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应克复 写于 二零一五年

　　评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

　　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重评“新民主主义”》） 第三、四、五、六、十部分）引 言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他壹生中的壹个理论高峰。这壹理论为中共建造起了壹座灯塔，不仅为中共确立了革命的实践指导，也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他们从这壹理论中了解了中国的革命道路，获得了中国光明未来的信念，从而作出了投奔中共怀抱的人生选择。我们知道，在这壹理论的引导下（当然还有别的种种因素）中共的革命取得了胜利，也就是说，这壹理论的正确性已被革命胜利的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壹个正确理论指导下的革命在革命胜利之后为什么出现了与革命初衷相背离的后果，那就是：革命给予人民的，不是站起来享有民主与自由，而是跪了下去，备受专制与奴役；不是享有富裕与幸福，而是遭受贫困与屈辱。在毛泽东统治下短短的二十七年，是中国历史上积累各类冤案最多的时期，是遭受迫害与饥饿而导致人口大批非正常死亡最多的时期，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受到最严重破坏的时期，是教育、文艺、学术与思想受到最深重摧残的时期。这场伟大的革命之后为什么产生了这些层出不穷的灾难？这种二律背反的逻辑现象应作何解释？由此我们想到，这场革命以及指导这场革命的理论不容置疑的正确性，就值得省思了。

　　对毛泽东壹生的评价在国内学界似乎已形成了这样的壹种定论：毛在革命时期立了大功，在建设时期犯了大错。李锐对毛泽东壹生的评价有三句话：“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 辛子陵在《千秋功罪毛泽东》壹书中对毛壹生的评价是两句话：“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 冯友兰在他最后的著作《中国现代哲学史》中把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新民主主义及以前阶段；社会主义阶段；极左思想阶段。他说：“第壹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 近几年来，国内有壹种意见颇为流行，认为毛泽东在建国后之所以犯了大错，重要的原因之壹是他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因此，他们吁请执政者回到新民主主义，补新民主主义的课。这些意见，都涉及到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和评价。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论述集中在《中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新民主主义论》（1940）、《论联合政府》（1945）等著作中，其基本思想，大致是：现阶段（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但已经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所谓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要点是：第壹，这壹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壹部分，是无产阶级革命范畴而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了；第二，这个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了；第三，这个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后来又增加了官僚资本主义，合起来构成了“三座大山”；第四，这个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它在经济上是多种经济并存的社会，在政治上是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府；第五，中国革命分为两步，第壹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之后，将过渡到社会主义。

　　下面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加以分析评述。

　　壹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

　　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因此不可能担任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

　　所谓“无产阶级领导”

　　毛的这壹论断在理论与实践上都经不起推敲。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壹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说是工业社会大生产的产物。这是常识。没有资产阶级也就没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也是弱小的。既然资产阶级软弱，无产阶级就更软弱、更不成熟；既然资产阶级不能领导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就更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这才符合逻辑。因为，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这个生产方式的创立者和支撑者，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虽然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基本力量，但不是决定的力量；虽然是这壹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但不是这壹生产力的代表。过去总是说，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试问：这个生产力指的是什么生产力？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共存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的两个阶级，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力因而也是共同的，都是这个生产方式所要求的生产力（这里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力都是壹个动态概念），只是资产阶级是这壹生产力的当然代表，或者说，它更全面地代表著这壹生产方式所要求的生产力；这是因为，工业化大生产的每个环节乃至整个过程都是由资产阶级所主导、所承担的，也因此，他们在经验、能力、知识、文化以及对生产方式的推进等方面要优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势必由这个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以及反映这个阶级进步要求的先进分子所领航。这是符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事实的。

　　能否认为，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是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就是说，它们所代表的生产力是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先进的生产力。但是，这种生产力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无法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出现。由于那时中国的资本主义还相当落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何时才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还是壹个遥远的未知数。说中国无产阶级是这种还是很遥远的谁也都说不清的生产力的代表，这比天方夜谭还让人不可捉摸。因此，这壹假设应当排除。就按毛的说法，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开始也试图以大城市为基地，但无法坚持下去。为什么？无产阶级力量弱小，在城市缺乏基础，只好退到农村，革命才坚持了下来。但这个坚持下来的革命能否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呢？能否反映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诉求呢？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其中任何壹个阶级的力量和意志都不可能主导这个革命。后来的事实是，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农民阶级成了这个革命的主要参加者和基本动力，如同毛泽东所说的，“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因此，这个革命就必然会打上农民阶级的烙印，成为反映农民阶级经济、政治和文化诉求的革命。革命成功之后也只能以农民的意识（马克思说，农民是天然的皇权主义者）塑造这个国家。所以，1949年的革命，既不是资产阶级领导，也不是无产阶级领导，这恐怕比较接近真理。其革命成果，既不属于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不久，这个阶级的资本就被剥夺了），也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的三十几年里，他们是企业的雇佣劳动者，领取很低的工资维持生活；八十年代以来，他们纷纷下岗，被抛向社会的边缘。这个“领导阶级”，什么时候“领导”过国家？）。农民阶级呢，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在土改中壹度分得了土地，可转身就成了合作社集体所有的了。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中，他们进入了毛泽东指引的“共产主义天堂”，属于个人所有的只有壹只碗和壹双筷子了。共产党的革命本来向农民承诺“耕者有其田”，农民才愿意为这个革命卖命；可是直到今天，土地仍是集体所有，农民的土地问题依然未著，他们的权利根基依然系在政府的手中。所以，这个特殊的革命是值得研究的。

　　所谓“阶级领导”

　　所谓“阶级领导”的概念也值得讨论。壹个阶级怎么去领导革命呢？还不是由壹些先进分子组织政党，有了党再去发动群众，推动革命。所以，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实际上是党在那里领导，只是借用了无产阶级的名义而已。这是毛泽东所承认的，他说：“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虽然大家都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这个政党的领导人之间的认识有时存在著很大的差别，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甚至存在两种相反的意见。比如，1929—1930年红四军中的“朱毛之争”，朱德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要实行集权制。比如1949年中共革命胜利之后，刘少奇提出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毛泽东则要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哪种意见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愿望呢？后来，毛的意见成了全党的行动纲领，是不是因为毛的意见符合了无产阶级的愿望？再如，人民公社建立后农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饥荒迅速蔓延，人口大量死亡，党内不少人主张改变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毛泽东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为理由加以反对。至于在全国范围内搞文化大革命，毛在党内更为孤立，对国家的破坏也更为严重。但他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最高统帅。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壹个方法，能鉴别出不同意见中哪种意见是符合于无产阶级的愿望，从而可以排除那种不符合无产阶级愿望的意见。因此，当党内领导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时只能听从那个最有权威的领导人的意见。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大概就是这么回事。这在党内缺乏民主制度的条件下尤为典型。所谓“阶级领导”，宣传上很有用，可在实际生活中却是虚无，到哪里去找“阶级领导”，所见到的是某些人或某个人的领导。他们声称只有自己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别的人都不是。可是，结果怎么样呢！

　　所以，所谓“阶级领导”落到实处是“党领导”，甚至是“个人领导”。对此，列宁有壹段大实话承认这个事实。他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力、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中共自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至1949—1976年毛泽东个人对党国的绝对控制的事实，赤裸裸地证明了所谓“无产阶级领导”、“阶级领导”不过是“个人专制”遮丑布!

