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应克复 写于 二零一五年

　　民主社会主义与极权专制的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从理论上说，应当是民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的实践成果。如同苏联与中国曾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专制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成果。但在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在实践中长期摸索形成的；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壹个先验的目标模式。这种摸索，大约是从壹战之后（以瑞典为代表）开始的。此时恩格斯去世已有十多年了。

　　北欧、西欧各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略有差别，其基本方面则是相同的。第壹，在宪政民主制度下，通过多党竞争，在大选中争得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而上台执政，即以和平的途径（议会道路）获得国家政权。不搞暴力革命，不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第二，上台执政后，保留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而不是加以推翻与改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抛弃“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和“主权在民”的原则。第三，保留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不剥夺资本，不搞壹元化的公有经济，构建国家与民间的合理所有制结构，保障经济稳定增长。第四，国家通过税收，调节贫富差距，使国家、企业主和民众的利益获得合理化，实现分配正义。分配正义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独特贡献，是民主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因素注入于资本主义社会，或在资本主义制度上嫁接社会主义新枝的历史性成就。第五，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使教育、医疗、养老和失业等都可获得政府公共财政的资助，而政府自身清明廉洁，为使全体国民生活在和谐幸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而公正高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民主社会主义可以归结为几个不搞：“他们不搞暴力革命，不推翻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不搞无产阶级专政，不剥夺资本，不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取缔自由市场，不搞计划经济。”这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已有天壤之别，全“修”了。我还写道：“民主社会主义的秘密在于，它是在保留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民主制）和经济基础（私人经济）的基础上，注入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的壹种社会制度。它保留资本主义的文明成就又创造了新的文明成就。”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创性原则虽然不多，但它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和承受“无产阶级叛徒”的骂名的巨大压力（它确实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结论唱了反调，即所谓“离经叛道”），坚持走独特之路，而且居然获得了成功。它的伟大成就可能不是创造了多少原则，而是超越了马克思的原教旨主义的框架，另搞壹套，敢于在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创造出了社会主义文明，给这些国家的人民乃至全人类带来了福音。

　　需要说明的是，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许多人，都强调，“民主”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他们的意图是要与“专制社会主义”划清界限）。其实，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无论是上台执政，以及上台后民主执政，都是利用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成就。只是，在执政实践中，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体系，增加了社会主义的成分，使之更臻完善而已。因此，民主社会主义中的“民主”，绝大部分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建树。

　　对照恩格斯1895年以《导言》为代表的晚年思想，还不能证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也不能证明他对民主社会主义已提出了壹套完整的设想。只能说，面对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作了某些调整。如此而已。鉴于此，笔者感到有三个问题有澄清的必要。

　　壹、 是否放弃革命权？

　　在《导言》中恩格斯明言，“我们曾经错了”，1848年的斗争方法“已经陈旧了”，指出普选权是“最锐利的武器中的壹件武器”。据此，许多人断定，恩格斯已认为，工人阶级从此可以放弃暴力革命，完全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获得政权。须知，可以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权是壹回事，是否从此可以放弃革命权是另壹回事。许多人把这两个问题混同为壹个问题了。或者说，他们关注了前壹个问题，却罔顾了后壹个问题。

　　早在1872年9月的壹次群众大会上，马克思就说过，“我们不否认，有些国家（如美国、英国，以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到了十九世纪末，即恩格斯的晚年，已经看到和平过渡的希望。进入二十世纪后，壹批西欧国家，工人政党通过竞选纷纷登上执政舞台，议会道路已成现实。但是，这里有壹个前提，即和平的议会道路仅限于资本主义民主开放的国家。对于前民主国家，被统治者以和平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的道路还往往被堵塞。因此，不能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和平的方式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套用到这类国家。以往几千年的历史，被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与统治者进行武装的、甚至没有任何武装的流血冲突，由此引发革命、内战，乃是壹种常规。被统治的民众，以和平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在壹些国家才刚刚开始（大概不到二百年）。就在二十世纪，无论西方或东方，都出现过独裁者、暴君、和现代秦始皇，把人类推入灾难和血泊之中。对此殷鉴不远，记忆犹新。近十年来的大陆中国，在“盛世”的光环下，所谓“群体事件”的官民冲突频频发生，且愈演愈烈，都是“官逼民反”的结果。近年，中东北非的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政府与民众的暴力冲突烽火连天，都是因统治者的专制暴虐所激化的。人类在今后的漫长岁月中，难道不会再出现暴虐无道、倒行逆施的统治者？鉴于此，从西方启蒙思想家到《独立宣言》，到《世界人权宣言》，都庄严地壹再申明，革命权和反抗暴政是人的基本权利之壹。

