抵达武汉，亲自坐镇防疫指挥部。2月12日湖北单日激增14840宗新冠肺炎案例的同时，上海市委书记应勇调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就任武汉市委书记。然而陈一新乃政法系统出身，被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将采取有力措施严控媒体和网民言论；应勇与王忠林也均非先前传言的医学或技术背景官员，而是具有公安背景。这三人均被视为习近平的子弟兵。习近平在政权内忧外患、自身面对党内权力斗争压力之时平息民怨、保证政权稳定而已。 如同2003年SARS，中共政权对症情爆发的反应充分说明了中共只有在问题瞒不住的情况下才承认问题存在，并在群众愤怒威胁中央政府时装模作样地撤换几个地方官员，并在媒体宣传“成绩”以安抚群众。然而面对疫情的持续恶化，越来越多的群众不会再受矇骗，而是意识到必须推翻中共一党独裁政权。在职场组织独立工会捍卫劳权的诉求将会得到群众支持，对曝露于病毒之中的医护工人和垃圾收集工人来说更是生死问题。在世界各地的工人运动，包括香港和台湾的，应该支持这一想法，并支持中国工人赢得此一重要的民主权利。资本主义无法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务和抗疫物资，所以将药剂及医疗设备行业民主公有化也在这场危机中变得更迫切。抗击疫症也要抗击极权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共对舆论的操纵 2020年开年以来，中国群众就持续饱受新冠肺炎疫情之苦。不仅出行受限，日常生活所需物资在多个省市也陷入短缺，群众不满因此与日俱增。在疫情最初的关键周，中共试图对此隐瞒，为此处罚眼科医生李文亮等疫情吹哨人，给他们扣上“造谣者”的帽子。而随著疫情扩大到掩盖不住，为了平息民怨、转移群众视线，除了撤换几名地方官员外，中共政权也试图在社交媒体将舆论导向对自身有利的方向。 中共国信办颁布“网路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在三月生效，封锁大量公众号，企图镇压网路的言论“革命”。强大的网警系统也无法审查所有讯息。《东营网》“网警郭琪琪：睡4小时，刷微信20小时”的报导不但没有收到宣传效用，反而引起网路一片反感的声音。抗疫至今已有17名警员死亡，其中包括时任泰安市公安局的网警李弦。据媒体报道，李弦倒在办公桌旁，双手仍在键盘上，而电脑屏幕上显示著未完成的最后一份工作日志。 1月22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论，批评武汉政府反应迟钝，提及一些地方政府优先考量“避免形成社会恐慌”，因而防疫措施不充分。疫情发酵到武汉封城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发表文章称，听信李文亮等人发布的“谣言”对防控可能是好事。李文亮去世后，官媒也纷纷表示哀悼、致以敬意并诉求全面调查事件。防疫中的简单粗暴做法导致多起冲突后，多家官媒转载公安部消息，发表社论反对地方防疫人员的暴力行为。 亦有报导或社论呼吁拒吃野味、谴责囤积口罩、责成地方官员不得瞒报疫情，但这些文章无一例外将问题推给地方政府或个体民众，而从不质疑中央政府。即使在中共不得不作出微小让步的情况下，于新浪微博的“我要言论自由”标签与效法香港反威权运动的“五大诉求”仍旧被删。官媒发表具有批判或认错意味的文章仍只是为习政权减压，民众哪怕质疑中共专制都仍然不被容许。 胡萝卜加大棒 2月7日至16日，公民记者陈秋实与方斌因披露武汉疫情而分别被“强制医学隔离”与“被消失”，法学家许章润批评习政权而被软禁，社会活动人士许志永和李翘楚亦因发表直指中共专制的言论被捕。结合自己的宣传机器以及对异议的打压，我们可以说中共再度向世人展现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重演了2008年四川地震和毒奶粉事件后发生的情况。在这两个事件中，中共惩处数名下级官员，并囚禁试图揭露真相的异议者。 传递“正能量”同样不可少。2月初习近平发表“加强舆论引导工作”讲话后，正面报导逐渐占多数。火神山医院兴建后，《新华网》声称其诠释了“中国速度”。18日，中共中央政法委下达文件，要求各地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加大“激发社会正能量”的宣传工作。自此，歌颂中央政府、强化爱国主义的宣传源源不断。习政权为了保证经济成长而欺骗群众，争取各地尽快复工，也可能说明中共高层内部斗争因疫情变得更为剧烈。 有关新冠病毒的各种阴谋论与假新闻一个接一个冒起。中共政权一直利用社交媒体带风向，声称病毒源于野生动物、人类感染新冠病毒始于有人食用野生动物，但是病毒从武汉P4病毒研究所流出的说法一直在网路流传，并且无法确定真实性。《南华早报》报导，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指出该病毒并非起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而是“从其他地方传入”。新冠病毒为人工合成等传闻也在中文社群造成一定影响。阴谋论与假新闻几乎无助于群众了解真相、抗击疫情，反而使政权更有理由升级对媒体报导与网路言论的管制，但它们的存在也反映出对资讯不透明的中国政府的极度不信任。 如果没有群众自下而上的压力，中共控制的媒体报导的真相、发布的批判文章会比现在很有限的数量还要少得多。社会主义者认为唯有工人群众亲自终结中共独裁统治，并将大众媒体收归公有、透过民主机制管理，媒体才能真正帮助公众发声、了解真相，社会舆论也不再轻易被操纵。这一诉求需要连结到终结亿万富翁和资本家对经济的统治，因为他们对利润的追逐与人民的需求严重相抵触——中国政府如此，对疫情应对不善、掩盖并低估疫情威胁的全球各地“民主”资本主义政府亦如是。 中国：工人阶级是真正的英雄 自第一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以来，在各个省市之间交通封锁、基础设施停摆、地方和中央政府一片混乱之下，中国的工人阶级们艰难维持著城市最基本的运转，在最前线同包括病毒在内的一切丑恶作斗争，也承受著最为沉重的伤害。 无私的抗疫支援 和中共独裁政权想尽办法封锁消息抓捕所谓“造谣者”、地方政府排斥外地人并向民众鼓动地域歧视、而在防治工作上束手无策相比，中国工人阶级则是无私地全力支持疫区人民。在上海美迪康医用材料公司的口罩厂，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自发地组织起来生产口罩支援湖北疫区，工人们平均每日工作12个小时，一晚生产的口罩超过三万，无偿向疫区输送。在“快手”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者们发布的视频里，从农民到流水线工人和卡车司机，无私的劳动者们用最朴素的情感向武汉和各个疫情严重的地区表示支持，无偿捐赠和运送水果、蔬菜等食物和防护服等医疗物资。 在火神山和雷神山的医院工地，弱电，焊工，暖通，装饰工等不同工种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两班倒，却有很多被欠薪，“不知道给多少工钱，不给钱就当是志愿者了。”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朴素而无私的自发而无私地团结起来。而中共独裁政权的宣传则企图将工人阶级的血汗成果骑劫为民族主义宣传，在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建造直播上塑造拜物教式的偶像宣传，鼓动人给叉车、吊车、挖掘机等机器打榜，展示忽视其背后日夜辛劳的千万工人们。中共独裁政权永远不要妄想可以借此转移视线，避免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劳动付出匹配的待遇。 恶劣的卫生条件 中国的工人阶级为同疫情作斗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而他们无私奉献之时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卫生条件则是恶劣至极，这恰恰是病毒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按中国志愿者的调查报告，作为中国最发达城市之一的广州，仅有1/3的环卫工人口罩完全由单位派发，不但数量严重不足，而且规格也不符合防疫要求，近70%的环卫工人每天只能用不到一个口罩，近10%的环卫工没有佩戴口罩上班，同时防护手套、消毒液等其它防疫设备也严重短缺，许多工友表示对此闻所未闻，这毫无疑问使得长期户外作业的环卫工人曝露于一个极易感染的环境之中。 由于各类商店在疫情下纷纷关门，奔波于一线的快递员、外卖员们运送医疗物资、餐饭和商品的负担变得更重，也提高了他们染病的风险。但绝大多数快递员上岗前没有经过任何防疫培训，公司发放的口罩防疫不达标，没有手套、护目镜，甚至只给快递员每天一个一次性的防尘口罩。中国最主要的快递公司“四通一达”（申通、圆通、中通、百世汇通、韵达）多为承包制。一些承包站点的老板不但拒绝为快递员提供防护，甚至任意克扣工资，韵达快递的深圳龙华某站点还出现了开出“负工资条”的情况。 2月8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反映全家被村干部拖往湖北天门锐风服装厂隔离的信息，除了中共官僚的粗暴和草菅人命外，服装厂的状况则另一面反映了中国工人究竟工作、生活在一种怎样的卫生状态：“……脏乱差，床板发霉，空气中弥漫著一股臭味，没有消毒和打扫过…” 对中国工人阶级而言，目前的肺炎只是他们所要面对的死亡威胁的其中一环。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20万：其中自杀死亡者高达28.7万，约二十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约5,000人死于尘肺病，13万人死于结核病，每年因装修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已达11.1万人，每年工伤事故死亡约13万多人……这场瘟疫放大了这些统计数据下工人阶级一直在面对的极度恶劣和卫生环境和生存状态。对工人阶级而言，令官僚、资本家和小市民惊惧的疫情正是他们一直在经历的日常生活。 持续的阶级斗争 即使面对如此大敌，中共官僚和资产阶级仍然“恪守”著剥削者的本色，盘剥劳动者。中共官僚恐于经济停滞对自身统治秩序的冲击，默许部分资本家违反早已如废纸一般的劳动法，提前复工、强迫加班，甚至变本加厉地从工人身上搾取油水。 农历新年尹始，华为就要求各员工按时2月3日返岗，甚至要求湖北疫区员工提前返回工作地自我隔离，在家办公，根本不考虑病毒扩散风险。1月28日，由于疫情期间没有顾客而出租车司机仍然要向公司上交承包费，出租车司机们集体罢工，在客运站门口聚集示威，据一名司机向媒体反映，太原市已有出租车充电站都暂停营业、停止充电（太原市出租车全部都是新能源电动汽车），希望能够同时为包车司机减免包车费用、停运车辆，不希望为挣回包车的租赁费出车上路，增添得病隐患。 阶级斗争从来不会因为出现了某种“劳资一致的敌人”而停止，在有限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仍然能够联合起来，并没有因为中共渲染的“特殊时期”而放弃为自身权利的斗争。只要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斗争，中共独裁政权妄图借机进一步扩大资产阶级专政的阴谋一定不会得逞。 工人阶级是抗击疫情的主体，也将是推翻中共独裁政权最主要的力量。武汉有著辉煌的工人阶级革命史，早在满清王朝统治时期的1895年3月，汉阳铁政局工人就为反对翻译曾海鞭打工人而爆发罢工，是中国最早的工人运动之一。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使京汉铁路瘫痪，如今武汉市中心的二七广场上仍然矗立著纪念这场大罢工的27米高的纪念碑，俯视著这座英雄的工人阶级上百年来持续斗争过的城市。 中国的工人阶级绝不甘心为中共独裁政权做牛做马，在这场瘟疫中工人阶级的无私、联合与斗争完全令中共无颜，中共独裁政权除了镇压和封锁之外似乎一切政权职能都丧失得一干二净，曾经吹捧著引以为傲的群众动员和基层治理也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者向抗疫中的工人阶级致敬！我们要求工人组织独立民主工会权利，反对强迫复工，要求政府提供充足抗疫。我们反对无薪假和裁员，要求在家工作的和弹性上班时间的权利。我们要求给予工人（尤其是医护人员）充足的防护装备，需要建立全面公共的防疫用品生产线，由工人民主监督，大量增产口罩、手套和消毒液等防疫用品，同时禁止任何抗疫用品的囤积和炒卖。由于中共禁止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工人阶级的斗争在最初阶段已经要挑战独裁政权。 只有建立真正由工人阶级民主控制和管理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才能克服这类事件中的层层瞒报和官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保卫工人阶级的生命健康权，才能防止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扩大成人为的灾难。 中国：夹缝中的医患关系——北京民航总医院杀医事件 2019年12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民航总医院发生一起杀害医生事件。患者家属孙文斌持刀将医生杨文割喉杀死。我们对遇害的杨文医生表示哀悼。 进入2010年代后，中国的袭医事件频发，并且屡次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此次事件发生后，多个医院开始实施安检，甚至得到佩枪保卫，但是这些真的能够阻止袭医事件继续发生吗？ 现代中国的医疗体系起源自计划经济时代。计划体制下，医疗卫生体系定位明确，在医疗服务、预防保健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始于90年代。作为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医院从一个单纯提供服务的公共机构，变成了一种既要提供社会服务，又要追求利润的“事业单位”。 拨款不足 医院无法得到国家全额的拨款，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自负盈亏。这让医院不得不设法搜刮病人的钱包。药品行业更是被完全市场化，造成药价大幅上涨。政府曾经试图限制一些药物的价格，但是制药企业因为利润太低而不愿生产，反而造成一些药品的稀缺。为了利润，制药企业纷纷派出“医药代表”贿赂医生：如果医生开出自己企业生产的药品，就可以从中获得回扣。一些腐败医生为了获得回扣，也乐于给病人开一些昂贵的药品。这让病人对开药给自己的医生产生不信任。 在上述情况下，虽然病人可能需要花很多钱，但至少能够享受到真实有效的医疗服务。但是在开放私立医院后，中国出现一批“莆田系”医院（因其老板主要来自福建莆田而得名。莆田系掌握著中国大陆80%的民营医疗份额）。这些医院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利用普通人医学知识的缺乏，依靠虚假广告招揽顾客，声称自己拥有先进医疗技术，收取高昂的费用，但是不会提供任何真正有效的治疗，反而耽误了患者的病情。2016年，大学生魏则西因相信莆田系医院的虚假广告而耽误治疗，在付出超过20万元的医药费后最终病亡。 近年来，随著中国大力支持中医药，一批疗效可疑且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的药品出现在市场上。中药的审核非常宽松，不需要严格的验证即可进入市场。中药作为一种传统经验医药，一些经过历史长期检验的药方确实有效，但是许多现代中药企业“发明”的中药常常是无效甚至有害的。这些医院和药商与政府相勾结，逃避监管和处罚。2017年，医生谭秦东发文质疑中药鸿茅药酒，被该药商直接指挥警察跨省抓捕。这些都让病人对于自己所接受医疗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在本次杀医事件中，凶手指责医生给其母亲注射的“醒脑静”导致其母亲的健康恶化。“醒脑静”是一种中药注射液：一种现代发明的中药形式，即将原本口服外敷的中药注射入人体血管。中药注射液存在大量不良反应报告。在2017年中药严重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中药注射液占了84.1%。 “醒脑静” 2019年7月，“醒脑静”被国家卫健委列为重点监控对象。“醒脑静”的销售同样存在贿赂和回扣。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醒脑静”和“回扣”为关键词搜索，可以找到17件医药代表以回扣贿赂医生开“醒脑静”的案件。 在中国，不同于普通学科的四年，医学类专业的本科教育是五年制，之后还要再进行三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从2020年开始，还要再加上2-4年的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考虑到许多医生职务还有博士学位的要求，这就使得培养一个医生的时间长达11-14年之久。而在这十数年的时间里，这些准医生们不仅没有薪水或只有很少的薪水，还要交大笔的学费和培训费，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基层普通医生。 中国的医患比例极不平衡，2007-2013中国年每万人只有14.9名医生，仅略好于世界平均的13.9名，在世界上排名第83名。医生每天需要诊疗大量的病患，导致医生过劳的情况非常普遍。2017年的每个月都有医生猝死，2019年有报道的医生猝死事件有16起。 这还是在医生已经缩短了诊治时间的情况下。59.7% 的医生每半日需要看超过30例患者，平均每位患者就诊时间不足8分钟。这导致了诊疗质量差、医患沟通不畅、病人满意度低，尤其是在病人经常需要花数小时甚至数十小时排队的情况下。 由于市场化的医疗是被作为一种商品出售的，因此在部分病人和家属的意识里，他们花大价钱购买的不仅是治疗，而且是治愈，而如果遇到医生无法治愈病患的情况，就如同买到了假货或是遇到了骗子。再加上上述的对医生的不信任、对治疗真实性的怀疑、对诊疗时间短的不满，还有医治无效的绝望，汇集起来就转化成了对医生的愤怒，其极端者就以袭医事件的形式爆发出来了。 医院安检和佩枪保卫不能从根本上让袭医事件不再发生。中国政府想要以市场化解决医疗问题，公共医疗开支非常低。2016年财政公共医疗开支约1.3万亿元，占GDP的1.6%，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医患矛盾的背后 中国个人医疗支出占总医疗负担的比例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而政府公共医疗支出占总负担的比例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从2011到2014年的增长趋势来看，政府支出占医疗总支出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如今中国政府准备继续推进医疗体制市场化改革，这只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加剧医生的过劳，让医患关系变得更为恶劣。 要想让袭医事件不再发生，就必须废除这个谋财害命的市场化医疗体制，关闭莆田系假医院，重建非盈利的公共医疗系统，由医护人员和病人代表民主监督，大幅增加医疗资源和人手，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全面公有化制药企业，停止生产无效和有害药品，恢复生产廉价有效的药品。实行全民免费教育，培育足够的医生，让每个病人都能得到优质充分的医疗服务。而这些只有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可以实现。 中国：当局12月大举搜捕律师和异见人士 去年12月26日开始，全国各地陆续有多名维权公民和维权律师被捕。 包括律师丁家喜，黄志强等，公民戴振亚，李英等。其中有的人是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逮捕，有的人没有被给出具体罪名。 多名被捕律师曾经处理过“政治敏感”案件，有些人还是一些“公民团体”的成员。 人们也猜测这次拘捕和所谓的“厦门会议”有关，这是一次非公开的私人聚会，据称，这些被捕人士都曾经在厦门市一起吃饭聚会，并议论时政。 但当局随后把这次聚会定性为“煽动和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许多即使没有参与这次聚会的有关人士也被传唤。 有人认为这是2015年“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的重演，当时当局共抓捕了200多名律师和其他维权人士。 捍卫民主权利 这次事件中有一些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捕了，例如丁家喜，曾因为主张官员财产公示和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平权，而被定罪“扰乱公共秩序”，判刑三年半。 而审讯程序往往不透明，刑讯逼供时有发生。当局在进行公民教育时经常提到“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事实上，法律从来不是人民和劳动者的武器，而是独裁政权和资本家的统治工具。 我们社会主义者在此要求，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律师和政治犯，并停止对他们的监视。我们并同时要求落实全面的民主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独立工会权利等，因为这些权利对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捍卫自身权利（包括民主权利）极其重要。 社会主义者捍卫被迫害的律师的言论自由，即使我们不认同他们争取民主变革的路线。只靠自由派分子，与中共谈判推动所谓的制度内改革，永远没有办法获得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在现在的中国。要真正落实民主权利，则需要通过工人阶级独立组织的群众斗争，建立一个由工人阶级民主监督的社会主义政府。 中国：吴花燕之死——精准扶贫能消灭贫困吗？ 2019年11月1日，贵州大学生吴花燕因极度贫困和饥饿导致的营养不良而住院，引发社会关注。2020年1月13日，吴花燕因病情加重，抢救无效而不幸逝世，年仅24岁，身高仅1.35米，体重21.5公斤。 “精准扶贫”是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个概念，随后成为一项重要国家政策。无疑，吴花燕并不是被扶贫的对象。相反，她是扶贫工作的志愿者：尽管家中贫困且身体欠佳，吴花燕在大学期间仍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为山区孩子支教。去年8月，吴花燕成为松桃县的“春晖使者”。这一称号由贵州省专门被授予在扶贫行动中表现突出的个人。 中国对于贫困人口最重要的认定就是货币收入。中国官方的贫困标准是年收入低于2300元，也就是月收入不到200元。现代人很难想像如此低的收入如何生存，乃是因为这些贫困人口并非“现代人”。 中国的贫困人口往往是偏远山村的农民，过著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在经济层面上与2000年前的农民并无本质上的不同——靠种植粮食自己养活自己。他们获取货币收入的唯一方式就是到市场上出售粮食，但是在农药、化肥、机械加持下的现代农业生产出的粮食价格极为低廉，这使得他们靠出售粮食只能赚到很少的钱，成为贫困人口，是接受扶贫的对象。 精准扶贫之所以“精准”，是与以往的“粗放”相对应，不再单纯发钱。精准扶贫的主要措施有两条：不再种植粮食作物，改种经济作物。扩大职业教育，培养产业工人。 这些措施的核心是要让贫困人口脱离小农经济，参与到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去，以提高货币收入。一部分农民继续作为小生产者，只不过其生产更为市场化；而另一部分则成为了无产的劳动者，这也是绝大部分农民的命运。伴随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化，已经有无数小农进城打工成为无产者；如今，随著“脱贫攻坚战”进入尾声，在中国有两千多历史的小农阶层终于迎来了他们的终结，加入了无产阶级劳动大军。 贫困人口脱贫了，贫困就真的被消灭了吗？吴花燕告诉我们，没有。她从贫困农民家庭考入职业学院，正在“自我扶贫”的路上，在大学里还有两份兼职，每个月能赚600元，是国家贫困标准的三倍。她为了省钱，在高中期间忍饥挨饿，埋下病根；她为了省钱，拒绝去医院看病，最终耽误病情导致她的死亡。吴花燕准备接受的手术费用高达20万元，医疗账单就是她的死刑判决书。 假如吴花燕没有生病，她会顺利毕业成为一名会计。她会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二点才下班，周末工作也是常态。她可能每天要经手数百万的钱款，她永远也无法拥有这么多财富，尽管这财富的一部分也是由她创造；她的收入会远小于此，而且大部分都会被用来支付一间狭小的合租屋的租金。或许某一天，她还会为了买一部新手机，点下分期付款的按钮。 是的，脱离贫困的人离开了农田，走进了工厂和店舖；搬出了农村土坯房，进入了城市水泥房；脱下了手工织衣，换上了化纤服装。但是这并不意味著他们不再贫困。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工人的他们，工作时间是以前的千倍，获得的财富却只有以前的十几倍，多出来的部分都进入了资本家的口袋。在一年的工作之后，他们只能积累一点点微薄的积蓄，甚至还可能有负债，然后他们会乘坐全世界最先进的高速铁路系统返回家乡，过完年再回到城市。城市的工厂里、商店里、写字楼里，无处不是这样的贫困人口。他们享受著现代科技的一切便利，但是只需一场大病，一次生产事故，一场经济危机，他们就会立刻被抛弃，无人问津，死去。 精准扶贫没有消灭贫困，它只是把古老的、脏乱无序的贫困变成了现代的、光鲜亮丽的贫困。统治阶级不会帮助工人脱离贫困，他们的统治带来更多的贫困。资本主义不是贫困的解决方案，资本主义是贫困的成因。 真正实现脱离贫困不需指望统治阶级来“扶”，也不能相信“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资本主义成功学鸡汤，工人们要做的只是拿回本应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有没收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将其纳入公有制民主管理，终止剥削，才可以真正消灭贫困。 中国：“煤改气”使穷人当灾 治理空污要对抗资本独裁 大气污染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尤其是在当今的“世界工厂”中国，大气污染的问题尤为突出。不少中国居民深受雾霾及许多因空气污染而导致的问题困扰。 为减少空气污染，中国政府采取了措施，例如中国华北地区近年强推煤改气、煤改电，禁止冬季燃煤取暖。但因为天然气、电费过高，一些民众仍偷偷烧煤。当地居民称，以往整个供暖季烧煤大概花费人民币2000多元，但改用天然气需要花费4000多元，烧天然气的价格是烧煤的两倍。这笔费用对于贫困的农村地方，是笔不小的开支。 许多微博网民批评当局，在天然气供应未稳定下就强推“煤改气”，受害的是百姓，又认为寒冬无暖气的影响，比“强拆强迁低端人口”影响更大。因为中国政府强制推广煤改气的行为，使得华北部分地区的人民，在冬天只有零下18度时仍然无法取暖，对其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而中国政府不顾现实情况，强行推行令群众无法接受的命令，也使得中国的官民冲突升高。据《新京报》报道，在中国的产煤大省山西省，被官方划定为禁煤区的临汾市洪洞县大槐树镇的南营村，早在3年前，当局已强迫村民使用天然气取代煤炭。但由于天然气成本高，村民烧煤炭的情况一直存在。今年12月中旬，南营村村委会对村民家中的炉台强制统一封禁，用水泥堵住炉膛、将村民家中的煤炭没收。这一举措导致了当地的民怨沸腾。 不仅如此，强推“煤改气”还产生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并造成了一些安全事故。据河北长城网消息，2020年1月2日早7点45分左右，河北石家庄新乐市彭家庄回族乡小宅村一民居发生爆炸，造成两人死亡。不少网民将矛头对准了华北地区的“煤改气”工程，认为事故可能是天然气爆炸。各地政府为追求政绩，强推“煤改气”留下许多安全隐患。有网民说，其家乡去年被政府要求全部由烧煤换成天然气，却没有对村民进行相关安全知识培训，隐患巨大；有地方天然气管道均为外置，布满村屋墙壁，十分危险。 虚伪的戏码 中共当局强推各种不合理的所谓治理空气污染的扰民政策，事实上不仅没有真正对治理空气污染有太大的作用，反而是扰乱民众的正常生活，生出对当局政策的不满。而空气污染真正的排放源：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开设的高污染工厂，中共当局却不愿也不敢大刀阔斧地进行整改及关停，可见中共所谓的治理污染不过是一场虚伪的戏码，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效果（甚至会有反效果）。 而中共不愿对大型企业进行整改的原因，是因为中共的利益决定了它的立场，由于中共本身需要依赖这些大型企业的依托来巩固其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的独裁政权，它无法对这些企业下手。而出于外部舆论的压力及维护统治稳定的需求，它也必须作出一些行动来表明它“正在对污染进行治理”，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不痛不痒的“治理”以及用行政命令强推而造成的闹剧。 社会主义者支持改用洁净能源发电，但必须由大幅公共投资真正能人人使用的洁净能源网络，并将能源企业交给工人和居民民主监督。应该向资本家征收累进电费和抽重税，承担绿能的开发成本。这样才能确保人人可负担的电价。面对资本家对绿能的抵制时，需要将这些污染的企业民主公有化。燃煤电厂工作的工人应得到充足的培训，在改善待遇和职安健的前题下转到绿能发电企业工作。由于燃煤发电的企业与中共独裁政权的利益关系紧密，在中共统治下几乎不可能大幅转用绿能。因此，真正的环保斗争是向独裁资本主义作出斗争。 中国：放宽外国人居留下的种族、性别和阶级歧视 2月27日，中国公布了新的《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草案，放宽了对外国人永久居留中国的限制。根据新的条例，在中国长期工作的外国人也可以申请永久居留，且下调了以前对“杰出”人才和投资发放永久居留资格的标准。新条例草案一经公布，就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极大的反对声浪。 外国人（主要是白人）在中国常常能享受超国民待遇。中国政府及官僚体制是阶级歧视的，外国人往往因为财富、学历、工作岗位等等上的优势，使得他们能够在中国获得比普通中国人更优质的政府服务。“外国人丢失财物，警察连夜追回”之类的新闻经常见诸报道，而相比之下，警察却经常对普通中国人丢失财物的案件敷衍了事，甚至因此催生了“外国人代报案”行业。随著中国近年来积极扩展其国际影响力，大量招收留学生的计划也随之推行。外国留学生可以很轻易地进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无法进入的重点大学，而且还能享受到高额补助金、独立宿舍等等优待。 中华民族主义的反弹 外国人享有的这些特权不仅引起民众不满，而且与中国长期的民族主义宣传产生矛盾。这可以见到中共的民族主义是多么虚伪的，它想欺骗群众所服务的是全中华民族，实际上它所服务的是中国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同时也可以见到，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自制麻烦 ，反而引起民众对自己政策的反弹。 在中国的对内宣传中，中国被塑造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近年来，在宣传中国革命的成果时，“赶走了外国人”成为宣传的重点，目的是将本国政府制造的社会矛盾转移视线。部分群众受到民族主义的煽动，他们想把社会问题归咎在种族问题上，认为对抗外国和外国人是解决社问题的良方。事实上压迫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除了是外国的有钱人外，还有本国的富豪和独裁政权。社会主义者反对民族主义，因为这只会分化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力量。 甚至白人男性因为掌握世界的文化话语权，使得白人男性比起亚洲男性对于亚洲女性拥有性魅力上的优势，都成为了网上的重要话题。而中国官方也在把中国女性作为吸引外国人的性资源，籍以吸纳外来资金。2019年，山东大学给每个外国留学生配三个女大学生作为“学伴”的制度引起争议。本次又有发改委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被发现发表过“鼓励女大学生和留学生联姻”的言论，被民众斥为卖国贼。 社会主义者反对政府对外国人给予特权，我们亦反对一切的阶级歧视。但由于欠缺一个具清晰阶级团结纲领的群众斗争，部分反对该条例的人却用中华民族主义和父权主义来反对该条例，往往是仇视白人以及针对中国女性。在山东大学学伴制度争议事件中，批评者比起批评大学官僚，更喜欢对山东大学的女生进行荡妇羞辱。与白人男性交往的中国女性也常常被冠上“Easy Girl”的污名，她们与黑人交往的话则受到更大压力。黑人在中国并没有特权性优势。但是与白人交往在民族主义者眼中只是“崇洋媚外”，而与更“低等”的黑人交往就让人无法接受了。民族主义者往往同时都是父权主义者，反之亦然，因为这两种反动的思想都是源于资本主义制度里。 条例草案公布几天之后，在网络上发起了一场“中国男孩保护中国女孩”的运动，在网络上发布视频，声称要保护中国女孩免受外国人（尤其是黑人）的侵犯，实则是要求中国女性表态只和中国男性交往。他们将女性视为一种民族财产，只能供给本民族的男性，绝对不容外人染指。许多与外国人（尤其是黑人）交往的女性的社交媒体帐号遭到骚扰，留言中充斥种族歧视与仇恨言论。 社会主义者支持迁移自由，不仅包括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永久居留的自由，也包括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人能够迁移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居住的自由。但我们反对政府部门和社会体制对任何种族的歧视或特权，包使用公共服务、入学和就职机会等。只有由工人阶级组织及监督的民主政府，才有可能消灭阶级和种族上的不平等。 社会主义者反对父权体制，反对将女性视作男性的附属物，不仅包括民族主义者将女性视为民族财产，也包括当权者把女性当作吸引外国人才的性资源。只有消灭男女之间经济地位的差异，包括同工同酬、男女平等就学就业、以公共服务解除女性的家务负担，才有可能消灭对女性的歧视。 要做到这些，需要国际主义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女权运动。各国的劳动者应当团结斗争，废除用来分裂我们的国界和资本主义的全球剥削体制，建立人人平等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 湖北多起抗议 显现“大国战疫”阴暗面 在3月，作为疫情爆发点的湖北发生多起抗议，说明现实与中共官方“正能量”宣传有著极大落差。5日，于武汉开元公馆小区，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视察时，被困在家中40多天的居民隔窗呐喊“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居民如此高呼，缘于电视播报中“供应充足，物价稳定”的情景只是形式主义下的作假，现实中该社区订回来的肉是50元1斤，相当于电视报导的价格的5倍。另有社区出现垃圾车、救护车、环卫车运送食品的状况，尽管声称车辆已消毒，此举仍遭广大网民声讨。 垄断物资 牟取暴利 由1月23日开始并计划于4月8日取消的封城期间，食品价格暴涨、品质无法保证，反映中共政权利用灾难，垄断物资、提高生活必需品价格，将官员和商人的暴利置于满足人民需求之上。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绝不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因为工人阶级会通过民主委员会控制每个社区、学校和职场，而不是由今天为专制官僚和资本财团服务的党机器统治。 因应官方数据显示湖北省“0新增病例”，湖北武汉以外其他城市于25日解封，但持绿色健康码的湖北居民到外省市仍然受阻。27日，江西九江交警在鄂赣两省交界处设卡阻拦湖北车辆进入江西，与湖北黄冈市黄梅县警察首先发生冲突，并率先派出特警增援本省力量。随著湖北民众的不断加入，大规模骚乱爆发。不满仍遭歧视的湖北人在长江大桥与江西警方激烈对峙，把多辆特警车和警车推翻在地，并冲破警方封锁线，走到九江大桥派出所前，要求江西警方道歉。影片在新浪微博上迅速被删除。 为了获得每人10万元奖金、响应中央政府复工复产号召，各地官员一直瞒报疫情。而地方政府对真实情况心里有数，生怕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出现无法隐瞒的大爆发。因此，即使湖北疫情风险等级降低，各地仍然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言“处处提防和限制湖北人员”——首都北京管控收紧、禁止目前在湖北出差和探亲的人员返京亦表明这一点。显然，这种“地域主义”表现与中央政府和官媒的宣传相抵触，同时也让更多群众怀疑官方报导的真实性。 无论诉求管制生活必需品价格，还是疫情信息公开透明，都将挑战权力不断集中于中央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中国各地工人群众需要建立共同的组织，尤其是民主的独立工会，以克服“地域主义”，联合起来推翻中共独裁政权，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者民主控制经济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 武汉：为期76天的封城结束 4月8日，在1100万人口的武汉，为期76天的封城结束。在湖北省其他地方，封城也于两周前结束。在新冠病毒于中国爆发的高峰期，约7.6亿人（约一半中国人口）处于某种形式的封锁之下。 中国官媒和宣传机器赞扬了武汉人民，尤其赞扬了一线医护人员的英雄主义精神，但这是为了民族主义宣传而描绘“全体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团结”努力。 这种宣传旨在强化习近平独裁统治和中共政权的权威，并转移人们的视线，避免关注习近平在1月的多次失误——无视并积极打压来自医生的通报，并审查对在武汉传播的新型“类似SARS”的疾病的讨论。官方对疫情的掩盖举动包括1月18日允许在武汉的百步亭社区举行、4万余家庭参加、以民族主义亲中共为主题的宴会。这场宴会距中国官方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只有2天，距对湖北实施封城则只有5天。百步亭社区后来成为武汉市感染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因此被划为“发热门栋”。 发生在武汉和湖北的真实情况并没有出现在中共的正能量宣传中。这些情况包括民众的巨大苦难、基本医疗用品的严重短缺、操弄过的的统计数字（以低估感染和死亡人数）以及私营企业与地方政府机构利用食品和医疗物资牟取暴利。官方数据显示，武汉有2535人死于新冠肺炎，但香港和海外的独立专家认为实际数字可能会比官方数字高出十倍。 绝望 “这次武汉人受到的伤害当然很大。不谈死者，在求医阶段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时的惨状，那时的绝望感我相信是非常深的。死者已逝，但其亲人尚在，他们都共同经历过那种惨烈的时刻。”在武汉封城期间待了76天的作家方方如是写道。 官方也不实宣传，描述其封城为一种基于临床需要、极为有效的作法。1月23日时的最初措施仅涉及进出武汉，存在严重混淆，缺乏来自官方的明确信息。直到2月2日宣布更加集中的检疫措施后，武汉市政府才对包括疑似病例在内的市内流动人员加以限制。这些措施在2月8日得到进一步加强。在随后极其严格的封城期间，粗暴的做法时有出现，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将住宅大楼的入口和门用障碍物堵上，甚至焊接封死，或在一些道路挖洞，使道路不通。 财新网是一个财经网站，由于不为群众所阅览，中共的对该网站的审查也比较宽松。该网站形容武汉封城是“残酷的自然选择”。财新在武汉的记者采访了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的任务是筛检和区分需要住院或回家的患者。 1月27日，在宝丰社区一家卫生服务中心的采访中，他们发现：“有60名工作人员的诊所只有一套防护服和少量的一次性口罩。该诊所的医生杨庆红说，他看了100名病人，其中30多位发烧患者，2例重症患者。” 3000多名医护人员感染 中国其他地区的数千名医疗专业人员被调进武汉。中国宣传机器再次尽其所能利用这些医护的英勇工作，以赞颂专制政府的“优势”。在医护人员加入支援的浪潮中，来自广东的两名护士于2月24日投书英国《柳叶刀（香港：刺针，台湾：刺胳针）》期刊，吁国际援助。 他们写道：“武汉这儿的条件和环境，比我们原本能想像的更为艰难严重。”几天后，在政府压力下，他们撤回了这篇投书。 物资严重短缺、医护长时间工作且精疲力尽、仅在武汉就有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之前在武汉和湖北的医院发生，之后在意大利（台湾：义大利）、西班牙、英国和美国重演。预警的时间更长，而这些政府没有为之做好准备，因此简直是在犯罪。但是，中国的网路审查员已经加班加点，清除所有关于中国的负面消息，并以其“胜利”作为典范。 包括2月7日死于新冠肺炎的李文亮在内的多名医生，试图在2019年12月下旬发出警告，但遭逮捕并被噤声。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于4月1日失踪，据信在接受澳洲媒体采访后，国家安全部门将她“被消失”。艾芬是最早在去年12月试图向她的同事警告新冠病毒的吹哨人之一。如果这些警告得到重视，有关措施得以进行，武汉、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就可以避免当今大流行病的灾难性蔓延。 新冠肺炎：中共抗疫的两本帐簿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整整一季后开始平伏，然而，由于中共政权的诚信经过03年SARS与今次的新冠肺炎后已完全破产。疫情的实际情况广受质疑。 按照中共官方的数据，自三月十八日起，全国基本已无大规模感染的情况，每日一般仅有数十宗外部输入病例和寥寥数宗零星个案。但令国内外民众起疑的，在于中国的防疫政策根本不似如此轻微。中国病例的数字是自三月十日习近平到武汉“巡视”后随即直线下降，而到了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转发《湖北日报》报道称，除离开湖北和武汉的防疫关卡外，湖北省内的防疫关卡可全部撤除，但不久之后《人民日报》与《湖北日报》网站的链接均失效，相关防疫关卡仍未撤除。 此外，中国解除防疫禁令的政策多次左摇右摆亦加深了对疫情实况的怀疑，三月二十日开始，中国国内少部分的电影院本被允许开始陆续恢复营业，但仅一星期后，二十七日晚间国家电影局突然又下达通知勒令立即停业，复业日子再作通知，当中并无解释原因。而在四川，早前被勒令停业的卡拉OK和网吧等于三月二十五日起可以复工，而在三日后，又再一次被下令停业。如此不透明地推行突兀粗暴的政策反复不禁令人质疑背后的原因，是否疫情根本不如官方所言般乐观。 而即便是中共官方三月早前也暧昧地表示，“无症状感染者”并不会列入确诊人数的统计中，同时亦无公布相关数字，这同样又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政策反复。一月二十八日卫健委的防疫方案中表明，无症状感染者会被视为确诊病例并纳入管理，但在二月七日的防疫方案中却把无症状感染者从确诊案例中剔除。三月二十三日《南华早报》获得的中国内部档，当中表明中国在二月底前至少发现四万三千多人属无症状感染者，而根据中国官方数字，当时全国十二万三千多名确诊病例，换言之所占的比例约为1/3。由于外国政府和媒体质疑中国数字造假，卫健委在压力下四月一日起再次公布无症状感染者的数字，但称仅为1541人。 政治性清零 同时，国内亦有消息流出指，某些地区的医院早已不为病人做病毒核酸检测，亦不上报有呼吸系统病征的病例，所有呼吸系统病人一律当作新冠肺炎病人治疗，但不纳入为新确诊数字，以此达到所谓病例“政治性清零”。对比近期香港每日近百宗新增病例，十多宗本地感染个案，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比香港还要少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更讽刺的是，似乎中国自己的官僚系统都对卫健委的数字投下了不信任票。湖北省作为重灾区和爆发点，当地的民众在国内遭到了最严重的歧视和不公待遇。三月底，上海的工厂企业派大巴到湖北接员工回厂区复工，却被拒进入上海，被原车驱逐回湖北。而北京作为“天子脚下”的城市，更是几乎被封锁得滴水不漏，虽然对外交通“理论上”仍然存在，但对入城的民众盘查极为紧张，严格隔离，且禁止明明早已“多日零感染”的湖北省民众进入。 北京严加保安可能与当局希望当城市复恢“安全”就可以让统治者再次召开拖延多时的两会。两会对习近平宣传抗疫“胜利”的舆论相当重要，以洗掉政权当初如何处理失当，让疫症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灾难。 可见，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在现时的疫情数字上存在著“两本帐簿”。虽然现阶段对新冠病毒的科研尚算不足，但其传播度显然极高，对公共医疗系统造成严峻的挑战。加上世卫警告病毒可以“长期潜藏在人类之中”以及中共数字造假的传统，已经足以告诉我们中共正在掩盖疫情真相。甚至中共政权的信用破产使得自身的基层官僚机器都不信任中共的数字。我们不相信其他各国抗疫失败的资本主义政府，也不可以相信中共会成功抗疫，更不会战胜疫症带来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教育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不民主之处，而为了保护人类并为争取未来改善经济，新工人组织是必需要建立起来。 肺炎与资本主义：双重阴影下的中国医疗 “在武汉……只是一旦家里出现病人，就会一片糟乱。到底是传染病！而且医院资源只有那么多。市民其实也知道，就是医生自己的家属生病，如若不是重症，也住不进医院。……要去面对一些残酷：挣扎、死亡以及各种不准的指令。我也觉得非常无奈。”这是武汉作家方方写的武汉封城日记的片段，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今年较早时疫情下的武汉医疗的状况。日记发表后方方却因为“较为负面，不传达正能量”，被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粉红”群体所大肆攻击。（方方的日记里写到的状况与很多独立的报道类似，而与官方宣传则截然相反。虽然中国劳工论坛不认同她的政治立场，但不认为她的描述是虚构的。） 在1月底武汉宣布封城之后，武汉乃至湖北的医疗资源瞬间告急，随著新冠患者人数增加，湖北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并严重缺乏个人防护设备，包括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 由于防护设备严重短缺，武汉医护人员们甚至重复使用一次性口罩，用垃圾袋自制防护服，这让医务人员面临著被感染的巨大风险和心里的巨大压力。福建医科大学、长安大学等的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论文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4月3日，中国共有23名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死于新冠肺炎。由于人们的恐慌所导致物资大量囤积，中国其他地方的医疗物资也处于短缺状态。网购平台上的廉价医用外科口罩基本告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些人却趁此大发国难财，两个N95口罩就卖到了上百元，这更让疫情期间停工而失去收入的工人阶级雪上加霜。 官僚控制下的医疗体系 武汉医疗困境以及今日世界性的灾难的起因就要追溯到今年年初中共对于疫情消息的封锁。认为“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共政府害怕任何的“不稳定”因素。 疫情最初，李文亮医生于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微信与同行交流，首先向外界披露疫情，后来被称为疫情的“吹哨人”。他1月3日却辖区派出所因其“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提出警示和训诫。 疫情早期，在已经有明显人传人的证据的情况之下，第一批来武汉专家组中的王广发却告诉公众：“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结果在1月16日自己被确诊肺炎的信息给了做出轻率结论的他一记耳光。 2月1号出现在武汉红十字会的一辆为领导提取口罩的公务车辆再度引发网民愤怒，接著又爆出了红十字会的更多丑闻。处于抗议第一线的协和医院只领到3000只口罩，而武汉一家莆田系医院却领到了1.5万个n95口罩。募捐款项和物质的使用效率也引发质疑。据‘新京报’报道，一方面医院口罩紧缺，另一方面大量物资堆放在武汉红十字会的仓库里，导致大量捐赠款物不能及时得到使用，而各个医院又不得不各自求援。 有些人认为这只是武汉的个例，其实武汉的乱像是中国官僚体系的一面镜子。官僚控制下的医疗体系缺乏透明度，对这场全球性的灾难难辞其咎。医疗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更是模糊了医院治病救人的初衷。 截止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接近300万，在中国疫情得到初步控制的同时，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大规模流行。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中国医疗体制优越这种结论。中国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医疗体制市场化改革是仿效西方的，中西方医疗体系实为大同小异。而这次蔓延全球的灾难更是给市场化医疗体制敲响了丧钟。 为了度过这场危机和迎接更好的未来，社会主义者认为医疗部门需要废除官僚资本控制，实现民主公有化；寄生在医疗系统上牟取暴利的药剂行业也应民主公有化。防疫工作需要在工人民主的监督下实现公开透明；。并提高完善高风险下的劳动者的待遇和劳动保障。新冠肺炎疫症将会说服更多人要为社会主义新社会而战斗。 中国：新冠肺炎让习近平变强还是变弱了？ 6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取消了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这是由于5月份的经济数据表明，在第一季度的惊人衰退之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恢复势头”。 北京新一波的新冠肺炎感染导致此次新闻发布会取消，以及当局大幅更改全面重新解封这座城市的计划。在上周才重新开放的学校再次关闭，从北京的两个机场起飞的航班中有40％被取消。爆发中心附近的9万多居民被严密封锁，由武警把守这些地区。 过去一周的新一波感染，确诊病例达200，并且与北京最大的食品批发市场新发地有关。这是个晴天霹雳，毕竟北京之前已经连续55天没有新增病例。对于习近平来说，作了数个月的中国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的宣传之后，在中共政权的心脏却发生这种情况，真是既受到惊吓又感到难堪。 这一疫情反弹凸显了一个更大的全球性问题：在新冠肺炎疫症大流行中，很多事情仍是未知的和不可预测的；而各国政府急于重新启动盈利的经济活动，却在公共卫生方面走捷径。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第二波大流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风险”。 前所未有的危机 疫症大流行和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正在给整个世界带来根本和历史性的变化。包括中国的国家引导威权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全球资本主义都未能通过这一考验，现在人类正面临一段经济萧条、创纪录的失业率和国际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 习近平政权试图使自己免受大规模的全球性打击，因为敌对的资本主义政府（尤其是美国的特朗普）试图将全部责任归咎于中国的公卫和经济危机，当然同时他们也避开了自己的罪行。最重要的是，中共关心的是国内舆论，程度更甚于关心其国际声誉。国际媒体的有利报导，或外国政府称赞自己的消息，对中共的主要意义只是在于向中国人民表明自己赢得尊敬。在中国的失业率飙升、经济形势与过去40年来的任何时候相比都更加糟糕之时，习近平政权迫切希望有“正能量消息”，同时加强对来自任何一方的异见的打压。 三月，中共为了改善国际形象，进行了“口罩外交”，在全球出售或捐赠超过40亿个口罩。美国政府的反应令人震惊的糟糕，并成为全球感染和死于新冠肺炎最多的国家，而这也是帮到中共进行宣传的一个巨大因素。 但是，中共政权正面临著自1989年的群众反威权主义斗争以来前所未有的风暴。 实际上，隶属于国家安全部的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一份泄出的内部报告警告说，在新冠肺炎之后，全球反华情绪的上升将达到自1989年6月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最严重。《路透社》5月份报导这一泄密，本身就可能与中共政权内部日益激烈的权力斗争有关。 显然，激进的“战狼”外交对中共政权内越来越多的人日益感到不安。“战狼”外交已成为2020年中国外交官的新常态，这源于习近平（在新冠肺炎、南海、中美冲突、香港和台湾）越来越多地对民族主义政策的依赖，以争取更多的国内支持，并将群众视线从经济不景气移开。 喜马拉雅山（拉达克地区）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凸显了这是个危险的发展，自5月初以来，中国和印度军队在该地反复发生冲突。6月，这场冲突升级，有20名印度士兵死亡，而中方则拒绝透露伤亡数字。即使双方之前也发生冲突，这次是45年以来的第一次有人丧生。 两国政府就像倒影一样，都严重依赖民族主义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双方最近在有争议的边界各自加强了防御和基础设施。最近的冲突是双方在最终谈判前（就像2018年在武汉那样）都在试图在彼此之间施加更大的压力。新德里或北京都没有发动战争，但双方的行动都是在揭开旧伤口。 这是中共内部日益激烈的权力斗争的一个方面，有人认为习近平的强硬外交政策越来越适得其反，疏远了外国政府，在冷战迅速发展的时期里，将各国推入的美国阵营。他们希望回到中共传统的实用主义和更有技巧的作法。驻美评论员裴敏欣说，中国的外交官曾以“训练有素、中规中矩和谨慎”而著称。他感叹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赵立坚等人的涌现——赵立坚是“战狼”群体的杰出代表。 疫情加剧了新的尖锐攻击。在澳洲、东南亚、几个非洲国家和欧盟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反冲，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军事围困和中国经济脱钩方面的地位更接近美国。当然，这不仅因为中国外交中的“语气”和笨拙表现；也因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家担忧，这场危机使全球力量对比变得对中国更加有利。习近平单方面毁灭香港有限的政治自主权，旨在强化其在国内的强人形象，而此举只会加剧前述担忧。就连在杜特尔特领导下更接近中国的菲律宾，最近也暂缓废止与美国的军事协议。 危急的经济形势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习近平政权正在从印度边境到南海来展示自己的力量，这反映出在日益严重的全球与国内危机之下之不安全感。 最近的经济数据相当矛盾。国家统计局原定在被取消的北京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5月份月度数据显示，工业生产进一步反弹，比去年增长4.4％，其中，制造业产出增长5.2％。但是，尽管中国的产业正在“复苏”，但更大的问题是它将在哪里卖掉商品？ 澳洲麦格理集团（Macquarie Group）的首席中国经济专家胡伟俊表示：“供给远超需求。” 5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突显了这一问题——下降2.8%，而4月份该指标下降了7.5％，3月份下降了15.8%。如果资本家由于国内和海外出口市场需求低迷而无法出售商品，那么无论提供何种税收优惠和信贷放松措施，他们都不会投资于增加生产。2020年前五个月，制造业投资下降了14.8％。很难想像“世界工厂”的表现会比这更差。 在5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北京将工作重点从追求GDP目标转移到了就业上，以防止就业市场崩溃。中共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到2020年经济可以实现2～3％的增长，而IMF在4月的预测仅为1.2％。 中国官方的失业率是6％，但很少有人会相信。即使根据仅涵盖城市（较富裕，占总人口约一半）的低估数，目前仍有2600万人失业。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3月的数据，只有不到十分之一（230万）的人正获得失业救济，人均每月可获得约1350元。 然而，纵使这已经很糟，但实际情况却还要更差。中国2.9亿农民工（户口仍然在农村）没有被算入官方的失业人数，而这些工人占劳动力的36％。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3月，封城和旅行禁令被取消后，这些工人中也只有1.29亿（不到一半）重返工作岗位。 根据国家统计局，到4月返回其就业城市的农民工人数是前几年的90％，这表明仍有近3000万人尚未返回。有独立研究显示，实际复工率比官方宣称的低很多。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冯哲芸（Emily Feng）和Amy Cheng于6月8日的报导提及，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Rozelle）说：“去年有工作的农民工中，只有大约一半在今年4月下旬还有工作。”罗斯高带领史丹福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今年初以中国七个省的近70万村民作为样本进行研究。该研究表明，这场危机“令农民工的收入剧跌，以致大多数人不得不少买食品。” 在许多情况下，外地工人发现新工作的工资低于疫情之前，珠三角的情况是减少了约50%，工厂只能提供标准的工作周，而不能加班。没有长时间的加班时间，外地工人就无法靠基本的工资生存。 一些非官方但可信的估计表明，中国的实际失业率现在可能为20％，多达8000万外地工人无法找到工作，或被迫返回自己的村落，因为拿到的工资不能支撑高成本的城市生活。 贫困依旧 今年5月，在每年人大常会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克强总理丢出了颗重磅炸弹。他说，中国有6亿人口（占人口的43％）月收入不到1000元。 李克强说：“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令许多听众震惊的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印象是，这种极端的苦难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或规模不会如此之庞大。中共原本对于中国将在明年之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达到2010年水平的2倍）的宣传，被李克强的坦承彻底破坏。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克强还个人赞同恢复“地摊经济”，以此作为在当前危机中创造就业机会的手段。一夜之间，“地摊经济”成为社交媒体上的主要热话，与此想法相关的公司甚至出现了“概念股”购买热潮。李克强称赞道，成都市政府通过设立设施支持街头小贩，创造了10万个工作岗位。据报，其他27个城市也有支持类似的政策。 然而，情况突然180度大转弯，与习近平密切联系的北京市政府批评地摊经济的概念是“不卫生不文明”。这标志著政策上的突然转向，几天之内，“地摊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被官媒再提及。 无论是李克强对“地摊经济”的提倡，还是来自习近平阵营的表面反弹，都不是与工人阶级利益站在一起。通过在大街上兜售来谋生，绝不是实际就业和工厂倒闭的替代选择。但是，狙击李克强的政策的行动并非基于为穷人和失业者提供替代性支持。它反映了中共抱著精英主义的鄙视目光，特别是在北京等大城市对“低端人口”的蔑视。在过去几年的迫迁政策下，“低端人口”很多已被连根拔起，并被赶出了这些城市。中共的城市发展政策越来越类似于隔离政策，或是说中国特色种族隔离，为的是将大城市留给“文明”的人口。 权斗 同时，这场政策上的争端反映了一个更重要的进程：很多人认为中共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是过去产物，但它现已重新开始。据称，随著习近平在2018年修宪中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他似乎已完全巩固了对政权的控制，并正朝第三任期无人可挡地前进。现在看起来事情不再那么笃定了。 李克强最近的角色，以及由于他较为“民粹主义”、谦逊的亲民形象而获得部分群众同情，表明原本在内部派系斗争中使用的临时和解办法已经无用。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政权内从未爆发过如此公开和个人化的冲突，并且这一冲突围绕中共政权两个最重要的人物。 中宣部由习近平派系掌控之时，国有媒体的反应是即时且一面倒的，远不只是为“地摊经济”降温。现在，李克强的讲话和文章被删除或更改。