　　所谓“领导”

　　进壹步的思考我们还发现，“领导”与“民主”是两种对立的思想意识。在民主制度下没见过哪个党派可以自封为某个阶级甚至是人民群众的领导。妳是不是领导、能不能执政，要由选民们投票来决定的。在民主制度下，任何党派、团体与个人，不管妳的信仰、财产、教育与反映哪个阶级的诉求，在选民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分。预设“领导”（所谓“领导阶级”、“领导党”）并强迫民众服从，这本身就是专制。声称某个阶级、某个党是最先进的阶级与政党，天然的应当享有领导的资格，如果妳持有异议而不衷心拥护，就是反革命。这是现代专制主义逻辑。半个多世纪来我们就生活在这种霸权主义的氛围之中。

　　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这个联合政府中的领导者有以下表述：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壹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壹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这个表述中有几个要点，核心是“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我们已经分析，预设领导是专制主义的霸道。联合政府是可以的，但政府中的各成员彼此是平等的，不应当有壹个驾于各联合者成员之上的领导者，大家要在他的领导之下；若如此，这个联合政府不就成了“壹家政府”！由于“工人阶级领导”的实际体现就是“党的领导”，因此，承认了“工人阶级领导”等于承认了这个政府是党领导下的政府，结果政府成了党的政府。这壹点，到了1949年6月，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有了更明白的表述：“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壹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终于点明了共产党在这个国家中的核心地位。当时，新中国尚未建立，毛就作了明白的预告，可知即将诞生的国家是实行壹党专政，而不是实行民主宪政。中共尚未执政，毛就“总结经验”了；没有执政实践，何来经验可谈？只能说明“壹党专政”是毛早已打定的主意。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其实是新专制主义。

　　“无产阶级领导”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作为新旧两种民主革命的重大区别，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得到国人的普遍认可，谁也不会觉得其中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事情就怕进行比较。民主革命早已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发生，在那里，革命之后建立了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下，主权在民，政府民选，各党平等，凭借选民的选票上台执政；而不是预定由壹个先进的阶级经过它的政党来领导（控制）国家政权。在民主制度下，壹切公民，不分阶级、民族、出身、性别、财产多寡、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是将国民分为不同的等级：有的是天然的领导者，有的是必须接受领导者领导的被领导者，有的是这个政权的基础，有的是这个政权的边缘分子，有的是人民，有的是人民的敌人。在民主制度下，依法立国，依法执政，各政府机关、各党派社团以及任何个人，必须在法律下工作和生活，违法者均应受到法律的追究；而不允许有特殊的党派和个人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无端地废置国法，祸国殃民。在民主制度下，三权分立，互相制衡；而不是独揽大权，实行极权统治。如此等等。试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建立了符合民主制原则的现代民主制度吗？革命奋斗了二十多年，死去了很多的人，结果建立了壹个专制极权国家。可见，作为新民主主义的核心要点的“无产阶级领导”是很值得检讨的。中国人缺乏民主知识，更缺乏民主经验，因而难以发觉毛的新民主主义中潜在著的壹些反民主的思想基因。

　　二 关于“反对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的由来与走向

　　反对帝国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壹。那么，这个概念是否是毛创造的呢？不是的。1921年下半年，张国焘代表中共（那时中共成立不久）参加共产国际召集的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且称“莫斯科会议”）。这次会议的收获，张国焘说，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确是相当重大的。最主要之点是：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张还说，“当时壹般中国人还不知道帝国主义为何物”，“后来经过中共的宣传，…… ‘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壹些什么变化，但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确实不小，它烧遍了中国，也蔓延到了东方各地。” 国民党也应邀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其积极成果是将“反帝”贯彻到国民党第壹次代表大会的党纲中，将“三民主义”第壹条民族主义由“排满”更改为“反帝”。苏联对此志得意满。

　　苏联“老大哥”为什么热衷指使中国“反帝”呢？这个见不得人的秘密直到1990年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央大量档案解密与开放才为世人所知。1917年“十月政变”（现俄罗斯教科书已将“十月革命”改称为“十月政变”）后，苏联在西方世界极为孤立，它受到美英诸国的打压，因此它的头号敌人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协约国。为了改变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苏联把目光转向了东方，中国乃首当其冲。不仅因为中国是近邻，是苏联和日本的壹个缓冲空间，也是西方国家的争夺对象。在这个地区点燃反帝大火，很有战略意义。解密后的档案的自白是：它“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这场革命最终会把中国抛向协约国敌人的阵营。” 可见，苏联的意图是使中国革命成为苏联反美的“工具”，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这就是“老大哥”在中国人身上打的主意。

　　对于中国人来说，苏共指使中共“反帝”，是极易落入圈套的。因为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欺辱。反帝已积淀为中国人的壹种民族意识。即使是在今天，只要壹提到帝国主义，中国人便下意识地会将目光转向西方，与“敌对势力”挂钩。但是谁是帝国主义，值得做壹番甄别。

　　不错，西方列强（那时中国人把西方侵略者称为“列强”，而不是称“帝国主义”）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纷纷侵华，中国被迫签订了壹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如毛泽东所写的那样，“帝国主义向中国举行多次侵华战争，如1840年的英国鸦片战争，1857年的英法联军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战争。”（毛在这里没有提及沙俄对中国的多次侵略）但是，这些侵略战争均发生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也就是说，在中共诞生之后，再无发生西方列强侵华事件。相反，这些国家同中国的关系正在逐步地改善之中。这表现在，第壹，当中国继续遭到外国势力侵犯时，美国等国家不是袖手旁观，而是从中相助。比如，1921年，苏联在莫斯科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上策划中国反美时，同壹时间在华盛顿召开了有美、英、法、日、德、意、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九国参加的国际会议，在美国的斡旋下，将日本侵华的二十壹条放进了坟墓，还将日本在山东半岛的主权和所占领的青岛交还中国。我们知道，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正是由于“巴黎和会”上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给了日本。第二，美国等国家逐步废除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同中国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中美在华盛顿订立新约，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关闭在华的领事法庭；废除“辛丑条约”；终止上海、厦门租界特权；放弃在中国通商口岸的权益，放弃美国军舰进入中国水域的特权。随后，中国陆续与其他全部有关国家签订了与美国完全相同的新约。由此，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终于废除了！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到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告结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仍然存在，但已不是西方列强，而是东瀛的日本。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告结束。

　　有壹个国家，那就是俄国，长久以来壹直侵略与欺负著中国，可在中共的宣传下反成了壹个友好邻邦。

　　“友邦”还是“恶邻”？

　　是友好邻邦还是世仇恶邻？请看事实。

　　第壹，从1856年起沙皇不断入侵中国东北，先后强行与中国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至1885年共侵占中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1个台湾或3个法国的面积）。1919年7月，苏维埃政府声明放弃帝俄时代与中国所签订的壹切不平等条约，且于1920年9月再次重申，从而获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但此时这些领土尚为白俄军所控制，因此苏联政府不啻是开了壹张空头支票，这很久为中国人所不知。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订立的密约中竟有如下文字：“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的权利”。赤色帝国主义的面目由此可见。

　　第二，蒙古（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壹直为沙俄也为苏联所觊觎。为此目的，1921年在苏俄策划下建立了蒙古人民党（后改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同年，苏军借追剿外蒙白军而进军外蒙，7月占领乌兰巴托。1924年11月，苏俄又“帮助”外蒙成立了苏俄的附庸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从此脱离了中国，成了苏俄的势力范围。

　　另外，苏联还有分离新疆的图谋，后因二次大战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无暇顾及，遂无奈放弃此计划的实施。

　　第三，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为要求苏联对日作战，满足斯大林提出的牺牲中国利益的条件：（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维持现状（即继续逼迫中国放弃外蒙古的主权），从而使外蒙古分离中国合法化。这里需要特别交代，毛泽东早在1939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壹文中在说明中国的地理位置时写道：中国的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 这明白告诉人们，毛和中共至少在1939年就已公开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可1945年6月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谈判为争取外蒙主权竟交锋九次，其中前四次与斯大林当面交锋。（2）恢复帝俄在中国的权益：大连为国际港，苏联享有优先权；旅顺为苏俄海军基地；中东铁路中苏共同经营。苏联以密约条件为前提，才同意对日宣战。但直到美国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之后的8月8日，苏才对日开战，仅壹周后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在战场上几乎没有多大损失，却在我东北地区捞到不少战利品。

　　1946年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将雅尔塔密约公之于世，引起我国人的愤慨。2月22日，中央大学等校学生在重庆街头游行抗议苏联对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侵犯，游行队伍打出了“赤色帝国主义”、“打倒新帝国主义”的标语。这就是著名的“二二二”大游行。2月24日，傅斯年、王云五、储安平、陈明德、赵超构等二十位著名学者联署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雅尔塔协议的抗议》，指出这壹协定开创了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之恶例，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之记录。

　　值得壹提的还有壹事。1941年4月，当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的时候，苏联主动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宣布缔约国壹方与第三国发生敌对行动时另壹方应遵守中立。这是苏联姑息日本侵华的绥靖政策。试问：道义何在？国际主义又置于何地？更令人气愤的是，为了苏日双方“和平与友好”，苏联“尊重满洲国”，其“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日本“尊重蒙古国”，其“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这是苏、日联手瓜分中国的可耻记录！此条约直至1945年4月5日才宣布废除。

　　苏联对中国上述侵略恶行，蒋介石因此称俄国是“我国的世仇大敌”。这壹评价，壹针见血。

　　毛为什么对日、俄那麽友好？

　　百年以来中国不断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问题在于，到了1940年代即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以后的时期，谁是中国真正的帝国主义呢？是日本与俄国，而不是毛泽东和中共壹直所声张的美国帝国主义。

