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何清涟 程晓农 写于 二零一八年

　　从《中国的陷阱》（1997年）到《中国：溃而不崩》这本书的出版，其间中国经历了极其重要的20年。这20年当中，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先是欢迎“中国与国际接轨”并“和平崛起”，继而惊觉中国已经成为新的“独裁者俱乐部” 领导者，中国存在种种巨大的社会危机，于是开始担心中国崩溃。

　　本书的分析是：中国不会真正崛起，但也不会像某些中国研究者预测的那样，很快陷入崩溃。所谓“溃而不崩”的立论，也不是作者现在的看法。早在2003年，我就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 现状与前景〉壹文中提出这个概念， [1] 当时指出的是：在未来可见的20 —30 年内，中国将长期陷入“溃而不崩”的状态。所谓“溃”，指的是社会溃败，包含生态环境、道德伦理等人类基础生存条件；“不崩”，指的是政权，即中共政权不会在短期内崩溃 。本书的预测是今后10 —20 年，中国将继续保持这种“溃而不崩”的状态。

　　壹、国际社会看中国：从“和平崛起”到中国衰落从2015年开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来了壹个壹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繁荣论”壹下变成“崩溃论”。引发这 轮话题的人物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简称G W U 或G W）政治学和国际关係教授沉大伟（David Shambaugh），他是华盛顿著名的亲北京学者，“拥抱熊猫派”的主力人 物，被誉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沉大伟从长期鼓吹“中国和平崛起”突然改为认同“中国崩溃”，儘管他几个月后又把自己的最新结论从“崩溃”修改为“衰败”，但他的这个“两极跳”动作在北京与美国引发 的反响，与多年前美国的章家敦（Gordon Chang）那本《中国即将崩溃》（The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不壹样，由于沉大伟的权威地位，他对中国认知的转变，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界甚至华府外交圈的影响都很大。

　　早在2009年，笔者就指出：当时中国经济已进入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标志是外资大量撤出中国，世界工厂开始衰落，中国政府不得不推出耗资四万亿人民币（约合5860亿美元）资金的救市计划，扶持不应该扶持的“铁公鸡”（指铁路、公路、基础设施 等项目），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沉大伟先生的观点发表之后，我重申了自己在2003年就提出的观点：沉大伟列举的将导致中国崩溃的所有因素，早就在中国出现，但近期内并不会导致中共政权垮台。中国的现状与未来 是在“强大”与“崩溃”之间的“溃而不崩”。

　　2016年《大西洋月刊》发表了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採访《“奥巴马主义”》（The Obama Doctrine ）。奥巴马认为，壹个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理由如下：“如果中国失败， 如果未来中国的发展无法满足其人口需求进而滋生民族主义，并将其作为壹种组织原则；如果中国感到不知所措而无法承担起构建国际秩序的责任；如果中国仅仅著眼于地区局势和影响力，那麽我们将不仅要考虑未来与中国发生 衝突的可能性；更应知道，我们自身也将面临更多的困难与挑战。” [2]

　　发表这些看法时，奥巴马入主白宫七年多。他当年初进白宫之时，对中国的了解限于皮毛，这些年沐浴了不少“中国风、亚洲雨”，对中国的认识的“成绩单”还算不错。

　　中国这个世界第壹人口大国因其政治专制体制，始终让世界不安，但引起不安的原因却在变化。国际社会曾经担心过许多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发表《谁来养活中国？》

　　（ Who Will Feed China ）为代表，国际社会担心中国的粮食危机；从2003年开始，国际社会担心“中国崛起”威胁世界和平，现在则担心中国衰落拖累世界。至于拖累的方式，预测有多种多样，中国人自己设想过的有“黄祸”（即中国人口 因灾难流往全世界）之类，奥巴马提到的“用民族主义组织民众”，与中国鹰派鼓吹的“持剑经商”相类似。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观察就这样陷入大起大落之中。直到前年还有研究坚称，中国在2030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但从去年开始， 又纷纷讨论中国将要崩溃了。从预期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到中国行将崩溃，这中间落差实在够大，以至于中国官方媒体嘲笑说：“在西方观察者眼中，中国已经崩溃好几回了。”之所以产生这种巨大落差，是因为对外 部观察者来说，中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部分源自他们对中国的不了解，部分源自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很少按规则出牌。

　　二、中国看自身：从输出“中国模式”到应付内部危机北京其实比国际社会更早认识到内部危机，这从中国对 外宣传重点的变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2009年以前，中国政府对本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比较乐观；从2009年开始，它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2003年底，中共理论界的三朝元老郑必坚曾提出“中国和平崛起”之说，成为国内外关注热点。 美国《外交季刊》2005年9 —10 月号上发表郑必坚的文章〈中国和平崛起〉，接下来短短三年内，中国的对外宣传口径由“和平崛起”转变成要以“北京共识”（the BeijingConsensus） [3] 取代“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要向世界输出“中国模式”，而且获得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Hugo RafaelChávez Frías）的高调响应。壹时之间，居然营造出“中国模式”行将被发展中国 家接受之势。

　　2009年中国的G D P 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当时中国政府对未来的评估已变得比较谨慎，称中国在许多方面还是发展中国家。2011年3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 M F ）的壹份报告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 D P 总量将在五年后超越美国，2016年将成为“中国世纪元年”，“美国时代”已接近尾声。中国方面立即由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出面，发表文章反驳I M F 的这份报告，声称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落后； [4] 不久，中国官方新闻社又发布消息表示，I M F 使用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得出上述结论，并不准确。 [5] 中国政府之所以不肯接受“世界第壹经济大国”这顶高帽，是因为高层已经开始担忧中国将出现经济困难，也深知导致经济困难的因素都是无法克服的内在 疾患。

　　细心的中国观察者也许会注意到，从2009年开始，中国政府停止了“和平崛起”的对外宣传策略，“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这类高调宣传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说法，“中国壹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 折腾妳们，还有什麽好说的。” [6]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壹直集中精力应付国内问题。从2012年起，习近平就忙于应付中共高层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直到2015年，他总算将周永康、令计划等壹批高官送进监狱；紧接著，中国政府又开始应付企业倒闭引 发的失业潮。此后，习近平逐步加强社会控制，凡批评中国政治与管理体制的言论，壹律严厉打击及《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表达关注及忧虑，希望中共放鬆压制。但这种关注几乎没起任何作用。

　　三、国际社会的隐忧与中国的前景

　　奥巴马担心中国“滋生民族主义”，只是道出了国际社会的壹半担忧， 另壹半担忧则藏在舌头下面，那就是担心中国通过对外军事扩张，转嫁人口危机，如同涌向欧洲的叙利亚难民潮。这个担忧不无道理，随著中国经济的衰退，中国的城乡失业人口高达三亿多，占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的三分之壹。

　　经济衰退之后，中国当局与人民之间原有的“麵包契约”难以为继，从2015年开始，黑龙江双鸭山煤矿工人以及各地国企工人进行了大规模抗议，口号就是“我们要吃饭”。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中国的麻烦除了中共专制政府之外，还有壹个大麻烦，即谁 能为数亿失业人口找到工作？“中国的崩溃”这个问题之所以从2015年开始再度浮出水面，乃因西方观察者隐隐意识到：众多民主国家同样面对高失业问题；中国的人口、资源与就业等问题，即便中国实行民主化，仍然是难 以解决的难题。这就是奥巴马说“衰落的中国比强大的中国更可怕”的现实前提。

　　“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叙利亚难民危机，让全球看到两个问题：第壹、秩序的破坏远比秩序的重建容易；第二、全球范围内已经产生的2.4 4亿难民，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 [7] 自2015年以来欧盟深陷难民危机，这壹事实证明：开放的民主社会、脆弱的福利系统，在几百万外来难民潮的衝击下难以自保。

　　中国是世界第壹人口大国。这个国家自古以来，除了很少的年代，比如汉代 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之外，大多数时候都与灾荒、饥馑相联繫（有兴趣可查阅孟昭华、彭传荣所著《中国灾荒史》）。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近40 年间以透支生态与劳工健康、生命和福利为代价的经济发展，确实让中国人吃饱了饭。笔者将这称之为中 国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达成的“麵包契约”，即政治上剥夺老百姓各种权利（rights），但承诺发展经济，让老百姓能够就业，衣食住行得到基本满足。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国际社会曾认为，可以通过促进中国的 经济发展进而促成中国的民主化。美国在比尔．克林顿任总统时期曾确定壹个长达十年的对华法律援助计划，并在2003年开始付诸实施，就是希望通过中美间的法律合作促进中国的法治建设，最后促成中国的民主化。

　　从2005年底“中国和平崛起论”出现之后，国际社会担心“强大的中国对国际社会将形成威胁”，现在则变成“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十年之间，对中国的观察研究绕了壹圈，又回到原点。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看法，其实代表了华府政治圈的普遍看法。根据本书作者对中国的长期研究与了解，中国从来就没有超过美国的可能性，但只要中国没捲入不可控的外部衝突，短期内也不会崩溃。世界各国其实非常担心中国经济出现大麻烦。北京最痛恨的“中国崩溃论”，2015年又以各种预言形式相继出现。美国《国家利益》3 月2 日发表〈世界末日：为中国的崩溃做好准备〉（Doomsday: Preparing for China’s Collapse），文章罗列了美国政府为应对中国崩溃应当採取的种种 措施。 [8] 法国兴业银行在最新的季度研究报告中用“五隻黑天鹅”表述了全球经济增长前景面临的风险，指出中国是G5国家中“纯经济”风险较大的壹隻“黑天鹅”：房屋大量过剩，高债务水平和不断出现的不良贷款问题，使中国存在20 ％的“硬著陆”风险；另外，“经济结构改革不足”使中国经济存在“失去十年”的重大风险，这壹概率高达40 ％。

　　[9]

　　这种担心非常普遍。2016年11 月17 日，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华盛顿的壹场研讨会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採访，他对两个关键问题的回答很有代表性。壹是记者问：

　　“壹旦中国经济出现更为严重的状况，世界其他经济体会不会前去救市？”克鲁格曼的回答是：“不会。即便是其他国家 具有最良好的愿望，也不可能；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规模太大了──因为规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规模大到拯救起来很难。”（not too big to fail, but toobig to save）在回答记者引述他人的看法，即中国经济壹旦出现严重状况，必将带来政治领域的改革时，克鲁格曼的看法是：经济领域壹旦出现状况，中共政权有可能会再次依赖高压手段来控制形势。中国在政治开放领域已经向后退，到那时 可能会退得更多。 [10]

　　中国是壹个与全世界180多个国家有经贸往来的第二大经济体，如果真成了国际投行界预测的“黑天鹅”，影响之大难以估量。正因如此，国际社会对中国意在控制汇率与资本流出的“外汇保卫战”，不仅不做任何干预，反而给 予讚扬。比如美国财政部曾于2016年10 月、2017年4 月两度宣布中国为“非汇率操纵国”，承认中国近期干预汇率是为了防止人民币过快贬值，对世界金融稳定作出贡献，因为人民币过快贬值将给美国、中国和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11]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希望中国崩溃”的言论，其实是中国宣传部门及国内少数人的宣传，绝非事实。极权国家善于制造敌人，即使没

　　有敌人，也需要凭空制造出来。

　　四、中国崛起与衰落的共同根源：共产党资本主义2016年，中国的各项经济指标表明，其经济已经明显陷入长期衰退。但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于2016年5 月公布的民调仍然显示，有壹半美国人认为，崛起的中国对于美国是壹个主要威胁，更有四分之壹 的人把中国看成是美国的对手。 [12]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邻国，都希望崛起的中国能早日走上民主化道路，在国际事务中基本上按照国际规则行事，与周边国家减少衝突，形成壹种共同繁荣的友好关係。但是，中国会走上民主化道路吗？中国的经济繁荣到底是促进政治民主化，还是会强化共产党的专制？这不仅关係到中国的前景，也关係到中国周边国家未来的安全。

　　整个世界，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著名国际机构，似乎都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憧憬，不少国家都希望搭上中国经济 这趟“快车”。但是，如果妳每年年初都到中国的经济类网站上搜集信息，就会很惊讶地发现，从2008年开始到2016年，几乎每年年初中国经济媒体都有这样壹条新闻，除了年份不同，标题的内容几乎相同：“今年是中 国经济最困难的壹年。”发表这个看法的，有时是总理本人，有时是著名经济学家。 [13]

　　对乐观的中国观察者来说，也许认为这种担心是杞人忧天，但了解中国经济实际情况的人却明白，中国连续九年在担心可能出现经济最困难的局面，并非中国政府 及学者低估本国的经济发展，而是中国经济有许多问题，除了产业结构畸形之外，社会分配不公导致内需不足，更是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壹直在推行经济改革，即改变共产党政权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再 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经过近40年改革，在中国出现了壹种共产党政权与资本主义合作的政治经济制度，即中国模式，成为冷战结束后世界现代史上的壹个“奇蹟”。之所以将其称之为“奇蹟”，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圣经”──《共产党宣言》斩钉截 铁地宣布：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无产阶级组成的政党──共产党──将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那麽，该怎样来认识中国经济改革产生的这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本书作者把中国这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称为“共产 党资本主义”（CommunistCapitalism）。 [14]

　　所谓“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专制政权之下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模式是它的好听说法。它意味著，以消灭资本主义起家的共产党，经历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失败 之后，改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来维繫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同时，共产党的各级官员及其亲属，通过市场化将手中的权力变现，成为企业家、大房产主、巨额金融资产所有者等各种类型的资本家，掌握了中国社会的大部分财富。这 种利益格局，使红色权贵们需要维持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长期统治。因为只有中共政权才能保护他们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并保障他们通过政府垄断的行业继续聚敛巨大的财富。

　　理解了“共产党资本主义”的掠夺性，才能理解20 多年之间，中国从繁荣走向衰败这壹过程，其实是中国模式的宿命。如同我当年在《中国的陷阱》 [15] 壹书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改革路线就是以权力市场化为特质，这壹模式被称为中国模式，即极权政治＋资本主义。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壹度繁荣，是 推行共产党资本主义之功，因为这种模式便于政府集中壹切资源，不惜透支、污染生态环境，罔顾民生与人民健康，用掠夺方式迅速发展经济，打造出世界上最快的G D P 增速，同时也让红色家族成员与共产党官员大量掠夺公共财产以自肥；而中国经济的衰退，也 由共产党资本主义造成，因为这种模式造成腐败蔓延，在短时期内造就大量世界级中国富豪的同时，也生产出数亿穷人，当中国富人与富裕中产满世界购买奢侈品时，许多穷人连满足日常生活需求都极为困难，这种严重的贫富差 距，不仅让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产生巨大的身分裂沟，还制造了弥漫全社会的社会仇恨。如今繁华散尽，收穫苦果的时候到了，中国人面对的是雾霾、毒地与乌黑的河流、乾涸的湖泊，以及数亿没有办法获得工作机会的失业者。

　　任何社会都有赖以生存的四个基本要素：壹是作为社会生存基座的生态环境，比如水、土地、空气等的环境安全；二是调节社会成员之间行为规范的道德伦理体系；三是社会成员最起码的生存底线，具体指标就是以就业为标志的生存权；四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 的政治整合力量，即从法律与制度层面对社会成员施加的壹种强力约束。上述四者，中国现在只剩下政府的强管制，其馀三大生存要素均已经陷入崩塌或行将崩塌。

　　更悲观的是，除了第四点即政治制度可以通过变革在短期内改变调整之外，前三个中国社会的 长期生存要素，并不能通过政权更替在几十年内有根本改观。 [16] 由于中国政府集中所有资源用于“维稳”，中国民众因缺乏自组织能力，有如壹盘散沙，无法与中共这块巨大的顽石抗争，因而中共政权在10 —20 年内不会崩溃，中国社会将长期处于“溃而不崩”状态。这个过程是中共政权透支中国未来以维持自身存在的过程，也是中国日渐衰败的过程，当然更是中国不断向外部释放各种负面影响的过程，比如中国人口迁往世界各国、环境污染外溢、制造对外衝突以转移国内矛盾 等等。

　　五、共产党资本主义培育出盗贼型政权

　　迄今为止，全球已有包括俄罗斯、巴西、纽西兰、瑞士和澳大利亚等在内的81 个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那麽，壹个实行市场经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是不是也会和地球上绝大多 数国家壹样，形成公民社会，用民主制度代替专制制度？弔诡的是，中国政府并不打算走上民主化道路，从2005年以来，无论是胡锦涛当政还是习近平当政，中国政府多次明确表示，绝不考虑採用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之所 以会如此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堕落成为壹个盗贼型政权，并且集中了当今世界上所有盗贼型政权的恶劣特点。

　　美国政治学者曾将非洲、南美以及南欧等国的腐败政府称之为“盗贼型政权”──用“盗贼”借喻贪婪无耻掠夺公共财产与私人 财富的统治者，恰如其分──并将之划分为四种类型。受贿者集中于高层的有两类政权：壹类是政府与企业财团形成了双边垄断；另壹类是“盗贼统治”的国家。受贿者分布于政府中低层的也有两类政权：壹类是因为资源分配的 关係导致行贿呈螺旋式上升；另壹类是黑手党控制的国家。

　　这些臭名昭著的盗贼型政权包括：1954—1989年统治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德．斯特罗斯纳政权、1965—1997年扎伊尔（萨伊）的蒙博托政权、1957 —1986年间海地的杜瓦利埃家族政权。 [17] 这些政权因其高度腐败，官员肆意掠夺公共财产及民财，其治下民不聊生，最后都被推翻，无壹有好下场。

　　中国现政权集中了上述几类盗贼型政权的特点：受贿者遍布政府高层与中低层，即使是壹个小小的 政府公务员，也莫不利用手中权力寻租。当今世界上许多“盗贼型政权”採用过的掠夺手段，莫不在中国出现，择其大端列举如下：

　　其壹，产业管制成为官员们个人寻租的手段。只要某个行业有利可图，该行业的许可证就成为官员们谋取私利的手段。例如： 煤矿、金矿与其他各种矿产的准入制度都成了为官员们生产财富的金牛；而中国因此也成了世界上矿难频率最高、因滥採滥控而导致环境严重污染的国度。

　　其二，土地被国家垄断成为权势者获利渊薮。中国各级官员像壹群通过转手倒卖牟利的地产中介商，政 府凭仗权力逼迫老百姓搬迁，以便把土地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从中牟利。中国官员因贪腐被查，很多都与土地有关； [18] 中国的富豪中房地产商占比非常高。 [19]

　　其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成为国企管理层和地方政府官员发横财的巨大“金矿”。 山东省诸城市市长陈光，因壹口气卖光了该市272家国有企业而获得“陈卖光”的绰号，被誉为中国“国企改革第壹官” [20]

　　。整个中国，国有企业负责人犯罪成为腐败案件的主体部分，比如2004年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职务犯罪占查办贪污贿赂案件总数的 41.5％，其中相当部分都与国有企业改革有关。2014年习近平推行大型国企的反腐运动，壹年之内逮捕了115名国企高管，包括全球巨头如中石油、中国南方航空、华润、壹汽和中石化的众多高管在内。 [21]

　　中国至今改革已近40 年，但永远处于改革未完成状态；每次改革都成为权势者汲取财富的有效管道，诸如国有企业私有化、证券市场建立、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每壹次改革几乎都使壹批官员成了富翁。习近平上台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用反腐败作为 打击政敌的手段，同时也加强了对官员们的约束。官员们认为，这样的政策断绝了自己的财路，採取懒政、不作为以应对之。

　　红色中国现在早已沦为共产党精英的私产，统治集团不断对外宣布“要保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但是，上述强盗式掠夺行径的氾滥 ，导致广泛而严重的社会不满，使这个政权面临政治高风险状态，维持稳定就成了统治集团的集体梦魇。由于担心掠夺来的财富无法经受政权更迭的风险，中国的政治精英都偏好移民他国，而中国则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外逃国 。 [22] 中国政府为了保护统治集团的利益，动用所有的社会资源来维持政权的稳定，这是中国的维稳费用（社会安全开支）多年来直逼军费的原因。 [23] 中国政府依靠严厉的社会控制和政治高压，试图将所有形式的社会反抗消灭于萌芽状态。可以这样说， 现阶段社会底层的严重不满及各种群体性事件，以及互联网上壹些清算共产党官员、称“民主化之后杀妳全家”的极端言论，只会加强中共维护统治的决心，但不会促使中共实行温和的民主化转型。

