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一五年

劳动哲学

作者 雷米 C 关特 写于 一九五九年

劳动作为人类实存的悖谬

引言：人类实存的悖谬

这一章描述劳动并提出一个与劳动相关的问题。描述与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如果确实存在一个劳动的哲学问题，它必然在描述中暴露出来。否则描述将不符合质料，而问题也没有实在性。

描述和问题在一个悖谬中相遇。当我们在同一个实在中发现相反的两方面时便会产生悖谬。例如说，在我们的世界中同时发现对和平的渴望和对战争的准备，这就是一个悖谬。如果我们分析现代人的思想，会发现它充满对和平和战争的关切。问题是这两者怎么能结合起来。

现代的哲学家经常谈到人类实存的悖谬。这个哲学概念对于现代人的观念而言是基础性的。从前人被认为有着必然、不变和永恒的性质,它是有序和谐的，与对立和悖谬是不相容的。将人性理解为必然和不变的这些哲学家在给人性下定义时将不会言及悖谬。现代哲学家不反对有人性存在,这和传统哲学思想一致，但现代哲学家通过新的方式理解人性。

人性被现代哲学家理解为潜能实现自身。我们註定要形成自我。如果一个成人反思自身，他会意识到他有一系列特性：他结婚了，他是个父亲，他是名工程师，他完全是经济人的姿态，他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人际关系，他不花时间关註人文、关註人生终极意义的问题。他是这样的人，但这和石头是石头不一样。他是这样的人，因为他选择了这样。 —方面是他的行动的不明确、他的最深层次和潜在的意向的对立，另一方面是他的表层的行为，它们都涉及到他的存在。因此，他会在他的实存中发现悖谬。他可以成为不一样的人，他也许会意识到他确实有这样的欲望。他的意识会要求他活得不一样。他发现，一方面是他的意识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他的现存状态，二者发生背离。这样一个人去实现苏格拉底的训诫即认识你自己，将是个相当乐观的假说。因为会发生：一个利己主义者却认为他是个利他主义者，一个烦人的家伙却认为他令人愉快。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现实存在和自我认知发生矛盾。同样的事也发生在社会秩序上。整个人群也许认为他们是自由的，即使他们根本就不自由；整个人群也许认为他们是进步的，即使他们实际上是落后的。

现代哲学认为这种背离和悖谬不仅仅涉及到偶然状况。人的性质自身就是一个潜能，在实现的过程中依赖于人们自己的自由决定。因此正是人的存在为背离和悖谬提供了空间。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哲学家频繁谈及悖谬和含糊性。

人在世界中实现自己。人的自我实现意味着他在世界中表达自己。因此我们同样发现人类世界是悖谬的。希腊人管宇宙叫「cosmos」这个词同时具有「世界」和「和谐」的意思。他们将世界看成一个有秩序的整体。现代哲学意识到我们的世界一一作为我们生活其中和哲学分析对象的世界一一打上了人类决断和生命取向的印记。因而我们的世界如同我们的生命一样不确定。人自身生命的所有悖谬会在他的世界中呈现。

人类生活的悖谬性在人的实存的所有基本方面反映出来，相应地也会反映在劳动世界中。表面看来，劳动世界的问题似乎涉及外部世界，但它最终是人的问题。我们劳动世界的含糊性揭示了我们实存的含糊性。

劳动世界的悖谬，首先是关于自由和束缚的悖谬。

1. 自由和束缚

劳动作为实现自由的力量。人们经常说，劳动让人自由；这是对的。人在原始状态时受製于自然。我们甚至现在都能发现这种情况。在新几内亚的丛林中的人不能像人一样生存，因为他们不能生活在一个人类世界。人具有多种可能性，但要实现它们须以一个人类世界为前提。劳动不能没有原料和工具一一原料要准备好，工具也要造好。游戏不能没有游戏的空间，学习不能没有书本，去文明国家旅行要先有交通工具和道路，娱乐需要一个使我们愉快的世界。

人类的可能性的实现需要人类世界的实现。在原始社会世界的人化也是原始的，因而人类可能性的实现也很原始。在新几内亚只有小片土地控製在人们手上，而且这些人类居住的地方还总是受到丛林的威胁。如果人停止工作，丛林将再次征服他们的领地，他们将无法生存。原始文明时期人忙于为了生存而斗争，生活无法达到真正的人的层次。在一些浪漫的文学作品中，原始生存方式被抬高成真正的自由状态，但这些作家并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应尝试离开现代社会提供的便利，过一下原始的生活。但他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内心己经充满从文明世界得到的观念，因而无法回到原始人对自然所持有的看法中去。例如，现代人有关于自然美的感受，这是文化的结果；他甚至不能自觉地返还原始状况。

劳动使我们自由，因为它创造了人类世界。劳动创造了一个让我们实现人类的可能性的世界，它让这种实现变得可能甚至自然。劳动创造了衣服和鞋子来保护我们，劳动建起了房子让我们居住。人的劳动的双手建起村、镇和城市，建起了连结它们的道路。劳动製造出工具和机器，还提供劳动自身所需的材料。纸和笔，新闻和书刊，都是劳动创造的。这仅仅是几个范例，一般地证实关于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论述。劳动不仅产生人类世界，同时也维持它。劳动创造出实现我们的可能性的条件。劳动使我们自由地生活在人类的层次上。

为了在全面意义上理解这一点，我们应意识到自由有消极和积极两重意义。一方面，我们摆脱自然对我们的束缚，战胜困难，摆脱饥饿和痛苦，摆脱疾病和自然对我们的威胁。另一方面，我们能自由地实现我们的可能性。自由的这两重意义有一致性。我们必须摆脱那些障碍，从而自由地实现我们的可能性。「摆脱束缚」是「自由实现」的条件，但只有当我们真的为了「自由实现」时，「摆脱束缚」才有意义。

现代劳动，给人以前所未有的自由。我们被赋予几乎无限数量的可能性实现方式。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旅行，到处都能找到食品和住所。我们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衣服。科学发展了，它把我们带入知识的殿堂。过去几个世纪的艺术被集中在博物馆中，如果想要欣赏，只需查询城市裏的广告即可。可能性的实现不仅仅提供给我们，它甚至通过现代广告强迫给我们。电视让我们觉得不去用广告宣传的产品会很愚蠢。我们只需比较原始人和现代美国人的生活就能意识到，劳动使美国人自由到什么程度。

劳动作为自由的束缚。使人自由的劳动，同样也造成对自由的越来越大的束缚。我们观察工业城市的日常生活就能认识这一点。清晨，大群的人涌向城市中心。在荷兰一排排长长的自行车队伍行驶过潮湿的街道。在纽约和巴黎，地铁塞满了人，无数的男男女女挤入拥挤的汽车，裏面空气汙浊令人室息。他们都驶往工厂和办公室。在那裏他们工作八个小时，但工作时间的缩短往往只是幻想，因为到达工作地点所需要的必要时间延长了工作日，有时会延长几个小时。此外，前往劳动地点的旅程失去了其内在的吸引力，因为奔波和繁忙的交通让它变得厌烦和乏味。即使一个人能买得起私车，能找到停车地点，由于交通拥挤，他也因坐在裏面而疲倦。工作也往往是单调和烦人的。如果一个人有责任重大的工作，要去管理一群工人，他会受到「管理者疾病」的侵害，因为责任重大，需要持续集中註意力。

也许由于现代劳动工具的使用，体力的必要性确实降低了，然而身体的压力却増加了。我们把这种生活的节奏强加给自己，它使我们紧张。这种节奏出现在任何地方，它在交通中出现，在饭店提供的午餐和晚餐的时候出现，在电视和电影裏事件接连出现的过程中出现，在无数压缩的新闻头版中出现。这种节奏被劳动世界强加给我们，我们屈服于它。我们己经习惯了，甚至都没有註意到它的荒谬性；除非我们通过东方人的眼睛审视这个世界。

现代劳动对自由的限製己超出我们所想。人们的生活往往是劳动和放松的接替，放松被视为一种劳动的补偿。只要闲暇时间是摆脱劳动的时间，它就仍然属于劳动的图像(picture)。早晨起床的时间和用餐的时间被劳动决定。《创世纪》裏这样写道：「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这句话在新的意义上成为真实;不过不是满面的汗水，而是灵魂的汗水。

现代劳动的悖谬。这是一个现实的悖谬：劳动使我们自由，劳动限製我们的自由。但悖谬的两方面都蕴含着对方。我们变得自由因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人化世界来使我们实现自己的可能性。但这种自由的代价是失去自由。我们建造一个服务的体系来使我们自由，但这个体系还需我们来维持。我们让自己摆脱了贫困，摆脱了饥饿，摆脱了危险；我们把自己的生存提升到原始水平之上。当我们提升了生存状况，我们会变得自由。当我们提升自己并保持这个状态，我们会屈从于劳动。我们提升得越高，将越投身于进步所需要的劳动。自由的増加意味着自由的愈加缺失。这一悖论有无出路呢？或者说，它本身就隶属于我们的处境自身？

一些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劳动不值得人去做。他们高度贊扬脱离劳动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少数群体的特权，它要建立在对很多人的奴役之上。确实希腊人对于这一自由有着积极的概念。他们不仅脱离劳动，而且自由地实现着身体的锻炼（运动）和智力的运用（科学）。

这种自由是一种积极的理想，并如此持续到罗马和中世纪时期。但是它总是有一个非社会的基础，至少根据我们的观点是如此。即使在中世纪，贵族的自由也不能离开封建製度而成为可能。

我们己经不再接受建立在对整个人群的奴役之上的自由，因而我们都要去劳动。即使是富家子弟也经常拒绝靠继承的资产为生，而去寻找工作。我们是否可以保留希腊式闲暇的积极方面的价值，而免除其非社会的基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享受现代劳动的果实的同时不屈从于劳动？我们怎样才能维持着我们建立的体系的同时不成为它的牺牲品？这是现代劳动的悖谬和内含在其中的问题。

2. 可用的世界和可用的人

可用的世界（The Available World)。我们可以把劳动表述为一个可用世界的创造。

世界在其自然状态下，还不受人的支配。树和石头还不是房子，植物和动物还不是食物，亚麻还不是衣服。劳动是自然世界的转化，该过程的目标则是一个可用的世界。农民通过劳动，借助种子和土地的神秘力量，生产出土豆、蔬菜和水果。商贸活动让各个家庭能使用到农产品。母亲用农产品做出饭菜让丈夫和孩子食用。农民，商人和母亲投身于劳动。通过他们的劳动，事物在不同的方面变得可用。作者为新闻界准备文稿，印刷工印刷稿件，书商将它们交给公众。这些仅仅是例子，它们可以无限地扩展，因为每一种劳动的形式都使一些事物可用。「使事物可用」可以作为劳动的定义提出。

我们创造出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可用的世界。如果我们进入城裏的大商店，就会明白可用世界意味着什么。通俗的说法是，我们可以用钱买任何东西。我们觉得这很自然，因为己经习惯了这一点。然而我们应该去原始国家看看，这样才会发现可用的世界是劳动创造的。一个人越习惯于一个可用的世界，对他而言在原始条件下生活越是困难。因而对于年轻的美国人而言生活在别的国家并不容易。如果他必须这样，他会试图在生活的地方创建一个「小美国」。参观过美国海外驻军的人会明显发现这一点。一个人适应了原始环境下的生活，他便更容易适应偶然所处的环境。

可用的人（The Available Man)。然而可用的世界需要可用的人。「可用的世界」这个名词所指向的那整个体系需要人类劳动来维持。它意味着一个劳动的体系。可用的世界越扩展，组建一个服务的体系变得越重要。这些服务（即劳动）因为两个原因而必要。首先，它们对于社会是必要的，因为要维持它创造的体系。其次，它们对于每个个人是必要的，这些个人通过劳动从该体系中分享利益。人无论是为了社会的利益还是他个人的利益都必须是可用的。因此，劳动有了两面性。它是提供给社会的服务，又是支撑个体的手段。

因此，小孩必须被教育成可以劳动的人。我们的教育製度本可以有别的、可能是更重要的理念，但现指向的那个目标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如果社会忽视了这个目标，它会破坏了自己的基础。劳动有服务的方面和回报的方面。在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存在这样的危险，即回报的方面凌驾于服务的方面。资方会强调劳动的服务性，工会会力争回报的増加。劳动的服务性及其回报性的均衡对于社会的存在是极其重要的。这种均衡往往是社会斗争的产物，但仅仅是斗争还不足以保证社会的秩序。我们将要看到，人的伦理态度是社会秩序的最终保证。

在现代，劳动获得了科学的特征一一这将是下一章的话题。从而，对即将步入劳动的人的教育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基础。劳动的演化影响了我们的的学校製度，这种学校製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劳动准备。如果把我们的学校製度与古希腊和中世纪时期的相对比，我们就会发现有重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随着劳动自身的演化而产生的。重復一遍，可用世界需要可用的人。

我们很少意识到可用性的重要性。我们的教育，学校製度，交通系统，还有通信网络，都在使人们变得可用。有时雇主会要求员工在家裏安一部电话，因为员工必须是可用的，哪怕他不在工作时。电话是有好处的，因为人们可以在家裏和任何电话号码的人通话；但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可用的。为了躲避这种可用性，一些人情愿要未列入电话簿的号码。在荷兰，很多雇主为员工建立起交通系统，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他们变得可用。

我们生活在自由的国家，没人被迫工作。然而要认识到，这种自由是非常相对的。如果有人使用这种自由，他会自由地挨饿。我们建立的这种可用性的体製，要求人有可用性，这种可用性是强加在人身上的，不是被政治、而是被经济必然性所强加的。

可用性的悖谬。我们又一次遇到了同样的悖谬。人享受了可用的世界，但世界越可用，他自己必须越成为可用的。他的可用性支配了他的生活。我们可在经济危机的时候观察到这一点。经济危机时，很多可用的人其服务不再被社会所需要，我们失业了。这样导致了贫穷和痛苦。我们的可用性使我们的生活成为可能。我们需要自己的可用性。它既是优势，也是负担，我们负荷由以获益。

3. 现代劳动的富有和贫瘠

现代劳动的富有。毫无疑问，我们要把现代劳动视为人类潜在性的实现。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劳动是「富有」的。借此我想表达的不仅是，更多商品可供使用，公共福利得到増加。劳动的富有也具有精神的特征。我们去工厂、码头、办公室观察现代劳动，会感到惊讶。圣奥古斯丁将美描述为「秩序的光辉」现代劳动就有这种「秩序的光辉」在技术时代的初期，作家常常抱怨工厂的丑恶，浓烟笼罩工业城镇，建筑物肮脏不堪。现在我们明白，这些都是技术时代初期无法避免的不完善，可以克服。工厂不再汙损整个匹兹堡城市，商业和居住房不再蒙上丑陋的黑色。办公室可以造得舒适，我们很愉悦地看着电车驶过乡间。一开始，公路修得笔直，不考虑景色。后来人们发现长长的笔直的路不舒服，因为单调的路让司机怠慢。现在人们修建与景色协调的路。在纽约高速公路上，人们不会觉得他和乡间分隔。技术时代早期技术人员试图把人和自然一分为二，这一点招致思想家和诗人们的反对。我们现在知道，这种分离对于技术并非必要，它的产生于只是因为技术自身还不完善。技术越成熟，技术越回归自然。

现代劳动变得富有和美好，至少在一些场合下是这样。如果我们想想过去的道路清洁工，如果我们将他们的辛劳和现在人坐在机械化道路清洁机裏工作的轻松相对比，我们将认识到劳动在现代的进步。因此，有组织地参观工厂和办公室是令人愉快的一件事。过去的画家选择劳动作为表现的对象时，总描绘肌肉的紧绷和面部的疲惫。现代的画家则表现人战胜了自然力。现代劳动是一个精彩的过程。我曾看到过现代化机器製作香烟。我看到烟草怎样变成了长管状的卷，纸怎样包住了它，卷状物怎样被切成相同的大小，它们怎样被放入锡箔一一放入二十个后自动封上，一只机械手怎样确定包装裏是否装满20根光滑的香烟。过程之復杂性让人惊讶。我观察它的时候，同时还看到一个工人手工卷烟。这一奇怪的巧合说明了现代机器劳动的美和效率。

现代劳动的贫瘠。作为一个整体过程，现代劳动在其秩序的多样化中是富裕的。但如果我们看单个职能，会得到不同的印象。有很多职能单调而令人疲劳。这种显然的分裂很容易理解。技术生产的整个过程太宏大，单个人无法完成，因此分工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増加。

上世纪是现代技术开始取得非凡进步的时代，也是发明了流水线製度的时代。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人们会看到，工厂的墙和烟囱越建越高，生产倍増；他们也见证了工匠变成了工厂工人。人类比以往更有创造力，但个体工人的劳动变得越来越机械。过去的手工橱柜展现出个体工匠的技巧和精准程度；它若有结构错误，则说明工匠缺乏技艺，或註意力不集中。而机器製造的橱柜则不能说明任何有关操作机器的个人的事。我们使劳动能够进行批量生产，但我们使劳动和技艺分离了。希腊人和中世纪人用同一个词来称呼生产性劳动和工艺创作，这不是由于他们的语言不完善，而是表明二者是真实的统一体。我们知道怎样装饰这些机器生产的产品，但也明白它们往往是肤浅和欺骗性的。它们损害了我们的美的品味。在今天我们偶尔也会发现一些劳动和工艺创作结合的迹象,但总的来说我们仍生活在一个两者分离的时代。直到现在，艺术家和工人仍然是分离的。

然而，我们不是要培养怀旧情绪。我们确实取得了现实的进步，我们也不可能把时间拨回去。但我们的进步是不明确的，因为现代劳动具有悖谬性。我们进步的代价是单调和狭隘。在过去，普通公民的房子并不设有文化产品，而如今房子裏充斥着批量生产的商品。我们试图唤起我们的学校或兴趣团体中的年轻人的艺术天赋时，我们要回到过去的劳动方法。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借助行为而不是文字指出，我们对现代劳动和技艺的和解是否可能持怀疑态度。

这种悖谬是永恒的吗？现代劳动的技术，让人的能力増长了，但它也同时成为单方面的能力。今天的工人比他们的祖先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因而他的工资也绝对和相对地増长，但他的劳动远离了我们可称之为人的能力的完整实现的状态。也许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过渡阶段，我们所指出的不完善只是暂时的。实际上劳动单调性在某些情况下正表明，它是使劳动向机器转变成为可能的中间阶段。劳动不得不成为非人性的，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学会通过一个新的、更加人性的方式来劳动。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任何可能领域裏，几乎所有重大进步都是通过这种途径实现的。我们从没发现一种单纯的、持续的进步，它从一开始就彰显出它的进步性。一开始，所有的革新都是不确定的。它们宣称新的价值观，但过去的价值观失落了。然而到了最后，过去的价值观在新价值观中再现了。任何更新似乎在一开始都是虚无的，因为它似乎否定过去。然而我们应该相信历史的进步性，而不是恐慌于表面的倒退。因此现代劳动的单方面和单调性只是暂时的不完善，它将被新的整合所被淘汰。

这种乐观不仅仅是信念。很多职能都对年轻人有吸引力。他们想成为飞行员或空姐。对他们来说在公路开汽车或在港口操作起重机是吸引人的事。他们迷恋机器，希望用它们来工作。他们对于机器似乎有一种禀赋，而且甚至原始人也能在简单的指导之后学会怎样操作机器。我认识几个人，他们己经从农业工作转入工厂。一开始他们觉得缺乏新鲜的空气和开阔的空间。但一段时间过后，一些人适应了这个新世界，不再想回到农业生活中了。现代劳动的优势似乎赢了。但与此同时有很多无聊的、单调的、扼杀精神的工作等着我们。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劳动具有悖谬性的时代裏。对扼杀灵魂的单调性感到担忧的思想家们可以引证现实，这样的现实仍然就在他们身边。

4. 现代人的力量和重要性

现代人的力量。力量可被定义为人们去把握世界，使之服从于自己的目的。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我们人类的境况的一些本质的方面，我们将不能理解力量在我们实存中的作用。

首先，我们需要这个世界，我们实存的一切实现都归功于它。没有光线和色彩我们无法观看，没有声音传入耳朵我们无法倾听。生命的每一分钟都需要空气，没有食物和水我们将会在几天内死亡。人类的思想为这个可理解的世界所滋养，我们的情感为那些出现在我们世界中的事物和人们所激发。这些不是部分的、而是普遍的真理。从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方面来说，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因此，现代哲学家将我们的存在表述为「实存」(existence/ex-sisto)，即：我们的存在是与世界相关联的。出于同样的理由，现象学认识到意向性的本质属性：我们不是孤立之物，我们与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我们对世界的联系构成了我们的存在。这种对世界的依赖在我们存在的各个层次都构成特点。如果我们在世界中没有发现上帝之手，或者我们的宗教观念没有被人类社会的宗教实践所激发，我们甚至不会有宗教信仰。

但是我们也是自由的。我们建立自己的实存。我们要对自己的现实所是负责。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的世界裏，我们要为此感谢自己。如果我们变得肤浅，那是我们的选择使然。如果我们居住在大城市，那是因为我们建造了这些城市。

我们依赖于世界的同时又是自由的，这是如何可能的呢？似乎我们对世界的依赖性的一切的特性都要排除自由，自由和我们的依赖性不兼容。

这一明显悖论的解决方案要在人类的力量中寻找。我们确实依赖于世界，但我们依赖于的世界是一个人类世界，这个人类世界不是自然的赐予。我们创造了这个创造了我们的世界，借此我们实现自己的实存。通过创造一个能够实现我们的世界，我们实现了自身。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解释这些抽象的观点。我们吃喝以维持自己的实存，但食品和饮料己被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居住在房子裏，没有居所我们就无法存活，但我们居住的房子是我们建造的。类似的情况适用于我们所作的所有事情。我们所有的行动都以一个世界为前提，而这个世界又是我们建造的。

因此我们可以将人的力量描述为，人们掌握世界，使之服从于自己的目的。力量绝不仅仅是人类生命的一个附件。它属于我们人类处境的本质特性。只要生命不是一个跟随自然必然法则发展的过程，我们就生活在人性的层次。做一个人，意味着我们自由地设计自己的生活，而自由的条件就是力量。我们总要依赖于世界，而且如果我们不能征服它，就要向它妥协。我们越是征服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我们越是能控製我们的生活。

我们用我们的力量使世界服从于我们的目的。「世界」是一个集合名词，它将很多实体集合于其意义之中。无生命体，植物，动物，人，它们都属于世界。我们需要所有这一切，因而我们使它们服务于我们的目的。但是根据与不同实体的联系，我们也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它们。一个实体愈是具有行动力，我们就必须愈加尊重它的行动力。因此，根据与不同实体的关系，力量的使用也具有不同的意义。

甚至无生命的物体也能行动，如果我们想要使用它，就必须利用其自然的行动力。如果我们不尊重它，它就会对我们起反作用，如危险的爆炸有时所展现出来的那样。植物不仅有作用力，而且需要先天固有的环境。如果一个农民不尊重适合于他的作物的规律，他将无法获得丰收。动物有欲望和性情。我们只有让他们安心自在、尊重他们的性情的时候才能使用它们。最后，人是自由的人。如果我们想让他们为个人或集体的目的服务，我们就要把他作为自由人来对待。我们应把他作为一个人类来使用，即给他提供理由和合理的动机。不尊重事物性质的力量是暴力，它最后终会毁灭自己。人类的力量如果能够尊重事物和人自身，那么将是最现实和最有效的。

很明显的是，现代劳动増强了我们的力量。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在原始时代和后来进步的时代的人们的不同环境，我们就能发现现代人的力量的増长。原始人有一些力量，他们征服了一片原始森林，但只有几平方英裏。他们的力量所改造的这片领域仍然环绕着森林，所以他们要持续保卫自己的领地。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西欧和美国，我们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情况。在那裏，世界似乎等同于人类力量的领域。人们征服了陆地，大海，还有天空。他的双手在任何地方留下痕迹。道路穿过了田野，船只在海面上扬帆，飞机在天空中翱翔。河流被改造成运河，堤坝抵抗着海波。强风可以毁坏树木，但似乎无力毁坏现代房屋和摩天大厦。甚至闪电可以被人引导。荷兰人长期与大海搏斗，因为他们的国家大部分处于海平面之下。在现代劳动的时代来临之前他们就在保护他们的陆地。如今，现代劳动使他们能够从大海中去赢得新的领地。在过去，大河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群体，而现在相对的堤坝被桥梁和地道连接起来。

从前人们工作要依靠他自己的体力或动物的体力。现在他使用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力，即蒸汽、电力、原子能。电话、无线电、电视连接起了距离。我们可以将几乎所有的东西服从于我们的目的，甚至在那过去所无法企及的地方也是如此。世界己经成为我们力量的王国。对于自然我们己没什么恐惧了。我们当然不再会像原始人那样神化自然之力，我们知晓了这些力并且控製了它们。我们现在更倾向于崇拜人自身，而不是崇拜自然。我们借以超越自然的力量正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现代人的重要性。但谁是现代力量的载体呢？我们的力量是一个集合力，在我们的劳动世界裏个体的力量在减弱。我的一个朋友去过苏裏南。他先是在帕拉马裏博度过数日，然后和几个本土人去了森林。当这些本土人在城市的时候，他们对这位白人的力量印象深刻。但是当他们随同他去了森林后，他们嘲笑他的无能。同样一个人，在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岗位上占据一席之地，独自到了森林中却无能为力。同样，如果我们将我们需求的东西的数量和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东西的数量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不成比例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我们自己製造出的东西只占我们需要的东西的小的可怜的一部分。我们不知怎么製造鞋子、衣服、砖块和刀子。但如果我们将劳动联合起来，我们可以製造几乎所有的东西，虽然我们个体是无力的。我们的生命要完全依赖于人类社会，而且随着力量的増加我们会愈加依赖。

人类一直都是依赖于社会的，但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如此。人类力量越増加，我们的需求越増加。尽管我们有一定数量的自然需求，但我们必然会发现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我们的需求整体在増加。需求的増加甚至影响到自然需求，因为我们满足它们的方法改变了。我们所有人都有吃饭的需求，但我们不会去吃土着人吃的食物。柏拉图主义确实总是轻视人类需求。这一点在二元论哲学中很容易理解，对于这种哲学来说，每种需求都是精神性的灵魂的一个链条。尽管基督教不谴责人类需求，认为需求的满足要适度，但基督教教义仍然受到柏拉图的影响，往往导致对待人类需求的态度非常消极。

现代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我们自我实现的王国，因而不再漠视人的需求；它认为需求的发展是人的自我实现的一个方面。例如马克思，对需求的増长持欢迎态度，将其视为人的实现。他构想的未来社会，人们的需求将达到最大的可能，该社会将提供给社会成员其所需的一切。这个观点正好和当前的苏联现实情况相反。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它们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视为我们的自我实现，在这一点上得出了和马克思相同的结论。不管怎么说，我们的需求得到了増长，随着需求的増长我们也更加依赖于这个世界。这个我们所依赖的人类世界，只能为组织起来的社会所创造，而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作为个体只能造出我们需求中的极少的一部分。我们对世界的依赖是我们对人类社会的依赖的必然结果。

怎样拯救人类实存？人们控製他自己的实存只剩下一条道路：他必须控製社会。马克思认为理想的社会一一当然即共产主义社会一一与组成这个社会的人是等同的。马克思憎恶(资本主义的）国家，认为它企图统治被分化的人们。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分化。社会是分化的，因而国家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统一体。它声称代表了全体人民，但在现实中它只代表了一个群体。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联合起来的人自身，一旦人们联合起来，他们就不再需要服从国家的统治。马克思希望人们联合起来，摧毁国家。借此，问题似乎就能得以解决了，但这只是理论上和抽象中的解决，因为该理念未能得以实现。

苏联声称它不再是国家，而是联合起来的人自身。没有人被称为国家的敌人，那些反对国家的人被称为「人民的敌人」。他们不被国家的法庭所审判，而被人民的法庭所审判。军队保卫的不是国家，因为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这是一个可怕的抽象，其悲剧性在于一个语词上的解决表现为现实中的解决。实际上在这样国家裏，人们并没有实现联合，国家和人是分离的。但是该国的共产党人不能这么说。他要在一个分化的社会中贊美联合和团结，他必须假装他所不是的事物，如果他说出真实的情况，会被指责为人民的敌人。

在西方，我们相信民主是社会力量的问题的最好解决方式。我们知道，国家由一群人所掌握。这些人应该由人民选出，应该成为人民的代表，人民应该控製他们。但我们也很清楚地发现，民主的解决方式很难实现。首先，民主社会预设了公民，他们可以批评政府。而真正的批评要成为可能，要求存在这样的个人，他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他们能够在正确观念的引导下判断选举代表的行为。第二，民主社会并不一定真的被选举出的代表所掌握。存在着一些不为人知且不受控製的因素比选举代表更能影响政治决策。

我们被置于困难的处境之中。一方面我们相信，民主是行使那个作用于我们所依赖的社会之上的力量的最合适的手段，别的手段都不行。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真正的民主很难实现。要去嘲笑民主是非常容易的，正如所有独裁者所做的那样。我们要认识到，民主不仅是一种基本权利；它首先是一项任务，它意味着巨大的责任。也许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问题在现代劳动建造的世界之前就己经存在了，但现代劳动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社会力量，以至于这个问题比以往更加严重，更加紧迫。现代劳动给我们巨大的力量，但也潜在中带来了新的危险。如果这个我们依赖的社会落入堕落的领导者之手，我们将完全成为他们腐败的牺牲品。本世纪的独裁者己经有力地展示了这一点。

5. 人的提高和同一化

劳动对人的提高。无疑，现代劳动提高了人的生活条件。过去用手写书的时候书很珍贵，而现在印刷出来的书可供所有人使用。在过去，听高雅的音乐是最高层、最小众的人群的特权，而现在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唱片、收音机、电视来听这些音乐。现代劳动没生产科学和艺术，但它促成了它们的復製，从而有助于提高人的生活条件。批量生产使各种各样的商品能被普通人所享用。尽管占有商品不能提高道德价值，但它使人们行为更加文明，因为人们生活的环境导致一定的行为。如果聚集一群晦暗、粗俗、阴沉的房子在身边，你会发现没多久就会有一群孤僻的邻居。人们创造环境，但环境也使人成型。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关系。现代劳动通过改善人的环境来使人获得更高的实存层次。

劳动使人们同一化。另一方面，现代劳动似乎製造了一个同一化的进程。所有的小孩因为在收音机或电视中听到一首歌，因而唱同样一首歌。在欧洲的一些现代化城市裏你会发现大批相同的房子，外面相同，裏面也相同。商品的批量生产若没有大多数人们的购买就无法存在。广告促进了这种大规模购买。地方习俗到处都在消失，因为它们不适应现代人的「生产自己的生命」的方式一一马克思的这个术语正是指现代劳动。为了维持这些地方习俗我们下了很大的努力，但这些努力不代表这样的地方习俗是有生命力的。这些努力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它们消失的不正常反应，因而恰好证明了我们的上述观点。特殊主义受到保护正好说明它註定要灭亡。众所周知，科技和现代劳动在所谓欠发达国家的引入意味着西方生活方式的引入。

可能有人会反对说，所有这些都只关系到文明的外在的方面，它的更深层次的方面不会被标准化。但是由于人是一个「实存」文明的外在的方面和内在的方面会相互作用，并由此外部的标准化会成为人类整个同一化的起因。马克思认为，经济是人类生活的核心，这一核心决定了人的整个生活。我们不能认同人的整个生活决定于经济因素，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它们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劳动的悖谬。我们又遇到了同样的悖谬。现代劳动改善了人的环境，同时却又威胁到一些重要的价值。前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其层次比我们低，但他们的生活拥有迷人的多样性。因而我们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劳动的改善必然以单调的文化作为代价。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的古镇其特征各不相同，我们要了解它们就要分别去游览它们。但如果一个人游览了一个现代工业城市，他不会再想游览类似的城市了，因为它们都是相似的。这种单调的一致似乎威胁了我们的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标准化的时代裏。

6. 劳动世界的明晰与模糊

劳动世界的明晰性。我们只有在一个人性的、人化的世界中才感到安心。我己经多次提到新几内亚的居民只能在巨大的丛林中征服一块很小的生存空间。他们在他们那几平方英裏的村庄中才感到安心。但一旦他们需要成群去丛林，妇女会背着重担，男人会用弓和箭武装自己，伴随着她们，在这片陌生的环境中保护她们。劳动创造了一个我们感觉安心的世界，因为现代劳动让我们的整个环境都人化了，所以我们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感到安心。我们乘飞机去一个从未访问过的国度；我们预定一个宾馆的房间；我们去看电影，或者去参观博物馆。简言之，我们知道如何去做。劳动让这个世界触手可及。我们也可以说，劳动让这个世界变得亲切，因为它让世界打上了人的烙印。劳动就是人化作用，并因而让世界变得熟悉和亲切。这样的人化过程，穿透了遥远和深邃带来的隔阂；它让我们伸出手去把握住遥远的东西，把握住藏在自然中的最深层次的秘密。

最引人註意的是，我们甚至并不需要去知道事物的性质是怎样的，就能通过劳动让世界变得亲切。我们仍然不知道电宄竟是什么，虽然电工成天与它相伴。劳动创造的这个亲切的世界超越了科学知识的界限。农民对植物学和生物学不甚了解，他仍然会种菜和养牛。这是从事实践的人有时会瞧不起从事科学的人的原因之一。从事实践的人寻找实践的亲切性，而不在意理论的明晰性。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劳动的这种对世界的实践的亲切性属于一个与科学的领域不同的秩序。科学家从事劳动的时候，有时必须克製对科学明晰性的欲望，而这会给他们科学良知造成困扰。如果劳动必须等待科学的解析，它将不会取得实际上己取得的成果。科学和劳动都在使世界人化，但它们走了不同的道路和不同的进度。现代劳动需要科学，但需要的是没有科学顾虑的、满足于实践明晰性的科学。但是在实验室的科研工作者明白这对于他的科学良知而言意味着什么。劳动需要知识，但只想知道可以用它来做什么，不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劳动的世界是明晰的，但这是一种特殊的明晰。

劳动的世界其实践的明晰性随着机器的发明而发生变化。只要人必须使用工具，人的私人活动就纳入他的劳动领域了。但是由于机器的发明，劳动过程己几乎具有独立存在性。劳动者不再处于劳动的世界的核心位置；他所参与的劳动过程不再依赖于劳动者的特定技巧。在自动化领域这个现象更加明显。在那裏，人们观察一个持续的、系统内在力所驱动的过程。自然的过程对我们总是神秘的，而自动化劳动的过程原则上是可接触和被理解的。也许特定的个人不了解它，但它在原则上是可被理解的。无法触及的秘密在这裏并不存在，因为如果我们不理解它，那是因为我们缺乏必要的技术信息。理解自然过程和劳动过程之间的不同是极其重要的。对于自然进程的不关心，可能是智慧的表现，因为自然对我们终宄还是神秘的。至于劳动过程，无知则意味着缺少学问。劳动的世界从原则上来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可触及的。

卡尔•马克思是最早看到并表述这种劳动世界的可触及性的作家之一。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他阐述了技术时期之前的手工业劳动是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任何一种手工业劳动都要与特定工人群体的特殊技艺相结合。结果是这种劳动只有这些人了解，对于这个群体以外的人则是秘密。因此他说，劳动的不同类型被称为「秘诀」并引用埃蒂耶纳•布瓦洛的《手工业手册》中的话，其中说道：同行的弟兄要发誓绝不向他人泄露本行秘诀。这并不和我刚才所说的劳动构成一个可触及的世界相抵触。但是在手工业劳动中，劳动世界的一个部门的这种可触及性与特殊技艺相结合，因此被一些人所拥有的东西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秘密。然后马克思接着说，随着机器的发明，生产和手工技艺切断了，成为一个独立的过程。秘诀从人的手中被夺走了，并纳入机器之中，人人都可以操作机器。「工艺学也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因此生产的「秘诀」消失了。专利权的存在及其必要性表明过去的「秘诀」消失了。

马克思认为，正因此劳动世界不只是部分地和针对特定劳动者群体可触及，而是完全地和针对所有人变得可触及。因此职能的交替应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因为技术过程在持续地发展和变化。马克思认为，未来应实现劳动的普遍流动。他在新型「职业培训学校」的学生那裏看到了劳动者流动的开始，他认为未来的工人将是流动的人，他们可以从事产业中的任何可能的职位。马克思预见，未来劳动世界对于每个劳动者都是整体明晰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自身相矛盾。一方面它引进了技术化劳动，但另一方面又维持了劳动分工。技术化劳动意味着劳动世界的整体明晰性，但它却被劳动分工所抵製。他这样写道：「毫无疑问，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人的经济关系，是同这种变革酵母及其目的一一消灭旧分工一一直接矛盾的。

劳动世界的模糊性。马克思错在他只看到现代劳动的悖谬的一个方面，即它的明晰性，但他没註意到另一方面，即它逐渐増加的復杂性。劳动总是创造一个让人亲切的世界。确实，这个劳动世界中的相当一部分己经摆脱当劳动还处于手工业阶段时所需要的特殊技巧了，而现代劳动世界则表现为依赖于主要是机械化和自动化的过程。而且这个劳动的世界确实在原则上是每个人都可触及的一一早期的劳动也是如此。在劳动世界中没有那种自然的神秘，或者毋宁说这种神秘感己被我们漠视了。但是这透明的劳动世界自身己经变得復杂起来，它己经超出我们大脑把握的范围了。在如今的劳动中特定工人在生产时通过技艺来表现自己的意义己经不大了，而机器种类和生产方式越来越多样和復杂，无人能做所有的工作。哪怕是在最好的技术研宄所裏完成学业的人，也不能操作和维修所有类型的机器。更原始的机型对于有心的观察者较好理解，但新型电子机械只显示结果，完全隐藏了它们的工作方式。我们的劳动世界在原则上是明晰的，但是就其復杂性而言是模糊的。对个人而言哪怕学习其中的一个单元都需要接受很长时间的教育。很多无技术工人仍然受雇于这个劳动世界，但他们很难明白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对于自身工作的无知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

危害。新的科学有必要去阐明我们这个復杂的劳动世界，科学还没得到充分的发展。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自动化技术是否会最终减少或増加工作的数量，它需要更少还是更多的技术工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但我们仍然忽视这个世界和它存在的问题。乔治•弗裏德曼(Georges Friedman)说我们必须拥有更多的科学知识、而不是一味空想时，他是正确的。政治家不得不在他们尚未清晰了解的事情上下决断。我们将我们的世界改造成劳动世界，借此来忽略自然的神秘。但这个劳动世界对我们是模糊的，这种模糊是危险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创造中蕴含的后果和风险。

8.创造性和程序化

现代劳动的创造性。人从没像现在这样富有创造力。中世纪的哲学家很少写历史，而与之相反，现代哲学家经常谈历史。黑格尔的哲学是一种历史哲学。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观，建立在生产力的发展上。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名为《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最重要的章节之一是关于时间性的。梅洛•庞蒂将人定义为总是超越自我的存在。为什么古希腊和中世纪的哲学家不谈历史，为什么现代哲学家总是谈论它？他们的态度不同，是因为他们描述的现实不同。

在中世纪，当一个七十岁的人回头去看他年轻时的世界时，他会觉得这和他正在生活的世界没什么两样。他可以使用他整个人生的经验，因为世界基本上保持不变。带上银发是智慧的标誌，「过时」这个词并没有现在所具有的表现力。如果在当今，一个七十岁的人回头看他小时候的世界，他将会回想起起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世界。他小时候的世界没有汽车和飞机，没有公路和机场，没有电话、收音机和电视；这是一个城市中心尚未变得过时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正在以一个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速度发展着。

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劳动世界，因为所有的新事物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马克思将生产力的发展称为历史的先锋时当然并不错。如果说他错了，可能错在认为它是贯穿历史的普遍法则，但他的结论对于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有着巨大价值。几乎每年实验室的研宄人员都会发现或发明一些新东西，其中的一些发现或发明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几乎整个世界都在快速发展。也许确实存在着一些国家超过另一些国家的情况，也许仍然存在这样一些国家，那裏的人们的生活方式还是原始的；然而，整个世界己纳入了现代劳动所造就的发展之中。一个作家在准备出版一个关于劳动世界的书物时必须在案例选择上非常谨慎，因为该案例可能在书物出版前就己经过时了。

一个哲学家在思考今天的世界时必须谈及历史，而且现实会强迫他将人称为历史的创造者。现代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我们不相信有什么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因为我们己经看到很多问题都被解决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是很乐观的。有很多期刊告诉我们一些发明出来的新事物，这些期刊一直被人们復製着。因为发展迅速，很多改善在我们习惯它们之前就己经过时了。如果一位医师不去阅读杂誌，他可能将无法很好地帮助他的病人。对无法跟上现代发展的抱怨己成为普遍现象了。家长要决定如何教育他们的孩子不是件容易事，他们当然不能依赖于他们年轻时获得的知识。有时甚至同一个家中最年长的孩子和最年幼的孩子所受到的环境影响都存在显着不同。「适应」（adaptation)和「调节」（adjustment)己经成为两个相似的词。我们正当地将人称为历史的创造者，新世界的规划者和他自己的生活的规划者。

现代劳动的单调性。只要我们观察整个世界，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生活是富有创造力的。但当我们思考单个人的劳动时，思考在工厂、办公室、商店的个人的劳动时，我们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印象。人们普遍认为他们的工作乏味和单调，如果去观察他们工作就会发现他们的工作不需要什么创造力。甚至实验室研宄人员的工作也常常是很单调的。这听起来是个悖谬，但甚至最先进的工厂中的工作都是单调的。人们需要节日，因为需要在单调中有些变化。在装配电视机的工厂中，工作如此乏味，要播放音乐来分散人们的註意力。一个人如果不熟悉现代劳动而只是听说了它的革命性特征，他会认为这些劳动不仅有趣而且迷人；但经验告诉我们并非如此。

过去的一些作家，例如列奥纳多•达芬奇，勒内•笛卡尔，儒勒•凡尔纳，写过一些最大胆的小说，这些小说己经被我们的时代所超越。我们从海上飓风窥见自然的威力，只是一英寸厚的钢板将我们和巨浪分开。但我们仍然感觉安全，盘子从餐桌上滑下去的时候我们还会开玩笑。如果人们还记得脆弱的帆船曾经穿越同样的大洋，他会意识到我们取得的进步。我们甚至不再需要船了，因为现代的喷气式飞机只需几小时即可穿越大洋。潜艇可以航行于难以接近的地球极点的冰面之下。中世纪的宗教组织总会在罗马，我们很难明白徒步或骑马前往罗马意味着什么。但如今这会是个愉快的旅行。我们必须回想过去才能意识到那些我们现在己能做到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前文说过，文学作品中有一种新型的奇异和类科学的小说，我们用一个特别的词「科幻小说」来称呼它。人们的幻想被科学激发。

但我们的想象力只要是单方面的就仍是不充分的。现代世界的事物都有一个精确的、确定的意义。这个世界越被人掌握，它的意义就越有确定性。城镇裏的马路在过去并不仅仅是连接房屋的，它们也是市场，也是娱乐的场所，是孩子玩耍的场所。简言之，它在完整的意义上是一个公共生活的中心。现在街道则仅仅是交通路脉。我们分离出了市场、特定娱乐设施、供人散步的公园，我们也为孩子提供了特定的玩耍场地。我们在这个世界裏看到的每个对象都有一个精确、清晰的目的。在哪裏我们的想象力都会导向一个单一的方向。我们的想象力在现代世界裏不能「施展（play)」，它受到我们劳动世界的一系列特征的影响。因此，我们的想象力是不充分的。给小孩读的故事没有什么变化。他们喜欢看科幻小说，西部拓荒的故事，还有侦探故事。我们给他们提供单调的饮食，让他们生活在一个一切事物都有确切意义的现代劳动世界裏。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的人的显着的思考问题方式是一种精确的思维方式，我们虚构的生活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我们不了解在我们使用的词汇中仍然蕴藏着丰富得多的想象力，而它是过去的遗产。如今我们的语言増加了很多新词，却变得越来越贫乏。我们不知道如何玩弄辞藻，因为我们的想象力己成为单方面的。

可以说，我们整个世界，包括科学、劳动、想象、游戏，都多多少少地朝单方向转移。我们获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我们也走向一条过于狭窄的小径。诗人和音乐家的工作并不容易，艺术家痛恨现代生活的单方面的特征，因为它不符合艺术的特征。日常生活不孕育艺术了。因此，现代艺术家的想象力往往是稀奇古怪的。我们的现代劳动世界是一个古怪的结合体，它是创造力和程序化的结合体，是奇异性和想象力缺失的结合体。

9.劳动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概念

有意义的概念。「的确现代的对劳动的神化让我恐慌。一个意味着一切的概念，最终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24保罗•利科的这些话表达了现代劳动的另一个悖谬。在现代，劳动这个概念变得越来越广泛。在古希腊时期奴隶的活动和自由技艺被区分开，只有前者才被视为劳动。脱离奴隶劳动的自由被看做是一种特权。希腊人甚至还有一个词来形容这种自由，他们管它叫「schole」（拉丁文中叫「otium」)。

圣托马斯关于劳动的己经概念变得更加广泛。他解释了什么叫「体力劳动(manual labor)」。他说，在亚裏士多德那裏，手是「器官的器官」，是最出色的器官。一般劳动都是用我们的双手完成的。人用双手挣来面包。因此「体力劳动」这个词表示人们谋生的任何活动。不仅仅从事奴隶劳动的人在从事劳动工作，而且从事自由技艺的人，至少当他为了挣来面包的时候也是在从事劳动工作。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各种活动都被称为劳动。梅洛•庞蒂说，一个词的使用发生变化，说明事物本身发生变化。我们称呼人的所有活动都叫劳动，因为它们己经被纳入劳动的处境内，它们成为工作，成为一项职能。科学家或哲学家在当今的世界裏如果没有工作也无法生存。哲学家可能是一个教授，一个编辑，或是评审的工作人员；科学家可能是一个老师，一个研宄员，他也可能在出版书物和文章，但他必须有一个工作。一个年轻人在大学学习，他会期望他的学业能帮助他获得一份工作。能够承诺得到最好的工作的学科最受欢迎。很多艺术家，如音乐家，建筑师，摄影师，电影演员，他们也有相同的处境。如果一个艺术家找不到工作，他会抱怨艺术不被人欣赏。柏拉图不喜欢教师收钱，他说到「出卖科学」的人时会满怀义愤。而我们觉得付给教师工资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不久以前，「慈善工作」这个词表示不仅仅是出于慈善动机的、而且是免费的活动。很多宗教社团的建立是为了照顾病人和精神病人、给穷孩子提供教育、从事各种社会工作而不收费用。现在这些活动在我们的劳动世界中经常发挥作用。甚至娱乐和喜剧都成为了工作。尤其在美国，我们会说到「娱乐业」这个词。不仅是在工厂工作的工人，而且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医师、裁判、市长、国家的总统、护士，他们也说他们在「工作」，他们要履行「职责」。「劳动」这个词不再表示一些特定的活动；它现在可以指称几乎所有可能的行业。己很难找到一个不处于劳动地位的活动了。我们甚至可以说，自从经济利益己成为价值的主要标准以来，人们的活动在朝劳动的地位发展。

由于劳动的意义的扩展，我们可以恰当地称呼我们的现代世界为劳动的世界。该表述在古代甚至在中世纪时都是没有意义的。在那个时候特定的阶层是脱离劳动的，社会也是贵族社会。如果说现代贵族这个词还有意义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指称当今劳动世界的领袖一一前提是我们将「劳动」理解为劳动者和管理者共同的处境。对于现代社会的政府而言，最重要的任务便是为它的公民们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因为人们一旦长时间没有工作将会感到他们是多余的。在一个发展成为劳动世界的社会中无疑如此。获得并保持一个工作似乎完全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地支持这一处境，但事实上我们西方人也没有远离它。「劳动」显然是一个意义最广泛的术语，因为所有活动至少在一些环境下都可如此称呼，也因为劳动被构想为人类生活的意义。

劳动作为一个无意义的概念。如果一个哲学家被现代生活鼓舞，试图理解「劳动」这个概念的广泛的含义，那么他将会遇到保罗•利科所提出的困难：一个意味着一切的概念，最终没有任何意义。劳动的定义是什么？劳动不能被表述为特定的活动，因为任何活动都能被定义为「劳动」。经院哲学家区分了内在性的（immanent)活动和瞬时性的(transient)活动，内在性的活动丰富了人本身而不指向一个外在的结果。瞬时性的活动是我们世界的改变。经院哲学家想要说，劳动是一种瞬时性的活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个人的工作是由内在性的活动构成的。

当然，我们必须把劳动和游戏分开。但同样一个活动，它可能表现为劳动的同时表现为游戏。原始人以狩猎和捕鱼为生；而我们做这些事是为了娱乐。我们应区分劳动和消遣。一个整星期都在办公室工作的人也许在周末喜欢去他的花园劳作，以此作为他的副业和锻炼身体的方式。同时我们也可以问，劳动本身不也存在娱乐和消遣的因素吗？因为劳动似乎包含了一切，它就有丧失自身意义的危险。

我们可以先不管组织起劳动的那个世界，来看看我们的家庭，看这个世界是否与我们的劳动世界相异。但是妈妈做饭和清洁屋子也是在劳动。因为家庭裏也存在着劳动，现代技术也渗透到了这裏，因而我们可以在家中看到各种各样的机器。这也是一个悖谬，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劳动的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劳动统治了我们的世界和生活。但这个重要的概念却很难定义。

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想找到一个和我们所生活的显着境况对等的社会，我们应该想到最原始的社会。它也是一个劳动的世界。每个人都在劳动，没有哪个阶层可以脱离劳动。他们还没发展到允许特定群体脱离劳动的阶段。科学和艺术都没有和劳动分离。一切都处于为了生存而斗争和为了勉强度日的状况中。哪裏有人性浮出于原始水平之上，就出现了脱离劳动的群体，他们的悠闲生活靠大部分人的奴隶劳动维持。现代人要解放奴隶，但他的这一欲求意味着每个人都要投身劳动之中，而我们的世界重新变成了劳动的世界。约瑟夫•皮珀尔说，闲暇是文明的基础。但如果的确如此，会引发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在过去闲暇是特定群体的特权。如果闲暇建立在对大多数人的奴役之上，我们就不愿恢復这种少数人才有的闲暇。既然如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样的劳动世界，如果存在闲暇，它一定是对一切的占有。或者我们应丢弃文明的基础？

结论

这一章试图将劳动在当今所呈现出的样子描绘出来，并谈了现代劳动的问题。我不能确定是否己将现代劳动最本质的问题陈述了出来，但确实存在着问题。问题首先是：劳动的性质是什么？劳动几乎可以指一切事物，所以很难去下定义。在此之上产生了另一个问题：这一章列举的这些悖谬只是现代劳动所特有的吗？还是说劳动总会有悖谬性？它总是在一方面促成人的自由、而另一方面限製人的自由？劳动者总是在拥有力量的同时却保持无力？换句话，劳动的悖谬必然由人类的境况发展而来呢，还是只为现代劳动所特有？

这些问题以及很多其他问题都需要由劳动哲学来回答。但是除非我们把自己置于一个崭新的观点看我们的现实处境，否则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我不是要我们切断与自身的处境。这么做是荒唐的、不可能的。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的性质。环境并不总是如它所表现的那样。劳动并不总是统治着人的生活。为了认识我们的劳动处境的特定的、历史的特征，就必须去研宄它的起源和演化。这将是下一章的目的。

劳动的演化

这一章的主题不是劳动的历史，尽管它会含有一些对历史数据的思考。历史学家试图理解过去。我们则试图理解劳动的当前状况，如果我们去看过去，那也是为了理解劳动的现实处境。我们生活在一个劳动被视为具有很高价值的时代。劳动甚至被过度重视了，以至于我们这个时代以一种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将自身表现出来，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劳动视为人类生活的绝对中心。劳动的实际状况已在过去有所发展。我们要去观察这些境况是如何发展的。

1.行动和思想

人们喜欢区分行动和思想。这个区分似乎非常清晰。思想属于生命的内部，行动属于外化的领域。人类行动通常被看做内部思想的外部应用；例如我们很熟悉的名词「应用科学」。现代生产过程开始于研究部门。现代的活动，特别是现代的劳动，要以思想、甚至是科学思想为前提。思想和科学就其自身仍然是优先于行动和劳动的。

我们会看到，对思想和行动的区分是根植于西方哲学传统的，在这个传统中，经常将一般思想等同于抽象思想。今天的哲学家不再接受将一般思想等同于抽象思想的观点，因而哲学家不再对思想和行动进行严格区分。

行动中的理解。有一种类型的思想与人类行动的关系结合得非常紧密，以至于不可能将二者分开；甚至想要区别二者也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用例子来说明一下。我们在观察两个人娴熟地打网球比赛，他们的动作非常快。我们要集中註意力观看，而且几乎不能描述他们是怎样将球击回的。我们管他们叫明智的（intelligent）运动员：他们了解球的运动与自己身体和球拍的可能的运动。他们也相互了解对方。通过观察对手身体的运动他们能猜测球会如何被打回。他们还试图迷惑对方，试图通过他们身体的动作来给对方以这样的印象即他们将把球打向这一方，而实际上球却将打向另一方。他们了解场地的整体情况和地表特性。去看一场高水平网球赛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我们欣赏它，因为确实从中看到「秩序的光辉」（奥古斯丁主义对美的定义），这个秩序是通过理性得到的。

我们在这裏观察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理解方式？比赛并不在「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之中」这个意义上是「明智的」。也许运动员确实知道比赛中的一些理论，但这一点并非必要；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比赛、对球、对对方的实践的理解总是超出他们的理论知识。在电视播出职业拳击赛之后，有时拳击手会接受采访。他们的比赛很精彩，但他们在采访中对比赛的分析通常是不充分的。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先于行动但不与行动分离的理解。这种理解不在理论层次上存在；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但它仍然是真实的理解。这种理解已经纳入身体的行动之中。运动员用他们的手、眼睛，用他们的整个身体去理解。我们可以说它是「脑力劳动」，但这种脑力劳动是与行动相结合的，并不独自存在。

如果认为这种行动中的理解是人类知识中的一个特例，那就错了。反之，它是人类理解能力中最基本和最常见的方式。对人的行为的一个反思可以证明这一点。人和动物的行为总是一个时间的过程。这意味着行为有很多阶段。但仅仅各阶段的时间连续并不是行为，行为需要一贯性，需要各阶段具有秩序。因为有一贯性，我们才可以说行为有「意义」（sense）。法语单词「sens」如同拉丁语单词「sensus」一样，表示「方向」和「有意义」，二者是紧密联系的；过程拥有意义是因为它指向某物。因为行为的阶段存在着有意义的一贯性，我们才能够「领会（follow）」它。当我们理解了行为的阶段的有意义的一贯性的时候，我们才「领会」了该行为。

有意义的一贯性的建立。行为阶段的有意义的一贯性从哪裏来呢？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要区分动物的行为和人的行为。动物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小鸭子哪怕是母鸡孵化的，哪怕没看过别的动物游泳，但它们出生就会游泳。孵化器孵化的小鸡和别的小鸡行为一样。动物的行为有显着的规则性，以至于贺拉斯和维吉尔两千年前对蜜蜂的生活的描写在当今仍是正确的。因此动物的行为是严格科学的对象。如果动物的行为不具备规则性，那就不会如此。然而人的行为不是天生的，至少在真正的人的意义上不是如此。人的行为在不同的文化中不一样。一个日本小孩在日本家庭的教育下其行为会是日本式的。但如果在美国接受美国人的教育，他将按照美国人的方式行为处事。确实人类行为也存在规则性，但这种规则性来源于已建成的文化秩序中，而不是天性。

因为人的行为不是天生的，所以它必然是人创造的。很明显人是实现自己的存在。他能创造一贯的和有秩序的行为因为他被赋予了理性。我们可以对一个人说：请好自为之。我们在一个人的一贯性行为中观察到他的创造性理性。但这不意味着每个个人都创造他自己的整个行为。我们知道存在着很多社会模式，它们因具有规则而成为科学家们的研究题材——不是自然科学家、而是社会科学家的研究题材。小孩在他出生于其中的文化中获得了他的行为模式。但小孩的理性仍在在他取得文化的行为模式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创造了一个人的行为的理性，在小孩身上也有所体现，它让小孩对成人行为的那种一贯性、秩序与合理性敏感。患精神病的孩子也会模彷一种行为模式，但他不能真的把这种行为作为有意义的行为而掌握。我们会通过该儿童的行为方式看到反常性。

人的行为是其理性创造的。但我们不应该认为人们创造他的行为是从抽象知识出发的。我们通常对惯有行为的意义只有模糊的知识。我们能感受到其合理性，但没有抽象地认识它。我们理解它，但这种理解是包含在行为自身中的。我们不能系统表述当前行为模式的意义。

我们的合理的行为不仅包括我们行动的知识，也包括对世界的知识。打网球的人不仅知道他们身体的可能的运动，也知道球拍的弹性、球的移动性和场地的大小。他们必然感觉到他们击打的力量和球的运动之间的关系。他们必须要理解整个「运动世界」。他们的註意力不固定在身体上。相反，它包含在身体中而指向世界。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内化的行为是从他们对世界的洞察中演绎出的，尽管在严格意义上这一「演绎」完全不是一个智性的过程。

我们知道如何行动因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因为我们知道如何行动。知道如何行动，和知道我们行动于其中的世界，是同一个实践的两个方面。驾驶就是这样一个行为，人类理性包含其中的同时又是对世界的一个方向的洞察。它不是理论原理的运用。一个人开车时，他表现为一种明智的方式，而他的理论理性可以自由地用在交谈上。只有在紧急情况下这种理论理性的自由才会中止。我们可以在小孩子的行为中观察到理性的这种表现；当他探索他的屋子时，他同时也学着去理解和做出行为。

实践和知识的结合。存在一种对身体和对世界的真正的理解，它不属于理论秩序，也不是理论的运用。它是身体化的理解。它是与行动相结合的思想，是行动中的理解。梅洛·庞蒂管它叫「践识」（practognosis）,因为实践和知识在这裏结合在一起。 这是人类思想存在的最源始的方式。 我们将会看到，我们也有其他的思想形式，但我们不能离开这个「践识」。如果我们只拥有抽象的和理论的理性，我们无法生活在人类世界。通过「践识」我们理解了日常工具和它们所归属的那个世界。从而我们也理解了我们生活其中的交通和城市道路。家庭主妇通过这种方式在家工作和照顾宝宝。一位照顾宝宝的母亲了解她的宝宝，也了解用来照顾宝宝的工具。她用一种明智的和高效的方式行动，所以观察她是令人愉快的。然而，如果我们要她关于照顾宝宝的事做个讲座，她可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如果我们想要听这样的讲座，最好还是请一位研究这个领域的大学教授。但如果我们要这位教授来照顾小孩，那就轮到他窘迫了。母亲通过「践识」而不是理论而知道；教授通过理论而不是「践识」知道。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践识」的性质和功能。「践识」是身体化的知识，是行动中的理解，是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具体的理解。它没有和行为相分离。通过这种方式知道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做，但不能阐释。我们只能通过示范如何去做来教别人。

劳动总是和思想结合在一起。劳动是秩序的创造物，因而人可以在理性的指导下劳动。但很长时间以来引导劳动的理性是内在于劳动的。劳动不是在理论的指导下，而是在「践识」的指导下进行。这个「践识」仍是指导原始人的主要思想，仍然适合它们的文化。

指示事物。人类思想并不停留在「践识」的水平上，而是发展成为更高的实存形式。有一种人类行为的方式让这一发展变得可以理解，即指示事物。 指示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行动，但它不是指我们抓住东西或我们真的触摸到它们。我们和事物保持着一段距离并且我们指向它们。指示事物可被称作一种行动，因为它提出一个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指示创造了一个意义，因为它给予一个新的实存形式。意义表现出来。它从它作为其中一部分的视野中多少脱离出来。它被突出了。它几乎从环境中被抽出来。我可能对某件事有罪恶感，但如果我不仅有罪恶感，而且还被指示出来，即被指出有罪，那我的感受会很不一样。只要人类知识还是「践识」，那么它被包含在行动中，而且会在现实世界中创造出有意义的事物。当人指示事物时，他将自己提升到高于直接行动的层次之上，并且将事物的意义从具体的事物之中抽象出来。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头部、手和手指的运动来指示事物。但人创造出一个特殊的、更有效的工具来指示事物，即词语。词语是人们用来指示事物、强调意义、揭示意义的主要工具。词语的指示的力量超出了我们现实生活于其中的时间和空间，因为词语可以指示属于过去的、属于未来的或距离遥远的实在。凭借词语，人赋予思想新的实存方式。

语言。人学会使用词语之后，也学着反思地使用它。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仍在使用语词，任何人都可证实这一点。于是思想获得了内在的特征。很明显的是这种内在的思想仍属于世界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使用的词语属于它。但思想包含在语言之中是非常微妙的，而且思想被包含进去并没遇到有什么阻力。思想获得了在语言发明之前所没有过的自由。

人类思想最初是前语言的；我们将这种前语言的思想称为「践识」。这种前语言的思想仍然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理解了很多我们不能用词语表达的事物。前语言的思想发展成为语言思想。语言思想最初是前科学的。但到了后来语言思想到达了科学的层次。当人们学说话的时候，他开始批判他说话的方式，当这种对人类言语的批判达到一个特定的完善的层次时，人也就到达了科学的层次。

科学语言最初是统一的；神学，哲学，还有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科学」的那些学科最初是统一的，它们使用相同的词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学会了区分不同科学语言的形式，这一进程仍在继续，因为新的科学仍在出现。

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人类思想有这样几个层次：前语言的和语言的层次。语言的层次又分为精确规定的和未精确规定的。不同的层次并不属于过去。前语言的和前科学的思想仍然存在着，并且对我们的生活起着巨大的作用。英国分析哲学是单方面的，因为它只关註包含在词语之中的人类思想，却完全忽视了我们的前语言的思想。

结论。我们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思想和行动在最初是同一的。人的行动具有人的特征是因为思想包含在其中。然而在历史进程中，人类思想超越了行动对它的包含，获得了更高的实存形式。通过这种更高的形式，人类思想表现出它的超越性特征。

如果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思想超越行动对它的包含这一点于人类行动已无关紧要，那就错了。经验告诉我们，人们经常用语言思想去改进他们的行动。人们执行一项任务时，有时会停下来讨论讨论。经过短暂的讨论他们能更有效率地完成工作。如果说思想在它的前语言的形式下能指引人的行动，那么语言思想能做更多。我们会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行动被科学思想指引。但在这一点实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人类行动和科学思想是相互分离的。让我们来查看一下这段分离时期。

2.思想和劳动的分离

古希腊。希腊人在将前科学语言提升到科学层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体验和阐释科学的内在价值，是希腊人不朽的和不可超越的贡献。思想的过程也是启发的过程，知识之光使我们人类的心灵得到满足，因为它启发了我们。当我们去听一位具有独创眼光、给人类以启示的大思想家举办的一个高水平的讲座的时候，就能体会到这一点。我们被提升到一个光辉的世界中。正如我们的眼睛观看这充满光芒和色彩的世界是一种满足，我们的心灵在精神之光中遨游也是一种享受。这个世界处于更高的等级，因此更加令人愉悦。经历长时间的研究之后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时，我们就能体会这种愉悦。这一点和登山运动员很相似，经历了很长时间艰苦的攀登、到达了山顶并看到展现在面前的全部景观的那一刻，他们是非常愉快的。

科学具有内在价值因为它的光辉让我们的心灵愉悦。否认科学的内在价值的哲学家，也必会否认他们自身的体验。弗朗西斯·培根当得出结论——科学的目的是获得力量——的时候，他无疑会感到愉悦。如果他不觉得他能对人类有所启示，如果他并不因为确实发现了些什么而充满喜悦，他就不会写出他的着作了。他可以在描述科学的时候忽视科学的内在价值，但他必然仍会体验到知识之光带给他的愉快。

古希腊哲学家不排斥科学的实践价值——它或多或少已和哲学同一了。甚至形而上学也终止于伦理学。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在绝对和永恒的理念的光辉下构思出来的，但它考察了实践的问题。一个思想家用一种特定的方式看待宇宙，他自己也必须置身其中。由于他不仅仅为他自己、以他自己的名义而思考，而且为了全人类、以人类的名义来思考，所以他的实践的结论会表现为普遍规律。形而上学之光激发了伦理学说，它启发了个人、社会和政治的实存。古希腊哲学是形而上学、伦理学、社会和政治的学说，但它没有启发劳动世界，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因而我们可以说在那裏科学思想和劳动是分离的。

古希腊时期科学和劳动相分离的原因。要指出这一奇怪而重要的现象其原因是什么并不容易。首先，古希腊哲学家倾向于将思想之光等同于抽象的、理论的、概念的知识。他们强调思想的科学层次，以至于没看到它和前科学、前语言知识之间的关系。巴门尼德认为普通人的知识的领域是现象的王国，只有哲学家才能进入真理的王国。他将这两个领域相对立，否认两者之间的任何连续性。赫拉克利特蔑视群众，因为在他看来他们的思想与自然的真正实在相隔离。柏拉图认为日常实践被意见所引导，它与科学的确定性是相违的。他在《理想国》第七卷的开头讲述了一个着名的比喻，他是这样描述普通人的：

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长长通道通向外面，可让和洞穴一样宽的一路光亮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裏，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让我们再想象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者之间，在洞外上面有一条路。沿着路边已筑有一带矮墙。矮墙的作用像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头去表演。接下来让我们想象有一些人拿着各种器物举国墙头，从墙后面走过，有的还举着用木料、石料或其他材料製作的假人和假兽。这些囚徒除了火光投射到他们对面洞壁上的阴影而外，他们还能看到自己的或同伴的什么呢？后面路上人举着过去的东西，除了它们的阴影而外，囚徒们能看到它们别的什么吗？他们会断定，他们在讲自己所看到的阴影时是在讲真物本身。

普通人就像洞穴裏的囚徒，然而哲学家却是自由的。普通人把影子当作实在，但哲学家能看到实在自身。在这种理论中让行为和劳动成为可能的光芒被忽视了。哲学是通往新的光辉世界的路——但它不是渗透日常生活的有变革性的光芒。

因此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柏拉图认为哲学之光不应提升劳动状况。劳动属于较低的等级。人类灵魂由三部分组成，即欲望的部分，高贵、勇敢的激情的部分，思想。三个阶级对应着灵魂的这三个部分，即让低级欲望的满足得以可能的劳动者、保卫社会的战士和进入真理世界的有智慧的人。因为思想被抬升到灵魂其他部分之上，因而有智慧的人也被抬升到其他阶级之上。

哲学家把别的快乐和他知道真理永远献身研究真理的快乐相比较时，你认为他会怎么想呢？他会认为别的快乐远非真正的快乐，他会把它们叫做「必然性」快乐。因为，若非受到必然性束缚他是不会要它们的。

哲学被抬升到远高于意见和必然性的世界之上，抬升到劳动世界之上，以至于二者的结合变得无法设想。柏拉图因而蔑视像智者那样为了金钱出卖智慧的人。智慧自身就是价值，它不能服从于经济需要。劳动的内在光辉被柏拉图忽视了，科学被抬升到其上，二者的结合成为不可想象的。

圣托马斯·阿奎那和中世纪。圣托马斯的哲学——他生活在一个哲学和科学还没区分的时代——仍然无法想象科学和劳动的结合。他将智性知识等同于抽象知识，因而不能认识到「践识」的内在光辉和价值。我们能找到他将智性知识等同于抽象知识的证据,因为他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我们如何通过我们的智力来获知具体的物质。这种问题只有将智性知识等同于抽象知识的哲学家才能提出来。 如果智性知识总是意味着对抽象观念的调和，那么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将具体的事物作为具体而认识的。抽象观念是抽象的，因为它不能反映个体性和事物的个体状况。它能揭示事物的共同性，但不能说明其中每个个体是怎样的。那么我们如何得知事物的个体情况呢？圣托马斯告诉我们，我们的抽象观念来源于感觉印象，它能够反映事物的个体情况。当我们探索观念的来源时，我们必须回到观念得以产生的感觉印象中去，回到被感觉印象反映的个体事物中去。我们的智力不能直接地将个体事物作为个体去认识，但它可以反思抽象概念的起源，所以它间接地知道事物个体性的一些内容。

我们如何将个体事物作为个体的而认识，这个问题对于现代哲学或对于经验来说不存在。很清楚，我们拥有关于个体事物的智性知识。我们能欣赏一幅画，品尝一杯啤酒，听听音乐。我们知道具体的交通情况，知道我们在图书馆的图书的摆放。圣托马斯的问题来源于对智性知识的一种单方面的理解，即将智性知识等同于抽象知识。他因为没有註意到「践识」，这也是智性知识的一种形式，但它并不是抽象的。尽管我们常会在圣托马斯的着作中偶然发现一些观点表明他不是完全觉察不到「践识」，但他关于知识的理论没能为智性的「践识」留下一席之地。

我们不应忘记中世纪哲学是从教授逻辑发展而来的。因此中世纪哲学强调概念知识也是很正常的。圣托马斯受亚裏士多德启发，超越了柏拉图主义，建立起感性经验和智性知识的联系。但他没有——也不能——达到现代哲学对知觉的理解，即将感性经验和智性知识合二为一的理解。

圣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关于劳动认识的不足。M.D.Chenu认为圣托马斯的理论提供了发展劳动哲学的可能性，因为托马斯主义哲学是「关于思想的身体化的理论」。他比较了奥古斯丁主义（柏拉图主义）和托马斯主义，他是正确的，因为和奥古斯丁主义相比，圣托马斯哲学确实是一种思想身体化的哲学。然而值得怀疑的是圣托马斯的理论是否能在现代哲学意义上被理解为身体化哲学，是否实现了发展劳动哲学所必需的条件。圣托马斯认为，人类灵魂同时也是身体的形式，是生存的（subsistent）。这一点比柏拉图主义是个进步。但圣托马斯将这两个方面区分开，并且将这种区分贯彻到他对人类行动的描述中。在人类灵魂中有一些行动发挥身体形式的作用，另一些行动发挥生存（智性知识和意誌行动）的作用。这种区分的存在由这样一个事实证明，即他认为人类存在这样一个功能——「评估感（estimative sense）」，将两种活动结合起来。他忽视了那些感性生活和智性生活结合在一起的人类活动。现代哲学已发现二者的结合是先于二者的区分的。存在着这样的人类活动，例如知觉，同时是身体的和智性的。它们是合并的精神的活动。这裏我们得到「践识」，也就是使劳动成为可能的人类知识。我们的精神在感觉中知道世上具体的事物。我们的精神用眼睛观看美丽的东西，查看交通的状况。这种知识是前语言和前概念的，但它仍是精神的，尽管它同时也是感官的。圣托马斯没有发现人类思想的这种身体化，但他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很难做到。劳动哲学需要一种哲学分析，它在中世纪是很难获得的。

圣托马斯关于劳动的价值的观点。当托马斯阐述体力劳动的价值时，托马斯主义对劳动哲学基础的缺乏便清楚地体现出来了。 提及一下是什么导致他谈起体力劳动，是很有助益的。他属于当时很新的宗教组织多名我会。旧的宗教组织的修道士在修道院度过一生。他们喜好冥思，但每天都会做几个小时体力劳动。新的组织如奥古斯丁修会、加尔默罗会、多名我会和方济会，他们关註灵魂，经常离开修道院，所以他们没有时间从事体力劳动。一些教区圣职人员不喜欢新的修道士，谴责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一种谴责就是说新修道士不劳动。这种劳动是被视为道德义务的。圣托马斯即面临这样的问题，即是否每个修道士都有义务去做体力劳动。他用一种实在的方式回答了所有问题，并列举了迫使人去做体力劳动的一般动机。然后他解释道，这些动机没有一个和新修道士有关系。提一下这些迫使人们做体力劳动的动机是很有意思的。

首先，一个人如果没有谋生的其他手段，就必须去劳动。每个人都要维持生计，如果劳动是唯一可以维持生计的方式，他就必须要劳动。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别的生存手段，这一动机就不存在了。圣托马斯的观点建立在个人生存必需之上，而社会的生存必需甚至都没有提及。圣托马斯还发现了第二个动机，即人们有义务避免懒惰，因为懒惰导致罪恶。第三点，人们必须劳动以苦修赎罪。第四个动机是劳动使我们能够施舍。

值得註意的是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劳动的内在价值的言论。托马斯没说劳动是一种人类实存方式，在其中我们的创造性理性展现其力量。他没有说劳动的内在满足。他也没有说劳动改善了人类的境况，它是世界的人化和我们的实存的人化。他所说的这些动机都是外在于劳动的。

如果读者得出印象认为前面这些话是在指责圣托马斯那就错了。柏拉图和托马斯生活在一个上流社会不劳动的时代。劳动是普通大众的事情。此外在那个时代劳动的发展仍然缓慢；劳动尚没有展示出如今那样的创造力。劳动维持着现有的经济秩序，尚没以明显的方式改变人类的境况。人们不像现在这样了解人类历史，因而哲学家没有认识到劳动对人类境况的贡献。人类的境况似乎和人的实存同延。然而人的创造力在科学的进步中体现得很清楚，但科学的进步却没在劳动的世界中反映出来。除了在几个单独的领域如建筑学和军事技术以外，科学和劳动的相互作用还没有实现。托马斯未能如我们一样看见劳动的内在价值，因为这一点在他那个时代还不明显。事物的意义只有在历史的进程中才变成可知的。在我们的时代劳动的创造力量和它的人化力量已变得可以观察。我们不能因为托马斯没发现尚不能观察到的事物就指责他。因而将一种劳动哲学建立在托马斯的着作之上将是不合时宜的。圣托马斯对他那个时代的生活给出了很好的分析，但他没能对现代生活给出分析。因为人是历史的产物，他实现着自己和他的世界，他自我表现必须随着历史而进步。人性的确存在，人身上也有某些永恒的特性，所以伟大的哲学思想不会被完全取代。但甚至人性和人的这些永恒的特点在不同阶段也有不同表现，因此哲学也永不能保持不变。劳动的特征和状况自从中世纪以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中世纪哲学不能帮我们定义现实的劳动世界。

总结。原始时期的劳动和思想是统一的，人们用他们的双手思考。 后来，人的思想到达一个更新的更高的在劳动世界之上的实存层次。科学在伦理的范围内是实践的。但在古希腊和中世纪时期科学没有将劳动抬升到和它相同的层次。因此我们可以说科学和劳动分离了。我们不排除科学作为独立实存的权利，更不是要否定它的内在价值。古希腊发现了科学的内在价值，这一点是要维护的，甚至在我们这个实用的时代也是如此。但很可能科学在保存其内在价值的的同时也将劳动提升到和它相同的层次。这就是现代社会发生的事情了。

3.科学和劳动互动发展的有利条件

在中世纪的末期和现代社会的初期我们听到了宣布人类新的力量的声音。列奥纳多·达·芬奇用大胆的想象力预见了几个发明，这些发明用现代最新科技才得以实现。笛卡尔意识到他的着作的实践作用。他知道它们不仅仅指明通往新哲学之路，也指明通往新的力量的道路。他有非常大的责任感，以至于犹豫是否要出版他的着作。弗朗西斯·培根宣称新的科学将会给人类新的力量。这些人所说的东西是属于未来的，但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期一定已经很明显地看到未来了。能让他们猜测到未来如何的那种东西，一定已在环境中展现出来，而这个环境创造了未来。

解放的时代。中世纪末期和现代社会的初期首先是一个解放的时代。在中世纪，一个完善的秩序被创製出来，统领了一切。各种科学在哲学中相互关联，哲学服从于神学（「ancilla theologiae」）,神学又服从上帝。不同的公爵和国王多少服从于罗马皇帝，皇帝由罗马教皇加冕，罗马教皇是基督的代言人。工匠在行会中组织起来，每个行会都在大教堂拥有它的祭坛或礼拜堂。中世纪城镇的多样的生活在大教堂中得以体现，它很显然统治着城镇。在中世纪也许有很多暴乱和无序的情况，尽管如此无序还是被认作无序，而总体的、包容一切的秩序在原则上是被认可的。

中世纪的秩序有一种不确定特征。就其作为秩序为合适的地位分配不同的价值、公正地对待它们和允许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得到自由而言，中世纪的秩序是很不错的。但这样一种无所不包的秩序很容易被心胸狭小的掌权者滥用。一旦如此，中世纪秩序就变得压抑了。中世纪在顶峰时期被基督教式的对生命的观照所统治，产生了优秀的大教堂和很多杰出的理论思想，圣托马斯的思想无疑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种。但是当这种观照衰退时，这种「秩序」变得更像一种製度。这种製度强加给人们，变得压抑起来。

这种压抑的製度唤起了解放的运动。然而该运动和中世纪秩序一样是含糊的。就它作为对压製的反抗而言，它是对的，因为它是要求合理的独立和不同领域的生活的自治的呼吁。但作为对实权的从属关系的拒斥，它对秩序是破坏性的和毁灭性的。因此对这个时代的评价总是有很大差异。

解放的运动在很多领域展现出来。民族国家将自己从帝国中独立出来，帝国则将自身从教皇的权威中解放出来。很多国家的教堂从罗马的权威中摆脱出来，一些神学家也不再接受罗马教廷的权威教义。哲学不再依靠神学支持——文艺復兴时期的哲学和笛卡尔的哲学不再依赖于神学。科学也摆脱了哲学。中世纪的艺术形式大多是宗教的表达，而新的艺术成为我们世俗生活的表达。在艺术与宗教分离的初期，近代艺术仍使用宗教题材，不过用世俗的风格表现了它们；后来艺术甚至脱离了宗教题材。

解放的意义。解放的运动还有更深的意义。人一直是依赖世俗的存在。然而在中世纪的秩序中，世界被看做是透明的。人们生活在世俗中，但最终目的却在别的地方。尘世生活被看做是通往终极目的的历程。根据这种观点，人们世俗的生活，以及有关世俗生活的一切人类活动，都具有临时性。人们的态度首先是「形而上学」，因为他的生命超越了世界。中世纪科学受到亚裏士多德的影响开始研究世俗的实在。柏拉图那种认为尘世是一个影像的领域的观点被中世纪思想家超越了，这些思想家中很多都对经验的研究很有兴趣。现代自然科学很大程度上由中世纪孕育而来。形而上学仍然保持着「科学的女王」的地位。甚至当哲学开始对物理学感兴趣时，它仍然关註形而上学的概念。世俗实在被视为是更高一级实在的反映。人们并不能完全自由地研究世俗的现实，不能完全认识他的世俗的实存。马克思会说人们「和这个世界异化」。人存在于那裏，在那裏工作，但他的在场也包含着他的不在场。基督教思想家会说，人们不能将其的全部兴趣投入尘世。他们坚持认为人应该保留一些东西不受世俗干扰。

现代人已经摆脱了那些中世纪时期加给人类实存的限製了。人已经能自由地、几乎无限製地探索和开发这个世界。他开始借助新的经验科学的力量探索世界。这一方法在弗朗西斯·培根那裏不是表现为科学的一种方法，而是变现为真正科学的唯一方法，而演绎的形而上学被丢弃了。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不仅要统治者拥有在他的领地中的自由，而且要统治者拥有为达成目的的完全的自由。根据新的艺术理论，艺术也要在它自身中寻找其最高法则。一开始上帝被认为是信仰的对象因而理性不能把握。后来上帝被认为是宇宙的创造者，把尘世留给人类后就不再亲自管它了。到最后这个上帝的实存都被否定了。人们认为拥有开发这个世界的自由还不够，坚持拥有毫无保留的完全的自由。这裏我们发现教会和现代人发展趋势的对立的悲剧性原因，也发现教会不愿意、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不愿意卷入新的发展的原因。教会认为现代人所欲求的已经超出了他们应获得的。

人类让自己自由地探索和开发这个世界，他通过他的所有潜在性实现自己的自由。欧洲人发现了新的国家并占领了它们。艺术不再去表达超越性的神秘，而是强调人类实存，艺术在其作品中贊美人。经验科学更加深入地探索世俗。那些预见到技术成果的现实力量的思想家相信人类的力量能够解决所有人类问题。

人类的新方向和对世俗探索的强调开始占领科学和我们的行动。它们具有同样的特点，即对力量的欲望，这种欲望统治了探索者，并在弗朗西斯·培根的着作中表露出来。他指出了新时期科学家应走的道路。人类的新方向为科学和行为的互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近代的开端已有人预言了这一互动，但它在实现之前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

新的自由和基督教。很明显这种新的自由理念和新的追求解放的运动让基督教思想家很不安。新的自由无疑在实践上是对人们从属于神圣秩序的拒斥，如果说不是在原则上的话。新的自由是一种反叛，因而神学家和教会权威不得不站出来反对它。但追求解放的运动同时是对不同生活领域的正义的独立性的诉求。这种含糊性，正确的理念和错误的夸张的混合，产生了并仍在产生很多误解。现代人发展出一种批判感，这让他们取得很多出色的成果，但这种批判感同时也削弱了对必须在人生中占优势的基本真理和价值观的意识。对于基督教而言，承认这一批判的价值的同时避免它的危险，是一个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4.现代社会劳动和科学的互动

如果认为现代劳动从一开始就主要由科学而发展起来那就错了。「事实上，直到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工程对科学的促进远大于科学对工程的促进。」 但是科学和劳动的结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工程和科学经过了长时间的恋爱而在十九世纪中叶共结连理，从此工程的发展迈开了迅速的步伐。」 现代思想为了征服世界，其战役中首先在两个独立的阵线展开，而现在已经合二为一。这个比喻有些夸张，因为劳动和科学在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有些关联，但起初这些关联是偶然的，因而不能说是统一的发展。我们将首先考察现代劳动的发展，然后考察现代科学的发展。最后我们再考察劳动和科学的结合。

a)现代劳动的发展

从家庭生产到工厂生产。欧洲人周游世界各地，欧洲的主要国家都有殖民地。从而，原材料源源不断供往欧洲。早期经济学家认为最彻底的自足最能保证人们的福利。一个国家当它借助殖民地之力获得一切它所自身需要的东西、并进而出口到别的国家时，才会富裕。要限製进口，刺激出口。但不久就发现，福利主要由劳动决定。劳动将原材料转化成商品，劳动将商品运送到需要的地方。劳动是人们的福利的最终来源，因为劳动创造价值。 因此人们将大量註意力集中在劳动的进步上，至少在那些采用新的有利的生产条件的国家裏是如此。相反，西班牙拥有很多富饶的殖民地，没有刺激劳动，因此在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荷兰人迎来「黄金时代」因为他们刺激了商贸，这也是劳动的一种形式。英国发展了商贸和工业，为持续的繁荣创造了基础。

世界市场的扩大带来的生产的扩大，早期的生产理论已经过时了。由不同的手工和行业的师傅完成的家庭式生产不足以满足新的市场。 这裏我们需註意的是，经济学家认识到单纯的财富积累不利于国家的福利。 资本需要投入。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出色地描述了这种新的认识。 一方面，资本拥有者想把资本投入于生产性劳动；另一方面，工匠的个体生产是不充足的。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工厂生产会得到发展。

专业化。工厂生产导致了分工。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的，它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发生。 生产组织者将原本属于不同的独立的手工行业的劳动者聚集在一个工厂裏，因为一个商品需要经过所有这些人的劳动才得以完成。工人继续行使他们各自所属的行业，但他们集中于同一个商品的生产中。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生产者将同一个行业的不同的手工业师傅聚集在一起。他们在同一个工厂独自工作，但到高产量阶段也开始将不同的任务分给专门的成员去做。通过这种方式劳动的专业化提升。很明显专业化劳动达到更加完善的程度。 工人个体可以将他的全部註意力集中在一项活动中，这样就提高了技艺。工厂生产的组织者促成这一进程。由此过去的手工业师傅成为了专业化的工人。结果是，人们将註意力指向了生产方法。这一进程在人类活动的别的分支领域中也反映出来。例如，货物的运输途经陆地和海洋，所以生产的扩大要求运输手段的提高。

研究和运用的分离。劳动的专业化和对技术的投入孕育了机器生产。机器并不主要是科学应用的产物。历史表明，机器最初是随着劳动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只要生产要利用人的力量和可见宏观世界的力，工程师就首先是实践中的人。他可能对科学的发展感兴趣，科学的发展可能会引发新发明，但他的发明主要产生于他的实践观察。然而在生产性劳动的领域已经有了研究和运用相分离的趋势。在过去，劳动过程的修改产生于运用过程自身之中。当我们开始对改善劳动过程予以特殊关註时，研究从运用过程中脱离出来。研究和运用相分离为科学的介入准备了道路。

b）现代科学的发展

现代科学的发展拉近了科学和劳动的距离。物理和化学是科学中最卓着的。这一点首先在「科学」这个词的一般使用中体现得很明显。如果一个人说起科学的一门课程，大多数人会想到物理和化学。其次，这一点也在科学生活的大方向上体现得很明显。所有的其他科学都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甚至超出这个界限，去彷效物理和化学的精确方法。如果不这样，就往往会被视为非科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都曾试图——并仍在试图——按照物理和化学的模式成为精确科学。

如此，我们应意识到我们离中世纪有多么远了。那时形而上学是最卓着的科学，别的科学只有在分有形而上学的特征后才有权叫科学。形而上学是「科学的女王」。现在我们区分了科学和形而上学，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再把形而上学认作是科学。出于上述原因，在我们对科学的演化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将註意力限于物理和化学中；除此以外，也由于科学和劳动的互动已在这个领域精确地实现了。

科学，事实和概念（Science, Facts, and Concepts）。我们经常用一种单方面的态度描述科学的特征。很多思想家认为，要用经验主义方法寻找科学的最本质的特性。科学是基于事实，而不是基于理论和概念。中世纪科学使用演绎法并根据推测基于明白的概念，而现代科学则只基于事实。

