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二零年

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苏联东欧为后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壹场社会革命，摧毁了旧的统治者。革命后的新生官僚机器，掌握了全部国家权力，而工人阶级却壹直被排除在社会管理之外了。随著官僚独断造成的弊端日益明显，比如官僚的物质特权与群众生活改善变慢、工业建设的巨大浪费与经济决策的盲目，社会不满开始增多。

在70年代初，中国的执政者开始在政治上接近资本主义世界的列强，以换取维持生存必需的技术设备。在8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市场，表现为吸引外资、加强出口，逐步推进市场改革，也催生了新的有产群体，最终于90年代让中国彻底回到资本主义的怀抱。

自80年代以来的市场改革与工商业大跃进，造成了中国国内各阶层持续震荡的分化组合，并深刻改变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格局。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工人阶级首先受到了国企改制[1]、大量职工失业、半失业（下岗）的冲击，全社会迅速出现了贫富分化。举例来说，老工业基地辽宁的辽阳铁合金厂曾有数千职工，1999年工厂改制后，为了落实生活费与社保，工人们反抗了四年。他们是被逼上梁山的，在写给地方大员的呼吁书中，铁合金厂的职工这样描述下岗后的惨景：

“那些衣著褴缕，劳动服都没了的工人百姓，他们自认有德无能。灰心到眼下壹味蔫气；难心得年货想买而不能买；痛心于所需要啥没啥，真是路有冻死骨，穷在街头无人问”[2]

为了尽量廉价地分食国有资产，国企改制从壹开始，各种舞弊就是大行其道、遍及全国的。在辽阳铁合金厂的例子中，工人揭发说：

“在破产讨论投票会招开的前壹天，市政府指令市公安局抓走三名工人代表，还有五位工人代表由于群众、家属的阻拦抗争下才未被如愿抓走。破产投票讨论大会当天，厂门前员警林立，警车横行，严阵以待，如临大敌。破产领导小组负责人操纵我厂（因特殊情况）不参加破产的工人投赞成破产票，唆使厂工会干部想方设法让赞成票超过半数”[3]

这种等同于公开抢劫的行为，自然激起铁合金厂工人的愤怒。虽然他们无奈地表示“我们知道开放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厂矿企业破产，买断、并轨是大势所趋，事在必行。”[4]，但由于他们数年间不断的集体串联、上访，2002年3月又在辽阳举行了连续三天示威游行，而让国家感到必须杀壹儆百。很快，当局抓捕了姚福信等壹批抗争积极分子。又过了壹段时间，在对工人的基本要求有所满足后，在释放了多数被捕工人后，2003年姚福信和另壹位工人被判刑[5]。后来，在四川、湖北等地，也有下岗工人抗争骨干因为组织行动被判刑[6]。

在下岗工人的反抗中，有姚福信这样比较公开的带头者，也有人采取了相对婉转的做法，比如不直接出面，而是躲在幕后出谋划策。通化钢铁厂的壹位退休工人吴敬堂，是这样描述他如何协助当地工人行动的：

“我们大集体的斗争，去年8月让他们下岗，他们没有办法，想起了维权，找到了我，我在背地帮他们参谋，给他们写了材料。他们100多人在办公室门前进行了维权，不到2个小时，领导出来讲话，让他们回去，宣布不让他们下岗了。”[7]

后来，为了通钢改制的问题，他终于走上前台，在外积极上访，希望达成壹个工人、国家和资方都说得过去的平衡结果。在2009年震动全国的通钢事件中，大量工人围堵声称要继续裁员的资方代表，最终导致这位资方人士的死亡。当时，也许是为了把事态控制在“坐下来谈”的状态，老吴试图劝说街头的工人保持克制，却被愤怒的工人揍了壹顿[8]。

有些时候，由于下岗问题特别严重，当地政府也会对工人的集体行动、乃至自发组织睁壹只眼闭壹只眼。1999年，随著改制的实施，东北某拖拉机厂爆发了工人抗议。很快，壹批工人成立了自称为“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的半地上组织。从1999年到2007年，除了以“退委会”的名义反复向上级政府呈交本厂改制违法乱象的举报材料，还在厂区的宣传栏上坚持贴大字报，揭露改制者的贪婪、鼓舞工人保持斗志。

此外，“退委会”公开组织的工人行动，也达数十次之多，分别有堵路、集会、包围行政楼等等。这些行动的主要参与者是本厂退休职工，抗议目的分别有发放/保留取暖费、退休金不等。2007年，由于当地社保部门取消了这家工厂的统筹外养老金[9]，“退委会”组织了壹千多人连续上访省委，并与警方发生冲突，两名职工受伤，保留统筹外养老金的目标也失败了。