　　但是，毛泽东并不这样认为。对于日本侵华，他多次表示“感谢”，这似乎让人难以相信，但事实确实如此。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9月25日毛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壹行。田中向毛道歉说：“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却说：“不要对不起啊，妳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妳们要是不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取政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毛还说：“我们如何感谢妳们？我们不要妳们战争赔偿！”毛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这壹谈话代表中国方面的立场，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具有最高的权威。

　　在此之前，毛对日本侵华表示感谢的话已说过几次。比如1961年1月24日，毛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说：“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几次讲话意思相同，这是毛的大实话。日本侵华，从民族利益、从执政的国民党的利益来考量，伤害极大，光军事力量就损失75个师，阵亡战士350万，阵亡高级将领206人。对中共来说，却为其势力的壮大提供了极好的机会。长征后的1936年，中共的军队（工农红军）仅剩下3万左右，可抗战后光正规军就增加到100多万，还有民兵200万。内战前夕，“解放区”面积达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壹亿左右。可以说，日军侵华为中共日后与国民党进行武力较量储备了条件。

　　至于与苏联，两党、两国在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都是壹个体系的。中共是在苏共的“帮助”下成立的，又是在苏共的“帮助”下逐渐壮大的，遇到重大决策又往往听从莫斯科的指示的，如第壹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毛蒋的重庆谈判，朝鲜战争的参与等。甚至中共最高领导人，也由莫斯科指派，或得莫斯科的支持与认可。特别是国共决战的关键时刻与关键问题上，斯大林有力的帮了壹把中共。1945年8月苏军进入东北后，斯大林急令中共进军东北，且严禁美军、限制国军进入，并把大批武器弹药交给中共，光大炮、迫击炮、坦克、飞机等重型武器就达5000多件及600多个仓库的物资，从而为中共获得辽沉和平津战役的大捷奠定了基础。毛为了表示对斯大林的感激，壹再表示臣服。如1945年7月6日致电苏共，表示“支持苏联党和斯大林同志对战后中国国内问题的建议，支持苏联党和斯大林同志关于外蒙古战后地位问题的看法，支持蒙古党和人民要求摆脱大汉族反动统治、寻求民族独立的正当要求”。这里，毛以鲜明的态度拥护斯大林将蒙古从中国的领土上分离出去。卖国求荣，昭然若揭。再如1949年7月4日，刘少奇受毛之命向斯大林报告，关于苏共与中共两党关系，“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是壹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这个丧失人格、党格的表态，并没有赢得斯大林的欣赏，他在11日回复说：“壹个国家的党服从另壹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允许的。”14日毛急忙回复斯大林说：“关于两党关系的那种提法，……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销那种提法的文字，但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企图掩盖这壹不光彩的历史记录。在世界史上，恐怕没有壹个大国如此卑躬屈膝地向另壹个国家表示臣服的。直到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毛认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已称雄壹方，才痛骂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

　　美国是中国的“头号敌人”？

　　在“壹边倒”同时，毛将美国定为头号帝国主义，声讨美国帝国主义，壹波未息壹波又起。可是，第壹，美国从未侵占过中国的壹寸领土。第二，是美国带头废除了历史上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第三，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全世界向中国伸出无私援助之手的基本上只有壹个美国。第四，国共内战爆发之初，只有美国出面调停。第五，内战初期，美国政府是支持蒋介石的，但到1948年秋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共。1949年4月国民党南京失守，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奉命滞留南京，以期与中共领导人接触（其时苏联大使去了广州），并于4月底双方开始会谈。但6月毛却派刘少奇秘密赴苏觐见斯大林。6月30日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正式发布了“壹边倒”的外交路线，宣告美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在1949年8月5日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仍严厉批评蒋介石集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讨论承认新中国问题，向中共示好。可是，毛接连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的系列反美文章作为回应，硬是将美国推向与中国敌对的地位。第六，1949年12月，美发表《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指出“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壹部分”。这是美国拟抛弃台湾的“袖手政策”的明白表示。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台湾问题的声明，宣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益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将不对台湾的中国当局提供军事援助或军事上的意见。”1月13日，在美求援长达壹年的宋美龄两手空空返台。这意味著美国不仅弃蒋，而且抛台。1月12日艾奇逊发表《中国的危机》的演讲，强调：“俄国壹贯存有将这个北部省份分离出去的野心”，“这种过程在蒙古已经完成，在满洲已接近完成”，“我们不可把中国人对俄国人的正义愤怒和憎恨招引到自己头上来，这样做是愚蠢的”。可是，几天后毛泽东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了回应。

　　顺便需要提及的是，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形成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对峙格局达半个世纪之久。此期间，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霸权主义（另壹种说法是“领导者”）的角色，在世界许多地方建立军事基地，还以不同方式参与或帮助别国的内部事务，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起著积极与消极并重的作用。

　　毛泽东认俄为师，革命后建立起列宁—斯大林式的极权体制；他以美为敌，排斥民主自由，与西方国家对著干。他长期闭关锁国，掀起壹拨又壹拨的自乱、自残式的政治运动，导致经济衰退，社会畸变，国家纷乱，自由毁灭，民主断层，人权横遭践踏，法治荡然无存，中国壹度进入了无自由、无民主、无人权、无法治的“四无世界”，从而把中国带到了危机四伏的绝路，其愚昧、野蛮、专制与暴虐为千古人类史所罕见。产生这壹历史后果的壹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壹贯地借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排斥西方文明。这种情况直到1980年之后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逐步与世界接轨之后才有所改变。

　　中国人可以自豪的是，二战结束后于1945年10月24日成立的联合国中国是发起国之壹（其他三国是苏、美、英），并且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成员国（其他四国是法、苏、英、美）。中国是联合国缔造者之壹和核心成员国啊！此时的中国已享有很高的国际地位，除苏俄在中国的东北仍享有特权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已成为历史了。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中国人民在那时已经站立起来了！毛泽东在1940年代和建国之后壹味地鼓吹反对帝国主义，应当认为是壹种误导。

　　三 关于“反对封建主义”

　　“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中国人喊了近百年，然而这个口号是否完全正确呢？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在实践中出现了偏误，对此，笔者已作了壹番研究。关于“反对封建主义”呢，它在理论上就缺乏正确的支撑点。

　　“封建主义”还是“皇权专制主义”？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壹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具体地写道：“自周秦以来，中国是壹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然而，毛的“三千年封建说”或“周秦以来封建说”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情况。这壹结论忽视了自秦以来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或统治方式同西周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西周实行的是封建制，它同西欧封建社会有著相类似的特点。周天子将国家领土分封给各诸侯，各诸侯在分封领土上“封土建国”，成为各国国君；各国君承认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在经济、政治、法律上享有自主权，其王权世袭。秦并吞六国、统壹中国后，既然扫灭了诸侯，也就废除了近千年历史的封建制度，而改行郡县制度，即“废封建，立郡县”，天下三十六郡，由皇帝派出的大臣直接统治，建立了权力集中于皇帝的中央集权制，这是国家政权结构的重大改变，怎么还能同西周的封建国家（所谓“国中之国”）相提并论呢！

　　问题在于，自秦至清末如果不称其为封建社会，那么应称什么社会呢？按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别无选择，只能称其为封建社会。要正确界定秦以来两千余年的中国史，“五阶段论”是横在我们面前的壹道坎。为跨越这道坎，李慎之启用了壹个新概念：“皇权主义”，或“皇权专制主义”。 对此，笔者赞同之。那么，这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就可以称之为“皇权专制社会”。这壹理论观点，跳出了“五阶段论”的狭隘框架，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史乃至近代史提供了新视野、新方法。需要说明的是：第壹，在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史中，皇权专制的情况（程度）是有差别的。如秦汉（汉设丞相，有所谓君权与相权之间的某种制约）之间就有差别，唐宋之间亦是。到明清取消管辖行政权力的丞相，皇权专制到达巅峰。虽存在这种差别，但从体制的总体特征看，这两千余年是皇权专制社会，是秦政制的延续，是没有错的。第二，中国的封建社会与皇权专制社会其经济基础都是以小农为特征的农业社会，这就意味著，农业社会的国家政权可以是封建式的，也可以是皇权专制式的。另外，专制式的国家政权既可以建立于农业社会，也可以建立于工业社会（如希特勒、斯大林的极权统治）。