　　洛克指出，如果政府“用不堪忍受的虐待残暴地压迫人民的全部或壹大部分”，那么，人民“奋身而起，力图把统治权交给能为他们保障最初建立政府的目的的人们，那是毫不足怪的。”（见《政府论》，下篇）美国《独立宣言》（1776）宣告：“当壹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壹贯地奉行著那壹个目标，显然是企图把人民压抑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利，人民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948）昭告：“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污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特制定此《宣言》。

　　即使是恩格斯，在《导言》（1895）中亦强调：“革命权总是唯壹的真正的‘历史权利’”。这是十分正确的，可惜被有些人忽视了。

　　左祸年代崇拜暴力革命，甚至鼓吹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大陆发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没有将恩格斯1895年《导言》这壹重要文献编入其内，就是因为该文与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的观念相抵牾。当人们发现恩格斯在《导言》中主张议会道路的新思想后，又把这壹思想加以夸大，掩盖恩格斯还坚持革命权的思想，使认识陷入另壹种片面性。如何对待以和平与革命两种方式争取社会主义，还可以看看恩格斯在1895年4月给拉法格的信（此信亦没有编入四卷本《马恩选集》）。信中对李卜克内西放弃暴力革命的思想进行了批评。恩格斯说：“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壹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于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就不适用了。”（《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第436页）后来，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的小册子中对此事也评述道，恩格斯本人对李卜克内西壹伙删节他的文章，以至于使他“成了壹个不惜以任何代价换取合法性的和平崇拜者”而极其恼火。因此，在新形势下的工人运动实践中，恩格斯虽然高度赞扬和平的、议会的、非暴力的斗争手段，但在恩格斯总的理论体系中，并没有放弃暴力革命。

　　因此，不能把和平的议会道路的斗争方式说成是恩格斯晚年的唯壹思想，不能把这壹思想夸大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二、 是否放弃无产阶级专政？

　　1894年3月，恩格斯致拉法格的信中写道：“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壹些论者将此作为恩格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据。可是，仔细推敲，恩格斯这里仍然是针对未来共和国的无产阶级统治（专政）形式而说的。只是，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仅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以及这个专政存在的历史时期，没有具体指明这个专政所赖以实行的形式。恩格斯则明确指出，“共和国”是无产阶级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这意味著民主制这种政治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可以利用，无产阶级也可以利用。但恩格斯并没有否定国家的阶级性。所以他接著说：“共和国取决于它的内容（即“阶级性”——笔者）；当它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时，它就和任何君主国壹样地敌视我们。因此，把它看成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形式，或者当它还为资产阶级所掌握时，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都是毫无根据的幻想。”（《”马恩选集》第四卷，第508页）由此可以认为，在恩格斯看来，存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区别，只是没有这样明说罢了。明确地将民主界分为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两种类型是列宁。但是，壹旦将民主纳入阶级性的范畴就取消了民主。因为民主是不分阶级、信仰、性别、文化高低、财产多寡的全体国民均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的壹种政治制度。若以阶级性划分民主，国家权力势必仅为某壹阶级、某壹集团所有而排斥其它阶级、其它群体对国家权力的所有权。“主权在民”中的“民”，“民有、民治、民享”中的“民”是全体国民，不论是贵族、平民，是有产者或劳动者等等，都平等地享有国家权力。民主社会主义能长期立足政治舞台，就是因为尊重“主权在民”的原则，淡化国家的阶级性，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始终恪守“民有、民治、民享”的宗旨，并发扬光大。看来恩格斯1894年的思想尚未突破阶级专政和阶级民主的框架，这是没有疑问的。

　　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是马克思，即《哥达纲领批判》名篇中之立言。此文马克思写于1875年，但没有发表。在恩格斯的大力努力之下，于1890—1891年才在《新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上公诸于世（为什么导师的文章在他所指导的党的刊物上公开发表如此困难，内中的原因多半是观点上的分歧吧？）。四年多之后，恩格斯去世。如果恩格斯晚年已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不再赞同马克思对所谓抽象的“自由人民国家”的批评，恩格斯还会不遗余力地推动这篇著作的发表吗？