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形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是反对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总理是国家机构等级第二高的官员。 李克强代表的当然是中共党内的“团派”，在习近平统治的8年，该派遭受打击，并失去许多职位。但是习近平强硬而粗暴的斗争手段，以及国内外日益严峻的政策上的碰壁，可能会促成新的派系形成——无论李克强是否担任他们的领袖，以在下一时期挑战习近平的位置。 对于社会主义者，中国政权内部政治板块的移动（即派系斗争）是即将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重要标志。常言道，革命始于上层。我们对资产阶级专政、彻头彻尾独裁的中共的任何一派都不抱有任何希望。我们主张以社会主义纲领和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府，在中国乃至全球开展独立的工人阶级斗争。 中国：同地域歧视作斗争！ 在今天，地域歧视不能再被视为一种不重要的网络口嗨了，这根本不是不同地区的人之间的玩笑与调侃，而是和种族主义和排外思想一样，是统治者对群众分而治之的工具。它首先将压迫指向中国的不发达地区，如东北、河南；而现在又随著疫情的扩散指向了湖北人。三月末湖北黄梅和江西九江边界上的冲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央政府所谓“善待湖北人”的号召根本没有在地方政府之间起到任何作用。 籍贯成见 哪个地方政府不是像防贼一样防著湖北人呢？我们可以看看被中共官媒和小市民夸赞的“硬核河南”是一种什么行径。河南省政府采取堆积土块、石块的形式堵塞道路，把经过湖北的归乡人员劝返，禁止任何鄂牌车，在已经从湖北返乡的人家门前拉横幅——这不得不让人想起纳粹上台后法西斯匪徒在犹太人的家门口画六芒星的情形，这一回则是湖北人成了中国的“不可接触者”。难道对中共而言，重要的工作不是保卫人民免受病毒之害，而是保卫自己免受湖北人之害吗？ 而工人阶级在地域歧视中受到的伤害则是最大的。许多湖北农民工要经过九江和黄梅的边界大桥南下广东务工，这样一来他们的收入来源彻底被断绝。对湖北人的用工歧视也变得常见起来。据《湖北日报》报道，湖北人返工、求职时碰壁，有的企业规定不得录用身份证号码以“42”开头的员工，有的一见到湖北人就打出“招工已满”的幌子，甚至还出现了湖北籍劳动者无故被辞退的情况。即使是劳动法也不能保卫他们的正当权利：这本来就是废纸一张。 地域歧视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被部分地克服，但是伴随著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再复苏及加强，是中国资本主义地域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产物。早在疫情之前，东北和河南等地就一直承受著地域歧视的攻击，辱骂他们的口音、方言、文化，北上广深等发达城市在这一歧视链中是高人一等的。 但不要被这层绣花枕头给欺骗了。这些“国际化”的、体面的大都市究竟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呢？北京有700多万的外来人口，占北京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河北、河南、东北、山东的外来打工者最多。中国的资产阶级压榨著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打造了一座又一座的样板城市，而广大的内地乡镇和农村仍然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在北京市的管理者眼中北京的外来务工者不是“北京人”，不应挤占北京市的公共资源，没有资格拥有北京市的户籍，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兴区火灾后北京市的“整治”使大量外地务工者流离失所。中共媒体也一直在煽动地域歧视。在各种负面新闻和案件中，中共总是要强调人的东北和河南人身份。这些外省人喜欢“偷井盖”，喜欢酗酒，口音是粗俗的，文化是下贱的，品格是卑劣的，在“大下岗”中失业的东北国企员工纯属“好吃懒做”、“自作自受”。 地域歧视的本质 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工人阶级，遭受这一反动思潮影响不大。虽然没有良好的待遇，但是全国各地的工人仍然赴往武汉建设方舱医院；各地的劳动者们志愿无偿捐赠物资、加班加点制造防疫用品……这一过程中他们是怎样忍受中共官僚的吃拿卡要、资产阶级的压榨和利用的，我们对此倍感痛心，不能把他们的无私和光荣归到官僚与资本家上去。 地域歧视的实质是什么呢？是中国的官僚大资产阶级煽动小市民仇恨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者，在社会问题上转移矛盾，并著手对这些进入中国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边缘地区劳动者进行镇压。基于工人斗争的考量，加上建立独立工运的需要，地域歧视是不能被忽略的，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资产阶级想怎样培育排外思想，怎样分裂中国各地的劳动者。为了保卫中国劳动者，消灭地域发展不平衡，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地域歧视，坚持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 中国：中共利用两会通过反动法案戕害女权 今年两会代表打著“人民的名义”在会议中提出和通过了不利于女性利益的法案，自导自演了一场可笑的闹剧，无疑是对中共独裁体制罔顾百姓权益尊严的最形象见证。 在此番会议上，一个极具焦点与争议声的问题就是关于“离婚冷静期”的法案。离婚冷静期是指夫妻离婚时，政府强制要求双方暂时分开考虑清楚后再行决定是否继续离婚。仅仅在政府机关实施。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面对舆论的一片哗然，中共的喉舌——各大官媒先后发布所谓专家的解释，强调仅适用于协议离婚。 面对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法律条文，妇女们深知如果通过必将进一步侵害自己所剩无几的权益，她们通过国内各大社交平台——微博、微信、QQ以及知乎，通过发布文章，发起网络投票，转发评论点赞的方式，鲜明地指出法案只会助长不公平不正义之风，呼吁抵制。最终被禁评被删文被无视，法案通过。 不平等犹在 至今在中国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落后思维依然浓厚。一方面，这种思维导致了男多女少的人口现状（很多女性生命在被检查出来后即被堕胎），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很多男性结婚的焦虑（竞争压力加大，没有足够资本的话很难拥有妻子）。重男轻女歧视女性的氛围下，家暴频发又导致不少女性恐婚。 然而离婚冷静期并不能保障婚姻的稳定和家庭的和睦，因为目前所谓的婚姻与家庭本身就是建立在剥削与压迫的基础上的！这必然只能引发另一种结果，那就是越来越多人恐惧结婚，拒绝结婚。当下有一句名言，男生努力赚钱是为了结婚，有一个舒坦的家庭享受，女生努力赚钱是为了避免结婚，不沦为家庭的奴隶。 在中共的体制下，如今社会主流舆论与法律实践，将女性同胞视为低等公民，把女人的命不当命，将她们从工作竞争中逼回家庭，在家庭中做牛做马。 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以来，女权不断倒退，女工的工作趋于低薪和不稳定，而核心家庭的观念不断加强，牢牢巩固了女性的性别定型。核心家庭本来就是统治阶级的维稳工具，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变得更为专制，自然也更加需要用父权主义和家长制来压制妇女的自由，以削弱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力量。只有在工人阶级群众政党的领导下，为女性的经济平等地位而斗争，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平等就业权利、建立公共服务以消灭妇女的家务负担，才可以从根本上消灭歧视女性的观念。而这需要彻底反对极权与资本主义。没有妇女解放，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 湖南: 另一场毒奶粉丑闻 5月上旬，中国湖南省爆发“大头娃娃”事件，有多名婴孩因饮用“倍氨敏”的假奶粉而导致头骨畸形并患上佝偻病，而涉事的厂商湖南唯乐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是所谓“合法商家”。事实上这是在郴州市半年内爆发第二起的假奶粉事件，而上一次则是2019年12月的“舒儿呔”事件，当时涉事厂商勾结著郴州市唯一的“三甲医院”向家长推销假奶粉。这揭露出从制造商到医院到销售通路构成了一个官僚腐败政权与资本利益荼毒婴孩的一条黑心结构。 奶粉的厂商一方面勾结地方的医院，以一罐60元的回扣，让医生推销；另一方面则掩盖事实要求店铺贩卖。依网络上曾在母婴店工作的网友指出，厂商的销售员就指出该产品是专售于婴孩食用，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营养的固体饮料，食用过多会导致营养不良。事件爆发后，地方的建委会、工商局一度的消极对待，直到社会上出现了巨大愤怒才开始介入，但仍施以非常轻的惩处，仅罚销售商200万元，并撤职一名医生一年，但生产厂家没有被罚，事后的赔偿也还未彻底地落实，这也再次反映了中共官僚的腐败处事态度。 以儿童利益为幌子 湖南大头娃娃爆发以后，甚至有江西的家长透露自己曾依医生建议买过名为佳瑞宝的假奶粉，而该产品不仅出现在母婴房，江西、北京等地方上的超商都有出现。在中国不论是毒奶粉还是假奶粉的事件层出不穷。从2003年的安徽劣质奶粉到三鹿毒奶粉等等，每起事件都反应了资方如何为了利润不顾并且和官僚甚至是私人的医疗机构勾结，罔顾工人阶级的儿童的健康。 中共政权散布的民族主义意识，好比“孩子是祖国的花儿，少年强则国强”等等，不过是用来掩盖自身的腐败及亲资的真面目。我们必须要将婴儿健康食品的生产收归于国有，由工人阶级成立的独立工会来民主的控制，并且扩大医疗资源，让医疗机构真正可以照顾工人阶级的健康。只有建立真正的民主计划经济，我们才能够真正地捍卫儿童的健康。 中国：“医护英雄”被暴政欺骗、盗窃及滥用 据报道在五月一号于咸阳市妇幼保健院四十余名在一线奋战的医护由于所谓人才优化被“自愿辞职”且“保证不以任何理由主张权利”（其中有26名为护士）。事件被曝光后引发了群众的愤怒，而在围攻之下院方却宣称此事为“不实报道，或被国外敌对势力利用”。 讽刺的是，在上个月初，这批被资遣的医护中大部分人刚刚从支援湖北抗疫归来，院方甚至举办了仪式并称他们是英雄。但这些支援的医护人员不仅没有获得到应得的补贴，甚至也因为疫情期间医院亏损而被资遣。支援湖北抗疫的医护人员仍有高达五成未获得补贴，同样全国有高达8成的医护人员在防疫其皆没有获得到任何的补助。甚至在封城的期间有36.4%的医护人员收入减少了三到五成。 被牺牲的医护英雄 今天中国的地方债务高达了8万亿美元，甚至在去年底还出现医院为了补贴债务要求医护人员自掏腰报认购债务。这次的事件就是为了在经济危机下降低地方债务的压力而削减医护人员的劳动力成本，将贪污腐败的成本转嫁在基层的劳动者身上。 之后透过了医护的斗争和社会上群众的愤怒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下院长已被撤职，而医护们也已接到返岗通知并进行劳动仲裁。这证明了群众斗争是对抗院方、资本家和中共政权最有力的方式。中国的基层劳动者需要组织起独立工会，在疫症期间我们更看清独裁的政权与资本主义体制对基层所带来的严重打击。独立工会是不可或缺的武器，同时要将医疗资源收归于工人阶级民主的管理，并且近一步地扩大公共医疗开支，取消中共贪污腐败所造成的医院的巨大不良债务。 中共的独裁政权想利用将医护人员“英雄化”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掩盖独裁政权在防疫上的无能以及转移群众的视线。并利用所谓的“境外势力”来合理化对工人阶级的打压。这反映了中共政权是变得越来越脆弱，仅剩下民族主义的手段来维持其威信。我们全力声援中国医护工人为权利而斗争！ 中国：迪士尼《花木兰》电影广遭负评与抵制 2020年9月4日，华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资制作的电影《花木兰》上映。该片内容改编自同名中国民间传说，主要描述一名代父从军的传奇女性人物花木兰。长期以来，好莱坞被指责存在被白人垄断、白人饰演非白人角色的问题，华人自然难以在其中施展拳脚。直到好莱坞、迪士尼日趋看重中国市场、与中国电影界合作越来越多，好莱坞大片中才更多地出现中国元素。今次该片云集刘亦菲、甄子丹、巩俐和李连杰等多名华人影星。然而，从2019年8月开始，影片就惹来相当多的争议。 2019年8月14日，就香港反送中运动，《花木兰》主演刘亦菲于新浪微博表态支持港警；另一主演甄子丹在今年6月30日于脸书庆祝香港国安法实施。该片在片尾感谢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吐鲁番公共安全局等多个中共及中国政府机关，而吐鲁番公共安全局负责关押上百万维吾尔族人的“再教育营”。考虑到电影于2018年8月开拍，剧组应是在中共于2017年升级对新疆镇压后前往当地的，因此也被质疑是否剥削少数民族劳工，或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合作。以上政治因素令港台、泰国民主人士发起抵制行动，随后该抵制行动扩大到韩国、美国等地。 除上述政治问题，《花木兰》的剧情也存在诸多瑕疵，即使在中国也招致很多负评。原作《木兰辞》并未记载木兰所处之年代、年龄、籍贯、居住地，但是可以确定故事发生地对应今天的中国北方，年代应该在北魏；而电影中出现了中国南方、宋朝才开始有的土楼，以及其他不符合年代的物件。故事本应是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建立功勋的令人振奋的故事，但电影却把原意改编成了生硬的“孝”。可见，考证不严谨、对中国元素错误应用，让这部电影呈现出的仍是西方人对东方的臆想（即“东方主义”）。本来是一套向中共献媚的电影，却被《环球时报》批评为“艺术水平低下”，实在可笑。 早在1996年，迪士尼就因支持电影《达赖的一生》（被视为对达赖喇嘛的同情之作）而激怒中共政权，还造成1998年迪士尼出品的原创动画片《花木兰》被迫推迟一年在中国上映，且票房成绩很差。今天，随著中国资本进军，为了保住中国市场，维持自身收入，好莱坞会对自己的电影先进行自我审查，删改之后再推出。例如，2016年迪士尼子公司漫威推出的《奇异博士》删除了一个藏人主角，以避免电影因为西藏议题在中国遭封杀。 对于电影在新疆取景的问题，美国19名跨党派国会议员询问迪士尼相关细节，然而其中包括卢比奥、克鲁兹在内，有不少都是公开的亲资右翼政客，代表美帝国主义利益。至于民主运动人士发起的抵制行动，有进步的一面，因为中国确实存在民主权利被打压、少数民族受到特别压迫等问题，而有一定组织、串连多国的抵制行动有可能引发更多普通民众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然而，抵制行动的发起人大多对美国政府少有批判，因此行动也会被美帝国主义操弄，从而疏远中国大陆甚至海外工人群众。况且，抵制行动成效不佳，《花木兰》在台湾和泰国上映两周后，票房分别达到196万和230万美元，在台湾更登上全台新片票房冠军。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电影业必然被资本控制，拍摄出的作品通常也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大部分电影公司则为了追逐流量、票房、奖项等因素而制作电影，将利润置于观众爱好之上。只有摆脱独裁政权的控制，并且消除商业市场的因素，电影艺术才能有真正的自由发展。 中国：亲习与反习派内斗升温 中共政权正面临著国内外加深的冲突及矛盾。感受到危机重重的统治阶级，都为求自保派系的利益而采取不同的统治策略及方针。这种分歧使中共党陷入剧烈的权斗风暴。这不仅只是关乎到个人的统治权力，而是关乎到整个统治集团，因为资本主义的危机使不同派系的统治阶级的利益越来越难以平衡并协调一致。中共权斗往往为了表面团结而极力掩盖分歧，他们害怕分歧曝露于公众面前而使权威受损。因此，现今权斗公开化表现了政权一定程度的失控，深陷危机。中美合作及全球化时代正式终结的处境中也让中共内斗越来越公开化。 过去习近平集权一身，在2018年修宪称帝，都是建立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所导致的统治危机之上。中共政权意识到过去的派系分权的统治模式使“政令不出中南海”，面对国内民怨和国际衡突需要更强硬的民族主义，而中共不能再用旧有统治方式，唯有寄望由个人统治来有力推动资本主义市场化、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及镇压群众斗争来挽救统治。但过度僵化的个人统治不断制造的新冲突中陷入更大的泥淖。中共内部对于习近平统治的绝望感越来越强烈。 当前公开权斗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首的是自八九以来最高级别的官员之间的。李克强所代表的团派，过去在习近平统治时期遭受打击，权力受到大大削弱。习近平将军队、政治、国安和外交权力都集于一身，而贵为国务院总理仅有的经济决策权也越来越缩窄，使李克强多年来都相当低调。 正当习统治出现危机之时，李的伺机反击不会是他的个人决定，背后是由中共更广泛的统治阶级中的不满情绪所推动的。而反习势力并不限于团派，还有过去同样被清洗的江派、退休官员，甚至部分是习近平所属的太子党。“反习派系”并没有共同的政纲，其内部利益也有互相矛盾，所以并不是一个坚实的集团。 总的来说，他们都认为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在港台疆蒙地区都造成反弹，而战狼外交政策更使中国陷入孤立。他们恐惧自己的企业因经济脱钩而利润受损，也慌张与外资利益断裂，更害怕强硬统治最终使中国面临一场革命，因此企图削弱习的权力，妄图恢复那一去不返的“正常”局面——寡头分权独裁、与西方国家友好、高经济增长换来稳定。 早在一月底，当习近平因疫症危机而消失一星期，而李克强则率先高调访问武汉，就已表现出了权斗的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似乎出现了两个领导，两种政纲。习近平在五月提出的内循环，意思是刺激国内消费来推动增长，就地受到党内敌对势力的质疑。李克强之后提出消费是“经济恢复的薄弱环节”，并反其道的提出“六稳”政策，主张恢复外贸与吸引外资来降低失业率。习李在巡视水灾期间互相竞争，两方提出截然不同的发展地区以及经济方针。 双循环 所谓的“双循环”实质上也不过是将温家宝在2007年提出的刺激内需的政策重新包装，这政策从未成功。不论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的经济政策，都没有丝毫的反资或是“改良”的内容，并不能为工人阶级带来任何的帮助，也不会防范下一个时期的经济恶化。因为整个中共及各派系都不可能逃脱资本主义经济制造出的周期性灾难。 整肃贪腐实质上也是内斗的手段之一。首先是针对公安部，据报导这两个月以来已经有高达了35名周永康派系（也就是所谓的上海帮）的政法高官遭到清算，公安部进行的授旗大典由国务院改成中央直接掌控。 党内公开批评习近平的异己者也接续遭受到清算，包括太子党任志强，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到耿潇男夫妻。这些人发表对习的批评，其措辞比港台“民主派”更尖锐。例如蔡霞指中共是“政治殭尸”，指“习近平不下台中共将全面瓦解”。他们所代表的势力，是那些过往通过中共赋予的特权获得了在西方的政圈人脉或资本利益，又或者在中国的企业与西方有密切关系，现在担心中美冲突会危害自己。这些所谓的“自由派”主张对独裁进行有限的改革，满足私人资本家要求——市场自由化、减少国家干预权力、让更多统治派系瓜分利益。他们不会支持真正的民主权利，例如结社自由、独立工会，选举自由等。习近平为了捍卫统治地位而杀鸡儆猴，权力斗争很可能会扩大至其他的派系。 在疫情爆发以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更加的深化，中美两大帝国的冲突更加尖锐。习近平为了在新的危机当中巩固权力，只能进一步推动战狼外交和强硬镇压。这不仅是为了向外国宣示实力，也要震摄党内敌对派系，树立统治威信。港版国安法之所以迅速推行，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不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中国制造2025的结果都适得其反，大量的经济资源耗费，并与全球资本主义产生剧烈的冲突。在美帝国主义驱使下，欧美日以至其他小国的右翼政客都推动中国经济脱钩，藉此向施加压力。中共不断激化地缘军事冲突，使外交关系紧张，只是显露出习对自身旳统治没有安全感，唯有透过粗暴手段来彰显他的力量。但这只是去制造出更大的矛盾和新的危机，从香港，内蒙古到印度，激起了全球大规模的反中情绪。反习派别在这种压力驱使下，越来越感到要制衡习的权力，阻止他的路线。若果形势更为严峻，他们甚至得出结论，认为有推翻他的必要。 预计在十月举行的五中全会可为我们对中共权斗实况提供更多线索。距离2022年只有两年，中共内容相信已开始讨论二十大的党领导人选问题，在商讨继任人的同时迫使习作出让步。现在只能判断习近平的连任并不是十拿九稳，预计他会把清洗行动升级，确保自己连任。反习派系的声势虽然有增长，但距离在2022年彻底拉倒习近平还有相当大的实力差距。根据报导，现在习近平有计划恢复党主席的身分，为延续第三期任作准备。因为中共的潜规则并不容许党总书记连任两届，而国家主席实则上只是无实权的虚衔，所以需要新设党主席一职来确保党的实权在握。 未来发展 五中全会可以揭示的几个未来发展： 习近平大获全胜，并且透过党主席的身分近一步地巩固他的地位，这会在短暂的时间暂缓党内的恶斗，但习近平的地位受到进一步地巩固，也意味著他的强硬作风会变本加厉，并制造更大而更尖锐的社会矛盾，就像是对内蒙古的汉语教育的推动。即便是在短期内可以透过高度的镇压来换来稳定，但只会让政权埋下更巨大的炸弹，中共内斗未来可再次激化，并将会比这几个月来更加的剧烈。 另一种可能，习近平的统治被削弱，要和不同的派别作出妥协。国家机器集权后要分权是极为困难的，而且帝国主义衡突的战线已开，西方会借机迫使中共作出更大的让步，使中共统治菁英进退两难。而即便中共的统治不再行个人独裁，重返回邓小平所提倡的“集体领导”的模式也无法保证避免危机恶化，充其量的是缓和习近平的强硬镇压和外交政策，为中共争取短暂的蜜月期。权斗反映著深刻的社会矛盾，因此将会以新的形式继续。在资本主义底下威权或是民主都无法解决这些危机。 不论最终在五中全会上面，中共内部达成了甚么样的协议或是权衡，这些平衡都是非常脆弱和不稳定的，就像是中美在疫情爆发以前的贸易协议一样，在一个危机持续深化的局面当中，任何的协议在新的矛盾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习近平所举办的防疫表彰大会因为没有李文亮，在中国遭受到许多网络的挞伐。同样的李克强提出的地摊经济虽然受到习派的封锁，但根据报导在8月之后也有各个城市，包括厦门及深圳恢复起地摊经济。这些都显露出政权对于治理的方式陷入分歧以及混乱。对于群众来说，早晚都会感受到政权混乱，揭穿政权的外强中干，因此加强危机意识并想寻求出路。群众会开始寻找工人阶级的出路，变得更有信心挑战独裁。 我们彻头彻尾的反对整个中共，不会寄望于任何一个派系。中共所有的派系只是用各种的小修小补来设法延续专政，并且主张牺牲工人阶级来强化中国资本主义。我们是需要建立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建设一个国际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才能在新的斗争局势到来时终结资本剥削。 中国：出现粮食危机吗？ 最近，在中国已经沉寂多年的“节约粮食”口号又出现了。在中美对抗，新冠肺炎肆虐，洪灾余波未平的背景下，习近平做出“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指示，各级机关也随之跟进各种形式主义运动，比如所谓“光盘行动”，比如多个地方政府的“n-1”,“n-2”模式（提倡点菜数量为用餐人数减去1或者2），官媒更是点名批评在网络上表演吃东西的“吃播”是在“浪费食物”。讽刺的是仅仅在两个月前，官媒犹在吹捧“吃播”能打造完整的商业链“刺激经济”。 粮食危机？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的粮食危机，截至8月5日，中国主产区夏粮小麦收购同比减少938.3万吨，约20%。同时上半年小麦进口量几乎翻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7月和8月食品价格分别同比上涨13.2%和11.2%。南方最大的大米交易市场的稻谷收购商表示，今年的早稻不允许直接卖给米厂了，只能卖给国家粮库，这是过去二十年来首次实行这一统购政策。 有不少中国媒体声称这只是正常现象，中国并不存在粮食危机，但是民间的还是出现了恐慌情绪。粮食危机的客观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疫情影响农产品加工、运输和消费，上半年洪灾使得很多农田欠收甚至绝收，中美对抗的贸易战以及之前多国对于农产品出口的限制。但是粮食危机的深层原因还是在于资本主义本身。 首先，城市化是资本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中国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几乎占据所有的资源。2019年中国城市人口平均收入是农村人口的2.66倍，其中资本性收入更是达到了10倍以上，2000年以来，中国农村劳动人口每年流失600万，当小农经济受到城市化的冲击，贫困的农民进城打工，土地抛荒几乎是必然的现象。 另外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中国耕地也正受到各种污染的威胁，从工业非法排放，到除草剂，化肥和塑料薄膜的残留，目前全球有20%的耕地退化，而在中国这一比例是40%。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使得瘟疫肆虐，从去年的猪瘟到今年的肺炎，都是粮食危机的重要因素，资本破坏森林和各种栖息地，野生动物被迫地离人类更近，并带了来病毒。大规模的集约化的养殖为病毒快速爆发提供了环境，中国东南沿海从福建到广东几乎每一个海湾都被密密麻麻的水产养殖场挤满，五月时三省曾爆发大规模“渔瘟”（鱼类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在极高密度养殖的环境下迅速席卷各养殖场，造成鱼类水产大批死亡。而抗生素的滥用让病毒的毒性不断累积，直到可以威胁人类的生命。事实上，这次的官方的说法会令民众恐慌，也有宣传口径变化太快的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官方关于节约粮食的宣传就越来越少，乃至最后成为了只在食堂出现的例行标语。 官僚腐败 中国的粮食政策的问题有另一大源头，官僚腐败。2015年的中储粮贪污案就了引爆舆论，粮仓官员和粮商互为表里，用旧粮充新粮，甚至在库粮食都不用动一下——只要账本上的改动就等于获利无数。无独有偶，近年来黑龙江、吉林、江西等地，面对中央巡视组，储备粮仓接连失火，民众普遍怀疑这些又是为了掩盖官员贪污的“被失火”，戏称“巡视组一来，粮仓就起火”。 2018年爆出新闻，江苏一所小学8.5元的午餐费中就有5元被各级领导克扣，用参杂淀粉的火腿肠代替纯肉——这还是在中国富裕沿海省份的情况，经过巡查，该地市委巡查称“90%的学校在食材采购中弄虚作假，80%的学校食堂没有监管”。2019年，中国粮食产量6.64亿吨，进口1.06亿吨，进口主要原因不是产量不足，而是进口更便宜。但为免谷贱伤农，又不得不作出钜额农业补贴。这又给了官僚上下其手的腐败空间，将大量无人耕作的农地抛荒，长满杂草以骗取补贴。 官僚主义的弊病无法用另一个官僚机构来消除，无论有多少巡视组和监察机关，都只是用来平息人民愤怒的表面手段。在这个关头当局强调节约粮食，怕的是在中美对抗，局势紧张时发生粮食危机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当粮食政策不再是为了人民福祉而设，任何官方发起的“运动”、“宣传”，都只是各级官僚的任务和政绩甚至钱袋，并且任何储备、产量、面积数据都很难再反映真实情况。 粮食纲领 工人阶级需要有独立的粮食委员会，监督粮食生产的安全和存库，把粮食的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都放在人民可以看到的地方，减少不必要的运输和保存期间的浪费。此外，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即将粮食生产企业全面公有化，并投资在安全和环保的耕作技术和设备之上，避免更多的环境灾害，也可以给农民合理平等的收入和生活条件。 公有粮食企业应由工人阶级民主管理，管理层人员只能领取工人薪金，并且可以随时被罢免，以阻止官僚从中腐败和榨取资源。工人阶级可以民主规划粮食的产量和库存量，以免利润制度造成的短缺和涨价。 社会主义者主张停止中美贸易战，全国以至世界各国的贸易应由工人阶级的民主管控，才能促进国际合作的粮食生产和分配，防止一时一地的灾害造成严重的后果，也防止资本主义各国为竞逐市场而爆发冲突。只有打倒资本主义，才能打倒“浪费”有理的逻辑，只有打倒官僚主义，才能打倒粮食上的“蛀虫”。只有社会主义的民主计划经济才能建立可持续的、环境友好的生产体系和能切实满足人民健康生活需求的分配体系。 中国：奶业问题 7月9日，微信公众号写手王小七发布文章《深扒蒙牛伊利6大罪状，媒体不敢说，那就我来说》，痛斥中国垄断奶业犯下的“六宗罪”，包括串通政府部门和官僚引发恶性竞争排挤对手、为扩大产量稀释牛奶而添加各种化学品等。此文在中国互联网迅速传播并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很快，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称文章内容不实，并强烈要求国家有关部门立即删除该文章，取消微信号，责惩作者公开承认错误并向伊利、蒙牛及中国乳制品行业道歉以消除影响。据透露，写手本人于7月18日被上海警方带走，并拘留于闵行区华漕派出所。 在中国，奶业市场由垄断资本控制与支配。从2005年2月2日多家企业联合左右国家标准、2008年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2018年串谋官僚跨省抓捕作家刘成昆与山西奶农郭玉珍，截止到今年5月湖南毒奶粉丑闻，奶业资本作的恶已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 民众受害 中国工人阶级正在“享受”垄断奶业资本带来的“福润”：全世界最高的婴幼儿奶粉价格、平价奶频繁的质量问题与被誉为全球最低标准的《中国乳品安全国家标准》。以蒙牛、伊利为代表的垄断奶业资本已经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相捆绑，洗白者也多利用此进行辩护，称购买其产品是为保护所谓本国民族企业不被外国资本吞并，以此来掩盖奶业资本扩张中的种种罪行。 从2008年婴幼儿奶粉被爆出含有致癌的三聚氰胺开始，中国奶业便彻底毁掉了自身的信誉，“毒奶粉”也成为了一代人的噩梦。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时的维权者郭利遭到雅士利乳业公司诱导式谈判，被雅士利以敲诈勒索的名义举报。郭利本人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山西人郭玉珍，一位为伊利提供奶源的奶农，于2018年因发布揭露伊利罪行的文章而被跨省抓捕。其案件一度被两次退侦、三次延长起诉期限，并被判处一年的监禁。政府部门与资本已经紧紧勾结在了一起，共同欺压毒害工人阶级。 蒙牛和伊利却借机三聚氰胺事件以“不得向奶制品投放工业原料”为由反过来要求政府降低检验标准，推动2010年《中国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实施，此标准远低于欧盟或是美国标准——工人阶级因为毒奶粉的牺牲并没有（也不可能）换来奶业的改良，相反，却换来了更多的细菌和更少的蛋白质。中国奶业市场变为更深层次的韭菜收割厂。 三聚氰胺事件距今已十年已久，但同克拉玛依大火案中“让领导先走”和河北大学交通肇事案“我爸是李刚”等事件一样，已经深深影响了一代民众。即使是到了今日，中国网民谈论到国产奶粉时，仍喜欢提及三鹿以抒发自己的不满。 事实上，此事件揭发出胡、温时代官僚系统的极度腐朽——从2008年2月25日第一例问题奶粉回厂送验，当事人所发帖被封杀，到9月8日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指令，新西兰官员向中国政府报告，中国政府方才开始严肃对待。当中整整半年的过程中，毒奶粉问题被各级官僚打压、封杀、草草了事！据中国卫生部通报，截至2008年12月底，累计报告患病儿童29.6万人，住院治疗52,898人。 9月，温家宝多次巡查地方，称其心里感到非常不安及内疚，对不起大家。他批评部分企业没良心，欠缺社会道德，但实际上，中国中宣部早已下令禁止中国内地媒体擅自报道三鹿事件，一律要以官方公布或新华社报道为准。工人阶级及其他受害民众渴求法律援助的路子被完全堵死。2010年11月，在毒奶粉工厂前发动民众抗议的赵连海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判处两年半的有期徒刑。 民众的呼声唤不醒一台装睡的机器——整整半年全国民众儿童惨遭毒害，最后引起政权认真对待的还只能靠外国政府的一纸声明！说明中共根本不在乎自己有多人国民受害，也不在乎无组织的民众零星的抗争，其宣传的一切或是对民众的承诺只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为其服务，而不会变为真正落实到工人手里。 毫无寸进 三聚氰胺事件后，中国奶业环境得到了改善吗？答案是否定的。2012年某西安实习生发布了其在蒙牛冰激凌代加工点的实习记录——脏乱差的环境、回收不合卫生标准的废品重用、拥挤的宿舍、12小时工作制、一人一岗的流水线、罚款制度及流水线上监控的监视……臭名昭著的19世纪血汗工厂像是回光返照般在中国狠狠扎根，并由独裁政府庇护。 独裁政府与垄断资本狼狈为奸坑害普罗大众，妄图中共上层改良也只能是魔怔的幻想。我们应当认清独裁政府与资本主义体制的本质，认清仅凭个人的力量不可能争取到斗争的胜利，并意识到群众斗争的重要性。我们应当认识到：群众需要全面的言论及新闻自由，反对任何消息封锁；组建基层劳动者独立自主的工会，实施八小工作制及优良的工作环境；消费者需要独立的委员会，调查食品安全问题，并有权严惩制造有害食品的企业高层；国有化大型奶制品企业、工人民主管理企业监督生产；企业管理层只能领取工人阶级的薪金，不能享有经济特权，并且可以随时被罢，避免权力独大和官商勾结；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是彻底摆脱中国奶业的阴霾及破除对工人压迫的出路。 中国：中共政权外交屡遭碰壁 在国际上，中共政权越发遭到孤立。自从中国外长王毅出访欧洲，中共的处境更是糟糕。8月25日至9月1日，王毅访问了欧盟五国，期间遭遇一路冷遇、谴责和抗议。访问意大利、法国等国时，王毅也被当地官员问及华为、新疆人权问题和香港民主运动等话题。七大工业国集团（G7）之一的意大利在去年融入了中国“一带一路”、成为该计划在欧洲的“桥头堡”，而意大利外长迪马约（Luigi Di Maio）不给王毅面子，见面时直截了当提及香港局势。 新冠疫症爆发以来，由于美国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也因为全球格局改变迫使欧盟也是跟随步伐，欧盟大大转变了立场，反中立场越来越强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首次欧盟国情咨文演讲中便强调，中国是“一个系统性对手”。 美国施压的举动在华为问题最突出——欧盟多国受到美国压力，在8月纷纷宣布抵制华为5G通信设备。现时比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典都正式排除华为。德国的科技业由于极为依赖中国，总理默克尔一直拒绝正式排除华为，但在国防部及美国的压力下，现时也加强对其的通讯审查。 随著全球产业链变动，中美经济步向脱钩，德国近期正推动“印太政策指导方针”，呼吁从中国分散投资，加强对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其他印太国家的合作。与此同时，习近平提出的双循环战略意味著减少对德国商品的进口，并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这一方面意味著中德合作减少、竞争更多。 但更重要的是，欧盟对抗新冠肺炎不力、经济大幅下滑，各国政府的统治都陷入严重危机，需要像美国那样用中国问题来转移国内群众不满的视线，展现自身“大国”形象。 欧盟是近期才转变立场，变得更强硬对抗中国。因著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考虑，过去两年欧盟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强硬反中，而是在中美间采采取温和暧昩的立场。 2018年7月中欧峰会以来，中国设法拉拢欧盟抗美，但完全没有成功使欧盟加入中方阵营。即使欧盟拒绝与中国联合对美国采取行动，中国也一直避免与欧盟有更大冲突。今年3月底、4月初，中共利用“口罩外交”试图提升自身国际（包括在欧盟的）地位，但因为出口的口罩和检测试剂合格率太低而失败。8月中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中东欧国家，相信是希望拉拢欧盟国家遏制中国。自然，中共也会派出王毅访问欧洲，但从此行可能处处碰壁。 然而，这不代表欧美会组成坚实的反中联盟。欧盟企图保持战略独立性，加强自己在世界地缘政治的实力。在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也步入绷紧。全球的保护主义抬头，欧美之间的贸易战也在加剧。例如，10月初，针对美国政府对于波音公司的巨额补贴问题，世界贸易组织（WTO）裁定欧盟可对美国的价值近40亿美元商品和服务贸易采取反措施。同时，欧盟也试图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征收数字税以及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在气候协议、个人资料保护等问题上，欧盟与美国之间也有不少冲突。 在中共正陷入四面楚歌境地之时，很多反对中共独裁的人会寄望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客的支持，不少“加速主义”信奉者也会寄望外国政府制裁中共，让爆炸性社会动荡在中国来得更快些。但社会主义者不只反对中共独裁，对于外国资产阶级政府也不抱任何期望，因为他们也只是在无力处理本国危机、无法从中国恢复生产享受经济成长红利，才采取对中共强硬的姿态，并纵容、煽动民族主义来分化工人群众，并反过来助长中共在国内煽动民族主义、爱国意识。真正令中国乃至全球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方式，仍然是工人阶级不分国籍团结斗争对抗世界资本主义。 中国苏州文明码遭遇滑铁卢—“文明”或是“野蛮”？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面对国内外的一系列经济与外交事务的困境，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力度，特别是利用现代科技建立起一张覆盖全中国的“天网”。2020年9月3日，苏州码的升级版“苏州文明码”上线。据悉这一文明码以1000分满分，若市民有任何“不文明”行为——包括违法违规或部分合法行为——都会被扣除相应分数。如果分数不过关，则可能在日常生活和使用公共服务中处处受阻。“文明码”一出，舆论哗然。有人讽刺“文明码”乃现代“良民证”，“文明码”在人为划分公民中的等级，有人质疑政府是否会把文明码变成滥用公权力的工具。没到四天时间，9月6日相关负责人即宣布“测试”结束。可以说苏州地方政府变相承认了“文明码”试验的失败，但是我们仍要警惕更多的“文明码”出现。 苏州文明码作为强化控制的产物，其出现不是第一个，在中共独裁政权被打倒之前，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中共独裁政权正利用智能手机、互联网以及大数据等新时代的生产工具建立更加严密的监控网络，自动将那些不愿意服从他们管制的人——譬如将罢工、游行示威参与者、甚至发表不满言论者定为“不文明”行为——排除在社会与公共生活之外。 民主权利意识觉醒 “文明码”看似在提倡文明、惩罚不文明，实质上不过是被国家权力异化的一种规训，其目的是赤裸裸的野蛮，也就是不断强化中共独裁统治的能力，确保威权统治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威权主义者如此青睐于新技术正在于这些技术可以减少他们实施阶级统治、镇压群众运动的成本，在过程中减少他们想像中的人为干扰因素。然而此次文明码及2019-2020年的一系列网络舆论风波都在展示事情积极的一面：一部分中国网民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发展奇迹建立在毫无顾忌地压榨公民权利之上，他们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认为有必要向中共独裁政权发出集体的反对声音。 社会主义者反对以任何形式进行的数字控制及“文明码”一类的社会控制手段，我们认为这种被国家权力扭曲的技术只能不断巩固和强化国家机器，为资产阶级统治作伥。提升民众的“文明素质”靠的是完善而全面的公共教育和相应的物质条件，而非通过“老大哥”式无孔不入的监控。只有通过广泛的集体行动为民众争取对抗独裁政权，废除国安和政治警察部门，并将科技企业民主公有化，才能真正避免下一个“苏州文明码”的出现。 中国：人口普查背后的社会监控与维稳 根据中国媒体报导，2020年11月1日将正式开始第七次人口普查登记。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各项准备工作既已开始，不少小区里拉起横幅宣传积极参与人口普查的好处。根据国务院的说法，“电子化采集”也会成为此次人口普查的重要工具，在日常生活中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各处的二维码张贴齐全，等著居民提前登记自己的个人信息。这一举动暗示了中国政府正在试图利用新时代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构建一个更加严密的社会控制网络。 在此次人口普查中，不仅调查所使用的片区划分变得更加精细，对于个人信息的掌握也更加精确，譬如人口流动的情况。笔者在参与由政府主导的类似社会调查时候，也敏锐地注意到小区中的外来居民对此类调查的不信任，因为中国政府在控制居民的上心程度高于他们关心边缘群体和少数群体的程度。某个小区中的横幅写著“都是国家的宝，一个都不能少”，可以说是对人口普查赤裸裸的讽刺，并道出了政府要将普查计划精确到个人的野心。 维稳手段 自古以来，各国统治者及其仆从都知道，充分掌握精确的人口资料是增加国家政权汲取社会资源能力的重要手段，在中国这样一个实施威权统治的国家更是如此，更加精确的人口数据有助于充分地了解和控制它的国民。早在2004年，中国学者刘能便指出“少数群体”如下岗工人聚集的小区最有可能孕育出制造社会不稳定的集体行动。显然中国政府试图用人口普查的方式捕捉和追踪这些流动的人口，以免他们破坏“维稳”的大好局面。政府根据人口资料所作出的城市规划，永远伴随著阶级压迫——将被边缘化的“低端人口”隔离起来，避免他们“破坏市容”和“制造混乱”，而富人则占据著社会大部分资源。 有人质疑这些个人信息是否会泄露，是否会成为“有关”部门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国务院信心满满地承诺：人口普查的数据受到“严密的数据加密和脱敏技术”保护。然而我们相信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大陆读者对此只会付之一笑——推销广告、垃圾短信无时不刻不在提醒他们——中国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机制根本可以说是千疮百孔、漏洞百出，只需要一点权力和一些贿赂就能把它捅出个大窟窿，各方证据表明各地政府都有参与出售民众个人讯息予商业机构，以至于堆成山的个人信息待价而沽。 数据私隐 也许有人会说社会主义者没有看到人口普查“利国利民”的一面，然而我们要的是将普查数据用在社会公共服务的能力，而不是为了监控社会群体和镇压反对派，也不是为了实行阶级压迫的政策。在中国，人口普查与身份证、监控网络一并成为社会控制网络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去反思：人口普查究竟“利”谁的国？一直以来，政府都禁止公布无对国家的社会数据，像显示贫富差距程度的坚尼系数，多年来都是不可公开的秘密。而GDP数字多年来都充满水分，如果政府愿意的话，堂堂“泱泱大国”都怎会没有能力调查真实的资料？ 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控制网络，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也竭力收集民众隐私，一如斯诺登所揭发的美国“棱镜计划”。 社会主义者认为任何资本主义政府是不可能真正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的，而独裁的中共更为如此。社会主义者认为应该通过民主委员会监督政府有效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不被泄露。我们要求废除国家安全部门以及控制网络信息的部门，停止一切监控和控制社会舆论的行为。只有全面民主公营的经济才能避免政府及企业为利润出卖公民个人隐私，同时利用人口数据更好地提供社会服务和资源分配。这一切只有打倒极权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实现。 中国：娱乐文艺自由被禁——见证文化审查强化的八年 广电局在今年七月颁布了二十类题材审查及规避命令，严格限制影视拍摄的内容，打压艺文创作自由。近期中共不仅提高对于新影视作品的打压，也纷纷的将过去审查核可的作品下架，包含了描绘宫廷内斗的《延禧攻略》、《如懿传》，也将一部描绘反独裁政权的《V字仇杀队》给封锁查禁。《V字仇杀队》电影影响深远，从香港的民主运动到世界各地的群众抗争，总能看到带著V面具的抗争者，这是因为该电影虽然推崇无政府派的个人英雄主义，但在当代观众的诠释中象征著反对独裁的抗争精神。当然，这种精神也为施行资本主义独裁的中共政府所恐惧。这反映出中共独裁的胆怯，害怕艺术的自由创作会群众的政治意识，因此必须严密控制舆论。 8月15日，评分排在豆瓣68名的电影《V字仇杀队》（港译《V煞》；台译《V怪客》）的页面突然消失，各大视频网站和社交媒体有关该电影链接和评论也一并被删除。大量疑惑而愤怒的网友来到漫画版《V字仇杀队》的豆瓣页面下讨论，但不久评论区也被和谐。成千上万的声音瞬间被删除，就好像它们从来不存在一样。 但是仅仅在8年前的2012年，该电影一刀未剪地在央视六套播出，当时的共青团喉舌中青报表示央视播出该电影“让人大感惊喜”、“为开明喝彩”和“没有宽松氛围就没有文化繁荣”。今日再看官媒的这些言论，令人不难发现政权的危机感与不自信更为强烈。 多部作品被禁 实质上中共对于艺文自由的打压一直都存在，在2012年、一部爱情电影《颐和园》因为涉及隐涉六四革命，该片导演娄烨被下令长达五年不能拍电影。又例如2017年的韩国电影《出租车司机》讲的1980年的韩国光州事件，这本与中共无直接联系，却因为能让人联系起六四镇压而遭到全网封禁。 今年较早，禁止未成年人每天玩网上游戏的时间。后来因为游戏动物之森的玩家在游戏内绘制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谭德塞与中习近平嘲讽中共，不但下令游戏下架，甚至禁止游戏出现殭尸和疫瘟的题材，并且指游戏的地图编辑功能是用来宣扬分裂祖国。 这必然触动年轻人的神经，即使尚未被政治化的一群也强烈感受到自由被剥夺。在江泽民统治时代，中共放任媒体的娱乐八卦和色情暴力，利用拜金及纵欲主义来转移群众对政权的视线；而习近平则走向另一极端，对文艺和媒体采取家长式管制，企图利用民族主义和儒家道德来钳制群众反抗思想。 在中共独裁底下艺文创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政权恐惧艺文创作的自由将让部分艺文创作者与知识分子借此激起工人阶级与基层人民对当局的批评与厌恶。然而，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之中，影视产业资本同样会为了利润与市场，迫使影视创作者放弃创作自由，根据美国笔会及一些知名的电影创作者指出，好莱坞影视产业资本为了要瓜分中国的电影市场，也配合著中共独裁进行创作自由的审查，甚至是向中共独裁献媚。单单在2019年中国电影市场中，好莱坞影视产业资本便取得26亿美元票房进帐。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对文艺的审查，要实现真正的艺文创作自由，为著言论与创作自由而斗争！使艺文创作者不再做独裁政府的化妆师、不再仰赖资本家的脸色与市场的营利导向而过活。 中国：不仅仅是天灾——中共独裁的无能加剧灾情！ 这一场1998年以来最严重的洪灾，进一步重创了早已因疫情与经济危机而岌岌可危的人民生计——独裁资本主义体制与病毒、洪灾，荼毒著中国基层人民与工人阶级的现在与未来。 每年长江在这个时候都会出现水位抬升；又恰逢东南地区的梅雨季节又起到了助推作用；而作为贪腐工程的代表——三峡大坝，从不曾让它的质疑者失望，对遏制洪水的泛滥、调节汛流没有发挥到令人满意的作用。 根据官方公布数字（根据过往劣迹，我们可以合理怀疑实情更为严重），超过七千万人沦为受灾户、271人死亡或失踪、经济损失高达人民币2143亿元以上、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灾区遍及全国28省，紧急安置人次达469万人，对比近五年平均值高出47%。国务院扶贫小组副主任洪天云则表示，截至8月21日、恐有1.3万家户重新沦为贫困家户。而在这样的悲剧面前，中共中央现在仅落实25亿元的救灾经费——而这些钱又将流向何处呢？ 根据受灾区网民的回复，他们在历年水灾泄洪后并没有得到国家的任何补助，只有部分地区象征性的发放了方便面和矿泉水作为慰劳物资，此前黄山灾民更是传来了“一百万人共得250万受灾补贴，平均一人两块五安家费”的笑话。 要切实救灾 不要作秀宣传 即便根据政府当局于8月26日所宣称的，中央与地方将合计拨款一千亿元人民币用于灾后重建。姑且不论当中将有多少公帑进入官员与资本家的口袋中，这笔预算平均于七千万名受灾户之中，每人仅得1500元的预算援助。对照之下，本年度军备预算高达1兆2680亿元。中共当局维持独裁制度的企图、扩张中国帝国主义的野心、以及官僚腐败，吞噬了基层人民应得的防洪预算与建设！ 面对98年后的最大洪灾，习近平神隐了将近三个月才首次公开视察灾情，而这场“视察秀”中的“灾民”，也被网民踢爆是“临时演员”。而在此之前，网路上充斥著对习的批评与不满。面对社会舆论中对习近平的批评，中共宣传部门也在7月底、8月初起加强网路管控、以杜绝各种对当局的批评与质疑，并大力渲染各种民族主义“正能量”宣传。 在当局施压之下，媒体起初有意的减少了关于洪灾的相关报道。可笑的是，国内最早的报道是一则大水淹过之后某城市出现彩虹的新闻。等到洪水来到家门口，纸包不住火的时候，才开始呼吁民众注意安全齐心抗洪。这导致了相关援助的滞后，比如合肥在洪水冲击的时候才开始请求物资捐赠，可是时间太赶，有心无力。 另一方面，大量讯息不发达的农民工在这时候才知道事情，想回去帮助家里人转移物资，也是为时已晚了，人员的安危，财产的损失，又找谁算呢？在感觉人力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更是开始软硬兼施的把城市的大学生和乡下的农民怂恿到到一线抗洪，美其名曰：为国效力。 当局虽然能暂时以国家暴力来压制舆论中对于防洪无能、救灾不力的批评声浪，却始终不能办好防洪工程，挡下未来再有的大洪灾。 最严重时，紧邻三峡的宜昌市几乎高度与水位持平险些自身难保，差点上演“水淹金山寺”；另一方面，今年的新冠疫情也沉重打击了政府的财政，人力物力非常有限，往年喜欢借著水灾旱灾走选秀出来扮演亲民形象的官员这次都不肯出来扭几下了。 进入七月下旬，洪水的总量达到一定的高峰，一向以科学大国自诩的中国政府的先进技术貌似在洪水目前和疫情目前一样没什么效果，于是再次号召人民“舍小家保大家”。那么这次作出牺牲觉悟的重担就落到了安徽的头上。原因也很简单，上游的河南是人口大省，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下游的江苏是经济大省，承担著财政重任。于是中央贴心地给出了两个选择；要么你自愿牺牲，要么主动做出牺牲。 7月20号，安徽阜阳市阜南县王家坝决定开闸爆破泄洪，将来自淮河流域的洪水留住，以完成指标，2000居民在临时紧急通知的情况下匆忙转移，大量财产被迫抛弃，开闸后，整个蒙洼蓄洪区成为一片水乡泽国，田地工厂以及来不及带走的家畜都被淹没。在过去的60年里，该地已经成为了国家御用的泄洪区，先后开闸16次。农民们的辛勤劳作就这么一次又一次的在官僚们“舍小家保大家”的口号下化为乌有。而在整个安徽，更是遍布多个泄洪地点，自入讯以来，受灾人口到达399.2万人，被迫迁移人口66.4万。 今年因为疫情原因，每年全国统一的高考不得不推迟到7月7号至8号举行。然而面对七月以来愈发严重的长江洪水，有关部门却丝毫不考虑沿岸省份学生可能无法同时参加，结果是高考当天黄山河水倒灌积水严重，歙县两千名考生只有五百名到达考场。考试连续延迟两次，不得不替换备用卷临时更改时间，给考生的心理带来了严重的压力，但这一切只能让学生们和家长们去承担。在把高考视作改变阶级命运的国家，这是何等残忍的一件事。 在气候危机愈发剧烈、恶化的今天，未来势必将有危害更大的洪灾。社会主义者认为，群众不能信任政府的救灾工作，需要由下而上自我组织救灾委员会，安排物资和医疗资源的分配，给予受灾户全面且充裕的援助、保障其一切所需，才能阻止贪腐官员将捐款中饱私囊。而且同时需要建立民主机制以防止食品价格暴涨和投机的情况发生。需要进行符合公众集体安全的疏洪建设，就要将基建项目收归工人阶级民主管理。 对抗未来洪灾 出路在哪？ 社会主义者反对一切的新闻封锁，要求公开透明灾情消息。为了调查灾情真相，需要由灾民和工人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讨合理赔偿，并严惩失职和腐败的官员。 要实现这样迫切且必要的措施，需要建设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推翻这个由无能权贵钜富所执掌的独裁资本主义制度，并以工人阶级民主管理社会运作，如此才能将社会的巨大财富与科研技术充分用于保障基层人民之安全，并投资对抗气候危机所需的一切科研项目与各类建设，才能使未来的人们真正告别洪灾、告别人类史中至今不绝的水患。 中国：国家机器对左翼人士的镇压升级 8月14日，南京中级法院对左翼人士柴晓明在进行秘密审判，他被当局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法院判决和刑期尚未公布，但南京检察院公诉人建议量刑3到5年。据了解，柴晓明的律师与当局签了保密协议，以确保有关其案件的消息不会被泄露。 针对柴晓明的这一案件是极大的不公义，是中共独裁对毛派和托派青年进行更广泛镇压的征兆。10月，毛派退休工人孟宪达（网站“人民之声”编辑）被当局拘留，随后被释放。两个案件没有直接联系，但和柴晓明一样的是，孟宪达也是2018年深圳佳士工人斗争的坚定支持者。 柴晓明自称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大约十年前的一段时间里，他经常与工人国际委员会（2020年更名为ISA国际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劳工论坛进行讨论，但随后他以政治分歧为由中断了所有联系。柴晓明于2019年被捕时，是“毛派”左翼网站“红色参考”的编辑。 最昂贵的警察国家 中国的秘密审判意味著被告的家人、朋友和媒体都被拒之门外。在许多情况下，被告的律师是由官方所委派的，而非自己选择的。如果当局认定犯的罪涉及“国家机密”，就会下令进行秘密审判。 中国的司法系统和法院均由中共所严密控制，定罪率超过99%。从2006年到2016年的法院统计数据显示，无罪释放的被告不到0.2%。换句话说，出庭几乎等于有罪判决。此外，大多数审判严重依赖供词，而供词又往往是在酷刑胁迫下获得的（尤其是涉及政治的案件）。如果被告不“配合”，当局就会以惩罚家人、朋友或联系人士作威胁。上述内容都是在中共控制的司法系统中司空见惯。 随著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国家机器变得更加高压独裁，遂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警察国家。政府用于“维稳”的预算大于其军事预算。最新“维稳”经费数据为2019年的人民币1.39万亿元（2100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公共医疗预算的人民币1.64万亿元（2480亿美元）。 柴晓明的案件的细节尚未对外公布，但他被南京市国安局拘留的时间始于2019年3月，在该案提起诉讼之前17个月。2019年9月，他被正式逮捕，表明从拘留到对他的案子正式审理经历了6个月的时间。这也符合中共对政治异议人士的迫害模式，在审判前将其长期拘留，从中提取供词，在许多情况下，遭遇如此迫害的异议人士被迫“配合”以免加重刑罚。 佳士工人斗争 柴晓明的案件与之前的佳士工人斗争有关，当时来自中国各地的左翼青年和活跃份子为深圳一家机械厂的一群工人争取组织工会权利。这场斗争被中共独裁政权严厉镇压，揭露出中共完全反工人阶级的一面。 佳士资方拒绝批准在工厂成立工会（在中国，独立工会是非法的）。他们开除并雇用流氓暴徒殴打主要的工人代表。工人和资本家的待遇形成鲜明对比，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乃威权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现实。佳士董事长潘磊和人事经理郭丽群均为深圳市人大代表，而人大这个伪议会中的“人民代表”皆由中共所钦选。 随工人斗争而来的警方镇压中，80多名青年和工人被捕或失踪。“红色参考”是少数几个协助传播此案消息的网站，而这正正触怒了中共政权。 到2018年底，中共当局在全国上下的大学校园内展开了镇压，并终止了许多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会”的运作，这些社团被认为支持佳士工人斗争。在被警察拘留数月之后，多名抗争学生领袖被迫拍下“认罪视频”。柴晓明也在大约这个时候被捕。 柴晓明的唯一罪行是捍卫工人的权利，抗议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在中国遭遇的残酷镇压。习近平政权对左翼青年和年长的运动人士采取日益严厉的镇压表明，当局尽管试图展现力量和稳定，但却对社会主义思想越来越受支持感到恐惧。对于新一代的中国左翼和社会主义青年来说，柴晓明的迫害只是提供了更多组织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的理由。 中国：习近平政权向马云与蚂蚁集团宣战 蚂蚁集团的庞大上市计划，在最后一刻被混乱地取消。这显示了中共专制与中国科技业的新兴寡头资本家之间，爆发了一次重大冲突。这甚至相当于“宣战”行为，而中共当局同时也陷入不同的“战事”，包括与美国政府的冲突。据报，习近平亲自下令阻止蚂蚁上市，纵使这会对中共的市场信用带来严重打击，而同时间美国也在指控中国科技企业充当中国政府的工具和附庸。 中国的主要面向微型信贷业务的科技金融集团“蚂蚁集团”A股与H股原定于十一月五日于上海创科板与香港联交所同步上市，这一上市计划涉及融资额达2300亿元人民币，上市后的估值可能高达3100亿美元，远超包括花旗与高盛集团等全球主要银行，直逼摩根大通的市值。新股首发的消息在中国和香港的股票交易市场都引发了一波认购投机潮，A股与H股分别超额认购近900和400倍。其庞大的体量和热切的认购额使之成为人类资本史上最大的集资计划。 戛然而止 然而，这一“壮举”却在上市前两天（十一月三日）宣布流产，戛然而止。此前一日的十一月二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约谈马云、蚂蚁集团董事长以及执行长。同日，银保监会会同央行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规管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这一规定被广泛解读为直接针对蚂蚁集团而来。 在此前的日子中，蚂蚁集团的上市计划可谓一帆风顺。叫停上市的晴天霹雳决定，揭露了中共机器经常的矛盾而不协调的运转方式。这问题直到被送往习近平之前，也是在马云10月份的“不尊重”言论之前，似乎没有人在“掌控”事情。我们在2015年股灾和货币危机，看到了类似的缺乏协调。这些都是了解未来中国经济危机和动荡会如何失控的重要教训。 八月底，中国证监会从受理蚂蚁的IPO（公开新股发行）申请到完成审批只花了史无前例的二十五天。从路路畅通到突然煞停，众多猜测认为是由于马云本人在十月底于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发表的演讲中，公开且尖酸地批评挖苦中国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过时落伍”，触怒了当局因而叫停其上市计划。 事实上，对中国金融监管的官僚体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约谈”同日所出台的 《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从立案起草到公开颁布，起码要花上一两年的准备时间，决非临时起意煞停蚂蚁上市。因此，更有可能的时间顺序是马云早知山雨欲来而在公开演讲中放手一搏，意图制造舆论声势倒迫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但这件事造成反弹并惹怒了当局，也为习近平敲响了警钟。当局的担忧，不单是马云等个别的资本家会过于“独立”和傲慢，而且他们的经济力量在未来会变得过大，能够公开迫使当局屈服于“市场力量”，连政府也控制不住他们。从政权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逻辑，因为中共必须要不断展示自己为社会中最强大的力量。 马云本人对外一直宣称，蚂蚁集团是一家“科技型企业”。简单而言蚂蚁集团是凭借著马云旗下的阿里巴巴集团在中国电子商贸领域中的垄断性地位，承接了电子商贸交易过程中的支付、交易中介担保、以及小额金融贷款的业务。据蚂蚁上市招股书，蚂蚁集团按业务可拆分为三大板块：以支付宝起家的电子支付平台、以微贷、理财、保险业务构成的电子金融科技平台和以大数据征信、区块链、海外支付等构成的创新与其他板块。可见其核心经营的是金融服务，本质上毫无疑问是一家金融机构，而且更是一家巨型机构，甚至足以向国有银行施压，使其可能走向与中共政权核心需要相违背的方向。马云以“科技型企业”包装上市，实际上是为了回避金融业对杠杆率、资本金和准备金的监管。 危险的杠杆率 蚂蚁集团直至2020年6月，在中国促成信贷余额已高达21536亿元。翻查蚂蚁小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财报，至2019年底，公司净资产177亿元，注册资本120亿元，即蚂蚁集团用不到200亿的本金就发放了超过2万亿贷款，杠杆率超过100倍！而这意味核心资本充足率仅0.8%，远远低于巴塞尔协议（即资本充足协定，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成员所推出的资本充足比率要求）对银行4%的要求。