新的科学是经验主义的。但这不意味着它们基于事实而于概念无关。这一点当我们反思「事实」这个词的意义的时候才会明白。事实不等于具体的、经验的数据。我面前挂着一幅画，这是具体的数据，但不是一个事实。基于它我可以建立很多事实。它挂在那儿。它有木製的框架。它不是原画，而是彷製品，而且很糟糕。它给我乡间的印象。它是最近才绘製的。具体的事物不是事实，但我可以关于每一个具体的事物都建立数不清的事实。我们可以说具体的事物包含了数不清的潜在事实，但要通过我们的建立才能实现。我们通过判断来建立或实现事实。

当判断有一个具体的可及经验的主语，而且当判断能关于这个主语说些什么能被经验证实的内容时，判断才能建立事实。然而我们的判断不仅有一个主语，还有一个谓语。谓语总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而，如果概念无效，我们就不能建立事实。我们拥有越多和越好的概念，我们就能越好地建立事实。

很多对我们显而易见的事实，在过去并没有纳入科学家的思考。为什么他们没有看到这些事实？他们没有看见或不能够看见，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现在已有的观念。因为工业中的人的关系问题已被提出，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劳动世界中明显的事实，而上世纪的优秀的经济学家却根本不可能看到。因而对于经验科学来说，概念的演化是至关重要的。

数学的作用。因此说新的科学已经从概念转向事实是荒唐的。如果他们发现了新的事实，那么他们必然相对地获得了新的概念。科学的新发展很大程度上在于新概念的获得。这些新概念具有量的特征。物理和化学可能会谈及物质的质，但只有当在量的数值能被确定时，它们才能测量质。这一点我们在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开始时的着名定义可以看到。这些定义都是由量的元素构成。现代科学不拒斥质，但它们通过量的术语、使用定量的方法来认识事物。 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要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这一新方法对物理和化学是至关重要的。采用了定量的方法后它们取得了实质的进步。

因此，我们不能说物理和化学完全是对物质实在的表述。它们只是不完全的表述，它们必须为描述物质实在的其他手段留有余地。艺术家也能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物质实在。

数学的运用意味着物理和化学具有建构性。数学几乎完全是建构性的。只要物理和化学运用数学，它们便也具有建构性。它们不是实在的纯粹反映；毋宁说是计算。人的主动态度在其中发挥很大的作用。人们通过他的主动态度决定物理和化学的对象。因而这些科学的范围并不与纯粹的实在相一致；它是人们根据特定的手段所观看到的实在。科学的范围是在人的问答游戏中决定的。人的主动态度不仅蕴含在他的基本方法中，也在他所创造的实验中体现出来。他通过实验强迫自然给出答案。

科学通往劳动。物理和化学通过自身内部的演化通往了劳动。科学越是发展，人对自然的询问越主动。他的主动性的增强表现在实验的增加上。科学家因为实验而需要工具。然而这些工具往往由劳动世界相关的工程人员去製造。技术人员不仅劳动需要，科学也需要。劳动和科学由于各自的理由有时在很大比例上都对製造工具感兴趣，因此它们显着地达成一致。

科学接近劳动世界还有一个原因。科学已经突破我们的感觉所能理解的世界的边界。它深入发掘自然的潜在力。电力和原子能的发现是至今为止最重要的例子。科学知道这些力的一些内容，但这些知识主要在于知道如何操纵这些力。科学发现了自然的潜在力的运行定律，它也知道如何表达这些力的量。但正如海森堡所说，科学不知道这些自然力实际上是什么。

原子物理学家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科学仅仅是无尽的人与自然交往链条中的一个成员，科学不能完全谈论自然本身。自然科学总是以人为前提的；正如波尔所说，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不仅是自然景象的观察者，还是和自然交往的一部分。

海森堡提出这样的论点，即科学内在地是一种活动形式；我们不仅仅在自然中寻找答案；我们也用我们积极的态度诱发它。科学不会简单地告诉我们自然是什么，它告诉我们的是自然如何回应我们的积极的态度。这种积极的态度不仅包含在科学家实验用的工具中，而且包含在计算的方法自身之中，存在于整个科学方法中。科学是对自然的作用。我们应註意到这些言论不是来自一位哲学家，而是来自一位科学家——海森堡。

c)科学和劳动的互动

科学和劳动相互需要。我们首先解释了劳动的内在发展，我们看见它使研究和劳动相分离。接着我们探讨了科学的发展，并得出结论，科学发现自己是对自然的作用方式。因而科学和劳动开始合作就好理解了。

科学需要劳动因为科学需要劳动来生产復杂的工具。这些工具需要很多资本的投入，这些投入不能光以科学兴趣作为理由。因而科学要去展示它的实际用途。

另一方面，劳动需要科学。劳动的技术创造所需要的计算已经变得非常復杂，它只能由科学家来操作。此外更重要的是劳动对科学所揭露的自然潜在力很有兴趣。劳动需要能量。一开始人们借助他们身体的力气和动物的力气劳动。后来人们开始使用在宏观世界发现的自然力。他仍然能够不借助于科学的帮助使用这种力量。然而当劳动学着使用科学所发现的自然潜在力的时候，它开始看到通过和科学家合作产生的自身的新的可能性。因而这种合作表现为科学和劳动互相关註的自然结果。

合作不意味着科学和劳动的态度是一样的。科学家对知识感兴趣，劳动则关註生产。然而知识的内在价值并不必然与劳动的实践价值相悖。此外科学和劳动的互动也不意味着技术和劳动单纯成为科学的运用。业内人士都知道，从理论发现到实际应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个过程需要技术和劳动的支持，而不是科学。不过科学之路和劳动之路还是交叉的，不能忽视它们的交叉。高级技术员要学科学，工学院的课程就是这样安排的；科学家也知道他的研究需要劳动世界来实现和发展。劳动知道它自身的发展依靠科学的发展。科学家意识到他们的发现会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根本性影响。

科学和实践的相互依赖。为了认识到科学和实践相互依赖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相互依赖发生在一个比前文所指出的广泛得多的领域裏。一边是物理和化学，一边是劳动，它们的互动已被证明是成功的，我们知道这一成功缘于科学已经成为劳动的向导。因为发现了这个事实，人们在实践的多样领域裏寻求科学的帮助。农业受助于科学，我们发现很多农业学院已开发出增产的新方法。这裏劳动也变得不那么费力，新的大功率机器让人能们战胜农业工作的无聊。马尔萨斯的悲观预测没有被经验所证实；农业生产甚至超出我们的需要，科学甚至使我们能用一种新的「农业生产」来开发海域。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也得益于科学。在当今，如果不学习经济学和社会学，或至少不去寻求科学顾问的帮助，我们很难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都熟悉「应用心理学」这个名词。实践心理学家的需求很大，以至于大学很难找到愿意学理论心理学的学生。和别的领域一样，实践工作比理论工作报酬多。科学甚至被用来提升运动员的发挥。做广告有科学顾问；它甚至能用精确的方法计算出性感的程度。科学帮助人们纠正演讲中的毛病，帮助人们克服身体残疾。

实践科学的数量急剧增长，有很多新型学校为个人提供职业技术培训。在过去学校系统很简单，而在今天它和人类实践一样復杂，因为现代生活的职能极其多样，教育必须给人们提供相关培训。

「科学化」。我们可以将这一趋势看成将人类活动提高到科学层次的总体运动，用「科学化」来称呼这一运动再好不过了。「科学化」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一个特点，它能解释现代生活的很多现象。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今成熟和教育的周期在稳步延长。哪裏有「科学化」发生，那裏的年轻人就必须接受一个长期的教育和培训以便获得足够的技能。在我们这个劳动世界中，一个人当他能在劳动的金字塔中占据一席之地，才能作为成人成熟和独立。然而年轻人不同的性别和社会的成熟存在很大差异。教育家都知道，这些差异製造了很多紧张。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启蒙」的时代。这个名字曾被用来指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年代，因为那时人们的思想接受了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启蒙」。如今，人类实践——尤其是劳动——正为科学理性所启蒙。

5. 劳动的改善

「科学化」让劳动获得极大的改善。虽然劳动已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改善，但仍有很多进一步改善的可能性，出于很多原因它们还没有实现，尤其是因为我们的经济体製还太狭隘，尚未能利用这些可能性。劳动的改善影响到劳动的特征、领域、劳动的社会地位。我们将依次谈及这三个方面。

劳动特征的改变。劳动的特征在迅速改变。「劳动」一词本来指人的身体高度紧张（它现在仍可指生育孩子的痛苦）。这种紧张在过去确实存在于劳动中，因为人们必须用他们身体的力气来劳动。汉娜·阿伦特在提出要保留「劳动」作为人的生产性活动的痛苦的这个方面时，她指的就是劳动的这种早期状况。「劳动」意味着人的身体的紧张，它和「工作」、「活动」区别开来。 在我看来她过于强调劳动过去的状况，将劳动自身的性质和其附属的性质混淆起来了。现实中「劳动」一词的使用和她的概念不一致。英国工党当然不会接受她对劳动的定义，因为他们把劳动视为重要的社会价值。利科说到现实中「劳动的神化」时他当然不是指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身体的痛苦和紧张要得到贊美。如果我们接受阿伦特的定义，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变得无法理解。

人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劳动中的身体的紧张。只要在现代城市裏走走，去看看建筑工人怎样工作，我们就不会对此过于乐观。在落后国家裏劳动还几乎完全处于传统的艰苦状态。但我们有足够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设备使得身体无需如此过度紧张。如果我们能利用「科学化」给我们的所有可能性，我们能更大程度上减轻劳动的辛苦。

「科学化」使我们能显着地将劳动变得人性化。人们也许会期待工会用各种方法来促进这种人性化。但他们不敢这么做，因为怕引起大规模失业。这种担忧清楚地表明我们的劳动世界一定存在着什么问题。我们将在最后一章回来探讨这个问题。

劳动的领域。「科学化」延伸到劳动的领域，这也是对劳动的改善。当人们仍然用工具劳动时，他的劳动只在其直接的环境裏有效。矿工要深入地下，煤矿和金属矿埋在那裏。如今我们有机器可以做这些事，地下工作的工人就减少了。我们可以通过无线技术传送声音，总统可以在家中对全国人民说话。劳动还延伸至微观世界的潜在力量中。人类劳动的产物——人造卫星绕着地球运行。这些只是新时代力量发展的开始。

劳动的社会地位的改变。劳动的社会地位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改善了。无论是美国还是马克思主义国家都在庆祝劳动节。天主教会已为劳动设立了一位守护神。在一些国家比如英格兰和荷兰，我们发现一些政党将「劳动」这个词放在政党的名字裏，甚至一些最上层的人士也加入这些政党。「劳动」成为一种荣誉。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类生活的核心，借此马克思主义设想了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已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国家。

如果我们将「劳动」这个词局限于那些在资方管理下完成本职工作的人的话，我们就不会理解劳动的社会地位的改善。「劳动」意义的这种局限的界定，已经完全过时了。科学技术规划，经济组织，对劳动的指导和管理的过程，这些当然都属于劳动过程。劳动是一个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不同作用的各个不同职能的分离要以一个总过程的统一为前提。劳动的总过程获得非常重要的社会地位。十九世纪经济学家已经将其看作是国家生活的核心。资本主义强调生产性劳动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提出经济因素决定社会生活，二者都强调劳动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有很多征兆都表明劳动的社会地位得到改善。首先，一个人保有一份工作不再是羞耻的事，反而没有工作才是羞耻的。每个工作都在劳动金字塔中占据一席之地，人们的工作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拥有一个职位是现代人自我肯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即是培养孩子未来进入劳动世界。这是家长和孩子真正关心的事情。此外失业不仅会造成经济困难，还会带来精神后果。一个人长时间不工作，他会感觉被排除在了社会生活之外，而长时间的大规模失业很容易引发颠复性的社会运动。没有哪个成年人还向往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们所追求的闲暇，即脱离劳动的完全的自由。劳动已不再被视为阻碍我们生活在真正人性层次的一种状态了。

这些变化的结果。劳动的社会地位的改善与劳动特征的改善、劳动领域的延伸并行。当「劳动」仍意味着人的身体痛苦和紧张时，很多人都尽量逃避这一厄运。劳动不被看做人类潜能的实现，因为人的最高级的能力，诸如理智和自由主动性，并不在这样的劳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今人们最优秀的天赋已在劳动世界中发挥作用。只有最好的科学家才有足够能力从事科研部门工作，最有能力的人才能管理现代生产中的技术和经济组织。柏拉图和亚裏士多德曾说，拥有体力但不具备理智的人註定要去劳动。而我们的劳动世界则需要拥有最高精神天赋的人。现实的劳动世界并不压製心智能力，它反而会促进它。有无数这样的例子：人们在从事劳动工作时才展露和发展自己的能力。劳动的「科学化」已经缩短了科学家和工人之间的距离。

劳动者经济状况的改善被过分强调了。当然，平均收入的增长是很重要的。工人中最弱势群体其公共福利的实现是值得註意的现象，我们总是自豪地援引体现这一事实的统计数字。工会斗争的主要目的即改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但是我们必须区分劳动者的经济贫困和本质贫困（essential misery）——这种用语经常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着作中。 甚至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奴隶都会被善待，他们能吃饱饭。他们仍旧是奴隶，这种奴隶状态本身是人们所不屑的。当劳动只是社会最底层人们的命运时，所有的劳动者都属于最底层，哪怕他们的运气不是很糟。如今劳动已经不再局限于社会最底层了，它是社会的核心。劳动不再是支撑脱产生活的基础了，它现在被视为人类生活的基本方面。人的所有的精神和智力力量都投入劳动。劳动者的「本质贫困」已经消解，因为劳动不再被视为低级的社会状态。

劳动状况的普遍改善还没充分实现，但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一些当下观点。人们只是因为出身于富贵家庭就获得高社会地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资本主义国家，财产继承仍然重要，但已远不如半个世纪前。国家不再由少数富豪家庭统治。提升到重要管理职位的人比没有职位的富人更有影响力。巨大的财富不再将人置于神圣的上层阶级。

民主权利延伸到所有劳动者表明劳动的重要社会地位已被承认。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没有公民权利。中世纪的仆人要服从他们封建主的决定及其相关后果。尽管一个世纪前的劳动者被那个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承认为自由公民，但这种承认是抽象的，因为劳动者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政治影响力。如今劳动者不仅通过他们的选票，而且通过工会，能对他们国家的政策有真正的影响力。他们无须接受其他社会群体施加的劳动命令。他们拥有寻求改善的手段，不仅有经济手段，也有社会手段。他们可以借助法律来对抗不合理的特权。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工人一致同意要实现公有化，他们即可促成它。在发达国家，如果大批劳动者生活于困境中，他们自己要为之负责，因为他们拥有争取更好的条件的集体手段。

一些人抱怨，如今的社会被一群无人性的「群众」统治。一些哲学家写过一些关于现代同一化和同一化的、非人的人们的决定性影响的悲剧作品，他们将这样的人称呼为「das Man」，「der Massa-Mensch」，即无个性的存在。他们认为，有一种普遍的「去人格化」现象威胁着我们。然而我们这么说一定要谨慎。只有自认为不属于一群人的个人才会将这样一群人称呼为群众。只有自认为没有被同一化的人才会将一般人描述为「同一化的人」。如果我们去接触这些一般人，我们会发现这种所谓「同一化的实存」多多少少只是一个抽象。劳动世界当然没有朝绝对的平等化和单一化发展，毋宁说它促进了多样性。我们将在第四章讲到，几乎所有人都被纳入「劳动状态」之中，但这种实存的模式蕴含着丰富的多样性。实践的「科学化」很大地促成了这种变革。

6.科学和当今的世界

在前文中我们经常使用「劳动世界」这个短语。这个表述有几个意义，我们将会逐个考察这些意义。但有一个意义必须在这裏阐述，因为它与实践的「科学化」相联系。

世界的文化统一化。现代思想家註意到，整个世界正在一体化。在过去不能说有一个包含一切人的统一世界。在十七世纪，有西方世界，有中国世界，还有印度世界，等等。每个世界都有其自己的历史、文化、工作方式和社会秩序。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人们总是凭借理性构建他的世界，但在本世纪之前，人们是在前科学的理性下构建自己的世界。前科学的理性受到人们的历史、气候、人们生活的大环境的影响。

相反，科学理性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在美国、俄罗斯或日本，物理和化学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甚至使用同一种语言，因为物理和化学借以表达的数学语言在哪裏都是一样的。只要科学理性成为劳动的向导，劳动过程在全世界都变得一样了。在美国、俄罗斯或荷兰，电灯泡的生产没什么区别。世界人口的增加迫使人们将技术劳动引进到不发达国家，因此现代劳动过程也在原始国家发展起来。

有人也许会反对说，劳动只是人类文化的局部方面，因而技术劳动在全世界的扩张并不意味着文化生活的统一。但马克思主要理论中有一点会使我们怀疑这种反对意见。马克思主义区分了人类生活的两个层次，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由生产手段、劳动资料、经济生活结构组成。人类生活的其他部分，诸如社会、政治和思想形态，都属于「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马克思主义必然得出这个结论：世界的经济统一必然会导致人类生活的总的统一。

我们将会在下一章讲到，我们不能接受「经济基础」完全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观点，但该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人类生活不被其中某一个方面完全决定。人类生活是一个「格式塔」，在这个「格式塔」中所有的要素都相互作用。「互为因果性」一词可以很好地指称这一相互作用。尽管我们认为我们的整个生活并不完全为经济条件决定，但我们仍要承认，根据互为因果性原理，经济条件会影响到人类文化的所有其他方面。甚至我们必须承认经济条件在影响现代生活中占有优势。在「格式塔」的相互因果中可能会有一个占优势的方面。经济因素就是现代生活中一个占有优势的因素。

世界的经济统一化。经济生活在全世界朝着显着的统一化发展。哪裏在使用技术手段，劳动就在哪裏以同一种方式运作。世界各地之间经济也逐渐相互依赖。比如我们在比利时找一辆汽车，假如该汽车的各个部分能告诉我们它们的产地，我们会听到不同国家的名字。美国经济萧条会殃及全世界，新油井的发现会影响到世界经济。政治意义的国境在世界经济的统一中逐渐淡化，甚至两个政策相反的敌对国家它们仍然会寻求建立经济关系。经济领域的铁幕是造作的。敌对国家建立关系总是从经济协商开始。如果说经济条件是人类生活「格式塔」中占据优势的因素，那么世界的经济统一性必然会导致其他领域的统一。

科学和竞争。世界的统一不排除竞争，反而突出了它。竞争总是在共同利益领域裏产生。但经济统一性让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共同利益的领域。这意味着国家的自主性不再是绝对的。联合国的建立诠释了这一点。不同的国家作为不同部分组成一个整体秩序，它超越了其中每一员，或者说至少应具有这种超越性。然而这个整体的秩序中有一些特权位置。竞争仍然存在，甚至当如今的冷战将要结束后、和平真正地来临时也会是如此。在这个国际竞争中科学将会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因为劳动主要由物理和化学引导，所以这些科学会在新的国际竞争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正如它们在如今的冷战环境中也是如此。在过去科学属于「上层建筑」，但现在它已经渗透进了「经济基础」，因而它分享了劳动在经济秩序中的优先地位。

教育。如果一个国家意识到上述演变，它将会极尽所有资源来促进科学发展。这首先意味着教育製度必须尽可能好。学校製度其目标不仅在于给全体公民提供通识教育，而且在于培养出色的科学家。一个标准化的教育最不适合当今这个劳动世界多样化发展的时代。

教育的质量与教师及其工作环境的质量相一致。只有教师待遇好，教师的质量才会好。如果这一条件不能满足，最好的教师将会离开教育事业而去寻找其他工作。一个有远见的国家不会让最优秀的教师离开教育事业，因为这会损害国家未来的利益。教育的环境必须能让教师创造最好的成果。如果学生太多，课程太满，教育就不可能有效。社会不仅有权、而且有义务确保教育保持高质量，甚至对私人学校的教育也要如此。教师的社会地位与其现实重要性相符，这也是很重要的。在一个经济条件占优势的世界裏，较高的社会地位不能离开相应的较高的经济地位。

科学及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迅速发展，要求教育组织内具有相应的流动性。五十年前的教育立法不再适合作为当今的准则。

劳动世界裏的科学家的地位也必须要与他们的现实重要性相符。管理者只要面对一般劳动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管理者将科学家引进来，他们必须接受这一行为带来的后果。

科学的内在价值所面临的危险。目前为止我们只强调了科学的实践的重要性。然而前文所述的思维方式是否有忽略科学内在价值的危险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只有实践的价值，因而要服从共产党的政策。而实用主义哲学——该哲学似是美国生活的真实反映——对待科学的态度差不多也是如此。尽管科学不服从于政党，但它有时要服从于管理者。实践似乎忽视了科学的内在价值，威胁到了它的自由。

如果实践中的人能够理解他们真正的利益，那么他们不仅不会排斥科学的内在价值和自由，反而会需要它们。这是因为只有真正的科学才能促进实践，而真正的科学只有当科学家将科学视为真正的价值、当科学家是自由的时候才存在。如果实践明白其自身利益，它会尽可能给予科学自由。现代科学是实践的自我批判。如果科学没有自由，自我批判就会无效，实践将要承担这种非实践态度的后果。 实践的态度，要求科学不能服从于实践。科学必须自由地走出自己的道路；否则它不能为实践指出新的道路。如果一个国家的军事长官要求科学家们集中力量改善现有武器，他们就不可能发明出新武器。如果一个公司要求它的科学家只去研究如何改善现有生产方式，那么他们也不可能发明新的生产方式了。科学不能为经济所指令，因为科学必须成为经济生活的自我批判。实践出于其现实的和最深层的利益，需要科学自由和独立。当然这些首先为科学自身的性质所需要。不过科学和实践在这一方面的需要没什么不同。事实上实践的确经常阻碍科学的自由和独立发展。然而这就意味着实践往往是最不具实践品质的。

劳动的性质

1. 引言

在第一章我们将劳动描述成一种悖谬的实体：它使我们的生活成为可能，却同时支配了现代生活的结构。在第二章我们尝试借助历史阐释现实劳动状况，并发现「科学化」改善了劳动的特征、范围、社会地位。然而这种改善意味着过去很多独立于劳动世界的价值现在被包含在其中。在第三章我们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哲学。支配现代生活结构的劳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人类生活的绝对核心，是能让我们理解人类实存所有其他方面的原初光芒。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我们表示：劳动不能解释人类实存的本质特性，因为它已经预设了它们。现在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劳动是什么。考察了前三章后，这个问题自然而然要提出来。这个如此大规模支配现代生活结构、又被马克思视为人类生活的绝对核心的神秘实体，它的性质是什么？

为什么还没有劳动的定义出现。在前三章我们都在谈劳动却没有对劳动下定义。用这种方式去开创一种劳动哲学似乎很奇怪。经典哲学方法始于研究对象的定义，而且根据定义来思考对象的不同方面。然而我们有理由坚持我们的方法。劳动没有一个永恒的、不变的、必然的性质，因为它由历史中的人所创造。因此要从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中着手。「定义」这个词在此处和经典哲学家赋予的意义不一样。

哲学家的任务是探究事物在现象的多样性中自我显露出的本质的统一性。这就是探寻定义的原因。有时，一个对象的性质先于并产生了它的属性。比如数学就是这样，在数学裏人类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建构性的。一个数学数据之所以如此是人所决定的。在数学领域思想家可以从定义出发进而探究属性。然而在很多别的领域，研究的对象是历史发展结果，所以性质的统一性并不先于其各方面的多样性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家不能从定义出发，而必须要在各方面的多样性中发现本质的统一性。换句话说，只有当他分析了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之后才能够用一个定义综合它们。

为劳动下定义的困难。劳动当然是由人在历史的进程中创造的实体。人不能够一劳永逸地完成劳动的创造，它是一个和人类历史共延的过程。因此，劳动的特征在不停地变化。劳动并不总是和现在一样。人类世界不会永远像现在这样被叫做「劳动的秩序」，劳动不会永远都如现在一样拥有这么广泛的意义。在现代的劳动中存在着新的「多样性中的统一」，这在过去是不存在的。我们无法在这裏找到一个适合于所有历史时期的劳动的定义。因此，我们没有从一个定义出发的理由就很明显了。描述和分析要先于综合，这是由探究的对象决定的。

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它和劳动的这种历史的特征有关。人们使用的语词并不总是与其所指示的事物的现实状况相一致。我们的词汇有时与过去的状况相关。在美国的语言中普遍将劳动和管理相对立；这样我们就发现，过时的观点保留在了语词的使用中。 另一方面，当一个欧洲的政党自称「劳动党（工党）」时，「劳动」这个词包含了一种新的、不同的意义，这个意义和劳动的新状况相关。我们的语词的当前用法并不总是可靠地指示现实含义。

这一章可能是最困难的一章。劳动哲学的哲学会议上关于「劳动」这个词的准确含义总是存在不同的观点。所以为劳动下一个定义要冒很大风险。然而一个劳动哲学的作家必须要探索这样的定义。

2. 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着作中「劳动」的含义

作为生产性劳动的劳动。在十九世纪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着作中，「劳动」这个词的意义一般而言仍然比较狭窄。它表示严格意义上的生产性劳动，即物质商品的生产。经济学家和马克思有时会提到，「劳动」这个词也表示人类的其他活动，他们也提到「非生产性劳动」，但一般来说他们将「劳动」等同于「生产性劳动」。

这一限製很容易理解。劳动的显着进步，promotion du travail，在生产性劳动这一部门得到实现，在那裏机器的引进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人类活动的许多其他部门没有明显的变化。当经济学家们说国家的财富依赖劳动时，他们指的是生产性劳动。

此外，在人文学科（Geisteswissenschaften）和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这一鸿沟反映在与两种不同领域科学相关联的职业中。技术和生产性劳动很显然和自然科学相关。 因此生产性劳动属于人类世界的那个多多少少和其他职业相分离的部门。

最后，经济学接受了那个自然科学的精确方法。因此它对可以测量的事物感兴趣。生产性劳动具有可测量的成果，而非生产性劳动不具备这样的成果。李嘉图能通过数学公式表述生产性劳动的成本和利润。而另一方面，不具备可测量结果的人类活动不能运用这种分析方法。

因此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家几乎只分析生产性劳动。他们也会提到其他形式的人类活动，但他们的方法不允许他们以分析生产那样的严格方式来分析这些其他的活动。

马克思的劳动观。马克思的劳动观和纯粹的经济学家不一样，因为他的劳动观本质上是哲学的。马克思认为劳动不仅是物质商品的生产活动，而且首要的是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是人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人通过劳动成为人。因此经济不再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部门，而是决定一切的核心。经济生活的发展不再是一门特殊科学的对象，而是哲学的对象，因为它体现了人类实现自己的辩证运动。

马克思将哲学的意义赋予劳动，就此而言他可能已经深化了劳动这个概念，但他没有扩展它。 马克思仍然接受了劳动的狭隘的意义，这个意义我们能在古典经济学家着作中找到。作为人类起源和体现了人类历史运动的劳动，仍然是生产性劳动。我们已在前面的章节中看到，生产手段的发展是人类历史的核心；因而我们只有联系生产性劳动才能谈及生产手段。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表明他指的是生产性劳动，因为这一用语和非生产性劳动联系起来将变得毫无意义。当马克思说到劳动者被剥夺了他的自我表现，他同样指的是生产性劳动，因为只有当劳动的成果是物质商品时它才能被人取走。马克思使用着经济学家的精确语言，他甚至使用数学公式；这再一次证明他说的是生产性劳动。马克思有时可能会反对「劳动」这个词在经济学家的着作那裏表现出的狭隘意义，但他总的来说也仍在这同样的狭隘意义上谈及劳动。因此，把人的自我实现称为「自我生产」是马克思的一大特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

这一点马克思在对资本家的分析中有所强调。马克思将资本家描绘为无产阶级的压迫者，他们是懒惰的个人，註定要消亡。这一说法的原因是资本家和生产手段、生产过程相分离；因此他和现实生活相分离。无产者则相反，是有前途的人，因为他和人类生活的绝对核心相接触，和物质生产相接触。

马克思和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相同的劳动概念。劳动是物质商品的生产。因此它是人类特殊的活动，和其他活动明显区分开。如果确实如此，劳动就很容易定义。定义意味着我们指出被定义之实体的「限定」。如果劳动等同于人类的一个活动，我们将通过这一等同建立起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定」。

3. 生产性劳动的含义

我们将从已经描述过的劳动的概念出发。所以暂时我们将接受这种观点，即劳动表示物质商品的生产。

生产性劳动的復杂性。在过去，生产性劳动其全部特性集中在一个同样的个人身上，此时的生产性劳动是很简单的。中世纪时一个工人同时往往也是生产手段的主人。他也体现了生产商品的技能。这种技能是实践的知识，「践识」。作为生产的个人他自己计划和实现生产，他自己卖出商品。所有的劳动过程集中在一个同样的人身上。虽然确实存在着从属关系，但雇员同时也是学徒，有望以后成为师傅。

现代生产过程已将上述不同职能分离开了。职能的分离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已经发生，马克思曾描述过它，但如今它已走得更远。

首先，生产者不再是生产手段的所有者。现实生产手段的价值之大超出了单个或一群资本家的财力。如今大型康采恩已经分割成上千所有者的股份。因而这些所有者不再组织生产。「专职经理和总经理把经营企业中所拥有的权力从财主的手中取去了。」 即使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拥有股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往往也不再经营企业。生产的组织本身已经成为一项职业。

生产的组织。这裏的组织也有几个方面含义。首先，需要一种经济的组织。一个企业必须适合于一个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而这种经济生活往往又有国际性的一面。

我们生活在一个生产的「科学化」时期，而且生产因而必须以一种科学的方式来组织。每个大公司都必须由「科学的头脑们」来指导，而且它需要一个研究部门。

科学家去发现基本的可能性，但他们不能将他们的研究化为成品生产出来。因此需要技术员来将科学家的想法成型。

科学家和技术员使之成为可能的东西，并非都能付诸生产，因为要遵循经济规律。现代企业需要经济学家的帮助，他们要确定一个想法是否具有盈利的可能性。

因此很明显，生产的准备工作需要很多职能，而且职能的数目还在增加。生产本身同样是一个非常復杂的过程。很多个人投入其中，他们隶属于非常不同的层次。现代生产规模巨大，它必须要一个特殊的管理群体来进行管理。白领工人也很必要。他们也分为不同的层次。公司的产品必须卖出去，这就需要一个营销部门。在这裏也存在着广告人、代理等职能。

復杂性的增长。到现在为止我们关註了生产过程，但贯穿于这一过程还有很多别的职能。不同部门和层级的工人的接受和解雇，其工资製度的建立，这些又需要一个新的部门。人们在一起工作，社会、精神、健康问题就无法避免。因而需要有社会工作者、心理专家、医师。如今他们的数量在持续增长。如果公司更加关心企业中人际关系的问题，就需要投入新的研究，也就需要招聘新类型的员工。 此外，公司还需要律师来维护公司的权利。现代税製也为现代商业创造着对新的、增长着的职能的需求。

前面的描述还远没有完成。职能的多样化及各职能相互的关系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在这个领域我们的「践识」超出了我们的理论知识，因为科学尚未掌握它。 我们必须明白不断增长的职能的多样化是生产性劳动的现代发展的产物。这种发展可被称为「分析」。生产性劳动不同的方面发展成为不同的职能，整体被划分为许多部分。这种分工要求整体具有新的组织结构。

生产过程仍是一个整体。在过去这个整体具体化为一个同样的人的不同特质，现在它具体化为一个众多工人组成的组织。如今关于生产性劳动的内涵我们已有更好的见解。我们清楚地看到它不是仅仅一个简单的活动。我们看到它的不同方面，因为它们体现在不同的个人身上。马克思认为生产性劳动是人类历史的核心，而且认识这个核心就能使他建立一个认识历史的新学说。但这一「历史的核心」必须是自我清晰的，因为否则它不能阐明别的事物。然而现代生产性劳动非常復杂，需要新的科学来给出理论阐释。因此似乎我们不大可能从这样一个模糊不清的观点出发而一劳永逸地启发人类社会。马克思过于简化现代劳动的分工。「工艺学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 这些文字很明显没能表现现实中劳动的分工。

没有新元素。现实劳动虽然復杂化，但它没有加入新元素在其中，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具体化在不同的职能中的诸多方面已经在原始劳动中呈现出来了，但他们是以一种原始的和未发展的方式呈现出的。思想总是在生产性劳动中呈现出来，但首先它是以「践识」的方式呈现的，现在它以科学研究的方式呈现。如果生产者不能卖出产品，那么生产性劳动就永不能获利；但如今这一职能具体化为营销部门。劳动的普遍的发展意味着它的元素也在发展，因而这些元素变得清晰可见了。

在几十年前农民仍在使用非常原始的技术，因为农业劳动与工业劳动相比现代化更晚。在过去的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农业的临界状态须联系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的生产力未曾、也不会达到工业劳动的生产力的增长比例，而农民和工业劳动者的需求却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农业劳动的现代化是最近才发生的，所以我们能轻松回忆起更原始的农业形式。我们在那裏能找到生产性劳动的所有的特质(quality)，它们如今已具体化在不同的职能裏。原始的农民须用他的头脑来工作，思想内在于他的行动中。他要知道他的土地的生产力，他要猜测、估算什么品种的作物有需求。他还要有商业知识，因为他要在正确的时候卖出他的产品。如果一个农民耕种的作物卖不掉，或他没有在正确的时候卖出它们，他就不会富裕，有时会丢掉农场。农民还要关心他自己的健康，因为太艰苦的工作习惯会带来危险。与他人的人际关系蕴含在他的劳动中，他要知道如何对待他的同伴。如今具体化于多样的职能中的所有能力，都已经体现在原始农业中了。

农业只是一个案例，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案例。当前雇佣劳动的復杂性质是原始劳动的一种「展开(unfolding)」。劳动总是蕴含着多种多样的特质，但这些特质对我们已变得更加清晰，因为它们如今具体化于不同的职能中。

4. 生产性劳动与其元素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继续在经济学家们和马克思的假说——即劳动等于生产性劳动——下思考问题。我们已经看到生产性劳动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非常復杂的过程，它的不同的方面在如今已经「展开」为多样的职能。现在让我们来思考存在于生产性劳动和其不同方面之间的关系。

所有人类的特质当其隶属于劳动时会获得一种特征。首先，非常明显：生产性劳动蕴含的所有元素，只要它们隶属于生产性劳动，便获得一种特征。我们借助格式塔心理学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生产性劳动不只是具有一种简单性质，它是一个格式塔。格式塔心理学告诉我们，格式塔内的元素彼此相互决定。由此可见，生产性劳动的所有元素只要它们隶属于生产性劳动就必然都有一种特征。

我们在生产性劳动中发现了人类思想，但这种思想一种特殊形式的思想，和体现在艺术、游戏中的思想不同。如今体现于劳动中的人类思想提高到了科学的层次。然而劳动世界需要一种特殊的科学。它对一些科学感兴趣，但不对另一些感兴趣。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世界中就有一部分科学得到发展，而另一部分则受到忽视。如果我们想知道劳动对哪些科学感兴趣，我们可以去看看它们在苏联的发展。

劳动包含了人际关系。但包含在劳动中的人际关系具有一种特征。我们称之为「职能关系」。人类过去从没有生活在今天这样的人际关系网中。我们要面对人际关系的职能性的问题。每天我们都遇到很多人，但与不同人的接触并不包含我们的总体存在。我们在劳动世界中是一个职能的承担者，我们作为职能承担者与他人相遇。

作为出色的心理学家的个人在这个劳动世界总是成功的，但劳动世界需要一种特殊的心理学。劳动世界需要利用科学心理学，但它需要一门特殊的科学心理学。

我们可以思考在劳动世界发挥作用的所有人类特质，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会得出相同结论——就是说，只要他们纳入劳动世界的格式塔中，就会具有一种特征。

这些现实超越了劳动。纳入劳动世界并在其中获得特征的人类生活的不同方面超越了劳动。这一点虽说向来如此，但如今比以往更清晰。因为生产性劳动的不同方面「展现」为不同的职能，所以它们对生产性劳动的贡献以及它们对劳动的超越都已变得很显然。劳动世界与受雇于劳动世界的人类活动之间的冲突将这一超越性表现得很明显。

一方面，人的很多活动被纳入劳动世界，它们应服务于生产性劳动。另一方面，人们逐渐意识到，他的纳入劳动世界的活动超越了劳动世界，他拒绝将生产性劳动作为他的活动的唯一规范而接受。

自然科学和劳动世界的冲突。科学是这一冲突的最清晰的例子。科学对生产性劳动具有实践价值，因此管理者会任用很多科学家。然而真正的科学家明白他的活动具有一种内在价值，它必是按照其内在法则开展的。 他不满足于搜集充分的知识去实现实践目的，而是要探求科学明晰性，因而总是要超出实践知识的限製。他在工作中寻找到的满足超越了他提供的服务。 他珍视科学之光，他追求科学只是因为它令人愉快。实践的人总有变得狭隘的危险，认识不到科学的内在价值。 他们心中的经济态度使他们只追求利润。此外，他们会倾向于在既有方向前进，因为这些模式体现在贵重的物品即生产手段上，而重大的创新要求有巨大的资本投入。众所周知，在美国，科学家经常发现一些新的可能性，但由于实践的人太狭隘，这些新的可能性不能实现。科学不受那些实践人所服从的限製的约束，科学在其内在价值、流动性、潜在性上高于它为生产性劳动提供的服务。这种超越性不仅是科学的特征，而且是人类理性一般的特征。人类理性一直被纳入生产性劳动，它使人们能够生产，但同时却一直超越着生产性劳动。当前科学为追求自主的斗争是这种永恒超越的一个新标誌。

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理性对生产性劳动的超越对我们探讨的主体具有何种意义。人类理性并非仅是生产性劳动的附属，它属于它自己的本性。生产性劳动是力量的一种形式，不过力量和暴力恰好按是否存在理性而得以区分。劳动总是包括秩序的创造，但是人们要将创造秩序的能力归功于理性。如果我们从劳动中抽掉理性，那么劳动将完全不可理解。因此，一种超越劳动的元素让劳动成为可能。

对于我们的劳动世界来说，认识到这种超越性以及为劳动世界所利用的（科学的）理性的自由，是极其重要的。科学家总是投入到产品的改善工作中，但产品已不需要改善了。 当然，一切都可以改善，但我们有时已面临这样的情况，即改善已经变得很不重要，不值得再投入时间于其中。一个作家准备出版一本书时他可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即虽然仍可作出改动，但已不再令人满意。句子的自然韵律会被过分的润饰所破坏，文本的完美也过头了。劳动产品也同样如此。肥皂和牙膏，食品和饮料，汽车和电视，它们在某一时期也许已经比较完善，寻求进一步改善只是浪费时间。在一个受「时新性（up-to-dateness）」和广告支配的世界裏，我们过分关註于改善产品。当商品的质量超出人的合理需求时，这么做就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科学家的时间浪费在不合理的项目上是令人遗憾的。如果科学的超越性和自由得到尊重，这种浪费将不会轻易产生。科学有足够的真问题去研究，从而避免创造些人为的假问题。

人的科学和劳动世界的冲突。不仅是自然科学，人的科学也深陷生产性的劳动世界中。这很正常，因为生产性劳动包含人际关系问题。原始劳动由「践识」指导，人的关系问题也以同样的方式解决。在这个「科学化」时代裏，人际关系也被科学地对待。在劳动世界中我们发现有医师、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然而在这裏也产生了冲突，该冲突表征了生产性劳动的永恒紧张状态。经济的态度倾向于使人们从属于生产。管理者需要可用的工人来生产产品。工人的人的问题如果得到解决，他们的可用性将得到提高——尽管「解决」这个词在这一背景中显得相当地乐观。因此管理者寻求研究人的科学的科学家的帮助。医师、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能提高工人的有用性。然而，他们倾向于按照他们活动的自然趋势、用一种整体的方式帮助人。他们反对让人类生活完全从属于生产性劳动；相反，他们试图将生产性劳动融入人类生活。

通过这种方式管理者将工人置于生产性劳动中，这些工人的存在本身就强调了生产性劳动的相对性特征。科学家的存在则表明生产性劳动是由于理性才得以可能的，而这理性的光芒超越了生产性劳动。医师、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他们的存在则标誌着劳动是从属于人的，人不能完全从属于劳动。

技术和财政的冲突。我们发现公司的技术部门和财政部门也存在冲突。技术人员有时提出些观念而遭到经济学家驳回。这裏我们在生产性劳动的一个方面发现了新的超越。技术人员们受到科学研究工人启发，也体现了总要超越自身的人类精神的自由。人类自由创造出实存方式和生产方式，但它很快就意识到它们的相对性和暂时性。于是它厌烦了它自己创造的道路。经济学家害怕技术人员的创造性自由。 这种创造性自由超越了经济劳动的目的，正如在过去几个世纪裏探险家对探索的热情和好奇心超出了派遣他们的国王的目的一样。如果技术人员的创造力和自由过分遭到经济学家精打细算态度的束缚，那么国家未来的福利将受到威胁。人的创造性努力被纳入生产性劳动，但同时也超越了生产性劳动。

销售和生产的冲突。在一些情况下销售部门和生产部门也存在冲突。经销商和买家接触，他们有时会意识到一个事实即广告部的承诺并不能兑现。销售人员知道，顾客对交易不满意时他的位置会受到威胁，而他厌恶他的承诺被证明是虚假的。他可能内心没有服务于顾客的意向，但客观上他想为他们提供服务。因此如果生产部门提供了次品，销售部门将会抗议。因而销售部门更能意识到生产性劳动的相对性的另一方面，即它对产品买者的从属。

生产性劳动的不同方面都被纳入劳动之中，但它们同时又超越它。它们属于生产性劳动的结构，但不是完全由它决定的。

劳动的相对性。因此，生产性劳动不是一个绝对的实体，而是一个相对的实体；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动，而是復杂的活动，它的各构成要素同时也超越着它。因此马克思所认为的劳动是最基础和原初的活动、并因而试图把人简化成工人的观点并不正确。劳动不能成为哲学的出发点，因为它是由先于和超出劳动的一系列元素构成的。

我们本可以通过一个严格的哲学分析来达到相同的结论，但我们宁愿从现实劳动状况的分析出发。劳动世界的构成及产生于劳动不同部门之间的冲突以一种具体的方式表明，劳动既不是人类最简单的活动，也不是最基础的活动。人的理性、自由、创造力，他的不断超越自身的努力，被纳入劳动之中，但它们又超越着劳动，而不是被它阐释。它们不仅纳入劳动中，也纳入游戏、宴会以及其他团结性（togetherness）的形式中。它们让语言的创造以及所有不同形式的艺术表现成为可能。人和他的活动过于復杂，不能归结为生产性劳动。当人们接受马克思在根本上将人类实存和劳动等同起来的观点时，马克思的哲学是一个连贯的体系；但这种等同恰好是对人类的真实本性的否定。马克思认识到生产性劳动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但他认为这种现实重要性是人类生活的基础。然而劳动不能成为我们实存的绝对基础，因为它要基于那些先于和超越劳动的人类特质。

现在很明白了，我们不能再接受我们开始的那个假说，即劳动和人类的一个活动——物质商品的生产——相等同。首先，生产性劳动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动，它包含着很多人类活动。此外，对于很多在生产过程发挥重要作用的活动，如果我们去看它们自身的性质就发现它们不能被视为生产性劳动。很多「非生产性人手」被纳入生产过程；例如：研究部门的科学家，白领工人，代理人，广告人。

经济学家在探讨劳动的性质时，想保留「生产」这个词，但他们不得不将这个词的意义延伸到远超其原本意义的程度。他们将任何提供服务行为称为「生产」，因为它「生产」价值。如此一来警察也提供「生产性劳动」，因为他们「生产」人民的安全。这种表达方法当然是可以接受的，但此时的「生产」将不仅仅意味着物质商品的生产，我们也不能再将劳动等同于物质商品的生产了。

我们离为劳动下定义还很远。我们曾暂时接受了劳动等同于物质商品生产的假说，然而很明显这一假说是难以维持的。物质商品的生产包含很多本质上属于它的活动，但这些活动按照严格的词义却不是生产性的。

5. 上述分析的结果

上述分析似乎相当具有否定性；事实上，只是劳动一般和生产性劳动的等同性被否定了。然而任何否定都有一个肯定的基础，只有借助关于A和B的肯定的知识我们才能否定A和B的等同。让我们来系统阐述我们否定性结论的肯定性基础。

劳动不是单一的活动。劳动不能被表述为人的单一的、简单的、基础的活动，因为它包含有很多不同的活动，这些活动都属于劳动的结构。有人可能会用「劳动」这个词指生产性劳动中的手工劳动，正如将劳动和管理普遍对立的观点所暗示的那样。然而劳动意义的这种局限是极不合逻辑的，因为生产过程中科学、技术和经济的作用不能与生产过程分离。这样的分离如同截肢手术。我们将劳动的不可或缺的元素从劳动本身中分离出去。销售也不能从生产性劳动中分离出去。生产性劳动让商品变得可用。销售部门生产着商品的可用性，因为商品生产出来时对消费者还不真正可用。此外，「手工生产性劳动」是一个集合名词，包含着很多不同的活动。因此我们不可能将劳动和人的单一活动等同起来。

还有一个事实指出劳动不能和人的单一活动等同起来。任何表现为劳动的活动有时并不在严格意义上表现为劳动。一个在办公室工作一整天的人也许希望晚上能在他的花园中劳动。这对他而言不是劳动，而是消遣，是度过闲暇时光的方式。对布景工作者来说，布置花园就是劳动，而不像对于办公室职员那样做这些事只是为了乐趣。铁路工人铺路的时候，他们在劳动；但有些人製作铁路微观模型，他们製作联轨站、桥梁、信号灯、隧道，这对他们不是劳动，而是技术展示。他们实质上和铁路工人做的是一样的工作，但一种情况下是劳动，另一种情况下却是展示。很难找到只能限定在劳动世界而不能变成娱乐的活动。

劳动涉及到社会结构。因而我们必然得出，一个活动不能仅仅由于它自身的性质而被称为「劳动」。它被称为「劳动」是因为它进入一个特定的过程，进入一个特定的结构。之前我们不断地使用诸如「劳动过程」、「劳动世界」、「劳动状况」、「劳动处境」这样的术语。这些术语指出，劳动不等于某一简单活动，不如说它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组织起来的总体。如果正是如此，那么人的任何活动只要进入这一组织起来的总体都可以是劳动。因此，劳动必须被表述为一个状态、处境，人的活动在其中开展。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以摆脱我们似乎遇到的混乱。劳动不是一个关于人类活动本性的概念，而是关于社会结构的概念，在社会结构中人类活动得到开展。同一个活动可以在一种情况下是劳动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不是劳动。总的劳动结构随着历史的进程自然地改变，而「劳动」这个词的意义也随着总的劳动结构的发展而改变。那么很明显，我们现在用「劳动」这个词来为处境下定义，而在过去不会这么做。

那么马克思哲学的含糊性也就很明白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是一个确定的劳动概念。他将劳动理解为人的最基础和首要的活动，而且不仅用这一观点作为他的哲学的出发点，还认为这一点是任何真正哲学的唯一可能的出发点。他将人类活动的本性和人类活动在其中得到开展的社会结构混同起来。而事实上，马克思的分析主要涉及劳动的社会结构，而非特定人类活动的本性。马克思的着作中只有很少的几段分析了生产性活动的性质，而他的主要着作《资本论》则关註于生产性劳动得以开展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马克思主义并没理解它自己的性质。它分析经济和社会结构，但却认为自己是一种关于人的本性的哲学。它自称的要超出它实际所是的。

在这一章我们要探索劳动的定义。我们已经得出这样的观点，一个活动当它融入一个特定社会结构而不是由于它自身的性质，才被称为「劳动」。下面我们必须要分析这个导致人类活动获得劳动特征的社会结构。

6. 劳动处境

「处境」（situation）的意义。「处境」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situs」，表示一个物质实体在其位置的方式。一个个人总是要处于一个位置，因为他是一个具体化的、物质的存在，但他可能站着、坐着或躺下。现代哲学经常将人类实存说成是「在之中」（Das In-sein）。人处在时间之中，空间之中，世界之中，历史之中，处在社会结构之中。但人的「在之中」不是仅仅被动的，因为他实现他自己的实存。人使他自己存在，因而他部分地实现着他自己的环境。人的「在之中」也不是完全主动的，因为环境也实现着他。「在之中」的人类模式被现代哲学称为「处境」。 这一术语表示「在之中」的典型的人类方式。 现代哲学家认为人是这样一个存在，他「将自己置于」和环境的辩证关系中。他被「置于」历史中，但以这种方式他也「将自己置于」其中。我们在这一层哲学意义上使用「劳动处境」这个术语。

由于人的一种活动当它纳入劳动处境时就称为「劳动」，所以我们只能在描述了劳动处境之后才能给劳动下定义。

人类的需要。劳动处境很显然和人类的需要联系在一起。无论什么情况下我们使用「劳动」这个词我们都会联系到人类需要的满足。我们已经看到，人类需要必须以一种历史的方式理解。人类需要的确有一个自然基础，但在历史的进程中很多需要产生了，甚至人们满足其自然需要的方式也是历史决定的。因此我们的研究如果以孤立个人的所谓自然状况以及他的自然需要为基础，将会没有意义。这样一种孤立的个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我们只能在人的「自然需要」的历史发展中去了解它们。

有两种类型的需要：第一种，所有社会成员、至少是他们中的重要群体所共有的需要；第二种，个人的特殊需要。很显然很多在过去仅为少数个人拥有的需要现在已经成为普遍需要了。现在的普遍需要涉及教育，文化，通讯工具——如电话、广播、电视，室内卫生间，等等。发达国家普遍需要的数量在上升，这是过去不能预见到的。「普遍需要」概念是一个历史概念。

普遍需要和供应体系。有普遍需要的地方，发展这种需要的社会就必然会建立一个供应体系。承认一种普遍需要却不建立供应体系，这是荒唐的。供应体系以和普遍需求相同的程度增加。当然，供应体系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方是不同的，但总用一些共同的、必要的元素。

首先必然有一些规章，这些规章产生于人类理性。规章可能产生于「践识」、有意识的计划或科学反思，但它必然是人类理性的结果。

供应体系同时也是一个权利和义务的体系。这一点同样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实现。权利和义务的体系通过习俗或正式立法实现。习俗可以在人们没意识到的情况下存在并规製人们的生活。甚至在最发达的国家，人们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受到习俗的规製，这些习俗表现为一种法律，但这种法律从没被人製定过，它甚至不给人以法律的感受。但供应体製总是包含着权利和义务的体製。

有一些人要为了他人或全社会的利益而执行特定活动。如果他们完成了这些义务，他们会拥有特定权利。这些权利在过去的时代可能是很原始的。例如，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奴隶没有正式的权利，但他们仍有一些实践的或合乎习俗的权利，比如维持生命的权利。在中世纪，依靠封建领主的人拥有官方权利。在今天，工人权利很多是建立在劳动立法上的。

供应体系可被表述为一个权利和义务的总体，它由社会组织起来为普遍需要提供满足。这一製度包含着服务的交换。有一群人提供服务，另一群人则接受服务；后者必须提供某种回报，无论该回报采取什么形式。

社会要为普遍需要提供满足，就不能不创立一个供应体系。因此我们甚至能在最原始的社会中发现这样的体系。研究这些供应体系如何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代被组织起来是很有意思的。不过这一研究已经超出这本书的范围。

劳动意味着对自由的限製。人的活动当它包含在一个服务的体系中时被称为「劳动」。劳动属于一个体系。人们要在一定的规则下劳动，它的履行不单独依赖于劳动个体的自由。某种程度上说它总是一个负担。人受製于劳动。一个表现为劳动的活动也许会很愉快，但这种愉快从不是做它的唯一理由。甚至当它一点也不愉快时，我们也不得不去做。人受製于他创造的体系。劳动的处境是人的活动纳入一个供应体系。

因此劳动本质上意味着自由的限製。这种限製有时采取了奴役的形式——即一个人纳入一个服务体系是因为他被另一个个人占有。中世纪时自由的限製蕴藏在封建製度中。某个封建领主领域内出生的个人拥有受领主保护的权利，但他要提供一定的服务作为回报。他不能自由地接受自己的义务，他的义务体现在个人所出生的社会条件中。如今，个人把自己约束在劳动契约中，导致了自由的限製。但一些自由的限製总是蕴藏在劳动处境裏的。

对劳动处境的这一表述难免是模糊不清的，因为劳动处境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它不仅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而且对于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和处于同一个时代的个人们也会不同。我们将会看到，资方与劳方都处于劳动处境之中，不过方式不一样。

西方国家劳动处境中的自由。为了了解当前的劳动处境，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国家裏劳动的一般发展的特定方面。

首先，在这些国家所有人都是自由的。无人生来是奴隶，无人生来就隶属于某个封建製度。因此劳动处境是在自由中实现的，即通过劳动契约实现的。这一自由是经过长时间发展才实现的。法国大革命是这一过程的重要一环，因为它导致封建製度最后解体。马克思有时轻视了这一自由的现实重要性，认为它是产生资本主义製度和无产者处境的条件。他认为，没有生存手段的自由没有现实意义。在第一章我们也强调了这一自由的相对性特征。但是它的实现是很重要的。获得自由的人仍然需要去学习如何有效利用他们的自由以及如何在他们的经济状况中表达它。但这一自由是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改善的开端。它也是现实劳动处境的必要前提。

西方国家供应体系的发展。其次，西方人创造出一个强大而復杂的供应体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正确地指出，这一体系是资产阶级创造的。 他们将自己从上层阶级的暴政中解放出来，而且对地球的探索和利用也要归功于他们。他们发现了无数的可能性，并有勇气去实现它们。当我们讲到现代劳动的改善时已经提到了这一点。西方国家的强大的供应体系发展成为一个復杂的劳动体系，它将无数人带入这个新的劳动处境。劳动者变得自由并因而签订了劳动契约。然而劳动者的自由还没有社会力量的支持。他们没有能够带来力量的财产。他们还没有组织起来。因此，他在与资产者的关系中是无力的，并不得不接受强加给他的条件。因此，在科技革命的开端，现代劳动处境对普通工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马克思分析了这种非常不利的劳动处境。马克思的着作反映了现代劳动处境开端时所具有的一切困难和不完善的特征。

更高的供应体系的发展。第三，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体系引起了属于更高层次的供应体系的发展。这一点人们往往没有充分了解。

劳动的一般层次的改善促进了现代教育体系的发展，它也是一个供应体系。普遍教育如今已被视为必需。我们有时会不无骄傲地认为，这主要归功于现代人的人道主义。根据人道主义，教育是每一个自由人的权利，因此现代人被赋予为儿童提供教育的权利甚至义务。不可否认，人道主义动机对现代教育製度的建立起着重要作用。但经济动机也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很可能是占优势的。劳动的「科学化」要求劳动者接受教育。也许教育对于很多职能来说不是必要的，不过在我们这个「科学化」的时代裏生活和工作的整个方式需要普遍教育。在此一种新的需要发展出来，现代人则要创造出一种「供应体系」。教育体系确实是一个「供应体系」。这是一个规製的体系，蕴含着义务和权利，其中存在着服务的交换。教师提供教育，同时也相应获得报酬。

当劳动世界学会生产收音机和电视，它引发了新的供应体系。它们需要提供节目，很多人如今也投入这项工作。他们也在劳动处境中。

医学的发展创造了专科医生。在如今，医学的实践远比过去从业医师的技艺广泛和復杂。专业化需要团队合作，因为医学不是只治疗心脏或肺，而是治疗整个人的身体；因此，专科医生必须合作。他们不能在家做这项工作，他们需要一个特殊的地方——医院。因而也需要一个供应体系。

工业的发展如果没有高度的安全就无法进行。资本家要求国家来保障国内和国际安全。不同国家的政府，如果它们想要工业的增长，就必须保护有利条件。政府的工作变得更加重要。 政府当然也会对它保护的工业索取一定的权利，结果是发展出了企业税。政府自身也要创造新的供应体系，比如税收製度、中央管理、安全服务等。相当数量的人员纳入到这个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组织起来的供应体系中。资本家一直是厌恶国家干预的，但他们自己却发动国家干预来促进增长。

简言之，很多新的供应体系出现了。生产性劳动的改进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最重要的作用。很多供应体系或者蕴含于生产性劳动的发展中，或者是它发展的结果。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整个生活不无道理。

所有这些为普遍需要提供满足的体系将很多人置于劳动处境中。他们中的所有人都在按照计划工作。他们完成义务并获得权利。他们可以获得一个职位，也能被解职。他们不拥有工作的材料和服务。无论哪裏只要有一个职位或工作，我们就能发现劳动处境。

我们可以认定，劳动处境是人的活动纳入一个供应体系中。人的活动当其纳入一个供应体系中时就必须被视为劳动。

7. 劳动处境的综合性特征

很明显几乎所有人类活动有时都会于劳动处境中开展。我说「有时」的意思是，同样的活动也能以不同的方式开展，不是以劳动的方式，比如以游戏的方式。每一个拥有工作和获得固定工资的人都在一个劳动处境中。他不再完全自由地开展他的活动。或者他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段内工作，或者他至少必须确保体系运转。如果他必须要确保一个体系运转，那么通常来说他将比那些必须在固定时段内工作的人付出更多工作时间。即使大公司的最高级员工也处于劳动处境中。他们的薪酬可能会非常的高，他们也许要组织整个体系，他们也许有着极高的管理权限，然而他们仍屈从于一定的条件，他们要对其他个人为他们完成工作的方式负责。他们对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娱乐」做出明显的区分：只要他们工作，他们就不能做他们喜欢的事。

所有那些在工厂、政府机关、警察部门、军队、公共服务部门、广播电视臺工作的人，在一定意义上，都身处于劳动处境裏。

所谓的自由职业。我们也许会认为，某种职业者，比如律师和医师，不在劳动处境裏。他们不按照他人强加给他们的固定的计划工作。此外还有自由行业。如个体的电工、管道工等，他们不属于组织起来的服务，很多店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仓促下结论。

确实，我们刚才提到的工作者不是由一个控製的机构组织起来的，他们也不做那些别人强加给他们的工作。他们拥有一定的自由来决定自己的工资。在一些国家正式的法律并不限製他们的自由。

不过他们的自由仍然是受限的。也许没有什么正式的法律，但存在着习俗。他们实际上被迫在现存的结构下开展他们的工作。存在着普遍的公约来决定他们的工资。社会不会允许他们无限製地做他们喜欢的事。工资必须和生活开支相符，否则将会危及到社会秩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人，他们提供的服务或者为所有人所需要，或者至少为重要群体所需要；如果他们完全拥有决定自己工资的自由，那么工资和生活开支的一致性将永远得不到保证。

哪裏都存在着不成文的习俗，这些所谓的自由劳动者要服从于它，而一些国家正在将这些习俗製定成正式法律。那些经济自由的国家和那些经济更多受法律调节的国家，它们的区别并不是前者缺乏社会秩序而后者建立起了这种秩序。这两种国家都存在社会秩序，但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在自由经济中，社会秩序是不同力量相互自由妥协的结果；但这一自由妥协产生了一个秩序，个人要服从于它。习俗的调节力量有时甚至比成文的法律更有效。

无论一个人成为一个医师、律师、电工或管道工，他总是要服从于特定社会性的规则，这些规则并不单单取决于个人的态度和愿望。有时特定职业的个人组成协会来决定成员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则，这些协会会处罚那些违反规则的人。一旦这种组织被政府承认并合法化，我们甚至就可以说它们是间接的法律。

所谓的自由劳动者当然仍可以滥用他们的自由，但同样确定的是，这种对自由的滥用是招来法律对其进行製约的最有效的方式。例如，如果医师有计划地限製看病的人数，或者他们要求超出合理范围的更高工资，那么他们就在强迫政府限製他们的自由和权力。社会化医疗由滥用医疗而导致。

存在着很多普遍需求，相应于其中的每一个我们都能找到一个供应体系。这些体系通常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组织，但有时也有一些体系不是正式的组织，而是由习俗和自愿调节。然而任何人只要提供某种服务就必须遵守特定通行规范。他进入一个权利和义务的总体。他从来没有完全超越劳动处境。

在很多国家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个人任意性所包含的危险，于是他们将习俗改变成积极的法律。另一些人坚持个人自由，他们将这种法律化叫做社会主义倾向。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回到这一问题。同时，有一点是确定的：个人的自由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受到社会秩序的调节，否则无序状态将危及社会。

西方人的经济的态度与劳动处境。劳动处境是极其广泛的，至少在一定意义上它几乎包含了所有的服务。西方人的经济的态度促进了这一发展。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将一切事物用金钱来衡量，人类劳动的所有产品被他们转化成商品，其价值可以用钱来表示。一种单独的价值成为所有价值的表现。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欧洲一些自由职业者的代言人说，他们不接受「工资」，而是接受「酬金」或「费用」，借此来对他们的活动的高素质以及对经济秩序的超越性进行辩护。他们不为他们的服务接受「付给」，因为这些服务超越了金钱的价值。这听起来是个很美丽的说法，但这是一个现代人无法相信的说法。现代人为所有价值和服务选择了一个单义的表现形式，他们不认为用金钱来表现价值和服务是对他们的贬损。当他将提出上述说法的人们的理论和他们的经济态度进行比较时，他会觉得这种理论是不无虚伪的。自由职业的代言人似乎为他们的经济的态度感到羞耻，并试图遮掩它们。而资产阶级则相反，认识到他将所有的产品和服务的社会价值都用金钱来表达。「挣钱」这一表述在普通美国人听来并无轻蔑的含义。

所有产品和服务都借由金钱表达，这当然促进了劳动处境的发展。如果所有的人都挣钱，他们的活动必然有共同之处。

另一个能阐释劳动处境广泛性的重要理由是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所有作为自由职业开展的活动在更严格的意义上也纳入劳动处境。有的医师作为自由职业者工作，但也有的医生作为公司雇员工作。我们能发现独立工作的律师，但很多律师也在服务于产业。无数的电工和管道工有工厂的工作。因此没有哪个人类活动和劳动处境不相容。

当人类活动按照共同的规则和习俗运行时，当人类活动意味着接受了一个属于普遍社会秩序的权利义务体系时，当一种人类活动可被视为一种职能、它拥有正式的社会地位并按照共同习俗获得回报时，劳动处境就会产生。很显然几乎我们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劳动处境。只要如此，我们的活动就都是「劳动」。

8. 劳动处境的类比特征

劳动处境极其广泛，但它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以同种方式实现。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描述过于简单化，因为他用一种单义的方法描述了无产者的劳动处境，即将劳动处境描述为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也许在他的时代劳动处境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多样化，但劳动处境从没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单义。

我们不可能用一种一劳永逸而有效的方法去清晰地描述劳动处境的多样化，因为描述的对象在不断地变化。在美国有一个电视节目名叫「您干哪一行？」，其中有四位采访者试图通过询问问题来确定被问者的工作是什么。这一节目之所以是可能的而且是有趣的，因为我们的职业体系如此庞大和復杂，很多职业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未知的。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社会称为一个服务和职能的体系。每位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个人都在劳动处境中。但教师的劳动处境不同于研究员的劳动处境；银行主管的劳动处境不同于工厂工人的劳动处境。

劳动处境的类比特征。「劳动处境」这个词是一个类比概念。这一概念以不同的方式被应用着，但在所有不同的运用中有一个固定的统一性和一贯性。一个类比概念有很多含义，它们之间既是不同的，又是一贯的。

一个人类活动融入劳动处境中，是因为它纳入一个服务的体系，是因为它在一个权利和义务的秩序中实现。一个个人在劳动处境中工作，是因为他要去做社会秩序要求他做的事情，而他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如果我研究社会学只是为了娱乐，那么我的研究就不会处于劳动处境中。如果正相反，我在为大学的课程备课，而这所大学要求我去授课，那么我的研究将属于劳动处境。一个活动纳入劳动处境之中，意味着该活动不能再完全自由地开展。它是一个权利和义务的秩序所要求的活动，个人被置于该秩序中。只要一个活动作为义务而执行时，只要它在一个社会体製内给予一定权利时，该活动就处于劳动处境中。劳动处境意味着人类活动中的某种被动性，因为该活动服从于一个计划。人不是把自己置于完全的自主性中，而是不得不适应于特定的处境。

前面对劳动处境的描述清楚地指出了它的类比性，因为人类活动以及人对既有秩序的服从中所具有的被动性在不同的服务和职能中不一样，而这些不同的服务和职能属于同一个体系。比如说，教师要服从于一套课程，但他们的执行方法是很自由的。一个部门的主任比助理教授有更多自由。普通的工厂工人就没有什么自由。确实他们有活动性，但他们的活动几乎完全受到管製。工厂的经理要管理生产过程。他们要向代表公司所有者的董事会负责，他们的创造力被限製在一定范围内，而在该范围内他们被束缚在计划裏。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的，但他们的活动性存在于他们在固定的范围内创造和维持一个过程。一个在乐队演奏的音乐家参加了创造性活动，但由于他参与其中，他的个体活动性受到乐团指挥的指导；他在执行任务中表现出主动性和创造性。

我们不可能在我们描述的这个领域内做出清晰的区分。不同的服务差别很大。有的服务维持一个已有的秩序，有的服务拥有创造性的任务。 每一服务内有组织者与执行事务的人。组织和操作性职能的区别在观念的秩序中而不是现实中才是清晰的，因为存在着一些中间的职能，它们部分地行使组织职能，部分地行使操作性职能。

面对无数的服务和单个服务内的不同职能，科学的方法从一开始就很艰难，想要研究这些内容的科学家很快就意识到他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因为研究的对象在不断地发展，而且很难找到一个评价各职能之间关系的标准。服务体系的不同职能的比较意味着评价它们，而评价离不开一个标准。

当前评价的指示。当前存在一些评价的种类，表现在职能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工资等级上。由于质的差异通过金钱的量表现出来，因此金钱是类比性实体的单义表述。职能的现实的社会地位以及报酬的等级成为当前评价的仅有的指示；它们不是真正价值的标准。这两种指示往往不一致这一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有时会发生这种事，获得同样报酬的不同职能拥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在一些国家市长的工资非常低，但他的社会地位非常高。

社会在当前的职能评价裏可能会犯错。如果一个社会主要对生产性劳动感兴趣，那么生产比起其他职能很可能将过多地拥有特权。因此很难保证当前体现在社会地位和报酬上的评价是正确的评价。在美国，教师和教授的财政状况证明了当前对教育和科学的评价有问题。只要科学以一种经验的方式被证实对生产有帮助，科学家就会得到很高的报酬；然而，如果科学家投身于教育，他的报酬将会很少。

存在自由经济的国家，商业职能普遍高于其他职能。 这是对生活的普遍看法的表现，但不是真实价值的表现。

在这裏很明显存在着不公正，这种不公正会带来危害。如果教育的报酬很少，最好的科学家将会退出这个领域，教育将因此衰落。如果在一个国家裏科学家普遍报酬很少，就不会有很多科学家了，在这样一个「科学化」时代裏科学家的缺乏会阻碍社会的进步。

一个评价标准的必要性。社会有义务去执行一个对不同的劳动处境的公正和适当的评价。这是一个相当新的任务，因为我们的劳动世界是一个新现象。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社会存在着很多基于出身和财产继承的不同的社会阶级。这一社会结构被法国大革命破坏，但并没有完全地、在任何地方都废除。如今我们已经几乎废除了这种古代的阶级区分，我们认为这是真正的进步。我们创立了一个劳动世界，在其中每个人原则上都有平等的机会。 我们将这个世界改造为一个服务体系，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其中的职能。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劳动的金字塔，有着不同的层次。层次越高它就变得越小。我们必须註意看这金字塔是否以正确的方式建造。劳动金字塔中一个职能的地位必须和它的价值相符。秩序要由公平来保证。如果我们的劳动金字塔中哪一层次没受到充分的重视，它就会遭到侵蚀，而一个层次的衰弱会危及到整体的协调。

我们需要一个评价劳动金字塔的层次的标准，但这样一个标准很难找。前面的分析也许指明了寻找标准的方向。劳动处境意味着人类活动有被动的一方面。人的活动被称为「劳动」因为它纳入一个服务的体系。

纳入劳动处境，及超越劳动处境。当人的活动几乎完全受到他人製定的计划控製时，其劳动处境就是最典型的。我们说「几乎」，因为总还留有一些创造性在其中，但它也许非常少。因而我们称呼这些人为「劳动者」。他们不像劳动金字塔的组织者那样有力量，所以他们组成工会来获得一些力量。 他们通过这样的联合来提高他们的状况。

只要一个工人拥有了组织的职能，他就超越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最典型的劳动处境」。一个工人可以像一个研究员一样在一个智力的秩序中组织劳动，像一个技术员那样在技术的秩序中组织劳动，像经济学家那样在商业秩序中组织劳动，或者他也可以像管理者那样组织整个体系。一个工人当他组织他自己的工作以及他人的工作时就超越了纯粹的劳动处境。正如一个人的工作从来不完全是被组织的，他的工作也不能完全是组织性的。其中总是保留着被动性的一面。无人完全沉浸于劳动处境，也无人完全超越劳动处境。

只要一个人的工作超越了最典型的劳动处境，他就处于一个更高的层次。他的工作要求更高的能力，他也将有更重的责任。他必须拥有更多的常识，而且在我们这个「科学化时代」他通常需要接受更高的教育。一个人超越纯粹劳动处境的程度是衡量他在劳动金字塔所处层次的一个方法。

很明显一种工作所取得的经济利益不是该工作真实价值的评价标准，因为很多职能不创造直接的经济利益。教师、护士、警察、军官不为社会提供直接的经济利益，但他们提供着真实的服务。

我们不能在人类必需性中寻找不同职能的真正价值评价标准。一个价值越高，它越不是必需的。我们对食品有急迫的需求，对教育则没有这么急迫的需求；但教育比食品有更高级的价值。

人们的思考方式变得太集中于经济了。经济基础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我们的生活。经济的至高地位是产生我们的劳动金字塔的现实结构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对不同职能的评价过多受到经济动机的影响。但随着我们对劳动世界的分析逐渐清晰，很多职能超越了经济秩序，甚至生产性劳动的很多组成部分也超越了经济结构。因此，经济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评价劳动金字塔中不同劳动层次的标准。我们必须习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一必要性蕴含在我们的劳动世界自身之中。很多在劳动世界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部门超越了经济秩序。

我明白，在前文中提出的问题，即评价劳动金字塔中不同劳动层次的标准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但也许我们已经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

9. 劳动的性质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给出一个劳动的定义。「定义」这个词字面上指的是范围的限定。对某物的性质的这种研究方法既有消极方面又有积极方面，因为我们必须把它和其他实体区分开，又必须描述它的积极的性质。

我们已经看到，劳动不能等同于一般人类活动，也不等同于人的特定活动。一个活动被称为「劳动」不是因为其内在性质，而是因为它被纳入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劳动不等同于人的创造力。现代人在很大程度上将他的创造力集中于他的劳动世界，因而现代哲学家喜欢强调劳动的创造性。然而人的创造力超出了劳动世界。人们在游戏和所有其他自由的活动中也都是有创造性的。

劳动表示人的活动纳入一个服务的体系，而一个体系总是有规则的、建成的特征。一个活动越是有创造性，它越是超越劳动处境。事实上创造性劳动也可以被组织到某种体系中。科学研究者具有创造力，他也被纳入一个劳动体系。但尽管他在这个处境中，他具有、也必然会具有很多的自主性，因而他同时也超越了劳动处境。

几乎完全纳入一个体系并在该体系中被组织起来的人类活动，在严格意义上被称为「劳动」。因此，区分「劳动」和劳动的组织者是很有意义的。

人不仅仅是劳动者。当马克思说人通过劳动「生产了他自己的生活」时，他夸大了劳动的价值。事实上人类社会确实不能不组织成某些劳动体系而存在。这是处理共同需要的唯一途径。为了让人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人们必须创造和维持一个劳动体系。但劳动不是人类生活的起源。当人组织他的社会生活时，人的活动成为劳动，而且，他的活动纳入这样一个组织导致他的活动具有劳动的特征。然而人的自我实现先于并超出了劳动过程。

我们在第一章描述的悖谬现在就变得很容易理解了。劳动世界是人的创造力的结果，而我们的现实劳动世界是其创造力的主要标誌之一。但这一创造力建造了系统，这个系统必须得到维持。人们用以建构他的劳动世界的创造性活动，只在宽泛的意义上是劳动。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则维持这个体系，因此它具有规则性和惯例性。我们愈发展劳动金字塔，我们就愈迫使自己从事惯例工作。

人的活动纳入一个体系时就被称为「劳动」。这一活动中的被动性导致了人的工作具有劳动的特征。劳动让事物变得可用，但它是在劳动的体系中做到这一点的。

因此很显然，如果一个人沦为劳动者，他的生命将会贫穷。 尽管他的劳动自身也许很丰富，包含有丰富的能力，但他会把自己等同于他在体系中的位置。他失去了自由和自主。当他因为被解雇或达到退休年龄而失去他的职能时，他将会发现自己两手空空。这些论述不是要否认劳动的价值，但它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的逻辑结论，即劳动总是意味着人被纳入一个体系。我们必然要纳入这样一个劳动体系，但我们不应认同这一过程。

劳动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义务，因而我们接受了一个劳动处境。但我们也必须学会超出劳动处境的界限之外发挥主动性。我们应该由于一件事情有价值和令人快乐而喜欢做它。教师虽然身在劳动处境中，但如果他只为了准备课程而读书那他就错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劳动者，但我们应不只是劳动者。马克思主义把人简化为劳动者；因而它在一个体系中吸食他们。

我们拒绝将任何人类活动等同于劳动。然而这不意味着人类活动与其纳入劳动体系之间的关系总是一样的。

有一些活动，它们的性质要求它们成为劳动体系的一部分，而其他的一些活动则永远不会完全纳入劳动体系。物质具有广延和量的復杂性，因此人们只有凭借组织才能掌握物质世界。物质商品的生产要求劳动体系的组织。很明显这个领域裏我们甚至在最原始的文明中都能找到一个劳动体系。我们的劳动体系仍然集中围绕在物质商品的生产上。那裏是它的重心。因此「劳动」这个词总是将我们的註意力集中在物质商品的生产上。一个活动有了物质的一面，它就能更容易被组织起来。

在我们的时代教育被认为是共同需要，因此有大量的儿童在学校上课。数量即物质因素。因此现代教育不组织起一个系统的话是不可能实现的。

科学的进步属于精神领域。因此很难用一个体系去保证科学的改进。我们当然可以组织一队科学家，但往往一个天才个人的直觉比起我们组织的整个体系走得更深远。

我们能组织慈善事业，但我们不能组织爱。组织起的慈善事业总是面临失去激励的危险。

因此很明显，一些活动表现为劳动，而另一些总是要超越劳动秩序，即使它们按其物质的一面被纳入劳动秩序。

我们已得出结论，劳动是一个社会范畴。我们承认劳动总是具有经济的一面，一个劳动体系蕴含着一个经济体系。然而劳动正因如此超越了经济的秩序。劳动体系为普遍需要提供满足，而很多普遍需要超出了经济的领域。教育体系就不能归结于经济。

对劳动的定义附属于社会哲学。因此，为劳动下定义已超出特定科学「经济学」的界限。同样，社会学不能给出劳动的定义。 社会学因它的研究方法而受限于具体事实。由于它预先设定了一个既成结构，因而它无法阐释这个结构，当然也就不能找到支配我们劳动世界构建的真正的标准。

因此定义劳动就成了社会哲学的任务。 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要描述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而言至关重要的实体的性质，将是那么的困难，这一点值得我们註意。我们已经把劳动界定为一种社会处境，人类活动纳入其中。我们的定义很宽广，乃至于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在某种环境下成为「劳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得出结论，没有一个人类活动能完全纳入劳动之中。 

关于劳动世界的实践问题

  1. 引言

我们自己创造了这个劳动世界，因此它不是自然进程的结果，而是人类努力的结果。因此劳动世界的形式取决于人类自由。

自由和决定。关于个人和人的社会自由的讨论无穷无尽。一些思想家肯定它，而另一些则否定它。这一讨论经常因为自由概念的错误而混乱。 自由有时被理解为绝对的选择，但绝对的选择只能存在于绝对的精神中，即超越任何具体化形式的精神。这种绝对的自由在人类秩序中找不到。人们从来不从绝对的零开始计划他的生活。如果我们将计划生活方式比作修建道路，我们就要说，人总是处于特定的路上，因此自然有某种连续性。人是具体化的存在。他被置于身体、空间、时间、社会生活、历史中。因此总是自然有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绝对自由的观点是对人的具体化和人的处境的拒斥。决定论者在否认人有绝对的自由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人们发现自己处于一条特定的道路上，他总是延续着他出发的道路。决定论者总是可以通过指出明显的动机来「解释」人的决定。历史可以把自己表现为一种科学，解释人类事件，正如自然科学解释自然的进程一样。然而这不意味着人类是完全被决定的。对于我们而言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延续指导我们的生活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我们并不是被迫如此的。对于大多数生活在1938年的德国人来说，追随纳粹政权是一个很明显的选择，但他们并不是决定论式地被迫如此，而事实上有些人就没这么做。对于一个按照天主教徒来培养的人来说，他维持天主教信仰是很自然的，但他不是被迫如此。我们并不是和石头拥有属性那样拥有我们的特质。对我们来说，以一个特定的方式行为处事是很自然的，但我们仍然对我们所做的事情负责。我们也许总是能够解释我们为什么是如此，但我们仍然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一个人并不因为是他或她而自由，但他或她因实现着存在的方式而自由。

人作为个人和社会存在而自由，但他的自由总是相对的。没有一个选择是没有动机、因而不能被解释的。但是所有人类的动机都要诉诸自由。

劳动哲学不能回避实践问题。人在历史的进程中创造了他的劳动世界，他在一种相对的自由中创造了它。因此他不是按照一个清晰和有意识的计划来创造它的。劳动的历史既不是来源于思想的绝对光辉，也不是来源于无意识的绝对黑暗。人们并不很清楚他在做什么，但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他必须承担起其劳动世界的责任。

直到这一章为止，我们已经像分析资料一样分析了我们的劳动世界。然而这一世界的建构仍在继续，因而我们面对的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实践问题。劳动世界是什么这个问题也产生了它应该是如何这个问题。

关于劳动世界的实践问题存在于几个层次。管理者每天都要面对最实践的问题，因为他们必须保持和扩大生产过程。政治家在更普遍的层次上面对劳动问题，因为他们要製定法律来规製劳动世界，至少他们必须决定某种法律是否合适。经济学家调查劳动世界的经济结构，社会学家研究劳动世界中的社会关系。然而，关于劳动世界实践特征的一般性问题，只能在社会哲学的层面上给出并予以解决。

我们已经遇到了一些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遇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社会的一个理论性分析，同时也是、甚至尤其是关于新社会的方案。马克思提出要将劳动视为人类生活的绝对核心，要将所有的社会性生产手段社会化，要将我们的整个社会改变成一个劳动的秩序。

一个劳动哲学如果不能清晰地提出最重要的实践问题并试图给出解答，这个劳动哲学就是不合格的。因此我们将要讨论一些实践问题。很显然我们要避开那些资方和劳方会遇到的具体问题。我们只探讨更加普遍的哲学问题，那些问题与我们的整个劳动世界的根本方向相关。但是，哲学家的根本问题和资方、工会、政治家的直接问题有联系，因为所有具体决策都包含一个根本的方向。

2. 劳动世界的组织

现代人要面对大量的组织问题，因为他的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復杂的服务体系。由于医学的进步和供应体系的改善，不同国家和整个世界的人口其增长速度超过任何预期。一些思想家认为，消费者数量越多，每个人的消费将越少。 然而事实表明他们的悲观看法并不正确，因为普遍需求的数量也增长了，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提到的那样。从而，大量的和復杂的服务体系必须被组织起来。现代人学会了组织的艺术。我们只要去看看现代工厂、现代军队、公共服务部门的组织，就能认识到组织意味着什么。我们有很多「封闭体系」，在其中一切都被预见，一切活动都被规製。没有人会否认，劳动世界每一重要部门都要被严格地组织起来。现代的组织不仅是一种技巧或艺术，它也成为一门新的科学。

整个劳动世界的组织。很明显，整个劳动世界的组织的问题已经出现了。既然劳动世界的每一重要部门都紧密地组织起来，我们不是要以同样的方式组织起整个劳动世界吗？

有一些原因导致这种总体性组织产生。首先，劳动世界的不同部门之间有紧密联系。当代文献阐明了这一关系，它谈及国家经济生活、国民产出、国民总收入、国家的生产手段、国家普遍福利。这些术语没有提到劳动世界的具体部门，但提到了它的整体。如果各部门必须被组织起来，那么整体为什么不呢？其次，已经没有脱离劳动的阶级了。每个人都必须靠工作来生活。可获得的工作数量必须和可使用的劳动者的数量相对应。这一点能脱离整个劳动世界的严格组织而实现吗？最后，我们曾提到过劳动的普遍「科学化」。难以想象，劳动世界的重要部门能科学地组织起来，而整个劳动世界却不这样组织起来。因此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关于整个劳动世界的组织这个问题会存在。

组织与权力（Organization and Authority）。一个组织不能没有组织的权力。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先区分「秩序」和「组织」。

「秩序」是一个比「组织」更广泛的概念。在很多情况下秩序是自然形成的，虽然基督教哲学相信最终还有一个人格化的上帝是「自然秩序」的创造者。秩序也可以由人无目的地实现。人类秩序总是由理性创造的，但创造秩序的人类理性有时与行动自身统一起来——我们管这种现象叫做「践识」。当人们创造秩序时人们并不必然会去反思它。他甚至可能创造了秩序却没意识到它。很多妇女正是以这种方式创造了家裏的秩序。她们的家庭反映了她们的人格，但她们通常没有去反思她们创造秩序的方式。原始人很可能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实现了他们的社会秩序。而一个组织则与之相反，总是有目的地构建起来。它是严格意义上按计划的。因而一个组织不能脱离有计划的个人或一群人而存在。组织依赖于权力。

劳动世界和社会是共延的。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在一切方面都是一个劳动世界，因为社会比劳动世界有更多内涵。然而劳动世界和社会是共延的。如果劳动世界必须被组织起来，那这一点只能由统治整个社会的权力即政府来做。 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必须强调，这裏我们并不是在谈劳动世界的某个部门的组织，而是整个劳动世界的组织。一个特定部门当然可以由特定的群体来组织，但某个特定的群体不能组织和社会共延的整个劳动世界。

反对劳动世界的政府组织的经典争论。我们现在已经遇到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人们对此有不同的回答。

自由经济的代表通常反对由统治社会的权力即政府来集中组织劳动世界的观点。古典经济学的反对有一个哲学基础。古典经济学家坚持动态的自然概念，认为自然是秩序的创造者。他们不把自然看成是一个自身重復的过程，而是一个发展的自我实现过程。自然按照试错的法则发展；存在着很多可能，自然必须通过试错来发现最好的那种可能。自然的发展不是一个和平的演化，其中持续着生存竞争，在竞争中适者生存。自然的发展通过淘汰弱者实现。

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一自然进程在人类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中仍在继续。经济不是由人类自由组织起来的，而是通过自然对人的作用而实现。

因此，经济学中有一条基本法则：人不能干涉自然进程。 人们必须去试错；更确切地说，自然将在人身上试错。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将存在持续的竞争，弱者将会在贫穷和痛苦中淘汰。这是一个自然现象，我们不能阻碍。如果我们人为地保护最弱的人，他们会存活，但最强者的经济生活将不再改善，整个社会将会崩溃。我们不能改善自然的工作，只能破坏它。

结论很明显：自然本身的力量透过人类实现了经济秩序，人类的组织活动只会破坏自然的作用。因此政府对劳动世界的组织是对自然秩序的侵犯。

这一理论因经济生活自身的发展而过时了。人的创造性力量如此明显，把它归于自然过程似乎已经不可能了。经济学家哲学观正在发生变化，因为生活自身驳斥了人类实存的自然主义观。人们似乎已经成为自然的主人，怎能将自己描述为自然的纯粹延伸呢？经济生活的发展已经让经济学家的哲学观变得过时。

反对中央组织的当代争论。然而这不意味着自由经济的代表不再反驳由社会——即政府——来组织整个劳动世界的观点。他们放弃了过去的论点，但他们仍然保留了他们的看法。

当前的自由经济代表们从一个特定的关于人的哲学中获取了他们的论点。人是自由的存在，人类自由是所有价值的源泉。人类自由除非包含经济自由，否则没有真实意义。后一句话在产生了马克思这样一位哲学家的时代是很容易理解的，马克思曾说过，我们的整个生活集中围绕于经济基础。我们必须承认，在一定程度上，不包含经济自由的自由或多或少是虚幻的。因此人的本质的自由要求有经济自由。如果人类自由丧失在一个控製一切的无所不包的体系中，那么人的主动性就会被扼杀，人类社会也就不会再发展。人的自由和社会的进步表现为自由经济者反对中央组织的主要论点。

为了回应这种观点，首先我们必须指出，经济学家他们自己的成就和他们的论点相矛盾。自由经济的代言人已经紧密地将劳动世界的很大一部分组织起来，这些组织已经延伸至无数的个人。如果组织真会扼杀自由和主动性，那么经济学家自己就扼杀了所有价值的源泉。

此外，有很多个人喜欢能提供有趣的工作和社会保障的好职业。他们不反对被纳入经济「体系」，他们将丢失他们的工作视为灾难。他们在经济体系中当然失去了一部分自由，但他们在职能内发挥创造力和卓越的主动性。因此以人类自由和主动性为由拒绝组织是无意义的。正是那些对劳动世界现代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人，即科学研究者，他们不喜欢我们刚才讲到的那种自由。他们在组织起来的劳动世界中拥有一个位置，但如果在脑力工作中保留充分的自由他们就会很满足。