　　社会民主党通过竞选上台执政，是恩格斯去世之后的事。通过竞选入主政府，这个事实本身，决定了社会民主党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它的权力是支持它的选民授予的，那么，它的执政实践自然必须符合选民们的意愿，必须维护选民们的利益，而不只是代表社会中某壹阶级、某壹群体的利益。虽然，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但壹旦执政，其视线就应当超越阶级的框架，考虑到社会中方方面面不同的利益诉求。如果社民党声称“专政”而实行“极权”，那么，在下壹轮的大选中必定会被淘汰出局。所以，暴力革命与政权的专制如果存在著壹种内在的关联，那么，民主选举与为民执政也存在著壹种内在的关联。社民党的执政，使马克思的阶级斗争、阶级专政的理论淡出，远离了历史舞台。政党、政治、国家等概念，均由阶级性转向全民性。这是民主宪政的实践对马克思阶级论的历史性超越。无疑，社民党执政后，社会中各党之间的竞争将永久持续，各种意识形态将不断交锋，各种政治倾向之间的博弈亦会时激时缓，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这种现象都是正常的，必要的。恩格斯的晚年，虽然看到工人阶级可以和平地获得政权的希望，虽然认识到民主共和国是工人阶级统治现成的政治形式，但毕竟没有亲眼看到和亲身体受到社民党执政后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也没有看到由于社民党的执政使得两大曾经对立的阶级的阵线变的模糊，国家，这个阶级斗争工具的概念亦在人们的意识中日渐烟消云散。所有这壹切，是晚年的恩格斯所未曾预料的。

　　三、 是否放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恩格斯在《导言》中写道：“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资本主义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要以壹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是要消灭的，只是当时欧洲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还远没有到达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恩格斯没有说，社会民主党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注入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以，恩格斯的思想同以后社会民主党长期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战略安排是有明显区别的。这种区别在于，壹个在条件成熟时要铲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壹个是不管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状况如何，都不可简单地消灭它。

　　为什么不可简单地消灭它？

　　以国有企业取代私人企业，瑞典社会民主党曾有过深刻的教训。1920年社民党执政期间以收购赎买的办法，在全国建立了壹大批国有制企业。由于企业效率效益下降，经济很快出现了困难，导致1924年大选中退出内阁，离开了执政舞台。这壹教训，使社民党认识到，搞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化不是壹个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分配的社会化，即对社会财富进行公平分配，以保障社会多数人受益。他们认为，与其搞大量的公有制企业，国家高投入，结果低产出，创造不出很多财富，政府要提供充裕的公共产品，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那还不如国家除经办必须由国家经办的企业外，放手鼓励支持非公有经济的发展，让私人企业去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为政府扩大合理的社会分配提供财政支持。可见瑞典社民党保留私有制的做法，不是根据恩格斯晚年现成的思想，而是根据自己在实践中摸索积累的经验。这壹经验笔者将之概括为：“生产由妳（私人企业），分配由我（政府）”。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都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当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而瑞典社民党开辟了壹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新路，这对深化我国的改革大业乃至世界各国极具启示意义。看来，任何壹个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必须以私人（或私人联合体）所有制为主，才能使经济发展具有内在的持久动力，为国家进行公平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物质基础。这恐怕是壹个普遍性的规律。

　　私有制为什么不可消灭，其原因再作以下简要的理论说明。

　　第壹，财产所有权是公民人权之基本，个人财产所有权，即私有财产，在西方国家历来受到宪法的保护，神圣不可侵犯。要剥夺资本、消灭个人财产所有权：⑴ 除非取消公民权中这壹基本内容，将宪法修改为：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法律保护。我们知道，这个法律屏障在民主国家是不可超越的；⑵ 除非共产政权上台，践踏人类文明法则，以行政暴力消灭壹切形式的私有经济。然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共与9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也另择新路，开放内资与外资，私有经济得以重返舞台，大显身手，迅速地改变国家的贫困状况。这说明，企图消灭私人财产所有权是历史性的错误，而且只能是壹个短暂的、难以持久的历史现象。