固然蚂蚁集团本身不是银行，因此不受巴塞尔协议规管，但显然这个被马云称为“老人具乐部”的协定对他而言芒刺在背，时刻提醒著他作为一家金融机构，有著上千亿元的资本金缺口。 中国的金融系统自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后一直存在著债务阴霾，为了降低风险，监管当局近年一直推行“去杠杆”政策以冀降低金融市场的杠杆率，以防一旦爆发危机，也可控制损失。然而，全国的居民杠杆率却依然快速增长，特别是由于新冠疫情影响，过去数年稍稍降下杠杆率再次反弹，甚至创出新高。2020年三季中国宏观杠杆率达到270%，其中居民部门杠杆率为61.4%，虽然尚不及美国次贷危机时的98.6%，但回溯到2008年，中国居民杠杆率仅为17.9%，到2018年已暴涨至60%。相对而言美国居民杠杆率从20%到60%的过程经过了40年，而中国只用了10年，迅速暴涨的居民杠杆率亦间接地反映了贫富差距的急速扩大。 蚂蚁集团现在被指控是中国家庭债务不断增加的元凶。与此同时，这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无尽矛盾，这也包含“中国特色”的制度，因为中共透过“双循环”战略来提高个人消费的计划，只能建筑于更多的消费者债务之上。民众的收入水平根本不足以大幅扩张消费开支。中共可以对蚂蚁等企业实施更严谨的限制，但却会为自己带来反效果。 同样跟美国08年次贷危机相似的，是蚂蚁集团与银行的合作形式。现时蚂蚁集团与100多家银行合作，而蚂蚁的联合贷款出资比例仅为1%－5%，意味著那100多家银行相对而言承担了95%－99%的债权和坏帐风险。换句话说，蚂蚁的商业模式是寄生性的，作为中介人赚取利润，而又让国有银行承担所有风险。 同时也由于疫情的影响，蚂蚁业务的消费信贷逾期率已由去年年底的1.56%翻倍上升至3%。以2万亿放贷额计算，坏帐数额已达600亿，这对于那100多家合作银行而言他们的坏帐准备金可能不足以抵扣，这相当于一个危险的定时炸弹。 由于中国的信用卡业务相对较小，蚂蚁所提供的小额消费信贷迅速填补了这一空间，掌握了8亿居民的消费信贷业务，实际上已变得“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马云称“中国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因为中国金融还没形成系统”这番话相当讽刺，因为他正是其中一个给中国金融系统埋下了隐患的人。 股票投机 另方面，蚂蚁在国内发行股份的手法亦引人怀疑。九月开始，马云通过支付宝向大众销售蚂蚁战略配售基金，集资600亿元人民币，但这主要面向一般群众的销售条款却包括了锁定18个月不得转让。但同时，蚂蚁集团内地的招股书中条款却标明“持股5%内的股东，在上市后12个月可以转让”。 而在十一月七日，中国财新网公开了蚂蚁显名股东名单。股东名单中包括了国内资本以及中共国有企业，以及新加坡淡马锡和政府投资公司、马来西亚国库、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委员会，甚至包括了香港亲政府富豪李嘉诚0.54%以及董建华0.05%。 条款间的差异，意味著各大资本以及李嘉诚和董建华等个人完全可以先于普通股民提前离场，尽情在招股热潮中飙升的股值投机。 但同时，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制，全球经济在未来几年将深陷危机，加上中美冲突，中国经济亦不会乐观。而同时中共去杠杆化政策失败，居民杠杆率和宏观杠杆率创新高，债务逾期与违约率增加，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 在11月10日当局宣布新草案来规管科技业的垄断行为后，中国科技企业的股票遭到抛售。这些事件显示中共政权及其所为“更优胜”的资本主义模式（国家资本主义专制）也正朝向暴风雨，其政治及经济矛盾正不断增加。当局与寡头资本家之间的冲突，直接或间接联系到政权内部的派别权斗，而这也是自1980年代末以来最为严重。习近平介入去阻止蚂蚁上市，也是政治因素的反映。事实上，政治因素更可能是主要原因──为了发出信号，警告没有任何个人，包括中国的前首富，能够破坏习近平中共的“规矩”。但习近平的每一个新“解决方案”──无论是香港的国安法，或者是对美的强硬立场──都在制造新的危机。 马云并不代表为意识形态挑战中共的“资产阶级民主”，他关心的只是为了最大化自己的经济力量和位置。马云最恶名昭彰的是主张“996”工作，而他过去也曾赞扬邓小平在1989年的六四镇压。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计划经济才是解决方案，而非调控资本主义，不论是民主或专制政府。因为资本主义永远都会为了最多的利润而抵消和抗逆规管。我们需要将大企业公有化，这当然包括马云的商业王国，并将整个经济置于多数人利益的民主管理。不要铁腕极权政权，而是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政府来实行公有制，由人民、基层工人阶级掌控及管理企业。如果这些拥有社会巨大力量的企业，交由贪婪的资本家、投机者或短视的腐败官僚所控制的话，未来这只会导致经济危机与灾难。 中国各地学生抗议监狱般封校措施 自从4月份以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对大学和院校实施了严格的校园封锁。对于9月1日开始的新学期，尽管教育部在8月宣布部分放宽限制，但许多学校仍继续实行严厉的封锁措施，包括严格的出入管制、保安封锁学校出口。截至本文付梓的10月，这些措施已经引发了多个地区的学生抗议。 中国各地的大学仍处于封锁状态。全国有3700万的学生被禁止离开校园，根据官方说法，这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全国多处校园内发爆了抗争。在如此政治高压的条件下，中国学生面对的是极权统治，却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勇气。 中共独裁设法压制批评声音，高调宣扬说政府“战胜”了疫情和经济危机，但这些自吹自擂的假象却被学生的诉求戳破——反对宿舍恶劣不堪的卫生条件、反对学校食堂使用“地沟油”、反对不断上涨的水费、反对减少学生本已很短的洗澡时间。资金极其匮乏的教育体制，让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不受影响，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却给了企业和地方政府一共3万亿元人民币的纾困援助，然而这些企业和地方政府，正是让数百万工人放无薪假和被解雇的罪魁祸首。 “五大诉求” 从东莞到合肥，学生们组织了一场场抗议，反对校方严苛的限制，他们针对水电费暴涨、禁止外卖食品、缩短上网时间等，提出了“五大诉求”。这一现象意义重大：“五大诉求”这个用语现在成为中国某些抗议活动的特征，即使诉求内容各有不同，但这是直接借用了去年以来香港群众斗争的用语。 学生们的最后一项诉求几乎可以说是香港民主抗争的迷你版，他们要求民主推选学生代表与校方直接对话，并争取学生诉求。可以预期，当局会指控好学生领袖受“国外势力挑唆”。在微博上和这些抗争有关的一个标签被浏览超过1.5亿次，随即又被审查删除。随著各地短暂发生这些反抗，学生抗争如野火般蔓延全国。 对学生的最大攻击，是把原本有7天的国定假日缩短为1天。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有2,000名学生发起游行示威，反对缩短假期。面对政权日益强化的镇压，这场示威仍将抵抗精神向前推进，甚至有望赢得胜利。 这些示威不容小觑。他们代表著青年对独裁资本主义制度深感不满，也对自己未来成为工人后将面对的高压感到愤怒。即使是高中生，也都勇敢地提出“誓死力争，还我假期”的口号，并在《告全体同学书》中写道“我们已经沉默了太久”，并且“压迫是不会随著我们的退让而收敛的”。像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类毛语录名句，也开始受到学生欢迎。 这些校园抗争与2018年的佳士斗争有关联，当时有大约60名的左翼学生支持工人罢工，并呼吁在深圳建立独立工会。更多的学生由于极其高压的条件而没能直接参与，但他们利用秘密的网络论坛和聊天群密切关注了这场斗争，并激进化起来对抗富人和强权。 削减预算 对学生权利的限制，通常是种种打压的开端，因为资本主义下的学校制度试图培育听话的工人，以谋取未来的资本利益。对大学之超高压控制，反映了中共的真实恐惧，因为国家资本主义中的矛盾，已变得彻底不能管控。 民生也正遭受最新一波的打击，包括削减2020年教育预算 9.8％（137亿元），这无疑导致更多家庭依靠昂贵的私人补习——家长在这方面每年平均就要花费12万元，但在中国年收入低于1.2万元的就超过6亿人。这种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加上许多学校资源不足，造成大量低收入工人被迫在血汗条件下工作——不仅是中国恶名昭彰的血汗工厂，服务业甚至科技业亦如此。 但是，只靠反对削减预算、反对上涨费用，学生们是不能赢得胜利的。由中共主导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祸根。预计今年将毕业的870万大学生中，许多人将找不到工作，因此学生要把同样的抵抗精神，运用于反对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在的不平等现象。 学生抗议活动的英勇行为，应当激励起工人采取行动并捍卫自身利益，对抗官资联手推动的大规模裁员和工资削减。只有资本主义下处于生产核心地位的工人阶级，才能击败整个压迫制度。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反攻倒算，有著警察在背后支持的学校当局，开始围捕所谓的学生领袖并镇压抗议活动。中共当局十分熟悉一个伎俩，一开始会做出部分让步以分化运动，随后打压“煽动者”。但是，这并不能终结运动。中国的学生抗争有著悠久的历史，并多次引发了群众性的工人斗争，甚至是革命运动，就像1919年和1989年两次。正因如此，中共独裁政权尤其担心学生的抗议活动。最近的抗争得到全国各地的同情和关注，就像一场大地震来临前的一场较小震动，标志著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正在来临。 中国：镇压或“改良” 尽管专制当局忘乎所以地宣传其经济成就，但现实是阶级差距日益拉大，在底层穷苦百姓中对自己不断恶化的局势日益表现出沮丧和绝望。在内蒙古为例，当地生产了中国四分之一的煤炭和拥有中国最大份额的风力发电资源，但仍然有7万农户没有用上电。甚至在各省内部贫富差距也非常极端——如在广东省最富的地区深圳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最穷的地区河源市的10倍。 当局的傀儡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在2010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份额整整下降20个基点——从1983年的56.5%下跌到2005年的36.7%。同一份报告显示，“资本收益率与此同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份额增加了20%。（《财经》杂志，2010年5月12日）。这些数字证实了社会主义者一直认为的，政府大规模下岗和解雇国有企业工人（70%以上），粉碎工人的抗议活动，并鼓励血汗工厂的生产方式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使国家的财富从劳动力大规模地转向资本。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报告，23.4%的工人在过去5年未有加过薪，而75.2%的工人抱怨收入的极端不平等。 可追溯至过去十年的初期，数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支持下，致力刺激国内消费以“平衡”大规模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模式。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实际上经济仍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随著经济刺激施和大规模信贷增长，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0%，而整体经济的消费的份额从2000年的，从46.4%下降到2010年的34%，而今天这一趋势仍在继续发展：难以负担的购买新住房的价格迫使更多的家庭增加越来越多的积蓄而非消费，而通货膨胀则使较高的零售收入掩盖了实际销售数量的变相下降。而消费者支出的主要扩张集中在相对富裕的城市新中产阶级，这一少数人口中，而并不是实际工资水平仍然很低，而且缺乏福利体系支持的大多数人口身上，这迫使人们不得不积攒他们很大一部分的收入。 当局在最近二十多年执行的政策培育出一个超富的资产阶级和房产业主。中国现在有96万个千万富翁，个人财富在1000万元以上。根据英文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 ，2011年4月15日），“55%的中国百万富翁的财富来自私人企业，20%是依靠快速上涨的房价炒楼而得的。”千万富翁毫无疑问是政府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并已取得相当的经济话语权。正如内蒙古的煤炭大王和全国人大代表王春城和春城集团的案例表明，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些主要的资本家们正被纳入政府和准政府的体制中。事实上，在起初这一方向正好相反，那些主要的大资本家往往早年本身就是党的官员出身，利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以建立商业帝国。根据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网上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受调查者相信新富阶层获得财富的方式与他们其“政治背景”有直接联系。 而这一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早已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托洛茨基所预见到，他曾经警告说，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国际工人阶级的失败，使得俄罗斯的斯大林官僚攫取了计划经济的权力，并在此后越来越多地威胁到社会革命和国有经济的进步，除非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统治才能阻止这一局面出现。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对斯大林主义极为精彩的分析，解释了一个基于国有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官僚集团如果能成功挫败工人阶级的抵抗，将有可能发展出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对官僚们来说），仅仅做一个信托基金的代管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成为真正的股东才行。官僚集团在这一个决定性的概念上的胜利意味著它也就转化成为了一个新的有产阶级。” 党国体系的转变 在中国，这一（官僚转化的）进程发生在中共这一毛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执政党内部。这是资本家群体爆炸性增长的结果，而且由于与旧的计划经济体系的彻底决裂和新的产权关系的建立，也这是（中共）成为了这个国家新的经济统治集团的工具。由于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群众性政党，（中共的蜕化）在国际范围内给工人阶级运动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尽管从1990年代初期苏联和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到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充满矛盾，（中共的蜕化）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暂时的稳固。中国的这一进程在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加速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今天正如维基解密所报导的，它引用自一份美国泄密的电报，“中共的政治局其实是一个商业帝国组成的小集团，他们将自己的既得利益置于普通穷苦百姓的利益之上。他们限制媒体自由以避免将黑暗的私下交易暴露给新闻界。”这份报告还注意到，在中国内部，对于前总理李鹏和其家族控制国家电力行业，负责政法的周永康石油产业，和总理温家宝的妻子张培莉控制珠宝行业几乎是“人尽皆知的”。这与此前毛泽东时代相比代表著质的变化。此前，在毛主义-斯大林主义制度下，虽然官员们也涉及腐败，并根据在政府内部不同的等级和职位而享受大量特权。 但是，在计划经济和全面国有经济的条件下，即使是在如毛泽东时代所谓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官僚化扭曲和极权主义统治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腐化仍然存有其限制，但是随著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限制也被打破了。这是因为国家拥有的资产无论一个人能盗取多少，但是他们无法使之合法化，也不能公然将之转化为私人财产，如房产、公司所有权、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而如今在新的形势下，限制已经被彻底解除了，“共产党”和其领导层个人领导了这一蜕化的进程，他们使自己的家族变得暴富，并积累了大量的商业利益。党则成为他们在新经济制度下用来保护自己资产和经济地位的重要工具，并在很大程度上向社会隐瞒了这一事实。同样地，党也作为一个秘密和等级化的组织正好合适作为调整和调节不同经济部门，不同竞争省份和不同经济集团间利益冲突的一个讨价还价的平台。 由于物质和历史的原因，对中国而言具体的资本主义的形式是严重不同于旧的工业化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但与其他东亚国家存在相应的类似之处。它倾向于一党专制统治以维持对一个庞大、复杂和不稳定的社会的控制，——尤其是对压制工人阶级和农村群众更是如此。 不可避免地，这引起了猖獗的腐败现象，去年有146,500名官员因腐败被惩处，但其中只有不到3.5%的案件涉及县级以上官员。许多“大鱼”因此得以放过，而这绝非偶然现象。正是因为爆炸性的经济发展与党国体制的存在，使之成为不同的政商集团、省级团体和不同政治派别的混合的“中心”。被暴露的高级官员腐败案是很罕见的事件。通常党内部会进行准备详尽的派别谈判，以避免引发执政“不稳定”和公开的敌对。被抓住的官员都受到派系关系保护，而各派别则保护他们不那么合法的活动。 地方国家机关与私人资本沆瀣一气，使腐败日益严重。只有很少数的违纪案件真正进入司法程序，而许多案件则通过“双规”等党内的纪检系统方式偷偷地解决，以确保幕后交易和派别关系勾兑。避免腐败官员就如司法体系，以避免他们共处更多腐败现象，也以此掩盖腐败的真实情况和不暴露于公众眼中。据说大约有五分之四设涉及“双规”从来没有最终进入司法体系。这导致了政府反腐败的行动变得极端无效——“光打雷而不下雨”——而进一步腐蚀了党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曾经有民间传言表明这一困境，“不反腐，则亡国；反腐，则亡党。” 这一现实为近来央行人民银行的报告所揭露，据说自1990年代起有高达18,000名官员和国企高管逃往国外或失踪，带走了近8000亿元人民币（1230亿美元）。数字本身是耸人听闻的，但或许更说明问题的是这篇67页的报告在几天之内从银行的网站上被删除了。政府官员和媒体称这一数字是“不准确的”，但是却没有提出任何其他数字。这不是主要国家机构朝令夕改自相矛盾的唯一实例。中国的“国家实体”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越来越多出现的“不和谐”互相竞争的实体的共存。在关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上尤其是如此。 谢国忠预测大约1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被灰色收入或腐败所吞噬。他认为这导致严重地影响“经济效率”，并带来社会不稳定和革命的种子。（《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1年7月8日） 政权有多稳定？ 在从计划经济转变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所谓的共产党试图建立新支持基础——资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国家公务员和在一定程度上还剩馀（精简后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编制内员工。这些技术工人和高薪雇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工人贵族”的特征。统治集团通过各种政策以赢得他们的“忠诚”，譬如鼓励市民拥有私房产权（主要是储蓄作为投资保值），并赋予一定农村人口所享受不到的“特权”。当然这种忠诚度还有待经济危机的考验，并需要基于经济（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得以高速发展的情况。 当局的宣传还包括对于“不稳定”的恐惧——这一假设在于假如发生政权变化的话，情况会变得非常严重的恶化——以及民族主义和中国正在世界范围内崛起的形象。但这些政权维持统治的社会化阶层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可能面临严重的侵蚀，特别是考虑到今天在住房和商品上出现大规模的投机泡沫。 在现阶段仍然作为。许多中产阶级业主当然也对通货膨胀、痼疾般的腐败、专制压迫和对外来人口不公正感到不满和深感担忧。但他们也在当局的宣传下担心出现“不稳定”——而这真正是当局不断重复宣传的内容——这一主要想法即是——如果发生政权更替的“无政府现象”，那么情况会变得更为恶化而无法控制。 中共党国体制所反映出这种内在矛盾导致其调整的空间远远小于许多评论家的想象。而这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是如此。 户籍改革？ 一个当局缺乏这种调整空间的极佳例证就是户籍改革问题。外来人口即使在新的居住地居住多年以后，仍然不能享有所在城市包括公共廉租屋、医疗保健和教育等福利体系。作为歧视外来人口的基础，户籍制度也成为近来引发广东省骚乱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同广东增城新塘骚乱所反映出来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引进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类似于美国绿卡的“积分制度”，从而允许相对少数的收入高的、有技术的和教育背景的和当地公司需要的外来人口能入籍，从而躲过如终身诅咒般的“二等公民”的外地农村户口。 但同样地方政府并不想因为彻底废除户口制度，而承担需要大规模扩展的医疗保健、交通、教育和社会服务支出等成本。这将意味著增加地方税收，这反过来会令工资上升和吞噬掉雇主们的利润。当局就户籍改革问题已经争论了近二十年而总是没有任何结果。 政府的智库近来所做的一份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想要全面“城市化”外来人口，使他们能充分享受今天城市人口所享有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种福利待遇，地方政府需要为每个外来人口花费8万元人民币。根据政府方面宣布的每年有1500万农村人口流动进入城市，这就意味著废除户籍制度的成本每年将高达难以置信的1.2万亿元人民币（1850亿美元-或者说相当于6.1%的中国外汇储备）。而地方政府必须承担这笔费用，中央政府仅会在教育和健康医疗方面提供极少一部分的预算支持，所以对于地方政府们而言，几乎不可能有多少积极性推动这一全面改革。 就此问题当局已经进行了近20年的争论而迄今仍然没有任何结论。2010年3月在两会前夕，当13报纸冒险就户籍改革问题发布联合社论时，各报社的编辑立即遭到了中宣部严厉的纪律处罚和威胁。而他们的“罪行”就是因为没有在小范围的范围内以政府智囊的形式反映这个问题，而是直接将之公诸于众。 2008年后推动的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之一就是在较贫穷的内陆省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和它们用来掩盖资产负债表的各种媒介通过债务驱动融资热潮所推动的。而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格局，因为更多的外来工开始选择留在本地省份，因为相对更容易就业。 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些沿海省份正在经历劳动力短缺，这是迫使它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一个主要因素。相应地，也出现技术含量低和劳动密集型工厂向内陆省份的方向流动，因为当地劳动力仍然丰富而便宜。地方政府为在这一产业转移中争夺份额，竞相提供廉价或免费土地、厂房、税收减免，以及众多的优惠政策。 虽然外来工人的工资（在增加工资后）仍然很低，但企业纷纷加大工作量和推行计件工资等，以抵消最低工资上升的影响。劳动力的短缺给与工人更大的博弈能力，而这也为工人更为激进的情绪所反映。内陆省份工业化的蔓延将很快带来其政治以及经济影响。这些地区的罢工将可能表现出非常不同的特征，因为工人不再是孤立地限制在工厂区内，面对讲不同的方言的当地人——他们将更多地根植于本地小区。随著这一情况的发展，声援行动和罢工蔓延到其他地区的情况将无疑得到进一步加强。 红色文化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再一次正确地评论到中国的现状，“外界以为中国的统治者是全能的，统治者自己在每一个关键转变的时刻都发现了威胁” 中央政府必须始终保持微妙的平衡，而这不仅针对整个社会的各种竞争势力之间，而且也在执政的政党和国家机器内部。中国表现出“波拿巴主义”的一个特殊形式——通过委员会，而非一个“强人”决定一切。这也并非偶然。毛泽东和邓小平极端不稳定的，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导致产生目前“相互妥协的”集体领导体制，在其中统治集团内各种势力受制与互相的“限制和平衡”而实现，这就意味著在整个进程中不同的政治派别、地方大员和政商集团间充满了交易与勾兑。 而政府所遵循的这一方式的问题在于，当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正在日益积累时，政府真正的自由行动——而非仅仅是空口许诺——实际上有限的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众多的“中央政府的政策”，例如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提高家庭消费、制止违法违规的土地销售、增加教育支出和遏制腐败等，都已被证明是不可实现的。 但是，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这是否代表了政府政策的大胆转变吗？是的，但是当一方面这显示了中央政府的力量，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体现了中央政府消除控制——在中央政府的认可下，允许银行、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政府获取大量贷款——而不是试图控制发展。而且事实在于这一进程是不受控制的，甚至是无法控制，而这也已经被当前信贷宽松和过渡投资所决定。这种无节制的信贷扩张仍然全面影响整个经济工作，并正在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尽管如此，更多的经济刺激方案很可能带来新的经济下滑，虽然这为当局赢得了时间，但是却没有考虑到长期效应。 在“全党团结”的外衣之下，正出现越来越多的政权内部的分裂。这并不意味著出现反资本主义与支持资本主义的派别。即使是在中共党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的毛派力量也并不主张立即恢复计划经济。更重要的斗争是“新权威主义者”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前者希望进一步“完善”当下的镇压体系，而后者则是今天处于少数派，倾向西方民主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仔细地分析这些国家体制的内部冲突，以推导出合适的展望。 而2009年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发起的“红色文化”运动就是其中一例。薄熙来宣传的首要目的是推动其个人作为勇敢而广受群众欢迎的领导人的形象，同时也是为了维持党早已支离破碎的支持和改变无处不在的腐败形象。 这项活动恢复了一些毛泽东主义的礼仪和服饰，但并没有毛泽东依靠群众，鼓吹“阶级斗争”的倾向。它包括唱“革命歌曲”、其他舞台活动、会议和讲座。受薄熙来活动鼓舞的一些基层毛派尝试组织他们自己的红歌会和集会，但是却遭到了当地政府的镇压。毛主义共产党（地下组织）2009年在重庆组织一次会议，本以为在红色文化宣传的背景下会得以容忍，但所有的参与者均被逮捕，其中八人迄今仍在监狱中煎熬。 “唱红歌”运动本身没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或激进的特征，而主要是薄熙来用来争取明年领导层更替时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一个手段。然而，这其中包含非常强烈的专制因素，而且薄的支持者则恰恰强烈反对总理温家宝代表的一派，他们希望逐步和部分放松对镇压的力度。。而且薄熙来的宣传运动至少在公众看来，意味著自1989年镇压以来统治集团内部相对稳固的团结变得开始疏离。 而且，在国家领导人中对此活动的态度和积极性也表现不一。它强调民族主义和中国需要依赖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政治力量发展社会。运动的另一个特征是强调革命时代的“纯洁”，以阻止党内官员失控的腐败。作为自大的“太子党”，薄熙来本身也是中国新一代统治者的典型代表。无论是在重庆，还是此前任大连市市长，薄熙来都大量吸引外国投资，并鼓励私人资本。2002年，薄熙来在辽宁省主政期间，曾经镇压了大规模工人抗议，并扼杀了曾经短暂出现的独立工会。工人的这一抗争运动曾经非常著名，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曾长期呼吁释放该运动的两名工人领袖肖云良和姚福信，他们是薄熙来所推动的这一镇压的牺牲品。 薄熙来在重庆推行的政策也有涉及“社会层面”，但仍然是有限的。建设“经济适用房”的政策与其说是为了低收入家庭，不如说是为了控制房地产市场价格。而且这些住房项目大部分都是用来出售的，而不是用来出租的，而公租房事实上上是人口中最贫困阶层的最迫切需要。该计划的资金是通过出售国有土地所获得的。重庆市政府发起的另一项计划是允许农民获得城市户口，但以此为代价是要推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这些政策确实广受欢迎，但同时给政府和地产商带来明显的商业利益。 作为薄熙来的搭档，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谈到这些政策时说：“我们正在寻求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似的模式。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认为应该给人民发钱，这样他们就能消费。如果经济形势足够好，失业率将会低，那么人民的日子就会更好。” 一些毛派分子，至少在最初阶段，他们将薄熙来的政策看作是与中央政府的资本主义政策的可能决裂。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支持者已经解释过情况并非如此。薄熙来和此后北京当局采用一些毛时代的方式希望以此一定程度上消除当局所面临的缺乏支持的局面，并从一部分工人和青年中获取支持。为实现一个真正的替代资本主义的政治选择的出现，我们必须从中共已经固化的政商勾结为主导的结构外去寻找道路。 针对红色文化的宣传和政府支持的对过去历史的回顾，正如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在2007届本科生今年的毕业典礼上所说的，“他们鼓励你唱革命歌曲，但不鼓励你革命，他们鼓励你看《建党伟业》，但不鼓励你建党”。而这部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电影却是由美国通用集团赞助拍摄的。（注：本文原采纳诸多媒体的说法“何兵讲话是在研究生毕业典礼）上，但根据读者反映，何兵的这段讲话应该发生在2007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特此修正） 政治改革？ 这就是中国当局特有的性质和与众不同的内部复杂性。尽管当局发出警告，但是不稳定仍然称上升趋势，而且当局也没有放松专制和控制；反而是在向与之相反的方向转变。这并不意味著当局不可能在环境影响下采取新的方针——但是这一需要有一场大规模的威胁到当局统治的群众抗争爆发才可能发生。但是，在这种状况下的向所谓的民主让步和放松专制控制等转变也许太晚了，以致于无法挽救当局。 中央党校的资深学者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曾将这描述为，政府内部存在严重的“政改恐惧症”。 到目前为止，领导层中统治集团或者说统治集团联盟仍然坚持原有立场主张进行持续的但“机敏的”镇压。他们反对任何放松政治控制的举动，担心将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抗议、地区冲突和国家机器的分裂（自1989年以来，特别是派系斗争一直隐藏在背后而不为群众所知） 。而且，尤其是执政党内部强大的工业和金融利益集团担心，如果党一旦放松权力控制，将使他们的经济特权和垄断控制受损。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再以非常模糊的口吻呼吁政治改革，而最近一次在伦敦的会议上他又做瞭如此表态，但是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政策。事实是，温家宝的思想并不能构成任何影响深远地动摇政治制度。他抨击“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权力制衡等。”但他的补救措施就是更加明确和独立的法律制度（“法治”和更大程度上开放媒体，而不是赋予群众投票或组织的权利。 温家宝的想法反映了中小资本家和外国资本投资者的要求，他们希望更多的法律保护以反对侵犯知识产权和更为透明的政府合同，但同时并不希望出现独立工会和不受束缚的工人阶级。 温家宝和党内改革派希望通过借助小心地增加一些“安全阀”来加强一党专制的体系，而并不是取代它。他们希望部分通过司法改革和建立更加自由的媒体从而加强私人企业的地位，并以此作为手段提升竞争压力迫使国有企业更有效使用资本。社会主义者明确反对这种论调，并明确指出，根据国际上“反垄断法”和去规则化的政策只会有利于新兴资本家而不是广大普通民众。我们指出只有工人对工业的民主管理和控制是实现真正的效率和满足公众利益的唯一途径。 虽然这些政改派在统治集团内部很大程度上属于寡不敌众。温家宝被允许一定程度上自由表达他的思想，特别是在其出访外国的时候（但是他的讲话也并不总是能在国内得以报导）。这部分是为了安抚改革派的焦虑，使他们对政治改革存有希望，尽管所有的证据都显示相反的情况，部分也是为了给外国的政府和听众提供相同误导的印象。媒体和司法改革是外国中产阶级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投资者所乐意支持的内容。 社会主义者要对任何将希望寄托在当局主导的政治改革上的想法提出警告。正如我们同样反对作为中国资本主义逐步发展的结果，民主也会自发地出现的想法。民主权利只有通过群众斗争才能实现。而通过社会主义纲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力量，同时它需要将其他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的阵营中。 不可避免的，动荡会更为经常化和更激烈，新的工人和贫困农民的组织将会出现，并会学会如何保护他们自己和面对当局镇压时保持独立性。具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和青年也将日益认识到在专制制度之下没有出路。 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20国峰会组织（G20）等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所赞扬的经济刺激政策虽然避免了2008-2009年出现立即的经济低迷，但未能解决任何经济方面的根本问题。相反地??，它们增加了经济对于债务驱动型投资的依赖，并制造出日益不稳定的通胀泡沫，而广大的工人和穷人正在为此承担代价。 因此，在某个阶段，中国最可能出现的前景将是一场巨大的社会爆炸，其规模甚至可能会把最近在中东发生的事件甩到后面。在政治判断上无法未卜先知地预测具体的时间表，但这是当前中国局势总的发展方向。 中国：贫困县“政治性清零” 中共的灭贫指标是带有政治意义的。对习近平来说，中国在今年年底前达到“小康社会”是必要的，否则会对习近平的权威造成损害。所以，官方经济数字往往与现实不符。 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政府宣布，该省仅剩下的9个贫困县正式“摘帽”。自此，中国国务院认定的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去除“贫困县”称号——这就是中共自2015年展开的“脱贫攻坚战”的结果。 政治性目标 12月3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习近平自吹自擂道，中国实现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并声称全中国人民都不愁吃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亦均有保障。但会议也承认，中国发展仍然很不平衡，仍须担忧脱贫人口就业和可能返贫的问题，仍须支持为了“脱贫攻坚战”被迫搬离家乡的人口，要确保人民基本生活品质等等。这也正呼应了李克强在今年5月底提及的中国有6亿人（约43%人口）月收入不足人民币1000元、不够在一个中等城市租到房子的情况；而在北京等大城市，最低月工资（2200元）也不足以支付起码的生活成本。 中国国内的媒体大张旗鼓宣传脱贫“成就”，声称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部分报道并将美国拿来比烂，表示生在中国很幸福：报道美国有4000万贫困人口、同期中国贫困人口少于2000万，却不谈两国贫困标准（中国：每人年收入低于人民币2300元、折合352美元，美国：单身家庭年收入低于12760美元，家庭每多1人则增加4480美元）；报道指因为新冠肺炎，美国数百万租户付不出房租而被驱赶；但对于中国国内蛋壳公寓爆雷、年轻上班族为主的租客被驱赶，却机会主义地批判“资本”设法安抚群众，而绝口不提中国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 不只贫困线过低，中共脱贫作假也是前科累累。早在2019年，就有河南的扶贫人员爆料，他们收到上级政府下发的“标准答案”，要求贫困户在接受领导视察时，依照这些“答案”熟练回答脱贫相关问题；也有地方政府要求贫困户挂好衣服、摆好食物，将“脱贫”大戏演得更逼真；如果有人不愿配合演戏，就可能被地方政府强制搬出县外。为此，已经有贫困户不堪住家被拆而自杀。即使是中共高层，自己恐怕也不相信脱贫真的成功。11月20日，李克强才告诫多个省份政府首长要讲真话，而这恰好也是习李内斗的又一个表现。 从前述中国贫困线、最低工资和生活成本看，即使按官方标准不贫困的人，日子也不一定好过。现在的中国，仍未真正摆脱新冠疫情，南方又遭遇持续4个月的水灾，还有潜在的粮食危机，而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也不会迅速退去。中国总负债占GDP比例已攀升至335%，存在企业陆续爆雷风险。11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现11年来首次下降，降幅为0.5%，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亦下降1.5%，恐怕预示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家庭消费疲弱。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即使略有下降，也仍有5.3%；面对减少的职缺，今明两年约1800万大学毕业生面对的完全不是五四宣传片《后浪》中前程似锦的模样，而是黯淡的就业前景。 真正的解决贫穷问题 面对政权内部权斗、国内经济下行和社会动荡、国际战线受挫，习近平赶著在2020年实现“脱贫大计”，作为美化自身执政的“政绩”，全然不顾贫苦大众的真实生活水平。“脱贫”之后自然不必再发扶贫补助，各地及中央政府可以省下一笔钱，而基层人民的日子依旧苦哈哈，并充斥著危机。 2020年底层60%的家庭收入都有下降，因此贫富差距扩张得比之前更快速。社会主义者指出，问题不只在于地方政府，更在于整个中共政权，及其维护的官僚专制资本主义制度。中共的脱贫宣传是不可信的。只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自下而上的计划经济、工人民主控制和监督各产业，真正的脱贫才会实现。 二零二一年 中国：“内卷”与“入关”——利润饱和与帝国主义战争的新瓶旧酒 近期，国内网民交流讨论社会性议题的话题中，常常提及到一个概念——“内卷”。广义而言，这一概念往往会被用于解释国内各行各业以及各领域出现了过度内部竞争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 然而，网络上对“内卷”的讨论非常广泛，套用这一概念的情境亦非常多元——从日常生活琐事、到就业和职场竞争、乃至国内“决定人生”的高考，都能套用到这一概念上。但吊诡的是，每个人对“内卷”这一概念却有著不同的定义。 “内卷” 首先应当厘清“内卷”的定义。普遍都知道“内卷”（involution）作为一个生物学概念被引入社会学当中，源自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 所指的是当社会到达某一阶段后却无法进一步向更高阶段演化，而是只能在当前水平下复杂化的重复再生产，缺乏创造性。换言之就是量变不断累积，却无法达成质变的一种状态。 而这一种概念套用在中国国内，最容易引发广泛共鸣的就是高考制度。中国高考被视为典型的内卷，原因而是在于为了在庞大的考生人数中进行淘汰和考核，受制于全国课程大纲又不允许试题和考生跳出大纲这一框架，因而只能将考试题目和内容趋于无意义的复杂化，使得考生被考核的层面往往不是学术水平或创造性，而是对各种出题手法熟悉与否和考生的答题技巧。 然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地区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而引伸到地区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使得教育当局必须以一个全国统一的高考课程大纲所为统一的考核准则，否则落后省分和地区的考生根本无法竞争，高等教育名额必然进一步向发达省分和地区倾斜。 在就业和职场上，这种情况则最常体现为“向下竞争”的加班文化。在资本家鼓吹“奉献”“奋斗”等等的措辞下，工人通过更多的无偿加班等途径以“证明自己对公司的价值”，996这种公然违法的工作条件更成为了互联网科技行业的常态。这种工作强度和时数的不断叠加亦是内卷的典型形式。事实上这种情况并非新鲜事物，日本在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早已进入了这一阶段，有著大量工人在工作岗位上“过劳死”的案例。 在中国，其实这一状态的因素在于当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复辟，市场的利润率趋向饱和后，资本本身亦同样开始进入“内卷”状态。在中国，一个有利可图的新行业可能往往只需一年半载就会吸引大量寻求增殖的资本迅速一涌而上，挤满甚至“压坏”行业的生存空间。如几年前的共享单车行业，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可见，这依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体制下市场利润饱和而资本加强对内剥削的老问题。 网民试图用“内卷化”一词综合各种社会衰败的现象，反映民众对社会停滞不前、无发展机会的不满，为自己的生活困境及暗淡前途提供一个客观解说。可见中共的官方宣传权威受挫，使社会意识的出现真空，各社会阶层正在寻找答案。社会开始有集体的独立思考，认知到社会制度出现问题，而不再盲目接受统治阶级的洗脑宣传，已经足够令中共有所恐惧。然而，这可让革命思想有更大酝酿的空间，但也可以形成右翼民族主义的思想。 “入关” 突破这一困局的想法同时亦被大量争论，其中包括所谓的“入关论”。这一充满国族主义的念头将现时中国比喻为十七世纪中期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所统治的女真政权“后金”，而把美国比喻为挤压女真族生存空间的“明朝”。认为中国应当像当时的后金一样“入关”，“征服大明”。而这其实也不过是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战争说辞的“中国式”翻版，以战争手段为资本掠夺和打开国外市场，占据世界资本市场更高更有利的位置。希特勒亦曾叫嚣“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最终剑没能为犁取得寸土，倒是丢失了更多的领土，并给世界带来了死亡、破坏、衰退。 因此，现时的情况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同样陷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瓶颈。 而历史早已证明，帝国主义战争根本不是解决方案，只会为工人群众带来最恐怖的苦难。因此，跳出这一困局的方法，就是组织起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团结国际上的工人阶级，实现世界革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体系。 中国：由政权护航的血汗科企合法杀人 中国网购行业竞争极其激烈，且随著更多的资本无序地涌入各类型网购市场，市场空间迅饱和的状态下，资本开始更丧心病狂地压榨员工。去年12月29日，社交电商企业拼多多一名年仅23岁的女员工加班至凌晨一点半，不幸在下班回家的途中猝死。 而在本文行文之时，拼多多公司又一名任职技术开发工程师的员工在1月9日于长沙家中跳楼轻生离世。 事实上，中国工人群众早已进入了被资本超额剥削的“新常态”，这种工人疑似过劳猝死的消息甚至司空见惯得令人麻木。而这次引发关注的一点，在于事件发生后，有网民在网站“知乎”提问：“如何看待网传拼多多员工加班后猝死一事？”后，拼多多官方帐号回答称基层劳动群众都是“用命换钱”，“不认为是资本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选择安逸的日子……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 这类型的说辞可谓是中国资本家卸责开脱的标准答案，包括马云的“996是福报”再到刘强东称“996只是小意思”。只是这一次，跳出来为资本保驾护航的还包括了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官方号“长安剑”，其发文指：“年轻人以奋斗向上的姿态，在一往无前追求幸福的路上倒下了，这无疑是一个悲剧”。这种涂脂抹粉的言论可谓极其令人反胃！政法委这样的一个官方机构将一个涉嫌违反《劳动法》导致员工过劳死的惨案，轻描淡写乃至舞文弄墨地描写为“在一往无前追求幸福的路上倒下了”，似乎与其遭受到的过劳剥削毫无关系似的。 劳动法如无物 根据 2019 年 3 月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达到 46 小时，意味著中国资方充斥违反《劳动法》的企业。世卫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研究认为，工作超过一周 55 小时，是导致中风和缺血性心脏病的“足够有害证据”，但这还比996工作制少17个小时。 根据《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20 年，除去工作和睡觉， 中国人每天的休闲时间仅为 2.42 小时，比 2018 年还要少了 25 分钟。可见，疫症带来的经济危机使长工时问题进一步恶化。 更甚者，“长安剑”又称“别有用心者一嗅到‘味道’，便赶紧跑过来吃人血馒头……，以‘用命换钱’‘资本的问题’等一系列说辞，借机在网络平台上，大肆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散播个人情绪化的言论……，不管有没有‘带节奏’的原始意图，这都无疑是陷入道德的泥淖”言下之意，中共的“政法”机关根本不在乎这个案件中企业有否违法、员工是否过劳死、乃至不在乎全国有多少劳动者正面临同类型的困境，因为它认为这仅仅是一个“道德的泥淖”。它所在乎的，是对社会不满，对现状不满，对资本剥削不满的人是抱著什么样的用心。 而在“长安剑”文章中，对拼多多唯一的批评点仅仅是在于“面对公众质疑，拼多多……应当主动承担诚信的社会责任，积极锻造诚信的社会形象……祥和社会，温暖人间”，仿佛在中共中央政法委眼中，这血汗企业不过是一个偶然撒了个无伤大雅小谎的孩子，字里行间尽是对“孩子”的循循善诱。实情是，这“孩子”正在残酷地奴役并迫死了为他打工的工人，而这“孩子”黄峥，正是透过这些工人的血汗和生命，累积起全国富豪榜第13位的财富！ 中共是对基层民众所遭受的资本压迫的帮凶，甚至因为脱离民情而反过来质疑不满者居心何在。相对地，它却对资本温情脉脉嘘寒问暖，对血汗剥削视若无睹。对中共尚存幻想的人可以休矣，专制政权与资本家本来就是共为一体，工人阶级只能依靠自己，争取建设独立工会的权利，由下而上组织起来，对抗那些由政权背书的吸血鬼。 地产公司蛋壳破产 揭示中国资本主义赌场危机 近日，中国的蛋壳公寓公司“暴雷”（资金链断裂），引起了轩然大波。蛋壳公寓是一家长租公寓运营商，于2015年成立，最多在十多个城市同时管理40多万间公寓，号称累积服务100万人以上。今年2月就有传闻说公司没有正常付给房东房租，但公司方回应说一切正常，11月，再次出现房租没有到账，租客被断水断电、客服联系不上等情况。 其后，司方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北京总部外聚集数百人维权。而房客和房东的冲突更是加剧，一方已经缴纳房租，一方没有收到房租，已经退房的也无法收回押金。导致多起恶性事件，房客有被强行赶出租房的、有持刀与房东对峙的，而广州更有一名年轻租户近来因遭房东强制清房，从18层高的高楼一跃而下。 如何盈利？ 导致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蛋壳公寓乃至整个租房行业的盈利模式。为了抢占市场，包括蛋壳在内的各个公司都采用“高收低付” 的模式，也就是以高价租赁房源，以“优惠”方式租给房客的“亏损”式发展，而同时为了保证现金流，公司“引导”租客选择“租金贷”，通过合作银行贷款，一次性给公司一年房租，而租客之后实际上缴纳的是还款而不是房租，金融杠杆让公司在短时间内有大量的资金去抢占房源。 蛋壳公寓曾是共青团中央、《环球时报》等极力推荐的企业品牌，今次的破产犹如另一场P2P借贷风波一样，对中共的权威将造成大打击。所谓“国家包底”再不是稳健投资的保证。 而这种模式也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认可，虽然2017年到2020年初，蛋壳已累积亏损63亿元，负债率达97%，但2020年1月17日，蛋壳公寓在纽交所上市，当日估值27.4亿美元。但是这种不稳定的模式在疫情的冲击下很快就迎来危机。 事实上，从2017年至今，已经有70多家长租公寓公司相继“暴雷”。除了畸形的模式外，最根本的症结还是在于在中国被忽视的住房正义，乃至整个资本主义逻辑。中国地域发展不平衡，少数大城市占据了绝大多数资源，大量年轻人为了生计涌入这些城市，而他们也是公寓公司的主要“猎物”，据2019年的数据，北上深等大城市一居室房租收入比已经达到90%以上，而受薪者要平均工作2~5年才能购买一平方米房屋。 2020年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36个重点城市中，有超过1000万，约13%的人正在承受超过1个小时的通勤之苦。一线城市却出现许多靠房价上涨暴富，以收租为生的“新地主”。这种现象，乃至整个中国饮鸩止渴的房地产政策，都是资本主义引起的，资本需要集中的劳动力，所以有了人口极端密集的大城市，同时要制造房屋短缺，因此催生了隔断房、“睡城”；资本需要增值，就利用房屋作为商品炒卖。无产阶级劳动者被资方、被房东压榨，剩下的一点点资源甚至都无法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房屋全面公有 我们社会主义者认为，人人都应有合理的居住空间。多年前就有调查评估在中国今天有超过6千万间空置房屋，如果将其全部公有化，让劳动者进入居住，已可立即解决迫切的房屋问题。只有在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异化，把住房看成满足人生活需求的工具，而不是资本的游乐场，从而建立健全的全民公共住宅计划。将所有住屋及金融企业公有化，收归工人民主控制，取消畸形的金融投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就必需有一个有明确社会主义纲领的工人阶级政党。 中国：女性受暴激起公愤 数起家暴致死案的媒体报道，重燃了中国网民对于女性受暴问题的广泛讨论。山东德州女子方洋洋因不能怀孕，自2016年经媒人介绍结婚以来，长期遭夫家虐待。其夫家的虐待手段可总结为“打、冻、饿、禁闭、罚站”，终致方女在2019年1月31日死亡。当时方洋洋只有22岁，身高1.76米的她，死时体重因极度营养不良只有30多公斤。2020年11月媒体报道中提及，法院一审判决中，三名施虐者中，公婆分别被判三年和二年二个月有期徒刑，而丈夫则被判刑二年缓刑三年，引发判决过轻的争议。 惨案频发 家庭暴力魔爪也伸向了离婚的女性。藏族网络红人拉姆，在2020年5月因其前夫唐路对其长期家暴而协议离婚，但又被唐路威胁杀害小儿子因而复婚，之后拉姆再遭受多次家暴，在6月终于起诉离婚成功，但受暴的威胁根本没有消退。9月14日，拉姆在直播过程中被唐路泼汽油烧成重伤，最终在30日不治。很多网友对于事件表达愤慨，亦有网友发现唐路在离婚前已经因为拉姆在抖音直播中人气比自己高而心理不平衡，也对部分网友喊拉姆为“老婆”相当不满，留言讽刺道“你是不是很高兴”，可见事件中的凶手控制欲之强。 如果情况变成妻子无法忍受丈夫虐待，因而杀死丈夫，情况又如何呢？2015年8月，一名长期遭受家暴、在遭遇砍杀威胁之际反击杀死丈夫的女性，被判有期徒刑7年，而这还是事件中女方自首、男方亲属谅解后，“从轻发落”的结果，也比丈夫家暴妻子致死的董珊珊案的6年半刑期来得重。若无男方家属谅解，刑期恐将达到11至12年，更有1/5的女性在这种情况下被判死刑或死缓。我们对比两种情况就可发现，中国的司法对于广大女性非常不利，警方会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法院还可能指责反击的女方“不能正确处理婚姻家庭矛盾”。 中国对于女性受暴问题处理机制漏洞百出。中国的法律没有婚内强暴概念，在这方面和伊朗、沙特阿拉伯、乌干达等国处于同一水平线；法院在实务上也很少认定婚内强暴。中国法律实践中，对于家庭暴力的界定范围过窄；性暴力和经济控制经常不算家暴。2020年两会通过的“离婚冷静期”在今年1月1日生效，而这会让本就不易的离婚更难进行；不堪家暴而跳楼摔成重伤的女性，会被派出所认定自杀行为，事发1年后仍不能离婚。即使官方声称各地的家暴救助服务在改善，只要表面的“家庭和谐”仍然被认定为头等大事，女性受暴者仍然难以公开发声、摆脱家暴。 由于“传宗接代”观念，胎儿一旦被发现是女孩就有不小的机率被堕胎；或是一些孕妇服用“转胎丸”（一种雄性激素），造成孩子是双性人、被家长送去“矫正”中心凌虐。即使女孩顺利降生，也要在一生中遭遇诸多障碍。中国女歌手谭维维在2020年12月发表新歌《小娟》，列举的女性遭受家暴、谋杀的情节都在中国近三年真实发生过。女性离开人世后，也可能被配冥婚，只为免得出现“孤坟”，影响家宅“繁荣”！在资本主义的当今中国，这一陋习也催生了女性遗体买卖市场，及为敛取此种不义之财的谋杀女性案件。 旧思想杀害女性 根据《2020年全球性别差异报告》，中国性别平等在全球153国仅排第106名，在“健康与生存”一项位居倒数第一，涉及政治和受教育权的指标亦有倒退。中国女性受暴和其他受歧视的问题，在贫困、落后地区尤甚，但无论中国官方宣传，还是国际上对于中国的认识，大多聚焦在中国经济较发达的省市，令中国女性受暴等社会问题通常被社会大众（包括外国人）严重低估。所以，有效对抗女性受暴问题，除了通过教育和宣传扭转落后观念外，还需争取就业性别平等、体面工资、可负担住宅、性暴力庇护所、家务劳动社会化（托儿、护老等）、免费优质公共网络（促进信息流通）等，而落实这些不免侵犯到资本家利润和中共独裁的诉求就需要工人团结斗争。 中国：从“打工人”流行语的爆火看工人阶级意识的回归 最近一段时间，在中国的网络上，突然席卷起了一阵关于“打工人”的狂风。在人们通常使用的聊天社交平台上，各种段子、表情包再附上打工人三个字眼充斥其间，甚至于人们互相问好的时候也会喊句“你好，打工人！”、“加油，打工人”。关于如何理解这一热门网络流行语，解读其背后的含义，也就成了当下讨论的重点。 “打工人” 一般来说，“打工人”带有两层含义在里面。一是对所有从事体力劳动或者技术劳动的人的统称，无论是在工地搬砖的工人还是坐在办公室“996”的白领，或者早出晚归的职员，都属于这个范围。打工人的火热反映了广大劳动者内心深处的阶级认同的回归。自改革开放以来，阶级叙事淡化，开始转向以牟利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改开政策下诞生的资产阶级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基础，不仅在政治上，还包括在文化、娱乐、舆论上也占据了主导位置，掌握了话语权。比如用“企业家”代替“资本家”，提出“人民富豪”称呼，宣传“稳定压倒一切”。在这之前，流行的同类词汇还有“打工仔” 、“社畜”。 但是相比较而言，“打工仔”常隐含著一丝卑微和低人一等。社畜又似乎太安于现状，没有斗志和理想。“打工人”一词在字面表达上相对中性，更容易被统治者接受。可以说，用这个词汇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10月26号，作为中共喉舌的央视公众号在一文章中公然使用了“早安，打工人”，更是将这一网络流行语推向了风口浪尖。因为官方面对该词汇背后所反映底层群众的劳累心酸、被压迫现实的视而不见，很多人因而感到不满，更对官方有意将这个词汇去政治化、变中性化、变娱乐化来愚弄大众的手段感到愤怒。纵然中国政府向来不乏一帮“五毛”、“小粉红”等网络水军来为自己装腔作势，然而他们却在评论区宣泄生活艰难的群众面前溃不成军，最终央视公众号在群众的压力下删除了那篇文章，避免更多讨论。由此可见，中国政府是有多么的害怕工人群众政治意识上的转变与觉醒，害怕群众会团结起来，会将网络上的抗争进一步发展为现实中具体的反抗与斗争，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二来，“打工人”，也有打压工人的意思隐含在其中，是工人阶级对自己现实生活中被资本剥削打压的自我嘲讽。 低廉薪资与高强劳动，是当下中国底层群众无法摆脱的命运。中国适度劳动协会课题组，对北京的白领进行分析后则发现有61.6%的人已经进入了过劳死的“红灯预警期”，即具备过劳死的征兆。而处于过劳死“红灯”危险区、即随时可能过劳死的状态的人，占据26.7%，形势十分严峻。2013年时，有一篇新闻报道过：“中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到达60万人，这意味著每天大概有超过1600人，因为劳累过度而死亡。” 资本家强制下的高度劳动所对应的则是，工人薪水低、被欠薪、讨薪难。资方愈加频繁地采取强硬而暴力的手段对待绝望的讨薪工人，有超过20%的抗议工人被公司殴打或被警察拘捕。由于没有代表自己利益为自己发声的工会，工人群众的权益被白白践踏，遭到打压也无法维权。面对在中共操控下沦为党国机器的所谓工会，我们主张工人要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工会要属于全体工人民主控制的。所以这个词汇爆火的背后，更深层的是对现实生活中糟糕境遇的反映。 劳无所获 所以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意识到了一个现实：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一切成果，不过是给老板做嫁衣裳。格子间的白领和流水线的厂工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被资本雇佣所剥削的奴隶。于是等级分明、曾经互相鄙视的劳动者开始和解，在“打工人”的大旗下有了一致的自我认同。 如今，中国的工人阶级政治意识也在快速觉醒，但工人阶级的不满和抗争绝不能屈就于网络的宣泄，应当团结一致起来，转变为现实中具体的有步骤的斗争与行动，这正是中共富豪专政所恐惧的。 中国：直播生态––资本主义下没人能“成为自己生活的导演” 疫情肆虐的2020年，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丑态百出的一年，悲剧和荒诞之事每天都在上演。荒诞之一，就是在今年年初，一些公司提出的“居家线上办公”的漂亮口号。宣传托辞是“自由自在，随时随地办公”——仿佛这样真的“自由”了似的。其实，在中国大陆，一部分人早就（2015年左右）实现了完全的居家线上工作，但他们所受到的压迫与剥削甚至更重，他们的工作压力甚至更大——他们是“主播”。 主播从业者 日前，大陆相关数据显示主播（包括兼职）从业者已经接近千万。千万主播，来自县、乡、村不发达地区的主播占比55.0%，农村地区的主播就占了24.5%。由此，大陆政府官方口径会提到，网络直播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草根青年群体”上升通道的作用。但事实与此相去甚远。一般人印象里，主播们会唱歌、跳舞、才艺表演（包括游戏）等等，总之会有一技之长。