　　用“封建说”与“皇权专制说”来解释中国历史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封建说认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毛在另壹处的表述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皇权专制说认为，皇权专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皇权专制主义的矛盾。

　　在革命对象问题上，封建说认为，革命的对象是封建主义。由于秦政以降封建制度已不存在，总不能将已不再存在的东西当作革命对象，毛于是把地主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他写道，中国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皇权专制说则认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皇权专制主义。辛亥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在于结束皇权专制，开创共和新政。辛亥之后，旧式的皇权专制主义是被推翻了，但复辟势力，从袁世凯到毛泽东不断登台扮演，改头换面的皇权专制主义不断再现。“革命尚未成功”。因此，民主革命的对象依然是翻新的专制主义。

　　毛对中国史的误读与中国革命对象的错误指向

　　毛泽东将封建主义作为革命的对象，又把封建主义落实到地主阶级，或者说把地主阶级拈来当作封建主义的替身，于是，反封建就成了反地主阶级了。只要剥夺地主的土地与财产，消灭地主阶级（有不少地主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民主革命就大功告成！事情就是这样做的。但这样的革命是否为中国创立了民主制度呢？没有，远远没有。为什么？因为民主革命的对象不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也不等同于地主阶级；消灭地主阶级无济于民主制度的降临。中国民主革命的真正对象是专制主义。因此，以反对封建主义作为民主革命的理论指导实在是新民主主义的壹大误区。

　　这个误区的理论根源除“社会形态五阶段论”外便是对“阶级国家论”的套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国家是壹定阶级的国家。在奴隶社会，国家是奴隶主阶级的国家，在封建社会，国家是地主阶级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根据这个非科学的简单化理论，毛泽东因此认为，秦以来的封建社会的国家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中国社会几千年“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其矛头指向是“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壹言以蔽之，统统归结于地主阶级。毛的这些结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存在很大的出入。

　　首先，秦以来的国家不是地主阶级的国家，而是为某壹皇族所控制的国家。秦国是秦皇族的国家，这壹皇族覆灭后这个国家也就不存在了。汉、唐、宋、清等各朝的国家莫不如此。这两千余年专制主义时期的国家始终是以皇帝为首的家族统治集团的国家，即所谓“家天下”。皇帝的权力总是在其家族内部传承，即所谓“嫡长继承”，这是延续皇权的法则。地主阶级不是这类国家的统治阶级，它不是国家权力的占有者。它只是社会中壹个有势力的贵族阶级。它和农民阶级都是这类国家的被统治阶级；当然，它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悬殊，其中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受著地主的剥削。地主阶级虽然不是统治阶级，但它是专制主义国家政权重要的社会基础，因此统治者的施政国策或多或少要向这壹阶级的利益倾斜，但他们与国家权力的占有者（统治集团）不能画等号。冯天瑜在《“封建”论考》（2006年）壹书中提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壹说，以取代“封建社会”的概念，这壹提法仍未有跳出“阶级国家论”的思维模式。第二，中国古代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主要不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与压迫，而是专制皇权对社会（主体是农民）的掠夺（注意：掠夺与剥削有区别）与压迫。这壹点在专制腐朽的皇朝那里尤为明显。第三，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大众（主体是农民）与专制皇朝的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第二位的，从属性的。刘亚洲亦认为：“中国自古奉行小自耕农本位，大地主很少，因为中国反对土地兼并有两千年历史，地主不能成为决定因素。” 第四，皇权专制主义统治下爆发的多次农民起义，不是“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而是反抗专制皇朝的腐朽统治。毛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又说每次农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这里前后的逻辑悖论是，既然农民起义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说明农民起义的指向是专制皇朝，而非地主阶级，再说，地主阶级不占有国家政权，谈不上什么“统治”，也不存在“改朝换代”的问题。

　　对于自秦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重大变化，毛并不否认。他说：“如果说，秦以前的壹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壹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里又是壹个悖论：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就不再是封建国家了，是封建国家就不可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个蕴含内在逻辑悖论的理论观点壹经流行，使“封建”概念内涵模糊，外延扩大，使封建主义顶替了专制主义，从此专制主义长期潜伏，即使在以后的多次革命风潮中仍得以安身，壹次又壹次地逃脱革命的批判。如“五四”运动中只提出“打倒孔家店”而未有提出“打倒秦家店”（这同新民主主义没有关系）。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更是只提反对封建主义而不提反对专制主义。倒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满清皇朝的专制统治。而毛泽东称此次革命是“旧民主主义”的，这是否意味著“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不再反专制主义的了？直到文革之后，中共上层的某些领导才深感专制主义危害之烈，但仍借用封建主义以指摘专制主义。如叶剑英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肃清封建主义的讲话，李维汉1980年向邓小平建议“要补上反封建主义这壹课”。遗憾的是，专制主义仍没有验明正身，更没有伤筋动骨，源远流长的血脉延续至今，还敢于当著大众吞噬自由、民主的婴儿。

　　毛的秉性：对专制主义的偏好

　　毛泽东将封建主义确定为革命对象，而将专制主义隐姓埋名。从他的智力，从他对中国历史的熟悉以及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他应该明白，专制主义是中国迈向民主宪政的大敌，无疑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个中原因，笔者自然不好妄加猜测。但是，有壹点恐怕是清楚的，那就是，毛对专制主义的偏好。这种偏好，在夺取政权之前，自然不便充分显露，但已有流露。《沁园春?雪》壹词（此词作于1936年，发表于1945年毛赴重庆国共谈判期间）中所抒发的情怀即是。诗言志。在词中，秦皇汉武，成吉思汗，都不在他的眼里。全词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收尾，表露出他要超越历代帝王的王气和霸气。

　　如果我们往前追溯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心路历程，发现了壹个很有价值的思想资料，那就是毛在十七岁（1910）那年所写的《咏蛙》诗。那年毛离开韶山，去了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入学考试时学校规定的作文题目是《言志》，毛以《咏蛙》命题其诗如下：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此诗虽不像《沁园春?雪》那样充溢著王气与霸气，自信我毛泽东是超越历代帝皇的壹代枭雄；但山大王那种必欲凌驾群伦、壹朝得势便横行无忌那种居心，已表白得淋漓尽致。十七岁的毛泽东就凸现这种强悍秉性，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大刀阔斧地施以暴政也就不奇怪了。他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他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中国的历史至今是领袖的历史。

　　1949年中共建国。在此之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比哪个专制皇帝都呼喊的多，从此，全国百姓就葡匐在毛的脚下。1958年他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并在中央全会上毫无掩饰地说，“我们超过秦始皇壹百倍”。秦始皇是历史上公认的暴君，毛竟敢说“超越秦始皇壹百倍”，说明专制独裁就是他的追求。在此之前的1957年他谋策了壹场残酷的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壹场全歼性的整肃，使知识分子群体失声，自由民主断层。这年夏天，毛接见了上海文艺界人士时罗稷南向毛提出了壹个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著，他可能会怎样？”毛思索片刻后认真地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此言壹出，四座皆惊。我们知道，毛壹直推崇鲁迅，多次说，“鲁迅的心是与我相通的”。1937年，毛认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壹等圣人”。1940年又赞扬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其评价之高超过地球之三极！然而，曾被毛捧上了天的伟人当毛主宰了国家命运之后却要把他抛入狱中！这典型不过地说明，在毛的极权统治下不允许有鲁迅这样的人发出不同的声音。鲁迅可以拿下，还有什么人不能拿下！1964年12月，毛冲著刘少奇说：“妳有什么了不起，我动壹个小指头就可以把妳打倒！”任何人，不管妳是鲁迅那样的圣贤，不管妳是我几十年的旧友，也不管妳为我毛泽东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名臣，在我毛泽东面前，只能臣服，只能奉承，只能山呼万岁。哪怕说半个“不”字，就叫妳下地狱！这壹切说明，毛的专制主义本性在坐定天下、独揽大权之后，才有了充分的暴露。

