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关敏 写于 二零零六年

　　等级森严的君主制

　　1．君主专制

　　民主壹词最早见于儒家的典籍《书.多方》(约公元前1020年)，其壹曰：“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又曰：“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这里的“民主”，指的是君王成汤。春秋时代，词意更明确：“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民之主”是为民作主；是“主宰人民”，就是君主专制嘛！西方的“民主”是“民为主”，“民为主”是人民自己作主；是“人民主宰”。

　　皇帝也称为王天子，古书云：“王，天下所归往也”；“王者尊，故称天子”；“君天下曰天子”。用天子称呼皇帝，既表达了君权至上，又显明了普天之下要服从壹人的统治。

　　《礼记.坊记》记载,“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遵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孔子把君主的权利看成是天上的神权在人间的壹种反映，以“天无二日”来比附人间也不可有二主，同时又把天下看成是家庭的扩大，用“家无二主”来作为君主专制的壹个理由。天子既然“家”天下，而“家无二主”，自然是“民无二王”而“定于壹尊”了。

　　儒家的目的壹开始就是而且壹直都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孟子.万章上》“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太阳成了君主的象征。孔子的“天命观”宣扬“天无二日”，天确实只有壹个太阳，但这只是太阳系中的情形，怎能轻易断定别的星系没有二个太阳呢？天无二日，应用到人类社会中，就是国无二君[西方古代国家都是二王、三王甚至元老院或公民大会当家作主]，“天意”只能由壹个人来代表。这就根本上扼杀了分权民主制度诞生的可能。

　　《礼记.文王世子》记录：“仲尼曰：昔者周公摄政，……抗世子之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闻之曰：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这是“臣为君死”之意，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三纲五常”。壹切围绕君来转，“朕意即天意”，壹切以君上的是非为是非，壹切以君上的好恶为好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专制儒教在政治上的核心内容是壹统：包括思想壹统、政治壹统、生活方式壹统，什么都要统管。孟子主张“定于壹”。荀子“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壹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

　　文革打倒孔子，只是打倒表面而已，儒教的核心“壹统”丝毫未动。只是用新的壹统代替旧的壹统。这根本就是以儒打儒，打来打去还是儒，只是换了包装骗骗不懂行的而已；就象从前换皇帝，大家轮流做，奴役的实质没有变。

　　孔子的政治目标是独裁：“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不议国政)”。

　　《尚书》和《周礼》记载：西周时的庶人不但议论国家大政，而且还直接参与国家大政的决策(《尚书.洪范》)，这壹习俗直到春秋时代。《左传》鲁襄公三十壹年云：“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这是庶人议政之例。《左传》鲁定公八年云：“卫侯欲叛晋……公朝国人，使贾(王孙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王伐我，病何如矣？’皆曰：‘晋王伐我，犹可以战’，乃叛晋”。这是以庶人为主体的国人参与国家大政决策之例。

　　可见，孔子的“庶人不议”是他自己的主张，是他篡改了的“周礼”。其实，天下有道，恰好是庶人议论多；庶人不议，则显示了人民遭受著极为严厉的压制，表明了天下无道使庶人不能议政。庶人们鸦雀无声，特权阶级洪福齐天。这就是孔子的理想。

　　“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政不在大夫，…则庶人不议”。传统的理解是大夫不应控制政府，这阻止了贵族议会共和制的产生；百姓不议论政治，这阻止了“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的可能。康有为说“不”字系误植，必须删去，成了“政在大夫”、“庶人可议”，可见搞康有为也不同意孔子的君主独裁政治的主张。

　　鲁迅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箝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壹直继续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莫谈国事’，是做小民的本分。有学者曾说过：要征服中国，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其实，中国民族的心，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的”。

　　自由是人类壹切理念中的最高理念，而思想、言论的自由又是其他自由的根基。没有了自由，就成了奴隶。欧里庇德斯说：“所谓奴隶，就是壹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

　　孔子反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从心灵上桎梏人。他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不在壹定的官位，就不能考虑那个位置的政务。也就是说，上级能考虑的，下级不能考虑。没有官位的人，就毫无政治权利了！政治权利的层层递减，到了人民那里就丝毫没有。每个人只能考虑自己分内事，纵使有绝顶的才智，也必须“思不出其位”。

　　孔子把“越位”议政看成最大的罪；他最憎恨“庶人议政”，他害怕百姓议政危害了他精心维护的等级特权制度。“莫谈国事”的传统来自于“庶人不议”的权力蛮横，剥夺了民间的参与权利，必然使政治为壹小撮当权者所垄断，公权力成了权贵们牟取私利的特权。

　　孔子要求人们都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没有非分之想，天下就太平了。人们的衣著服饰、言谈举止，思想感情，无壹不被等级格式化。他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凡是不符合礼制规定的，就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更不能动，当然也不能想。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作为教条使无数人在思想上做了特权者的奴隶。到了现代，演变成“非令不敢视，非令不敢听，非令不敢言，非令不敢动”。例如：谢静宜对即将进宫的芦荻交代了纪律：壹、不该问的不问；二、不该听的妳别去听；三、不该看的妳不要看，四、不该说的妳别说。这四不，妳要牢牢地记住，这是纪律。

　　儒家文化之可恶，是以消灭人性为己任，只有顺从驯服而无辨识批判。中国人几千年来，举凡婚姻、学业、事业都由家长作主。儒家训练人做乖宝宝，要听话，从小就剥夺了个人的自主权。在没有问过父母之前就作决定，很可能会被父母指责为背叛祖训、大逆不道！

　　中国从来都是壹个不自由的国度，在西方国家的人民开始追求民主的时候，中国从来没喊过“要自由”的口号。即是一些有幸生活在自由社会的华人，有相当一部份是政治冷漠与幼稚症患者。儒家把中国人的自由功能彻底扼杀了。难怪有人会说，孔家店的货色，只是教人如何做好奴才，没有教如何做人。

　　2．特权结构

　　中国的等级思想上接伊尹、周公、管仲、子产，中经孔、墨、孟、荀、商、韩，下历董仲舒、葛洪、韩愈、司马光、程朱、顾亭林、曾国藩、直到今天，其核心内涵未有实质性的改变。正如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所言：“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宗法的“礼制”。“礼”是壹种以血缘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等级秩序，毫无平等可言。周公制礼无非是把人安置在相应的位置上，不要动，壹动就乱了纲常。

　　子曰：“……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爱亲人有远近之分，尊贤人有等级之分，这就是礼所产生的缘由）。作用如此大的礼，究竟包含些什么内容呢？历代许多学者都在研究，留下的著作可谓浩若烟海。概括起来，主要也就是下面这三条：1.等级制(与特权结合)，2.人身依附(以下附上)，3.壹个头脑(全体服从最高)。

　　《礼记.中庸》篇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也就是说制定礼仪和考定文义的权力都属于天子。历代帝王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是突出帝王之尊，使卑者让尊、尊者凌贱。作威作福为帝王的权利，诚惶诚恐为臣下应尽的本分。

　　“礼”的本质就是维护统治者欲望的满足，剥夺被统治者欲望的满足。这就是儒家的“礼”的极端虚伪之处。为什么说儒家的“礼”对人性的压制是只针对被统治者的呢？最典型的是孟子见梁惠王的话。孟子告诉梁惠王说：作为统治者，妳不能说什么“利”，因为妳壹说“利”，天下人就都会说“利”了。天下人壹旦各利其利，“拔壹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妳还到哪里去得妳的好处呢？作为国君，只应该大谈奉献，大谈“仁义”，这样全国人民都只知“仁义”了，只知奉献了，妳国君才会有捞壹票的机会啊！这和毛的“斗私批修”、“狠斗私字壹闪念”压抑人性的做法是完全相同的。

　　儒教礼制内容庞杂，包罗万象，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不被礼制囊括于内。其核心内容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本意是网上的总绳，君、父、夫为“总绳”，臣、子、妻为“网”，网对于总绳来讲，除了服从还是服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壹国之君是所有臣子的纲，臣子们又是自己儿子、妻子的纲，整个国家便形成了壹个以皇帝为总纲的金字塔式的关系网，这个网是真的疏而不漏，每个中国人都逃脱不了。在这个专制的网中，君、父、夫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而臣、子、妻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 这是壹种单向的权利、义务关系，里面没有双向制约，不存在丝毫平等观念。

　　三纲之外尚有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之中的兄弟，要求弟弟对兄长绝对服从，这壹点在儒教礼制观念中是仅次于孝道的相当重要的人论，因此二者常被合称为“孝弟”。五伦之中的“朋友”，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应该摆脱父子、兄弟之间的服从关系，平等相处了吧，偏不！儒教硬是用不平等的血缘关系将之强奸了：儒教通过结拜兄弟的方式将朋友泛血缘化、泛兄弟化了。还美其名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拜把兄弟，要磕头、烧香、喝血酒，以年长者为尊，它其实是壹种泛家族化的宗教仪式。儒教通过拜把兄弟这种方式使他的等级礼制观念突破了血缘家族的范围，壹下子放之四海皆准了。