但镜头前的光鲜仅仅是表面，这千万人里，近八成人收入不足5000，5000——相当于一个大陆中部地级市的平均工资，或者这么说：仅仅相当于一个东南沿海地区流水线工人的工资，甚至更少。 于此同时，相比体力或一般的白领劳动者，他们要受多一层的剥削：所在的公司（称MCN机构）和直播平台会对主播进行双重的抽成。以大陆靠近头部的直播平台斗鱼为例，一个主播每个月挣得的礼物（靠观众打赏而来），斗鱼会抽走7成甚至8成；主播带货（打广告卖商品）所得收入，公司一般仅仅会给到2.5到3.5成——这已经是较好的情况。在多数MCN机构中，主播的薪资结构会更不合理：底薪极低，提成则想方设法克扣。而且，多数主播是被MCN机构极不合理的KPI考核限制著，如果没有达标，基本底薪也会难保。接著便是一系列我们看到的：女性主播被迫做色情（软色情）、男性则是疯狂的吃播（活吃蛇、蜈蚣；生吃小麦面粉、吃土等等）、猎奇直播（肉体自残自虐、辱骂贬低自己、虐猫）等等，不一而足。主播们的处境，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无产者现在（或将来）生活的生动写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一无所有的人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这种事在大陆已经具体发生了，上海的一位奶茶店女老板为开色情直播赚钱还房租。 这种情况的发生，固然和大陆的直播受众（约5.5亿人）文化水平较低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因为网路平台必须提高点击率，同时要保持低制作成本，因而要在最短时间内刺激观众官感，才能赚取利润。更有深度和创作水平的制作，需要时间消化和吸取，与这类网路平台的生态相违背。这是资本主义的顽疾。相关数据表明，主播群体以艺术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为主，占比38.7%——这不是对资本主义体系下“艺术创作自由”的最佳讽刺吗？另外，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审查（包括直播）虽然向来严厉，当局以反“三俗（低俗、恶俗、媚俗）”为名对文化行业数次整顿——在欠缺制作资源和创作自由的环境下，文艺水平根本难以提高。一切“三俗”，换个地方，换个包装，照常发生——从当初的“YY直播”到“陌陌直播”，再到快手、抖音……同样的事情在重复。我们不如说，共产党当局的“反三俗”，只不过徒有其名，其真正的目的是扼杀异议、钳制创作自由。社会主义者固然支持民众网上表达的自由，但今天直播行业泛滥起来，无疑是整体工资低下和就业困境下诞生的畸形生态。我们主张劳动者建立独立工会的权利，为直播行业的待遇提升而斗争。 审查扼杀创作力 此外，我们反对一切政治审查，只有全面的创作自由才可以使创作文化水平提高。社会主义者主张将所有网络平台和MCN机构公有化，交由网络创作者和资讯科技员工民主管理。它们的作用只是为直播使用者提供技术，并把信息有效传播给所需要的观众，而不是为了推销商品。网络科技的进步带来的，不仅仅应该是文娱资本和威权政府无孔不入的压榨和监视，它应该让大多数人受益——通过直播，真正记录自己的生活；让大多数人真正“成为自己生活的导演”。 中国：不要再有下一个豫章书院 在2017年网路出现了一些关于南昌豫章书院修身教育专修学校的讨论，有学生出来指控校方的暴行，引发了舆论关注。舆论一连串发酵后，豫章书院申请停办，南昌青山湖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公安部门已介入此事，然而几个月后“因为证据不足”，并没有对校长吴军豹作出逮捕决定。 学生出面的指控包含著体罚、囚禁、暴力训练等，学生若不服从校方的高压统治，就会被体罚、被用钢筋殴打，甚至是会被“关小黑屋”。校方还会阻扰学生与家长的接触，对家长进行洗脑，让家长认为孩子的求救只是不服从学校的管教。许多学生在如此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出现自残、自杀的行为。 此事件的相关举报人、出面指控的学生皆收到死亡威胁，甚至是被校方的人登门造访，威胁让他们闭嘴。举报人之一不堪其扰，自杀未遂后，再度引发社会关注。2019年底吴军豹等人接受公安机关调查，2020年1月审查起诉，在7月最终判决结果出炉。法院仅针对学生被关小黑屋一事，判决了轻微的“非法拘禁罪”，吴军豹被判处两年十个月的有期徒刑，其他学校相关负责人的刑期更短。学生、举办人所提出的“冒充国家公职人员招摇撞骗罪”、“虐待被看护人罪”等罪名，证据充足，却没有被公诉。 “戒网瘾” 其实在中国充斥著无数打著“戒网瘾”、“治逃学”、“教育德性”、“心理辅导”旗帜的特训学校，这些学校并没有正规的教育系统，也没有专业的心理辅导人员，皆是军事化管理教育学生。这些学校的手段通常是家长报名后，校方冒充国家公职人员、冒充警察，拐骗、强掳学生到校，之后会隔断学生与外界的联系，每天会进行礼仪训练、讲述道德课程，也会对学生进行考德点评，不符合规范者皆以体罚处理。无数案例显示，即便是事情曝光，官商勾结、校方背后的势力使得事情即使呈报到公安机关，最终也都不了了之，学校改个名字、换了校址，依旧维持营利，举报人甚至会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且这些学校利润空间大，一学期学费高达2万多、3万元以上人民币，缺乏行业标准，人人都可以借由开办特训学校大捞一笔。在需求庞大而公办学校不足的情况下，这样的特训学校有增无减。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曾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中学在读学生7.7%存在高抑郁风险，高等教育在读学生则是6.6%，中学生以及高等教育学生的压力来源最大宗皆是学业压力，各占了8成、7成的压力来源比例，其他的压力来源包括人际关系、知识危机、经济压力以及对未来职业的迷茫等。在中国如此高度竞争的教育环境下，患有情绪障碍的青少年年龄层不断下降，近日四川也传出有小学生留下“活著太累了”的遗书，随后跳楼身亡。 增加公共教育资源 各项数据、社会案件皆显示出需要扩大公共教育资源的迫切性，同时必须增加针对青少年学生的心辅资源，而不是让民间更多无良、缺乏专业性的特训学校去填补公办学校的空缺。学生受到暴行、孤立无援的消息不断被打压，在网上揭露发言被删帖，呈报至公安不了了之，这些都并不只是地方官商勾结的问题，而是再再显示出中央政权的腐败！ 社会主义者要求取缔所有私营的特训学校，并结束任何学校的高压统治。我们支持学生组织独立学生会的权利，为自己争取校内的自由和权利，对抗校方的高压统治。我们要求全面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心理辅导服务，让所有需要者免费使用。我们要求全面扩大教育资源，让人人可以免费就读大学，从而废除考试制度，让所有学生能在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学科。竞争式升学制度只是反映著社会的就业困境以及贫富差距，这些问题愈严重的社会，统治阶级就越需要把作为准劳动者的大部分学生划分为不同等级（当然将大部分划为低贱的“失败者”），方便他们进行压榨和分化统治。而学校的高压统治则是维稳工具之一，压制学生的反抗。所以归根究底，学生斗争一定要扣连至整个社会的斗争，即整个工人阶级对抗资本主义和极权统治的斗争。 中国：延续退休年龄及人口老化 在去年11月14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苗圩罕见地承认中国面临了人口老化的危机，而在十四五规划中共也提出了“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与西方资本主义政府打击退休金的政策相同。 中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男为60岁，女工人及干部分别为50及55岁。政府未有提出明确延迟退休年龄的时间表，因为根本没有可行方案，任何做法都会激起民愤。中央在2013年表示过研究制定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及后提出过于2017年推出具体方案，但后来因为争议过大，相关方案至今未见。 减免企业社保费 中国在2015年就开始实施调降企业负担社保费费率，在去年五月更进行了最大幅度的调降来削减企业成本。而疫情期间，对于企业减免的社保费负担更是高达了1.2万亿人民币，这是将退休问题转嫁在工人阶级身上。 延迟退休会对工人阶级造成严重负担。首先，意味著劳动者要多缴少领社保，工作负担增加。更多年老工人占著工作岗位，年青工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再减少。另一方面，失业的年老工人在中国极难找工作，长期以来官方都将“女性40岁、男性50岁”的人群列为就业困难群体。大部分企业事业单位在招聘时会将最高应聘年龄设置在35岁，一到40岁就很难找到工作。再者，延迟退休意味著托儿会受影响。内地不同地区约有50%至70%的第三代由祖父母辈帮助看护，更多父母（尤其是妇女）要照顾孩童而更难外出打工。 另一方面中共官员及企业欠缴，挪用养老金的腐败事件也是不断上演，过去网上就曾传出一名中共高官的月退休明细表，高达4万人民币，而这仅是冰山一角，过去更有媒体揭露，2012年中共61万名官员的退休俸高达7000亿人民币，占了当年GDP1.3%，可见基层的工人阶级拼命为权贵养老，但自己的退休生活却被剥夺。 中国早已在15年时面临到人口老化的危机，这也是当时中共在十三五取消一胎化政策，并且推动全面实施夫妻可生育二孩的政策主因。但四年过去，二孩政策并没有有效刺激生育率。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是变得更加严峻，依照目前速度，会在2022年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依照官方的最新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人口已高达18%，出生率更是创下1949年以来最低，仅有10.48%，预计在2035年中国老人扶养比会从当前的17%上升到33%，而未来5到10年内，养老金缺口会高达10万亿人民币，并且可能会在2035年破产。政府的养老金出现赤字已经不再是新闻，一方面在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仅有3到4成，农民工的情况更是严峻，甚至有高达3800万人因为薪资过低而弃缴社保费。 中国迅速陷人口老化的危机之中，其中一个因素是改开时，中共为了避免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保障负担，施行的残暴的一胎化政策。而到了今天，中国资本主义的高物价、低工资以及严重缺乏的社会保障成了最有效的“避孕药”。在11月23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布13个行业的最低薪资每个月仅有2200人民币，有高达5.6亿人没有存款，90后的人均负债更是高达12.7万元。 正是资本主义体制——剥削体制对于工人阶级的残酷压榨，同时劳动力使用的无序及浪费——造就人口老化问题。中国在未来十年，劳动力人口每年都会以1%速度递减。经济学人智库去年发表数据，预计到了203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15至64岁）将较2018年减少7,000万，下跌至9.23亿人。 延后退休 延续退休年龄揭露了中共独裁政权亲资的真面目，其新自由主义方针与西方资本主义政府无异。法国政府在去年一月取消延长退休年限就是因为有数十万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发起大规模的罢工抗争才阻挡下来。中国的工人阶级及青年也需要起来斗争，争取全面而且充足的退休保障，需要向富豪课以重税，并且要终结官僚的特权及贪腐，取消城乡户籍制。但只有将整个经济民主公有化，收归于工人阶级民主管理的手上，才能够在不扣减工时的情况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把工作摊分给更多工人，让更多的工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为此工人阶级需要组织起战斗性的独立工会并进行抗争才能实现。 中国：反对996合法化！不要改开2.0 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进行了一场南巡，并且在此行前天中央公布深圳经济自由化的改革方案，被喻为改革开放2.0。其中一项“探索特殊工时管理制度”意味著允许企业进一步地弹性使用工时，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这等同废除劳动合同法，将996（朝九晚九六天工作制）合化法。中国《劳动法》规定，各行业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这法例本来形同虚设，996的员工往往实际工作72小时，现在企业更可以明正言顺强制加班了。此外，企业也可以透过弹性配置工作时间降低所需的雇用人数，甚至是提供更多非典型的派遣工作。中共将由深圳开始逐步扩展此一政策至全国。此一政策出台后立即受到网民的挞伐。 臭名昭著996 几年来科技业的996已令劳动者深痛绝恶。最近电商巨头拼多多的一名年仅22岁员工，在凌晨1点多下班后，回家途中突然猝死。这一悲剧换来资方的冷血回应：“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因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深圳的平均月薪仅有5000人民币，根据报导和相关研究有高达36.9%的上班族需要加班至晚上8点，甚至在深圳每年猝死急救人数自2014年起，每年以16.5%的速度增长，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过劳。 外送员这样的非典型雇佣关系的职缺也将可更泛滥的使用在不同的产业部门，这将会带来更广泛的失业危机，并且给予工人阶级带来更多的恶性竞争，带来工资及工时的双重打击。劳动合同法本来已形同虚设，城乡二元户籍制及企业军事式管理手段，对工人阶级是进行著残酷的剥削，好比企业强迫员工签属奋斗者协议，甚至对于员工未达业绩的非人道惩处也不是新闻。 IMF预测去年中国全年GDP可达2%，甚至预测今年会有7-8%的增加，许多的经济学者借此宣称中国已脱离疫情的打击，也有许多的官媒指出深圳自改开以来达成了万倍的增长。但事实上如果对照去年2%GDP增加，今年所预测的8%就意味著这两年的平均复合增长率仅有4.9%，将成为中国30年来最低增速。同样的深圳官方在2019年罕见的未公布GDP数据，依相关的学者推估增长仅有5.15%，是深圳走向经济特区40年以来最低。 除为了刺激经济，也要应付美国对中国科技业的攻击，习近平想用将深圳金融市场进一步自由化，吸引外国金融资本进驻，从而促进融资以为科技业提供资金。但深圳金融业的极高投机性使这大计恐怕难以有效实现，到最后还是要靠“国家队”的扶助，使中国累积更多债务。 当前中国也面临著缺工问题，不仅是来自人口快速老化，长期对于农民工的压榨及经济趋缓下，也让农民工移动到一线城市工作的比例逐年降低。尽管中共为了补救，推动公营房屋留住劳动力，甚至明年深圳也将正式施行“深圳特区健康条例”，希望借此鼓励企业给予员工休假以提振民间消费。但事实上中国推动年假落实也仅有50%，很难相信一个内容模糊的条例可以带来什么实质作用。而中国的房地产更是居高不下。这些都显示了习近平的双循环政策是窒碍难行。 团结抗争 工人阶级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抗争。近年深圳是不断地爆发劳权抗争，由2018年佳士运动的开始，2019年的996程序员在网络上发起的抗议。这都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激进化，甚至2019年996程序员抗议事件更有美国的网络工程师发起声援运动，展示了工人阶级的跨国团结。今年黑色星期五，全球15国的亚马逊员工发起共同罢工，成功的要求贝索斯支付防疫工作津贴，这显示了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力量。在中共独裁体制下，要发动这样的抗争固然是艰难的。中国工人阶级要有建设独立工会的权利，团结起来斗争，挑战中共及金权的专制才能够终结长期的血汗过劳及低薪。 中国：《红色参考》陈洪涛被打压 全面脱贫假大空 2021年2月，习近平于北京召开“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宣称中国已全面脱贫，并授予全国1981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这场浩大的宣传背后是对异见声音的大力压制。 毛派网站《红色参考》主编陈洪涛于微信公众号“方城故事”发表文章《南阳！以市委书记为首7名领导被评上全国扶贫攻坚先进个人》 ，指出河南省南阳市受到该表彰的7人全部为当地官员，而不是真正的农民、妇女和工人。7人当中，为首的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于2019年曾带几十官员和记者进行明作秀、假“暗访”，并怒斥基层扶贫干部办事不力，引发大量网民嘲讽和批评。 2月26日，陈洪涛在微信朋友圈发文“自称方城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来，说是口头传唤，要去公安局”。此时，他在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已被删除。 翌日陈洪涛被警察释放。他表示，因在公安局办案中心一夜没睡，所以需要好好休息。 这并不是《红色参考》主编陈洪涛和编辑部成员第一次遭警方镇压。2017年“两会”的第一天，陈洪涛在公众号上报道，方城县进京上访者高保遭地方政府截访绑架殴打后，在昏迷中被丢弃高速公路，引起了社会关注。其后，方城县出动国保、网警等几十人围堵守候陈在方城的家，扣押了其家中一台电脑主机，恐吓骚扰其家人。 2018年夏，《红色参考》编辑部因参与佳士工潮和涉嫌呼吁北京等地大学生前往深圳声援，被广东国保跨省查抄了北京的办公室，编辑尚恺被捕；2019年3月21日，《红色参考》前编辑柴晓明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被南京市国家安全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陈洪涛的文章只是针对个别的地方官员，而没有批评习近平整个“全面脱贫”的假政绩，其实是很不足够的。习近平想利用宣传全面脱贫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并合理化取消劳动合同法和将退休年龄延后等打压工人的措施。 中国在疫症以来的贫富差距严重扩大。根据最新公布的胡润富豪榜公布，去年中国新增259名资产达十亿美元的富豪，达到1058人。连最近的官方报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也表示，中国有七成网民月入低于5000元人民币。 阶级意识加强 中国左翼声势提升 中共各级独裁政府对包括左翼毛派在内的政治异见者又一次的镇压和限制言论自由。中国左翼在网路为陈洪涛发起团结声援，制造了相当的舆论压力。恰逢两会即将举行，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为免多生事端而将他释放。 今次抗争的成功再次振奋了左翼运动的信心！近日，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熊焰及其多名好友被捕，使左翼声援浪潮再次爆发。中国劳工论坛欢迎此一发展，我们支持中国工运的组织权和言论自由，反对一切以言入罪，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及工运分子。 在疫症的经济危机下，中国网民去年多次发出怒吼，从狠批科技业的996工时制，到对“人民富豪”马云的鞭挞，以至对青年生活粉饰太平的影片《后浪》的反弹，都看到阶级意识和反压迫情绪正在急剧升温。而九月学生更出现反抗封校政策的喊楼运动，及后以毛派为主的左翼的声势和自信大大提升。 中共当然有打压这些左翼活动，但至今尚未对作出全国性的镇压。相信今次逮捕陈洪涛只是市政府的决定，而并非中央指挥的全面搜捕，使左翼可以获得一定的胜利。然而，中共并不能容忍这些左翼活动长足发展，早晚会将镇压升级，甚至发起针对左翼和工运分子的全国性镇压。工人阶级必须要组织起来斗争，捍卫组织权利和言论自由，为更艰苦的斗争作准备。 中国：支持外卖骑手抗争 跨省罢工正在酝酿 3月1日，由中国各地外卖骑手组建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组织者熊焰（陈国江）及其多名好友，被北京警方抓捕。尔后，有被抓捕的两人获释，但熊焰却仍然没有消息。抓捕消息在中国网络平台被大量删除，但仍然引发许多外卖骑手抗议。 受到熊焰被捕一事影响，熊焰原所属的外送平台“饿了么”旗下骑手消极怠工，大量骑手拒绝接单，以致大量订单因为超时而作废。有“饿了么”骑手更号召在3月8日发起全国大罢工。毫不意外，有关工运消息遭中共官方封杀，而两家外卖平台也否认怠工罢工情形。但是，仍有一些网民在新浪微博反映自己的外卖没人接单的情况，并成功发出“骑手是罢工了吗”等字句。 “外送江湖骑士联盟”成立不到一年，集结近万名外卖骑手，而熊焰则为盟主，在网上发送帮助传达业界声音的内容，还会帮同业维权。被捕的原因是熊焰在网上平台公开批评外卖平台“饿了么”欺压骑手，因而触犯了利益集团使官方出手“维稳”。盟主早前发布视频批评“饿了么”平台设置的奖励规则先用欺骗手段留住骑手，后随意更改规则侵害骑手经济利益。此视频播放量达到900万（在中国国内网站已被河蟹），相关话题在微博阅读量超过2亿次，迫使公司向骑手假惺惺地公开致歉。 外卖骑手成为中国最受压迫的蓝领工人之一，近年抗争时常发生。在3月1日，广州和深圳部分“美团”骑手也聚集罢工，抗议公司在未通知的情况下变相调降配送费。按照新的配送费标价标准，每名外卖骑手每周将少赚上百元，每月将损失上千元。 在中国，随著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便捷人们日常饮食的外送平台扮演著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相应地，外卖骑手也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员。由于准入门槛较低，当外卖骑手通常是中国基层民众谋生手段之一，目前超过600万人从事此行业。但该职业危险性高，却几乎没有任何职业保障，骑手往往要为了避免超时而被平台罚款，被迫采取闯红灯、逆向行驶等交通违规行为，而这也冒著被交警罚款、扣车，或是发生交通意外而伤亡等风险。此外，从业者的工资被平台不断压低，包括将餐点送到地点后，若没有按规定拍照片，也会被扣钱；现实中骑手们是“独立的约聘人员”，没有与平台签劳动合同，法理上并无雇佣关系，一旦遭遇伤害，维权也很难成功。 现如今的外卖骑手行业，属于“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一种。外送平台可以在用人上更具弹性，这就意味著可以节省员工福利、办公空间和员工培训等方面的支出。表面上看，企业往往声称零工经济所具有的弹性，可以帮助外卖骑手们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但现实远非如此——要维持基本收入，基本上每天就要跑10小时以上、每周无休能才有希望每月赚到6000元以上。外送平台用人上的弹性，也让骑手随时可能失去这份工作，或者从一个平台跳到另一个平台，而这些也反映出这种零工经济的不稳定性。“独立的约聘人员”身份造成的骑手们处于相对原子化的状态，也让组织起来罢工存在一定困难。 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外送人员一样遭受平台剥削。2016年夏天，因为从时薪制改为计件制（将造成实质工资下降），Deliveroo在伦敦的外送人员开始罢工，之后罢工浪潮传遍全英，并影响到其他平台的外送人员，更在接下来一年影响到欧陆多国，并且各国之间工人也彼此串连。各地斗争有成果有挫折，但都彰显出外送人员身为工人团结对抗资方的精神，中国外卖骑手可以从中学习。而对于近来中国外卖骑手维权遭打压一事，英国应用程序和外送员工会（ADCU）在推特发出正式声明声援熊焰。这些抗争和声援行动，无不显现出国际工人阶级团结。 目前，中国外卖骑手们与关心事件的人士仍活跃在微信、QQ、Telegram等群组讨论行动方案，准备将行动升级。中共独裁严厉打压组织自由，“枪打出头鸟”地针对工运领袖，迫使近几年工人要“化整为零”，转用手机网络并以“无领袖”的方式组织起来。今次外送员工同样巧妙地运用网络组织，但同时在斗争中也出现了勇敢带头的工运领袖。斗争若要取得更显著的成果，工人更需把手机网络的组织化为实体组织的力量，建立独立工会。 中国劳工论坛热切支持外卖骑手跨平台的怠工、罢工行动，要求释放所有被捕工运分子，停止打压工人组织及言论自由。我们支持争取提高奖金和每单（或每小时）收入，要求公司为所有工人提供正式劳动保障。 中共“两会”召开 习近平进一步巩固权力 3月4日，中共的人大政协“两会”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两个机构其实都没有实权，它们只是中共独裁统治的花瓶，而且中共统治越来越来变成习近平的一人独裁。不过，两会依然受到注目，因为这是新政策出台的地方，当然这些都是习近平和他的党羽背后早就铺排好的决定，只不过是让超过5000名代表走个热烈鼓掌通过的过场。 过去二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所累积的巨额财富受到许多关注，他们当中许多人也成为了两会代表。今年这一群人的财富总额又刷新了纪录。根据《胡润百富榜》，参与两会最富有的资本家，他们的财富在过去12个月暴增了68%。这些代表的总财富高达3910亿美元，比香港2020年的GDP（3490亿美元）还要高。 阅读更多?资本主义与中国 去年，纵使有年初的疫情和严厉封城政策，中国每个星期就有5名新亿万富翁（身家超过10亿美元）诞生。根据胡润的报告，中国“抛离了美国”，中国有1058名亿万富翁，对比美国只有696名。今年7月23日，中共将迎来其建党100周年纪念，我们到时候会看到习近平政权掩盖其阶级性质的政治把戏——当今中共实际上的政治意识形态，与1920年代南辕北辙。 经济反弹？ 人大会议定下了2021年的GDP增长目标，不过许多评论员原以为今年会跟去年那样不这么做。今年的目标将会是“6%以上”，许多评论员认为这个目标比较保守和容易达成。《彭博》就此向不同经济学者进行调查，他们对于中国2021年的增长预期平均为8.4%。 虽然增幅为1976年以来最疲弱，但是中国在2020年仍是唯独出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当然一如以往，这个数据是有水分的。不过，根据官方数字，去年中国经济增长了2.3%，同期德国经济萎缩5%、美国经济萎缩3.5%。虽然8%的经济增长很吸眼球，但这要考虑到2020年的低基数效应。如果我们求取2020和2021两年平均年增长的话，比起十年前每年增幅达双位数，这个反弹实际上是延续了过去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 工人们也没有从这个“复苏”得到好处。自2009年以来，去年中国首次出现全部省份冻涨最低工资。各项指标显示当局打算2021年继续冻涨。同时政府也在准备大幅削减退休保障，首先从妇女入手，把女性的退休年龄从55岁调升到60岁，来达到“男女平等”。这联系到中国正在面对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劳动人口减少的计时炸弹。 政府的社保资金已经开始见底。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报告，中国32个省级地区当中，近半的社保预计会在2022年出现赤字，而2015年只有6个省份。这个议题有可能会触发重大的社会动荡。2013年一项民调，显示95%的民众反对提高退休年龄。 2027年，印度预计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劳动力的下滑，预计2017到2037年劳动人口将从7.59亿减少到6.61亿，将会对经济以及中共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及军事大国的计划受到打击。 另一个形成中的危机就是急速膨胀的债务水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资料，中国的公共、企业与家庭总债务从2019年GDP的255%增加到2020年的280%。加上外债，这个数字更加增加到GDP的295%（人行估算外债为GDP的14.5%）。2020年中国的经济仅仅增长2.3%，债务却大幅上升。这是不可持续的状况。 权力斗争 今年两会最重要的特点，并非上头条的政策“决定”，而是习近平派系进一步巩固他的权力。中共党国内正掀起了一场权斗。为了在明年党大会中连任第三任期而铺路，好让他能够成为终身领袖，习近平大力强化自己的控制。 习近平不断集中权力到自己手中，放弃了1980年代邓小平政权所建立内部制衡和监督的“集体”威权统治，这是严重危机的警号。随著习近平对于社会的镇压不断加剧，其政策也激起越来越大的反抗（如同过去在香港及内蒙）。实质工资的下跌也引起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尤其是那些占中国蓝领工人2/3比例的农民工。 美团外卖的骑手在3月8日发起了罢工行动，要求提高工资及改善待遇。另一家外卖平台“饿了么”的骑手熊焰在上月被捕，他被指控组织外送员的独立工会。中共独裁对于独立工会是零容忍的。 香港 两会也为香港订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意味著香港的有限度“半民主”议会制度寿终正寝。中共打算对于香港施加更强硬的威权统治。上周，当局动用国安法逮捕、起诉了超过40名泛民政治人物，并将他们收押。他们将会在5月再次上庭，面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控罪。这显然是为在北京的人大政协会议造势。上周的香港审判异常混乱而残酷，法院开庭至凌晨，数名被告体力不支晕倒，这是故意为了展示习近平政权的力量，发出坚拒欧美西方势力“干预”的信息，警告所有试图挑战当局的人。这同样剑指那些试图组织起来维权的中国工人，以及中共党内越来越不满习近平政策方向的反习派系。 中国：习近平的虚幻世界 中共独裁政权描绘的中国现况和中国实情之间存在巨大且愈来愈大的落差。随著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临近，中国的独裁者习近平需要不断的“胜利”，以确保明年政治局换届之前的地位。中共的宣传机器已经陷入疯狂。 同样，对于习近平令人作呕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新高度（或深度）。 2月，《人民日报》在一篇庆祝中国脱贫“全面胜利”的文章中，提到习近平的名字达139次。正如我们将要说明的那样，习近平的脱贫攻坚战是脱离现实的又一次宣传上的成就。最近被网络审查屏蔽的一个字眼，揭示了习近平政权对于批评声音多么敏感：“翠”字作为一种抗议的方式，在中国网络传播起来，因为这个字也可以解读为“习习卒”，即“习近平死两次”。 习近平在国内外面临多重挑战。对于他的政权和中共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可能是生死存亡的危机。许多新政策和声明表明了这一点，包括有关“防范金融风险”（中国的债务水平现在已经超过日本的最高水平）、在2027年之前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应对拜登执政时期肯定会延续的美国压力）、以及习近平旨在提高中国的消费支出，以此来抵消全球化和反华保护主义政策影响的过于复杂的“双循环”战略。 中共二十大 习近平还面临著党国内部挑战。关键问题是明年的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的目标是打破传统的任期限制，打算再任第三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他计划成为“终身主席”。在2012年至2017年的第一个任期中，习近平发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腐运动，成功地平息了高层派系的权力斗争。实际上，这掩饰著针对派系的清洗行动，目的是清除他的敌人并巩固习近平手中前所未有的力量。正如我们所解释的那样，中国政权的特征从“一党专政”演变为“一人专政”。 但是，由于在社会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危机，中共内斗再次加剧。如今，这场权力斗争是自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前后最严峻的一次。尽管习近平目前较可能成功地继续他的统治，但在党国上层日益成长的不满情绪和派系操纵可能会迫使他做出妥协。2022年二十大之后的时期可能会看到不同的势力组合，和中共内部更大的不稳定性。最终，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反映了社会进程和工人阶级不满情绪的上升趋势。 党国内部的分裂并没有明确或清晰的分野，这些分裂根本上无关政治分歧，而事关权力：中共的高层是控制著庞大商业帝国的资本主义寡头的集合。在这些人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悲观，认为几乎所有事情都出了问题。 因此一些反习派人士不满习近平在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和台湾之间的争端之中，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强硬的战狼外交。这一部分的统治阶级宁愿回到邓小平更为谨慎和务实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以此作为降低全球紧张局势（尤其是与美国的紧张关系）的手段。 反而，习近平的政权像一只竖起脖子的伞蜥一样，夸大其经济实力和全球能力，一定程度上为了外交，但更重要的是，它仍然增强了习近平继续统治所需的大汉民族主义“强人”光环。中国的侵略性外交政策——在与印度的争议边界上、在台湾海峡和南海进行的军演升级、为报复华为创办人之女孟晚舟在温哥华被逮捕而拘留了两名加拿大公民，都具有双重目的：向外国政府施压、也要养活国内的宣传机器。 加倍镇压 不安的另一个原因是镇压的持续增加。这一直是习近平统治最显著的特征。反习派基本上没有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都不会拒绝命令警察镇压街头抗议或工人罢工。但是习近平在香港、内蒙古、（以及更明显的）新疆的残酷镇压显现他的“默认做法”，而只要他的强硬政策遇到阻力，他的“默认做法”就会加倍，这反而会适得其反。 蔡霞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精致的新极权时代”，已经超越了毛泽东甚至希特勒的极权主义。 这至少有四个原因。首先在新疆，险恶镇压已经达到了奥威尔式的水平，并没有实现“稳定”这一既定目标。它终究再推动中国走向革命性的爆炸，中共的某些阶层对此感到恐惧。香港2019年一地的群众性民主运动预示了中国的前进方向。其次，这为拜登和其他西方元首提供了可以重大影响全球舆论的武器，并在“人权”和“民主”的叙述背后隐藏他们对中国的冷战策略。 第三，习近平政权的暴政甚至与过去相比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为它也直接在内部监视和管控中共精英。中共久负盛名的、培养未来高官的中央党校的前教授蔡霞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精致的新极权时代”，已经超越了毛泽东甚至希特勒的极权主义。“不同在高科技，就是我们讲的信息化大数据的监控。他可以做到精准监控每一个人，他可以二十四小时全方位立体全天候地来监控。”她在2020年9月19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说道。 蔡霞于2020年逃到美国，与中共部分太子党（中国的“红色贵族”）关系密切。太子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核心，这一派最初支持习近平（习近平本人也是太子党），但现在对于习近平愈加不满。蔡霞说，习近平的统治派系被称为“之江新军”（或“浙江帮”），得名于这些许多人最初起家的省份，他们仅得到约10%中共党政中高层的坚定支持。现阶段，大多数人不愿公开反对习近平。他们的“支持”是被动的。尽管出于派别目的，蔡霞可能夸大了对内部力量对比的解释，但其他重要的事态发展证实了在党国各个层面上普遍存在但沉默（甚至可以说是“消极对抗”）的不满现象。 最明显的体现是习近平与总理李克强之间日益公开的权力斗争。由习近平派系控制的国有媒体甚至审查了总理的讲话，这是自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自2012年与习近平就任以来，李克强一直保持低调。但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他成为中共内部异见者的代言人，通过媒体采访丢出了许多“重磅炸弹”，间接批评习近平的政策。去年5月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时，情况就是这样。李克强向媒体宣称，中国有6亿人（总人口的43％）每月收入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这是对现实的检验，是对于习近平通过官方表彰大会自夸的脱贫攻坚战的嘲讽。 蔡霞的说法揭示了很多东西。她告诉自由亚洲电台：“除了‘习家军’以外，大家都知道这样子下去不行。”尽管习近平越来越招人不满，但蔡霞承认，习近平不能通过“正常”程序换掉。她的结论是：“或许在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或者偶然的导火线， 一下子就把局面给炸开了。” 酝酿反抗的第四个原因是，习近平的极端警察国家措施导致中共政权丧失预测和应对新危机的能力。当新冠病毒在武汉开始爆发时，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尽管当局后来有意识地掩盖疫情，但事实是，在2020年1月20日之前的关键几周里，习近平政权自身也被党国对掩盖真相的热衷和国安机关的行动遮蔽了双眼，国安部门在每次有人试图警告疫情时往往会迅速镇压。 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直到西方政府在大企业的压力下对于疫情悲剧性地应对不力，习近平才得以转移公众注意力，并从武汉疫情防控不力中部分恢复过来。面对突然的危机，武汉并不是政府瘫痪独有一例。从2019年6月开始在香港爆发的上百万人示威游行，以及一年前特朗普政府的首次贸易战攻势，是习近平政权无法预料的两个事态发展，最初受到惊吓而无所作为。 中共宣传的一个关键主题是中国（极权主义）政治制度相对于“西方民主”的“优越性”。中共喉舌声称，防控疫情的“胜利”、2020年中国的经济反弹以及脱贫都表明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同样，中国的“疫苗外交”将大量中国制造的疫苗运往较贫穷的国家，被用来进一步羞辱西方帝国主义的冷酷。显然，资产阶级民主于全球（但特别在美国）的深刻危机，随著像特朗普这样的不稳定而专制的人物的出现，对中共的宣传非常有利。 但是，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偏爱议会或“民主”政府而不是军警独裁制度，还是有原因的。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中，资本家的弊处在于工人阶级赢得了某些有限但至关重要的政治权利：组建工会、政党、自己的媒体，并利用这一民主空间来辩论和澄清所需的思想和斗争方法对抗资本主义。在像中国这样的极权资本主义社会中，上述所有这些权利都被残酷地压制了。 但总体而言，资本家更喜欢“民主”制度，因为它提供了更稳定的统治形式。 “多党制”（几乎所有党派都是资本主义政党）可以充当释放群众压力的安全阀。议会民主机关、媒体、司法机构包含“制衡”机制，以监督统治集团来防止其偏离资本利益太远。 相反，极权主义政权，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和阶级紧张局势加剧的时代，往往会陷入重大危机并崩溃。中共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中没有任何一人赞成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模式。天安门广场群众民主运动（在300多个城市进行群众运动和罢工）遭到镇压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得以复辟，但是邓小平政权有意识地选择了保留了重要的国家控制并拒绝资产阶级民主的资本主义复辟道路。 中共的自由派分子主张的“政治改革”，只是提出改良的、更少镇压的、更少的政治和社会控制的专制统治。但是，在正在进行的中共权力斗争中，肯定有些人很羡慕美国统治阶级，因为美国统治阶级可以通过选举他们能够解决他们的“特朗普问题”，而“中国的特朗普”却无法用选举解决问题。 中共成立一百周年 中共成立百周年纪念活动将伴随海量的民族主义宣传，传达这样的信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是纪念活动还有另一面：活动将被习近平派系把持，作为内部权力斗争的武器。个人崇拜将达到一个新高度，以巩固习近平作为“毛泽东以来最伟大的领导人”的地位。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明年二十大和习近平做第三届之前不会出现任何失误。 一个世纪前鼓舞中共先驱的思想——阶级斗争、反资本主义、民主、国际主义和俄国革命——对于当今统治者则是“颠覆国家政权”的话题。它们将被掩盖在民族主义主题下，如打击“台独分裂分子”、抵抗“反华势力”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考虑到二十大，习近平在未来一年内将经受不起任何重大挫败——不能有新的香港抗争般的社会爆炸。拜登在任期的头几周，就台湾、南海和中共对香港的政治压迫施加压力，而北京可能试图通过至少在某些特定领域（例如气候变化）提供合作来缓和紧张局势。不能排除可能会出现有限的缓和过程，但它是脆弱且短暂的。在国内，我们可以期待一系列“胜利”的到来，这些当然都是由习近平精心设计的。 这一系列“胜利”包括经济方面。尽管是1976年以来的最低增速，但中国仍是2020年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与以往一样，中共一直在耍一些统计手段。尽管如此，依官方数据，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了2.3％，而德国萎缩了5％，美国萎缩了3.5％。 今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增长8％，有些甚至预计将增长10％。虽然这很引人注目，但今年的GDP增长表现将因2020年以来的低基数效应而被夸大。即使2021年的增长率为8％，2020、2021两年的复合增长率也将低于6％，换句话说，延续了自2019年（6.1％）以来增长放缓的趋势。 K形复苏 此外，中国经历了K型复苏。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约合48,400美元）的人（仅占人口的5％）的财富有所增加。但是至少2/3的人口实际收入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的前三个季度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仅比前一年增长了0.6％。相比之下，2019年的这一数字为6％。 家庭债务水平在过去五年内增加了三倍，到2020年增加到GDP的62.2％，而美国的这一数字为76％。在这方面赶超的速度令人震惊：2008年，中国的家庭债务占GDP比例为18％，而美国为99％。最重要的是，这源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而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是世界最高之一。据《中国日报》报导，上海、深圳和北京的住房价格在全球排名第四、第五和第六，而香港是第一。 在去年，没有一个省份提高最低工资——2009年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所有迹象表明，2021年将继续冻涨最低工资。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人均消费在2020年下降4％——自1969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去年奢侈品市场增长了近50％。因此，2020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是基于强劲的消费（消费是习近平“双循环战略”的核心目标），而是基于这种所谓的战略要避免的因素：更高的债务水平、对于出口更大的依赖性和房地产泡沫。 由于疫情和其他国家的连续封城造成的意外收获效应，2020年出口增长了3.6%。中国成为“万不得已的出口国”。上半年，中国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的关键医疗产品的出口增长了两倍多，从180亿美元增至550亿美元。电子产品出口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尤其是在家工作的产品。这些意外收获无法重现。 据中国人民银行（央行）称，已经严峻的债务水平进一步攀升，到2020年，中国的公共部门、企业和家庭债务加在一起达到GDP的280％，高于2019年的255％。如果计入外债（中国人民银行估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4.5％），则这一数字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95％。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有2.3％的温和增长是通过其有史以来最大的债务增长而实现的。这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债券市场的压力，加上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一系列违约，表明金融体系出现了首次严重的裂痕。 左翼思想的增长 然而，根据上海胡润百富榜，对于其中大多数是中共成员并融入中共国家权力结构的超级富豪来说，2020年是“有史以来财富增长最快”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国新增了257位亿万富翁，每周新增5名亿万富翁。他们的财富总和增长了60％，达到4万亿美元。 胡润研究院指出，中国拥有1058名亿万富翁，“抛离”美国的696名。在中共成立百周年纪念日，我们将看到习近平政权歪曲政治现况、掩盖1920年代共产党人的阶级性和政治与当今专制资本主义寡头统治截然相反的现实。 中国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评论道：“十年前，中国互联网上声音最大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现在左翼占主导地位。几年前，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被尊称为‘马爸爸’，现在他被称为‘吸血鬼’和‘邪恶的资本家’。” 中国青年与日具增的政治激进化，尤其是“泛左翼”（其中以“毛派”为最多）的迅猛增长，对中共来说是一个麻烦，以及潜在的破坏性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我们看到的不是传统毛主义。相反，这已成为多个左翼思想的通称。 中国许多年轻的毛派支持国际主义、女权主义、LGBTQ和少数民族权利。这些青年深刻批判甚至反对亲资本主义的中共政权；当然了，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需要小心翼翼进行批判。换句话说，他们与国际上一些毛派有著截然相反的立场，国际上的毛派往往热切支持习近平政权及其在新疆、香港的高压政策，并反对工人罢工。 ISA在中国的一名支持者说：“在2020年疫情期间，我注意到中国年轻人正在向左转。”他说，反建制意识的增长现在在社会中很普遍，其中包括但不仅限于毛主义的增长。“十年前，中国互联网上声音最大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现在左翼占主导地位。几年前，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被尊称为‘马爸爸’，现在他被称为‘吸血鬼’和‘邪恶的资本家’。”对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尤其是对来自中国内陆贫困省份的2.9亿农民工的卑微待遇）的愤怒，是当今政治激进化的主要推动力。 脱贫 习近平脱贫“全面胜利”的庆祝活动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这些现实的关注。中共政权不仅宣称这是“人间奇迹”，甚至还将“贫困”一词从脱贫机构的正式名称中拿掉，这让将来禁止所有提及“贫困”更为可能。 毛派网站“红色中国”的编辑之一陈洪涛因在2月份发布一篇文章揭露了脱贫运动假象而被捕。在这个话题上，与许多其他话题一样，人们普遍不相信中共政权所声称的，中国的左翼人士尤其不会去相信，而国际上的新斯大林主义“左翼”似乎很乐于相信这些荒谬绝伦的宣传。 习近平的“脱贫攻坚战”于2013年发起，其明确目标是到2020年底使剩余的1亿人口摆脱“极端贫困”。鉴于他在这场“战争”押上了自己的个人声望，因此他不可能错过这个期限。现实再次为了这个独裁政权的存续而被窜改。 政府投入了1.6万亿元人民币用来扶贫，用于一些极端贫困地区的道路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1000万人的搬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实现其脱贫目标而普遍伪造数据、强制执行和伪造成就。这场脱贫运动采用了非常低的“极端贫困”标准，即每人每天2.30美元。这低于世界银行提出，适用于印度的每天3.20美元的贫困线，并且低于为中国这样的中高等收入国家所建议的贫困线的一半。 国产疫苗触礁 中共当局宣传掩盖现实的另一方面，在于中国抗击疫情的实况。习近平在去年9月8日北京举行的表彰大会上宣布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胜利”。这时庆祝还为时过早，因为之后又爆发了新的疫情。虽然按国际标准，新一波感染数很低，但这却带来了数次大规模的封城措施。 在与北京相邻的河北省，1月有超过2200万人被迫关在家中一周以上。这实际上是2020年武汉封城规模的两倍。在新疆（2020年7月至2020年8月）、吉林和黑龙江（2021年1月）也发生了类似的封城，波及数千万人。北京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摩擦，据信部分政府太过急于实施封城。这也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特征。 目前，中共政权推出的疫苗遭遇碰壁。尽管中国的全球“疫苗外交”取得了一些进展，向以中、低收入为主的80个国家（西方国家及他们的疫苗公司冷落这些国家）出口疫苗，但其国内施打疫苗计划进展不顺。根据2月15日《南华早报》的一项分析，中国向国外运送的疫苗数量（4600万支）超过了用于本国的数量（4050万支）。 中国不仅面临著给相当于美国四倍的人口接种疫苗的挑战，而且还面临著公众的广泛不信任。这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许多涉及不安全、过期和受污染的假疫苗、药品和食品丑闻。缺乏透明度以及中国疫苗生产商拒绝透露一些试验数据，加剧了公众的疑虑。在上海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一半人口不打算接种疫苗。根据另一项调查，在浙江医务工作者中，只有28%愿意施打国产疫苗。 迄今为止，中国疫苗仅被批准用于60岁以下的人群，与西方产疫苗相比效果不佳。科兴疫苗在巴西的试验中仅达到50.4％的有效率，而在印度尼西亚则达到65.3％。相比之下，辉瑞疫苗的有效率为95％，而莫德纳的有效率为94.1％（两家都是美国公司）。英国《金融时报》报导，科兴在中国的工厂出现了生产延迟，以及存储疫苗所需的进口玻璃小瓶发生短缺。 对中国疫苗的质疑也削弱了其全球外交攻势。去年12月，柬埔寨独裁者洪森（过往非常亲中共）拒绝接受中国疫苗，除非其获得世卫组织的批准。他说：“柬埔寨不是垃圾桶。” 尽管世卫组织仍在评估中国的疫苗，但柬埔寨政府已于1月份接收了第一批疫苗。但是现年68岁的洪森还是在中国官员的建议下放弃为自己接种。他说：“该疫苗对60岁以上人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在研究中。”在菲律宾，另一位独裁统治者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正在推广中国的疫苗，在民调中被问及的受访者中，只有不到20％的人对中国疫苗有信心。 匈牙利是唯一使用中国疫苗的欧盟国家，这当然与右翼奥尔班（Orbán Viktor）政府突出的反欧盟立场有关。但是2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27%的匈牙利人愿意接种中国疫苗，在执政党的支持者中这一比例则上升到了45%。 尽管习近平虚张声势，而且担心在中共庆祝成立百周年之际不能让任何事来“破坏党”，但习近平政权仍将面临许多现实考验。债务危机、与美国的持续冷战，以及担心西方国家加快接种疫苗后可能改变与中国的力量平衡，这些挑战都预示著未来的动荡。工人和青年之间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意味著新的斗争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而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将迎来更广泛支持。 捍卫中国女权主义抗争者！ 中国女权运动人士再次遭受打压。中共专制惧于女性日益的激进化，而这一激进化正是社会上及青年人中更广泛的激进化趋势的一部分。 这些打压都有著相似的模式。首先，女权主义者遭到亲中共的民族主义网军有计划地恶毒围捕。政府在网络上煽动著歇斯底里的反女权攻势。之后，女权运动知名代表的社交媒体和群组被关闭。她们被扣上“汉奸”的帽子，并被噤声！ 3月底，四川成都的一间餐厅里发生了一起攻击事件。两位女性因劝阻一位男性吸烟者而被攻击。这名吸烟者一气之下向这两位女性泼洒灼热的液体，这个事件被这两位女性用手机拍了下来并发上微博。这名男子说：“不抽烟的男人不是男人”——讲出这句话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这两位女性分别是知名女权运动人士肖美丽与郑楚然。郑楚然是2015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被捕并被拘留一个月的“女权五姐妹”之一。 作为全球声援行动的一部分，当时ISA在香港组织了声援抗议，要求释放五人。 右翼网军 肖美丽关于成都餐厅遭攻击事件的内容在网络上疯转，起初得到了绝大部分人的支持，有支持言论来自一些与政府部门相关的帐号。次日，有民族主义大V在微博上对这些女性发起了攻击，他们贴出肖美丽在2014年声援香港雨伞运动的“历史”照片。网军们遂违背事实，给她贴上支持“港独”的标签（港独并非雨伞运动的目标，但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用这个标签来攻击所有支持或同情香港民主运动的人）。随之而来的是数以百万计的海量网络攻击。 另一张照片显示，郑楚然戴上了一条黄丝带（代表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她被指控为“台独”分子（另一项中共治下的禁忌话题）。这两位女性和其他女权主义者遭到暴力威胁和指控，包括“崇洋媚外”、“反华”、“CIA间谍”。 不久之后，肖美丽的微博帐号被微博关停，而这些网军则弹冠相庆。 这一波攻击正采取了我们熟悉的将厌女思想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模式。这些攻击背后的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实际上是中共政府的侧翼力量，并受到中共的庇护。他们的核心主张是民族主义，但也包括社会保守主义——因此讨厌女权主义。他们指责女权人士被外来价值观“腐化”了、一切都是西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这些民族主义者支持独裁同志、（中国帝国主义）强国梦和大汉族主义。他们煽动针对穆斯林等少数民族的种族主义。其中一部分人正在朝向法西斯主义发展。 除了这个“非官方”的网络水军，中共国家机器还直接雇佣了200万名全职网警和2000万名兼职网警。 超过20个女权主义者和女权组织的帐户被微博关停。微博方面声称她们的言论是“有害”、“非法”、“煽动群体对立”。其中一名女子告诉CNN：“我们遭到了全互联网海啸般的打击，被集体噤声。”很明显，中共是此次打压的幕后主使。但问题是，当局为什么要这么做？ “6B4T”运动 另一独立但与前述打压关联的发展，是超过10个女权小组在另一个社群网站“豆瓣”上被封杀。豆瓣是提供给年轻人的一个书评和影评的平台。在此次打压被封杀的女权小组，一共有超过4万成员。 这次打压的目标主要是激进的“6B4T”支持者，她们在不断高涨的中国女权浪潮中仍是属于边缘的少数，她们主张不与男性恋爱、婚姻、生育等等。“6B4T”运动始于和中国一样是儒家社会的韩国——韩国资本主义非常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十分严重。 “6B4T”能够获得一群以中国年轻女性为主的追随者，实际上不难理解；由于强硬的极权资本主义政权不允许任何形式的集体抗议、组织、政治活动，因此社会上许多群体都有著极度的无力感。在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共恢复了很多在20世纪50—70年代革命时期被消灭或冲击的父权控制架构。 在今天，中共认为更多的妇女权利阻碍其统治和“大国崛起”使命的完成，而实现这些的动力，随著中美帝国主义冷战冲突的加剧而强化。习近平政权没有变得更开放、更民主、更容忍各种抗议，反而变得越来越高压。当局对新兴女权运动和女权意识的态度有著矛盾心理。尽管当局极力压制，中国的#MeToo运动所引起的关注已反映了这一主要趋势。最近一个案例是，4月15日武汉大学一名副教授被开除，该副教授至少性侵了18名女学生。因受害女性挺身而出揭露施暴者，拒绝掩盖这件事，这起案件得到了全国社交媒体上的广泛关注。 中共当局不敢直接大规模镇压、逮捕或迫害女权人士，否则当局将与一大部分社会舆论产生冲突，而社会上很多人对妇女的现时状况感到不满。与此同时，中共担心女权主义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而他们最害怕的是所有不受其控制的社会发展。即使这些运动未有组织（2019年的香港也没有），但是思想一旦进入群众意识就会对统治精英（包括中共独裁）造成威胁。 人口危机 中国女权人士遭攻击的另一个关键性因素，是中国出生率的灾难性下跌、达到了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去年又下降15%。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表示，未来五年，每年的出生人数可能会下降到1000万以下。对比一下1987年（计划生育实施7年后）：当年的出生人数为2500万。 中国人口正进入下滑时期，在中美冲突的历史性背景下，这对习近平来说更加棘手。“世界工厂”的劳动力规模已连续8年下降。中国人口问题的原因很复杂，部分是由于计划生育的遗留问题所致。虽说限制只生一胎的政策于2016年取消，但这并未能扭转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这更是因为在中国生育的高昂成本：教育、住房和医疗都花费甚钜。 在重新推广落后的儒家思想宣传后，习近平政权推崇异性婚姻和“家庭和谐”，视这些为确保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控制元素。 因此，女性就像少数民族和渴望民主的香港人一样，必须受到钳制。中共过去还是股革命力量时，他们曾激烈地反对儒家思想，儒家强调服从权威：臣对君、妇对夫。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野蛮复辟摧毁了妇女在工作和学校中的地位，甚至让前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和社会结构得以复活。 中国青年人生活压力大，经济状况不稳定，家庭债务水平飙升，这尤其与住房开支有关。这些对结婚生子的抑制作用愈发显著。据官方统计，2019年结婚人数从2013年的2380万下降到1390万，降幅达41%。计划生育的遗留问题，以及非法但普遍存在的性别选择性堕胎，导致男性人口比女性多3000万。目前每年从缅甸、柬埔寨甚至乌克兰等较贫穷国家向中国贩卖的进口“新娘”数以千计。 近年来，政府更积极地推出政策鼓励妇女多多生育。 在最新的五年规划（2021-2025年）中，政府正在计划“改革”养老金，以“平等”之名打算将妇女的退休年龄延迟五年（也就没收了应得的养老金）。 当局去年通过了新的《离婚法》，强制规定了30天的“冷静期”——这一政策受到女权主义者和左翼人士的广泛批评。 这项政策使离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如果一方在30天内反悔，离婚过程必须重新提出新的申请。 “女性们团结吧” 在撰写本文时，女权平台仍被继续封杀。 民族主义的反女权政治猎巫未曾收敛。一些人甚至猜测，这场打压可能还有另一个动机：习近平政权希望在其试图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这在中国民族主义者中并非受欢迎的做法）时转移民众的注意。 对女权社交媒体帐号的攻击引起了大量关注。2018年对电视节目主持人朱军提起性侵诉讼的知名女权人士弦子，声援豆瓣遭打压的姐妹们。“#女性们团结吧#”标签在微博上纷纷出现来抗议封杀，阅读量接近5000万次。 针对女权团体的打压也是一个警号——习近平政权正准备加剧对所有其他反对声音的镇压。这可能包括工人斗争、左翼青年、少数民族、调查记者和其他人。 对习近平来说，明年的中共二十大和他第三个任期的历史性加冕（他盼望终身统治）是压倒一切的优先事务，他对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恐惧变得更大。改变这局面的关键，妇女斗争、维护少数民族权利与组织独立工人运动需要相互联系起来。这些不应是彼此独立的“单一议题”，而是联合起来形成被压迫者反对资本主义、父权制和极权主义的运动。 中国人口危机 罪魁祸首是资本主义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全国新生儿的数字比2019年大幅下降15%。此前，出生率已经连续3年下跌，这对中共独裁政权的现代化及大国野心造成严重了挑战。虽然世界上许多工业化国家都面对人口老化的问题，但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大部分工业仍然依赖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模式。 