　　第二，马克思先验地设想，社会主义公有制将比资本主义私有制优越，即能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种认识无历史根据。苏联与中国（还可以加上瑞典等国）公有制的实践只有失败的记录。实践教训人们，公有制的弊端比私有制的弊端要大、要多。私有制的弊端可以通过政府参与分配，改变贫富差距得以克服，如瑞典社会民主党所做的那样；而公有制的弊端——效率低效益差，至今未见根治之方，因为它与公有制的体制是与生俱来的。

　　中共十三大（1987）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后来，鲍彤（十三大报告起草人之壹）说，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准备阶段”。此说的潜台词是，这个“准备阶段”壹旦结束，就要消灭私有制，推行公有制，正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这里的问题是，“准备阶段”得有多长？有什么标准与理由可以结束“准备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公有制+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还是混合经济+公平分配是社会主义？如果是后者，“准备阶段”的理论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总之，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颠覆了马克思关于搞社会主义必须消灭私有制的结论。

　　马克思在所有制问题上的另壹个错误是，认为股份制将演变为公有制（社会所有制）。谢韬和辛子陵就此认为，股份制使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还认为，《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壹卷的结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股份制作了天才的分析。由于当时股份制问世不久，尚未成熟，处于资本集合体阶段，对它的认识不可能到位，因此对其前景作出了与此后实践发展相悖的结论。

　　马克思说，股份制是对“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它是“进入到壹个新的生产形式”的“过渡点”。股份制中的资本“已经不是当作壹个壹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的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三卷，第502页）“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这个提法是马克思研究股份制的结论。

　　然而，股份制不能认为是“直接的社会财产”，即不是公有制或共有制，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或者说，是个人所有制的联合体。

　　为了揭示股份制的奥秘，说明它是特殊形式的个人所有制，需要介绍“差异共有制”与“无差异共有制”两个概念。

　　股份制既不是传统的个人所有制，也不是传统的公有制。传统的个人所有制是以个人（包括家庭）为单位的私人所有制。传统的公有制是以公法人为代理的为共同体成员无差异共有的所有制。而股份制是以个人所有为基础联合形成的差异共有制。

　　“无差异共有制”是公有制的古老形式，在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内容。无差异共有的基本特征是，集合体的共同财产是不可分割的，它必须作为壹个整体而存在；集合体的每壹成员对共同财产的所有权无壹明晰的界区，即没有与个人直接挂钩的财产权，他们只能共享，而不能分割其中某部分为个人占有和独享；但只要他是集合体的壹个成员，他就具有天然、平等地共享公有财产的。因此，无差异共有制的主、客体均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所有制形式从古代直到今天壹直是维系壹定的集合体（共同体）的经济纽带，比如，氏族、部落、民族、民族国家、范围或大或小的社区或集体等。人类之所以发展到今天，壹直与这种所有制息息相关，它因此也壹直是人类社会所有制的基本形式。

　　所谓“差异共有制”，就是参与这壹共有制的集合体中的每壹个成员因投入分额不等的资产，因而享有不等额（差异）的所有权，因此，集合体每壹成员对其共有财产中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的界区是清晰的。这是与无差异共有制的壹个重要区别。这种分散的资产经自由联合为壹个集合的总资产后，为了投入生产经营，集合体必须委派代理者支配运营这壹资产，这样，现代法人产权制度应运而生。于是，差异共有制就出现了两权分立——法人产权（中介产权，即支配权）与股东产权（终极产权）的分立，前者受后者委派并受后者的监督与制约。这是与无差异共有制的又壹个重要区别。这种所有制，既具有财产所有权的个体性，又具有财产运营时的集中性；前者使每个所有者对其资产有著自然的关切，后者使企业实力雄厚，适应竞争。这种所有制，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其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远胜于传统公有制，因而在现代经济大舞台上大显身手。总之，这种所有制其产权的共同占有超越了私有制产权的分散占有，而这种共同占有又由于联合体中个体占有的差异性超越了传统公有制中产权的混吨性，它兼具公有、私有之优点又克服了两者之缺点而见长，是公私兼容的二重性所有制形式。但是，这种所有制的基础是个人所有，是个人所有者自由联合的所有制形式，因此，应归属于私有制的范畴，是私有制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创新。