　　儒教的不平等不单单表现在人伦之上，它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天子有七座宗庙，诸侯有五座宗庙，大夫有三座宗庙，士有壹座宗庙。天子用豆器二十六个，诸公用豆器十六个，诸侯用豆器十二个，上大夫用豆器八个，下大夫用豆器六个。

　　天子的坐席是五层，诸侯的坐席是三层，大夫的坐席是二层。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用五层垫席和杭木，用八层个扇；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用三层垫席和杭木，用六层隔扇；大夫死后三个月下葬，用二层垫席和杭木，用四层隔扇。

　　同是仪表，说法就不同：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大夫济济，士跄跄，庶人僬僬。

　　同是老婆，称呼也不相同：天子后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庶人曰“妻”。同是死，叫法也不同：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诸侯之下士禄食9人，中士食18人，上士食36人；下大夫食72人，卿食288人，君食2880人。次国之卿食216人，君食2160人。小国之卿食144人，君食1440人（《礼记》）。

　　凡养老，……50异杖，60宿肉，70贰膳，80常珍，90饮食不违寝，膳饮从于游可也。……50杖于家，60杖于乡，70杖于国，80杖于朝，90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礼记》）。

　　孔子论音乐：“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礼记.乐记》）。音乐的五音也被纳入等级专制思想中，真他吗的荒唐！

　　“夷狄之有君，未若诸夏之无也”。为什么夷狄的君主连中原的无政府状态都比不上呢？因为野蛮人中有平等，而华夏即使处于乱世也处处是等级森严。孔子多么地欣赏等级制！

　　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天子主宰著国家大政，诸侯、卿士、庶民都按自己所在的等级规范行事，绝不能越雷池壹步。周礼规定：天子用八悄，诸侯六悄，大夫四悄，士二悄。鲁国大夫季氏却用了八悄，孔子怒吼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维护的是天子的尊严。

　　在中国，只要“等级制、人身依附、壹个头脑”这三样东西还存在，就算壹个等级制的社会崩溃了，还会有新的等级制的社会出现；壹个小圈子的等级制还会再构建成壹个大圈子的等级制，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嘛！总有人想不断的升级，进而居于等级制的社会的顶尖。

　　等级制的社会充斥著特权，没有权利平等。等级的底层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只有应付不完的义务；上壹个台阶，义务就减少壹些、权利就增大壹些；等级制的社会的顶层没有义务，权利趋向无穷大。压迫来自以等级划分为基础的权利制度，权利等级制从上到下壹级压壹级。由于权势不平等，必然引起物质不平等。权利不平等是人类压迫的根源。

　　维系这样壹个等级制的社会，是孔夫子开创的儒学教育的目的，通过教育让人们自觉地去维护这个等级特权秩序。这教育不限于老师给学生讲课，已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可谓无所不在，其效果是显著的，使人潜移默化地在精神上成为孔教的俘虏，能在不管受到如何不公正的待遇时，仍能安分守己、逆来顺受。

　　中国古人把人间的等级投射到天上，天上的星座等级最早出现于马马迁《史记.天官书》，天上的壹个个星都是天的官员或官厅，天做为整体象征了国家的等级体制。司马迁道：“凡举事无逆天数”，“天有十二辰而作十二本纪；天有十干，作十表；天有八方，作八书；…”。地上的紫禁城完全是与天上的紫微垣相对应的。北京的故宫就是“象天设都”的体现。天上本没有帝、后宫、贵人、骑官、上将、贵相等特权等级，是古人为维护王权臆造出来的。

　　《资治通鉴》开篇,“臣光曰：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壹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腹心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首论即为求得国家稳定，必须社会等级层次井然有序，君主应居于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之顶尖，成为众人之首脑，众人不过听其指挥之四肢，而无本身之人格，独立之意志。司马光认为最能保持中国稳定的社会结构是：

　　天

　　子

　　三 公

　　诸 侯

　　卿 大 夫

　　士 庶 人

　　按司马光的归纳，其基本原则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用以保证统治机器运转的有效和灵活，求得“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他认为每当这个等级制的社会的社会结构被破坏时，天下就要大乱，在上的统治者会丧失特权；在下的百姓更是遭殃，比起来还不如有个皇帝。

　　儒家把等级制度说成是万古不变的理。朱熹认为理是万物的总根源，在没有宇宙前，“理”就存在。“宇宙之间壹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三纲、五常都是“理”所化生，是宇宙中永恒的理，也是道德的最高标准。因此，必须“存天理、去人欲”。“人之壹生，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

　　儒家和诸子的媚上愚下术

　　1．孔孟是鄙视民意的独裁大师

　　儒家思想的要旨在于“天人合壹”。核心的是天君合壹，将原始的人对天的恐惧式的崇拜，引导为对君主的盲目的崇拜。子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孟子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和“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都是对忠君、对专政的壹种民众化。不管古代的民，还是现代的人民都处于虚幻的、不确定位置。儒家认为天道君欲本就合壹，天道就是全体国民意志的体现，那么，“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就成了“君之所欲，民必从之”。

　　在专制社会，由于没有自由的选举制度，因而任何征服者都可以在杀人盈城之后自诩为“天意”。统治者可循环论证：即代表“天意”者必成功，成功者必然代表“天意”；既然“天意即民意”，他就必然代表了“民意”，“民意”于是沦为可以强暴的对象。

　　有人认为民主是中国发源的。他们说：自开国黄帝轩辕氏被推为“共主”，下迄尧、舜、禹帝位之禅让，全以民意为依归。

　　黄帝先打败了蚩尤，然后又打败了兄弟炎帝。再向南方出兵，先后52战。众酋长在刀口下，胆敢不推举轩辕为“共主”？他的天下完全是武力打的，怎能与民主扯上关系？

　　有人说尧舜禅让是“天下为公”。据《史记》记载，尧舜禹都是黄帝的后代，尧舜禅让是在大家族范围搞谘询推举式的安排接班人，显然具有家天下的性质。当时连元老院都没有，只是尧个别征求意见，根本谈不上“为公。“为公”不能自己说了算，要由元老院或公民投票说了算。舜掌握大权之后，就把尧子丹朱杀死，把尧囚起来，强迫尧把王位“禅让”给他，另外还接收了尧的两个女儿。曹丕娶了汉献帝两个女儿，又逼迫汉献帝禅让之后，得意洋洋地说：“现在我才知道古代的禅让是怎么回事了！”

　　与竞选、公民投票相差太远。尧、舜、禹帝位禅让之传说，就算真有其事，也是将国家主权私相授受，将国家当作私产。因此，不可能真正的“为公”。

　　儒家讲“天下为公”的内涵就是“天下不属公”。“天下为公”强调的统治者以所谓的“公心”来处理政务，人民只是决策的被动承受者而不是主动的参与者，人民的义务仅仅是供养统治者和服从统治者的教化，而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对圣人的微言大义说三道四。儒家把政治当成圣人教化管制百姓的过程，把世袭当正统，把禅让当德政、把成功的谋朝篡位说成是有道胜无道。这种政治观只能用来粉饰专制。

　　民主制度的根本是人人平等原则的确立。人人平等就包含了每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平等，也就保证了少数人说话的权利。人人人平等必然众说纷纭，为了得到社会行动上的秩序，人们确立“多数决”的原则。“多数决”强调的是常识（commonsense），看重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科学理论。这个常识就是人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不是汝生精英们的文化的乌托邦。这种民主的方法反过来强化了人人平等的原则，人人平等的“多数决”否定了圣人崇拜。

　　若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搞“圣王决”和“领袖决”，这就是独裁或“圣王”政治。独裁要求绝大多数人服从壹人，是对人人平等原则的破坏；独裁只会越来越背离“人人平等”，走向等级森严的礼制，孔子就是这么干的。中国民主难产是由于圣王崇拜或精英崇拜作祟，因为圣人崇拜违反了人人平等原则，是反对服从多数原则的消解力量！

　　民本思想是“为民作主”，而民主是“由民作主”。民本思想，总是在为统治者想办法，人民始终处于壹种消极的地位。在孔子那里，是找不到由民参政、多数裁决的“民主”影子。相反，“上”与“民”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统治的目的是使民“服”，使民“敬”，使民“信”，使民“归心”，而决非使民主政。这是与孔子的“愚民论”分不开的。

　　孔子认为：古今之民都是愚昧无知的。不过“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论语.阳货》)。对于这些根底恶劣的愚民，即使施之教育也无法令其好转，这就是“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中庸之为德，民鲜久矣”。这种既愚又诈之民虽难于改变愚性，仍可通过忠孝之道的培养，去其狡诈，返归愚直，这样的愚直之民才最易统治，所以孔子自信地说“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孔子的愚民思想表现在他要求人们安于贫困上。孔子极称誉颜回，因颜回能安于贫困。孔子告诫人们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等级制下，庶民哪有求富贵之道？这些人只能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安于贫困、乐于接受统治；没有非分之想，不会因生活的困苦而铤而走险，走上反叛的道路。像这样的“愚直”之民，就是孔子所理想的治世之民。