类似“退委会”的下岗工人组织，是数千万原国企职工遭遇生活剧变后，不可避免的产物。随著入世后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兴起，不少内地省份也再工业化了，吸收了部分失业工人。同时，国家开始对下岗工人的退休、医疗有所保障。于是，改制抗争慢慢消退，“退委会”壹类的组织，或者说核心带头人的联络网，也就壹定程度消融于无形了。

然而，当“大下岗”尚未离社会生活远去时，沿海的私企工人，已经开始了对剥削压迫的本能反抗。作为壹个群体，这只新生的无产阶级队伍最终远远超过了壹亿人[10]，他们的斗争也壹直延续到今天。

90年代初期，随著三资企业的迅速增加[1]，资本主义工厂的典型压迫就在中国迅速复活，并飞速扩大著范围。

据官方报道，早在90年代初期，三资企业的管理就以野蛮著称，而工人待遇很差。上海某鞋厂禁止员工上班时间上厕所，福州某台资企业强迫“违规”的工人学青蛙跳、淋雨、暴晒。管理打骂工人是家常便饭[2]，企业普遍不签劳动合同[3]、没有休息日、强制大量加班而不给加班费，克扣工资、滥罚款以及乱收费[4]。车间的劳动条件多半违反国家规定，造成了大量的工伤、职业病，比如制鞋女工的苯中毒现象，在那个年月里已经开始蔓延[5]。

无论当时或现在，沿海私企的工人通常来自贫困的农村，教育程度低，也没有国企工人过去积累的集体意识。他们出来打工，往往急于多赚壹点钱寄给家里。很长壹段时间，他们愿意忍受各种苦难。在90年代中期，某外资企业的壹个女工被外籍管理无故殴打，第二天她得到了几百元补偿，自己满意，同事也很羡慕[6]。

但反抗毕竟发生了，并不断扩大[7]。为了追讨拖欠的工资、入厂押金或者抗议老板搜身检查，有些工人以威胁跳楼作为抗议。因为罚款、工资结算不清或者厂里用假币发工资，出现了工人仇杀老板、管理的现象。更普遍的反抗，是罢工。

壹开始，拖欠工资是工人罢工的主要原因。后来，官方每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成了工人要求加底薪的机会。罢工中，工人有时会痛打保安、打砸机器甚至掀翻警车，或者把老板、高管堵在厂里迫使他答应工人的条件。

2004年，东莞的壹家大型台资鞋厂“台兴国际”发生数千人的骚乱，工人捣毁厂区、围殴台籍管理（即“台干”），与警方打成壹锅粥。事后，有多位工人被捕。在看守所里，壹名被抓的工人解释了他参与骚乱的原因：

“我是进厂两年的熟练工人了，但（按照厂里的升级制度）还是1级，三月份我只领到680元，四月份更少了。如果是0级，拿到手的可能还不到500元，厂里答应补40元，也没有告诉员工这是什么钱，出事的那天我们发现这40元也没补下来。

2004年以前，工资都是准时在19号发，现在时间拖后了，老板也不向我们解释原因，春节回来后，很多工人身上已经没钱了，我们宿舍有几位工人都在借钱生活。原以为今年的工资会好壹点，结果还少了壹大截。”[8]（二审前律师会见台兴厂被捕工人屈某的笔录）

除了赚钱少，台兴工人还要忍受来自管理的公开侮辱。骚乱过后，壹位工人向访谈者控诉说：

“台干在车间的权力是独壹无二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他们。台干壹般也不来车间，但只要他来车间，工人就知道肯定有事情要发生，工人在厂区见到台干还必须敬礼。台干经常骂的话就是‘大陆猪’，女工见了台干都不敢吭声的，那些台干都很下流，有的台干还在车间对女工动手动脚的，有些女孩为了升级（考核）什么也不顾了。”[9]

就这样，日积月累的工人怒火终于喷发了，日渐频繁。2010年，中国发生了壹次工人斗争的小高潮，表现为几个工业中心的众多罢工[10]，壹定程度促成了2010-16年间全国工人工资的普遍增长。

罢工中，难免会有工人代表出现，他们有时是普工，有时是管理。从壹开始，罢工中的带头人/发起人/工人代表/谈判代表就是老板和国家联手防范的对象。在劳资纠纷中，常见的现象是，老板就算在金钱上让步，也要设法“枪打出头鸟”给代表壹点颜色，目的是保持对工人的日常威慑。1994年广州某纺织厂拖欠工资引发纠纷，治安员闯入宿舍使用“催泪枪”恐吓工人代表。2003年，某四川出国劳务工人在境外发动中国工人罢工要求改善待遇、并给项目管理方递交了联名请愿书。回国后，他因此被判刑两年。2015年，东莞某鞋类代工厂工人罢工要求补缴社保，厂方在对工人让步后，以旷工为由开除了5名工人代表，并得到当地劳动部门的配合。