然而主要的困难是现实生活的运动和所谓自由经济的论点相矛盾。在一个很多重要部门都已经高度组织起来的时代，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只能通过从事一项职能而生活下去的时代，整个劳动世界由一个最高的权力组织起来，是完全无法避免的。整个劳动世界的平衡成为国家利益，政府必须关註它。事实上政府正在关註它，正如劳动法的存在所表明的那样。劳动立法的发展在不同的国家多多少少会有不同，但它在每个发达国家都存在，其中也包括美国。如果政府对整个劳动世界的组织扼杀了自由，那么我们的未来将很黯淡。我们的成就将威胁到我们的人类实存自身。

自由经济的代言人假定组织和自由之间存在矛盾。这一假定是错误的，因为人类自由需要组织来发展其创造力。我们将看到，组织可以很好地实现自主性和自由。

这些论点的意识形态特征。通常而言，为了自由经济反对中央组织的论证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意识形态的论证是这样的，它不去处理它必须证明的事实。它不去阐明受到辩护的视角，而是将它遮蔽起来。真正的问题被意识形态的论证遮蔽了，它们以虚假的名义被伪装起来。古典经济学家的论证表现为对自然秩序的辩护，而事实上他们在维护资本家的特权地位。如今支持自由经济的一般论证表现为对人类自由的辩护，而事实上他们在为资本家和管理者的特权地位辩护。中央组织限製了资本家和管理者的权力。他们因此就反对中央组织。然而这种对特权的辩护表现为对人类本质价值的辩护将会更好看一些。

在当前的条件下，对整个劳动世界的某种中央管理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自然秩序」还是「人类自由」都不会被集中化所威胁。实际上每个人都接受了这一事实，尽管很多思想家仍然在理论上反对它。

真正的问题。当前真正的问题在于集中化组织的方式和界限。特定团体的绝对的经济自由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历史已经非常清楚地证明无拘束的自由不能形成秩序。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将自由主动性和中央组织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国家和自由经济国家之间的冲突已经把情况彻底搞乱了。在马克思主义国家我们发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组织，很多思想家错误地指向这一过度的中央组织，并反对任何中央组织，至少从理论上反对它。然而非常值得註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以人类自由的名义反对自由经济的观点。只要个人拥有了使社会的生活成为可能的社会生产手段，很多的个人就必须要为了生活而出卖他们的劳动。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个人出卖他的劳动，他就成为别人的奴隶。因此他以人类自由的名义要求工人拥有社会的生产手段。由于工人构成社会，社会必须拥有社会生产手段。马克思拒绝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作出区分，但这一区分还是存在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是一切生产手段的巨大的所有者。

我们已经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后果：尽管有一个全能的政府掌控一切，但马克思主义不能否定，按照它自己的观点国家等同于现存的社会自身。然而这是资本主义存在以来最坏的形式。苏联的统治者和所有统治者一样，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此社会生产手段由一个特殊的集团控製，但这个集团否认自己是特殊的。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描述为特殊群体对社会生产手段的占有。我们当然要把所有权理解为支配物质产品的力量，它是否由一纸文书正式建立起来则不重要。苏联的製度是真正的资本主义，我们在其中可以发现马克思描述过的不同的异化。没有力量的劳动者必须出卖他们的劳动即他们的自我表现，他们成为奴隶。国家说它代表人民，而事实上它代表特定群体。苏联的哲学是异化的，因为它美化一个不存在的统一体。苏联的统治者是一个全能的无控製的群体。

劳动世界的这样一种夸张的意识形态的集中，增加了人们对任何集中的担忧。任何似乎包含某种集中化的提案在一些国家经常被指责为「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

我们确实处在一个意识形态争论的时代。最保守的资本主义和主张完全集中化的马克思主义都印证自由作为论据。双方都诉诸人类生活的本质价值，以维护他们特殊的利益。

由于自由经济的辩护者和马克思主义集中化的辩护者都将他们的论证建立在人类自由的基础上，因此我们必须反思一下自由的真正含义。

自由的真正含义。自由在其最深层的意义上不能和人类实存区分开，因为自由属于我们的存在。一颗植物要按照自然进程的必然法则来生长，但人作为人而言他自己决定自己的实存。人的自由意味着他为他之所是负责。人的实现是自我实现。然而人的自由却不是绝对的，因为他是具体化的存在。他的潜在性是有限的，服从于很多的条件。

人类实存的一个重要条件即它的社会性。我们有无数的潜在性，但它们要通过社会生活的激发才能实现。我们可以学习很多科学知识，但前提是它们必须已经存在于人类社会。

然而将人类的身体和社会秩序仅仅视为人类自由的限製是错误的。正相反，它们为人们提供了实现自身潜在性的机会。人具有无数的潜在性，但它们的实现预设了社会秩序。如果社会不去促进人的实现活动，他将根本不会有任何成就。就人类世界和社会秩序为人的实现提供不同的机会而言，它们实现着人类自由。

因此，人类自由和社会秩序不是对立的。霍布斯和卢梭的学说认为社会生活是对自由的限製，他们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即人可以不依靠社会的帮助而实现自身。他们思考着在社会中成熟的人，同时忘了使他成熟的因素。他们将社会发展的果实和社会自身对立起来。当我们思考现代人的任何形式的自我实现时，我们会发现他的社会生活使他获得自我实现。当然，社会秩序只能给予人们有限的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但这一局限属于人的本性。人的自由不反对社会秩序；恰恰相反，它需要社会秩序。

自由的威胁。前面的反思让我们能够製定一条普遍法则：一个社会越能为其成员的自我实现提供更高和更多的机会，这个社会越是完美。因此人类自由会在下面两种情况下受到威胁：

1. 一个社会没有促进人们自由地去自我实现，却加给人有限的自我实现。在这样的社会人不被奉为拥有多样可能性的存在。他只能成为狭隘和有限的实存。

2. 一个社会没有为其成员提供充分的机会去实现他们自己。一个社会很可能既没有给其成员强加一个实存方式，也没为他们提供多种可能性去实现自己。然而由于我们的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劳动世界，人们的自我实现也就意味着他必须能够找到一个适应他的个人潜能的工作。

很显然马克思主义的集中方式会威胁自由，因为一切事物和所有人都服从于一个绝对和不受控製的权威。统治者不仅组织整个劳动世界，还凭借政治力量统治个人。他们甚至加给他们一种思维方式。他们将整个人类生活纳入一个体製和计划。这样的集中无助于人们自由地自我实现，只是加给他们一种单方面的生活方式。

上世纪的资本主义劳动秩序也是如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资本主义需要一个劳动大军，所以创造出了它。它不是通过政治力，而是通过一个经济体製，将无数人的生计下降到很低的水平。

对人类自由的真正威胁总是来自特殊群体的霸权地位，他们在人类社会占据着一个不合理的和不成比例的位置。他们的霸权威胁到其他群体的自我实现。这种不合理的霸权可能来自于集权主义政党（纳粹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力量，也可能来自于特权群体（资产阶级、管理者）的经济力量。特殊群体的不合理的霸权一直是人类自由的最大的威胁。

很难看出劳动世界的中央集中会必然威胁到人类自由。只有那种有利于特殊群体霸权的组织，才会威胁到人的自由，组织本身并不会如此。 出于我们已给出的原因，在我们这个时代劳动世界的某种中央组织已经是必要的；同时也由于，若是没有这样一种组织，大多数人的合理的生活状态将得不到保证。

完全自由经济即资本主义其后果的经验告诉我们，某些集中化是必要的；但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共产主义的经验表明集权的集中化是危险的。 二者我们都可以称为资本主义，前者是个人的资本主义，后者是国家的资本主义。避免这两种危险的最好途径应该是民主的劳动组织。

民主的劳动组织。在一个民主的劳动组织裏，一个强大的政府将将对整个劳动秩序负责，并应通过劳动立法来保障经济力量的最佳平衡。由于劳动秩序和社会自身共延，所以一个中央政府才能为整个劳动秩序提供平衡。如果一个政府确实是民主的，那么特殊群体的优势将得到避免，因为每一个特殊群体都由政府控製，而同样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政府自身将受到人民的控製。一个劳动组织只有促进而不是压製公民的活动时才是民主的。它不应排除所有的竞争活动，因为它要促进自由的主动性；但它应註意，不能让竞争使任何群体拥有压製他人的力量。

人民和媒体的成熟和批判感至关重要。 如果人民不成熟，所谓的民主的劳动秩序将在统治国家的特殊群体的独裁下终结。

在自由世界我们正朝这样一个民主的劳动组织前进。并非自由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拥有相同的形式，在一些国家民主的劳动秩序比别的国家发展得更好一些。但在这些国家中我们多多少少能看到发展了的劳动立法，劳动立法的存在正好证明这些国家正在建立民主的劳动秩序。由人民的代表所实现的劳动立法是民主的劳动秩序的最好的工具。只要拥有一个合理的的劳动立法，我们就战胜了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只要劳动立法表达了人民的意誌，约束了政府，国家就不会拥有绝对的权力。

自由经济的辩护者们有时说，真正的秩序只能来自于自由竞争。所以他们说，生存竞争创造了自然秩序。社会竞争以同样的方式创造了社会秩序。很难相信单独一个竞争就能创造出秩序。竞争的结果是胜利和失败，而不是真正的秩序。竞争无疑是有益的，但只有当它被控製在限度内、服从于规则的时候才是如此。我们可以用竞技运动来很好地类比。一方面，竞技运动没有竞争是不可想象的，竞争促进了人类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竞技运动的竞争被控製在一定限度内，它服从于规则；竞技中的竞争是高尚和人性的，因为它是有秩序的、和谐的。因而，当人支配竞争而不是竞争支配人时竞争才是有益的。劳动立法一定要起到如同竞技运动中的规则的作用。它不可消除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竞争，但必须使之人性化。

这些讨论只能停留在一般的层次上，不能给出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措施，因为这样的解决方法不属于劳动哲学的范畴，而属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范畴。

3. 职能化的问题

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为一个劳动世界。我们主张，一个民主的劳动秩序是解决威胁我们的二律背反的最好方法。如果在未来我们拥有这个秩序，我们的实存将会变得更加职能化。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劳动的金字塔中，我们只有通过占据劳动金字塔中的一个位置才能够生存下去。这样一个位置即一个「职能」。如今当我们询问一个人是什么（what he is），我们的问题会被理解为在询问职业，于是对方可以回答：我是一个工程师，一位职员，或一名电工。我们的实存变得职能化，在未来将会更加如此。

职能化的实存。一些哲学家将这种职能化实存描述得很糟，并且他们显然持有充分的理由。一个职能是劳动世界中的一个社会角色。「角色」这个词很重要。一个在戏剧或电影中扮演角色的人，他扮演的是一个他人创造的人物。他必须以一定方式穿衣服，必须化妆。他必须说另一个人的语言，模彷他的行为。只有当他「生活」在角色中他才能扮演好这个角色。他必须认同那个角色。然而，这个角色对他仍然是外在的，只要他扮演着那个角色，他就不是他自己。

劳动世界的一个职能可以和戏剧中的角色相类比。通常职能不是由从事它的人创造，但它构成劳动世界的结构中的一部分。一个个人在这个世界寻找一个位置，当他获得这个位置，他就被它「披盖」。这个词让我们想起了衣服。正如我们穿衣服一样，我们从事一项职能。一项职能要求特定的行为。我们知道不同职能的行为模式，知道教师、警察、市长、雇员、服务员的行为模式。我们不能从事一项职能却不按照这项职能的行为模式行事。萨特这样描述服务员的行为：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咖啡馆的侍者。他有灵活的和过分的、过分准确、过分敏捷的姿态，他以过分灵活的步子来到顾客身边，他过分殷勤地鞠躬，他的嗓音，他的眼睛表示出对顾客的要求过分关心，最后，他返回来，他试图在他的行动中模彷只会认作是某种自动机的准确严格，他像走钢丝演员那样以惊险的动作托举着他的盘子，使盘子处于永远不稳定、不断被破坏的、但又被他总是用手臂的轻巧运动重新建立起来的平衡之中。他的整个行为对我们似乎都是一种游戏。

当我们读了萨特的描述，我们的脑中会浮现一位欧洲的服务员。一个人想成为一位服务员就必须要学习这种行为样式。每一种职能都需要一种特定的行为样式。在我们这个专业化的时代，一个人若想有些成就就必须为他的职能做准备，这其中往往包含接受教育；这种教育意味着学习职能的技术、社会行为。

一个人是服务员、教师、市长、电工，这意味着什么呢？职能的存在能否始终等同于个人的存在？似乎职能的存在是某种人造的衣服，职员每天要穿着它度过几个小时，它掩盖了他的个人的存在。他的真正的个人和他的职能的存在之间似乎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二重性。一个人可能在从事一个职能很长时间之后将他的职能的行为转变成他的一生的行为。我们都知道一位标准的老师在所有的场合都表现得像个老师，这位老师也成为开玩笑的对象。同样，一个人可能完全成为一个商人、店主、表演者、雇员。他几乎失去了他自己的个性，他将自己认同为一个职能的承担者。

职能总是有非人的一面。只要一个人从事一项职能，他就可以被替换。有时一位职员被称贊为是不可替换的，但这只是称贊。一个人获得一项职能时，他可以过去看看它是什么样。职能似乎存在于一个客观的世界裏。

职能化的危险。一些存在主义者担心人类的生活「完全职能化」。我们的世界是劳动世界，我们的社会存在由我们从事的职能决定。当我们行使职能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多多少少是非人的，因为我们必须按照现存的计划行事。我们的职能反映在我们的整个生活中。比如我们必须按照我们职能的社会地位生活。当一个人获得重要的提升时，他有时必须搬到另一个街坊。在他的社会关系中他作为一项重要职能的从事者，他被期望按照这种方式行为做事。职能跟着他到了私人生活中。个人和他的职能之间的关系有时被描述为「第二次婚姻」。似乎我们的整个实存都被职能化威胁。

然而职能化的危险被现代哲学家们夸大了。首先，虽然美国是最卓越的劳动世界，但很明显人类生活的职能化在欧洲比在美国走得更远。萨特笔下的服务员在欧洲随处可见，但很难在美国发现。因此我们不确定职能是否必然意味着固定的行为模式。美国服务员不必将他们的个性掩盖在人造的行为裏。即使职能要求特定的行为，美国人也不会让这种行为持续他们的一生。因此，不大可能是劳动世界导致职能化行为渗透整个生活。在欧洲对职能化行为的强调以及职能化行为持续整个一生的情况，可能是过去强烈的阶级区分的延续，这一过程美国人没有经历过。 人越是拥有平等的机会，社会流动越频繁，职能化行为就越是不突出。因此在今后职能化现象很可能会减少。

其次，以「完整的人格」为名义反对单方面的职能行为是不合理的，这只是因为完整的人格并不存在。人有无限的潜在性，但不可能有完整的现实性。如果一个人想要维持所谓的人格的完整性，他将不得不避免实现任何东西，因为任何实现都指向他的某种潜在性并阻碍他实现另一些东西。我们要实现自己只能以成为单方面性作为代价。因此以单方面性为由反对职能化的行为是不合理的。否则，我们也要反对婚姻了，因为两个人的固定的联系必然将他们的生活带向一个共同的方向。此外，任何专门的科学也将是对科学家完整人格的侵犯。

职能仅仅是人的潜在性的限製吗？职能化行为真的是非人的吗？职能真的存在于客观世界中，而且可以和衣服相类比吗？正如衣服等着人去穿着，职能也等着人去从事，我们甚至可以说，等着人去实现。个人和职能之间有互换关系。个人要去达成职能的要求，因而他必须准备好自己；同时，职能要由个人承担，他用自己的方式从事职能。因此，一个职员完全可被替代的观点是不对的。因而个人和职能之间没有绝对的对立，它们彼此相互影响。职能必须以个人的方式被承担。

因此，认为职能仅仅是个人潜在性的限製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职能首先是一张实现个人潜在性的入场券，职能的限製对于实现潜能而言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忘记每一种实现活动都要以限製作为代价。实现的程度越大，限製也就越大。这一点在我们这个专业化的时代尤其如此。职能有时会需要非常高的技术，但正因为如此它们意味着高度专业化。这一状况并不是不人性的。

但不可否认，如今的职能化有一定的危险。那些强调其危险性的思想家并不完全错误。首先，存在这样的危险，一个人对一个职能的从事会几乎占据他的一生。这一危险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不再存在，因为他的劳动时间被法律限製。但这一危险存在于劳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之中。他们的劳动时间不按照计划受调整，而且因为他们自己对他们的工作有兴趣，他们可能会将全部生命投入其中。有些商人就不能停止工作。

不人性的职能。然而更实际的危险是一些职能具有的不人性的特征。我们已经将职能表述为人的潜在性的部分的、专门的、有限的实现。在这一表述中劳动的悖谬性显露出来。只要一个职能在人类潜能的实现和限製之间取得平衡，它就是人性的。如果部分、有限、专门化这些特征占据优势，以至于我们很难再实现什么人的潜在性，那么职能就是不人性的。

当然，实现和限製之间的平衡不是绝对的，因为它必须和个人的特质相联系。一个对于天才而言不人性的职能，也许对于一个低智商的人而言就不是如此。

然而仍然有一些职能是绝对不人性的，因为没有人能在其中实现自己。如果一个社会创造出的劳动秩序中有很多不人性的职能，它将威胁到其公民的福祉。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职能化将变为对人性的侵犯，很多人将成为劳动的奴隶。反对现代职能化的存在主义者们，他们反对侵犯人类尊严的职能的存在。然而他们已经不是第一个发出反对这一处境的声音的人。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将这一境况表述得很清楚，但他们将其接受为生存竞争的必然的一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愤怒地描绘了这一境况。因此，我们对职能化的探究必须提出劳动的人性化问题。

4. 劳动的人性化

a) 劳动的人性化问题

我们的社会发展为一个劳动金字塔，一个人在其中的位置决定他的社会地位。现代人本主义力主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活拥有真正人道的水平。我们必须区分这一主张的两个方面。首先，现代公民通过担任一个职能以谋生，因此只有当该职员有充足的收入时人道水平的生活才是可能的。其次，劳动本身必须是人道的。劳动不仅让我们的生活成为可能，它还是我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劳动不仅是生活的条件，它还是生活的方式。当一位职员拥有充足的收入以及他的劳动本身成为人道的时候，他将能以一种人道的方式生活。

第一个方面，即充足的收入，吸引了所有研究劳动问题的人的註意力。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工资太低会让物质需要得不到满足。这些需要可以用一定数额的钱来表示，因而物质需要的问题很容易公式化。工会曾为提高工资而斗争，且他们仍在持续为之斗争。

这一斗争确实力求实现劳动状况的人性化，但这种人性化还是外在于劳动自身的，因为它关註的是劳动劳动价值的工资表现、金钱表现。第二个方面，即劳动朝更人性化层次的提高，影响了劳动自身的性质。我们这裏将主要说劳动的内在人性化。

b) 人类实存水平的普遍提升

「劳动的人性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它指的是劳动与劳动着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劳动的人性化指劳动的水平和个人的水平相符合。

很显然，人类生活的一般水平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是保持静止不变的。人们实现自己，因而他提高了他自身实存的层次。「劳动的人性化」的意义因而随着人类生活的整个结构而发生变化。很明显的是过去的不人道的劳动方式现在可能变得人道了。当然人的本性中有绝对因素，因而存在着绝对不人道的劳动形式。比如妓女这个「职业」对女人来说永远是可鄙的。但普遍而言劳动的人性化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人类实存的水平在进步的国家提升很快。这一陈述当然是模糊的。人们当然可以反对说人类生活的层次最终和人的道德态度相一致，而我们完全无法确定人们的道德态度在不断改善。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很高的道德层次上时，他是一个典型的好人和有人性的人。在这决定性的一点上，人类历史的前进不是直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一些非常出色的篇章裏表达了他的怀疑。 他指明，人的道德态度落后于技术进步。我们在这裏不谈人类生活这一深刻的和决定性的方面，而谈谈被普遍称作「文明的层次」的那一方面。

在这一方面人们取得了显着的进步。所有儿童必须接受教育，在西方很多国家儿童要在学校接受教育至十六岁。学校不仅提供科学训练，而且努力将儿童引入文化生活。美国的教育体系努力在最大程度上让孩子成为文明的个人。孩子们在家会收听广播收看电视，尽管他们的文化水平可以质疑，但广播和电视促使儿童进入文化生活。

接受教育的儿童将会在劳动世界拥有一个工作。他们的工作必然与他们的教育和文化水平相符合。劳动的人性化的水平也因而必然随着教育和文明的普遍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否则的话人们将会破坏他们所希望建立起的东西，他对孩子接受教育的关心将成为一个残酷的玩笑：他让孩子们的成长突破了他们未来的劳动的水平。

c)「生产的意识形态」导致了不人性的劳动

技术的劳动世界在上世纪发展迅速。然而它的创造者的思想几乎完全被盈利高效生产的观念占据了。机器以此为目的而创造出来。生产过程当然包括劳动者。劳动者的地位和职能按照计划指向盈利高效的生产。不是劳动过程适应人，而是人去适应劳动过程。劳动者的人类潜在性当然也被列入考虑，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的人的尊严被漠视，牺牲于盈利的生产中。

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在生产过程的设计中人必须在两个意义上成为标准。首先，人是生产过程的目的，因为产品必须满足人的需求。第二，人是生产过程的执行者，因此劳动必须按照劳动着的个人的潜在性和人的尊严来设计。劳动过程的设计必须考虑到这些个人，通过他们并为了他们，劳动才能完成。在上个世纪，第二个方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于是出现了很多不人性的劳动形式。

如果劳动变得不人性，在其中就不可能找到愉快。人们从事它只是因为能得到报酬，但劳动自身的满足感将会缺失。很显然，只有社会秩序中最弱势的个人才会接受这样的工作。工作的不人性会产生敌意和怨恨。劳动者因对工作的兴趣所产生的忠诚奉献精神在此不復存在，只能靠一个监督体系来保证有效地从事劳动。管理者要面对这样的工人，他们试图摆脱非人的工作，不愿做无酬工作。因此，管理者不得不强製工人执行他们的工作。

这就可以理解，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差。如果一位老师以一种有趣的方式为他的学生提供有趣的内容，他就不会遇到纪律问题，因为学生的註意力会被吸引到授课内容上，老师也不必强迫他们集中註意力。相反，如果授课内容很没趣，或者教师授课方式单调乏味，他就要强迫学生集中註意力。这一状况在学校产生了一个人际关系问题。只要这一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最好的教师付出的努力也没用。劳动世界也是如此。因为存在劳动的人性化问题，所以有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

当然，确实存在着其他干扰人际关系的原因。甚至当劳动真正变得人性的时候，仍然有人性格难处，缺乏善意；个人的道德水平也许很低。然而这些因素总是非常偶然的，它们也和劳动秩序本身无关。但是劳动的不人性是存在于劳动客观秩序自身之中的一个干扰因素。要说劳动人性化后产业的所有人际关系问题都会得到解决那是错误的，因为偶然的干扰因素还存在。但只要最基本最实在的问题没有解决，偶然问题的解决将没有意义。

产业中的人际关系问题和劳动的人化问题关系密切。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等同的。产业中的人际关系问题经常以一种肤浅的方式被提出来，因为生产过程的现实结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际关系问题就在这种固定背景下被提出来。然而我们必须要对这一背景本身提出质疑，因为人际关系问题根植于其中。

d)过去为新的未来做准备

我们对过去的谴责不能过于严厉。人类往往必须经历这一「不人性化」阶段，以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人性化。人性实现它的潜在性时，不能够将新的成果立即整合于生活的总体结构中。欧洲人发现了整个世界，他们为它的统一做了准备；但在统一之前有一段欧洲人统治的时期，而我们现在正朝着统一前进。现代人发现了自由的巨大的价值，但他们自由的实现首先是对传统价值的反抗。人们发展出新的经验科学，但这些科学一开始声称自己是生活的纯粹的向导，要取代形而上学和神学的位置。随着技术发展，巨大的工业城市出现了；它们丑陋不堪，笼罩着煤灰。技术的劳动专註于自身，其组织者们不去关心新的劳动者的经济、社会、人类处境。

所有这些状况都部分地是错误的，但人们总是要经历一段无序和无节製时期之后才实现秩序。当然，这样的危险是存在的，即人类不能战胜无序和夸大，因为没有哪个人类品质能保证新成就的完美整合。然而，对过去的观察给我们以希望，因为我们已战胜很多痛苦的阶段。

上世纪劳动的「不人性化」让人类面临一个巨大的危险，这个危险至今都没有克服。劳动的不人性的特征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及体现该理论的政治运动的产生。世界分裂了，我们受到科技战争的威胁，它会将人类毁灭。 我们对劳动的滥用很可能会毁灭我们。我们的成就越大，我们必须经历的危机就越严重，而经历这样的危机才能使我们将这些成就融入我们的实存。

最重要的事情是自由世界的人没有过多地关註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他们忽视了将最新的成就融入他们的生活中。 他们只有能够承诺一个比马克思主义承诺的更美好的未来，才能战胜马克思主义。这一未来不能单纯是过去的延续，因为过去的错误会招致反对的声音，即马克思主义。我们只有通过纠正导致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过去的错误，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显得多余，才能超越马克思主义。

e)劳动人性化的新的可能性

现代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劳动的生产力问题。 确实仍然有很多国家的劳动生产力还不够充分，在那裏人们还要承受贫穷和痛苦。但我们知道解决这一问题的科技手段，我们只需要去实现它。我们的科技知识足够解决这个世界的不发达国家的问题。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代，此时我们应将註意力集中于劳动的人性化上。

对现代人来说战胜众多不人性的劳动形式已经成为可能。很多职能是不人性的，因为它们单调乏味。这一劳动的「退化」使它转化到机器那裏成为可能。这在我们这个自动化时代尤其如此。我们处在新时代的开端。纯粹的例行工作，几乎完全机械式的管理，采矿业的不人性劳动，等等，这些都可以由机器来执行。这是一个美妙的进步，它必然作为劳动人性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受到欢迎。我们可以一般地说，任何能转化为机器劳动、能通过自动化执行而无需人类干涉的劳动形式都是不人性的。如果一个人拥有的工作可以由机器来做，那么他就必须像机器一样做这项工作。

非常值得註意的是，现代人颇为害怕这一进步，不过这种害怕是很容易理解的。过去的手段要求很大数量的工人从事非人的劳动。社会体製需要他们，所以雇佣他们来劳动。而如今社会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过去从事那种非人劳动的工人。现代人害怕一种新型失业，它不是由经济萧条和衰退造成的。上世纪的体製製造了劳动的奴隶，马克思很清楚地分析了这一奴役状态；如今我们已经超越这一体製，社会不知道如何处置它的这么多数量的成员。这一问题的最初迹象已经开始清晰起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变得更加清晰。

然而，这一问题奇怪且不自然。人们现在可以借助更少的工人生产更多的东西。这一问题产生于现代技术力量。这是否意味着没有足够的工作让人们去做呢？这种说法是可笑的，我们不必通过回想不发达国家的情况来驳斥。即使在最文明的国家仍然有无数的事情可做。 在每个大城镇中，尤其在大都市中，存在着广大的贫民区。城市有一些地方是居民不愿意展示给参观者看的。道路系统仍然不完善。土地等待人们去开发。拥有好几个小孩的家庭主妇和她的孩子在家需要帮助，而很多工作了八个小时的人回家后仍然要在家中工作，因为没有熟练工人或不能向他们支付工资。现代人建造他们的城市时主要考虑的是效用，但我们有多种可能性使其美观。即使在发达国家，所有河流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在这些地区有多种河流系统化的可能性。田纳西河流域的成就可以用在别的地方。潜在的劳动项目是非常多的。有足够的工人，也有很多工作可以去做。然而失业问题仍然存在。很明显现代经济体製肯定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这一体製和人的潜在性相比肯定是太局限了。人的自我实现还没能战胜那个他仍然在试图维持的狭隘经济体製。

f)新的经济观的必要性

人类活动当它纳入供应体系时就被称为「劳动」，这些供应体系是按照人类需要建立的。人们需要物质产品，但他还有超越物质的需要。

因此，劳动有两种类型——首先，提供物质产品的劳动，即严格意义上的生产性劳动；第二，生产服务、而不是可见物质商品的劳动。后者在服务于人们的个人或社会存在。

在即将到来的自动化时代投入到物质产品生产的人的数量将会大幅减少，但从事于对其他个人提供服务的人数将会增加。（很明显「减少」和「增加」这两个词不能从绝对的意义上而要从相对的意义上去理解。）我们已经可以在行动中观察到这一进程。生产的「科学化」需要一个庞大的教育体系，因而产生很多数量的教师。此外，无数的个人投身于安全服务、管理和各色不同的公共服务中。如果亚当·斯密听到当前美国从事「非生产性人手」的人数，他会开始担心这个国家的财富。

这一进程将会继续。公共健康服务必然增长，因为在一个进步的社会每个人都有权利接受医生和医院的医疗援助。当这一权利得到广泛实现时，更多的人将会投身于这一服务。人们将要组织起社会工作。老龄人口数目将会迅速增加，为他们提供社会供应将不可避免；很多人将投身于这项工作。生活的普遍水平将会提高，很多家庭可能很难维持当下生活标准。社会将必须照顾这一「社会的无产阶级（social proletariat）」，否则会产生社会危机。

这些状况意味着很多工人将不会从事通常意义上的「盈利的」工作。生产性劳动的利润必须高到足以支持社会服务的程度。在一个主要以私人企业为基础的经济体製下，我们很难看到这一条件如何实现。

现代人在实践中已经突破了单纯以私人企业为基础的经济体製。社会已经组织起了很多服务，它们用税收获取的钱来支付工资。税收製度意味着社会要求拥有物质生产的一部分利润的权利。通过这种方式社会建立起它的服务。

在不久的未来社会将组织一个庞大的服务系统，这一系统必须由一个改善了的物质生产系统来支持，这个物质生产系统由相对较少的一群工人从事。社会将扩大它对这一生产领域的利润的索取，否则它将不能组织必要的服务体系。通常所说的「社会化」只是社会能获得它的权利的一种可能方式；还有其他的可能方式，这需要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去确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服务体系正在增长，而且还会继续增长，这一非生产性劳动的增长只有通过生产性劳动利润的增加才成为可能。生产性劳动之所以能完成这一任务，因为人类技术的进步改进了生产方法。

如此将会导致劳动的非常深远的人性化。生产性劳动将变得更加人性，因为劳动的不人性的形式多少将会由机器自动化承担。更多的人会投身于服务行业，由于服务往往是直接与人相关的，所以这一工作本质上是人性的。人也许永远不能完全解决劳动的不人性问题，因为劳动的新体系也许意味着新的不完善。但人们通过解决社会问题能获得巨大进步。

人们为了实现上述的进步必须改变很多观点。当我们使用「劳动的改善」这个词时，我们通常首先想到生产的改善和利润的增加。这些概念对于现代劳动而言太狭隘太局限了。人们的註意力过多集中于生产性劳动和产品的改善，但它们已经足够好了。他们关心的问题已经是不真实的，因而时间、智力、金钱都浪费了。生产在我们的整个劳动世界裏占据了一个过分享有特权的地位。在如今更先进的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把生产融入整个劳动世界中。人们曾经服从于生产，即服从于人们的某一个活动；然而这个活动必须要服从于人和社会。

g)产业中的人际关系问题

正如我们曾阐述过的那样，产业中的人际关系问题和劳动的人性化问题关系密切。因为劳动成为了不人性的，所以人际关系受到干扰。产业中的人际关系问题已经产生，但人们往往没有将它放在合适的背景中。

人们从两种观点提出产业中的人际关系问题。在欧洲这一问题为人本主义哲学所探讨。现代哲学家，比如存在主义者和现象学家，不再仅仅分析抽象的人性，他们也探讨人的具体处境。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些哲学家也对人们的劳动处境感兴趣。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反对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唤起了他们对劳动问题的兴趣。因此，他们攻击了现代劳动处境中的不人性的一面。他们强调，很多劳动形式不是人的实现，而是对人的潜在性的限製。在欧洲所提出的哲学问题是关于劳动的人性特征、并因而关于劳动世界的人际关系问题的。

在美国，产业中的人际关系问题来源于——至少是部分地来源于——对人的生产的心理态度的调查。曾经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劳动的生产力依赖于客观条件。管理者试图创造最好的客观条件，他们使用科学分析法以试图得出最好的客观条件是什么。然而科学分析的结果认为，不仅是客观条件，人的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如果能给工人以人的照顾，将他们作为人来对待，他们就会生产得更多。这一点可谓在劳动者身上发现了人类的存在。人的因素因此成为一个研究的主题。然而，劳动的人性化问题和产业中的人际关系问题的提出是来自于追求更高更好的生产的视角。

只要劳动的人性化问题和产业中的人际关系问题是在追求更高更好的生产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们就没有以根本的方式被提出来。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劳动处境与人际关系的改善仍可服务于对劳动者的剥削，而且很显然工人会因此而怀疑所有用来改善劳动处境和人际关系的手段。这些手段受到怀疑是因为它们由管理者提供并受到他们的监管。

劳动世界裏的人际关系问题不能按照让人类个体尽可能地适应现存劳动过程的视角来研究。因为按照这种方式，现实的劳动过程是研究范围的绝对核心，而人类个体被要求去适应这个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就必须要人性化，而且人类个体必须成为研究的中心。

另一方面，生产过程显然也是有内在逻辑的，这一过程不可能完全适应于人类个体。劳动者也必须使自己适应于他的工作任务。

劳动的人性化和劳动世界的人际关系的问题有两个方面；劳动过程必须人性化，个体也要适应于劳动过程。单将劳动过程作为唯一和绝对的研究中心是错误的。

引人註目的是，劳动的人际关系问题最近被称为「产业人际关系」问题。这一术语暗示劳动等于产业劳动。我们必须尽量避免这一狭隘的观念。劳动的人性化问题也是生产性劳动在整个劳动金字塔中所处的正确位置的问题。将「劳动」等同于「产业劳动」，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

5.生产性劳动的任务

我们已在原则上确定劳动的生产力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可以用更少的人来从事生产。我们通过机械化和自动化也能战胜生产性劳动的不人性特征。我们可以帮助不发达国家提高劳动的水平。大量的工人将会得到解放以从事其他工作，新型劳动将被组织起来。人类有很多超出商品范畴的需要。在严格意义上不是生产性的新型劳动，它的组织必须获得生产性劳动的支持。

相应地，生产性劳动的任务将变得更重。它要生产物质商品，还要使社会能够组织起庞大的服务体系。

让生产性劳动支持社会服务体系是否不公平？让生产性劳动承担这样一个巨大的任务岂不是很不公平吗？有人也许会认为，每一种劳动都必须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能自立的劳动无权存在。按照这一观点，工业生产只有支持自己的义务，没有支持其他服务的义务。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确定：如果上述反对的观点正确，那么甚至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走在错误的方向。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取工业生产，政府使用这些税收去维持各不相同的非生产性服务。这样一来很多服务就由工业生产的利润维持。

然而前面引述的观点并不正确。工业生产在很多方面依赖于社会。当前的工业生产产生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是社会的历史。今天的工业生产利用着科学，科学是社会的财富。一个人可能对科学做出了贡献，但他能如此只是因为他首先在当前科学背景下接受了教育，当前科学则体现在科学的语言、文献、机构中。所有这些在本性上都具有社会性。此外，工业生产需要文明的、接受过教育的工人，他们已经具备一定的智力和道德水平；这也是社会对工业生产的贡献。工业生产不能离开国家和国际安全而存在，而这些也是由社会保证的。工业生产的性质、环境、条件，包括工人，都是社会创造的。由于这些原因，社会有权向工业生产提出要求。的确，生产手段也许由一群个人拥有，生产由一群管理者来管理。但是他们的工作在很多方面要以社会的发展和支持为前提。

在过去社会的作用被低估到一个很难解释的程度。对社会的作用缺乏认识，部分是来自于内在于古典经济学家头脑、并统治他们头脑的哲学。 个人被看作是社会秩序的绝对基础，社会被看作是个人间契约的结果。社会的建立是保障安全和秩序的。按照这种思想，社会的作用是保证个人的自由。

我们现在知道，这一观点没能理解社会和个人之见的真正的关系。个人生来具有无数的潜在性，但个人潜在性的实现受惠于社会。如果一个人获得一定的思考能力，如果他能说话，如果他能做游戏，如果他拥有文明的行为，如果他生活在一个很高的道德水平上；一句话，如果他能生活在一个较高的人类水平上，那么他就受惠于社会。想通过自由决定来建立社会的个人预先设定了社会，因为他在社会中成长起来。十九世纪的个人主义就否认文明的来源。它视其结果为理所当然，却无视其起源。

工业生产依赖于社会。人们的文明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是社会发展的果实，也正是社会让当前的工业生产成为可能。因此社会宣称有权对工业生产提出要求，这没什么不公平的。社会不为自己创造权利，它只是实现那些隐含在工业生产对社会的依赖性中的权利。当前的税收製度根本不是剥夺。剥夺这个概念意味着社会拿走了本来属于他人的东西，但社会并没有如此。社会只是拿走了已经属于它的东西。正相反，十九世纪的资本家们的绝对权利和绝对财产权才是剥夺，因为所有者妄图独占属于社会的那部分财产。

很长一段时期的发展，社会生活的重大改善，科学的进步，社会教育的成果，这些都融进了工业生产中。所有者和管理者使用着社会的财产工作，而且只要确实如此，社会就有权对工业生产提出要求。这和马克思主义没什么关系，只不过是对社会作用的承认罢了。社会的发展让更少的工人提供更多的生产成为可能。社会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去利用这一成果。新的服务体系要被组织起来，它们必须由工业生产来支持。让整个社会生活成为可能，这很大程度上是工业生产的任务。这一点不仅对社会是重要的，对于工业生产自身也是重要的，因为生产要维持和提高其水平，只有让社会生活整体也处于相同的高水平才行。失业问题不能再用工业生产的增长来解决，因为这一增长不会导致工人数量的成比例的增长。要解决失业问题，必须组织社会所需要的新的服务。

没有理由去担心众多严格意义上非生产性的服务的存在，因为更少的工人就能维持足够的生产。已经存在着一些非盈利的服务，它们的存在证明有用性和价值不等于经济利益。甚至在生产领域有用性和利益也不再相等，因为物质产品的生产不仅给所有者提供利润，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也使其他的服务成为可能。

因此利润不是工作的唯一的或主要的激励。在劳动世界的很多部门，以薪资形式出现的利润不会影响到工作方式。甚至在利润是工作的直接结果的地方，它也不再是唯一的结果。以这一点为契机，我们将谈一谈工人的精神态度。

6.工人的精神态度

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利润是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刺激人们活动的动机。一个如此强调个人的作用以至于认为个人的自由决策是社会的基础的哲学家，只能想到工作的个人主义的动机。维护个人自由被视为社会存在的唯一理由，因而这一理论排除了工作的社会动机。人怎能在否定社会的内在价值后还为社会工作呢？

所幸人好过他的教条。如果我们回想当今工人祖父辈的老一辈劳动者，回想那为同一个家庭服务多年的忠实管家，我们就会认识到他们可怜的工资不是工作的主要动机。他们的精神和道德观有时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他们的劳动真的是服务，他们内在的生活观比经济学家的理论要好得多。

社会对个人的恩惠。经济学家对社会的职能和重要性持有错误的观念。我们生活的水平是社会给予的。当然，我们以个人的方式从事社会的生活，因而我们的个人生活不能完全归结为社会生活。但在我们个人生活的每一方面，我们所从事的事情都离不开社会。我们用个人的方式思考，但我们之所以能如此只是因为社会教育我们个人地思考。当我们学习了语言，就开始利用社会的思想。没有社会的帮助任何思想都不可能实现。我们穿着衣服，我们生活在房屋裏，我们的生活很安全，我们能获得食物和水，这些都是社会的功劳。我们不能将我们个人生活的财富和社会对立起来，因为任何这些财富的实现都离不开社会。美国人对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自豪，但这只不过是对美国社会所提供的事物的意识。

我们需要社会，这一需要不仅涉及我们存在的表面，更是渗透进了我们存在的深处。没有社会我们甚至不能实现宗教信仰。 如果美感不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果实，我们就不能欣赏美。甚至我们最具精神性的活动也依赖于社会。社会的生活越提高，它就越提高个人的生活层次。作为发达国家的公民，我们比原始人更加受惠于社会。

工资动机。社会的恩惠会对个人产生很多结果。个人需要社会，社会也需要个人。社会生活的一般水平必须保持和提高，这一点只能通过个人对社会的参与来实现。个人对社会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即他的劳动。因而很显然，个人的利益不是工作的唯一、甚至主要的动机。十九世纪经济学最糟糕的地方之一便是强调劳动的个人利益，而且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一思维方式。

对利益的强调不仅表现为明确或含蓄的哲学错误，它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资本家对财产权的强调表明他只关心他的资本的增长。尽管他为社会提供服务，但他并不是有意如此。正如我们所阐述的一样，无产阶级的劳动变得非人性，而它的服务性特征遭到漠视。对劳动者来说认识到他的劳动的服务性特征变得异常困难。因而，工资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工作动机。这不是一个自然的情况，而是普遍退化造成的结果。这一退化如今深深根植于劳动金字塔的最底层。经验的调查研究已经证实，工资的动机是工作的普遍动机。一个人如果强调工作的其他的、更高的动机，他会被看作是「不切实际的」，而如果我们研究了劳动世界最底层的现实处境，我们也会同意对他的看法。然而这一情况是不正常的。工会主要为提高工资而奋斗，这样的斗争反映了其成员的思想。

幸好我们所描述的情况还不普遍，因为劳动金字塔中还有一些阶层，个人利益不是他们工作的唯一、甚至主要的动机。例如，如果一位教师教学的主要动机是金钱，那么他不会成为一位好教师。在天主教中有很多宗教组织和团体，其成员将教学视为主要任务。他们的生活方式排除了一切形式的个人利益，但他们仍然愉快地进行他们的工作。其他一些教师能因教学获得报酬，但他们的动机部分地和宗教人士相同。经常会发生一位教师由于教学报酬不多而不得不放弃教学的事情。但他很不情愿，因为优秀的教师将他的工作视为社会职责来执行。护士、医生、音乐家、艺术家、社会工作者、研究工作者、军官、地方长官、政府会议成员、警察、律师，还有很多其他群体，他们工作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利益。当然，他们没有报酬将不能从事工作，因为他们必须生活和照顾他们的家庭，因而工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和极其现实的动机。但对他们来说工作时间并不是乏味的，它们不仅仅是用来挣钱的时间。这些工作者发现他们的工作是有趣的，而且他们意识到他们正在执行一项社会职责。

这一意识在这一事实下变得明白，即他们觉得别人需要他们，且喜欢被别人需要——谁不是这样呢？如果他们的工作报酬很高且很有趣，但对社会没有用，他们就不会有这种满足感。工作的社会动机还没有完全消失，而且它在一些群体的工人中相当强大。然而，在人们的劳动变得非人性的地方，工作的社会动机几乎完全消失了。在那些被十九世纪经济的意识形态统治得最彻底的劳动领域，社会动机是最弱的。「利益的意识形态」已在工业劳动领域取得了胜利。

宗教动机和利益的意识形态。在「利益的意识形态」已经胜利的地方，宗教动机和劳动就很难联系起来。神父和牧师被号召去为普通产业工人宣讲工作的宗教动机时他们往往会觉得不高兴。基督教牧师往往使用这样的说理，即劳动是强加给人的对原罪和个人罪恶的惩罚，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种理由很适合这种场合。但一个人怎能将基督教基本的慈善动机引进利益世界呢？最高的和最人性的动机不适合于劳动世界的一些领域，这样一个事实已经表明这些领域经历了物质和精神的退化。

我们必须超越「利益的意识形态」，它是唯物主义最糟糕的形式之一。这种唯物主义导致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当然，认为我们可以排除利益动机的观点是荒唐的。人们必须通过他的劳动而生活。这一点永远是正确的，而且在一个世界已经成为劳动世界的时代裏、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置身于劳动处境中的时代裏，尤其是正确的。然而「利益的意识形态」却把利益上升到一个绝对目的的层次，所有其他动机都从属于这个目的。它是一条一般规律和俗语：「企业的目的是盈利」。只要个人利益是工作的主要动机，劳动处境就会促使人们陷入悲惨的利己主义。利益动机不能无视，但我们必须将它融入一个更加完善和更加道德的激励中。

个人的生活因为社会而成为可能，而劳动必须被看作是个人对社会的回报方式之一。劳动的社会动机必须占据优势。但这一点只有在劳动的组织方式能够让社会动机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如果劳动的服务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个人将会把他的劳动视为为对社会的服务。在很多情况下公开宣称动机是服务听起来会很荒唐。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劳动金字塔，而一个劳动金字塔无非是一个服务体系。「服务」这个词经常被使用。 我们在广播和电视中的广告中不断听到这个词。但劳动中的服务性动机却被「利益的意识形态」严重阻碍。在劳动的一些领域，客观条件拒斥任何服务性动机的作用。然而因此嘲笑服务性动机是错误的。服务性动机不是因为不适应社会已创造出的客观条件而成为虚幻的理想的。只要我们的社会排除了劳动中服务性动机的作用，我们的世界就是错误的。

近期的个人主义会导致一个时代的产生，在这个时代裏我们实存的社会性将会获得承认。社会动机已经在起作用，但不幸的是它被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占有。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对「利益的意识形态」的反动。然而这一错误性的反动不应使我们去维护「利益的意识形态」，反之，我们应该超越这种意识形态。

结论

在第一章劳动被我们称为人类实存中的一个悖谬。一方面，劳动是人的实现和解放；另一方面，劳动引导人的实存，它是单方面的，有时是单调的；它让我们的生活依赖于一个庞大的服务体系。我们用一系列问题结束了第一章：劳动是什么？我们能超越劳动的悖谬吗？

为了理解当前的劳动情况，我们追溯了它的演化。人们可以劳动是因为他的「实践」由理性指导。在第二章我们研究了思想和劳动的关系。一开始，思想完全体现在行动中。后来，思想将自己从行动中分离出来，并达到了科学的水平。然而科学一开始不指导劳动，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科学和劳动是分离的。到了现代，科学体现在了「实践」中，「实践」的「科学化」导致劳动去的非常显着的进步；这一进步涉及劳动的特征、范围和社会地位。

人类社会发展成为一个劳动世界，发展成为一个劳动金字塔。劳动在社会中的重要位置导致一种集权主义劳动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马克思将我们整个实存都归于劳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历史无非是劳动的历史，他认为生产手段的发展决定了历史的阶段。最新的生产手段是社会的，所以它要求生产实现社会化。

在第四章我们试图为劳动下定义。我们从一个假设开始展开论述，这个假设是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持有的观点，即认为劳动等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然而我们确证，最多样化的活动蕴含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中，而这些活动也在其他领域得到运用。因此不可能将劳动仅仅等同于人的一个单一的活动。劳动毋宁说是人类活动在其中得以执行的社会情境，我们把它叫做「劳动处境」，并试图描述它。

在第五章我们考察了一些实践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劳动的金字塔。劳动世界的很多领域已经被严格地组织起来；因此，整个劳动世界也必须被组织起来。我们不能仅仅因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人性的组织化和集中化的案例就反对劳动世界的中央组织。正相反，我们必须证明，一个民主的劳动组织能做到既高效又人道。

社会发展为劳动世界意味着人类生活的职能化。一些思想家担心职能化会剥夺生活的个人特征。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只有当职能是不人性的时候，我们才应担心职能化。

因此，劳动世界的人性化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十九世纪的经济立足于「生产的意识形态」，把我们带向一个处境，在其中劳动不适应于工人。劳动有时会变得不人性，因为它服从于利益。如今我们拥有了使劳动人性化的新的重要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将机械化和自动化视为使人们从不人性的劳动形式中解脱出来的机会。经济学家有时会担心这一进步，因为他们预料到会产生失业。我们能用更少的工人生产更多的产品，这意味着现代人必须设计新的劳动形式。很多任务等着我们去做，但我们必须组织起新的服务体系。未来的劳动世界将会不同于上世纪，它不再完全受製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它会由很多服务体系构成，而严格意义上的生产性劳动必须支持整个体系。要求生产性劳动去支持很多社会服务部门并不是不合理的，因为生产性劳动的现实力量正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在劳动金字塔中，每一个个人为社会服务，也为他人服务。「利益的意识形态」试图排除服务性动机的作用。然而这种意识形态并不是人的自然的态度，而是一种反常。劳动内在地是服务，劳动者必须用服务的态度执行劳动。

当前的处境非常困难，因为我们正处于和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斗争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民主国家卷入对德意誌帝国集中化力量的斗争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们与纳粹主义战斗。如今他们又卷入对共产主义的冷战。

这三场战争有一定的连续性。德意誌帝国已经具有集权的特征，所有的德国劳动力都集中在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统一体中。希特勒德国更是一个集中化的劳动世界，它表现了集中化劳动所能取得的成就。德国在1918年被打败，变得很穷；希特勒在三十年代早期获得了绝对的权力，在几年内他就组织起能够对抗世界大部分的力量。共产主义也取得了难以置信的进步。它在一个工业不发达、被灾难性战争所毁灭的农业国获得权力。苏联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帮助，因为它被别的国家视为国际威胁。它只拥有自己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它的五年计划引来普遍的嘲笑。但四十年后苏联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这些都表明，我们必须相信集中化的劳动世界的巨大潜力。

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对抗集权劳动组织国家的斗争总是很艰难的。只有在非常时刻，比如在战争时期，民主国家才能取得和集权国家相同的集中化力量。

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也是很艰难的。在苏联的集权劳动组织裏，国民产值按照一小群有权者的决定来划分。他们决定哪一部分用来消费，哪一部分投入国家项目。结果是苏联有相当一部分金额可以用在军备和国际宣传上。民主国家的政府没有这样的自由。用来消费的那部分国民产值不能由政府来决定。因此，集权的劳动组织可以用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来贯彻中央目的。在这一方面自由世界弱于集权的劳动世界。我们应该高兴，我们的税收製度在一定程度上能使我们的政府面对这一处境。

我们必须认识到，共产主义不仅仅有能力进行军事侵略，也有能力进行经济侵略。它可以用其国民产值的一部分来搅乱世界市场。也许如今的苏联还不能做到这一点，但在不久的未来它也许就会这么做。它可以在某一年低于现价出售石油，在另一年以低价出售谷物，在第三年危害运输行业，等等。共产主义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对世界市场构成持续性威胁，因为它会导致自由国家不同生产领域的衰退。这种经济侵略也许和军事侵略一样危险。在共产主义者的天堂裏这种经济侵略的代价可能会导致消费不足，但他们会很愿意付出这种代价。因此，资本主义国家要对抗这个全能国家的超级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必须面对它们自己过去的手段，这个手段如今以一种大得多的规模被滥用着。

还存在着另一种危险。共产主义了解现代劳动的结构、诉求和可能性。它实现了生产手段客观进步所要求的一些理想。它明白现实的生产手段是社会性的，社会化是必要的。它实现了中央组织。它强调了劳动的服务特征。

然而，共产主义将所有这些价值带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它持续着资本主义和特殊主义，苏联是历史上最大的资本家；从来没有哪个群体像苏联主席团那样拥有着巨大的权力。

我们反对共产主义，但存在这样的危险，即我们仅仅因为特定价值为共产主义以错误的方式运用而同样反对这些价值。一些西方人士抵製任何形式的社会化，害怕任何形式的集中化，他们害怕服务体系并强调利益的动机，仅仅因为他们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反对特定价值因为这些价值被共产主义滥用。这非常危险，因为西方人如此将拒绝他们自己的未来。

我们只能通过实现一个更好的劳动秩序，从而超越共产主义劳动秩序。这一更好的劳动秩序不可能就是这个孕育出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劳动世界。我们必须通过超越我们自己的错误，尤其是超越「利益的意识形态」，从而超越共产主义。我们必须实现一个民主的劳动组织，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我们自己已建立起的世界所产生的后果。

我们对共产主义的批评(criticism)必须真正成为一个希腊词源意义上的「crisis」，即我们必须区分价值和错误，我们必须保留价值而避免错误。批评如果完全成为一种拒斥，会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向我们所反对的体系学习。共产主义若不是拥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就不会成为一个强大的敌人。

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哲学

1.引言

在第一章我们对哲学进行哲学上的描述，它指出劳动是一个悖谬性的实在。劳动让我们自由，提升了人们的状况；同时又限製了我们的自由，让个人变得无力和依赖于社会。劳动是个内容最广泛的概念，因此也极难定义。对劳动的描述清楚表明劳动渗透了我们个人和社会的整个生活中。这种情况并非一向如此。过去曾有过脱产阶级，他们蔑视劳动。

在第二章，为了理解我们当前的状况，我们考察了劳动的演化。现代人已经自由地探索和开发这个地球。他们在科学和实践中已经实现了同样的基本目的。科学和实践相互靠拢，这一靠拢又导致实践在现实中的「科学化」。劳动的「科学化」使劳动的特征和社会地位得到重大改善，并使劳动延伸了领域。法国人用「劳动的升级（promotion du travail）」这个短语来称呼它。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註「劳动的升级」，它让劳动成为它的哲学思想的核心。这是哲学史上第一次将劳动放在哲学的核心位置。我们不能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是第一个劳动哲学，任何一个人只要写关于劳动哲学的书，他就必须要接受或至少探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发起了现代史的一场新运动，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当今生活方式的表达。现代人自己对劳动的价值的过分强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为现代劳动的神化提供理论证实，它让现代人面对他们自己的态度引发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要考察马克思主义。我们很难在一章内说完马克思主义，哪怕说将马克思主义仅仅作为劳动哲学来考察也没什么意义，因为「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相应地我们不得不考察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这一章我们会着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启发，一些细节则略去不谈。

2.黑格尔哲学的目的

为了了解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目的，我们要追溯一下黑格尔哲学的一些内容，但我们只将谈论内容限定在黑格尔哲学中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劳动哲学的部分。

人类思想的普遍性。黑格尔将註意力集中在思考者的经历的一个方面，它与人类思想不可分割。当我思考人生的基本问题时，我处于一种不平常的状态。一方面，我是一个特定的人，处于特定的肉体中。我有特定的出身和特定的历史。任何思想都是我的思想，任何观念都是我的观念。我的实存的特定特征贯穿着我的所有观点。另一方面，我只能以所有人类的名义进行思考。比如，如果我知道上帝存在，我会将这一点作为所有人的真理而接受。我断定上帝存在意味着在我看来无神论者是错的。但无神论者要坚持他的立场，就不能不认为我是错的。甚至认为人类知识仅是特定和相对的知识的那些哲学家，仍然会以全人类的名义进行思考，因为他坚信我的思想也是相对的，而我错误地认为我的思想具有普遍价值。我们不能真正反对人类思想的普遍性，因为反对本身正好是普遍性的证实。特殊性和普遍性都属于思想的本性。如果人类思想不能同时是特定个人的思想和普遍的思想，人类思想就不会存在。

黑格尔哲学集中研究人类思想的普遍性。我们是很多作为特定存在的人，但神秘的统一性贯穿了我们中的所有人。这种神秘的统一性和我们的多样性一样真实，而且黑格尔认为它甚至更加真实。它不是虚假的设定，而是我们最深度经历的数据。黑格尔在这一统一性的层次上思考。他不反对人有特殊性，但他将其视为普遍思想的实现。普遍思想在个体的多样性中发展自己。普遍思想只有个体多样性中才成为现实，但这种个体的多样性无非是普遍思想的实存。 黑格尔总是在这个层次上进行思考，他认为这才是真正哲学的层次。按照这种观点，人类特殊性变得无关紧要，它只是普遍思想的表现。

关于历史的结论。由此可知，人类只有一种历史。每一种特定生活和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只是普遍思想发生过程的一个阶段。但普遍思想只有在个人中、在个人生活的事件中才有历史。黑格尔哲学并不囿于抽象理念，它落实到了历史的具体事件的领域。它落实于政治变革、艺术史、宗教变革、哲学思想的发展；简言之，落实于整个人类的具体历史。恩格斯认为，黑格尔是一位真正揭示了历史的意义的天才思想家。他是第一个从抽象落实到具体的哲学家。他的哲学试图反映出人类的整个具体历史。但它同时也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映。它阐明了历史的意义。它揭示出，历史是通过个人和个人生活事件完成自身的普遍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黑格尔认为，普遍思想的实现是历史的现实的、内在的目的，但这种目的不为身处历史的人所认识。黑格尔哲学声称自己是人类历史的自我意识。历史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意识到自身及其真实目的。黑格尔以一种非常高的层次阐述了这一观点，以至于它只能为极少数人所理解。

马克思和黑格尔。马克思对黑格尔很贊赏。马克思说，在他思想发生决定性改变的那段时间，他反復阅读黑格尔的着作。这说明马克思是一位高水平的哲学家，因为只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才能阅读和正确理解黑格尔着作。马克思接受黑格尔哲学基本观的真理，即人类只有一个历史。人类历史不是一个任意的事件系列，而是一个有意义的统一体。 这种历史的统一性是先验(a priori)的。历史的统一性在历史事件有意义的连续性中展现出来，而不是由历史事件产生。如果历史的有意义的统一性仅仅是一连串历史事件的结果，那么揭示历史统一体将成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尽管马克思深入研究过历史，但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和黑格尔一样也试图去揭示历史的秘密，并由此去理解历史事件；他也和黑格尔一样，在结合具体事件的同时试图从哲学的视野去理解和解释它们。甚至当马克思似乎是一位历史学家、当他写作经济演变过程的时候，我们也只有将他视为哲学家——即认为自己发现了历史的核心——时才能理解他。他具备对历史意义的理解，而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做不到这一点。

3. 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选择

马克思领会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目的，他也想理解人类历史。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实践问题。在古代和中世纪，人类环境变化得很慢，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很难觉察到变化。因此那时流行的是关于永恒不变的秩序的观念。到了现代一切都不一样了。个体能在一生中观察到深刻和剧烈变化。不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世界也卷入了变革之中，因为世界是人的生活空间。因此，比起永恒的秩序，现代哲学家对历史意义的兴趣要大得多。

永恒的秩序与历史的意义。事物的永恒秩序并不是人类创造的。人们只能让自己适应它。纠缠于永恒秩序的旧哲学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但我们能很容易地区分这两方面，因为思考一个永恒的秩序与适应它大不一样。与此相反，当哲学家註意力集中在历史的意义上时，哲学的理论的方面和实践的方面就很难区分了。这是因为理论哲学的对象——历史的意义——是由人创造的，它本身就属于实践的秩序。探究历史的意义，和提出我们应如何延续历史的问题，二者几乎是一样的。因而马克思哲学同时是理论的和实践的，他也反对区分二者。 他承担起理解人类历史意义的任务，它同时也是实践目的。不过这个实践目的脱离对历史意义的理论理解将不会实现。马克思的实践目的蕴含着一个理论任务。而马克思认为，理论无非是实践的准备工作。

人类历史非常復杂。人类生活有很多方面，他们活动于经济、工作模式、社会生活、政治活动、科学和哲学、艺术、宗教等诸多领域中。人类思想总是试图在多样性中寻找统一性。如果我们不能在多样性中找到统一性，找到核心，我们就不能了解历史的意义。当圣奥古斯丁写作那本关于人类历史意义的名着——上帝之城——时，他试图发掘历史的核心意义，他认为上帝的王国和魔鬼的王国的斗争是历史的内在核心；因此他按照这种斗争展开描述系列历史事件。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也试图发现人类历史的核心内容，而正好在这一点上他激烈地反对黑格尔的观点。 正如我们所知，黑格尔关註普遍思想的层次，他认为人类历史是普遍精神朝自我意识的演变。他没有忽视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但只是从他的选定视角来看待它们。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是理性主义的、观念论的、唯灵论的历史观。 它是理性主义，因为普遍理性居于人类生活的核心。它是观念论的，因为它最终将一切事物都从观念的层次来看待。它是唯灵论的，因为它认为精神层面才是决定性因素。马克思曾说，黑格尔让人类历史用头行走，而不是用脚行走。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基本目的是正确的，即哲学必须探究人类历史的意义；同时黑格尔探索历史核心的做法也是正确的。黑格尔错在将历史核心置于普遍思想、观念的秩序和普遍精神的自我意识中。马克思提出了一种新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来源。马克思本人曾阐述过他如何形成他的观点。 作为《莱茵报》的一名编辑他不得不写一些经济问题，比如莱茵省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泽尔农民的经济状况，自由贸易，保护关税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他写了很多，但他认为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他还不得不写一些关于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但反对那些含糊的理论，尽管他同时意识到自己也没有更好的理论。他感到有必要将所有这些问题进行彻底的研究。当和《莱茵报》业主发生争执后他被迫辞去编辑的工作。此后他回到书房，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研究。在这部着作中他得出结论：法的关系和国家形式不能从其本身来理解，也不能像黑格尔一样从普遍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植于物质生活状况。马克思自己总结了研究成果，认为这些成果在他今后的生活中一直指导着他。这一总结非常重要，因为它构成了马克思的核心观点。然而原文很復杂，直译几乎不可能。德语语法允许词语和句子的组合，英语做不到。下面是马克思的一个意译文本，或者说是释义。

The general result which has guided me in my further studies may be summarized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Men make their own lives in a social way. In doing so, they enter into relations which are necessary and do not depend on their own free will. These relations are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y correspond to the phase of evolution of the material means of production. The whole of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constitute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society. The whol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is the real basis of life. On this basis men build a juridic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to these structures corresponds a way of thinking. The method of production conditions social,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life. At certain moments of history the material means of production surpass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juridical structures. Then the latter no longer promote production, but rather obstruct is. At such a time mankind has come to a period of revolution. The change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compels mankind, sooner of later, to change the whole superstructure. In our study of such revolutions we must always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change of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this change is material and can be diagnosed in a strictly scientific manner—and the juridical, political, religious, artistic, or philosophical, briefly, the ideological forms in which men become aware of the conflict and fight it out. If we must judge an individual, we will not judge him by what he thinks of himself. No more can we base our judgment of a period of revolution on what people think of it. We must underst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such a period, on the contrary, from the contradictions of material life. We must stud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ocial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th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大量引用这段文字希望大家谅解，在这段文字中马克思总结了他的整个观点。如果我们能理解这段浓缩的文本我们就能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基础。

  劳动作为人类历史的核心。我们须意识到，马克思在寻找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他试图通过严格的科学方法理解历史，这要求他必须发现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在引述的文本中，马克思从「人们在社会中生产他们的生活」（「In der gesellschaftlichen Produktion ihres Lebens」）这个论点开始自己的理论。在这裏马克思预知了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它们把人看做是实现自身的存在。萨特在他的着名的论断中表达了这种思想：「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它表明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

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製。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这种自我生产是社会的。个体参与人类的总体运动。存在主义和现象学认为人的自我实现有很多方面，不能归结为一点；比如我们在劳动中、在游戏中、在社会关系中、在语言创造中实现自我。马克思的观点与之相反，认为人的自我实现集中在劳动活动中，其他自我实现形式必须归结为劳动。

事实上，人靠地球生活，地球滋养了人，人的任何实现活动都依赖于这个世界。但我们须要更精确地规定「世界」这个词。人依赖于人类世界，即「适合于他自身需求」的世界。然而正是劳动活动使世界适合人的需求。自我实现的任何形式因而都取决于劳动。

人们可能会反对说，有意义的知识先于劳动。马克思没有忽视这种观点，他回答说，知识的对象是有意义的事物，而事物适合我们的需求时才是有意义的。劳动是事物适合我们的原因，因而劳动甚至先于有意义的知识。

马克思断定，劳动是人类历史的内在核心。因此劳动水平决定了历史的阶段。人类劳动越发展，人类历史越前进。那么有什么决定劳动吗？马克思认为确实有。因为劳动者需要工具，劳动的最初的工具是人们自己的身体。然而身体是不完善的工具，需要其他工具来完善它。这些其他的工具提高了劳动水平。马克思使用了「物质生产手段」（「Materielle Produktifkräfte」） 这一术语。生产手段的水平对于劳动的水平具有决定性作用。人们通过发展生产手段来提高劳动即自我实现的水平。在这裏我们发现了马克思所认为的历史的核心。生产手段的水平决定了劳动的水平。因为劳动在人的自我实现中占据绝对核心位置，所以劳动的水平决定了历史阶段。一切都取决于生产手段的水平。生产手段决定了人们合作的方式，它意味着一种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决定了生活的法律和社会的形式。从它们之中产生出一种政治秩序。所有这些要素共同决定了人们的特定思维方式，产生了「意识的形态」。因此，人们生活和思考的一切方式可以在现实的生产手段中得以理解。 借此理解人类历史的严格的科学方法成为可能。 只要我们全神贯註于政治、艺术、观念或宗教，我们就会在偶然性中迷失，不能理解历史的意义。但一旦我们借助生产手段理解了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构，我们就抓住了其核心意义，才真正地理解了它。因此马克思确信，他指明了通向真实理解人类历史之路，而且认为自己是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

唯物主义的人类历史。马克思将这种思路称为「唯物主义」。黑格尔将人类历史归结在观念的秩序中，马克思将人类历史归结在劳动裏，归结为人和自然的劳动的「对话」。然而我们必须明白，劳动意味着两件事。首先，人属于自然；其次，人和自然相对立。人不是自然力的单纯延伸。因此马克思反对一切认为人是自然力的单纯延伸的唯物主义形式。人属于自然且不能超越它；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但同时人对立于自然，因此马克思管他的唯物主义叫「辩证的」唯物主义。人和世界存在着「对话」，通过这种「对话」人实现了自身。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到这一点，因为在这裏我们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处很重要的含糊之处。然而，强调该含糊性属于对马克思的批判。当前我们只关註对马克思哲学的分析。

这裏需要指出，马克思哲学首先是人的哲学。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不是形而上学观，他没有从普遍存在的哲学中推导出他对人的观点。他的核心观点是关于人的本性和人类历史核心的。的确，马克思躲不开哲学的最终问题，而且他有时也会表现出一些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但形而上学不是他的哲学出发的基础，毋宁说是其哲学的逻辑结果。以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为开端，并将人的哲学嵌入其中，这样理解马克思会产生对他的哲学的错误印象。

4. 历史中的阶级斗争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我们会认为历史是一个直线过程。历史由一个要素决定，即物质生产手段，它处于连续不断的变革中。因此，历史似乎应是一个连续和平静的过程。然而这并不是马克思的意图；他在《共产党宣言》正文部分的开头这样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社会秩序的产生。马克思试图通过从生产手段的变革开始解释历史上的斗争。生产手段始终具有社会性，因为整个社会必须依赖于它们的生产。因而，生产手段具有社会性，因为它有社会目的。但生产手段的原始方式范围有限，因此很容易被一小群人所占有。

马克思认为生产手段一开始是由社会占有的，因为一种原始共产主义是社会生活的原初形式。这种生活的原初形式被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所破坏，它是经济生活的「原罪」。卡尔维的评论很正确，认为马克思在这裏引进一个其体系所需要的假说，却没有证实它。 无论如何，生产手段的原始方式其范围十分有限，它们会被一小群人所占有。这些资料的自封的所有者在经济生活中拥有特权地位，因为别人要依赖他。所有者们构成了社会秩序中的最高群体，他们也获取了政治权力。经济和社会结构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并在当时通行的观念中获得合法性。马克思认为，这些观念从经济和社会秩序中产生，但表现为它们的合法性。这样的秩序会持续很长时间。它蕴含着阶级分化，这是一个非自然的状态，但这种非自然的状态却被显然视为正常的，因而没有引发大的抵抗。任何抵抗都很轻易地被已建成秩序的政治权力镇压下去。

变动。整个秩序建立在生产手段之上。现实变动的唯一的来源就是物质生产手段的变化。马克思经常引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关于主奴关系的辩证关系的观点。在争夺统治的斗争发生后，失败的个人不得不选择被奴役或死亡。由于害怕死亡，他选择了被奴役。他不得不在土地裏劳作以维持主人的生活。但在奴役身份中他成功地实现了新的和更重要的统治：他在物质中表现自己，这种自我表现中蕴含着一种比主人施加于奴隶的力量更重要的新力量。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劳动者发展出新的生产手段，这种生产手段的重新创造是社会变动的来源。

新旧秩序的斗争。新的生产手段要求新的社会秩序，原统治阶级的霸权地位将会消失。新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即新的生产手段，要求新的秩序。所以新的秩序不是被新观念或任何精神因素所强加的，而是物质现实所要求的。然而前阶段的特权阶级及其政治代言人不愿放弃他们的特权地位。 因此，过去的统治阶级和新的秩序之间将会有一场斗争，它是新的客观现实要求的，是由认识到斗争即将到来的人们发动的。将有一个反动的阶级，即维护那些必将消亡的社会秩序的人们；还有一个进步的阶级，即那些为客观现实所要求的新秩序而奋斗的人们。斗争是暴力的，因为只有革命才能消灭旧秩序。 因此，人类历史是革命的历史。

马克思认为，过去的革命都意味着新统治阶级出现，他们由新生产手段的占有者及其政治代言人组成。如果新的生产手段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被取代，那么会持续一段长时间的社会和平。但随着新生产手段发展起来，一个新阶段的社会变动将会开始。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很明显这一过程永远不会停止。事实上，正有一些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提出「不断革命」的学说。

不可否认，马克思对于历史的观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说，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历史学家经常忽略在史学中对社会经济基础进行研究，因而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改变了史学。在经济革命没有发挥重要作用时，想要指出历史中的重大变革，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非常困难的。但马克思将他的重要观点表达为可以解释整个历史的体系。由于马克思认为生产手段决定了人类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因而生产手段的变革必然解释所有历史。我们在后面将会继续讲这一点。

5.马克思对他的时代的分析

a)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矛盾

马克思的学说与他表述该学说的方式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矛盾。马克思认为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纳入历史的发展中。正如黑格尔将个体的物质实存牺牲于普遍精神的起源中一样，马克思将个体消融在普遍的、客观的历史运动之中。然而马克思对个体的观点也适用于他自己。他自己的实存及思维方式也必须相应地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然而马克思却成为一个揭露了整个历史——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的意义的思想家。一个思想由特定时代经济基础决定的人，如何能够提出这样一种普遍思想？一个其思想本身就具有相对性的思想家，如何能够提出一种绝对的学说？这个问题很明显，马克思这样一位出色的思想家不可能忽视。他认为，他生活在一个荣幸的时代，只有在这样一个时代裏历史的最终意义才变得清晰起来；他认为他就是一位能理解历史最终意义的优秀思想家。马克思犹如同一位预言者，宣布了人类的最终命运，却不是以自己的名义宣布的。以色列的先知以耶和华的名义宣讲。马克思——他也是一位犹太人——则以新的生产手段所决定的全新社会秩序的名义来宣讲。

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种意识，对我们来说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这样的意识仍然存在于共产主义领导人的话语中。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说过这样的话：历史为我们工作。他们深信他们代表了新生产手段所决定的未来的秩序。

b)资本和无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认识下的资本。马克思认为，现实的生产手段以一种新方式具有社会性。正如我们所说，生产手段一直都有社会性，因为他们为社会的生活服务。如今，他们具有社会性也因为不能再由个体工人操作、而只能为合作的群体操作。工具曾经是个人生产手段，因为它们由个体工人操作。因而个人似乎很明显应占有这些工具，正如家庭很明显应拥有自己的住房一样。马克思本人并不一般地反对财产权。 他认为一切只为个人生活服务的事物应由个人所有是很自然的。然而新的生产手段不断成长，已经超出了私有财产的界限。由于它们为社会提供服务，尤其是它们只能由多数人操作，所以它们是社会性的。马克思认为个人拥有社会生产手段是不合理的。

私人拥有生产性财产的社会模式仍然盛行，虽然它已经过时了。现在我们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资本」的确切含义。「资本」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的财产。个人拥有的工具和房屋是「财产」，但它们不是「资本」。当财产意味着对社会生产手段的占有时，它才是资本。

无产阶级。拥有资本的个人不能独自使用它，社会的生产手段只能由一群人来操作。因此如果没有可用的「劳动者」存在，对资本的占有就毫无意义。现代意义上的劳动者是指这样的人，他们和别人一样，要通过劳动来实现自己的实存。但他不占有土地、原料或生产手段，因为这些被别人占去了。一方面，有一些人占有社会生产手段却不自己操作它；另一方面，有一群人可以劳动却不占有任何生产手段。那么后者很明显要出卖劳动给前者。这就是劳动契约。

马克思认为上述状况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特征。人们分为两个群体；一是相对少的一部分人，他们占有社会生产手段；二是相对多的一部分人，他们可以劳动，但不占有生产手段。马克思将这两个群体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与现实生产手段的变革存在矛盾，因而与历史内在核心产生矛盾。矛盾在于社会生产手段由个人占有。我们要意识到，这种经济结构之所以是错误的，并非由于它造成了贫困和不幸；恰恰相反，由于它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才会造成贫困和不幸。资本主义国家对劳动者实行普遍福利製度，指出这一点并不能改变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美国的普遍福利对他而言无意义，因为资本主义状况其本身就是错误的。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自我表现。人们通过劳动而实现自己。人们除了在劳动中的自我表现外没有别的实在性。资本家购买了人们的劳动，因此剥夺了人的自我表现。结果是，人和自身相异化。他成为失去根基的个体。他被剥夺了自我实现，取而代之的是只获得一笔金钱来养活自己。这笔钱数量可大可小，但没有本质区别。如果工资太少，劳动者将在「贫困」这个词的物质意义上贫穷。但即使工资很高，可以让劳动者过上体面的生活，他在根本上和本质上还是不幸的。工人与他的自我表现相异化，也就和他自身相异化。

马克思认为买卖劳动对人而言其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它让劳动者变成奴隶。这种观点基于这样一种哲学，即认为劳动是人的内在本质，就很容易理解。如果我们出卖了劳动，也就出卖了自己。难以想象还有什么更深刻的异化状态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不再成为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他缔结了劳动契约，这符合契约缔结的自由本性。但他并不真正自由。首先，他只能在劳动契约和挨饿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其次，劳动契约意味着劳动者出卖了他的自由。人的自由要求人不能受他人奴役。劳动契约在其本性上意味着奴役。

c)无产阶级的不断贫困化

马克思的预言。每个经济学家都知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了贫困和不幸。马克思宣称资本主义条件下贫困和不幸必然会越来越严重。 然而「不断贫困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

马克思的预言基于资本主义的本性。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是为了获得利润。只有当付给劳动者的报酬少于劳动的产出时资本家才能获利。劳动的产出要超出工资。劳动的成本与劳动生产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就叫做「剩余价值」。由于资本家目标是「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由劳动成本与劳动产出之间的差额构成，所以资本家意在增加劳动创造的价值，减少付出的工资。

资本主义也是关于自由的意识形态。它维护个人占用社会生产手段的绝对权利。但是这种对自由的维护必然意味着自由竞争的规律。自由竞争导致价格的下降。价格下降时，「剩余价值」也会减少。那么很明显，资本家会试图减少劳动成本。他的利润在于产出和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差额。如果产出由于自由竞争而减少了，资本家就必须努力削减成本，减少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因此无产阶级的压力将会增加，这会导致无产阶级不断贫困。

劳动者的福利不能驳斥马克思的观点。然而世界的发展和马克思的预言很不一样。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的普遍福利没有下降，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增长了。这一「事实」经常被用来驳斥马克思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那么容易被驳倒的。

首先，马克思区分了劳动者的「现实的」和「本质的」不幸。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具有「本质的不幸」的特点。他们必须为了生存出卖他们的「自我表现」。马克思严厉谴责这种社会状况，正如我们严厉谴责过去的奴隶製度。奴隶经常也会得到很好的待遇。然而我们仍将一个人隶属于另一个人视为不人道的。我们谴责奴隶製，我们的谴责并不是基于可观察的恶果。马克思以同样的方式谴责资本主义劳动状况。因此，以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改善的经济状况作为论据来反驳马克思主义，是不得要领的。

第二点，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享有的福利能否证明资本主义正当？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很可能甚至已被那些自称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修改了。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比它们自认为的要少得多。资本主义存在于一群个人占有社会生产手段。私有产财产权则在于财产所有者可以自由处置他的财产。但这种自由哪怕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已被严格地限製。当一个个人使用他所占有的社会生产手段时，即当他现实地生产时，政府要在他身上收取税收，而且税收日渐增加。况且，生产者没有製定劳动合同的完全的自由。他要服从于劳动立法，劳动立法是由社会创造的。在很多欧洲国家劳动立法是相当广泛的。最后，生产者必须要面对工会的强大力量。

这些事实意味着一种哲学不为很多人所接受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它。为什么社会要征税和推行劳动法？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出于实践的理由。然而实践的理由并不能解释社会为什么有权征税和製定劳动法。当社会发明出劳动法时，社会也相应地在劳动法的司法领域内运行。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表明，他们已不把社会生产手段视为完全和绝对的个人财产。社会生产手段也是属于社会的。社会在这个领域的行为表明它将这种行为视为是该领域管辖内的。

财产意义发生变化。财产的观念失去了其绝对的意义。我们仍在使用上世纪很流行的同一个词；我们有保证个人所有权的法律条文。然而词语和法条都无法保证财产的现实意义保持不变。所有权不存在于绝对事物中，而存在于关系中。所有权是行动的社会自由。这种行动自由被严格地限製，因而所有权自身也受到限製。 由于社会也在行使所有权，因此它参与到所有权自身之中。涉及生产的每一个关于生产的政府手段都是对所有权的行使。无论我们喜欢「社会化」这个词与否，我们刚才描述的现象就是一种社会化。我们所使用的术语有时即可表明这一点。我们说国家的生产资料，说国家的人均生产总值，说国民总产出。这些用语所指代的内涵比个人所有权的总和要多。国家对待税务欺诈行为非常严格，其严格则表明了国家对它的那份所得的需求。这份收入依靠法律建立起来，但法律不会有这种需求，除非已经存在着相应的基本权利。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劳动状况本身是有问题的，它将会导致无产阶级的持续的贫困。人们有时认为马克思说的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便可作为证据。马克思对此的回答是很明显的。他会说资本主义的后果并没在这些事实中反映出来；如果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在西方持续存在，就会是另一种情况了。

d)人的异化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劳动状况称为「异化」。这个词很值得我们去阐释一下，它经常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着作中。

异化包含三个要素。首先，它蕴含着一种与人不相称的状况。第二，这种状况必然会有一种理论为之辩护，这种理论将这种不自然的状况粉饰为自然和显然的。第三，当人们试图打破这种不好的状况时，这种理论会成为一个障碍。这三个要素一同构成了异化。

社会的异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劳动状况正是异化。正如前文所述，它是与人不相称的状况。这种状况为错误的理论所辩护。事实上，对于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来说，阶级间的斗争是在自然界所遵循的生存竞争的延续，而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则在于适者生存。资本主义所有製表现为自然规律，而共产主义试图消灭资本主义劳动状况被视为对自然规律的侵犯。如此这一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成为对令人不满的状况进行改进的障碍。因此异化不仅包括对坏的状况的辩护，还包括为罪恶辩护的保守态度。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生活和历史的核心。劳动的异化必然相应地成为最基本的异化，并成为其他一切异化的原因。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劳动状况描述为所有其他社会问题的原因。它将社会分裂为两个激烈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国家的堕落。国家的职能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异化而堕落。国家应该是联合起来的人自身。当人们分成对立的两个集团时，国家将不会成为真正现实的统一体。它将会在观念的秩序中产生一个虚幻的统一体。国家成为一个人造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它自认为代表所有的公民，但它其实只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宣称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但它在维护着不平等。它认可自由的理念，却让奴役合法化。马克思想消灭这虚假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 因此国家必须废除，而如果我们在未来用到「国家」这个词时，应该仅仅指联合起来的人自身。

哲学的异化。异化的社会产生了异化的哲学。哲学也追求统一、和谐和秩序。但它无法在一个分化、不统一、不和谐和无序的社会中寻找到统一、和谐和秩序。哲学家因此在抽象观念的领域中飞翔。他们建立起巨大的哲学体系，正如康德和黑格尔所做的那样。在这个体系中我们能看到秩序和统一，但这秩序和统一与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没有关系。马克思要消除所有这些异化的哲学。他说他要通过实现哲学来消灭哲学。他的意思是他憎恶在抽象的天空中飞翔，他想用哲学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实现统一与和谐。哲学必须在现实生活体现出来。它必须成为「实践的理性」。值得註意的是列宁和斯大林都写过相当数量的哲学着作。因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确实是由哲学指导的。就这一点而言西方的政治确实很弱。 它没有一个能为其政治家所信任的思想体系来指导。

宗教的异化。最终的和最严重的异化是宗教。人在世界中并不幸福，因为他和他的自我实现相分离；他被剥夺了他自我。因此他梦想一个未来，一个天堂，在那裏他会得到幸福。 他在尘世得不到公正，所以梦想有一个全能的上帝在另一个世界实现公正。宗教总是反动的，因为它将上帝看作是已有秩序的创造者和守护者。结果是宗教给罪恶的状况涂上神圣的色彩。它将罪恶转变成价值。它说穷人得到了祝福，因此它阻碍了贫困的消除。按照梅洛·庞蒂的观点，基督徒永远不会发动革命；他们至多在革命成功后对其表示贊同。

结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十九世纪状况和人类异化的分析。这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图画，具有统一的综合性的力量。马克思按照一个基本的理念表述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经济学家们对马克思存在着严重的误解。这些经济学家将马克思的着作当做纯粹的经济学着作来阅读和批评。但其远不止于此。马克思确实分析了经济现象，他试图阅读当时所有经济学着作。但他用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写作，这种方式不同于一般经济学家所习惯的分析问题的方式。一般经济学家也许会有哲学背景，但它只是保持潜在。马克思则从一个哲学的视角出发，使用哲学视角分析经济现象。他认为这是研究经济学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生活的运动本身已经包含在经济中。经济生活不是一系列事件，而是人的自我实现的具体化。

6.马克思关于人类未来的观点

马克思不是一个梦想家，他没有描述未来的社会。 他分析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指出其缺点。他试图发现其行将灭亡的先兆并预言革命。他还指出谁将会引发革命，并阐述了共产党应扮演的角色。他指出在革命的时候要采取的一些措施。他很明白「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裏是不同的」，但他认为可以指出一些「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的措施」。最后，马克思製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的基本法则。但是他没有描述这种社会的具体结构。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处在与自身的矛盾之中，因为它发展出了社会生产手段的同时保持着对生产手段的私有权。生产手段的发展已经突破了私有财产权的模式。因此革命即将到来，而革命的目的是让经济生活和上层建筑适应新的生产手段。

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预示了即将到来的革命。这些经济危机必然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因为资本主义将社会化生产手段置于资本家的利润之下。按照他所说，利润其实就是少付给劳动的那部分，它代表了劳动的生产力和支付的工资之间的差额。因此资本主义製度有两个目标：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和降低劳动力成本。这两个目标越得到实现，利润将越高。但这样的目标必将导致危机。资本主义製度生产出越来越多可用商品，但由于降低工资，劳动者的购买力降低了。这样将会导致生产过剩，结果产生经济危机。 此外，资本主义主张实现资本家的绝对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产生竞争，竞争导致利润减少。因此资本主义开始毁灭自己。利润减少时，资本家试图减少工资。无产阶级的压力加大，资本主义似乎无法维持其奴隶的生计。

我们已经讲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些后果，但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通过变得不那么资本主义了。 这些事实不能证明马克思的分析是错误的。他看到的是一个自由和无限製的资本主义，这种自由和无限製的资本主义很可能会朝着马克思预言的方向发展。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意识到了其内在的危险，并做出改善。马克思不喜欢这种改良和修正，温和的社会主义是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敌，因为它侵蚀了革命的基础。

无产者。马克思认为，要去发动革命的人已经出现，他就是无产者。 他们代表着未来，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状态在他们身上已经被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以私有财产为基础，而无产阶级没有私有财产。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出的家庭生活，对于无产阶级而言是不可能的。 资本主义社会歌颂国家，这个国家是保护资本主义的；但这个国家对无产阶级没有意义，因为它保护他们的敌人。无产者没有真正的祖国。他们现在甚至就是未来的普遍的人，不过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如此。一切资产阶级生活的特定条件都在无产者身上被消灭了。当无产者将来获得支配权，新的普遍的个人的时代就会到来。

共产主义革命。只有当无产阶级意识到他们的状况和任务的时候，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人必须唤起他们的意识，因为共产党无非是认识到自身的无产阶级。因此未来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他们的革命是最后的和决定性的呢？我们已经提到有相反的「不断革命」的假说。它认为，因为生产手段的发展是所有革命的原因，而它的发展永远不会停止，所以当然总会有新的革命出现，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来到之后也会如此。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体系一样也会被取代。马克思的观点是，共产主义革命有一个全新的特征。过去的革命必然意味着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出现，他们占有了新的生产手段。而现实的生产手段已经超越了任何特定阶级，他们只能被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在这裏马克思仍然坚持了他的思路，将他的结论基于历史的核心、即生产方式的发展之上。当生产手段控製在社会手中时，将不会存在一个统治阶级，也就没有人会被推翻。人们自身将会成为统治者，无阶级社会将会实现。因为人们不会遭到压製，所以难以想象会有新的革命再产生。

新社会的基本法则。社会主义的基本法则可以从这样一条已阐释的前提推出来：社会化生产手段必须由社会自身占有，即由全体人占有。每个劳动者都服务社会，他因此也服务自己，因为社会无非就是联合起来的人自身。买卖劳动将被废止，因为任何人占有社会的生产手段都是不允许的。因而没有人能占用他人的劳动。马克思主义社会的这条基本法消除了对人的奴役。由于人不外是他通过劳动的自我表现，所以当他的劳动被占用时他就是奴隶。马克思想把人们从这种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