中国现时每名女性的平均生育率，远远未达到维持现有人口的水平。在资本主义极为不平等的时代，人口老化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今天中国的城市里很常见的“4-2-1”家庭结构（１名有全职工作的成年人要供养2名父母和4名祖父母），对劳动者来说造成灾难性的压力。 “解决方案” 中共为此实施了几项“解决方案”，但由于资本主义的短视及矛盾的本质，所有这些政策都必然失败。首先，他们试图将计划生育中一孩政策松绑，变成“二孩政策”。这在2015年10月修法的时候曾一度刺激了出生率，但出生率很快又回到下行趋势。这是因为出生率下降的背后成因都没有改变——生活成本高、工时长以及养育子女的开支甚巨。最新的报告估算要养育一名孩子，从出生到17岁的费用为19.1万元人民币，其中城市的孩子需要27.3万元，而在农村则要14.3万元。而这个国家正如总理李克强指出：“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 再者，当局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模式，是透过大量引入上亿农民工到城市里打工，而这些“无根二代”被实质上剥夺了生育权。这些农村户口的工人没法获得只有城市户口才能享受到的社会服务。因此，对这些农民工来说，养育孩子基本上不可负担，就连公立学校对于外地户口的儿童也会收取私立学校的学费。 事实上，中共政权为了应对人口老化与劳动力下降的问题，当局正推动多项政策，但长远看这些政策实际上会导致出生率进一步减少。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十四五”规划会调升退休年龄，从男性60岁和女性55岁变成男女同样65岁。中共政权希望从不断减少的劳动力中榨取更多利润，准备要在帝国主义冲突中与美国一较高下。 而采取这种政策来“适应”人口老化是十分短视的，强迫工人工作更长时间更会讽刺地导致出生率进一步下降。第一，能够帮助双职父母带小孩的退休祖父母将减少。第二，劳动市场的竞争也会加大，进一步打击工资水平，也就更难以负担养小孩。在疫情之前，毕业生已经很难找到工资好的工作，根据外卖送餐公司美团在2018年的调查，15%的外卖骑手持有至少学士学位。 资产阶级评论员只看到当中的讽刺，但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我们看到工人的超额剥削与大量失业之间的紧密联系。没有维持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失业，就不能够压低工资，也没有心理恐惧使得被超剥削的工人不敢反抗以争取更好的条件。当然，低工资和恶劣工作条件的得益者就是中国的资本家，他们在2020年全国的美元亿万富翁的人数就增加了257人。 人口控制 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人口控制”的问题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无法完全地运用社会的生产劳动力，导致超额剥削和就业不足。不过，现代生产技术其实能够实现社会的富足，不论个人选择生育与否。 在社会主义下，人口老化将不会是个问题，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加上充分实践民主计划生产的潜能，就算是劳动力减少也能维持全体人口的高水平生活。我们主张全面的生育自由，不论是控制生育的权利，抑或是生育子女的权利。归根究底，废除资本主义就代表废除父权制度，并实现全面的社会医疗、托儿服务，还有社区洗衣、清洁、食堂服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从不断打击生活的循环解放所有工人，而妇女也能够从家务劳动和强迫养育儿女中得到解放。 中国：女权小组遭打压 斗争已成重要趋势 4月17日，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在武汉大学组织了一场游行，目的是声援遭攻击的女权博主肖美丽和最近豆瓣上被大批封禁的女权小组，同时还有“武大狼事件”的受害者们。毋庸置疑的是，当局对任何性质的群体性事件的反应极其迅速，该行动很快被平息。4月20日，因“网络上出现了恶意曲解此次活动目的以及社团性质的言论，并被大肆发酵传播，对学校、社团以及社团成员均产生了预料之外的负面影响”，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小组发布声明，宣布停止活动。 这次的活动反响激烈，“武大狼事件”是其中的一个直接原因。 “武大狼事件” “武大狼”，顾名思义，武汉大学的一匹狼，一匹色狼。4月12日该事件在武汉大学的一个匿名平台上曝光，热度不断升高，一名杨姓副教授曾在2017年和2019年两次因为性骚扰事件收到学校的约谈和警告，但没有实质性的惩罚。而直到这一次该校党委在下午就对此事作出了通报，暂停了该副教授的教学任务。4月15日学校官方发布声明解聘该副教授。此事冲上微博热搜。 在此之后，微博女权游行在16日进行。次日，WHU性别性平研究会在武汉大学内游行。两次游行虽然在网络上激起了一丝水花，但最终还是石沉大海，连一点存在的痕迹都难以寻找。现在在“中国局域网”内搜索这两起事件，看到的都是网民（包括很多网军）纷纷指责这类群体性事件的始作俑者背后一定站著一群手眼通天的“境外势力”、这些事情一定是经过精心谋划和长期准备的“反动势力”的阴谋。女性的自发反抗行动被指 “让人生疑”、与境外势力勾结与阴谋煽动颠覆国家的帽子，则反映这些民族主义网络水军污名化女权的企图。在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亲中共分子抹黑女权主义为西方削弱分化攻击中国的一种战术手段。此前几位被打压的女权主义者和团队，均有“通敌和给西方递刀子”的罪名。 同时我们不得不提及国内左翼对待女权主义者的错误立场。虽然近年不少左翼分子都受全球女权运动启蒙，例如佳士运动中的岳昕。但不少国内左翼在特殊的舆论环境下对女权主义采取了疑虑甚至戒备的姿态。虽然很多左翼人士以个人参与到了运动之中，在较大一点的官方媒体团队里却罕见对女权运动公开发表积极的声明。很多国内的左翼认为“女权主义是一种西方的政治正确，是西方的舶来品”，或者“女权主义会造成性别对立，掩盖阶级斗争”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理由。女性面对性暴力和物化的问题也加剧了职场上的压迫，致使女工的待遇受打压。阶级和性别压迫都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两者密不可分。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所有问题的源头都是阶级问题，阶级斗争一旦胜利，性别压迫也会随之解决。他们认为，如果现在舍本逐末去支持女权运动，就会削弱阶级斗争的力量，反倒是女权主义者如果真的想要解放就应该加入到社会主义者斗争的道路中来，接受自己的领导，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反对宗派主义 如果这一宗派思想受到广泛左翼和工运的接纳，将会大大阻碍团结斗争，使运动脱离新一波中国青年激进化的浪潮，甚至变成为中共父权和民族主义宣传的帮凶。可见这些国内“左派”的政治观点非常狭隘和片面，完全忽视或拒绝承认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和歧视正是资本主义秩序的一部分。而我们知道：女性主义在中国被污名化同时有著中共出于维持专制的考量。中共亦极为恐惧对权贵性侵的指控会蔓延至党高层，会大大打击党的面子，更害怕女权运动会形成一个威胁，所以要竭力压制。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全力投入在当下的女权斗争，并将之联系至反中共和反资本主义的工人运动。今日的中国女权运动没有 “合法的”发声渠道，但随著经济下行、普通群众生活水平下降、镇压升级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女权运动有望获得更广泛的受众。我们既为面包战斗，也为玫瑰斗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让性别歧视和针对女性的暴力成为历史。 中国：当局推崇“阳刚之气” 强化性别刻板印象 1月28日，中国教育部公布了一份文件声称，将要求体育教学“更多注重学生‘阳刚之气’培养”等。该文件表面上是在谈强化学生的体质健康教育，但实际上是在回应全国政协委员、国企董事长斯泽夫在2020年5月作出的“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提案。斯泽夫说，中国许多年轻男性当中出现“女性气质化”的趋势，若不“有效治理”，“必将危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教育部这番说法一经报导，在新浪微博便引发热议。该话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二名，阅读次数超过170万次。 性别定型 很多网友批评当局加深性别刻板印象与性别歧视。有人质疑“男孩子温柔体贴有涵养，女孩子勇敢坚毅有担当怎么不可以？”也有人讽刺为何不禁止女性男性化；还有人忧心，当局此举会造成更多性格温和腼腆的男生被校园暴力和歧视辱骂。有不少批评者抨击，这种说法相当于将“女性化”视为贬义词、是不尊重女性的体现，应放下性别刻板印象。对官方说法持支持态度的人也不甘示弱。很多反女权人士埋怨“女拳都疯了吗，这样都能打拳？”（“女拳”是对于女权人士的蔑称，“打拳”则是贬义指代进行女权主义批判） 中共政权已经不是第一次如此鼓吹传统的性别角色及刻板印象。事实上，当局近年持续收窄性别议题的讨论空间，有意打压多元性别。2018年9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学第一课》邀请了一些“小鲜肉”明星做嘉宾，不久，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便在同一天发表文章，指责受邀的韩系“小鲜肉”歌手都是“娘炮”、是“不良”文化。2019年开始，中国媒体开始认定男生戴耳环是“娘娘腔”，因此给戴耳环的男明星进行模糊处理；与嘻哈文化相关的元素、纹身和LGBT符号在节目中也受到审查。 除了媒体报导，公共教育也对于LGBT存在歧视，并且这种歧视受到法庭背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的教科书中，有声称“同性恋是心理障碍”的歧视性描述且不愿修正。有LGBT权利支持者将这家出版社告上法院，但经过3年缠讼后仍然败诉。这并不是单一案例——根据2016与2017年的一项调查，中国大学使用的91本心理学教科书中，近半仍认定同性恋是一种病。而中共政府对此表示对LGBT运动“不主动提倡”，实际上是在放任错误的观点在社会广泛流传。由此可见，即使中国在1997年将同性恋除罪化、2001年起不再将同性恋视为精神疾病，LGBT在中国社会仍然遭受各种歧视与挑战。 性别规范、刻板印象、对于LGBT的歧视等性别压迫，都源自必然存在阶级压迫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在新冠疫情当下，遭遇这些压迫的人也更容易遭受暴力、出现身心健康问题。资本主义依靠对于妇女的压迫、传统性别分工以及核心家庭结构、妇女的无偿家务劳动来维持运作、减低公共服务开支，自然也会贬低“女性化”特质；在当今中国成为不断崛起的帝国主义势力、需要使用民族主义“战狼”外交、鼓吹军国主义满足中共当局野心时，更需要鼓吹所谓的“阳刚之气”。LGBT的存在也对于核心家庭制度构成挑战，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受到压迫。同时，这些性别压迫和其他特定压迫一样，都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来分化工人阶级、妨碍共同斗争。 解除刻板印象 就像在世界其他国家那样，在中国，统治阶级用时尚、广告、媒体或法律法规等为所有人树立对于男女两性的性别规范。社会主义者不会接受这种束缚——所有人都应当有按照自身性别认同与性取向生活的自由。当然我们应当尝试每一个渠道，但争取这种自由是没有办法只（或者主要）通过修法或是去政治化的方式来实现的。就像美国“黑命攸关”运动以及杀害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警察三项谋杀罪成显示的那样，法律上的斗争也需成为群众性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即使是局限于嘉年华会活动的上海骄傲节，也被迫在2020年8月13日宣布终止所有活动，并且未给出任何原因，相信也与当局打压有关。为了根除各种性别压迫，我们需要寻求工人阶级最大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让所有人不分性别认同与性取向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不只是法律和文化上免受歧视，也需要物质上的丰足。 中国：“恶意讨薪”谁之恶？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农民工在外辛苦一年，工资迟迟未结无处讨要，走投无路，只好举起标语，站在寒冬里的广场上、楼顶、塔吊上，希望能讨回自己的血汗钱，然后就遭到了相关部门“零容忍”的强力打击——为的是要“保护企业”。 而这，就是发生在今天中国的真实故事。在公检法官僚们的眼里，工人如果选择了合法途径去参与仲裁，就是企图借法律敲诈企业，该进黑名单；如果选择了“非法手段”去讨要自己的薪水，那更是罪不容赦的“恶意讨薪”，要抓起来通报以警众人的。 如此巧立名目造出的罪行是如此可笑，以至于群众不禁吐槽：工人恶意讨薪，难不成企业是善意欠薪么？ 而对于资本家呢？最高检为他们释放了最大的善意。“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于是各地纷纷以不起诉犯罪的资本家为荣，把释放涉罪资本家作为证明本地政绩。“审慎办理民营企业涉罪案件”、“民营企业家改装枪支 检察官不起诉”，如此种种新闻充斥报章，证明了今天中国由资本家当家作主；甘肃省前副省长更是语出惊人，“谁跟企业过不去，我们就跟谁过不去”。 于情于理，讨回属于自己的工资都不可能是恶意的行为；如果说在讨薪的过程中有谁是恶意的，那只能是官员与资本家在打压工人时结成的同盟——他们是秩序的受益者与维护者，而且显然他们都认为企业的发展比工人的生存更重要。因此中国广大的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对抗专制政权的“恶意维稳”！ 中国：质疑中印边境冲突死亡人数变成“诋毁烈士” 中共当局再次以“保护英烈”为借口打压言论自由。2021年2月19日，新浪微博用户“辣笔小球”发表评论，质疑《解放军报》公布的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中方死伤信息，认为中方阵亡的不只4人；并暗讽解放军团长以牺牲下属性命为代价活下来。之后，“辣笔小球”帐号被禁言一年，其本人在当天晚上被刑拘，在3月1日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批准逮捕，并在央视新闻镜头前“被认罪”。他的质疑则被南京警方、部分网民、中共与官方媒体打成“恶意歪曲事实真相”“损害英雄形象、伤害民族情感、毒害爱国之心”。 跨国追捕 即使质疑者人在海外，亦可能被跨境追捕。就在“辣笔小球”被刑拘后不久，人在欧洲的王靖渝也因质疑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以及中共当局为何拖延8个月才公布相关信息，被指“诋毁贬损卫国戍边英雄”，因而被中国公安网上追逃、勒令3天内回国自首，其父母也被停职、被迫每天12小时待在派出所、在家也有警方监视。在绵阳警方针对王靖渝言论发表警情通报后，王靖渝则在评论区大骂解放军死得好、印度军队干得好。这场冲突只是为了争夺面积不大、无人居住的荒野地带。社会主义者不赞同支持中印边境冲突中任何一方（无论印方还是中方）的言论，但王靖渝被指诋毁英雄官兵完全是因为其质疑官方报道。 3月15日，中国知名地产商潘石屹之子潘瑞，也被北京警方发布通报要求回国接受调查处理。事件可追溯到潘瑞在2020年6月23日的一则微博留言“听说（中共军方）至少一个营地被印度活埋”。8个月后，潘瑞的这则评论被翻出来，其微博很快被封锁，而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也声称“已依法对潘某刑事拘留，并对其开展追逃”。值得一提的是，潘瑞曾在新浪微博分享《路透社》“中方可能至少有40名官兵死亡”的报道，并质问这些官兵身份，而中国外交部则否认这则报道。 毫不意外，中共官媒轰炸式批评这些所谓“诋毁烈士”言论，装模作样地强调“诋毁英雄，就是与祖国对立、与人民为敌”。很多网民对于这些事件的反应，也是怒骂这些“诋毁烈士”者、希望他们被判刑，并纷纷分享人民日报制作的致敬边防军人图片——但我们评估民间反应时，也需考虑到中国网络审查之严格、质疑声音极易被消失，以及中共有著庞大的网络水军引导舆论，很多网民也未曾知道这些“诋毁烈士”言论的原话。 扼杀自论自由为实 这一波打击所谓“诋毁烈士”的行动，法律依据为2018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共当局认为，“学术自由”“还原历史”“探究细节”已经成为歪曲中国近现代历史，并丑化、诋毁、贬损、质疑英雄烈士的借口，而“精日”人士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的言行也激发了民间对于立法保护英烈的支持。但现实中，这部法律一直被当局用以打压言论自由、封杀一切与“官方历史”或是“正确的人类集体记忆”不符的言论。这部法律声称保护的烈士大多是军人，但现实中退伍军人的权益一直没有有效保障，并在维权时屡遭镇压。 所谓“诋毁烈士”的说法，只是中共民族主义宣传罢了。当局对于改善退伍士兵的生活状况的承诺一直只是空谈，现有的退役军人事务部也无法真正保护到退役军人的利益。真正侮辱英烈的，当属为了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要基层士兵送命、对于冲突和伤亡实情闪烁其词、对于仍活著的退伍士兵则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中共资产阶级政府。 中国：自媒体管控再度收紧——全面噤声时代来临？ 中共网信办1月29日召开会议，宣布将“重点整治”自媒体、短视频网站等内地网上平台。紧接著2月初搜狐、微信等各大自媒体和公众号平台要求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等相关媒体资质，才能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如果不具备有关资质，则不能采编发布、评论解读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及重大突发事件等相关信息内容，否则将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平台运营规范。 只有官方认可的新闻单位或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才有资格拿到如此严苛的许可证。这意味著从今往后非官方的自媒体无法自由发布和评论时政新闻，而只能转发评论中共喉舌所发布过的新闻，不然就会遭到轻则禁言封号，重则拘留判刑的处罚。 2月19日，微博大V“辣笔小球”就因为在微博上质疑官方对于去年中印冲突中，中共军队伤亡细节的报道而被以定义模糊的“寻衅滋事罪”为名逮捕。即使社会主义者不赞同该博主的政治立场，我们支持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要求立即撤销对其控罪。 禁区处处 近两年里中国群众运动和重大危机此起彼伏，从香港2019运动、新冠肺炎到内蒙罢课罢工、蛋壳公寓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自媒体往往是群众发声的重要途径。面对群众激进化的压力背景下，政权担心自媒体会成为“不稳定因素”并在民主斗争燃起之时会危及独裁统治，因而不得不发布加强管控自媒体的命令。 表面上看，该政策出台好像让中共政权更稳固了，但恰恰相反。就好比长城防火墙政策正好揭穿了政权自我标榜的“文化自信”一样，该政策背后表现的，不是政权的自信，而是政权的自卑与脆弱——政权害怕网民通过自媒体评论时政攻击政府、害怕新冷战背景下的任何中国的失利，会打击政权的威信，造成国内的反政府意识。 一方面收紧自媒体管控无疑标志著大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将会大幅受限，公民舆论监督政府为数不多的渠道也将会变为粉饰太平的工具，中共政权自认为短暂地稳定了统治秩序。 但另一方面，就像一年前打压李文亮言论的事件却引起了群众要求言论自由的愤怒呼声一样，现在政权想要通过限制媒体的言论自由来压制反政权的愤怒，想要制造全面噤声时代，但最终必然会适得其反。网络发声和游行示威、议会斗争等手段一样都犹如社会的泄压阀，而堵上泄压阀的独裁高压锅里面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并在有朝一日以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形式爆发出来。 支持完全言论自由 社会主义者支持完全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反对中共政权对于各种媒体自由的管控。但是这个目标无法通过仰赖中共党内任何一派来实现，也无法依靠资本家来达到。因为中共独裁制度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平时资本家依仗政权的镇压来肆无忌惮剥削工人牟利，在政权需要时各自媒体资本平台便成为打压言论、新闻自由的急先锋。只有通过我们工人劳动者的民主斗争来打倒亲资独裁政权，并建立工人民主管理媒体的制度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言论自由。 中共延后退休年限 工人阶级需要反抗 在人口日益老龄化的背景下，面对巨大的养老金缺口和疫情带来的财政压力再次升级，中共在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该决策将恶化中国就业状况和劳动者生存条件，并推动阶级矛盾走向激烈。以牺牲劳动者利益换取的举措遭致强烈的舆论反对。中国工人将进一步认清中共政权的本质。无产阶级是时候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了。 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 老龄化：在工人阶级处境不断恶化、物价房价高涨的情况下，人们生育意愿低迷，劳动力不足以及人口老化问题极为严重。在2018年，中国有将近2.5亿人的年龄在60岁以上，占了全部人口的17.8%。一间知名智库表示，在2053年前，这个比例可能超过33%。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从2012年开始出现下降，年均减少300万以上，而且减少幅度逐渐加大，预计“十四五”期间还将减少3500万人。2013年开启的“二孩”政策下，中国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进一步了恶化养老金收支情况。 养老金缺口：根据中国保险协会11月的报告，至2025年底，中国的长者人口可达到3亿，到时退休储蓄缺的口就会达到1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养老金收入由财政补贴与征缴收入两部分组成。若不计财政补贴，据人社部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养老金从2013年就出现了亏空，2016年更亏空达6504亿元。 该缺口主要是由于资本家拒交社保金造成的，这体现了深刻的阶级矛盾。以《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为例，2014年农民工未缴纳养老比率高达83.3%，当时月均工资2,864元，按当前缴纳比例计算，资本家少缴纳了15,686亿元养老金，这是该年度养老金征缴与支出差额2,226亿元的7倍多。而这还仅仅是农民工一个群体的情况。 由于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危机，中国从2009年开始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依靠地方政府大幅举债来刺激经济，致使债台高筑。现在中央政府为免杠杆过高，减少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去年全国财政赤字达到6.27万亿人民币，比前年上升了近3成，可见在现行制度下难以大增公共开支用以养老。据《标普全球》指出，中央政府今年不再像去年疫症爆发时那样安排特别国债发行，意味著其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将减少10%，而这笔转移支付几乎占地方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 养老金缺口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产品分配不公，而中共应对该问题的方法，则是延长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年限、减轻资本家的付出，这体现了“退休延后”劫贫济富的本质。 就业危机： 中国不少企业实行“ 35岁，45岁”淘汰制度，在退休时间延后，还无法领取退休金的中老人的就业前景将十分灰暗。同时由于新的求职者的涌入入，这将加大工人阶级就业压力。在就业危机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由于处于就业的不利地位，资本家将会对其进行更为严厉的剥削，这将造成工人阶级的普遍苦难。 生命消逝： 随著“996”工作制的普及与就业压力的不断爬升，劳动者的工作强度达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延后退休时间就是缩短劳动者的生命时间。部分未达到退休年限的中老年人将涌入低端产业，例如清洁、保安和更辛苦的外送员，这些产业往往对健康损害更为严重。刚从“996”中出离的中老年人，将面对更惨烈的压迫。 据《寿命精算学与退休年龄》的研究，一个人55岁后每工作一年，就将平均减少两年寿命。据此计算，中国2018年男性的平均寿命为77.0岁，若退休时间从60岁延长到65岁，劳动者的平均寿命将为67岁。即是说，一个工人在退休两年后，就将面临死亡。可见，“退休延迟”政策成为了收割工人生命的镰刀，而手持镰刀的死神正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外资本家。 工人们团结起来奋勇抗争 综上所述，“延迟退休”政策是中共为了维系统治进行的阶级压迫政策，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工人阶级需要有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向资本家发动斗争追回欠交的社保。社会主义者要求取消户籍制度，落实真正的全民退休保障。至于钱从哪来，我们则要向富人征收重税。这样的话党国及民营资本家都会大力抵抗，因此要将整个金融制度应该民主公有化，交给工人阶级民主控制。 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为什么我们要社会主义的替代出路 四月底，有报道指中国人口正在下降。《金融时报》（2021年4月27日）指2019年中国人口下降到14亿以下。这是5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当局随即否认了《金融时报》的报道。国家统计局没有给出原因下，延迟公布了去年进行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报告。报告原本定于4月初公布的。这令人怀疑中共专制正面对尴尬的消息，并试图“修订”数据。“据了解，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这是国家统计局在4月29日发布的简单声明，并指具体数据将在人口普查公报中发布。中国正面对人口问题炸弹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印度很可能会在2027年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第一的国家。自2012年起，中国的劳动力每年萎缩。这对中共来说是个大麻烦，特别是现在他们正与美国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与地缘政治的生死之斗，经济力量、生产力及适龄工作人口都是决定性的因素。 有时，为统治者粉饰太平的学者们的行为看起来很让人迷惑。在推动延迟退休时，他们疾呼“我国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集体主义精神更强有利于避免发达国家延迟退休中的社会动荡”，“老一辈的人更能忍让、更能吃苦”，仿佛这个国家仍旧是社会主义国家，仿佛中国人民都如同羔羊一般温顺，任人宰割；仿佛一放开政策，无论多穷的人都会敞开肚皮生出大群孩子——以供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剥削。 杀鸡取卵 但细想起来，他们的行为又都是有逻辑可言的——为了从普罗大众身上榨出最后一滴油水的逻辑。中共的行为本质上与任何其他的资产阶级政府无异──许多在过去20年也在提高退休年龄、打击退休金。对于依靠廉价劳动力维持经济发展的政权来说，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令人恐慌的。如果人口结构发生了他们所预期的变化，那么通过高人口存量与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快速发展就难以为继。 针对老龄化和少子化，央行在工作论文中写道，“人口红利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还宣称“应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免得人口结构崩盘。如此种种“政策建议”看起来仗义执言，但是，无论做多少看起来理性客观的评述，他们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老百姓是平白无故地不喜欢生孩子吗？ 当然不是。 如果学区房、补习班、备考不会榨干一家人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如果寒门难出贵子没有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如果父母在工作之余还能留出陪孩子的空余——那生孩子都不会是如此令人避之不及的选项。在资本主义的暴力压榨之下，生育只是套在父母和孩子身上的沉重枷锁，是通过代际更替补充工作力的手段；各路媒体为“后浪”所应许的未来从来都没有属于过普罗大众。在阶级固化的社会里，怎么可能有人容许“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呢？ 资产阶级只会进一步收窄阶级流动的通道，让无产者好好地当一枚社会的螺丝钉。 归根结底，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在压榨中国人民，那么所谓放开和鼓励生育就只能是为资本提供剥削材料的政策。要解决人口危机，需要的是社会主义纲领。这是一场要透过打倒资本主义与专制统治才能胜利的斗争： 全面实行免费教育，取消大学和高等学校学费！免费、民主公有与管理的托儿服务。 中国公布官方人口普查结果 却有“做假帐”之嫌 原定于四月上旬公布的中国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五月十二日终于在一片质疑声音之中姗姗来迟。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结果，2020年中国全国总人口为14亿1178万人，对比2019年官方统计的全国总人口14亿05万人，人口净增长为1173万。 在结果公布前，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内部消息报道，中国人口将跌穿14亿，是60年来首次人口下降，对此中国政府予以否认。 但在今天官方普查结果公布后，内地网民立即发现数据不合理。网民推算，假如2020年的死亡人口（官方对此未有公布）与2019年相等（998万人），即意味著2020年的出生人口高达2171万！这夸张的数目甚至跟国统局同日公布的2020年1200万出生人口互相矛盾。 那怕仅仅查看人口增长数字本身也不合常理：过去十多年，人口增长稳定下降，2010年的新增人口为641万人，到2019年的新增人口下跌至467万人，但这次人口增长数字突然上升超过一倍，这本身数字简直是荒谬绝伦。 另外亦有网民根据2007-2020各年公布的年龄结构比例推算，按此方程计算2020年的出生人口竟高达4234万人！ 可见，这份所谓的“人口普查结果”在数字上根本都无法自洽，难以自圆其说。各项方程数据甚至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事实上，我们早在十年前已预视到了中国的人口压力问题。粗暴的一孩政策使问题大大恶化，令中国陷入了“未富先老”的惨痛局面。连带而来的就是劳动力衰退，退休养老的压力急增。过去依靠著庞大的劳动人口基数，将劳动成本，亦即是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水平，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现在似乎也已走到尽头。这对于本来就疲弱的国内消费市场可谓雪上加霜，劳动力衰退亦将连带引发国内经济渐渐丧失动力，习近平“双循环”的构想有著胎死腹中的危险，进一步破坏了他“定于一尊”的地位。更甚者，中国正处于国际关系和地缘战略博奕中被动和不利的地位，这个时间点上国内的根本性经济失去动能，对中共战略布局的打击非常严重。 同时，“14亿人口”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口，一如中共的所谓“保八”“保六”政策口号，因为假如中国人口跌破14亿人口大关，意味著中国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很快将被印度取代，而印度的人口结构要比中国年轻得多。而且代表著中国的退休压力突破了警戒线，令人忧虑中国政府寅吃卯粮的养老政策是否无以为继，甚至进一步触发全国性的社会动荡——一如多次延长退休年龄而爆发大规模社会抗争的欧美国家。事实上，这危机已初见端倪，根据中共社科院发表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8-2022）》，即使中央持续对养老基金提供财政补贴，养老基金依然有机会有2035年完全耗尽分文不剩！这意味著现时50岁以下的劳动者都有可能在退休年龄时身处一个没有任何公共退休服务的社会，甚至辛苦供款数十载的养老金血本无归。因此，为挽救社会的信心，中国政府不得不做假帐以“稳定民心”。 然而，中国政府这种数据造假手段不过是自欺欺人。就像新冠疫情爆发早期不承认大祸临头反而指“吹哨人”造谣一样。数字上的幽灵人口既不能为中国提供劳动力，亦不能进行任何消费活动。中国社会少子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下民众受到的超额剥削，绝大多数基层民众仅仅只能维持生活的水平，社会公共服务的严重缺失，户籍制度更让占中国人口大部分的农村户借人口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务和为数不多的福利之外，令育儿对中国的民众而言往往意味著生活条件的大幅倒退。而中共所谓的“鼓励生育”亦仅限于一纸空文，政府无意亦无力提供实切的财政支援和补贴予育儿家庭。因此，人口老龄化与萎缩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死结，中国走进了这一死结当中，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动优质免费的公共服务，解除为人父母的后顾之忧，才能确保生有所养老有所依，让社会的人口结构健康发展。 成都49中学事件：五毛维稳反倒激化群众意识 2021年5月9日母亲节，在四川成都却发生了一宗白头人送黑头人的惨剧，成都市四十九中学一名17岁学生在校期间高空坠亡。次日早上，死者母亲鲁女士在微博中发帖质疑校方拨打急救电话不及时、从学生坠楼到联系家长足足140分钟、拒绝让家属观看监控视频，并发出质问“学校想一直耗著我们，最后拿出一坛骨灰将我们应付了事吗，信息社会难道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就是这样被轻易想抹杀就抹杀了吗？” 当天晚间，有留意到消息并不满当局草菅人命官僚作风的民众陆续聚集在成都49中门口，手持白花，要求校方向公众交代真相。当示威人群开始齐呼“真相！真相！”时，大量警察冲入人群，抢夺相机、殴打群众、将多人拖入警戒线逮捕。 不久之后，中国网军就开始出动带风向，指49中门口聚集的示威者是“废青”（废物青年，中共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示威者的蔑称），是受“境外势力”影响的“破坏分子”，认为他们学习了香港示威模式。而他们所谓证据竟是“中国人悼念死人不会拿康乃馨”“现场的人不讲四川方言而是在说普通话甚至‘粤语’”等等。这种说法很快遭到了广大网民的嘲讽，指出将愈演愈烈社会矛盾转移为“境外势力干涉”的手段老套而拙劣。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部分“小粉红”“爱国网民”自发地参与到悼念活动中，却不料被这些“友军炮火”所误伤，无论这些网民是否承认自己接受了所谓“境外势力”的影响，事实上他们已经逐渐理解香港民众的示威方式，并接受了部分香港运动输出的影响。小粉红这种歇斯底里地攻击根本是失控，将任何抗争行动攻击为“反华叛国”，只会使更多群众看穿政权宣传之荒谬。中共的舆论机器本来目的是用来维稳护党，但却制造了一只开始失控的巨兽，反过来使舆论形势更不稳定，激化群众的意识。 另一方面，网民将成都官方一开始的遮掩打压态度与香港2019年11月示威者周梓乐坠楼后，法庭作出了详尽的死因研讯进行对比，指出香港司法比大陆司法公开透明，也更重视调查真相，还家属一个公道和抚慰。虽然香港的法律在中共粗暴干预后已沦为废纸，但网民作出这种对比，也表明了香港运动即使在消息封锁下也被内地关注，并影响著内地群众的意识。 2019年的香港反威权运动是香港的群众运动，具有反对警察暴力、要求民权和自由的先进意识。在中国政府有意引导抹黑下，香港运动成为了大陆网络中不可触及的言论，在公开平台讨论的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封号、拘留、被单位开除等。成都49中事件发生后，官方竭力把事件去政治化，定性为过火和失控，阻止网络进一步对香港示威运动的讨论扩大。 成都49中事件不仅仅是公众与特定单位机构的矛盾，还是中国青年群众运动的又一具体表现。此次事件中，中国网民将反独裁意识浓缩在反对官方粗暴回应和网军抹黑的指责中。中国劳工论坛支持一切抵抗独裁政权的群众运动，对中共这一资产阶级专政的独裁政权压制成都49中群众运动行径表示严厉谴责，对遭打压的死者家属表示哀悼和深切的慰问。同时我们也指出，这次事件并非是个别案例，而是专制官僚作风的积习。内地群众亦将逐渐明白这是内地与香港民众所共同面对的压迫和困境，因此内地与香港民众必需团结斗争，共同对抗资本主义专制政权。 “躺平”——反抗高压现状的抗议 关于“躺平”的一场辩论在中国广泛展开。对这个概念的普遍兴趣显现出，无论习近平政权如何坚称各种“胜利”，中国社会当今的发展出了大的问题。 在4月，百度贴吧出现一则题目为《躺平即是正义》的贴文，其作者本是一介普通网民，但文中“人不应该如此劳累”、“我有时会躲在某处看著那些忙碌的人发笑”等文字引发以年轻人为主的诸多网民的共鸣。“躺平”这一概念遂引发热议，并在中国网络上广传。概括来说，“躺平”或“躺平主义”具体内涵包括“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及“维持最低生存标准，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和被剥削的奴隶”，类似源自日本的“低欲望生活”、“佛系”等强调无欲无求、看淡一切的生活态度，也与中国青年中颓废、悲观、绝望情绪生成的“丧文化”有一定关联，但在当下中国，“躺平”这种抗议形式比起前述案例有更深远的影响。 当然，“躺平”流行之后，很快遭遇中共官媒批判。5月，新浪微博“共青团中央”发表微博指称“当代年轻人从未选择躺平”，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则发表评论指责“躺平”可耻、是毒鸡汤，湖北广播电视台评论说“认命可以，躺平不行”。豆瓣、百度也对这一热词进行审查，豆瓣上的几个“躺平小组”在建立不久后旋即被站方强制解散，而百度贴吧“躺平吧”和数个相关贴吧均被禁止普通用户发帖。然而，网民对于官方宣传和网络审查并不买帐，多数网民群起反弹，令“共青团中央”被迫关闭前述微博评论，而亲中共的凤凰网一份网络民调指出，60%网民理解并同情年轻人“躺平”。 “躺平”的兴起、成为一股流行趋势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这体现很多年轻人对今天资本主义高压快节奏生活的抵触。因此，这对于习近平政权造成巨大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社会问题不断激化；受到生育率（2020年只剩1.3，而维持稳定人口结构需要2.1）、结婚率（2020年只有813.1万对，17年新低）皆下滑等影响，劳动力自2012年以来连年衰退至今；缩减的劳动力和老化的人口结构不利于中国“大国崛起”、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超级大国；中国人口实际上跌破了“14亿”这一心理关口，而这也会让中国人口第一大国位置很快被印度取代，中共当局颜面会因此受损。 虽说欧美日等国也在面临生育率低迷、人口老化等问题，但中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如果年轻人纷纷选择“躺平”、拒绝加班996或者高额消费，中国的生产力和本就疲弱的国内消费必将受到负面影响，进而冲击习近平强调扩大内需的“双循环”战略，在当今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脉络下也让习近平更难连任。因此，中共当局当然要大力批判“躺平”思潮、丢出鼓吹个人奋斗的陈词滥调。 中共官方的这些论调，越来越不被广大中国年轻人接受。《南方日报》那篇社论声称的“（中国）劳动力资源充沛，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只要足够勤奋依然能自我实现、自我成就”，根本离现况相差十万八千里。现今大部分年轻人（同时也是工人）面对的，是坚持奋斗、接受“内卷”却换不来相应回报，面对高昂的住房、教育、医疗成本，连自己都养活不起、甚至还要靠家里补贴，怎敢结婚、生孩子？中共政府如今已经蜕变为一个亲资、保守、右翼的独裁政权，它当然不可能推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社会主义政策，而只可能是疯狂打个人奋斗鸡血、并设法扼制对“躺平”支持的增长。 总体而言，“躺平”是对抗中国社会“内卷”的一种表现，包含了对于996加班制度的反抗、不合作运动的成分，甚至可以说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一思潮本质还是消极反抗、个人行动，而非集体行动。但由于中共极权高压统治下群众很难自我组织、并且极易遭遇迅速镇压，开始激进化的工人与青年寻求这样的方式表达对于社会现状愤怒实属正常。这也是现行体制不可持续、走向崩溃的另一个迹象。中国资本主义正制造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不可持续的房价、不人道的剥削和过劳，而中共党国的“控制”和政治镇压从长远来看无法使这个体制摆脱自身的矛盾。随著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工人阶级也会明白，组织起来推翻威权资本主义、打造让所有人都有体面生活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才是对于现状真正进取的解方。 走向反动的中国革命 今天中国的国会（全国人大）是全球最有钱的议会。根据外媒的估计，习近平一家在海外的至少藏匿的高达一兆美元的资产。同时，李克强宣布今天中国仍有6亿的人生活在贫穷线底下，每月平均收入仅有1000人民币。在中国内，每两个人就受到一支监视器的监控。中共在今天面临到了89年以来最严峻的社会危机，深陷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灾难之中，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制度让整个中国陷入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9中共建政了什么？ 中共以毛泽东为首的军阀，领导著革命推翻了国民党政府。但在缺少了工人阶级的直接民主，中共政权打从一开始就仿照苏联建立了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独裁政权。与中国革命不同，俄国革命是由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并且以民主工人国家取代了资本主义，这让工人阶级一度拥有全面权力控制政府及经济。不过由于其他国家在共产党及工人政党的领导缺乏准备或犯错下，导致革命失败，使俄国革命在1920年代被孤立。在极端政治孤立的情况下，俄国革命遭到了官僚的反革命。虽然革命所形成的国有经济存活了下来，但工人民主控制却被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特权阶层所篡夺。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口头上仍然奉行“社会主义”，但他们只是纯粹出于保住权力与特权而保卫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在1930-40年代比起深陷危机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更为迅速。毛泽东与中共领导层，学习的是俄国的官僚专制，而非1917年最初的俄国革命。中共在1950年代所建立的国家是一个极度畸形的斯大林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被国有经济所取代，而这也成就中国急速的工业发展，但权力是集中在一群不受监督的官僚菁英手上，而不是工人阶级。 建政初期，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要先发展资本主义，并把社会主义任务推到无限远的未来，这是世界各地被斯大林主义化的共产党皆主张的“两阶段论”。毛泽东并不主张世界革命，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认为最重要先建立强大国家和经济体制，休养生息和稳定政权才根本。中共只是没收了民营企业，却没有建立民主公有制。但巨大的革命压力，即农村自发的土地革命，冲破了国家的秩序。加上冷战期间韩战的爆发使地主和资产阶级对国民党复僻抱有希望，令共产党加速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的威胁。中共政权在官僚控制的计划经济下实现了至今所谓的民主资产阶级国家都无法实现的改变。 改革开放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共政权面临了巨大的危机，独裁官僚压抑了计划经济的生产力，经过文革的破坏后更是枯萎至尽头。1976年，中国的GDP出现萎缩，社会陷入混乱。计划经济与官僚的关系就如身体与癌细胞的关系一样，当身体被寄生癌细胞破坏到尽头时，癌细胞也会死去。 这让整个中共政权陷入在分裂与被群众推翻的恐惧之中，尽管要解决这样的危机所需要的是一场补充性的工人阶级革命，将计划经济夺回于工人阶级民主管理。事实上整个中共的官僚集团在毛时期的政策就不断改变。对于官僚集团而言并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景，而只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实用主义地在不同阶级与阶层以间作出平衡，维护国家权力的控制的同时发展经济。过去所仿效的俄国及东欧的经济模式陷入停滞甚至失败，这并非如资产阶级代言人所宣称社会主义“失败”或资本主义的“优胜”那样，而是官僚越来越没能力发展计划经济。他们很成功地复制原有的工业技术，尤其是重工业，但在在精细的生产方面则很落后。从原本只是计划经济的相对障碍，到了1970-80年代，斯大林主义官僚变成了绝对障碍，实际上是把社会推向倒退。当时只有新的工人的政治革命，打破官僚的枷锁，并由工人阶级重夺计划经济的控制才能避免这个倒退。与此同时，以列根和戴卓尔为首向全球推动了新自由主义，加上亚州四小龙的成功。中共官僚迫切地为求打破经济上的孤立，振兴贸易与投资，开始寻找新的经济模式来取代计划经济。 邓小平虽然被称为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他只是领导著一群独裁的官僚集团为保权力而执行实用主义的政策，摸著石头过河。 中共透过并逐步的引入市场经济，同时保留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权。在城市里面，邓小平政权逐步开放私有企业进入市场，同时将国企转型为以获利为导向的体制。官僚透过特权进行寻租并透过价格双轨制套利、还有不平的税来窃取财富。官僚开始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准备成为未来的一批资产阶级。农村则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国有名义的土地下容许农民部分地自由出售商品，生产资料的私人佔有与僱佣劳动制度的建立衍生出大量的私营企业，制造出大量的农民工。官僚借由特权迅速的将较好的土地与耕作机器据为己有，地方政府在农地变为建地的过程中窃取差价，积累私有财产。 尽管在邓小平的改开10年间并非彻底地走向私有化，但部份的市场经济已经为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在价格双轨制推动以后带来了通货膨胀与周期性的萧条，工人阶级的生活不断地失去保障，却眼睁睁的看著这些特权利用改开的各种政策贪污图利发大财，在1989天安门运动爆发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甚至高达了31%，是中共建政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天安门的革命几乎推翻了邓小平政权，而这更加让中共政权意识到他们没有了回头路。群众运动在300多个城镇被血腥镇压，就如1927年国民党在上海、武汉、广州屠杀工人一样。1989年的极端镇压就是为了扼杀新生的工人运动，因为中共明了工运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威胁。维持政权的统治只有高度的独裁与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在经历的数年对于工人阶级残酷的镇压以及党内的清洗以后，（光是在天安门革命结束至1990年底，就有4万多名工人被捕，甚至活跃的工人被处以死刑）。 资本主义复辟 在90年代，邓小平推动著沿海经济特区，将国有企业逐步的推向私有化，大量的国企工人下岗。股票交易所成立了，越来越多的国企被部分上市，这让中共官员加速私有化的进程，好让他们从国家官僚摇身一变成为拥有房屋及金融资产的资本家。而中共也透过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一方面是农民工，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工而被压低劳动条件的城市工人），对于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的镇压，（包含取消组织工会及罢工权）和外资的税收优惠为今天的世界血汗工厂打下了基础。 今天的中共有著世界最严重的贫富悬殊，10%的有钱人掌握了社会上67%的资源，这些农民工占了中国1/4的劳动力，这些大量被剥削的劳动力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今天中国的私立幼儿院占了总体的90%，中国的公共医疗开支占GDP的经费仅有世界水平的1/4。 毛时期的革命政权是建立在历史性的群众动员才得以确保革命的成果，今天中共政权已经彻底地将革命所带来的一切成果转变为他们私人的财产，社会上一切的保守与反动的意识死灰复燃，随著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中共政权再次的面临到1980年代的巨大危机。尽管毛泽东建立的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即使独裁政权下创造了无数的灾难，但计划经济成就了中国重要的工业化，没有这个工业基础，则1980年代以来的亲资本主义改革也会变得不可能。中共政权代表了一个未完成、被官僚扭曲的革命，因而未能发挥出计划经济的巨大潜能，而最终复辟资本主义，并制造了可怕的新危机和大量苦难。今天工人阶级需要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组织起来推翻中共独裁，当下次革命到来时，中国工人阶级将会获得到真正的解放。 民主计划经济 关于计划经济如何运作的讨论，对于工人运动和受压迫者至关重要。自1990年代威权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垮台以来，资本家从一个危机跌进另一个更深的危机。但是资产阶级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近年围绕著美国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国的科尔宾（Jeremy Corbyn）和法国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左翼浪潮，保卫著左翼的许多重要社会诉求，但很可惜，这些左翼人物当中，没有人为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概念加以推广宣传。在斯大林主义的官僚计划经济垮台之后，右翼经济学家对于计划经济“信息不透明”和“缺乏创新性”的指责，这种说法已经影响了许多工人和青年的政治认识。现在是时候澄清这些问题了，用能够彻底改变当前制度的纲领，来重新武装工人与青年的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想钜细靡遗地描绘资本主义被推翻后的社会细节，他们不愿在没有现实基础的情况下空谈，从而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划清界线。但工人阶级为何斗争？这仍需要我们提出新社会中具体政治经济制度的模样，因此马克思在1848年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著作中，有意识地把重点摆在社会主义的大致轮廓。为了彻底摆脱老板们利润至上的制度、为了摆脱贫穷和不平等，社会主义者得出结论，必须实现对生产资料，包含工厂、职场和技术的共同所有权，以此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立基于有计划的生产活动，由工人讨论和设定生产的方式和目标，以决定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如何运作、为何运作。 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壮举，让马克思有了活生生的机会向世人展示何谓工人阶级民主，包括公社的自由选举、选举产生且可即时罢免的工人委员、收入不超过平均工资的公职，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彻底解体。马克思称“总算发现一个政体，致力于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不过巴黎公社仅在一个城市掌权，因此它只能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提供有限的学习经验。尽管经历了数十年来主流学说对计划经济这一概念的持续攻讦，以及斯大林主义自上而下计划的经历，为社会主义世界而斗争的人需要更为努力。 近年对抗这个剥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制度的斗争持续爆发，也启发了无数群众。多数运动反对的对象明确，但对于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缺乏认识，使得运动或多或少被削弱。我们必须提供更清晰的图景，来展示民主的计划经济在实务上如何运作，以及它与斯大林主义独裁的计划经济有何不同。 摆脱资本主义的浪费和低效 试想那些在避税天堂上万亿美元的闲置资本和蓄积的财富，由工人政府征收，而这个政府将用这些钱消除饥饿、建设体面的社会住宅，并提供每个人体面的薪资；试想那些在广告和非实质生产性的金融服务的投资，能够改挹注于公共服务，例如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托育，并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试想资本主义下商品无秩序的重复生产和计划性汰旧的现象能够结束，如此将能大幅解放许多资源，并用于社会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如果将各大产业国有化并以计划经济的型态协调起来，工人阶级就能掌控社会的剩余价值，许多金钱就不会再被那些有钱股东和资本家所浪费掉，他们由于普遍消费力不足而拒绝投资。在社会主义的计划下，已开发国家占GDP 5%的奢侈品市场，能够被废除并重新导向有用的社会生产。那些右翼经济学者所谓的“效率”，导致的不过是他们口口声声捍卫的资本主义日益恶化的大规模失业。在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中，原本无业的工人能够投入生产贡献社会，并在公共机构、新兴环保产业，或大型的基础建设计划中，得到待遇良好的工作机会。 新冠肺炎疫情而产生的医疗危机、灾难性的气候变迁以及新一轮经济危机等事件，都使得社会上更广泛的族群更加明确渴望民主计划制度。资本主义政府为了不损及市场利益而让新冠肺炎的疫情雪上加霜。政府本应即时接管生产口罩和呼吸器等所需用品的产线。那些有代表性的医疗卫生科学家已经在几年前说过，感染力时高时低的病毒不会给制药业带来稳健的“商业模式”。而对于利润驱动的资本主义来说，生态破坏不足以刺激它进行大刀阔斧的生产转型。 但是，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挑战却更加多。我们需要展现在一个生产数以百万计的产品并有数千家公司的社会中，计划经济能够奏效；但大型跨国公司已经在内部作出生产计划，其资金密集化和集中化的程度，令全球经济由更少数几间企业把持。现在跨国公司几乎占全球GDP的1/3，以及世界总就业人口的1/4。 “经济计算”辩论的后续 19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与经济计划的捍卫者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面对右翼从原则上对计划的反对，左翼人物和运动人士的回应形形色色。有论点提出集中化或者完全分散化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有些人试图提出一些想像，幻想著我们能立即跳入一个没有货币和市场的世界，直接以现代技术和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生产能满足人类需求的产品。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两种方法都有严重的局限性。第一个方法没有考虑到在产品或服务充裕的情况下可以开始免费分配，而货币无需再存在。第二个方法忽略了一点，也就是若要实现为人类需求直接进行生产的愿景，会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让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增长并彼此协调起来。将这些方法付诸实行的先决条件不会立即出现。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在生产活动开始以前就使用现代技术来满足一些需求，恐怕并非最有效率的“计划”，像是易坏消费品，这个情形其实可采用其他已存在的“实时计划”来解决，下文会对此做更多说明。 出于反对斯大林主义政权过度地官僚集中化的计划体制，部分人仅仅主张工人拥有个别企业并“自治”。许多无政府主义理论者都秉持这一传统。还有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沃尔夫（Richard Wolff），他制作许多有关当前议题的有趣视频，这是许多青年在网络上认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开始。沃尔夫写了《工作场所的民主》一书，捍卫“工人自主型企业”的概念，但他也希望保留市场。工人委员会实行企业自治，并决定赋予更高层级政治机关权力和生产资料的程度。 这种市场环境下自治的问题是，各个工人拥有的企业将被迫相互竞争。他们将争夺市场份额和利润、被迫针锋相对，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很快会趋向模仿市场资本主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的体系就曾经在铁托领导下的前南斯拉夫试行过，而它摧毁了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基础，并导致了各个工人自治企业之间以及贫富地区之间的恶行竞争，同时也造成大规模失业。 当然，前南斯拉夫仍然是一党制国家和斯大林主义的变种。所谓的自治管理仍是由非民选且不可罢免的党官僚所指导，这些官僚也操纵著工人的意见，当时工人阶级没有自由、民主进行组织的权利。但就算在市场条件和“市场社会主义”下的结果也往往相同。在南斯拉夫，市场竞争导致产业的管理者以追求效率之名、以利润最大化的名义，将社会拉回等级制度和官僚的主宰。 此外，如果真能够让越来越多的公司被工人自下而上接管，那么由最富的1%所控制的国家机器，将不会袖手旁观什么也不做。需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群众运动来迎击资本主义国家的攻击，用民主但政治上集中的工人国家来取代旧制度。地方自治的捍卫者低估了国际劳动分工，以及进行国际革命和在民主计划经济中进行全球合作的需要。 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两个经济阶段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会经过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只要社会财富还没有达到普遍的丰裕，资本主义分配方法的某些元素就会以一种改良的形式保留下来。