　　中国现在正面临壹系列几乎不可克服的经济社会难题，因此 今后20年内中国很可能处于壹种衰败（decay）状态。如果说，美国自2008年之后的经济走势是U 字型，那麽中国走的就是L型，在L下面那壹横还将持续下滑。自邓小平之后，中国政府的政治逻辑是：经济发展良好、社会稳定，说明中国模式有效，不 需要改革；经济衰退、人心不稳，则维持稳定是第壹要务，这种时候的政治改革只会让政权面临危险。中国现任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常向朋友及属下荐读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24] 就因为他对“托克维尔定律”有深刻的感悟：壹个坏的政 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之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

　　在这种“改革是找死”的思维支配下，中共将继续维持专制而非走上民主化道路。

　　为了保住政权，中共深知防范经济危机是根本，维持金融稳定更是关键战役，针对中国影子银行系统多年积累而成的 各种定时炸弹，在短短不到壹年时间裡，从2016年8 月开始的外汇储备保卫战（货币维稳），到2017年2 月开始的金融整顿，再到6 月的“防经济政变”，将几位大规模转移资产至海外的中国富豪逐个拘捕（肖建华、吴小晖）或禁止出境（王健林）， [25] 明确要求他们将转移至海外的资产转回中国。 这些防范措施，表明中共统治集团对其持续执政面临的危机，已经按部就班地作出各种应对方案，将极权政治从内部崩溃的可能性降低到尽可能低的程度。

　　对壹个政权来说，最可怕的并非危机本身，而是这个政 权的领导者及其班底对危机性质、程度的认识是否到位。

　　习近平接掌中共总书记前后，政治上权力斗争凶险，经济上频过险滩，他本人及其智囊团队对这些问题有比较充分的认识。2017年7 月中旬，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开过之后，《人民日报》连发三篇评 论员文章，其中提到：“金融领域风险点多面广，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强，必须格外小心，审慎管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增强忧患意识。……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 心，也不能置若罔闻。” [26] “黑天鹅”用来比喻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英国退欧被形容为2016年三大“黑天鹅”事件之壹，因此大家都明白代表什麽意思；“灰犀牛”用来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因较少使用，外界不太明白，经媒体解说 ，人们方知“灰犀牛”这壹概念出自美国学者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那本《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壹书。最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为《21 世纪金融监管》中文版所作序言提到这两个词，经《人民日报》评论员文 章引用后，壹时大热。刘鹤在序言中说：“从金融发展史来看，金融危机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小概率事件。壹部金融史就是壹部危机史，……金融危机是壹个强大的敌人，要战胜它，就意味著监管机构要能够在危机的关键时刻作 出不同于市场的独立判断。”序言的原题是〈每壹次危机都意味著金融监管的失败〉，通篇强调，每壹次金融危机都意味著政府与市场关係的严重失调。解决的方法就是加强金融监管， [27] 字裡行间透露的意思就是：必要时金融监管也会成为壹种高压手段。

　　现实极有可能证明，克鲁格曼的预测是正确的：经济领域壹旦出现状况，中共政权有可能会再次依赖高压手段来控制形势。中国在政治开放领域已经向后退，到那时可能会退得更多。

　　在民主国家，新上任的壹届政府通常被称为第X 届，而在中国和北朝鲜，领导人则被称为“第壹代、第二代、第N 代”。中国的这种第几代领导人的说法实际上暗示了壹点，即中共政治权力的继承者是前任有计划地挑选培养的。符合“接班人”条件的人， 通常是出身于红色家族的后代，而他们的父辈基本上是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时级别为中央政府副部长或军长（少将衔）级别以上的高官。只有父辈达到这个级别的，通常才被承认属于红二代；红二代中父母级别更高者，被称 为“太子党”。

　　这个群体无论在权力传承还是在财富攫取上，都具有先天优势。他们在中共权力传承过程中拥有的特殊地位，既不载于中国宪法，也不见诸中共党章，但确实是高于宪法、党章的“潜规则”（即隐蔽的规则），且为中国官场、商界所遵从。壹 部分红二代成员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父辈的地位和人脉，或获得政治权力，或掠夺大量社会财富。

　　这些红二代以及其他利用“裙带关係”（kinship）攀龙附凤进入红色家族的人，成为中国改革过程中化公为私的主力军，从其财富和掌控的经济势力来 看，他们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和所有者。

　　壹、红色家族的财富故事

　　2012年11 月末，程晓农在普林斯顿大学与壹位美国教授聊天时，这位教授指著桌上《纽约时报》的壹篇文章说：“太令人震惊了。当了十年总理，家裡就捞了27 亿美元，难以想像。”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 [1] 是《纽约时报》继10 月25 日〈总理家人的秘密财富〉 [2] 壹文之后的第二篇深度报导。这些报导揭露了中国总理温家宝家人利用平安保险公司敛财高达27 亿美元的肮髒故事。与这些报导同时发表的，还有美国彭博社关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姐夫邓家贵， [3] 以及中国百馀位红二代利用权力敛财的故事。 [4]

　　1 、红色家族财富故事背后的黑幕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红色家族”的财富故事几乎远播五大洲，只是由于这属于“国家机密”，中国人只能通过香港的壹些政治时评杂志了解这些故事。邓小平的子女最早涉足商业经营。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重要起因之壹就是“反官倒”，靶子就 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开办的康华公司，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官倒”。1980年代前半期，中国还实行计划经济，但开始试行价格双轨制，即计划供应的各类物资，如石油、汽油、钢材、电视机等紧俏物资，物资壹部分仍按计划 价格供应，同时政府机构可以批准某些有“关係”的人（比如红二代）获得相当数量的紧俏物资，让他们按远高于计划价格的市价出售牟利。康华公司因为有邓家的背景，可以获取这样的物资，有时甚至不必自己销售商品，而只 是把准许提货的政府文件转手卖出，无需任何商业成本就可以获得大量利润。因为非权贵子弟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民间称这种现象为“官倒”。

　　红二代及高层权贵子弟利用权力经商，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进入肆无忌惮的高峰状态。他们成功地进入金 融、能源等行业，或经管私募基金（private fund），或掌控国企，形成了家国壹体的利益输送机制。红色家族及江、胡两代领导层的子弟、亲属公开瓜分国有资源与公共财产，既为中低级官员的腐败起了极其恶劣 的示范作用，也让中国民众愤愤不平。

　　表面上，这种分赃体制是中共宣示的“党的纪律”所禁止的。早在1985年，中国党政两大最高权力机构就明确规定：“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 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壹律不准经商。所有干部子女，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子女，都不得凭藉家庭关係和影响，参与或受人指派，利用牌价议价差别，拉扯关係，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 [5] 但这个党内规则对红二代形同虚设，中共从不认真查处违反党纪的高官及其亲属子女，只是在民间舆论压力较大时重申壹下、强调自己建立了规则而已。仅从1979—2011年，就有58 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全会强调这个文件的规定，还有1 10馀项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防止干部的亲属从事官商利益关联之类的活动。 [6]

　　中纪委2012年开设网站时，该网站公布的关于反腐败的第壹个中央文件就是1985年的这个文件。显然，这些文件、规定其实只是障眼法。事实证明，绝大多数中共高层家属 子女都利用丈夫、父母之权牟取财富。

　　中国开始改革以后，出现了壹大批富豪。据报导，2009年中国壹万个富豪家族的财富总值为21057亿人民币，平均每户2 亿元。其中最富的三千个家族的财富总值是16963亿，平均每户5.7亿。 [7] 这些富豪大致分三类，除了从草根阶层崛起（以浙江的商人和广东的商人为主），以及亦官亦商的“红帽商人”这两类之外，红色家族是很重要的壹个类型。

　　这三类富豪当中，草根型商人主要依靠能力；“红帽商人”除拥有官场人 脉之外，也需要经商的技巧和决策判断力；而红色家族的富豪们则未必都有足够的经营能力，但他们拥有与生俱来的独特优势，即红色家族深厚的政治背景和关係网，在中国这块生长红色资本主义的土地上，他们的家族资源比任 何其他资源都更有价值。红色家族往往从事需要政府审批的贸易、能源、金融、房地产行业，而他们的商业伙伴则是前两类商人。

　　红色家族致富的主要方法是“壹家两制”，即壹家之主担任共产党政权（社会主义）的高官，而妻子、儿女与近亲则利用家主的 权势捞钱，从事资本主义商业活动。

　　这种利用政治特权给家族直接输送财富的现象，笔者曾概括为“以权力市场化为基础的家国壹体的利益输送机制”。许多红色家族还直接控制或参与了中国的垄断型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例如，前总理李鹏的子女控制了中 国的电力行业，其子李小鹏曾任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号称“亚洲电王”；其女儿李小琳曾任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01年11 月，《中国证券市场週刊》刊登了壹篇题为〈“神奇”的华能国际〉的文 章，此文提到，中国的几家大型垄断电力公司已基本上变成李家企业，李鹏之妻朱琳是华能国际母公司──华能国际电力发展公司的董事长，其子李小鹏是华能国际主管。此文引起李鹏震怒。该文作者马海林被捕， [8]

　　下落至今不明。

　　李鹏家族利用“家国壹体利益输送”体制，公然将三峡集团变为自家提款机，被称为“红色公主CEO”的李小琳，对自家的财富毫不避讳，不仅身穿各种名贵品牌时装招摇于各种会议上，在接受媒体採访时，还大言不惭地宣称：“能力之外 的资本等于零。” [9]

　　相似的情况还有若干例，例如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之子江绵恆垄断了电信行业。江绵恆曾担任上海网通公司董事长，该公司承揽了中国沿海15个省市铺设光纤及开办网络电话的服务，其势力接近国营的电信业霸王“中国电信”。 [10] 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则插手石油行业；曾伟夫妇用3200万澳元（约人民币2.5亿元）购买了澳大利亚悉尼市Point Piper区的著名豪宅，也是澳洲第三昂贵的房子。此事2010年就被澳大利 亚媒体披露。 [11]

　　随著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金融业，不少红色家族与外资企业合作，在金融领域裡又获取了大量财富。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太子党在中国本土兴起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裡占据著主导地位，通过重组国家资产和为私有公司提供融 资获取暴利。” [12] 例如，前总理朱鎔基之子朱云来曾安排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收购了官营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约34 ％的股份，然后担任该公司董事长；朱鎔基之女朱燕来则担任中国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前总理温家 宝的儿子温云松创办的私募基金新天域资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管理的资金达数十亿美元，其投资者包括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瑞士银行以及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而新天域公司最值钱 的“资产”则是温云松本人。

　　红色权贵们去世之时，官方悼词中必加上壹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桂冠，但号称“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们却能够让子女成为拥有数亿、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富豪阶层，所依赖的“点金石”就是父辈的权力和资源。

　　2 、盗贼型政权：从《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到《巴拿马文件》

　　2010年以前，中国红色家族的财富故事是处于耳语状态的公开秘密。2010年之后，由于中共十八大接班人之争，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 书记周永康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等人相继入狱。为了在激烈的高层权力斗争中占上风，权力斗争的双方都不顾壹切地将这类“国家最高机密”通过各种渠道透露给外国媒体，于是薄家、习家、温家等众多红色家族及权 贵家庭的敛财故事成了美英媒体上的中国政治话题。除了习近平姐姐、姐夫家的财富故事被彭博、《纽约时报》相继曝光之外，位于纽约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简称ICIJ）从2014年以来发布了两份调查报告，报告揭露的中国高层腐败让世界为之震惊。

　　2014年1 月，ICIJ发布《中国离岸金融解密》， [13] 涉及将近22000名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离岸投资者。该报告披露，五名现任与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亲属在英属维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 BVI）和库克群岛（Cook Islands）等离岸金融中心拥有离岸公司。其中包括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及李鹏、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以及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亲属。

　　此外，中国三大国有石油企业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与I CIJ密档中的数十家设在BVI的公司有关联。2016年4 月3 日，ICIJ发布《巴拿马文件》（The Panama Papers ），披露了各国开设离岸公司转移财产的权贵名单，包括各国的143个政治人物和他们的家庭，其中有72 个前任和现任国家元首。

　　中国又有数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属子女名列其上。这些人当中，有习近平姐夫邓家贵，还有前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和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以及前国家政协主席贾庆林、现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等人的亲属子女。

　　[14] 5 月上旬，ICIJ再度公布的《巴拿马文件》，涉及3.3万名中国人物、4188家境外公司。在资料库中搜寻，发现不少榜上之人的姓名与中国高级官员的拼音相同，当中包括财政部长楼继伟、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王正伟、黑龙江省长陆昊、工业和信息 化部部长苗圩、安徽省长王学军等。 [15]

　　在全球4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的所谓“离岸公司”，早就堕落成了国际社会臭名昭著的洗钱工具。参与洗钱的包括有意逃税的各国富豪以及黑社会、恐怖组织成员。那麽，中国的红色权贵与大量国企高管开设离 岸公司，究竟是为什麽？很简单，是为了隐匿灰色收入。因为他们的巨额财富来源依赖权力，壹旦失去权力，这些财富很可能被查抄没

　　收，因此，他们必须藏金海外，同时还让自己成为外国公民，于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国成为中国权贵子弟热爱的筑巢之地。针对那些让家属子女携带资产移民外国，而本人继续留在国内的官员，中国有个专门词彙，叫做“裸官”。

　　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的壹份研究报告指出，从上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 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16] 据此估算，平均每人外逃携带的资产高达4440多万到5000多万人民币。2010年2 月22 日，中国监察部网站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首次把“监管裸官”作为预防腐败的工作重点。同年3 月，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向媒体披露：从1995—2005年，中国共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

　　[17]

　　中国的资本外逃早在上世纪90 年代就开始了。有关资本外逃的研究，目前可考的最早研究是王军1996年写的〈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与结构分析〉壹文。 [18] 本书作者何清涟在《中国的陷阱》（1997年9 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1998年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以《现代化的陷阱》为书名出版）的第五章专列壹节“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资本外逃”，将贪官携大量资金外逃这壹中国问题带入中国公众视野。此后，中国媒体有关这壹话题的报导甚多，但由于严苛的政治限制，任 何媒体团队都无法完成深入的调查研究。不仅如此，在中国，关于资本外逃的研究还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命运。

　　2004年，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的相关信息，当时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记者採访时说 ：“该报告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报告《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中的壹部分”，结论是，“四千贪官捲走五百亿美元”，并言之凿凿地谈到总理温家宝、副总理黄菊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尽 快洽商提出解决办法。此后，这份报告的内容成为中国媒体报导反覆徵引的权威内容。

　　奇怪的是，2010年4 月27 日，梅新育发表博文〈四千贪官捲走五百亿美元谣言始末〉，声称当年对他的採访是某记者造谣。如此大事，时过六年，梅新育才出面否定 ，显然是政治压力所致。此后，直到2012年中共召开十八大完成权力交接，王岐山接掌中纪委书记并于2014年推出“猎狐专项行动”，追捕逃往世界各国包括香港、澳门的贪官之后，大量贪官携款潜逃才再度成为在中国 大陆可以公开谈论的话题。但是，ICIJ发布的《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与《巴拿马文件》，因其中涉及的中国权贵数量庞大，十馀位新老政治局常委家属牵涉其中，因而在国内互联网上被彻底封杀。如果说世界原来对中共 这个盗贼型政权的本质了解得还不够，那麽这两份报告可以让外界充分认清：中国的“红色富豪”就是雷蒙．菲斯曼（Ramond Fisman）与爱德华．米格尔（EdwardMiguel）描绘的“经济匪徒”。 [19]

　　二、中共权力传承中的接班人危机

　　在共产党极权国家，上壹代领袖死去或届满，继任者不由民选，而是由高层经过密室策划指定任命。因此，在共产党国家有“接班人”这个词彙，而接班人的遴选过 程往往成为高层权力斗争的矛盾触发点。

　　2012年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任期届满，新领导人习近平接任。围绕权力交接曾发生的激烈斗争绵延至今，矛盾触发点是“薄熙来谋位”，结局则是胜利者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之后的政 治清洗。如今，距离十八大召开的2012年已时过五年，这场清洗的馀波至今还波澜不断。

　　1 、中共权力传承模式：红色血缘＋党内程序

　　习、薄二人的权力斗争，其实只是共产党国家特有的“接班危机”中的壹例。历史上，共产党国家的专制独裁 者死后，最高权力的交班、接班往往伴随著腥风血雨，斯大林、毛泽东死后，苏联、中国都经历了这壹过程。

　　共产党国家的“接班危机”与其制度特性有关。极权主义国家有两个主要的控制手段，壹个是以暴力镇压为后盾的对全社会的政治监控（由军队、警 察、情报三大系统组成）；壹个是党的宣传机器指挥下的全民洗脑机制（由官办媒体和学校教育系统组成）。

　　新的接班人虽然可能接过政治监控机器名义上的指挥权，但不见得能有效指挥前任领导人的同僚和退休元老。更危险的是，前任领导人提拔的那些僚 属如果与新领导人的政敌联手，高层政变就会发生，比如毛泽东去世后，其亲信汪东兴就与叶剑英、华国锋联手抓捕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侄儿毛远新等壹帮亲信，并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名将他们投入牢狱。因此，新领导 人上任以后，必须夺得军队、警察、情报这三大系统的实际控制权，否则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新领导人如果不愿意当卸任领导人的傀儡，或者已经感觉到高层有人有不轨企图，就必须尽快清除前任领导人留下的掌控军 队、警察、情报部门的高层官员。

　　这壹共产党国家“接班危机”的制度根源，构成了习近平上任前后高层权力斗争的基本背景。最后，习近平从挖掘军队、警察、特务这三个系统负责人的腐败罪行入手，剥夺了他们的职务，夺得政治监控机器的控制权，巩固 了自己的权位。

　　薄熙来之所以认为自己有资格与习近平壹争，缘于他与习近平拥有共同的“身分代码”，即红二代。习近平当上“接班人”，是场政治长跑，起跑时间始于30 多年前。当时中共元老陈云（邓小平时代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表示，要从“太子党 ”当中培养未来的接班人，因为“自己的孩子政治上可靠”。这种接班模式是苏共模式和北韩模式的结合：

　　既通过党内高层协商推选出继任者，又在选拔接班人时考虑血缘原则，以“太子党”人物为优先。在邓小平时代，由于红 二代还比较年轻，资历尚浅，所以不得不选择富有经验的中年官员，如胡耀邦、赵紫阳、胡锦涛；同时，也通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安排当时只有30 来岁的若干“太子党”成员到基层党政机关“锻鍊”，积攒资历以备提拔。在这壹背景下，习近平（邓小平时代的中央 书记处书记习仲勳之子）和刘源（毛泽东时代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之子）以及薄熙来（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壹波之子）开始了以最高领导层为目标的政治马拉松长跑。

　　中共元老要在太子党中培养未来接班人的图谋，史无明文记载，至今广为流 传的是陈云那句“自己的孩子可靠”。可能有人因这句话未载入官史，而以为这是外界对中共高层权力承传观的虚构，其实不然，这是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何维凌1978—1989年曾是活跃于京城政治圈的重要人物，是邓小平长公子邓朴方的好友，因有 这种特殊身分，他在中国政界高层与以国家体制改革研究所为核心的青壮年改革派之间，起过沟通的桥梁作用。

　　1989年以后，他在邓朴方的保护之下被迫避祸美国，1991年在去墨西哥的途中因车祸去世，其遗稿经友人整 理后在香港出版。作为中国改革初期京城政治的亲历者，他在手稿中留下不少珍贵史料。关于太子党接班，何维凌如此描述：

　　在邓小平拍板，中共中央定下培养“第三梯队的重要决策之后，太子党的理论家呼吁，太子党要争取主动，力求主动接班，其法有三 ：

　　壹曰油滴扩散性，二曰攀龙附凤法，三曰借鸡下蛋法”。

　　“油滴扩散法，是各自分散到地方或部门，依靠自己的家庭背景谋求壹官半职。壹般由壹人先打前阵，其他人尾随跟上，逐步向四方扩散；当四散的油滴越漫越大，逐渐连成壹片，遂形成强大政治势力。”这壹办法的实践者有习近平与刘源。

　　“攀龙附凤法，是某太子党重要人物，以自己的背景，兑现为权力，位居要津，主管壹方，借此延揽各方人才，或各方人才趋之若鹜，攀附骥尾──遂形成太子党系的壹支现实的政治力量。”何维凌举的例子是：使 用这壹方法获得最大成功的是陈云的儿子陈元，他于1982年前后出任北京西城区区委书记，周围曾聚集了不少人才，壹时之间很是热闹了壹番。邓朴方、胡德平也採取类似方法，各有地盘。陈元仕途后来遇阻，是在1988 年北京市委委员换届的差额选举中落选，从此转任金融系统官员。