　　什么是“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要求以他的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可是，他的头脑是用什么思想武装的呢？有壹本书，叫《毛泽东读书笔记》（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1952年，毛添置了壹部乾隆武英殿本的线装本《二十四史》，共850册，2249卷，约4000万字。这部史书，毛生前不知反复看过多少遍，许多册的封面和其他的壹些地方都磨破了，许多页上还有毛阅看时留下的种种痕迹。外出时还要将其带走。1964年5月壹次讲话中，他说自己被书迷住了，要把《二十四史》读完，现在正在读南史、北史。直到1975年，毛已病魔缠身，写字时手都有些颤抖了，可他还在认真地壹次次地阅读这部史书。配合读《二十四史》，毛还通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和各朝代的《纪事本末》等史书。毛在读史书时，对于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阅读。可是，人们却没有发现毛泽东阅读英、美、法、日等国近现代史的记录，可以说，他对世界现代化是无知的，也不感兴趣。甚至，“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毛说，1920年他成了马克思主义者。那时他仅读了三本书：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可见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很贫乏的，只能说是个肤浅的马克思主义者。战争年代毛无暇去研读马列的书。在延安相对安定时期，曾读了些马列著作，但二手货多于原著，斯大林、列宁的又多于马、恩的。而斯大林又多属现代专制主义的东西。毛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此时仍停留在肤浅的水平上。建国之后毛倾注读中国史书，晚年表示“马克思可读的东西不多了”，实际是没有兴趣去读马克思的书了，还说马克思的书“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1964年2月）人们不禁要问：那么，妳毛泽东醉心于读中国古籍史书会成为什么主义？毛泽东不是怀抱世界眼光，从世界现代化大趋势中研究中国的未来走向，而是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书堆中汲取皇权专制主义的营养。他能把中国带到何处？毛泽东说：“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倡导黄老，还是尊孔孟，维持政权运作，都离不开申韩法家体制。”这是毛从1952年到1976年历时二十四年用功读史读经的思想收获之精辟概括。黄老、孔孟的壹套都是愚弄臣民的说教，御臣驭民、统治天下还得靠法家、兵家，靠“郡县制”、“秦政制”。所以他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在“反右”之后就公开亮出了皇权专制主义的旗号，声称我们超过秦始皇壹百倍，1973年又说“我也是秦始皇”。毛泽东就是现代的秦始皇，他维系的制度就是现代的“秦政制”，他的思想就是现代皇权专制主义。

　　当然，毛泽东更重要的壹副面孔，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前面已提到，毛对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下功夫认真系统的研读，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研究和造诣。所谓“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空城计”，壮壮胆而已。林彪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壹个崭新的阶段。”这是对毛泽东别有用心的吹捧，是对国人的欺骗。但是，马列主义中有两条，壹条是阶级斗争，壹条是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是心领神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确实“提高到壹个崭新的阶段”。从这壹意义上看，毛泽东确实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玩得炉火纯青，全力地贯彻于他治党治国的实践，编写了罄竹难书的悲壮的历史剧，这是后人受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那么，到底什么思想武装了毛泽东的头脑？答曰：有皇权专制主义，有马克思主义，看来是二元的。其实两者是合二而壹的。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旗号，是外衣，是策略，使皇权专制主义在推行中具有革命性、现代性、合法性。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或者，什么是“毛泽东主义”（这是近几年在国内兴起的“毛派”所推出的壹个新概念）？就是现代版本的皇权专制主义。

　　“封建主义”与“专制主义”是否可以通用？

　　学界有壹种倾向，认为不妨将“封建主义”替代“专制主义”概念。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经半个多世纪，人们已习惯将封建主义当作落后、反动、同时也包含专制主义的因素的东西来加以鞭笞的，已约定俗成、积非成是了，因而没有必要正本清源，重新启用专制主义来解读历史与清除现实中的影响。

　　这恐怕不是壹种科学的态度。封建这壹概念在中外史上首先作为壹种制度而出现的，在现实中早无踪迹，这同今天所泛指的“封建”已大相径庭。当然，有的概念随著历史的变迁是会发生变化的，乃至演变成为表达另壹种新内容的概念了。但是，“封建”这壹概念不同。毛泽东在提出“反封建”这壹口号时，就没有对“封建”这壹概念的内涵作出过明确的界定，他只是将地主阶级作为封建主义的替身。这壹理论缺失以及对民主革命的贻误笔者已有分析。我们应当抓紧弥补这壹重大过失。至于今天人们广泛使用“封建”壹说，其内涵更为含混不清，大凡落后的、陈旧的、腐朽的、乃至反动的东西都将之以“封建”相称，戴上“封建”这顶帽子。如封建思想，封建迷信，封建道德，封建专制，封建家庭，封建地主，封建买办，等等。“封建”几乎成了壹个口头语，泛化了，其结果，对中国社会危害最大最烈的专制主义却总是逃遁了人们的批判。主张使用“封建”说的壹个理由是，它已约定俗成，广泛认同。请问：“约定”了什么？是怎么“约定”的？“封建”说的泛化与内涵的模糊，说明没有约定什么，只是随意所用而已。学术界也没有对“封建”、“封建主义”这壹广泛使用的概念作出过推陈出新的界定。

　　专制皇朝的始祖与集大成者

　　当人们热炒封建主义时，专制主义在壹边偷著乐。专制主义声明，我们俩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产物，其内容、形式以及历史后果完全不同，两者是不可通融的。作为专制皇朝始祖的秦政制有以下三个特点：第壹，专制主义首先是壹种政治制度，是集权制或中央集权制。这是壹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地方的权力由中央授予，中央的权力由皇帝授予，帝王是各种权力的源泉。第二，有壹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他是这壹制度的核心。皇帝总揽立法、行政、司法之大权，又操控群臣百姓生、杀、富、贵、贫、贱“六柄”之权。皇帝终身主政履职，其权力在家族内传承。第三，君师合壹加政教合壹为皇帝统治术的法宝。皇帝要享有至高、至贵、至尊、至重、至隆的地位，除独揽大权，还必须在精神与心灵上征服群臣百姓。皇帝集权力与信仰于壹身，他是万众之神灵，是专供子民们呼喊“万岁”的偶像。这样的社会，百姓是可以任意驱使的工具。他们只有义务而无任何权利，帝皇与臣僚们则享有不受约束的权力而不承担任何义务。请问，中国人背负专制主义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可以借批封建主义加以清除吗？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封建主义反了三十几年，反出了什么结果呢？反出了壹个毛泽东的专制皇朝。毛泽东说：“历代皆行秦政制”。谭嗣同也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两人似乎表述了同壹个意思，其实寓意相反。谭接著说了四个字：“皆大盗也”。57 而毛的后续词是：“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要商量”……毛泽东是秦政制的继承者，而且大有创新发展。毛泽东集领袖、教父与国师三位壹体。他控制著党国大权，是最高权力的代表。他排斥壹切宗教信仰，是亿万民众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大救星”。他垄断真理，裁定是非，人民在他的片言只语的“最高指示”中明确前进的方向，他的话，“壹句顶壹万句”，“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毛泽东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林彪语）。历代帝王有哪壹个能像毛泽东那样可以使乾坤倒转，按照他的主观意志涂写历史！任何人的统治，只要不是毛泽东，当代中国至少不会大难不断，毛祸遍于国中。毛的极权是中国专制主义的最高最后阶段，是专制主义的集大成者。

　　中国是否已成为先进国家？

　　最近我读到李扬帆的壹篇文章，题目是“中国近代之败，实为意识之败”。近代中国为什么总是吃亏倒霉？不能只怪别人，是自家的专制主义在作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有壹位启蒙思想家叫福泽谕吉，他在1875年所著的《文明论概略》中就明确地论述了中日文明的差异。可中国人在此书出版130多年（即2005年）后还在不停地暗示中日文明同源同种。福泽认为中国人在传统上“自秦始皇杜绝了争论的根源以后”，从此实行了专制政治，历朝历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并未改变，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最高的权力集中于壹身而支配著社会。在日本并非把自尊和自强两种要素都集中在最高权力壹身的国度，“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任何壹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壹种自由的风气。这与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相比，是逥然不同的。”福泽谕吉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经过壹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 十年后，福泽又提出著名的“脱亚伦”，积极倡导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精神，吸取西洋文明，与邻邦“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反观中国，主导国人的壹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训诫，排斥、乃至敌视西洋文明，躺在数千年的文化温床中不能起身。

　　这个数千年的文化温床中的文化基因是专制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这个衰老的专制主义为了应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不能起身”也得起身。至2008年年底，它在全球78个国家和地区已开办249所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建筑应对西方文明的“防火墙”。在国内，近几年兴起了“国学热”，壹些论者提出光复儒学以振兴华夏，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结盟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大有向力主自由民主的宪政主义展开壹场文化围剿之势。这都说明，要清除专制主义传统，实现民主转轨，中国人还有壹段艰苦的路程要走。

　　四 关于“反对官僚资本主义”