人们获得报酬的标准仍然会依据努力的程度：工作时数。当然，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一系列免费或几乎免费的服务，这就是间接工资或社会工资。工人政府第一件要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缩短工时，允许工人阶级有时间参与经济和政治的决策，同时也是让工作、家庭和自由时间达到更好的平衡。通过民主的计划经济来解决群众的失业问题，将能更有效地在不减少工资的情况下重新分配工作，从而为降低每周工时奠定基础。一旦经济生活中占据关键地位的产业部门收归公有，大公司将无法把巨额财富运往避税天堂，而社会将得到许多实现上述目标的有利条件。 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称为“过渡经济”，在这一阶段里，市场、货币、按时计酬等元素仍然存在。托洛茨基是俄国革命的领袖，他反对斯大林主义时谈到这一阶段：“只有依据国家的计划化、市场和苏维埃民主这三要素关联之点，才能实现过渡期之正确的经济指导。” 在第二个阶段里，随著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当某些产品达到丰裕的程度，那么采取免费分配形式的商品和服务就会增加。随著人们逐渐习惯了一个没有匮乏的世界，金钱可以变得不重要或者消失。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这一点总结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要达到这样的第二阶段，当然需要先在第一阶段的初步阶段就为生态环境进行彻底的转型，必须不断监测开发中的绿色生产力的生态足迹。与短视近利并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是，工人民主制意识到环境保护符合我们的物质和社会利益，从而持续确保我们的自然环境不因经济发展而遭到破坏。 各种计划模式：没有单一方法适用于所有生产 如果我们既反对过度集中、官僚主义的计划体制，又反对孤立的自治方案，那么我们主张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可以看看资本主义下已经存在哪些计划型态，去除专制成分之后，或将能够为社会主义所受用。我们还可以看看另一种被认为特别适合社会主义计划的计划形式：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 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Walmart）是一家卑劣的公司，它打压工会且低薪血汗。若从营业收入来看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公司，并在2019年就有220万名员工。根据几年前的收入计算，如果它自成一国那会是世界第38大国家。沃尔玛被视为将供应链规划的先驱，它的方法已被许多资本主义公司所效仿。沃尔玛遍及20多个国家，设有1.1万多家门市，其内部运作就像是某种计划经济——当然，是以专制的计划为基础的。 沃尔玛通过高科技与供应链的实时信息共享，大幅提高了运营效率。沃尔玛本身不会自己补充库存，反而是让其合作的供应商来帮它补货。沃尔玛只是与供应商及其整个供应链中的其他供应商实时共享收银交易中的信息。它向供应商提供低价但大量的货品贸易，这是个令竞争暂停的优待关系。形式上，这些供应商是与沃尔玛交易的不同公司，但在市场上交易的数量已经因此减少，以在彼此配合和缜密计划下提高效率。沃尔玛和它的供应商虽然是不同的公司，但在实践中，却仿佛是一间完全按照计划整合在一起的公司。产品不是盲目地涌入沃尔玛的库存，而是随著实时反应的消费需求信息来进行调动。用实时信息演进技术，沃尔玛针对消费品设置的计划模型有效地预期需求的动态。 另一种是基于订单的计划（order-based planning），也就是收到订单后才开始生产。像思科（Cisco）这样的信息技术IT公司，在为大公司生产路由器和其他技术的时候，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大、更昂贵的工业或科技产品，也可以用这种根据订单进行有生产计划的做法。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则是根据实际生产目标，来决定投入多少原料的“投入产出分析”计划型态，尤其适合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这种方式对于工人国家中的新兴产业来说，将会非常受用。我们会问，为了拯救气候和环境，那么我们的急迫的计划中，会需要建造多少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板呢？我们需要多少投入？需要多少成本？能源、原料、教育和公共运输，都是能够采行这种“投入产出分析”的产业。以所有人都能获得充分教育资源的师生比和班级规模，来决定我们需要多少学校和教师、又需要哪些资源。 透过长期监测需求或使用者数量的动态变化，就能制定投入产出的计划，像是运输网的乘客数量、接受不同教育形式青年数量的演变，或者它也可以用于工人国家希望优先发展的产业，来因应气候灾难的生态产业，或是将家务劳动变成公共的社会服务等。 民主的讨论可用来决定在教育、医疗、文化、公共运输、体育、基础设施等方面分别投入多少比例的社会盈余。当然也要决定公共服务的预算，把常常落在女性肩上的无偿家务劳动，转变为社会化的免费托儿、公共社区餐厅、公共洗衣店等。从职场到区域性和全国性的民选会议中，工人国家由下至上的层面都将为此展开讨论。对产业纲领和生产计划的主要内容的反对声音，能够反映在工人的报刊和媒体。 各种经济计划方式和整合程度：“信息问题”的解决方案 根据产品或服务的性质，工人国家可以选择不同形式的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计划都可以继承自资本主义，但需要移除资本主义专制的元素，并由民主工人的控制和管理来取代。职场、社区、学校的工人和青年组成的委员会以及区域性、产业性和全国性的民选代表，将管理经济的关键产业。 原理上，“投入产出分析”可以广泛应用于今天很多产品和服务。电脑在这个任务上能帮很多忙。但在现实中，这仍需要民主的讨论，来决定计划的类型以及如何实施工人的控制和管理。无论计划是更加集中还是分散，工人的民主对于任何层面的经济计划都是至关重要的。集中起来制定的计划，也需要产业部门工人、消费者，或原料工人之间的民主讨论、修改和纠正。 产品种类繁多、高投入也高产出的产业，或许适合把计划放到国有企业及其产业劳工委员会的层面上进行决策。但这样的话，也需要采取制度措施来避免国有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有个具体的合理做法，是以产业为基础来组织工人委员会、或地区产业委员会，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的生产变化、将成功的产品的扩大到其他国有企业中进行生产、重新安排就业或工作时间等，并以工人的利益为核心。全国工人的代表应出席并参加这场民主辩论。当需要在公司或公司集团中通过投票做出决定时，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公司本身的工人有1/3的投票权，工会或选举产生的产业代表有1/3的投票权，工人政府有1/3的投票权，从而反映所有方面的利益。 这不仅是一个利用当今更先进的技术来实现计划工作可能性的问题。如果没有工人和使用者的不断反馈，任何拥有大数据的电脑演算法都不可能变得有效。正如托洛斯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说的：“在国有化的经济之下，要提高品质，就要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制度，要有批评和创意之自由──而这些条件却与充满畏惧、扯谎和谄谀的极权政制不能相容。” 一旦计划经济被划分为几个经济产业，并且承包商与主要公司整合在一起，我们那么在各产业要采用计划生产的就不会是数千家，而更可能只是数百家。这些产业可以由产业代表进行集中计划，也可以由国有企业的工人委员会进行计划。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一过程需要由产业级的委员会来引导和管理，以维持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团结，避免陷入孤立的“自治”死胡同。 这样子的角度改变了所谓“信息问题”的性质，这个问题往往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用令人混淆的方式呈现出来。用“成千上万的公司生产成千上万的产品”的概念，来制造“集中计划”不可行的假象。我们说的不是单一巨大集中的“超级大脑”（或计划机构）来处理每日数百万过载的经济决策信息。必须指出的是，大多数产品与其他产品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虽然某些产业之间可能有重叠，但我们可以将经济划分为相对独立的不同部分。从而我们说的就是几十个专门的规划机构。此外，这些产业会因不同特性而有所不同地集中化。某些可以高度集中，比如公共交通计划或钢铁生产。而另外的可以像消费品那样比较零散化。 很明显，不只是一个而是有数十个“计划中心”，而且总体来说还有成千上万个工人的大脑、眼睛和双手，都参与在民主的计划经济中。在适当的水平上组织每个产业的生产，并采用最适合的计划类型，将使计划顺利进行。现代技术将对这项任务提供巨大帮助。但民主工人的控制和管理对于一个健康的计划经济同样至关重要。 公有制与工人政权的决定性作用 当然，那些仅有少数工人的小商家并不会被国有化，他们将在工人国家的社会规范下继续维持经营。而用来判定什么样规模的公司或银行应被国有化的标准则是取决于这些营运单位的公开帐本，不过国有化产业仍应当在全部经济生产当中拥有绝大部分的占比。在近年来的委内瑞拉和1980年代的尼加拉瓜当中，仅有少数产业有被国有化，而且这样的国有化之运行基础并不是建立在群众所组织的民主委员会之上，这种状况便为政治反革命的行动与经济上的破坏性灾害制造了一个有机可乘的突破点。 全国性的工人政府将借由讨论来制定全国资源有多少用于消费，又有多少用于积累和投资，而且还可以决定要一间国有的公司或一个产业部门中可以累积多少的“创新基金”。劳动者的一部分工资将是社会或间接薪资，用于支付养老金、医疗保健基金或是转职期间的临时失业补助金等等支出。工人政府的另一个角色是要进行价格管制，价格可以透过中央及产业部门或是公司等等的等级单位依据社会主义的会计准则来决定。如果价格无法借由集中决定的话，则也仍可以通过电脑程式和信息技术来轻松管理。 实际价格可能会与原先计划的或是一般正常的水平有所出入，这种状况或许是应该提高或降低产量，并转用另一个级别的计划来重新分配资源的信号。然而工人国家的运作模式并不同于私人的获利工具。由于考量到重新分配资源时所可能出现的社会变因，价格管制（还有其所伴随的盈余降低情形）便有可能会被认为是一项必要的措施。 如果工人国家被世界资本主义联合抵制时该怎么办？ 有人可能会争辩道：若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对革命、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政府发起抵制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尤其如果抵制是发生在近几十年来规模持续增长的全球供应链中？新左翼的比利时工人党（PVDA / PTB） 在其理论周刊中指出，彻底的经济转型以及与欧元制度的决裂，需要等到数个欧洲国家共同发起的一次群众运动才会成功，以便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决裂。他们的论述说，比利时的电力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国大企业的供应，而我们必须使外国资本家无法抵制这场群众运动。ISA比利时支部呼吁在选举期间时对比利时工人党进行批判性的投票支持，因为它是在议会中与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和意识形态作斗争的主要力量。然而，我们认为，这种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决裂的观点，是过于简化的。 工人国家确实会遭受抵制的威胁，但是这种看法低估了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其并不会仅仅只是以左翼多数派在国会内将大型经济部门国有化的政策表现出来，工人还会握有实权，让产业还会转由工人阶级的民主委员会来进行管理。这样的职场民主委员会将选举推派的工人和青年代表，来参加区域或全国性的工人大会，而这些新机构将会动员起来，以掌握政权，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当人们见证到这种工人阶级的民主力量之时，便将立即改变群众意识，使其对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可行性及现实性抱有信心。我们相信有著战斗传统的法国工人阶级，会因看到法国统治阶级对邻国革命采取野蛮行径，而起身反制。 像是民主社会主义革命这样震撼世界的事件，一旦建立了工人与受压迫者的政府，将对其他国家发出与资本主义决裂的阶级号召，呼吁采取罢工一同对抗世界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政府发动经济制裁和扼杀革命的企图。这将使世界上所有革命的工人国家在经济上联系起来，并向资产阶级任何颠覆和破坏社会主义社会变革的企图进行斗争。 从斯大林主义的计划政策中吸取的教训 斯大林主义由上自下的计划经济出了什么问题，从中我们能学到什么教训？1917年俄国革命促使了工人议会与兵士议会（工兵苏维埃）的建立，并威胁了世界各地的统治阶级，因为他们为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式的民主，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示范。不幸地，俄国的革命却被孤立在一个仅有少许工业部门的农业国家。 到了1920年代中期，围绕在斯大林身边的专制菁英开始掌控计划经济。在这个时期，战争与经济摧残使工人议会遭到破坏而大量消失。斯大林主义官僚的经济政策的特性在于缺乏远见、朝令夕改，并尝试在不同的阶级力量之间找到平衡，妄图建立一个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并由上而下施行独裁统治。 用能否达到产量目标作为奖励工厂经理的标准，这变相鼓励了资源屯积，和刻意在帐面上低估实际更高的生产力。在这样的氛围中，斯大林和官僚们变得很大程度地依赖国家的秘密警察，才能更精确地了解群众的情绪和实际的经济状况。对于真正的工人民主制来说，这种情况当然非常荒诞。对于斯大林与新的菁英来说，重工业及军工业是最优先发展的项目。但公开的档案中也表明了，政治局时常需要举行紧急会议，来讨论民生消费问题。他们担心若消费远低于其他经济指标时，会导致社会反弹。 尽管有著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计划经济依然使俄国跃升世界强国。从1928年到1970年，人均GDP增长了4.1倍，与类似条件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国家相比，增长强劲得多。但到了1970年代，增长开始放缓。错误的投资破坏了生产力。到了1980年代初期，军事开支占了GDP的16%。对军工业的高度重视夺走了民生产业中的许多技术专家，经济中非军事部分的新发明率步入下坡。 到了1980年代，误导性的统计数据和对真实的经济情况的缺乏了解，是促使戈尔巴乔夫周围的高级官僚倒向资本主义的主因。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拖垮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的因素并不一定会存在于一个民主管理的计划经济之中。正因为工人们并没有被民主地组织起来，也无法发声，官僚过分强调重工业和军工，不能理解现实情况。官僚们出于自身的物质利益而歪曲了局势的实际情况。官僚们过度集中的计划反映在他们紧抓著对社会盈余的严格控制。这些官僚主义的元素是能够借由一个政治革命来扫除的，从而建立工人民主来帮助计划经济往健康的方向发展。 “但诱因在哪里？” 资本主义捍卫者批评说，社会主义告诉我们人们会因享有免费健保、更高的薪资与更多闲暇时间而变得懒散。我们当然不支持这种观点。相反地，对于政治教育以及文化上的自我发展的急迫需要，将在社会主义下倍数增长。工人阶级将会如同现在的资产阶级一样，产生阶级意识并警惕任何威胁其地位与生活水平的阶级敌人。一个革命的、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将是生产力、质量、效率、创新与民主的最佳保证。 当然，对生产力最大的“诱因”在于，在社会主义下，社会透过在职场、学校、社区等地建立民主的委员会，人们将获得工作的保障、更好的生活品质、更多休闲时间、发达的社会福利系统和塑造自己未来的能力。 如果采用激励措施，那就要以产业或者以全国为范围，集体而共同地施行。在大举国有化后的企业尺度上，如果这些措施的比重太高，反而会破坏创新的动机和劳动者的团结。相对于成功的社会主义所需的革命精神，也就是拒绝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分化工人的精神，激励措施反而是个倒退。更广泛的集体激励措施将会确保成功的国有化企业，能派遣他们的专家到该领域的其他企业分享经验，让大家共同进步——这点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 随著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活动最终将成为生活的较小部分。同时，它将是让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础。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将不再像资本主义那样被生产力操控和异化。随著资本主义的危机加深，数百万人将走向斗争。如果我们希望能把工人阶级与青年组织起来，并围绕著够带来根本改变的纲领，采取团结行动，那么将关键的产业转入民主计划经济的诉求，将发挥重要作用并武装和强化这些抗争。 全民基本收入 近年来，用“全民基本收入”（亦称无条件基本收入）来代替其他各种福利，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们高兴参与这个讨论，因为得到可以满足基本需要的收入是每个人的基本人权。具体的主张有很多种，但是它们都认为应该让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无条件地定期得到一笔免税收入，无论他们有没有工作，也无论他们的家庭构成（详见下文）。 早在几个世纪之前，人们就开始讨论全民基本收入了，但就像现在呼吁实行全民基本收入的人所指出的，这一问题在今天尤为紧迫，因为现在就业愈发不稳定，越来越多的工人从事散工或者“按任务计薪”，就连许多全职工人的工资也不足以满足基本需要，而且就业岗位也可能因自动化而减少。 2017年2月，卢森堡的一名欧洲议会议员向欧洲议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呼吁施行全民基本收如制度，原因之一正是“机械自动化可能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影响”。因为反对同属法国社会党的现任总统奥朗德的反工人政策，而在上一次大选中被推举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的贝诺瓦·哈蒙（Benoit Hamon），呼吁为每个法国成年人提供每月750欧元的基本收入。他提出应该向使用机器人的企业征收特别税，作为一部分资金来源。 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和城市，像是芬兰丶荷兰与肯尼亚，正在或者准备进行局部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在英国，苏格兰民族党与绿党支持施行全民基本收入，柯尔宾也说工党会考虑这一问题。 其中亦有右翼的动机 但须要警惕的是，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不只是左翼。在芬兰，在失业者当中实验基本收入政策的，是右翼联合政府。美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和查尔斯·默里等右翼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与评论家，支持某些形式的基本收入制度（像是“负所得税”这种不是富人多缴而是穷人多拿，但最终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累进税率）。他们宣称，砍掉公共福利项目可以减少政府的官僚弊病，同时也可以为私营服务提供商开创更大的“自由市场”。 不只如此，就像学者乔纳森·萨多斯基（Jathan Sadowski）在英国《卫报》所写的：“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将全民基本收入看作提供给资产阶级的福利。因为全民基本收入弥补了共享经济的微薄工资，现在Uber和TaskRabbit等公司可以招募到更多人，而且工资可能比过去还低。这些科技公司一面赚得盆满钵满，另一面却可以更肆无忌惮地只支付最低生活工资给“名义上不是雇员”的雇员。” 一些右翼所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其实是倒退而不是进步，因为这些方案更有利于富人而非穷人。然而，尽管巨富们有可能从中得益，但大部分资产阶级代表还是反对全民基本收入。 原因包括巨大的潜在成本；会减少资产阶级能藉以压低工资与劳动条件的失业大军；会让工人的生活更有保障，因而让他们更敢于罢工。 在2016年6月瑞士就是否实行全民基本收入举行公投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国会政党表示支持。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击全民基本收入是“不劳而获”，而且右翼的瑞士人民党恐吓群众说，UBI会引来一群捞钱的移民，导致反对派赢得了公投。 资金从何而来？ 2016年7月一个名为“指南针”（Compass）的非政府组织在约瑟夫•朗特利基金会（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的资助下研究了几种可能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在现行的税收与福利制度下，在不改变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取消有条件的福利补助而代之以足够体面生活的基本收入，一定会让大批人的利益受损。” 这个发现没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我们已经看到，多年来为社会上最贫穷和最脆弱的阶层所设置的福利遭到残酷的削减，富人与大财团得到大幅的减税优惠，而全民基本收入却是面向所有人的。 历届政府所做的，远不是为福利制度提供更充裕的资金，而是将越来越多人推入穷困。他们最近使用的一种手法，是借助新实施的通用福利金（Universal Credit），暗中削减福利。儿童津贴曾有一些全民基本收入的影子，因为所有有孩子的家庭都可以得到津贴，但现在它也变成了有条件的补助，而且实际津贴额正在缩水。 不只在英国，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撙节政策，正在削弱各种福利和补贴为群众所提供的保护。数十年来阿拉斯加的政府利用石油收入，每年为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居民提供一笔无条件的收入，金额在2015年达到2072美元的高峰。但是在2016年，州长藉口州政府财政赤字过高，将金额减少到1022美元。 混和方案 为了得到大财团的同意，有些左倾的智库和政党提出了折衷的混合方案。社会中最贫困者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的任何改善，我们都会欢迎，所以我们对各个方案的评价取决于它能带来什么。 但是所有这些混合方案为了尽量保证财政收入不变（也就是说，避免向超级富豪们加征重税），都将群众所能得到的好处大打折扣。所以他们最好的方案也不过是让一部分社会成员得到微薄的基本收入，同时留著部分旧有的福利制度来补偿“利益受损者”。 绿党的“公民收入”方案提出要将儿童津贴提高超过两倍，但现在完全依靠福利救济维生的人的生活状况只会有“些微改善”，虽然至少他们不会因为没有达到某项标准而被停止或取消救济金。 “指南针”和许多其他组织不愿意提出透过对富人与大企业课以重税，又或者透过将大企业国有化，来为全民基本收入或现有的福利制度提供充分的财源，而只是提出应该创立一个特别的“社会财富基金”。 “指南针”的报告中写道：“许多国家已经采用这样的基金，确保多的国家财富被用于公众利益，而不是少部分人的利益。这个方法至少能确保一些经济活动的部分收益，在所有公民和世代之间汇集和共享。” 为什么只是争取“一些”经济活动的“部分”收益呢？为什么不是将国内各大重要企业收归公有，进而民主地决定如何分配它们所创造的所有财富呢？ 否则基金的收入与支出将受制于慈善家不稳定的捐款，或像各国已经存在的社会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那样，臣服于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需要（阿拉斯加就是一个例子）。 “指南针”也提到，有一种比社会财富基金“更激进”的筹款方式，也就是“对股份所有者每年收取少量费用”。 许多左翼改良主义者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了这种想法。他们所遭遇的问题是，“少量”费用不足以支撑能维持生活的基本收入，可是收取较高的费用又不会得到统治阶级的许可，而议会中亲资政党也不打算违抗统治阶级的利益。 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 目前各国福利制度正在遭受的冲击，以及给社会上最富有者的减税优惠，不只是为了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理由。它们也反映了全球资产阶级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包括他们缺乏可充分获利的投资管道。 既然提供足够的全民基本收入意味著要对大企业和富人课重税，那资产阶级政府同意施行全民基本收入显然不是自愿的。 任何这种“慷慨”行为，都是依靠工人阶级的斗争浪潮才实现的，而且这股浪潮大到工人很可能不只是要争取“最低生存水平”的基本收入，还要挑战资产阶级对创造社会财富的工具的控制。 根本来说，工人阶级和中间阶级的人们想要的和需要的，绝对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动化机械越来越多地取代他们的工作，也不是大老板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劳工却沦落到只能依靠福利救济或者基本收入维生。 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则完全不同。在大企业被收归公有之后，自动化将被用于减少工时而不会减损薪资。所有工作将被分摊，让所有能工作的人都可以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创造中来，而这些财富会为所有人（包含无法工作的人）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 在社会主义之下，人们可以民主地辩论和决定：是要提高工人工资，并将最低工资定在足以体面生活的水平，同时也让无法工作的人享有良好的福利；还是要以全民基本收入为基础，让所有人都能得到高质量的生活水平；或是要将两者结合起来。 而且，社会主义社会将大幅改善公共服务，包括为老年人与身障者提供的服务丶廉价的住房和交通丶以及免费教育，这些将有助于实现普遍的良好生活条件。 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经足以使所有人摆脱贫困。 然而，资产阶级不仅不会用这些社会财富消除贫困，而且还推动社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少数富豪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令自己更加富有，导致社会愈发不平等，大量的社会财富属于少数人。 而且资产阶级也远不能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力。 通过将主要产业收归公有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不仅能运用目前的闲置生产力，而且还能以环保的方式大幅增产群众所需要的产品。自动化会用于淘汰苦劳的工作丶用于减少工时，而非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威胁到工人的生计。 “进步的”全民基本收入是这样： 保障每个人拥有基本生活水准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驱动了过去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的跨国公司，从中榨取了巨额利润；而他们对于中国的独裁政权和中国工人的状况并不关心。对于中美两国的统治阶级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和低通胀缓解了矛盾，并掩盖了中美之间矛盾的积累。 这个过程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而情况也开始发生变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相似，今天的美帝国主义在经济、技术、金融、军事和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都受到了中国的挑战。列宁解释说，帝国主义引起了“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在1914年，这种冲突最终导向了一战；而在今天，这种冲突表现为中美冷战。 长期的帝国主义对抗 历史清晰地证明，华盛顿从不惮于用战争和武力来维持其权力，为此美国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作为美国的挑战者，中国对劳动人民和一切反对派实施了残酷专政。中美两国现在已经准备好进行长期的全球帝国主义对抗。冷战的冲突程度可能时强时弱、有新的转折或结盟，但冲突不会消失，两国的军备竞赛将继续不断升级，军费开支和武器出口将继续创纪录增长。 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必须抱有独立的革命社会主义立场，组织斗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势力。虽然美国资本主义政客现在突然开始谴责中国的独裁统治，但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对其视而不见——他们至今也没有对沙特阿拉伯等独裁政权表示任何异议。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力量或其军事力量会“解放”被压迫者。同理，反对美帝国主义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支持北京政权的理由；但一些“左派”团体支持美国2011年轰炸利比亚，还有其他一些认为批评中国独裁统治是在支持美帝国主义。 毫无疑问，受益于今天的中国政权是些什么人。中国是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全国有878名亿万富翁，远远超过美国的649名，而且其中有257名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跻身亿万富翁行列的。同时，教育、医疗和住房也被广泛私有化，工人没有任何权利。当局强拆迫迁、环境丑闻等问题屡见不鲜。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所有地方的工人斗争。在中国争取权利的工人遭到政权的严厉镇压，包括绑架、酷刑和监禁。在中国，数百万人受雇于警察、军队、情报机构和庞大的监视机构。这个庞大的镇压系统既与中国公司合作，也与美国和西方公司合作。所有资本家和政府都害怕任何可能的革命运动——他们有时虚伪地支持运动，但目的只是为了破坏这些斗争。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支持工人阶级的团结，并支持中国、香港和国际工人的斗争。任何在工作条件、就业、工资、环境、教育等重要领域的斗争都必然会立即成为反对中共专政的斗争，就算是地区性的上访和抗议最终也会遭到残酷的国家镇压。因此，民主诉求——抗议权、组织工会权、互联网和新闻自由——是中国和香港斗争的核心，它与改善生活条件和环境的斗争密切相关。民主诉求也成为了革命性的诉求，因为这会威胁中共政权，所以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群众斗争来实现。 社会主义者必须为中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做好准备。真正的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意味著团结对抗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意味著工人和被压迫者夺取政权。 什么是帝国主义？ 对于帝国主义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范例是列宁1916年所著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了解释这个新阶段，他从较长时间在世界范围内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并形成了今天马克思主义者所持有的观点：帝国主义随著资本集中而发展；日益壮大的大公司成为垄断企业，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大企业与银行紧密连接并受其控制，这意味著金融资本取得了主导权；帝国主义是腐朽和寄生的资本主义：“大部分利润都流向了操纵金融的‘天才’”，投机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不再有任何边界。 列宁所描述的帝国主义的一切特征都已经在中国存在了几十年。中国经济正在为全球市场生产商品，但利润的分配对各国资本家来说都是私人的。在中国，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特征的少数垄断企业在金融、能源、互联网等所有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列宁在书中也强调了德国等国的大企业如何与银行和政府建立“个人联系”；而土地征收和投机问题也在中国引发了许多抗议。 中国的私营企业和大资本家正在与中共专政携手合作。中国的顶级亿万富翁被吸纳入党，中国的部长、将领和党的领导人比全球任何其他政府官员都富有。列宁的“富豪和官僚”概念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在中国得到了完美展现。但是，与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这绝不会带来稳定，只会积累矛盾，并带来新的危机。 不存在的超帝国主义 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将联合成为“超帝国主义”的联盟，战争和冲突将不再发生，而金融剥削将继续。这是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相左的论点，列宁强烈反对卡尔·考茨基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将资产阶级定义为民族的资本家阶级，他们无法超越自己的民族利益。此外，超帝国主义理论助长了帝国主义和平发展的幻想，它将资产阶级设想成了铁板一块，忽视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冲突和分裂。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列强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与其说是直接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削弱对方，破坏对方的霸权”；现代帝国主义意味著几个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 美帝国主义是二战后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在冷战中主要对抗苏联，但也对抗中国。中苏两国的经济是非资本主义的官僚计划经济，并由“共产党”独裁统治；中苏两国的共产党不是真正的政党，而是国家机器。当斯大林主义在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时，美国似乎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 但是，列强之间的力量关系——主要是经济力量的关系，会随著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相对于美国，中国经济迅速增长，而亚洲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场，世界格局发生转变，美国遇到了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资本主义对英国的挑战。在钢铁等关键产品的产量上，德国的产量从英国的一半提高到了英国的两倍。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列宁问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但今天，中美之间爆发了冷战，之所以没有爆发热战，是由于能摧毁整个地球的核武器的存在，以及绝大多数民众的反战立场。 中美发动类似于叙利亚的代理人战争是可能的，而目前中美之间还不太可能爆发全面战争。冷战将维持；但与许多预测相反，双方的统治阶级很可能因此受到挫败。最初的民族主义支持将被冲突所带来的国内、阵营内的严重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危机所抵消。 瓜分世界 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定义中，垄断的发展和金融资本的角色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决定了资本的输出、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强国的领土划分。在十九世纪的后几十年里，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了世界。列宁指出，“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两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这是“发达国家大量‘资本过剩’的结果”。由于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资本家不得不面对地价相对低、工资低、原材料便宜的欠发达国家对资源、市场、利润和权力的争夺。这也是一场“势力范围之争”。 在19世纪，英国是全球市场的最大生产国。它在生产纺织品、机械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摧毁了其他国家（例如拉丁美洲）的本地小规模生产。尽管列宁将这一过程描述为“最终的瓜分世界”，但他也强调“重新瓜分是可能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论断从那以后一再得到证明，不仅是在两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美国在20世纪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强国，将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推到了后座。 由于中国过去看起来甘于充当分包商，所以美帝国主义在很长时间内容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然而，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两个大国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2008-2009年的全球危机中受到的损害似乎较小，中共政权并采取了一些大胆的措施。 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剑指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并试图减少对西方和美国的依赖。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各大洲100多个国家政府之间的巨大协议网络，它的推出标志著中国正在遵循资本超越国界的一般规律行事。通过贸易、贷款和债务，“一带一路”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管道等基础设施网络将参与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了起来，增加了参与国对中国技术的使用，让中国能够从参与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土地中受益。从2009年到2016年，中国每年的外国直接投资翻了两倍，达到了接近2000亿美元。 2005-2020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总额接近2.1万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是对能源的投资。 铁路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写道： “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连结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10亿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 ” “在殖民地及亚美两洲其它国家建筑20万公里的新铁路，这意味著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在收入有特别的保证、铸钢厂可以获得厚利定货等等的条件下，新投入400多亿马克的资本。” 十年来，已有34个国家与中国公司签订了新铁路建设合同。其中包括中国-老挝、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蒙巴萨-内罗毕、拉各斯-伊巴丹以及许多其他大型铁路工程。它们由中铁负责建造，由中国贷款提供资金，并使用了大量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 2013-2019年，各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共签署了总值616亿美元的铁路项目。基础设施项目不是慈善机构，而是旨在更有效地运输进出口，为中国提供石油、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并在中国政权与世界各国政府之间建立政治联系的项目。 债务 早在1916年，列宁就指出金融资本对需要它的国家有很强的控制力。 “国外的很多国家，从西班牙到巴尔干，从俄国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国，都在公开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货币市场要求贷款，有时还要求得十分急迫。”此外，他还展示了贷款如何与贸易需求挂钩：“最常见的是，规定拿一部分贷款来购买债权国的产品，尤其是军用品、轮船等等”。 21世纪的中国已经成为了债权国和主要资本输出国。经济学家霍恩、莱因哈特和特雷贝施在《哈佛商业评论》2020年2月号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政府及其附属机构已向全球150多个国家提供了约1.5万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和贸易信贷。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债权人——超过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所有经合组织等传统官方贷款机构的总和。” 大多数贷款与中国的基建和自然资源投资有关，并造成了债务国极度依赖中国的结果。同时，大多数贷款都是按照市场利率收取利息的，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免息。 “据估算，50个接受中国援助的主要发展中国家欠中国的平均债务存量已从2005年占债务国GDP的不到1%增加到2017年的15%以上。其中十几个国家（吉布提、汤加、马尔代夫、刚果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尼日尔、老挝、赞比亚、萨摩亚、瓦努阿图和蒙古）欠中国的债务占其名义GDP至少20%。”（霍恩、莱因哈特和特雷贝施） 这项截至2017年的中国贷款调查，凸显了其在全球金融资本中的重要角色。“加上投资组合债务（包括中国央行购买的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和贸易信贷，中国政府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债权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换句话说，截至2017年，世界各国欠中国的债务占世界GDP的6%以上。”（霍恩、莱因哈特和特雷贝施） 2020年11月，赞比亚成为疫情期间第一个出现债务违约的国家。其112亿美元的债务中，有30亿是欠中国的，但实际上对中国的欠款远超这个数字。中国对这个非洲第二大铜生产国特别感兴趣。在疫情期间，北京还承诺提供贷款用于购买中国疫苗，例如北京最近向斯里兰卡提供的5亿美元就是用来购买新冠疫苗的。 中国向外国提供贷款的目的不是改善其穷人的生活。相反，就像赞比亚一样，债务国的财政逐渐被还款蚕食，工作条件随著剥削的增加和贫困的加剧而恶化。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许多参与国都是专制政权，不断破坏民主；而中国的政权和制度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 中国帝国主义与左翼 近年来，随著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加剧，一批国际左翼对中共政权（所谓的共产政权）采取愈发无批判的态度，否认其对内压迫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压迫。 本文上半部分的经济事实大多不会受到中共政权的“左翼”支持者的质疑。他们对中国政权事实上的帝国主义行径进行辩护，或是强行粉饰，或是宣称这些行径使那些国家的人民受益。这些评论者，通常有斯大林主义或毛主义的政治背景，由于他们支持派坦克对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1989年的北京等进行镇压，因此他们也被谑称为“坦克派（tankies）”。尽管资本主义早已在俄国与中国复辟，这些人仍相信这些政权至今仍有“进步”的成分。 当中国领导人们看起来与美国总统和跨国公司们相处甚佳时，中共的辩护士们就显得颇为狼狈。2014年习近平在澳大利亚国会的演讲赢得了全场起立鼓掌。一年后，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谈到了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在2015年，习近平与伊丽莎白女皇共乘马车，并将保守党治下的英国形容为中国“在西方最好的朋友”。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George Osborne）率领贸易代表团访问新疆并获得中国官方媒体的赞扬，他们只谈生意，闭口不谈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受虐待问题。而近到2020年初，特朗普还称赞习近平为一位亲密的朋友。以上所述，没有一条是那些现在宣称北京系反抗美帝国主义的先锋的“坦克派”可以解释的。 与资本主义政治家与经济学家在中国受到欢迎的同时，社会主义者或任何试图联系抗争工人与及青年的人却都被逮捕或驱逐出境。这是因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卢森堡和列宁的传统下，是反对一切资本主义政府与帝国主义势力的。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强调并指出：尽管英、法、美、德更加发达，沙皇俄国也是发展中的帝国主义势力。在1920版的序言中，列宁强调了俄罗斯对芬兰、波兰、库尔兰、乌克兰、希瓦、布哈拉、爱沙尼亚及其他非大俄罗斯人地区的压迫，同时也说明了在1916年写作时，他用日本帝国主义的案例来代替俄国，是为了规避沙俄的审查。 今日，坦克派们与中共辩护士们宣称那些被捕者与流亡者及他们的支援者并不知晓事实。这本身就是对独裁政权及其镇压手段的认可。他们也宣称，社会主义者不能利用自由派、资产阶级或公共服务媒体作消息来源。事实上，那种指责所有主流资产阶级媒体的报导都是美国中情局宣传的论调，往往是中共支持者的唯一论点。那马克思主义传统又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从未在引用资产阶级报纸的问题上犹豫过，例如引用英国保守主义媒体报导巴黎公社失败后的反革命镇压。马克思本人曾长达十年担任过与共和党有联系的纽约第一大报《纽约论坛报》记者。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对资本主义媒体与中共官媒的公正性抱有幻想，这纯粹是一个批判性地研究事实与消息来源的问题。 今天坦克派们的批评，根本比不上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领导的反托洛茨基运动。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独裁政权做出的科学批判，被指与右翼分子甚至纳粹势力无异。他们对于之间的阶级差异三缄其口，资产阶级评论员渴望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行动，但托洛茨基则主张通过新的工人革命来建立工人民主的社会主义工人国家。而这根本性的阶级区别，却并不意味著古拉格集中营只是右翼所想象出来的。坦克派就那些引言出处进行批评，但真实的争论点却是关于他们对斯大林主义、毛主义以及今天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的支持。 中国在新疆的种族隔离政策 新疆集中营、失踪、强奸、酷刑等的巨大网络，指明了在新疆的反维吾尔人及绝大多数穆斯林群众的行径并非臆造，而是残酷的事实。对维吾尔人的压迫升级与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及帝国主义化同时展开。新疆的自然资源及战略位置，是习近平一带一路的关键部分，加之对少数民族反抗的恐惧，都促进了北京对新疆和东突厥斯坦镇压力度的升级。 直至1950年代，新疆的汉族人口还不足5%。但这一现象随90年代资本主义复辟剥削兴起时大量汉族移民的涌入而改变。今日，维吾尔族大约有一千两百万人口，不及新疆人口总量的半数，而汉族人却占了超过40%。 中共对新疆的统治，就是“实行通行证检查制度、兴建集中营、打造网格化的警察控制体系，复制了南非种族隔离时代和以色列的少数族裔控制体系”，在乌鲁木齐居住两年、持续研究新疆的学者拜勒（Darren Byler）如是写道。另一个转捩点是911后小布什所发动反恐战争。中共迅速地应用西方的论调，并将所有维吾尔人打上疑似恐怖分子的烙印。 美国左翼杂志《每月评论》上的一篇文章宣称，有关新疆镇压及集中营的报导都是在支持美帝国主义，这受到了拜勒及其他35位国际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们的答复认为中国的政策是对西方反恐政策的蓄意挪用，美国和中国双方仇视伊斯兰的行为都应受到谴责。 这些回答也清楚地指出了北京政策植根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扩张与压迫原住民的联系是左翼所熟悉的，拒绝认识和批评这些变化是故意视而不见。”拜勒在一次采访中表明他“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行动”。他将中国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而将新疆的体制描述为“恐怖资本主义”。新疆政府将拜勒指控为“中情局特工”。这是习近平政权及其外国支持者、中国民族主义者惯常对包括中国女权主义者、工运分子在内的批评习政权的人提出的指控。 新疆现代史上的关键转捩点是2009年7月的骚乱。起于种族主义动机，两位维吾尔族的民工在一家广东的工厂内被打死。几天后，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青年举著中国国旗进行了和平游行，呼吁当局调查广东的斗殴致死案，但却遭到武警开枪射击。骚乱的根源是愈发严重的歧视与压迫，如汉语取代维吾尔语成为了学校中的唯一语言，维吾尔人的土地被抢走，及针对宗教服装及习俗的限制。 “人民反恐战争” 为应对一些绝望的恐怖袭击，中国政府于2014年5月宣布发动“人民反恐战争”，来针对维吾尔人群体。社会主义者一直反对个人恐怖主义，认为这是一种失败的方法，总会导致更强烈的镇压，而并不会像这个例子所示那样推进反压迫的斗争。内部通行证系统迫使30万维吾尔人离开乌鲁木齐，并通过检查站限制旅行，集中营体系也被引入。2017年，新疆已成为一个完备的警察统治社会。 拜勒的报告显示，至2017年初，政府已经招募了“近9万名新警员”，将新疆的公安预算增加了356%以上，达到约92亿美元。且“由于就业普遍不足，维吾尔人被大量招募到部队中”。 除了先进的监控外，还实施了面向维吾尔族的个人电话、电脑检查系统。“仅杭州的两家科技公司大华和海康威视就获得了超过12亿美元的合同，用于在维吾尔族地区建设安全基础设施”。这些安全技术已成为中国面向专制政权的出口产品。 同时，石油和天然气拉动新疆GDP的一半以上。以棉花和番茄为主的大规模工业化农业也得到了发展。这不是一场“民族冲突”，而是来自政府层面的单边攻击。这样，新疆既有实行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隔离种族主义制度的性质，又有遭到殖民经济剥削的性质。与汉族居民相比，维吾尔人在住房、工作和工资方面遭到歧视。而建造庞大的基础设施专案则是为了确保将来利润，并加强北京的控制。 有无数人亲眼看见强奸和酷刑，还有儿童被从家人身边带走。大约有100万维吾尔人被送往集中营，每个人都知道有人被拘留。这种所作所为目的是在精神上打击维吾尔人，通过极其屈辱的流程来建立对中共和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忠诚。此外，北京还挑选维吾尔族“领导人”来代表新疆政府。 中共政策的种族主义和反维吾尔特征在他们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包括剥夺经济和法律权利，强迫维吾尔族妇女接受植入避孕环，还有更恶劣的行径。尽管中国否认了这些行为，但即使是官方的《中国统计年鉴》和《新疆统计年鉴》也显示了新疆的出生率是如何在两年内减半的——这还是包括汉族人口后的数据。2015年至2018年，最大的两个维吾尔族地区的出生率下降了84%。 这些事实首先由研究员Adrian Zenz在国际上发表，他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右翼分子。但包括中国官媒在内那些利用Zenz的政治立场来诋毁他的人，忽略了他的论据就是来自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他是亲中共宣传势力的炮轰焦点，但这些事实也得到了在集中营中的妇女所述故事的证实。 集中营系统按不同级别的监狱标准建造，实行从反维吾尔语和文化宣传的“教育”及工厂强迫劳动到强制安装避孕环、妇女绝育和酷刑。 后来中共不再否认集中营的存在，而是改口称它们是为了“再教育”、“职业培训”和促进妇女的“健康生育”。他们把对集中营的所有批评都描绘成美帝国主义的宣传，但从不向任何有信誉的调查员提供进入集中营的机会。然而美帝国主义现在对维吾尔人境遇的批评也是纯粹的强权政治和虚伪。维吾尔人的待遇问题远非新鲜事。2002年，美国与中国合作，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抓获了22名维吾尔族人，将他们关在臭名昭著的美国关塔那摩湾酷刑营。他们中没有人被裁定为圣战分子或与基地组织有关联，但最后三人直到2013年才被释放。特朗普2017年针对穆斯林的旅行禁令也受到中共领导人的赞赏。 当美国48家最大的在华企业被要求就针对维吾尔人的政策发表评论时，只有6家做出了回应，其中只有1家表达了有限的批评。很明显，美帝国主义利用维吾尔人集中营和和待遇问题与中国搞冷战，但绝不是被压迫者斗争中的盟友。 台湾、中国与美国 台湾是中美帝国主义冷战的焦点。它也是一个事实上的国家，拥有超过2300万居民。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逃往台湾，国民党继续在该岛使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目的是希望最终重返大陆。此后，北京的中共政权和国民党中蒋介石的继任者都坚持“一国”的立场。在台湾，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大拉动，资本家和国民党几十年来一直对大陆的中共政权妥协。即使是现在执政的民进党的台湾民族主义政客，也没有过火地挑战北京。 这也是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的立场，当时尼克松和后继总统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中华“民国”，让贸易与利润成为了优先的事情。然而，在军事上，由于其战略位置以及作为向北京施压的著力点，美帝国主义与台湾保持紧密联盟。 实际上，台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自的政府与国家。旧的“统一”主张在岛上失去了大部分支持。这是国民党在选举大败的原因之一，国民党现在被迫与之前紧密联系的中共保持距离。香港出台国安法，废除民主权利，终于打消了台湾人对“统一”的“一国两制”安排的幻想。 今天，台湾只有12.5%的人支持统一，54%的人支持正式独立，23.4%的人支持现状，即事实上的独立。 由于中国强硬的镇压政策，特别是在香港，中共独裁政权现在保证其国家地位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军事行动或其威胁来追求“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去年，中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台湾周边进行了越来越多的演习，并配上了军事色彩的声明。这些一部分是习近平试图展示实力的体现，一部分是对美帝国主义在东亚更加尖锐的形象的回应，这种形象在奥巴马时期开始，然后在特朗普时期加强。这包括新的武器出口协定、更频繁的军事行动以及去年美国和台湾之间公布的先前秘密防御协定。中共通过恐吓使台湾人支持统一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结果只会是增加对独立的支持。 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的团结。而只有坚持在民族问题上的正确立场才能实现这种统一。这意味著了解工人的情绪和意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再次指明了道路，宣称反对“自决权或分离权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支持统治民族的特权。”而被视为压迫国家的支持者将阻碍建立工人阶级团结。 1917年的俄国革命解放了被压迫民族，但绝不支持外国帝国主义。相反，帝国主义列强对俄国进行反革命干预，包括反对芬兰、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解放。 同样，支持独立不等于支持美帝国主义，台湾独立也无法依靠美国的帮助而实现。在帝国主义时代，成功的民族解放运动从来不是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当然更不是由帝国主义领导的。就台湾而言，独立只能通过反对资本主义和老牌政党的群众斗争来实现——尤其是与中国大陆工人阶级反对中共独裁和中国资本主义的斗争相结合。在任何国家冲突中，社会主义者都不会支援任何一方的统治阶级。在台湾，这意味著不支持美国、中国或台湾资本主义政党，如民进党和国民党。 香港——并非颜色革命 中共独裁政权的应声虫们——相信的是一些红色旗帜和“共产党”的名字，而不是真正残酷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专政。他们将香港的群众运动（尤其是2019年），贴上美国支持的颜色革命的标签。 事实恰恰相反。2019年10月4日，香港的群众运动已经持续了四个月，《卫报》报导称： “据报导，在特朗普承诺美国将在贸易谈判期间保持沉默之后，美国官员被禁止参与支援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导，特朗普在6月的电话中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承诺（……）。由于禁言令，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被告知取消在美国智库的露面和计划的演讲，这些演讲已经动摇了该地区的抗议活动……” 特朗普本人表明了美国的立场：“有人说某天他们会禁止示威。但那是在香港和中国之间的问题，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必须自己处理，他们不需要建议。”同一篇文章还指出，特朗普不想评论新疆和维吾尔人的待遇问题。