　　“借鸡下蛋法，是投奔到某高官门下供职，或借某高官为背景，或借某高官衙门为基地，以推行其政治主张，并渐获官阶与权力。此法，以任高官的秘书为上策。”何维凌指出，当时有相当壹 部分中央壹级的负责人的秘书来自太子党。 [20]

　　参加“第三梯队”到地方任职这壹马拉松政治长跑的太子党“选手”并不多，因为“参赛选手”要过好几关。高干子弟要从政，首先就得拿到大学文凭，否则，因不符合“知识化”这壹标准，其仕途之路就可能卡在大学学历这壹关上。

　　1977年中国恢复“文革”时期取消的大学入学考试后，最初几年的入学考试货真价实，并没有20 世纪90 年代后期那麽多腐败，大学也没

　　开始卖文凭，结果许多高干子弟因为未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而不得不放弃升官的梦想。 其次，邓小平还规定了升迁时必须通过基层考评（即任职部门对其政绩的评价考核）。红二代们大多以其高贵身分自傲，很难对基层官员保持谦和恭敬的态度。这壹点决定了从基层逐级升迁的仕途既辛苦又有风险，大多数红二代 宁可另选他途，或在国务院各部或在军队各总部工作，或利用父辈权势经商，从而避免在乡土味十足的基层官员面前放下“高贵的身段”。红二代们都知道，假如在“长跑”中的任何壹个环节遇到障碍，仕途便可能中断。因此， 当时愿意通过到基层“锻鍊”熬资格的红二代人数非常少，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便是刘源、薄熙来、习近平这三位。

　　刘源的仕途是高开低走。刘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之后，1982年从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副主任开始起跑，短短六年之间历任新乡县副 县长、县长、郑州市副市长，至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但1992年刘源的仕途像河流急拐了壹道弯，转任武警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此后的升迁就在武警与军界内部穿梭，再也未 回地方。壹个没有军事经历的人从地方官改变成到警界、军队任职，等于是为其仕途设置了天花板。其原因成谜。

　　2 、习近平和薄熙来的接班案例

　　刘源淡出政坛之后，在政治马拉松长跑的跑道上只剩下两个选手，习近平和薄熙来。习近平行事低调， 薄熙来成为当时最耀眼的政治明星。薄熙来1982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专业获得硕士学位后，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两年，于1984年从辽宁省金县县委副书记起步，到1993年成为辽宁省大连市市长，并以 城市建设为政绩亮点，成为中国当时最炫目的政治明星。但从2001年当上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以后，其仕途那种鼓满风帆前进的势头停滞，有传闻认为，薄与辽宁省地方势力、尤其是老省委书记闻世震矛盾甚多。薄于20 04年改任商务部长，直至2007年调至重庆任市委书记，列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与同年进入中央并任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相比，已经输了关键壹步。

　　习近平在清华大学毕业。1982年从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壹职转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从1985 年开始，此后的任职经历主要在福建。按何维凌的说法，习先在中央军委耿飙那裡任秘书，是“借鸡下蛋”，因“第三梯队”之说，及时改走“油滴扩散”之路。他与前两位不同的是，习近平从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伊始，就 兼任宁德军分区第壹书记；此后随其行政职务的升迁，兼任的军队职务也壹直节节升高。从2003年开始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兼任省军区党委第壹书记；2007年先任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警备区第壹书记， 同年转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及中央党校校长。

　　从上述三位“太子”的从政经历可看到：父辈馀荫起了极大作用。

　　按中共党内干部选拔那壹整套民主推荐、组织考察的制度限制，所有人都必须熬资格，壹级级台阶往上攀爬。倘若没有父辈馀荫， 这三位的升迁不会如此之快。如果他们在基层“锻鍊”时，被党内干部的“民主推荐”这壹关卡住了，仕途也不会顺畅。所以，元老们壹般都会挑选有自己亲信任职的地方，让“太子”下凡，尽快熬够级别。“太子”如果“亲民 ”，早早熬够资格，那是皆大欢喜，下边的亲信官员也算是对老上级有了交代。

　　习、薄二人在基层熬级别时，由于为人不同，风评也有很大差别。

　　薄熙来从任大连市长开始，就喜欢在媒体露面，渲染政绩，还时有丑闻缠身。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站负责 人姜维平，就是因匿名在香港媒体上揭露其丑闻而被诬入狱服刑五年。习近平则绝少在媒体露面，低调实干，在非常複杂、大案迭出的福建省竟然能够保全自己，其风评与薄相较有不小差别。到2007年，薄至重庆任职，只当 了政治局委员，习至上海任职，进入政治局常委，这两个“太子党”政治明星的仕途前景至此已优劣尽显。熟悉中国政治的人士都清楚：从职位安排上看，习近平是作为第五代领导核心加以“培养”的，储君大位隐然在望，薄熙来却望尘莫及。

　　不甘争位失败的薄熙来在习近平获得最高权力之前，曾经挣扎了壹番，试图获得国家主席之类的位置，且当时的军队、警察、情报三大系统的负责人都站在薄熙来壹边，最后这几个对习近平的最高权力构成威胁的高层官员，如中共中央军委副 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国家安全部常务副部长马建，全部遭到清洗。由于陈云的儿子陈元和刘少奇之子刘源曾经支持过薄熙来，习近平上台之后，时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的陈元最先被安排退休，2015年底 习近平又让刘源从军界退休； [21] 捲入周永康案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胡锦涛的亲信）被逮捕，其弟令完成携带机密文件潜逃美国， [22] 为美国情报界送上壹大厚礼。

　　回望当年，应该说，20 世纪80 年代是中共执政以来对本党、国家与人民最负责任的壹段时期。选拔干部的这两套规则，在当时还确实使不少不合资格的高干子女无法进入各层级的关键岗位，壹批起自底层的平民干部得到升迁。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朱鎔基，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等 人就是这样进入仕途，逐级上升。江泽民退休之后，邓小平隔代指定的胡锦涛等顺利接班，获得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壹片讚美声，称讚中国的政治制度有进步，已经成功地解决了权力交接问题。但2010年以来，中共发生的高层 权力斗争让世界再壹次看到，中共这种“血缘＋党内程序”的方式仍然无法摆脱共产党独裁政治的“接班危机”。

　　三、结束“集体领导”的习近平时代

　　习近平接任中共最高掌门已历五年。这五年当中，他通过逐步清洗的方式，把党务、国务、军队、 宣传等所有决策权都集中到自己手裡，而政治局常委会则变成了他的执行班底，不再具有集体决策权。因此，有人批评习近平实行独裁；还有人说，习近平是要与红二代共执朝纲，保护红色家族的红色江山。这两种说法都站不住 脚。

　　1 、习近平时代并非红二代坐江山的世界

　　中共的政治体制就是独裁政治，无论是毛泽东个人垄断权力的统治模式，还是邓小平开创、并由江泽民、胡锦涛奉行的“集体领导”（寡头共治，即媒体称谓的“九龙治水”）的统治模式，都没改变中共 的独裁政治本质。政治学对独裁的定义是：由壹个人或少数人集团拥有绝对政治权力而不受宪政与法律限制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统治权常由壹人或壹集团所垄断，通过不同的镇压机制来发挥其政治权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学术界根据当时的现实，将独裁政体分为宪法独裁、共产独裁（名义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独裁及法西斯独裁；20 世纪60 年代非洲各国经过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之后，又发展出许多不同类型的独裁政体，如宗教独裁、家族独裁等。独裁政体以其政治实践 昭告世界，这类政体严重侵害和违背民众利益，甚至危害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因而逐渐被人类社会抛弃。

　　在所有共产党国家裡，领导模式只有两种，或是集体领导，或是个人威权。无论是採行集体领导还是个人威权，都涉及到壹系列制度安排。比如：实 行个人威权式统治的前提是，最高领导人个人必须对军队和情报部门实现绝对的个人控制，还需要推动个人崇拜，在舆论上为个人威权造势；而在集体领导下，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往往只是名义上的，专制政权权力的核心部门（军 队、情报机构）分别由领导集体的不同成员控制，重大决策需要领导集体达成共识才能实行。江泽民时期，中共政治局有5 —7 名常委，分管这些权力部门；胡锦涛时期，共有9 名政治局常委分管各权力部门，即“九龙治水”的寡头共治模式。

　　共产党国家的领导模式向来都是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像钟摆壹样来回摆动，但这种摆动不是随机的，也不完全由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意愿决定。从“钟摆”的摆动过程中可以发现壹个规律，那就是，壹个共产党政权在什麽样的历史时期採用哪壹种领导模式 ，到了什麽时候又换成另壹种，主要取决于当局的政治经济需要。

　　那麽，习近平时代是否意味著红二代再度辉煌？习近平所做的壹切都是为了挽救中共政权，维持红色江山，但他并没要与红二代共掌朝纲。

　　“红二代”这个集体名词并不代表壹个政治派别，而是壹种身分代码。其成员各自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差异很大，少数人甚至尖锐对立。其境遇也天差地别，有的经商，家财万贯；而大多数人只是中低阶层公务员，只有少数人官至将军、厅局及副部级以上。从年龄上看，红二代大多出生于20 世纪40 年代后期与50 年代前期。他们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其实不是习近平时代，而是江泽民、胡锦涛时代，这20 馀年才是红色家族建立家国壹体利益输送机制大发其财的年代。从江泽民上台开始，中央部委、大型国有企业、军队裡的红二 代大都稳步升迁；在金融界和商界也有大批红二代掌控著稀缺资源，发了大财。当习近平这位年近60 岁的红二代掌握最高权力之后，其他红二代却因年龄到线，或已退休，或接近退休。习近平正在推行军队体制改革，试图建立与美军体制类似的军政、军令业务分 立的军队管理体制。中国陆军现役高级将领中有27 位红二代，据最新报导 ，除壹人之外，其他人全都退役。 [23]

　　退休的红二代们在权力体系内已经没有位置，不可能再与习近平共掌朝纲。

　　必须指出的是，红色家族成员的身分使不少人免受政治打击。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接任中共掌门人，壹直戮力集权。但他在处理权力斗争的对手时，还是遵循“内外有别”的身分制原则。对于平民出身的高官，比如力挺薄熙来的周永康，包括薄入狱后与周永康有勾连的令计划等，习近平毫 不手软；但对于如何“安置”当年与薄熙来结盟的红二代，他只能採取围棋的“削势”策略，壹步壹步且走且看，对位阶较高的红二代，习近平在他们退休之后安排闲职荣养，比如陈元从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之职退休后任全国政 协副主席；刘源以军中上将之衔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退休后被安排至全国人大财经委任副主任。这种怀柔手段，有利于稳定红色家族，赢得他们的政治支持。

　　2 、习近平步步为营的收权策略

　　从习近平的收权策略来看，政府的文官系统是最容易收 拾之地，也最早完成省部级大换血，“刀把子”系统中的三把“刀子”之壹──公安系统──的整顿，也相对容易壹些，因为孟建柱原来就在政法系统，习近平任北京奥运会领导小组组长时，孟出任副组长，与习建立了良好的关 係，习近平借助孟掌控了公安系统。军队与情报系统的换血则相对困难。到2017年，习近平的军队体制改革已经完成上层管理体制的改造（被称为“脖子以上的军改”），而集团军以下的军改正在实施（被称为“脖子以下的 军改”），大约五年内完成。从高层军队管理体制来看，军改的主要结果是，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那种军队系统自我管理、腐败盛行的体制，被改造成“军政”和“军令”分立的架构，由习近平直接控制的新体制。 [24] 军方的情报系统则以改变政出多门为核心，原来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壹向都染指军队情报工作，经过军队总部改革，军情工作现在全部归到壹个部门，并由军委主席直接领导。

　　新的军情部门将官任命将比现有军队将官任命更为严格，团以上级别的官员调 整都要报军委主席批准，以利于军委集中统壹领导。 [25]

　　情报系统壹直掌握在江泽民时期的重臣曾庆红手中，习近平有所忌惮，迟迟未动手。迫使习近平动手的原因是2017年在美国发生的“郭文贵爆料事件”。

　　这年三月，国安部前副部长马建的亲信商人郭文贵打破了两年多的沉默，宣称自己掌握中共高层很多黑暗机密，要大爆特爆。郭的爆料行动通过海外明镜网、美国之音“四．壹九断播事件”扩大其影响，确实让世界看到习近平未能有效掌控情报系统。北京最初 确有将近壹个月不知所措，但很快就镇定下来，6 月27 日，中国通过了首部《国家情报法》。

　　这部法案的要点有二：壹是允许情报部门使用非常手段跨境执法，这被广泛解读为中共情报机构的壹次历史性扩权；二是对国家情报机构的职能定位和工作侧重点 ，法案做了较为广泛的规定。此前十馀天，北京正式宣布国安体系大改革，涉及四方面：1. 国安部改名为国家情报总局，对外专职反间谍及搜集情报，不介入内政；2. 防止地方政府干预和利用，沦为对内维稳与政治斗争的工具；3. 大幅裁撤国安系统人员，将其併入公安国保系统；4. 国安系统将成为对外的尖刀，人事垂直于中央。 [26]

　　按北京的公开说法，对政法和情治系统的改革重组，是为了克服胡、温时代的弊端。当时这些“刀把子”机构臃肿，政出多门，不仅低效 ，而且沦为周永康等人的私人工具，不是为国家利益奋斗，而是为私人利益拼杀，公安、国安壹些官员甚至参加到周永康的政变集团，威胁到执政党的安危，加之“马建和张越、郭文贵等人的利益链条及罪案即显示，因国安力量 的介入，使得这条国安、政府、政法、资本等因素组成的利益链，越发得以在诸多隐秘领域便宜行事”。 [27] 为了将“刀把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在“郭文贵爆料事件”发生之后，习近平被迫提前将政法系和情治系彻底打散重组，从机构到人事都进行改组， 中国情治系统归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这个由习近平亲自控制的国安委超越部门利益，在决策、设计、谘询、协调等功能外，整合改革也被广泛认为是其主要职责。未来中国的国家安全体系中，国安委将位于“金字塔尖”，其下 的各类安全部门有序、有效的各行其事。

　　经此壹役，习近平将三大“刀把子”收归己手，全由自己亲自统率，如此壹来，无人可以挑战其权威。

　　从党政军情系统内部任职情况来看，红二代们虽然由于年届退休都已不在其位，但党国对红二代的荫蔽犹在 。习近平与红二代们有壹条共同底线，即保住共产党政权，即他们所说的“红色江山”。因为社会底层对红色家族与贪官污吏的仇恨切齿之声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政治清算、经济清算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他们的财富与身家性 命全繫于“红色江山”的安危。2017年5 月23 日，即“郭文贵爆料事件”发生之后不久，中央特科、中共隐蔽战线（即中共情报界）元老的后裔即“谍二代”，特地举办了“纪念中共隐蔽战线90週年”大会，这是中共建政以来“谍二代”首次大团聚，主题 是纪念“秘密战线”的国家英雄，但其实是表达对习近平的支持。 [28]

　　在情报系统暗战习近平的关键时刻，红二代中的“谍二代”对习近平的支持，说明红色权贵集团意识到自身与中共政权同休戚的命运。

　　四、十九大前夕正式结束“老领导”干政

　　“老领导”成为2017年度热词，与郭文贵始自3 月的海外“爆料”多少有点关係。这场随心所欲、虚多实少的爆料活动，被不少海外民运人士看作中国快速实现民主化的契机。

　　因此，在8 —9 月间的北戴河会议之前，不少人预测，2017年北戴河会议将起大风波，因为这是十九大之前“老领导”们对习近平与王岐山进行阻击战的最后壹次机会。但事实却说明，“老领导”们在北戴河的“最后狙击战”中失利，甚至可能根本就没发 生过所谓“最后狙击战”。大外宣王牌多维新闻网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发表了三篇文章，加上该网将壹篇2015年的旧文〈第五代如何看待元老，老人干政阴影将散〉重新置于重要位置，突出壹个主题：习近平的老领导政策。这 家总部现在北京、被视为由习近平控制的中文媒体，点名批评了江泽民的“老人干政”。

　　1 、对“老领导”的“十五字方针”

　　将四篇文章综合阅读，可以理出以下梗概：

　　半年以前，多维新闻网刊登了壹篇文章，〈第五代如何看待元老，老人干 政阴影将散〉。 [29] 该文明确提出，习近平对“老领导”採取了十五字方针，即“尊重其贡献、警惕其影响、控制其待遇”。此文介绍，所谓的“尊重其贡献”，是指逢年过节时有看望，在打击“老领导”的重要部下（如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时 ，会与江泽民、胡锦涛商量，但这属于“尊重”，而不是“遵从”、“听命”；所谓“警惕其影响”，即“完全不接受”“‘政治元老’干政的旧况”；所谓“控制其待遇”，指2015年11 月30 日中共政治局通过的文件，该文件限制了“‘党、国领导人’的 有关待遇，要求退下来的‘领导人’要及时腾退办公用房，不能超标配备车辆、超规格乘坐交通工具，外出要轻车简从，赴外地休假要压缩时间，实行严格报批制度等”。

　　这篇文章特别点出了实行这“十五字方针”的原因，即“这些老领导壹个个树大根深、 人脉广泛，门生故吏众多，继任者往往也就送上顺水人情”，如今这壹“中共特色”要改改了，对“政治元老”，生活待遇上要适当收紧，而在“政治决策”层面，“强势”的习近平不能接受元老干政。

　　中共的元老干政，是毛泽东死后形成的。毛死前指定华 国锋继任，华接掌中共中央主席之后听任宣传机器的吹捧，壹时之间似乎能稳稳继承毛的权威。

　　但是，党内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多位大佬联手，终于把华国锋挤下了台，形成了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人的集体领导。这新壹代领导人毕竟年逾古稀，不耐 事烦，且需要改弦更张，有所变更，于是便启用胡耀邦、赵紫阳等壹批中年官员，在壹线处理繁杂事务，老人不再“亲政”，表面上也设立了退休制度，但仍然保留了干政的空间。哪怕元老们不再担任政治局常委，也不参与具体 的政策讨论，但重要人事决策仍需他们提名或首肯。所谓“八老”，是指邓小平、陈云、彭真、薄壹波、杨尚昆、李先念、邓颖超、王震八位中共建政参与者，其中李先念、邓颖超、王震在1992—1993年相继过世后，宋 任穷、万里、习仲勳替补进“八老”当中。概言之，1980—1990年代，中共八大元老拥有凌驾于中共最高决策层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上的权力。

　　多维另壹篇文章这样总结“八老干政”这段历史：“中南海在1980年代后将‘元老’固化在中共的政 治词语中──因为彼时的邓小平需要依託‘党内的老同志’，把毛泽东主政时代集于元首壹身的权力分化到‘党的领导集体’手中。同时，时任中共十二届总书记胡耀邦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年纪尚轻’，还需‘扶上马再送壹程 ’，由此形成了元老治国的政治格局。” [30]

　　胡耀邦、赵紫阳无力摆脱“老人干政”的关键原因是：他们虽然坐了中共总书记大位，手中却无军权，“枪杆子”是“老人干政”真正的制度保障。正是在这样的高层架构下，退而不休的元老们得以继续干政，并以“党内退休老人”的身分，先后罢黜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又把“六四”后偏向陈云系的总书记江泽民逼回了邓小平路线。但江泽民却待机而动，借助曾庆红的谋划，趁邓小平晚年体衰年迈，除掉了代邓小平掌控 军队的杨尚昆。邓小平死后，江泽民通过提拔壹批军内高层，逐步掌控了军队。到90 年代中期，邓时代的元老，即著名的“八老”陆续辞世，江泽民终于摆脱了“老人干政”。

　　等邓小平生前指定的第四代接班人胡锦涛接任时，“老人干政”再度重演，只是 这壹回的主角由邓小平为核心的“八老”换成了江泽民及其背后的曾庆红，胡锦涛执政十年，江泽民也品尝到了当年邓小平的威风。在胡锦涛领导之下的中共朝廷，江泽民提拔的人马遍布要津，胡锦涛用人行政，处处受其掣肘。 更重要的是，江泽民虽辞去党职、政职，却保留军委主席这壹权位达两年之久。待到江泽民辞去军职之时，军内江系将领们已经自成气候，胡锦涛对军队只能听之任之，做个名义上的最高军事统帅。