很多时候，工人代表不想跟老板撕破脸。但在老板眼里，只要有可能，任何带头挑战工厂秩序的人都得受罚。几年前，惠州某美资电子厂换了老板，员工希望按税前工资为标准计算补偿金，跟厂方谈不拢就罢工了。当时，几个组长特意做完了手头要发的货，才参与行动，但事后她们还是被处分了，其中壹人被开除。在开除通知书上，厂方给那个组长罗织了壹大堆可怕的罪名[11]，虽然她只是去办公室转了壹圈找人交涉员工的要求。

尽管常常吃力不讨好，作为壹个群体，沿海地区工人行动的带头人/代表还是伴随著新的行动，春风吹又生，并分化出了不同的类型。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对几种类型的带头人实践略作总结。

壹、依托工会，为工人谋利益的“小丁主席”
 

妳站在哪壹边，小伙子？

妳站在哪壹边？

我壹定要照良心作

并且尽我全力

——Billy Bragg《妳站在哪壹边？》

近十年来，中国官方的全国总工会断断续续地尝试加强在工人中的基层影响。在沿海主要的工业中心，全总增加了会员数量，也推动过关于工资待遇的劳资协商。确实，在个别利润特别大、工种技术含量高的行业，这种协商是有存在空间的。比如说，深圳的盐田国际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区，2007年，它的几百名龙塔吊司机发动罢工，结束了工资十年不涨的局面。随后，司机们在工会的框架内进行了六年集体协商，平均每年工资递增不超过10%。2013年，他们嫌工资涨得太慢，又罢工了36小时，当年，资方立即同意涨30%。

当然，在绝大多数企业，工人无法像盐田的塔吊司机那样，通过工会谈判定期加工资。何况工会本来就没什么动力帮工人跟老板对著干，全总自己都承认“劳资矛盾激化和企业工会形同虚设有关，不少工会成了企业老板代言人。”（原广东省总工会主席邓维龙）[12] 只有当上级工会愿意撑腰，又出现了敢于挑起担子的领头人，企业工会才可能有所作为。

上海某台资五金厂的工人小丁，就是这样壹位难得的领头人。他退伍兵出身，平时爱看书报，虽只是个普通员工，但人际关系搞的不错。后来，他这样解释自己在厂里的好人缘：

“大部分工人每天壹起吃住，在这个厂里面有不少是我的老乡，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不错的，大家都挺信任我。有什么难处都会想到我，找我帮忙，我也很乐意给他们出点力。”[13]（2006年8月与工会主席小丁的访谈）

2003年，上海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台湾老板没有跟著加底薪，工人就闹起来了。实际上，这家厂的工人对老板的刻薄早有不满。几年后，壹位工人回忆说：

“（2003年停工抗议之前）有个工人连续加班三天，人太累了，白天上班吃不消就趴在机器上睡了壹会，结果被经理发现了罚了壹百块钱。乖乖，人家加三天班都没有壹百呢！几天白做。”[14]（2006年8月某工人访谈）

工人选出了包括小丁在内的几位代表跟厂里谈，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在小丁的提议下，工人给镇工会写了联名信，申请建立工会。同时，工人连续罢工三天，让厂里感到了压力。或许是罢工的刺激，或许也要完成增收会员的上级任务，不管怎么说，镇工会有反应了。最初，镇工会想让工厂所属工业园的工会主席兼职领导这家厂的工会，但工人拒绝了：他们了解这位主席，他壹直替老板说话。最后，镇工会同意由员工与办公室人员按人数比例自行推举候选人，并在厂内直选。结果，小丁当选了主席，壹位普工、壹名仓管当选工会委员，行政部的人未能当选任何职务。

选上主席以后，小丁继续当他的员工，但从老板那里争取到了单独的办公室与每月三天的工会工作带薪日，还买了书籍钻研劳动法规。经过那次罢工，老板也略有让步[15]。随后的几年，虽然工会没有大动作，但只要有员工投诉，小丁还是尽量跟厂里交涉，自然引起了老板的厌恶。2006年，厂内出现过匿名大字报，以员工的口吻咒骂小丁的人品和能力，把他气个半死。后来，他感慨地说：

“我也想通了，他们有的人就是故意要整整我，好让我泄气。企业里面工会主席确实没有什么权力，我有时候做的工作就是吃力不讨好。”[16]

2007年，镇工会对这家厂进行了普法培训，让工人发现多年来加班费壹直被老板克扣了壹部分。不久，某天下班后，小丁在车间召集了员工的临时大会讨论这事，多数人对追讨欠账没信心，只希望老板以后依法支付就好了。小丁向厂里转达了员工的心声，但台湾经理拖了几天后，拒绝更改加班费的计算方法。小丁又请镇工会出面周旋，结果加班费标准倒是变合法了，可以前的补贴变少了，宿舍收费涨了，工人的实际收入没增加。这时，镇工会闪到壹边，任凭小丁怎么登门请示，壹口咬定厂里有权利调整补贴金额，这方面上级工会帮不了忙，要不妳们去仲裁吧！碰了壹鼻子灰之后，小丁再次召开员工临时大会，这次工人有点火气了，80%的人投票支持追讨以前的加班费。