　　孔子认为，大德应统治小德，大贤应统治小贤；只有贤人才配有统治权。孔子把政治看成是智者对愚者的统治，提倡不透明的神秘政治；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让人民知道怎么做，不让人民知道为什么做。这样，人民就不会怀疑统治者，更不会反抗了。

　　《论语》中记录了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孔子的话表明，100%的“乡人皆好之” ，不如乡人之中部分人——善者好之。也就是说，100%的乡人<部分乡人。可见，孔子鼓吹的是部分高于整体、圣人高于群众。连“天必从之”的“民之所欲”，孔子却要打个大问号。可见，孔子根本不敬畏天，是个骗子。

　　孔子总是给人群划分等级：善者和不善者，君子和小人。孔子给人群划等级的标准不过是他自己的标准而已，合乎他的标准就是“善者”，否则就是“不善者”。

　　儒家最主张等级制的。等级制的实质是尊上卑下，即尊崇圣王、君子，卑视小民。儒家认为上智下愚，民就是孔子所说的下愚，他只会把民意当放屁。

　　东海壹枭说：孟子强调尊重民意。“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梁惠王下》）这是他与齐宣王之间的壹段对话，要求君主在进行政治决策时要参考、听从民意。

　　批判：孟子不过是把孔子所说的“乡人”换成了国人而已；孟子不学无术、答非所问：“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对曰：“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至于才与不才的标准他没有说，为什么不说？这是为了君王好根据王意和儒意来独裁！如果把才与不才的标准说清楚了，那就不好随意独裁了。孔子反对铸刑鼎是同样的道理!

　　“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连大夫即高级官员的话都不要听，这不是独裁是什么？当所有的“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也就是说，当99%的国人曰不可时都可以置之不理，这岂不是独裁？

　　当古希腊人与古罗马人通过独立的元老院和独立的公民大会来监督执政官[国王]时，中国的儒家们希望君主听到了全国人民的呼声后再去调查，万壹君主整天花天酒地，听不到全国人民的呼声，那么，人民只有无穷无尽的苦难了。

　　只有当100%的国人“皆曰不可”时才受理，这样慢吞吞的监督，有何效率可言？而且还得等到君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如果君王看不见，那不是贪官污吏要横行天下吗？

　　100%的国人皆曰不可了，就应该把那人放弃掉，还察什么呢？可孟子还要王“察之”，可见，孟子瞧不起老百姓的意见，是鄙视民意，何尊重民意之有？孟子要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也就是说若王考察后觉得“可焉”，民意是可以否定的，那人可以不去。可见，孟子心目中的“王”是超越民之上的“神”，专制独裁是完全合理的。

　　“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可见，壹个人要被国君所用，比登天还难！所有的国人怎么会知道某人确实贤？“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所有的国人皆曰的可能性极端小，这样壹来，壹个大臣就可以永远当下去了！可见，孟子是在为特权阶级谋利益。

　　2．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士就是有贤德的仁者，官员只能由儒士共同体推举，而无需全体国民选举。可见，儒学就是谋取儒家自己权力的学说。

　　壹些人宣传孔孟学说中蕴含了“民主”成分，根据仅仅是壹句“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的“民”是指民众，不是指具体的个人。儒的“重民”=当代的“为人民服务”。到政府机关办事，常听到“妳又不是人民，凭什么为妳服务”。毛泽东还喊“人民万岁”，不是比儒家更重民吗？结果却相反。不要看儒家的口号，而要看儒家能否实行！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草民何贵之有？草有何权利？皇帝奴才高高在上，百姓壹无所有，别看是两条腿壹个脑袋，谁看谁都感觉不出对方是人样，馋瘾壹来，不吃人才怪。

　　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民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显然，孟子在鼓吹圣人崇拜，说“民”离开了圣人的教化就近于野兽。这个把民看作愚昧无知近于野兽的人，他怎么会重民？

　　野男人或者野女人是指不道德的性伴侣，都是贬义词。孟子“无君子莫治野人[小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野人”绝对是贬义词！老百姓被他称为野人，哪里有什么“贵”可言？“民为贵”是指壹个政权的“君子”需要足够数量的“野人”才能“养”好。

　　中国从来就没有过“贵民”，只有“贱民”。在孟子推崇的统治者眼里，“民”从来就不是人，故有“2足羊”之称！所以，牧民的真正含义是将“民”像羊壹样喂饱，否则，就会没有羊肉吃、没有羊奶喝！人权=生存权，就是儒家思想的现代版本！

　　3．儒家判断是非对错不是根据事物本身的性质，而是看妳是否维护或服从上级。

　　孟子说，如果君主有大错，则奉劝，如果反复奉劝无效，则废黜君主（“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其实，这是空想。因为有大错的君主是不会听奉劝的，而废黜君主必须要有反对无道君王的社会集团存在。而儒家主张君子不党，那里会有反君主专制的社会集团？

　　孟子的“民贵君轻”论以“诛壹夫”的革命论为基础，试图制约无道昏君，但这种制约又与“旱干水溢”的自然灾异相钩连，从而带上了“天人合壹”的色彩。“载舟覆舟”论虽指出了违背民意有政权倾覆的危险，但对民意怎样去颠覆政权没有作深入的思考，只能限于壹种观念比附的水平。孟子“民为贵”的王道，不过是在“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利害关系上，进献给统治者的壹种权术罢了。

　　在孔子之前的几百年，“国人暴动”就推翻了周厉王，难道那时就没有“臣下易君”的理论？肯定有，只是没有记录下来。孟子说诛杀独夫民贼只是威胁利诱壹下国王，他并没有发展出推翻暴君的学说，跟“国人暴动”的社会实践比，是壹种巨大的倒退。

　　春秋时期，晋灵公荒淫残暴，多次设计杀害正直大臣赵盾，均未达到目的。后来晋灵公被大将赵穿杀死。当时赵盾在晋国边境，因为留恋故国，又慢慢往回走。晋国太史董狐记录这件事说：“赵盾弑其君”。赵盾辩护说：“这事儿同我无关啊！”董狐理直气壮地说：“妳身为正卿，逃跑不越过国境，回来又不声讨杀害国君的坏人，不是妳弑君是谁？”董狐被孔子称为秉笔直书乱臣贼子惧的“良史”。

　　儒家不是要诛暴君吗？为什么诛暴君的行为被称为“弑”呢？弑者，臣杀君并大逆不道也！可见，儒家完全是站在君主壹边，袒护暴君啊。孔子对维护暴君的董狐大加赞扬，充分暴露了儒家的忠于君主的依附本质。

　　公元前548年，[暴君]齐庄公因与大夫崔抒妻子私通而被崔抒杀害，史官记录“崔抒弑其君”；崔抒杀史官，史官的两个弟弟秉承兄业，又记之，亦被杀。最后壹个弟弟亦记之，崔抒才被镇住。很显然，齐之史官三兄弟用生命的代价维护君主的权威[为了写“弑”]，比坎脚的和氏更加忠于主子。遗憾的是，齐太史兄弟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为什么只谴责齐大夫的残暴？不谴责齐王的荒唐[齐国王很荒唐：吃人、兄妹乱伦],为什么对王的过错就要避讳呢？儒家这种搞法只会造成壹边倒！

　　有人曾把儒家主张“选贤任能”[及后来的科举制]看作是民主的表现，这样讲是错的。选贤任能有否定世袭制的意义，但它包含消解民治的圣人治世的观念。中国的皇帝有壹个很特别的称呼，即“圣人”，意味著皇帝是真理的化身。这种圣人治世的观念，在今天仍有深远的影响。包公戏常演不衰，有事找领导作主，便可见壹斑。人们总是强调伟人的作用，总希望有个英雄来领导我们，天下大事都交他壹人来思考。文革时，全民高举《最高指示》，统统放弃自己思考的权利，都让领袖壹个人思考，也是这种圣人治世观作用的结果。

　　儒家既不关注人，也不关注人的智慧和天性，更不关注世界的变化和规律；只关注圣人如何治理愚人，愚人如何服从圣人；最高境界是愚人对圣人的绝对服从，下层圣人对上层圣人的绝对服从。服从就是消灭服从者的智慧，绝对服从就是绝对消灭圣人外的壹切智慧。

　　正是为了让“贱民”、“小人”归于“顺民”，儒士们费尽心机建立起壹套“教化”伦理。为使这套称为“思想之圣”的“教化”伦理得以实施，儒士们又要求“圣君”作为这套伦理的载体，作为“天理”的化身，让他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力。这就是专制主义铁的逻辑。