　　2 、批判“老人干政”：点名江泽民

　　正当各方期盼“老领导”再振雄风，击垮习近平，剪除王岐山之时，多维网从8 月14 日开始连载三篇文章，将矛头直指江泽民：〈江胡音容难觅，“老人干政”如何退出〉（8 月14 日），不但重申习近平对“老领导”的“十五字方针”，而且在标题和文章 中直接点江泽民之名，以此表示这“十五字方针”针对中央最高层元老。不仅如此，文章还指出：“在中共十八大后落马的徐才厚、周永康、郭伯雄其实都是已退休的政坛元老。如果得以平安落地，亦有可能作出‘干政’之举。

　　”多维网文章如此大胆犀利，已足证江泽民的“老人干政”被习近平拒绝。 [31]

　　8 月15 日，多维网再次发文，以〈从八老议政到胡锦涛裸退，解读中共元老政治〉为题，明文批评江泽民：“江泽民的‘送壹程’则壹直被外界批评为是典型的‘老人干政 ’。江泽民‘干政’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众人耳熟能详的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期间解放军高层借口要请示‘老领导’，不听代表胡锦涛奔赴灾区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指挥。这种尴尬现象的背后，是江泽民留任军委主 席两年的影响，以及壹直到中共十八大后才撤销的‘江泽民办公室’的长期存在，对于胡锦涛发挥领导权的掣肘。……江泽民的‘干政’，是在政局稳定的局面下，对权力的不放手；且他利用没有放手的权力，对中共政坛高层人事安排做除了不应该出现的干预，还掣肘了当时的中共在任领导集体。” [32]

　　习近平允许官媒这样做，当然不是为胡锦涛当年的“儿皇帝”处境抱不平，而是另有用意。多维网8 月15 日的文章点出了问题的关键：

　　“今日中国政治已经基本摆脱了‘元老 政治’的束缚，……‘元老政治’确实有其负面影响”，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也许“可以接受‘政治老人提出意见’，但是绝对不应该再有‘老人干政’现象的出现。所以，中共十九大期间可能还会出现元老们的身影，但是他们 更多的是象徵中共的团结和尊老，而非对政治大势的影响。” [33]

　　江泽民遇到官媒点名批评，不但标志著这位“老领导”已馀威失尽，而且意味著以江泽民为依託的若干其他“老领导”如曾庆红等，亦处于势力衰颓状态。即便“老领导”们今后在中共的 会议上登台，也主要是扮演“高层团结”的“花瓶”。对此，期盼“老领导”们还能“说上话”的官员们则不免失望了。

　　最妙的是，多维网还于8 月15 日发表壹篇〈从倒薄周到挺法制，如何看待元老压舱石作用〉，通过褒扬宋平与2015年去世的乔石对 现任中共领导的支持，阐明了两个要点：1. 宋平与乔石在中共十八大后给予现任最高层相当有力的政治支撑，适度控制自己对“党中央的政治建议”，还劝说其他政治元老避开红线。2. 乔石1998年以年龄原因离休，是因中共党内政治势力与其对抗时用 年龄划线，逼迫乔石退休。 [34] 提出这点，皆因本届常委中年龄超线的人中，有壹位需要留任；提及当年江、曾针对乔石的“阴谋”，当然带有警告之意。

　　外宣王牌多维在十九大之前有意放出上述信息，再次强调习近平针对“老领导”们的“十五字方针 ”：对于越红线的元老，要警惕、控制；对于宋平与乔石这样为现任领导站台、加持的元老，要尊重。这是从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共喉舌媒体第壹次对正常卸任总书记发出公开责难，说明江、曾大势已去，习近平花了整整五年时 间，终于名至实归地成为中共掌门人。

　　与此同时，“毛邓习”与“习近平思想”这壹提法在中国官方媒体上频频出现， [35] 熟知中共政治游戏规则的人都清楚，这种“政治断代”是立规矩的大事，它强调习近平是毛泽东开创的红色江山，以及邓小平开创 的改革开放事业的直接继承人，并非红二代出身的江泽民与胡锦涛两任总书记将从中共历史上“消失”。由是观之，批判江、胡时期政治失当的文章在美国多维新闻网上出现并非偶然。

　　共产党国家壹旦告别了传统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就走上了制度转型（transition）的道路。所谓转型，指的是经济自由化（即经济转型，包括私有化和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即政治转型）。从1989年到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政权只剩 下北朝鲜仍然保持原状，其他国家或是完成了转型，或是正在转型途中。纵观这些国家的转型道路，可以发现，经济转型相对容易，而政治转型则比较艰难，前苏联阵营的共产党国家大都是在民主化的同时实行经济转型，而中国 在推动经济转型的同时却坚决拒绝政治转型。在20 世纪80 年代，中国壹度成为共产党国家当中经济转型的先行者，现在却因为拒绝民主化而沦为转型国家当中的落后者。从结果来看，中国的转型道路是独特的，造就了壹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政治经济制度 ，本书作者之壹程晓农将其命名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体制。 [1] 如果将这壹结果仅仅理解为中共拒绝走民主化道路，实在不足以解释这壹特殊现象。

　　壹、中国经济改革隐含的密码：化公为私

　　所有共产党都宣称要消灭资本主义，因此，中共元老们无壹不为自己戴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桂冠。但是，纵观中共统治中国将近70 年的历史，会发现壹个有趣的现象：前30 年，中共通过暴力“化私为公”，让中共政权成为全国唯壹的地主及资产所有者，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了无产者；后40 年，通过邓小平于1978年底开创的经济改革用政治权力“化公为私”，让共产党的干部与红色家族成员成了暴富阶层。

　　1 、共产党干部变身资本家：中国式私有化的秘诀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在农村推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富农，强制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直至成立人民公社，将农民变成国家的农奴。在城市，先是通过“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3—19 56年），把所有私有企业都变成了公有公营企业，剥夺了资本家的绝大部分财产，建立了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此后20 馀年间，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企存在的弊端，中国的国企壹样也不少，亏损严重。1976年9 月毛泽东去世之后，继任者华国锋继续坚持毛的政治经济路线。直至1978年十壹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重新出山，开始推行经济改革，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但准许个体的小规模私营经济经营，同时削弱计划经济，却不准私有化，比如规定私人企业雇工不能 超过八个，八个以上就是资本主义。但这壹据说按照马克思经典教义折腾出来的荒唐规定，在1980年代末被完全打破。

　　邓小平于1997年2 月去世。十个月之后，中国政府宣布推行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企改革”，允许中小国企私有化。所谓“抓大”，就是指资产规模大且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金融、能源、电力、电信、交通等企业，准许其经过资产重组后上市。所谓“资产重组”，是指国企可以向外部人和外资出售部分股份，但国家仍然控股（51 ％以上或者必须成为第壹大股东）；所谓“放小”，是将 市场前景不佳或亏损严重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出售，允许其私有化，以甩掉政府的包袱。

　　时任总理的朱鎔基之所以如此决策，主要出自两点考虑：

　　第壹、国有企业无法归还银行贷款，导致国有银行系统濒临崩溃。

　　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无法解决国有企业 的弊端，例如冗员过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浪费惊人、企业亏损严重等，只能长期依赖国有银行的贷款支撑企业的运转。随著经营状况日益恶化，许多国有企业停止偿还银行贷款，甚至连利息也不再支付，1996年国有银 行的坏帐加上逾期呆滞贷款占贷款总额的70 ％左右，如果继续为国企注资，金融系统将被国企拖垮。

　　第二、中国急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 T O ），以便扩大出口。当时，W T O 接纳中国有个前提，即以15 年为期，中国必须建立市场经济，即取消计划经 济和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中国如果不能证明其实行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就无法获准加入W T O 。

　　中国这壹私有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壹阶段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历时四年左右，主题是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成为原厂长、经理等私人拥 有的企业。程晓农曾详细分析了130个国有企业私有化案例，归纳了数种典型的手法，揭示了中国企业私有化的黑暗过程。他们的做法通常是，有意低估企业资产淨值；然后直接动用企业公款或以企业的名义去银行贷款（少数 是向私人借款）买下自己管理的企业，注

　　册在本人或亲属名下；最后，以新企业主的身分，用私有化之后的企业资金偿还自己购买企业所借的款项。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购买了自己管理的企业，个人却往往只付很少的钱，甚至分 文不付。 [2]

　　第二阶段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大约从2002年开始，到2009年基本完成，其手段包括把国有企业改组后上市（listing）、管理层持股（M B O ，Management Buyout）、职工股份化、与外资合资、与私企合资等等。由于这些企业资产规模庞大，厂长经理们无法独自侵吞，所以通常是动用公款购买企业股份送给企业高中层管理干部，并用送股份的办法贿赂那些有权批准企业上市的 政府部门官员及其家属，形成利益共谋。这些共产党的国企干部和政府官员不花任何成本，便成为大中型上市公司的持股总经理或常务董事之类，凭藉职位优势成了资产所有者。

　　这场始自1997年底的私有化到2009年基本完成。1996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为11 万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9700家， [3] 其中还包括已经实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然居于控股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

　　中国这壹私有化过程，究竟让多少中共内部人从无产者成为拥资百万千万的企业所有者？根据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 的数据， [4] 结论是，约50 ％—60 ％的企业由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约25 ％的企业买主来自企业外部，属于国内其他行业的投资者；外资所占份额不足2 ％；由管理层和职工共同私有化的仅占10 ％。值得壹提的是，即便职工与管理层共同拥有股份，但职 工股东基本上无法过问企业的资产管理及经营状况，实际上相当于职工出钱帮助管理层拥有企业。

　　2 、中国当局为何不愿承认已经发生的私有化？

　　上述过程无异于政府纵容国企管理层伙同政府官员公开瓜分和掠夺国有资产，中国当局就算巧舌如簧， 也没法把这种掠夺解释成正当行为。偶然见之于媒体的国企私有化案例，常常引发社会公众的愤怒，因此，中国政府不许国内媒体讨论私有化，也不允许学者发表有关私有化过程的调查报告，直到2011年，中国官方还坚持宣 称“五不搞”，其中就有壹条“不搞私有化”。 [5] 但是，这壹谎言只是用来欺骗国内公众，实际上，中国政府曾经委託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中国进行了几次有关中国私有化结果的调查，调查报告都以英文发表在国外， [6] 从而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早在1997年底就开始推进私有化，从而为2001年12 月加入W T O 成功地铺平了道路。

　　在推行私有化的前后十来年当中，中共当局极少追究红色精英们侵吞企业国有资产的行为。不仅如此，从1998—2003年这段私 有化高潮时期，中国政府关闭了国有资产管理局，制造了长达六年的国有资产监管“空窗期”，为权贵、国企经理、厂长及官员们侵吞国企资产提供了方便。2003年以后虽然重新恢复了国有资产管理局，但私有化结果木已成舟，原来的国企厂长经理们已经堂而皇之变身为私营企业家。

　　也许有读者会问，共产党国家的公有企业私有化，是不是只能採取这种办法？程晓农研究过俄罗斯和中欧数国的私有化过程，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由政府鼓励并保护、允许共产党干部直接侵吞国企 资产的私有化方式，只有中国採用；中欧各国的私有化基本上不让共产党干部染指。 [7] 如果把中国和俄罗斯的工业企业私有化过程与结果作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式私有化的明显弊端： [8]

　　⑴ 企业私有化的黑箱

　　中国政府从未宣布过企业私有化的具体设想，私有化过程是政府官员和厂长、经理操作于黑箱，将工人排除在外而进行的。与之相反，俄罗斯政府有统壹的私有化方案，由工人投票决定选择哪壹种。

　　⑵ 工人权益未受保障

　　中国工人大多是被厂长、经理以保留工作为条件强迫入股，工人不得不动用个人储蓄。中国工人入股本厂之后，空有股东虚名，其权益却得不到保障。与之相反，俄罗斯工人对本企业入股基本上是自愿的，用的是政府发的私有化券，他 们的股东身分能得到承认，权益也有保障。

　　⑶ 高层持股易控制企业

　　在俄罗斯，私有化之后，企业职工持有的本企业股份大约占40 ％左右，比中国工人的10 ％多得多；俄罗斯的企业经理层虽然也持有壹部分股份，但比中国的经理阶层少 得多。因此，俄罗斯的厂长、经理靠他们个人控制的股份，往往无法把企业变成其私人控制之物。

　　⑷ 解雇员工以降低成本

　　私有化之后，中国大约半数国企职工被解雇，厂长、经理藉解雇员工来降低企业成本（即减员增效），此举得到各地 政府的充分支持。

　　与之不同，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解雇工人的情况较少发生。

　　⑸ 劳资衝突比例上升

　　中国推行私有化之时，中国尚未建立保障失业工人的社会福利系统，失业工人没有生活来源，加之企业厂长、经理大肆侵吞国有资产，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大量的劳资衝突。1995年全中国县、市壹级的劳动纠纷仲裁机构处理的劳资衝突为3.3万起，2006年这个数字达到44.7万起，2008年上升到69 万起。 [9] 而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社会福利制度仍然正常运转，少数失业工人 可以领取社会福利而勉强生存。俄罗斯的厂长、经理在私有化过程中比较尊重工人的意愿，劳资双方很少因私有化而发生衝突。

　　西方有学者认为，共产党国家的威权体制有利于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因为政府的强权可以克服来自民间的阻力，中国往往被他们 视为壹个最好的例子。 [10] 他们全然忽视了这壹“经济转型”过程完全漠视社会公正，剥夺了民众的权益。这样壹种只有利于统治精英的制度安排，为日后中国的社会衝突埋下了深重的祸根。

　　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

　　再来看国企改革的“抓大”成果。无须否认，中国政府通过政策倾斜对大型国企进行资产重组，确实造就了壹批控制国计民生的超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在2001—2010年的这段时期内，这些通过垄断形成的经济寡头成为中国政府的主要经济支柱。但进入 201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大型国企变成了“殭尸企业”（即长年亏损、依靠银行贷款维持运营的大型国有企业），这是中国政府现阶段最头痛的难题之壹。

　　1 、国有企业成为吞食资源、亏损腐败的经济怪兽中国政府之所以要维持大型国企的政治经济地位，主要出于政治需要。中共极权统治的特点是三个垄断，即政治垄断（壹党专制）、资源与经济垄断、文化垄断（控制媒体、教育和宗教）。其中资源方面的垄断是土地、矿产、森林、水源全归国有；经济上的垄断是指 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重要企业必须国有。在中国，国家控股的大型企业被视为“共和国长子”，政府给予各种政策倾斜加以扶持。例如，政府通过垄断土地、矿产等资源和垄断重要行业，让国企拥有产品定价权，攫取巨额利 润输送给中央财政。在中国经济的鼎盛时期，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国务院国资委2009年回顾》显示，从2002—2009年中央所属企业上缴税金年均增长21.6％，国企的税负均值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 均值的五倍多，是股份公司税负平均值的二倍。 [11] 同时，国企也是政府对外援助和对内实施政治及社会控制所需经费的小金库。例如，中国高层官员去外国访问时，经常随带大量採购合同或援助项目，这些支出往往通过国企支付。此外，国企的工资、福利和 工作稳定性都远远优越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到这样的企业就业，几乎成为中国人职业选择时仅次于公务员职业的次优选择，因此，国企往往成为官僚、权贵亲属的谋职之地。美国彭博社的壹篇报导揭露，共有103位在国企 任高管的红二代，曾用M B O （经理人持股）的名义让自己致富，他们领导或运营的国企2011年总市值为1.6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五分之壹强。 [12] 在21 世纪前十年的国企改革中，这些红二代通过M B O 的方式，不费分文攫取了大额股份；在资产数亿或者数十亿的超大型国企中，持股哪怕不到1 ％，也是壹块巨型蛋糕。

　　国企与红色家族之间既然形成了家国壹体的利益输送管道，这些被管理层大肆攫利的企业不可能经营良好。随著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衰退，国企的黄金岁月结束了，国企成为银行坏帐的主要源头，拖累了中国的国有银行。自2014年以来，中国媒体上大量出现“殭尸企业”壹词，指那些严重亏损、依赖银行贷款在维持运转的国企。截至2015年底，在中国 的股市上这样的“殭尸企业”就有266家，占10 ％，集中于八大行业，即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 [13] 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有100家，其中16家是亏损企业。 [14] 例如，“中国铝业”号称“A 股亏损之王”，2014年度淨亏损为163亿元人民币； [15] “鞍钢集团”有800亿银行债务，2015年淨亏损43.76亿， [16] “渤海钢铁”债务达1920亿。 [17] 这些进入“世界企业500强”的大型国企长期处于低效亏损的状况，使得中国金融系统有如得了败血症的病人，这头刚为国企输入红色的新鲜血液（注入资金），那头就流出黑血（即坏帐）。

　　屈指算来，这是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轮坏帐了。 三轮坏帐的形成各有原因，但有壹个原因是不变的，即国企靠银行不断输血维持。兴业策略研究报告估计，如果在两年内这些殭尸企业全部倒闭，70％的有息负债成为坏帐，影响债务约10671亿，年均5300多亿。其中10％为债券，90 ％为银行债务。 [18]

　　为了避免银行被“殭尸企业”拖垮，中国政府决定，要考虑出清“殭尸企业”，并把这件事当作2016年六大经济任务之壹。但是，这壹决定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因为必须大量裁员；而国企员工强烈反弹，企 业管理层不想引火烧身，希望地方政府为被裁撤员工安排工作，但地方政府也无能为力，只好以维持社会安定为由，要求银行继续为亏损国企发放政策性贷款，这样就又回到了维持“殭尸企业”的初始状态。

　　2 、习近平坚持国企“做混做大做强”

　　儘管国企盛产“殭尸企业”，但习近平仍然想将国企做大做强。

　　2015年9 月酝酿了好几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出台， [19] 评论如潮水般涌动，有说此方案的目的是要将国企做大做强；也有人说，政府要通过市场化推进私有化。同壹个方案，居然引起两极猜想，原因在于这个方案有极强的习氏色彩：意欲融合毛泽东、邓小平两人的治国特点，左右逢源，因此出现了许多互相 矛盾的表述。

　　⑴ 《国企改革方案》的几个关键点

　　《国企改革方案》全文10141个字，共分8 章30 条，开宗明义就肯定：“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这壹精神始终贯彻于《 国企改革方案》之中。

　　以下是几个不能忽视的重点：

　　《国企改革方案》的亮点是混合所有制，公有制占主导地位。 评论者说公道私的分歧，就在于他们对“混合”的解读不同。有人（包括外国专家）看到“混合”二字，就以为鼓励私有化。但《国企改革方案》的原话是：“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并著力推进整体上市。”《国企改革方案》制订者犹恐人们不能充分理解，在第二条“基本原则”中加 以特别阐述：“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仍是基本经济制度，是巩固与发展的重点，非公有制经济处于从属地位；”“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把握的根本要求。”因此，所谓“混合所有制”，就是私企可以拿钱购买国企股份，成为 股东；但股权配置比例是以国有资本为大头，私企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决策权与话事权。为了避免社会各界误解，《国企改革方案》

　　发表之后两天，新华社发表评论，表示“须旗帜鲜明反对私有化”，[20] 以正视听。

　　既要培养国企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又要加强党的领导。 《国企改革方案》共有十四处提到市场化，仿彿奉市场化为主旋律。但第二十四条却声称：“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壹起来，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 入国有企业章程，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党领导壹切”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生命线，“市场化”是邓小平执政以来国企改革的主旋律。赵紫阳任总书记期间，千辛万苦推出了政企分开， 希望结束党管企业的弊政，本来还打算在成功的基础上推广党政分开，所有这些努力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都付诸东流。中共统治60 多年的经验表明，在党的控制下，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党的扶持做大，但决无可能做强。因为企业做强，是指企业通过提升 经营能力与管理水平，投入产出合理均衡，通过市场竞争而非垄断取得市场份额，这恰好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无法做到的。

　　“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民营企业，将会成为国企改革光顾的主要目标。 《国企改革方案》第十八条称：“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 入股非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资本运作平台作用，通过市场化方式，以公共服务、高新技术、生态环保、战略性产业为重点领域，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也就是说，发展 前景不好的民营企业大可放心，国企不会光顾妳；但如果效益佳、市场前景好，国企将不请自来，主动上门收购部分股权或壳资源，躲是躲不掉的。

　　⑵ 中国当局为何坚持将国企做大做强？

　　壹个政府考虑扶持什麽企业，往往体现其利益考 量的重点所在。

　　民主国家对企业的考量壹般是就业优先。比如中国双汇2013年收购了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雇员共计48000人，其中新增约1300人， 当地居民与政府都很欢迎，并不在意资本所有者是中国人。