推论。关于这一点存在着一些误解。废除财产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的。首先，马克思主义并不想将所有形式的财产都废除，它允许人们拥有那些完全为个人使用的财产。它只反对私人占有社会的生产手段，并以个人自由的名义来反对。据此，如果有人通过为私有财产辩护来攻击马克思主义，那么他的论证则建立在错误的理解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消除了人的基本异化即经济的异化。从而其他的异化也消除了。人类社会不再分裂，因为阶级已经消失。在这裏我们同样须避免一种可能的误解。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维护一种所有人的绝对平等。马克思很明白，在一个建立于劳动基础上的社会中，这种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所有的人都有不同的天赋，因此他们在劳动的共同体中适合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天赋须得到不同的回报。现今苏联存在的不平等往往被用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偏离了自身的原则。这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坚持这种所有人的绝对的、数学的平等。在马克思主义社会每个人都纳入一个同样的劳动秩序，所以不存在阶级，但在这个劳动秩序中存在着不同的水平。

当社会不再分裂，国家也就失去必要，它将等同于联合起来的人自己。结果是政治也将消失。

异化的哲学被消灭，因为现实的哲学将成为「实践的理性」。哲学将不再于一个抽象的王国中寻找统一和秩序，而是贡献于现实的人的联合体。

当人类在尘世实现幸福，他们将不会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中梦想幸福，宗教将会消亡。所有的异化都属于过去，人将得到幸福。他将在度过一个漫长、黑暗的异化时期后成为他自己。人类的史前时期将终结，真实的历史将由此开始。

7. 批判反思

无疑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强大的和连贯的哲学。它对人性有一个集中的观点。人是通过劳动实现自己的存在。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绝对中心和历史核心。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哲学断言人和世俗相联系，同时又与之相对立。人和世俗相联系，因为他通过在世俗中劳动来实现自己。马克思否认任何超越世俗的人的自我实现。人又和世俗相对立，因为劳动自身包含着和物质的辩证关系。正如只有在两个个体之间才有可能实现对话一样，劳动以人将自己从作为其劳动场所的世俗区分开来为前提。因此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要遇到人的起源问题。人将自己和世俗相对立、并通过这种对立实现自己，那么他是如何由物质产生的呢？马克思主义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走向了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物质自身发展并产生了人类。人是物质发展的最终结果。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应从其形而上学开始。然而我们不应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是从这样一种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推演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关于人类存在的观点，他的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是其哲学人类学的一种逻辑延伸。我们可以说，也许该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被马克思的哲学设为前提。马克思热切地吸纳了他的朋友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观。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即很难将其核心的直觉和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的直觉意味着人与世俗相联系的同时也与世俗相对立。人和世界的这种辩证关系属于劳动的本性。如果人仅仅是物质发展的结果，那么人又怎能真的和世俗相对立呢？承认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似乎就要否认人和世俗的对立，并因此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特征。

如果我们由于马克思主义表现为一种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便攻击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首先，就没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开始展开讨论；其次，我们的讨论从一开始就存在对马克思的错误理解。也许正统马克思主义确实将一种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但这种正统学说对于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的方面，即它的辩证性，总是存在着困难。这裏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难于逾越的含糊性。马克思主义表现为一种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但它存在着一些不能被纳入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元素。也许马克思主义可以从其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裏抽象出来，而仍然保持它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观点。因此从这一含糊性出发去展开讨论是没什么用的。

马克思基础论点的含糊性。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为出发点。如果一个人接受了马克思的出发点并以和马克思相同的方式理解它，就很难不得出和他相同的结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不难发现，因为马克思本人曾指出过这一点。他说，「人们以社会的方式生产出他们自己的生活」。这一过程指的是生产关系，它决定了整个上层建筑。马克思自己曾说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发现，它指导了他后来的研究。

我们来查看一下马克思的这个基础论点。 他的起点似乎很清晰，但对深思的哲学家而言却不是如此。「人生产他自己的生活」（「Produktion ihres Lebens」）和「人发展出生产手段」（「Entwicklung der Produktivkräfte」）这两句话可以作出两种不同的理解。首先，我们可以把人的自我生产和生产手段的发展理解为物质和自然的过程。人生产出生产手段及其自己的生活，如同树长出果子。整个过程将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它无非就是自然发展过程的延伸。第二，我们可以将人的自我生产和生产手段的发展理解为真正的人类活动，它按照人的理性而发生。这样一来人们发展生产手段就和作家写书一样，拥有一定程度的知觉和自由。

我们应按照哪一种意思来理解马克思的陈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人的活动，作为人类历史的核心，是物质的和必然的过程，还是现实的人类的活动？马克思必须要在这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一个。选择的结果有很重要的意义。

如果马克思将人的自我生产和生产手段的发展理解为物质的和必然的过程，他将能轻易地为他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倾向提供辩护，但他的哲学将不能阐释关于人类生活的任何东西。如果历史的核心仅仅是物质的和必然的，如果这一核心决定了一切，那么整个历史和整个人类活动必然有同样的特性。马克思区分了人的「物质存在」和「意识的形式」，并认为「意识的形式」由「人的物质存在」决定。因此我们的问题将紧扣马克思的用语「人的物质存在」的意义。如果这「物质存在」无非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或延伸，那就无法理解它如何产生「意识的形式」，如何产生法律和社会结构，如何产生出人的精神生活。如果历史的核心包含在自然中，那人的整个生活也都要包含在自然之中。因此如果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起点，那么它就不能解释任何人的现象。

马克思在他的着作的一些地方暗示了他按照第二个意义上即完全意义上的人类活动来理解他的哲学的起点。 在这一意义上「人的自我生产」和「生产手段的发展」则完全是人的活动了。但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哲学起点便一点也不简单明了。它蕴含着某种意识和自由。它包含人类精神的创造力。它包含着人的所有本质特征。

马克思必须选择：他的起点要么是低于人类的物质，要么是人类。如果是低于人类的物质，那么它将不能解释人类的现象；如果是人类，那么它蕴含着人的本质属性，结果是也没对人的本质属性作出解释。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基本困难，那么马克思的很多用语对我们而言听起来会很奇怪。例如他说，历史用它的脚前进，而不是它的头。「历史的头」指意识的形式，「脚」指人的物质存在。如果人的物质存在已经是真正的人，马克思就不能如他所做的那样将「头」和「脚」对立起来。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我们使用马克思的比喻，那么「头」是体现在「脚」裏面的。「头」不是「脚」的一部分，而是呈现在整个「身体」中。

马克思哲学起点的含糊性也在他试图阐明这一点所作出的对比中表现得很明显。马克思在总结他的哲学时说：「如果我们要判断一个人，我们的判断不能基于他认为自己是什么。」马克思区分了一个人是什么与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什么。没有什么能保证二者是相同的，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个人，我们必须试图把握住他的现实存在，而不是关註他认为自己是什么。马克思的解释很不明确。他声称要区分个体的存在和他的思想。然而事实上，他区分的是个人的存在和他的反思性思想。一个人思考自己是什么，这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即反思性思想。思想一般来说并不和人的存在相对立。相反，它属于一个人的存在。这一例子表明个人的反思性自我意识不是他的现实存在的标准。因此结论只能是，人的反思的自我意识在一段周期内并不总是反映现实发展状况。但关于现实状况，前反思的思想、人的自由和人的决心起着必要的作用。马克思的对比并不能证明人的存在要区别于他的「精神生活」。

因此我们必然得出，人的现实的存在，历史的核心，经济基础，这些已经是人类现象，因而蕴含着人的所有本质特征。它并没有阐释所有人类现象，因为它已预设了它们。

关于马克思所谓的人类历史核心，我们指出两种可能的解释：它可以理解为纯粹的自然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完全的人类现象。马克思哲学在这两条可能的解释之间不停地摆动。当马克思描述生产手段的发展时，他将其作为人类现象来描述，并且预设人类思想和自由在其中发挥着功能。当他建立哲学体系时，他试图从生产手段的发展中推演出人类现象，并且他似乎忘记了人类现象已经预设在他的推演的开端。这是马克思哲学最薄弱的环节，这一弱点危害了他的整个体系。让我们来查看一下这一马克思哲学基础性的含糊性带来的后果。

这一含糊性的后果。首先，马克思怀有的信念即他使研究历史的严格的科学方法成为可能，将化为泡影。马克思将他的设想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他发现了能够解释人类历史的所有其他方面的秘密。这一点的实现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历史的核心必须能接受严格的科学分析；从这一核心思想中必须有可能推断出历史的所有其他方面。然而这两点都没有实现。由于历史的核心即生产手段的发展预设了人的所有本质特征，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简单和单一的、可以根据严格的科学方法建立起来的实体。其次，人类历史的其他方面，诸如思想的发展，社会关系，伦理观，这些不能从这个核心裏推出来，因为它们已经被预设在其中了。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的分析也同样被这含糊性所削弱。马克思认为，从经济的异化出发，他可以解释所有人类的问题。他认为，这一经济异化导致了社会、政治、哲学和宗教的异化。如果我们认识到经济异化本身包含着一种错的思想观点、错误的人生观、错误的伦理观，我们将会发现坚持这种图式的阐释是多么不可能。人的经济自我实现本身就是人的意识和自由实存的自我实现。有时马克思自己也暗示这一点。按他的观点，错误的经济发展开始于「原始积累」。这一经济生活的「原罪」指的是少数人占用了社会的生产手段。而这一占用来源于利己主义。再者，马克思认为革命必然会发生，因为特权阶级拒绝放弃有利的地位，这一地位已经因经济的发展而过时了。他们的拒绝也是由于利己主义观。这一罪恶的真实的根源不是在经济环境中、而必须在思想态度中寻找，这一思想态度产生了诸多错误的经济状况。

从这一批判中可以明白看出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许诺了一些不能实现的东西。马克思认为经济异化是所有罪恶的根源。经济异化被消除，所有其他人类的弊病都会消除。因此马克思许诺给人类完全的幸福。然而经济上的弊病本身有着更深刻的根源，即人的错误的伦理态度。无法保证罪恶的这一更深刻的根源不会侵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宣称发现了人类历史的绝对的核心，发现了罪恶的根源，发现了根治人类弊病的方法。但它将历史运动的具体体现和历史运动本身相混淆了。它将人的错误的态度的结果和错误的态度本身等同起来。它治疗了人类疾病的一个症状，但它声称消除了疾病本身。

人是这样一种存在，他总是要超越自身。他建立了一个客观的秩序，却从不局限在其中。他通过一种可以观察的生活方式表达自己，但同时又作为它们的创造者而超越它们。人总是先于他自己。正如萨特所说，人是其所不是，而又不是其所是。马克思主义试图将人的超越性的存在与人自己建立的客观秩序等同看待。因此马克思主义试图将人们放进一个必然会产生集权和压抑的体製内。人超越一切可能的体製，因而一个试图要捕获他的体製必然会压抑他的真正的人性。

劳动的重要性。前文所展现的批判抨击了马克思主义所有重要的命题，但这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没有价值了。马克思的哲学说明了人类实存的运动、人的伦理态度、人的自我实现体现于经济基础、劳动世界中。但这种体现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唯一的方式。但是，它当然是最重要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使我们确信劳动世界对于人类生活的总体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能给经济基础、经济生活、生产性劳动、物质生产手段的发展赋予绝对的统治地位，因为它们已经统治了西方的实际生活。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生产性劳动是国家的真正的财富源泉。他主张尽可能多的个人参与到生产性劳动中去。如果「非生产性人手」的数字太大，这个国家的福利将会处于危险中。生产的增加几乎已经成为绝对的理想。对人的需要也被刺激起来，甚至是以一种人为的方式。现代广告业是主要的消费刺激物。这种刺激是为增加生产的基本目的服务的。

现代生产性劳动的真正目标(Real Aim)和现实目的(Actual Purpose)。为什么我们要刺激物质商品的生产到如此程度？很明显生产性劳动的真正目标是满足人们的需求。然而生产性劳动的真正目标不等于激励人们去提高生产的现实目的。现实目的体现在一个流行的话语中，即「挣钱」。马克思主义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对利润的动机高于一切，这并不错。「企业的目标是获得利润」几乎已经成为基本规律了。

生产性劳动的真正目标和现实目的已经不再一致了。这种偏差——我们可以把生产的现实目的从其自然目标发生的转变称呼为「偏差」——的最终结果就是生产性劳动成为主人，而不再是仆人。生产性劳动把自己标榜为仆人，但却试图成为主人。我们将国家产出的增长认作绝对的目标。

马克思主义可以提出这样的命题，即劳动产生人类生活，生产性劳动决定整个人类生活；因为事实上生产性劳动在现代生活中占据优势。马克思主义说，如果我们纠正了我们的经济生活，那么人类生活的一切痛苦就会消除。他之所以能这么说，因为现代人让这一观点成为可能。我们诱发了马克思主义，因为是我们让经济生活占据优势。

国家资本主义。马克思并主义没真正地走出资本主义秩序。它消灭了个人的资本主义，但又建立起一个更极端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非常有效率，苏联采用这种体製在四十年内建成一个一流经济强国。它的发展不难理解。掌握在强大集团手中的资本的集中以及它对生产性劳动的投资使一些西方国家诞生了一系列工业革命。苏联也促发了这一进程，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不同的强大集团被一个全能的国家取代。因此就不奇怪，这一伴随着生产性劳动绝对集中的总的资本集中是那么有效率。

共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极端形式。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它们都同意经济生活在人类实存的总的结构中占据优势。在这一点，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态度的最激进的代表。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的最极端形式。在苏联确实已不存在一个个人为另一个个人的利益服务的现象，但所有的个人都要服务于全能的国家的利益。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它们是同一个人生观的两个不同版本。

因此很明显，我们不能通过为资本主义辩护来战胜共产主义。我们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反对的是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个命题：经济基础，经济生活，是人类实存的绝对核心。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系统阐述了一个在资本主义实践中已经占据优势的观点。经济生活的优越性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实践，在共产主义社会是绝对原则，在这裏存在着差别。但这一差别是本质性的吗？

我们面临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生产性劳动在整个人类生活中占据什么地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性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绝对核心；而这一观点是资本主义的态度的理论阐释。人被禁锢在一个生产的体系中。人们无论在他的活动中还是在他的思想观念中都不能超越经济体系。人被置于劳动秩序中。然而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这种哲学，我们必然拒绝接受它的一切形式。经济生活的优越性以及其他一切价值对经济生活的依附是我们这个时代威胁性的罪恶。共产主义是这一情况的极端形式。劳动必须融入人类生活，人类生活不能为劳动而牺牲自己。

工联主义是我们时代的趋势

作者 弗兰克 泰尼鲍姆 写于 一九四九年

工联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一种保守性的运动，它是对革命的反动。不知不觉地，它已经使自身回到了绝大多数的政治学和经济学思想，正是这些思想在最近两个世纪期间滋养了西欧和美国。实际上，尽管没有在文字上表达，它却否认了来源于法国大革命和英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它同样也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批判。尽管工会专註于由工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而引发的復杂矛盾，但是这种专註似乎并没有涉及远大的计划，所以这一对我们时代意义深远的挑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视了。然而，通过杂乱地修补一些小事物——工时、工资、车间环境和工作安全——工会正在以一种不同的路径重建我们的工业社会，这一路径曾被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革命家所想象。

一直以来人们对工联主义重要性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直到最近公众才要求关註这些具有较小历史意义的工会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法西斯主义运动和纳粹运动的爆发都是社会断层引发的现象，社会断层也同样会引发工会运动。这些民众动乱还是人为引进的，因为它们依赖于正式的意识形态，并且随着意识形态的不断更新这些动乱也会有所减轻。它们对教义的依赖揭示了它们内在的虚弱，而它们的虚弱被它们的意愿证实了，它们的意愿是使用暴力把它们的意识形态所要求的计划强加于社会之上。该计划假想存在一种能力可以把人的思想固定和冻结在一些预想的模型中，可这种假想是与现实经验截然相反的。全世界人民无终止的思想流动不能被约束在一件意识形态的紧身衣中，那些使用暴力强迫人民思想禁锢的人几乎都给自己挖掘了坟墓，正如他们经常做的那样。

与这些自觉的和以救世主自居的政治运动相反，工会则包括了一群关心自身工作的人。工人的联合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总体而言，这种联合往往都是无计划的、对短期需要很敏感的、不受约束的、目标不太清晰的，因而也没有表达出一般性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一般性理念的缺少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缺乏阻止了工会运动过分炫耀地表达它的声音，也允许了混淆是非的政治团体把工会运动看作是某些没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但是，一般性理念的极度缺乏却使工会变强了，使它能专註于一些眼前的目的，而不把精力浪费在对乌托邦的无效追求之中。尽管遭受过许多次失败，工会运动仍然能够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逐渐地使自身适应于一个不断变化的工业环境。工会运动能够做到这一点，它不仅不会挑战当时的政治和道德思想潮流，而且还会逐步形成自己的新製度、习惯和忠诚。它一直在共同体中聚集力量直到它突然使人们醒悟：一种新的力量——不是一种观念却是一种新的力量——已经产生了。这种力量正在改变我们经济的结构，并且重新分配我们这个社会的权力。

工联主义的重点在于在不同职业或产业中的人们的联合，在于运动。工联主义不是什么静态的东西，称这一深刻的社会趋势为「一个将要被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基于乐观主义而做出的奇怪评论。工会运动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会生产不可预知的后果，所以它是一个引发无数的冲突的过程。因为它影响了现代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所以它的影响到处都被人们感觉到了。工会运动——运动——是不可终止的。没有什么现代的政治智慧和技巧能够使这个不断变化的状态停止下来，甚至给予它一个永久的方向。工会运动不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正如「中产阶级」的崛起也不是一个能被封建社会解决的「问题」。当我们回顾充满冲突的那几个世纪，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较为古老的社会根本不可能阻止新的社会理想成为现实，这几个世纪记录了从封建国家向工商业国家的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时常会发生暴力。终于，中产阶级拥有了一部属于它自己的特殊法律，并且建构出了一个特殊机构，即一座把它自身的特点合为一体的城镇。把中产阶级的崛起与工会运动作比较的目的是要铭记上述变化不是一个计划、一种哲学、甚至一种理论的结果，这一点十分重要。正在崛起的商人没有革命性的目标。「他们仅仅要求社会为他们建造一个与他们正在追求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地方。」

批发商和贸易商向同时代的封建製度提出的要求是，允许他们按照商业活动的要求来去自由。他们想要一部他们自己的法律，他们怂恿官员「废除」与他们作为一个特许城镇的市民的生活方式「极不相容的抗议」。显然，中世纪的社会面临着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尽量不使用暴力来满足新兴社会阶层的要求。同样，这个问题也困扰着工会运动。当工厂把工人们结合成有凝聚力的共同体时，工人们就会要求工厂对管理他们日常劳动的纪律做出少许的改变。

工人们想要获得如下权利：⑴ 组织权；⑵ 集体谈判权；⑶ 不让非会员进入薪水名单；⑷ 参与工资和劳动环境的修订；⑸ 根据他们的意誌自由地会面；⑹ 界定对他们工作的管辖权。

正如正在崛起的把新的规则强加于中世纪社会之上的城镇，工会也正在强製推行在法律、实践和习俗方面的基本变化，这些法律、实践和习俗把现代社会结合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些工会规则的执行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以至于它的影响与中产阶级的崛起不相上下。而中产阶级的成长又比法国大革命、英国的改革法案、1848年的中欧革命和成千上百次宗教改革时代以降至今的其他政治剧变更有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德国的纳粹动乱几乎是在一个宏大历史趋势中的小事件，它们只是这一历史趋势的无意识表现。

现今，这一宏大的历史趋势又在新的「社会」中被反映出来，新社会是由磨坊、矿井和工厂当中的工人们组成的，对于这些工人来说，工会已经被证明是一种「自然的」载体，正如对于正在崛起的批发商和贸易商来说，城镇也被证明是一种合适的载体。

在从简单的社会向由工厂和城市组成的復杂的经济社会的转型中，工会运动的所有成果只能通过观察它在工人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评价。工业革命摧毁了支撑一个古老生活方式的固定支柱，并把无助的工人们抛向一个陌生的和充满困难的世界，致使他们茫然失措。过去在一个小村庄的熟人关系中被抚养长大的农民，现在发现自己在一个充满陌生人的城市中很孤独、很迷惑，并对一种共同的规则漠不关心。在过去那个小村庄，传统的价值观规定和安排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人都在一个众所周知的戏剧中扮演一个角色。这个在农村、庄园或行会中把不同年龄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整合起来的象征性共同体现在已经消失了。

这正是工业体系的巨大道德悲剧。工业体系破坏了一个象征性和有意义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赋予每一个个体生命一个伦理特征。个体工人现在已经找不到他能称得上的熟悉的地方，他丧失了他「自然」归属的社会，他丢弃了他应该赖以维系生活的价值观。使生活变得令人满意的最初含义已经消失了。工人经济的不安全不过是一个更大困惑的组成部分。工厂、城镇、城市的快速兴起已经产生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1790年美国仅有两个大城市即纽约和费城，每个城市大约有三万人。最初独立的十三个州中有八个州没有一座居民超过八千人的城市，在全国范围内，除了纽约和费城外，只有三个城市被人们认为是很重要的——波士顿、巴尔的摩和查尔斯顿——而在这三个城市中每个城市只有不到一万五千人的居民。百分之九十六的美国人都居住在小乡村、城镇和开阔的地域。

当然，今天这个景象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以1940年的人口普查为依据，92个城市容纳了三千二百万居民。还在一百五十年前，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绝大多数的人都居住在农村区域并且自给自足地生活。城市是小型的，市场大多是狭小的；家庭依靠直接和即时的生产满足了他们对生活必需品的大部分需要。可能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通过劳动养活自己的人是依靠货币工资来维持他们全部的实际收入的。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间，工业革命已经剥夺了西欧和美国大多数人的自足状态，并把他们从农村和乡村驱赶到更大的城镇和城市。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使他们依赖于货币工资，货币工资并不是作为他们自己生产的物品的补充，而是作为他们全部收入的来源。这一深刻的变化也体现在人与同伴关系的性质之中，城市居民的形象和领工资的工人形象刻画了人与同伴关系的新特征，这些形象不仅包括那些从事手工作业的工人，而且也包括在艺术业、工艺业和专门职业中的工人。

前文所述的城市化现象就它的速度和广度而言都是罕见的。今天的美国，在六千万的工作人口之中，大约有一千二百万人是为他们自己工作的。我们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雇员国。为了谋取生计我们不得不依赖其他人，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变得彻底依赖工资了。如果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工作，那么他们就会失去任何一种资源，除了由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障提供的救济以外。劳苦大众们为了获得他们全部的收入而对少数人产生依赖，这个现象是世界上的新事物。可见，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生活的本质操控在另一个人的手中。

对工作的依赖已经成为一个累积的过程，并且正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和强度持续扩张。在最近两代人中，城市化的趋势已经变得非常明显。1870年，在美国有百分之五十三的为生存而工作的人都从事于农业活动。而时至今日，只有百分之十三的人从事农民或农场工人的工作。这一意料之外、不可预知的转型已经改变了人们所熟知的社会的本质。城市已经使大家庭解体，而大家庭却屏障和保护了从摇篮走向坟墓的个人，为他的需要服务，并与他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悲伤。在城市社区中，家庭只是一个虚弱的和不稳定的权宜之地，因为人们所熟知的大家庭是一个根基非常牢固和稳定的组织。

工会的角色必须在上述的城市化背景下得到验证。在人的方面，工会运动把个体工人引回到他的「社会」，给他一个团体，给他一种他能理解的剧本，给他一种再次获得意义的生活，使他与别人一起分享一种价值体系。在製度方面，工会运动是一种改变我们时代趋势的无意识的努力，围绕着一种在一起工作的人们总是可以达到的有凝聚力的认同感，工会运动把分散的力量重新组织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工会运动批判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个体主义和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所宣扬的自由主义的原因。它依靠了团体的力量，依靠了由矿井、磨坊和工厂构造的有组织的「社会」。工联主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因为它的目标是道德的而不是经济的。它是一个社会的和伦理的体系，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体系。它关註的是一个整体的人，它的目标是「美好的生活」。工联主义所暗示的价值观是较为古老的时代的价值观，在时间上先发于刺耳的现代政治口号。它是一种不知不觉的努力，回归了来自于过去的价值观：安全、正义、自由、信任。正是在这些清晰的和内在的价值观中，人找回了他的人性尊严。

工联主义是反对革命的，因为它企图通过具体地和仔细地执行这些价值观从而把它们植入我们的工业社会，而不是通过对一种一般性理论或一种意识形态做出任何的承诺，更不是通过对一种方向感做出承诺。但是，这些成千上百的小行动、小程序、小权利和小特权的总和就构成了对我们整个工业体系的重构，这种重构的线路与工业体系开始发育时所遵循的线路是不同的，并且与社会革命者想强加给工业体系的宏大计划正好相反。工会运动是保守的和反对革命的，因而它也是具有创造性的。工会的重构计划是一步一步扩展的，在这个过程中工会逐步创造了一系列的新製度，这些新製度管理着所有的人并且日益统治人们所生存的世界。想要了解工会运动的人必须回过头去看，看它从何处而来。未来的方向将在这种製度模式中被人们认清，因为它立足于先前已经建立的规则、惯例和义务之上。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工会关註细节，因为这是沟通存在于劳动与自由、安全之间的鸿沟的一种尝试。这条鸿沟已经成为城市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工会目前面临着一个问题：日常工作如何能与美好的生活相连接？日常工作过去曾经是与美好的生活相连接的，但是今天机器却把工作和生活分为两个截然对立的事物。如果一个人不能再一次使自由、安全和劳动统一起来，那么这个人肯定会破坏机器。当然，我们的工业文明也不能幸免于国家计划、社会主义的控製、共产主义的官僚或法西斯主义的道德曲解，因为它们也都假定劳动和自由是存在不一致的。

我们面临的许多困难都来源于生活与劳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被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含蓄地认可了，同时这种分离也解释了两者失败的原因，两者都企图创造一个令我们这个时代满意的理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假设美好的社会能建立在经济动机的基础之上。经济学家的自由竞争和共产主义者的无阶级社会都含有这个假设。他们都被束缚在货币经济体的无尽慈善行为之中。但是，工业社会的祸根恰恰就在于把获得货币收入与生活本身的目的相衔接。一个不断扩大的货币经济体增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復杂性，使生活的目的标准化，增加了所有人的不满，把社会导向了一切以货币来衡量的平等主义目标，并且使每个人都处于不安全的状态。

如果拥有金钱是我们一切努力的目标，那么缺乏金钱就是彻底的失败，因为没有金钱我们将一无所有，甚至连最起码的生存能力都没有。工业主义的道德缺陷就在于用一份「丰厚的工资」取代了一个美好的生活。

工会介入了在美好的生活与为工资而工作之间的破裂，导致这一破裂的原因是较为古老的内聚性社会的毁坏，以及人蜕化为孤立的个体，作为一只「手」被租用和被现金支付。工会对工人和雇主之间復杂关系的专註使它免于做出对任何一种一般公式的承诺，并且也使得经济学家、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否认它的内在重要性成为可能。如果说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者认为工会将会给一种可能的竞争性和谐带来障碍，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则相信除非他们能保证对工会运动的控製，否则它将会是革命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而这种革命将通过消灭所有邪恶的来源创造出地球上的天堂。早期的经济学家想要终止工会运动；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控製工会运动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两类人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工会运动满足了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中的人们获得道德身份的要求，所以它幸存下来了。

较为古老的模式与共同体的崩溃

较为古老的模式

工会运动是一场针对工业社会原子化的不自觉的反抗运动。它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从事劳动的人，不管是有技能的还是无技能的，都想返回到一种较为古老的和社会意义上「正常的」生活方式。如果历史的记录是有意义的，那么在从事共同职业的劳动者当中产生一种认同感就会是「自然而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彼此认同的人们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形成了一种社会领域的角色感，这种角色感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并且不会与其他人分享。否则，我们如何能解释商人、工匠和手工艺人的行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呢？行会在中国至少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了；在印度，据我们所知它们在公元前600年就已出现；它们还出现在古代的日本，广泛地分布并长期地延续在伊斯兰世界，它们也在希腊出现，在罗马存在了几个世纪，并在中世纪及以后的时期内存在于欧洲。

尽管存在许多不同的形式，行会却满足了相同的需要，并且成为一个在世界许多地区被人们公认的城镇和城市生活的角色。人们赋予它们的名称暗示着它们在欧洲社会中的角色。行会这个术语被人们多样化地理解，例如：「拉丁文中的办公室或部门，法语中的专业或行会，意大利语中的艺术，荷兰语中的工艺或工程，德语中的办公室、酒店、行会或工艺，英语中的工艺或行会。」这些行会持续了几个世纪，迟至十八世纪末期才被人们发现，并且在一些地方持续到了十九世纪的前期。罗马的行会可以追溯它们的起源到罗马的第二个传说中的国王努马。金匠、铜匠、建筑工、矿工、皮鞋匠、医生、裁缝、油漆工、搬运工、皮革工、製革工和其他人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尽管不稳定但却团结的生活。马可·奥勒留（罗马皇帝——译者註）给予他们接受遗产的权利并承认他们为「合法的人」。后来的皇帝，特别是亚历山大·西弗勒斯，有意把所有的贸易都纳入行会之中。最后，行会变成了政府控製的工具并且被用来服务于征税的目的。

在一些商业贸易中没有人能够避免成为行会中的一个成员。他不能离开行会，在以后的若干年如果他是一个逃亡者，那他一定会被行会的力量带回来。行会的成员被认为是「兄弟和姐妹」，而行会组织则是自治的。当行会被国家所利用时，它们会产生一个介于它们之上的行政长官。这些罗马的行会有它们自己特殊的会议地点和它们自己的俱乐部会所，它们在它们会员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2在罗马时代，行会的分布是广泛的，我们甚至知道在有些小城镇中，例如埃及的奥斯莱卡，那裏的铜匠、面包师、养蜂人和蜂蜜与石油的销售商都被组织起来了。

如果中世纪行会的起源是模糊不清的，那么一般我们会认为行会存在并活跃于十一世纪的晚期。我们有记录显示，美因茨织工行会存在于1099年，沃尔姆斯鱼商行会存在于1106年，维尔茨堡皮鞋匠行会存在于1128年，而科隆床单织工行会则存在于1149年。行会甚至出现在一些非常小的地方，比如1162年它出现在蓬图瓦斯，1164年它又出现在哈根瑙，1164年以前它还出现在霍克芬得和斯文德瑞特哲。也有记录显示，在英国，手工业行会在亨利一世（1100-1135年）的统治下在牛津、亨廷顿、伦敦、林肯和其它城镇中十分活跃。

这些行会似乎经常携带了与自身相同的特质，包括团体的责任、专业的差别和社会和宗教的识别，使它们彼此之间能够区分开来。有时候这些团体是小规模的，以至于在1640年的伊斯坦布尔竟然存有一千一百个行会。但是，不管是规模大的还是规模小的，这些团体都有一些自治权、差别以及可识别的个性。在英国，在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的统治下，行会已经成为自治市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製造业和商业的管理中起到重要作用，以至于一部已製定的法律记载着「……技工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们应该在下一个圣烛节之前选择他自己的行会，并且一旦选择了自己的行会从此以后他就不应该再利用其它行会。」3

因此，行会的成员资格就表现出一个法律上的特征，每一个人只属于某一个行会，并且只能是这一个行会中的一名成员，「从此以后他不应该再利用其它行会」。从法律的角度看，行会的立场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它们有共同的立场，它们的决定被认为是法律的一部分，或者说至少法官会考虑它们的决定。它们拥有财产并且有权利支配成员去世后没有留下遗嘱的财产。它们解决成员之间发生的争执，处理工时、工资、质量、学徒身份的问题和批准进入行会的许可，并且要管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对于任何受製于不断变化的市场的行业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1418年布裏斯托尔的理发师请求自治市赋予他们选举两个「看守人」的权利，这两个人将在市长面前宣誓就职。他们两人将负责理发师的权利不被其它行会的成员所侵犯。理发师们还要求那些未来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必须经历一个七年的学徒期。他们说，他们希望上述这些规则和其它的规则能够保护他们的行业免遭毁坏。4在某些例子中，成员资格已经变成世袭的了，以至于同一个家庭的子孙继续从事他们父辈的行业。

欧洲中世纪行会的政治雄心早在十三世纪的前半期就在一些城镇中出现了。它们想获得自我管理的权利、会面和商议它们自己的问题的权利、拥有钟和图章的权利和分享地方政府的权利。当然，反对这些要求的声音也在1189年的鲁昂、1255年的迪昂、1290年的布鲁塞尔以及其它地方同时出现。禁止行会的努力没有阻止行会朝向政治参与的方向发展，并且我们发现它们在西欧的许多城镇中都获得了席位和权力。

由于所有的行会都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它们便可以在一些城镇中与政府联盟。有时，它们选举一定数量的会员参加城镇议会，或者政府允许它们建立一个与旧的地方官员机构并立的新的地方官员机构。有时，它们要求财政事务应该服从由它们自己选举出的代表机构的批准，进而保证它们对城市财产的控製权。在某些场合，它们获得了完全管理城镇的权力，正如它们在列日、乌得勒支和科隆所做的那样。1384年以后，列日的三十二个手工业行会统治了这个城镇，并且政治权利仅仅被那些记入它们角色名单的人所享有。他们任命委员会和地方长官。「大师」（市长）由行会的委员会招募，所有重大的决定都必须服从于这三十二个手工业行会，经过委员会中每一个人的投票多数通过批准。5

当我们考虑到时代的跨越性、文化的多样性和经济的差异性，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我们所寻找的对象是多么地相似。行会通过界定进入行业的条件试图控製劳动力的供给。它们管理着工资、工时、价格、质量和被人使用的工具。它们为每一个会员寻求平等；它们保护会员免遭过度的竞争和损害；它们努力争取稳定。它们把「外国人」排除在外。它们还试图保证对地方市场的全面控製。当城镇变得更加「民主」和行会在自己的共同体中获得更大的影响时，行会的垄断特征就明显地增加了。举个例子，在1314年以后的根特，如果有任何人企图维持被宣布为非法的行会，那么政府就会禁止该行会在城市围墙的三英裏范围内製造布料，并且会出动武装部队破坏在城市近郊的织布机。6

非欧洲行会的历史也展现了相同的组织、方法和目标。尽管我们尚且不知道第一批中国行会产生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许多有书面章程的韩国行会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这些韩国行会把中国行会当作原始的模式作为参照。7马克·波罗曾经谈道，在忽必烈汗（1260-1294）统治下的杭州存在十二个行会，这些行会都有独立的房屋和数千名会员。伯吉斯研究过四十二个北京行会，这其中有四个行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朝（1368-1644）。81928年，北京有十一家「职业性的」行会、四十家手工业行会和六十家商业行会。这个名单读起来好像是任何一个美国城市的工会名录。它包括了木匠、家具油漆匠、泥瓦匠、裱糊工人、鞋匠、裁缝、修补匠、洋铁匠、男演员、面包师、搬运工、服务员和一小部分在一个美国城市所不为人知的职业。在那裏，还活跃着一个由盲人、讲故事的人和推手推车的人组成的协会。

比中国行会的数量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它们与欧洲行会的相似性。举个例子说，搬运工行会限製了准许个体成员工作的区域范围，如果成员的工作超出了他们自己的区域，行会就要对他们进行罚款。搬运工行会有一套学徒製度和一项入会费用，学徒在被批准入会之前必须有具备良好品德的「保证人」作保。近几年来，会员资格被限製在「行会会员的儿子和兄弟」之中。9这些行会会员有他们自己的「长者」，这些「长者」在通过公开试用之后可以训练行会的会员，并且有权力开除严重的冒犯者。搬运工行会还有它特定的贊助圣人，并且会在一个宗教圣地举办它的年度会议。

与搬运工行会类似，木匠行会也要求入会的人在取得会员资格之前必须具有学徒资格并交纳入会费用。作为回报，行会能确保会员获得一份标准工资和「一块合适的用于埋葬的地方」。10木匠行会拥有四千多名会员，这些会员分布在六个团体当中，与其他的中国行会一样，木匠行会也在一个庙宇中举办他们的会议和节日，在那裏行会的圣人在一年一度的宗教仪式上经常受到会员们的顶礼膜拜。

在北京的行会中最令人感到有意思的行会是盲人的行会。盲人行会的会员依靠唱歌和讲故事来谋生。

正如世界上其它地区类似的组织一样，这些中国行会在事务上也有轮换，这些事务包括一个公认的社会和宗教的礼仪，还有一些日常的节日。它们把行业的知识和道德灌输给新的会员，并且向新的会员提供私人的墓地、支付丧葬的费用以及提供医疗帮助。在这些行会中，一部分行会调控物价，一部分行会则控製工资。大部分行会都拥有经过精心设计的用以惩罚会员的规章。在共和国时代到来以前，它们用竹子做成的笞杖鞭打被证明有罪的会员，以此惩办罪大恶极的罪犯。另一方面，丝织工也必须为一种戏剧性的行为而支付罚金，因为这种行为漠视了一条规章，即必须先教会人织布而后再教会人染色。

在中国社会裏，行会的重要性在一则声明中反映出来：「正是行会，而不是政府，控製着有关重量、量度和质量的行业标准，尽管这些被各种各样的行会所采用行业标准无须保持一致。」11

就像在中国一样，在印度行会也是一种古代的製度。印度的行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也许甚至还可以追溯到于公元前六世纪以前。那个时代的法律书籍记载了它们的存在并且描述了它们的一些权力。一个不服从行会的人将会被行会驱逐，如果一个人不能履行他在进入行会时所签订的合同，他的全部财产将被没收。法律规定，国王应该批准行会对其他人所做的任何事情，「无论它们所做的事情是残忍的还是仁慈的。」12更为甚之的是，根据约两千多年前的法律，国王必须「沿着（责任的）道路再一次建立所有那些已经背离它们自己的规章的製度，不管是家庭製度、种姓製度、行会製度还是协会製度……」13

印度的一些行会是在宗教性质的兄弟关系中结成的，它们建造了寺庙，并且像银行一样运作，向接受托管的基金机构支付定期的利润。所有的职业都被这些行会组织起来了，它们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非工匠行会不得不聚集在一起形成自我防卫。14在一些城镇裏，行会与种姓的划分是相一致的。而在另外一些城镇裏，在同一个种姓中也有不同类型的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行会还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的种姓。由于职业几乎都是根据种姓来划分，因此工作在一个指定行业中的种姓成员也就是一个行会的会员。会员资格是在家庭中遗传的，一个已故会员的所有儿子都自动地被纳入他们父亲所在的行会而不需要任何费用。新会员则必须支付这一项入会费用。

印度的行会趋向于变得无所不能，它们的所作所为是为美国研究劳动领域的学者所熟知的。「因此在雅美达巴德，据我所知，一个拥有一半瓦房的银行家卷入了一场与糖果製造商的争吵，并且不能得到另一半属于他自己的瓦房，直到甜食行会告知瓦片行会可以恢復为银行家行会的代表工作为止。」15

正如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同类组织一样，印度的行会也会註意调整工资、物价和工作时间，并且保持对它们自己所在行业的垄断。此外，像中国行会一样，印度的行会还会註意保留许多争议进而在内部解决，在其他地方这些争议的解决将会诉诸于普通法庭。在一些大城市中，已经进入普通法庭的案件经常会归诸于行会进行裁决。「每一个工业或行业都由它的Sreni（行会）自我管理。」16行会的角色是实现印度人的理想，即「经济目的并非他们的最终目的，但是经济目的必须有利于更高的宗教和精神上的生活目的的实现。因此，……不同的种姓促使不同的行业追求符合自己立场的理想和价值。」17

两千多年以来，印度的行会始终在坚持上述这些活动以及许多其他的活动。虽然这些行会现在正在减少，但是直到现在它们依然还存在着，并且它们很可能在一些较小的社区中仍然完全占有它们古代的特权。

在工业革命前的几个世纪，不仅劳动者是「组织化的」，而且行会也一直保留了它的技艺感、神话感、身份感、顺从感、荣誉感和责任感，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行业组织的「正常」状态是每一个行会都可能并「自然地」拥有一位属于它自己的特殊的祖师爷、一个放置于教堂的壁龛，一些特定的节日、一些特别的服装、以及权力和法律。一般而言，这些行会采用民主的管理方法，它们通过集体行动、联合抵製、放逐和政治影响来实施它们的决议。

城镇中的行会「社会」可以与农村中的村庄相提并论。学者们对早期村庄的起源存在不同的意见，并且对公社土地所有製的范围存在争论。然而，在我们看来，足以引起註意的是，一种联合的意图在农业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正如它在工业、商业和贸易业中所表现的那样。事实上，我们在游牧部落中也能发现一些共同规则、传统和互相承认的责任的存在。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不能够仅仅依靠他自己或为他自己生活。人始终是一个群体当中的一个成员，要遵守一个共同的规则，并因此从群体提供给他的保护中获益。

村庄共同体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半永久性农业村庄、永久性农业村庄和流动性农业村庄。流动性的农业村庄可能仍然存在于马拉西亚半岛和亚马逊盆地的一些较为原始的民族当中。半永久性的农业村庄也许会在同一个地方待上许多年，它们现在存在于东南亚、美拉尼西亚群岛、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婆罗洲和其它一些地区。永久性的农业村庄则遍布于欧洲、印度、中国、新几内亚、墨西哥以及中美洲和南美洲，特别是在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

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公社村庄是塞尔维亚的扎德鲁加家庭共同体。这是一种家长族长製的组织，全家人住在一个大屋子裏，共同拥有这个组织的土地、家畜和金钱。18过去，这种类型的组织似乎已经从亚得裏亚海扩展蔓延到了保加利亚。在大不列颠群岛的西部，直到中世纪为止农村生活中的类似组织就是这样被描述的，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西部高原情况也是这样。在那裏，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在一起，并且共同拥有他们的土地，这个过程将持续四代，到了第五代就会分家。尽管每个村庄在面积、家庭结构、土地所有製的形式和继承权上有诸多不同之处，「自从农业起源以来人们似乎一直居住在有核心的村庄之中。」19

各种联合的和有组织的生活应当存在于农业村庄之中，这一点似乎是人们得以存活下来的一个必要特征。但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也将会在封建庄园中出现并成为一个分布广泛的製度，这一点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在劳动活动中有形地团结起来的人们趋向于结成一个共同体。20

无论庄园法庭的起源于什么，几百年以来它都在西欧统治着农业种植园的生活，这种方式与同一个时期内行会在城镇和城市中统治工业环境的方式十分相同。封建製度在每一个地方都各不相同，庄园即使不是完全遍布的也是广泛分布的，但它的领主权限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形式。「然而，在任何地方，领主权限至少都涉及到关于所有权、劳动服务、正当报酬和土壤耕作的内容。每一个庄园都有自己的法庭，这个法庭由农民组成，由法警或管理员主持，并且根据『庄园的习俗』做出判决。……」21

生活在庄园中的人们，不管他是农奴还是自由农，组成了一个遵守庄园习俗和遵守由庄园法庭发布的法律的共同体。法庭的主要成员由它的起诉人组成，并且所有财产权、地位和职位达到规定要求的人都必须参加。这个法庭是该地区共同体的共同所有物。法庭根据当地庄园的习俗做出判决，而且这些判决中的一部分内容是不利于地主的。

在理论上，地主有权发布法律。在实践中，依据古代庄园的习俗，法律是由人民发布的，这些民众集合「在修道院中央法庭裏的一棵岑树下」22，或者在城堡裏的一个巨大礼堂中。同时，传统习俗也规定着法庭会议的次数，法庭会议也许每三周召开一次或者一年仅召开两次。

法庭是「庄园习俗」的现存化身，而「庄园习俗」在法庭出现以前却被人们认为是与法庭不相关的事物。当社会变革到来时，这些习俗就写进了包含程序记录的法律案卷之中。地主不能突然提出任何违反这个特定区域共同体的传统习俗的要求，任何受到不法侵害的个人都可以向他的同伴呼吁公正感以便陈述「庄园的习俗」。这些庄园法庭判决儿子能继承父亲对土地的权利，以此替父亲支付惯例性的「赋税」和「贡品」，另外法庭还观察儿子履行他的「忠诚」的作为。这些法庭选举出「地方官」和「市镇官」，并且让他们宣誓效忠。法庭製定规章用来规范牧场的使用。庄园的法庭也管理劳动服务，惩罚人的过失，保护森林免遭耗尽，主持所有属于隶农製的土地的转让，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主持自由土地的转让。法庭管製农奴结婚的自由，接受命令的自由和离开庄园的自由。法庭受理违抗道德的攻击，受理某些较小的暴力案件，受理赶走邻居家畜的行为，以及受理抢走农村庄稼的行为。违反契约和不能履行义务的行为，甚至像诽谤这样的个人行为，一旦出现就要在庄园法庭前受到公众的听证和审判。

由法庭选出的陪审团窥视着关于国家和平的事务，报告铸币整形的事件、夜晚酒馆闹鬼的事件、庇护陌生人的事件以及所有违反法律的严重行为，例如偷窃、暴力和谋杀。23

庄园法庭向农奴提供「与自由人获得的公平相同的公平；在理论上，对他的判决并不来自他的地主，而是来自一群至少是他的同龄人的凶事预告者。」24

习俗的统治远远超出共同体中经济生活和市民生活的领域。它有效地调节和管理着社会实践活动。它管理着婚姻合同，并在一些地方还决定着只有某些人才应该结婚，因为那些人将要继承他们父亲财产或者以其它方式取得土地。没有一个人能自由地遗赠他的财产，除当地习俗另有规定者以外。更为甚之的是，在英格兰的部分地区，习俗似乎要求一个家庭的财产不应该依靠兼并而增长，也不应该因为转让而减少。如果其他孩子离开了土地，那些孩子就要从他们所共享的父亲的财产中分出一部分来给自己；如果他们待业在家中，他们也有权利能维持生计，但是他们不能结婚。财产被保留在家中。没有结婚的成员可以受到照顾，但是遗留下来的财产不能分割，并且要完整无缺地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如果一个人老了并希望把他的土地传给他的后嗣，那么他可以这么做，或者说如果他没有子嗣，他可以寻找一个后嗣。不管是何种情况，受益人都应该答应给这些交出财产的老人所必需的食品和庇护所，以便帮助他们度过生命中剩余的日子。在细节上各个地方的情况都是不同的，但是在本质上情况仍然是相同的。25

庄园村庄是一个所有成员都必须参加的共同体。习惯性的规则统治着一个人的一生，从摇篮走向坟墓。它管理着农作物的落穗、耕作和收获，管理着动物的饲养，同时还管理着婚嫁、继承、教堂的出勤和教堂的节庆。当这种村庄共同体在国王法庭以前出现时，它不是以由分散的村民组成的形态出现，而是以一个共同体的形态出现。

村裏的人对附着于共同体之上的所有地租承担集体责任。26这种情况与工业革命带来的情况和殖民地种植园中奴隶的情况都大不相同。在这裏的庄园中，「全能的习俗决定了每一个人的权利和义务。」27同时，「正如每一个庄园形成一个司法单位，每一个庄园也形成一个宗教单位。……因此，庄园不仅是一个经济共同体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它对庄园居民的一生都施加了影响。」28

行会、庄园或村庄的成员资格对一个人的保护遍及他的一生，并且给予他能淹没整个中世纪的艺术品与手工艺品的和平与宁静。人的生活几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成为一个一体化社会中的一名成员保护和提升了个人的尊严，并且赋予了每个人属于他自己的特定角色。每一个人、每一个行为，都是一个完整生活剧本的组成部分，这个剧本的情节是为人所知的，并且在剧本中分配给每个人的角色也是预先设定的。没有一个人能孤立出来或者被抛弃。他的个性和他的誌向都要满足习惯法，这个习惯法统治着属于他的共同体。

正如上文引用的例子所阐释的那样，人总是一个「社会」中的一名成员。上文对这一观点的详细解释仅仅用了一些经过挑选的例子。这些例子不会装扮成为完整的研究成果，用以描述各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的復杂和矛盾，因为它们脱离了这些社会系统。但是，这些例子和成千上百个其它有用的解释的确建构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人总是生活在一个「社会」之中，这个「社会」拥有一套习惯法和一套「管理模式」，赋予每一个人一个处于共同剧本之中的角色。

圈地运动和农业革命，以及一些其它的事件和影响，破坏了庄园的法庭并摧毁了农村的村庄，与此同时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维持有限垄断的困难也削弱了城市的行会。法国在1776年和1791年用法令废除了它们，英国在1814年和1835年用法令废除了它们，之后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用法令废除了它们，行会的最终被废给历史上那些从事相同工作的人们组成的「正式」团体带来了戏剧性的变化。为废除行会辩护的个体主义理论否认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古老模式具有合法性。尽管法律反对工会，但是早期的工会还是出现了，并且它在许多困难面前存活了下来，这就再次断言了一种古老的经验——人们的道德融合使人们在劳动中有形地结合。创建一个表达由人组成的群体认同感的联合体的要求是不可缺少的、非常必要的，而且这些工作在一起的人已经找到了用于建构属于他们自己这部分世界的方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裏，村庄、庄园法庭和行会满足了创建联合体的要求，现在这种要求在一个不同的组织中表达出来。但是，其目的仍然是相同的。

在一个復杂的和根基不稳定的经济社会中，工人试图实现个体经济保障和群体认同感的尝试已经引起了一些麻烦，这些麻烦既不能被劳动者所预见，也不能被劳动者的雇主所预见。我们所要强调的是，新的工会组织并不起源于行会，工会的角色与行会的角色有着本质不同，因为两者得以建立起来的经济社会环境是截然不同的。另外，在新的劳工组织变得足以强大到能保护矿场和工厂的工人之前，工人将遭受由社会共同体解体带来的灾难，而只有在社会共同体中人才能作为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而活着。

共同体的崩溃

村庄、庄园和行会不仅提供了一个「社会」，而且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社会」和这种生活方式很少受到国王和贵族行为的影响。虽然几个世纪过去了，许多王朝也消失了，但是共同体的状况仍然保持下来，像它们过去已有的一样。然而，现代工业的产生所带来的变化破坏了一直以来维持一个有序共同体的习俗。在较早的时代，「习俗是穷人的庇护所。」由于新的工厂坚持个人工资合同製，它们抛弃了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因此劳动者会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没有界定权利的世界，而在过去他的权利是受到整个共同体尊重的。工业革命对个人带来的一般影响和对劳动者带来的特殊影响是，使他所在的社会共同体瓦解并损害他赖以生活的习惯法。工业革命使人依靠自己的资源而生存。现在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由」的，而在过去他从来也没有这么自由过。以前有一些不幸的「无主人保护的」人，也有一些巡回的打杂工和学者，但是在现今，人第一次获得了全面的独立。如果他能够找到一份工作，他就能够养活自己，不再需要家庭、朋友、行会或同行的帮助。

促成这些变化的復杂动力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些社会支柱松弛的长远结果却是不可预见的。共同体的削弱不仅对男人有负面影响，而且对女人和儿童、老年人和年轻人、有技能的人和无技能的人都有负面影响。它的影响涉及到了共同体内的所有群体，以至于一个传统的「身份」社会开始瓦解，并且逐渐形成一个由孤立的、平等的和独立的个人组成的社会。人第一次开始只对他们自己负责，并且不需要对任何其他人的安康负责，甚至包括离他们最近的亲人。即使共同体的解体从来都没有完成，共同体解体的影响之大也足以描绘出一个时代，这一点仍然是真实的，这是因为除了在理论上以外没有一个社会运动的逻辑是绝对性的。共同体的崩溃为一系列的政治剧变奠定了根基，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是这些政治剧变不知情的继承人。

正是用货币支付工资给每一个孤立的工人、男人、女人或儿童的做法，直接导致了较为古老的社会的解体。支付货币工资的做法把儿童从他们的家长那裏拆散出来，使得老年人和年轻人处于平等的地位。通过不同的货币工资，年轻人能够获得比老年人更多的工资，儿子能够支配和指挥他们的父亲。在新的分配製度下，甚至女儿也可以自由地放弃家庭庇护并选择「独立的」生活。在美国，来自其他城镇以及来自不同农村的个体男人、女人和儿童的人群，聚集在一个城市的贫民窟裏，他们想找到为他们自己谋取幸福生活的钥匙，而这把钥匙过去是由家庭、教堂、行会和社区来提供的。孤立的、自由的和不负责任的工人支配着城市的这一场景。一个钢铁中心例如匹兹堡可以被描述成一个充满单身汉的城市，其中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独立的、平等的。因为能够拥有工作，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因为可以放弃工作，每一个人也都是独立的，因为有机会凭借自己谋生的能力来衡量自身，每一个人又都是平等的。

工人之间的平等出现了一种新的和陌生的形式：谋取货币工资。这意味着公平将处于竞争性的冲突状态。获得一份工作并保住它被证明是对其他所有活动的检验和人得以生存的最好方式。一种本应该是自由参加的竞争却变成了在人们之中普遍流行的规则，社会环境的流动性之强足以让许多有能力、有技能和机灵的人获得社会顶层的地位，能力、技能和机灵使他们能赶上并且超过他们的竞争对手。但是，这只是针对那些幸运的、强势的和残忍的人而言的。大多数人只能感到发展困难、生活孤独，可见自吹自擂的自由是充满社会压力的。

许多力量导致了这些变化的出现，这些力量包括：圈地运动、美洲的发现、宗教改革、庄园地产的没收、商业革命、英国内战、欧洲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农业革命、启蒙运动、行会萎缩、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以及法国大革命。所有这些因素都发挥了它们的作用，并促进和发展了工业革命以及作为工业革命特征的个体主义。

在英格兰，对公共农场的圈地运动开始于都铎王朝之前。一些有限的土地或多或少被不正当地侵犯，这种现象一直到十八世纪中期才结束。那时，耕作方法的快速变革对由农民分散经营的农场製度增加了极大的压力。道路和运河的改善则向农产品打开了更加遥远的市场。新的机器把织布和纺纱从小作坊扩展到大工厂，进而促进了城镇的崛起。改善农民对土地的利用成为风行一时的做法，一些人物例如叶忒罗·图勒（1674-1741）和被人们认为是「萝蔔唐森德」的地主唐森德（1674-1738）都曾促进了这一做法。这种做法甚至还吸引了一些精英人物例如「农民乔治」——乔治三世国王。这些改革者致力于改善种植农作物、饲养家畜和耕种土地的方法。他们的努力见证了英格兰农村的变革，同时推动了英格兰农村的变革。

在英格兰，一半的教区都有开放的农场，迟至公元1700年仍然还有一大片荒芜土地的存在，根据国王格雷戈裏的估算面积大概有一千万英亩。从那个时代以后，4800个议会法令和判决迫使六百五十万英亩的土地实行了圈地，几乎占据了整个国家五分之一的土地。这种对有限土地的破坏是如此的广泛，以至于占有国土面积四分之三的十四个郡县都遭受到了它的影响。1

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针对荒地的圈地运动。从1761年到1781年的二十年见证了长期以来对公共土地进行圈地运动的高潮，从1802年到1844年的四十二年则见证了圈地运动扩张到大规模荒芜土地的一个相同的过程。2在这两个时间段期间，针对公共土地和荒芜土地的圈地运动给英格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那个时代以前，英格兰人民的生活是与土地密切联系的，圈地运动却迫使人们放弃了土地，增加了人们对金钱的依赖，并且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共同体。

在庄园製度中，金钱的使用是罕见的。佣金和服务经常被人们用来支付劳动和生产。虽然金钱没有彻底地消失，但是人们却很少会用到它，因为农村人口对商业和贸易只有少量的需求。由于商品的流通并不频繁，因而货币的流通也不频繁。每年，农奴都要为他的地主工作一定的期限，并且按照惯例向地主提供一部分他所生产的物品，例如亚麻布和厚毛衣。他也许还要向地主提供一些他所饲养的鸡蛋、玉米、鸡、羔羊和猪。尽管他购买额外的产品和服务不得不支付少量的便士，但是这并不算是一种货币经济。这是一种独立于大市场之外的经济，从它自己的产品中获得福利而不是从进口的产品中获得福利。3事实上，这种发生在中世纪的商业贸易很少依赖于地方的供给，它最初只是一种由职业商人从事的进出口贸易。「尽管中世纪的商贸也许看起来奇怪，但是在出口贸易而非当地贸易的影响下，它从一开始就发展起来了。」4这些货物是原产于外国的，而且「早期的中世纪贸易与殖民地贸易确实有相似之处。」5

甚至随着中世纪庄园製度的消失，普通农民的生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货币收入之外。农民的土地，不管是作为自由保有的不动产还是作为根据官册享有的不动产，都向农民供应基本的粮食和根菜农作物，而且公共土地和荒地也为农民的实际收入提供了不定量的和多方面的支助。农民有权利放牛，也有权利宰杀牛，当牛老了还可以用盐腌製牛肉；在农村裏精製的皮革适用于一百种不同的用法。奶牛产出牛奶，并且根据计算要「在五月到米迦勒节之间供应七石奶酪和一石黄油。」反过来说，当奶牛老了以后，它也能提供牛肉和皮革。羊尽管难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但是也能提供羊毛、羊皮、羊体以及羊奶。羊几乎是每一个农民贮存物的必备部分，村裏的牧羊人指明了这一事实，庄园和村庄的文学作品也同样普遍地提及了这一事实。普遍存在的猪是无价之宝，村裏养猪人的存在促使猪的四处普及，正如养鹅人的存在促使鹅的普及。每一个院子都有鸡，除了供应鸡肉以外，每只鸡每年还要下一百二十个鸡蛋和孵出七只小鸡。荒地和森林则提供木头，这些木头用于壁炉的生火、房屋和谷仓的建造、农业建筑的修补、马车的製造、犁的製造以及牛轭的製造。它们为屋顶提供草皮，如果有必要的话，还为冬天取暖所需的干燥和燃烧活动提供草皮。荒地和森林中有鸟和野兽，人们会诱捕和猎取这些鸟和野兽作为食物，溪水和湖泊中有鱼和鳗，人们会在贫瘠的冬季月份捕获它们并且食用它们或者腌製它们以便贮藏。6

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民拥有公共土地和荒芜土地的权利，这些免费和自然的食物也就不再属于农民了。晚至1660年，主要的劳动人口仍然与土地有着密切联系，仍然有权利免费使用自然界产生的可用资源，即使这种免费资源也是有限度的。7圈地运动的影响还超出了纯粹的农业人口。每一个庄园、每一个村庄都有从事原始手工业的人和在土地上仅有一小部分所有权的人。但是，土地所有权允许他们享有对公共土地的权利，并且可以使用许多荒地资源，这些荒地环绕在每个城镇周围并不断扩张进而超出许多庄园的边界。即使「与农业劳动的重要性相比，最初在农村地区的小作坊中进行的织布和纺纱只是次要的。」8农村的手工业者也拥有小块庭园土地和对公共土地的权利。「木匠亚历山大仅拥有一套房子和半英亩地……磨坊主罗伯特……只有三英亩地。」木匠製造手推车，製造耕地用的犁和耙，还参与建造房子。磨坊主则磨碾谷物。此外，还有例如「面包师亚当」和「纺织工杰弗裏」这样的人物，所有这些姓名满载于村庄的名单之上，反映了当地的手工业状况：布料商、梳棉工、拉毛工、裁缝、纺织工、五金商、製革工、驾马车的人以及其他手工业者。他们提供了专业化的技艺和技能，因而满足了农村的需要，但是他们并不是一群被隔离出去的人，并不是仅依靠货币工资来维持他们的收入。9在支付工资时以货代款仍然是一种习俗，甚至在公元1795年在英格兰的一些农村，食品「依然是一种对货币工资的标准替代物。」10

圈地运动改变了有史以来依靠土地劳作而谋生的人的社会地位。这些人知道但却很少了解货币工资，甚至很少了解价格与市场。他们依靠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的食品为生，依靠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生长的庄稼为生，依靠他们饲养的家畜的产出品为生，还依靠溪水、森林和荒地供应的物品为生。坚持提高和促进土地利用的效率颠复了农民对土地的传统权利。可以看得见的后果是，如果农民没有能力找到工作，或者工作不能带给农民足够的工资，那么农民的生计就将被剥夺，农民将被迫接受政府的施舍。但是，正如亚瑟·杨在1801年所说，「……他们（指农民——译者註）更愿意拥有一头牛而不是任何教区的补助。」11

这些变化既危害了自由保有不动产的土地者和根据官册享有不动产的土地者，也危害了并不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的佃农。随着对公共土地和荒芜土地的圈地运动不断深入，佃农们所保留下来的土地面积变小了，不足以向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他们失去或变卖了他们有限的土地，并且沦落为城镇和城市中的无地人群。过去，那些能部分养活自己的人甚至也要从事一些工场手工业，现在，他们只能依靠工作获取金钱，同时依靠商店获取食物。

由于劳动者丧失了自古以来他对土地的所有权，因而他就丧失了传统的权利并且无法再参加共同体。被剥夺继承权的劳动者如果没有工作，就只能被迫接受政府的施舍。公元1795年，由伯克郡地方政府推行的斯宾莫兰（Speenhamland）製度使英格兰的工人阶级成为了受救济者。后来，这一製度在英格兰遍及得非常广泛，以至于当它在1838年被废除时，几乎只有诺森伯兰郡和达累姆郡不再实行这种製度。斯宾莫兰製度根据面粉的价格来增加工人的工资，据此政府每周给予工人本人三先令，给予工人的妻子和他的每一位家庭成员一先令又六便士。然而，这样的结果还是使工人的士气受挫。只有当工人贫穷的一无所有时，他才能从教区获得帮助，如果他得不到教区的帮助，他也就不能找到工作。只要城镇一旦准备从政府基金中提供给工人部分必需品，雇主就不会支付给工人充足的工资。

工人的地位随着他的「社会」的消失而下降，有关职业、流浪和居住的法律被政府较为紧迫地製定出来，以便防止穷人窃取职业或在城镇与城镇之间徘徊游荡。谋生的方法现在已经不掌握在工人自己的手上了。「在某个地区，监工在每周六晚上都会进行有关劳动者的拍卖活动，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劳动者的出租价格一般在六天一先令到一周两先令之间，而他们的口粮、他们的家庭则由教区负责提供和赡养。」12

长期的圈地运动过程现在已经发挥出它的全部影响，它使农民丧失土地、背井离乡，它使农民迁移到新的工业城镇和城市，而这些工业城镇和城市却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反过来说，工厂製度的兴起也被证明是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革命。工厂製度加速了原有共同体的解体，并且破坏了最亲密的人类群体——家庭。在工厂和矿山周围兴起的城镇不能够为普通人的体面生活提供空间。在一些较老的城市，例如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传统和习俗尚且能够抑製住不断增长的邪念，但是在一些位于磨坊或矿山周围和位于私人土地之上建立的新城镇，既没有可以利用的城市经验，也没有可以指导城市经验发展的公共政策。在这些城市当中，矿山或工厂的主人往往控製着工人居住的房屋，同时控製着工人购买食品的商店。通过支付给工人们有标记的硬币，雇主把工人们沦为完全的附属品。尽管用有标记的硬币支付工资的事实是违法的，但这一事实还是发生了。

实际上，原有的共同体已经解体了。家庭几乎也已经消失了。「男人、女人和儿童，所有性别和年龄的人，都被装载在没有窗帘和隔板的卧室之中，九个或十个人并不属于同一个家庭，但是却一起睡在同一个房间中，这一现象是普遍存在的。」13

城市，以及在工厂和矿山周围的住宅区，被越来越多的来自农村地区的移民所复盖淹没。而这些城市没有布置公园，没有供应汙水处理系统，也没有开发路灯。「这裏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蔬菜和动物的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汙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14繁忙的工厂城镇既对空气、空间、清洁不甚了解，也对美观不甚了解。通过比较十六世纪的一些英国城镇和十九世纪中期的一些英国城镇，我们可以把这一事实形象地烘托出来：

诺威治的居民从一万七千人增长到六万二千人，莱斯特的居民从四千人增长到五千人，利物浦在十六世纪只是一个小村庄，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居民超过二十万人的城市了。公园已经消失，法庭也已经被挤满，屋宅更是如此紧凑地被建造，以至于很难发现一条房屋之间的小巷，「在利物浦，六分之一的人居住在『地下室』裏。」15住宅区裏的人已经过剩了，在诺威治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每间屋子裏都有十个人。与三个世纪前（1570年）相比，现在的生活状况是严重地恶化了，在那个时候每间屋子裏只有3.5个人。

我们也可以在十六世纪的街道和十九世纪的街道之间作同样的比较。在较早的时代，地方政府强製实施清洁政策。在较晚的时代，由政府官员实行的这种权力就不存在了。在十六世纪，垃圾是被严令禁止扔在街道上的；而在十九世纪中期，「扔在路上是可以接受的垃圾处理方式。」「在一个城镇中，六万人口居住在将近九千幢的房屋内，这些房屋内没有火炉的灰坑，没有厕所，在屋内每一英寸的土地上都存留着汙垢，因此这些汙垢必然会被人们扔到街道上。现在再没有人会有反省的想法了，而且十六世纪驾车的清道夫也不起作用了，因为汙垢已经变成私人财产了。」16

供水系统提供的水是不充足的；没有一个公共排水系统是管用的。在十六世纪，在一个小村庄中，养猪是有所节製的；而在十九世纪中期，「猪、驴、家禽都被饲养在人们所居住的房屋中」，并且许多房屋的「地下室都有猪舍」，「它们是同房屋一起被建造出来的。」「在十九世纪中期，伯明翰总共有一千六百个猪舍。」曾经被共同体驱逐出去的猪在三百年后已经回来了，而且它们「变成了清扫垃圾的人。」17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生活水平的提高，虽是工业革命的题中之义，却还没有表现得很明显。相反，工业革命对工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短期影响是有害的。工业革命被证明是无视人类健康的，而且在许多例子当中它促使家庭依靠自己的孩子过活：

「我希望你能使十小时工作法案得以通过；我有两个孩子，一个七岁，另一个十三岁，她们都在工厂工作，我已经承受到持续十三个月的沉痛打击了。」——我认为他这么说。他告诉我，她们每周只能赚到七个或八个先令，他还说，「那个小的女孩必须走1.5英裏路早早地赶去工作，她回到家裏则要晚上八点半，只有早上叫她起床和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我才能看到她，这几乎让我心碎了。我们不能从事任何工作，我知道我的生存是以我女儿的死亡为代价的」；他一边哭一边向我倾诉。18

行会、庄园和村庄共同体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復返了。作为个体的工人拥挤在工厂周围的贫民窟裏，他们已经沦落到贫困潦倒的状况，并且他们的人格也已经备受侮辱。

新的工厂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同时也激起了人们对机器改进和经济发展的强烈希望。然而，我们难以理解的是，这一进步的希望并不是针对劳动者的。有人说，工人的贫困和痛苦应该归咎于他们自身的缺陷，工人的贫困是由他们的懒惰和缺乏节俭而自然形成的。但是，也有人说，工人的贫困还起到了一个良好的作用。工人的贫困被理解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19娱乐活动则是消遣时间的行为，娱乐活动是一种罪过，甚至休息是与懒惰同义的。

对人类命运的悲观主义态度看起来与这个时代很符合。时代和环境已经融合在一起发挥影响了，它们削弱了教堂，破坏了家庭。拥挤不堪的城镇已经使从事工作的人们道德沦丧。放荡的行为和不道德的行为明显增加并且臭名昭着。酒馆裏充满着亵渎的行为和淫秽的行为，它已然变成城市生活的显着特征。谋杀、抢劫和强奸的事件不断攀升；监狱裏也是拥挤不堪的；流放和绞刑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新的工业社会虽然充满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但是却无法提供给人们很快可以得到的安慰。个体主义的学说替代了较为古老的价值观，可这种替代被证明是失败的。对于工人而言，尽管迄今为止他们已经听说过个体主义，但是个体主义只具有字面意义。个体主义并不包括传统，也并不提供帮助。对那些最需要援助的工人而言，这一新学说提供的帮助实在是太少了。正如所有的人要求的那样，工人们需要一个由他们自己构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他们都扮演着一个角色。他们想要再一次获得一个在熟悉的剧本中把他们谦卑的角色表现出来的机会，并且想再一次成为某个组织化的群体中的成员。他们不知不觉地想要重新创造一个「社会」。

在公元1800年，有许多法律都反对工人组织起来，但是这些法律中的一些内容已经过时了，并且可以回溯到重商主义的那个时代。因为这些法律旨在维持国家管理工业的权力。较新的1789年联盟法律试图免除任何对新兴实业家的干涉，这些干涉要么来自国家要么来自工人。这些法令把干涉视为一种犯罪，这种干涉不仅指争取更高工资的罢工，而且还指「只要通过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诱骗、劝说、恳求、恐吓、影响或说服的行为。……」拒绝为另一个人工作，或参加集会，或为集会做出贡献也被法令视为一种犯罪，因为这些行为的目的都是确保联合。20

换一种说法，工人的个人独立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然而在实际上，工人之间涉及所在行业的交谈却会被法庭视为阴谋而遭到怀疑。单个地方法官就拥有判决一个工人坐三个月牢的权力，而他自己往往也是一个生产製造商。如果这位地方法官并不能够胜任，局外人帮助任何工人的行为就会被法庭禁止，以免让工人能尝试平反判决。21

社会的解体源于共同体的崩溃，而共同体的崩溃又源于圈地运动，通过国际移民，英国的城市贫民窟在美国又重现了。波兰农民从他的小乡村共同体迁移到美国时经历了一些事情，对这些事情的经典研究可以举例说明移民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就波兰人而言，而是包括了那些所有涌入不断增长的美国城市的农村移民。22家庭分裂的情况、共同体消失的情况、过度拥挤的情况、对危险无视的情况、使用童工的情况都在美国的场景中重復发生。在这裏，伴随着习惯法和共同体身份的毁灭，人的地位和尊严丧失的现象再一次发生：

但是，正是在移民寄宿的房屋裏，情况是最糟糕的。……在六个到二十个人的群体之中，单身的人进入一间房屋，他们负责照料寄宿老板和老板的妻子。……当寄宿老板出租两间房屋时，他和他的妻子睡在厨房，寄宿者则住在另一个房间。寄宿老板仅仅出租一间房屋也是很正常的。他和他的妻子把他们的床放在一个角落；把炉子放在另一个角落；寄宿者则占据房间中剩余的空间。……有时候，房屋很拥挤以至于老板和他的妻子也睡在了地板上；此外，我反復发现，在那裏床铺被人们轮换使用两次——夜晚和白天。23

在某些条件下，一些移民还促使一个农业村庄转型为一个工业化的社会，这些条件表现在下面的说明当中：

第17号宿舍——这个简陋的小屋由一个大约25×75平米的空间组成。在三个楼层裏面，床位被安排在墙壁的周围。通过一个单面的可以移动的梯子，人们就可以进入每一层楼，要上楼的人轮流使用这个梯子。地面是贫瘠的土地，并且是不干净的。……这个小屋向一百二十个人提供住宿。小屋裏并没有准备厕所和洗手间，小屋的附近地区被人们用于盥洗和洗漱。那裏并没有固定的水源；也没有吃饭的房间。劳动者几乎都在平坦的石头上吃饭，这些石头的排列形状就像用杆支撑在地上的桌子。24

当一个把人们的联合工作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消失的时候，上述这些事情就发生了。当共同体不存在的时候，习俗、规则或法律也就不存在了。只有具备这些习俗、规则和法律，一个人才能作为社会的一名成员而体面地生活，当共同体消失的时候，工人作为人类的尊严也就不復存在了。

个体主义、社会理论与共同体的重建

个体主义与社会理论

当流行的政治和道德理论坚持主张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时候，共同体的解体就到来了。这种流行的政治和道德理论还认为，每一个人依靠自身就能获得所有的知识和智慧，这些知识和智慧能使他对自己真实的兴趣做出最好的判断。这种理论认为每一个人都具有一个真实的灵光，通过这个灵光他能区分出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微妙差别。个人应该做一些最有利于他自身，因而也最有利于社会的事情，这种行为往往是可以实现的，而且从上述理论出发也是必要的。

经济学家强化了现存的个体主义倾向，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自由的经济交易将会产生一个和谐状态，在这个和谐状态中每个人都将获得自己应得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每一个人都将依次对天赋的公平做出贡献，这种天赋的公平体现为所有人的工作都要分工，每个人只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个体主义理论的逻辑暗示出这样一个道理，即每一个人都是自负的，在自负的人群中每个人又都是平等的，并且在这些平等的人群中只有一种竞争性的关系才能展现出计划所包含的最完美的和谐。因此，政府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基础上的，并且来源于每一个人的同意。同样，道德也完全是个人的，根据「快乐和痛苦」的原则只有个人自身才能对什么是善良和邪恶做出恰当的判断。经济学中的获利与亏损原则使每个人都对他在和谐计划中的角色做出了最恰当的判断。

个体主义理论导致了社会的解体，因而又引发出一个道德问题。一些传统的和古老的「行会」的解体被描述成一个良好的和进步的迹象，这些行会通过一些被人们共同坚持的价值观把人们整合在一些小的团体内。这种理论的极端形式似乎助长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有组织的人际关系和责任最少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一个社会只需要具备某些确定的前提就可以存在，例如公开承认马尔萨斯人口论，对适者生存理论进行「爪牙」式的曲解，以及广泛接受在赫伯特·斯宾塞的《人与国家对抗》中所涉及的观点。个体主义理论的要旨似乎还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每一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纵向的，而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却一点也不是横向的。他只会通过他所在的家庭与社会发生关系，然而家庭仅仅是他自我个性的一种延伸。在这些条件下，相信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可谓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如果真正的和谐将在人与人之间不受阻碍的竞争中存在，那么任何其它的理论就都不会出现了。

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对个人胜任的理论产生质疑，但是却对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信条产生了质疑。在一些人眼裏，这个世界是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他们被那些对他们来说本不必要经受的苦难打扰了，这些苦难源于工业资本家对政府权力的滥用。如果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那么对无政府主义者如蒲鲁东来说，一点都不管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可见他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个理论。一点都不管的政府使自己摆脱了统治的场景，并且允许自负的、在道德上胜任的个人设计出一种天然的和谐状态，这种和谐状态在法律的干预下是不会变质的。

无政府主义是对现存困难的一种解决方案，而社会主义者则有另一种方案。他们接受了从洛克到李嘉图再到达尔文和黑格尔的一整套的理论公式。他们认为，每个人虽然是天赋平等的，但是一些有财产的人（称为资产阶级）通过掌控政府权力剥削压迫着没有财产的人（称为无产阶级）。每个阶级都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并且这种设想还保留着个人的幸福。「全部产品属于每个人的劳动」，这纯粹是对个体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偏见。在这种新的说法下，管得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社会主义者认为，当前政府的缺陷是它的统治至今仅仅维持着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局面。

在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中，国家最终将会消亡，然而实现这个意图要等到所有的人都获得真正平等的时候。坚定所有的人都天赋平等的信念是这套公式发生任何修正和改变的前提条件，这套公式试图解释现代工业的崛起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因此，针对现代工业带来的问题，我们共有三种解决方案：一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二是什么都不管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三是管得最多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在西方世界，上个一百五十年中的社会改革运动的主要争论点就是政府对个人幸福所负责任的程度。

上述三种社会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伴随工业革命而来，也都否定原有的共同体，这正是工业革命的特征所在。一个真正适合人类的「社会」概念似乎已经消失了，虽然哲学家们还在讨论个人幸福，但是这种个人幸福却好像是在社会真空中被他们发现似的。此外，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假定经济利益是人类治理所要关心的事情，可能除了经济利益以外人类无需关心其他事情。可见，这些理论都含蓄地否认了社会的製度性结构。它们假定每一个人都是代表他自己的，不会因为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而改变，虽然这些影响使他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并使他具备道德的和政治的观念。反过来说，它们都认为个人的完美性是理所当然的，并且相信幸福是生活的主要目的。很明显，这种幸福只存在于孤立的状态之中，而处于任何「社会」之外，在那裏价值观和理想来源于共同体的传统。在上述每一种理论中，甚至在马克思「全部产品属于每个人的劳动」的理论中，一种没有批判力的信条始终在场，那就是追求个人目标的人们将会组建一个能使自身永久存在的、自由的和完美的世界，并且这个世界将会永久地持续下去。经济学家的完全竞争状态与社会主义者的无阶级社会都意味着一个静态的世界。一旦我们创造出这个世界，任何干扰都可能会打乱这个理想世界的平衡。註意到极端个体主义者与极端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这会比理论或理论家更具有启迪作用。这个目标是，一个人的幸福建立在经济满足的基础之上，并且以非常完美的和谐社会为最终归宿，在这个社会中任何的变动都被看作是一种扰乱。这种理想是寂静的，是彻底的沉静——死亡。

所有这些理论都把人从履行道德责任的环境中解脱出来，因为只有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人才有一种负责任的角色，这个世界充满了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和相互矛盾的目标。不一致和压力不仅仅是一种道德生活的本质特征，而且也是生活本身的本质特征。工业革命理论家的愿望是想脱离现实世界，而当代物理科学正在深入地影响着民众的思想，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个愿望。政治理论家和经济学家也深深地受到物质可以分解为原子的观点的影响，并且他们着手把这个观点运用于社会科学。人变成了可以互相交换的人，变成了平等的人，变成了没有联系的人，变成了服从操控的人。他们已经不再是人类了。由于道德和伦理在原子人中没有地位，阻止国家和社会分裂的唯一力量是自私的而非平等的经济动机，因此道德和伦理也就烟消云散了。边沁和马克思的理论都是以这个观点为基础的。

除了接受原子的概念之外，社会科学家也接受了这样一个信条，即一个理性的世界必然会受到规律的统治，而且他们还试图把这个信条应用到有关人的事务中去。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所有的人所需要做的就是去发现它们。下述的这些规律是不可避免的：收益递减规律、马尔萨斯人口规律、铁的工资规律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它们是一个普遍规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人们无法避免这个普遍规律体系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是明智的，那么他会认可并服从必然发生的规律。如果有人胆敢违抗规律，那么自然规律就会证明自己是不可抗拒的，并且会迫使愚蠢的人类服从它的统治。但是，对规律的信仰既有助于乐观主义的普及也有助于悲观主义的普及，既有助于构建一种慈善的和慷慨的世界观也有助于构建一种吝啬的和苛刻的世界观。我们可以假设，人们总是遵循着他们自己的真实兴趣，并且确实可靠的本能也正确地引导着他们。进一步说，每个人为自己的幸福所做的事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也同样是有利的。洛克、亚当·斯密、孔多塞和边沁认为人是善良的和友好的，在他们的笔下人变成了一个高尚的生物，人的行为方式是明智的和理性的。对幸福的最大障碍是不必要的约束，干涉人的自主精神的联合体是邪恶的。哲学家的乐观主义、产品数量的增长、新发明的涌现以及资本的增殖都促使政治家和传教士深信这样一个道理，即放任自由的政策对于个人和国家来说都是最好的。

然而，坚信世界是受一个普遍规律统治的观点同样也为悲观主义者服务。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对人的本性抱有悲观的态度。因为他们太想说明他们的理论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的组成部分，所以他们把阴暗的色彩添补到人类的命运中，并且获得了广泛贊同和普遍接受。在约翰·洛克那裏，看起来「每一个人的思想全部都来源于他自身。」1同时，「每一个人都知道适合他自身的职业。」2因此，我们可以推出这样一个论断，「到目前为止，由于一个人有权力根据他自己的主观偏好或倾向选择思考或不思考，选择运动或不运动，因而这个人是自由的。」3

在亚当·斯密那裏，这种自由是有益无害的，因为「一个人对他自身优点的研究，自然地或者可以说必然地，会促使他更喜欢选择那个最有利于社会的职业。」4遵循自己兴趣的人「处于这样一种情形，正如在许多其他情形中一样，他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从而推动并促进了一个目标的实现，然而这个目标原本却不属于他的意图。……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有效地推进了社会利益的实现，他推进社会利益的有效程度甚至超过了他真实想要推进的目标。」5

然而，在李嘉图那裏，同样是这只无形的手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高工资刺激了「人口的增长，……而工资又再次跌回它的自然价格」，「工人的生活状况是最为悲惨的。」6我们不能对此做任何的改变，因为这些「都是调控工资的自然规律」，而且工资「从来都不应该由立法机关的干预来进行调控。」7

在马尔萨斯那裏，这种情形更为明显，而后果也更为悲惨：「自然界的意图不会也不可能被击败。……我们可以运用不同的方法製服苦难，但是这却不能使我们自己少遭一点罪。」8唯一的疗法是控製并减少人口，为此马尔萨斯认为「我们不应该向穷人倡导清洁，相反我们应该鼓励肮脏的习惯。在我们的城镇裏，我们应该把街道建得更狭窄些，让更多的人涌进住宅区，并设法使瘟疫重现。在农村，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村庄建在死水潭旁边，特别是要鼓励人们在所有沼泽般的和不健康的环境中定居。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拒绝为灾难性的疾病提供全面的治疗。」9

马尔萨斯的设想应该成为一项政策，毕竟这项政策是由一位知识渊博的、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所郑重提倡的。这一点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原因就在于共同体的真实概念已经消失了，这个共同体本来是由习惯法统治的。正如边沁所说：

共同体是一个虚构的有机体，它由一些个体的人组成，这些人把他们自己看作构成共同体的成员。那么共同体的利益又是什么呢？——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的总和。

如果不理解个人的利益是什么，空谈共同体的利益是没有意义的。当某件事情趋向于增加个人快乐的总和时，这件事情就被誉为是促进了个人的利益，或者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存在；同理，当这件事情趋向于减少个人痛苦的总和时，这件事情也被誉为是促进了个人的利益，或者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存在。10

对经济动机的显着突出似乎证实了社会崩溃和解体的过程。只要一个人遵循了他的「经济利益」，任何其它的需要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人们对经济目标的追求，或者表面上对经济目标的追求，也是导致社会解体的原因，但是这个事实却被人们忽视了。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成员资格，那么他就不可能具有道德品格，因而也不可能具有道德身份。就短期的经济社会「进步」而言，个体主义理论的确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但是个体主义理论的成功是以牺牲个人和社会为代价的，而这个社会正是人赖以生存的前提。此外，个体主义理论的成功还是以牺牲责任和价值观为代价的，而正是这些责任和价值观使人成为社会的成员并因而使人成为一个人。

共同体的重构

一场广泛流行的经济和政治运动并不只包含一种单一的逻辑。因此，当流行的理论和公共政策受到不断扩展的个体主义的影响时，另一种出乎意料的运动也应运而生了。这场新的运动否定了个体主义理论，但并没有批判这种理论，并且当时机到来的时候，它还会以自己的方式抵製社会原子化的进程。

当工业革命变得越发无所不包时，越来越多的个人不得不依赖于一个能获得工资的工作，并且由工业革命带来的个人孤弱无助的状况也加重了。贮藏和占据的行为不是他们无助的表现。随着工商业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工人与雇主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变得越来越少了，他们两者之间互相理解和认同的机会也变得越来越少了。经济结构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已经到来。工厂製度容纳了为数众多的孤弱无助的个体人，所有的人都依靠一个共同的雇主而生存。工人们没有能力对他们的劳动状况施加道德的或经济的影响，也没有能力影响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留滞率。他们都是孤弱无助的个体人，他们同样都是无依无靠的。

这些工人共同享有的东西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雇主，他们都在同一个工厂工作，他们的劳动时间都相同，他们所用的工作臺和机器都相同，他们获得的工资价格都相同，管理他们的工头是一个人，他们所用的原材料都相同，早晨叫他们起床或者叫停他们的劳动的口哨也都相同。此外，这些工人彼此之间也是共同生活的。他们在同一个工作臺上工作，他们在同一个磨坊或矿场中工作，他们与同一种耐热材料作斗争，并且他们还依靠相互之间的合作。这正是一个新社会的因素所在。正是这个相同的过程把这些工人们聚集起来，因而这个过程锻造了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集体认同感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工人个人的无助状况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工人的集体力量已经显露出来，而且这种力量能在以下事实中被人发现，这一事实是他们都相同地受到把他们聚集起来的力量的控製。他们的相互联合和经历、他们相似的技能、他们在工作臺上的关联、他们使用的工具以及他们生产用的原材料，都赋予他们一种共同的语言。他们学到了同行的语言、工作的语言、商店的语言和工业的语言。他们共同分享了特殊的自豪和羞耻感，这种自豪和羞耻感只能具有特定的和本地的意义。他们可以抱怨亮度和热度、寒冷和潮湿。他们可以无休止地沉浸在谈论工作之中，无休止地议论工作的反復单调性，因为这种讨论细说了人们琐碎的日常生活。这种讨论还赋予人们一种共同的即使是本地的词汇。雇主则变成了一种催化的力量，促使工人凝聚成一个自觉的团体。当劳资冲突蠢蠢欲动时，这个自觉的团体会刺激蠢蠢欲动的冲突爆发出来。

因此，由支付给个人货币工资而导致的社会原子化已被工人在功能上的共同结合及时製止了，工人在功能上的结合成为了一种坚定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工会运动成长起来了，并且实际上这个基础已经使得工会运动不可避免了。

工会运动的最初组织者是商店、工厂、矿场和企业。煽动者亦或工人的领袖只不过宣告了已经发生的事实。尽管有许多例子表明工人拒绝加入工会，但是工会运动兴起的事实却是真实的。工会运动已经持续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并且扩展到非常广的一个区域，以至于它必须被视为一种组织化的现象，这一现象是在现代工业发展之后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工会是个体工人通过功能上的结合而自发地组织起来的。工会反映了一种道德的认同和心理的团结，人们在一起工作时经常会发现这种认同和团结，这是因为人们需要认同和团结，并且没有认同和团结人们就不能生存下来。这一点并非是新事。事实上，道德认同和心理团结采取工会的形式只是一种历史巧合，因为工人之间的联合来自于机器强加给他们的联系。坚持劳动者与其它任何物品一样都是一种商品的理论把集体行动当作维护个人道德身份的唯一途径。工会就是一个有形的证据，证明人不是一种商品，而且人不能完全依靠自己。