　　官僚资本：壹个含混的概念

　　“官僚资本主义”这壹概念最早在中共的文件中出现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1945）。他说：“官僚资本主义”“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

　　1946年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壹书中提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这中国的四大家族利用政治的强制方法，通过掠夺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压迫民族工业，逐渐形成了对金融、商业、工业、农业、文化业的独占资本，这些资本，据陈初步估算，至少在200亿美元左右。陈还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是封建的、买办的资本，他们对于中中交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四大银行在资本上的独占，是官僚资本最高、最集中的发展。四大家族的经济独占是反人民反革命的军事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摧残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完全腐朽寄生的独占。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有了更明确的阐述。他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壹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壹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这就是官僚资产阶级成为“三座大山”之壹的由来。

　　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也是国民党政权的核心人物，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国民党政权；随著革命的胜利，他们在大陆所拥有的财产也势必随之没收，因此将他们作为另壹个新的革命对象，似乎没有多少的实际意义，只是为我们没收官僚资本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

　　但是，这个“依据”是有缺陷的。

　　最明显的缺陷是：四大家族所拥有的巨大资本是否都是他们家族的私人资本？还是其中壹部分是国家资本，壹部分是他们的私人资本？也就是说，是否应当将四大家族资本区分为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两个部分？

　　毛泽东和陈伯达都回避了这个问题，相反，在他们的阐述中有意无意的都将之归结为私人所有的资本。毛泽东说，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陈伯达说，四大家族的资本是对金融、商业、工业、农业、文化业的“独占资本”。笔者认为，“官僚资本”应当是官僚私人所有的资本，而四大家族作为政权机构的核心人物，他们所经营、所控制的资本不能认为全部是他们的私人资本。遗憾的是，从官僚资本这壹概念的提出直到1980年代的四十多年中，壹直因循旧说，将聚集于官僚们手下的资本都误认为是他们的私人资本。

　　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

　　早在1942年，王亚南在《中国经济原论》壹书的附论四“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中指出了中国官僚资本的三种形态：第壹种，是官僚本身所有的资本；第二种，是官僚使用的国家资本；第三种，是官僚可以控制、制约的民间私人资本。三种资本所有权性质不同。但是，后两种资本，由于官僚权力的渗入，能使官僚所有的资本“迅速扩大起来”，如果没有后两个资本形态，“第壹个资本形态，也许根本不易产生，即使产生，也恐怕难得形成为官僚资本”。因此，“这三者相互的依存性和融通性，是官僚资本所以形成为官僚资本的具体内容和条件”。王亚南对当时中国官僚资本的分析十分精辟和到位，可惜他的卓见并未为毛泽东和陈伯达所吸取，在以后的数十年中，社会上流传的无不是秉持毛陈之说，王亚南的精辟分析壹直被埋没。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壹些学者对官僚资本的研究才突破旧说。最主要的是将“国家资本”从“官僚资本”中剥离出来，这样，有三种形态的资本：国家资本，官僚资本，壹般的私人资本。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所有者主体不同，但官僚资本是官僚们借嫁权力将国家资本融化为官僚私人所有而获得畸形发展的资本。因此，认识官僚资本的消极作用恐怕首先应当认识产生官僚资本这壹体制上的原因。这壹思路，对于认识国民党时代的官僚资本至关重要，对于认识今天中国社会的权贵资本也很有现实意义。官僚资本可以没收，但是产生官僚资本的权力体制如果依然存在，那么，这种资本形态仍有生长的土壤。所以，有的论者提出了官僚资本对于民国政府的失败到底应该承担多大责任的问题。认为应将研究重心放在分析民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上，深入探讨旧体制与官僚资本形成的关系，分析私人资本是怎样利用政治体制的漏洞来谋取私利的。

　　“四大家族”的资本有几多？

　　在将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作了区分之后，人们关心的是，四大家族的私有资产到底有多少呢？到目前为止，虽尚不能提出准确的数字，但已作了尽可能客观的评估。陈伯达的200亿美元说和毛泽东的100万万至200万万美元说显然缺乏科学的和事实的依据。

　　学者们认为四大家族中应将宋、孔与蒋、陈加以区别。宋、孔两大家族是当时中国最显赫的豪门资本，依仗官方关系，利用时局大发其洋财，这在抗战期间乃至战后都是国人皆知的“秘密”。2005年以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逐步公开了四大家族的“绝密档案”。经核实，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财产为200万美元。到1971年宋去世时，加上房产等变卖总资产为800万美元，扣除200多万美元税款后，宋遗留给夫人张乐怡的遗产为500多万美元。另外，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的档案机构以及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档案中，均无发现大家所公认的足以证明宋子文“贪污”的证据。

　　另壹个豪门孔祥熙有多少私有资产呢？李茂盛对孔祥熙的自有资产进行了考察，对孔氏家族在工业、商业、金融业、文化业的资本作了估算，认为原来盛传的孔家约有40亿美元资产的说法是大大夸大了，孔氏家族实际所拥有的资产约为50—100万美元。 这是李茂盛在1990年初期提供的数据，确切的数字尚待档案公开后核定。

　　至于将蒋介石、陈果夫与陈立夫列为“四大家族”是壹种硬凑。资料显示，蒋介石本人名下没有什么企业。宋美龄与美国陈纳德合办的中美实业公司是壹家宋美龄入股的中美合资企业。2003年宋美龄去世遗产只有12万美元，在台湾、纽约均无房产。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壹处住房是结婚陪嫁。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为蒋介石操持国民党党务，壹生清廉。陈果夫1949年去台湾后不久患肺结核，因无钱治疗，导致病情难以控制，后虽得蒋介石特批5000银元接济，但对病魔已无济于事，于1951年8月去世，终年只有60岁。陈立夫1950年初去了美国，办了壹个小型养鸡场，与妻子过著清苦恬淡的田园生活。1967年返台定居，读书自娱，不问政治。晚年积极提倡“中国文化统壹中国”，至2001年去世，享年101岁。这都说明，二陈从政时是政治官僚，而不是亦官亦商的官僚资本，出政后过著平民化生活。将他们列入“四大家族”是出于政治宣传需要的拼凑。历史学家唐德刚亦说，陈立夫作为“四大家族”“不够资格”。

　　国家垄断资本：市场经济的天敌

　　除了官僚的和民间的私有资本和私有资产外，就是国家资本和国家资产了（资本和资产的区别在于，资本是经营过程中增值的资产，即能带来利润的资产）。民国政府所拥有的资本，如同毛泽东和陈伯达所说的，具有垄断性、买办性、腐朽性，以及对社会民众的掠夺性的特点，因此成为革命的对象。其实，现代国家都占有壹定的资本，问题在于所占有资本的多少以及资本的功能而已，或者说，国家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这壹资本所产生的效益（包括利润）在社会各种需要之间的分配问题。如果革命否定了民国政府的国有资本，却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建立了垄断程度更高的国有资本，并将所产生的利润等效益优先满足少数权贵的需要，对此应作何评价？能否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国有资本具有垄断性、腐朽性和掠夺性的特点，而共产党政府的国有资本不再具有这些特性？相反，它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如果放眼世界，考察资本主义三百年的发展史（其中包括七、八十年的民主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发现，任何国家垄断，不论是何种名义何种性质的国家垄断，都会有损于国家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所以，国有资本不可无，但决不能垄断社会资源、社会财富和社会的经济生活。经过公有化实践的中国人不能不承认这壹真理，以此可以预见到至今仍是庞大的国有企业体系的归宿。

　　垄断性是国有资本各种弊病的总根源，其弊病也远不止毛和陈所说的那壹些。国家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势必挤压民间资本，使民间资本失去自由发展的空间。民国政府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受到国家资本和外来资本的双重挤压，生存维艰。这种经济结构又使中国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趋向萎缩。1949年后没收了官僚资本（国家资本）之后不久，索性也消灭了壹切民间的私人资本，形成了国家资本即公有制经济的壹统天下，其垄断性和官僚性达到了极端，也就是说，消灭了壹种垄断性和官僚性经济，却出现了彻底的垄断性和全面的官僚性经济，虽然其性质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但结出的果子却是酸酸的。