　　中国的私企为中国人提供的就业机会早就超过国企。据官方数据，2007年，在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中，国企占9.2％，私企占44.4％； [21] 2011年1 月，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指出，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 ％以上，吸纳了城镇就业人口的70 ％以上和新增就业人口的90 ％； [22] 2014年，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个体和私营企业新增就业人员约占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的90 ％。 [23]

　　如今，随著外资撤退，农民工大量返乡，逾半大学毕业生被迫在家啃老。按道理，政府应当鼓励发展私企，将提高就业率作为主要考量。

　　为何当局却要将吸纳就业较少的国企“做大做强”，採取国进民退的“改革”策略？这是基于两点考量 ：

　　第壹、随著经济下行，中国政府面临极大财政困难。据官方数据，从公共财政贡献看，目前在中国企业户数、资产、主营收入占比中，私企已占大头，国企皆处于劣势，但在向国家缴纳的税金占比中，2012年私企仅为13 ％，国企高达70.3％。 [24] 在原有的税源日趋枯竭的情况下，国企是公共财政支柱这壹条理由，就足以让政府倾力扶持。至于国企是否提高就业率，已经不在政府优先考虑之列，李克强总理已经为数亿待业者指出壹条“自主创业”之路，儘管大多数失 业者并不具备“创业”能力。

　　第二、《国企改革方案》中，整体上市才是最终目的。国企目前负债率很高，2015年7 月末中国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5.12％，其债务来源单壹，主要是国有银行。 [25] 这种银企关係，注定国企如果好不了，国有银行也会被拖垮。过去20 多年以来，国企脱困的主要办法就是前总理朱鎔基想出的高招，让国企上市圈钱。但近年这壹高招居然失灵，2015年股灾中，国企这支“国家队”在政府强迫其参与救市之后几乎全数套牢。 于是《国企改革方案》只得另出新招：让国企改革，与民企实现混合所有制后，“著力推进整体上市”。 因为资产重组之后，企业可以用新名目到股市上I P O （首次公开募股）。

　　⑶ 民企想与国企混合吗？

　　混合所有制的提法，早在2014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与《关于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指导意见》徵求意见稿公布时，就为社会熟悉。但民企对此毫无热情。民企普遍视“混合所有制”为陷阱，认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权，进去后很可 能被“招安”，最坏的可能是被“关门打狗”。几位民营企业家对混合所有制的看法，其中提到的主要风险有：国资负责人不需要对资产负责；国有资产流失将是条高压线，会用来对付民企股东；国有股东比民企股东要强势得多 ，很难合作；如此等等，总之就是：民企不能与国企合作，合作就等于鑽进圈套。 [26]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对新浪财经表示，“如果要混合，壹定是民营企业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对控股”；“如果国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钱帮国企吗？那我不是有毛病吗？不 能干这个事。” [27]

　　为了让民企放心，不将政府看作“狼外婆”，《国企改革方案》第十六条称：“坚持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壹个推进壹个。改革要依法依规、 严格程序、公开公正，切实保护混合所有制企业各类出资人的产权权益，杜绝国有资产流失。”为了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国企的直接控制，截至2017年8 月，中国总市值超过壹万亿美元的30 多家上市国有企业改写了章程，把党组织的领导置于每壹家集团的核心地位。 [28] 至此，中国上世纪80 年代赵紫阳曾尝试的政治改革，即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完全废除，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党完全控制国有企业的模式。

　　民企不想“混合”的态度是明显的，但政府想“混合”的意愿是强烈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曾饱经风雨，见政府摆开混合架势，早就开始大量“海外投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过去两三年，以万达、AB 、复星、海航为代表的壹些企业，持续加大在海外 的併购投资金额。

　　2015年8 月以来北京加强外汇管制，与其说是针对那些小额外汇的拥有者，不如说是针对那些想转移资产的富商，“做空中国”成了壹大新罪名。到2017年，中国当局的“巨灵神掌”终于罩向了这些资本大鳄。

　　2017年2 月，中国投资界的“超级白手套”肖建华在香港四季酒店神秘失踪，据传被强力部门带回了北京； [29] 6 月，安邦掌门人、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吴小晖被拘。 [30] 与此同时，王健林的万达公司大量收购在西方很少有人投资的娱乐项目、无人问津的豪宅，包 括足球队等，该公司被查的消息也传得沸沸扬扬。 [31]

　　三、前途渺茫的共产党资本主义

　　自从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以来，中国模式算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这个壹度被中国政府及海外中国研究者吹得神乎 其神的“中国模式”，其实就是专制政权控制之下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

　　中共以消灭资本主义（化私为公）起家，但无法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获得成功，最后只能改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来延续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在这壹化公为私的改革过程中 ，红色家族及共产党的各级官员及其家属摇身壹变，成为企业家、大房产主、巨额金融资产所有者等各种各样的资本家。他们积聚财富的过程充斥著肮髒与犯罪，既需要共产政权保护其财产和生命安全，也需要通过政府垄断的行 业继续聚敛更多的财富。因此，他们是中国现体制的坚定支持者，而不是民主化的促进者。长期以来，关于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中有壹种看法以为，经济自由化之后，原来的红色精英会自然地拥抱民主和自由。中国的转型结果证明，这种想法不但幼稚，而且是错误的。

　　1 、中国模式抛弃了社会底层

　　迄今为止，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转型大致有三种模式：

　　第壹种是中欧模式（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的转型为异议知识分子所主导，他 们的基本主张不是与原共产党精英们分享权力或和解、宽容，而是通过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尽可能铲除共产党文化的残馀，况且，在多数中欧国家民众的眼裡，共产党政权不过是壹个苏联扶植的傀儡政权，应当被唾弃。这些国家 政治、经济转型的结果是：原来的共产党精英多半未能从转型当中获得好处，大约三分之壹的原共产党精英的社会经济地位下降，壹半左右提前退休。 [32]

　　第二种是俄罗斯模式，其结果是，原来的共产党精英摇身壹变成了民主派精英，然后他们分享转型 当中的好处，从中发横财，同时民众也在私有化过程当中获得了壹部分产权。这是典型的“老权贵带入新社会模式”。

　　第三种则是中国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中共政权把前30 年毛泽东时代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抛弃了，改用共产党资本主义巩固了毛泽东留下来的专制极权制度。在权贵私有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黑暗行为（例如红色家族的疯狂敛财所起的示范作用），导致官僚系统及整个国家高度腐败。这种腐败政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分 配不公。当财富与上升机会都被社会上层垄断之时，占总人口约80 ％的庞大社会底层 [33] 必然产生对精英阶层的仇恨，仇官、仇富情绪在全社会蔓延。

　　中国的转型模式，提出了壹个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以前未曾重视的问题：经济转型究竟是有利于 政治转型，还是阻滞政治转型？根据作者对中、俄及东中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观察，其关键在于两者的先后顺序。当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同步的时候，比如俄罗斯的情形，由红色精英“变身”而来的民主派不会反对民主化，因为 他们发现，民主化的过程并不见得会妨碍他们利用以往的社会关係致富。但是，如果经济转型在政治转型启动之前便已完成，比如中国这种情况，已经成为资本家的红色精英会强力阻止民主化。对他们来说，民主化不仅会剥夺他们的政治特权，还会追索他们非法获取的财富。海外中文网站上经常出现网民发表的“民主化之后杀妳全家”之类的言论，就是这种仇恨情绪的表现。

　　当这个国家的大批企业和财富掌握在身为共产党员的红色资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对红色资本家来说，唯壹可 以信赖的自我保护制度，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法治，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将刀把子（军队加警察）握在自己手中。中共权贵集团很清楚，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丝毫不值得留恋，目前这种共产党资本主义是保证他 们攫取利益并维持自身安全的最佳制度：壹隻手拥有掌握资源的权力，另壹隻手通过市场将权力变现为金钱。这种建立于“权力市场化”基础之上的家国壹体利益输送机制，不仅使他们比民主国家的企业家更容易获得财富，而且 还拥有优越的政治地位。这壹现状注定了共产党资本主义不会自发转型成为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实质。

　　但是，红色权贵们也很清楚，“中国模式”时刻面临来自社会底层的威胁，因此，他们壹面把个人的巨额资产向西方国家转移， 壹面把亲属移民到西方国家，以便留下后路。他们“用脚投票”，实际上宣布了“中国模式”的前途十分渺茫。但是，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红色权贵与富人们大量携巨额资金移居外国的事情，到2017年被习近平划上休止符。 习近平在稳固权力后，终于为中国的未来做了壹些方向性的改变。这些改变被称之为：江泽民改革的中国，习近平正在改回去。

　　2 、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不容经济精英共享权力从2014—2017年这三年之间，中国发生了三件密切相关的大事： 政府从吹嘘自己成了直逼美国的世界第二投资大国，变成暂缓对外投资；富商从2014年开始在海外狂买各种资产，到2017年亏本急切求售；中国政府从慷慨地在全世界投资及对外援助，到2016年8 月开始开展“外汇储备保卫战”，2017年限制富豪 们海外投资。表面上看，中国“外汇储备第壹大国”的地位虽然未变，但近四万亿外汇储备却缩水至三万亿。

　　解读上述事实，就会发现，中国政府对富人阶层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贬抑商人的社会地位。

　　⑴ “资本大鳄”成为中共打击目标

　　不管中国商界愿不愿意承认，事实证明，习近平当政之后，他们的命运就进入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商界从江泽民时期开始享有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始于2013年夏天的反腐运动中，二百多名省部级以上腐败官员的“朋友圈”几乎全都陪葬。 [34]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曾任职能源部、四川省委书记，因而与石油帮、四川帮牵连的油商、川商倒了上百位； [35] 前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老家的晋系煤老板集团几乎全军覆灭。 [36]

　　习近平接任之后，面对私企富豪坐大之势，壹直在考虑如何用“混合所有制”将私企中的优质资本吸纳进国企，将国企做大做强做“混”。

　　“混合所有制”的提法，在2014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指导意见 》徵求意见稿公布以前，就为社会熟悉。但民企对此毫无热情。普遍视“混合所有制”为陷阱，认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权，进去后很可能被“招安”，最坏的可能是被“关门打狗”。正如前文提及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 健林，他在接受新浪记者採访时表示，“如果要混合，壹定是民营企业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对控股”，“如果国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钱帮国企吗？那我不是有毛病吗？不能干这个事。” [37] 杭州娃哈哈集团老板宗庆后对党壹直很贴心，但在2014中国五 百强企业高峰论坛的发言中，他表示，现在搞试点仅拿出少量股份让民营资本溢价进入，“实际上民营资本亦没有那麽傻，以高昂的价格与代价获取国企少量的股本，进入后既没有话语权、决策权，亦改变不了国有企业的机制。 ”他认为，央企这麽大的盘子，民企、民间资本实际上也没有能力进去，最后可能又让国外的基金占了国企的股权，导致国企又被外人所控制。 [38] 曾参与过20 多家国企改革的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虽然比上述两位说得委婉，但态度实质相同。2014年4 月25 日，他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週年系列论坛上发言，谈到自己的经验是“不能作为小股东进去”，“没有管理权，所以跟原来的国有体制还是壹模壹样，这样基本没有什麽用了”。“我现在非常明确壹点，如果混合所有制在经营方式上不能以民 营企业为导向，以市场为导向，以民营企业为主的话”，不予考虑。 [39]

　　2015年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之后，笔者在〈“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壹文中，逐条剖析，指出该方案的目 的是通过让私企优质资本进入国企、但又不占主导地位，将国企做大做强做“混”（混合所有制）。 [40]

　　嗅出危险气味的富商开始跑路。从2014年开始，王健林、吴小晖都走上了海外扩张之路，二者的方式略有不同，万达系是通过国内举债筹资， [41] 安邦系则是发行各种保险理财产品筹资；但二者本质相同，都是通过国内高负债走“金蝉脱壳”之路。 [42]

　　为了躲避习近平、王岐山反腐风暴，不少与官场关係亲密的商人纷纷将资本转移至安全之地，香港更是成了资本中转站。位于香港岛中环金融街八号的四季酒店（俗称望北楼，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裡曾出现这酒店），则成了中国那些惶惶不安的富 商们的临时避风港：还出了壹位为富豪们提供各种信息并帮助消灾的超级掮客苏达仁。 [43] 直到2017年1 月，常年带著八个女保镖出现的“金融大鳄”肖建华被大陆“强力部门”秘密带回北京之后，中国大陆富豪们惊觉四季酒店不再是安全的避风港，打消 了来此销金窟“暂避风头”的念头，这壹酒店的“避风港”神话终结。 [44]

　　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早就看穿了这些把戏，只在等最高层下决心。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说过不少让富豪们惊心的话语，比如：2016年12 月3 日，他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发出警告：

　　“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槓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 不可以的！”刘士余警告说：“挑战了国家法规的底线，也挑战了做人的底线，当妳挑战刑法的时候，等待妳的就是开启的牢狱大门。” [45]

　　业界当时普遍认为，刘士余针对的是以恆大系、宝能系、安邦系为代表的举牌最为活跃的保险系资金。还有壹些 胆大的投资界人士，则批评刘士余的言论不当，妨碍金融改革，但并未想到中国政府要重新釐定政府与商界的关係。

　　2017年7 月，中国国务院成立壹个领导并监管“壹行三会”的超级机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壹机构成立的目的有二：1.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壹个具有决策权，对行政执行结果具有监管、问责和处罚权的常设机构，设立它的目的在于解决“壹行三会”之间的监管“踢皮球”、金融机构和产品监管标准不统壹、金融监管存在真空等问题。2. 填补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业务监管缝隙。最近十年以来，中国金融行业实施“改革”，不少国企与私企巨头均拥有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全牌照，但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三大监管机构却存在相当宽的监管缝隙。这些资本大鳄游弋于金融、证券、 保险三大行业，哪裡方便就在哪裡圈钱，再借著当局鼓励海外投资之机大规模将资金转移海外，而其债务风险却留在国内。成立这个统壹领导监管“壹行三会”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意在弥合监管缝隙。基于此，官媒宣 称它的成立意味著 “资本暴力时代即将结束”。 [46]

　　直到这时，不少金融大鳄才意识到，他们壹向半心半意依靠的政府终于将砲口瞄准了自己。显赫的邓府孙驸马吴小晖被抓之后， [47] 以数位前政治局常委家属为靠山的中国首富王健林才算是中止 了他长达三年的资本向外转移之路，低首表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决定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 [48] 壹度被官府请去喝了几天茶的复星系的掌门人郭广昌公开发声：海外投资这壹走出去是为了更好的引回来。 [49] 持续了三四年之久、通过国内高负债敛财并向海外转移资产的资本外逃潮才算是强行扼制住。

　　⑵ 中国政商关係之结在哪裡？

　　对商人阶层的崛起，中国政府相当在意，江泽民用“三个代表”思想将新富阶层与专业人士纳入社会基础之后，有 过不少官方调查。

　　《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在2010年第4 期封面文章〈中国新富家族〉中曾透露：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三千个家族财富榜总榜单，三千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壹万个家族，财 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 亿元。

　　该文总结了中国“新富家族”的构成：“其壹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这篇文章以苏南商人为红帽商人的代表，但“九二派”商 人也应该归于此类。“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源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壹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

　　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 锺情的领域。” [20]

　　有趣的是，该文对前两类商人都列举了代表人物，但对第三类商人却未提及壹个名字，只是指出：“在国外，富豪家族壹般呈现几个特点，壹是草根商人占绝大多数，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数。对比这两个领域，中国商 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壹层阴影。”这篇文章再次将中国政商关係的明暗两个层面摆上桌面：表面上是政府与企业的关係，实质上是官员与企业家、商人的关係。这两层黏在壹起的 关係，注定了中国政商关係有两重制度诅咒。

　　第壹重制度诅咒：官员们“家国壹体”之利益输送机制。

　　中共政治就是极权政治，以“三个垄断”著称，即政治垄断、经济（资源垄断）与舆论垄断。这三个垄断格局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经形成，但那时有 权力无市场，大小掌权者最多是房子住大壹些，享受特供与子女就业特权。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政府官员掌握的权力可以通过市场变现，即我讲的“权力市场化”。这壹点，注定了中国的官员必然会有寻租衝动。如果家人不够能 干，就充当权力掮客，官商勾结；如果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中有能人，就自办企业，因为向别人寻租远不如自家人开办企业安全可靠。这就是近几年反腐败中，壹个贪腐官员落马，往往导致家庭成员及朋友圈同赴监狱现象的原因。

　　为了让官员们能够祛除这重诅咒，前些年中国很认真地讨论过如何“以有条件特赦贪官推动政改”。 [51] 这类讨论从本世纪初就壹直存在，但以2012年那轮讨论最为认真，壹些颇有社会名望的人士加入了这场讨论。我曾在〈“特赦贪官推动政改”为何 不可行？〉 [52] 壹文中分析过此论的来龙去脉。

　　第二重制度诅咒，则是企业家的原罪问题。

　　由于中国政府掌握资源分配大权，政府对企业的关係是种“赐予”的关係。所谓“权力市场化”，其特点是“权力”要变现，必须依靠“市场”，两端紧密 结合操作。也因此，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成了“造就国王的人”，这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不得不背靠官场的原因。即使是高科技行业的富豪，也不敢说自己可以不依靠官府，因为市场准入、税收、企业年检，每道关卡都可 以让商界难受。商界人士都知道，经营好政商关係，意味著掌握了“重要资源”。

　　从2005年开始，中国商界、学界曾兴起壹波关于企业家原罪的讨论，主要观点汇集于《原罪：转型期中国企业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赎》壹书当中。该书将“原罪”归咎于三大 原因，即制度不完善和社会转型的先天不足、政策和法律的后天失调以及滋生原罪的社会环境，对于处理企业家原罪问题分为三个派别──追究派、反对派和折中派。在这场讨论中，为企业家原罪辩解并反对追究原罪的人，占据 了最终的话语优势。 [53]

　　这两重制度诅咒，江泽民也想破除，“三个代表”理论就是为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之融合而提出来的。美国高盛前董事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以《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作为全书标题

　　，很传神地道出了这壹点。 [54] 正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开启了中国民营企业家挺进政坛，政商结合这条道路既方便了权贵们攫取更大经济利益，也使商人获得政治保护伞。本书作者何清涟就是因为在2000年的《书屋》第三期发表了〈当前中国社会 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在文中指出中国正在抛弃工农等社会底层，形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与外国资本联合共治的寡头联盟，并在壹次小范围公开演讲中提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两实壹虚，代表先进生产力 、代表先进文化，都是中共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的寡头联盟，这是“实”；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则是“虚”，因为人民是个集体名词，是无数个体的名义集合体，无法代表自身，最后还得由中共代表，因而被认为讥讽 了“三个代表”思想。这笔“新帐”，加上此前《中国的陷阱》壹书被中共当局记下的“老帐”壹道计算，遭受中国当局政治迫害，包括降薪降职、禁言与全天候监控。后又在2000年7 月在北京经历了壹场离奇的车祸之后，不得不于2001年6 月出走美国。《书屋》

　　杂志主编周实先生则被撤职，在50 岁盛年被强令“退休”。

　　抛弃社会底层，形成政治、经济精英寡头联盟共治这壹事实，中共当局无视多年，直到十九大前夕，因为权力斗争的需要，因为始自2017年3 月的郭文贵海外爆料“彻底将中国政府绑上壹个令自己颜面扫地的战车”，中国大外宣重镇多维网才在文章中承认这点，称江泽民时代之后，“人们开始将关注的目光从‘原罪’转移到对官商勾结、特权垄断以及围猎国资上，尤其手握实权的官员与商人的界限越 发模糊，并在之后转变为既得利益群体或者说权贵阶层，成为阻挠改革和变革的破坏力量。” [55]

　　3 、江泽民改变的中国，习近平正在改回去

　　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问世，中国当局鼓励资本家入党蔚为政治潮流，众多民营企业家进入各级 人大、政协，中国政治俨然步入了“精英共和”的初级阶段。胡锦涛执政十年，对江泽民立下的政治规则萧规曹随，在“两会”代表中继续吸纳富翁。这种“精英共和”的表象，让近年西方媒体的中国“两会”报导增加了壹个重 要主题：中国“两会”的富豪人数，以及两会富豪代表的财富与美国国会议员财富之比较。

　　2015年两会前夕，《纽约时报》报导：胡润百富榜上中国最富的1271人裡，203人（七分之壹）是“两会”代表，他们的资产总和近三千亿元人民币，超过 奥地利经济总产值。 [56]