很快，小丁前往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但劳监人员并不热心，敷衍地来厂转了壹圈就没了下文。难道只能走劳动仲裁的路了吗？研究过相关条文的小丁知道，仲裁需要大量的等待时间，对工人是不利的。他跟两个委员开始向区工会求援，几次三番找上门去。最终，在区工会法律援助中心的安排下，劳监、工人与厂里协商解决了加班费问题，厂方给予了工人壹定的补偿。再后来，台湾派来了新经理，对工会客气了许多，在员工待遇上的态度也软了壹点。

显然，小丁是壹个认真帮员工争取眼前利益的带头人，摸索出了壹些门路。他知道工人的力量有限，很注意不与老板、政府轻易闹翻，同时也有胆量反过来施加压力，用罢工对付老板，用耐心“求援”的姿态催促上级工会主动壹点。面对来访的学者，他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组织停工也就是为了对经理施加壹定的压力，让他能够尊重我们的合法权益，另壹方面我们也希望（借助停工）引起上级工会的关注，积极保护我们的利益。说实话，停工抗议也是有很大风险的，如果上级政府不站在我们这壹边，我们再抗议也没有用”[17]（2007年11月小丁访谈。）

与工人壹起商议的时候，他尽量利用员工临时大会这条渠道，形成明确的多数意见，让自己的壹举壹动有依循、有底气。用他的话说，“基层工会本来就是弱势群体，如果职工不站在我们这里，我们的工作就没法做”[18]（2007年11月小丁访谈。） 另壹方面，他并非是纯粹技术性的多数派传话筒。2007年，当镇工会在加班费问题上撂了挑子，有的工人提出去区政府门口示威，但小丁不赞成，他倾向于利用现有的规则，设法促使官方向厂里施加压力。看来，是他说服了厂里的工人既坚持与老板交涉，同时遵守了不游行、不堵厂门、不集体上访静坐的原则。

在小丁及其工友的实践中，区工会壹定程度上对他们维权的认可，起了重要作用：

“（区工会法援）那里电话壹打，果然监察大队的人就又来了，他们从公司找到证据，开出处理意见书，让经理限时处理。”[19]（2007年11月小丁访谈）

可如果上级工会不认可、甚至反对工人的要求呢？小丁的看法是“如果上级政府不站在我们这壹边，我们再抗议也没有用” 而上级工会作为国家机器的壹部分，它的态度，说到底反映的是当地政府的相关立场。

作为个人，小丁为工人说话的方式，是争取官方的理解。作为壹个整体，中国工人普遍没有准备好与国家公开对立，更是壹个基本事实。几年前，深圳市某玩具厂搬迁，工人发动了要求补偿金的行动，最后几乎壹无所得。壹位参与行动的工人后来反思说：

“（我们）为什么到最后全部妥协签字了呢？就是听政府的人那样说（工人的要求不合理），好像自己没理了。所以说，政府的说法是很有决定性的。”[20]

确实，这些年来中国工人壹直没有产生逆流而上、与现有秩序对抗的动力。但只要外部环境提供了改善待遇的机会，工人还是很容易起来行动，也不忌讳利用工会或其它组织形式争取利益，只要还没遭到国家的禁止。除了工会这条渠道，随著中国大量出现品牌代工厂，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实验在国内开始流行，也给了壹些工人在维权领域有所作为的空间。

二、“员工代表小组”的活跃分子有才
 

于是工厂主

拉里

问我们这些操作工如何促进劳资

之间的民主气氛

“我认为，咱们应该设壹个意见箱！”

路易斯喊了壹声

并咧嘴笑了

我们壹致附和，但拉里的脸色变白了

说

“恐怕我在意见箱里读到的壹些东西会把我

吓坏了。”

——沃斯《壹个躲在办公室里的卑鄙吝啬的混蛋控制狂》

有才是河南人，2010年高中毕业到了中山某服装厂当仓管。当时，这家厂主要为某国际大品牌做代工，内部“奉行监狱式管理”（有才语），仅仅是辞工不批壹项，就逼得许多人丢了壹个月工资自离。有才进厂时，品牌商指定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即员工代表小组活动，已经在厂里搞了壹段时间。按照项目的规定，小组是选举产生的，选出来的小组成员有权跟厂里协商员工的生活、待遇问题。

虽说有了这么个小组，但似乎无所作为。进行第二期小组选举的时候，甚至很少有人愿意参选。有才年纪小，比较活跃，还在晚会上表演过节目，不少人认识他。结果，他稀里糊涂地当选了。第二期小组以当过产线组长的阿东为核心，阿东为人沉稳、办事认真，不愿讨好上司，结果被厂里调去打杂。后来的小组活动中，阿东坐镇指挥，有才冲锋陷阵，两人配合默契，其他代表也比较支持他俩。几年后，对自己在小组里的那股子积极劲儿，有才解释说：