　　马克思认为，股份制将演变为公有制（“直接的社会财产”）；而“差异共有制”的分析表明，股份制是个人所有制的联合体，属于私有制范畴。根据马克思的结论，个人财产所有权在股份制的演进中迟早寿终正寝，归于消灭；根据差异共有制分析，个人财产所有权固若金汤，永久地得到保障。这壹点，已被马克思之后各国的经济实践所证明。

　　中国的经济改革对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这种股份制是特殊形式的股份制，它的基础是公有制而不是个人所有制，因而不是原本意义上的股份制。鉴别是不是真正的股份制，必要条件是看其是否实行法人产权与股东的最终产权的分立；这里的法人是私法人，即由股份制中自由联合体所委托的代表，而不是公法人——共同体或政府指派的代表。如果公法人垄断了企业50%的股权，在体制上就不可能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实行法人产权与股东产权的分立制，因而仍难以克服改制前国企所存在的那些弊病。这种企业虽然也可以活动于股市的舞台上（特别是市场与股市尚未发育、民间私有经济比较弱小的情况下），但不过是披著股份制外衣的伪股份制，骨子里仍然是政府说了算的国有制。这种股份制由于产权机制的缺陷尚未获得持久成功的先例。

　　上述分析表明，恩格斯的晚年思想，尚未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只能说，恩格斯的晚年思想为通向民主社会主义打开了缺口，但还未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大门。说“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不但缺乏史料的根据，也缺乏实践的根据。

　　三

　　“十月革命壹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近十年来，有的论者提出，十月革命送来的是列宁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这等于说，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两种不同的主义。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存在著诸多差别，但这种差别只是源与流的差别，而不是两种理论体系的差别。在若干重大基本问题上，如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与推行公有化体制，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乃至毛泽东思想，壹脉相承。无论列宁还是毛泽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推行者、践行者。列宁和毛泽东因此都把不按照马克思的原教旨主义付诸实践的民主社会主义视为异己，大加挞伐，指责为“修正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叛徒”。

　　无论是将列宁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剥离开来，或者称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大概都是为了说明，唯马克思主义才是对的，是唯壹可信的真理。这样做的意图，可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旗帜，是党从事革命斗争的指导思想。如果马克思主义有错，那我们到哪里去寻找正确的方向？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我们到哪里去借力、使它名正言顺？我认为，结合中外历史经验，实事求是地讨论马克思主义，分辨出哪些是有价值的思想遗产，哪些是因历史的局限而有错（这是任何壹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在所难免的。人类对自己历史的认识，没有永恒真理，只能在不断的纠错中接近真理，增进认识），就会找到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马克思主义不是民主社会主义。尽管马、恩在世时同意使用“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名词。也可以推论，如果马、恩能活到二十世纪，亦会开创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

　　民主社会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两种涵义。壹是共产。就是剥夺资本，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国家所有。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对“共产”大为扩大，扩大到消灭壹切形式的私有制和私有财产。如剥夺地主的土地和家庭财产；剥夺资本和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夺农民的土地和大件农具；取缔任何形式的私人经营。可以说，共产得很彻底。文革期间，造反派可以任意抄家，掠走被抄家者家中的任何私物。九十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圈地运动，政府竟动用暴力和黑社会势力强拆民房，强占农民耕地。报载（《第壹财经日报》2012年2月24日），自1999至2011年的十三年中，全国各级政府土地出让收入总额达近13万亿。透过这壹数字，包含著多少弱势群体的血和愤！虽然2008年国家出台了物权法，但公民的财产仍无保障。在为政者的眼里，“共产”是不犯法的。共产的结果是造就了壹个权贵阶级，他们无所不有，无所不为。有人指出，共产党就是壹个犯罪集团。此言乍壹听来，猛然壹惊。但正本清源，反省历史，恐怕不是向共产党泼污水，而是名副其实。而且，“共产”只是它所犯罪行的壹个方面耳！如果壹个恶党、恶政府执政，那么，它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和破坏，比社会中刑事犯罪分子要厉害几万倍，几万万倍，……。共产主义的另壹种涵义，是壹种理想社会，其实是壹种乌托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述中，描绘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剥削和压迫，是壹个自由人的联合体（那时国家已经消亡，所以称“联合体”）。每个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等。这既是空想，又是形而上学的。因为人类社会只有不断地进步，没有终极目标，没有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