　　中国“两会”富豪代表的财富总值相当惊人。据胡润中国财富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最富有的70 名人大代表的个人资产淨值在2011年壹共增加了115亿美元，创下898亿美元（折合5658亿元人民币）的新高。相比 之下，被中共宣传品称之为“金钱帝国”的美国国会、最高法院及白宫的660名最高官员在同壹时期的个人资产淨值为75 亿美元，低于70名中国富豪人大代表壹年中增值的财富。 [57] 2017年3 月，据《胡润富豪榜》数据显示，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 百富榜”上的100名富豪在过去四年裡财富增加了64 ％，从2013—2016年，他们的身家总和从18000多亿涨到30000多亿元人民币。 [58]

　　号称“共产党领导下、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中国议会──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实成了富豪 与官员的俱乐部。彭博新闻对这壹现象发表评论：“全国人大偏爱亿万富翁，体现了中共和富豪之间的融洽关係。在这个体系的各个层级上都有当地官员与企业家串通合谋，发家致富。” [59]

　　但是，壹党专制政治最大的特点是不容他人分享权力。美国政 治学大师亨廷顿曾有壹个理论假设，他认为对于壹党制政权来讲，主要威胁之壹在于“控制自主性经济权力来源的新兴社会集团的兴起，也就是说壹个独立的、富有的工商业精英阶层的发展，导致了精英的分化”。

　　[60] 这种对资本介入权力的恐惧，政治精英并不讳言。2017年3 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演讲中，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说：“有资本希望在掌握经济权力之后，谋取政治上的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壹种是 资本希望求得壹种照顾，但有违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另壹种是资本希望在掌握经济权力之后，谋取政治上的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 [61]

　　总部设在北京的大外宣媒体多维新闻网，于2017年8 月上旬发布了系列文章《近思录：透视郭文贵中国野蛮 人演进》（上、中、下），文章标题中的“郭文贵”只是作为引子，重点是分析以郭文贵为代表的中国商圈在30 多年改革中的生成轨迹──这篇文章如果放在国内发表，会影响十九大前夕的“安定团结”局面，因为商圈中的翘楚“九二派”决不认为郭是商界代表 ，他们会从这壹标题中感觉到肃杀寒意。

　　这裡只谈多维新闻网这组文章的主要政治意涵：

　　《近思录》的下篇有个单独的标题，叫做〈中共终结经济野蛮生长的努力〉，其编者按如是说：“每壹个权力中心的周边，都聚集了壹批仰其鼻息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些人因为接近权力中心，得以垄断资源，获得巨大的利益。” [62]

　　熟悉中国政治的人士大概都会读懂这段话。其中每壹个权力中心，指的是江泽民时期的“多龙治水”与胡锦涛时期的“九龙治水”格局，每壹个政治局常委都将自己管辖的范围当成壹 个权力中心；围绕“每壹个权力中心”，形成壹个蚕食国家资源以自肥的利益集团，比如这次情报系统的反叛，就是围绕国安权力中心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暗中策划并实行。十九大要做的事情是：今后中国只能有壹个权力中心，不 再是多头共治的集体领导。

　　该系列文章还指出：“胡温十年形势恶化，彼时的温家宝身为壹个性格软糯、不谙经济之学的工程师总理，加之在位期间，中国特殊政治权力结构的桎梏，可以说上位之初的雄心万丈不久便熄灭，而最终只剩下难以回天的政改空号 了。现在已经到了壹个转变的重要阶段。” [63]

　　如何转变？从经济上来说，抑商时代将要开始，佐证是：据官方媒体报导，今年要适当提高十九大在生产和工作第壹线的代表比例。省区市、中央金融系统和中央企业系统（在京）代表中，生产和工作第壹线党员所占比例壹般不少于三分之壹，例如桂林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平山场站11 路线公交驾驶员夏四初成为十九大代表 [64] ──这让经历过文革的人想起当年毛泽东时代九大时期的工农兵代表纺织工人吴桂贤、石油工人王进喜、农民代表陈永贵等人。

　　不过，在《人民论坛》述及的三类中国新富家族中，中国最高当局的策略不壹样。对付草根型、红帽型，当局均镇以雷霆之威，不少商人均落得财破人繫狱甚至身死的下场。对付红色家族则（只能）採取“春风化雨”的柔软手段。在习近平的压力下，他的姐夫 和姐姐、朱鎔基之子朱云来、温家宝之子温云松都相继退出金融界。对中共前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则将其从中国电力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之位，调到中国大唐集团任副总经理，目前，在该集团领导层中，李小琳排名第四位。

　　外逃贪官则先后通过“猎狐行动”与“天网行动”实施海外追逃。

　　2014—2016年，中国当局先后从9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566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410人，追回赃款86 亿元人民币，迄今追回“百名红通人员”39 人。让中纪委觉得效果彰显的成就是：新增外逃人员逐年大幅下降， [65] 在中共中央各大权力机构中，中纪委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但自从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之后，加以整顿并加强职能，对贪官及其朋友圈杀伤力特别大，“宁见阎王，不见老王”， 成了中国官场流行语。“郭氏推特文革”的主要打击对象就是王岐山，郭文贵曾提出“为贪官报仇、讨回公道”的口号，因此其支持者有贪官群体、 [66] 贪官家属与情人。

　　上述权倾壹时的官场大人物及商界富豪，目前正在书写不知道结局的《红楼梦》， 只有那些前几年就定居海外的富人与官员家属，他们的“财富故事”可能会有个相对平安的结局。可以想像，号称“精英聚会”的每年壹度的人大、政协例会上，部分富豪们的身影将要让位于工农兵这些生产壹线的党代表。库恩 写的《江泽民传：他改变了中国》，书名被人借用调侃：“江泽民改变的中国，习近平正在改回去。”但时光不能倒流，无论怎样，习近平无法带领中国人回到过去。只要现存的政治体制不改，人大、政协的代表无论是富人还是生产第壹线的工人，都没有中 国人会将他们当成自己的代表，也没有代表认为他们代表了人民。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他们既是执政党遴选的代表，自然只能唯执政党意志是从。但中共的社会基础其实已经被掏空：

　　中国模式抛弃了社会底层，习近平的反 腐让官员痛失乐园因而失去“官心”，正准备实施的抑富政策，将使富裕阶层从半心半意地依靠党变成离心离德的表面顺从。壹个只剩下枪杆子的政权，到底能走多远，很值得怀疑。

　　今天，中共官方意识形态仍然将马克思主义奉为正统，是因它能为红色资产 阶级的特权身分和“无产阶级专政”继续维持下去，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解释。弔诡的是，中国模式本身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建立在反民主的专制基础之上。但中共生存下去的诀窍就在于：举著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和招牌，建 设和巩固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国模式”既挑战了马克思主义，也挑战了民主化理论。对中国未来的认识，需要从这裡起步。

　　至于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中的命运，其实早有定位。1988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过壹个关于社会主义 国家改革的讨论会。在那次会上，壹位来自共产党国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语惊四座：所谓社会主义，无非就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先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然后再从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壹年以后 ，这位匈牙利人的看法就被苏联东欧共产党阵营的相继解体所证实。

　　中国经济曾有过辉煌的“黄金十年”（2001—2010年），在“黄金十年”当中，中国成为继英国之后第二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度，外资视中国为“投资福地”，为了进入中国“抢滩”，还需要付出“制度成本”，向政府官员行贿。基于中国 经济将持续增长的预测，曾有外国学者壹度鼓吹，中国已经“和平崛起”，“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中国必将在2025年或203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政府也非常自豪地宣称，中国已经成为 世界发展中国家当中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外部观察者未曾预料到的是，中国自2010年开始，进入L 型的长期衰败阶段。与这些主流看法不同，本书作者壹直认为，这种透支本国资源、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导致内需不足的畸形发展，必将衰败。从2009年开始，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国内消费、出口和投资）陆续失灵，与房地产相关的几十个上下游产业形成了巨大的产能过剩，需要通过“壹带壹路”向外输出。

　　壹、“世界工厂”的衰落

　　从21 世纪初开始，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 T O ），长达十多年的“出口景气”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从2003—2007年，中国的出口连续多年以高于25 ％的速度增长，壹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高达35％。 [1]

　　壹个国家的经济对出口贸易的依赖，可以用对外贸易依存度这壹指标来 观察。对外贸易依存度又称为“对外贸易係数”，是指壹国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 D P ）的比重。1985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只有22.8％，2001年加入W T O 时是38.5％，以后直线上升，2006年达到最高值67 ％。 [2] 而日本在平成景气结束的1991年外贸依存度只有15.3％。在中国经济繁荣顶峰阶段的2006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号称“出口大国”的日本在平成景气末期的外贸依存度的四倍多，这充分表明，中国的经济繁荣高度依赖出口贸易。这种 经济的弱点在于：壹旦出口下降，中国经济遭受的打击会非常严重。

　　由于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不可靠、成本快速上升、人民币升值等诸多原因，中国的出口景气从2012年开始衰退，出口的年增长率从这壹年的8 ％减少到2014年的6 ％，2015年变成出口下降2.8％， [3] 2016年出口进壹步下降2 ％。 [4] 当中国告别出口景气之后，其外贸依存度也随著出口下降而大幅度降低，2016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为32.7％， [5] 回到了中国20 世纪90 年代初的水平。

　　1 、“世界工厂”兴于成本优势毁于质量低劣

　　十馀年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经历急剧上升和快速下降这壹过程，与中国“世界工厂”由盛而衰的过程高度吻合。2001—2010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 期，有“黄金十年”之称。这段时期，中国的纺织、制衣、玩具、箱包、电子产品等行业，几乎占有世界市场的40 ％—60 ％（玩具业在全球市场占有率最高，壹度高达80 ％），价格低廉的“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商品遍及世界五大洲，中国因此被称为“世界工厂”。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是利用比较成本优势吸引了世界各国投资。所谓“比较成本优势”，是指中国当时的土地、劳动力成本低廉，对外商投资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加 之中国政府几乎不考虑环保，企业不需要支付环保成本。因为有这些比较成本优势，中国很快成为发展中国家当中第壹引进外资大国。在2006年之前，廉价的“中国制造”几乎在全世界形成倾销之势。

　　“中国制造”后来在世界各国受到抵制，是由于厂商 对自身产品质量不负责任。在2006年末，中国加入W T O 之后的五年“观察期”未满之前，中国对内对外销售商品奉行两种质量标准，对外商品质量检测比较严格，所以“中国制造”质量虽差，但还未出现有毒有害等安全问题。待五年“观察期”壹过，中国政 府开始放鬆质量监管。2006年美国发生了中国含铅毒玩具事件，导致“中国制造”信誉受损。从2007年开始，壹度在海外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中国制造”因其有毒、有害而信誉扫地，成为“中国制造”由盛而衰的转折 点。曾经在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80 ％的中国玩具制造业，这壹年因其油漆含铅量超标，在世界各地召回将近二千万件。2007年8 月，广东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因美国美泰儿（Mattel）公司宣布召回近百万件该公司出产的含铅量超标玩具，蒙受三千多 万美元巨额损失，该公司副董事长张树鸿被迫自杀。

　　[6] 此后，美欧等国启动技术壁垒，拒绝涂料含铅量过高的玩具，中国玩具业走向衰亡。

　　中国食品同样让海外消费者望而生畏。2007年5 月6 日《纽约时报》报导，365名巴拿马病人因为服用中国 制造的假的止咳糖浆而死亡，其中100例确诊为中毒死亡。《洛杉矶时报》报导，从2007年3 月—5 月4 日，消费者已经举报了高达8500起猫狗因食用受污染宠物食品而死亡的案件，该宠物食品来源于中国。 [7] 2008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毒饺子事件更是导致中国食品在日本信誉扫地。

　　中国出口有毒油漆的玩具与各种劣质产品，引发不少诉讼。在W T O内部，批评中国政府操纵汇率，给国企大量资金补贴，人为操纵出口商品价格、侵犯知识产权、操纵重大工程招 投标等行为的声音从未消失。仅美国针对中国就提出涉及出口补贴、盗版、中国汽车关税、汽车轮胎、有毒牆板等多项诉讼。 [8]

　　2 、中国的“比较成本优势”逐渐丧失

　　就在“中国制造”声誉日渐败坏之际，中国的比较成本优势也在逐渐丧失。

　　第壹、劳动力成本上升：2007年中国的《新劳动合同法》草案颁布。中国各地出现加薪潮。外资集中地东莞、广州、深圳均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幅度20 ％左右。

　　自2010年5 月开始，以富士康事件、本田罢工为标志，绵延不绝发生的罢工 潮蔓延至中国十几个省份，工人的利益主诉求是加薪与要求成立独立工会。对这两类要求，中国政府採取了不同的态度，对加薪要求表现了壹定程度的容忍。继本田及富士康加薪之后，中国27 个省市纷纷宣布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但不允许成立独立工会 。 [9]

　　中国维繫“世界工厂”的地位，大部分依赖于低廉的人力成本。在约占中国贸易总量50 ％的加工贸易中，人力成本上的优势更是举足轻重。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许多外资迁厂至越南，当时，越南工人每日最低工资是二美元，而深圳是四美元。

　　第二、土地价格上涨，推高外企成本：从2007年开始，中国出口加工的重心珠江三角洲地区土地价格飞涨。2006年以前，广州开发区的工业用地最高价格不超过四百元／平方米，但2007年以后土地的最低价从六百元／平方米开始，没有上限。深圳 、东莞等地的土地价格亦相应上涨。 [10]

　　3 、中国取消了对外资的税收优惠

　　与新《劳动合同法》同在2008年实施的还有新《企业所得税法》。

　　新税法壹是取消了对外资的优惠，让外资与中国本国企业的税率合壹，因此外资企业的税率由15 ％左右提高到25 ％—30 ％左右；二是将区域优惠改变为产业优惠，结果广东港资企业投资集中的几大产业，基本上都被排除在税率优惠范围之外；而此前绝大多数港资厂商的利润来源于税收优惠。试想：现在世界上还有几个行业能够获得10 ％的利润率？外资企业的税率突然上升10 到15 个百分点，其税后利润就基本上消失了。

　　新税法实施之前，中国政府对新税法造势宣传，美国在华商会（The American Commerce Chamber in China）、欧盟在华商会（European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游说北京未果。当时，对形势敏感的部分外资已经率先撤资，最先作出反应的是在华韩资、日资及港资、台资等制造企 业。这些外资纷纷将企业转移至成本更低的地区，如东南亚国家。日本不少机械电子部件厂家及工业公司从2007年初也开始在越南设厂，并逐渐将部分中国业务转移至越南。 [11]

　　当中国仍有税收优惠、土地、劳动力等比较成本优势的时候，外商对中 国有壹项“比较成本劣势”往往避而不谈，那就是外商在华投资必须付出的制度成本（指政策、法律不透明等引起的费用与损失）和社会成本（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商业信用等）。制度成本过高，往往是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所 造成，外企为获准壹些业务，需要不断游说政府，这种游说耗费大量金钱与人力，加大了商务成本。不少外商为了在中国落脚，被迫向负责外商投资审批的各部门官员行贿，如中国商务部官员郭京毅、邓湛、杜宝忠及国家工商总 局官员刘伟等十多人，均因向外商大肆索贿而聚敛大笔财富。至案发时为止，有些官员利用审批权力寻租的过程长达十馀年。 [12]

　　综合上述各种因素来看，从2008年开始，中国不再是外商的投资福地。

　　二、投资马车的换“马”之后果

　　在长达20 多年的时期内，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马车”不断换“马”，先是中国自己的假外资替代了来自发达国家的真外资。所谓“假外资”，即中国富人将资本转移至海外洗白后，再以外商身分回中国投资。这 些假外资的投资重点是收益快的房地产；加之各地政府把出售国有土地、开发房地产作为主要的经济发展方向，因此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带动更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土木工程投资逐渐代替了制造业投资。其结果是：整 个中国变成了壹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在带动土木工程景气的同时，中国经济因房地产过度膨胀而高度泡沫化。

　　1 、对华投资的外资中有多少假外资

　　中国号称“全球发展中国家第壹引进外资大国”，这壹地位从2002年至今未曾变化过。国际社会测 度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通常使用吸引外资数量这个指标。这壹指标用于美国、欧盟、日本等国都没

　　错，但用之于中国，则必须考虑假外资现象。从20 世纪末开始，中国引进外资数额当中，假外资数量不断上升，最近十馀年，中国引进外资的大部分实际上都 是假外资。

　　全部外商投资当中，假外资的比重到底有多大？事实上，从1997—2013年，中国引进的外资当中，来自工业化国家的外资每年稳定在200—300亿美元左右，但是，来自香港、澳门以及九个号称“避税港湾”的小岛国的外资却快速增 加，这些小岛国包括英属维京群岛（theBritish Virgin Islands）、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萨摩亚（Samoa）、毛里求斯（模里西斯，Mauritius）、巴巴多 斯（巴贝多，Barbados）、百慕大（百慕达，Bermuda）、巴哈马（Bahamas）、文莱（汶莱，Brunei）和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这些避税港湾的对华投资从1997 年的242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856亿美元，占中国引进外资的比重从53 ％上升到73 ％。 [13] 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262.7亿美元，其中来自香港的外资就高达926.7亿美元，占外资总额73.4％， 而来自韩、日、美、德、法、英等六国的外资只有137亿美元，仅占外资总额10.8％。 [14]

　　这些假外资回流中国，基本上不会投资于制造业，而是投资于投机性强的房地产业或其他服务业。与真外资相比，假外资具有进入中国房地产业的人脉优势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中国人或中国公司，能够与国内的房地产公司合作炒作房地产，这种合作有时其实就是中国自身的“左手”与“右手”合作。

　　中国的假外资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壹种是在港澳及国外有实体经营的中资企业，出于企业发展的需要，回 国创办“外资”企业。

　　第二种是出于海外融资的目的，通过注册海外空壳公司及返程收购，以红筹形式在国外上市的原中国企业。对这种形式，中国政府持鼓励态度，并给予政策扶持。2006年9 月，由商务部、国资委、证监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 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颁发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业内称为“10 号文”）明文规定，中国企业可以通过离岸公司设计安排合同／协议控制模式（VIE结构，即可变利益实体），进行海外私募及红筹上市。从此，众多国有企业，如中国 银行、中国电力、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石油、中海油等，以及所有的国际风险投资与私募併购基金，加上众多民营企业，如裕兴、亚信、新浪、网易、搜狐、盛大、百度、碧桂园、SOHO、阿里巴巴、巨人集团等，几乎无 壹不是通过在中国境外设立离岸控股公司的方式，从海外证券市场获得巨额资金，再把这些资金以外资公司的名义转回中国。过去20 馀年裡，中国大陆赴香港上市的家族企业资产规模最大的50 家之中，共有44 家注册于开曼群岛，其设立离岸公司的主要目的是 进壹步到美国、新加坡以及英国等地上市；第三种是纯粹出于政策性寻租的目的，到境外尤其是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空壳企业，然后将自己变身为外企的原内资企业。据估计，第三种形式的假外资在中国非常普遍，不仅实行低税的香港成为内资企业注册空壳公 司的宝地，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等地也分别成为中国引进外资（F D I ）的第二、第七和第九大来源地。 [15]

　　2 、美欧日韩及港台资本陆续撤退

　　西方发达国家对华投资的下降，实际上从2008年就开始了。2008年3 月，上海美国商会与博思艾伦谘询公司（Booz Allen）发布的《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研究2007—2008》称，在接受调查的美、日、欧制造商中，超过壹半认为，中国相对其他低成本国家，正失去其作为制造基地的竞争优势；再加上税收与其他许 多杂费的徵收永远处于不透明状态，让企业无所适从。 [16] 因此，中国不再被跨国公司视为“投资福地”。

　　2011年美国波士顿企管顾问公司（B C G ）发布的研究报告《美国制造归来》（Made in the USA, Again ）指出，中美之间的制造业成本差距缩小，美国的土地、燃油、电力等成本均比中国低，因此美资企业已开始从中国撤离而回流美国，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正在变身成为美国制造（Made in America）。 [17]

　　先行撤资的外资企业是幸运的。2007年年末至2008年，外资企业的破产潮几乎席捲了珠三角与长三角，不少企业血本无归。作为“世界工厂”主要车间的广东东莞市衰落的转折点是2008年，从2008—2 012年，东莞有72000家企业关闭；2014年有至少4000家企业关门； [18] 2015年10月份又有2000多家台资企业大举撤离东莞，500万工人被逼离开。不少厂商选择将工厂迁至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壹带，期望维持原有的利润率。东莞 壹度号称“鞋都”，据亚洲鞋业协会统计，近年约有三分之壹的订单从中国往东南亚转移。 [19]