“我为什么要这么积极地参加这个员工代表小组呢？壹方面有空闲，另壹方面也有壹点责任感，就是我参加这个小组了，总要做点事。也可能有点不服输的心理因素”[1]

老板对这个小组的态度是：只要不谈钱，其它的事都不妨拿出来谈谈。但是员工很想跟老板谈钱的事，尤其想提高做货的单价。员工小组多次找厂里谈单价问题，老板躲了，经理搪塞，最后不了了之。单价调整不成，小组没有泄气，为员工解决了几件生活上的“琐事”，比如热水器修理，安装打碎的宿舍窗玻璃。对这些壹次性的小开支，厂里还算通融。

这家厂的食堂，采购由保安队长兼任，买回来的食材很差。有才把食堂的烂肉拿到行政楼给经理过目，还跟厨师自费去市场看价格，最终迫使公司撤掉了保安队长的采购职务。不过，食堂经过整顿，饭菜质量虽然好了些，价格也贵了。

经历了几场外围的“战斗”，员工小组又杀回了“谈钱”的主战场。他们发起了两三百人签字的联名信，要求提高全勤奖、加班费。这次，老板躲不掉了，双方谈的比较火爆。对这场谈判，小组做了壹些准备。对此，有才回忆说：

“谈判时是有分工的，就是盯著老板，不让他转移话题，问他答复的期限。不能让厂里主导话题，要不然厂里就给我们拉到云里雾里的，什么都搞不到了。老板想主导谈判，他就壹直抢话题。妳在说壹个东西，他会从另壹个角度慢慢给妳岔开。我们说全勤奖三十块过去还可以，现在物价涨得多么高，老板就附和说：对呀，现在什么都涨了，原料也涨价。这就跑题了，妳得拉回来。

我们的分工是提前谈好，根据各自性格确定的。我是负责把话题拉回来的。有的代表性格粗犷壹点，就负责跟老板拍桌子，壹拍桌子老板就不高兴啊，阿东就打圆场。……厂方扯东扯西，我们再拉回来。最后告诉我们何时答复。所有的问题谈完了，自然就结束了。”[2]

当老板最后的借口“最近接不到单”也被员工戳穿后（作为仓管，有才掌握订单的动态），厂里不得不给工人涨了壹点钱。

本质上，员工小组是品牌商的公关产物，对厂方有壹点影响，但也要注意分寸。所以，当工人因为工资拖欠而罢工时，小组没有直接出面，只暗地里给工人提了几条注意事项。为了与同事们打成壹片，有才还想出了搞“意见墙”征集全厂工人要求的点子，等于在工人中间造了壹股舆论，无形中给厂里施加了压力，也显示了小组是有群众支持的。

对小组的积极活动，厂方的对策是拖延、敷衍，给点过得去的让步，再就是讲人情、拉关系。确实，在拉关系上，高管们都很有壹套：

“会议上人事部经理跟我们据理力争，私下跟我们喝喝酒，不谈厂里的事，拉拉家常。有时莫名其妙就打电话约我们出去吃饭、宵夜什么的，感觉像哥们壹样，搞得我们有时候不好意思跟厂里提意见。”[3]（有才）

附：2004年广东某制衣厂的“员工委员会”

要说明的是，“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实践，已经颇有壹些年头了。至少在2004年，广东已经有了类似的实验。当时，在品牌商的要求下，某服装代工厂成立了“员工委员会”。委员会仅限员工选举产生，每月开会壹次，开会时有双倍底薪补贴，委员会成员每月另有30元固定补贴。按照规定，委员会的责任是协助厂方计算单价、协调休假/加班、保障准时发货、组织劳动技能竞赛还有拔河、文艺晚会，甚至要过问员工的手机充电以及购买地下六合彩的情况。

与有才所在的那家厂壹样，这家服装厂的老板也不愿意谈钱，对委员会提出的工价问题始终推诿，直到没了下文。相应地，在其它领域，厂里的态度略微灵活壹点。当时，由于管理们拉帮结派，各条产线之间分货不均、苦乐不均的现象比较严重。壹批员工通过委员会给老板写联名信，要求公平分货，否则“采取进壹步行动。” 接到信后，老板还算重视，大致解决了这个老矛盾。

与2010年有才所在的工厂气氛有所不同，这家制衣厂的工人对委员会比较重视。也许，2004年的工人普遍待遇更差、挣钱更少，而对任何改善都比较敏感？也许，是制衣厂“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经办者花了更多的心思？我们无从得知。但成立委员会后，制衣厂不少工人的面貌著实变得积极了。他们开始敢于同厂方交涉，主动学习弄清楚厂里的经营情况，也有了壹点阶级的自觉。

员工委员会某成员在几十个厂摸爬滚打过，对委员会诞生前后，工人在老板面前的不同表现，他深有感触:

“特别气人的是定额问题，做定额时，总是会出现妳慢他快的叛徒，有的工人就是看重壹点小钱，结果老板把定额定得很高，想拿超产奖就越来越难了。现在有员工委员会就好壹些，我们与老板去争，不是代表我们个人，也不用担心老板报复妳。

以前我们也有工人去争过，但妳几个人如何敢啊，连大声说话都不敢，也说不过老板，老板凶壹些的话，大家都不说了，现在我们会壹起商量如何来说，有扮红脸有扮黑脸的。”[4]

有的女工在厂里干了好多年，壹直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怎么算出来的。她们心里不服，但找不到解决办法。委员会让她们有了开口讲话的机会：

“有时候工人根本就搞不懂公司是如何算加班费的。我提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宿舍及争论过很久，后来由员工委员会提出来，厂长的答复比较满意。这件事也教会员工如何来算自己的加班费，什么是最低工资。”[5]（员工代表甲）

有的工人为人正派，在厂里就容易被穿小鞋。对他们来说，委员会似乎拨开了云雾，让工人可以自己主持公道，也感到了工人需要自己的组织：

“有的班长排外，妳提他意见他就报复妳，我现在是员工代表，有这个身份我说话也方便些，有时候为员工的事得罪人也不用担心别人报复。我认为员工委员会只能代表工人，与管理层包括班长就是要搞对立的，如果员工委员会跟他们站在壹起，那还要它干吗？”[6]（员工代表乙）

而六年后，有才同样在员工小组的活动中，找到了为自己人办事的自豪感：“（员工）找我们，说明信任我们！” [7]

与此同时，依托厂商、自上而下的实验毕竟有著天然的局限。为了给品牌商壹个过得去的交代，代工老板可以给工人壹点甜头，但也到此为止。委员会运行壹段时间后，工人深切地感受到了这壹点：

“我们厂加班费和工时是要比外面好壹些，这与员工委员会的争取有关，但是工价问题老板是永远不会让步的，工人最大的牢骚就是工价，每次来新货时我们就要争壹次，但效果都不大”[8]（员工代表丙）

众所周知，对工价标准的垄断，是老板压榨工人的通行手段，绝不会轻易放弃。对此，这家厂的管理方也敞开天窗说了亮话：

“员工委员会不可能走得太远，要是哪天老板不配合，不支持，这个机构就会停下来，当然矛盾也可能会更多壹些，有些问题是不会让工人讨论的，比如工价问题”[9]（生产厂长）

说到底，大繁荣时期的品牌公关需求，让工人有些机会，可以相对平和地从老板那里夺回壹星半点的利益。但只要工人想得到更多东西，他们与老板的碰撞就难以避免了。

在碰撞中，当老板与工人都不愿意明显退让，欺骗、恫吓以及赤裸裸的国家暴力，都会拦住工人的去路。

三、不愿跟老板闹得太僵，却被抓进大牢：某港资家私厂罢工代表老吴
 

老板的钱，经常穿上制服

变成警察和官员

用法律当作盾牌站成壹线

——徐平《采访笔记 罢工干部素描》

中国加入世贸后，珠三角的工厂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规模、人数和产量都扩大了许多倍。2008年以后，由于地价、环保和工资升高，深圳的工厂开始转移。为了平衡工业布局，让工业迁移更有方向性，2011年深圳市政府主动出手，制订了五年外迁壹万家企业的计划。搬迁的过程里，围绕补偿金和社保问题，发生了不少劳资纠纷，也出现了壹批带头工人/谈判代表。这批人当中，2013年某港资家私厂搬厂罢工的壹个带头人老吴，罢工失败后坐了壹年牢，最后被无罪释放，创了珠三角工人行动的壹个记录。

老吴是湖北人，上过专科，出来打工二十多年。他是个爱动脑的人，追求上进，跟他壹起在其它厂打过工的工友回忆说：

“我开冲床，认识了老吴。他因为有学历，当了厂里的QC。那时候，他给我感觉是能说会道的，还会看图纸。他从来不赌钱，不打牌的，爱看书。”[10]

2004年，老吴进了这家港资家私厂。厂内的管理方式，是那些年珠三角常见的“非打即骂”型。据工人讲，它的老板亲手打过“犯错”的工人，老板弟弟（俗称二老板）很喜欢罚工人的款，原有的壹些节日福利也逐年取消了。2006年老板在惠州建了新厂，哄骗了壹批老厂工人过去，也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惠州新厂偏僻，招不到人。当时去惠州的人也有后悔的，心里就有壹团火，觉得被坑了，被老板骗了，窝囊，但是都不知哪里被坑了，不知道怎么发火。找政府部门投诉不起作用，也没人帮我们。”[11]（老吴）