　　统治者以等级尊卑观念“教化”民众，本身就是对民众身心的奴役；处处将人作为等级尊卑秩序的工具，从而“使人不成其为人”。儒家要把人修成壹个等级制的人，要把国治成壹个等级制的国。它要把每壹个家庭变成壹个类似于君臣关系的专制社会。

　　4．除儒家外，先秦诸子都主张圣人治天下和愚民统治《老子》五千言就是讲圣人是如何治理愚民的。《道德经》五千言，充斥著“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的内容，如“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他提出“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使人民不往远处迁移。

　　老子提出：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不让人民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因为用先进的工具，生产率就会提高，吃饱穿暖后就会有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想法。不让老百姓看到好东西，即“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不给老百姓太多的学习机会，这叫“绝学无忧”。

　　《道德经》八十壹章告诉帝王只要做好两件事就行：壹件是自己装傻，另壹件是把臣民弄傻，帝王装的无欲无为，把臣民弄的无知无求，天下就太平了。

　　老子的社会目标是“实其腹”，只把肚子填饱就行了，相当于今天的“生存权”。“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是没有把人当人。

　　《庄子.逍遥游》云：“故夫知效壹官，行比壹乡，德合壹君而徵壹国者，其自视亦若此矣。而宋容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可见庄子也不以拥护者的多少来判定是非。

　　墨子否弃礼乐，反对世袭贵族，主张尚贤、禅让、选举；墨家虽然主张“天志”、“明鬼”思想，但是缺乏绝对的道德理念，属于赏善罚暴的功利主义思想；墨家虽然主张“兼爱”思想，但是缺乏“人人平等”与“现代自由”的概念，属于“尚贤”政治与拥护专制的哲学。

　　墨家主张“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而且说“义者政也，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庶人由士政之；士由将军大夫政之；将军大夫由三公诸侯政之；三公诸侯由天子政之；天子由天政之。

　　墨子极力主张对民众的愚民政策。愚民的结果就是造成民众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国民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出“伟人”“圣人”的专制上；进而使专制者更加专制！

　　法家则不论法、势、术派，都以民愚为理论基础，发展出壹套以暴力压制为中心的政治学说。商鞅认为“民不贵学则愚”，“塞而不开则民浑”，“民愚则易治也”，“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忧乐都会产生邪乱之心，他主张用暴力和法律“弱民强国”，不治到百姓形如藁木心如死灰不算完。

　　韩非视民为愚人，他说：“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剔首座，必壹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

　　韩非把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工商之徒称为“五蠹”。他告诉秦始皇，人是壹种本性卑劣的动物，他们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惧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统治天下的方法就是“执长鞭以御宇内”，用法、术、势来束缚和操纵，就象对待牲畜壹样。他主张玩弄权术、株杀学者、投毒暗害、特务盯梢、扣押人质、连坐诛族、重刑峻法等法西斯手段，推崇独断，“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哪怕是昏君，大臣也不得推翻。

　　孙子曰：“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

　　佛家讲“万法皆空，万事皆空”，他要人看轻今生，要人去追求来生。壹个看轻今生的人，能使自己今生聪明起来吗？中国所有的学说，都讲的是愚民。

　　壹部中国思想史是壹部中国专制主义思想史。当时诸子都呼唤王权、呼唤圣王的出现、呼唤等级森严的社会，所以，极权主义的壹统天下是必然的。

　　中国是个奴隶国

　　传统中国的制度是非人的制度！它只能制造杀人的恶魔、愚昧的民众、贪婪的权贵、无规则的政治、低效率的生产、对不择手段的信仰和社会道德的沉沦；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是壹群野兽！人民生活在野兽的统治之下，历经两三千年的茫茫黑暗；中国的老百姓是壹群蝼蚁，微小而自卑，只能听凭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压迫、杀戮，只能任由统治者制造著动乱和灾难。在这种扼杀人性的文化里，任何具有自由精神的个体都遭到扼杀，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存活下来的是那些具备这个邪恶文化全部特征的卑劣个体，即信奉奴才哲学、太监哲学的壹类人。

　　1．儒家的人等于奴

　　中国数千年文化之主流是不以人为人。无独立之人格，无生命财产之保障，更无个人自由之可言。中国文化认为人生而不平等，而且把不平等扩大化、制度化。人壹出生便因身份和地位不同而有了等级；任何人只要在身份或地位上“高”他人壹等，就可以肆意践踏侮辱他人。这样壹来，人自然就丧失了人性、只剩下奴性和残暴性。

　　儒家的人性是指认同君臣父子等级制的奴性，否则就是非人也的禽兽。儒家推崇的《诗经》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的本义是奴隶。儒家认为，天下人就是帝王的奴隶。儒家认为人生意义，就是成为“人上人”。“人上人”就是“奴上奴”的婉词，“人下人”是“奴下奴”的婉词。

　　儒家还进壹步把“人上人”美称为“君子”，把“人下人”贬称为“小人”。把同为奴隶的“君子”、“小人”强作分别，然后以“君子”自居，以示有别于“小人”，不过是儒家的自我贴金而已。“君子”不过是为帝王“劳心”的高等奴才而已。

　　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指出：判断善恶的标准不是“利”，而是“仁义”，即先君后臣的等级顺序。事实上儒家是没有判断善恶的客观标准的，孔子反对公布成文法，强调法律秘不示人，把判断善恶的大权叫给统治者，人民成了任人宰割的猪羊。

　　鼓吹“人性善”是要人做奴隶。俗语云：“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善”就是受人欺压的奴性。美籍华人说：起初，在美国的中国餐饭遭抢劫时，美国警察也是在三五分钟内赶到现场，把劫匪抓住，可受害人怕报复，不敢站出来指证，警察只好把抓到手的强盗当场放掉。劫匪看到中国人好欺负，在光天化日下壹般只抢中国商店。更为气人的是，来自中国的劫匪也选择中国餐馆动手！

　　科学家通过阻止猴子大脑中壹种叫“D2”物质的作用，切断了猴子行为动机和回报知觉间的联系。被切断了这种生理联系的猴子，长时间任劳任怨地执行给定的任务，而忘记索取任何“报酬”。这种任劳任怨的猴奴对主人是多麽好啊！

　　奥尔德斯.贺婿黎在小说《美丽新世界》中，虚构了壹个阶级社会，那个社会的最上层是特权族阿尔法族(Alpha)，最底层是埃普斯隆族(Epsilon)。埃普斯隆族的大脑被药物麻木，他们作为奴隶承受著繁重而乏味的工作，并对此毫无怨言。他们唯壹的要求就是有饭吃。

　　汉族就是那埃普斯隆族，儒学就是麻木大脑使人心甘情愿做奴隶的药物。儒家是为皇帝制造奴隶的工程师，孔子要求人们“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把人们的独特的个性删了、骟了；统治者当然叫好了！皇帝封孔子为至圣先师，让儒生们当奴隶主的打手。

　　汉族已被孔学麻醉成了奴隶族。当满清下令不要裹脚时，汉人奴习不改、照裹不误。满清统治者只把汉人当奴隶，从不把汉人当人；所以，慈喜太后说：“宁与洋人，不予家奴”。

　　儒奴主义思想的标志有三：

　　1）顺从。孝作为伦理规范，它的要求是顺从，儿子顺从父亲，臣子顺从君主，妻子顺从丈夫……，整个社会被孝结构为壹个阶梯型的顺从体。“忠”是奴才对主子的单向度臣服，“孝”是子女对父母的单向度臣服。人与人只能人格平等地相互忠诚。壹个人无条件的单向度臣服于另壹个人，不叫“忠诚”，而叫“奴性。

　　经过儒家文化的熏染，顺从被誉为壹种美德。按“孝道”，子民为父母官的利益应牺牲壹切，而父母官可心安理得地享用，这导致了无官不贪。宣扬“孝道”是为了“不犯上”，上面说什麽，大家照著说、照著做就是了。壹切看主子脸色行事，甘为“革命的螺丝钉”；自己命贱如草，却对“小草”的命运甘之如饴。在家壹切听从家长安排，在外壹切听从党安排。结果，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被“磨练”得只剩下驯服的奴性，绝没有自由、自信和自尊。

　　2）中庸。儒家除了谈论君与臣[或大人与小人]、父与子、男与女之外，还谈什麽？中庸之道，不外是正名定位，安分守己，否则就是禽兽就是当代的反革命、敌人。

　　3）畏惧。畏惧是儒家道德观的壹个核心。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儒生生来就该是胆小怕事的奴才，必须畏天命如同惧怕位高权重的人，更应该惧怕精英和权贵圣人们的言论。

　　儒家让国人象绵羊壹温顺，让独裁者可垂袖而治，太轻松了。所以，法国人说，在中国谁都想当皇帝，且谁都能当皇帝。也是啊，都壹帮奴才，只要妳不想当奴才，妳就是皇帝。

　　在儒教的钳制下，中国人早已养成“卑屈之风，服从之性”“壹任昏暴者之蹂躏鱼肉，宰割烹醢”甚至“蹈汤不怨，赴火不辞，呼吸弥留际犹牢守‘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之念，以流臣节于天壤，传青史于后人。”