　　这种垄断性的国家资本（国有企业）其内部机理带有天然的病灶，那就是低效益、高消耗，产出少，投入却多多。其深层的原因是资本的所有者、收益者与经营者不是同壹个主体。我们可以不说这是国家资本的腐朽性，但可以说，这是壹切国有资本与生俱来的弊端。没收了官僚资本（国家资本），推翻了这座大山，使资本为劳动人民的国家所有，这壹弊端是否就此消失？至少在壹个不短的时期内人们对这壹问题的认识比较天真。无情的现实才使人们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但至今仍有壹些人肤浅地认为，只要通过改革可以克服这壹弊病。改革可能会收到壹些效果，但它不可能根除这壹弊病。因此，出路只能是国家资本（国有企业）这个庞大的身躯不断瘦身从而减轻这个弊病对社会的不利影响。既然当年把民国政府的国家资本当作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壹座大山，那么，按照上面的分析，从逻辑上讲今天这座大山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更为巨大了。如果说，当年的官僚资本仅只“四大家族”（其中蒋、陈两家还是不够格的）而已，那么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所出现的权贵资本已遍地开花，孽生于大江南北，其资本数额之巨大是当年宋、孔资本的千倍、万倍，乃至几万倍。此说有何根据呢？根据之壹是，2007年5月，波斯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约150万）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只含存款、股票等资产，不含灰色收入）。根据之二是，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联合完成的调查报告的数据，截止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的资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壹亿元的有3220人。在超过壹亿元以上的富豪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富豪人数的91%，拥有20450余亿元。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如果说，改革之前是权力的集中，那么，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在权力集中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壹个财富的集中。现行体制就是沉重地背负著这“两个集中”在十分艰难地高代价地运行著。“两个集中”的现实说明，中共已成了权贵性质的政党。指望它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越来越困难了！如果说，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壹座大山，那么，如今共产党的权贵资本压在中国人头上的该是壹座何等巨大的大山啊！

　　五 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质疑

　　1949年10月1日的庆国大典上，当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时，万众欢呼，礼炮轰鸣，“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人民沉浸在无比自豪的激情之中。这个时刻标志著中国从此告别了专制与贫穷，走向民主与富强。如同胡风的颂诗：“时间开始了！”然而，人们的这壹感受和期盼与以后的现实迅速拉开了距离。革命所带给社会的远非人们的想象，真可说是悲出望外。壹个个政治运动纵横叠加，壹场场灾难横空出世，壹次次迫害从天而降……往事不堪回首。1949—2009，壹个甲子年了，中国虽有大变，执政者的治国理念也有所调整，然伤痛未曾癒合，专制政体依旧。人民要追问的是：这是壹场什么样的革命？

　　何谓“革命”？

　　革命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的革命是指整个社会的重建，它要经过多种形式的革命，如思想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产业革命、产权革命），社会革命，科技革命等。狭义革命仅指政治革命。我们要讨论的限于政治革命。

　　毛泽东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列宁也说过相似的话：“政权问题是壹切革命的根本问题。”这里，对革命提出的定义，仅包括两个要点：壹是暴力，二是政权。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但是，这样的革命我们无法将它与各种政变相区别，也无法与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相区别。或者说，按照这个革命的定义，“政变”和“造反”都可将之纳入“革命”的范畴了。

　　革命是人类进入近代以来所发生的事。在中国古代，各国征战，大小帝国兴衰，奴隶、农民造反，王朝更迭，社会发生剧烈的动荡，但史学家们从未称它们为革命。中国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秦帝国，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但史家也不称它为革命。革命之所以在近代发生，因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 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随著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起，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这是社会的重建。适应这壹客观需要，社会各领域发生了壹系列的深刻变革，其中十分重要的环节是政治革命。从荷兰 、英国、美国、法国，近代政治革命相继发生，其任务是以立宪民主取代君主专制，即政治制度的更新换代。这样的革命，在中国也曾发生过，那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所以，是否是革命，应当看其是否以确立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的价值观作为革命的目标；这个新制度和新价值观就是自由民主主义。这样说来，暴力与政权的易主，不壹定是革命。它可能是革命，也可能是政变或复辟。暴力和政权的获得都只是革命的手段，不应当是革命的目的。壹个新制度取代旧制度，即使没有采用暴力或很少采用暴力，它也是革命。法国1789年推翻波旁王朝是革命，英国1688年国王易人也是革命，而且史称“光荣革命”。中国1911年推翻满清皇朝，结束两千余年的帝皇专制，建立亚洲第壹个共和国，是中国近代史上壹次真正的革命。

　　20世纪初梁启超与孙中山在日本就革命路径进行了长达两年的争论。回顾这场争论颇有意义。梁启超认为：“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革命不等于夺权，而在于立宪。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在立宪的目标上是壹致的，但首先要革命，要夺权，才能革专制而成立宪。梁任公则担心，“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革命后的共和，恐怕不是立宪，而是专制，即“共和专制”。因此，梁启超阐释他的政治革命观：“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若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发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整个20世纪可以说是革命的世纪，却未给中国带来立宪的成功。梁启超对革命的见解，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余英时在论述“民主革命”时提出了“积极的反革命”这个概念，很可体味。他说，反革命势力可分成两部分：“壹部分是积极的新兴的反革命势力；另壹部分则是消极的落后的反革命势力。前者是极权主义，后者分散在所有落后国家中的腐旧的专制统治阶层。”他说，积极的反革命势力壹方面固然是反对民主的革命力量的，但另壹方面又是腐旧的反革命统治阶层的死敌。所以如果就极权主义与腐旧的统治阶层而言前者确实是“革命的”，尽管这两者在整个历史大趋势中都只是反动逆流。正因为如此，“我们细察极权主义运动的成长，便可发觉它正是靠反腐旧的专制统治阶层起家的。”积极的反革命势力“是最善于运用社会上的革命心理的。譬如东方的广大人民都痛恨腐旧的专制统治阶层，于是极权主义者便以反腐旧统治者的‘革命’号召群众。因此，不仅大多数不满现状的人民群众拥护它，许多缺乏真知灼见的民主自由分子也跟著它走。”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极权主义的反专制与民主主义的反专制本质上却是背道而驰的。”显然，余英时的这些论述是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作为背景的。

　　余英时所提出的“积极的反革命”这个概念为我们考察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革命提供了壹种方法。

　　所以，革命是要检验的。检验革命的标准就看其是否建立了以自由民主价值观为底蕴的民主立宪制度。虽然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增进人民的福祉，从这壹意义上说，制度还不是革命的终极目的；但几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史证明，只有民主立宪制度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进步与人民的幸福。

　　要检验革命，还要排除那些不属于革命的东西。比如，暴力与政权的易主。虽然在革命的进程中往往出现暴力与政权易主的此类现象，但政变和历史上的奴隶、农民起义也伴随这类现象，因此，它不能作为革命的本质特征。再比如，以推翻腐朽政权为目的的行动，是否壹定就是革命呢？或者说，将腐朽政权作为革命对象的社会运动（有的是暴乱）是否就能认为壹定是革命呢？而且，由于这种社会运动容易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因此往往壹时间成为响当当的革命。再比如，革命是否可凭革命者的宣言和承诺呢？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近代所发生的革命，为了取得民众支持，都会提出壹些迎合民众需要的口号，宣称自己是如何地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人民因此蜂拥似地拥护这个革命。

　　由此看来，检验革命是壹件复杂的事。我们可以提出壹些原则性的东西。第壹，检验革命的标准是获得政权之后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立宪还是变种的专制制度。第二，检验革命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者。第三，检验革命的壹个必要条件是时间，甚至要有壹个历史过程，才能对其真假革命作出客观的判断。这是笔者提出的检验革命的三原则。

　　检验革命需要时间，因为革命之真假，革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是民主还是专制，是福音还是灾难，是推进社会文明还是导致社会失伦，在革命过程中尽不可预知，壹切要待革命成功之后才可以有答案；这个答案是通过新权贵的所作所为和种种历史事件才得以逐渐彰显。检验革命需要时间还因为，革命党人总是向人民宣传革命所要推翻的政权是如何的腐朽，革命所要实行的主义是如何地符合人民的利益，革命之后的社会是如何之美好等等。这样，人们不但同情与拥护革命，而且信仰了革命的主义，愿为实现这个主义去献身，（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成了革命党人的忠实信徒，把壹切交给了党（包括生命与灵魂），许多人因此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即使党早已放弃了原先的宗旨，背叛了革命时期的承诺，他们仍与党保持著“统壹”，维护党的威信，成了党的工具。他们之中即使有所醒悟，也差不多已步入了人生的晚年。可见，人们要对真假革命有壹个客观清醒的认识是很需要壹个过程的。