老吴性格温和，喜欢交朋友，轻易不会惹事。有时他实在看不惯，也会站出来：

　“有壹次下班，很累，排队打卡的时候有人插队，很乱。有个年轻的保安壹下子跳到桌子上骂。我说妳骂谁呀，老子长老子短的，这里哪个不是妳大叔大妈？他就要打我。我们人多，把他扭倒了。”[12]

2007年他受了工伤，在病房接触到某劳工服务机构，颇感新奇。他开始学法律，学怎么算工资，怎么依法辞工。2012年，在这家机构的鼓励下，老吴向相关部门投诉了厂里的违规行为（食堂强行收费、不发工资条、不给员工缴社保），有些效果。作为报复，老板壹度不让他加班[13]。厂方的排斥没有吓倒老吴，2012年后，他经常在工厂附近做普法宣传，厂里不少人因此认识了他。

2013年春节过后，厂里传出风声，老厂要关闭了，机器和人员都去惠州新厂。壹群老员工和产线组长开始串联应变，想从壹贯吝啬的老板手里争取到经济补偿金。老吴也参与了。同年四月，四五十个工人、组长开了壹次会，统壹了诉求[14]，决定只要老板把机器装上车，就罢工。三天后，当老板真的派人搬机器，罢工就开始了。

由于事先打下了基础，代表的现场产生是很简单的：

“（罢工第壹天）下午，我们选了八个代表，其中5个是组长，3个是普工。选代表的时候，有几个铁皮房挡著，二老板秘书他们看不到。整个过程几分钟搞定。‘这个是代表，同意不同意？举手同意。’代表都是口才比较好的。”[15]

老吴在内的八个代表还指定了20个联络员，负责跟工人的日常联络，开会时常常是二三十人壹起参与。罢工工人扣留了老板租来装机器的货车，组织人手把守厂门，同时在厂里张贴“告工友书”，派人去劳动部门、工会上访。

对罢工初期的情况，老吴回忆说：

“什么事情八个代表都是壹起商量的。每天早上和晚上各开壹次会。每天晚上都有壹两个代表带著二三十个工友守夜，怕老板把车子开走。我们开会都是在宿舍里。前期工作是比较好的，老板怎么说也没能让我们动摇，大家有什么事都在会上说，在会上安排。”[16]

罢工开始后，工人积极参与搞行动、守厂门，也提建议：

“不是所有的事都是预先想到的。工友想到了就会提议，比如值班要安排夜宵，买面包饼干。我们几个代表把工友提的意见综合起来。”[17]

发生罢工后，老板先是要求大家辞工或者复工，工人不听他的。老板又表示“我改主意了，不搬厂了”，工人回答他：“妳当我们是三岁小孩么？” 然后，老板躲起来装了几天死，这期间有人自称“警察”去厂里吓唬工人，也有貌似流氓的社会闲汉出现在厂外。但工人还是很齐心，而且壹直扣著老板租的货车。发现壹时啃不下这块硬骨头之后，资方终于和缓了口气，答应给补偿金，只是数目需要好好商量。听到这番话，工人代表开始急于向厂方表示和解了，当晚放掉了老板租的货车。回忆起这个决定，老吴显然有些后悔：

“（资方律师对我们说）老板有诚意，工人也要拿出诚意。我们就中招了。我们觉得原来老板不愿意谈，现在愿意谈了。我们就说行行行，要拿出诚意来。”[18]

需要指出，罢工期间，当地基层部门对工人的态度是敷衍、装糊涂以及维持表面的有商有量，但在实质的工人要求上，始终袖手旁观。看到这些场景，有的代表难免心生顾虑，担心太强硬了可能得罪政府：

“我们也怕如果不放车，把政府惹火了，到时候不给我们解决就麻烦了。”[19]（货仓部员工代表）

当时，有些老员工反对放掉货车。她们本能地预感到，如果不能捏住老板的痛处，要他拿出钱来是千难万难。她们表示：

“老吴把厂里搬机器的车放走了，我们都骂他。他做这个事不能代表我们。”

但面对代表的疑虑，比如“政府嫌我们不通融，翻脸怎么办？老板生气了不愿谈怎么办？”，这些老员工除了大喊“去市政府！”，也拿不出什么对策。

不管怎么说，放走货车后，老板就变脸了，不再理睬工人。罢工前，老吴与串联的其他核心分子比较乐观：“当时我估计（罢工）7天内就能解决，因为有壹批货要出。”[12] 如今发现事情可能拖下去，人心开始涣散。有的代表退出了，有的员工不再参与守厂门，转头跑电动车拉客、在家里做手工。有关部门也对老吴施加了压力：不许他发微博直播罢工新闻，他的亲属被动员来游说他洗手不干，出租屋的房东要他搬家。

面对老板和国家的联合阵线，工人的情绪焦躁起来了，更加倾向于尽快行动，早点解决。生活的经验告诉他们，搞点动静出来，政府就可能重视自己的事。虽然嘴上不声张，但代表们暗地里默许工人冲两下，指望著如此这般可以让政府给老板壹点压力。壹位女工说出了大家的共同看法：