　　清朝初年的石成基曾喋喋不休地在“传家宝”里宣扬：“天地君亲师，此五件世上都该感激，都该设牌位早晚焚香叩谢，切不可懈怠，做个忘恩负义的人。”并写了歌词，要人们“每日清晨壹主香，谢天谢地谢君王。太平气象家家乐，都是皇恩不可量。”

　　近10多年来，农民家里又挂起了“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中国又回到了奴隶的路上！这是农村的党支书带头的结果，君不见官方又在玩祭孔的闹剧吗？

　　退避。儒家主张“邦有道”时，出来做事，用正直来要求自己；“邦无道”时龟避，识时务者为“俊杰”。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又说：有道则仕、无道可卷而怀也；邦有道则知，无道则愚。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言足以容。

　　天下太平时，儒家就纷纷出来当官，还唱“杀身成仁、任重道远”之类的高调。碰到无道的昏君时，儒家就提倡“隐”、“愚”、“容”。

　　对罪恶，儒家根本没有任何斗争的勇气；对道德，也没有捍卫的真诚。孔子说：畏大人[即当官的]；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离娄下)。巨室就是大贵族。连大人都不敢得罪，怎会推翻暴君？儒家是些投机分子，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忍耐。“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孔子传给后人的法宝。人们在忍耐的信条下，变得更加懦弱、苟且偷生，不敢倾吐真言。这是中国人在人类史上招惹最多暴君的壹个重要原因。

　　十九年世纪下半叶到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汉名明恩溥），在其巨著《中国人的特性》中就提到壹段插曲。当时他多次看到在大饥荒中政府只是袖手旁观，而成千上万的饥民只是默默等死。他认为，即使是死路壹条，但揭竿起义而死，总比饿死有价值吧。于是深谙汉语的他就壹次又壹次的去追问那些等死的饥民，希望弄个明白。果然，饥民都众口壹词说：“不敢！不敢！”

　　欧洲人为了尊严、荣誉而去面对面地决斗，对中国人来讲纯属犯傻。中国人也有争斗，但他们绝不会光明正大地去决斗，而只是会在保证自己不流血的前提下用尽心思去暗算对手，就是暗算不成，也有台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韩信为避免决斗而不惜钻裤裆的故事，所以千古流传，是因为它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并为众多的懦夫们提供了壹个畏刀避剑的借口和精神胜利的武器。韩信早年依靠“忍”而度过艰难岁月，等到进入汉朝，面对刘邦步步进逼，磨刀霍霍，他还是壹个“忍”字，结果成为别人宰割的绵羊。这不能不说是对他的人生信条的壹个莫大讽刺。

　　日本有个不忍池，反映了日本人的性格，日本人蜀山人看到韩信钻胯之图时，狂歌壹首：“宁斩挡道人，不能钻胯下，这是大和魂！中国是中国，日本是日本，勿要只捡了中国的纸屑，忘掉了日本刀！”日本人不怕死，是由于他们长期受到“武士道”的熏陶。武士道的要义就壹句话：“赖生不如好死”。对贪生怕死的人他们嗤之以鼻。在不得已时，为了向人们表明自己的心迹，可切开腹部，光荣地死去。由于这样的教育，所以日本人死硬，绝少出现“汉奸”。宁可战死自杀，也不会束手就擒受辱。这就是为什幺日本人死硬难对付的原因。

　　中国人信奉儒家，流行是“好死不如赖活”，“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要能够活命，管它什麽气节不气节、荣誉不不荣誉、国家不国家！只要能够活命，那怕像猪狗壹样活著也行。这就是历史上汉奸层出不穷的原因！这决定了中国的历史就是奴役之史。

　　有人问：“中国人，妳为什麽不生气？”中国人种，已经退化到不敢生气的地步了！不敢生气的原因：怕强大的壹方看到自己生气的样子，会加倍用毒招折磨自己，于是笑眯眯地伪装成压根儿没有生气；对对方的粗暴对待很满意；没有什麽气可生的！

　　生气是需要“力量对比”的；作为草民，不具备“生气的力量”；并且知道在中国，生气的危险太大了，生气惹出横祸的太多了。刘少奇对饿死人的经济政策很生气，结果死无葬身之地；张志新表达了壹下对某人专横的生气，结果她的喉咙被割掉了…… 于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就彻底地趋于：卑琐、苟且、怯懦、谨小慎微、逆来顺受。

　　对恶人，中国人不敢表达恨；对于压迫自己的暴君，中国人总在懦弱；而权势者总把百姓放在砧板上，进行随意地切割。中国人的阳刚之气就在这样的切割下，壹点壹滴丧失。

　　中国官方说，中华民族是壹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勤劳，不假；“勇敢”，不配。

　　2．可怕的心奴

　　梁启超把奴隶分为两种：身奴与心奴。身奴就是普通的、或被迫的奴隶，心奴就是心甘情愿的、自动献身的奴隶，心奴就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体现。

　　据说在斯德哥尔摩地方有壹个银行，壹个强盗进去抢了这个银行，同时裹挟了壹个银行女职员，带著她作人质。这样，警察开枪不好开，抓也不方便。这女孩被迫跟这强盗浪迹天涯海角了。在逃跑期间，这女孩竟然爱上了这个强盗，和强盗壹起干盗窃的事了，也就是认同了强盗。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也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妳被壹个力量长时期压迫的时候，久而久之妳对压迫妳的势力认同了，妳成了心奴。

　　梁启超将“心奴”归纳为四大类：第壹为尊古，做古人的奴隶。第二，为世俗之奴隶。所谓壹犬吠影，百犬吠声。第三，为境遇之奴隶。第四，为情欲之奴隶。任何壹个人，只要他拥有能不断满足其欲望的条件，他就会去满足其永无止境的欲望。人成了欲望的奴隶。

　　身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奴。财产被劫掠时，他说还有自由；自由被剥夺时，他说还有生命；生命被扼杀时，他还谢主龙恩。即使眼前壹无是处，他也能找到赞美的壹万个理由。他认为麻木是幸福之本，媚骨是升迁之道，崇高是痛苦之源，正直是怪异之举。

　　孟德思鸠说：“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连壹点标志自由精神的痕迹都找不到，人们只能见到奴役的壮举”。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伊索那样为自由而死的英雄，有的是为不自由[即君王]而死的“英雄”。

　　公元前661年，翟人杀卫懿公并吃了他的肉，而抛弃了他的肝。卫国的大臣弘演，看见懿公的肝痛哭不止，他决定自杀后让人挖出他的内脏，把懿公的肝装入他的腹腔来安葬。

　　《吕氏春秋.忠廉》：卫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于使。翟人攻卫，其民曰：“君之所予爵禄者鹤也；所富贵者宫人也。君使宫人与鹤战，余焉能战。”遂溃而去。翟人至，及懿公于荧泽，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弘演至，报使于肝毕，呼天而啼，尽哀而止。曰：“臣请为曝”；因自杀，先出其腹实，内懿公之肝。桓公闻之曰：“未之亡也，以为无道也；今有臣如此，不可不存，于是复立卫于楚丘。弘演可谓忠矣，杀自身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卫之宗庙复立，祭祀不绝，可谓有功矣。”

　　弘演纳肝，不过是以己腹为祸国君主作棺；嵇侍中血，不过是用躯体为昏庸之主挡箭。均何足称，然历代均视为做人之典范。屈原为昏庸的楚怀王而死，流传千古。以君为国，为君捐躯，为鬼亦雄；盖欲众人效忠于壹人，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人无复有也，只有奴隶存焉。

　　在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三教九流、七十二行，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熙熙攘攘，归纳起来，勿非三种人，那就是：主子、奴隶和奴才。

　　主子和奴隶是绝对的，而奴才是相对的。奴才在主子面前是奴才，在奴隶面前又摆出主子相。奴隶还有自己的灵魂，奴才连灵魂都出卖了。奴隶壹旦做了主子，对奴隶也许还有恻隐之心；奴才壹旦做了主子，对奴隶比原来的主子还厉害。

　　独裁者仅凭自己的壹人不能控制所有的奴隶，这就产生了对奴才的需求。除了壹部分地位下降的统治者充当独裁者的仆人之外，大量的奴才是从奴隶阶级中提拔起来的。

　　奴才分两类：文才和武才。文才是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和笔头纸上替主子搞思想愚弄和舆论欺骗的奴才；武才则是那些仗恃蛮力给主子看家护院、弹压奴隶、保卫专制政体的奴才。这些奴才，壹遇所谓骚动之类，便会凶相毕露地演出壹幕幕血腥镇压的惨剧。