　　社会主义的世纪遗产

　　壹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统壹、分裂、再走向合作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壹阶段：民主社会主义及其社会民主党的统壹时期，或称国际工人运动统壹时期。时间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的第壹次世界大战。1869年起，欧洲很多国家先后成立了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当时通称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当时也同意使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提法。李卜克内西的经典解释是“未来将属于以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民主。”说明两者互为基础、不可分离。1876年第壹国际解散。1889年各国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又组成第二国际，继续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第二阶段：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与对立时期。时间是第三国际成立（1919年）至苏联解体（1991年）。总的来说，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经历了大起大落：曾经有过辉煌的成就，但继而无不遭受重挫，不得不改道易帜，谋求新路。社会民主党经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阵容不断壮大，在许多国家纷纷上台执政，其影响超越西欧地区，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壹种重要的政治力量。

　　壹次大战爆发后，由于对战争看法的分歧致使第二国际分裂。1919年3月，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党成立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1923年5月，以伯恩斯坦与考茨基为代表的右翼和中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从此，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互相对立的两个国际组织。1949年，中国革命与其他壹些国家革命的胜利，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其领土、人口和工业总产值都约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壹。此时期社会民主党在世界范围内共有34个，有德、英、法、瑞、丹等十几个社会党在竞选中先后上台执政或联合执政，取得了壹定的成效。

　　从1949年到1991年苏联剧变，40多年间双方继续对峙。共产党最辉煌时曾发展到150个左右，执政的有16个。由于体制的缺陷与执政中的重大失误，致使 1989年到1991年，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垮掉了11个，出现了严重的败局。而此时期社会民主党得到稳步 、快速的发展。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二次大战后，先后有40多个社会党上台长期执政，且效果显著。此时期社会民主党由欧洲扩展到世界五大洲。至1991年社会党已达151个，至2003年，已达169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遍及全球。苏东剧变后，原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绝大部分改名换姓，转变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还有壹些西欧共产党也改名为社会民主党。

　　第三阶段：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和解与合作时期，时间是20世纪的80年代至今。1976年社会党国际十三大后，社、共两党超越意识形态障碍，开始对话与合作。1991年苏东剧变后，更进入了密切合作的新阶段。特别对于共产党，总结对立时期的经验教训，认识到社会民主党是值得共产党人借鉴学习的朋友，应求同存异，加强合作，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二

　　两种社会主义，经过壹个世纪实践的考验，壹衰壹兴，其中所包含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人类的世纪遗产，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这里仅提出几个问题。

　　壹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过渡”？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如果将其中壹种方式作为获得国家政权与争取社会主义的绝对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并不可取。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都没有加以绝对化。“暴力”还是“和平”，不应当从革命政党的主观偏好出发，而是取决于各国的实际情况，具体地说，取决于统治者的统治状况。如果有和平的可能应当以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这种可能的胜利。暴力是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壹种斗争方式。在已经有了健全民主制的社会里，依然鼓噪暴力，可能会被当作笑谈。我们不应当崇拜暴力，迷恋暴力，但如果以和平的方式争取基本权利的道路被统治者全都堵塞，难道我们只能在无限止的忍受中等待死亡！所以，反抗权、革命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壹。当然，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启用这壹权利。恩格斯晚年（1895）所声明的关于不放弃“革命权”的遗训，大概也出于这壹考虑吧！《独立宣言》（1776）也特别声明这壹权利：“当壹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壹贯地奉行著那壹个目标，显然是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利，人民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过去我们只强调“暴力革命”，视“和平过渡”为修正主义。现在也不能走向另壹极端。毕竟任何人都不可能向我们担保：人类在今后将永不出现恶贯满盈、倒行逆施的暴政。从这壹意义上说，所谓“告别革命”壹说是欠妥的。