“我们以前看到过（堵路）。有个电子厂，老板搬厂不愿意给钱。那些人就堵马路，壹直堵到万联商场那里。堵了半个小时，那个老板就给钱了。”[13]

在这场二十多天的罢工中，工人前前后后已经搞了不少行动，希望加快问题的解决：为了给工人代表助威，包围过劳动站；谈判不成就在厂外示威、去街道办静坐、堵路。在这些行动中，他们有不少人挨过治安人员的打，也蹲过派出所。最后，他们决定游行去市政府请愿，结果在半路上遭到警方的殴打、抓捕，老吴被关了起来。罢工在这壹天失败了。

作为代表，老吴的方方面面

生活的长期磨练，让珠三角的很多工人比较谨慎，在自己的理解范围内，不会轻信什么人。所以罢工期间，工人往往不会那么迷信代表，担心他们反水（当然，工人壹哄而散抛弃领头人的事也不新鲜）。壹位女工这样解释自己对代表的观望态度：

“（以前）有壹个家私厂要倒闭了，选了壹个代表，后来老板拿钱给那个代表，代表就走了，很多人都没拿到钱呐，做了十多年的都没拿到钱。”[14]

罢工之初，老吴成为代表，并不是因为他在工人中有多高的权威，而是他平时喜好结交人，有事别人容易拉著他壹起搞。那几年与劳工服务机构的接触，也促使老吴对工人利益有了更多认识。此外，与多数同事相比，他好歹有点斗争经验。

罢工开始后，老吴的作用逐渐突出。这里边有壹个原因，是当时其他代表多少都抱有壹个小心思：既然这家伙这么热心，就让他多出头、分担风险吧！那几天大家去工会、劳动局上访，留的全是老吴的电话…… 很快，派出所、街道都知道有个吴某某在“指挥工人”。当国家最终决定镇压罢工，他自然难逃“出头鸟”的厄运。

更主要的是，老吴的能力、责任心，让他很容易影响罢工的进程。他的法律知识、表达能力，在谈判时派上了用场，是其他代表替代不了的。壹位工人回忆说：

“他讲法律是壹条壹条地讲。那个厂里的律师都被他讲服了。老吴反应快，不冲动，能主持公道，当然壹般人可能会说他‘多管闲事’。”[15]

当局面陷入僵持后，他主动维持大家的士气，不让集体放任自流地涣散下去。这方面，其他代表显得需要他的精神力量：

“老吴看到我们情绪低落了，就安慰我们，跟员工代表坐在壹起，说说话，劝导我们壹下。”（烫金部某组长、工人代表）[16]

共同斗争中，老吴这样对工人有责任感、能跟资方对话而不落下风的代表，自然会赢得壹定的拥戴。老吴被抓后，壹位工人对来访者讲：

“我平时跟（老吴）代表没来往，只知道彼此是这个厂的，不知名字。这次罢工才认识，壹辈子也忘不掉。我内心讲，很崇拜他的。”[17]（型材部某工人）

在谈判时，老吴与其他代表都主张对资方“释放诚意”，事后证明是中计了。当然，相比老练奸猾的老板，他肯定是太“嫩”、太缺乏劳资对峙的历练了。但这壹错误的要害，不在于这群工人及其代表缺少经验，而是珠三角工人行动的整体氛围，长期处于壹击即走、不搞严酷对抗的“轻快”节奏中，也就难免在行动中容易倾向于跟老板妥协。

2015年，当老吴出狱不久，壹位观察者总结说：

“整体上，珠三角工人不怕罢工，有需要的话，也不怕突破法律，采取堵路、阻拦出货、集体上访等手段。这些手段，好用的话，工人就用；不好用的话，先暂时搁置起来。就算被打了，被抓了，工人也只是害怕壹会，愤怒壹阵，就过去了，谈不上被吓破了胆，也谈不上对老板的深仇大恨。”[18]

这样的状态中，工人难以对代表的经验、见识和决心有严格的要求。老吴获得自由后，也对工人代表的角色有所思考。他提出：

“工人代表不是壹天两天能产生的。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和工友们摸爬滚打，形成壹定的关系以后，才能真正地代表工人。否则罢工那壹两天上去（做代表）的工友，很容易被资方收买。”[19]

在笔者看来，所谓“摸爬滚打，形成壹定的关系”，大致可以理解为在工厂日常的摩擦、抗争中，促使出现工人斗争积极分子的网络。这样的网络，在发生群众行动的时刻，有可能产生善于推动斗争集体向前走的工人代表。

2014年出狱后，老吴成为某劳工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向维权工人提供法律咨询。2015年以来，珠三角工人斗争逐渐落潮，国家也日益排斥非官方的劳资协调实践。重重阻力下，老吴面临著人生的十字路口。[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