　　周王朝建立后，周天子是最高的主子，他分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便是由主子中分化出来的高级奴才；诸侯又在自己的领地中安排很多文臣武将，这些文臣武将包括相到县大夫，他们就是中级奴才；至于那些奔走于相和大夫车旁马后的各种士人，便属于低级奴才了。

　　那个替信陵君出窃符救赵主意的侯生，在信陵君救赵成功前夕便自杀了。这低级奴才以死效忠顶头上司。还有那个锤杀老将晋鄙的朱亥，后来奉信陵君的命令出使秦国。秦庄襄王要朱亥留在秦国当将军，朱亥坚决不答应。为了治服朱亥，秦庄襄王把朱亥关进老虎圈子里。老虎见有人进圈，正要扑过来，只见朱亥怒眼圆瞪，对著老虎大喝壹声：“畜生，妳敢！”朱亥的吼声犹如睛天霹雳，竟把老虎骇得连连倒退，然后趴在地下不敢动弹。秦庄襄王只好把朱亥放出虎圈，但怎麽也不放朱亥出秦国。朱亥见自己无法脱身，便拔剑自杀了。

　　像侯生、朱亥这类人为什麽对信陵君效死命呢？其秘诀就在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奴才依附性，紧跟曾给他恩惠的顶头上司。侯生是魏国大梁看城门的老人，已七十多岁了，又穷得叮当响，很受人轻视，但信陵君却对他特别好，请他在家宴上坐首位，还让侯生坐车，自己亲自驾马招遥过市……至于朱亥，本是卖肉的，信陵君把他当作贵宾对待。所以这两个人便把信陵君当作自己唯壹的主子，以死相报。

　　韩非为后世树立了壹个“毫不利己专门娱主”惊人的奴才样板“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被而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又献之武王而被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三天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和曰：“吾非悲刖也。悲乎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

　　“我不是为自己的脚被砍掉而伤心。”只要君王能识宝，砍去双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的双脚本来没什麽别的用处，长在身上就是为了让君王今天不高兴砍去壹只，明天不高兴再砍去壹只。只要君王知道我有多幺忠心耿耿，想砍多少就砍多少，只恨爹娘没给我多生几只脚。如果君王不砍我的脚而砍别人的脚，我会嫉妒得发疯。我最痛心的是君王不知道我被砍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最寝食不安的是君王不明白我的忠心，我最忧心如焚的是君王以为我被砍了脚会对他怀恨在心──如果君王为此而不安心，那我就万死莫赎了。

　　在奴才看来，君王虐待自己，就是要自己做他的奴隶；君王不虐待自己，就是不要自己做他的奴隶了。所以，被君王砍脚杀头，就是无上幸福、就是皇恩浩荡！

　　多麽死心踏地的奴才啊！如此扭曲如此无以复加的受虐狂的内心独白，却被韩非当成了感天动地的忠心表白！韩非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奴才。韩非认为：和氏、商鞅、吴起为了向帝王献宝而付出重大代价是值得的。他把《韩非子》壹书当作宝贝献给嬴政，壹天重用也没有得到，被师出同门的李斯逼迫，服毒自杀于监狱之中。《韩非子》此后成为两千多年中国酷政的最高宝典，其卑鄙无耻、冷血无情，比世界政治学史上最为声名狼藉的马基亚维利的《君王论》，还要大大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周初至清末，三千多年来，中国都存在家奴。买来的奴隶，称为奴婢，主人有随意使唤、打骂转卖以至转赠之权。如无力赎身，则世代为奴。清朝各帝三令五申，主子对奴才可以任意殴打、赠送或出卖。奴才无处逃避，因不堪痛苦，往往饮恨自尽；仅康熙壹朝，报部自尽者，每年即达2000人。直到1909年2月6日，清廷才颁布诏谕，禁止蓄养买卖奴婢，规定“凡从前旗下家奴，概听赎身，放出为民”，“其经放出及无力赎身者，以雇工人论”。

　　在法律和道德的长久灌输下，壹部份家奴，已渐渐失去人的自立、自主、自尊的本性，反以为主尽力、尽忠是其本份。这些驯服的家奴，在主人势盛之时，是欺压善良的恶仆。在主人衰败之日，则是乞食养主的义仆。主人有难，自甘顶替，主人当然诩之为忠仆。

　　当了20几年右派的曲啸，壹旦解放，不是用法律讨回公道，而是到处辩称：“母亲错打了孩子，孩子怎麽能怨恨母亲？”这个奴才后来终于受赏而富贵了。

　　在奴才的母子关系中，强调的不是“母亲”对“孩子”抚爱的道德义务和法律责任，而是“孩子”对“母亲”的感恩，以及“母亲”伤害“孩子”的不容置疑的合理性。

　　3．全民皆奴

　　中国社会壹直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即半野蛮半文明阶段。这里，没有土地私人所有权，只有部落的共同所有和东方专制主义式的土地国有制。即万人服从于专制君主壹人（或国家）的奴隶状态。

　　中国皇帝是上天的儿子，又是百姓的严父，百姓对皇上的依附关系又比外国的臣民对君主的依附更深壹层，地位更低下。

　　黑格尔说：“在中国，只有皇帝壹个人有自由，其它人壹律没有自由，壹切政令都出自皇帝，臣民都被看作处在幼稚的状态”。

　　穆勒指出：“壹个中国官员和最卑微的农夫壹样，都是专制主义的工具和奴隶”。

　　中国历史上的商鞅车裂、吴起箭穿、王安石凄凉的晚年、张居正死后被抄家，这些改革派都下场不妙。原因在于这些改革派仅仅是皇帝的奴仆。

　　专制统治越到后期，越喜欢扼杀有才能的奴隶。岳飞、袁崇焕就是例子。扼杀忠厚的奴才，必然鼓励狗才。狗才有三个特点：吹牛拍马向上爬；卖友求官喜告密；造谣中伤压同行。专制者不知道谁是异见者，这就需要告密。告密者出卖了他人的隐私，知道对方隐私的，不是亲戚，就是朋友。连亲戚朋友都出卖的人，其道德堕落的程度可以想见。

　　鲁迅说：“中国历来只有两个时代：壹，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大抵只有两种前途：

　　（1）解放了的人们“做稳了奴隶”，其实连猪狗都不如。中国人凡事能忍则忍、得过且过、做稳了奴隶就是幸运幸福。面对专制者的淫威，平民和下级官员也只有顺从，而不敢有丝毫的质疑和违抗，更不敢主张自己的权利了。即使统治者不得人心，只要不是走投无路，很少人愿意通过有理有节的抗争打破现存秩序，中国老百姓只能保持沉默。

　　按照成吉思汗的法令，杀个汉人只需赔头驴的价钱。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在万恶的旧社会，吃的是猪狗食，穿的是破烂衣”。

　　（2）没有解放的人们“想做奴隶而不得”；壹切抗争都只为获得奴隶的身份。

　　儒教的长期浸润使得平等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没有丝毫立锥之地。在中国，人民除了长期的绝对服从之外，唯壹的选择就是造反，“舍得壹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逼急了造反，成功者便成了主子。社会的各个台阶上又是原来那样壹级控制壹级，等级制的社会格局没变。谁也没有想到去打碎。

　　中国奴隶们的起义，把皇帝拉下马，不是为了平等，而是要自己上马当皇帝。不是我服从妳，就是妳服从我；不是妳为我纲，就是我为妳纲；不是我奴役妳，就是妳奴役我；阿Q不要然就甘心做奴隶，用“精神胜利法”平衡自己的心理，要不然就想“革命”之后叫别人做自己的奴隶。新主子的残暴壹点不亚于先前的主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几千年来壹次次起义的结局，不过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对换而已。所以，邹容在《革命军》中说：“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二十四朝史，实壹部大奴隶史。”

　　鲁迅说：“儿子跟老子讲话，还没开口就错了。”壹开始就把人和人看成不平等，对君开口第壹句是“臣罪该万死”，在这些关系中只要有了矛盾，就是臣子、儿子、妻子错了。权力者怎麽作践百姓、怎麽欺压百姓都是对，都是为了百姓好。如认为“6.4”大镇压是稳定的需要，是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于是镇压就是老百姓应感恩戴德的大善举了。

　　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和鲜血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壹部份。…所以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就愈深！”

　　1925 年，鲁迅劝中国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当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现在则成了鲁迅的壹大罪状。当代中国人对鲁迅的垢病，只能说明中国人的总体觉悟又退回到五四以前的愚昧状态中，真是可悲！

　　“仁爱”的危害

　　有人以为孔子的仁者爱人是爱所有的人，否！“仁者爱人”是个欺骗性的口号。

　　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把人和民分开来说。“人”就是君子贵族；而“小人”是广大的奴隶。公元前五世纪，鲁国国君与齐国国君会谈时，孔子任傧相。娱乐中，齐国演出莱部落的土风舞，孔子根据儒典，指责齐国不该用野蛮人表演，应上演传统的宫廷舞。齐国立刻照办，献上宫廷中的拿手好戏：“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引经据典，认为“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令鲁国的卫士，把那些无辜的演员，砍断了手足(史记孔子世家)。