工会的产生往往是以一个区域为基础的，并且它的产生一般来说都没有经过预先的计划。工会没有任何长期的计划，长期的计划往往是由人们打破一些不成文的规则而「引起」的，而这些规则在「师傅」和「学徒」之间的关系中发育成熟，相反工会只有一些短期的和具体的目标。在工会的早期，区域性工会都是一种自发的微型民主，它们脱离自己的经验而建构出自己的治理机构。区域性工会的形式是不稳定的，它们的特征也是易变的，它们的特征还带有一种平等主义的偏见。工会的最初成员由一些纯朴的、勤奋工作的人组成，这些人几乎都没有从事过文字工作，他们用当地居民的方言撰写他们自己的规则。这些会员通过选举选出每一次会议的主席，并总是希望每一个会员都能轮流担任秘书和委员会委员同时承担相应的职责。他们每周或每月向自己的会员征收少许分币，以便向公务员提供基本的必需品，同时他们从自己的会员中找出一些诚实的同伴担当财务员。这些公务员是没有薪金的，他们完成一天的工厂工作后，还要在工会的岗位上继续工作。1

在工会的早期，工会是一种实行直接民主的组织，但是随着区域性工会的增多和在许多城市中从事相同行业的工人陆续被组织起来，一个代议製政府就产生了。这个政府是由从各个地区选举出的代表组成的，随后这些代表召开定期的政府会议。在早些时候，这种较大规模的组织例如区域性工会在形式上还是很不稳定的。这个政府中的公务员可能除了秘书和财务员以外都是没有薪金的。这个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原因在于它缺少资金、充满地域猜忌以及公务员缺乏相关的经验。组织起来的工人会发展为经验丰富的公务员，会开发出一个有执行力的征税製度，会製定出一套宪法性法律和工作规范，这些法律规范能把这个地区结合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团体，然而实现上述理想却需要花费一个很长的时间。许多已经形成的全国性工会不料竟会在区域性工会的顽强意誌面前受挫，这些区域性工会拒绝或者害怕来自于中央组织的命令。回首以往的岁月，在我们的工业社会当中，无数这样的微型民主出现了又消失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一些工会是因为内部的纠纷而衰亡的，一些工会是因为软弱的领导力而衰亡的，一些工会是因为不断变化的工业环境而衰亡的，一些工会是因为反对国家而衰亡的，还有一些工会是因为反对企业家而衰亡的。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西欧、英国和美国的工联主义历史上，持续的或者只是零星的、多少带有些突然的冲突始终遍及雇主与工会之间的各种关系。大多数劳资冲突都是区域性的和无计划的，但是早期工会的民主形式却沦落为持续不断的冲突的牺牲品。在许多案例中，工会要么被消灭，要么勉强牺牲一些自我管理的权限，以便在一场与雇主的持久战斗中实现自己的要求。

只有不断成长的领导人有能力施展他们的权威时，区域性的和更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工会才能够生存下来，即使他们采用独裁和暴力的手段。在美国，暴力已经在许多冲突中发挥出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冲突既包括工会与顽抗的工人之间的冲突，也包括雇主与工会之间的冲突。美国的雇主们有组织地、频繁地使用暴力。他们在地区、州和联邦的法律中都占有优势。法庭对他们持友好的态度，因为法律遵循了一种共谋的理论，并且动用了针对劳动纠纷不断频发的法律禁令。此外，一些雇主雇用了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伯恩斯私家侦探公司以及其他破坏罢工的团体，这些团体使组织罢工变得困难、昂贵和危险。规模更大的公司，例如钢铁公司，则雇用了一支私人警察力量用以对抗不断成长壮大的工会。

在一些行业，特别是煤炭业和钢铁业，把工人组织起来的努力需要更多的暴力以至于这种努力携带了一种私人的但却具有十字军圣战性质的热情。如果正如一些人所抱怨的那样，当前美国的全国性和国际性工会都是集权和独裁的，那么这种努力就会带有圣战性质的热情，因为它们在武装冲突中掌握着权力。这种冲突是长期的，也是剧烈的，因为美国的经验强化了人们对极端个体主义的信奉。直到前天，行业的领导人最多确信工联主义是一种应该被抵製的邪恶，因为它会带来痛苦的后果。甚至在联邦法偏袒工会的几年后，美国的公众舆论总有一天会和组织起来的劳动者敌对的希望仍然没有破灭。不然我们怎么能解释通用汽车公司在1934年1月到1936年6月间花费「将近一百万美元雇用私人侦探」用以阻止它的工人组织起来的事实呢？2同样地，克莱斯勒公司支付给集团公司的附属公司的资金在1933年超过了61600美元，在1934年超过了76000美元，在1935年超过了72000美元。3阻止工会组织的愿望在汽车行业是十分强烈的，但是在其他行业中这种愿望则更加强烈。

美国的历史充满了阻碍组织起来的劳动者壮大的企图。对许多代美国人来说，这种现象的确是工业景象中的一部分内容，并且在全国劳动关系法案通过之后仍然持续存在。4拉·福莱特委员会的证词表明，在美国共有二百个机构从事劳动间谍活动，它们招募了超过四万的私人侦探，并投入了数十万的美元。5肯塔基州的州长宣称，哈兰县的煤炭经营者维持着恐怖的统治，他们控製着警察力量和州的政府机关，威胁着掌握真理的内阁官员，并且镇压自由的言论和自由的集会，而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阻止他们的矿场工人联合起来。6为了能强有力地镇压组织起来的工人，一些钢铁公司甚至为它们的私人保安配备了防爆手枪、毒气面具、各种炮弹和毒气手榴弹。7

这些较近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对一种较早习惯的延续。一则有关1919年的钢铁业罢工的报道是这样评论的：

    向州警察、州副警长和公司保安提出的控告都涉及到有关男人和女人的谋杀——一个人在他自己的院子中被杀害——以及成千上百个工人不同程度的伤害；成千上百个工人遭到棒打；人们在街上合法地和和平地办事时遭到袭击，犯人也在关他们的监狱中遭到袭击；男人和女人遭到逮捕和监禁，他们在很长的时期内被关在监狱和警察局，而人们没有采取任何挑衅的行为，甚至没有对这些行径提出明确的控告。……法律和政府部门的执法管理人员却频繁地向当地的公司经理人员妥协。8

钢铁业公司颠复了政府部门并且控製了公共舆论，因为许多地方政府的行政人员同时也是钢铁业公司的雇员。这裏引用的证据只不过是历史的一部分片段而已。整个历史事实则是由无数卷国会听证会的证词、无数页美国的新闻报纸、无数条美国法院的辩护状、无数个小册子和书本所记载的内容组成。虽然如此，光靠文字记录还是不完整的，因为大部分历史事实已经埋葬在无数工人所忍受的痛苦和辛酸中，这些工人分布在新英格兰州的棉纺织厂、加利福尼亚州的果园、科罗拉多州的矿山和华盛顿州与俄勒冈州的森林中。在全美国境内，几乎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工业区域，在那裏人们不能通过有关本工业区的特殊资料来说明工人长期遭受的悲惨经历和时常在组织权利问题上发生的血腥冲突。

尽管工人有过许多次的失败，但是工人建立组织的努力却始终在进行着。就这种努力的性质而言，工人建立组织的努力必须继续进行下去。人们通过共同的经历团结起来并且组成一个社会，这是人们的共同愿望，而这种愿望必须找到一个得以实现的媒介。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媒介只能是工会。无助的个人处于孤立的状态，他既不能维护尊严也不能享有安全，而当人们不可避免地结合成一个社会时，反抗和暴力最终都将会变成偶然的事件，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能再一次发现自己是共同体的成员之一。否则，现代工会的全部历史将会变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确切地说是没有任何道德意义的。而在目前现代工会的全部历史仍然被人们解释为是一种阴谋，正如工会的敌人经常解释的那样。但是，历史的记录一再地显示，工会总是自发地、无组织地坚持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并且依靠了这样一群人，这些人仅仅要求得到作为人所必须获得的东西：作为社会成员的认同感、彼此受到约束的伙伴关系——人们为了获得共同的解脱而组织起来，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独自缓解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的苦难，事实上这个苦难也沉重地压在整个社会身上。

自发的组织和对原子化的抵製是十分必要的，它们回应了那些否认在一起工作的人们是一个「社会」的规定和惯例。此外，工人苦难的历史还证明了，在很久以前，当现代社会还没有出现强大工会的身影时，「无组织的」工人所发动的突然罢工就已经预示了后来将要展开的主题。

    我阅读过年代久远的英格兰资料，甚至是十八世纪的英格兰资料，以此我推测工联主义只是一种自发的感情和意识，即使任何一名工会会员都意识不到它，它也已经存在着了；即使没有正式组织的存在，工联主义的习俗和规范也能自发地形成。甚至当工会组织并不是十分强大、仅有松散的架构的时候，当只有少数工人加入工会并支付会费的时候，工人们也往往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在某些方面处于非常紧密的社会关系之中，无论他们是否是工会的会员。9

在美国，相同的历史过程可谓是自我重现了。工人零星的罢工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这足以证明一个具有共同习俗的社会是存在的。「在1797年以前，那些仅仅是工人们有所记录的罢工也都是『无组织的』，的确如此，事实上发生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的大多数罢工都是『无组织的』。」10美国工会的历史是由无数个工人起来罢工的事例所组成的，而这些罢工运动都是没有组织的，没有正式的领导，没有基金，也没有任何外部资源的支持。公元1850年，在马赛诸塞州的福尔利西城（瀑布河城——译者註），纺织工因为工资被克扣而举行了罢工，但是这场罢工「事先并没有在工人们之间相互通告和协商」。11可以估计，在1936年以前的五十年裏，纺织业部门一共发生了六千次罢工，而这其中绝大多数的罢工都没有经过正式工会组织的领导。12

上述的一些「自发性罢工」持续了数个月，吸引了全国范围的关註，同时还伴随着大量的暴力行为。类似的劳工暴动也发生在其他行业中——煤炭业、钢铁业、交通业、服装业等等。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工联主义的历史就是一段「无组织的」、没有得到支持的和不成功的罢工史。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罢工都在某个局部地区爆发，以本地斗争的方式解决，并且独立于任何全国性或国际性的联盟组织之外。

在英国，很久以前，当人们还没有开始试图把当地的工人互助会合并为具有凝聚力的组织时，当地的这些互助会就反復地经历过兴起、衰落、再兴起的过程了。第一个工人互助会是棉纺织工人互助会，它是在1792年在斯托克波特成立的，并且只是在1810年的时候才遭到有计划的合并。13

直到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美国的全国性工会才得以成功地建立起来，并且在很多年内它们的会员数量仍然是稀少的。1860年12月，机械师和铁匠在他们的例行会议上煽动了一个关于建立全国劳工联盟的主张。1869年路易斯维尔的工会大会秘书长向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会组织写了一封信，也建议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劳工联盟。全国劳工联盟的目标被设定为「最终废除罢工和签订劳资协定」，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就瓦格纳法令而言，用选举代替罢工可能是最有意义的，它试图促使「劳资协定」能够在一个充分稳定的组织环境中订立。我们必须一直牢记，伟大的斗争都是为争取承认工会而进行的——也就是说，为了建立一个正式的、形式化的「社会」，在那裏法律法规和传统习俗都有它们的一席之地，同时每一个成员都能在这个「社会」剧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如果不承认工会，就不会有正规化的、形式化的社会，也不会有公认的可以扮演的戏剧，更不会有对个人和社会承担的责任，而个人与社会存在根本的和有机的联系。这就是争取承认工人组织的斗争永无止境的原因，也是这一斗争之所以遭遇抵抗的原因。

这一斗争遭遇抵抗的原因是，工会社会趋向于变得包罗万象，并且趋向于变成一种生活方式。随着工会组织的建立，工会运动的本质属性发生了变化，即使工人和雇主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即使这种变化显现出来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随着工会组织的建立，以及工会可以作为一个现存的组织融入到政治国家当中，工会就不再是最初那个进行斗争的工具了，而是转变为一个「治理」的工具了，因为所有的组织都有它们特殊的职能范围。在政治国家当中，工会代表的是它所在社会的要求，这个社会是由功能上团结起来的工人所组成的。

工会的治理方法是反復不定的，也是自相矛盾的。从长远来看，人们只能依靠耐心和折衷来协调这些方法，因为折衷是智慧的精髓和治理中的实用主义。但是，除非工会的权利一直存在并且它的功能几乎不再是斗争或者怀疑，工会运动才能够具有一种组织上的特征。就像所有的组织一样，工会组织最终也趋向于使自身被一个规模更大的共同体所容纳，并且不仅仅对它自身承担责任而且还要对整个共同体承担责任。代表整个共同体的利益符合一个现存组织的本质属性，甚至是在为它自己的要求说话时也要代表整个共同体的利益，然而组织对共同体的认同必须建立在组织赢得权利斗争的基础之上。只有争取组织认同的斗争胜利以后，一个组织才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如果工会不能履行对整个共同体的责任，那么它就丧失了得以存在的理由，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也不再扮演任何道德角色，并且最终将会解体。

从长远来看，只有工会运动履行了所有的组织都承担的责任，这些责任是多方面的，包括为它的会员服务，保护它的会员，并且把它的会员整合为一个共同体，工会运动才能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而幸存下来，这个社会是依靠人们在功能上的团结而建立起来的。没有一个组织具有生存价值，除非它认为自己能够履行一种必要的对社会整体的道德责任，这种道德责任囊括了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其它各种属人的利益。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瓦格纳法令才变得意义重大。瓦格纳法令不仅促进了工会组织的建立，工人已经为这一目标奋斗了许多年，而且该法令还减缓了一个以个体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现代社会的成长进程。经历和时间将会教育和训练工会运动，最终工会运动也将会产生出一套传统习俗和不成文的法律，它们将会界定出工会运动的责任和工会运动的权利。

对工会组织的政策转变在瓦格纳法令中有所体现，但却并没有在罗斯福新政和大萧条时期得到推行。在新政和大萧条时期，主要是美国的工人构成发生了变化。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庞大的移民群体，这使得把美国工人组织起来的努力变得相当困难。雇主们充分利用新来的移民击退罢工运动并瓦解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雇主利用无助的和不知情的移民来阻止工会的建立，这是钢铁业、纺织业和煤炭业的工会在历史上不幸的一页。

同样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长期以来美国的工会运动限製移民的原因。来自国外的工人洪水般地压製了美国的工会。但在一些特殊的事例中，外来移民已被证明，他们既不是容易驾驭的工人，也不是自愿反抗工会的工具，这一点也是真实的。有无数的事例可以证明，外来移民为了工联主义的成功加盟工会进而成长为工会的领导成员。萨缪尔·龚帕斯、西德尼·希尔曼、大卫·杜宾斯卡和菲利普·默裏都是在国外出生的，他们仅仅是许多来自大洋彼岸的劳工领袖中几个显着的例子而已。

这只是历史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些成功的实业家也是如此，例如推动美国工业图景重构的安德鲁·卡内基。像在1820年至1940年之间的其他三千八百万移民一样，卡内基也是一个外来移民，只不过他在新大陆淘到了自己的财富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基业。

这两方面明显的例外只不过启发了许多无名的人，这些人都曾经卷入过一个陌生的社会，在那裏成千上万个无名的人都不知不觉地站在雇主的一边，他们与把美国工人组织起来的企图作斗争。14

欧洲的农民和隶属于同一个工会的美国产业工人之间的差距，如果说不是更有研究价值的话，也同样是值得我们关註的。他们两者截然不同的经历和观念简直是天各一方的两个世界。一些欧洲国家试图改变一个从农村地区新来的人的信仰，并赋予他一些对现代工厂中的工人来说很正常的心理和价值观，这种努力既是令人莫名其妙的也是让人悲痛欲绝的，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工会会员几乎难以企及。更为不同的是，美国除了存在农民和产业工人在习惯和态度上的差别，还存在由多种不同的且相互之间无法理解的语言所造成的特殊困难。15

1910年，外来移民在雇佣工人中所占的比例在煤矿厂是48.3%，在铜矿厂是65.4%，在铁矿厂则是66.8%。在服装厂，有超过70%的白人男性都是外来移民。在面包厂、製革厂、毛纺和精纺厂、高炉厂和轧钢厂，有超过50%的白人男性都是外来移民。在屠宰场、汽车和铁道车间、酿酒厂、黄铜製造厂、地毯製造厂、丝织厂、橡胶厂以及街道、公路、下水道和桥梁等建筑工地，在所有受雇的白人男性中外来移民所占的比例超过了40%。16

毫无疑问的是，由于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基础产业工人都是新来的农民，他们又使用许多不同的语言，因而工会组织者就对充分实现工联主义感到失望了。把出生在外国的工人转换为高素质的美国工会会员的负担有多么重，这可以从文化的多样性和復杂性中看出来，美国的天主教则必须妥善处理文化的多样性和復杂性：

    姓名地址录（1947年1月1日）把亚美尼亚人、法国人、德国人、波兰人、叙利亚人以及属于其他国籍和教派的人编入大约2000个教区目录当中。其他的资料也表明，至少有2855个教区向亚美尼亚、亚述、比利时、喀尔巴阡—俄罗斯、中国、克罗地亚、捷克、荷兰、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立陶宛、马耳他、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墨西哥和波多黎各）、叙利亚以及乌克兰血统的天主教徒提供服务。上述的大多数教区都属于罗马天主教教派。还有数百个教区属于亚美尼亚、拜占庭、卡尔迪亚、马龙教和东仪天主教的教派。在那些拜占庭教派中，乌克兰主教区拥有138个乌克兰教区和307065名教会会员。所谓的匹兹堡主教区拥有165个喀尔巴阡—俄罗斯教区、15个匈牙利教区和2个克罗地亚教区，共有大约285652名教会会员。如果这些数据都具有代表性，那么属于已知的非英语教区或国籍教区的天主教徒总数就超过了五百万。另外五百万教徒十有八九也属于国籍教区，尽管后者并没有像前者那样被人鉴定。17

美国的外来移民使用了许许多多种语言，这个问题可以由以下一个事实进一步说明，这个事实是，在1948年7月底美国竟有九百七十三家报纸商使用四十种不同的语言发行报纸。18

这个事实说明了今天的情况。如果想详细地说明上述问题，那么1910年的史实将会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到了1936年，当瓦格纳法令被美国政府颁布时，自移民潮以来的一代人已经去世了，伴随他们而去的还有他们的多样化语言和乡村习惯，这些语言和习惯已经被1917年的移民法令和1921年的限额法令严厉地禁止了。到了1936年，大多数产业工人都是在美国出生的，并且受到了美国传统习俗的熏陶。

那些把美国的工会力量不断增强的原因归罪于罗斯福新政和瓦格纳法令的人，太过于重视政治因素对美国工会组织成长的影响了。罗斯福新政仅仅是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它既没有发起这一进程，也不可能阻碍这一进程。影响美国工会快速成长的因素包括以下内容，把外来移民的孩子转为美国人，让他们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教会他们英语，赋予他们宝贵的美国遗产——自由独立的精神和传统的美国方法——对常见难题的讨论进行民主地总结。不可避免的是，在工厂中相遇的受美国式培训和教育的工人将会集中在一起，并且将会尝试作为一个整体来应对他们的需求。这些工人把他们的个体主义、他们的雄心壮誌和他们对发展和改善的愿望带进了工厂。工厂则把他们转变成一个「社会」，同时赋予他们一种具有凝聚力的相互依靠感。在这裏，工人们运用从美国社会学到的习惯和技能，以及他们从伙伴、共济会、棒球队和扶轮社中获得的经验，来满足现代工业强加给他们的要求。

比工会会员的数量增长更有意义的事情是，当前工会所包含的职业范围和种类也在不断地增长。在罗斯福新政以前，我们就有了演员工会和音乐家工会。现在，我们又有了由在大型公司工作的律师所组成的工会19，由职业舞蹈教师所组成的工会20，由工厂的保安所组成的工会，而且这些职工组建工会的权利已经得到最高法院的批准。21

如果上述事实仍然不足以显现出时代的趋势，那么我们仅需要补充一个事实就够了，那就是最近纽约股票交易所、场外证劵交易所和银行的雇员们也已经组建了工会。他们给工会的使命增添了意义，这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工会这个新「社会」的元素，而在已经组建工会的工厂中当代任何其他的经销商和工头都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新「社会」的元素，并且他们组建工会的权利也已经得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批准。22

到1948年，在美国的舞臺上，復杂的社会力量已经促使大约一千五百万的美国工人变成了工会会员，而在这个舞臺上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和瓦格纳法令仅仅是一些表面现象。在一个世纪的进程中，工会运动开始只是一种软弱地表达新社会要求的努力，现在却已经演变为一场伟大的运动。对致力于消灭这种合谋社会的人而言，这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答案，对坚持边沁所说的「共同体是一种虚假的结合」的人而言，这也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答案。同样，工会运动也回答了个体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或许每个人都与生俱来一种奇特的素质，即每个人都处于一个竞争性的地位，其他人可以挑战他的地位，正如亚当·斯密所指，「以物易物、物物交换」，这种奇特的素质把人同野兽区别开来。

有人承认工会在批判每一个人只代表他自己的个体主义理论时是孤立无援的，这种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每个人只代表他自己的理论也会被其他人否定。个体主义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并不是自始自终都相信这个信条的。从开始的时候起，学术界就存在着一些反对者，并且欧洲与美国的政治学、哲学和法学一直存在着人道主义和同情怜悯的优良传统，他们反抗推动社会原子化和个人孤立化的力量，但是这种反抗最初是无效的。在英国，人道主义和同情怜悯的传统包括这样一些姓名，如柯贝特、沙夫茨伯裏、罗米丽、狄更斯、拜伦、科尔裏奇、卡莱尔、罗斯金、查理斯·金斯利以及许多其他人。这种传统也包括一些家喻户晓的运动，例如基督教社会主义、互助会、消费合作社、机械学派、星期日学派和卫理公会教的礼拜。23

这些运动和许多类似的运动都是一个社会政治环境的组成部分，在1802年这个社会政治环境对十二岁以下的童工的劳动时间做出了限製，并且禁止童工从事夜间工作。1816年，运输童工的行为被禁止了；1819年，九岁以下的儿童被禁止在工厂中工作。这种补救性的立法程序已经延续下来而未受干扰，并且这种补救性的立法程序还扩展到了全世界的工业国家。把个人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中并通过执行最低保障製度来缓解工业化的影响是一个趋势，国际劳工组织和罗斯福新政仅仅是这个趋势的两个表现而已。

然而，当我们把政府政策中的这些变化与工会运动的成长相比较时，前者的重要性就要略逊于后者了。因为工会挽救了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且给予了工人一个扮演道德人的机会。现在，工人所需要的这个「社会」已经回来了。工人再一次成为了一个人，他不再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了，也不再是一只将要被人丢弃和抛弃的「手」了。

工联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尽管工会运动对现代世界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创造性影响，但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工会运动却几乎找不到朋友，而那些宣称自己是工会运动的朋友的知识分子们，过去是、现在也是工会运动最凶恶的敌人。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反思最近两个世纪所发生的一系列復杂的情况，他们将会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拒绝承认工联主义的重要性感到好奇，事实上工联主义是重构工业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在寻求摆脱他们自己的社会，要么是试图把这个社会丢弃到一个它无法运作的形式当中，要么是企图破坏这个社会得以维系的基础，并且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建这个社会。

古典经济学家和他们的门徒属于第一种类型；而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各种派别都属于第二种类型。上述两者都否认工联主义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和持久性的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能重构经济基础并且能重新界定人在这一经济基础中的地位。古典经济学家否定工会的意义，认为工会只会妨碍无限製的竞争，而这种竞争能给社会带来有益的成果。对他们来说，要么工会运动是无用的，因为它无法给工人们带来任何的改善，要么工会运动是有害的，因为在一个成熟的自由市场中它製造了人为的垄断，带来了更高的成本，并且对劳动者的自然流动造成了不必要的限製。古典经济学家否认工会运动的必要性也即否认它的有效性，然而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却否认工会运动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工会只是一种有利于他们实现自身革命理想的工具。上述这两种流派都否认自己面临着一个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转型格局。古典经济学家渴望达到一种消除任何障碍的自然和谐状态。而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则渴望按照他们内心的要求重构社会，并以此达到他们所设想的独特的社会和谐。如果工会运动不能被他们当作一种实现革命理想的工具来使用，那么他们就会把工会运动看成一种反对的和阻碍的力量。

对经济学家来说，工会的努力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正如麦卡洛克所说，「劳动者的雇主们是不可能随意武断地减少工资率的。」1工会的努力也是有害的，因为它们破坏了自然界的永恒法则。劳动者是不能改善他自己的状况的，因为「对于任何违背自然界法则的行为，自然界都会通过一种明确的回应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胆敢把自己的私人意愿同神的旨意对立起来的人是专横的，他的生命受到了不可避免的惩罚；他的短暂繁华也消失了，并且他还遭受了长时间的痛苦和自取灭亡的处罚。」2

尽管经济学家把工联主义诋毁为一种无用的努力，但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却致力于领导工人的组织，并且把一种特殊的目标渗透在工人组织当中。否则，工会就会妨碍他们实现「革命」的理想和处于革命之后的社会和谐。在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一方与工联主义者一方之间的差别是构成我们这个社会本质的一部分，这种差别是不可能被调和或消灭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通过意识形态来运作的，他们尤其喜欢一些建构社会「和谐」的宏大计划，而工会运动看起来却没有理性的基础。工会运动缺乏一种理论上的根基。它没有教条化的理论，它也无法对事物的产生和灭亡做出任何解释。它本身与生活一样是令人困惑的和自我更新的，并且它也是充满内在矛盾的。它甚至没有任何方向感。它的理论依据——假如它们能被人们这样称呼的话——是感情用事的和情绪化的。它呼吁提倡一些曾被革命家批判的价值观，最糟糕的是它仅仅致力于瞬间提高工人的地位并改善工人的状况。

共产主义者今天的懊恼和社会主义者昨天的懊恼都是因为工会缺乏逻辑和理性而引起的。由于工会缺乏一套简单的理论，工会运动必定会丧失真理。在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看来，工联主义者是一个叛逆的推动者，他的叛逆行为给我们的时代带来了巨大的困扰：一场将要开创一个完美世界的革命，而这个世界是由完美的人组成的。因此，社会革命家选择了破坏工会运动，或者试图领导工会运动并且赋予它统一的思想，这些思想将会促使工会运动为革命家的目标服务。这些革命家将会利用工会运动，然后再削弱工会运动，正如共产主义者所做的那样。

社会革命家拒绝承认工会运动代表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工业社会。他们无法了解到工会与经理人员之间的纠纷一直都是一种家庭纠纷。工会和企业的经理人员是共同发展的，也是互为依靠的，表现为同一个製度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在现代工业中，工会是把工人们联合在一起的必由之路，它使工人的角色在利益共同体中表现出来。工厂製度的命运同样也是工人自己的命运。尽管双方存在持久的争吵和表面上的内斗，但是工人为之争斗的事情只不过是一种属于工人和雇主的共同所有权。从一开始，基本的行业纪律已经使得工人把彼此视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并且把他们的工作和工厂也视为一个整体。要不然，一个半世纪以来持续不断的意见不同现在早已在一个真空状态中消失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

工人和他们的雇主身处于同一个利益共同体之中。在行业和工人的共同影响下，每一份工会合同都得到了经理人员的承认和认可，这些成果不仅具有经济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和心理的意义。由于每一次参加集体谈判的人员从未出现重復，因此社会本身也不再和从前一样。未来的一切都将建立在当前较新的社会结构之上，而工会合同恰好是这种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然而，对革命家而言，每一次的集体谈判都是一次对他们所期望的政治剧变的背叛。革命家不把工会与经理人员之间的不一致和斗争看成是一种为补救性调整而进行的自然运动，因而也不把这种不一致和斗争看成是一种有益的事情，相反他们选择通过彻底破坏孕育工人和雇主的社会来摆脱这些必不可少的冲突。革命家们相信，如果工人和雇主能从这些特殊的愤怒中解脱出来，那么他们就会从所有的愤怒中解脱出来。可见，革命家们的选择是摆脱这个真实的世界。

革命家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如何实现社会秩序的復归，但是他们都同意革命的终极目标是建构一个愤怒和异议不再出现的世界。在实现革命理想的努力中，知识分子重新解释了人类的本质，也重新解释了得以保持人类本质的社会製度。乌托邦主义的思想，不管它是来自古典经济学家，来自社会主义者，来自工团主义者，来自共产主义者，还是来自无政府主义者，都一致反对一些较为古老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内容涉及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和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比如，经济学家倡导的完全竞争观点反对有凝聚力的社会，就像共产主义者提倡通过革命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观点一样。他们两者都曲解了人类的本质并且否定了社会生活，因为他们都否认人是社会中的一名成员。

在这一点上，工联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或者「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工联主义者以较为古老的价值观为生，这些价值观来源于社会中的成员关系。他们以正义和自由这两个较为古老的概念为名义来进行抗争。但是，对于革命家来说，恢復旧价值观或改良新价值观的努力则是阻扰和妨碍他们的。他们对人们现在就承认由工会建构的社会感到极其可恨。在他们看来，工会的领导人是一个「卑鄙的资本家」，是一个「误导者」，而且还是一个「叛徒」。3工会挡在革命的道路前，阻塞了通往人间天堂的阳光大道。

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一直以来都认为他们自己优于工联主义者，他们所构想的政党既站在上级工会的立场之外又遵照上级工会的指令行事。他们想要领导和推动工人运动，并且想把一种阶级觉悟和意誌灌输给无组织的工人，以便用这种阶级觉悟和意誌实现革命家的理想。他们非常明确他们的目标，非常确信这些目标的不可避免性，以至于反对他们介入干预的工人领袖都受到了他们的谴责，并被他们看成是工人阶级的敌人。革命家是工人阶级唯一的代言人，这只是一个幻觉，而一种自发的催眠术正好用这个幻觉迷惑了这些革命家。事实上，他们已经取代了古代弥赛亚的角色，带领人民冲出山谷勇攀高峰，并且向人民展现这个世界而非下一个世界的辉煌景观，即使人民不愿意看到这种辉煌的景观。毕竟，那只是一件小事而已。人民群众将会被革命家们说服和鼓动，他们将会看到光明，尽管他们不愿意看到这种光明。列宁质问道，「在什么地方能体现出社会民主党的角色呢？如果不在人的『精神』中，……发起一场强大的运动来推进社会民主党的纲领。」4

共产主义者会通过创建一个铁的政党来发动工人阶级参加革命。「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一股最可怕的力量。如果没有一个铁的政党，……成功是根本不可能的。」5因此，在俄罗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运动是所有革命运动的模式和共产党的目标，「如果没有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命令和指示，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或组织问题都不能由共和国内任何一个国家机关做出决断。」6

工会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趋势不是提高工资的平均水平而是降低工资的平均水平。」7工会是一种误入歧途的和没有用的力量，因为「它们正在与结果斗争，而不是与引发这些结果的原因斗争。……它们只是运用了一些减轻剂来缓解疾病，而不是彻底根治疾病。」8工会必须以一个更大的目标为指向。「因此，它们不应该排斥一切只热衷于那些不可避免的游击战。……而应该把革命的口号写在它们的旗帜上：『废除工资製度』。」9不论何时，马克思只要一谈到工会，这一主题就贯穿在他的作品中。

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中，我们也发现了与此相同的思想。「为了实现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伟大理想，工会现在必须学会如何自觉地担当起组织工人阶级的重要使命。」工人组织的主要目标必定是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这是因为「工人阶级要么是革命的力量，要么什么都不是。」10

弗雷德裏希·恩格斯与马克思持同样的观点。工会自身的力量不足以实现革命的目标。「还有一些事情比工会和破坏统治阶级权力的罢工更为必要。」11公元1879年，恩格斯批判了英国的工会运动，因为英国的工会运动只把它的精力投入在「为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的罢工中，……这就是它的最终目标。」12对这种专心于实用和短期目标的治疗办法是，「到劳苦大众中去工作，劳苦大众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可塑性，在他们当中组织一支中坚力量。……当即将崩溃的现存『秩序』发生崩溃时，……这支力量将会取代现有的领导阶层。」13这就是恩格斯为劳动骑士团开出的药方，「从内部动摇并破坏」和夺取领导地位的思想已经被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所运用，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现今，他们仍然是这样做的。只有通过选举把工会接收过来，并且使其服务于事先预定好的目标，工会才是重要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想法在理论上是清晰的」，他们能解释并提出一个有力的论断，即每一场运动都必定会失败或走入歧途，除非它一如既往地坚持「废除工资製度」。14因此，註意到工会是「从内部被彻底改造」的事实是那些拥有科学信仰的人的职责所在。15

列宁继承了上述这些思想，并且把这些思想详细地阐述为一种工作方法。列宁撰写了很多文章证明自己的工作哲学，他认为工会有滋生资产阶级思想的危险，因而工会可能会演变成革命的障碍物。他通过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语来为自己的主张披上合法性和正统性的外衣。16

由于列宁获得了太多的来自伟大先知们（指马克思和恩格斯——译者註）的佐证，他在表达自己的主张时表现出了一种盲目的自信。在1900年，他曾提到：「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工人运动就会变得微不足道，就会不可避免地变得资产阶级化；如果只进行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会失去它的政治独立性；它就会变成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并且朝着伟大标语的相反方向运动，这个标语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依靠工人阶级自己』。」17

当然，这仅仅是革命家必须预防的事情。工人阶级则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使自身免于「从社会民主主义沦落为工联主义」。因为工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种明确的去政治化倾向」，所以「教育和引导工会」就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18这种教育只有一个目的：使工会运动服从于共产党的领导。只有通过领导工会，共产党才能实现它的奋斗目标。这一点在俄国已经做到了，如果共产主义运动继续蔓延下去，那么共产党领导工会的做法就将在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出现。19

可见，共产主义者已经遵循着他们伟大导师的灵感，总结提炼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领导、利用并削弱工会运动。工人的组织可能无法提出让共产主义者必须重视的目标，除非它们提出的目标与共产党的政治和革命目标相适应。除此以外，工会运动只是一种误导工人阶级的努力，这种努力会把工人阶级引向一个「资产阶级化」的方向。当然，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工会运动也是极其危险的、起到阻碍作用的，因为他们也有拯救工人阶级的计划，即便他们的做法违背了工人阶级的意愿。

共产主义者明确否定了工联主义的意义，他们只把工会当作一个工具来使用，这种做法在所有的社会革命运动中都是适用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相似，也有一个超越工联主义的理想，工会对他们来说只能是实现未来理想图景的工具而已。根据卡尔·考茨基的观点，工会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们领导了社会革命。工会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们是一种战斗性的组织，而不是促进社会和平的组织」。这一论断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到目前为止工会已经充分显示「它们最多只是一种令雇主们讨厌的事物」。20

社会主义者，无论他们是多么地调和与保守，都不可能摆脱他们优越的使命感和洞察力。莫裏斯·希尔葵谨慎地宣称，「社会主义者与工联主义者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前者很明确自己要实现的最终目标[资本主义的灭亡]……而后者并不是这样。」21丹尼尔·德·雷恩则更加直截了当地断言社会主义者具有更为出色的智慧和洞察力。他认为，「被称为工会的事物充当的只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障碍。」22短期的要求也许只是一个陷阱，除非这些要求能接受如下的检验：「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步骤与最终的目标是相符合的吗？」否则，它只能是「一个陷阱和灾难」。因此，使工会运动具备「正确的知识」是那些拥有最高理想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23

正如人们能看到的那样，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动机是相同的。在他们看来，工会仅仅只是一种工具而已，这种工具是由那些知道真理和前途的人来塑造的，而工会会员也只能接受那些知道真理和前途的人的灌输与教导。许多年以来，在丹尼尔·德·雷恩与萨缪尔·龚帕斯之间发生的激烈争论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对龚帕斯而言，工会运动是行使工会自身权利的一种机製；对德·雷恩而言，正如对所有其他的激进分子而言，工会运动要么是实现他们所期待的更远大目标的手段，要么则什么都不是。如果工会运动不能按照社会主义者所期望的道路前进，那么它只能是一个「陷阱」。

当尤金·德布斯成为一名社会主义的皈依者时，他也是持一个类似的观点。工会运动应该受到一个更远大的目标的影响。工人运动意味着「它的目标要远远高于微不足道的工资增长。……它更高的目标应该是推翻整个资本主义製度……。」24

工团主义者一开始也是持马克思的观点25，他们使工会发挥出自己独特的作用。同样地，他们也会引导工会朝着他们所设定的方向前进。权力分散的工会将会继承国家的权力，而不是继承国家的罪恶。开创未来的总罢工不仅将会摧毁资本主义製度，而且将会赋予工人们一种神秘的责任感、纯洁感和美德感，而这种责任感、纯洁感和美德感将会永远放射出万丈光芒。天堂将会在社会巨变之后出现，并且将会永远保持完美无疵的状态。

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工会陷入了一个错综復杂的工业社会之中，它拼命地斗争使自身适应于来自日常生活的不断变化的压力，并且适应于来自人和共同体的不断变化的需要，甚至在工团主义者当中工会也不是令人满意的。对于工团主义者而言，工会的作用只有在未来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工会目前的任务就是为社会巨变之后的日子做准备而已。

无政府主义者也陷入了同样的理论体系之中，他们对工会做出的反应与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反应是何其相似啊，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巴枯宁。在巴枯宁看来，工人们和他们的组织都应该接受改造和引导。罢工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冲突的开端」，并且加深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罢工算是一场战争，只有在爆发战争的时候，群众才能自发地组织起来。」于是，「倘若优秀的领袖是存在于人间的，那么愤怒的群众就会像熔化了的金属一样，被倾倒并熔化在一个固态的块状体之中，这些熔化了的金属要比冷却的金属更容易成型。」谁能够成为比无政府主义者还要优秀的领袖呢？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与其他所有革命家的目标是一样的：让工人和工会组织准备「一场我们现在能够预见的可怕的社会革命」。26社会巨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其他的事情则都会迎刃而解。与工团主义者一样，巴枯宁也极其相信未来。当下他要做的事只是破坏，而他的工具、他唯一的工具就是工会。

在工会运动方面，革命家们的立场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无论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有多大。对他们而言，只要把词语「共产主义者」改写为「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或者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者」，下述这个论断就肯定是成立的：「如果工会是一个群众性组织，那么参加工会就是每一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使这个工会是一个极其反动的工会。只有在工会和工厂中进行经常和持久的工作，从而为工人的利益提供坚定而有力的保护，并且与改良主义的官僚进行无情的斗争，共产党才有可能赢得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并且把组织起来的产业工人争取到自己的阵营中。」27

总之，「空想主义者们」无论属于何种类别，他们从内心深处都没有意识到工会运动自身的重要性。他们都坚持干预工会运动，以便促进他们所特有的目标的实现，这些目标反映出他们对社会本质和人的本质的价值判断。他们都不认同工联主义能够胜任把工人组织起来的使命。工人组织工会的具体理由在他们看来都是不重要的、临时性的、甚至是有害的。如果工人阶级只致力于提高工资、改善劳动环境、缩短劳动时间和争取在工厂中的身份与地位，那么工人阶级就将习得一种「商业思维」，而且对革命家一方来说工人阶级将变得更加难以驾驭和驯化。

所有的革命家都不愿意生活在当下这个世界。通过促成一场社会巨变把现存的世界摧毁之后，他们势必会着眼于遥远的来世。千禧年主义一直以来都是真实存在的。革命家们会有他们无法实现的目标——和平，这是因为和平意味着没有改变，没有运动，没有摩擦，也没有热情。革命家们从来都不理解，组建工会将会使整个社会在工会的运作下得到明显的改善。工会并不是一种对抗社会的工具；相反，它是组成社会的另外一种方式，它不仅组织社会的劳动，而且还构造所有其他的社会形式。

当工会运动发生的时候，政治、经济、家庭、道德、人们的身份地位、动机和目的、维系生存的手段都会随之而改变。正是由于工会只专註于这些细节的原因，工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社会本身。把工人组织起来并非简单地表现为一场经济运动、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它甚至超越了经济运动、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总和；它实质是以另外一种模式重构了整个社会。

然而，在一名革命家看来，工会似乎没有一点重要性可言，这是因为工会太专註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并且从事于一些妥协让步的活动。革命家所关心的是一个远大的计划，试图建构「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致力于一个总体性的计划会使革命家把工联主义轻蔑地看成是一些没有重要意义的事物，除非他能让工会运动服从于他的远大目标，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革命家不可能承认工会的地位，因为承认工会的地位就意味着承认社会结构的復杂性，自然也将挫败按照他内心的意愿来构造世界的任何企图。

因此，工会运动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朋友。除了工联主义者以外，每一个人似乎都知道工会应该朝向何处发展。而工联主义者自己却不善于表达工会运动的发展方向。工联主义者的优势在于，有一件事情是他绝不可能退让的：他的短期目标，因为这是他唯一关註的事情。如果他在这件事情上做出让步，那么他也就否定了他自己的事业。正如一个虔诚的教徒，无论他属于何种教派，或者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工联主义者决不会认同这样一些观点，即接受外部力量的领导是正确的，或外部力量能真实地了解工联主义者，或工会运动绝不可能克服它自身的缺陷。工联主义者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力量生存下来，不得不抵製外部力量的企图，不管这些外部力量是想扰乱工会组织还是想控製工会组织。

在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希尔葵、德·雷恩、宋雷尔、列宁、巴枯宁和其他一些人看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目标，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从属于这个目标。在他们看来，工人们总是关註于一些短期的、特定的、局部的、切实的事情——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工资、在工厂中获得更多的自由——而这些事情都是带有欺骗性质的。这些「经济曝光」仅仅是「资产阶级政治」的一个侧面而已。理性的领导者和思想家的使命应该是「领导并走在自发性运动的前面」，因为对理性的领导者和思想家而言，目标比手段要更为重要，反之对工会而言，工会经常在琐碎的事务上达成妥协，这些事务来源于一个復杂的工业社会，但这种妥协是工会得以存在的本质体现。

到现在为止，在工会问题上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一百五十年并且仍将继续争论下去。经济学家会和工人组织达成和解，但他们的行动一直都是滞后的，而且只是半心半意的。很少会有职业的经济学家愿意在经济领域认可工联主义，他们不认为工会对工业产量的增加有积极作用，也不认为工会对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积极作用。从认为工人组织是一种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和干扰作用的力量，到认为工人组织是一种对经济发展起到有益和建设性作用的力量，这一思想观念的转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最起码，工人组织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⑴保护工人免遭资本家的剥削；⑵通过提高工人的购买力来促进批量生产的发展；⑶增强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效率，从而应对工业成本过高的挑战。

那些认为工联主义能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经济学家如今已经被证明是极其友善的了。这些经济学家试图维护他们的自由企业理论「模型」，并且使他们自己适应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个竞争激烈的经济体是以大企业集团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个体企业为基础的。28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者确保控製工会的斗争也已经变得越来越激烈并且受到越来越多的责骂，因为随着有组织的工人力量不断增大，工会涉及的利益关系也相应地扩大了，如果工会运动受到共产主义者的牢固控製，那么革命的愿望就会更加迫切地凸显出来。然而，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彻底控製工会运动，除了一些先前他们就已经实现政治统治的国家之外。甚至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虽然工会运动长期以来都受到政治的操纵，但是共产主义者仍然无法实现他们的目标，即便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提出其它主张的人也质疑共产主义者关于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主张——包括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天主教工会。此外，还存在一个下层社会，它以「纯粹与简单」的工联主义自居，它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反对政客们的任何奉承与诱骗。

在许多充分发展的工业化国家中，例如英国和美国，通过政党来控製工会的方法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这并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事实确实如此，甚至于在今天的英国，尽管工党是当权的执政党，但人们却可以说是工会控製着工党，而不是工党控製着工会。工党虽然竭力拉拢工会的领导人为它自己的计划服务，但是它并不能使工会按照它规定的路线行进，相反它的生存还要取决于工人组织的容许。

历史记录显示，理性的改革家和革命家总是大吵大嚷地批判我们这个发展中的工业社会具有罪恶的一面，但他们几乎都没有意识到，由工人阶级建立起来的看似不起眼的工会在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没有看到，工会是在现代社会中自然发育、成长起来的，工会在重构一个新「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必不可少的、合情合理的作用，在这个新「社会」中工人能够重新获得他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并且能够再一次成为一名有道德修养的人。 

契约对身份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工联主义已经迫使我们整个工业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迁。世界各地都表现出了这种结构性变迁的总特征。尽管不同的国家和区域有着鲜明的差异性，但是结构性变迁的特征却是它们的共同点，这种特征在各个地区都很明显。一种新型的劳动关系模式现在已经诞生了，并且它获得了整个工业世界的认可，正如公司製度、托拉斯製度和卡特尔製度也被整个工业世界认可一样。

随着工业社会的结构性变迁，集体协商和谈判已经成为一种处理劳资关系的主要方法，用于调停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发生的日常纠纷。然而，人们却反復地发问：集体协商和谈判是否能与以下这些议题和谐共存呢？这些议题包括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维持「充分就业」，提高产品数量，推动技术的持续发展，缩小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之间周期性交替的趋势，保障工作的安全性以及保护个人的自由免遭践踏，因为个人自由对于一个民主的生活方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所有这些议题都是我们这个时代要实现的基本目标，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总方向，那就是个体工人要求实现「经济安全」。

集体协商和谈判的发展结果必然如此，因为正如韦伯所说，「集体协商和谈判……在它的最高发展阶段暗含着一种强製性的工联主义。」1而这种强製性工联主义的表现形式就是确保工会的安全，1945年「在受到集体协议保护的工人当中，有大约77%的工人也同时受到了包含有工会保障条款的协议保护。」2工会的安全必须得到保障，因为如果工会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那么「工会就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即作为一支在集体谈判中代表工人利益的有生力量。」3如果工人们可以选择的话，工人们肯定会以压倒性的数量优势选择工会的安全。在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工厂举行的一万次选举当中，「98%的选举……都是以工会的胜利而告终」4，而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工厂正是确保工会安全的最初形式。有效的集体协商和谈判表明，工会的会员资格已经成为工人获得工作的前提条件。写入集体协议中的各种类型的工会安全条款，包括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工厂、工会会员资格保留条款以及工会的招聘大厅，都无法改变上述论断的精神实质。总之，目前正在发生的事实是，「工作控製权正在从雇主的手中转向工会的手中。」5

只要工会有能力限製住准许入会的工人数量，并且坚持把会员资格作为工人谋取或保留一份工作的前提条件，工会就能够控製住整个行业的工人。根据普通法的规定，美国的法院是支持工会拥有拒绝接纳新会员的权利的，它的理由是工会组织是一个自愿性的团体。6但是，工会组织也是一个拥有强製性权力的自愿性团体，工会的强製性权力既可以控製雇主也可以控製工人。事实上，工会组织还是一个秘密的立法机关，它所製定的法律法规可以影响到数百万人的生活和数千家企业的经营活动。美国现有的超过五万份的集体协议都能够证明这一点。签订这些协议的工会组织都可以对工会会员的行为施加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及时限定会员的日常生活范围，也可以重新界定会员的特权，而会员在法律面前仍然是人人平等的。在没有目标或计划指引的条件下，工会运动正在把工人们整合到一个社会共同体当中，在那裏工会建立了一系列不同的社会秩序。工会运动正在恢復和重构一个以身份为基础的社会，并且正在摧毁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众所周知的社会——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7

如果说工会中的会员资格在本质上是一种工作机会，如果每一个工会都有自己製定的准入资格、学徒身份、应得权益、会费、晋升、工资、退休基金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规则，如果每一个工会在实际上都变成了社会共同体中一种变相的秩序，使自己的会员具有只有在自己内部才可以分享到的权利和豁免权，那么会员们就会发现，一个人要想离开他的工会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对这种擅离职守的惩罚是很严厉的。这些惩罚包括失去工作，在同一行业内不得获得其它的雇佣、失去资历和可能的晋升、放弃积累起来的退休、伤病和养老福利。一种新型的权利和纪律机构现在已经诞生了，它彻底改变了一个自由社会的本质属性。因为工会这个谈判机构可以用发薪水时扣除工会会费的方式，不经过工人的同意就从他那裏收取会费（工会自己的征税方式），并且还能促使工会保障条款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工人最终会加入工会组织，成为一名工会会员。随着这些全行业协议的扩展，我们正在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在这个社会形态中身份而非契约是统治的规则。

在理论上，这种会员身份是自愿承认的。但是在现实中，不承认这种「自愿性」身份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遭受社会的惩罚。现今，这种强製性的成员资格存在于绝大多数的行业、工作和职业当中，从理发师到钢铁工人，从音乐师到飞行员，从合唱队的女队员到海员。强製性的成员资格已把技能型工作和非技能型工作、职业工作和学徒工作、小规模工厂和大规模工厂、高度机械化行业和半机械化行业都包括在内并且使其成为自身的组成部分，而这种身份化的运动并没有出现立即停止的前景。如果说工联主义的历史能够证明某个事实，那么这个事实就是：当前，限製性立法或其它的反对措施不可能使工会运动停止下来，这些措施都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因为工会运动是新生的事物。

值得註意的是，身份化运动的发展现今已经被证明是合法、合理的，而且它还捍卫了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名义。但工会所宣称的自由、平等和公正带有一种功能性的而非政治性的或公民性的意义。个体工人要求实现「经济安全」的努力会带来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无法预料的副产品，即以较为古老的「等级」秩序为基础逐渐重构我们的工业社会。工业革命摧毁了一个较为古老的社会体系，在这个社会体系中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同时每一个人也都能实现他作为一个人的角色。工业革命逐渐分解了这个「社会」，并且剥夺了每一个人的传统责任和义务。但是，社会团体的成员资格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需的，当工人们在工厂中聚集起来的时候，它以一种新的形式再次出现了。工厂是工人们工作的共同环境，在这裏昨天还是互不相识的人今天就成为了工作伙伴。遵循工会运动的结构和影响而形成的新社会是对工厂製度所确立的组织关系的必要衔接。曾经摧毁身份社会的工业主义现在已经恢復和重构了一个新的身份社会。在西方世界，上一个一百五十年是人学史上一个奇怪的插曲，在一段时期内人是「自由的」，他从一个古老的团体中解放出来，而在此之后他又日趋重新加入另一个社会团体。如果说我对这个插曲有什么看法，那就是现在正在形成的「等级」製度是工业革命的必然趋势和逻辑结果。

工会运动的发展过程是令人捉摸不透的，因为像每个「社会」一样，工会也提出了太多的目标。工会的章程和规则可以被人看作是工会有意识目标的正式化身，但是工会的联合行动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副产品。正如生活本身，工会也有创造性的特征，并且它所带来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无法预知的。工会为实现自己的统治而製定的规则就像国内法，同样适用于所有的工会组织，它们对于工会的生存来说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这些成文的规则只是工会管理规范的正式组成部分；此外还有不成文的规则、群体的习惯和由日常经验创造的在特殊环境中运用的惯例。这种不成文的规则只能被人们的感觉含糊地界定，只要整个群体的人都认为这条规则既正确又合理即可。会员与非会员之间的差异包括忠诚度、价值观、权利、责任、特权和豁免权、宽容心和期望值，这些差异使不成文的规则让人能够感觉得出来，并且促进了以工会章程为表现形式的成文规则的实施。每一家工会组织都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和象征符号，以便彰显它自身的特殊性和认同感。正是这种模糊而又极为传统的标识界定了工会的特征并确保了工会的存在。如果工会仅仅依靠它的章程和规则生存，那么它的生命力就不会旺盛，它的生命也是不安而短暂的。工会的组织凝聚力才真正把它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赋予给它。

除了工会自己的内部规范，包括成文的规则和不成文的规则，工会还製定处理工会与企业关系的外部规范。无论企业是否签订过一份集体协议，企业内部都有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法律」实体，它界定了工人与经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即便那裏不存在一个正式的工会组织这也是事实，因为工人团体早在工会组织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工人团体的存在则意味着一个半自觉的、承认一半权利和责任的实体的存在。在工会产生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条不成文的原则就已经触及了劳动者与管理者的关系。根据这条原则，工人唯一可以选择的斗争策略就是扰乱和解散。工会的出现只不过是把现存的工人团体正式化而已。

当工会与工厂管理层签订了一份集体协议时，他们双方就为执行和发展所谓的「工业判例」提供了一种工具。但是，这种「工业判例」从工人们依据工厂的公共纪律第一次结合成一个团体以后就一直存在了。因此，集体协议只是过去已经存在的惯例和特权的具体化身。

集体协议起初并不是一种实现工业和平的工具。它的作用仅仅在于把产生劳资冲突的议题置于一个公认的「习惯法」程序之中。它的目的并不是追求工业宁静；这个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它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劳资双方所公认的规则来处理不可避免的劳资冲突。它的目标——唯一可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套规则体系，这套规则体系有利于和平解决劳资纠纷的延续，而劳资纠纷在任何一家企业每天都会出现一千次。它的目标是通过把劳资冲突限製在一个由劳资双方共同签署的「习惯法」体内，从而使得罢工行为不再成为必要。

因此，集体协议变成了一种工具，使劳资双方公认的规则适应于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然而，随着这些规则的适用范围不断推广，由契约统治人的生活的领域逐渐缩小了，由身份统治人的生活的领域则逐渐扩大了。集体协商和谈判是实现这一巨大社会转型的良性工具，而工会—管理层协议则是这个新社会中不断成熟的「法律」。集体劳动协议以其自身存在的方式否定了过去使用的自由劳动者概念。集体协议是身份社会的构造物质，而工会正在利用集体协议一点一点地建构一个身份社会。即使身份社会这个大厦现在还没有完成，它的工程也是进展顺利的，它的宏大框架也已经展现出来了。集体协议记录了由管理者和劳动者共同创造出来的游戏规则。劳资博弈的游戏始终未变，但是游戏规则却一直呈几何倍数增加，它所囊括的内容也更广泛了，因为每一份集体协议都是建立在过往的基础之上的。昨天看起来是新鲜的规则，今天就变成顺理成章的事情，新的规则只前进至工会到目前为止占领的阵地。处理工人与雇主关系的「工业判例」正在不断向外推广，也必须向外推广，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被迫依赖工资来维持他们的全部生活和所有安全。

如果说代表工联主义的离心力量使工联主义成为必要和可能，那么工会所要建构的身份社会和福利国家所要建构的计划社会也都是根源于这种离心力量。在过去那个无助和恐慌的时期，人们对货币工资依赖性的不断增强已经使自身越来越依附于某个外部机构。只要人们能以自己创造的实际收入来担负起他们更多的生活所需，货币工资的不确定性就能够被人们所忍受。当然，社会有能力也的确提供给人们衣食住行的最低需求保障，并在人生病和年老时给予人关怀、在人的婴儿和儿童期给予人关爱、在人死亡和灾难降临时给予人关照。但是，使人们获得一份实际收入仍然是也必须是一个家庭或一个社区的努力方向。家庭亦或社区还需要扮演一个自然的社会保障机构，以保障孤儿、老年人和病残人的生活。当人们越是依赖于一份实际收入时，家庭和社区所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而当人们越是依赖于一份货币工资时，家庭成员和社区成员的个体化、平等化和孤立化也就越彻底。

当历史迈入我们这个城市化的工业社会，当货币工资已经代表大多数人的唯一收入时，货币工资带给人们的就不仅仅是彻底的独立和孤立，而且还包括每个人在他生命的某个时刻对人世沧桑和自我需求的彻底无奈。货币收入彻底取代其它所有收入的事实使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成为可能，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摧毁了大家庭和教会社区。现今，自由而又无助的个人只能要么向工会寻求依靠要么向国家寻求依靠，因为一个人孩童时期、守寡时期、年老时期和伤残病弱时期的生活需要既无法由家庭来满足也无法由教区来满足。事实上，家庭和教区作为有效的社会保障机构的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人们需要别的机构来接替它们。在默认的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由工会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国家出面，来满足无依无靠的人所提出的各种要求。公共和私人慈善机构不能起到作用，因为它们只是满足了一个人的部分生活需求，而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一个经济体来养活，在这个经济体中实际收入是他日常生活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不安全」只是一部分人的状态，主要影响的是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失去宝贵的大家庭或教区会员资格的人。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跌落」到接受施舍的地步。儿童和老人都能在家中或在教区中得到照顾，因为那个时候家庭和教区都还存在。而当货币工资成为生活的唯一来源以后，家庭和教区就都解体了。由于货币工资具有不稳定的特点，还由于不包括失业者在内的儿童、无人依靠的寡妇、病人和老人都没有能力获得一份货币工资，不安全的状态就在人群中瞬间普遍化了。所有的男女都从婴儿开始逐渐长大，现在越来越多的男女却在年老和无助的时候草草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丧失了挣得一份货币工资的能力。

福利国家是针对这种紧迫状况的现实回应。作为一种新的政策，福利国家现在已经成为公众的焦点，因为个人的不安全状态已经在一个越来越大的范围内普及。很久以前，工会就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工会先于国家意识到个人不安全状态的危险性，因为工会一直关註那些依靠货币工资维系生活的人们，货币工资是他们的全部收入。

经济学家假设，一个竞争性的社会是很好的和有益的，它过去有利于现在仍然有利于遮蔽我们这个现代社会的弊病，在竞争性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拿自己的劳动力在市场上做交易。但是，在竞争性的社会中货币工资却成为所有人的唯一收入来源，因此这个社会使经济体本身的运作充满了復杂性和危险性，同时也使所有的人陷入了不安全的恐慌之中，然而作为个体的人是没有能力消除这种不安全感的。随着人们对这种普遍不安全现象的认识不断加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艾夫斯提出了一项一般性的议案，要求国家每个月向每一位老人提供一百美元的养老金。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公平政策」、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思潮以及越来越多的工会要求也应运而生了。

近几年来，人们提出的养老金、医疗金和退休金要求都是现实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个现实是，在我们这个城市化的工业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都丧失了实际收入的来源。可见，人们提出的这些要求是合情合理的。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些要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而是在于它们是由工会和企业来满足还是由福利国家通过征税的方式来满足。

工会既很弱小又很迟钝，以至于更多的需求已经在企业和工会有能力全面普及传统安全需求之前赶超了它们。否则，社会就可以免遭福利国家邪恶利益的侵犯了。不过，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就所有人或者绝大多数的人而言，对一份货币工资收入的彻底依赖只能在国家的专製统治下结束，国家才能保障人们所需要的安全。这是因为国家要想保障经济安全，它就不仅要征收社会积蓄的物资，而且要干涉我们这个工业社会的运行，以便减少失业和冲突现象，而工业社会的復杂性使失业和冲突成为可能并且不可避免。为了使人从不安全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国家会及时采取措施来更有力地控製生产、控製社会成员，以便管理它们并使国家必须提供的「福利」卓有成效，而个人对国家依赖性的不断增强也迫使国家这样去做。

这些未经註意的事实——对货币收入的彻底依赖所造成的后果——也许无法解释福利国家领导人的有意辩护行为。要知道，福利国家的领导人也同样身处于一个竞争性的社会，领导人也是这个社会无知和无助的受害者，这个社会的理想是让货币工资来表示更多人民群众的收入。同样，领导人也陷入了由我们这个竞争性社会造成的復杂局面，他们无法控製这一復杂局面，他们对这一復杂局面的干涉就如同一只失明的老鼠咬到了一根会弹出陷阱的绳索。领导人在道义上是没有过失的，他们的意图是善良的，他们的最高目标也是有益的。事实上，他们既不用为他们所要拯救的罪恶承担任何责任，也不用为他们所要采取的手段承担任何责任。

我们的社会环境需要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劳动分工的扩大和人们对一种间接谋生方法依赖性的增强则是生产效率提高的必然结果。这种间接的谋生方法——从餐馆而非家庭获取你的食物、购买面包而非你亲自烘烤面包、把你的衬衫送去洗衣店洗而非在家中自己洗——是「高效的」，但是它需要人们拥有一份更高的收入。间接的谋生方法还增加了社会的復杂性，增加了个人的无助感，使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地趋向了不安全。上述过程所产生的个人不安全状态促进了工会要求的日益增长，也解释了福利国家的职责所在。如果工人们无法在企业和工会这个载体中获得必要的安全保障，那么国家就将执行这项任务。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将破坏我们这个时代的自由权，并且使人们屈从于一个吞并一切的利维坦。如果工会能够给工人提供安全保障，那么工会就将恢復和重构一种身份社会，在那裏统治大型社会的法律将延续下来，它的作用是保护个人免于为获得安全支付太高的代价，而个人的安全将会由工会赋予。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分工有可能会保存人的独立意识，而人的独立意识曾经被福利国家以世界上最好的意图和自由的名义极度损害。

工会正在做的事情也是它必须做的事情。工会必须加强它对个体工人的责任，也必须把它对会员福利的责任推广到企业身上。只有这样，工会才能既拯救了自己又拯救了企业，即使拯救企业并不是它有意识的目标。不过，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过去的竞争性结构也许未来将会走向毁灭，但无论无何它现在已经处于毁灭之中了，即便它不是被工会破坏的，那它也会被企业和国家破坏。如果企业和工会不去承担被无助的家庭、贫困的教堂和衰弱的教区所抛弃的责任，那么国家就必须承担这些责任。

在面对消费经济完全货币化的挑战中，工会已经发现集体协议是一种具有灵活性的理想化工具，工会可以利用集体协议向它的会员提供越来越多的安全保障。但是，工会利用集体协议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工会日益增长的要求必须反映会员日益增长的需要和期望；其二，集体协议必须建立在先例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原则或教条的基础之上。工会并没有设想把一个理论写进一部法律中；它是想要创造一部出自于无数详细的先例和判例的法律。认为每一份集体协议都建立在某种独一无二的原则之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每一份集体协议在细节上都是不同的，并且极大地扩大了自身所认同的条款数量，但是它们在基本承诺上都是保持一致的。这些协议从产生之时起到现在为止都是集体努力的结果而非个人努力的结果，这种集体努力的方向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个时代侵犯劳动者权益的问题。这一点可以从每一份集体劳动协议所涉及的内容和所必须完成的使命当中看出来。

先前，个体劳动者会在事先没有接到通知的情况下被雇主随意解除劳动合同。但是，根据集体协商和谈判的规定：

1. 集体协议是有时间限定的。

2. 它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先决条件，包括在「工业判例」和先例中的法律条件和惯例条件。

3. 它是普及化的，以至于能复盖到所有的工人和所有的团体、车间、工厂。

4. 它的目标与工作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例如工会会员的机会均等。

5. 它限製了其他工人的权利和机会，因为这些人没有被协议包括在其中。

6. 它表达了所有工会会员的期望，包括正在工厂工作的会员和即将在工厂工作的会员。

7. 它承认工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承认工会是工人的代理机构，拥有干涉企业的权力。

8. 它承认工会的内部规则是协议的一部分；例如，企业可以解雇一个失去工会会员资格的人。

9. 它把立即签约所带来的好处扩展到未来：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10. 它承认工人拥有参加工作的「权利」。

11. 它在某种意义上使下述这项权利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下岗工资和退休工资的多少将取决于工人的工龄。

12. 它界定了会员的特权并使其普及化，例如带薪休假。

13. 它通过按资排辈的方法管理着个人未来的职业生涯。

14. 它把工会会员的工资序列、晋职序列和退休序列分成不同的层级。

15. 它通过工厂委员会、仲裁製度和大公无私的主席向工人们提供「法律」救济。

16. 它承认日益增加的「工业判例」。

17. 它把工资合同与某些外部标准联系起来，例如物价变动、生产力、利润、更高的生活水平。

18. 它设置了准许进入企业的门槛：年龄、学徒身份、工会的会员资格。

19. 它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允许工人们错开上班，并且日益对经理人员施加其它类似的限製。

20. 它涉及有关处罚雇主、雇员和工会的规定。

21. 它建构了一个内部的司法体系。

22. 它确立了与工作相配而非与工人相配的权利，这些权利的内容是不断增加的。

23. 它赋予工会统治的权力，同时也要求工会对会员和企业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

上述这些原则都包含在最早的一份工会—管理层协议当中。随着协议的更新而逐渐写入协议之中的具体条款大概包括先例、便利和相关的权力。这些权利和豁免权是不能在一家工会和另一家工会之间互相交换的。一旦一个工人的命运与一家工会和一家企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那么对他来说要想改变他在这个新「社会」中的相应身份就会变得日益困难起来，要想从为他规定相应角色的一家工会转到另一家他发现也许更符合自己意愿的工会也会变得日益困难起来。

事实上，工人已经陷入了一个限製他的流动范围和工作机会的製度当中。帕特裏奥先生指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他说：「我不知道他[一名被工会驱逐的音乐师]今天将会在哪裏找到一份工作。驱逐出会对一个依靠乐器表演为生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8驱逐出会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剥夺了工人曾经获得过的身份，但却没有为工人恢復签订一份个体劳动协议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广大区域内都已不再存在了。

所有者与劳动者

如果说工联主义所代表的「社会」已经使工人重新获得一种道德世界中的认同感，那么这个「社会」也同样引发了一些无法预料的困难。发生在现代经济体中的某些变化目前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工联主义的特性。在理论上，工人被视为是不具人格的、金钱至上的、高度流变的。一个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从事按工作日计算的工作，甚至在从事按小时计算的工作。他不仅可以自由地放弃他的工作，而且按照竞争的理论他还可以从事一个更好的工作，只要这个工作是他可以争取到的。他不需要对雇主、企业家和政治国家承担任何的责任——只需要对他自己负责。他的能力是由金钱报酬来衡量的——也就是说，是由劳动力价格来衡量的。因此，这个理论是符合大量的实践经验的。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社区迁移，也同样由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迁移，劳动力的频繁流动，工人对不同类型的工作重復选择以便找到一个更适合于自己的工作，在经济周期下就业形势的潮起潮落，在季节性行业中工作的周期性变化，由引进新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作变更，所有的这一切都滋生了一种不安全感、一种颠沛流离的习性和一种对任何给定的工作都毫不关心的态度。

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是与不断变动的工资密切相关的，对这种状态的认同给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带来了一层异乎寻常的违反道德的含意。不过，这并没有否认还存在无数个在某一给定的工种、行业或技术领域持续工作的例子。但是，工人们的总体感觉仍然是一种不安全感。任何一个人要是看到工人们在失业期间为了谋取一份工作而站在工厂的大门前面排队，或者在一个公司与另一个公司之间游荡徘徊，或者回应一则招募「雇员」的广告并发现其他成百上千的工人都排在他的前面，这个人就会意识到由人类与工作对象或工作场所之间的分离所带来的心理和道德含意。

在工人与他的工作之间形成的认同感破裂了，有趣的是所有者和他所拥有的财物之间的关系也同样破裂了。可以说，整个工业结构都发生了改变。上百万的股票所有者（有时候在一个大公司内就有几十万名股票所有者）都享有公司的所有权，但是他们对此却充满了无知，不负担任何直接的责任，而且没有做出任何道德承诺。如果他们感到不满意，他们就会出售他们手中的所有权并买进另一家企业的所有权。他们的行为就像工人一样，工人总是在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厌倦于在一个地方工作，站在招聘队伍中等待被雇用，或者浏览招聘广告以便确认在其它地方是否还有一个好的工作岗位是空缺的。因此，我们这个社会具有一种双重的流动性和一种双重的无责任性，包括劳动者的流动和所有者的流动，以及劳动者的无责任和所有者的无责任。在每一种情况下，控製行为主体的动机都是金钱至上。绝大多数劳动者和所有者现在都处在同一条船上：他们依靠一个企业维持生计，而他们无须对这个企业承担道德责任，他们在企业中的目的仅仅是寻求一个获得金钱的机遇。

由个人、家庭或合伙人拥有所有权的时代已经逐渐让位于这样一个时代，在那裏人们与赖以谋生的工厂之间处于一种流动的、非个人的关系，而在过去的时代人们的生计则依赖于人们对工厂琐事的持续关註和个人义务的履行。现今，法人体製的新奇之处不仅在于它的规模或它拥有更多的财产，而且在于它给所有权带来的变革。在法人体製下，股票的购买者拥有一种片刻之间就可以使自己摆脱公司的所有权。他与公司的关系是一种金钱的关系，他通过各种方法来测算预期利润，这些方法也困扰着那些最为敏感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和其他的股票所有者共同拥有整个公司，但是他们都不熟悉公司的管理者；他们甚至不知道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姓名。他们不能做出任何影响公司的行政性决定；他们不会对公司的运作承担任何直接的责任，在被邀请建言献策时也没有能力对公司内众多的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公司是由代表股东的管理层来运作的，在公司当中经理人员自身只拥有很少的股票或者没有一点股票。尽管经理人员对公司股东负有责任，但是他们却一点也不了解股东，在实践中他们只向公司董事会成员报告，而这些董事可能是股东，也可能不是股东，可能擅长于解决公司的问题，也可能不擅长于解决公司的问题。公司董事会的成员往往是由公司股东通过选举的方式从经理人员当中精选出来的。公司董事的主要职责是批准由经理人员提交的各项政策。董事会以公司股东的名义行事，如果它能团结足够多的代理人，那么它就能通过一年一度的来自「股东」的信任度投票。当然，这种事情未必常是容易做到的，不是因为股东会拒绝批准经理人员的政策，而是因为股东往往对经理人员提出的话题不感兴趣以至于他们甚至不会答復提出要求的代理人。

此外，投资者购买的股票并不能代表任何特定的可以衡量有形不动资产的单位。股票购买者能够获得的只是一大堆权利。但是，这一大堆的权利在形式和内容上却是变化无常的，这是因为由股票购买者达成的契约性安排在一家公司与另一家公司之间是有差别的，而且在同一家公司内由于股票发行的种类不同这种契约性安排也是有差别的。当股票购买者没有完全意识到（或者他很少意识到）有关他所购买的股票的每股收益的事实真相时，他的购买行为很可能是基于一个谣言、一则内部消息、一种预感或是抵挡不住一位营销员的诱惑而对股票收益丰厚的乐观期望做出的一个盲目的反应。他真正意义上购买到的只是一大堆用来监督董事会的权利，包括董事会是否具有敏锐的判断力、正直性和能力，而他却并不了解董事会的成员。更好的一种说法是，一个人在股票市场上购买到的东西仅仅是一种预期收益。他并没有购买到一个企业，也不需要对企业的盈利承担任何责任。事实上，即便是企业盈利了，在董事会的自行决断下股票购买者的利润也会被部分地或全部地隐瞒，并且被使用到其他方面，例如企业扩张、机器折旧、资金储备或者其它被公司管理层认为是必要的且正当的目的。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昨天的财产所有权今天已经演变为一个向公司提出的无期索赔要求，而公司则是由一些并不拥有公司所有权的人来管理。股东拥有的权利只是他可以「在市场行情中」权衡利弊。 

这种极度反常的和意料之外的后果并不会持续下去，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不管是所有者还是劳动者都没有对他的生计来源产生任何的道德认同感。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不应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人民群众依靠所有权和劳动来维持生计，但是他们却与一点儿也不关心他们的生计来源。困难就摆在我们面前，即使当我们意识到困难的时候，这个困难早已经成为事实了。前文所述的正是一个不断发生变化的社会情境，在这一情境中许多先前的社会结构痕迹存留了下来，同时先前的哲学也掩盖了人们意想不到的社会变迁。

从本质上说，工联主义一方面是对社会原子化的急剧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对所有者与劳动者从他们在工厂中扮演道德主体的历史角色中分离出来的事实的急剧反应。如果我们把在机器周围或在工厂内部的人们持久稳固地团结起来的努力能带来任何意义的话，那么这个意义就是工作本身必须提供一种社会角色和道德角色，正如它能够提供一种经济角色那样。在工作与工人之间产生的真空状态已经是一个不能忍受的事实了；提高工资水平、缩短工作时间、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在车间内放音乐以及提供婴儿诊所都不能填补这个真空。工人必须从属于那些稳固的、有意义的、有用的、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他必须从属于他的工作和他的工厂，或者说工作和工厂也必须从属于工人。我们决不能把上述这两者永久地分离开来。正是由于大多数城市人，包括劳动者和所有者在内，都不从属于稳固的工作，只从属于他们自己的金钱利益，而金钱利益又是不具人格特征的，所以当代世界的心理和道德根基才受到了侵蚀与腐化。摆脱由工业社会造成的这种深刻悲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首要任务，这是因为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不管是所有者还是劳动者都没有在道德层面上把他的生计来源与他自身视为一体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得到永续的发展。没有任何一种製度能够在这一道德真空中长久地存活下来。对于工人而言，工会已经表现出了一种不知不觉地摆脱上述道德困境的努力。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没有认识到工会同公司一样也代表着经济体中的一种结构性变迁。工会不是一种改良运动；它不是一个政党组织；它也不是誌向远大的革命运动；它更不是一项立法活动。它有时候可能会致力于上述所有活动，但是它却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活动。工会是现代工业中工人表达利益的一种正规渠道，它是由全体工人自发团结起来而形成的，正如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也是现代工业中组织资本运作的全新方式。工会可以说是一枚勛章的反面，而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则是正面。只要是存在法人企业的地方，就会存在现代性的全国劳工组织。只要工业和商业还是规模狭小的和私人占有的，工会真正的本质就会是不尽相同的。

持续不断地趋向垄断是自由市场发展的逻辑结果，不管它是工业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在我们的经济体中还存在很多领域，在那裏垄断是不彻底的或者说是刚刚开始的。当然，也存在着少数领域，在那裏摆脱由竞争性市场带来的不安全状态的努力并没有出现开始运作的迹象，但是如果这种努力没有受到抑製，那么它很可能会引发垄断的后果，即便有法律明文禁止也会无济于事。由个人享有财产所有权只是旧社会的一个方面，而稳定的和认真负责的劳动者则是旧社会的另一个方面，现在这两个方面都已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所有权、劳动与收入来源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变得不再稳定了，与个人无关了，并且时常处于临时的状态。当前的工作和股票一样，它们都时常遭受瞬息万变的影响。工作和股票应该获得的收入很可能会减少或消失，这是因为工人并不能找到其他的工作，或者是因为股票的预期收益并没有成为现实。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工人和股东都是无依无靠、孤立无援的。工人必须等待这样一个时代，到那时就业机会已经变得更多，工人也能找到更多的工作。股东必须祈祷「商业潮汐」出现一次涨潮，祈祷出现一个有利可图的「季度」，这样一来公司董事会就会无拘无束地公布大量的红利。

上述这种情景的显着特征就是，从个体上看工人和股东都是无依无靠、孤立无援的。小股东——现在他只有数百万股票——无法为挽回他的金钱做任何的事情，也无法为确保预期收益做任何的事情。他没有任何可以立即生效的权力和手段。众所周知，公司的股东大会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求助对象，而诉诸法庭的行为则是昂贵的、耗费时间的和无法预计结果的。当然，也许股东并不会向法庭提出合法的控告。如果企业的经营状况出现了严重的衰退，那么董事会和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经理人员就只能忽略股票的红利了，除此以外他们别无选择。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股东可以卖掉他手中的股票，但是如果企业是亏损的，那么股票的价格也将会大幅度地下跌，远远低于他购买时的价格，甚至会远远低于股票的潜在价格。

如果说拥有这种新兴财产的所有者是无助的，这种财产既是流动的也是「无形」的，那么工人也同样是无助的。工厂倒闭了，工人就会失去他的工作，这并不需要任何向他解释的理由。他所要知道的就是贴在墙上的一张通知单，这张通知单的大意是，在本周结束以后工厂将进入无限期的关闭状态。也许在这个城镇裏没有其他的工厂了，或者说即使还有其他一些工厂但是也没有其他多余的工作了。于是，工人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他也不能怪罪于任何人；也许没有一个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如果有可能的话，他将会依靠他的存款来维持生计。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和股东一样，工人也是许多处在同一生活状况下的人群中的一份子，所有这些人在经济危机中都是无助的，经济危机影响到他们自身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社会共同体中的地位、他们在一个城镇或城市中作为有效公民的身份。当经济危机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时，劳动者和所有者都只能依靠公共慈善机构的救济来维持生存。

丧失个性是个人与经济体之间这种不相称关系的一个有趣的特点。劳动者和所有者双方都是没有个性的，他们往往受製于一些他们无法控製的力量，他们也往往会认同一个来自于他们并不了解的人所做出的决议。他们的命运是由那些他们并不了解的人决定的，那些人并没有考虑到劳动者和所有者的个人需求或有关生计来源的特殊情况，不管是来源于工作还是来源于股票所有权的收益。这种流动和丧失个性的状况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表现得那么显着，以至于已经占据了全部人口比例的一大部分。但是，这种状况现在还没有以后也不可能会全面普及，因为个人的不安全感和无助感已经深深地打破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裏，正在蓬勃发展的个体主义已经极其严重地危害了每一个个人。无数的发明创造曾经带给我们许多商品和服务、许多自由和机会，这些都是极其美好的事物，但是它们的市场价格却都很昂贵。

个体的孤立性和流动性是与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垄断集团的权力集中密切相关的，这是一个令人好奇的现象。公司能够提供就业机会并且赢取经济利润，但是伴随着公司规模、权力和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我们发现个人的无助状况，包括所有者和劳动者在内，也同样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要是在过去，这样的经济状况图景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在某种程度上，公司、所有者和劳动者这三者之间可以说是没有差别的，当然公司还具有一种越来越不依赖于劳动者和所有者的活力与弹性，这一点是不同于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如果公司能留出足够多的储备用于基建投资，那么至少在理论上，公司就能暂时处于一种完全不用依赖它的名义所有者的状态。

自从美国的南北战争以来，美国的公司在规模和影响力方面都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那时候起，公司法就发生了变更，开始允许公司自身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这一法律上的变化使得某些匿名公司通过掌握少数股本而控製许多其他公司的所有权和权力成为可能，而这些匿名公司在一个充满个体上无依无靠的男男女女的世界中就像是一群庞大的巨人，不论这些男男女女是劳动者还是所有者。公司权力的集中程度有多大，这个问题最近（1939-1940）已经由美国国会的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做出了明确的阐释。

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就有三十家公司了，它们每家公司的资产都超过了十亿美元。在这些巨大的经济单位中，每一个单位都要比美国的许多州政府或享有主权的许多外国政府富裕得多。在美国，只有十个州的「境内财产和财富」超过了全美国规模最大的公司的资产。2在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这两家规模最大的公司都要比其他三十八个州中的任何一个州富裕得多。以下的经济现象能更详尽地描述这个问题：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要比堪萨斯州富裕得多；大通国民银行要比明尼苏达州富裕得多；美国钢铁公司要比西弗吉尼亚州富裕得多；通用汽车公司要比田纳西州富裕得多；市政服务公司要比科罗拉多州富裕得多；北美洲公司要比南达科他州或佛罗裏达州富裕得多。而在事实上，战前美国还存在十八个州，它们每个州都要比上述三十家公司中任何一家规模最小的公司来得穷困，这些公司的资产都达到了十亿美元。

这三十家公司控製了美国境内100%的天然气业和电力业，控製了96%的采矿业，控製了92%的製造业，控製了89%的交通运输业，还控製了84%的财政金融业。我们的经济体现在已经集中到什么程度，下述事实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即在美国1%的雇主竟然雇用了48%的工人，而5%的雇主却给70%的工人提供就业机会，这些工人为了拿到工资不得不参加工作。

尽管在1940年美国存在着大约四十万家公司，但是在这些公司中不到1%的公司却控製着全部公司资产总量的52%。财富的集中也在生产过程中反映出来：有三家公司包办了100%的铝生产；有三家公司包办了86%的汽车生产；有三家公司包办了90%的锡杯生产；还有三家公司则包办了80%的烟草生产；另外，有四家公司包办了100%的玉米粘合剂生产；有两家公司包办了95%的平板玻璃生产；有两家公司包办了90%的安全玻璃生产。

下述这一点是明确的：从企业规模、所雇用的劳动者和生产过程来看，那些规模较大的公司统治着美国经济生活的若干主要领域。举个例子来说，在玻璃製造业，母公司通过控製专利权来管理生产活动并配置市场资源，决定了谁能进入玻璃製造业而谁不能进入玻璃製造业，决定了何种类型的玻璃瓶或玻璃能被生产，决定了多少数量的玻璃瓶或玻璃能够进入市场，而且还决定了玻璃瓶或玻璃的市场价格。独立经营的生产商会发现企业的生存发展很困难，由于自身的一系列专利侵犯行为受到法律的诉讼，较小的独立公司要么被强製破产，要么则被强製变卖或并入较大的公司。

当然，经济上的集中也会带来一些有利的影响：产品研发增加了，产品质量提高了，产品价格降低了，最优的标准产品的销售范围更广泛了，日常生活的便利设施也健全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的确如此，所有的这一切都已经成为现实了，但是同样成为现实的是，伴随着经济上的集中，一种日渐增强的分离趋势也同时出现了，这种分离趋势是针对股东和工人而言的，因为股东和工人都不再对产品的生产过程承担任何道德责任了。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持有全美二十一家联合股份公司中93%的有投票表决权的股票，而这二十一家联合股份公司的经营业务几乎复盖了整个美国。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可以直接地或通过它的子公司间接地控製全美181家公司中超过50%的有投票表决权的股票，而这181家公司的资产大约在五十亿美元上下。由这181家公司控製的电话公司雇佣了三十万名工人，而这些电话公司的所有权则掌握在七十万名股东的手中。每一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可以向一千五百万位消费者提供服务，并且它所获得的总收入能够超过十亿美元。它坐镇纽约的公司总部可以控製占据整个国家大约90%的本地电话服务、98%的长途电话线路和100%的用于传送广播节目的线路，以及100%的电传打字机服务和横跨大洋彼岸的无线电话服务。它还拥有西方电气公司，直到最近西方电气公司依然控製着绝大多数美国人使用的电话机设备的生产过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总裁可以投票决定该公司在各运营公司的股票，并因而可以挑选这些运营公司的经理人员和董事会成员。尽管美国的电话系统内部关系网络復杂，但整个系统仍然受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控製。如果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一个在规模上和财力上与众不同的例子，那么它也只不过是表现美国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例证而已。3

自从南北战争爆发以来这一趋势就从未中断过。特别是自1940年以来，大约有1800家资产超过四十亿美元的独立公司纷纷被一些规模更大的公司购买或者兼并。在美国，巨型公司是在南北战争中产生的，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的流动资本，以至于这些巨型公司可以购买到数量非常众多的小型製造业公司。4

很显然，我们已经并且正在以一个不断增加的速度从个人所有製向公司所有製（或法人所有製）转变了。如果我们可以说「管理人员」是对股东（名义上的所有者）负有责任并保护股东利益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全国性的工会组织能够保护工人的利益。现在，公司已经赋予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得以存在的理由。虽然公司可能还没有孵化出全国性的工会组织，但是时至今日美国钢铁公司和美国钢铁业工会已经成为钢铁行业中两股对立的力量。日益扩张的资本垄断所面临的是同样日益扩张的劳动垄断。

工会的权力和责任

工会权力的不断扩张使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成为可能和希望，这种社会整合是以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口和职业人口为前提基础的。现在，一种新型的群体认同感和忠诚感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纪律正在被人们接受，一种特殊类型的权力也正在人群当中显现出来。在法律、忠诚和纪律方面发生的这些广泛变化与任何意识形态的公式都没有一点关系，也没有受到「激进」主义的影响，更没有受到「反动」工会的影响，而「反动」工会与「激进」主义一样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教条主义的、要求苛刻的和「革命性」的。工会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们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而不是在于它们对公共话语的影响。显然，上述这些变化都没有影响到普通老百姓的信仰、思想和忠诚。社会转型的真正意义似乎已经超越了工会会员和工会领导人的视野，而他们却是我们正在目睹的这场社会转型的推动力量。根据相关记录的记载，工会会员和他们的领导人都曾经接受过所有认为工会运动不起作用的信条和教义。

这场社会转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酝酿的状态，而最近它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才引起了公众的关註。那就是单独一家有战略地位的工会，它的权力就可以扰乱我们这个復杂经济体的运行，并且给我们整个社会笼罩了一层阴影。如果铁路工人的一场全国性罢工能持续足够长的时间，那么它就会对整个经济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使几百万的铁路工人失业，使整个交通运输业瘫痪，使许多城市陷入黑暗之中，使轮船的出海航行中断，还使数千座大小城市的居民身处饥饿的状况。事实上，至少在理论上，任何一家有权力的工会都可以把我们这个社会压製得喘不过气来。这种由一个人或一小部分人控製的巨大权力比先前的其他任何人和团体所控製的权力还要大得多。这种权力比任何一个国家元首所拥有的权力还要大，甚至比全面战争爆发时只在特定的区域内使用的戒严权还要大。此外，整个社会受到的这种不言而喻的威胁也会影响我们的国防力量和建立和平国际关系的能力，因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绝对权力。连工会的领导人都似乎朦胧地意识到他们号召一场全国性罢工的能力会使整个国家受到威胁。

把我们这个经济体中许多薄弱环节的权力集中起来，这正是工会运动的本质体现。一场全国煤炭业的罢工所引发的情况与一场全国铁路业的罢工是极为相似的。1而一场全国电力业的罢工则会使全国的发电站面临瘫痪。甚至在一个大型企业中如果只有一小部分的劳动者举行罢工，例如铁路公司的转辙员罢工，那么这场罢工的影响也同样是全国性的。类似的权力集中现象也在地方发生。在纽约市的一个海港中，少数拖船工人能够剥夺海港的食品和煤炭；同样在纽约，一千名製造车床的工人能使整个建筑行业停工，并且能使其他数千名工人失去他们的工作。送牛奶的货车司机能危害到医院的病人，大型公共办公大楼的电梯操作员能扰乱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巨额交易。在这些情况下，权力的行使就变得一点也不负责任，而且在实践中令人无法容忍。不负责任的原因在于，权力的行使侵害了无辜的受害者，侵害了社会共同体，还不同程度地侵害了争议各方有可能获得的利益。而令人无法容忍的原因在于，在特定的案例中这种权力的行使也就意味着社会共同体的瓦解。需要反復强调的是，这种新型权力所造成的影响是工人组织化的必然结果，它并不是工会组织的最初意图。