在他的回忆录中，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声称川普告诉习近平，新疆集中营“完全是正确的做法”。 美帝国主义一般不鼓励支持群众运动。每当积极地提到提到自下而上的运动时，华盛顿的关注点仅是他们培养可靠领导的可能性及如何平息抗议。 2019年当运动在香港爆发时，有一、二百万人参与示威，它传达了愤怒、沮丧和恐惧，即民主改革的承诺被对民主权利的新限制所取代。 在一个极度不平等且几乎没有福利制度的社会中，民主权利恰恰被视为改善普通人生活所需的手段。这场巨大的运动是由一项不受欢迎的《送中条例》引发的，但很快就变成了要求忠于北京的香港政府下台和一人一票普选。后来《送中条例》撤销也无法平息。 这是一场让所有建制派势力和政党都措手不及的运动。被群众视为民主权利斗争中失败领导者的泛民主派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真正的领导权落在了无组织的青年手中。 习近平政权将这场运动视为一种威胁，担心它会蔓延到大陆。然而，当香港运动达到顶峰时，北京却没有用自己的国家力量进行干预。但很明显，运动没有胜利，中共就会组织报复。这对习近平来说也很重要，来向世界展示在各派系之中，谁才是香港真正的统治者。 这场强大的运动只有在输出到中国，并且通过工人阶级总罢工运动来指明道路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否则，疲惫和混乱终会出现， 这种情况又因疫情期间的限制而更甚，迟早会造成运动失败。正是在运动的后期阶段，运动开始更广泛地出现美国国旗和要求特朗普介入的口号。随著冷战的加剧，美帝国主义也对中国的香港政策愈加批评。这也与保持香港作为该地区主要商业和金融中心的期望有关。但对个别香港和中共主要官员进行象征性制裁，与真正支持香港群众的诉求并不是一回事。 中共独裁现在正在香港强加大陆化条件，禁止民主权利，加强监视和镇压力量，监禁反对派政客和工会领导人，并以此来散播恐怖。北京知道它在香港没有任何社会基础。在2019年11月的地方选举中，亲中共的建制派遭受了历史性的失败。近来措施也包括彻底改造香港的政治制度，旨在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中共在香港的行动没有任何进步或反资本主义的成分。他们得到拥有土地的大多数亿万富翁大亨以及主要银行的支持。汇丰银行，表面上是欧洲最大的银行，但现在正在将其总部从伦敦迁回香港，他们公开宣布支持国家安全法。另一家英国银行渣打银行也是如此，“我们相信国家安全法有助于维持香港的长期经济和社会稳定。” 反抗帝国主义与法西斯式手段 不仅是坦克派们，还有其他一些左翼也害怕对美中帝国主义进行比较，或害怕将中共的手段与法西斯或军事独裁作比较。社会主义者没有理由要给不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残暴程度的排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强调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列强，而欧洲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则支持他们的“自己”国家，认为它更“民主”，或者说对方是“侵略者”。 然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并不意味著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一模一样。在工人和穷人的斗争推动了民主改革的地方，组织进一步斗争显然要更可能得多。资本主义民主具有严重的局限性，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资本家手中，但它提供了组织工会和政党、发表言论和印刷（以及在互联网上发帖）、罢工和组织示威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权利会受到限制，必须要不断争取，要反对反动派篡夺先前胜利成果，反对破坏工会、反动宣传和压迫性法律。 1930年代，托洛茨基将斯大林的手段与希特勒的手段进行了比较，写道斯大林是后者的学生。在评论二战初期的协定时，托洛茨基提醒他的读者，他曾经警告过“斯大林正在寻求与希特勒的谅解”。 尽管社会性质不同，苏联是堕落工人国家，德国是法西斯独裁资本主义国家，但托洛茨基指出了他们的相似之处。法西斯主义当然是作为一种群众运动发展起来的，它被用来粉碎意大利和德国的所有工人阶级和民主组织。但法西斯党上台后不久，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特性就被暴力的国家机器所取代。 智利的皮诺切特和印尼的苏哈托等野蛮的军事独裁者用法西斯式手段粉碎工人阶级组织——共产党和社会党、工会等。而今天在中国，中共对斗争中的工人和其他反对派施行同样残酷的镇压方法。而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的国家运动将灭绝他们的文化、语言和宗教的野蛮措施与殖民主义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中国民族主义势力已成脱缰野马 近来，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已经“失控”。就连之前的民族主义一号护旗手、《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似乎也对目前的民族主义之歇斯底里感到不安。总的来说，中共（尤其是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严重依赖在社会上制造民族主义情绪来为政权提供支持基础。从历史上看，情况一直如此。但近年来，随著中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以及当局全方位强力压制对其潜在挑战，支持政府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加重要。我们现在是否已经看到这样的迹象：即使是习近平政权也控制不住它制造的民族主义浪潮？ 胡锡进“伪装成爱国者” 今年5月1日，中国政法委新浪微博官方帐号“中国长安网”发布微博，用一张图比较所谓“中国点火”和“印度点火”——中国发射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和印度焚烧死于新冠肺炎的民众遗体的画面，以讽刺印度抗疫不力却还想和中国作对。这条微博虽然随后被主动删除，但已经引起争论。复旦大学教授、中共喉舌《环球时报》的长期供稿人沉逸发微博声称“这图挺好的”，并把批判“中国长安网”那条微博的人称作“圣母婊”。而胡锡进作为《环球时报》总编辑，这次明确反对做前述的比较。 印度从4月开始的疫情反弹令每日死亡人数突破纪录，就官方数据而言，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死亡案例第三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和巴西），死亡人数超过30万。医疗系统已经崩溃。 胡锡进发微博称，官方机构帐号应当“高举人道主义大旗”，还说应当“冷静、深入”探讨官方机构帐号如何把持涉外舆论的言论尺度。然而，胡锡进这番言论一出，沉逸及其他一些年轻民族主义网军便纷纷炮轰胡锡进是“露出尾巴的公知”“骑墙派”“伪装成爱国者”。实际上，胡锡进从来都是忠心辩护中共当局所作所为，不过是害怕“中国长安网”那条微博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宣才采取“温和”的姿态。如今连胡锡进这个一贯的民族主义者都被贴上“公知”甚至“卖国贼”标签，可见中共自己培养的民族主义者已经发展到了多么激进、连官媒都觉得要降温的地步了。 今年6月初，中国青年作家蒋方舟在2016年前去日本参加交流活动、在去年7月接受NHK采访的片段被部分网民发现。这两个事件分别被歪曲为“收取日方资助在中国替日本做文宣”和“想方设法证明中共的体制有问题”，因此蒋方舟被很多爱国“愤青”批判、用“蒋大佐”“皇军认证”等字眼讽刺。胡锡进也卷入了相关讨论，指参与他国出资的交流活动可以促进信息交流、同时捍卫中国的立场，结果被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打成“皇协军洗地”，搞到胡锡进被迫在8日发微博呼吁“爱国网友保持克制”。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失控”再度得以体现。 “可信、可爱、可敬” 这些担忧似乎已经达到了最高水平。习近平在5月31日中共政治局的一次讲话，亦显现中共不想民族主义发展太过火。当天，习近平表示，中国要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对外宣传中要“谦逊谦和”，与近年来的战狼外交风格做对比，这一转变犹如精神分裂。复旦大学教授、《这就是中国》节目常驻嘉宾张维为则被请去中共政治局“讲课”。从张维为近期受访强调西方要了解中国模式、“遏制中国根本行不通”来看，习近平政权的民族主义总路线其实没有变，变的只是尝试让外交更有技巧（尽管大概也是徒劳）。 “战狼”与帝国主义 自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外交作风趋于强硬，被称作“战狼外交”。而由于中美两大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冷战，中共政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场冲突不是由哪个政府的政策或外交“基调”引起的，而是这些政策更深层次的表达。这场冲突是由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引起的，正如列宁所解释的那样，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这个“最高阶段”。1980年代以来，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但自2007-2008年在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炸式增长破坏了这种不易的“和平”。2011年以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公开表达对于中国崛起、在经济和军事上挑战美国的“关切”。习近平政权以更具攻击性的外交政策进行反击（“一带一路”和南海战略便是两例）。因此，争夺全球主导权的斗争进入了冲突升级的新阶段，“国家安全”（各国统治阶级的权力）现在比短期经济问题更重要。 2020年，利用中国初期防堵新冠肺炎不力，美欧等国家纷纷强化反中立场，新冠病毒成为帝国主义斗争重要的新战线。除了他们提出要在中国进行新冠肺炎溯源外，我们也看到已经启动的反华措施的加剧，包括欧洲多国抵制华为5G通信设备、中美经济走向脱钩、澳洲维多利亚州退出一带一路、中欧贸易协定遭暂缓批准。习近平的“双循环”战略中，强调扩大内需的“内循环”已经由于普通家庭紧张的财务状况而不是很有力，如果“外循环”再做不好，整个经济的下行压力便会加剧、进一步威胁到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执政稳定性。因此，习政权及其喉舌开始考虑转向更“有技巧”的民族主义外交，但却遭遇自己培养的民族主义网军反冲。就像《科学怪人》里的弗兰肯斯坦博士一样，自己创造了怪物，却失去了对它的控制！ 中共鼓吹的民族主义是反动、右翼的民族主义，并且是种族主义、大汉沙文主义、威权主义的。对印度新冠疫情的无情嘲弄，即使是胡锡进都认为太过分，表明当今中国右翼民族主义没有任何进步的元素。中国过去作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表达了群众对推翻外国压迫者的进步渴望，而今天的民族主义与过往不同，它包含了帝国主义的民族霸权议程。 四面树敌 目前，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权可谓骑虎难下，在国际上遭遇越来越多敌对，在中共内部也面临其他派系对于“战狼外交”过火的批评——“战狼外交”限制了中共在与西方冲突中的战术选择。民族主义压力现在正在影响中共政权在需要时对不同策略的选择范围。如果淡化民族主义色彩，会引发自己养起来的“民间”极端民族主义者强烈不满。社会主义者反对包括胡锡进、沉逸在内所有右翼民族主义势力。民族主义被统治阶级用以分化工人阶级，转移人们对当今危机的真正原因（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专制统治）的注意力；但正如中共现在正认识到的那样，这可能是一把双刃剑，统治阶级曾经利用的民族主义如今也给自己带来麻烦。工人群众也会通过自身体验了解到，唯一的出路不是更多的民族主义，而是自己组织起来为在中国和全球实现社会主义而战。 中国：女权之声冒起 中共独裁恐惧 在今天的中国，女权主义者被泼上了满身的污水。打算起诉朱军性侵的人被扣上了“反华分子利用公众的善良，躲在女权背后破坏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发帖呼吁女性平权的人被称为为受西方思潮影响的和平演变急先锋——而泼脏水的人认为，既然官方声明中国早就是一个坚决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国家，那么凡是压迫女性的行为都必已被我们伟大光明正确的国家所扫清，还要试图争取女性平权的行为都一定是“女拳废物”、“港独”（他们认为所有不支持香港镇压的人都是港独！）、“反华势力” 。 在这样一个污名化女权运动的过程中， 以“优秀传统文化”之名崛起的右翼民族主义格外引人注目。他们自认是道德的、正义的，认为中国女性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权益和够高的地位，而女权运动是来自外国、受境外势力支持、以搞乱中国为目的的。这样一股右翼势力的诞生显然迎合了官方“稳定压倒一切”的需求；他们口无遮拦地攻击任何可能对现存秩序有威胁的人，以此来保卫既得利益者的“岁月静好”。他们辱骂女权主义者是“母狗”，是“收了拜登的狗粮的”，仿佛他们通过污言秽语、通过异想天开，就站在了保卫国家安全免受所谓“境外势力”侵犯的前线！ 值得欣慰的是，对于通过污蔑、造谣、辱骂、举报、封号封组维持压迫秩序的行为，女权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在校园里，他们为了将性侵学生的教师清除出教学队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职场上，他们迎著层层“规矩”的压制，争取女性作为女性而应当享有的权益——即使这会为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抹黑。无论是“网暴博物馆”还是诉朱军案的当事人，在被人污蔑为“反华势力”的同时，也依旧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自发支持；而且很多男性并没有因性别而置身事外——他们也积极参与到了与女性一起斗争的行列中去。 女权斗争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认为性别问题是“次要”问题，而是明白只要女性没有得到彻底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女性在社会斗争中经常处于前沿。历史上，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正好发生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女工从凌晨开始就出来罢工，提出停止战争、结束专政和要求“面包”等诉求，并有效宣传令许多士兵转向革命一方。在当代，中国2018年的佳士斗争中，很多核心人物也是女性，其中岳昕同时是一名公开的女权主义者；今年2月开始的缅甸反政变抗争中，女性往往是工人罢工和领导运动的主力。唤起性别平等意识，为的不是分化，而是工人阶级的最大团结。 自从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国性别不平等不断加剧。经济方面，1990年城镇女性平均收入相当于男性的77.5%，而20年后这一指标下滑到67.3%。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年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女性也比男性更常在应聘时被问到婚姻生育状况、职场性骚扰、婚育阶段被调岗或降薪。#MeToo传到中国，也让中国校园性骚扰和性别歧视问题得以向公众摊开检视——75%女学生遭遇过性骚扰，很多来自更有权势的教授或其他上级。在结婚率和生育率急剧下降之时，习近平政权越来越多使用儒家价值观、鼓吹女性“回归家庭”，通过“离婚冷静期”，鼓励生育三胎而没有配套福利措施，并加剧审查女权主义帐号和网络群组、借助右翼民族主义网军发动攻击。 2021年恰逢中共建党百周年庆典，也是习近平争取第三任的前一年，因此是重要一年。但七一前夕中国社会抗议此即彼伏，令当局对于包括社会抗争很是害怕、要严防死守——这意味著女权斗争也会遭到中共有意限制。为了争取女性权益，除了通过教育和宣传反对性别歧视（包括工运和左翼内的性别歧视），工人阶级也要团结争取同工同酬、提高工资、独立工会，而我们也需要反对中共独裁、争取社会主义，而中国的女性注定处于这一斗争的最前线。 苹果向中共出卖隐私 资本为利助长镇压 苹果为了保住中国市场，任由中国的服务器密钥完全受苹果公司中国企业的掌握，中国政府要对其作出监控实在易如反掌。位于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贵阳市郊区，苹果公司的新合作伙伴——中国国有企业“云上贵州”数据中心，就是存放苹果公司中国用户数据的服务器所在地。 政府监控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用户储存的视频、照片、文档，通话记录，位置信息和已安装的应用程式。目前，苹果公司已要求所有中国用户签署使用icloud等服务时，不得不接受“云上贵州”监管的条款。 帝国主义冲突也是中共要加强监控的重要因素，因为资讯科技战将是中美冲突重要的一环。除了监控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使用者的活动和行踪，也要确保掌握科技的控制权以便受到美国的杯葛或制裁。 苹果公司等西方企业伪善地声称捍卫“隐私”和“言论自由”，却一次次向中国政府靠拢而出卖这些原则，证明苹果公司和其他跨国企业一样——它们在追求利益和保障客户权益之间永远选择资本利益。在中国市场每年500亿美元收入的引诱下，苹果公司必然选择与独裁政府合作。而多年来，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代工厂就是利用中共镇压工会的力量，让它们肆无忌惮剥削工人。 资本不在乎民主权利 为了帮助中共政权打造出大规模监控的警察国家，许多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公司在利润面前丝毫不吝啬提供援助。他们会向中国政府提供治安监控系统（甲骨文、微软等）、屏蔽敏感词/图片（shutterstock等）、以及来自美国、以色列、日本、欧盟的其他外国公司提供的用以大规模监控国民的技术。西方资本主义政府也利用这些技术来监控自己国家的人民，但碍于政治压力而要做得比较隐晦。中国政府甚至要求各大汽车商交出行车数据，它们为了保住中国市场自然也乐意于“遵守中国法规”而侵犯用户隐私。 仅2019年，中共维稳费支出1.4万亿元。这些由劳动人民身上榨出的钱被浪费在安装监控、升级各种安全科技、雇佣警员上以对付劳动人民自己。这些钱完全可以被省下来，投进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福利设施中以提高数亿贫困国民的生活水平。 只有所有资讯与科技公司彻底民主公有化，并且打倒独裁政权，才能不受资本的操控、接受透明的公众监督，确保用户的数据隐私安全。 袁隆平逝世：中共造神的真相 5月22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农学家袁隆平在湖南长沙逝世。随后，中国官方对于袁隆平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新华社发表题为《建议为袁隆平院士逝世降半旗志哀》的评论，称袁隆平作出了“世界性的贡献”，习近平则号召中共党员和中国科技工作者“向袁隆平同志学习”——官方罕见称不是中共党员的人士为“同志”，显见中国想利用袁隆平给自己脸上贴金。同时，为了避免袁隆平具有争议的一面和批评中共政策的历史被大肆宣传，当局也钳制言论自由、打压民间的不同声音。 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是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因为解决粮食问题的突出贡献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水稻是世界上一半人口的主要粮食，所以袁隆平的研究与理论可谓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小麦育种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带来了一场使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结束了世界大部分地区饥荒的绿色革命。但是改良杂交水稻这样的重大科学成果，绝非仅靠袁隆平一个人的“天才智慧”就能实现，而是同时依靠一个分工协调的科研团队、后勤保障、前人的经验和充足的财政支持。古往今来的一切显赫功绩和成就，其本质都是广大群众集体智慧和劳动的伟大结晶。 这次中共在“造神式”缅怀中以“诽谤攻击污蔑国家英雄人物”为理由加强言论监管，各大网络平台也配合当局进行有关审查。新浪微博对发布此类信息的64个账号做出永久关闭处罚。在两天内，至少七名网民因发表所谓“侮辱性言论”（实际都只是质疑官方论述而已）被刑拘。中共一边疯狂神化袁隆平，一边又不准国民“唱反调”，不惜大加惩罚，这是为了什么呢？袁隆平生前对于毛时期的中共的许多政策有过批判，而这些批判的内容至今都还能在一些中国媒体网站上搜到。在2009年接受《广州日报》的一次专访时，袁隆平表示：“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 在文革期间，袁隆平也因为批评当时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而被批斗，所幸因为其从事的科学研究而免于更严重的迫害。 然而，新华网英文版近日一则报导，却说袁隆平是因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看见饿殍，才投身杂交研究水稻研究，与新华网中文版在2007年的说法（在大跃进期间于湖南看到饿殍）自相矛盾。显然，中共不惜篡改历史，是害怕放任网民讨论袁隆平的一生，会让讨论超出自己可控范围，从而让自己反而因为高调纪念袁隆平而遇上更多麻烦。 今年，中共建党100周年之际，中共推出了新版党史，淡化了对于文革的批判， 甚至在部分地区放任举行文革活动。在文革期间，袁隆平因只想搞农业科学一度而遭受批斗，被列为“牛鬼蛇神”的候选人。就像中共一边要利用“文革复兴”来造势，一边高唱由文革被迫害至死的聂耳填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实在自打嘴角、虚伪至极。 现在，习近平面对著中共国内经济的下行、社会矛盾的激化、党内派系斗争的加剧，为了打响终身统治的算盘、迎接自己的“新时代”，除了破坏了邓小平时代的“集体领导”制度，他还要进一步破坏邓小平的权威、将自己拔高到与毛泽东同一水平线上。而中国当今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完全不同，习近平也没有毛泽东那样的坚实群众支持基础，因此认定习近平能够重返毛泽东路线、搞“二次文革”， 是过于肤浅的认识。他最多只是借助毛的措辞和宣传伎俩来维护权威而已。 宣传工具 中共当局高调宣称中国已经全面脱贫，而杂交水稻技术对于解决贫困问题也起著重大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中共对于袁隆平的大规模纪念，也是将袁隆平用作宣传中国不只让国内脱贫、也大力协助亚非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工具，强化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宣传。然而，以袁隆平的地位，一生没有加入中共这一事实，以及其批判官方政策的历史，不是永远能够回避下去的，广大群众在纪念袁隆平的贡献之时，也会逐渐发觉到中共高调宣传背后的真实目的。 中国：赛格大厦晃动——疯狂资本建设的后患 2021年5月18日下午，深圳天朗气清、风力五级，当地华强北广场的赛格大厦突发明显晃动，引发周边群众恐慌。而之后的两日大厦接连于中午时分发生晃动。大楼晃动事件引起舆论对于资方与监管官僚的质疑，而中共表态一切安好的虚伪做法更是使舆情升温。 连续三日的晃动，已然印证了此次事故并非偶然因素的聚合，而是存在结构性问题。深圳应急管理局表示大厦结构安全完好，这显然无法服众。一篇华科大的硕士生论文已显示大厦存在边设计边施工的问题，而事发之后的网上疯传的大量工程车辆进入广场的影片也印证了大楼需要结构性加固的事实。 赛格大厦建于1997年——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狂飙猛进的年代，当时投资方赛格集团出于节省用地与装点门面的考虑， 将其定位为深圳第一高楼。在利益驱动下，2.7层每天的深圳速度背后就呈现出“先施工后设计”“边施工边设计”“锯掉顶部天线一半再添上”的一地鸡毛。 施工乱象 而当时的中共官僚体系已彻底拥抱资本主义，兼具了波拿巴政权与自由资本家之恶，同时没有资本主义民主，也没有西方国家的资本社会化和工人福利。资本主义野蛮生长时代也结出了生产极端无政府状态的苦果。这些都导致了工程过程缺少监管，出现种种乱象而资方却仍然坚持一意孤行拆了东墙补西墙的现象。而最终受害的是生命安全被严重威胁的中国工人阶级。 而今日，中共政权虚伪的掩盖事实、黑箱作业的方式，不仅折射官僚体系对民主表达权利的疯狂压制，也反映出了当局的脆弱性，使每件事故都可危及其统治。 在这次事件中，中国的工人阶级进一步激进化与觉醒。要克服官僚与资本之恶对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胁，只有依靠组织和斗争。关键的诉求是组织工会的权利。真正的工会不仅为提高工资、每周工时40小时、职安条件、结束外包制度而斗争，也要求民主监督职场。建筑企业、房产发展商、银行和城市规划部门，都一定要公共拥有，并且受到工人、租户、小商户和公众的民主监督，其有权选举公司管理层。而管理层不会领取高薪厚禄和享有特权，并受到工人民主监督。如此方能实现对生产品质的真正监管，以及对人民生命安全的有力保障。 甘肃马拉松悲剧：政府的默许与资本的狂欢 在5月22日的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中，由于大风、降水、降温，21 名参赛选手死亡，8人受伤。这场悲剧表面上源于天气变化，但人祸也恐怕不可忽视。沿途安全保障远远不够，物资准备、赛事熔断、应急救援等等几乎所有可能挽救回选手生命的机制都存在严重不足。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调查组结论，这次马拉松中重大伤亡的原因是“赛事组织管理不规范、运营执行不专业”；这一结论固然道出了组织运营上的问题，但也回避了问题的本质：资本主义对体育赛事的剥削牟利、体育赛事完全缺乏民主控制。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表示“我国体育产业……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问题”。所以，他们对于这种体制问题选择了什么解决方法呢？ 答案是市场化。中共为体育发展所设定的目标是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作用、努力扶持企业发展，力争在2025年让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根据国务院在文件中的观点，市场化显然是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公平竞争，降低赛事和活动成本”的。通过商品化、市场化，健身成为了新自由主义进军的一片蓝海， 地方主办的体育赛事井喷式增长；据新京报统计，如今全国80%以上的马拉松比赛是在最近五年才出现，而在6.63余万家体育赛事活动策划相关企业中，成立时间在5年内的就有5.7万家。这种不受监管的疯狂扩张是由利润驱动的，而不是为满足社会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多样化、廉价的大众体育运动。 体育产业市场化 这些蜂拥进入赛事策划的企业总体水平相当可疑。以本次越野赛的举办方晟景公司为例，全公司上下只有12个人，且基本上没有从事体育赛事的专业背景； 但这样一个公司就已经可以轻松地与本地官员达成交易，进而组织赛事——如果没有事故的发生，那么在同时收到报名费、赞助、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体育赛事的主办方将能够取得高额收益；通过越野赛来宣传景区、促进消费，地方政府也受益良多。所以，对于地方政府与体育公司而言，一般情况下，举办赛事都是一种“双赢”，哪怕举办方并不具备相关资格，哪怕政府作为“承办单位”只是挂名的。 但这种双赢只存在于市场意义与声望意义。据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政府不一定会评估运营方到底靠不靠谱”；政府渴望获得政绩，体育赛事活动策划相关企业渴望捞金，在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氛围下，赛事风险被视为商业风险，主办方对于安全保障、赛程设计等的考虑也都服从于企业盈亏，而非选手的生命安全。 于是，5月22日，选手们走上了一场由一心谋利的主办公司和挂名的政府主办的越野赛的赛道。而此时，那场致命的风雨已经在空中酝酿了； “无声的跑者消失在狂暴的风雨中”。 我们主张： 没有社会主义变革，体育爱好者永远都会受欺骗。 资本主义正在侵蚀体育界。全球各地皆如是。尽管少数顶级的职业运动员的薪水非常高（是过高了！），但体育事业（尤其是职业水平的）是极其不民主和剥削性的。在 2021 年欧洲足球锦标赛上，丹麦球员埃里克森（Christian Eriksen）在对阵芬兰的比赛中突发心脏病倒地，需要在球场上进行紧急救生治疗，使无数观众感到不安。比赛暂停了，但在大型赞助商和电视公司的压力下，只暂停了两个小时。丹麦球员当然因此事遭受严重打击，最终输给了芬兰。 扭曲的体育 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场关于主办方不将比赛推迟到另一天进行的作法不人道的辩论。此事件发生于今年早些时候足球界“欧洲超级联赛”的大丑闻之后。球迷起义（曼联球迷之前以入侵老特拉福德球场的方式，非常有效地进行抗议）迫使曼联和尤文图斯等大型俱乐部放弃了他们的抢钱计划。体育产业不仅被被亿万富翁所有者的欲望所扭曲，而且完全缺乏民主控制，也没有社会所有权（因而可以向大众而非少数精英开放）。社会主义体育政策涵盖设施、俱乐部和协会的公有制，以及俱乐部和协会成员、工作人员、爱好者和更广泛的工人阶级社区的民主控制。 中国：新的冷战，新的太空竞赛 过去半年可谓是中国航天工程项目密集式连环启动的日子。自去年年底起，总计有完成月球探测器“嫦娥五号”航天任务、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成功著陆并运行、成功发射“神舟十二号”载人航天火箭，并首次让三名宇航员长时间驻留其空间站“天和”号核心舱等等。再加上其他卫星系统的陆续构建和升级，如中国版的GPS“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令人关注中国的航天技术的发展水平。 民族主义宣传 中共政府亦非常积极地将这一系列的科技成就为自己的民族主义宣传添油加醋，以巩固自身的执政威信。这些宣传甚至显得过火，比如在5月初，印度新冠疫情猛烈爆发之时，正值中国空间站“天和”号发射升空及顺利入轨。中共政法委的官方微博帐号“中国长安网”发了一则微博，配图竟将中国的运载火箭点火发射的照片与印度防疫人员火化染疫死者的照片并列，并配以文字“中国点火vs印度点火”，对印度的疫情惨剧加以冷嘲热讽，这视人命如草芥的轻佻冷血态度反令大量民众感到心寒和反感。甚至连右翼民族主义报刊《环球时报》的总篇胡锡进都公开表示此举不妥，因而被网军攻击不够爱国。可见当初煽动民族主义的人也开始遭到反噬。 面对中国航天计划竞争，在五月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美国太空总署署长比尔·纳尔逊表达担忧。特别针对中国2030年的登月计划，他提出了加大对发展载人地外登陆系统的投资。 中美新冷战的背景下，这一举动令人联想到中美之间是否也会像半个世纪前的美苏冷战一般展开新一轮的太空竞赛。当然中美冲突是为了市场和经济力量而非意识形态的。 虽然客观上中国的航天技术近年发展的确相当迅速──这也给予了中共自我吹嘘的底气，但技术水平上与美国相比依然存在相当的差距。特别是在重型运载火箭的有效酬载量乃至产量上，两者甚至有著三十至五十年的技术距离。 现时，中国最新锐的现役“长征五号”火箭只有25吨的低轨道酬载量，假如要进入月球轨道的话，酬载量最多只有9.4吨。相比之下，美国60多年前的“土星五号”火箭有著45吨的月球轨道酬载量以满足登月任务所需。 另一方面，在生产技术上，中国的火箭建造依然处于人手组装的水平上，生产技术离产品化量产化相距甚远。对工作人员的个人的技术水平和稳定性有著极高的依赖性，这对于排除系统隐患，优化系统结构非常不利。对比SpaceX的成熟量产航天器和发动机，马斯克甚至声称目标是每天生产一台“猛禽”火箭发动机，测试“星舰”原型机的发射频率达到一到两个月内就发射一次，两者之间存在著明显的代差。 放肆的资本 半个世纪前的太空竞赛，客观上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但本质上更多是国家的面子工程。因此当年技术的发展亦随著苏联登月竞赛中失败大幅放缓。而现在，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航天技术，到底都是在为帝国主义冲突与资本服务。而SpaceX作为一家私人资本所拥有的公司有时甚至让人感觉这是马斯克的私人玩具。2018年马斯克用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将一台特斯拉Roadster跑车和假人送入日心轨道，此举除了用作吸引眼球的广告宣传外没有多大的科研价值，徒增一具太空垃圾。这亦生动了展示了太空技术假如不为公共拥有、人民民主管理的话，统治阶级和资本家能闹出多么荒唐的举动。 社会主义者认为科技的发展必须以全人类的福祉和全世界的未来为基础，现时太空航天技术已日渐成熟。中美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制造气候危机，破坏地球，而新冷战的竞争使这情况进一步恶化。但首先的目的却只是为帝国和资本的利益所服务，技术的进步为我们所提供的生活便捷不过是利润的“副作用”。而当太空技术被帝国和资本所垄断时，往往反而会阻碍技术的发展和限制民众的应用（如我们日常生活所应用的GPS系统，其定位精度实际上是被美国政府故意降低的）。因此我们必须终结资本主义的统治与帝国主义的冲突，铸剑为犁，以解放更先进的生产力和技术发展。 漫谈河南水灾 2021年7月20日，中国河南省暴雨成灾，降雨量惊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损失与人命伤亡。这次灾难活生生地向我们展示了中共专制的官僚体制如何一步步将灾难升级，令本可避免的人命伤亡一再发生。 当然这次雨灾在这星球上并非个别事件，几乎在同一时段，德国西部——比利时亦发生洪灾，美国西部及加拿大出现极端高温和山火。这些消息都一再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气候灾难已经降临。 然而相对地，中共官方固然乐于将这场灾难“甩锅”给极端天气，但相比之下，官方的宣传口径却绝少谈及这场灾难与气候危机之间的关系。中国是世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占了全球排放总量的27%。在过去的一年间，由于全球疫症关系，重工业产能增加，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更增加了15%，创下新高。而到了22号，中国国家气象中心的首席专家任国玉更直接了当地否定了郑州暴雨与气候危机之间的关系，而称原因是双台风所造成的“异常的行星大气环流”。但众所周知，台风频发正是气候危机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政府并非像特朗普般睁眼说瞎话的否认气候危机，而是希望将气候危机仅仅局限于作为一个外交谈判的话题，以避免引发国内针对环保问题与气候危机的群众运动。但这场水灾，已经令不少中国的民众惊醒过来：原来气候危机离我并不遥远！ 中共宣传部门不遗余力地强调这是一次“千年一遇”（某些部门甚至称“五千年一遇”）的暴雨，试图以此淡化官僚的责任。固然这次灾难警醒著我们气候危机的急切性，但官僚所造的破坏不下于灾难本身。郑州气象局在19日到20日上午接连发布了五道“暴雨红色预警”，按照中央气象局的官方指示，发布红色预警后，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做好应变准备，停课停工等等。但郑州市政府却对此毫无准备，没有宣布停工停课，在整日的暴雨中要求城市如常运作。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一名干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预警不是法律，主要还是建议。总有些（单位）不太自觉，还是会让员工正常上班”。气象局人员指，他们只负责提供天气预警，无权决定停工停课，要由应急管理部下命令。至于应急管理局就回应指停工停学决策“要经过指挥部层层批准后才可以做到”。这些回应充分暴露了不民主的官僚体系的僵化。直到20日下午，整座城市已泡在水中，街道上多处急流冲走行人甚至汽车，灾难已不可挽回，官僚部门却仍然没有提醒民众应留在安全的室内躲避，造成傍晚下班时段民众意图赶回家中时（假如政府及时下令停工停课，他们当天早上根本就不必离家上班）正面遭遇恶劣天气。 因此，当天的天灾与灾难性的官僚举动叠加起来，造成了双重灾难。其中一处伤亡最严重的地点京广北路隧道，当天下午到傍晚时段正好是下班交通高峰时段，超过200辆汽车堵塞在隧道中间动弹不得。同时隧道开始积水，水流渐渐增大。有消息指，淹没的速度非常迅速，整个过程仅仅只花了数分钟时间。该段隧道于2011年落成，而早在动工建造之初，就有工程师指出在这地段位处低洼，过去曾经是一片沼泽地，在此兴建隧道并不合适，很有可能会被水淹浸，但政府与工程当局却无视了这一警告。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中国各地所谓的“基建狂魔”热潮令各地纷纷大笔投资基建，但有不少都仅仅只是为了满足官僚政绩的大白象工程，安全与质量堪忧，甚至在关键时刻毫无作用。 例如在灾难发生的仅仅一个多月前，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官方网站称2020年启动的郑州智慧隧道一期（京广路隧道试点）建设工作已经步入尾声。如果有突发事故发生，将能实现精准快速搜救。而《南方都市报》亦指京广隧道半年前才刚经过大修，维修项目包含排水设施、消防与电设备。两个月前也曾进行防汛演练，同时搭配两座排水站，当积水池内积水达到一定深度，排水站可自动启动，及时排水。然而这些措施在面临这一次的考验时却通通失效。 另一个重灾区就是郑州地铁。20日当天傍晚，网络上已流传被困在地铁内的民众所拍摄的大量影片画面。从影片中可见，地铁车厢内已充满泥水，部分水深更已到达乘客颈部。而车厢外的水位更高，而且水流汹涌。因此民众质疑地铁为何仍然坚持继续营运，从而变成死亡陷阱。郑州地铁公司安全部门主任声称停运需要“通过运营公司上报交委和应急管理局”。再次，我们看到了官僚体系的犹豫迟顿。更可怕的是，这种“等待上级发落”的官僚心态影响著整个社会——简直就如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的武汉。从郑州地铁惨剧中死里逃生的民众和工作人员都表示，从列车隧道开始出现轻微积水，到积水淹浸路轨令列车停驶，然后车厢开始渗水，直到最后车厢外水流湍急无法逃生，中间整整经历了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但在这三四个小时的过程中，从列车驾驶员，到站台站长，再到地铁管理部门竟没有任何应变措施，都在机械地等待“上级指令”。救灾人员张先生向德国之声表示，他有一个朋友与其他乘客受困于当时淹水深及肩膀的地铁车厢内，“他所在的车厢没有死人，但是是靠自救才跑出去的。”相比之下，对于自身也身处险境的基层列车驾驶员而言，居然眼白白看著车内外积水渐渐高涨，都不敢自行组织乘客及时疏散逃生，只知原地等候指令。可见，严重的官僚作风甚至消磨了一个人最基本的求生本能，令人们即使面对“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都不敢自救。这只能说明官僚比水灾更可怕。 官方媒体在地铁的灾难中亦表现得非常恶劣。当晚约九点左右，在有大量民众依然被困，仍在等待救援的情况下，官方媒体（包括央视、“环球网”、以及郑州市政府官方微博等）就急不及待地发出消息指所有被困乘客已经获救，无生命危险。这一消息令被困在车厢内，仍能通过手机收到外界讯息的乘客陷入绝望。认为搜救队已放弃搜救，他们只能待在车厢内等死。官僚为了自己的面子，丝毫不顾及现实情况和被困民众及其家人的感受，引发了民众的猛烈批评。随后官方媒体才装模作样地承认仍有人未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对于死亡数字，官方媒体声称地铁水浸事件造成14人死亡。但这一数字亦被质疑，有民众认为从网上片段所见，在车厢外水流汹涌且水位高涨的情况下，即使车厢内仍未完全淹浸但乘客亦会很快面临失温和缺氧等，救援整列列车数以百计的乘客是极其困难的工作。而据《河南商报》报道一名被困乘客的丈夫表示，当他到达妻子被困地点附近的地铁站向工作人员求救时，“工作人员根本不知道车厢的情况有多危急”。 但官僚灾难仍不止于此。20号晚上十点半，《人民日报》发文称郑州常庄水库将于当晚泄洪。但郑州的官方通告却指，水库在20号上午十点半已经泄洪。有郑州民众在20日中午时分拍摄到市中心的情况，显示在市中心，马路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内突然被洪水和急流所淹没，有民众和汽车被急流所冲走。这景象不似暴雨所造成的积水逐渐上涨，反而更像山洪暴发。因此民众怀疑是否政府官僚在未通知民众和未安排疏散的情况下就急急泄洪，导致市区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就被淹浸。 随后不久，官方媒体突然更改口风否认泄洪的消息，令事件的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郑州以北约80公里的卫辉市附近一条乡村，21号凌晨4时，的确有人想趁村民在睡梦中偷偷挖开当地堤坝。所幸及时被村民发现并赶走，随后村民连夜冒著暴雨守在堤坝之上，以防再度有人破坏堤坝。但耐人寻味的是在25日，亦即停雨两天后，卫辉市内的城市积水不减反增，城市水位猛涨，由局部积水变成全城被淹。卫辉民众怀疑政府在没有通知和安排撤离的情况下泄洪。官僚灾难在停雨后却依然继续，28日消息称，当卫辉市的洪水尚未退去，志愿救援人员仍在城中涉水搜救灾民时，卫州市政府却突然通电，至少8名志愿者触电受伤，目前生死不明。 这次雨灾与官僚灾难引发了民众的普遍不满和愤怒。暴雨过后，民众聚集在被淹没的京广九路隧道外围观，遭到现场的警察驱赶。特别是当隧道完成排水，开始将隧道内的车辆拖走时，警察用更为粗暴的手段驱赶甚至殴打在场群众。令人怀疑官僚是否为了掩盖隧道内死伤惨重的实际情况。 在27号，大批郑州市的民众到地铁沙口路站外献花吊念死者。政府随即在站外围封起挡板，阻止民众继续献花和吊念。然而在当晚，有民众自发拆除搬走挡板，得到在场其他民众的欢呼和鼓励。在28号，前往吊念的民众更多，鲜花更一直延伸摆放到街尾。而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政府默认了民众这一抗争举动，没有再次重新围封车站。 但在另一边厢，中共在面对强烈的民众不满情况下，继续采取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方式以转移民愤。特别是共青团鼓吹民众针对BBC、CNN、以及德国之声等境外媒体记者。而这些记者亦表示在中国进行采访工作其间感到明显敌意，以及遭到部分民族主义者的阻挠和围堵。有人指部分身穿黑色便衣参与围堵外国记者的人实际上是国安秘密警察，他们当中甚至携带了专门用来干扰击落无人机的武器。央视在当天的新闻报道中，对于全国关注的河南水灾仅仅数字带过，却大篇幅地报道欧洲的洪灾消息。 民众在这次水灾中同样觉醒的，是开始意识到这次灾难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民众网络上开始疾呼“请不要用天灾掩盖人祸”！官僚体系的无能和腐败放大了这场灾难，只有全面落实民主权利，消除对利润的贪婪，才能彻底扫除官僚腐败。政府面对天灾危机时总是优先考虑自己的政绩或经济效益而非民众的生命安全。交通、建筑和城市规划部门应由工人阶级民主控制和管理，不容私人资本染指，绝不能心存侥幸拿民众的性命冒险。这次的灾难亦再一次凸显了中国的工人为何需要独立工会。对于危害民众安全的大白象工程，除了要民主控制建筑部门，工人通过新成立的独立民主工会民主地选出工人安全代表，让他们有权在紧急的情况下宣布停工停课，以及否决危险的工程方案。民众亦要自下而上的组织抗争，与各地的工人群众团结一致，反对资本主义和专制官僚为牟利罔顾环境成本，用社会主义的政策对抗气候危机，终结资本主义的破坏性统治。 中国：习近平的多重危机 习近平计划在党大会中完成他成为中国终身统治者的加冕仪式。中共的党大会只是个橡皮图章，并不是一个进行辩论和民主投票的政治会议。这次大会和中共内部正在进行的权力斗争或将迫使习近平做出一些妥协，这会是他首要的任务。习近平政权的每一个政策和行动，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他巩固从“一党专政”过渡到“一人专政”的过程有关。 这个过程的结果并非个人心理或野心所致（至少不是主要因素），而是随著全球和中国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国内不断紧张的社会情势，以及以新冷战为表现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协调的经济和外交攻势爆发，中共极权国家机器内部不断积累的极端矛盾。一般来说，历史上的一人独裁政权都代表著深重危机的出现。 这也就是中国今天的处境。习近平的统治已经进入了一个多重危机叠加的阶段。事实上，他的政权在采取行动“解决”现有危机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危机——从香港和台湾，到人口危机，再到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进行了近6年的经济“去杠杆化”，但债务仍然像病毒一样在经济中蔓延。当监管机构对债务问题的注意力从一个经济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时，任何原本暂时下降的债务水平都会反弹。 日本病？ 中国人口危机对从消费到债务水平再到养老金和养老的方方面面，都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人口恐怕已经达到顶峰并开始下降，来得比大部分预测提早10年。中国在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就出现“未富先老”噩梦，似乎越来越有可能。 十年一度人口普查在5月份公布，但当中各数字之间根本自相矛盾。人口普查结果也被推迟了一个月才公布，令人怀疑数据遭到篡改。和谈到其他所有政策时一样，政府机关和媒体只能报导各种“胜利”。“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个亲中共的智库）的黄文政认为，中国人口危机、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劳动力萎缩和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可能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中国迫在眉睫的潜在危机已经充斥著“日本病”特征：经济放缓和“人口增长停滞”相结合，恐将延后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时间，甚至让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事。以美元计算，中国的GDP目前约为美国的75%。日本在1990年达到了类似水平，但随后陷入经济危机、长期停滞和“失去的数十年”。今天的美国经济规模已经比日本大四倍。 中国人口危机显示，尽管社会普遍误以为中共有能力提前计划，中共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为什么没有更早地实施新政策？这可谓习近平的另一大挫败，更加剧中共内部权力斗争，部分反映出对习近平统治下的“政策转向”甚至政策瘫痪的焦虑。4月，作为国家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极反常地介入此事，发布了一份有关人口转型的报告，敦促彻底改变人口政策。这种公开批评标志著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人行因其经济作用而享有稍大一点的自由度，而其他国家机关只能保持沉默。人行该篇报告指责政府的“观望态度”，并警告说“如果没人想要更多的孩子，放宽政策就没什么用了。”许多评论员认为人行这个特殊的部门已经成为脱缰之马，现在采取措施加紧对它的控制也没有任何用。 人口普查报告，以及可能存在的未公开、甚至更令人震惊的调查结果，显然已促使政府采取行动。但中共政权最近的一系列人口政策带来恐慌。5月政府颁布了新的三胎政策，随后在7月出台了一项更明确的措施，取消了自1980年以来实施的对计划外生育（“超生”）的所有罚款。但是，政府宣布三胎政策时，公众压倒性地怀疑这个政策，甚至是对此很愤怒——规定的改变并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新华社》的一项民调显示，93%的受访者完全不考虑生育第三胎。该民调在数个小时内被移除。网上的一条评论总结了当时的流行情绪：“政府觉得我不买劳斯莱斯，是因为限购吗？ ” 带有负面影响的“胜利” 在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40年里，中共独裁政权被普遍（尤其是外国资本家及其机构）认定是可靠的经济与政治管理者。是的，独裁政府牢牢掌控所有媒体、银行、关键经济部门和世界上最大的官僚警察机器，不受被中共操弄的法律体系约束，可以做许多其他较“轻度”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做的事情。但他们也会失败，有时是遭遇灾难性的失败。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共政权经常被自己的审查制度、来自地方政府的虚假和夸大的统计数据，以及下级官员害怕说真话会招致习帝不满等因素所蒙蔽。中央政府的政策往往被在保护自身利益方面非常老道的地方政府冲淡或阻挠。 这就是新冠肺炎如何在武汉开始并严重爆发，然后在中央政府作决定之前蔓延到海外的原因。所有这些因素似乎也让人口危机演变到现在政府补救恐为时已晚的地步。这将需要国家进行大规模干预，以降低房价、提高工资和工人的福利保障、结束在职场和社会上对女性的歧视、将医疗支出至少提高到全球平均水平（目前仅全球平均的一半水平）并取消所有中等、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费用。若要实现这些政策，我们需要革命性的反资本主义变革，而这只有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可发挥这样的作用、完成这一任务。中共政权若要实施这些政策，第一步就会丢掉权力，所以它没有能力采取这样的政策。 中共在香港没有退路 习近平通过强硬的民族主义镇压将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而其统治越来越在自身宣传制造的假象中深陷迷胧。其的政策往往使现有危机加倍严重并制造新的危机，将社会紧张情势推到极端。习近平政权在新冷战中的失误，例如对现已崩溃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过度自信（这促进了拜登对欧洲的拉拢），令中共的反习派抱怨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路线被抛弃。 香港是另一明显的案例。习近平的镇压、在2014年突然取消允许实行一人一票真普选的早前“承诺”，以及当年雨伞革命结束后的白色恐怖，极大地触发社会紧张局势，随后因最终导致了2019年的社会爆发——逃犯条例修订不过为次要问题。习近平的政策掀起了一阵风暴。 从此，由于习近平的字典里没有“退路”二字，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直接控制香港，消除香港与大陆的区别。习近平还利用对于香港的全面控制，虚张声势表现其政权拥有无上权力，不像冷战中美国领导的阵营“虚张声势”那样陷入瘫痪。 当然，在香港的战斗双方力量差异悬殊，北京几乎掌握著所有的底牌。在中美资本主义之间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这并不是衡量力量对比的可靠指标——如果习近平政权相信自己处于绝对优势，他只会犯更多的战略错误。在台湾和南海，美国的反击将更加猛烈，并将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军事和外交联盟网络，以保护其在亚太地区的帝国主义利益。 就内宣而言，香港作为宣传习近平这个强人的“胜利”，就算不是典型案例，但也具有重要意义。但这需要付出代价。对香港的镇压极大地令北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更为棘手。两岸冲突通过谈判解决的可能性从来就不高，现在则更是几乎不存在。 香港的出逃移民潮 此外，即使在香港，负面影响也可能会在一定时间后显现。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劝告说：“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大凡用兵的原则，使敌人举国屈服，不战而降是上策，击破敌国就次一等）。”但习近平和他在香港新上任的顽固手下们已经开始大肆逮捕、颁布禁令、清洗反对派与进行恐吓。他们现在甚至查禁儿童读物。中共这样做是在“毁掉”这座城市，并导致成千上万的人移民海外或正计划移民。在撰写本文时，每天约有千名港人出逃——这还是在许多疫情旅行相关限制取消之前。 跨国公司不再指望香港作为其亚洲总部的基地，尤其是因为香港在华盛顿的命令下遭踢出“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随著外资陆续撤出香港，中国大陆的资本和企业将填补这一真空。习近平最近打压中资企业（特别是科技企业）、阻碍他们在美国上市的计划的副作用之一，也使得他们需要依赖香港。 但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未来显然不同于作为全球金融中心。香港未来将更多与上海和深圳竞争，而非与纽约、伦敦甚至新加坡作竞争。这个过程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过去一年的事件使香港即使在金融意义上的长期“大陆化”也成为必然。因此，“亚洲国际都会”的命运将成为新冷战时代去全球化的缩影。 毛泽东时代的教训 香港的全球金融地位本可作为服务于中共政权的有用工具，以规避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西方的反华保护主义和遏制政策。这是香港在过去担当的传统角色。即使是毛泽东的非资本主义政权也允许英国人继续控制香港，因为让英国殖民者留在那里是“有用的”——如果他们愿意夺取香港，中共本可以在24小时内占领香港。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毛派在1967年反英抗暴，最后却被北京出卖。这段历史显示了习近平政权与之前历届中央政府在外交灵活性和“务实”方面的鲜明差别。 在新冷战爆发前，中共所谓的超级经济大国形象给贪婪的外国政府和资本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涌向中国，抓住一切机会与中共高层官员打交道。中国对新冠疫情的迅速抑制（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政府的灾难性反应）暂时突出了中共制度的“优越性”，这当然也是习近平宣传的主题。但是，中国现在激增的多重危机的数量，令人怀疑中共政权是否真的有作出过计划。 人口危机：独生子女政策和资本主义复辟的遗产 从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间，中国劳动力减少了4500万，未来五年将再减少3500万劳动力。 2021东京奥运期间的中国与民族主义 中国日益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席卷了2021年东京奥运会。奥运会有著不光彩的历史，亿万富豪赞助商与传媒公司劫持了其耀眼的体育成就。奥运会由腐败、反动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控制，而国际奥委会在历史上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专制政权有著密切的联系。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和萨马兰奇 （Juan Antonio Samaranch）这两位长期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人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同情者。近几十年来，奥运会也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的奴隶，使他们能够通过大白象基建来获得利润丰厚的合同并炒高房价，而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基础设施在奥运会结束后就很少使用了。受新冠疫情影响，本次东京奥运在无观众的场馆举行，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疯狂、当然也是最昂贵的奥运会。其花费至少154亿美元，而这笔钱可拿来建造300家医院。 对于中共当局而言，这场国际赛事与其说是一个体育竞技场，倒不如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舞台。中共借由运动员的奋力拼搏展现所谓“大国自信”。这并非中共独有现象——其他资本主义政府（尤其那些世界强国）也出于这个目的利用奥运会。但也许在中共统治下，这种民族主义野心比任何其他政权都更强。在通过政府经办的体育学校全日制训练的“举国体制”下，运动员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中国拿最多的金牌，而自己如果没得冠军就要挨骂。也有不少时候，当中国选手没得冠军时，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充满针对夺金的他国选手的叫骂声。中共在1971年提出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体育工作政策，在民族主义热潮下沦为彻底的空话。这阻碍了公众将体育运动视为身心技能竞赛并享受其中。 在羽毛球男子双打决赛中，中国选手李俊慧、刘雨辰因不敌台湾选手而“屈居”银牌，遭遇大批中国网民的指责，说他们没有拼尽全力、缺乏斗志，更有甚者要求两人立即退役。如果没有收获金牌，运动员本人会遭到指责、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错；但如果运动员收获了金牌，就不能只把功劳归于自己，而必须感谢国家感谢党。在4×200米自由泳接力夺得金牌的张雨霏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力量不服输，拼了就可以激发潜能”，仿佛自己是靠“中国力量”支撑才拿到的金牌。举重运动员石智勇则表示，要将他获得的金牌作为中共建党一百周年的献礼。 中共官媒央视在在羽毛球男子双打决赛后，没有转播颁奖仪式，一方面迎合中国国内不断高涨的、政府操弄民族主义情绪（包括这次对于输给台湾队的愤怒），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明确“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只反映富豪精英阶层为了资本主义扩张而想要有更多权力、而非台湾与大陆工人阶级利益的论调——毕竟，台湾艺人小S徐熙娣只是讲了“国手”二字就被打成“台独”“辱华”，如果转播台湾的奥林匹克国旗歌，那岂不是央视带头“辱华”？而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后，有网友没有跟著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骂击败中国队摘金的日本选手，而是就事论事理性分析，结果被扣上“汉奸”等帽子。尊重对手的体育精神在此时荡然无存。 奥运期间的这种民族主义发展走向极端乃至失控，也体现在对于本国运动员言行的态度上。在羽毛球女双预赛中，中国选手陈清晨在比赛期间数次大声喊出中文脏话引发争议。为此辩护的中国网民在一开始盛赞这是“优美中国话”、中国媒体则称其为“C语言”，也有部分网友硬掰陈清晨当时喊的是音近的“watch out（小心）”；但到韩国方面决定根据世界羽毛球联盟规定投诉的时候，这些网民基本上都说是“watch out”、不再承认是中国话了。无论是否觉得韩国人输不起、想在此时此刻嘲讽一番，讲法出现这样子的改变，肯定有害怕韩方投诉真的会给中国选手造成严重后果、会破坏中国形象的成分在。 民族主义过火不只是对外造成麻烦，甚至也演变成针对中国本国的运动员的网络暴力（网暴）。射击运动员王璐瑶因为没拿到奖牌发自拍表示遗憾，而被喷“就是想红”；而夺得在这次奥运首枚金牌的杨倩则因为被人挖出1年前晒Nike鞋的微博图文，被骂“崇洋媚外”“跪族少女”，甚至有极端网民要她“滚出中国”。对此，中共官媒陆续出来为民族主义煞车：环球网发文反对网暴，鼓励王璐瑶不要灰心；《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自媒体“侠客岛”除了谴责网暴以外，亦批评认为喜欢外国品牌就是卖国贼的观念狭隘偏执。 在这次奥运最后一天，中国被美国反超，丢掉了维持多天的奥运金牌榜第一名，势必会让那些民族主义势力再次暴怒、四处出征。但这样子的出征行为引发了海内外太多的反弹，不免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对于2022年北京冬奥有不利影响，因此中共当局想办法对此降温。当然，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并非中国独有，新加坡也有过网暴本国表现失利选手的案例，韩国、俄罗斯等国选手则有过为本国“争光”而犯规或使用禁药的记录。