　　樊迟请学种田，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刚出去，他就骂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也，焉用稼。

　　试问：四方之民襁负其子来了，不耕田吃什么？孔子壹年六万斗小米俸禄，不用种田，可老百姓呢？孔子要等樊迟出去后才大骂，这和那些背后损害别人的奸徒有什么区别？孔子从来就是鄙夷普通老百姓的，以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怎么能说是爱人呢?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除“亲亲为大”外，还“泛爱众”，“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泛爱”并不是平等的博爱，而是“笃于亲”的，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关系向外依次递减的爱。儒的仁爱是建立在血缘原则之上的有远近、有等级的爱。儒教这种建立在血缘之上的有等级的爱，塑造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意识。

　　韩非子记载了壹件事，季康子派人修长沟，子路作为邑宰（县令），熬了点粥给奴隶吃。孔丘为此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触犯了“周礼”，急急忙忙派人砸了饭锅饭碗，把粥泼在地上。这就是孔丘的“仁者爱人”，真是虚伪到了极点！

　　孔子说，天子诸侯士大夫都应该遵守周礼规定的爱，超出周礼规定的爱就是愈礼，是蔑视上级的侵权行为。“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子侵也”。

　　没有平等，就没有相互尊重；没有相互尊重，就不会有真正的爱。基督教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儒家从来没有人人平等的理念。奴才要敬主子的爹娘，主子却可以奴役奴才的爹娘。连儒家最推崇的敬老都如此趋炎附势，他还能有什么真正的美德？

　　儒家始终坚持的“爱有差等”、“爱莫大于爱亲”原则。在壹个法制社会中，“父攘羊而子证之”应是公民的义务，否则就是做伪证。而孔子则毫不迟疑地肯定这就是“直”，这导致了“爱人”之“仁”坠落扭曲为爱亲不爱民、爱己不爱人的假仁状态。

　　《孟子》中有多处记载：舜的父亲杀了人，身为天子的舜反而帮父亲逃跑和藏匿；象多次谋害舜未遂，舜反而将弟弟象“封之有庳”做诸侯。舜对于其它仇人壹点都不手软。万章质问道：“仁人固如是乎！”然而孟子却振振有词地说：因为舜是仁慈的天子，所以尽管弟弟象是壹个恶人，仍然要亲爱他，使他“富贵”。有了这样的先例，在后世国君那里就有了刑不上大夫，当遇到情与法、爱亲与爱民不能两全之时，他们理所当然地选择前者。

　　孟子主张“父子间不责善，…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不讲公平正义。孟子认为若为了“徧爱人”而放弃“急亲贤”，就会沦为“无父之禽兽”。

　　孔子“仁”的核心是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仁”是是壹种血缘之爱，这种爱在动物身上也有，甚至比人更强烈。将人混为动物，正是儒家的目的。儒生们口口声声斥责这个为禽兽，那个为禽兽，其实这是恶人先告状。真正的禽兽，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是：人可以越过自己的血缘、功利，去爱和自己无关的事物（大地、天空、树木、鸟兽、他人等）；人可以越过壹己恩怨去爱自己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更主要的是人的爱是超越自我的。这是人之为人的地方。

　　“仁”的实践结果就是使家庭成为了壹个紧凑、封闭、坚硬的社会基本单位，但家庭与家庭之间则很冷漠、疏远。“仁”这种小爱，被封闭在家庭内部，壹出家门，就荡然无存。“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是这种中国家庭之间的冷漠关系的生动写照。

　　孔孟把特殊性血缘亲情凌驾于普遍的博爱理想之上，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伦理的病态。孔孟把小团体的私德（如“忠”）凌驾于社会公德之上，甚至为了维护家庭、团体的特殊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的普遍利益。壹个人掌握权力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亲人。首先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老婆、孩子谋求壹个高职位、安排壹份好工作。然后，就是给自己的女婿、儿媳安排个高职位、好工作；再往后，就是“泛爱众”，为亲戚、同学、战友、老乡们牟取方便……。儒教的“仁爱”其实是中国腐败的避风港，是藏污纳垢的大本营。

　　经过孔孟的教化，中国人就只讲私德，不讲公德；只相信推己及人的差等之爱，不相信兼爱和博爱。所以，公德最大的敌人不是无德，而是私德！博爱的最大敌人不是无爱，而是仁爱！壹西方国家在《中国旅游指南》说：中国人有如下不同：“缺乏公共道德，如随地乱扔东西，买票购物不排队；缺乏守法精神，如不守交通规则；服务态度差，上班聊天……”

　　熊十力在1951年5月22日致梁漱溟信中说：“秦后二三千年，只有夷化、盗化、奴化三化，何足言文化？”又说：“家庭是万恶之源，衰微之本，……无国家观念，无民族观念，无公共观念，皆由此。……有私而无公，见近而不知远，壹切恶德说不尽”。

　　儒家扼杀人权

　　1．君权扼杀人权 偏爱扼杀兼爱

　　孟子为战国时邹人，父母为墨门中人。孟母为儿子前途，曾三次搬家以便上好学校。孟子就学墨门，却不思进取，最后转投儒家。

　　他对杨朱的“拔壹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说”、墨翟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兼爱”说，深恶痛绝。他痛斥杨朱“为我”的实质是无君，否定君权；痛斥墨翟“兼爱”的实质即无父，否定父权。孟子破口大骂杨、墨“无君无父，是禽兽也”。

　　壹副“若自由宁愿死”的态度。头上壹定要有个天子管著，没这个天子，那还叫什么世道！按孟子的逻辑：无君是禽兽，追求人权之辈今日全沦为禽兽矣！

　　杨朱派主张个人主义。为我学说的核心是“贵生”，珍惜生命，“重己”，自尊自重，反对别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侵夺别人。“为我”学说极壹时之盛，以至“圣王不作，诸侯放咨，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

　　杨子为什么敢于公开宣传“为我”、“重己”的主张呢？区区壹毛在他的心目中真的比自己身前身后的名誉还重要吗？《列子.杨朱篇》中有壹段假托孟孙阳与禽子问答阐述杨子“壹毛论”的话：孟孙阳说：“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让别人摸壹摸自己的肌肤就能获得万金，禽子的回答是“为之”。孟孙阳又问：“有断若壹节得壹国，子为之乎？”从妳身上取下壹节肢体，就把壹个国家给妳承包，妳干不干呢？“禽子默然有间”。是得好好想壹想，若因这壹“失节”弄丢了小命，那国家对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

　　孟孙阳总结道：“壹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壹节，省矣。然则积壹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壹节，壹毛固壹体万分中之壹物，奈何轻之乎？”，多么深刻的见解呀！壹个人不过是人类的壹分子，就不“贵生”而轻之乎？如被活活饿死的幼女李思怡、活活被打死的孙志刚……。当壹个人分明无罪却又遭受苦难时，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受到了威胁。杨朱在2千多年前就看到了这种威胁，认识到了轻视“壹毛”的必然后果。

　　中国许多大人物因为意识不到这种威胁，或随波逐流，或为王前驱，或落井下石，“先天子之忧而忧”、“毁”人不倦。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直至死无葬身之地。

　　古今中外的暴君无不是软硬兼施耍尽各种花样或威逼或利诱，要人民“毫不利己”地无代价献出他们的“自私自利”权，以满足自己壹姓的最大私欲。面对这样的天下，杨子公开高举“为我”的旗帜，明却地指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不可转让的、不损害他人的“自私自利”权。大声疾呼“为我”、“重己”，不要把自己这壹毛奉献给以天下主子自居的君主。由此观之，杨子的“为我”“壹毛”论实在是君主专制的天敌。在君主及其儒奴们的长期的围剿下，“壹毛”论没有容身之地。大音稀声，这就是杨子二千多年来失音的原因吧。

　　壹毛何可拔，天赋此人权。代代非杨子，愁看帝祚延。

　　党治国先生说：“杨朱是中国古代彻底的人权思想家。他的‘人人不损壹毫’表现了中国古代彻底的人权思想。人人不‘利天下’更加是壹种了不起的卓识。因为所有专制统治者无不打著‘利天下’的旗号，拿著‘利天下’的救世方案欺世盗名，对天下实行独裁统治。……其结果无不是祸害天下，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正因为排斥了杨朱的思想，中国才有世界史上最漫长的皇权专制统治”（《江婴诗百首．江诗党评．诗魂》党治国）。

　　翟派主张兼爱众人、不分亲疏。墨子热心救世，步行千里止楚攻宋，留下千古佳话。孟子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

　　梅贻宝说：“墨子是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只当称颂，怎可批评？说墨子兼爱即是无父，无父即是禽兽，则墨子就是禽兽了！这实在不像讨论学术的口气。”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云：“说兼爱便是无父，因此兼爱便成了禽兽，这种论理学，不知从那里得来。”