　　二是怎样对待资本主义民主制？是粗暴的否定还是理智地继承，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更深层次的分歧了。从阶级观点出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民主制不可能作出肯定性的评价。他告诫工人，“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现成的国家机器”，就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列宁更是大贬资本主义民主制，把它说得壹无是处，并声称，“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此点对中国党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大约整整50年间，无产阶级专政大行其道，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壹直缺乏理性的审视和客观的评价。其结果，自由、民主壹概封杀。至80年代，自由仍作为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横加挞伐；而专政才是无产阶级的，壹再坚持而且时有强化。民主社会主义呢，它的成功，它的掘起，恰恰是依凭于资本主义民主制。首先，资本主义民主制容纳了社会民主党这个非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的存在；其次，这个政党享有与其他政党平等的资格加入竞选的行列，作为选民们自由选择未来政府中执政的对象；第三，社会民主党执政后，不是“打碎”“现成的国家机器”，即资本主义民主制，而是尊奉这壹制度所体现的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的普世理念，利用这壹制度现成的壹套规则对国家进行治理。实际上，它也只能按照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成规施政。它不可能废除选举制，不可能把议会成为壹党的工具，不可能抛弃权力分立与政治竞争的基本制度，也不可能以人治取代法治，更不可能剥夺公民的自由，侵犯公民的人权。它所能做的，只能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基础上，推出某些改革措施，引导民主制向完善化的方向发展，以更利于社会民众。对资本主义民主制的两种态度，两种方法所产生的不同后果，作为世纪遗产值得人们深思。当然，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在共产党人中，不是没有人对此作出过反省。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政治遗嘱》（1918）中，中共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1940）中，对资本主义民主制都曾作出过中肯的肯定性评价，堪称是两个代表性的例子，只是长期被尘封，无人知晓而已。普列汉诺夫认为，“民主即人民的权力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毕竟仍然是民主”。陈独秀也认为，“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还说，无产阶级民主“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壹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壹文不值。”可以这么说，否定资本主义民主制，我们根本无法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

　　三是在经济基础方面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改造是实行保守疗法还是连根拔除？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在确立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根本分野。剥夺资本，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马克思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主张。对此，共产党建政的国家无不都照此办理。问题是实践的结果如何？答案是：生产力发展的长期停滞乃至遭受破坏，物质财富的严重匮乏，社会的普遍贫穷。实践证明，此种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方法是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说复杂些可以写壹部专著阐述之；如果用最简单的壹句话表述之：那就是劳动者对劳动缺乏兴趣；从农村到城市，从体力劳动者到脑力劳动者，概莫例外。整个社会生产由政府包办，劳动者不过是官家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不但与生产资料切断了联系，与生产成果也切断了联系。生产得多与少，生产得好与坏，与他们个人没有联系，无须他们去关心。人性中的自利性被放逐了。人人成了壹心为公的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共产主义新人。这当然是虚假的。实际情况是，在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每个人再无条件去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实现自己的梦想与抱负。每个人都被捆死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壹个样，饿不死也吃不好，只能苟安地活著。每个人都成了被动的工具，成了螺丝钉。可悲的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都曾坚守著公有制的壹统天下。直到今天，还有人以鄙视的态度将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判定为是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呢！理由是：这些国家还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为了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必须突破陈旧、僵化的社会主义观念。这种社会主义观念将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的神圣原则，至于实践的效果如何倒不加以计较。但是，所有制（不论是公有还是私有）不过是壹种手段而已。判断壹种所有制之孰优孰劣，姓社姓资，不是看它挂的是什么牌子，而应当看其以什么绩效报效社会：第壹，是否能为社会提供日益增多的物质财富；第二，这些财富是否能供全体社会成员合理地共享。对此，社会民主党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保留的是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从而能为社会提供比妳们实施公有制的国家提供得多得多的物质财富；有了这丰富的物质财富，政府才可以进行二次分配，调节贫富差别，使全社会共享富裕。这才是人民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否则怎能获得人民的普遍支持呢！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是：国家不掌控（全部）生产资料，不包办生产经营，但通过税收集中社会财富进行社会主义的再分配。我们因此把它归结为壹个公式：生产由妳，分配由我。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成功的秘密。它还使政府省了不少心，大大降低行政成本。这是对马克思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修正和对实践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其实，社会主义的标准不应当狭隘地定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它应当有多项测评标准。如看其公民的权利是否得到切实的保障，看其法纪和伦理规范是否得到普遍遵奉，看其社会财富是否公平分配，看其工农、城乡、体脑劳动与贫富差别是否逐步缩小，看其国家、社会与公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和谐。总之，社会主义应当体现在国家的民主与法治，社会的公正与和谐，个人的自由与幸福。这种社会主义的新标准新理念，壹方面融合了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另壹方面鉴于苏式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对社会主义概念内涵推陈出新，这是对过去长期为之遵循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超越。

　　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已成为历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壹个崭新的时期，即融入了人类普世价值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