　　如果拟壹份转移清单，这些撤离的企业包括Intel、LG、Panasonic和Microsoft在内的众多科技公司以及其他跨国公司，比如Un iqlo、Nike、Foxconn、Funai、Clarion等数十家外企。 [20] 2014年越南的国外直接投资已经达到124亿美元，比2009年增加近25 ％。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商之壹韩国三星电子（Samsung）计划在越南隆安省加大 投资，生产电子产品。有人预测，“越南制造”可能会遍布全球，在吸引外资方面，“中国花费30 年时间做成的事情，越南花费十年就够了。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公司把赌注押在这个国家”。 [21]

　　3 、土木工程景气的必然结果：制造业巨大的产能 过剩投资这架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马车”，拉动它的“马”，在2009年之前主要是外资带动的制造业投资，而2009年之后却换成了土木工程（房地产、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正当中国陶醉在出口景气带来的经济高增长的成就感当中 时，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突然导致中国的出口订单大幅度减少，使得中国2009年的出口下跌16％。 [22] 中国政府担心经济受到衝击，採取了经济刺激措施。当时中国政府的这壹决定有助于缓解其他国家的经济困难，因此广受好评，比如，联合 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的报告表示，中国将是全球经济恢复的动力。 [23]

　　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主要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由中央政府投入四万亿人民币，加上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融资平台举债投入几十万亿，试图 拉动经济增长。中国政府以及各国的中国问题观察家都没有预料到，这轮土木工程景气注定是短命的；不仅如此，在短期内投资几十万亿于土木工程，虽然拉动了与土木工程有关的钢铁、建筑材料、装修材料及其上游产业，如煤 炭、石油化工的产业投资，但土木工程景气壹旦终结，制造业当中与土木工程相关产业必然出现巨大的产能过剩，地方政府的投资后来成为它们无法偿还的巨额债务。到了2015年，中国终于无可避免地进入了经济衰退阶段。

　　经济衰退以后，中国的政府文件裡出现了两个令企业界非常不安的词彙，“产能过剩”和“殭尸企业”。“产能过剩”的含义是，某个行业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可能的市场需求，这个行业内将有大批企业必然破产；而已经严重亏损甚至停产但尚未宣布破产的企 业，则被政府称为“殭尸企业”。最先出现产能过剩的行业是钢铁、水泥、煤炭、化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产业，然后是与铁矿石和集装箱运输相关的造船产业、与土木工程相关的工程机械产业、与煤炭运输相关的载重汽车产 业。 [24] 中国目前的粗钢产能达11.5亿吨，而产能利用率仅为70 ％左右，未来2 —3 年内产能过剩最严重的行业（钢铁、煤炭开採、水泥、造船业、炼铝和平板玻璃）需要减产30％，因此将裁员300万人。 [25]

　　2016年初，中国国务院提出，用3 —5 年时间减少煤炭产能5 亿吨、减量重组5 亿吨；2016年4 月中国政府多个部委联合发布通知，要求煤炭企业减量生产，同时裁员130万人。 [26] 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改委”）陆续下发 的文件，焦炭、电石、甲醇等煤化产业、多晶硅、维生素C 、风电设备制造等行业，无不如此。

　　据中国国家发改委的研究人员分析，如果把制造业过剩产能的周期性过剩部分剔除，那麽，制造业总体产能当中大约有15 ％属于永久性过剩产能；也就是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15 ％可以被视为无效投资。

　　无效投资包括三大类：壹是投资后未能形成实际生产能力；二是投资形成生产能力后成为过剩产能，未能投入使用；三是错误决策造成的不当投资。该研究人员分析了包括基础 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状况之后认为，就所有行业的投资来看，1997—2013年中国投资的35.6％属于无效投资，无效投资总额达66.9万亿元。 [27]

　　无效投资的借贷者通常无法正常归还贷款，这部分投资就很可能成为银行的坏帐。按照该作 者提供的上述无效投资数额，笔者对比了中国金融系统2013年底的全部金融机构贷款馀额，发现66.9万亿元的无效投资相当于当年金融系统全部贷款馀额117.5万亿 [28] 的56.9％。

　　直到2017年，中国制造业的状况仍然未见好转。据 安邦调研，中国制造业形成三分天下之局：成功转型、无法挽救、努力求存的各占三分之壹。 [29]

　　中国产能过剩的根源在于：投资是社会主义的，需求是资本主义的。所谓投资是“社会主义的”，指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资金或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 ，投资风险最后转化为银行坏帐，却无须借贷者真正承担风险，国企总管们个人也无须承担责任，即使是私营企业的老板，破产前夕溜走不还帐的也大有人在；所谓需求是“资本主义的”，即产能形成后，只要市场需求下降，就 会形成产能过剩。因此，中国的产能过剩有两个特点：

　　首先，这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产物。只要中央政府推出刺激政策，各地政府必然大上各种项目，而这些项目具有极强的同构性，会迅速导致各地相同产业产能的同步快速扩张，然后又陷入严重的产能过剩。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没有哪个国家的钢铁厂商会因为短期价格的回升而贸然投资扩大生产，而中国的厂商无须为投资错误负责，因为贷款是银行的，企业可以用工人失业影响社会稳定为名，赖掉银行债务。

　　其次，不但政府的刺激政策会造成产能过剩，政府的产业调控政策也会造成产能过剩。以钢铁业为例，前几年中国政府规定，二百立方米以下的高炉必须淘汰，本意是想关闭小钢厂，但很多小钢厂就将高炉改建成三百立方米、五百立方米甚至更大的规模；政府又把淘汰标准 提高到三百立方米，企业也水涨船高，把高炉改造成更大的规模。这种对钢铁行业的调控，反而造成钢铁行业的产能越来越大。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困扰自身，还给世界带来麻烦。2016年全球各大钢铁生产国纷纷减产， 以应对全球钢材供应过剩的局面，但中国的钢铁行业却用降价倾销的方法，向各国大量输出廉价钢材，以避免因产能过剩而关闭，导致许多国家被迫採取反倾销措施。2017年7 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美中综合经济对话会议上，中美两国发生严重分歧，关键点 在于中国的钢铁出口和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美方认为，中国廉价的钢铁使美国工人失去工作。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部副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川普政府将以国家 安全为由对中国钢铁施加制裁，可能也会限制来自其他几个国家的钢铁进口。”[30]

　　4 、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投资国，“麻烦项目”遍布世界在欧美资本大量撤出中国、土木工程景气终结之时，中国的企业大量到国外投资，因此让中国成为世界 第三大投资国。根据中国商务部《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资料，截至2013年底，中国在18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5400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当年投资金额高达1078.4亿美元，仅次于美国 的3383亿美元和日本的1357亿美元。2017年1 月12 日，普华永道发布报告称，2016年中国海外併购市场再创新高。其中，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额大增246％，达到2210亿美元，超过前四年中企海外併购交易金额的总和。 [31]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设立了壹个“中国全球投资追踪”（China?s Global Reach）数据库，追踪记录中国企业价值壹亿美元以上的海外投资项目（不包含债券投资）。该数据库显示，中国投资涵盖能源、矿业、运输和银行等多个行业。2005—2006年6月，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了492个元）、伊朗（172亿美元）、哈萨克斯坦（235亿美元）等。到2016年，中国认为，大力推广“壹带壹路”已经具备基础条件，几个平台 已经搭就：70 个成员国、壹千亿美元股本金的亚投行（2016年1 月开张），其中中国认缴了股本30 ％多。 [33]

　　中国投资四百亿美元的丝路基金；在“壹带壹路”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中国还投资兴建了4G 时代的TD-LTE技术，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电联现代化。

　　由于“壹带壹路”沿途国家大都是政治不稳定且信誉不佳的高风险国家，该计划能否产生经济效益，令人怀疑。更重要的是，从2013年中国提出“壹带壹路”设想，到2017年5 月“壹带壹路”北京峰会召开，不到四年的时间内，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很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中国由原来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大把向外撒钱投资，壹变而为防止外汇储备流失、限制本国资本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的短缺，使得中国的“壹带壹路”从 目标到资本筹集方式等，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中国出资到共同出资、共担风险，这壹变化使得“壹带壹路”计划面临极大的变数。

　　“壹带壹路”说起来庞大，其实是个可虚可实的计划。实，是指这两条丝绸之路上的许多国家，本来就与中国有或多或少的投 资和贸易的经济联繫，世界上现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已经与将近170个国家建立了经贸来往关係，基于这壹现实，把这些国家纳入“壹带壹路”，只是形式上的变换；虚，是指把这些国家纳入“壹带壹路”之后，对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贸来往到底会有什麽变化？这完全取决于钱从何而来。从提出“壹带壹路”的设想以来，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下三方面：投资的钱从哪裡来？项目的利润有何保证？有无投资风险，风险有多大？各国之所以愿意 参与，是基于壹个在2015年以前看起来并无问题的设想：钱由中国出，中国并不计较利润与投资风险。

　　但在2017年5 月“壹带壹路”北京峰会召开之前几天，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金融》杂志官方微信刊登了壹篇署名文章，强调两点：第壹、 长期来看，“壹带壹路”投融资合作不是单向的资金支持，需要各方共商共建，构建共同付出、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利益共同体；第二、必须借助市场力量，以市场化融资为主，积极发挥人民币的本币作用，以撬动更多的当地 储蓄和国际资本。 [34]

　　中国政府希望参与“壹带壹路”的国家“共同出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可算是吸取了以往教训，即海外投资“麻烦项目”多，尤其是国企作为投资主体的项目，90 ％以上陷入失败。这想法当然比以前那种外援式的投资要聪 明与现实；但“壹带壹路”沿线各国对此反应强烈，因为周小川的设想是，长期来看，人民币将取代美元的霸主地位，成为国际硬通货，而各国的想法正好相反，并不认为人民币能够取代美元。

　　人民币虽然已经跻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 M F ）的五大储备货币，享有特别提款权（S D R ），但与美元相比，没有国家将其看作“纸黄金”。如果中国央行继续像以前壹样开动印钞机，世界各国也会考虑：

　　若接受中国的人民币本币，贬值风险实在太高。各国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有事实支撑：201 5年10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 D R ）货币篮子，将其权重定为11 ％，低于美元和欧元，但高于该篮子中的其他两种货币英镑和日元。中国方面壹直认为，这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重要壹步。但事与愿违，世界各国央行在20 16年最后壹个季度所持人民币储备为845亿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人民币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只有1.07％，仅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 D R ）中人民币份额的十分之壹。 [35] 更重要的是，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地位也在下降：从2 015年第三季度至2016年第二季度，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由20900亿人民币下降至13200亿人民币，同期人民币结算规模与跨境贸易总额之比则由32.5％下降至22 ％。 [36]

　　2017年“壹带壹路”北京峰会的与会国众多，中国 的声音也很响亮，但实际成果不多。参与各国代表想到原本期望拿到手的美元可能变成人民币与人民币折价的中国产品，还要自己再出壹部分资金，形成共同出资、共担风险的利益共同体，兴头就减了许多，“壹带壹路”计划实 施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将是意料中事。

　　西方国家则是另壹番考虑。习近平提出的“壹带壹路”计划，不同于以往各种出自西方、并由西方设定的概念和秩序，诸如“战后格局”、“自由主义秩序”、“全球秩序”等等。西方世界对于没有“自由 、市场、民主”和西方主宰的秩序、稳定，难以理解和想像，因此，北京精心准备的“壹带壹路”峰会，西方7 国集团当中除了义大利之外，领导人都没去北京出席峰会。 [37]

　　三、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内需却持续萎缩

　　既然带动经济成长的出口和投资这两匹“马”，已经疲累到拉不动中国经济这辆车了，那麽，中国这个人口超级大国是否能依靠十几亿居民的消费能力，保持今后的经济繁荣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给中国政府的政策建议是“扩大消费、拉动经济”； 许多西方国家的学者和企业家也想当然地以为，中国经济已经繁荣多年，人口又如此庞大，扩大消费顺理成章地是壹条通向经济成长的成功之路。近年来，在欧洲、日本等国，中国人不是正在大量购买消费品和奢侈品吗？很可惜，如果妳读完这壹节，就会发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给中国政府的政策建议是理论上正确、而现实中无用的废话，因为在中国经济过去的繁荣时期，国民消费实际上壹直处于相对萎缩状态。

　　1 、中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公

　　从1990年代至2010年代后期开始，吸乾中国中下层消费力的是住房、医疗与教育（中国人称之为“新三座大山”），尤其是房价飞涨之后；随著中国经济告别繁荣，国民消费将进壹步萎缩。因此，儘管中国消费人口众多，中国政府也竭力试图挽救经济 颓势，但中国经济复甦无望，恐怕已成定局。

　　在民主国家，国民消费通常都随著经济成长而快速增加。1960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曾经造就了日本经济起飞与国民收入普遍增长。1990年代以来，中国这个非民主国家经历了20 多年经济高速成长之后，中国民众是否也享受了日本国民从上世纪60 年代到80 年代那样的快速富裕呢？

　　过去40 年来中国政府壹直展示“涓滴效应”的美好前景：经济增长得快壹些，国民收入的“蛋糕”做得大壹些，大多数人便能从中获益；但是， 中国政府显然忽略了“涓滴效应”产生作用的前提是：国民收入分配必须比较公平，经济成长带来的财富不能只集中在少数人手裡。

　　国际公认，判断国民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是基尼係数，其数值在零和壹之间，数值越小，表 示分配越公平，而数值大则意味著收入分配严重不公；通常认为0.4是警戒线，壹个国家的基尼係数超过这个数值，表明社会陷入严重的两极分化状态。中国的百度百科网站介绍，日本是全球基尼係数最低的国家之壹，壹般在 0.25左右，2011年为0.27。 [38] 而中国自从2003年出口景气开始，基尼係数就壹直处于警戒线之上，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徘徊在0.48上下；但2014年美国密西根大学的谢宇根据中国的六份调查估算，2005年以后中国的基尼 係数为0.53—0.55。 [39]

　　中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公长达20 多年，造成了财富分布迅速向少数权贵和商业精英家庭倾斜，北京大学《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公布的调查结果是：中国家庭财产基尼係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 年的0.73。顶端 1 ％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壹的财产，底端25 ％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 ％左右。 [40]

　　2 、国内消费不足是中国经济的内伤

　　中国畸形的收入和财富分布结构必然导致消费结构的畸形化，即大部分家庭的购买力很低，他们的消费处于维持 基本生存的状态。例如：2013年占全国人口46.3％的农村居民的总消费支出仅占全国居民消费支出的22.2％，人均每日消费3 美元， [41] 仅仅略高于世界银行公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每日1.9美元）；而壹小部分富裕家庭的消费能力又远远超过 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去看中国都市裡的豪华百货商场和高档餐馆，确实生意兴隆，但整个消费品市场却呈现销售疲软的状态。

　　大约从十年前开始，“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简称“内需不足”）这个词语出现于中国的经济分 析文章中。众多经济学家多年反覆讨论并向政府献策，在现有政治框架中却始终找不到提升国民平均消费能力的办法。

　　国民平均消费能力为何无法提升？根源在于政治权力垄断了经济资源和社会升迁的管道，社会结构僵化，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化分布格局已经 固定化，中低收入阶层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最近两年来，中国政府和经济学家们已经明白，内需不足在中国几乎成为持久性现象，继续讨论下去没有意义，于是这个话题

　　就在中国的政策讨论 中消失了。

　　读者们可能会想问，那麽多中国游客到日本和欧洲购物，花钱很大方，这不是证明中国的富人和中产阶层人数大幅度增加了吗？在中国的13 亿人口当中，富裕阶层到底有多少人？美国壹个网站上的文章提供了最乐观的估计──3亿人； [42] 但是，中国政府和中国的研究机构估计则只有几千万。首先，占有全国三分之壹财产的最富有的1 ％的家庭都集中在城市裡，大约250万户，约750万人（按户均3 人计算）；其次，美国财经媒体《福布斯》（《富比士》）中文版发布的《2015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指出，2015年底中国富裕的中产阶层人数将达到1528万人，按照这些富裕的中产阶层家庭户均3人计算，这样的家庭大约有4500万人。 [43] 这两部分富裕阶层总共约有5300万人，占中国人口的3.8％。需要指出的是，中 国的富裕阶层30年前基本上都是无产者（毛泽东领导的共产革命将全中国所有人都变成无产者），在短短的30年内，他们拥有了自己的企业，或者积累了大量金融资产和房产，这些人的主体属于前面提到的红色家族、通过官 商结合获利者，只有少部分科技精英属于抓住机会的人。

　　上述数字说明，中国的14 亿人口当中，96 ％的人基本上只能维持小康与温饱，真正具有高消费能力的5000多万人口只占总人口的4 ％左右。任何壹个国家，如果只靠4 ％人口的消费力，是没办法拉动整体经济的，更何况这5000多万有高消费能力的人，因为偏好国际名牌及奢侈品，喜欢到发达国家去购物，结果中国成为世界第壹大出国旅游消费国。2013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总额为102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奢侈品销售额的47 ％，其中73 ％是在国外购买的； [44] 2014年中国人在国外消费数额达到1648亿美元。 [45] 当中国人成为日本、韩国、美国及欧洲国家最大的外国消费群体时，中国的国内消费购买力大量转移到了其他国家，拉动的是他国经济，而非中 国经济。

　　与这4 ％顶端人口的超强消费能力形成对比的是，96 ％的中低收入者消费严重不足，结果是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 D P ）的比例偏低。改革开始之初，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 D P 的比重为53 ％；此后，随著中国经济进入繁荣状态，这壹比重 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不断下降，从2008年到现在壹直徘徊在36 ％上下。 [46]

　　世界银行公布173个国家的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除了壹些特别小的国家之外，在人口规模超过壹千万人的国家裡，唯有3 个国家的这壹比重处于35 ％这种极端偏低的异场☆态，其中两个国家是阿尔及利亚（Algeria）和沙乌地阿拉伯（Saudi Arabia），中国是第三个；而在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国内消费是经济的主要支柱，这些国家多年来居民消费占G D P 的比重相当稳定，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分别是69 ％、65 ％、61 ％、56 ％、55 ％。 [47]

　　中国居民如此低的消费率还有壹个重要原因，就是持续上涨20 多年的房地产这台金钱水泵吸乾了社会购买力，中国的房价高于美国、日本、欧洲等许多发达国家，中国多年以来亟盼启动的“内需”购买力被房地产这台巨型水泵吸乾榨尽。中国早就流传“壹套住房消灭壹户中产阶级”、“壹套住房消灭壹个百万富翁”的说法。这壹情况将在下壹章分析。

　　中国这种高增长之下消费相对萎缩的极端反常情况说明了两点：第壹，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收入和财富分布的两极分化，多数国民的购买力并未随经济成长而同步上升，其消费能力明显不足；第二，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将近40 年，由于国民消费能力长期不足，无法依靠国内消费来充分拉动经济，只能依赖出口和土木工程来支撑经济增长，壹旦出口景气或土木工程景气消退，中国经济也就失去了成长的动力，陷入长期的经济萧条之中。

　　当中国占世界劳动力四分之壹的人拼命生产，却没有能力消费时，要维持经济不断增长，只有两个办法，或者是不断扩大出口，或者是不断扩大土木工程。这两个办法中国政府都用过，结果是产生了畸形经济结构下的巨大经济泡沫，这个经济泡沫目前未曾破灭，完全是依靠 政府政策，比如银行大量贷款给房地产开发公司与购房者、给予买房者各种免税优惠，拼命支撑、推迟经济泡沫破灭的时间。但是，中国为其短暂的畸形经济成长付出重大代价这壹过程已经开始，中国经济有难以通过的几大瓶颈 ，这些瓶颈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庞氏增长”（PonziScheme）。

　　自从2008年美国进入“雷曼时刻”（Lehman moment）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所谓“中国经济壹枝独秀”、“中国将充当拯救世界的‘诺亚方舟’”这类说法不绝于耳。中国政府除对内推出“四万亿救市”计划之外，领导人所到之处 也俨然壹副“救世主”姿态，大把向外撒钱。数年过去，再来检视中国经济，就会发现，从2009—2015年，中国经济唯壹的“亮点”就是房地产。曾被视为“世界经济拯救者”的中国，几年之后就因为“四万亿救市计划 ”而陷入了巨额债务泥潭，中国经济陷入了长达数年的庞氏增长，并养成了三头巨大的“灰犀牛”（Michele Wucker提出的概念，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货币贬值与资金外流， 以及巨额的银行不良资产。为了防止中国经济被“灰犀牛”击垮，“金融维稳”现在成了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壹、金融危机是怎样酿成的