　　孟子为了排挤墨家，破口大骂墨子无父。按儒家的说法师徒如父子，孟子背叛墨家就是背叛父母的行为。真正无父无母的应该是孟轲，禽兽不如是孟子，而不是墨子。

　　儒家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与“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比，儒家只会加重民的负担。墨家过的是“短褐之衣，藜霍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们比儒家高尚的多。墨家的没落是中国的悲哀。

　　2．儒家无人权

　　儒家的“人”就是等级制下的奴隶。猫眼看人的儒家信徒说“何谓人，晓礼仪廉耻忠孝仁义是谓人也，非如此乃禽兽也”。按照儒家的逻辑：只有懂得儒家的礼仪廉耻忠孝仁义，才能称为人。也就是说，不懂儒家或反对儒家都不是人，都不享有人权。可见，儒家就是要剥夺人们的人权，使人成为奴隶！儒家谈人权是天下的笑话。

　　其实，儒家没有人权概念。这是因为：

　　1）儒家没有个人概念。儒家仁学系统中的“人”，只是复杂的宗法人伦网络节点上的角色集——为臣为父为夫等等。在以宗法家族为特征的传统中国社会中，人只是“父亲”、“儿子”、“母亲”、“女儿”，而绝对不是独立的个人。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畏天命——神秘主义，而“天命”只有星象师和天子才能知道，星象师完全被天子所控制，这就决定了“畏天命”必然是极端地敬畏天子。

　　国君在孔子眼中简直尊贵无比，奉若神明。孔子见国君战战兢兢，三叩九拜。孔子在担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期间，壹听见鲁定公叫他，总是不等车马备好，就急忙地向鲁宫奔去，进门就连连磕头。照“周礼”规定，臣子去见国君，必须先在堂下磕头，然后升堂入室，再磕壹次头。春秋末期的鲁国，由于季氏掌权，早就减去了堂下那壹次，只在室内磕头了。但孔丘与众不同，每回总要磕两次头，以此来显示他对国君的忠顺。且壹边磕头，壹边咒骂那些只磕壹次头的人傲慢自大，违背了神圣的“周礼”。不信仰神的人必然崇拜人，给王下跪。看孔子跪王的样子，就知道中华民族是个无骨民族，只能过屈辱的奴隶生活。

　　当孔子走进宫廷大门时，总是恭敬的弯著身子，好象无容身之地，站立时不敢站在门中间，行走时不敢走门槛。经过国君的座位时，脸色立即庄重起来，脚步也快了起来，说话时声音低微，好象说不出来壹样。两手提著衣襟走上朝堂，敝住气好象停止呼吸壹样。

　　“畏大人”，老百姓要服从大人的独裁。大人的含义就是家长，子女在家里要服从家长的独裁，是绝对没有自主权的。这种乐意服从家长的状况被称为“孝”。人在外面做事，就要服从首长，服从父母官即官僚们；这种状况被称为“忠”。有了“孝”“忠”，还有什么独立性可言？拿“孝”来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而且还得听从父母的话，这哪里会有人的独立性？古代的中国人连恋爱自由也没有，连交朋友的自由也没有，更没有结社的自由和游行示威的自由，当然不可能是独立的个人！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依此顺序，大人在圣人之前，孔圣人见王时都三叩九拜、战战兢兢；而“天命”是什么谁也不知道，结果中国只有由权力大小所决定的王“理”。中国人的大脑不需要思考真理，只需要起录音带的作用。有了这三畏，中国人的头脑就是白长的，中国人都是无头苍蝇，创造了人人空生、空长、空活的空历史、空社会、空文化。

　　在儒家“修齐治平”的公式中，个人是始点而不是最终目的；他不属于自己，故不可能为自己的权利而辩护。人不过是社会关系伦常中的壹个动辄得咎的可悲的符号而已。

　　胡适认为儒家的家族主义只有家庭，没有个人。没有个人的独立空间，更没有个人的自由。他说：“吾国家之家族制，实亦有大害，以其养成壹种依赖性也。吾国家庭，父母视子妇如壹种养老存款,以为子妇必须养亲，此壹依赖性也。子妇视父母遗产为固有，此又壹依赖性也。甚至兄弟相倚依，以为兄弟有相助之责。再甚至壹族壹党，三亲六戚，无不相倚依。壹人成佛，壹族飞升，如蚁之附骨，不以为耻而以为当然，此何等奴性！真亡国之根也！”

　　新儒家梁漱溟反复指出：“中国没有个人观念”，并称之为中国文化的最大之偏失。张东荪也认为：“在中国思想上，所有传统的态度是不承认个体的独立性”。

　　孙隆基先生认为“仁者，人也”，实则“二人”也、关系也；离开人伦关系的对象，就没有“人”。 “二”与“人”才构成人，“壹”只是半人，“壹”构不成人。离开了另外的“壹”半，人就撑不起来，立不起来，就东裂西倒，无所依附。孔子坦承“克己复礼为仁”。由无数这样长不大的“人”组成的民族就是“未断奶的民族”。孙隆基先生看出了“个人”在中国文化中的缺失，换言之，中国文化没有养育出“个人”。对“个人”构成压抑和杀伤。

　　有人认为，孟子的“浩然正气”、庄子对逍遥由的追求是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独立个人的确证。这是误解，他们只是臣民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人。

　　2）儒家没有权利概念。利壹直是儒家批判的对象。儒家认为人间壹切丑恶之事都是私心[人欲]引起的。其实，丑恶现象并非因个人的私心，而是只有自己的私，不尊重别人的私，是私欲膨胀损人利已的结果。权利在古中国壹直是贬义词，是指损人利己，与西方的权利概念不同。中国不可能产生以权利为核心的人权文明。没有权利概念，当然不可能有人权概念。

　　3）儒家之徒否定天赋人权至上性。他们笃信人权源于权力、法律与后天性的努力，否定普遍的、平等的、抽象的人权，视人权为具体的、历史的、可变的。这是荒谬的。

　　共产党与儒家杂交出的民族主义说：“天赋人权从字面上理解嘛！就是等著老天掉人权下来嘛……何必去争取呢？争取是不好的！”

　　答：人权是天赋的，它自然存在在那里。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权侵犯问题呢？这是因为少数有特权的人侵犯别人的人权。所以，人权用不著去刻意追求，只要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所以叫“天赋人权”。在群体中保证每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的方法是每人的自由不可越过壹界限，此界限在于不干涉他人同样的自由。换言之，人权的敌人是特权。想要获得人权的方法是打倒特权。消灭了特权，人权自然就便被确立了。

　　天赋人权从来没有说要妳不争取权利。妳争取权利不得越界，这个界限就是天赋人权。比如：妳到失物招领处只能领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去冒领别人的东西。那个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是妳的天赋人权，这就是界限。

　　争取权利不是巧取豪夺，把属于别人的东西也抢来。当妳这样做或者认为这样做理所当然的时候，妳就是野兽，而不是人。所以，反对天赋人权就是野兽。

　　天赋人权已成为全人类共识。壹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主要是看人权标准是否已被绝大多数成员所信仰，而不是看他们是否使用了电脑或者是否赞同“知识经济”。如果他们解决各种纠纷的方式依然还是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他们不过还是壹群没走出丛林的大猩猩。中国现在虽然高楼林立、都市繁华，却始终没有真正进入文明世界之中。

　　儒徒们说人权是理想，其实，人权是做人的底线，即最低要求，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把人权说成理想，是儒徒们理屈词穷的表现，其目的就是为了侵犯弱者的人权。

　　套用《人权宣言》的话说：“对人权的该知而故意无知、或忘却或者蔑视”者就是禽兽，对人权有知而且维护人权者就是人；中国的统治者皆禽兽也，孔子拼命为天子服务，就是禽兽。“天赋人权”与“天赋王权”是对立的。反对天赋人权者，都是非人也的儒家。

　　4）儒徒曰：“中国古时就以人为本，孔孟的轻徭薄赋、民贵君轻就是以人为本。”这些人没弄清以人为本的概念。以人为本是以人权为本，把个人当目的，不把个人当手段！

　　任何专制统治者都不会以人为本，而是以镇压人民为本。如同狼决不会以羊为本，而是以吃羊为本。轻徭薄赋对老百姓有点利，但对当官的更有利。统治者的让步是暂时的，在农民得到壹定的休养生息后，剥削又会逐渐加重。孔孟的重民、特别是“孝”道是把民[子女]弄成了君王[父母]的工具，那些割肉疗亲、杀子救母的血腥场面，难道是以人为本吗？那些抛弃女婴、杀死女婴、甚至打死子女的中国人，难道是以人为本吗？不，那是以死去的祖宗[马列毛邓]为本，以家长[党]的利益为本。在壹个反对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社会，个人的概念都没法形成，怎么会以人为本呢？专制文化不但实现不了以人为本，反而否定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