国际体育赛事在资本主义底下必然充斥民族主义，而只有经过社会主义变革，完全的公平竞争与真正的体育精神才能实现。 1971年基辛格对中国的秘密访问 “Eureka!（成功了） ”这是1971年7月9日至11日，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绝密会谈后，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返回美国时，发给尼克松总统的一封只有一个词的电报。从基辛格的角度来看，他的访问进行得很顺利。他的老板是个一个右翼的反共产主义战争贩子，私底下接触毛泽东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是他高风险的政治赌注。 这些会谈导致了美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突破性转变。这最终改变了历史进程，为过去30年最重要的全球关系（即中美关系）奠定了基础，然而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强国的迅速崛起和发展，远远超出了尼克松、毛泽东和他们同时代人的设想。 基辛格的秘密任务，甚至是美国国务院和尼克松内阁的大多数成员都在此前并不知情。基辛格对巴基斯坦进行了一次不起眼的访问，在一次官方晚宴上假装生病。巴基斯坦的军事独裁者叶海亚·汗是少数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根据官方的说法，他没有带基辛格去一个曾属于英国的度假山庄休养，而是由汗的私人司机带他去了一个军用机场，而基辛格从那里飞往北京。之所以保密，是因为接触中国这个提议的敏感性，这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美国主流政治人物（尤其是尼克松领导的共和党中的亲台游说势力 ）的反对。尼克松和基辛格也不确定他们对中国的策略是否会成功。7月15日，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透露基辛格刚从中国回来，次年这位美国总统受邀访问北京。 甚至在基辛格出访之前，双方就已经进行了广泛的非官方接触，探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根据现已公开的总统文件，彼此有著“100多次秘密会晤”。这些讨论为美国男子乒乓球队在1971年4月惊喜地访问中国开辟了道路，从而产生了“乒乓外交”这个术语。 中苏交恶 1972年2月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面，将是一次公关上的大成功，并提高了他的总统支持率。民意调查显示，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支持他的中国之行。尽管如此，这一进程仍以龟速推进，距离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还需要7年时间，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政治的不稳定——尼克松在1974年因水门事件而下台。 尼克松的访问为中美之间的历史性协议铺平了道路，为所有美国总统提供了示范，直到奥巴马开始放弃了与中国的接触 （以及这方面表现很突出的特朗普），转而采取遏制和对抗的方式。 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的政策是一个大胆的地缘政治策略，旨在分裂世界范围内的斯大林主义阵营。美国充分意识到中苏交恶日益严重，甚至在1969年两国爆发了边境冲突。美国统治阶级知道自己正在输掉越南战争，而尼克松-毛泽东的修好政策是其在对抗斯大林主义苏联的斗争中重新占据上风的策略。 因此，毛泽东和他的继任者在苏联和全球斯大林主义的最终崩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这个崩解过程要在20多年后才完成。在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开始了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与美帝国主义修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也极大地促进了这一转变。这是今天的“坦克派”和亲中共的左翼分子不想被提醒的事实——中共帮助推动了苏联的解体。 台湾: 谈判的关键 1971年，美国与蒋介石在台湾的独裁政权结盟，一度有三万军队驻扎在台湾。台湾也有派遣一小队军事人员，到越南协助美军作战。在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谈判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了强硬的要求。他们想要美国的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和贸易特许权——他们也成功得到了。 毛泽东政权正值危机当中，面对著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这本身就证实了中国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体制已经走到了死胡同。但是中方感觉到美方更渴望达成交易。历史学家芬比（Jonathan Fenby）说，为了达成最好的协议，基辛格，有时候还有尼克松，都在拍马屁。在他们的会议上，尼克松称赞毛泽东的著作，而毛泽东也回敬说，尼克松的《第六次危机》“不错”。 双方都直率地分开处理自己的实际权力利益与公开姿态。毛泽东在1973年2月告诉基辛格，两国政府还需要互相批评一段时间。“‘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谈到他们对莫斯科的共同利益，毛泽东说，“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出自尼克松的总统文件)。 谈判的主要症结在于台湾。在这里，美国方面也给了毛政权它想要的东西。尼克松准备牺牲台湾与中国达成协议，这将更加决定性地促进美国在全球的利益。早在1971年4月，基辛格就告诉尼克松，“这是一个不得不发生在蒋介石的晚年的悲剧，但我们必须冷静对待。”总统同意这个说法，说“我们必须做对我们最有利的事”。这意味著接受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当时“中华民国”仍被认为是中国的合法代表。美军还将撤离台湾，“一个中国”外交政策将使毛泽东政权取得重大外交胜利，而美国则转而与台湾建立“非正式”关系，这此后成了美国的一贯立场。 联合国投票发生在1971年10月，以76票赞成对35票反对同意把台湾赶出联合国。台湾代表团最后一次慢慢走出联合国大会。美国投票反对驱逐台湾，尼克松假装对此感到愤怒，但这只是许多外交把戏中的一个。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已经得到了秘密保证，美国在联合国的投票只是作秀——部分是为了安抚里根（Ronald Reagan）等亲台湾的共和党人。美国盟友英国、法国和加拿大都跟随大多数国家投票，赞成将台湾踢出联合国，并将联合国席位给毛的中国。 中国政权与美帝国主义签订的协议，尽管是最引人关注的案例，但它并不是将狭隘的国家和官僚利益置于国际工人运动利益之上的单独一例。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西方的绥靖政策，随后与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独裁政权、希腊军政府和在1973年领导粉碎左翼的血腥政变的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建立了外交关系。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中国与美国和种族隔离的南非站在同一战线，介入了安哥拉内战。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与美国一起，在阿富汗对苏联军队发动秘密战争，甚至允许中情局在新疆的奇台和库尔勒，建立了两个电子间谍站。邓小平政权帮助培训了数千名圣战恐怖分子，其中包括许多维吾尔人——这是段有损其目前在新疆反恐强硬立场的黑历史。当然，今天的世界和中美关系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一场新的冷战——资本主义巨头为“赢得21世纪”而进行的斗争——已经拉开序幕。 斯大林主义和冷战 1945年至1991年的第一次冷战，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地缘政治对峙。1945年以后，中国和其他一系列“共产主义”国家，都建立在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者用“斯大林主义”来形容这些官僚主义的独裁政权，它们使用社会主义的措辞，但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斯大林的独裁统治著1917年俄国革命后，工人国家堕落之后剩下的残余。资本主义已经被废除，但是早期在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工人民主的机构，在徒有其名的“共产主义”的特权官僚机构的崛起下，被其侵蚀和粉碎。 这些国家都实行国有经济，但它们是以自上而下、充斥浪费、官僚的方式进行规划的。通过在政治上压制工人阶级并将其排除在经济和政治决策之外，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没有可能朝向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只有工人阶级进行新一场政治革命，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掌控计划经济，通过废除官僚专制彻底民主化社会。 中国资本主义与气候危机 在河南省省会郑州，自2021年7月20日以来，至少有302人因水灾死亡，中共独裁政权则称其为“千年一遇”的洪水。但事实是残酷而明确的：气候危机已经到来，并将持续存在。 伴随著气温和海平面的上升，中国人口稠密的东部沿海地区会面临被淹没的严重威胁。据估计，如果全球平均气温上升2摄氏度，中国4300万人生活的沿海陆地就可能被淹没。更糟糕的是，像三峡大坝这样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可能会因降雨量增加和永久冻土融化而受到威胁。 煤电狂热 中国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量占全球的27%。习近平吹嘘中国计划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官方媒体不断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但是，中共政权所计划的一切都不足以达到这些目标，更不用说要实现2025年达到碳排放的峰值才能避免重大的“气候临界点”，这可能会为地球上的人类生活留下加速和不可逆的影响。事实上，由中国能源基金会和马里兰大学在2020年协调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中国必须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尽管中共大声疾呼要重视气候问题，但十四五规划没有提到具体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也没有计划怎么限制碳排放。2020年，中国新建造的煤电产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总和的三倍多。数以百计的新煤电厂将被国家能源局开“绿灯”批准。中国66%以上的电力来自于煤炭。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国家电网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通过宣传“清洁和高效”煤炭的神话，成功地游说在十四五规划中建造数百座新的煤电厂。 这直接揭示了中共的资本主义“商会”式的管治方式，强大的营利性国有能源公司利用国家积累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但这也与习近平在世界舞台上和党国内部的地位有关，他的地位在新冷战和新冠大流行病后经济停滞下备受严重威胁。怀揣著在2020年确保终身执政的计划，习近平试图振兴国内经济，这导致他依赖煤电，煤电能让数百万人就业，而且煤矿在国内供应充足，不像天然气、石油或锂（用作再生能源）发电，必须从其他地方进口。 此外，《彭博新能源财经》驻北京的分析师栾栋（Jonathan Luan Dong）表示，可再生能源支出的数字是“根本不可能的”。虽然政府报告说在2020年已经安装了1.2亿千瓦的风能和太阳能，但几乎没有证据看到这对供应链的后续影响。国家能源局也选择不提供2020年的风力安装数据的数字。在新的帝国主义冷战冲突中，为了向投资者和潜在盟友进行宣传继而对数据造假将导致相互倾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地球生态系统的奔溃中走向共同毁灭。 市场就是问题所在 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推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驱动的，它现在拥有第二大“绿色金融”市场，中国的资产阶级可以在这里获得巨大的利润。然而，随著可再生能源规模的扩大，太阳能和风能的价格将开始下降，直到建造新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厂不再有利可图为止。这种追逐利润的逻辑最终使资本主义无法完全过渡到碳中和经济，这就是为什么民主计划经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途径。 中共引入的第二个机制是全国碳市场，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场。所谓的碳市场给工厂设定了碳排放上限，并要求企业在市场上购买“碳污染许可证”才能排放更多污染。但这一政策有严重的局限性，目前对所有污染者实行的“污染特赦”，基本上使市场完全是投机性的。其他地方也存在著的类似的、更严厉的模式，如欧盟已经实施了15年，但并没有降低排放量的迹象。 碳市场不起作用的原因是，它们本质上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允许大型污染企业从消费者那里获得更多的利润。这将使像中石化（中国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这样的公司能够合理化基本商品的价格增加，在化石燃料继续被开采出来的同时，掠夺超过数十亿美元的更大利润。 就在本周，中石化进行了10万吨碳排放配额的批量购买，同时宣布到2025年将天然气产量增长60%。虽然他们认为这是煤炭和石油的净减排，但由于开采过程中的泄漏，天然气的污染往往比其他化石燃料更大。更糟糕的是，中石化增加天然气的原因与去年在新疆发现巨大的新天然气资源直接有关，这为在西部地区进行更多的殖民和剥夺铺平了道路。 习近平的碳捕集之梦 到目前为止，当局还没有宣布或启动真正的计划来实现2060年中国碳中和的目标。清华大学的能源结构模型预测，即使到2060年，在最理想的能源结构下仍然有16%的电力来自于化石燃料。在预测能源消耗总体翻番的情况下，中共正计划通过碳捕集技术“抵消”大量的碳排放。 与世界上污染者阶级中的很多人一样，碳捕集被视为资本主义和地球生态系统的“救星”，据称其可以“抵消”化石燃料开采的成本，并允许这个万亿美元产业持续经济增长。然而，现有的碳捕集系统目前只捕集了全球排放量的0.1%，扩大该技术的规模看起来是非常困难的。采用率极低的部分原因是回收碳缺乏市场，因为它必须与自然碳竞争。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导致几乎所有主要的碳捕集投资都是由大型石油公司进行的，从埃克森美孚到中国自己的中石化，后者刚刚启动了一个“百万吨级的碳捕集项目”。这是因为81%的碳捕集系统实际上是用在原油提炼的，揭示了碳捕集只是污染者用来洗绿自己并合理化开采更多化石燃料的一种方式。无论是在亿万富翁的独裁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化石燃料公司的万亿美元利益都与他们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紧密相连，这使得应对气候无常变化的“政治意志”难以出现。 即使资本主义政府要建立大规模的碳捕集系统，据估计这将需要相当于目前世界上所有耕地的土地。这将为大规模的土地掠夺和世界各地的穷人和原住民的流离失所开启道路，降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资产阶级则继续“照常过活”。 资本主义与环境破坏 迄今为止，中共政权为大规模破坏环境所提供的理由是经济需要快速增长。虽然我们知道，劳动人民的实际受益很少，大部分红利都被中国越来越多的亿万富翁（根据2021年的胡润榜，中国亿万富翁人数超过1000）拿走了。算进环境清理成本的话，这个状况就更加糟糕。 根据中共自己的环境保护部在2015年的数据，空气、水和土壤污染的清理费用将花费6万亿人民币（9600亿美元）。在联合国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中国从1990年到2015年的人均GDP增长率为58.4%。然而，如果考虑到自然资源的损失和生态系统的不稳定，联合国的“包容性财富”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的人均GDP只增长了10.2%。中共的国家资本主义虽然能够调动相对巨大的经济资源，但仍然存在著对短期利润的盲目追逐，这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中共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危机的应对是采取一系列气候紧缩措施，包括上海在2019年实施的垃圾分类的新规则。虽然家庭垃圾是一个问题，但与“污染特赦”下继续从工厂和发电厂喷出的不受管制的工业污染相比，它真的不算什么。 然而，上海市政府已经决定迫使劳动人民为气候危机买单，只要他们不遵循迷宫般难懂的垃圾分类系统，就会被罚款200元（相当于上海市1.5小时的平均工资）。鸡骨是湿垃圾，但猪骨是干垃圾，还有一长串无意义的官僚化规则。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上海的环卫工人，他们不得不加班加点对垃圾进行分类，因为市政府拒绝收集未经分类的垃圾。在没有利润激励的情况下，统治中国的资产阶级对确保大众的宜居环境毫无兴趣，只是在垃圾管理成本过高时强加残酷的生态紧缩政策。 气候帝国主义 中美新冷战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将进一步明确世界资本主义的阵线。在这里，双方都变得越来越虚伪。中国已经资助了从埃及到菲律宾的300多个外国煤厂，而习近平则声称“一带一路”必然是“清洁和可持续的”。由于超过60%的BRI投资用于不可再生能源，拜登政府指责中国将污染外包。但美国也好不到哪里去，继续花费数十亿美元用于海外化石燃料补贴。虽然拜登已经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停止对煤厂的补贴，但美国继续资助比煤更高碳排放的天然气厂，进一步依赖这种美国现在大量出口的燃料。 为争夺锂和钴等可再生能源资源的竞争也可能会加剧。中国已经获得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个主要钴矿的开采权，那里普遍存在童工和奴隶劳动，采矿污染物往往对当地社区造成永久性损害。 同样，在过去两年中，中国在南美的锂矿交易中投资了42亿美元。这激化了安第斯山脉关于工作条件和原住民土地权利的阶级斗争，而庞大的中国国有企业则坚定地站在当地资产阶级一边。双方对锂这一制造电池的重要原材料的需求，对制造电池至关重要，是造成2019年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Evo Morales）被政变的因素之一，亿万富翁马斯克（Elon Musk）在推特上说：“我们想政变谁就政变谁。” 中共对当地右翼势力推翻莫拉莱斯政府一事却基本上保持沉默。 拯救地球的阶级斗争 摆脱全球气候灾难的唯一途径是发挥工人阶级的力量。这意味著要推翻中共腐朽的亿万富翁独裁政权，它把超级利润和其不容置疑的权力置于人民和地球之上。没有一个民主的计划经济，就不可能过渡到一个生态社会，因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对于化石燃料的利用上的，并且它会继续依赖化石燃料作为其增长的核心。 习近平的政权越来越害怕环保抗议活动，因为他明白这些活动对促进工人阶级斗争和意识的爆炸性影响。过去针对焚化炉和污染性化工厂的抗议活动使数以万计的工人阶级居民参加了充满愤怒的街头抗议，最近一次是2019年武汉反对兴建焚化炉的抗议。 群众运动的国际化也开始影响到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全球变暖的危险而变得激进。受到通贝里（Greta Thunberg）的气候罢课激发，一名有著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的16岁中国学生欧泓奕也尝试进行类似的学校罢课。欧泓奕代表了青年中日益增长的工人阶级对环保斗争的意识，她说：“大多数环保组织都是对城市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说话。但我想关注那些被气候变化直接影响而无法发声的人。” 当局对欧泓奕的镇压接踵而至，中共将她逮捕、审讯，并禁止她回到学校。习近平的“环保主义”已彻底表现为一个骗局，中共害怕有一天庞大的中国工人阶级会起来反抗他们对自然的独裁掠夺。中国的工人和学生必须组织起来，建立独立的工会和学生组织，并且为民主地大规模控制所有化石燃料行业和其他主导经济部门而斗争，以过渡到一个真正且环保的社会主义世界。 中共接连镇压与“共同富裕”修辞的背后 中共独裁者习近平今年已经发起了至少14次不同的镇压。最近，当局针对性小众（LGBTQ）进行了打压，并禁止娱乐媒体中出现“娘炮”男明星。 网上的LGBTQ 群组和网站被封锁，而部分大学开始排查同性恋学生。这变相把同性恋再次入罪化。 私人补习班、网络游戏、学校的英语课也都遭受打压。当局亦在打击科技巨头，如阿里巴巴、腾讯和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这导致中国股市今年就蒸发了３万亿美元的市值。习近平也批评所谓的“过高收入”并要求富豪们要“回报”社会。 习近平的民粹主义新转向让部分资产阶级评论员担忧。《金融时报》质疑，中国是否变得“不可投资”呢？索罗斯指习近平要回到毛时代。一些伪左翼也对习近平的新政策感到雀跃，这些人也支持中共在新疆和香港的极权政策，他们认为这些新政策证明习近平政权代表了“社会主义”。 但这既非社会主义，也不是反资本主义的。这不是左翼民粹主义，而是右翼民粹主义。习近平想要挽救中国的资本主义以及他本人的独裁统治。其他资本主义政府，特别是美国的拜登，也在对大企业实施更严的监管及更高的税收。他们放弃过去僵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习近平则是用镇压和加强政府控制的手段来试图达到相同的目的。 什么是“共同富裕”？ 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口号并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这是一个儒家的概念，“均富”也是一百年前孙中山国民党的纲领之一。社会主义者强调需要推翻资本的力量，并且建立工人阶级对于整个经济的民主控制。 习近平则强调其政策并非要“杀富济贫”。习近平的忠诚副手，副总理刘鹤近日发言，保证中共政权对私营企业“坚定不移支持”，并且“政策不会动摇”。 习近平政权正在走钢丝，尝试要保卫其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当局采取措施针对部分影响力过大的资产阶级，譬如科技巨头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同时使用民粹主义措辞来应对因生活水平下降、成本上升与严重不均而日益巨大的群众不满。 中国的亿万富翁（以美元计）的人数远远超过美国：中国亿万富翁有1058人，而美国有696人。中国最富有的1%人口（1400万人）所拥有的财富比人口中最贫穷的50%（7亿人）还要多。这就是中共治下极端资本主义政策的恶果。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 习近平的运动混合了一些针对大型私人企业、富豪明星与如私人补习行业等寄生部门的民粹主义攻击，并加上右翼恐同、反女权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宣传。按政府的说法，同性恋和男生“女性化”都是荼毒中国的西方思想。 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是当局所有宣传的关键，这是为了动员社会准备好在中美双方争夺世界第一霸权地位的新冷战中作长期的消耗战。 同样，香港的民主斗争也被说成是西方阴谋。北京誓言要利用残酷镇压来粉碎香港的“不爱国者”。香港的工会被打压，其领导人物正在坐牢。跟在中国大陆一样，工人权利遭遇残酷镇压，从而实现资本主义的“稳定”。 多重危机 为什么习近平要这样做呢？答案就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跟全球资本主义一样，都在面对严重危机，且不是单一，而是多方面的。中国正面对人口危机，且实际情况比政府数据要严重许多。出生率正断崖式下跌。去年，印度出生的婴儿（2400万）比中国多一倍（1200万），而两国的人口相若。 另外还有债务危机，这跟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紧密相连。全国最大地产商之一的恒大集团正面临破产，其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这比大部分国家的负债还要高。至于政府会否出手拯救恒大，是金融市场非常关切的问题。恒大并不是例外，还有许多潜在倒闭的大企业接踵而来。 中国的房价即使对于许多中产来说都是难以负担的。一线城市深圳的平均房价是该城市平均年工资的44倍。相对地，洛杉矶的比例为9.6倍，而纽约则是5.4倍。 高昂的房价和教育费用都是中国民众负担不起生育小孩的主要原因。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及房地产投机炒卖所导致，也包括公共服务的萎缩。一项政府调查显示很大一部分（超过六成）的中国家庭要花费三分之一的收入来满足子女的教育。 对于私人补习公司的打压，还有限制未成年人士玩网络游戏，这些都很受家长们的欢迎，政府以此来显示自己有所作为。但是这些措施，虽然打击了部分的资产阶级，仍然未能解教育制度当中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普通家庭的经济负担依然沉重。 政策不受欢迎 为应对人口危机，习近平在5月公布了三胎政策，允许每个家庭生三个小孩，而5年前实施的还仍然是一孩政策。但公众对于三胎政策的反应非常冷淡，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反映了政府完全与社会脱节，并不了解普通家庭所承受的沉重压力。 但习近平政权却把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归咎给“同性恋的西方思想”和“传统家庭价值”的减弱。最近法院判决，准许学校教科书将同性恋定性为“精神疾病”，而这种病理化叙述是2001年之前的官方立场。 经济困境 中国经济也处在危机之中。七月，中国的经济出现萎缩，显示后疫情的复苏只是昙花一现。债务及人口问题有可能把中国推向“日本病”。日本今天的经济规模仍处于1995年水平。 帝国主义意味著镇压 习近平政权要面对的另一个危机就是中美冷战。中国的统治阶级内部越来越担心自己正处于下风。美国的反中政策，特别是针对数十家中国科技企业的禁令，正带来切实的伤害。 而习近平最大的危机，是工人、青年以及越来越多中国中产的日益不满。这些因素解释了民粹主义的新转向。习近平希望确保在2022年11月的二十大中能够顺利终身连任。他迫切地要在这次党大会前巩固其政权的支持。 这可能意味著对于工人罢工、香港抗争者、新疆维吾尔族、中国的性小众与女权分子进行更多的打压。 这正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欢迎世界各地工运分子的团结声援及支持的原因。 “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是一场旨在组织这样的团结声援的运动。 恒大危机──中国版的雷曼兄弟？ 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之一恒大陷入破产边缘，旗下的金融机构恒大财富无法兑付其金融产品而出现大规模挤兑。全中国各大城市都有购买了恒大理财产品的小投资者围堵恒大办公大楼，如深圳大楼下挤满了积蓄随时化为乌有的受害者倒地嚎哭，并群起责难在场的恒大金融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法人代表杜亮，部分地区更有数百民众游行声讨恒大，这对政权来说往往带会来紧张局面。 早在去年，恒大已接连传出不利消息，而到今年9月更被标普评级机构下调评级至“负面”。到今年6-7月，恒大商业票据延期，被各商业伙伴及供应商停止供货并要求兑付，网上开始流传恒大资金链断裂的消息。8月开始陆续抛售旗下资产套现。直至9月，恒大财富停止金融产品的兑付，标志著危机的正式爆发。 “债台高筑” 据悉，现时恒大帐面拖欠供应商、债权人和投资者总计1.9665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全国GDP的2%。其中，有息负债（债劵、银行贷款等）共5718亿，当中涉及了超过128家银行和121家非银行机构。当中银行债务对中共政权而言是最为关键的。去年年底，蚂蚁集团的上市计划在最后一刻被刹停，当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蚂蚁的小额借贷业务涉及了与超过一百家银行的合作计划，带来巨大的潜在系统性风险（可参看过往文章《习近平政权向马云与蚂蚁集团宣战》）。而这次，恒大却实实在在的闯下了比蚂蚁金服更大的祸。 至于另一部分超过一万亿元的债务亦绝非无足轻重。这笔巨债来自于恒大利用影子银行进行融资，包括信托、理财产品和商业票据。就商业票据而言，大多属于恒大开给供应商、合作方的商业凭证，约定到期付款，并无任何担保。一旦这些商业票据最终无法兑付，数以千亿元计的坏帐将倾刻冲击整个行业。 恒大在6月30日公布的年中财报显示，恒大净负债率（企业负债与净资产的比重）已高达99.8%。然而这仅仅是帐面上的数字。实际上，恒大先利用将子公司大部分股权质押予债权人，再以该子公司名义举债。这些债务被视为“表外债务”未被纳入计算，而这笔债务实际数额仍是未知之数，但据估计不会少于四千亿元甚至更多。 恒大骇人的债务来源于其高毛利率、高周转率、高杠杆的模式。在过去，中国绝大多数房地产企业都热衷于利用这一套营运模式，以求以最快的速度扩大自身的资本盘和市场份额。这亦同时带动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房价迅速升温，同时亦令银行体系承受了越来越多的风险，因此中共过去十年的房地产市场政策一直强调“去杠杆”“软著陆”“降温”等等。而对恒大的最致命打击在于去年8月，中共对房地产企业推出“三条红线”政策──即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及现金短债比不小于1。而恒大的情况则是三条皆犯，按规定不得新增任何有息债务。这直接导致了恒大无法再举新债盖旧债，令其外强中干的空架子本质原形毕露。 而触发群众性事件的爆发点则是恒大财富的停止兑付金融产品，恒大在港交所的公告称，“本集团的两家子公司未能按期履行为第三方发行理财产品提供的担保义务，相关金额约为人民币9.34亿元”。但另一方面，恒大财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杜亮在与维权者交涉时称，称恒大无法拿出400亿元来兑付理财，这对于小投资者而言意味著其持有的恒大金融产品变成一堆废纸。甚至连恒大员工也深受其害。恒大 内部强制员工购买恒大金服的理财产品，强制认购的金额动軏十万元甚至上百万，这迫使不少员工甚至要举债购买，同时强制任务摊派，要求员工向亲朋戚友推销，活脱脱一个庞氏骗局。 骗局 而最令中国民众反感的，是恒大高层不负责任的行径和态度。在今年7月，当危机已经迫在眉睫时，集团主席许家印不是寻找“水源”以救火，反而是准备进行“特别分红”，抢先瓜分企业资产。而杜亮在被维权者追问下，亦承认自己早于五月已套现其购买的恒大财富产品。据查，基本上所有恒大的高层与中层管理人员早已提早套现离场，而蒙在鼓里的散户民众在最后一刻才惊觉店家原来早已夹带私逃卷款走人。现时，恒大财富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基本都不被投资者所接受，双方仍在僵持。 现时，恒大危机的消息已经波及到国际市场，全球股市应声下跌。港股恒指创下了10个月的新低，而欧洲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东方汇理则是恒大国际债券的最大整体持有者，有机会因此而损失惨重。因此全球资本市场都在观望中共如何应对这一危机。路透社认为，恒大的下场可能性有三：灾难性地倒闭、有秩序地倒闭、或被政府所拯救。 政府对恒大危机的立场因政治因素而变得极其复杂：习近平统治下特殊的危机特征、他对各个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的持续打压，以及在习近平盘算的2022年第三任期前夕加剧的中共权力斗争。情况充满矛盾。有明显迹象表明，地方政府、银行和其他政府部门为联合进行政府干预在幕后进行准备。但与此同时， 中央政府并没有官方表态， 发出了政府不为所动、恒大的命运将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信号。与极权政府一样，我们不可能确切知道恒大内部发生了什么。对习近平而言，出于数个原因，出手拯救恒大会带来负面影响。这将标志著政府打击“金融风险”的行动和“三道红线”政策的挫败。这会加剧资本主义的“道德风险”——金融投机者将乐于投机，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投资失利，他们会得到出手拯救。习近平的形象也会受损：出手拯救将被解读为他放弃控制资本家中最不受控的部分的强硬作法。但让恒大倒闭这一替代选项可能引发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甚至可能威胁到中共对权力的控制。这解释了中央政府表面上漠不关心和背地里疯狂行动的矛盾现象。这也可能导致失误，以及政府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不过，我们可以确信恒大危机不会是直线发展的，其影响会有可能会扩大成更广泛的金融及经济危机。 如前文所述，中共首先必须维持其银行体系的稳定，以免整个金融体系的第一块骨牌倒下。因此，自然最大的可能是如海航模式般，政府出面，派驻工作组进驻，进行资产处置，并尝试实行有序倒闭，然后再追究许家印和一众高层的法律责任。现时，中国网络上流传恒大高层的接待备忘文件，内容显示他们极其奢侈乃至荒唐生活方式。这很可能是中共所做的舆论准备，为日后清算追究这批人打下舆论基础。严厉刑罚无疑很受人欢迎，但相对于处理导致危机的真正问题，这些都只不过是作秀而已。 “雷曼兄弟” 现时，国内外都在讨论恒大会否成为中国版的“雷曼兄弟”。台湾央行评论认为这将会成为雷曼翻版。高盛预期在冲击最小的情况下，恒大危机可能使中国GDP减少1.4%，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多达4.1%。但其实，虽然恒大与雷曼兄弟有其相似之处，都是行内数一数二的领军企业，以及与商业伙伴连结共生。但现时判断恒大危机会否成为雷曼翻版言之尚早。这个辩论欠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无论是雷曼还是恒大都不是危机的根源，他们都是背后更大问题的征兆。在中国，恒大反映了过去20年房产空前泡沫的终结──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泡沫。正如我们在2019年对于中国的展望文件中警告道： “中国经济中最大的‘灰犀牛’是房地产市场，其市场价值已膨胀至65万亿美元，是七大工业国经济总量的两倍（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这几乎是中国GDP的五倍，代表著投机泡沫甚至超过了198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的水平。” 文件中我们还预测： “政权在宽松与紧缩的货币政策之间走钢丝，这将造成风险——要么触发房价再度上涨，要么可能导致市场崩溃。这只是在现在还是日后泡沫破裂之间作出选择。驻上海的经济学家谢国忠说：‘只有债务继续比GDP更快速成长，（房地产泡沫）才能维持下去。中国几年前尝试过的任何去杠杆化措施都会使泡沫破裂。’” 就如我们上述所指出，是中共自己的打压、“三道红线”触发了当下的危机。但是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他们又有什么可做呢？巨大的房产泡沫终于开始跌了，就算是政府重回到大规模信贷扩张的政策下这个过程可能会被延长，但当局极力想避免这个情况。但无论事态的发展如何，过去房地产行业的高速增长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房地产行业占中国GDP的25%，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这数字更高，这会对中国未来数年的经济有深远影响。 因此，我们能够提出结论，恒大危机是中国经济的转折点。 中共最终可能被迫要以某一种方式接管恒大，来限制对房地产和金融系统所造成的冲击。但这可能是当局未来更多地被迫干预和接管的开端，来防止市场崩塌。这可能是房屋需求减缓、企业信心受到动摇、房价下降，并由于银行与房地产的高度相连，有可能蔓延到银行系统。同样，出于政治及经济原因，中共绝不会再允许房地产企业继续过往那种高杠杆高风险的市场模式继续维持下去。 但政府干预并非长远之计，“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只能够尝试保护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免受其自我毁灭的力量所冲击，在亿万富豪们多年来掠夺大量私人利润后将损失“国有化”。没有群众的民主控制及计划下，基层大众所面对的房屋噩梦并不会得到根本解决。 中共镇压劳工议题 港大劳工研究博士方然被捕 8月26日，研究劳工议题的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方然在广西南宁市被国安人员带走并被秘密关押，至今未有任何消息。根据方然父亲提供的信息，方然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意味住他可能会被拘押六个月，期间与家人和律师隔绝。 多次被打压 26岁的方然曾多次被当局邀请“喝茶”。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似因为研究中国劳工问题而被打压。向来政府视劳权为禁忌。香港《南华早报》评论道：“他被拘押使香港劳权团体感到心寒。很少人愿意评论为什么一个学生可以被指控颠覆国家”。让报引述多名方然的同事，形容他是“热心的社运人士”。方然曾于清华大学成立左翼读书会，而他父亲为中共党员。他的一位同学指方然在少年时期加入过中共，因为他当时以为中共是为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奋斗。该同学向《南早》表示说：“他可能以为中共代表平权和解放的事业”。 一直以来，中共对劳工议题持敌视的态度，任何研究、讨论，甚至仅仅是报道劳工状况的信息都可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进而遭到中国国家机关的警告甚至被拘捕定罪。 早在2010，深圳——这个当年带领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城市——就开始打压帮助劳工的非政府组织，直到这些机构全部在政府的压力下解散，众多工运分子和NGO人士被判监。从2018年开始，政府口径更是直接把非政府组织和“境外势力”联系起来，号召爱国主义分子积极举报。最重要的事件是2018年佳士斗争的镇压，当时众多左翼青年前往深圳参与运动，提出独立工会这项重要诉求，结果超过80名佳士工人和学生被拘押。 几个月以来，虽然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看起来是“维护劳工权益”的政策，例如最高法院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在八月末宣布“996”工时制度违法，但对舆论的控制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2014年，中共成立中央网信办，开始加大对网络的控制力度。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网络警察系统，并且采用最先进的网络技术来对关键字进行审查，监视网l络讯息，操控网路舆论。被网络警察判定为“违法”或者“有害”的用户将被约谈、拘留甚至逮捕。方然不是第一位因为研究、讨论劳工问题被带走的人，更不是最后一位。 万马齐喑 除了劳工议题以外，几乎任何涉及到批评时事、讨论政治的言论都有被中共“约谈”的风险。有人戏称：“在中国，你只能赞美和感恩”。根据相关报道，仅仅在2020年的头几周（也就是疫情最严重的那一段时间），广西警方调查了385名“散布谣言”的人，青海警方约谈了72人，宁夏警方约谈了66人。这个数字是通过零星的政府消息统计出来的。实际的数字不为人知，但一定比这多。 在网络上，由于信息封锁，方然被捕的事件仅仅在小范围内被人了解和讨论，但越来越多的镇压行动已经不再是秘密抓捕可以掩盖的。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讹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日益高压的政策（尤其是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暴露了他们的真正面目。 工人阶级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阶级争取自己的权利。马克思主义者支持民主斗争和工人斗争，主张建立属于工人阶级的工会和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而且还要把这些斗争和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 中国教育改革究竟利谁？ 今年以来，中国下发了多份关于教育改革的文件，包括控制初中生升学比例和取缔课外补习机构。3月，中国教育部发布了一份文件，要求各省保持高中生和职业高中入学比例控制在1：1。7月，中国教育部再次下发文件，开始打击校外培训机构。广东、湖北等地更是出动了“扫黄打非”办公室，使用行政力量开始“整治”。 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在舆论中掀起激烈地讨论。例如，有人认为，这些政策是为了保障教育公平，避免补课的内卷竞争，因为有钱人过去可以通过补课来接受更好的教育；另有一些人认为，尤其是家长，这剥夺了他们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晋升的权利。有一名家长在采访中表示，即使去一所稍微差点的高中，也不愿意自己的儿子进入职业中学——因为那样的话就会在就业上遭到歧视。 补习班被禁的影响 中国的教育改革真的是为了保障教育公平吗？实际上，在取缔了公开的补习班之后，官僚和富人的子女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获取更多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一种方法是通过“地下补习班”或者家教等渠道来补习，鉴于政策影响，这样的补习班将会更隐蔽和昂贵。例如在黄山，一名教师被爆料在自家的别墅开补习班，一节课收费数百。另一种方法是直接跳过高考，通过高中“国际部”（实际上就是留学预科班）去国外读书，或者参加分数要求更低的“国际学院”。这种情况更是官僚集团和富人的专利，因为出国或在国际学院接受高等教育需要支付的费用高达一年十几万甚至数十万。 穷人失去了公开补习机构之后，也就更难获取额外的教育资源，从而失去实现阶层晋升的唯一选择（虽然这根本不是选择）。他们将很难在高考的“独木桥”上与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竞争。不仅如此，初中毕业生还面临“分流”的问题。在现行制度下，由于政府要求对毕业生升学比例进行控制，大量的初中为了完成“指标”和提高升学率，连同职业高中一起，劝说班级上成绩不好的学生放弃中考，直接和职高签约。而另一边，家教、私立高中、留学中介等机构将会获得更大的市场。工人阶级中稍微积累了一点财富的家庭也不得不把他们的血汗钱投入其中。即使在今天，大学生的就业前景不容乐观，但在中国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只能尽可能获得更高的学历才能取得高收入的职位，否则只能沦为“廉价劳动力”。 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是不健康的制度。由于教育资源不足（这种资源不足本身是中国僵化的系统造成的，很多地方教职工拖欠工资，或是设施老化；像在四川、河北、河南这样的劳动力输出省份，政府更倾向于让学生“落榜”来维持劳动力输出），学生学习周期极短，每名学生都不得不在极短的时间内生吞活剥教学内容，进而发展为畸形的“填鸭教育”。在这种教育体系下，学生几乎完全没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只能沦为“考试机器”。 教育到底为了谁？ 另一方面，中国正在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危机。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一些机构的预估中国的劳动力缺口可能在未来达到1100万。届时，中国将无法继续保持“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这是改开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得以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劳动力短缺不仅仅是人口问题，而且是青年在愈来愈重的剥削（高房价、过度加班等）下，不愿意继续扮演“廉价劳动力”的角色，但是资本家不愿意提高工人工资——他们已经习惯了压迫工人阶级。因此政府选择用中考分流政策来逼迫他们回到工厂去，美其名曰“强化职业教育”，但实际上是限制学生接受教育的权利。 我们需要一个保障青年人受教育权利和工人阶级利益的健康制度，而非一个由精英所控制的以及通过牺牲年轻人的未来以维持自己统治的畸形教育制度。随著中国发布新的教育改革，基层家庭的学生、甚至无产阶级中较为富裕的家庭，也将被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甩在身后”。我们主张一个民主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大力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取消学费及一切学校杂费，适当地延长学制，来保证每一名学生无论家庭条件如何都能享受免费公平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畸形的教育系统和社会不平等。 “电子海洛因”与“精神鸦片”？ 中共污名化打压电子游戏的背后 中共政权针对电子游戏业再度出手，对电子游戏大肆污名化及予以严厉打压。更以行政手段“规定”未成年学生每周只能游戏3小时，且只能在周末和假日进行。根据规定，中国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假期的每天晚8点至9点对未成年人提供一小时服务。 不合时宜的思维 这一政策立即引起国外内的哗然，当然，更深层的原因离不开作为习近平政权出手打击科技与互联网企业。对于受这政策影响的青少年学生而言，这不伦不类且“鸡肋”的“周末一小时”政策所显示的则完全是官僚的无知和与实际生活的脱轨。 中共这已经并不是首次针对电子游戏，在这背后有著深远的社会主流意识和传统文化的舆论根源。习近平突然推出这一政策是为了争取家长支持，通过以“万恶” 的电玩作为战靶，营造政府政策大刀阔斧、力图解决人口危机以及儿童教育负担的的形象。2000年官媒《光明日报》就刊载了《别让游戏机害了一代人》的文章，同年又再发表《电脑游戏：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这是随后电子游戏在中国被污名为“电子海洛因”、“精神鸦片”的滥觞。 2007年，开始正式付诸实行一套针对网络游戏的“防沉迷系统”。这系统日益严密，至今，配合手机实名制和AI人脸识别技术，虽不说能完全滴水不漏，但已不是十多年前随便下载一个“身分证号码生成器”就能绕过的关卡。 但事实上，中国的游戏厂商却因此而受到了即时且严重的打击，这不仅仅体现于受政策影响而造成的股价和市值下跌这些帐面上的损失，更造成了营运成本的大增。据悉，AI人脸识别技术的调用成本约为每次0.68~1元，如果玩家每次登录都识别一次的话，所增加的成本简直难以想象。长期下来，即便腾讯也难以负担附加成本，更遑论那些小本经营，旗下只有一两款游戏的小厂商了。 这对中国经济可造成深远的影响。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发表研究报告，直到2030年时，中国因镇压科技公司将造成45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习近平政权愿意受这巨额的帐面损失，动机在于他们认为，不论作为金融企业还是收集大量资讯的企业，都不能放任这些科技巨企发展至“大到不能倒”，对他而言，腾讯已相当庞大，在香港港交所市值达6560亿美元，旗下的微信用户达12亿，并从中搜集了巨量的用户数据甚至通讯内容，对于中共而言这些都事关“国家安全”，绝不能失去对这一切关键点的控制。 古板的家教教条 社会上大部分传统家长仍没有摆脱“勤有功、戏无益”的古老家教教条，视各种消遣娱乐为洪水猛兽。不论是五六十年代兴起的新派武侠小说，七八十年代的摇滚乐，到八九十年代的电视剧都有过被视为“精神毒品”、“教坏下一代”的污名化日子。这不仅为习近平打击娱乐产业的民粹政策提供了土壤，也诞生了诸如“豫章书院”和“杨永信电击疗法”这种通过折磨虐打青少年，摧残其心智以“戒除网瘾”的恐怖畸胎。 归根究底，每一代人都有其趋之若鹜的娱乐形式。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激烈竞争压力下亦难免令人更热衷于寻求“高浓度”而激烈的娱乐形式。这些娱乐手段反过来同时又为资本所控制，它们不会在乎娱乐的“质量”或“健康”与否，只求最大限度地吸引用户投入消费，迅速大量地获取利润，无可避免会令部分人迷失其中。对于广大的中国青少年而言，过大的课业压力、缺乏公共娱乐空间和多元的娱乐方式、家长对娱乐的错误理解和刻板印象等因素，都很容易造成青少年学生沉迷电子游戏。 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性问题，“青少年沉迷电子游戏”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非常次要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由家长、学生、教师共同民主地制定教学的课业与作息安排；扩大公共教育的投入，减轻学生的压力和家长的教育成本；社区建立充足多元的公共休憩娱乐设施并免费开放；设立全面的托儿服务。并最终建立一个开放、多元、而活泼的社会主义社会。为此，资本家对经济发展的控制以及高压独裁体制都要被废除。 由阿里巴巴到女权主义受到镇压 近日发生的阿里巴巴性侵案、吴亦凡事件等，反映出资本权力无限扩张对中国女性压迫的同时，也促进著中国女权意识、工人意识的进一步激进化。 8月7日一位勇敢的阿里女员工在网上发帖，声明自己被恶意灌酒并猥亵，又被其上司偷办房卡多次侵犯。屡次向公司反馈遭冷遇后，这位女士只能通过发帖与在食堂发传单维权。阿里公司包庇罪犯的做法，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愤怒，许多人将矛头指向根源性的资本主义性压迫。 舆情汹汹，阿里被迫炮制一份6000人联署文章进行公关，中共官媒大张旗鼓进行报道，试图在阿里内部消化这次事件以平民愤。却遭到上千阿里员工及网民发帖斥责“你代表不了我们！”，并且质疑“工会和妇联去哪里了？”。可见，所工会与妇女组织只是政府打手，不会代表我们的利益。 职场性骚扰与恶意包庇早已不新鲜，此事只是继米兔运动后中国女权意识的又一个引爆点。早在2000年，《深圳周刊》的调查就显示，有62%的受调者表示受到过性骚扰，其中有八成为女性。而近日“激流网”的调查则显示，有70.3%的受害者由于惧怕失去工作等会保持沉默。而向单位求助的受害者中，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用人单位对施害者没有作出任何处罚。 然而，性骚扰只是资本对女性压迫的冰山一角。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则加深了女性工人的生存压力。有研究表明，中国男性员工的平均实际工资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员工，在控制变量的前提下超过60%的实际工资差异源自性别歧视。这不仅降低了在家庭中女性的经济地位，也使得资本对女性进行更重的剥削。 对女权运动的恐惧 在当今女权浪潮汹涌待发、与中国资本主义对女性压迫日益暴露猖獗的情况下，反革命势力感到恐惧并进行猛烈反扑。中共政府害怕洪流一触即发，与工人、青年和少数种族的不满交汇在一起，便逮捕迫害女权活动家，封停女权主义网页与公众号，并一方面象征性地制裁首恶平息民愤，一方面却命令民族主义网军对女权主义者进行网络暴力。对于涉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改革，如提高女劳工经济地位、出台反职场性骚扰规章制度等，中共政权却无所作为，并让倡议者噤声。 另一方面，资本家集团也不断学习欧美国家的财团公关话术与分化方法。譬如阿里性侵事件中的阿里官方，就炮制出一个不存在的员工行动小组，来自导自演一场针对职场性骚扰的“改革”，从而转移矛盾，在企业内部消化此次事件。但是随著工人意识的不断提高，这种拙劣的闹剧将被一次次识破。 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新一轮激进化的女权主义浪潮与工人意识觉醒，将让统治阶级处于极大的困局。从五年前女权五女的英勇抗争，到近年反抗职场、官场性骚扰的米兔运动，到近来吴亦凡事件、阿里事件引来的公众舆论对资本势力总集火，都让中共与资产阶级感到群众运动的巨大压力。并且女权意识也越来越与无产阶级意识联动起来，社会公众对父权文化的批判逐渐开始上升到对权贵与制度的根本性批判。越来越多的左派青年（包括部分毛左）也开始认识到女权运动的重要性，这都将对习近平的终身独裁统治造成麻烦。 面对资产阶级对罪犯的包庇纵容，与中共象征性执法的伪善，加之习近平为了个人历史性连任企图用残酷暴力镇压应对动荡的危机局面。在当前革命与反革命交织的情况下，也只有将妇女解放、维护少数民族权益、LGBT运动、建立独立的工人运动这些斗争联合起来，使斗争矛头指向资本主义、极权主义、父权制，推翻独裁政权与资本主义体系，才能完成妇女解放、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任务。 当局禁“娘炮”上电视——性别刻板印象背后的父权构建 9月2日，中国广电总局发布了有关加强对于文艺节目管控的通知，要求在影视产业禁止不合官方价值观的人物、节目与外形，其中还特别提到要坚决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 刻板印象 当局已经不是第一次借打击所谓“娘炮”来强化性别刻板印象了。2018年、2019年官媒都有对“娘炮”上节目、带耳环的批评，抨击这些是“不良文化”。今年1月，教育部更是公布了文件，要求在教育中加强对学生“阳刚之气”的培养，这也是对去年政协中“防止男性女性化”提案的回复。 在阶级社会中，阳刚、勇敢、果断、自信往往被认为是男性气质，而温柔、细心、依赖会被归为女性气质。这种对于男女性气质的认识似乎是理所当然、与生俱来的，但并非如此。其实这种性别刻板印象是后天社会所产生的，其背后是赤裸裸的具有利益关系的权力构建。 俄国革命家柯伦泰在《新妇女论》中提到，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男女性的职务和经济地位无甚差别；女性的身体同男性的身体，在力量和敏捷度上也没有多大差别。在这种情况下，男女性的性别气质的差异自然也不明显。而随著生产力发展导致的三次社会大分工后，父权制得以建立——恩格斯称之为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从此女性在社会生活上得以从属并受控于男性。而为了巩固父权统治，社会构建了一套性别歧视的文化体系，这也便是所谓的性别刻板印象。 当局利用教育、舆论、传媒机器、法律法规所构建的两性规范，无论粉饰以多么动听的语句，其主要目的早已昭然若揭——巩固和维护资本主义父权制度。鼓励阳刚之气常常伴随著滋生控制欲甚至暴力，观察最近发生的阿里性侵案、西安地铁事件（一名女乘客被保安强行拖拽以至撕破衣服，引发公愤）等可以看出从性别刻板印象到性别歧视、性别骚扰甚至性别霸凌，有其内在关联性；这些是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用来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包括宗教、文化传统、警察与法庭，以父权架构来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及特权。在专制资本主义的中国里，这种控制就更为重要。性别刻板印象通过给男女性打上群体标签来扼杀了个体的个性，不符合这种性别规范体系的个体都会被规训，性小众群体更加会被歧视和打压；性别刻板印象束缚了两性的自由发展和自由选择，女性参政率低、学科专业的性别隔离背后都有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子。性别刻板印象使得政权强化了所需要的具有压迫性质的核心家庭结构和传统性别分工，而工人阶级却要付出人的全面发展被妨害的代价。 实现真正的解放 马克思主义者要求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的束缚以及背后的整个资本主义父权制度，实现每一个人的性别认同与性取向的自由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我们会为争取包括性别平权等的立即使工人阶级受益的改良而奋斗，而只有推翻一切不平等的根源——资本主义才能真正解放。 中共加强民族与父权主义 LGBT群体困境加剧 中国本就很有限的LGBT权益仍持续遭侵犯。这些打压是习近平政权更广泛运动的一部分，包括煽动反动偏见、将LGBT作为出生率下降和社会不满加剧的代罪羔羊。7月6日晚间，中国多所大学的LGBT组织的微信帐号在一夜之间遭到屏蔽，变成“未命名公众号”。很多抗议此次打压的网民在新浪微博用“#未命名公众号#”来声援这些组织；亦有声援者发文《今晚，我们都是“未命名公众号”》来整理遭停用的LGBT组织微信帐号、对于LGBT群体再次遭遇歧视和迫害进行控诉，但该文在获得广泛传播之后，在微信也遭删除。 网络与现实的打压 对于LGBT的打压不只是在网络上，也包括现实生活中对于LGBT个体的大排查。上海大学在8月底被爆出一份内部公告，要求各学院上报LGBT学生名单，用在所谓的“校园调研”当中。此事首先在新浪微博被爆出，获得数万用户分享或按赞，之后此事传出海外，但现在原贴文现已被撤下。虽然校方没有明说如何处理相关信息、目的为何，但是中国年轻人和维权人士都警告，这是对于LGBT的进一步打压。值得注意的是，表格中问到“思想状况”和“心理状况”，仿佛是在说LGBT群体更容易在这两方面出现问题、所以可以藉由这两点来“关切”（打压）这些学生。 中共对于LGBT的官方态度“不支持、不鼓励、不反对”之下，潜藏著各种侵蚀LGBT权利的行径。中共当局在2016-2017年颁布的电视剧和网络视听节目审查规定，将同性恋列为“非正常的性关系”，然而中国早在20多年前就将同性恋合法化和非病理化。2018年，在北京798艺术区进行的彩虹聚会遭园区保安暴力破坏，事后谴责打压的公开信也被屏蔽。2020年，由13个LGBT组织协助下完成的《中国性少数群体（LGBT）的职场体验报告》指出，中国只有10%的企业有性少数包容政策，LGBT雇员在晋升、社交方面也遭遇更多阻碍；雇员在国企、政府部门出柜更易遭受歧视，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中共这个体制歧视LGBT的本质。 中美冲突将是长期的，且国家要付出巨大代价，习近平为了让社会适应其中，需要煽动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这些右翼民族主义份子，在社会文化议题上采取保守主义立场，包括反对LGBT权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反对所谓“境外势力”。中国部分LGBT组织与驻华外国大使馆合作的现实，也成为民族主义者用来攻击平权运动“与境外势力勾结”的借口。今天将LGBT权利运动打成西方的政治工具、“政治正确”的说法，与历史、文化并无关系。同性恋在中国历史上早有记录，“断袖分桃”、“龙阳之好”说的都是中国古代皇帝的同性恋故事。 根本目的 煽动民族主义、反对LGBT权利，最终是为了捍卫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当下，中国面临著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劳动力的不断缩减，即使开放二胎也扭转不了大趋势。在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背景下，这将意味著中国或将永远无法超越美国，因此习近平政权备感压力，又提出三胎政策。LGBT的存在挑战了阶级社会下家庭的一男一女结合模式，以及生育下一代、为国家提供劳动力的作用。然而，生育率下跌主要是因为工资增长追不上生活成本的增长，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敢生育，从来不是因为LGBT变多或者是影响力变大。 社会主义者强烈谴责近来中国对于LGBT的新一波打压。这显示平权运动要依靠的不能是中共，但也不是大企业或者外国使馆，而是广大工人群众与其他受压迫者——国际团结的寻求对象也应该是国际基层群众。真正能解放LGBT群体的不是彩虹资本主义，而是国际民主社会主义——这将包括通过群众斗争实现民主公有经济，在职场、校园、社区内提供充足的资源实施LGBT平权政策，让书面的平权规章制度真的落到实处，从而全体人类能够真正自由地做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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