在这裏，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却发轫于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刚兴起的时候把劳动力看成是一个不具人格的、流动性的、以金钱至上的和没有道德判断力的商品。但是这种理论忽视了一个事实，即雇主所雇用的劳动力是和劳动者结合在一起的。它无法预见到，一个人对道德联合体的需要会迫使他在工人们当中建构出一个自卫性的工会组织，而工会组织一经成立，它的长远后果就是权力的不断积累和集中，以至于瓦解了社会本身。工会领导人的意愿是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号召一场全国性的大罢工，而他们的意愿来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他们尚未彻底醒悟他们所拥有的这种权力的意义，其二则是当前的情形需要一家全国性的工会来抗衡一家全国性的企业。

更为重要的是，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冲突往往体现在一系列与金钱有关的条款中。在没有达成一份集体协议的情况下，把利益攸关的问题划分为两个对立的方面，一个方面定义为对利润的期望，另一个方面定义为对工资的期待，这就使一种分裂性、破坏性的行为模式成为可能。认为劳资冲突的主题应该围绕经济利益而展开的观点患有一个历史后遗症，这种观点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时代，据推测那时的劳动力和所有权都处于一个自由的、非个人的和频繁流动的市场。公司组织、托拉斯组织、卡特尔组织以及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工会组织的存在都可以证明，自由市场的范围现在已经被极大地限製住了。但是，自由市场理论产生的思想观念和它所认可的经济动机仍然在劳资双方身上起到了作用，这一点可以从罢工运动提出的要求中得到证明。一场剧烈的罢工运动例如一场全国性的煤炭业罢工能使人们回想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过去我们使用的话语今天都已不再适用了。

自由市场理论所认可的话语和动机在劳动关系领域足足统治了一百多年，并且促使工人们接受了竞争性市场的「商业习俗」。把工联主义定义为「经济工联主义」的观点仅仅表明，工人们都严格遵守着自由市场的哲学，他们也热衷于践行这种哲学，他们尝试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得任何一点经济利益，只要现有的情况能够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获得更多的福利、负担更短的工作时间、承担更少的责任、参加更少的工作和获得更多的安全。他们要求分享到越来越多的企业总产值，却不致力于为提高企业总产值做出更大的贡献。正如他们所理解的那样，这就是当时的经济伦理状况。你所获得的东西越多；你所给予的东西就越少。他们试图在一个「卖方市场」中工作，并且贪图与享受垄断带来的额外经济利益。一个人失去了他在企业中的股份，失去了他的专有权益，受製于企业的招聘和雇用，生活在一个以获得更多金钱收入为经济行为的合理目标的世界，这些现象都是相继发生的。然而，工人的重点并不是为他们的劳动争取更高的金钱回报，他们真正的重点是在自身付出较少生产代价的前提下实现工资薪酬的增长，但是企业的生产活动正是企业不断获利的来源。

一个人不必指责工人或者工会领导人的动机。利益攸关的问题最初都是由一个时代的商业伦理来界定的。竞争性商业的「伦理道德」把工人和工会领导人引向了迅速致富的歪门邪道，使他们被赚钱的想法和找到一份好工作的想法所利用，而一份好工作的标准竟然是轻松获得高报酬。工会也许没有接受自由市场经济所蕴含的价值判断，或许也没有完全了解自由市场经济的製裁方式，但是它们却接受了那些它们所熟悉的价值观和它们会使用的製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工人要求分享到越来越多的企业总产值，而是在于工人拒绝承担增加企业总产值的责任，在于工人要求在不对企业承担责任的前提下从企业当中获得收入，在于工人的行为像流动的、非个人的所有权一样，按照市场的要求每时每刻都在企业与企业之间流动。在这种体製下，劳动者和所有者双方都不用对企业承担任何有效的道德责任，而企业却是他们生计的来源。所以说，这种体製缺乏生存的原则。

摆脱这种不负责任的邪恶行为是一个美好的愿景，现在这个愿景已经在工会对管理层特权的挑战中得到实现。参与企业管理的要求虽然没有在一些条款中表达出来，但是它已经发挥出了影响并且不知不觉地取代了工会过去持有的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管理权是一项负责任的职权。而在目前的情况下，管理权要比所有权负有更多的责任。当工会迫切要求分享企业的管理权时，它们也自然要求企业让它们承担起与管理权相对应的责任。工会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即使它们还没有意识到它们正在承担责任，即使它们否认自己正在承担责任。这就是为什么管理层与工会这两种不同特权之间发生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离题的原因。在管理层与工会这两个利益领域之间不存在一条分界线，除了在某个企业内部的某一个特定时刻以外。工会参与管理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动态的过程将会一直保持下去。工人和管理层都无法在最终的条款当中界定出他们相应的地位。事实上，工会的出现否定了管理层原先拥有的那种从未受到挑战的权力。工会要承担为自身会员提供福利的责任，要做自身会员的代言人，同时它还必须关心每一件影响会员利益的事情。而每一项管理活动也会涉及到工人的福利。在任何时候发生的劳资纠纷都是以临时划定一条权力分界线而告终。而权力斗争的最终结果是工会参与所有企业事务的管理。否则，工会就将会解除自己管理会员的职责。当然，工会不能这么做，除非它给自己签署了一份死刑执行令。工会的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推动权力的扩张和影响力的扩大，要么开始走向解体。

上述论断似乎强调的是工会的自觉动机，但是这并不是隐藏在工会日益参与管理这个现象背后的真正动力。事实上，工会最初承担的保障工会会员安全的责任才是真正的动力，在这一动力的推动下工会才在更大程度上参与了更大范围内的管理活动。同时，工会的责任也随自身权力的扩张而逐渐增加。如果工会同意永久性地限定自身的活动范围，那么它也就承认了自己是企业中的一个入侵者和局外人。但是，工会既不是一个入侵者，也不是一个局外人；它是企业的组成部分，它是与管理层相对的另一面。当前的问题并不在于工会参与管理的程度，也不在于工会取代了管理层，而是在于工会的参与如何能体现出建设性和有成效的作用。因此，真正的问题是，在不损害企业效率和生产力的前提下工会参与管理的可行性。这是一个与人为确立一套权利体系截然不同的问题，因为这些权利大概只「属于」半个生产性组织。工会运动要想被人们理解，就必须作为一种理所当然之事而被人们接受，为此组织起来的工人要像管理者和所有者一样也关心企业的利益。

一旦工人被组织和整合到工业结构当中，工人就会趋向于让渡他离开自身所在企业的自由。工会日益把工人和企业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并试图把一份随意可以终止的合同转变成一份只有到死才可以终止的合同。工会赋予了工人许多企业内部的自由，但是它却限製了工人离开自身所在企业的「自由」，因为这家企业是他谋取生计的地方。

然而，劳资双方在工资问题上长时间的争论却使他们忽视了形势的发展，正如工会始终把金钱收入作为主要的奋斗目标一样。事实并非工会所想的那样。工会对经济目标的过分强调已经混淆了真正的问题所在。经济目标是需要的，但是定义一个美好生活的一系列道德目标也是需要的，道德目标所涉及的内容是一个「社会」中的全体成员。管理者与劳动者所采取的斗争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与工会的内在偏好并不相关，因此每一次劳资纠纷都只是针对一个特定的问题。工会不断参与管理才是推动工会实现道德目标的根本动力，因为工会参与管理的意义不仅在于工会会员未来的经济安全和工会未来的角色，而且在于一种置身于利益共同体之中所拥有的很难说清楚但却又很真实的成员资格感。工会可能会使用市场经济的话语，也可能会沉迷于某些经济目标，不过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环境所造成的，也是劳动者和管理者双方都能理解的话语。但是，追求一种企业内部的道德身份才是工会运动的根本主题。如果工人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一份工作，他却没有获得任何一种道德身份，那么这份工作就会令他无法容忍；而这个工人也就与奴隶没有什么区别了。

如果工会想要生存下去，那么它就必须维持自身会员的忠诚度。而只要工会赋予会员一种不仅在工会内部而且在企业内部的尊严感和身份感，它就能够维持会员的忠诚度。而只有当工人们积极关心企业所有的事务和困难时，工人们才能够获得这种主人翁的尊严感。这种建立在道德和心理基础上的认同感是和平解决工业体系内部冲突的一个条件，当然倘若把工人和他们的工会看成局外人，那么这种认同感也就不会存在了。正是上述这个潜在的必要性才形成了推动工会不断参与管理的持续压力。在自身责任范围逐渐扩大的过程中，工会满足了工人一个唯一不可削减的期望：获得一个在企业内部日益成长的道德身份。因此，工会要提供给工人某些他必须拥有的东西，如一个他能够感到家庭氛围的工作环境；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工会才能确保工会会员的忠诚度，从而使自身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

正是工会会员的道德凝聚力才使工会得以向企业挑战，也使工会战胜企业成为可能。企业从来没有获得过这种能支配成员生活的道德凝聚力，它也无法确保自身成员的忠诚度，因为它提不出一个人们能为之效忠的道德目标。企业确实是一种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建立在过分强调经济目标的基础之上，却使企业处于一个道德真空之中。企业没有向人们做出任何以此为生的承诺，也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为之而死的信条，因而也就没有提供给人们任何可以长期相信的理念。企业不是一个家庭，也不是一个社团，更不是一个教堂。利润才是企业的目标，但是利润不足以保障稳定的生活并满足人们的需要，它也无法博得人们对企业的绝对忠诚。企业是依靠经济实力才得以维系的，它使自身的职员对现金产生了依附感，但是与忠诚感相比这种现金依附感是远远不够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会更强烈地要求获得官方的认可，因为尽管工会存在很多缺点，但是它却提出了一个道德的目标，并且赋予它的会员一种尊严感和自尊心，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情。一百多年以来，工会已经使工人们对自身产生了一种愚忠，这种愚忠使工会在遭受迫害和贫困时存活了下来。工会已经在它的支持者当中创造了一种忠诚，这些支持者在不止一次的场合中接受了战斗的挑战，他们乐于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战斗，工会就此得以存活下来。在上一个一百五十年期间，有许多工人都是为了保住他们的自尊和尊严才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的自尊和尊严只有在工会当中才能实现。

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针对特定问题的纠纷仅仅是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事件。劳资双方在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上达成的协议只会引起另一场争议。一旦工人们被组织起来，工会组织就会开始侵犯管理层的特权，而工会本身也就会变成一个入侵者，也许还会成为劳动关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难题。而其它所有的问题仅仅触及的是表面现象，这些问题都源自于工会产生以前的状况。在一个世纪的冲突中，工会组织已经呈几何倍数地增加了各种条款，通过这些条款工会组织试图建构出一套工会的规则。

有关工资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今天，经济目标的不断扩大已经使工资成为管理者—劳动者双边谈判中的首要问题，并且使工资成为双方联合协议的主要内容。工资的数额、支付的时间、支付的货币类型、支付的标准（小时製、工作日製、工作周製或计件工资製）现在都是劳资双方联合决议的主要事项。加班工资也是由劳资双方联合决定的主要事项，包括额外几个小时的加班费、周日的加班费和假期的加班费。同样，工资率的变化和工资差别的变化也是劳资双方联合决议的主要事项，这个工资差别针对的是技能工、非技能工和学徒工的差别。事实上，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和工资的分配情况都已经成为劳资双方联合决议的主要事项了。

与此类似，工作时间、兼职工作、经济萧条时期的工作分配、工作量、对「全天候工作」的界定、施工规范、工作变动、企业中的资历权利以及许多其它有关工人生产工作的条款都是劳资双边协议和承诺的组成部分。由劳动者和管理者双方共同做出的决议所涉及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还包括劳动力规模的影响、聘用的条件以及谁可以或不可以被雇用、开除、解雇和提升的规定。此外，管理者依据既定规则和程序执行惩戒性措施的行为现在也已经成为一条写入双边协议的规则和习俗。同样，工作班次的规定、自动运转速度的规定、安全设备控製的规定和医疗保障安排的规定也都写入了双边协议。所有的这一切作为一种理所当然之事现在已经变成劳资双方的联合决议了。工会利益的日益扩大已经迫使管理层接受了许多其它的条款，并且把它们全部写入了处理劳动关系的基本协议之中。现今，工会维护费、从工资中扣除的会费、只雇用会员的工厂、会员享受的特惠商店、工会的招聘大厅、工厂的工人代表、申诉委员会和仲裁机构都是一种公认模式的组成部分。最近，集体劳动协议还规定了带薪休假、养老金、下岗工资、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和许多其它的福利事项。事实上，这些内容都可以归结为工人对自身工作的「权利」和工会参与管理的权利，其中工会参与管理决定着工人行使权利的环境。

集体劳动协议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在许多案例中，集体协议已经开始管理新式机器的引进、控製工厂所在的区域、决定什么工作可以被淘汰出厂、规定一名雇主聘用一位转包商的条件。集体协议已经限製了雇主可以使用的原材料，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影响到了产品的定价政策和产品的配送。当前，很多迹象都已表明，财务政策条款、利润条款、红利份额条款、摊销系数条款、行政人员（工头）条款、人事政策条款以及其它相关的条款都有可能成为集体协议的内容。事实上，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这条道路通向工会参与权的不断扩大，而参与权恰是工会迄今唯一的管理功能。管理层将会阻止工会参与权的进一步扩张，这既是自然的也是符合逻辑的。管理层对股东委托给它保管的财产负有增值的责任，扮演好这个角色是管理层的应有之义。但是，随着人们对稳定和安全这两方面需求的日益增强，对「身份」动机的日益重视——即人们负责任地参与到影响他们生活环境的决策过程中——任何限製工会参与权的举措都只能起到暂时性的作用，都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经历的变化、先例的变化和权力的转移。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边界是不断变化的，当每一个新增劳动力都成为先决条件和下一步理由的时候，这条边界线就会发生位移。

在当代的工业环境下，工会参与管理程度的提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只有工会才能代表所有工会会员的生存发展利益。实际上，工会是一个拥有「统治」权力的「社会」。管理层对自身角色的定位是有局限性的，它只註重满足企业的利润动机，这种角色定位使管理层一直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也使管理层始终处于守势的状态。

把整个社会组织建立在经济动机和利润的基础之上，乃是上个世纪最大的谬误。工会已经再一次证明这个观点是虚假的，因为人们不能只依靠面包而孤独地生活。然而，企业只能给予人们面包或者蛋糕，它已经被证明不能满足人们对一个美好生活的需要。工会，尽管它身上也有很多错误，但它能够通过把企业整合到它自己的、自然的「社会」中，通过它自己凝聚起来的劳动力量，通过使企业具有所有真正的社会都具有的意义，从而拯救了企业和它巨大的生产效率。真正的社会所具有的意义给人们在其从摇篮到坟墓的旅行过程中以某种理想主义的实质，这些意义是不能被不断扩大的经济动机所包括的。如果一个企业要想存在下去，那么它将不得不在世界上扮演一种道德的角色而不仅仅是经济的角色。从这个观点来看，工会对管理层的挑战是有益的，也是有希望的。这条道路，对于拯救我们这个民主社会的价值来说，也对于拯救当代的工业体系来说，也许是一条唯一有效的道路。企业和它的劳动力必须以某种方式转变成一个合作的共同体，进而停止沦为一个分裂的和似乎处在战争状态的场所。

如果说上述的分析是有意义的，那么工会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支保守性力量。工会是保守性的，因为工会试图通过挑起细节问题上的争吵和进行持续不断的妥协来保留一些较为古老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把一个非道德的因而本质上腐朽的权力（企业）整合为一个具有道德基础的因而能存在下去的「社会」。这种迫不得已的转变，即一种以扩大利润为导向的社会製度的终结，与其说是在最近某些承认企业应承担公共责任和公共服务的理论中出现的，这些理论是由专业管理协会公开宣称的，还不如说是由企业改製开辟的一条前途光明的道路，企业的改製使企业具有了那些对任何「社会」来说都必不可少的价值观。

工会不仅可以分享到许多先前只有管理层才能行使的职权，而且也可以影响到工人作为民主社会中的一名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工会作为第三方力量站在工人和他的职业之间。现在，工会这个第三方力量已经出现了，并且经常证明它比提供工作机会的工厂和希望接受雇佣的工人都更为强大。工会是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新「社会」中会员资格是本质性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新「社会」有它自己的逻辑和它自己的需要，这种逻辑和需要独立于任何被指定的工人或工作之外，而且它还为工人和工作这两者拟定条件和製定纪律。首先，工人不能获得任何一份他想要的工作，他甚至不能学习任何一种他想要学习的职业，原因有很多方面，要么是因为学徒资格受到限製，要么是因为工会的名册已经封闭，要么是因为入会的费用高昂，还可能是因为工会对他带有歧视，即迫使他在尚未获得任何一个永久性会员资格的情况下支付一张工作许可证。其次，工人的职业生涯受到了资历规定的限製，工人所得的工资数额是已经规定了的，工人调动工作的自由也受到了以下事实的限製，即他不能进入另一家企业工作，也不能在另一个地方从事相同的工作，如果他离开原来的企业，那么他就会失去资历与获得晋升和更高工资的权利，如果他离开了工会，那么他就等于失去了工作。再次，工人必须执行工会的政策，即便他反对这些政策。他的批评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受到限製的，因为当地的工会领导人有能力用工人无法逃避或无法补救的方法来惩罚工人。承认工人申诉的规定至今还没有被写进成文法和普通法当中，除了工人自己所在的组织会承认以外，有时候甚至连所在的组织都不承认。最后，工人几乎无法影响全国总工会的政策，他往往只能通过他所在的地方工会来向上级施加影响。

工人在工会内部享有的权利是不固定的、不明确的。工会的章程也许没有全面界定应该明令禁止的行为，但是工会的地方组织却可以在章程所涉及的内容之外出臺一些它自己的规定。尽管工会章程确实列举出了一系列工会可以惩罚的行为，但是这些规定在措辞上都非常地含糊，以至于如果工会的干部存有私心，他们就可以滥用他们的权力。工会可以针对以下所列的一般罪行来惩罚会员，比如不服从或诽谤工会干部、未经工会干部的允许散发书面材料、引起意见纠纷、削弱工会组织、参加一场讨论工会会务的外部会议、做了有害工会运动的不光彩的事情、破坏罢工行为、加盟另外一家工会、与非工会会员一起工作以及破坏工会的工资政策。2受到这些模糊的指控而遭到审判的工人有权利向他所在的工会组织、工会执行委员会或工会代表大会请求復审，但是在復审期间他会被剥夺工作的权利，而復审的最终结果也许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出来。

工会章程关于选举地方工会干部的规定是很不充分的，由地方选举出的工会干部可能会被工会中央组织的主席免职，正如在美国音乐家联盟中发生的事情那样。普通工会干部的换届选举大会也是罕见的，例如国际灰泥砖瓦工人联盟和美国公共土地建筑工人联盟在四十五年内仅仅召开过两次换届选举大会。3除此之外，普通工会干部的选举还时常受到工会主席操纵的影响。美国煤矿业工人工会拥有三十家地方工会组织，它的工会主席直接任命了其中二十家地方工会组织的干部。4美国音乐家联盟采用的是一种单位投票製度，这种製度使小地方的工会组织可以在票数上胜过大城市中的大型工会组织。在某些情况下，工会主席通过对代议机关的控製可以不经过地方组织的选举直接委任工人代表。工会的代表大会内设一个由主席任命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只让那些「经过严格核实的代表」获得议席，而当争端发生时这些代表往往就是那些令工会主席满意的人，他们事先已经向召开代表大会的城市支付了交通费用。大会的警卫官则可以经常处理一些「未经严格核实的代表」。从总体上看，这些不公平现象也许是不常见的，但是它们的确不是罕见的。

工会的行政开支是由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来审计的；也就是说，是由工会主席委派的一个委员会来审计的，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都受到他的恩惠，并且隶属于他的核心团队。正如法院的诉讼一再表明的那样，在某些情况下，工会的干部总是使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取利益，这就牺牲了雇主的利益，有时候甚至牺牲了工会会员的利益。最近，法院的证词又表明，工会组织在某些涉及管辖权争议的罢工、雇佣和「招待」活动中使用了警察权力，「两千警力」把那些「被工会认为是有过错的人」排除了在工作的大门之外。暴力，尽管在劳动争议中被人使用得越来越少，但是它仍然会在罢工行为或有关管辖权的争议中出现。

此外，工会还可以向工人征收费用，不仅在工人刚入会的时候要征收入会费用，而且每月或每周都要向工人征收会费，不管工人本人是否同意缴费，他都必须支付这些费用。这些不公平的现象现在已经引发了一些问题，包括工人在工会内部的权利保障问题，工人要求机会平等地参加工会的问题，如果说参加工会是工人实现工作安全的唯一有效方法。反对自身所在组织的工会会员至今已经向各级法院控诉了三百个以上似乎侵犯公民权利的案件。这足以表明，工会的权力的确干涉了会员申请工作的权利，干涉了会员自由发言的权利，也干涉了会员质询工会干部是如何使用他的会费的权利。随着工会的发展逐渐深入，这些问题一定会变得更加紧迫起来。一整套新的法律和惯例体系将必须被创造出来。

当然，这些不公平的现象仅仅是工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工会会员滥用或者误用他们的权利，并且危害到工会本身的利益，那么工会就必须拥有足够大的权力去惩罚它的会员或它的团体会员。

如果工会想要实现它的集体协议，那么它必须得有能力控製它的会员，这是因为集体协议也给工会组织施加了很多义务。野猫式罢工、对内部政治理由持有异议、企图利用工会实现某个政党别有用心的路线，这些问题都必须得到处理和解决。如果工会想要像一个负责任的机构那样运作，那么它就需要相应的权力来惩罚和驱逐那些拒绝接受工会控製的会员。但是，在某些行业中，驱逐权还包含禁止工人获得谋生途径的权力，因而滥用这些权力会引发一些侵犯最为重要的公民权利和宪法权利的问题。现今，工会拥有着「统治」会员生命的权力，工会对会员施以惩罚的能力也确实是必要的。然而，我们这个社会却缺乏恰当的普通法和成文法用以规范个体会员与工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会地方组织与工会中央组织之间的关系。各级法院不愿意干涉一个私人团体的内部事务，它们的审理范围不包括私人团体的领域，在那裏会员无法获得有序的诉讼程序和判决，因为工会的章程终止了有序的诉讼程序和判决。相反，工人必须承认由工会章程及其附属法例规定的会员资格条件，并且必须接受它们的统治。只有当工会被证明已经违反了它们自己製定的章程时，法院才愿意介入并干涉工会的事务。

值得怀疑的是，普通的法庭程序并不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只要工会的驱逐权还涉及使工人失业的内容，写进集体协议中的「工业判例」就可以把工会的惩戒权和工会的驱逐权也囊括在其中。雇主或者工人都可以直接向工会内部现存的司法机关提起诉讼。这种诉讼程序已经在波士顿联合煤气公司与美国煤矿业工人工会的第50号地区组织签订的协议中生效了；这份协议规定成立一个三人委员会专门处理工会的驱逐、停职和排外事项。在某些情况下，赋予这些新型「司法委员会」强製实施的权力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开辟一条途径使不服从他们判决的人能够向普通法院提出上诉也是很有必要的。

这些新的司法经验既反映了劳动者—管理者联合体的出场，也提倡了一种新的「司法製度」，还意识到了一些亟待处理的特殊问题，更使人们从昂贵和耗时的普通法庭程序中解脱出来。如果人们向普通法院上诉的权利能被保留下来，同时上诉的费用并不是由无力负担的个人来支付，而是由劳动者和管理者共同组成的联合司法机关来支付，那么无论人们何时上诉，只要上诉的内容涉及到一个真正的章程性问题，普通法院就比较容易保护工人免遭自身所在组织的侵害，也比较容易保障工会的权力以便实现它的伟大责任。

工会日益增长的权力不应该毁坏工会的民主传统。工会在本质上起源于一种微型民主。工会是建立在会员人人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包括责任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工会的干部是经过公开选举而产生的，工会的决议服从于会员的批准和同意，工会的选举是经常举行的，工会的会议是经常召开的，工会的争论也是公开的和自由的。工会的规模越大，它保留这些早期民主传统的难度也就会越大。但是，如果工会仅仅成为一种与管理层进行协商和谈判的工具，那么工会就将削弱它自身存在的根基。从长远来看，工会会员对工会的忠诚度将取决于工会是否能够在企业中创造出这样一种环境，既能保护工人作为一个承认法治的人所应有的尊严，也能保证工会自身建立在民主传统的基础之上。

行业垄断与工会垄断

行业垄断和工会垄断是两个结伴相随、并行不悖的运动。工联主义具有限製性和专断性的特征，它的内部经常处于冲突的状态，而它的代价和成本也是高昂的，因此工联主义与所有信奉自由市场的理论都是矛盾的。同样，公司也是如此。如果所有权趋向于和直接的责任分离，趋向于和个人无关、以金钱至上、具有流动性，并且越来越多地由一些力量雄厚的公司来代表，那么同样具有流动性的、和个人无关的、以金钱至上的以及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劳动者就将会被团结到一些力量雄厚的工会当中。与公司组织相似，工会为工人所做的事情等同于公司为所有者所做的事情。如果「经理人员」全权代表所有者——即流动的公司股东——并试图保护所有者的物质利益，那么工人领袖则代表了劳动者并试图保护劳动者的物质利益。

然而，在现代工业中，「流动着的」所有者角色与劳动者角色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别。工人与所有者有所不同，仍然是以实体的方式存在于工厂之内或工作之中。这种实体参与的需要是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较为重要的差别之一，而且现在已经成为工会开展活动的条件。正是工人在车间中的存在才解释了一大部分工会活动得以开展的理由。对于一位工人而言，收入的稳定性取决于工作的安全性。而工会政策的长期目标首先是促使工作变得安全稳定，其次是促使工作能产生一个高薪酬的回报。这些目标也许是有矛盾的、不可调和的，一份高工资和工作的安全性也许在任何给定的例子中都被证明是互相损害的，当然对劳动者和所有者双方而言，上述两个论断却是一点难以理解的经济智慧。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一次又一次不可抗拒地上了获得短期高收入的当，由此牺牲了他们的长远利益。

获得经济安全的需要几乎是每一个工会组织要求的固有内容。目前，一些工会坚决主张医疗、养老和失业救济金取自于产品税，比如煤炭税，或反之比如钢铁税，而这种主张仅仅是一个较早趋势的新近阶段。所有这些新目标都不能从持续不断的压力中分离出来，这些压力包括要求工厂只雇佣工会会员、要求发薪时扣除工会会费、要求工人论资排辈以及其他上百项条款，每一项条款都可以被视为一块砖头，它们构成了一堵抗拒工作不安全的石墙。通过把工会变成工人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工具，工人现在已经创造出了一种力量强大、影响范围广泛的製度。从一个早期小规模的地方工会的产生到其它类似的地方工会的发展，进而再到这些工会结合成为能把同一个行业中所有工厂都包括在内的全国性或全球性组织，这正体现了工会运动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在每一个地方工会的例子中也许只是区域性和个体性的，但是这些地方工会运动的总和却汇聚成一个浩荡的趋势，这一趋势改变了工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

当前，美国工会的会员数量大约是一千五百万，这些会员集中分布在197家全国性和全球性的工会组织当中，其中大部分的工会组织要么加盟了美国劳工联合会要么加盟了产业工会联合会，而还有55家工会组织则是独立运营的。这些工会组织在规模上有很大的差别。有一些工会声称自己的规模接近一百万会员，例如美国的汽车工人联合会、钢铁工人联合会和运输工人国际公会，但是大多数工会组织的规模都远远没有达到十万会员。1948年，美国的工会组织已经壮大到足以囊括一切，以至于大概「每六个21岁或21岁以上的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工会的会员」。

同样发人深省的事实是，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代表了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一百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从事的职业包括农业设备业、飞机零部件业、铝製品业、汽车零部件业、啤酒业、地毯和毛毯业、水泥业、钟表业、男装业、女装业、电子机械业、毛皮製品和毛衣业、玻璃和玻璃器皿业、有色金属及其产品业、人造丝製品业以及橡胶製品业；包括皮革製品业、肉製半成品业、报纸印刷业、造船业、普通钢材和食糖提炼业、海岸作业、航运业、金属矿产业、电影业以及区域和城际货运业；还包括表演和音乐业、航空飞行和修理业、酿酒业、地方公共交通业、铁路业以及电报业。

很清楚，个体工人正在融入一个不断扩大的组织之中，并且他对这个组织的控製力正在逐步下降。工人与他所隶属的工会的关系、工会与更大的社会共同体的关系已经引发了许多公共议题和私人话题，而这些议题和话题是那些最初建立起小规模地方工会的工人们所想象不到的。强大的全国性工会正在取代个体工人，我们也正在面临着这样一种前景，即个体性质的协商谈判将在不久的将来消失，而且含蓄地说连职业选择的一点自由也将在不久的将来消失。从工会的角度看，不管是区域性的行业，例如建筑业，还是全国性的行业，例如钢铁业或航运业，控製竞争性的工作都是工会生存的本质所在。工会必须保护它的成员免遭来自非工会会员低工资的挑战以及工会组织解体的风险。在许多行业中——男装业、女装业、煤炭业、纺织业、印刷业等等——有工会组织的工厂或矿井管理层都坚持认为，工人的联合应该得到扩展，以致包括所有至今尚未成立工会组织的竞争对手。

如果推广工会的组织章程并且扩大它们对整个行业所产生的成本被证明是行不通的，那么工人的组织就不可能存活下来，而成立工会组织的工厂也将会走向破产。举个例子，尽管女服装业的分布遍及整个国家，但是它仍然拥有一套中央营销组织架构，其总部位于纽约，这套组织架构促使远方的各个城市彼此之间开展竞争。3从1910年到1929年，集体协商和谈判遍及到男服装业中的每一个重要市场，而且遍及到整个服装製造业百分之九十五的工厂。4在任何一个市场中，较为低廉的工资总是吸引着来自其他城市的厂商。如果工会要想在任何一个城市中保护它的利益，那么它就必须使自身的组织扩展到所有的城市。

还有其他的理由也已经证明全国范围的工会组织非常重要。美国成衣业工人工会拥有五项或六项社会保险基金，这些社会保险基金关系到六千家工厂中五十万名职工的利益。这些与企业家协会或雇主们签订的合同都是以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范围为前提条件的。否则，福利计划将不得不被劳资双方单独谈判达六千次，并且整个福利改进的程序也将会中止。福利计划，比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只有限製在一个行业的范围内才能稳定下来。5

国际妇女服装业工人工会的会员数量超过了38万，它的例子也揭示出了一段与美国成衣业工人工会极其相似的经历。国际妇女服装业工人工会的工作范围遍及该行业的20个分支部门，它的旗下拥有452家地方工会，这些地方工会分布在超过36个州的265座城市中。它的会员被8500家以上的厂商所雇用，它与90家企业家协会建立了契约关系，同时还与大约900家个体企业建立了契约关系。6近几年以来，妇女服装行业具有的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可谓归因于国际妇女服装业工人工会，也归因于雇主们时常要求去维护与工会组织签订的这些合同。7

很多年以来，印刷业的工会已经把一种全国通用的标准写入他们与厂商签订的地方性合同中，因为「整个行业和我们都不能担负得起由工会工作环境方面的竞争所造成的后果，即使其他方面的竞争也许是很有必要的。」8与成百上千家小型印刷厂中的每一家都进行一对一的谈判已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而且还会导致谈判的双方要求某些基本规则在全国范围内适用。自从1852年以来，国际印刷业工会就一直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工作。9

如果说航运业的工作环境与上述已经描述过的其他行业有所不同，那么这种不同就表现为航运工人们更为迫切地提出建立全国统一标准的要求。工作在远洋邮轮上的工人们现在已经在为获得平等的工资和工作环境而斗争了，他们现在已经发现工会的招聘大厅是实现他们计划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每当船长想要聘用一批船员时，他就会走到工会的招聘大厅。「除此以外他没有其它的地方可以去。」任何企图颠复现存安排的努力都「将会导致整个航运业出现最严重的分崩离析，我们在这个国家曾经目睹过这样的场面。」10它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每一个雇主都必须与一个仅代表自己雇员的工会谈判，那么你就会发现双方达成的工作条款将是极其地復杂多样。你将会发现工人离开一艘船加盟另一艘船后，他的工资和工作环境也会发生天壤之别。你还将会发现停泊在同一个码头的许多船只虽然彼此之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但是每艘航船招聘航运工人的条款却是不尽相同的。这种状况很可能会引发骚乱。11

由于多种多样的标准会使维系一个组织变得异常困难，工会已经不再容忍工资和工作环境方面的竞争了，并且在某些行业当中，由于工资的差别会给公司股东的市场竞争对手带来不正当的利益，个体企业的所有者也不再容忍工资和工作环境方面的竞争了。在一些由许多小型竞争性公司组成的行业中，要求工资实现统一的压力看起来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工资的统一却加速了一种趋向劳动者垄断的运动。这种垄断劳动者的趋势在那些受到少数强大公司统治的行业中也同样明显。

举个例子，在电话业中贝尔体系的影响可以复盖所有的地方电话公司，工会能够发现没有一家属于电话业系统的地方公司能够改变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当地的电话公司甚至不能对它的员工进行特殊的职业分类。每一家子公司的组织结构看起来都与其他的子公司一模一样，每一家子公司的员工养老金、伤残和死亡抚恤金计划都是相同的，而且在没有统一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同意之前这些计划是不能被人为改变的。在这种环境下，地方性的劳资谈判只能是弄巧成拙的。在电话业，管理层的中央集权才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劳资谈判。12

事实上，这种迹象在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个类似的政策中也显示出来：

我们在通用汽车公司的经历可以证明，建立以整个公司范围为基础的、程度更为彻底的、反对厂级控製的中央集权的动力来源于公司而非工会。工会为获得对不满的发泄权以及厂一级政策的参与权所做出的努力在过去和现在都被公司断然拒绝，这是因为这些事务都必须由在底特律的公司高层管理来处理。13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证明这样一个论断，即「正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本质决定了工会组织结构的本质。」14

类似走向统一的趋势也在纺织业中表现出来，在那裏由于某些工厂规模较大的原因，某些生产商可以支配该行业中所有部门的劳动关系。

纺织业生产商的经营范围是全国性的，并且它们的控製也是高度集中的。美国线业有限公司在7个州经营了10家工厂；美国毛纺有限公司在8个州经营了25家工厂；美国纤维有限公司在4个州经营了9家工厂；塞拉尼斯公司在8个州经营了11家工厂；J.P.斯蒂文公司在8个州经营了35家工厂；联合商人和製造商公司在5个州经营了10家工厂；德事隆集团公司在7个州经营了32家工厂；伯灵顿·米尔斯集团公司在7个州经营了55家工厂。……在纺织业中，只有一少部分的生产商会与德克萨斯州的水公用事业协会做生意。在某些情况下，单独一家公司就可以拥有和经营纺织业的整条供应链。在其它情况下，每一家工厂也是一家独立的子公司。总体而言，中央的行政官员主导了纺织业的劳动关系政策。15

上述这些例子都表明了工会的症结所在。任何一家工厂中的地方工会都无法胜任保护工人利益的职责，因为工会与一个主要经营者签订的协议就可以影响到该行业中其他工厂的劳动关系政策。在上述这些行业中，有效执行工会的要求已经随着区域性或行业性的工人联合而逐渐产生。在某种程度上，工厂之间财务管理的互相联合也已经使有效执行工会的要求成为必要。单独一家工厂的财务机构从属于由同一个行业中许多彼此竞争的工厂组成的财务委员会。

「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医院国家银行，简称R.I.；波士顿的老殖民地信托公司；纽约的国家城市银行；格林维尔的第一国民银行，简称N.C.；夏洛特的美国信托有限公司，简称T.C.；这些单位差不多代表了超过100家的类别不同的纺织业财务委员会。」16

然而，全国性的工会不仅仅是针对垄断的一种回应。它还加速了规模更大的工业实体的成长过程。通过坚持主张采用相同的或统一的标准，全国性的工会增加了小型工厂的相对成本，并且加重了它们在面对来自大型公司的竞争时所遭受的生存困难。

在电影业中，美国音乐家联盟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是这些垄断趋势中一个几近经典的案例。洛杉矶的小型电影生产商要被迫接受和承认由大型电影生产商签订的合同。美国音乐家联盟坚持认为，每一个生产商应该在持续两年的时间内经营一支由二十人组成的乐团。如果该生产商不需要一支常设的乐团，那么他就必须雇用一支由五十人组成的乐团，以每小时25美元为最低限度向每一位音乐师支付工资，并且一旦他雇用一支乐团，那么该乐团的工作时间就不能少于三个小时。过去，一家电影公司满足它的音乐需求只要付出240美元的成本，现在，它必须为此支付的最低成本则是3750美元。在大型公司的压力之下，小型电影公司勉强同意雇用一支由二十人组成的乐团，工作时间为52周，并且每年向每一位音乐师支付16900美元的工资。根据合同这支乐团每年的演出时间为520个小时。然而，小型电影公司并不需要一支由二十人组成的乐团，它们也不可能每年使用520个小时来进行音乐演出，但是它们被迫支付下述所有的一切，包括全部支付两周的乐团假期开销，以及合同规定的52周的乐团工作期费用。17

换句话说，小型电影公司过去曾经是与八个音乐师融洽相处的，但是现今它们的身上却被强加了十二个额外的音乐师。「电影业中的每一份合同都迫使生产商雇用一支为数达二十个音乐师的乐团，而这支乐团的工作时间并不是由生产商来决定的，而是由工会的代表大会来决定的。」18正如电影製片厂的老板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正在雇用工人，……但是我们不希望这样。」19工会与核心电影製片厂签订的合同也要强加在小型电影製片厂的身上，这是因为若非如此「它们（指小型电影製片厂——译者註）就不会为我们（指美国音乐家联盟——译者註）工作。」

广播业也出现过相似的经历。由于纽约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时差迫使洛杉矶的一家广播站推迟了一个全国节目并且改用录音带播出，这家广播站只好被迫为播出这个全国节目再支付12000 美元的额外费用，而先前它已经支付过相应的播出费用了。20

美国音乐家联盟要求，「拥有乐团的大都市广播电臺必须向乐团的全体演职人员支付占电臺百分之五点五的净收入」，尽管事实上每一家经营乐团的地方广播公司都处于亏损的状态。21美国音乐家联盟还要求地方的广播公司即使不需要音乐家也必须雇用他们，而且有报道显示一些电臺竟然要向一支备用乐团支付两年的工资，而这支乐团却并没有弹奏过一个音符。芝加哥的地方音乐家工会强迫当地的广播电臺至少雇用八名备用音乐师，并且所有的机械设备必须由音乐家工会的会员来操作。其他雇用音乐师的领域也发生过类似的现象。舒伯特·拉斐特歌剧院被迫雇用了六名音乐师，每周为此付出了525美元的开支，然而歌剧院并不想要也不需求这六名音乐师。如果歌剧院不服从工会的要求，那么它就会被迫面临工会的拒绝行为，一开始是舞臺工作人员不参加工作，之后将是歌剧院无法获得任何的演出预约。

美国音乐家联盟在芝加哥的地方工会试图迫使芝加哥歌剧院雇用29名音乐师来举办一场冰上演出，但是芝加哥歌剧院的一支常规乐团只由8名音乐师组成。而且芝加哥地方工会还试图迫使芝加哥歌剧院为9场演出支付10场演出的费用，参加每一场演出的每一名音乐师的工资是25美元。于是，这场冰上演出只好作罢了。

当大都会歌剧团在芝加哥演出时，芝加哥歌剧院每周要被迫支付给一名备用乐队指挥370美元，还要支付给七名备用演职人员189美元。同样是芝加哥歌剧院，它还必须雇用一支为数达18人的备用乐团，备用乐团的音乐师人数相当于一个巡回演出的芭蕾舞团所携带的人数。22

美国音乐家联盟在洛杉矶的地方工会首先会评估一家戏剧院、餐馆或其他娱乐场所的收入和经营情况，然后再决定娱乐公司应该雇用多少数量的音乐师，以及应该向音乐师支付多少数量的工资，但是这一过程是没有经过预先的磋商或达成协议的。

工会的这些所作所为已经使得工会全面管理演艺业的劳动者成为必要。美国音乐家联盟宣称自己拥有这项权力。美国音乐家联盟的主席詹姆士C. 帕特裏奥相信，「就劳动者的利益而言，垄断是完全正当、无可非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工会才能够变得强大起来，才有能力提高工人的工资并且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23这种劳动垄断建立在以下事实的基础之上：在216000名工会会员当中，大约有32000名会员专门从事音乐师的工作并以此为谋生的手段。「大约有86400名工会会员已经抛弃了他们的乐器」，但是出于某些感情上的原因仍然保持了他们的会员资格。工会的会员资格是具有广泛的弹性的。24「任何一个为了获得报酬而进行音乐表演的乐器表演师都可以被列入职业音乐师的行当」，而且他还有资格参加工会组织。「任何一个超过16岁[1946年宪法，第九条，第十五款，第57页]的人，只要他能听懂音乐或看懂音符并且会演奏任何一种乐器，他就有资格成为工会会员。」

通过音乐师的工会组织，这32000名常雇音乐师已经成功地获得了对戏剧院、乐团、广播业、电影业和电视业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和控製权，而这种影响力和控製权已经在许多方面限製了上述这些行业的自由度。

1947年7月7日，在接受美国众议院教育和劳动特别小组委员会盘问的时候，帕特裏奥先生陈述了如下的证词：25

帕特裏奥先生说：「好吧，如果我们的计划能够顺利实现的话，你就不会再去听收音机了。」

众议员费希尔说：「那你就不会再去听自动唱片点唱机了。」

帕特裏奥先生说：「你同样也不会去听自动唱片点唱机的。」

众议员费希尔说：「在这个国家中……，你已经有效地垄断了音乐的製作过程。……」

帕特裏奥先生说：「我不会否认这一点的。……」

麦肯先生说：「你与我国主要的电影生产商都建立了契约关系，剥夺了他们使用任何一种电影声带的权利，而电影声带展示了音乐师的才华，或是记录了一种音乐表演。」26

帕特裏奥先生说：「还有电视业也是这样。」

麦肯先生说：「电视业也被你垄断了吗？」

帕特裏奥先生说：「是的。」

麦肯先生说：「那这种契约关系存在于我国所有的电影生产商中吗？」

帕特裏奥先生说：「是的。」

美国音乐家联盟的确能够实现上述这些控製，因为所有为谋取生计而从事乐器表演的音乐师都是工会会员。而之所以全部的音乐师都是工会会员，这是因为如果他不是一名工会会员，那么他就不能以乐器表演的手段来谋生。实际上，这也就意味着只有与工会建立契约关系才能获得音乐师的执业许可证。

美国音乐家联盟与美国所有的唱片公司（大概有550家到600家）都签订了一份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劳资协议，以至于任何一个厂商想要製作出他自己的唱片都是不可能的。27在没有得到工会许可的条件下，任何一家学校、教堂和合唱团也都不能擅自製作唱片。所有的这些唱片协议都在同一个时间点到期，1942年美国音乐家联盟决定不再进行唱片的录製和转录工作。1944年，美国的唱片公司必须为出售一张价值35美分的唱片支付四分之一的商品税，为出售一张价值50美分的唱片支付二分之一的商品税，为出售一张价值75美分的唱片支付四分之三的商品税。到1946年年底时，对这些唱片所征收的税额总计为2600000美元，而到1947年时，这种税额的总量预计将达到3000000美元。当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宣布这些税款为非法所得时，美国音乐家联盟就宣布今后他们不会再製作唱片了。

芝加哥的周日夜晚俱乐部是一家长期经营的、非官方的宗教性组织，由于俱乐部的音乐是由两位非工会会员的誌愿者来表演的，俱乐部必须再雇用一位备用音乐师。而在旧金山，备用音乐师们必须通过广播为儿童们表演节目。281945年2月，美国音乐家联盟禁止自己的会员以任何形式在电视上演出，直到工会出臺另行通知为止。由于芝加哥的小学乐团无力雇用一支备用乐团，美国音乐家联盟禁止它在所有权属于城市的电臺中播出节目。这种禁止现象也在芝加哥的小学合唱团身上出现。291944年，美国音乐家联盟的全国主席在报告中指出，1943年没有一支学校乐团和学校合唱团与广播电视网建立业务联系，「这永远是不可能的，除非经过美国音乐家联盟的许可。」301945年圣诞节的时候帕特裏奥先生批准了一项特别许可允许播放从纽约圣帕特裏克大教堂传出的弥撒曲31，1946年他批准了一项特别许可允许播放包含配乐的杜鲁门总统的建军节演讲32，1946年7月他又批准了一项特别许可允许用调频和调幅广播播放从斯克内克塔迪传出的应征入伍计划。33

以表演乐器为谋生手段的这32000名音乐师企图为他们自己寻求一种经济上的安全状态和一份高工资的收入，正是他们孕育出了美国音乐家联盟这个工会组织。因为美国音乐家联盟是一个垄断性的组织，所以它现在已经能够限製电影业、广播业、调频业、电视业和唱片录製业的发展。它妨碍了私人宗教服务的广播，妨碍了军乐队的演出，妨碍了经过公立广播站播出的学校音乐会，妨碍了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的创作过程，并且还妨碍了歌剧院把歌剧传向边远城市的能力。它限製了美国人民的音乐教育水平。它还影响到人们对从餐馆到自动唱片点唱机的整个系列活动进行投资和娱乐的流程。上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工会企图保护少数音乐师群体所带来的副产品——「任何一个能听懂音乐或看懂音符并会演奏任何一种乐器的人」都可以要求一份工资。在美国，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只有32000位。这项涉及面最广泛的国家公共政策是由美国音乐家联盟决定的，然而这项公共政策只是回应了美国音乐家联盟会员的要求，却并没有全面考虑到美国人民的利益需求。

在尝试获得高工资和经济安全的过程中，工会开始寻求实现垄断，接着利用垄断来实现工会自身的目标。表面上工会设定的目标不是革命性的，但实际上工会设定的目标却是革命性的。工资和价格交易的本质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同时，个体工人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和个体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也已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作为一种第三方的力量，工会已经出现在劳资关系的场景中，这种第三方力量最初是由工人们创造的，因为工人们想要使他们的谈判更为有效。现在，工会这一第三方力量已经变得非常强大，乃至它已经使工人（会员）和雇主沦落为一种从属于工会的地位。这是由一系列简单的目标和诚实的努力所带来的一个合乎逻辑而又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它并非是由某种阴谋或邪恶的意图所产生的。为了能够存活下来，工会必须对它的资源（劳动者）进行垄断，并且工会一旦实现垄断，这种垄断就会表现为一种把工资集体谈判强加给雇主的形式，即「劳动力价格谈判」，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雇主必须接受工资谈判，否则他就会歇业或破产。倘若工厂或企业的规模很小，那么无论雇主是否接受工资谈判，他都会面临破产。因为如果接受谈判，劳动力的成本会异常高；如果拒绝谈判，雇主就无法雇用到劳动者。

许多案例都表明，工人或者雇主谋取生计的能力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需要经过许可的事物。34它取决于工会组织的同意和许可。雇主和个体工人都被迫接受了工会这一第三方力量强加给他们的这套游戏规则。而这些规则既不是独裁专断的也不是反復无常的。它们是按照世界上最好的意图来设计的，它们是对一种短期需求的回应，它们的目的旨在为个体工人创造经济的安全和更高的工资。工会的目的在道德上是正义的，因而是值得称道的。工会的方法也是清白无罪的：当某项工作与工人感兴趣的事情相违背时，工人可以拒绝从事这项工作。但是，工会製定这些规则的后果却趋向于由第三方力量控製的垄断，这种垄断改变了先前的工资谈判模式。此外，作为第三方力量，这种名为工会的新製度不仅为工会自身带来了利益，而且还形成了一种工会自身的逻辑。工会的逻辑与先前的製度安排是前后矛盾的，因为工会的逻辑摧毁了那些较为古老的製度所赖以维系的根基，当然这并不是由工会的恶意预谋导致的。所有的工会组织都致力于实现工会的逻辑，这是它们同一个运动方向。

在纽约市，国际电气工人兄弟会在当地的三号组织已经全面统治了建筑工程领域所有电气设备的生产製造业、批发配送业、零售业、装配业和维修业。在过去，这家地方工会使用这种控製力把美国其它地方生产的电气设备都排除在纽约市的市场之外，即便这些电气设备是由同一家全国工会组织的会员所生产的。国际电气工人兄弟会的三号地方组织还禁止交易由隶属同一家全国工会组织的电气工程师所生产的产品。可见，国际电气工人兄弟会的三号地方组织期望建立一个封闭的市场并在此运作。唯一的例外情况是先拆除设备并在之后重装设备，在这种情况下这家纽约的地方工会可以允许自己的会员到外面的城市去从事材料製造工作。35

三号组织只是展示地方垄断的一个例子，这种地方垄断严重危害了纽约之外其它城市的电气设备製造业。在钢铁业工人工会的例子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项在全行业范围实施的工资政策削弱了小型公司的经济地位。小型公司被迫接受了钢铁业工人工会与大型公司签订的工资协议。这些小型公司认为，如果它们遵守工会与大型公司签订的协议，那么它们就将损害自己的竞争性地位。但是，当它们试图为自己的困境向工会争辩时，当地的工会委员会却告诉它们「任何一家公司都没有权力与全国总工会所颁布的指令发生丝毫的背离。」36

很明显，标准工资製度已被人们认为是实现和维持劳动垄断的一个前提条件。为了维持劳动垄断的局面，工会组织已经使用了许多策略手段，其中包括罢工行为和联合抵製雇主的行为。与此相同，单独一家工会也经常使用这些方法来对抗另一家工会，因为它要努力维护自己对车间、工厂或行业劳动力的专有统治权。工会与工会之间发生管辖权方面的冲突决不是罕见的，而且这种工会内部的冲突已经使得企业的经营成本不断增加。

在批量生产的行业，由于工人的职业能够被清晰地界定，因而工会管辖权方面的冲突能够被工人们包容，生产工作也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在其它的行业，由于生产每一个产品都需要一个不同的职业组合，甚至需要创造出新的策略方法，因而有关工会管辖权方面的冲突就会变得非常棘手并且易使人恼怒。在电影业，有四十家工会为空缺的职位而竞争，而这些职位属于哪一家工会有时候还真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够揭开这个谜底，因为那裏不存在一个对各方来说都能够接受的职业界定。因此，工会之间的冲突会在一天当中的任何时间出现，并且会通过各种工作活动表现出来：谁应该把钉子钉在木板上；当木板倒塌的时候谁应该有权利把钉子拔出来；亦或谁应该註满一个水瓶。如果直接参与冲突的人仅仅表现出罢工的行为，那么这些本身微不足道的冲突也就不会呈现出加重化的趋势。然而，一条不准工会会员越过警戒线的规定却把每一次细小的冲突汇聚成一种巨大的威胁力量，这种力量把製片厂、演播室以及整个电影业的工人都团结在一起，为数竟达30000人。

过去，不同工种之间存在持久的争吵和看起来似乎无尽的冲突，对地方工会而言它又缺乏解决管辖权问题纠纷的权力，此外每个工种都宣称自己拥有特殊的地位和特权，这些问题已经使得企业的连续运营变得异常困难或者无法维系下去，而且企业的经理人员也深受这些意料之外而又永无止境的冲突的困扰，以至于他们的士气一蹶不振。这些无法预测的、看起来失去理性的突发性事件严重地影响到经理人员开展日常工作的能力。雇主则成为一名无辜的旁观者，他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补救之策。

一名好莱坞的电影生产商在美国国会委员会上所作的证词向我们展示了工会管辖权纠纷是如何影响一家企业的：

弗裏曼先生说：「……我认为好莱坞的电影生产商由于受所有这些现存问题——即在工会与工会之间发生的全部冲突——的影响已经变得陈腐不堪了。……来吧。我们已经很疲惫了。我们已经厌倦了这些争吵。然而，我们找不到一种方法能够解决这些现存的工会冲突。」

「你所做的事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前一天回家以后，第二天早上又会受到另一个威胁。如果你打算出门去打高尔夫球，那么你仍然会相信在你走以后摄影棚将出现停工现象，原因是——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例子中是一个水瓶引起的。」

麦肯先生说：「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水瓶吧。我很愿意聆听关于这个水瓶的故事。」

弗裏曼先生说：「这个水瓶一开始是空的，后来一位员工把这个瓶子装满了水并把它放到原来的架子上。这时，其他的员工就要求停工了，因为那位员工并不拥有对这个水瓶的管辖权。」

「于是员工们不得不专门指派一位在某个外景出口处工作的劳动者去取水。员工们都很口渴，而且只有解渴以后他们才会工作。所以，这位劳动者必须把这个水瓶装满水并送到摄影棚内的空架子之上。」37

另外一名证人也证实道：「我们遭遇停工了」，起因是「一块三英尺长的木板需要四枚钉子，……所以我说『好吧，来吧，孩子们，你们现在就把四枚钉子钉到木板上！』而当某一方工人拔出那四枚钉子后，我只好对另一方工人说，『请你们把那四枚钉子再钉到原来的那块木板上。……』我们经历了太多这样的事情以至于我们自己都不愿意提及了。」有一家摄影棚把它的经营成本提高到了180%倍，而另一家摄影棚的人却说：「与先前的预算成本相比，我们的经营成本达到了1200%和1300%倍。」38

因此，在保护工会会员获得工作安全的过程中，工会通过全面增加小型生产商的经营成本，已经逐步增强了劳动垄断的威力，而这种劳动垄断几乎遭到了所有小型生产商的反对。工人们致力于在一个经济不稳定和社会原子化的环境中恢復和重构一种安全感和「社会认同感」，在他们的努力下他们现在已经建立起一种力量强大、不断成长的製度，这种製度使雇用工人工作的企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製，也使在该企业谋生的工人的生活范围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定。

工会冲突的本质是工会的权力斗争，这是因为一旦丧失权力工会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而且经济形势发展的逻辑也必然要求工会始终要强化自己的权力。经济体中的这种权力斗争给整个社会共同体都带来了影响。工会的目的始终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安全保障，而工会使用的方法则是不断强化自身权力来设定经济生活的标准，这种权力会使工人的工作变得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经济体的稳定。权力斗争的影响还包括日益限製个人行动的自由，并且日益趋向个人收入的平等化。可见，工会运动与先前一系列的自由竞争理论是不可调和的。

自由市场中的生产商由于经常受到低成本或保护性价格的压力从而走向了垄断。而自由市场中的劳动者由于经常受到经济安全和更高工资的压力也同样走向了垄断。事实上，在自由竞争世界中的企业和劳动者双方都走向了垄断。这种垄断也许不会很快达到「完美」的地步，但是通向垄断最高境界的趋势现在已经出现了。从历史的视野看，自由竞争世界的理想状态是每一个人凭借他自己就能代表整个社会的内在和谐，现在这个理想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个圈套和错觉，而且它还会弄巧成拙。如果我们赋予劳动和资本选择道路的权利，它们双方都会选择「逃避自由」，并且会牺牲它们的特权以换取安全的需要。39

劳动者的安全和所有权

工会运动代表着一种个体工人企图摆脱不安全状态的努力。反过来说，工会运动又缩小了竞争模式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应用范围。工会组织的每一项活动都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实践的否定。在这裏，我们可以情不自禁地再一次断言，一个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他的工作，必须与他的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必须对他的工作产生忠诚感。每一次关于工厂纪律、生产效率、不公平现象、权利和义务、责任和期望的争论都体现了工人对自身工作的认同感，即工人与他的工作之间的关系不能被纯粹地界定为与个人无关的、金钱至上的和不断流变的。正如在过去一千个案例中所显示的那样，工会也开始关心企业了，一种承认「这是我的工作」的感情只不过是一次动人的重述罢了：人和他的工作是彼此互为所属的。

罢工、联合抵製、群众性纠察运动和市民暴乱的剧变性特征现在已经随着工会与管理层的长期合作和工会创造出了一种对企业的认同感而逐渐消失。即使工会所采取的措施还是限製性的，我们仍然可以做出如下设想，即企业已经成为工会和工人共同关心的事物。我们可以列举出各种明确劳资双方责任和建立劳动者与管理者合作机製的努力，然而这些努力仅仅是社会大趋势中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它们的重要性相对较小，因为它们往往是过分炫耀的和精心策划的。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在不知不觉中被人们发现的事实，即工会坚持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就好像它已经成为了一名企业的永久性股东，这一点甚至在双方关于收入分配的争吵中都能够看得出来。劳动者和所有者之间争吵的事情似乎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事情。从这个观点看，罢工行为就是一种有益的和有道德意义的现象。如果工人们想要为产值分配的问题争吵，那么他们最终必须得关心企业的生产活动。劳资双方关于企业提高工资和工资增长率能力的争论——这是劳动者的合理要求——也可以表明，工人联合化的过程内在地包含了承担维护企业利益的责任。学者们的努力则进一步地证明了这种相同的内在强製性，学者们企图凭借意图说明企业实际上有能力支付工人所需工资的辛勤研究来说服那些要求伸张正义的普通民众，这是一种缓解内心愧疚的方法，也是一种建构道德权利的方法。我们即使不能断言也可以这么认为，从企业当中获得更高收入的这项道德权利既「属于」劳动者也「属于」所有者。

当然，上述论断仅仅是表述「这是我的工作」的另一种说法，它只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一个人对自身生计来源所产生的一种自发的认同感。宣称工资可以在物价尚未上涨的情况下提高的观点也表达出了相同的意思，即使这种观点只为政治宣传的目的服务。因为这种观点认识到了工资和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而也认识到了工资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关系，最终还认识到了生产本身和与生产有关的效率之间的利害关系。最近，有证据显示出企业与工会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我们可以在工会对来源于企业产值的年度工资和社会福利的要求中看到这种依赖关系。显然，年度工资只能取自于一个稳定的和赢利的企业，并且只有在工人们积极承担责任以维持企业稳定和赢利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工人们必须和管理层一起挑起企业的各种重担，包括减少成本、提高质量和增加产量。即使他们双方没有做出规定的问题出现了，他们也要共同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一个很快就会明朗起来的事实是，年度工资只有在劳资双方达成有关成本、价格、生产力和年度工资协议的前提下才能够获得，即便是在最有利可图的企业中也是如此。否则，工会的努力就会以失败或破产而告终。

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工会对社会保障的要求。如果说企业将成为社会保障的永久性来源，那么另外一种态度亦即最初创造工会组织的那种内在动力也将会出现。尽管工会组织从未准备充分，但是它们一直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努力满足它们获得收入的需要。大约五十年以前，美国有三十家左右的工会组织已经建立起它们自己的福利基金。1947年，有八家工会组织从来源于会员缴款的基金中支出了33773023美元用于提高会员的福利待遇。这个数额还不包括根据集体协议的规定由雇主缴款建立起来的福利和保障基金。1947年，仅国际印刷业工人联盟一家工会组织的社会保障开支就达到了11483958美元。1949年，大概有3500000名工人成为了由雇主筹资和由工会管理的福利和退休基金的受惠者。这个现象在1949年秋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之后才出现了钢铁业工人的罢工，进而才引发了社会保障计划的流行。那些最为重要的、依靠雇主筹资的社会保障活动都是由国际妇女服装业工人工会、美国成衣业工人工会和美国煤矿业工人工会实施和执行的。1国际妇女服装业工人工会最初的社保计划可以追溯到1942年，美国成衣业工人工会在1948年的报告中指出它的社会保障基金储备了50000000美元，而美国煤矿业工人工会则在1949年向244168名烟煤矿工和他们的家庭支付了106840139美元的社保经费。

上述数据揭示了社会保障运动的重要性，可以说社会保障运动要么是由工会努力促成的，要么则是由雇主努力促成的。当然，上述数据还没有包括许多其他形式的由企业单方向工人们提供的社会保障经费。例如从1937年到1947年的十年期间，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把54000000美元投放在员工的养老金计划上面。2此外，还有许多养老金和福利计划是由工会和管理层双方共同捐助设立的。例如，在全美30家最大的石油公司当中，有28家石油公司都设立了正式的养老金计划，而这其中又有23家石油公司的养老金计划都是由雇主和工人们双方共同捐助设立的。3

总统领导下的钢铁业事实调查委员会所做的报告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保障运动的发展。这份报告清晰地阐明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半官方性的理论，即企业应该对自身所有雇员的全部福祉负责。尽管这个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它只是给大多数工人们留下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但是倘若这个理想真的存在，那么工人们只需要数年多的时间就可以逐步实现这个理想。然而，如今总统府的事实调查委员会已经正式批准和认可了这个理想，并且使这个理想成为了工会的短期奋斗目标。

虽然企业内部的社会保障原则只是在少数企业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但是企业内部的社会保障原则仍然建立在工人—企业共同捐助的基础之上，即便是有一些显着的案例表明在那裏雇主是唯一的出资者。那些标新立异的案例只是劳资双方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达成的秘密协议，不过事实调查委员会却曾经提议建立一个由企业支付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衷心祝福这个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建成，即使它并不是政府积极支持的项目。但1949年秋季钢铁业发生工人罢工以后，劳资双方达成和解略微修改了事实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这项计划，现在这项经过修正的计划已经被汽车业、橡胶业、电话业和其它一些行业采用了。如果这项计划能够普遍实行，那么它必将加速劳动关系本质的时代化转型，也必将推动我们这个经济体系的巨大变革。

在理论上，劳动力始终是流动着的，劳资双方签订的合同也是随意可以终止的。许多年来，工会运动已经以各种方式修正了这种理论上的流动性，但是劳动力的流动在原则上仍然没有受到挑战，因为过去没有一个人会站在负责任的立场上质疑自由的理念。实际上，由总统府钢铁业事实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这项计划相当于废除了劳动力流动的原则，尽管这并不是事实调查委员会的本意。甚至连事实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大概都想不到这一点，即一旦人们普遍认同这项计划，那么他们所提倡的这项计划必然会带来遏製劳动力流动的结果。

劳动力的流动始终是合理的，因为工人并没有对他所在的企业进行投资。没有对企业投资，工人当然不用对企业承担责任了。如果有一份更好的工作在等待着他，那么他可以在任何时候离开他当前从事的工作，从而去获得一份更好的工作。工人是自由的，因为他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而他之所以不承担任何责任是因为他和雇主签订的是一份按日计算或按小时计算的劳动合同，这份劳动合同随时可以终止。至少从理论上说，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后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如果现在提出的这项计划有可能得到广泛地应用，那么它将会彻底改变工人与他的工作之间的关系。到那时，企业将会承担起下列各项责任，包括向工人的家庭提供医疗保险，向工人提供生育保险，向工人发放伤病、养老和退休抚恤金，允许工人带薪休假以及不计其数的其它服务。到那时，工人的当期工资将只是他全部所得收入的一部分，而且工资这部分收入所占的比例将随着工龄的延长和企业福利的提高变得越来越小。

这项计划所带来的真正意义是，工人正在改变劳动合同的性质，使过去那种可以随意终止的劳动合同变成一种只能到死终止的劳动合同。当然，工人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辞职。但是，一旦他辞去工作他将前往何处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所获得的其它任何工作都将比原先的工作要差。工会的资历规定将阻止他进入任何其它工厂或者谋取任何其它工作，这是因为根据资历规定他目前处于有利的地位。累积的福利计划也同样会阻止工人离开现有的工作，这些福利计划包括保险、休假、退休金和养老金。如果他从一个行业跑到另一个行业，那么他将会失去他先前积累起来的所有优先权和特权。即便他只是在同一个行业中变换工厂，甚至是在同一个企业中变换工厂（例如从一家福特工厂跑到另一家福特工厂），工会的资历规定仍然是适用的，他将会失去十分重要的物质利益，而这些物质利益恰恰是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真正障碍。可见，这项计划旨在不知不觉地用终生劳动合同替代临时劳动合同。确实如此，这裏没有什么新思想。公众和官方对这项计划的认可才是一件新鲜的和意义深远的事情。因为这项计划的精髓早在约翰 L.裏维斯第一次提出从每吨煤炭中提取五美分费用的要求中就体现出来了，即使这个要求是他在阐明他的新理论时所想到的最后一件事情。

与其说这场变革意味着劳动力流动的停止，不如说它带来了许多好处。它把工人的终身利益与企业的财产结合起来，因而使得工人开始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现今，钢铁业工人的前途已经正式地、不可挽回地与整个钢铁行业的繁荣结为一体，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纺织业工人、汽车业工人和其它行业工人的身上。此外，习俗和规则也加大了工人离开工作岗位的难度。如果工人的社会保障——工人为防伤病、休假、退休、养老和死亡而准备的毕生积蓄——能够通过企业内部不断积累起来的权利来实现，那么工人就会真正关心企业的利益，并且视之为自身的主要责任。这一点可谓是当代劳动关系变革的革命性真谛。

现在，工人们必须从内心深处关註他们自己的生计来源和他们妻儿未来的福祉来源，这是因为如果企业做不到生意兴隆，那么企业也就无法满足工人们今天所提出的任何要求，更不用说满足工人们未来的要求了。这项计划的实施和执行将会彻底改变工会的角色。工会将不再作为一个战争的机器，工会将与企业合作共同致力于减少成本和增加产量，因为只有通过降低成本和增加产量，工人不断增长的安全需求才能得到实现。

幻想战争的观点会引起一连串的新问题。只要工人迄今享有的社会保障都是通过施舍和赠予、战争威胁和征服、施加压力的方式所获得的，那么社会保障就无法为劳资合作、工人参与乃至工人的心理参与创造前提条件。因此，它只能是一种带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的获得物。成百万钢铁业工人的幸福和安全不能建立在战争的威胁之上，但是只要工会和企业仍然把彼此双方看成是两个分立和对抗的实体，战争就是无法避免的。这种幻想战争的观点是与工人对未来安全的希望格格不入的，它也不可能实现工人的希望。工人们和他们的工会应该在企业内部并与企业共同寻求他们的社会保障，正如他们所一直坚持的那样，例如钢铁业工人把他们的命运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工作和整个钢铁业的前途结合在一起。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工人们将不得不抛弃以下这种错误观念，即工会作为一个与企业分庭抗礼的权力，对企业的利益不承担任何责任，反而却在成本上涨时向企业要求更高的福利待遇。

上述这些顾虑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应该通过何种方式来筹集资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有一种观点坚持主张社会保障应该只由企业自身来支付，但这种观点在总统府的事实调查委员会看来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在工会的领导人看来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如果企业的管理层旨在彻底解除工会参与管理的权力，如果企业的管理层真心希望企业和工会成为两个分立和对抗的实体，那么它就应该竭诚欢迎社会保障应该只由企业自身来负担的这项建议。倘若采用这项建议，社会保障只能是企业遭受胁迫时提供的一种赠品，当条件允许和好转时企业完全可以收回社会保障。而且，企业可以把支付社会保障的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也可以通过企业的内部改进节省出这笔费用，还可以从联邦税收的缩减中取得这笔费用。这样一种社会保障体系当然不能代表企业与工会关系或者企业与工人关系的结构性变迁，从工人的角度看，这种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包含工人对企业的任何责任；从企业的角度看，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也没有促使企业关心工人的福利。

从工人的立场出发，这样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不理想、不可取的。如果工人们把他们未来的安全交到企业的手中，那么他们目标的实现与否就将取决于企业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满足他们的要求。否则，工人们提出再多的要求都没有用。工人们不能为了追求他们自己的安全而使企业陷入破产之中。因此，劳资双方联合出资将会有利于双方共同享有和共同管理他们所投入的资金，也会有利于双方切合实际地共同研究企业未来的需要，更会有利于双方合作水平的不断提高。

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明劳资双方联合投资的意义。安全和工资不是一对同义词，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也许还是一对反义词。这就引出了一个关于日常工资和实际收入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实际收入只能根据人的寿命来衡量，因为它涉及到整个家庭乃至一整代人的幸福和安全。另一方面，工资也许是按小时算的，也许是按天数算的，也许是按周数算的，它对社会保障的影响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从工人的角度看，谋求安全保障始终是并且仍然是他们的主要利益。而从雇主的角度看，最简单的劳动关系就是一种可以随意终止的合同工资製。可见，谋求安全保障着眼于人的一生，而合同工资製只註重暂时的责任。如果工会不想让当前的社会保障运动演化为一种新的形式继续先前的工资纠纷，那么它的领导人必须把这场社会保障运动变成一种工具，推动工会在企业中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工会运动促进了身份资格的普及，已经写进集体协议的每一条规则都体现了这一点。对于个体工人来说，他只能在一个工业组织中获得身份资格，在这个工业组织中工人们的终生利益是与他们承担的责任相对称的。这就意味着工会必须在企业内部逐渐取得企业的所有权，而工会迈出的这一步是保障工人终生安全的必然结果。

社会保障基金的积蓄最终将需要劳资双方的联合投资，至少企业中的部分社会保障基金是由劳资双方共同出资的。这一历史进程现在已经开始了，尽管它的成长壮大将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它已经取代了一个世纪以来自由市场统治经济的局面。过去，自由市场对经济的统治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把西方人的一大部分精力都纳入了自由市场的轨道，即便自由市场从未完全接纳现代社会的所有经济活动。只要这一历史进程采取一场全新的社会运动，它也会获得与自由市场相同的影响力，能够对人民大众产生影响。总之，工人与企业之间的旧分工格局现在正在崩溃，工人与他的工作之间实现终身一体化的趋势正在明朗，即使这一历史进程需要几代人来完成，即使这一历史进程从来都不可能把所有的工人囊括其中。

这一历史变革隐藏在当前的经济发展当中，但它的出现也是製度逻辑的使然。在收取会费的名义下，工会已经重新设立了一项较为古老的成员人头税。根据集体协议的相关规定，工会征收成员人头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战争时期只要经过政府的批准工会照样可以征收人头税。因此，工会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个财源滚滚的大型基金仓库，它们和保险公司一样已经成为一种半公共性的储蓄机构。美国工会每年的总收入预计可以达到十亿美元，这其中有一半的资金都被工会留下来用于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障。而中央和地方各级工会组织的资产最少存有三十亿美元。4许多工会每年光靠收取会费就获得了一百万美元以上的收入。

1947年，国际妇女服装业工人工会收取了3500000美元的工会会费。1946年，美国成衣业工人工会收取了3300000美元的会费；美国纺织业工人工会收取了3600000美元的会费；美国钢铁业工人工会则收取了3900000美元的会费。在1941年7月1日至1946年6月30日期间，美国油漆工、装潢工和裱糊匠兄弟会获得了8374453美元的收入。美国食品加工业工人工会是一家相对较小的工会，它每年的收入竟也突破了800000美元。

当工会与管理层的关系稳定下来时，工会的罢工开支和罢工津贴就只占据工会收入的一小部分了。举个例子，国际妇女服装业工人工会用于罢工的费用是56376美元，美国成衣业工人工会用于罢工的费用是45131美元，但是它们两者的会费收入都超过了3000000美元。

靠征收会费建立起来的基金只是工会应得社会保障收入的一小部分。我们已经发现，美国成衣业工人工会的储备保险基金达到了50000000美元，而美国煤矿业工人工会每年从矿井中获得的收入竟超过了132000000美元。我们还可以估计，雇主们今天仅仅为建立工人退休金体系就要支付十亿美元的巨款。5

某些社会保障基金应该被用于企业的再投资，毕竟企业是社保基金的来源地，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据推测，在企业无法严重影响经济的情况下，最终积累起来的巨额资金是不能够被企业收回的，因此是否把社保基金投资给企业完全取决于工会的立场。就工会本身而言，除非它与企业的合作建立在所有权的基础之上，否则它就无法长久地参与企业管理并关心企业事务。比如，美国汽车业工人工会已经成为六十到八十家公司的股东了，这些公司都与它签订过集体协议。目前，工会正在把大量的资金投向美国政府公债，投向房地产业，投向它们自己的保险公司，投向其他各类企业。因为这些都是最有利可图的地方。

作为半公共性储蓄机构的工会今后还会有一个新的资金来源，当收入平等化和暴富现象减少的趋势使巨额私人存款变得不再有利可图时，这个新的资金来源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可见，工联主义发展所蕴含的一大变革就是在工人谋生的企业中重新建构一种属于工人的私有权益。至少对于工人来说，过去那个流离颠沛、毫无人性和不负责任的时代已经行将末日了。如果一个工人要想获得财产利益，那么他也必须承担这种财产关系本身所内含的道德责任：对他拥有的财产负责，对他从事的工作负责，对他为其余社会成员生产的产品的质量负责。

工人们积累起来的存款将会自然而然地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利息，而法律、道德和公共政策都不会反对工人们通过他们自己的组织来实现私有权益的扩大。有些人曾经怀疑这些新的储蓄机构——他们认为工会是新的储蓄机构——未来将会吞噬整个现代工业，我想请他们放心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工会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占有整个现代工业。但是，谋取更大的所有权和承担更多的责任必定是工会下一步要做的事情。要想实现这些进步，工会必须重构现有的教育体系以便使工人对自身所在的企业产生一种理性的和创造性的认同感。许多企业和工会在最初的实践中就已经设想过新式的工业教育体系，现在建构一种新式的工业教育体系理应成为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看清和了解淹没在大机器工业中的他们自身的位置，才能看清和了解淹没在整个经济计划中的企业的位置。

照目前的发展形势我们可以相信，工会将通过购买公司股份的方式逐渐发挥现代公司的作用，届时企业的所有权将不再是流动的和与个人无关的了。所有权的转型将会带来许多问题，但是它也必将消除一切困难，它将恢復和重建一种身份社会，亦即中世纪的那种「等级」製度，在那裏每个人的流动和自由都受到严格的限製。不过，工会现在已经在某些地方做到了这一点。所有权的转型还将会引发一些有关公民权利的深层次问题，并且将挑战一个民主政府与这些新的、力量强大的、半公共性的公司之间的关系。

这些难题现在已经出现了：公司对抗国家、垄断集团对抗国家、全国性的工会对抗国家。公司、垄断集团与全国性工会之间的关系和它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都有必要成为普通法和成文法的主要内容，也都有必要成为公共政策的主要内容。工会、私营公司和管理层之间的相互关系将继续成为一件令人忧心忡忡的事情。此外，管理层还将会受到效率问题、技术改进问题、自由决策问题、腐败问题、罢工问题、压迫和干涉问题的困扰。然而，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上述这些困难是不可克服的，或者说它们将会带来比上个一百五十年工业社会已经经历过的困难更加严重的困难。据工会推测，工人私有权益的增长将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工人所分享到董事职位将只占少数比例，即使他们的运气很好，这些新的所有者也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来习得必要的洞察力和克製力，以便使他们自己适应于现代管理的復杂性和勒索性。工人和工会分享所有权将会是一次试验，一次并不令人讨厌的试验，因为管理层也会对一个所有权和责任统一而非对立的公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工会分享所有权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明显趋势，也是我们时代发展的显着成果。当前的经济体系是由流动的、与个人无关的所有权和流动的、与个人无关的劳动力所组成的，因而它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有很多案例表明，劳动力现在已经不再是流动的和与个人无关的了。如果目前显示的成果不是即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么还有何种方式可以取代这个无法延续的经济体系呢？很显然，答案是国家所有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没收、充公、革命亦或其他的方式。国家所有权和国家调控尽管说法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政治解决方式，而政治解决方式的性质是不稳定的和暂时的。经济活动应该受到自发的和客观的市场规则的製约，谁不关心企业谁就会失去企业或破产；谁不关心工作谁就会失去工作。甚至工会也不能给企业强加一些严重危害企业生存能力的限製性措施，否则工会就是在玩火自焚。自发的经济製裁既不是完美的也会出现滞后性，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已经被证明，它们对维持一个不断成长和日渐復杂的工业体系起到了有利的作用。尽管管理层与工会双方还有许多失误，但是双方都履行了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没有互相诋毁对方，即把破产和失业归结为对方的犯罪意图，需要用法律去製裁。

当国家开始经营企业的时候，每一个失误、每一个疏忽、工作时的每一次偷懒、每一次罢工、每一次批评、每一次要求变革的行为、甚至未能来上班以及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都会被看作是反抗国家的行为。经济製裁不再直接运作，因为政治威信要求任何失败都必须被掩盖、被避免或者被转化为一种故意疏忽或精心策划的阴谋的结果。客观的市场规则转变为了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强製性製裁。罢工行为变成了一种暴乱行为，意外事件变成了一种蓄谋已久的行为。当一家企业国有化以后，这家企业的罢工就被视为是对抗政府的行为，所有参加罢工的人都被视为政治嫌疑犯。历史上合法的和习惯性的行为也会被充满敌意的政治术语重新定义。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罢工行为，还适用于所有的劳资冲突行为。旷工者、迟到者、效率低的工人和製造麻烦的人，只要他们卷入了一场工厂事故或工厂灾难，他们就会变成嫌疑犯并遭受政治製裁。而国家能够依靠的唯一製裁力量则是警察权力。

可以预见的是，只要政府是一位处理工业社会中无数突发事件和意外事件的仲裁者，每一个国家包括英国最终都必将变成一个警察国家。英国曾经发生过工会领导人製裁不服从政府法规或工会规章的工人的悲剧事件，这样的悲剧事件暗示了政府管製的前途。政府准备调集士兵镇压罢工的工人，以及政府中的工会领导人要求更加严格地控製劳动力的流动，也预示了假以时日以自由为名义的警察国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这些现象持续下去的话。原先依靠非政治製裁运作的劳动关系现在正被一些政治术语重新界定，最终产生的后果是劳动关系只能依靠政治製裁来运作。

在企业管理权从私人转向政府的过程中，上述这些担心都很重要，但是还有其他事情比这些担心更为重要。一直以来政治学界都有一个常识：一个人没有做过一个错误的选择，他也不会自由地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一个人连犯错误的自由都没有，他也不可能有正确选择的自由。如果这个常识在政治学中是真理，那么它在经济生活中更是一句至理名言。的确如此，人们在商业活动中做出的错误判断是不计其数的，但这些错误肯定比精准的预测要稍微少些，因为工业体系已经为人民大众保存和提供了一份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如果一家企业要想生存下去，那么它必须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否则它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破产。然而，甚至最成功的企业也会经历投资失策、管理不善，也会遭遇飞来横祸，也会滋生偏激的乐观主义。而它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它做出的正确选择往往比错误选择要多。但是，除非它有犯错误的自由，否则它根本不能做出任何判断。

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体系是建立在错误和失败的基础之上的，它的形成过程充满了无数的错误和失败，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犯错误的自由。即使是冒着经济失败的风险，评估各种有生力量的自由也是任何一个復杂的企业或工业体系能够存活下来的唯一理由。从我们现有的经验看，这种犯错误的自由显然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工业体系由国家控製的社会当中。

政治考量和它们的惩罚性意义非常重视决策的正确性；因此，针对错误决策的政治处罚实际上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得自由地做出任何决策。只有那些高层人士才能享有自由决策的权利，因为至少他们能通过依靠公共财政或者控诉政治阴谋的方式暂时地掩盖他们的错误预测和失败。在这裏发生的一个变化是，一个灵活的、多边的、时常出现矛盾的、包含许多思想和观点的剧本转变为一个出于潜在政治意义的考量以致任何人都没有自由决策权利的剧本。在前一个剧本中，许多决策是由参加这个决策过程的多数人做出的，各种错误是可以相互检验的，因为大部分决策只会影响到整个企业的一小部分。在后一个剧本中，决策者必须承担责任，除非做出最终决策的人看上去是对政治产生免疫的，一个错误的严重性也无法被其它决策检验出来，因为在那裏不存在其它的决策，而决策的后果要么是被尽可能地隐藏起来要么是被转化为一种政治上的善意，从而把失败的责任推卸给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敌人」。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復杂的工业社会都不可能源源不断地为人民大众创造日益增长的财富，甚至无法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继续生存下去。

然而，工业体系还需要创造力的自由流动，这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工业社会已经发展了一百五十多年，那么它还将发展下去，因为那裏存在着一个奇特的道德和心理环境，这个道德和心理环境能激发和形成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思想和方法，并且能为这些思想和方法提供一个试验田。当然，那裏也存在着无数试验失败、未充分利用、误用或滥用、甚至蓄意压製新发明的事例。但是，历史上的工业社会和当今的工业社会都在吸收消化络绎不绝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如果没有这些新技术和新方法，工业社会就不可能显示出它所吹嘘的那种復杂性和高效率。

同样真实的是，新发明的不断涌现也是当今工业体系得以存活下来的根本原因，即便新发明的涌现只是停留在目前的水平。如果新的发明不能够流入工业体系，那么工业体系就会逐渐退化，它的復杂纹路也会逐渐松弛。其它社会是否能够復製出这些有利于创造力自由流动的条件，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证明，但到目前为止其它社会还尚未復製出这些条件。而令我们非常担忧的事情是，一个由政府操控的中央集权製经济是一个被同质化了的工业体系，是绝对不可能復製出这些有利于创造力自由流动的条件的。

迄今为止，俄国的工业化已经开始了，俄国在很大程度上復製了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工业技术、设计方案和业务流程。毕竟，器物上的学习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情，特别是当俄国有效利用从福特公司到通用电气公司的各种各样的工程师、技术员、模型和合作机构的时候。俄国復製了我们的工业体系以后，它会尝试为新发明的涌现提供一种道德环境，进而把它的工业体系推向一个不断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吗？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只有建立在创造力流动的基础之上，工业体系才能持续增加生产资料的供应量，并且向消费者提供络绎不绝的商品，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尽管西方世界的工业社会还有很多缺陷，但是它并不处在试验阶段。到现在为止它已经被试验了一百五十多年，它已经向人们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这些物质财富比其它任何地方的人们所享有的物质财富都要大得多。当前处于试验阶段的是一个将要取代工业社会的新社会，而这个社会是以更高的效率和更加完善的道德为基础的。但是，保障目前的经济体实现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的条件却正在遭到剥夺，这些条件包括决策和犯错误的自由、有利于新发明自由流动的环境、未受政治考量阻碍的人民大众的独创精神和责任心。将来的历史最终会为这场争论做出定论，但是俄国的实践、英国的实践和其它地区的实践现在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了。它们仍将证明一个观点，即为了实现物质生活水平的日臻改善、个人的自由、创造力的流动和个人尊严的提高，它们能够做得像它们将要取代的经济体一样出色。

此外，还有一个顾虑需要我们仔细思考。俄国的经济结构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如果俄国真的想要成为一个工业国家，那么它也将走上一条英国和美国已经走过的老路，绝大多数的人民将会陷入一个工业活动的復杂漩涡。这个漩涡会要求广大人民群众都必须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还会要求数百万人民都必须获得自由选择的权利，以便为不断发展的工业社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决策。这就意味着尚未获得政治许可就做出的短期决策和理所当然做出的短期决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定是错误的决策。

没有决策的自由，现代工业社会也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如果决策的自由继续存在，那么国家调控和警察製裁也就不可能维持下去了。因此，俄国模式现在已经种下了使它自身走向毁灭的种子。俄国模式虽然唤起了人民大众对更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向往，但是它却无法实现这个理想，因为它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巨型工业社会，而它之所以不能发展成一个巨型工业社会，原因在于它剥夺了人们从各种各样的方案中做出自由选择的权利。如果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决策的自由又出现了，那么这种自由必将摧毁现存的警察国家。

警察国家只能存在于一个相对简单的农业社会。不断发展的工业社会必将敲响警察国家的丧钟。苏俄现在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它不可能放弃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理想，但它却无法实现这个理想，除非它做出自杀的举动。

关于国家所有权性质和内涵的讨论——即国家所有权是否能够替代工会发展为工会公司的时代趋势——可以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提出的建议并不能圆满地取代我们当前的工业体系，也并不能圆满地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困难。显而易见的是，只是因为政治解决的方式带有不稳定性，政府为了保持它的控製力就将被迫建立警察机关，但警察机关在本质上是专断的，并且受製于某些政治方面的考虑。

所有针对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官僚的指控都将及时转化为针对任何一种国家调控体系的指控。工业社会太復杂、多面、灵敏、微妙、不稳定、善变和富于创造性，以至于它不能被政治宣言和政治考量所操纵。而国家的调控体系却是不稳定的，因为它只能通过镇压的方式来进行运作。到头来，要么是工会内在的有机团结摧毁了威权主义的国家，要么则是国家抑製了企业的发展并最终使它们瓦解。

工会是威权主义国家的一种真正的可供选择的替代物。工会是属于我们的现代「社会」，是工业製度养育出的唯一真正的社会。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工会关心整体的人，并且使人的自由和安全成为可能，而人的自由和安全在本质上是与人的尊严密切相关的。可以指望，企业和工会最终将合并在共同享有的所有权当中，它们双方将不再分立和对抗。只有这样，一种共同的身份才能再一次支配人的生活，并且使每一个人都具有所有人都承认的权利和责任。

萨缪尔•冈帕斯的劳工哲学思想

作者 路易斯 S 里德 写于 一九三零年

美国劳工运动史的「冈帕斯时代」始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终于1920年左右，做出这个推断还是很有把握的。

「冈帕斯时代」就是近半个世纪美国劳工运动史。这个时期之所以能称为「时代」，是因为这一时期劳工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一种形式特殊的工联主义：工联中十有八九靠技术工人，而非阶级意识，因此工联并没有控製全局的抱负；工联普遍关心产业，关心生产流程，但最多也就是有必要「斗争」时，从雇主那裏抢来更高的工资，要求更短的工时和更好的工作环境。

表面上看，这种形式特别的工会似乎并没有寿终正寝，也没有日薄西山。建筑业、出版业如今仍然遵循着几乎和二三十年前一样的规则和步骤。但如果看得再深入些，仔细些，是不是因为近十年来工联主义 屡屡受挫，还是因为其指导下的美劳工运动越来越弱，影响行业越来越小，才让工联主义不明显了？

而国外劳工力量却越来越强了：英、澳劳工近来认为他们能够控製政府。而国内的劳工运动却越来越弱，在国家生活中越来越不重要。几乎一提到国内劳工运动，似乎结论只有两点：要么运动大到可以颠复本国的根本思想和基本国策，要么就小到不值一提。