　　毛式革命——去民主主义与专制皇朝的复辟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他所领导的革命，前者是理论，后者是实践，这两方面的功过是非，最终要集中到革命之后以建立起什么样的制度这个结果加以评判。既然这壹革命是民主主义的，而且还是“新”的，那么革命的结果合乎逻辑地应当建立民主立宪制度。遗憾的是，革命后的历史事实证实，这个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结出的却是去民主主义的专制主义果实。

　　虽然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其他的著述和谈话中也表示赞赏民主、唾弃专制。如1945年7月黄炎培等人访问延安时毛与黄在窑洞中的壹席对话，表示中共执政后将实行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注意这个“让”字，它意味著人民能否监督，如何监督，主动权操在“让人民来监督者”之手。中国大陆的监督体制至今如此），就不会人亡政息，就可以跳出“其兴也悖”，“其亡也忽”的周期率。同年8月毛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建国，期间接受路透社记者甘贝尔时又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壹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壹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需要注意的是，毛赞赏民主的言论只是在特殊场合的偶尔抛掷，可不是他的常用语，更不是他的核心词汇。毛在特殊场合表示对民主的喜好，乃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时中共尚未夺取政权，要取悦于民与取得国际舆论的好评，需打扮自己的形象，说壹些言不由衷的话。有壹个例子，极能说明这壹点。1999年书坛上冒出了壹本书：《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汕头大学出版社）。可此书刚问世，中共就下了禁令，在书市上消匿了。当局为什么要封杀它呢？原来，读者从这本书中可以知道，1940至1944年中共的领导人及宣传家是如何地提倡在中国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的“壹党专政”的。如1944年毛泽东与美国谢伟思（谢时任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等人的谈话时说：“每壹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中美两国“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主张民主、尊重个人的。”说“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刘少奇早在1940年就说，壹党专政“这是国民党最大的错误，这是最违背民意与违反法律的。”并驳斥那种认为“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壹党专政’。这是壹种恶毒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的。”如此言论，等等等等。可中共得了天下，是怎样收拾人心的呢？今天的中国人如果读了这本书是否会有这样的感慨：共产党岂非是谎言党。

　　是如何之美好等等。这样，人们不但同情与拥护革命，而且信仰了革命的主义，愿为实现这个主义去献身，（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成了革命党人的忠实信徒，把壹切交给了党（包括生命与灵魂），许多人因此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即使党早已放弃了原先的宗旨，背叛了革命时期的承诺，他们仍与党保持著“统壹”，维护党的威信，成了党的工具。他们之中即使有所醒悟，也差不多已步入了人生的晚年。可见，人们要对真假革命有壹个客观清醒的认识是很需要壹个过程的。

　　毛泽东的革命——去民主主义与专制皇朝的复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他所领导的革命，前者是理论，后者是实践，这两方面的功过是非，最终要集中到革命之后以建立起什么样的制度这个结果加以评判。既然这壹革命是民主主义的，而且还是“新”的，那么革命的结果合乎逻辑地应当建立民主立宪制度。遗憾的是，革命后的历史事实证实，这个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结出的却是去民主主义的专制主义果实。

　　虽然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其他的著述和谈话中也表示赞赏民主、唾弃专制。如1945年7月黄炎培等人访问延安时毛与黄在窑洞中的壹席对话，表示中共执政后将实行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注意这个“让”字，它意味著人民能否监督，如何监督，主动权操在“让人民来监督者”之手。中国大陆的监督体制至今如此），就不会人亡政息，就可以跳出“其兴也悖”，“其亡也忽”的周期率。同年8月毛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建国，期间接受路透社记者甘贝尔时又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壹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壹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需要注意的是，毛赞赏民主的言论只是在特殊场合的偶尔抛掷，可不是他的常用语，更不是他的核心词汇。毛在特殊场合表示对民主的喜好，乃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时中共尚未夺取政权，要取悦于民与取得国际舆论的好评，需打扮自己的形象，说壹些言不由衷的话。有壹个例子，极能说明这壹点。1999年书坛上冒出了壹本书：《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汕头大学出版社）。可此书刚问世，中共就下了禁令，在书市上消匿了。当局为什么要封杀它呢？原来，读者从这本书中可以知道，1940至1944年中共的领导人及宣传家是如何地提倡在中国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的“壹党专政”的。如1944年毛泽东与美国谢伟思（谢时任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等人的谈话时说：“每壹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中美两国“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主张民主、尊重个人的。”说“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刘少奇早在1940年就说，壹党专政“这是国民党最大的错误，这是最违背民意与违反法律的。”并驳斥那种认为“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壹党专政’。这是壹种恶毒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的。”如此言论，等等等等。可中共得了天下，是怎样收拾人心的呢？今天的中国人如果读了这本书是否会有这样的感慨：共产党岂非是谎言党。

　　从毛的思想与人生历程来看，他壹直未曾接受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观。年轻时他信过无政府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五四运动之后他信了马列，找到了几件法宝：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他活动的舞台局限于中国，不像孙中山那样，到日本、西欧、美国以及东南亚等地进行考察、研究，汲取先进文化与现代性营养，因而思想前卫，眼光开阔。毛在夺得政权前夕，即对西方民主反口。他说：“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应当是说“在毛的心目中”——笔者）壹齐破了产。” 毛依傍苏联，走俄国人的路。当斯大林的暴行在苏共二十大被揭露之后，他很不高兴。他挺身而出，与苏共唱反调，捍卫斯大林，指控苏共第壹个改革者赫鲁晓夫是现代修正主义，大张旗鼓地加以声讨。他竟以身试法，仿效斯大林提倡个人崇拜，说“不崇拜不得了”；从此，个人专制、极权主义之邪气日益猖獗，终使党国陷入绝境！当台湾当局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放弃壹党专政体制二十多年之后，现今大陆却仍坚守壹党专政固若金汤，严厉封杀言论自由，大力打压异议人士。笔者写此段文字时，正发生了壹件令世界惊愕的事件，即2009年圣诞之日中共当局竟判处《零八宪章》的起草人刘晓波博士十壹年重刑。此事激起全世界舆论的同声谴责！刘晓波在法庭上说：“希望我是最后壹个因言获罪的人。”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出了去民主主义与反民主主义之果，反证了这场革命不是什么民主主义的革命，只能算是假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假使没有这场革命或这场革命没有取得胜利，中国会上演那么多的闹剧、悲剧吗？专制主义会升级换代吗？人民会遭受那么多的苦难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壹直批评蒋介石实行“壹个领袖、壹个政党、壹个主义”的独裁统治。现在，我们要问，难道中共在夺取大陆政权后不是也实行“壹个领袖、壹个政党、壹个主义”的独裁统治吗？所以，中共的政权取代国民党政权，不过是用共产党的极权专制取代了国民党的极权专制而已。问题更在于，共产党的极权专制比国民党的极权专制更为无道与野蛮，其历史后果更为惨烈。如果我们将蒋介石与毛泽东、国民党与共产党、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毛式空想、专制社会主义）进行壹番实事求是的比较，壹定能有力证明上述的结论。就蒋介石与毛泽东而言，笔者认为，无数的客观事实可以证明，蒋介石是壹个正面的历史人物，而毛泽东只能是壹个反面的历史人物（应属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萨达姆之流）。这是壹个值得研究的大课题，相信不久就会有这方面的专论问世。

　　毛的革命何以有功？功在哪里？难道革了国民党政权的命，建立了比国民党更专制、更独裁的极权统治，是有功吗？直至今日，中国人要获得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与人权保障，由极权体制转向民主宪政障碍重重，其根源难道不是因为毛种下了极权体制的祸根吗？极权体制下深得荫庇的权贵阶层怎容人们对极权体制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呢？

　　这里涉及到壹个重要问题，即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批怀抱理想的知识分子作出投奔中共的人生选择应作何评价？如果根据中共在建国之后的所作所为，作出当时的这种选择是错误的评价，这不是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唾弃专制腐败的国民党，寄希望于中共将中国引向民主宪政，乃人心所望，情理所归。中共在夺取国家政权后，反口转脸，背弃初衷，复归专制，使国人大所失望，这帐只能记在中共主宰者的头上。现在，这批国之良士已步入耄耋之年，其中不少老者成了“两头真”（青年时代真诚地信仰主义，拥护中共，投身革命；中共立国后，在持续的政治运动中，在国家的挫折和自身的不幸中感到迷茫和困惑；到了晚年，通过反思，走出困惑，皈依普世价值，又重归真诚）人物。八十年代以来，在批判毛泽东的专制主义同时，亦反省自身，引来人们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