因此本卷论述的正是美劳工史中这段已成过往或正成过往的时代的思想体系。之所以这个时代能称作「冈帕斯时代」，是因为当时冈帕斯确实发挥了领导作用；正式来说，冈帕斯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裏都是运动的领导者，但也是真正的领袖。他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即同时代工联主义者的观点，他的思想就是整个运动的指导思想。冈帕斯实际是劳工运动代言人，处处都与劳工运动完全一致。他不仅秉承并——表达着劳工运动思想，而且也是该思想的缔造者之一。过去30多年来，美劳工运动靠着在七八十年代及90年代早期积累的智慧资本生生不息。而冈帕斯在这种资本积累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因此本书不仅是对冈帕斯有关劳工和劳工运动观点的研究，同样是对过去50年主导美国劳工运动思想的探讨。

「冈帕斯哲学」即冈帕斯思想体系。这套思想涵盖了其「孕育劳工运动的世界」的观点，劳工运动地点和运动目的基本理念，及最有利于达成运动目标的方针、策略的观点。

但只讲冈帕斯思想还不够。他为什么这样想，他曾经做过什么也很重要。事实是：许多情况下，如果我们没有同时理解当时冈帕斯产生上述观点的背景和经历，就不可能全面理解冈帕斯观点。因此，本书在分析冈帕斯观点、方针时试着去挖掘这些观点、方针的缘由和起源。并鉴于冈帕斯观点、方针「与时俱变」，追溯冈帕斯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发展原因。

年轻时的冈帕斯非常有活力，是现实主义者、天生的组织者和领袖，当他70年代初与美国劳工运动首次接触时，劳工运动正处在形成、摸索阶段。起初，冈帕斯还是社会主义者，但当时社会主义者的策略脱离实际，痴迷政治行动，漠视工联主义，强调「最终理想」，这都使他不得已远离了社会主义思想。他变成了纯粹工联主义者，当国内熟练工为保有更好薪资、更少工时而投向工联主义时，他们选举冈帕斯作为他们的领袖。

这是一群先锋，他们发现并发展了工联主义原则和政策，并将其作为劳工运动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冈帕斯就在这群先锋之中。工联主义关註即时利益，不关心最终理想，在经济领域开展运动，主张「行业自治」——这些都成为他们壮大美工运遇到的困难。回首看看，有一个人能清楚看到上述困难有多么顽固。再没有其他的思想基础，能让劳工运动在当时的美国稳定发展。骑士公会、社会主义者行业和劳工联盟、美国劳工联合会、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所有这些「已停止活动」的运动失败了，证明这些人的思想体系在当时美国劳工运动背景下，是多么不合适，多么不合时宜；这种失败也同等程度证明了：工联主义原则无论是发起的时间，还是实施的地点，都是基本稳定的，正是在工联主义原则基础上，美劳联成立了。

冈帕斯参与了这个正确思想基础的发展过程，帮助美国劳工运动在此思想基础上开展起来，这场发生在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的「先锋性建设」成就了冈帕斯很多伟大的主张。

冈帕斯是管理人的艺术家，是建设、领导人类组织的艺术家。如果他生在其他不能影响他加入工人阶级的环境，他可能要么已经是一个大公司的总裁，要么是一名伟大的将军，要么是一名政治机构首脑了。他热衷于运作人类组织，而让其他人起到反对、批评的作用；他想进入组织核心，想进入领导层，想管理、建设这个组织。

冈帕斯帮助雪茄工人工会转变成强大而稳定的组织后，在组建劳联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因此成为劳联领导人。但1886年劳联还流于纸面。这个新组织没有物质基础，没有团结精神，也没有存在和按部就班的传统。当时劳联旗下工会都觊觎劳联的主权，劳联处于最松散的状态；而这些工会组成了劳联，以此反对骑士工会侵犯劳联主权。为组建劳联，为让旗下工会「入联」并不再「脱联」，为让各工会互相合作，为营造团结氛围，为体现劳联价值，冈帕斯任重道远。（不过）他把一切都做得很好。

进一步说，早期的冈帕斯虽身为劳联主席，但总体上只是运动组织者。他要帮助组织的工会实在太多了。他组织当地工会，帮助这些工会建成全国性组织，继而引导这些全国性工会「入联」。他投身一个又一个关键处境，组织、协助开展罢工活动，劝告工会领导。他不善理论，也不擅长批评，却长于实践，长于工作。怀着十字军般的精神，怀着火热的理想，他慢慢地、坚定不移地帮助开展工会运动。虽然运动并不完美，但毕竟存在过，毕竟起过作用。冈帕斯对美国劳工运动的贡献非常巨大。

有一段时间，作为一名纯粹工联主义者，冈帕斯还能容忍社会主义。但渐渐地，由于他批判当时社会主义者，批判他们破坏劳联的企图（部分社会主义者鲁莽至极），他到了极度憎恨社会主义者及其纲领的境地。从那以后，他倾尽所能阻止运动吸纳任何社会主义思想。

战后几年见，冈帕斯关于「严格商业工联主义」的旧纲领发展起来。就像工联主义有必要越发顺应雇主心意一样，产量增加下的劳工地位开始受到关註。因此，冈帕斯与其他劳联领导一起开始宣传工会管理合作，而这一方法其实已被几个更有前瞻性的工会率先采用了。同时，冈帕斯为劳工运动设立了新目标，即参与产业管理和控製。随着新誌向「发声」，他批评了追求私有利益的产业运行模式，并要求产业营利从属于社会服务。

树立起这些新理想后，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冈帕斯在其事业尾声因而转向了他开始工会事业生涯时的最初思想。这一新纲领的方向就是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是指向行会社会主义，因为直到最后冈帕斯都痛恨在政治国家上耗费更多的力量。这部冈帕斯宣布劳工运动新目标的宣言也确实充满斥责国家干涉经济领域的词语。

只要有人关註冈帕斯观点的发展，要实现其观点的重新定向十分有趣。但从有关工运的新观点、新理想的影响看，「重新定向」并未起到巨大作用。本质上说，这些新目标是激进的，但冈帕斯用温和的用词提了出来，火药味全无。而且新纲领的发展与当时的一种信念有关，这种信念认为：产业的受雇管理者应进行道德重建，他们经营产业要以社会利益为出发点，向劳工馈赠产业民主。这些因素产生的效果是：让冈帕斯的新目标有了更多的预言性，而不仅仅是一种战斗信念。冈帕斯通过提出没有好战因子的劳工新理想，彻底抓住了问题要害。部分证据表明，运动要扩展老纲领，也开始意识到要用理想来参与管理，参与产业管控。但冈帕斯已经太老了，他的身体已经不能允许他继续领导运动向着新道路继续发展。

冈帕斯社会思想的主要特点是他相信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即誌愿主义）。他坚守这个信念，主要是从对社会主义的反应和敌视开始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他缺乏国家对劳工运动的同情心，即这个信念是他反对劳联「政治无能」的防御机製。

冈帕斯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个人主义。但对斯宾塞来说，个人是他「原子社会论」的基础，冈帕斯个人主义的基本单位有时是个人，但更多时候是有组织的机构。他认为：生命就是「为活着而争斗」，社会只是一个象征所有正在斗争的组织的名称。每个组织只关心自身利益，为增加自身利益而斗争，让落后者遭殃。各组织在市场上兵戎相见，组织争相出卖劳动力，雇佣者争相购买劳动力，他们都拼命将劳动力价格压得一低再低。在这种买卖下，有组织的社会除了给予成员最大自由外无事可做。从通行规则看，有组织劳工及其与雇主的关系应完全不受国家管辖。劳工运动应将自己对社会立法的要求限製到最小。国家医疗、失业及养老保险都是国家家长製统治的范例，其结果都是不好的。个体应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其自由、独立，并「自取所需」。

当然，他并没有绝对地、始终如一地倡导他的思想。当各种组织迫切要求将所需条件合法化，或他自己在《移民限製法案》中看到立法可以保障积极利益时，他毫不犹豫地开始利用国家（力量）。但这些例子是基本规则的特例，并且被尽可能地限製了。

与自助和个人主义相同的上述原则也在运动中得以应用。冈帕斯在反对社会主义作为运动思想的斗争中也反对或许能实现运动团结的概念，「无思想」成功了。后来，「誌愿主义」打败了社会主义，标誌着分离主义打败了运动中的团结精神，因为「无思想」意味着整个运动没有共同目标或理想。因此，通过上述众多案例，（可以看到）各组织间缺乏实现彼此团结的联系。运动中的「无思想」原则和「誌愿主义」仅仅意味着工会自治并将其作为劳联基本原则。后来的原则无非是「各行各路」，慎言慎行，为自己而斗争，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让其他组织如法炮製的权利和义务。伤害一个人并不是伤害所有人。

如果其他工人阶级组织无法成功争取自身利益，这对他们来说非常糟糕。司法纷争、劳工数量上限、政治本位主义、面对公共问题缺乏公共政策和程序、未实现普遍化——这些都是誌愿主义导致的必然结果。如果坚守这个原则，美国工运难以冠之以「运动」一词，仅仅是「组织聚集体」而已。

当前冈帕斯个人主义很受劳联旗下工会欢迎，否则他们也不会允许冈帕斯担任其领导和发言人这么长时间。「自助」对那些处于优势的人是一个有用的口号。至少在现有条件下，个人主义是有经济优势的人信奉的思想。从劳联建立至今，劳联一直是「劳工权贵」的代表。

劳联形成正是分裂运动的产物，这一运动分裂出了一批更适合成立的工人团体。实际上，熟练工行业认为他们如果不与非熟练工联合，单打独斗效果更好。  当骑士工会带着他们引以为豪的「团结」信条，于80年代末破败时，熟练工却扛着「人人为己（Sauve qui peut）」的大旗昂首挺胸步入劳联。

劳联保持着它初创时就有的品格。加入劳联的组织占全体工人阶级比重从来不超过17%或18%。这些组织对在其余工人中推广工联主义热情甚低，劳联建立后的15年间有所改观。实际上，在接二连三的罢工运动中，有太多有组织的熟练工抛弃非熟练工的案例；相当一部分的非熟练工一提到美劳联就会起哄或是发出轻蔑的嘘声。

劳联内部组织要遵守的政策，其本质就是让各成员获利，而不会考虑其对其余工人阶级的影响。就拿劳联反感为工时和工薪立法来说：很明显，这种立法不仅最潦倒的工人极度贊同，就连部分劳联旗下组织也贊成。但劳联很大一部分由建筑、印刷业统治，而上述立法对这些组织而言毫无利处，因为这些立法所设标准会远低于他们已有水平。建筑、印刷业只受或基本受自我利益驱使，不能期待这些组织会关心推动只对他人有利的立法的通过。

上述因素同样解释了劳联为什么对社会、养老保险冷漠，普通劳工为什么默认冈帕斯及其他领导避开这些政策。由于劳联起主导作用的组织相对富裕，他们并没有急需通过上述立法的紧迫感；或者说，对上述立法的需求无论如何尚未紧迫到促使他们推翻整个管理政策的地步。

上述因素也同样适用政府对产业的所有权问题。鉴于熟练工能从私营雇主手中争取到比国营企业更优厚的薪资和更短的工时，因此对他们来说，政府雇佣并没有吸引力；而政府雇佣对非熟练工来说却是上选。普遍地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除了对占劳联主导地位的行业组织有吸引力外，对劳工权贵组织的吸引力很小。

因此，整体上看，劳联政策反应了旗下组织的特性和地位；反过来，冈帕斯的观点本质上与劳联主导组织的观点一致。从这个角度不难看出，除非由于工人阶级下层工人渗透导致劳联组成发生变化，或除非由于劳联主导组织不能保持相对其他工人团体的优越地位导致其性质发生改变，否则期待劳联大幅改变现有思想也是瞎耽误功夫。如果可以，我们或许可以自信地期待：当来自下层工人阶级的工人组织起来并进入劳联时，劳联必将极「左」，并采取更极端的纲领。

冈帕斯能在何种程度上领导运动呢？作为领导的他在何种程度上能影响（劳联旗下工会的）观点、政策呢？如上几段已部分回答了这些问题。要更完整的回答这个问题，有赖于下述因素。从本质上说，冈帕斯首先是组织者，是运动领导者，而不是哲学家。他的领导力并不是对观点的领导，他不是能掌控不流行的新观点并将运动引向这些观点的人。他的领导力是策略上的领导力，是日常活动上的领导力。作为领导者，必然要有追随者，他也曾犹豫，是否要脱离他的支持者，而现在高于一切的是：冈帕斯想要保住其美劳联主席地位。这并不是说冈帕斯自我认定为非理想主义者，是把个人事业看的比运动福利更重要的人。恰恰相反，没有人能如此理想化。他将一生都献给了劳工运动，早年甚至为了运动饥寒交迫、穷困潦倒。他会牺牲一切去推动运动进步。但他已将自己等同于运动，他自信自己是塑造劳工运动的最适合、最杰出的人，劳联可以遭受任何损失，但就是不能失去他这个领袖。作为一个务实的人，他建立了一套从势力、效力两方面能保住其位置的机製，一个领导人曾说：「（这套机製）在美劳联中是无敌的。」劳联曾是，现在也是一个相当政治化的组织。为了追随他的那颗「理想之星」，冈帕斯常常要克服重重艰难险阻。

现在冈帕斯知道：要保持其主席地位，他要与票数能控製劳联主席人选的关键人士思想一致，这也意味着他必须与运动中的普通劳工观点相近，他必须遵从运动的思想。与劳联现有观点相比，他唯一能倡导的观点既不能太先进，也不能太落后。

运动策略一旦改变，他也必须坚持（改变的策略），而冈帕斯就是这样做的，他一次又一次地妥协了。为保住劳联领导地位，他只能领导劳联按照他个人并不希望的方向前进。但他的有些政策，不是为了保持他在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就可以牺牲的。某种程度上说，冈帕斯的领导，特别是1900年后，就是倾听劳联内部的主流情绪，然后找出劳联应向哪个方向发展，完成「三级跳」，保持自身领导地位。他作为运动的领袖，也是运动的代言人和风向标。

但如上只讲了一部分。冈帕斯确实坚信部分策略的公正性，并努力在运动中实行这些政策，而部分政策是进步的。他坚信要让所有工人加入组织。他用其影响力让工会废除限製措施，允许女人和非熟练工入会。（不过）也有一些反动措施：冈帕斯在商讨个人主义、避免对薪资、工时、社保立法时，对运动伤害巨大。冈帕斯在这方面的影响也让劳工成为「毫无政治地位的人」。尽管劳工很少通过国家实现自身目的，其他社会组织却毫不犹豫地利用国家（力量）。冈帕斯一面商讨规避社保，一面却支持「社会福利主义」、组织保险、养老保险等。因此，与国家家长式统治相反，劳工处受雇主家长式统治，这一结果增强了雇主力量，也削弱了工会。最终，冈帕斯在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也仅仅与运动共进退。也就是说，从1900年开始，劳工运动就已进入完全不同于美行业工会形成环境的产业主义环境中。

资本集聚越来越大，各阶层雇主联合，产业日益机械化，行业技术消失，技术创新一如既往，雇主「社会福利主义」——这些困难不论是否继续存在，更别提继续发展，都是工会运动必须面临的。冈帕斯在面对这些困难时，并未进行「建设性领导」。在为解决上述困难提出的纲领中，首先就是将组织基础从行业转向产业，继而实现更紧密的运动联合，冈帕斯（对此）并不冷漠，也没有敌意。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三年，他写下了自传，其中讨论了工会运动崛起，面临的考验，「真诚」又「智慧」的策略，以及他所处的地位。但通读全书，我们并未发现冈帕斯对有关20世纪产业日益机械化及同时期发展带给劳联行业工联主义的困难的分毫认识。

冈帕斯是在一个时代之初走向劳工运动的。他对找到这个时代正确的，合适的策略和原则是有贡献的，并在上述策略、原则下领导创立了劳工运动，其后运动进入了新纪元。但当新纪元来临时，冈帕斯再也无从知晓了。

劳工运动的目的和计划（上）

冈帕斯认为，劳工运动即阶级运动，也即工人阶级运动。工人不满他们的生存境况，渴求更好的待遇，因此劳工运动即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为实现自身抱负而做出的尝试。冈帕斯始终认为，美国劳工联合会有权代表全国劳工运动，竭力以最小的抵抗开展工作，改善工人——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儿童的生存境况，改善今天、明天，乃至「明天的明天」的生活，让「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好」，实现「最好结果」——这就是劳工运动的指导原则、思想和目的，即为全人类争取更好的生活。

冈帕斯陈述完上述观点后，莫裏斯•希尔奎特曾反復诘问冈帕斯，判断「何为更好」的依据，其潜在标准是怎样的，冈帕斯回答如下：

一面是一天3美元，工作日每天8小时工时，工作环境卫生；一面是一天2.5美元，工作日每天12小时工时，工作环境危险，孰好孰坏还需要拿什么眼光判断吗？

希尔奎特先生：那么，冈帕斯先生，按您的逻辑，要是一天4美元，工作日每天7小时工时，且工作环境优良，这岂不更好么？

冈帕斯先生：确实，为工人尽可能争取最好条件，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希尔奎特先生：嗯，当我们获得这些条件（上述）时——

冈帕斯先生：（打断希尔奎特）哎，接下来我们还要追求更好的。

希尔奎特先生：（接着说）你得为追求更好而努力。

冈帕斯先生：是的，工人将永无止境地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妻子，孩子以及全人类努力争取更好的生活 。

冈帕斯常说，劳工运动的目的即「现在要更好，更好，更好。」但工人阶级不仅是要绝对的「更好」，如更舒适的工作环境，更少的工作时间和更高的工资，他们还要改善与自身状况相关的其余社会环境。劳工运动本质即工人阶级为自己争取「更大份」国民收入的手段。

美国工人得到的并不是劳动的所有产物。工人能从他们的劳动中获得多少比例的回报，没有人说得清。但多亏了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劳动者已经获得并正在获得现代产业有史以来最大的劳动所得分成。因此劳工组织的作用之一即增加工人在劳动所得中的分成。组织起来的劳工对社会回报的要求日益增长，社会应给予服务社会的工人更多的回报。

工人一日紧似一日地工作，他们一面以自然、平常的方式，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一面提出他们自己要求，向资方索取，确保获得更多的、持续增长的劳动分成。

由此，为整个工人阶级争取「更多（的利益）」就成为冈帕斯的初衷，至少他曾这么说过。不过，他只是一个组织的领导者，并不能代表整个工人阶级；实际上他只代表了一小部分组织，而这些组织也仅仅是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至于这个「更多」是否意味着其他有组织或无组织的工人所得变少，这部分组织考虑的并不多。那么，冈帕斯实际只特别关註有组织工人的发展么？他仅为有组织工人争取「更多的利益」么? 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如此。但是，让所有劳动者将来都有组织确实是冈帕斯的信仰，是他的希望——让有组织劳动者吸纳组织外的劳动者，以保护这部分劳动者的利益，这正是冈帕斯的观点。

美国劳工联合会是基于经济法建立的，也就是说：1没有哪一个行业，能将薪资长期控製在正常水平以上；2要保持各行各业的高薪水平，劳动者必须组织起来；3非技术工人缺乏组织严重影响有组织技术工人利益；4只有通过统一行动，才能将技术、非技术工人同时纳入一个组织 。

阶级斗争

要讲劳工运动的目的，就要讲明工人阶级和雇主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对立的原因是：雇主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只关心自己的劳动分成，且越要越多，因此双方利益关系是不和谐的——如上是我被社会主义作家、演说家一再误导的结果，这些作家、演说家不断重復这些错误观点，以至于最终他们只要武断地下结论，就把这些观点当成真理。

但以我对工业世界普遍条件的最初理解，我早已相信并认定雇佣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是不一致的。从那时起，这就成了我的立场，一丝一毫也没有变过。当然，为了短暂的共同利益，两个阶级的利益也能调和，但那只是昙花一现。

直到现在，工人所得并非「轻而易举」，他们必须不断抗争，才能从雇主那裏争取更好的条件。

雇主、资本家、股东、债券持有者——整个资产阶级都在抵製美劳工联合会和其他组织的工人们获得更大的劳动分成。极大反对工人阶级为维护已改善条件而抗争的，正是那些在分配中的获利方（也可称「不劳而获」）。当前，利益分配体製的受益人想尽可能保有其现有分成，或者提高分成比例。

接下来似乎是这样，工人阶级进行着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阶级斗争」。1900年之前，冈帕斯也曾坚定地持上述观点，如1899年，冈帕斯在美工业委员会前发表了如下声明:

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劳动者会不断成为每一美元所产财富的更大分享人。我今早说过，财富所有者和财富生产者的斗争会不断持续，而这些斗争将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以不同形式展现出来。这样的斗争会与时俱进，只要财富所有者和财富製造者存在利益分歧，这样的斗争就会存在下去。

后来，冈帕斯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越发敌对了，他几乎不用「阶级斗争」这个词，甚至否认劳工运动就是「阶级斗争」。这是因为，社会主义者使用的「阶级斗争」一词中某些含义让冈帕斯不悦。首先，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目的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并代之以社会主义。而冈帕斯认为，美工人阶级斗争只是要争取更好的条件，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哪怕是「阶级斗争」中作为前提的「推翻资本主义」，冈帕斯也不接受。冈帕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即便真要给工人阶级和雇主阶级「划线」，这条线也经常不清楚，而且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雇主阶级，都不可能有「阶级斗争」这一概念设想的「阶级内团结」。同时，冈帕斯也认识到，尽管劳资双方利益在某些方面有冲突，但其他方面却有共同利益——正因如此，他非常希望促成双方合作、联合，以此拓展共同利益。他在「一战」期间与政府、雇主合作，战后主张联盟管理合作都体现了这一点。然而，以社会主义者的角度看，冈帕斯加入全国公民联盟这一步，是对「阶级斗争」的最无耻背叛。全国公民联盟成员主要是雇主，该组织表面上以「推动更加和平的劳资关系」为宗旨，但其真正目的至今无人知晓。部分作家认为，联盟的目的是，实现保守党和雇主的团结，共同抵製日益茁壮的社会主义浪潮。即使如此，冈帕斯只看到了联盟的「表面文章」，并在雇主群体中传播工联主义思想。冈帕斯在一次讲话时说到，如果他的嶽母这样的坏人都可以给劳工运动出力，他会作她的动员工作。

结局

冈帕斯早年从事工会活动时曾是社会主义者，但19世纪80年代以来，其社会主义信条早已抛诸脑后。到1900年，他已经极度仇视社会主义，并由此抛弃了「劳工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的信仰，此后也没有用其他理论重新定义劳工运动的目的。冈帕斯断言，美工会运动目的既不是取代现有秩序，也不是摆脱私有企业。能让工人一小时多挣10美分，工作日少干半小时，更好的工作条件——这些近期目标即「冈帕斯思想」的全部。至于今后的问题，未来工会是个什么样，他从来不问，也不不答。未来会带来什么？他无从知晓，也不急于预言。有一点他很清楚，现有秩序正在变，他说，现在，就让我们为了更高的薪水而奋斗，未来的问题还是留到未来考虑吧。以下他在1900年的陈述能完全阐释他的观点。

克拉克先生：您相信薪酬体製，不相信合作关系，是么？

冈帕斯先生：我不信薪酬体系。对，工人是在薪酬体系下劳动，但用什么体製取代现有体製，我不发表观点，不过我对此想过很多。我读过不少最优秀、最渊博的经济学家的着作，内容涵盖各家各派，比如工联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单一税製、合作论等。我并不是说读完这些书，踏踏实实地钻研，就能做出一个结论；我也不是说这些观点都科学、自然、符合逻辑。我明白工人活在薪酬体製下，而且只要这个体製存在，我们的目的就是不断为工人，为这些财富创造者争取更大的劳动分成。

劳动分成不断增加，会不会导致利润彻底消亡、全部净产出归于劳动者，继而薪酬体製不復存在呢？会有这么一天么？或者，从另一面看，会不会导致在无政府理论下，废除包括占有、使用权在内的一切土地权，废除专利系统呢？——我们是否会回到「第一原则」，是否会在单一税製下，将全部土地价值用于税收呢？我想，未来自会做出决断，解决问题，这也是我十分盼望的。我明白，工人组织会更加完善，他们辛苦製成的产品会给他们带来更大收益，他们的物质文化环境会更好，希望更高，抱负更远，他们会更加有力应对即将面临的各种困难。当前，我们的目标就是争取更好的条件，让我们的工人更有男人气概，心智更加独立，思维更加开阔……。

尽管冈帕斯认为，当前最好将运动纲领控製在争取更高薪酬、更短工时、更高条件，即经济工联主义的范围内，前文也已就此做了说明，他仍然认为上述纲领并非工会运动的永久目标。有人认为，冈帕斯的演讲和作品中有一种「平静的信念」，那就是未来属于工人阶级，劳动者今后会以他并不了解的纲领实现「一切权利归劳工」，他们还将控製整个产业，因此，他在提及垄断时说：

经验表明，有这么一种正在崛起的力量，是我们在新闻界那些交情甚浅的朋友根本不会註意的。这股力量将会证明其对抗垄断的巨大力量，或者说，如果垄断先天有什么优点，我们的那些朋友就会被这股力量引导至有益于公众的道路上。这个正在崛起的力量正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中饱受蔑视的有组织劳工运动。不信等着瞧。

冈帕斯并不贊成《反垄断法》出臺。他认为（当时的）政治形势既控製不了经济变革，也阻止不了产业集中和垄断组织发展——政治形势不仅控製不了，阻止不了，更不应该控製和阻止。冈帕斯认为，垄断组织应该顺其自然地发展，这一态度源自如下观点，如果法律允许雇主联盟原封不动地存在下去，就不太会干涉工人联盟的存在。

三年后，冈帕斯在强烈抨击他年轻时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则言论中说：

对一国政治的腐化影响是垄断的最大错误，但由于国家总是财富所有者的代表，我们就得被迫忍受这种不幸，直至劳动者的组织、知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懂得这个国家无论从法理还是最终的公义上都属于他们。同时，他们要永不懈怠地在现有条件下，为实现经济、社会、物质水平的最理想进步而努力。

乌托邦是最不讲细节的。至于通往乌托邦这个天堂的路，冈帕斯笃信，路就在工联主义的尽头——这个向争取更高收入，更短工时发展的工联主义就是通往天堂之路的起点。

根据冈帕斯的论述，当前，工联主义仍是每一个承诺让工人阶级稳步前进的计划的最坚实基础。随着工联主义逐步发展，不论它是一种运动形式还是一种机製，也不论今后会建立何种社会製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将发展为「工人控製社会」，而工人则是必然的、普遍的要素。

冈帕斯不希望经济製度朝社会主义方向演化，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对现有条件的「改善」，一旦引入社会主义，就会成为「限製之前所有努力和活动的最有害製度」。社会主义没有自由，而冈帕斯坚信「我们主要依靠个人能动性」。由此，冈帕斯反对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大多数社会主义立法，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者的纲领会让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更有控製力，更有权威，冈帕斯是反对这一倾向的。

美劳工运动有关着作经常提到冈帕斯接受了资本主义，并与之做了交易。一般而言，上述言论来自社会主义者，因为对这些相信社会主义本质是「工业国有化」的人而言，冈帕斯必然会接受资本主义——冈帕斯拒绝接受社会主义纲领，1900年后又明确反对社会主义——这两点是清楚的。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看，他们所言极是，且冈帕斯的许多言论似乎就表明其接受了资本主义。如1913年我们发现他说：

我讲话不搞「夜郎自大」，如果说有虚荣的一面，我以为还是越少越好，没有最好。很多年前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在当下的社会裏和工人过一样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在这个社会裏生活，我们的工作既不是为了灭亡，也不是为了破坏，更不是为了推翻这个社会，我们要追求更全面的发展、更全面的进步。

冈帕斯去世前的几个月，一则社论刊登了冈帕斯关于这一点更加明确的表述。

美劳工联合会一直批评我们的经济秩序，而这个秩序是不断追求进步的，是追求公正更加广泛，功能更加完善的，但联合会自身却立场坚定地保护、维持现有秩序及其发展。联合会不同于革命者，也不同于政治极端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他们认为，万事顺其自然，万事顺利发展，而改变、修正一律都是邪恶的 。

冈帕斯的早期言论与上述言论的唯一区别是表达方式。早期言论更激进，对现有经济秩序更为不满。但冈帕斯等人并没有声明工联主义运动目的就是替代现有製度。

然而经过更加严密、务实的调查，认为冈帕斯与现有製度存在分歧的观点大都销声匿迹。以其对私有製的态度为例，冈帕斯在一篇重要社论中说过，美劳工运动并没有和私有权或产业私有製起纠纷。「劳工运动追求的不是推翻私有製，反而认为私有製是实现个人独立、发挥聪明才智的必要保障 。」因此，冈帕斯在「认同」私有製后，接着表示，美劳工运动希望阻止私有製成为纯粹追求剥削、追求中饱私囊的避风港，以此维护私有製，从而建立专製製度。同样是在这篇社论中，冈帕斯还认为，工联主义运动的永久性问题即「控製所有製，将其带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其为人类社会服务并且不会造成伤害。」

上述言论仅仅反映了工联主义确实控製了雇主财产，但这一事实毫无新意。同时还表明，某雇主私有财产体现为该雇主认为的恰当经营特权，但与之前的表述相比，雇主私有财产与雇员的组织形式大不相同。简言之，任何认为「工联主义承认目前存在的私有製」的观点都是胡说。

与冈帕斯接受私有製相似的是他接受利益的合法性。他说：

如今，产品的全部价值并没有到实实在在的工人手上，一部分价值拿去投资、用于管理及生产民众必需品的机构，也包括许多其他方面。上述用途中有些是产业中有回报的合法用途，但很多用途都应废除。合法用途包括管理、创造需求、行政和投资回报，只是因为这是真正的投资，不包括掺水股票或是通胀持股 。

冈帕斯接着说，即使利润是产业的合法诉求，公司间分配的部分红利和利润存在不公平现象。」 公司所有者、股票持有人、现代公司债券持有人都会从这种分配中获取非劳动所得，而这些非劳动所得的真正所有者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生产者。1912年冈帕斯在劳资关系委员会前发表上述言论后，希尔奎特努力想从冈帕斯口中得到更明确的表达。但分配不公的到底是哪一部分？工人除争取越来越多的薪水外，怎样才能阻止这种分配？冈帕斯没打算解释，也不可能解释。

冈帕斯一再重申，真正的投资有权得到回报。

有人问他：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投资呢？

冈帕斯回答：真正的投资是诚信的，实际的实物投资。一个诚信的人知道什么是诚信投资。

从上述问题看，冈帕斯显然从不压抑他的想法。当然，冈帕斯对通过区分「诚信」与否的法律或限製利润的法律并不感兴趣。那么，他的立场是：有「利息」「利润」标签的收入流是合法的，但是数量太大；通过逐渐增长的薪水，挪用更大的产业产物分成，将使劳动力趋于减少。

因此，股东、债券持有者无论有无自身贡献，都有权享有产业所得。不过与此同时，冈帕斯也致力于发起「收入流战争」，即将股东、债券持有者收入与工人阶级收入相比后，减少前者的收入。冈帕斯也没有给工人阶级的要求设限，他认为劳动者就应该有要求，就应该争取权益，就应该争取越来越多的产业所得。这就是说，如果劳动者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利润相对量就会逐步减少。那么最终利息、利润会彻底消失么？不过，有没有这样一场运动，即反对利润，希望逐渐消除利润，却又「接受」利润存在么？

上述问题实质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定义问题。有人可能按照过去的正统解释，说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私有製，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製。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的说冈帕斯认可资本主义，并努力在资本主义体製裏争取「更多」的利益。但从另一面看，根据最近的趋势，或许可以把资本主义看作现有经济体系的一个特性，表现为收入、权力集中，少数人控製产业，存在与现有条件相反的社会主义因素。从这个观点看，国家掌握产业所有权似乎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而一个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无论发表何种宣言，是否不断提高权利需求，本质上都是反资本主义的么？这一点也不明显。总之，社会群体都是动态发展的。

工人不惜以牺牲其他组织为代价，不断追求权力扩张。他们在扩张自身权力的同时，会按照「有利于自身」的目标改变社会製度。正如哈德曼所说，工联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积累。无论是成立组织，还是保护集体协议，都是可以「转变身份」的革命，工人可以成为雇主，雇主也可以成为工人。工人通过这「简单的一步」，以牺牲雇主权力为代价，极大增加了他们的权力。接着，他们又追求上述权力的扩张，并将这一权利写入宪法。工人的要求不断增加，目的就是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权力，吸纳雇主手中的权力，并限製雇主对产业的控製。

因此，一个组织不反对资本主义，不仅是该组织章程前言载明了「以推翻现有製度为宗旨」这个原因，也没有哪个组织接受资本主义会如实说它接受的。不过，从组织的本质和功能出发来看组织的深层逻辑，强大的公会就是反资本主义的，他们通过日常活动改变现有秩序，而弱小的组织除了规规矩矩外什么都干不了。工人阶级内在需求越多，就越激进，对现有秩序也就越有破坏性。组织领导者不会表达他们温和的需求，相反会把其所领导运动的激进面掩盖起来。

应该说，冈帕斯的社会、经济政策有「英伦范」，他的结论是：社会主义是对全部经济体製一些有效调控手段的延伸，但所有这些部分也严重影响了整体经济运行。他说:「我们也许应该发觉，我们不再也不想要旧有意义上的『产业国有化』了。」

威廉姆•Z•福斯特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他这样写到:

工联主义总是按照「对剥削者，能拿多少就拿多少」的策略，这点无可争议。他们有时甚至欺骗自己，就像罢工失败了一千次，他们还能冠冕堂皇的为自己辩护。他们的纲领就是赤裸裸的反资本主义。只要他们的要求近来发生了变化，并受到关註，那么不管是谁，只要不带偏见地看待他们，这就没什么可说的。只要工联主义有能力通过薪资系统调查剥削状况，他们就会继续做下去。但现在的大问题是，他们能发展足够的实力，阻止所有的剥削么？工联主义就像无数其他激进的社会运动一样，或多或少有一种「伪装色」或「保护色」，发起一些假模假式的运动，从而安抚、化解争议。

这也就是「一日公平工作，一日公平赚钱」，「资本和劳力的利润一致」等表达的功用。实际上，现实生活中这些标语很少甚至无人关註，它们的目的就是拉动国外消费。其实真正喊出这些标语的人，或许真会认为，他们喊出的口号分毫改变不了此时此刻的处境，就像大部分运动完全不知自己的目标为何物一样。不过有一点比较重要，这些运动真正的走向，毫无疑问……从一方面看，就是组织不断扩大，从另一方面看则是需求不断增加。工联主义如果仅向组织成员灌输某种观点，采纳某种言论，是不会变成反资本主义的；他们就算是反资本主义的，也是通过十足的伪装和手段来实现的。

从上述角度能清楚看到，无论冈帕斯怎样谴责社会主义，怎样声明忠于现有製度，他都是绝对反资本主义的。现有製度下，工人需求就是「再多一些！再多一些！再多一些！」可这种需求受到压製，所以这种论断本身就自相矛盾。另一方面，与英国劳工运动相比，也许冈帕斯为「再多一些」而采取的系列方式方法就是狭隘的、局限的。英劳动者面对的更多的「再多一些」的背后涵义，而且冈帕斯工联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合法纲领」，其组织目标就是控製产业，实现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国民收入再分配。

冈帕斯除组织劳资双方代表谈判，争取更高收入外，拒绝为运动定目标，社会主义者对此强烈谴责，当然，这种谴责是冈帕斯反社会主义观点所致，不过也和劳工运动无任何指导思想，冈帕斯成天浑浑噩噩有关。面对种种指摘，冈帕斯本人百般辩解，但人们对他坚持「运动就该现实」一点已习以为常。冈帕斯说，劳工运动必须关心此时此刻的问题，必须关心民生问题；而对于那些理论问题，劳工运动拒绝关心，

冈帕斯说：当下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让未来去关心未来的问题。实际上，通过阅读其所说所写，我们就能判断出，除最现实、最具体的问题外，冈帕斯明显对其他问题持回避态度。他对劳工运动意义、劳工运动发展方向、「再多一些」深层含义的思考都带有抵触情绪。也许其中的部分原因，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都源于他的害怕，他害怕阐述高层次的目标可能会给赢得下一步胜利带来更大麻烦。

我们早就清楚冈帕斯的部分言论是如何试图掩盖运动激进面的。但他憎恶所谓「指导思想」，憎恶思考运动的结局，这种「憎恶」毫无疑问源于他的秉性。他是一个讲求实干的男人，是战士，是行动家，却不是哲学家。至少，也许因为上述因素，冈帕斯把对「指导思想」的厌恶转化为他的品格。他反復说：劳工运动必须务实。劳工运动不需要哲学，根本就没必要。19世纪90年代后期及接下来的10年裏，在冈帕斯的作用下，「没有指导思想」的理念就成为当时劳工运动的官方指导思想。

知识分子

冈帕斯强调「实际」、厌烦理论，逐渐形成了「反智主义」，不信任那些力求加入劳工运动的外人和「知识分子」。而当时联盟大部分领导人都有这种偏见。冈帕斯认为，劳工运动必须依赖自身努力前进，必须提防不同阶级人士从「上层」推进运动或提出建议。

冈帕斯认为，劳工运动不仅必须提防敌人，而且要提防那些「被误导的朋友」，因为这是劳动者自身的运动，这是为了劳动者的运动，这是由劳动者发起的运动，就算警告那些出于好意的人也可能不算错，对于所谓的「知识分子」，所谓的用「灵丹妙药」就能主宰或毁灭劳工运动的「救世主」，劳动者们最好小心了 。

    冈帕斯的这一态度，源头在于他早期接触了那些对工联主义毫无用处的中产阶级改革家，又与那些努力让联盟姓「社」的社会主义者发生冲突，但他对这群人的不信任和憎恨渐渐扩大，包括了所有知识分子，劳动者之友、福利员工、研究专家——他们都属于一个阵营，而冈帕斯及其联盟则属于另一个。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冈帕斯工联主义狭隘、保守、缺乏思想。他们肆意批评美劳动者联盟，并将其与英国及欧洲大陆的进步劳工运动做了不公正的对比。另一方面，冈帕斯总忍不住怀疑这些人的真诚度，总说他们是「野心家」「时尚先锋」「劳动者专业伙伴」。即使这些人不是冈帕斯所说的那样，他们也会因为无能而无法被冈帕斯瞧上。似乎冈帕斯的观点是：只有劳动者才能知道、理解劳动者的问题，只有联盟中的人才能为劳工运动出谋献策。

劳工运动不会忽视智慧的力量给文明带来的贡献，但同时也相信大量重要的基础知识只能通过实践经验慢慢积累获得。在理解、解决劳工运动问题上，大学讲堂或教条式讨论获得的信息是无法替代通过解决商店、磨坊、煤矿的劳工问题而总结出的经验的。

知识分子常常会将劳工运动不切实际地「悬在半空」。他们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但常常局限在批评工人阶级的成就和方法上。他们在工人组织的实际结构中「找不到一块好地方」，工人组织的建立基础必须有劳工运动问题存在，只要基础结能够承受，劳工问题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冈帕斯不信任这些人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对所谓「劳工由上述人群帮助」的观点嗤之以鼻。他认为劳动者必须自己找出自我拯救的道路。

永久性的改变和进步必须来自人本身。你无法拯救别人，但你必须拯救自己。

再者：为人们不仅做他们能做的事，也做应该由他们自己做的事，这是危险的试验。说到底，工人福利取决于工人自己的积极性。任何在博爱或社会道德伪装下所做的事，不仅会削弱工人的积极性，也是对劳动者犯下的最大罪过。社会上多管闲事的人和各领域所谓专业「公共道德专家」应好好考虑他们以社会福利为借口鲁莽招致的危险。

方法

1905年，冈帕斯曾说：我在这裏是工会会员，同理，我也可以是大不列颠王国工会的一员，可以是俄国一名革命人士。

……就算在俄国没有那些有关自由的演讲或报道，对当局不满的思想也一定会在其他地方，以其他方式找到宣泄的出口……

我们是美工会成员，因为我们被赋予自由结社、自由演讲、自由集会、自由出版的权利；正因为我们有自由作保证，我们的运动才在美国有不断发展的机会，而没有演变为革命。

正是由于这个信念，工人在追求进步的同时，必须认真考虑他们所处境地的所有因素，以此选择他们的策略和方法。但冈帕斯很早就形成了一个观点，后来这个观点本质上成了教条，这个观点是：在美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唯有工会才是工人阶级可以用来争取更好发展的真正工具。

工人们通过组织工会掌握了经济实权，而且是举足轻重的经济实权。「掌握了经济实权就可能成为在其他领域发展势力的基础，这便是组织化社会的根基。无论掌握经济实权的是谁，是什么力量，都会直接影响、塑造一个组织或国家的发展。」基本的经济改变不会受到立法的影响。一个政体一旦超过某「临界点」，就无法控製产业发展走向；而如果没有经济实权，也就不可能掌握政治实权。冈帕斯曾说：「想象一下工人阶级既可以是受雇的奴隶，也可以控製选举，这种情景多么可笑。既要产业独裁，又要政治生活民主，这种巧合永远也不存在。但在相同程度下，工人会对他们身处其中的条件和受其支配的规章製度产生巨大影响，只要和他们有关的声音在立法大厅被听见、被註意到，人民意誌就会存在。」

冈帕斯一面坚守这个前提，一面督促运动尽量远离政治活动，因为从事政治活动只能获得在其他方面不能获得的结果。按这种认识，运动对政治的主要关註点在于抓住立法问题，以确保运动有合法组织权，能开展罢工、纠察、联合抵製等附带经济组织的活动。

要清晰地表述冈帕斯所代表的工联主义可能不难，但说起来内容并不多，因为这种工联主义说白了就是常识性问题。一言以蔽之，工联主义实质主要是商业工具，是受影响的工人联合起来，为了自身工作消除价格竞争，从而提高劳动力价格的组织。如果雇主不愿承认工人联合要求的条款，那么除了像其他小商小贩一样之外无路可走，只有一条路，就是罢工。其他给雇主施压，迫使其向更有利于工人的条款让步的方式就是联合抵製及使用「工会标签」。一旦雇主同意工人所要求的条款，这些条款就可写进劳资协议或合同，并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有效。冈帕斯总是鼓吹这些合同多么「神圣不可侵犯」。为了使工会成为一个有效的斗争力量，冈帕斯建议收取高会费，积累大罢工资金；为团结工会会员，确保内部稳定，他也建议采取「利益激励」机製。

工联主义的任务是：以尽可能的最高价售卖劳动力，仅此而已。冈帕斯认为，控製产业劳动力，但不控製产业本身，这就是工会的一个职能。控製、管理产业是雇主的职能和分内之事。至于生产方面，我们在冈帕斯一战前的言论和作品中找不到任何暗示，哪怕是一点蛛丝马迹能说明冈帕斯认为工会应当关心生产，或是为生产效率负责。

劳工运动的目的和进程（下）

前一章概括了冈帕斯「一战」前有关劳工运动的目的和进程的观点，要点即劳工运动目的在于薪资更高，工时更合理，条件更优厚，由于推翻现有製度并不是劳工运动的目的，因此这些目的可在现有製度框架内通过商业工联主义取得。冈帕斯不认为劳动者渴望与雇主分享劳动成果，不认为劳动者就缺少接管、控製产业的野心。这就是冈帕斯作为工会领导人，在他人生这一阶段坚持的观点和方针，正因为这些观点和方针，他名垂青史。

然而，「一战」期间及战后，冈帕斯改变了他的部分观点。他在很多方面似乎越来越保守。他好斗的锋芒已大不如前。也许仅仅是因为他年纪大了，面对斗争开始妥协；也许因为「一战」期间曾与政府并肩作战，从那以后他感到，与现任政府再次作对，他下不去手了。冈帕斯谴责苏俄，强烈抨击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极其反对忠于「美国政体」，又狂热于民族主义——这些似乎都是他转向「右倾」温和斗争的证据。不过同时，冈帕斯带领他的劳工运动，打破了旧纲领的桎梏，扩展了工联主义运动宗旨，较之争取更高薪水、更合理工时又上升了一步。正是由于冈帕斯修正、扩展了他的运动纲领，本章内容才有意义。但首先要指出，由于那些年工业和劳工运动繁荣发展，各种观点鱼龙混杂，因此只简要点说明。

 「一战」是一场「拯救民主之战」。战争期间，「拯救民主」的概念开始应用于产业。也就是说曾是「独裁—被独裁」关系的劳资双方，现在要实行民主化。「民主化」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意味深长，但在劳工运动的某些环节，「民主化」不仅是「联合声讨」，它还有引申义。

战争同样关註生产力，同样关註产业的「落后、泄露、摩擦」。劳动者开始意识到产业效率和薪酬之间的联系，对产量开始有兴趣。

   「一战」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给劳动者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工人极度匮乏、物价疯涨、国家政治宽松，导致工会会员数量大幅增长。联邦政府为答谢战争期间支持政府的人士，开始认可、支持他们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由此，「干的越多，权力欲望越大」，随着劳动者权力增加，劳工运动胃口也越来越大。

1919至1921年正赶上世界激进主义浪潮，劳工运动开始「左倾」，激进起来，老一辈运动领袖发现他们正坐在「激进主义的盖子」上，这种主义范围很广，影响的都是劳工运动中的普通成员。1919年，罢工人数约400万。无论联邦政府领导人如何反对，西雅图、温尼伯等地仍相继罢工。那几年，部分组织成员藐视组织领袖，开展非法罢工，有关建立独立「劳工党」的言论也不少，还为此做了不少工作。由此，相当一部分运动是为解决新分歧、发挥更大作用做准备的，而在冈帕斯保守政策影响下，运动停滞不前，难以驾驭——如上所述，在1920年的联盟大会上一览无余。会议重点确立了「铅垂计划」。该计划的发起方是为政府提供铁路所有权的铁路联盟，联盟主张由广泛的工人代表、技术管理人员、政府三方实行「民主管理」。

冈帕斯强烈反对「铅垂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工人会被剥夺罢工权。即使他不会向任何忠于美国政府的人屈服，「他也不会赋予美公民个体更多的权利」。但大会在这件事情上无情压製了他的想法，并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该计划。

冈帕斯意识到联盟有了「新倾向」，随时会摆脱其领导，挣脱现有的规章製度。这一倾向表现的很有趣：当冈帕斯完成大会改选后，他向大会表明，即便自己是一条老狗，也能学习新的把戏，但不会对新思想无动于衷。

联盟在1921年的大会上批准了煤矿主关于煤矿国有化和民主管理的要求。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反对派势力强大，刘易斯准备挑战冈帕斯，这表明冈帕斯政策当时遭到严重反对。煤矿主、机械师、铁路工会构成了反对阵营核心，他们的反对行动比管理层的抗议更进步，也更激进——他们支持「铅垂计划」，支持煤矿国有化，正体现了这一点。反对派喜欢更广泛的政治诉求，更有活力的政治运动；他们不是独立的「劳工党」；他们代表了组织的产业机构，而不是组织的「技术准则」；他们迫切要求以「融合」的办法巩固现有运动成果。总之，正如希尔奎特几年前所说，反对派已经把管理当成「古旧、过时、太传统、没效率的东西，无法满足全美劳工联盟的目标」。

冈帕斯机製通过精明的操作打败了刘易斯，从而使他实现了成为联盟终身主席的野心。到1922年，激进主义人士又开始反扑；至1923年，「铅垂计划」和矿工「煤矿国有化」的要求都成了「古老的历史」。

但运动并没有倒退至战前的思想水准。相反，正如哈德曼所说，劳工运动已迈出重大一步，这「重大一步」是说劳工运动的思维得以发展，从之前只关註薪酬、工时，只以集体声讨为目的，转变为争取更大产业收益分成，争取产业管理中的「发声权」。

冈帕斯打败了反对派，并将反对派的部分政纲「改头换面」，写进了自己的纲领。他考虑到劳工运动主体走向，把自己放在这一走向的最前沿，并领导运动走向新方向。冈帕斯成为新指导思想下的劳工运动代言人，但同时他又让这种新指导思想坚定地反政治，当然这一观点不能代表联盟全体。虽然新指导思想在某些方面走了「行会社会主义」的路子，但他提出上述思想还是很小心，不能让新思想戴上「激进」或「社会主义」的帽子。不过，冈帕斯的思想就是缺乏斗争性。他一直鼓励「放任自流」，倡导全方位严厉批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冈帕斯扩展纲领的要义即劳工运动努力实现的「经济民主化理想」。当时，产业的基础是独裁，而劳工运动追求的是产业组织民主化。因此，冈帕斯在1925年大会上所作的最后一次演讲，死亡的先兆让他字斟句酌，力求「字字言之有物」，他说：

当前，我国和其他民主国家都存在专製，只有程度深浅的不同，但都是我们熟知的资本主义，换句话说，就是极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财富专政、投机倒把者专政、物质资料拥有者专政。美劳工运动是挑战雇主独裁、专政的唯一有影响的力量，它是我国的民主劳工运动，也是其他工业民主国家……

当前的政治政府中有民主，但与政治政府中的民主相比，产业中的民主不仅同样合理，而且更加重要。冈帕斯因此提出如下论点：

组建工会，等于表达了工人的感觉，而我有一种感觉与这种感觉十分相似。我的感觉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工人第一次向少数人掌控的政体开战，二是工人从多数人的「政治表达」中被驱逐出来。如果民主有真理，如果民主真的有合理性，那么它无论在产业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中，都应该是完全合理的。

我敢肯定，诸位也一定能想见，我们在产业中的关系，在生活中非常重要，在政治领域中也很重要。产业中做出的决定，产业面临的处境——这些时间节点对千千万万劳工而言，比所有政治决议，比国家的处境所处的时间节点都更重要，这种重要性，怎样说都不过分。就我看，有两点内容最值得强调，一是民主实践的合理性，二是对产业民主权利的思考，这两点的合理性，即使在政治生活中，也一样最值得强调。如果这个观点正确，那么对雇主而言，他们相信自己应该成为民主权利行使状况的唯一裁判，甚至成为民主权利内容的唯一裁判就毫无道理可言。雇主一旦接受这个观点（「第一原则」），他们优越性、专製的整体结构也就不存在了。因此，问题得这么看：得有这么一种机製，工人按平等原则畅所欲言，既不管他人规定，也不受他人限製。

冈帕斯发现，民主原则应用于产业，能产生真正革命性的观点。

他继续说：毫无疑问，就我提出的观点而言，如能得出合理结论，将会比工人们现在争取的东西要有意义的多。当然，这个结论并不能说明工人争取的东西毫无价值。我以为这个结论是对美劳工「适度斗争」来说的，因为劳工要建设性地发挥作用，不能有一丝一毫损害当前「（社会）结构」的举动。我所谓「结构」，可以肯定，我们都得生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看得到。

1923年的大会宣言由冈帕斯起草，宣言标题为「产业显而易见的责任」；大会宣布，劳工运动的目的不仅是薪酬、工时、劳资谈判，而是实现产业内民主。

《宣言》认为：我们感到，工人为提出有关劳工运动宗旨的宣言，举行罢工，而罢工的每个小时，与其说可以记录在这些年度报告裏，不如说可以近乎表达工联主义的所有含义。

我们已经註意到，一个结束于「一战」伊始，正处于政治民主全面发展的时期，曾发生过势不可挡的巨变；而这个时期的结束，对产业民主而言，标誌着「智能需求」和生活需求的时期到来了。「一战」结束，对我们来说，既是人类关系的转折点，也大胆凸显了现有形式和製度的不健全。自此以后，工联主义的意义更大了，社会功用也更大了。组织工人加入工会，其含义不仅是为增加组织利益而建立的组织，它还蕴含了更深层次的含义，但无论如何，组织的职能也许能保留下来，这一点至关重要。

从此，组织工人加入工会必然表明，我们把「『文明参与』产业民主」这一概念中最重要的功能要素有意识地组织起来了；而产业民主的目的必然包括两面，一是更加自由、赋予生产者更多政治权利，二是与之类似的内容。

接下来的几段仍然着重强调新的分歧。

宣言认为：如今，劳动力比以往更全面地参与能塑造人类生活的决定中，他们在美的参与程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充分。但我们的参与必须循序渐进，因为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获得更高的收入，实现更好的工作条件，还要让上述目标不仅与之前已经完成的目标，而且和目前正在完成的目标同等重要。现在，与我们紧紧相依的目标，视野更加宽广，道德更加高尚，意义更加深刻。

我们已经从初步竞争中脱颖而出：我们建立了生活标准，提出了让美工人受益的薪酬，上述工作为我们带来了机遇，我们继而抓住这些机遇，让工人发挥了更大作用。

今后，产业一定会成为形成我们民族意识的概念……未来对美产业提出了要求，工人通过民主代表组织的有序进程，「人人尽其所能」的局面有望形成。

接下来，劳工应努力争取分担一部分产业控製权，争取在产业中获取新地位。但这一新地位也蕴含着新责任。正如冈帕斯所说，劳工本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写道：工人们从初步竞争中脱颖而出后，他们希望通过工会「努力成为产业中受认可、有组织的一部分，并对一部分持续发展的产业公平承担责任。工会争取提供建设性的产业服务机会，而一旦有此机会，就应该对产业裏的工人负责。」

我们必须找到让工人通过工会开展合作，增加产量的路子。工人们拥有宝贵的产业经验，若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就是无知。只有让产业内所有因素全面、积极地参与近来，才能获得最高产量。

把工会划入产业众多职能部门，能消除无数「产业垃圾」产生的原因之一……从实际经验不难看出，如果工会受权行使建设性职能，就能获得无数生产优势。虽然不少人都详细讲过个体工厂（的益处），不过「合作带来发展」倒是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即美劳工联盟铁路工人部与巴尔的摩铁路、俄亥俄铁路的合作。

冈帕斯在其他地方写道：

劳工运动给产业带来的好处，远大于通过劳资双方谈判获得的好处。劳工一面提出实现伟大的、建设性的产业民主化，另一面却并不争取从产业民主化中索取，而是奉献他人——这是因为谈到索取，对所有劳工已经足够了。

产业自治

如上所述，鉴于产业是有组织的，冈帕斯想要的显然不只是劳工参与产业控製，或者说，参与对个体的、孤立的关切的管理。冈帕斯的理想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个体生产者除与市场联系外，各生产者之间没有联系，而要解决无政府状态带来的问题，就应该团结生产者，发展有意识的合作。冈帕斯相信产业必须要学会负责任地管理好自己，它必须建立自己的管理秩序，并且，劳工在产业管理秩序内必须有立足之地。

冈帕斯写到：国民生活的功能要素必须与自身匹配，才能解决自身问题，消除这些要素中的无节製乱象，让美商品产量与日俱增……产业本身就有竞争力，也必须通过组织展现竞争力……产业必须自治，向自身施加任务、规则，从而让自己秩序井然。

根据上述观点，联盟认为应承认产业自治的全部结果，并在1923年的会议上公开支持废止《反垄断法》。

冈帕斯有关电力产业的观点是最清楚的。在他去世前的两三年，他开始对电力产业产生浓厚兴趣。他意识到这个巨大产业的无尽潜力，并从一开始就想让这个产业按照「造福所有人而非少数人」的理念建立并组织。冈帕斯提及电力产业和其他有前途产业的发展时，写道：

金融能将巨大的超额积累变成利润，但人类有权围绕新开发的产品做一笔更好的生意。整个种族取得的成就与整个种族都有利害关系。方法更好、产量更大，这对工人群体来说，「更多」一定是第一位的，那么劳工「更加自由」也是一定的。由此，必须以公平的方式，将种种「更多」与每个公民的每个有用因素「对接」。如果产业内部没有运营各项事务的机製的话，就不能做出判断。

冈帕斯反对产业公共所有製，但他认为所有製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产业运行才是重点。鉴于现有产业机构拒绝让有组织的工人占理事会一席之地，因此冈帕斯在批评产业现有组织结构后，继续陈述了他认为能让产业得到最好发展的有效原则。

1、每一种基本要素，其职能组织都在产业裏得到重视，因此这些组织可作为记录中心，记录每个必要的组织进步为有意识组织的过程，如贸易协会、工程和职业协会、工会等都是这样的职能组织。

2. 让隶属于上述组织中全国性组织的自愿纳入国家工业理事会管辖，这样所有产业领域的经验都能用于製定最佳的生产、控製政策。

3. 目前使用的每种能源与电厂的发展路线，将同样适用于当地组织。

工会应全面负责所有决定薪酬、工时、工作条件的协议的谈判，全面指导员工运用消除产业垃圾，提高生产效率中所用合作方法、合作过程，全面负责确保与工人的交易公平。

（总结）由代表消费者的政治实体製定的规章製度也许是必要的。

此外，冈帕斯就如上事宜说：首先「劳动者要全面、坦诚地认识自身作用，认识其在具体操作中的合作能力。」其次，「要完全承认劳动者的作用，必须……对整个产业中的部分有『自觉意识』，经营某产业全体部门的人会被授予重要职能，因此也对该产业，对所用自然资源，对其他产业，乃至所有人负有义务。」最后，「经营某产业全体部门的人有模范地履行规则的经验，由此必然形成联合代表机构，而产业中的每个有用要素都会按如下方式发表观点，该方式即，每个有用要素不对含有部分以公平之名压迫其他观点的『混合观点』负责」 。

上述原则当然也适合其他产业。冈帕斯在自传中将他的想法和希望进一步推向未来，思索可能在所有产业中依法成立的「经济议会」可能的发展。

下一步是把各生产车间组织起来，由此创立的贸易理事会就可以代表产业各要素利益，继而在整个产业组织内「如法炮製」，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进行中的「自然发展」。也许最终关乎所有产业的事务会由全国性经济机构决定——这是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机构，有能力做出决定，也有能力确保符合各项规定；上述事务还可以由政治性规章决定——这份规章能确保发展新技术，培养更多有能力的人才。

冈帕斯看到，各方证据表明，产业不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已经开始自我组织。对不同产业的关註形成了各类协会、各类标准和各类协会广告，简言之，开始形成「单元」。他写道：「所谓『自治』差不多都是民主的，并且有更加民主的倾向；自治不断在美发展，与通常被视为「全体政府集合」的政治政府完全没有关系。」他引用了「建设部分产业的努力」，以此引出「开展产业经营建设，实现更高更好稳定」作为典型范例。

关于产业经营规章製度的运动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依然合理，有建设性，并且彰显了产业发展「纠正自身错误，建立自身秩序」的决心。

在之前的议题上，美联盟主义者曾讨论在有自主功能、自主权力、自主命运的产业裏发展「自觉意识」。讨论角度有二，一是从劳动者看，一是从所有发现产业为避免「政治无能」而需要自我调整的人看——从目前建设状况及可确定结果看，上述分析是比较中肯的。

接着，根据冈帕斯所说，经济民主化意味着产业内管理水平的发展，而工人需要通过工会来参加产业管理。不过至于工人通过工会可以评论哪些事，参与控製的上、下限如何，冈帕斯只字未提，因此这一块相当模糊，不过其他方面就不会这么模糊了。冈帕斯所做的就是提出了一个理想，随着实践不断推进，理想的定义也越来越严密了。但所有这些就是所谓「经济民主化」么？绝对不是！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读一读1924年的大会宣言，这份无疑反映冈帕斯观点的宣言，就知道冈帕斯的观点是：

去年大会概括了劳工运动的建设性政策，还就对产业民主的期望作了精彩论述：只有结合产业中各种有用因素，包括有远见的雇主，才能实现产业民主。而要让劳工读懂这些建设性政策，就必须与劳工话语结合起来，与不可避免、不可调和的特定反产业行为结合起来，与根本图利行为结合起来。必须把所失所得都说清楚，才能清楚地定义「产业内民主」。

在《产业显而易见的责任》中，冈帕斯写道：

以生产私有利益为主要目的的产业运营已导致大量无节製行为。由于产业运营是独裁的，它产生了所有独裁统治会出现的罪恶。每个要素，一旦进入产业生机维持或产业运营，必须加以保护，并给予得到公正回报的承诺，但要素运营的最终结果必须由单一要素拍板。我们已经滥用了这一「要素获利机製」，只要民主尚未融入产业，我们还将滥用这一机製，并且所有生产者、消费者要通过不正当贸易、忍受穷困来为这一滥用行为买单。

产业内部自我统一，自我组织，自我发展，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思想，而冈帕斯必须要转变这种理想状态，人们必须认识到「要给国家做贡献，不要给单一雇主或股东财团做贡献」。由此，冈帕斯在写于1922年矿工罢工的作品中说：

目前的矛盾是关于产业和金融间基本争议的描述，其实这就是服务和利润的冲突。大部分反对力量仍在活动，并将继续活动下去，直到能同时允许服务至高无上和公众福利胜利的调和局面出现。

煤矿存在的目的即供应煤和热能，以产生光和电能。但今天煤矿存在的目的就是为那些煤矿所有者吸金。即使在没有利润的地方，这裏运营的目的仍然是利润，有鉴于此，相应政策就应运而生了。

生产是利润的根本，也是当前真正问题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煤矿主、国有组织会保守秘密，拒绝和工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由此）管理是为利润服务的，不是为生产需求，更不是为响应人民要求服务的。

这就是所有情况中最大的事实，也是所有事情的基础。直到人们考虑、理解事实前，他们仍在处理表面的事情，接触不到本质。

上述表述是否表示冈帕斯认为，应从产业裏摘掉「利润动力」？是否表示他开始同意社会主义者「产业应有组织性」或「生产只为消费，不为利润」的观点？似乎冈帕斯更接近社会主义立场，但社会主义与冈帕斯的观点确有本质区别。首先，冈帕斯当然不认为应废除私人雇主，不同意国家代替私人雇主地位；也不认为应完全消除「利润动力」。他认为生产主要是为消费，不是图利。个人主观能动性值得肯定，私营企业也值得肯定（应该保留），为保持这些要素，必须有「利润动力」。但利润必须控製在一定范围内，利润「必须对服务的回报，不能是以投机、诈骗、剥削、独裁统治方式获得的收益」。

冈帕斯写到：劳动主宰我们的命运，它却一直与不断登场的利润抗衡。他在其他场合表示：如果发展条件允许，那么，用于消费，用于服务，却不单用于利润的生产理想替代品可能是这个时代、这一代人最大的单一成就，因为「利润理想」限製了管理者、工人的创新生产力。

产业必须与以「利润理想」为唯一主导的模式脱离。但如果脱离成功，金融对产业的影响一定会减少，甚至废止。金融如今统治着产业，但金融和产业势必要分离，因为一个由金融规定的政策必然是按利润偏向製定的。

控製投资或贷款的组织控製着产业政策，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一旦利润控製产业，产业就被那些追求投资回报的人的欲望驱使，很少或根本不考虑其他因素。现代产业……大部分功用就是辅助贷款。但贷款……一直被盗用，花在了纯粹剥削、牟取暴利、投机倒把等许多无用的目的上……一种产业的合理功能每每被误用，酿成恶果，最终反过来打击给产业，留下难以恢復的伤害。

然而，若采用产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方法，产业必将摆脱金融束缚。

产业可以更有智慧，产业组织可以更完善、更协调，产业合作关系可以不断延伸。产业通过自我保护，不断自我净化，远离滥用信贷权力犯罪，与「错误」「浪费」「不经济」「反社会」等「划清界限」。而这种自我净化能力来自人民，来自人民赖以为生、必须使用的商品；必须摆脱信贷权利滥用，依照「普通」「合理」的工业生活要求接受监督，从服务、生产的利益出发，不以利润或产业体系反常为唯一或主要利益。

然而，如果不提冈帕斯对政治政府的作用，对冈帕斯理想的上述阐释就不完整。「一战」前，冈帕斯只表现出显着的反政治倾向，但战后，法庭宣布对劳工组织构成灾难性打击的《劳工运动禁令》，并通过立法将强製性仲裁手段合法化，至此，冈帕斯的反政治倾向就变成了真正的仇恨。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他宣扬的实际是一种「政府虚有」概念。

国家介入产业生活，其威胁是真正存在的，因此，满怀热情、行事认真的人组成强大的组织，努力争取在纯产业领域的国家控製权。《艾奇—康明斯法案》、《科罗拉多工业委员会法案》、堪萨斯劳资关系法院都是国家无知入侵产业的表现，都是政府在有组织宣传或渴望权力的贪念煽动下的失策举动，更是所有产业「不得不怕」的天敌。在「改革」「向善」伪装下，对国家管理权不断增大的追求聒噪至今，带来的只能是更深的困惑和无望的纷争。

政治政府没有能力，立法人员对产业及其需求，对「产业发展规律」并不了解。政治政府人才与产业人才相比，水平太低了。冈帕斯写道：「政治与产业的分歧大到『七大洋』那么大，那么深。」而且政治会滋生煽动行为，培养一批容易感动、善于奉承、会说好话的人，而产业产生的是对知识的控製；政治领域充斥着抽象和理论，产业领域要的是效果和表现。

我曾说过，但我要重復一遍：政治政府在处理事务上有既定局限，若要超越这些局限，政府就只能以牺牲人民和社会、经济组织的代价。举例来说，政治政府完全没有能力引导产业，找出拯救产业的办法，教导产业该走哪条路。政治和产业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产业必须自己找出自我拯救的道路，建设自己的管理力量，将民主原则应用于自身结构，用自身智慧满足人类需求。

在《产业显而易见的责任》宣布几周后，冈帕斯写道，也许《宣言》主旨应该是产业必须「把自己的产业结构梳理的井井有条」……或是「产业会有这样的动力，如果产业结构不合理，受到压迫，就会像封建君主製一样无能。」

通过上述言论，可以这样评价：冈帕斯的观点即产业应绝对自治，不受任何来自政治政府的干涉，这几乎就是他的态度。在如下陈述中，冈帕斯就政府与产业相联系过程中其适当监管范围做了说明：

政府帮助产业产生效益有一个「合理范围」，即帮助产业寻找、完善信息；政府要掌握这些信息，并让产业意识到现状，鼓励、坚持产业在其机製范围内发展。所谓「产业机製」就是把投资财富的独裁力量转到生产、雇佣和公共关系政策上。政府必须坚定地走「正常道路」，就像总有人关註生命，关註不朽。政府可能是有益的，但倘若掌控整个产业，就难免不破坏全部努力。

这就是冈帕斯脑海中对理想社会的完整描述：产业必须成为一个协调的自治整体，产业在自我管理时必须有劳动力的参与。接下来，这个民主的产业必须对自身及自身目的有「自觉意识」，即生产为了消费，不以利润为唯一或主要目的。

但如何实现这些理想呢？应该以何种纲领实现理想呢？当前，只要关註产业统一化、协调化，就没有必要用强製手段强迫产业向自治发展。一个产业，如果仅凭其自身意誌，那么这「意誌」便只能是获取更大利润的渴望，产业已经向着目标很好地发展了，并正以较快的步伐靠近理想。产业正在让自己「合理化」，而「合理化」一词涵盖了冈帕斯本部分的所有思想。

人们对「允许劳动者参与管理、控製合理化产业」这一点大获成功可能深信不疑，因为劳工用劳资双方谈判的方式集聚了足够力量。但问题是，政治国家这个强製机构已不復存在，在此特殊背景下，产业如何被迫改变其理想，而让盈利服从于生产呢？冈帕斯对此没有提出纲领，也不认为需要纲领。

因为冈帕斯认为，有意誌力的产业已经朝着他的理想发展了。也就是说，冈帕斯已相信不同经济学家共同提出的观点：由于管理与所有製分离，产业会进行「再定位」并把服务社会放在与「挣得缺席股票持有者的分红」这一同等或更高地位上。冈帕斯认为，管理与所有製分离，会导致产业同情工人争取产业控製权的抱负，劳工为增产而合作时更是如此。接下来，管理层会希望与劳动者一同参与产业以社会服务作为生产目的的「大民主化」。

冈帕斯写到：我与所有劳工都相信，当劳工成功帮助管理层摆脱短视、自私，并摆脱对金融寡头政治（我们的称法）不明智的控製时，大部分现有产出限製将会消失，劳资双方大部分争端也会避免。

未来的福利需要管理层、劳动者和工程师间的合作，惟其如此，才能摆脱强大的復杂财务控製产业。这种控製不仅毫无意义、耗时耗力、手段残酷，而且与现实格格不入。

如今，正是相信存在这一解释诸多问题的趋势，否则这时冈帕斯不会不知道如何讲话，也不会不知道用什么腔调讲话。这就解释了《波兰宣言》为什么有如此强烈的，与非劳工运动因素相关的劝导论调。正如冈帕斯所见，《宣言》一部分体现了劳工目的和愿望，一部分是预言，但也有一部分是在呼吁有远见的管理层，以实现自身形式上与所有权分离，接受劳工组织提供的合作，生产的目的是使用而不主要是获利 。《宣言》最后总结道：「我们承诺」会尽最大努力组织工人，我们督促所有能派上用场的人，你们的迫切需要是建立组织，并通过为各自有组织群体发言的代表，最终实现所有组织工作机构的大团结……我们敦促……鉴于时间紧迫，为了短期内实现（我们的）目标，诸位要更强烈地意识到（运动）目的，意识到（运动的）确定宗旨。

《波兰宣言》颁布时，很明显冈帕斯及其他劳联领导相信：他们发现了一条通向产业民主的道路，这条路相对较短，也没有痛苦。已实现合理化的产业要经历道德重组，并将产业民主化作为（对劳工的）馈赠。

对这一趋势的信仰是否坚实？要回答这个问题为时尚早。也许一些观点认为：包含产业中央集权的产业合理化可能导致产业封建主义，而不是产业民主。从国内看，管理权、所有权分离也许能在公共事业中取得最大进展，而且如同联邦贸易委员会所披露，除却委员会发表的文献外，产业管理无法将公共服务置于利益之上，而这是必然的。德、英劳工运动并不认同冈帕斯「合理化、专业化管理会导致产业民主」的期望，却要求以综合政治控製私有产业作为实现（产业民主）目的的方式。

但无论如何，雇主，无论组织与否，也无论有无远见，对劳联1923年发出的「与劳工一道加入产业民主」的邀请并无太大反应，以至于在1924年劳联大会上，冈帕斯自己最终放弃了这一希望，至少在之后较短的一段时间内是放弃的。其后，他就回到更有他特点的观点上，即劳工必须为每个进步而斗争。因此他在最后的社论中写道：

我们必须指出：通向产业民主的道路并不是劳工独立前行的道路。产业民主暗含并牵涉了产业中每个有用要素的参与……劳工仍不得不为了最单纯的权利而斗争，而这一现象过于频繁了；劳工也不得不为了产业自由的最基本内容而斗争……劳工时刻准备着以和整个产业即将前进的同样速度前进。尽管反动的、极端保守的雇主反对这一道路，劳工还是必须满足这些条件，因为这就是他们将要做的。

正是在几周后召开的厄尔巴索会议上，冈帕斯做了如上引用的发言，即美国和其他国家业已成为「独裁政体……即众所周知的资本主义（政体）……即财富持有者、雇主、投机倒把者、物质所有者的独裁。」

因此，冈帕斯在其人生最后几年开始希望，产业能重新定位生产动机，即生产的目的是使用，而不主要是获利。他这种态度转变的意义在于：当他认为产业管理者正接近自主决定的结果时，这种转变不会被他只希望表达理想并实现要求的事实破坏。他确实想重新引导产业走向，也确实将「重新定向」作为劳工运动可能实现的理想，劳联其他领导也在这方面支持他——这也许表明他们对目前产业组织状况确有不满。或许，如果运动变强了，或者运动真的变强时，就会更有力地表达自己的理想，并逐步形成实际措施，以此保有已取得的成绩。

纯粹工联主义

冈帕斯在其工联主义生涯主要阶段（不含刚开始和快结束的阶段）是一名经济工联主义者、一名纯工联主义信仰者。正因为冈帕斯有这种观点，他完全可以代表美劳工运动主流。本章旨在解释冈帕斯上述态度的原因，并追溯这一态度沿革。

初为工联主义者的冈帕斯是社会主义者，而社会主义这一信念是他从那些有阶级意识的激进分子那裏学来的，他在这些激进分子的引导下加入了劳工运动。尽管他13岁就从纽约到伦敦，入职一家雪茄厂，也入了工会，但当时他并不热心工联主义运动。不过，60年代后期，模具的引进让雪茄厂经历了困难时期，冈帕斯也许就是这个时候真正参与了工人运动。这一时期，工会反对引进节省劳力的设备，但最终还是被迫接受。不过由于工会斗争实际上失败了，某些操作中熟练的工人就代替了不熟练的工人，工人薪酬大幅下降。此时此刻，工人亟须保护。冈帕斯因而开始思考，开始参加劳工集会。

就这样，冈帕斯不可避免地和那些在当时移民工人城市非常火热的激进运动联系起来了。当时的纽约就是天堂，是那些被迫从欧洲镇压中逃跑的革命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这些人满怀热忱和怒火，来到纽约。他写道:「他们的思维有着绚丽的色彩，变成充满希望的迷人灯光，点亮了灰暗惨淡的纽约这一工业城市的上空。他们的话深深震动了我，于是我便参观他们的集会了。」

1873年，冈帕斯23岁时，一次偶然深刻影响了他的人生，影响之深，非同凡响——他先是失业，接着在当时市裏唯一的工会商店，大卫•赫希（David Hirsch）的商店找了一份工。赫希是流亡海外的逃犯，因革命活动被迫逃离德国。他在纽约开了一家生产雪茄的门面，并给他在之前运动中同样流亡在外的同誌提供就业机会。冈帕斯在自传裏说，这些人实际都是马克思学派的德社会主义者，他们熟知劳工运动，熟读这方面的着作，大部分人都是国际工人联合会（即第一国际，1873年总部迁至纽约）的一员。就是在这个安静的商店裏，这些人一面卷烟，一面谈出了世界工人革命和劳工运动。

斐迪南•劳雷尔（Ferdinand Laurrell）是这个组织的思想领袖。劳雷尔曾与哥本哈根革命运动有关，并迅速发展为第一国际某分支秘书长。由于他与某一示威游行有牵连，才被迫逃离欧洲。而如今，他虽在纽约成了思想领袖，但只是幕后指挥者，不是面上的领导者。劳雷尔对冈帕斯有了好感，这两个男人因此有了热烈的友谊，年长的劳雷尔自然成了冈帕斯的导师和顾问。冈帕斯将自传送给劳雷尔，这既体现了两人的友谊，也体现了劳雷尔指导冈帕斯的价值，冈帕斯奉上自传时写上了这样的话：「致：在我摸索着找寻正道时恰好到我身边帮助我，在我的情绪和感情压製我的判断和理解时指导我的人。

这个雪茄店成了冈帕斯工联主义和劳工运动的一支，在店裏，他在第一国际的社会主义浪潮中徜徉。一天，劳雷尔将《共产党宣言》復印本交给冈帕斯。《宣言》是德文写的，他看不懂，于是他决定学习德语，他此后也是这样做的，他写道：「我读了所有我能接触到的德国经济学着作，像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还有其他人的我都读过。」

劳雷尔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他坚信工联主义，坚信任何强大的劳工运动都必须建在强大的工会联盟基础上，这种观点给冈帕斯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冈帕斯总会带给劳雷尔令人眼前一亮的新想法，劳雷尔也会对冈帕斯说：「山姆，学一学你工会会员卡上的内容，如果你的观点与会员卡上的条款不协调时，你的观点就不对。」

也正是劳雷尔，在那些日子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冈帕斯。正如冈帕斯在自传中透露的那样，他一旦接触纽约的激进运动，他的情绪化脾气就时不时把他带向「极左」。他由此写道：「在那青春岁月裏，我充满激情，充满梦想，我的情感在燃烧，什么路我都可能走，什么表面上向我们的同誌、工友承诺自由的运动我都会参与。正是我的朋友劳雷尔，他智慧的忠告救了我，『绝不让情绪主宰你，要让理智掌控你的行为』。」

冈帕斯对第一国际非常感兴趣，这一组织「稳定、实际的」原则着实吸引着他 ，让他蠢蠢欲动。但劳雷尔认为，国际组织由欧洲移民和美知识分子组成，业已完全脱离美国生活，处于崩盘边缘，于是他劝冈帕斯远离第一国际。他同时建议冈帕斯去参加自己一行人的集会，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也就是那时，冈帕斯经由这些有阶级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社会主义者，受其引导，加入劳工运动。70年代早期，他最亲密的朋友和伙伴都是社会主义者。因此，冈帕斯从他们那裏接受了意识形态，吸取了社会主义信念，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早期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理论深深影响了冈帕斯，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希尔奎特曾说：冈帕斯是他所知最有阶级意识的人。正是这种阶级意识，这种理想主义引导着冈帕斯，无论受金钱还是何种利益的诱惑，都能始终如一，将一生都奉献给工人阶级的进步，同样也丰富了自己的经历。社会主义学说让他明确接受了雇佣劳动者地位的阶级性，也让他厌恶生产者为努力摆脱现有地位而展开合作的观念。最终，社会主义学说引导冈帕斯无可选择地产生了社会民主信念，他相信工人阶级註定要掌权。即便20多年后，冈帕斯的词汇中还会偶然蹦出他早期受社会主义影响的痕迹。

不过，冈帕斯并没有一如既往地坚持社会主义信念。70年代中后期，他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者经历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再定位，他们的社会主义观点转移到了幕后。

冈帕斯从一开始，甚至在他成为社会主义者前，就已经是工联主义者了。有人说，他继承了父亲的传统，因为他父亲也是雪茄製造工，也曾是工会一员。而事实是，他在工会的大部分利益都拿来资助家人移民纽约了。一家人刚到纽约，冈帕斯父子自然立马加入了当地工会。从此冈帕斯再也没有放弃他的工会会员身份，即便后来几年他不再热心工会，只是偶尔开开会，他还是坚守自己的工会会员身份。而后，到70年代初，进入了「艰难时期」，促使他又对劳工运动有了兴趣，他毫不犹豫地转向工会，转向这个能帮助他和朋友提高工作待遇的组织。他在工会变得积极了，并多次领导商铺罢市，以「鼓动人士」的身份逐渐在行业劳工中赢得了荣誉。

1873年，他来到赫希的雪茄店，接受了工联主义和社会主义。他的启蒙导师研究了当时美国的条件，业已相信，政治行动是行不通，也成不了的，美劳工团结起来的唯一方法就是开展关註民生的强大工会运动。他们相信，只有开展这样的运动，并以此为基础，才能成立一个政党。因此这些人一面教给了冈帕斯劳工运动的思想体系，一面又给冈帕斯以精神支持，对「工会是为劳工争取更好条件的理想方式」这一信念表示支持。从此，冈帕斯的这个信念就再没有动摇过。

冈帕斯此后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会工作，他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当时，雪茄业境遇很差，大部分雪茄製造商都没有入会；由于国际工会製定了苛刻的入会条件，大多数製造商进不得工会大门。冈帕斯和朋友遂致力改革国际工会入会条件，由此很多半熟练的碎石工、填料工均可入会。上述举动落空后，他们在当地成立了第144号工人组织，冈帕斯当选该组织领导人，想尽办法把纽约所有雪茄製造商都吸纳进来。慢慢的，他们找到了方法，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有了成果。

冈帕斯在建立工人组织的过程中，卷入了纽约运动的漩涡。从国际工会几次公开会议开始，他逐渐建起了自己的「小圈子」，这是一个由男人组成的，以献身劳动事业为纽带的组织。成员有劳雷尔，还有阿道夫•斯特拉瑟，他几年后成为国际雪茄製造商联盟主席，后来仍是J. P. 麦克唐奈联盟的一大支柱，随后还成为一名卓越的联盟领导者。J. P. 麦奎尔（McGuire）作为麦克唐奈联盟的早期领导人，也是「小圈子」的一员，后来成为木匠领导人。不过这个时候的麦奎尔热心政治活动，和其他成员「玩不来」。「小圈子」中的大部分人是移民社会主义者，也是第一国际成员。

冈帕斯写道：「这些人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很讲原则，从这些人身上我知道了什么是劳工运动的基础。他们是一群为达目的不怕风险的人。」当时美劳工运动局面混乱，他们摸索着建立一套原则，以此实现美劳工团结，开展劳工运动。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认真讨论计划、政策、理论，要在激进主义和革命措辞一片混乱的背景下，谋求建立一套原则，为工友带来改善生活的机会。忙碌而认真的讨论一直持续到凌晨，卡隆堡（Kronburg）给组织命名为「10个哲学家」（Die Zehn Philosophen）。但我们的兴趣并不仅是学术讨论，而是一股干实事的冲劲。有了这种共同的誓言，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了工会事业。

 「十个哲学家」成员相互接触、开展讨论，可谓「实副其名」。我们先是有共同的梦想，继而打破这一梦，研究什么行动可能有实际价值。我们通过这个小小的组织，提出了运动目的，也提出了运动的主动性，这一切最终催生了当前的美国劳工运动，它是世界上最有效的经济组织。美工会组织不是我们创造的，它是武力和客观条件的产物。但我们创造了技术，形成了引导工会提出建设性政策，做出成果的基础。

这些人一致同意的重要观点是工会的重中之重。他们是工会会员，他们对工联主义深信不疑，他们的使命就是向美国工人宣传工联主义；他们坚信「经济组织和对经济实力的控製可能会影响所有领域」，因而政治只能位居其次；他们还认为，劳工党派发起政治活动是不合时宜的，只有先开展一定规模的工会运动，才能开展上述政治活动。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也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发现，对那些没有阶级意识的美工人来说，只有承诺并立即带来实际改善的工联主义才能征服他们的心。而且自从这些工人受激进的欧洲思潮和言论排挤以来，他们就一边倡导将建立工会作为头等大事，一边想着弱化工人的社会主义信念。

这些人就是以后工联主义的拥护者和捍卫者，而当时工联主义是需要拥护者和捍卫者的。工会之前就有，这是事实。50年代初，海市蜃楼般的热血40年代销声匿迹后，相对温和的工会出现了。安德鲁（Andrews）写道：「褪去普世而闪耀的理想外壳，还没有订立单一的劳工文件笼络人心，熟练工种行业就一心要通过永久、独特的组织为他们获得更多的薪资。」1857年的恐慌摧毁了他们的劳工组织。1859—1860年，又出现了恐慌，不过内战爆发前就消失了。接着，经过战争后期及战后几年的繁荣，第三组织纷纷兴起并活跃起来。但1873年的恐慌导致了萧条，重创了第三组织，很多此类组织解散了，即使幸免下来的也无回天之力了。因此，工人对工联主义失去了信心，在这穷途末路之时，又转向了政治活动。一夜间，那些不切实际的改革家、聒噪者发现他们又有用武之地了。就连好不容易又团结在一起的工会，都认为罢工是无用而徒劳的。

那四年，那些曾教育大家通过工会自我拯救的人确实是先知，但却无人问津。

和当时有关工联主义价值和定位的思想一样，工联主义的操作方式没有系统、含混不清、简单原始。

（冈帕斯写道）早期工会和如今工会相差巨大。早期工会缺乏规章和秩序，基本上就是同行业工人的特定组织，工人与雇主有麻烦时，工会可能让大家互相帮助，摆脱困境。他们并未坚持用集体谈判的方式保障薪资水平。雇主发出的薪资是固定的，且不断狮子大开口般压榨工人，直到工人忍无可忍起来反抗。反抗通常是由受压榨最狠，受伤最深的工人发起，他们起义并宣布:「我们要罢工，谁继续干活，谁就是工贼。」通常这样一来工人都会跟着他罢工。

冈帕斯的工会是通常处在危险经济条件下有典型意义的工会。但凡有罢工资金，都会被无数无计划，任意发起的罢市活动浪费掉，因此会员得不到福利。即便如此，入会脱会仍要经过工会筛选。

但冈帕斯和其他九位思想家仍倡导工联主义，仍在实际工作中稳定、壮大自己的贸易组织，他们不仅要对抗工人的消极情绪，还要与部分社会主义者中的特定反对派作斗争。如今，培养冈帕斯的国际工人协会始终给予工会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国际工人协会之所以形成，其主要动力实际是英国纯粹工会，他们想和欧洲大陆劳工运动有效接触，从而避免罢工破坏者打入内部。开头几年，英工会主义者领导国际工人协会 ，后来英工联主义者退出领导舞臺，由马克思接任。但马克思自己，即使急于掌控政治力量，也总把工会看得很重。下文是国际工人协会总理事会致芝加哥顽固分子一封信的摘要，其中明确表示了协会的观点：

我们应指出工会运动对国际工人协会某分支不仅有益，而且极其重要，这一作法似乎很怪，但我们不能忘记协会《章程》第三条，即协会每届代表大会都应勤勤恳恳，致力于工会运动，并努力找寻壮大运动的途径。劳工运动孕育了工会，因为工人自然会转向可以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运动，因此他们首先就会通过行业与同行联系起来，这也因此成为国际运动的职责——不仅仅帮助现存工会，并在能给予帮助前领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比如实现工会国际化，而且要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建立工会组织。

但60年代后期的德国，拉萨尔（Lassalle）替代马克思成为工人阶级领袖，开始宣扬不同的观念。德国当时工业製度落后于英国，工人仍渴望个体劳动的理想变成现实，仍没有成立工会。相应地，拉萨尔并不熟悉英工会运动，他相信由其铁腕薪资政策，即薪资必须始终保持在劳工最低生活水平，工会在其纲领下不会有任何地位。按拉萨尔的思维，用生产商合作替代私人营利经营是解决劳工问题的唯一方法。但如果政府不给他们低息贷款，合作生产方式就建不起来。至此，要掌控整个国家，必须有政治活动。

德国的拉萨尔追随者，70年代因俾斯麦压迫被迫来美，接受了工联主义，并深信不疑。因此，他们后来必然与国际工人协会成员产生冲突。确切地说，冲突始于1873年。1873年前，由于工业繁荣发展，拉萨尔追随者发现筹备政治活动，时机不合适，后续发展也不合适。但随着经济萧条，他们发现发起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时机成熟了。

因此，到1873—1874年，美社会主义者分为两派，冲突界限由此划清。

两派中，一派是马克思主义者（国际主义者）或工会社会主义者，主要依附工会。他们认为，工会是工人阶级理所当然的组织，他们争取权益的主要途径就是经济领域的大规模抗争。另一派是拉萨尔追随者或政治社会主义者，他们专註劳工政党领导的政治活动，认为相对而言工会不重要。到1874年，两派别的思想分歧发展成了组织分歧，同年，拉萨尔追随者脱离国际工人协会，在美西部成立了伊利诺斯州劳工党，在美东部成立了北美社会民主党。然而这一分裂并不持久，两党很快尽释前嫌，融合起来。两党合并后，成立了我们熟知的美国工人党。但组织合并了，两者潜在分歧却未抹平，反而暗中争夺合并组织的控製权。当代人诚然见证了这一幕：

美两大社会主义派系合并前遇到很大困难，合并后仍然面临危险。拉萨尔追随者是工运新手，随其一同移美的年轻移民也是新手，他们想通过普选，即首先市一级投票，接着州一级投票的方式进入政治领域，获得影响力。而工会社会主义者和年龄更大、经验更多的移民认为，若立马展开政治行动，他们就只能预见灾难。马克思派对工会，对工会效力只有一丁点信心，而拉萨尔派只期待工会救助；马克思派拿出德国社会主义者的例子，而拉萨尔拿出了英国工会的例子……马克思派想让小资产阶级对党派有兴趣，而拉萨尔只想把政党开放给工薪阶层，并认为只要非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加入工会，工会就会腐化；马克思派争取下次会议修改党纲；而拉萨尔威胁说「改党纲，就退党」。

在美工人党1876年大会上，工联分子占上风，结果否决了即将进行的政治活动。但不久，受外部环境干预，两派势力转变为政治派系。1877年，铁路大罢工爆发。由此引发的热潮大大刺激了政治活动。各处的社会主义者开始推举候选人，开展竞选活动。这样，对工人党的控製权自然转移到政治派系手中，工人党很快更名为「社会主义劳工党」。那些不满这一改动的国际主义者随即退党，并集中力量组织建立工会。

两派就政治活动是否开展过早进行争论，之后几年的政治活动整体成效说明：政治活动确实早熟而早衰。1877年，社会主义竞选活动取得很大成功，但之后几年就不怎么成功了，到1879年，由于工业復苏，条件改善，社会主义选举力量明显减少。到1880—1881年，工薪阶层对政治已然失去兴趣，社会主义劳工党派已被内讧弄的四分五裂，社会主义者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强健的工会运动发展了，许多之前看不到曙光的激进分子，如今都转向了工联主义。

工联主义者与政治社会主义者的矛盾深刻影响了冈帕斯及其「10个哲学家」组织，其影响之深前所未有。由于冲突发展，这些人对工联主义的极端必要性深信不疑，甚至对他们最开始认为是极端和站不住脚的部分都深信不疑。

简单地说，两派根本区别即经济手段和政治行动的区别，即工会和劳工党的区别。最初，双方并未采取一系列针对对方的措施，都认为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对拉萨尔追随者来说，政治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废除资本主义，这是重中之重。但强调政治活动时，他们就倾向于工会作用最小化，将其仅作为社会民主的附属品，大部分时候用作宣传工具。

很明显，马克思工联社会主义者敌视拉萨尔派的观点。马克思派认为，有一个能通过关註工人眼前需求与工人紧密联系的强大工会运动才是首要的。没有强大的工会运动支撑，他们不会相信能成功建起劳工党。因此，如前例所示，因为缺乏强大工会运动的支持，他们就认为政治运动操之过急、徒劳无功。冲突把两派都引入极端。仅从把工会放在次要位置这一点看，拉萨尔追随者已渐渐开始彻底反对工会；而马克思派起初仅仅因为阻止工会运动从属政治运动这一行为而焦虑，后来就渐渐释怀了。既然拉萨尔派目前如此彻底地仇视工会，他们最终也会全盘否定政治运动。

现在，从上例可推知，与上例有关系的问题即工薪阶层既得利益，这与工运最终目的完全相反。拉萨尔派热切追求政治运动，期望彻底废除工薪製，开创生产商合作製度，但并不太关註，也不太重视保全工人既得利益问题。相反，工会社会主义者坚定认为，迅速改善工薪阶级条件，这是要考虑的问题。

马克思派越发认为，拉萨尔主义即牺牲眼前利益，追求最终理想，两派至此走向极端。拉萨尔派把能直接改善工人条件的工会运动归于次要地位，仅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拉萨尔派已开始认为：工会活动不仅没用，甚至有害，因为工人本该更加关註废除工薪製这样更基本的任务，马克思派对拉萨尔派这一观点有了回应，他们把拉萨尔派当成「空谈家」，把全部註意力都放在生计问题上。最后，提倡最终理想的人与只宣扬最终理想，不顾改善即时需求的人越发紧密地联系起来，于是马克思派失去了他们的最终理想，他们的社会主义成了工联主义，纯粹工联主义。

因此那些年，冈帕斯把精力越发放在建设雪茄製造商组织上，也放在维护业内工人更高薪资，更短工时的努力中。当拉萨尔派像之前一样干扰他们的工作时，这只会增加他内心对政治活动、工会政治的痛恨。

有这么一个例子：国内工人开展运动，废除雪茄生产，冈帕斯则尽力保障运动。雇主有可租的房子，并把公寓租给雪茄生产者及其家属，一个营利体系就这样成长起来。一家老小每天工作14—17小时，这自然破坏了商店裏有组织的工人的工时标准。为废除这一体系，冈帕斯和其他领导者开始从国家立法入手，随即深入各州。他们通过教育、宣传活动，左右国家法律製定，其后便积极游说。他们随后发现，立法者、候选人支持他们的这个法案，于是努力在选举中支持这些人，以打败该法案的反对人士。

上述斗争有一个特点：冈帕斯等人与反对工联主义，为旧党派候选人投票的政治社会主义分子发生争执。实际上，即使社会主义者提名人选所得票数不减少，他们也不许成员支持其他党派。比起社会主义党，他们更不愿看到其他媒介主宰改革，他们采取多种蓄意阻挠策略，甚至让他们直接反对旧党派候选人，而这些人发誓要为这一尚在讨论的法案投票，这一做法也得到冈帕斯的支持 。由此可见，冈帕斯是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由此他对蓄意阻挠这些社会主义分子的策略嗤之以鼻。冈帕斯认为，及时改善工人条件才是重中之重，为最终获得自己的目标，不论什么样的策略、方法，他都会采用。

这裏还有一个与上文有点关系的小插曲，它将冈帕斯与政治社会主义者间的矛盾进一步具体化了。继废除雪茄生产运动后，政治社会主义者与工联社会主义者的冲突，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义者与「纯粹人士」的冲突，在纽约雪茄生产商组织间公开爆发。双方都意在争夺工会控製权。雪茄生产商杂誌由此对这一场景做了总结。

大家一定记得，就在最近两年，超过3000名雪茄生产者来到了这座城市（几乎都是德国人），他们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是斐迪南•拉萨尔的跟随者。他们开始呼吁纽约144号工会中不贊成社会主义鼓动方式的领导人应该下臺；他们甚至吹嘘最终会控製国际工会。

1882年，在当地举行了144号工会官员选举，社会主义者几乎要「将所有非社会主义者从管理层开除出去」。社会主义派候选人打败了冈帕斯支持的候选者成为工会主席。但是冈帕斯及其伙伴拒绝接受这一选举结果，他们请求斯特拉瑟（Strasser）搁置这一结果，理由是获胜的候选人只是一名小生产商，没资格当主席。斯特拉瑟确实也按冈帕斯等人的意思办了。国际工人协会执行委员会对此事做了研究，发现整个事件结果就是社会主义者方面脱离工会，组建雪茄生产商激进工会。这一分家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实际上，纽约工会组织在雇佣条件仍被关註的范围内，其功能多年来已破坏殆尽。

不难猜出这段小插曲会对冈帕斯造成何种影响。仅仅是想法不同，理想不同，工会就因此土崩瓦解了，这让他明白了：当时对工会而言，「想法」是令人生厌的不安分因素。把「想法」「终极」「政治」等排除出工会，就能排除因工联主义者对这些问题持有不同观点而引发工会分裂的可能。

另一方面看，薪水、工时是所有工薪阶层衡量工作环境的共同标尺。至于一天能挣2美元还是1美元，白天要干8小时还是9小时，他们不太会有争议。

这裏也许要提到早期发生的其他一些特定事件，这些事件毫无疑问影响了冈帕斯的思想。70年代初，国际工人协会第12分支当时由部分改革家、时尚人士、知识分子掌控，并由着名的维多利亚•伍德胡尔（Victoria Woodhull）和田纳西•克莱夫顿（Tennessee Clafton）姐妹领导。这些人并不是工薪阶层，他们认为工会争取眼前利益的活动乏味可陈、毫无激情。他们想通过运动实现最终目标，这一愿望让他们对劳工运动有了兴趣。不过，第12分支与合法工运联系只能证明分支会伤害工运，让工运难堪。

上述知识分子通过宣传对自由恋爱、妇女普选、通用语言、全体统治（pantarchy）的支持，打倒了国际工人协会和工运领导人对上述观点的嘲笑和羞辱 。他们的示威游行和激进声明具有唤起「理智而清醒」的民众痛恨、敌视劳工运动的倾向。

这一场景正值处决巴黎共产主义者。到1874年冬，上述活动仍时有发生，这也是经济极度低迷期，工人大量失业。有鉴于此，城市有组织的工会运动开始敦促市政官员出臺缓解失业压力的政策。冈帕斯由此写道：如今，第12分支在死气沉沉的气氛中苏醒了，他们抓住机会，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产生了轰动。他们置身运动最前沿，做着热烈的演讲，举着红旗游行等。而这些举动的结果，诚如冈帕斯断言，政府官员对这些善意的劳动领导人实事求是的提议产生了偏见。当警察疯狂打压工人为摆脱失业的游行时，冈帕斯认为汤普金斯广场（Tompkins Square）暴动，工会活动要承担部分责任。

冈帕斯说：对我来说，这些人对我有启蒙意义，也是我理解今后劳工运动的航标。我看到激进、追求轰动的行业如何集中所有组织的力量反对工会运动，如何提前取消正常、必要的活动；我看到劳工运动的领导权能轻而易举委托给那些满心满脑都是「劳动换口粮」经验的粗人；我也看到改善工人必须主要依靠工人；我还看到与那些并不理解「工运经验即人类生活经验」的知识分子胡乱纠缠的危险。

冈帕斯及其「哲学家」伙伴，还有其他激进主义者吸取了第12分支的上述经验教训，了解了他们对政治社会主义者所提纲领的反应，遂开始忽视社会主义者，转而成为纯粹工联主义者。凭借这一身份，冈帕斯及其团队这些年在美工联主义发展流程和技巧上起了先锋作用。他们历经数次绝望的斗争，1877年就已将纽约牢牢收入囊中。之所以有此成就，是以当年斯特拉瑟在国际工人协会当选领导人为前提的。国际工人协会当时正处低谷，只有1016名成员，斯特拉瑟与冈帕斯遂对其着手重组。为了不让会员在萧条时期退会，他们向旅行外出的人、病人和失业人员发放福利。他们还从英国工会照搬了其特有的基金均等化政策，这个政策可以让没有力量却要罢工的当地民众能够借助富有地区转来的资金组织起来。他们看到，就像他们当地的实力会被无数不协调、无计划的社会罢工削弱一样，多地间不协调罢工也会削弱国际工人协会的力量。国际工人协会相应采取了集中控製所有罢工的政策，并设立了罢工资金，上述举措加上斯特拉瑟的管理才能和产业復苏，共同拉开了工会復兴序幕。到1881年，国际工人协会成员数增至12709人，雪茄生产商工会当时已成为其他工会的模范代表。雪茄生产商不仅占据了领导地位，也催生了国家组织的出现。

冈帕斯和之前其他的激进分子向纯粹工联主义转变，这对美劳工运动有何重要之处呢？正如有人更愿相信主要是这一转变导致美商业渠道的工运发展，有人又觉得纯粹工联主义是纯粹胡扯。不论是工会重新定位时，还是定位后不久，受1877年后产业兴旺的刺激，技工工会遂在全国各地开枝散叶，而这些工会并未受上述激进观点的影响，他们明显有规避政治的强大决心，完全不理会知识分子和改革者。他们的工联主义，或简称纯粹工联主义，无论有无冈帕斯及其团队，这种工联主义一定会像在英国的发展一样逐渐壮大。冈帕斯的转变作用很大，这种作用让他有资格成为崛起中的经济工联主义领导人。这种转变还让他成为工联主义代表，促使他宣传、保护、建设工联主义，促使他维护对工联主义发展至关重要的正确原则并为之斗争。回顾一下，坚持在经济领域行动，不搞独立政治活动，没有终极目的，除工薪、工时外实际没有任何理念——似乎可以肯定，只有当初坚持这些原则，工联主义才有在本国本阶段发展的可能。

冈帕斯就是用时间证明一切的人。果然，他的疯狂是对的。

萨缪尔•冈帕斯与社会主义

前一章介绍了冈帕斯如何保护工联主义并及时改善工人境况，这势必要提一个背景，即冈帕斯学徒时吸收的社会主义理想。而后一系列事件逐渐让他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

把上述终极理想作为背景因素并不是要否定他们。80年代的冈帕斯确实不曾展示仇视社会主义的痕迹。但即使他在行为上表现出一副彻底的经济工联主义者的样子，也偶尔会考虑社会主义，认为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替代品可能是最合适的社会製度了。如1887年纽约发生亨利•乔治运动时，我们发现他是这样说的：

在坚守崇高理想的同时，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地前进，理智考虑迫切的需求。讲到我们包括废除工薪製在内的终极目标，我对我们最先进的思想家充满信心。

有一句话叫「先做最重要的事」，冈帕斯照搬过来回应社会主义者的争论，这似乎表明他认为更高薪资和更短工时并非工联主义的全部。我们不止一次发现他这个时期说：工会是工人阶级改善眼下条件，实现最终解放的工具。但对冈帕斯来说，社会主义共和国实在太遥远，太空洞，对现阶段的事影响甚微。他是一个99%的工联主义者，满脑子都是「第一要务」和「脚踏实地」。作为雪茄生产商领导人，作为正努力建设全国性组织的领导人，他每天忙于运动的实务工作。而这种情况下，最终理想越来越远，越来越不重要，缺乏关註的最终理想似乎逐渐衰退，逐渐消逝。

作为一名美劳联领导人，冈帕斯有各种理由将社会主义信仰抛诸脑后：联盟中大部分技工及其领导者都极端反感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且社会主义本身过于脆弱，无力抵挡政治纠纷；社会主义者也不想以某官员、某公开社会主义者的身份被世人接受。

一系列事件让冈帕斯不再同情社会主义，哪怕只是一丝的容忍，他最终极端仇视社会主义，而1896年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开始。当年，新成立的美劳联开始要求每天8小时工作製。五月初，联合会发起一场约19万人的大罢工。但运动刚有了成效，1896年5月3日无政府主义者就製造了芝加哥秣市广场爆炸案，这一惨案的影响直接成为工会运动的绊脚石，刚有的成效也烟消云散。冈帕斯后来表明：「这一炸不仅让警察送了命，也断送了那年为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努力，之后几年，尽管我们绝对不再与这些人联系，但事实是他们一直对我们的观念、思想和斗争方式怀有敌意。

这一事件也让冈帕斯认识到：如果工会思想与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者等激进分子的思想相联系，那么为更高薪资、更短工时而斗争的工会运动在国内的发展必然遇到巨大阻碍。

四年后，冈帕斯与社会主义者首次爆发冲突，这一冲突直接把冈帕斯完全推向了社会主义者的对立面。几年来，社会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深受冲突影响，双方在纽约总工会机关（即中央工会）一直闷闷不乐。1889年，社会主义者声讨中央工会太过保守、沾染政治腐败，遂退会组建了已被美劳联承认并颁发许可的中央劳工联合会。

但几个月后，社会主义者化解了他们与中央工会的差异，中央劳联和中央工会就这样融合了，但这只是暂时的和平。其后几年，社会主义者因不满中央工会漠视每日8小时工作製，漠视与其他工会的政治联系，再次退会并重组中央劳联，重新向美劳联申请成立许可。

以冈帕斯为首的联盟执行委员会拒绝了社会主义者的申请，理由是附属中央劳联的系列机关包含社会主义劳工党美国支部的名字，这太让人震惊了。冈帕斯认为，美劳联自成立起就只允许工会依附于它，且美劳联绝不代表政党，因此联盟无法给予中央劳联许可，即只要社会主义劳工党依附中央劳联，就不可能得到美劳联许可。中央劳联拒绝社会主义劳工党退出，并对美劳联1890年会议决议提出上诉。

1890年会议上，中央劳联向美劳联提出的许可申请历经长期、犀利的讨论，作为领导者的冈帕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者。

冈帕斯在大会主席报告中说：除了宪法上的考虑，我当时相信，现在也坚信，社会主义劳工党作为一个政党没有资格代表纯正的工会组织……我想让我的观点顺应劳工运动健康、和谐、成功发展，但我不能，也不愿证明：我所坚信的「只有纯粹工联主义才能帮助工薪阶层保护其现有物质利益和实际进步，并最终获得解放」的观点是错误的。

冈帕斯在大会发言中全面解释了他做出上述决定的原因：他并不希望看见因为他想保持美劳联的纯粹工会性质，就让社会主义劳工党依附中央劳联。如果联盟应允代表社会主义劳工党，那么还能拒绝其他政党的此类申请吗？他想让联盟规避一切与党派政治有关的事，因为这些事情只会引发纠纷和不和。

而且，对冈帕斯来说，如果允许劳工党依附中央劳联，那么无论是劳工党，还是该党治下某党，就可以通过操纵美劳联开展独立政治运动而打开缺口。再者，他认为，允许社会主义者代表美劳联就等同于支持社会主义。他相信大部分工联主义者既不会同情社会主义者，也不会同情他们的运动，因此，如果支持社会主义，就可能引发纠纷，引发部分工会分裂。此外，铁道部门的兄弟、砖瓦工等部分组织尚未加入劳联。他还不清楚，如果他们知道社会主义政党成为委员会一员，他们是否有可能加入美劳联。「我们有很多事要做，我们的目标很伟大，伟大到我们无法允许混乱局面的出现，也无法允许碌碌无为 。」

然而，冈帕斯在阻拦劳工党以政党身份占劳联一席之地时，他似乎也急于避免与社会主义者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并尽可能对他们好言相待。

他说：现在我主张不要与劳工党敌对。不管是谁，只要说了主张与劳工党敌对的话，我都不会同意，但我们要求工会应有自己的空间，我们应像工联主义者一样开展工作。

他继续说：朋友们、与会代表们，让我告诉你们，要控告、起诉我反社会主义的人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他根本就不认识山姆•冈帕斯。这裏，我要开诚布公地说：社会主义者的崇高愿望并不是我的理想；他们为之奋斗的，鼓舞人心的、高尚的理想也不会让我心潮澎湃。不过我们的方式不同，他们的方式本来就与众不同。

大会经过几天讨论，投票支持冈帕斯的立场，支持执行委员会。于是，「萨尼尔先生（代表中央劳联的社会主义代表）退出会议，声称要和冈帕斯这群『骗子』斗个鱼死网破」，并说「社会主义者就是硬塞，也要把社会主义塞到美国工人的喉咙裏去。」

这个插曲对冈帕斯及其纯粹工联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思想差异的具体化是有作用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会运动除改善即时利益外，拒绝信奉任何最终理想，简直就是「最大的异端」。当一部分社会主义者疲于从内部夺取劳联，建造社会主义阵地时，另一部分人直接与劳联敌对起来。而冈帕斯及其「纯正工联主义者」则决心阻止社会主义者控製劳联，阻止社会主义者将劳联作为其「政党风筝的尾巴」并利用劳联进行社会主义宣传。

冈帕斯厌恶的社会主义观点着实很多，因此这个时期，当相当一部分社会主义者仍认为社会主义会是一种变革方式时，冈帕斯只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而且，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一致认为「事情在改善前都会变糟」，即按马克思的理论，无产阶级的痛苦日益增长，最终会激起无产阶级的反抗——这个逻辑的定义自然促使他们坚持工会最合适的活动不是改善现有条件，而是广泛宣传。冈帕斯因此表述了社会主义者的态度。

如果工会罢工胜利，争取到更好的条件，社会主义者就会谴责工会，与工会争论，得出「这种胜利是可悲的」结论——因为用社会主义者的话说，「罢工胜利，争取到更好的条件，会使工人阶级满足现有社会製度和政府」，这样一来，工会就会阻碍人们全面理解他们推崇的理论，阻碍他们介绍自己的理论。另一方面，一旦罢工失败，就会立即有人喋喋不休、拼命证明罢工失败是工会业已「陈旧、衰老、无力」的表现。

再者，社会主义者对他们的政党热情空前，相反他们认为工会没什么用，甚至根本没用。在他们眼中，他们的党是这个，他们的党是那个，他们的党就是一切。冈帕斯曾说：「我坚信，他们更关心投向自己的票是不是更多了，而不是罢工是否失败了；或者说，他们更关心自己的着作是不是传播得更广了。」

后来，社会主义者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承认工会的基础性作用。但那时冈帕斯对社会主义者的仇视已根深蒂固。

冈帕斯坚决抵製社会主义，终于引发了1890年社会主义者反对「纯粹」劳联领导人的运动。对此次运动的有关叙述，见于丹尼尔•德•列昂（Daniel De Leon）主编的、当时社会主义劳工党机关报《人民》。自1891年《人民》创办起，几乎每篇都有指向冈帕斯，特别是指向所有通常「工运的纯粹错误领导」的批判、轻视、嘲笑的报道。典型的社论会写到：「发现了纯粹（的劳工运动）」。「一些人无知，另一些人腐败，所有这些人都不适合做工运领导。要教育、团结这些人根本不可能，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超越每个人……要扫清障碍，剔除流氓 。」还有文章说：「由于害怕毁掉个人前途，麦圭尔、冈帕斯……等倡导纯粹工联主义人士对社会主义发起了诽谤，这些人要么与资本主义一道，要么与资本主义政客一道密谋个人提升。」

1893—1894年，冈帕斯与社会主义者冲突又起。1893年会议出于对附属工会的考虑，投票通过了由社会主义者提出、发起的《政治纲领》。《纲领》前言参考了英劳工组织开展的独立政治行动。《纲领》共11条，除一条有争议外，其余条款已提前获劳联通过。但第10条规定「人民对所有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实行集体所有製，」即社会主义。最终，为解决两派围绕该条的分歧，会议支持英劳工政治行动，认为「提交该《纲领》和政治工运基础要合理考虑附属工会，工会下届会议代表将以英劳工政治运动作为今后行动的标准」。《纲领》的提出并无异议，只是由于两派票数相近，大会因此删除了《纲领》中的「合理」一词。

冈帕斯在1894年会议上明确反对通过第10条，反对发动独立政治运动。他之所以反对第10条，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不贊同社会主义，而仅是因为他从实际考虑，认为拥护第10条不明智。因此他在大会主席报告中说：

世界各地工会几乎都发布了《纲领》中的若干要求，但上述要求中有一点不仅绝对雷同，而且几乎藏而不现——这就是不仅存在争议，而且明显不实用的一段表述，就是把这段表述建在经济真理上，也无法论证。这段表述离现实太远，远到在我们的工友面前，把我们和我们的运动放在了一片平淡无奇、不值得羡慕的光芒中。如果我们的组织坚持这种不切实际的表述，这无疑会阻止许多纯正的工联主义者加入我们的队伍，与我们并肩战斗，去获得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连续几天都在激烈讨论这个问题，斯特拉斯、麦圭尔带头攻击《纲领》第10条。他们在演讲中完全代表冈帕斯的观点，反復强调「支持社会主义，工会将陷入混乱的纠纷，而劳联的团结又过于危险，危险到无法冒着紧张和压力实现这一步」的现实。麦圭尔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长久友好呢？我们可以搁置争议，等劳工运动进步到摩根兄弟无数次讲过的那种程度后（再争议）……我说：那就和你的工会组织并肩作战吧。组织第一位，教育第二位，组织要和教育共同发展；我们的工会停止活动后，我们既是市民，也是工人，然后我们就加入党派，不论是社会主义党派，劳工党派还是其他党派。如果你也希望这样，那就像市民一样为这一理想而奋斗，不过禁酒主义者、民主共和两党党员，还有你单位的各类同事在场时不要引起纠纷。

保守派成功了，首先是否决了《纲领》前言，其后借助相当犀利的议会把戏废除了第10条，最后否决了整个《纲领》。但社会主义者的这次逆转是以冈帕斯不担任主席为代价的。社会主义者遭遇挫败，十分痛心，于是与麦克布赖德（McBride）支持者合作，选举麦克布赖德接替冈帕斯成为主席。

就在这件事发生一年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比其他任何事更促使冈帕斯和劳联领导极度仇视社会主义的事。1895年12月，丹尼尔•德•裏昂暗地裏发起社会主义贸易和劳工联盟，这一举动无可弥补地伤害了把美工运带入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且导致以下事件的发生。

劳联于1890年拒绝为中央劳联发放许可，这进一步加深了工会与社会主义者的分歧。在摩根（Morgan）和巴恩斯（Barnes）领导下，社会主义者的首个组织继续在劳联内宣传社会主义。1893年，正是这些社会主义者提出了《政治纲领》，即使他们在中央劳联申请许可遭拒事件中败北，也仍旧相信他们在进步，「仍旧相信社会主义优势初显的事实 。」社会主义者的第二个组织主要在纽约，追求不同的道路。1890年社会主义者失败后，他们随后就不再支持劳联，并彻底与劳联敌对，同时转而与骑士团培养感情。在德•裏昂领导下，他们开始调整控製骑士团的角度，希望骑士团最终取代劳联。他们这种态度不仅没有效果，反而让劳联内工作的社会主义者感到尴尬。实际上德•裏昂鄙视的是社会主义者第二组织的活动。

有一阵子，德•裏昂在骑士团内部努力争权，成果斐然。苏弗林（Sovereign）代替鲍德利（Powderly）当选骑士团首领，这多半是德•裏昂的手段。但当苏弗林当选后，他拒绝兑现之前承诺，即「由社会主义者担任骑士团机关报编辑」这一德•裏昂支持他的条件。这一举动导致双方冲突，德•裏昂及其社会主义者伙伴退出骑士团。这时，德•裏昂发现自己已被现存工会组织除名，更别说能对这些组织施加什么影响了。

几星期后，德•裏昂未与劳工党协商，突然创立独立于美劳联和骑士团之外，并与之对立的社会主义者工会和劳工联盟。这是对工联主义的公然翻版，对德•裏昂来说也是他当时信条的合理结果。他认为：骑士团、劳联这两大旧组织已衰败、陈腐到无法修补的地步，因此有必要推翻这两个组织，建立一个崭新的组织。

社会主义者对这颗「工运新星」百感交集。一些人激动不已，另一些人则惊慌失措。而这些人最后分别成为「社会主义者内部疲于夺取工联的人」和懂得怎样在工会争权造势的人，他们知道德•裏昂的这一险着会妨碍他们的活动，重创社会主义者在工会中的声望。只要社会主义工会及劳工联盟明确透露了组织目的，他们就会马上进行谴责。但劳工党官方对这个新组织是欢迎、肯定的。不过部分社会主义者后来表示当初是受到蒙蔽，才表示了贊同，原因是工会及劳工联盟创始人宣称：这个组织以建立无组织人士的组织为主要宗旨，不会与旧组织产生冲突。

这一打击在联合会及其附属工会中引起强烈反响。冈帕斯认为，不论如何恶毒的语言，也无法描述社会主义者受信条驱使，为赢得工运不择手段的行径。他认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只可形容为背叛劳工运动，他们已经毁坏了自己声称要帮助的事业的根基。1896年当年，他开始从头记下这些暴动，不像之后那样定期发表的犀利却空洞的反社会主义者社论。他如是写道：

我们註意到是那个所谓「纽约社会主义政党」的一支毁掉了工会，他们的头目包括一个没有教授职称的「教授」，一个啰哩啰嗦的奸诈律师，还有一个为共和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党派捏造数据的统计学家，这三个骗子在少数疏忽大意、容易受骗的工人帮助下，最近先开了一家啤酒沙龙，其后就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全国性组织，其公然目的就是毁掉全国各工会。

他们执行着破坏方案，打击一个又一个工会。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不论成败，不论条件公平与否，只要他们能够统治或毁灭工会，什么都在所不惜。现实是，工人很容易成为阴谋诡计的猎物，而资本主义的贪婪对破坏工会的人来说一文不值。

冈帕斯再次回应德•裏昂的攻击，他写道：「现在可以肯定，丹尼尔•德•裏昂教授，化名罗蔔（Leob），已跟随伽赛德教授的步伐，成为平克顿私人侦探所的一员。」

以下叙述表明了冈帕斯的感情有多强烈：

现在，我们只要概括这些濒临死亡、受人关註的特定事件就可以了。我们从不公正中想出了这些事，也从与贪婪、无知这两个劳工敌人的残忍交媾中想出了这些事。这些事塑造了一个尚处胚胎就患肺痨的侏儒，它在腐败、汙秽中诞生，现在却濒临死亡。四周远古的秃鹫时刻准备猛扑下去，啃食尸体瘦削的残骸 。

这种冒险行为会影响每一场失败的革命运动，它促使劳联和冈帕斯更加右倾，冈帕斯对社会主义者的敌意更深了，但他对支持工会及劳工联盟的部分社会主义者并不反感。不过，他认为：全体社会主义者都是这次暴动精神上的始作俑者，都要对此事件负全责。

后来形形色色的双重工会主义的冒险尝试除了火上浇油，一无是处。1897年，在社会主义者领导下，西部矿工联合会（西部矿联）因不满美劳联的保守作风而退会，一年后，西部矿联成为建设西部劳工联合会（西部劳联）的生力军。西部劳联成功建立，使得美工运分散到各行各业。诚如「西部矿联」这一名称所示，它希望维护西部工会间关系，因此在西部成立了劳工联合会。1902年，西部劳联更名为美国工会，由此代表了西部劳联地盘扩大，想要占领整个美洲大陆的野心。西部劳联主要寄希望于建立无组织劳工的组织，继而代替劳联。作为劳联的竞争对手，美国工会除势力不足外，其余所有都是社会主义者认为的一个全国性工会组织应有的样子。美国工会是沿工厂流水线建立的组织，倾向于关註非熟练工人，它倡导独立政治活动，贊同激进路线。但它并没有实现创立者的理想，到1905年，组织仅能苟延残喘，只能把自己托付给当年的新希望上，这希望就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

世界产业工人组织超越了极限。和之前的组织一样，这是一个激进的双重工会，对美劳联敌意明显。其目的是有计划地取代美劳联。冈帕斯因为这一点对该组织愤怒、怨恨到了极致。

1905年，冈帕斯写道：社会主义者已经呼吁其他组织粉碎美工运。这是过去十年裏他们第六次「集中」打击工会。

看看响应上述呼吁的16个组织吧，我们根本找不到一个人是没有从事过试图滥用、破坏国家工运这一愉快的工作的。

如果我们对最近有组织加入丹尼尔•罗蔔（即德•裏昂）发起的新运动表示贊同，这会给推动最新工会打击计划的人一针强心剂，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因此，从外部打击工会的人和内部已厌倦工会的人再次联手，就好似海盗和袋鼠相拥在一起，一同为他们即将到手的猎物欢呼雀跃，这景象令人愉悦。

冈帕斯将上述事件全部归咎于社会主义者，而且是全体社会主义者，原因如下：双重工会的组织者、引导者秉承社会主义信仰，但由于劳联不可能受其诱导贊同社会主义，因此他们成立了反劳联组织。美国工会和其后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与社会主义政党间有很多共同成员。如社会主义阵营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就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贊助方。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政党从未正式承认美国工会或世界产业工人组织，且相当一部分社会主义者谴责此类组织出现，拒绝对其承担任何责任。不管原因如何，冈帕斯对社会主义者的偏见并无二致。无论什么派系的社会主义者，无论观点如何阴暗，他都一律敌视。

社会主义者中同时是工联主义者的人开始行动了，那些相信「厌倦来自内部」的社会主义者精力充沛、活跃异常，沿着上述路线继续从事自己的活动。他们在执行上述政策的过程中，一面支持工会、同情工会，一面苦心研究保守派领导，在工人队伍中散布「社会主义者将取代保守派领导工会」的消息。作为劳联领导和纯粹工联主义信奉者的冈帕斯完全接受社会主义者的批评言论。同时，社会主义者利用劳联大会宣传他们的观点，试图让劳联支持社会主义者，支持独立政治活动。

从90年代初到「一战」爆发，社会主义者继续奉行「让工会内部感到厌倦」的策略，可以说，由于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影响和权力不断加强。这段时间内，正是这些社会主义者正式反对冈帕斯的领导，每次会议实际上都是冈帕斯和社会主义者的激战。

正是上述事件让冈帕斯内心对社会主义者有了难以抹去的敌意。到1898年，他开始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因此那一年，我们发现他说：

要了解这些社会主义者，应该看他们做什么，而不该听他们的甜言蜜语。他们想方设法把我们的运动带入復杂的漩涡，把我们的运动作为平衡其政党力量的工具……

我想用简短的话引起诸位註意：社会主义者的面具及其面具下的真实嘴脸是不同的。他们提出反映他们观点的主张，而这些观点却能破坏整个组织。他们竭尽所能地猜疑组织和工会裏的劳工，瓦解他们……他们已经玷汙了劳工的名声，而且还企图破坏我们的组织，他们侵害我们的荣誉、忠诚和勇敢，侵犯一个努力与工人站在一起，为今天的更好条件义不容辞斗争的人的原则。

如上所示，冈帕斯之所以一开始就反对社会主义者并与之斗争，并不是因为他反对社会主义本身，也不是因为他认为想象中的社会主义联邦是不受欢迎的天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这么做有其他的实际原因。但要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隔开，毫无可能。渐渐的，到世纪之交的时候，冈帕斯这种对社会主义者的敌意扩展开来并开始包括社会主义本身。

虽然社会主义者的活动是冈帕斯反感社会主义的首要原因和主要原因，但仍存在其他原因：首先，在当时的市、州、联邦所属并经营的企业中，冈帕斯和劳联领导第一次尝到了社会主义的味道。他们有了这个机会，就是要以实践为准绳，看看作为雇主的政府会比私企更受关註，还是更不受关註。冈帕斯得出结论：经全面考察，国家不是很受欢迎的雇主，因此他反对进一步扩展政府所有权和执行权。政府有一点社会主义就不好，多了会更糟糕。

冈帕斯不喜欢国家作雇主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受雇国家的工人不仅现在会，而且将来都会被剥夺受雇私企时的权力，即结社权和罢工权。

冈帕斯写到：无论从哪一点看，法国政府的这一步（取缔了教师联合组织）有助于国家社会主义观察员研究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实践。作为雇主的政府不会容忍雇员的反对，政府不仅可以摧毁雇员的组织，而且的确这么做了……不仅可以控製雇员的政治活动，而且的确这么做了；不仅依据雇员品质，而且依据以申请者坚守的政治原则为基础的开除体製决定雇员去留，而且的确这么做了。政府职能每延伸一点，就像法国当前发生的一样，个人自由领域就会明显受限。难道法国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举动对美国工人来说不是教训吗？

冈帕斯说，政府所有製不仅使工人失去行动自由，政府所有製和管控解也决不了任何问题。法国取缔教师联合组织只意味着产业问题转入政治领域，意味着重新使用政治词汇陈述，因此必须用政治手段解决这些问题。冈帕斯认为，从产业向政治的转变并不好，因为劳工的经济武器比政治武器更强大，更确定，劳工在经济领域更有力。此外，劳工斗争转向政治领域已促使劳联更大范围地参与政治。也许劳联会独立展开政治行动，但这一点上冈帕斯「选择回避」。

针对政府所有权和政府经营权的概念，冈帕斯走了一条与近15年来始终坚持的路线彻底不同的道路。1900年前，冈帕斯强烈拥护政府对铁路实施所有权和经营权。1893年他曾说「要么政府掌管铁路，要么铁路掌控整个政府。」劳联也不断支持他的这个要求，并在1893年、1894年宣布政府对电报、电话、煤矿的所有权。1897年，他说：

10年前，一个劳工首次提出了市政府对公共建设工程的所有权问题，当时这个问题还困扰着人们，现在人们却很快习惯了。我们的工会会员应该以全新的活力推广这种想法，并不断在实际中运用，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我们共同的福祉。

但到日俄战争后的1910年，政府对铁路的所有权成了重要问题，冈帕斯的态度180度大转弯，不仅全力反对政府对铁路的所有权，也反对政府对公共设施的所有权。

下面可能提到与冈帕斯仇视社会主义的另一因素。约在20世纪初，冈帕斯有了明显的反政治、反政府倾向。他对《工时和最少工资法》等社会法律产生敌意。他反对给予政府更大的劳工管辖权。他开始相信杰弗逊所说：「政府管得最少才最好。」简言之，他变成了一个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支持者。但他还站在社会主义者的对立面，因为社会主义者坚信要扩大政府职能，要求政府更多地掌控人民的经济生活。这个态度是否就是冈帕斯对社会主义产生敌意的原因或结果呢？要弄清楚这一点并不容易。无论如何，一旦冈帕斯对社会主义产生敌意，这反对就会放大冈帕斯的敌意，使敌意持续下去。

战争给了冈帕斯另一个憎恨社会主义者的理由，因为他是那么爱国，而许多社会主义者要么对战争冷淡，要么反战。这个时期他有两个特别讨厌的对象，一是德国人，一是社会主义者。他成功地把这两类人和自己的满足感结合在一起。他由此开始将德国视作社会主义的老巢和源头，加倍地憎恨德国。不仅如此，他也开始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阴险的宣传手段：「一战」前德国政府处心积虑地宣传社会主义，就是削弱未来敌人战斗力的一种方式。

随着时间流逝，冈帕斯对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仇视越来越激烈。他四处宣扬这种仇视，竭尽所能地在他的每次演讲和写作中表现这种仇视，同时又努力炫耀这种仇视。他的仇视变得十分无理，变得令人困惑。似乎有时他更多的是反社会主义，而不是支持劳工。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共产党员为建立更好社会秩序的雄心壮誌和努力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冈帕斯的理解和同情。事实上，他将疯狂的美国生活中最反动的因素与他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抨击联系了在一起。他一直反对美国承认苏俄存在。1919—1920年的「红色恐慌」期间，他积极参与追踪、迫害激进主义者。对欧洲工会领导人来说，冈帕斯的保守太令人费解了，以至于1919年，领导人之一莱吉恩（Legien）差点就要指控冈帕斯已被雇主收买。

最后，如果不提及唯意誌主义这一反社会主义的依据，即社会主义对立面，冈帕斯对社会主义采取敌视态度的原因就不完整。有很多原因让他偏向唯意誌主义，但首先与他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无关，不过在其领导后期，他发现唯意誌主义是适合反社会主义的一种思维，故而开始信奉这一主义。唯意誌主义其实是冈帕斯对个人主义的别称，它既是组织和个人自由的信条，也是拒绝国家干涉的信条，因此，正如冈帕斯所见那样，唯意誌主义正好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强製，就是国家万能论。

在冈帕斯最后的10—15年，他时时刻刻都在向劳工运动宣扬唯意誌主义。他在生命最后几年写下的自传就记录下了这种观点对他的重要性。「誌愿」和「誌愿製度」这两个词在书中多次乏味地重復出现，如果不搬出唯意誌主义信条，他就很难做演讲、写社论。这样，唯意誌主义也像社会主义一样成为一种困扰。

冈帕斯论产业工会主义、非熟练工人及行业自治

本章将讨论冈帕斯对某些重要工会政策的态度，即产业工会主义、非熟练工人组织和行业自治。

产业工会主义

20世纪头五年，产业工会主义的斗争开始兴起。劳联内外支持产业工会主义的都是社会主义者。产业工会主义没有劳联参与，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建立过程中逐步形成，其目的是组织流水线上的无组织工人，并以非熟练工人为主要组织对象。社会主义者在劳联内抓住每个场合指出行业工会的不足，并通过劳联大会争取劳联支持产业原则，反对行业工会主义。1903年的劳联大会提出了有关反行业工会主义的首项决议。《决议》在详述行业工会的不足后，提出「劳联大会设立委员会，其职责是研究当前工运局势，并向下届会议作报告，提出实现流水线上团结一致的工联主义的计划，从而迫使纷争各方握手言和，促进劳工团结。」

其后十年，几乎每年都有此类决议出臺。冈帕斯及劳联管理层不断与这些决议作斗争，并最终赢得胜利。冈帕斯这样做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决议整体思想由社会主义者倡导，决议内容与社会主义密切相关，决议措辞都是社会主义论调。社会主义与劳联结合，为的是让劳联保守派厌恶产业主义。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者将他们的斗争集中在产业工联主义的需求和利益上，并提出了不切实际的产业主义实施计划。劳联旗下大部分工会都是行业工会，要让这些工会支持产业工联主义原则，简直就是让他们切腹自尽，因为行业工会主义和产业主义水火不容、矛盾重重，这是明摆着的。以啤酒工人工会为例，这是一个产业工会，它却在啤酒厂内不断组织卡车司机、工程师和消防人员入会。

这么一来，傻子都知道上述组织在争取对行会工人的控製权。因此，产业工会的建立、扩展只表示行业工会会员失去了影响，实力也没有了；也因此，劳联支持产业工会主义原则或许今后会有行业工会的后果：首先，脱离劳联的组织有可能把生产线上的工人组织起来，然后要求劳联承认他们，但不是承认为原组织，因为这些组织有产业化的结构。其次，在现存行业工会和产业工会间的司法纠纷案例中，如啤酒厂工人对抗消防员工会和工程师工会，劳联就有义务用自身影响力支持产业工会，否则就可能是给产业工会特权，产业工会必然迟早要跟现存行业工会冲突。最后，如果劳联强迫现存工会接受产业主义，这就意味着，现存工会将大规模违背工会自治原则。

冈帕斯在其向大会所作各类报告中都阐述了其主要观点。1906年，他曾说：

部分人准备瓦解有组织劳工运动的现存力量，理由是工会运动不会复盖特定行业的所有工人。这些人准备瓜分我们现存的工会，瓜分的理由很能迷惑人：特定行业的所有工人，不论正式工还是临时工，都应该组织起来进入产业工会；而「产业工会」这个词他们很喜欢用。他们想象中的工会运动是一个模子「定製」的，是一成不变的，这是明摆着的。他们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特定行业或全体行业内的工人合作都必须从必要性和经验出发，走自然、有序、明确的道路。

1907年，冈帕斯在报告中提到了引进机械化及流程分工、再分工，导致了运动条件变化，并提出运动必须有所改进。但他继续说道：

他们试着满足这些条件，而又不想考虑现存组织实际，这就像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他们想创立一个组织，一些人愿意称之为「产业组织」；他们高调地表示：建立组织就是为了摧毁现存工会。这种做法不仅有勇无谋，而且有破坏性，甚至是犯罪。

社会主义者虽然由此反復强调产业工会主义原则，冈帕斯及劳联管理层却反对将产业工会主义作为原则或标语，劳联自身也将逐渐偏向产业工会主义。而劳联要实现产业工会主义，有两条路：一是与其他行业工会融合，一是建立新的工会部门。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头十年，劳联面临着洪水般的司法纠纷，因此劳联执委会首次倡导相关行业联合，以解决司法纠纷。但早在1901年，劳联在《斯克兰顿宣言》中就公开表明「鉴于行业联合及组建地区级、国家级贸易委员会，联系紧密、分工细致的行业工人将最大程度地提高工会利益。」这一时期发生了大量工会合并，但大部分合并的主要原因都是司法纠纷。正是工会的进一步合并，为1907年大会上冈帕斯的言论增添了色彩，冈帕斯说：「工会不是无法满足新条件的死板组织……当若干组织复盖了某产业的各个部分时，组织间不仅会以共同利益开展合作，并会最终发展融合成一个组织。」不过，即便冈帕斯及其他劳联领导想要寻求支持，建议采取相关行业融合，这时的他们仍坚持劳联不能强迫行业工人展开合并。冈帕斯及其他劳联领导主张工会自治，认为劳联是誌愿组织，不能也不该对其组成机构采取强製手段。

建立工会部门是运动向产业主义发展的另一种方式。1907年，建筑业工会部门成立。该部门很大程度上是有数十年历史的建筑业委员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因此，部门成立主要是建筑行业本身的努力，而不是执委会的努力。1908年，金属行业部门、铁路员工部门、商标部门相继建立，这与劳联的鼓励有一定关系。后来又成立了煤矿部门，执委会其后提出建立服装、运输两部门，但有关工会对此并不感兴趣。冈帕斯本人由于并没有过多插手上述部门建立，因此对建立这些部门并无异议。他写道，这些部门的建立最终证明「那些对我们的运动吹毛求疵的批评家，那些控诉或别有用心地表示工会运动不会进步、前进或发展的人（完全）在造谣，他们不仅无中生有，而且无理取闹。」

1912年后，产业工会主义的斗争经历了一定程度的重新定向，形式上主要推动工会合并；各行各业的先进领导者为各自产业工会的合并而积极斗争。产业主义者和非产业主义者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行业自治问题，冈帕斯及其劳联管理层都认为：劳联不能用强迫合并的手段破坏各工会主权。

但劳联的决定力量仍倾向行业工人，而并不倾向组织的产业形式。1918—1919年推动建立钢铁产业组织明显表现了这一趋势。合并不仅是组织全体钢铁工人，而且是不问工种，一律被划入同一组织，就像煤矿工人都划如联合矿工工会一样。这场合并运动一共建立了24个工会，工人再按这个组织结构划分。经验证明，这种按行业组织工人的做法可能是最严重的错误。工人日復一日的工作，造就了劳动者商店——不是技术，也不是思想。工人间十分重要的团结，这时也被打破了，当工人发现自己并不是和每天相处的工友共处一组，反而是和一些偶然间在工厂其他部门做着同样工作的人划在一起时，便有了疑心。世界教会运动关于钢铁罢工的报告把行业工会联合作为罢工失败的一部分原因，还是有道理的。

1921—1922年，推动合并的势头再起，焕发出全新的活力。威廉•Z•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是这场合并浪潮的精神领袖，他领导了这场浪潮。一段时间内进展很好，很多地方工会和国家级、市级劳联都支持合并。但当福斯特与共产主义者结盟后，工人政党便明显退居这场浪潮的幕后，保守派领导开始向此次合并施压，并最终将其扼杀。

结论：几乎所有对目前国家工会运动为何疲软、低效的解释都在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工会运动的结构已经过时，运动的力量被分为100个以上的「子工会」，其中普遍为行业工会，而目前则需要若干产业工会。许多有实力的观察人士都认为：钢铁、汽车、电子设备、食品等大型基础产业中，大部分工人都是非熟练或半熟练工人，因此他们有的只是商铺或工厂意识，而不是行业意识，因而不能组织纳入行业工人一类，这就是为什么上述产业至今仍处于无组织状态的一个原因。而且这些观察人士认为：与现代大型公司不同，「条块分割」的行业工会统统没用。因此他们有一种观点：切实将现存工会合并为若干大型产业工会，在当前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会有人因为冈帕斯一死，整个运动组织上就过时而起诉他么？多少会有人这么做。冈帕斯确实没有反对切实可行的产业主义，即合并，但如果共产主义者也支持合并，冈帕斯就不会没意见了。但他仅仅是顺其自然罢了。他无法领会行业工会合并的发展不仅有需求，而且也很重要。他没有提倡，也没有努力引导运动迈向产业主义这一步。简而言之，冈帕斯在这件事上没有建设性地、眼光长运地领导运动，但事情还是做成了，目前为止是做成了，它依靠的是劳联管理层之外的组织，依靠的是社会主义者和像福斯特、菲茨帕特裏克（Fitzpatrick）、约翰斯顿（Johnston）那样的杰出个人主义者。

非熟练工人的组织

美国工人中的大部分非熟练和半熟练工人均处于无组织状态。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实现非熟练工人组织化的困难一直存在——如他们容易受雇，也容易被炒；与当地人交流困难；海外移民流入美国，公司雇佣工人消耗的力量、资源太多，还要用管理知识型劳工的政策进行管理。15年来（不含战争期间、战后及去年），美劳联并未努力按预期实现上述工人的组织全复盖，这也是事实。究其原因，一部分归咎于一直为组织服务的冈帕斯正在老去。1905年，冈帕斯55岁，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他原有的创新精神和动力；一部分归咎于劳联1905年后开展了一次更广泛的政治活动，正因如此，劳联领导和冈帕斯的精力和活动由组织工作转向照顾劳联的政治利益，不断展开游说等方面；另一部分还要归咎于世纪之交发生的大规模司法纷争，这让劳联组织者一直忙于在各国际工会间斡旋。

上述多重因素导致工会运动的「中央组织机器」——劳联发生崩溃。有一种说法，即福斯特、菲茨帕特裏克领导的芝加哥劳联首倡组织钢铁产业于1918—1919年开展运动，而美劳联管理层没有领导。但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与此相关，即大部分工会运动对在无组织、非熟练工人中扩大组织并不感兴趣，因为这么一来什么也得不到不说，还要蒙受损失。那么，为什么组织不同，对发展工人入会的回答也如此不同呢？。一些着名工会明确用高会费等手段限製入会人数，从而垄断某领域全体工人。许多工会还禁止黑人职工和女职工入会。几十年来，雪茄生产商之所以受机械工人组织排斥，与反对上述机製有一定关系。许多情况中，熟练的行业工人形成组织，他们不靠非熟练工人也能保存自身地位，因此熟练工没有组织非熟练工的动机。

为什么上述工会宣传非熟练工入会时还收高会费呢？他们甚至可能觉得，他们的宣传必定失败，因为努力实现非熟练工组织化可能会使罢工下的产业无法保持稳定。现在同样经常有这么一种感觉：如果组织非熟练工入会，可能会在人数上超过熟练工，霸占工会控製权，采取有损熟练工利益的政策。撒坡斯（Saposs）曾指出，部分案例中工会标签（证明产品由工会会员生产的标识）起到让工会放弃组织那些无组织工人入会的效果。对联合服饰工人、雪茄生产工人等部分工会来说，标签就是维持工会的重要工具。但由于对商标产品的需求有限，因此，如果要组织更多的工人，对生产厂家来说商标价值就会缩水，他们就更不想保持有组织状态了。

整体上看，熟练工和非熟练工之间有一条很深的隔阂，只要熟练工维持或提高自己组织的入会标准，他们就很容易继续漠视非熟练工的地位，就算组织他们入会，良心也没有任何不安——无论是普通工人还是工会领导都是这样认为的。因此在雪茄工一案中，普通工人认为工会不批准机械工入会的限製措施理应废除，并以压倒性多数废除了上述措施。

不过一些工会裏，熟练工即使贊成非熟练工人入会，工会领导也会讨厌这些非熟练工。这些领导会经常反对接受新组织入会，原因是担心新组织入会后，他们的政权就会被推翻。对来自不同种族，受激进主义影响或倾向激进主义的潜在成员，他们更是反对。撒坡斯说，「潜在会员有激进主义倾向，这让当前的工会领导在吸纳他们入会时慎之又慎。」

1907—1917年这段时间，社会主义者在不少工会都有影响力，在击败保守派领导人的斗争中，他们日益增长的实力表现了出来。因此，1911年，社会主义者夺得了国际女装工人工会，赶走了保守派领导人，高调宣布自己的激进主义。他们还夺取了国际旅行者裁缝工会，导致主席约翰•B•列侬（John B. Lennon）、财务主管和劳联执行董事成员下臺。他们控製了机械工工会之后，工会主席、劳联执行董事康奈尔（O'Connell）也被赶下臺。

撒坡斯写道：「有了这些前车之鉴」，加之社会主义者队伍裏激进情绪发酵，曾组织这些疑似激进分子的移民入会的部分领导从最初的偶有兴趣变成了彻底厌恶。通过当时的正式采访和偶然谈话可知，保守派领导者明显像是吃了定心丸，认定美劳联决不允许这些外来人员打倒自己。这些移民没有组织，绝大多数充满激进主义情绪，又容易受激进主义影响，组织他们入会，只会招来更多的移民，这是因为：工会的老领导痛恨移民，认为他们与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南辕北辙；移民入会对工会更危险，那些要取而代之的敌人也会如虎添翼。

帕尔曼（Perlman）在最近一部书中就部分工会领导持有的同样态度做了评论。他通过调查当前的工会运动，提请人们註意「如今大部分工会领导的心理是，一面是失败主义，一面是沾沾自喜，这两者的结合十分奇特。」这些领导承认工会组织必须渗透到基本产业中去，但他们这方面的努力却大部分局限于要么指望书面决议的通过，要么一遇到阻拦就想放弃。

于是，上述领导经历了在新领域组织入会的运动，也安抚了组织者的良心，之后，他们安下心来，自以为是地调查了其所在小组织的运转情况。这裏至少有一个疑问：这些领导可能都不欢迎太多与工会政治结盟的新成员，虽然这个疑问还不确定。

冈帕斯与上述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对组织这些无组织劳工，非熟练工和移民又是什么态度呢？他可能把部分老领导在组织这些无组织劳工中的犹豫偷偷告诉别人，而且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吗？他依靠当时的现存工会联盟，掌控着自己深爱着的、想一直坐到死的位子。如果不同工会改变了态度，换了领导，就像引入更激进的新组织入会，那么他的劳联主席位子会有危险吗？本书作者认为：这并不是冈帕斯的态度。相反，他想看到所有劳工都有组织，也想动用他务必确保的劳联影响力。对于工会如限製女职工、黑人职工和非熟练工的措施，对那些靠某手段或其他手段限製入会的措施，冈帕斯也都基本反对，但这就是冈帕斯敢做的所有事情了。必须记住，作为劳联主席，冈帕斯对上述事宜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和控製力，他无法命令工会领导。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态度是什么并不那么重要。至于他影响有关此方面的工会政策的方式，也就是通过建议、劝导和教育罢了。他贊成搁置上述限製，然后把工人组织起来，但所有这些还是逃脱不了他有限的思考。他在这件事上敢作敢当，算是进步。冈帕斯把自己放入社会主义者的对立面，其后他发现，自己的管理体製是劳联裏最不进步的部分。

冈帕斯为延续自身权力，必须保持上述组织的支持；他不能坚持上述组织认为适合坚守、而实际南辕北辙的政策。也许他会像之前的政客那样，为自己找到合理的理由。他没有毫不妥协地倡导清除限製措施，推动组织运动，因为他相信：只要他这样做了，就会有人推翻他，比他更保守的人就会替代他。要保住劳联这样继续盈利的企业，就要在权宜之计和原则之间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

工会自治

如以上诸章所述，冈帕斯誌愿主义思想包含了他认为劳联与组成劳联的各工会间的应有关系。他对当下的劳联完全满意，而这个劳联是松散的大小工会集合体——正是因为太松散，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劳联无法成为一个高效率的国家组织。冈帕斯想继续保持劳联的现状，即一个誌愿组织，一个可以容得下各分支工会拥有处理各自事务的完整主权的组织。也就是说，冈帕斯对工会自治原则坚信不疑。他相信只要坚守这个原则，只要拒绝强製或根本不强製各工会，劳联就能避免土崩瓦解。他对工会自治这个原则太深信不疑了，以至于这成为他留给劳联的遗言。

冈帕斯说：只要紧抓誌愿原则不放……就能持续进步……如果实现运动目的没有中断，即使策略和决定是明智的、正确的，如果我们错误地强製实施，就会阻碍了自己的发展……

除了经过真诚、民主的考虑直至得出一致通过的决策外，劳工运动无法保证製定政策、计划能取得长足进步。

也许大部分工会领导都会同意这个说法。但同时，虽然工会自治原则至今尚未被一个相反的原则公开挑战，但实际上劳联脱离工会自治原则的倾向已经越来越强。

为理解冈帕斯为何如此坚持誌愿主义原则（或工会自治），必须追溯到该原则首次提出时的某些早期经历。起初，工会自治只是工会用来反对骑士工会的战斗口号。由于工会可能受到由骑士工会控製的威胁，许多全国性工会联合起来，组建了美劳联，以便更好地为独立而斗争。美劳联虽然免于受控于骑士工会，但它并未做好准备，将自身主权移交给他人。因此，要读透这些年来的工会文献是不可能的，要不被针对工会自治的强调「击中」也不可能；对各工会独立表示关切，心怀嫉妒；劳联主席关照各分支工会，无论工会是否隶属美劳联，都要保证工人入会不以牺牲其自愿处理个人事务的全部自由为代价。冈帕斯在美劳联成立后不久写道，「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基本原则是：向各行业、工会宣传工会自治，保障其自治；各行业、工会有权自由处理与各自行业及业务合同相关事宜且不被任何「最高」「重大」「神秘」的权力所控製。

冈帕斯在一封信中写到：美劳联主要由国家级工会和国际工会组成，这些工会团结起来，是为了维护他们在各自行业的有关事务中，按照其认定的公平、合适标准做事的权力，这项权利不会受其他任何组织阻碍，并坚持各行业管理各自行业内事务。

很多工会非常嫉妒「工会自治」，以至于冈帕斯每每招揽新工会入联，或向老成员宣传劳联的优良品质时，就会吹嘘劳联的管理相当松散，劳联与各工会的联系非常脆弱。他因此在为麦克尼尔（McNeill）1890年有关劳工运动的书描述劳联中写道：

我相信，要让劳联永葆生机、永世长存，最有效的因素就是劳联与各工会间非常脆弱的联系。由于联系的脆弱显而易见，劳联领导没有实权；而他们一旦有了实权，这些权力就有可能用来损害各劳联附属工会。而且，即使劳联领导想搞专製，他们也会很快发现几乎或根本没有可命令的对象；因此，他们在发表声明时极其小心，以免冒犯各工会。劳联就是靠这种感情，靠这种对全体劳工利益的认可延续下来的。

但要引导铁路工人兄弟加入劳联，即便这样拒绝专製仍然不够。

因此，工会自治一开始就被确立为劳联基本原则，如果促使此原则形成的主要刺激来自其他环境，而不是与骑士公会的冲突的话，工会自治的重要性或许就不会这么高了。但在其后15年的发展中，冈帕斯通过自己的工作特点，进一步了解了工会自治（誌愿原则）及把劳联当成誌愿组织的态度。他致力于建设并扩大工联主义，坚定建设劳联；他组织地方工会，向他们提出建议和意见；他把地方工会聚合成国家级工会，然后精心呵护这些国家组织，实施监管，向各工会领导提建议、写信，尽可能婉转地提出工会应如何履行职责，如何坚守工会建设原则等 。他为组建城市中心劳联和州劳联做了工作。劳联本身只是将一盘散沙的工会串起来的线。那些年劳联有很多次都面临分崩离析，组织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时很多工会要么因为一丁点原因，要么什么原因都没有就要退出劳联。劳联那时还不明确将带领成员走什么样的路，始终处在时好时坏的状态。劳联形成了引导工会入联的惯例，而这一惯例的形成经历了太多的努力。工会入联的所有工作都是冈帕斯以十字军东征的精神处理的，这也是一种誌愿精神。劳联必须用结果来证明自己。因此，冈帕斯必须凭借自己货真价实的建议和一腔热情赢得工会与劳联的合作。不过，冈帕斯的方式也只能是劝说、建议和领导。

他不能强迫别人去走他认为最好的路。因此，这种工作自然让其产生并进一步形成了某种心态。他不能强迫别人，强迫是没有用的。因此，他开始厌烦强迫这一观点。另一方面，他学会了吸引人开展合作，通过誌愿的方法收获颇丰，这最终让他成为誌愿主义的忠实信徒。

后来，劳联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强大，并企图强製旗下工会，而冈帕斯总体上并不贊成。在他看来，这些强製行为的结果证明了他对待旗下工会（放任自流的）态度是正确的。因此，20世纪头几年，因为要组织啤酒厂的行业工人入会，啤酒厂工人和消防员、工程师发生冲突。冈帕斯站在了消防员和工程师这边，即支持行业工人——这么说或许没错。最终经反復协调，劳联执委会不顾冈帕斯反对，针对该纷争下达了一条强製性决议。当然，啤酒厂工人拒绝接受该决议。劳联于是意识到：再坚持这个决议就将意味着组织瓦解，遂撤销了该决定。但啤酒厂工人仍拒绝接受劳联的处理方式，并按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上述情况使冈帕斯后来很快在劳联大会上发表演说，强调坚守工会自治原则的必要性。他在1907年的会议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新奥尔良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强製性决议，国际工会采纳了这个决议……说起这件事，就事论事地说，也许有一些理由，但这件事本身的影响并没有导致，也不可能带来劳工运动的成功和持久……

我们要认识到劳联所做的伟大工作和为劳工争取的福利，总之，必须铭记我们绝不该背离如下基于事实的理念：一切权力归国际工会，上述权力并未特别授权给劳联。

……尽可能坚守作为我劳联创立之基的首要根本原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要，承担并保障全体附属国际工会享有与全体劳工福利一致的最大行动自由。

似乎对冈帕斯来说，劳联这样的强製企图已经给组织带来了压力，以至于工会合并失败。他说，「我们的经验表明：我们把同行业工人合并起来，行动过早，下手过重，早已引发越来越多的敌意和反对，也会把这些工人逼得越来越远 。」

但要重復的是，尽管有上述因素，劳联仍越发倾向将强製性决议「一对一」地传达给工会，尤其是传达给一些小型工会，因此这实际也背离了工会自治原则。就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冈帕斯在其必要时妥协，随大流。但他的妥协也是不情愿的。 

冈珀斯论劳工政治活动：工会与党派和国家

工会与党派

实际上，冈帕斯自始自终都反对工联运动转化成独立政治运动，即反对工会形成劳工党派。如果沿着这个思路解释他这种态度的缘由并追踪其观点的发展，则有必要追溯到七八十年代。不仅由本例可知，由其他例子也可如，冈帕斯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其有关适合劳工运动的政策和策略的观点，这些是其认为永无理由改变的观点。

之前章节表明冈帕斯已开始相信：工联主义无疑是劳工阶级最重要的武器。这是冈帕斯及时得到的关于工联主义全面而重要的结论，它在实现熟练工人从已趋向的社会主义立场向工联主义转变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冈帕斯在一面宣扬工联主义，一面防范政治社会主义者时，已经开始对政治行动有所偏见，他无疑也受到导致工人普遍遗忘政治活动的相同因素的影响。

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劳工史决定性地见证了工人如何被独立政治活动诱惑得如痴如醉，见证了这些政治活动多么缺乏实实在在的利益，也见证了这一系列活动对工联主义的稳定发展多么有害。工人不断涉入政治，而他们的政党雏形则不断被职业政客或他们之中的中产阶级改革者、假内行、知识分子占有，正如1876年劳工党声明中说得那样，「资产阶级共和国已不计其数。」

因此，要么政党瓦解，要么缺少这个「有效理由」的工人或因内讧分裂，或遭失败，或当经济繁荣，工人集体倒向工联主义时「蒸发」了。政治行动不仅徒劳，它还阻碍了稳定工联主义的崛起。劳工在从事政治活动时浪费了本可建设经济组织的能量。将政治观念引入工会常常导致组织瓦解，原因是所有这些组织都太脆弱了，无力承压负重。再者，当萧条导致经济领域活动困难时，屈从于政治诱惑的工人也会抛弃工会。简短的说，对60—80年代发展初期的工联主义而言，政治活动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铺张浪费。

回望这个时代，有一点似乎不难看出：在工会能成功在政治领域如鱼得水前，扎实创立工会，保持工会稳定对工联主义本身是必要的。工人们首先必须学会：一个政党，可能成为工联主义的补充，但不可能成为其替代品。

当工人慢慢发现工联主义的价值和技术时，他们已经吸取了教训，但伴随着大幅倒退。从国家工会，（美劳联前身）的例子可以清楚看到，设置工会就是为了避免党派政治。国家工会创始人的初衷是将该组织建成非政治组织，但国家工会政治活动偏向明显。由于1868—1869年的经济萧条，劳工政治运动加快了步伐。这时，工会慢慢由倾向独立政治活动的人掌控。1870年，国家劳工党成立了。

工会非常厌恶这种发展趋势。国家工会一面对知识分子、社会改革者敞开大门，一面依旧加深了对自身的怀疑。工会迅速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因此，1870年，泥瓦工国家工会指示其官员与其他工会联络，以便建立纯粹工联主义的全国劳联。同年，雪茄生产商断绝与国家工会的联系，理由是国家工会已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组织。1871年，大部分工会、组织也脱离了国家工会；1872年，在提名工会主席时，国家工会实际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会员的空壳。这正应了冈帕斯之前的论断：「这是一个停滞不前的运动。」

国家工会已经失败，1873年工会再次尝试建立国家组织。同年，一群工会领导人呼吁工会召开大会，建立全国组织。「我们不能让过去的失败阻止我们做出新的努力，我们要借助外来的宝贵经验建立、完善一个组织，就像1866年在巴尔的摩正式成立的组织一样。」签署者承诺「只要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组织臻于至善时不会腐变成政党，不会成为任何党派的左膀右臂，也不会成为筋疲力尽的政客的避风港。无论如何，组织的纯粹工业联盟性质不能变。」为响应这个号召，「工业国会」成立了。但该组织在1873年经济萧条吞没工会组织时就消失了。

在1873—1877年的长期萧条中，部分工会不再远离政治了。1877—1878年，各地工人都开始涉足政治。但结果却非常令人沮丧。1879年经济復苏后，工人再次把精力投入到经济领域。

对冈帕斯来说，当其他地方的工会和工会领导人忙于政治时，他则将他的整个精力都放在组织雪茄生产商的工作中。即使当时的雪茄生产商没有能力大幅改善自身工作环境，不过他们迅速通过召集组织，借助了经济復苏的东风，并最终引领了1878年工联主义的復兴。

再次重申，总的来说，在政治活动游戏阶段，工联主义是不会掺和的。冈帕斯见证了这些，并率先吸取了这个当时工会运动的教训。

其后十年又发生了对冈帕斯影响最大的两件事：其中一件让冈帕斯更加反对独立劳工政治，另一件则加强了他对工联主义的信念，并让他逐渐疏离了通过立法来引导进步的这一观点。

美国政府的政治组成有如下特点：立法、执法权分离；法庭有权宣布立法违宪；48个州和联邦政府间的管辖范围不同，还可能会为维护宪法而挥金如土，所有这些都给劳工和社会立法施加难度，甚至比其他国家更难。这一点，冈帕斯在和其他雪茄生产商工会领导人努力废除不得在租赁房屋内製造雪茄的法律时有着直截了当的体会。

冈帕斯等人首先努力争取国家立法，却又因製造商游说受阻。然后他们又将精力放在争取州立法上。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法案最终通过，但该法案却违宪。接下来的第二个法案尽管结构上让法院无可挑剔并获得通过，但法院又宣称该法案违宪。冈帕斯在自传中描述了此事的后续进展。他写道：

上诉法院宣布法案违反法律原则后，我们讨论了采取进一步立法行动的可能性，并决定集中力量开展组织工作。我们通过工会开展罢工和鼓动工作，将这些製造商磨得焦头烂额，直到他们深信我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且对製造商而言，放弃租房内生产系统，转而在条件优良的工厂生产可大大减少花费。就这样，我们成功了，我们运用经济实力完成了我们通过立法途径无法完成的事情。

第二件事与1886年亨利•乔治竞选活动有关。起初，当「劳动券」这一概念首次提出时，冈帕斯就表示反对。冈帕斯在工会文件裏这样写道：「我们的朋友，约翰•斯温顿（John Swinton）、汤姆•阿姆斯特朗（Tom Armstrong）和其他我们能叫出名字的人或许给了我们那些盼望工人仓促转向政治的朋友一些回忆 。」但当乔治接受提名，党派成立时，这种热情的程度让乔治不可能再置身事外，他不得不随大流。他确实担任一两个委员的职位，而且成为了一名竞选演讲者。

但让冈帕斯粗暴应对独立政治运动的，并不是乔治的挫败。相反，冈帕斯这么做恰是在乔治的党派发展之后。首先，一面是竞选活动后不久，乔治和独立纳税人的摩擦开始升级；另一面是乔治与社会主义者的矛盾不断升温。很快，社会主义者脱离了乔治的领导，并建立了一个独立政党。从那以后，两党热情退减，双方业绩都惨不忍睹。冈帕斯一直在「隔岸观火」，对他来说，派系分歧如此巨大，设立一个所有人都接受的平臺难度极大，且工会团结的感情如此幼稚，此时，上述一系列事件都生动展现出要成立劳工政党的祈愿多么无用，多么淼茫。

他习惯说：「让我们尽可能避免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可能会遇到犹如致命暗礁般的纷争。即使许多人或许能看到这些举措中的公平之处，我们也宁可延迟这些举措，直到在这些问题上获得更大程度的一致。」

不过一切并未结束。冈帕斯在其《七十年人生和劳工生涯》一书中描述了后果。上述一系列事件后，所谓的「亨利•乔治运动」落入了一些并不像推动市长竞选活动那般认真的人手中。一个叫库根（Coogan）的家具商逐渐有了当市长的野心，也有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产生的控製政治组织的野心。这段时期正是腐化行动尚未写入法令全书，库根先生花销巨大的时期。许多人都借这个机会获利，他们辩解道：如果他们不赚，别人也会赚。我的一个朋友甚至问我：为什么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不过这个问题也只问了一遍。我得到的肯定消息是库根为竞选活动花了不止20万美元。整件事成了纽约人的笑柄，特别是有组织劳工的笑柄，他们发明了一个短语，「库根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因此，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一个劳工政党，冈帕斯是绝不会忘记的。

冈帕斯因此决定：工会不应发展为劳工党，即使在当今许多社会主义思想家眼中，这个观点放在当时也是十分明智的。冈帕斯一直持有这个观点，而社会主义者也一直在攻击他的观点。1890年，社会主义者希望以政党身份在劳联委员会中有一席之地，这件事已有人评论。1893、1894年，得益于工业萧条，社会主义者提出一个政治纲领并努力争取联合会开展独立政治活动。为反击这一行动，冈帕斯在1894年会议中指出之前的选举结果。会议召开前的几个月，许多地方工会已陷入独立政治活动。约有300名劳工候选人被提名为各部门官员，但只有几个人当选。

冈帕斯说：哀伤也许可以杜撰，但各地工会政治上的失败无论如何都是真的，工会运动或多或少开始分裂、瓦解。如果这样的运动一开始就在卷入运动的美劳联和所有附属组织的庇护下，又会是什么结果呢？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前兆太明显了……作为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组织，在希望以提名候选人的方式控製某领域前，必须更加深入地组织工人，结合当地经验开展活动，才能获得更好的结果。政治劳工运动要取得胜利，是不能也不会在毁灭工会的基础上进行的。

虽然这次行动失败了，社会主义者仍在劳联内部继续宣传组建劳工政党。每次会议的决议几乎都在支持建立劳工政党，但结果仍被推翻了。冈帕斯继续被迫为自己的观点做辩护，他及时表明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并且越来越顽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社会主义者的抗议有了某些其他影响：首先，这种抗议趋向于将劳联领导思维中社会主义劳工政党的观点等同于社会主义，使人们在讨厌社会主义的同时，也讨厌劳联领导思维中的社会主义劳工政党观点。其次，对社会主义者夺取新党派控製权的恐惧也让工会再没有建党的欲望。

冈帕斯的消极观点太多了。从其他方面看，他有关工会运动应采取何种政治态度的观点也发生着变化。事实上冈帕斯和劳联对政治事务的兴趣和政治活动的活跃度，从劳联建立到冈帕斯去世都始终处于上升趋势。1886年到90年代早期，劳联几乎就是一个纯粹经济组织。所以他们即便有兴趣，也是在保障立法上的兴趣，斗争也几乎完全局限在经济领域。1893年开始，劳联和冈帕斯在立法方面展现出更大的兴趣。

1895年，联合会实施了在华盛顿议会会议期间向会议派遣立法代表的政策，这样就可以时刻监视劳工关心的各类措施。后来劳联总部迁至华盛顿，从那以后，冈帕斯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出席委员会听证会，推动劳工法案通过等活动上。在劳联努力以这种方式影响国家立法的同时，当地工会、州劳联及市中心都在以各种方式追求政治利益。劳联在这件事上给予地方劳联完全自主权。当地组织相应地也支持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各党派候选人，而且某些时候也会推荐自己的人选。

对冈帕斯和劳联的政治活动而言，1906年标誌着新时代的开始。几年前，劳联立法活动确实成果不佳。议会对商业利益的规定作出了迅速反应，但劳工政策的发展也会「迈不开步（像灌了铅的脚跟一样）」，这一情况让行动非常重要。相应地，冈帕斯召开了一次国家各工会领导会议，与会者共同起草了《劳工申诉法案》，并将其呈给大会主席和议会有关负责官员。《法案》列举了劳联要求的立法，即联邦雇员8小时工作製合法化、避免罪犯劳工竞争保护、移民限製、排华政策、海员权利保护、违反《反垄断法》的劳动者豁免权、联邦雇员向议会申诉获得不当待遇赔偿权及废除在劳动纠纷中使用禁令。《法案》最后以这样一句话作结：「当前，劳工运动吸引着你们，我们相信这可能并非徒劳。但即使偶然间你可能不会註意我们，我们也会呼吁市民同胞的良知，呼吁大家支持《法案》。」

劳联的政策改动并未体现出《法案》要求的立法项目，而所有这些项目都是多年来一直缺少的。相反，实施上述威胁，就需要改变。新政策虽说合理，但仍只是一个扩展劳联过往政策的标誌。劳联没有把自己主要局限于试图影响已当选立法者，相反它以退为进，希望在立法者选举中系统地让候选人感受到劳联的影响。

议会对劳联的要求置若罔闻，冈帕斯呼吁所有当地工会和中央组织在即将到来的选举活动中极尽所能观察那些在劳工利益受损时没有丝毫同情的候选人，以及那些友善的，最后当选的候选人。声明表明「美劳联支持由各政党团结下的工会成员和劳工独立投票权的立场是最坚定的，也是确信无疑的……正面打击对劳工合理要求存在敌意或冷漠的人，这是首要关註点。」当新行动计划无法实施时，呼吁成立独立劳动党派自然也是大方向的一步，因为如果计划得以实施，结果就是断绝工人对旧党派的依赖。

您绝对想不到：劳联空前关註政治，原因是冈帕斯及其他工会领导人改变了「劳工为改善境况的斗争应尽可能限製在经济领域」的坚定看法。但劳联违背己愿，同过去一样被迫涉及政治，可以说是保护经济活动的需要，即为了保障、维持经济领域行动的自由。

劳联发起的无党派政治活动道路逐渐发展壮大。首次竞选活动，就有不少试图打败劳工声名狼藉的敌人的零散尝试。

此后，无党派政治活动更广泛、更系统地开展起来。随着候选人初选体系的发展，劳联采取了「打败敌人，选举朋友进入初选体系」的策略。不仅如此，有了立法人员就劳工措施所得票数的记录，选举就包含了「候选人是否友善」的客观测试。1920年，为加强政治活动连续性，劳联将无党派竞选活动委员会设立为永久性组织，不再实行「每轮选举设立新委员会」的製度。不久，上述过程就发展到了另一阶段。

所谓「另一阶段」，包括采纳农民无党派政治联盟运用得相当出色的原则，集中力量办好各州通常首先采用的党派初选，即将表决权集中在共和党优势州的共和党初选及倾向民主党诸州的民主党初选。最终，1920年后的几年中，两党为了各自政治目的互相帮助，特意培养与农民的友谊。

直到1918年，批判劳联无党派政治活动，要求创立劳工党派的主要仍是社会主义者。但当年及之后几年，由于运动队伍已经偏「左」，运动中有相当一部分印证了社会主义者的论点。如1918年，芝加哥劳联以10票贊成，1票反对，1919年宾夕法尼亚劳联以300票贊成，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建立独立劳工政党的决议。这种感情用事导致1918年独立劳工党成立，劳工党与农民群体融合，1920年成立农民劳工党。运动领导宣布：这一结果证明，劳联无党派政治道路没有效果，劳工只有建立自己的政党，才能实现「不该失去的一样不丢，应该得到的一样不落」。他们说：

冈帕斯诚然不能始终直接、严肃地支持自己的「政治化」方针，也不能断言其正确性。不过这些方针14年后还是处理了一些申诉（见于1906年《劳工申诉法案》），迎合了劳工需求。

让我们仔细看看。

你会在1919年美劳联大西洋城会议的抗议中找到重復提及的每一条申诉。

海员的申诉是唯一可能解决的申诉，右派通过了《海员法案》，但这并不是冈帕斯「政治化」方针的结果，而是安德鲁•奥雷布洛（Andrew Furuseth），维克托•奥兰德（Victor Olander）及其助手的努力的结果，是参议员拉•福利特（La Follette）长期、不妥协斗争的结果。

尽管当时的申诉依然存在，尽管通过了《海员法案》，但劳联的裁决让奥雷布洛要经常出入华盛顿，从而争取《法案》规定的海员权力。奥雷布洛对劳联用行政手段凌驾法律的作法气愤不已。

冈帕斯政治努力的高潮让人唏嘘不已，因为这个高潮直接暴露在了总统威尔逊管辖的世界中。虽然美工运领导从未像今天这样在政府获得影响，也不会再有像冈帕斯这样的人获得联邦政府如此多的威望和个人权利。但工人又能得到什么？

没有哪一届联邦政府，会像如今的政府这么无情、无耻地践踏工人权利，没有哪一次滥用禁令，会像今天这样让工人遭受如此恶毒的打击。没有哪一届政府，会像这届政府一样调动一切力量打击劳工。只有威尔逊政府和有着魔鬼般热情的新共和党议会才做得出来……

是时候试试其他方案了，是时候让工人的选票发挥作用了。工会唯一能做的就是领导工人创立自己的党派，通过公民联合会或通过其他手段不与华尔街搅在一起。劳工政党由劳工自己管控，此外最重要的是，劳工政党由劳工自身财力承担。

冈帕斯和其他之前的工会领导坚决反对劳工建党和当时其他将劳联拖入独立政治运动的企图。他们承认劳工无党派路线尚有不少需要完成的工作，但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劳工非政治化」才能有更大的进步，搞「劳工建党」是行不通的。冈帕斯持此立场的原因或许能简述如下：

冈帕斯首先认为，劳联走无党派路线，能维持执行《克莱顿法案》中的劳工条款。这样劳联就能实现绝大部分的政治目标——至少在1912年看起来是这样的。《法案》中的劳工条款后经高级法院废除，这肯定不能归咎于劳联的政治方式。再者，如果劳联建党，只有建党成功，才能保护立法要求。冈帕斯说：「如果1912年我们就有了劳工政党，诸位应当想想，若美工运变成了政党行为，我们该向何处去？我们还能在你们的政纲中提出《法案》么？我们还能发表这份声明么？」

冈帕斯相信，创立劳工党就意味着运动能量的瓦解。他说：「如果一个政党的突发状况、负担、责任与经济、产业组织密切相关，工会运动是不可能接受自己的会员和领导三心二意的」而且「劳工政党的组织意味着活动分工，意味着效忠政党和从事工会活动的分离，而这两者常常发生冲突。」再者，冈帕斯害怕，如果创立了劳工政党，工会运动就可能从属于政治活动，工会运动就会屈居次要地位。冈帕斯认为，「工会从属政治」这一点已在英国发生了。因此他过去常说英国劳工党这个，英国劳工党那个，却始终不提英国工会运动。其次，美劳工受民主、共和两老党派传统联系的强烈束缚，他认为要断绝劳工对民主、共和两党的忠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此外，新党派组织将意味着必须拟就一份完整的政治纲领，这样就会引起纷争，因为避不开领导权的问题。再次，由于政党控製权可能落入社会主义者手中，因此他认为建党不受欢迎。冈帕斯会问：「谁来当新党派的领导人呢？」他自己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作新政党的领导人。

但他在讲话中强调最多的是，工会与政党的争论是过去有组织劳工自建政党过程中最灾难性的经历。尽管事实是，当时的工会与1918年超过400万会员的规模相比，运动经验太少；尽管当时的工会新建不久，凝聚力差，但1918年，工会逐渐稳定，冈帕斯从不怀疑工会「去政党化」，但今后的劳工运动可以汲取上述教训。

但也许冈帕斯反对劳工党派的最重要原因，他从未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即他意识到劳工队伍并没有要领导劳工党派的情绪，各工会的大部分领导人也都反对劳工建党。然而，本书作者认为，这些事实都有另一面。冈帕斯会随意忘记自己反对劳工建党的言论，继而又反过来支持劳工建党，当然他是反对这么做的。在亨利•乔治竞选活动中，我们曾说明冈帕斯如何准备将自己的信念从属于运动需求的，并且必要时与运动目的保持一致以维持其领导地位。诸如此类的叙述还有不少。他要保住劳联主席的位置直至去世，这是他热衷的事情。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在思想上与民众走的很近，具体来说，他在思想上与统治劳联的领导党派走的很近。为获得支持和选票，他必须分享、宣传这些党派的观点，这种关系在党派领导人和工会劳工队伍间同样存在。尽管有很多关于工会寡头政治的讨论，但工会领袖为保全自身地位，是不可能将自己和大众分得太开的。相应的，尽管许多人因为某个或其他原因通过劳联无党派政治路线获取既得利益，但如果这些工会领袖发现在创立独立劳工政党问题上，他们与劳工队伍还有非常明确的感情时，就不会反对劳工建党了。

工会与国家

冈帕斯对国家的态度和看法，对工会运动和国家间应存在何种关系的认识，构成了他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为分析这部分思想，讨论如下：

分析冈帕斯上述思想的最好方法是考察其对具体立法规定的态度，所谓「具体立法」包括两部分，一是众所周知的社会立法，一是与工联主义及其路线的合法地位有关的立法。社会立法反映了工人以政治国家为媒介，为实现其最终目的而进行的努力。工人不通过罢工强迫雇主满足其要求，转而用法律手段敦促雇主。而后一种立法是有关工人成立工会，采用罢工、联合抵製、纠察等策略的自由，工人通过这些手段就可以用自身劳动力换取更优厚的条件。我们也许可以从工时立法说起。

冈帕斯明确反对製定私企男劳工固定工时法律。因为首先他相信，劳资谈判不仅更有效、更可靠，就长期而言，也是保障更短工时较为快捷方法。工人通过工会已陆续削减工时就证明劳资谈判是成功的。其次，法律要通过还要过宪法这个难关。冈帕斯也担心立法（合法製定）这种方法的后果，他说「我有一些理解，即使允许立法机关设立最长工作时间限度，他们也会强迫工人工作到法律允许的最长工时」。同样，「美劳联理解把自己置于政府附加权力中的智慧，这些附加权力过去对劳动者有害。」如果让政府调控工时，政府的调控会延伸到其他事情上。

政府掌控的东西越来越多，政府权力就越来越大。任何一个组织，只要有政治权利，不论多少，立马就会欲壑难填。而政府权力的增长将带来政府效力的提高，这一点从铁路工製定《亚当森法》的经验就能体现。当议会行使自己的权力为铁路工建立八小时工作製时，议会也考虑製定管理铁路工人的完整纲领，这个纲领在剥夺工人罢工权方面发挥到了极致；议会还考虑製定《兵役法》，为义务兵役製做准备。

冈帕斯在谈到工时或最小薪资立法时，习惯参考伊丽莎白时期的某些律法。在这些律法中，工人实行固定薪资，法律强製工人按固定薪资工作。冈帕斯此举是有益的。很明显，他相信当前政府就像当时的伊丽莎白政府一样，对工人愿望充满敌意。国家并未响应劳工要求，更没有受劳工控製。相应地，劳工运动必须回避设定标准和条件。如果劳联在政治上更强有力的话，冈帕斯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最终，由于工人是通过有点施舍味道的立法争取更短工时，血气方刚的男人对此会「咬牙切齿」，然后为争取更短工时作斗争。他们通过自身努力（如劳资谈判）来争取更少工时。因此，同是为了争取更短工时这一相同目的，与劳资谈判相比，立法就显得孱弱不少，而且少了点男人味。

女职工和国企职工并不仇视用立法手段争取更短工时的作法。要把女人组织起来不容易，况且她们普遍都没有力量保护自己。而国企工人本来就厌烦罢工，立法似乎成了最权宜之策。

冈帕斯在这个问题上是劳联的公正代表。劳联不断否决有关规范男劳工工时的立法决议。然而，尽管劳联是这个态度，很多组织仍通过立法减少工时。冈帕斯在谈到他们的行动说：

劳联并未在立法问题上作任何表态，但我认为，如果号召诸位贊成立法（非工会路线），你们就会说那些组织都已在其权力范围内行事。即使我们对他们的行动有顾虑，但我们并不会否认他们一系列行动的权利。事实是，一些人要么没有意识，要么出于好心，给了其他人限製自己的机会。

私企成年男雇员最小薪资立法从未在美正式提出，毫无疑问，冈帕斯也没有谴责这一点。但冈帕斯也反对有关女劳工最小薪资的立法。「我认为，一旦国家有权固定最低工资，国家就会仗着权力逼迫工人拿着最低工资工作……根据历史教训，政府设立工人工薪的企图将导致长期的工业奴隶…… 」在接下来类似最高法院裁决的陈述中，他继续说道：

据我判断，为女劳工设立最低工薪的法律即使用意不错，却仍在限製国家工业中女劳工的权利、自然发展和发展机会。

这一陈述背后的逻辑是：最低薪资立法会阻碍女劳工工会组织发展。冈帕斯在这件事上多少会比优柔寡断的劳联更保守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