　　“庞氏增长”这壹词，是从美国庞氏骗局（Ponzi?s scheme）引申而来。1919年，美国义 大利移民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成立了壹空壳公司，许诺投资者将在三个月内得到40 ％的利润回报。庞兹的方法是借新还旧，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的人，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由于前期投资的人回报丰厚，庞兹成功 地在七个月内吸引了三万名投资者，这壹骗局持续了壹年之久才被戳破。中国经济体系高度依赖金融活动，在“金融自由化”口号下，金融业壹枝独秀，央行不断印钞，向社会投放新增贷款，刺激股市，推高房地产价格，与庞氏 骗局有类似功能。全国那些星罗棋布的金融平台发行的理财产品，基本都是设计壹个宣称能够获得高收益的投资品，吸引大量投资者参与其中，用后期投资者的资金支付前期投资者的高收益，循环往复，直至后续资金难以为继， 或投资者信心不再之时，整个系统便会迅速崩溃。

　　1 、中国成为全球“第壹印钞机”

　　中国外汇储备数量高居世界第壹，2014年6 月30 日曾达到最高峰值3.99万亿美元。这壹庞大的外汇资产让全世界觉得中国很富裕，中国政府与民众（包括 壹些著名经济学家）也这样认为。因此有人居然主张将外汇储备分给民众，还有更多的人（包括外国媒体评论）希望中国政府拿出外汇储备来拯救世界。基于同样的想像，也有人提出，中国政府不需要引进外资，可以动用几万亿 外汇储备来做新壹轮开发投资。这些提法完全是基于壹个误解，即认为外汇储备等于中国政府的外汇存款。

　　其实，中国的外汇储备并非政府资产，也不是政府与人民共同拥有的公共财产。数年前，将外汇储备分给人民之说成为壹种民意时，担任中国人民银行 （即中国的中央银行，简称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只得出面说明，中国那三万多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每壹元、每壹分都对应著央行的人民币负债，只是这负债不同于壹般家庭、企业抑或商业性金融机构 的负债。央行欠债的时候并不需要得到债权人的同意，甚至也不需要债权人知道，因为央行是中央政府开的。所以，央行的负债，讲到底都是政府的负债，靠政府的信用借，也靠政府的收入还。 [1] 但“外汇储备是中国政府与人民共同拥有的财产”这种说法，依 然流行。

　　周其仁说的国家外汇储备每壹分都对应著政府负债，是由中国的外汇管制制度所造成。其实，中国的外汇储备，绝大部分是通过国内增发人民币“借”来的。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和欧美及日本等国不壹样，外汇管制制度决定了中国政府必须无限制地 、被动地用人民币纸钞收购美元等外汇，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通俗壹点说：只要中国的银行柜台前出现了美元等外汇，央行就必须用人民币加以收购，买入的美元等外汇则构成了中国的外汇储备。换言之，中国的数万亿外 汇储备中的大多数并不属于中国人，而是外国政府和外国企业的财产，其中含有外国商人来华投资的款项、中国政府所积欠的外债、频繁进出中国的国际游资即俗称的“热钱”，当然还有贸易顺差；即便是贸易顺差，也并不是全 部属于中国人，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外资企业的资产。中国的各大银行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信誉以及正常的经济秩序，必须满足外商和内商的经常性兑换需求。这就决定了中国政府不能将大部分外汇储备用于购买黄金、石油和矿 产等实物。从2014年8 月以来，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环境恶化，资本外流加速，中国政府加强外汇管制，外资撤退不易。据《日本经济新闻》报导，2016年9 月，日本经团联率日本经济界访华团到中国，要求设立接访窗口，统壹处理海外企业撤出中国市场时的手续，结果是空手而返。 [2] 日资撤出手续繁多，就是中国加强外汇管制的结果。

　　中国到底超发了多少货币？中国21 世纪网数据部曾根据美国、日本、英国、中国、欧元区五大央行2008—2012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 数据计算，截至2012年末，全球货币供应量馀额已超过人民币366万亿元。其中，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占比27 ％左右）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五年内新增的货币供应量。这壹期间，每年全球新增的货币量逐渐扩大，2012年这壹 数值达到最高峰，合计人民币26.25万亿元。

　　根据渣打银行2012年的报告，2009—2011年间，全球新增的M2 中人民币贡献了48 ％；其中2011年的贡献率更是高达52 ％。中国新增货币的增长规模和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都是少有 的。2012年中国继续巨量印钞，新增M2 达12.26万亿元，在当年全球新增M2 中占比仍高达46.7％。 [3]

　　在2003—2013年的11 年间，中国的基础货币增加了88 万亿元人民币，而央行的外汇占款则增加了3.4万亿美元，也就是 说，央行在此期间投放的基础货币中大约28 ％来自外汇占款。截至2014年底，外汇资产占了央行总资产的80 ％，其次是政府债券和央行贷款。 [4] 中国的货币政策严重受困于外汇储备，丧失了其自身的独立性，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成为央行冲销外汇流入的 主要政策工具。从2004年以来，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近50 次。近两年，储蓄增多、投资减缓，更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困境。

　　2 、中国政府深陷债务泥潭

　　中国经济陷入庞氏增长，除了超发货币之外，还有积欠的各种国家债务。仅2015年全年中国 债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22.3万亿元，较2014年同期增长87.5％，增速较上年同期上升55.2个百分点。最关键的是债务状况不透明，中国官方数据与国际投行界的计算有较大差距。 [5]

　　在各种国家债务中，地方政府的庞大债务最为脆弱。 根据中国国家审计署和财政部的数据，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的政府债务规模总计26.67万亿。 [6] 衡量壹个国家或地方政府赤字与债务的指标，有赤字率、负债率和债务率等。赤字率是壹年中政府赤字与当年G D P 的比率；负债率是当年政府债务馀额与G D P 的比率；而债务率则是当年政府债务馀额与可支配财力的比率。国际社会对于这些指标有壹些大致认可的警戒线。为了简化，在此只从债务率角度来分析。各国壹般规定，地方政府的债务率不得超过100％。中国社 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年》的数据表明，2012年年底地方政府债务率为112.8％。

　　贵州省和辽宁省的债务率分别达到120.2％和197.47％，超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划定的100％ 债务率红线。

　　以上数据只是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而非地方政府实际债务数据。

　　2014年发改委官员李铁对外公开说，地方债务上报的18 万亿债务额，不及实际债务的壹半。在地方调研的时候，走了十几个城市，他们说，只报了10 ％；有些报了20 ％、30 ％；上报数超过实际债务50 ％的几乎没

　　有。 [7] 总体债务不透明的状况至今依旧，据财政部、发改委官员在内部会议上所言，除了隐瞒债务之外，还有不少未列入地方财政报表的隐性债务。 [8] 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其实并不清楚地方债务到底有多少。

　　外国机构对中国债务规模的估算远比中国官方数据要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 G I ）壹项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债务发展趋势的研究报告指出，自2008年以来全球债务总额增加了57 万亿美元，而中国则从2007年的7 万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中的28 万亿美元，增长了三倍。 [9] 按照这壹计算，中国在这短短的七年裡增加的债务，相当于同期全球债务增长总额的37 ％，2014年年中时中国的总债务已相当于G D P 的310％。

　　[10] 而英国《商务内幕》（Business Insider ）的创刊编辑吉姆．艾德华（Jim Edwards）于2015年初在其文章中指出，当中国经济维持增长时，中国的债务总额急剧上升，2014年底已接近35 万亿美元，相当于G D P的350％。 [11]

　　2017年5 月下旬，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下调了中国的信用评级，将其对中国主权债务的评级下调了壹档，从Aa3降到了A1，把对未来评 级的前景从稳定改为不看好，这是1989年以来的首次降级。穆迪在壹份措辞坦率的声明中陈述了降级的主要理由：

　　1. 债务总额过高。中国仍继续靠借贷来推动经济增长。用经济产出的百分比来衡量，中国目前的债务总额（包括政府、家庭和企业债务）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很高，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类似；2. 债务增加速度过快。

　　经济学家认为，近几年来中国债务增速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希腊、西班牙等国相似。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债务负担的稳步增长，将会削弱中国未来几年的财务实力；3. 资金使用不透明。越来越多的非银行金融公司也在销售自己的理财产品，并把所集资金投到几乎不披露资金如何使用的地方。如果公众对理财产品失去信心，不再从小型银行和非银行公司购买这类产品的话，壹波违约浪潮会席捲整个经济体系。

　　[12] 第三条所言，是指影子银行系统的理财产品违约，后面将剖析其危害。

　　穆迪并非首家下调中国信用等级的信用评级机构。在穆迪之前，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已将中国的信用评级下调壹级，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虽然把中国的信用档次提高了壹级，但表示对前景不看好，这意味著这家机构下次对中国的评级也有可能下降。

　　上述三大评级机构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权威性专业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侧重于企业评级方面，穆迪侧重于机构融资方面 ，而惠誉则更侧重于金融机构的评级。如今这三大评级机构对中国信用评级壹齐下调或不看好，对中国的杀伤力很大。国际公认，这世界三大评级机构是各国经济、跨国公司、政府等信用的掌控者，这三大机构的权威性，连美国 也无奈其何。有人说，“世界上有两大强者，美国可以用武器毁灭壹个国家，标普可以用评级毁掉壹个国家”，此语虽是玩笑之语，但从中可见这些评级机构的威力。

　　3 、影子银行的理财产品骗局

　　本书两位作者都是自由亚洲电台民主沙龙的常年嘉宾 。自2015年以来，在做现场叩应节目中，总有听众痛诉自己深受集资之害，数万元投资血本无归。痛诉之后就是痛骂政府不作为，抓了人也没帮他们要回钱。这些听众也许不知道，近几年中国社会矛盾的壹大引爆点就是以集资、传销、理财产品等名目出现的金融诈骗案频发，据中国公安部官员在2017年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法律政策宣传座谈会上的发言，2017年全国新发生的非法集资案件5197起、涉案金额2511亿元，发案数量前十 位省份合计新发案件3562起，涉案金额1877亿元；其中，亿元以上案件逾百馀起，受害者遍布全国各地。 [13]

　　金融维稳正成为中国当局深感头痛的问题。京沪两地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之地，其金融犯罪也代表最高水平。

　　2017年6 月，上海市发布《2016年度上海金融检察白皮书》，其中涉及非法集资、理财产品等犯罪问题。 [14] 7 月下旬，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发布《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6—2017）》蓝皮书，称北京市非法集资类犯罪发案数量、投资 人数、涉案金额均呈上升态势，尤其是在“互联网＋”的语境下，如“e租宝”等打著互联网金融旗号的非法集资等案件频发，并引发如群体性事件等次生问题。 [15] 将两地报告综合起来看，这种金融犯罪具有专业化新特点：

　　壹、涉案公司组织结构严密，专业化程度高；涉案金额巨大的案件均採用集团化、跨区域、多层级的运作模式，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複制出数量庞大的公司群，波及全国。这些公司实际控制在同壹人之手，彼此关联，互相掩护，对投资者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也 造成了参与犯罪的人员数量远超过传统的非法集资案件。如e租宝、申彤大大、中晋系等均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销售层级众多，销售数额巨大。

　　二、与新兴金融业相关的非法集资案大量出现，壹些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参与犯罪。这种情况是指 各类依託于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公司，在“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口号的导向下，虚构壹些理财产品吸引投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以P 2 P 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财富管理平台。

　　三、追赃减损工作难，返还比例普遍偏低。北京的返还比例10 ％—30 ％左右。这与其他地方相同，2016年，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王兆玉在接受採访时表示，从非法集资案件多年处置情况来看，涉案资金发还比例极低，基本在10 ％—30 ％之间，有的案件可能更低，基本称得上血本无归。 [16] 2017年4 月，《半月谈》杂志在非法集资案调查总结中指出：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受理非法集资案件9500馀件，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8200馀件、集资诈骗案1200馀件。返还比例最高的是e租宝，案发时，其未兑付集资款共计 380亿馀元。据业内人士计算，e租宝投资人目前可以返还的比例也仅为三成左右。大多数非法集资案返还比例只有10 ％左右； [17]

　　四、投资人缺乏理性，易产生极端化诉求。这话说得比较隐晦，其实就是指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2016年，“传 播大数据”与非新闻曾对2015年群体性事件类型加以归纳，作出了相同结论：与中国金融系统影子银行的大规模商业欺诈有关的群体性事件快速上升。 [18]

　　全国各地通过25 家金控平台（即依託银行生存的影子银行系统）所做的业务，大都具备跨地 区特点，国有银行通过赋权给影子银行系统，不断吸纳各种中小储户投资，所谓P 2 P 是壹种个人通过第三方平台在收取壹定费用的前提下，向其他个人提供小额借贷的金融模式，“个人”、“第三方平台”、“小额借贷”是其中几个关键词。但几年之后，P 2 P 业务模式就变成了金字塔骗局，中国有2520家经营P 2 P 业务的网贷平台，绝大多数陷入破产，只有约二十分之壹倖存下来。 [19]

　　中国政府高调宣称“金融去槓杆”，结果却发现槓杆最高的地方，恰恰是在正规金融系统之外、且很难被监管的 影子银行系统，而这个影子银行系统恰恰是正规金融系统培养出来并授信的。中国金融系统的主干是国有银行，由政府信用背书，这些银行为了集资，通过赋权给影子银行系统，推出各种理财产品，骗取中小投资者的资金，经营 不善倒闭，国有银行却无须负任何责任。国际评级机构穆迪2017年5 月发布报告称，它测算出中国2016年影子银行资产已达人民币64.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 ％；从2010—2016年，金融系统发生了重点变化，大型银行资产所占比例从52 ％下降到28 ％，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即“影子银行”）所管理的资产却从9 ％激增至20 ％。 [20]

　　穆迪从“壹波违约浪潮会席捲整个经济体系”中，看到了中国金融系统的危机，决定下调中国的信用评级。

　　二、中国天量货币的第壹蓄水池：房地产

　　在投资兴盛时期，超发货币的负面效果还不明显。壹旦投资减缓，货币超发的后果立刻显现：国内储蓄增加、游资增多，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困境，引发了通膨危机。深谙中国金融情势的央行行长周小川终于筹思 出壹个办法，2010年11 月在财新峰会开幕式上，他首次提出了“池子理论”。

　　1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池子理论”

　　周小川原话是：“如果短期的投机性资金要进来的话，我们希望把它放在壹个池子裡，并通过对冲，不让它氾滥到中国的实 体经济中去。等到它需要撤退的时候，我们再把它从池子裡放出去，让它走。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对冲掉资本异常流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衝击。” [21] 这壹理论甫出，立刻引起中国财经界广泛关注。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笔者在此打个比方：长江万里，不断 有各种洪涝灾害，儘管有洞庭湖与鄱阳湖作为蓄水池洩洪，但还得时时修整河道、筑堤修坝，通过引洪分流去防治洪涝灾害。同理，货币的流动性过剩，有如中国金融的洪涝灾害，央行也得筑池分洪引流。可以说，这个“池子理 论”是中国央行及其货币政策面临严重困境的情境产品，它成功地解决了近年来中国货币政策面对的“流动性过剩”困境。

　　那麽，周小川为中国筑的“储水池”究竟指什麽呢？通俗壹点讲，壹个是房地产，另壹个是股市，这两个“池子”被轮流用来做超发货币、应付国外涌入热钱的蓄水池，圈住流动性（即超发的货币）。房地产如果过热，中央政府就用股市做“池子”，号召全国人民炒股，比如2015年中国股灾，就是政府运用媒体、政策造市的结果。壹旦股市下跌，市值就蒸 发，比如2015年股灾蒸发市值25 万亿人民币，每位股民损失高达24 万元。 [22] 股市不振时，就利用房市做蓄水池。这就是中国房价节节上升，高居全世界之首的原因。有人曾写文章，戏说北京壹地的房地产变现后，其金额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用股市与 房市轮流做蓄水池，流动性就大大减少，暂时消解了金融危机。

　　2016年9 月，习近平在杭州G20峰会的讲话中称：“单纯依靠财政刺激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增长不可持续。”道理上非常正确。但如果听者居然以为，中国政府真能够管住自己那只权 力之手，痛改前非，放弃财政刺激、超发货币等“发展经济”的老套路，那就太天真了。

　　2 、房地产市场的严重供给过剩

　　世界开始在反思全球化带来的灾难。经济方面的反思，几乎都认定英美两国2008年以前形成的房地产泡沫为全球金融危机的 肇因。B B C的系列政论片《金钱之恋》（The Love of Money ）的第二集追溯英美两国金融危机的起因，也是房地产。中国的房地产现在被世界公认为最大的泡沫，从2013年开始，就有业内人士预测它的破灭。那麽，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为何 到2016年底不但未破，北京、上海、苏州、深圳等地的房价还节节上升呢？下面就从三个方面来剖析中国房地产的“中国特色”：

　　其他国家，比如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的供给往往由需求决定，壹旦供给过大，房屋滞销，房地产商就会停止建房。原 因很简单：无人买房，将导致房地产开发商无力偿还银行贷款，最终导致公司破产。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功能与美国、日本不同，承载著特殊的政治功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壹半以上来自卖地所得，因而地方政府必须向市场源 源不断地供应土地，且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方向也要为地方政府的政策服务，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资金。这就导致新的供给不断产生，最后大量房屋滞销，“鬼城”（无人居住的待售住宅区）遍布全国。从2013年以来，“去 库存”成了中国政府发动的壹场政治运动，但结果是库存越来越多，原因是销售速度赶不上建房速度。

　　中国的房地产库存究竟有多少，始终是众说纷纭。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7年底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仅为1.34亿平方米，但2008年以来商 品房待售面积不断增加，到2015年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高达7.18亿平方米；与2007年相比，2015年底的商品房待售面积是2007年的5.34倍。 [23] 然而，另有分析指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商品房待售面积”不包括在建房产项目的施 工面积，也不包括房地产企业购买土地后正计划施工待建的面积，只有将在建面积和即将开工的面积计入，才能得到相对接近真实的商品房库存数；若把全国的在建面积和即将开工的房产面积计入，则2015年底全国的房地产 总库存约98.3亿平方米，相当于国家统计局所公布数据的14 倍，其中待售面积6.86亿平方米，尚未开工的企业拿地42.3亿平方米，在建商品房库存约49.1亿平方米。行内人士估计说，中国这些年建完了今后20 年需要建设的住房。 [24] 2016年中央政府将“去房地产库存”当作重要经济任务在全国推行，国有商业银行以极宽鬆的条件提供个人购房贷款，但全国的“商品房待售面积”仅仅从最高峰的2016年2 月的7.39亿平方米降到8 月的7.08亿平方米，只去了0.31亿平方米的库存，占比约4 ％。 [25]

　　壹方面是房地产超量供给，另壹方面是中国人已经基本拥有住房。

　　从住房的数量及户均拥有量来看，中国已经成功地实现“居者有其屋”：1978年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 仅为七平方米建筑面积，约有47.5％的城镇居民家庭缺房或无房，住房问题是当时最为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之壹。 [26] 中国现在的自有住房拥有率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披 露，城市家庭拥有房产率高达88.12％，户均拥有住房为1.22套。其中，拥有壹套住房的城市家庭占69.05％，拥有二套住房的城市家庭占15.44％，拥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城市家庭为3.63％；而农村家庭 拥有住房率则高达94.72％，户均拥有住房为1.15套，其中80.42％的家庭拥有壹套住房，12.2％的家庭拥有两套住房，2.1％的家庭拥有三套住房。

　　[27] “美国梦”的传统标志之壹是拥有自己的住房，实现屋主梦，而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 的最新报告，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美国人的住房拥有率仅为64.4％。 [28] 两相对比，中国人的住房拥有率已经远高于美国，可是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却仍然蒸蒸日上，这凸显出中国极不正常的经济发展模式。

　　可以想像，中国城市裡那11.8％的无房户应该是无购买能力的城市贫民。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曾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中国财产的基尼係数为0.45，2002年为0.55 ，2012年达到0.73；顶端1 ％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壹以上的财产，底端25 ％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 ％左右，最底端的贫病型家庭仅能勉强维持生存，根本无力购买住房。 [29]

　　房地产市场的本来功能只是满足居住需要，而在中国，随著 货币过度投放，城市居民们为了避免财产在通货膨胀压力下缩水，把房地产当成了实现财产升值的投资品；不仅在国内如此，中国的富人还大量购买国外的豪宅。最近几年，西方国家反洗钱活动卓有成效。2014年5 月6日，包括瑞士、中国在内的47 个国家在法国签署的《全球自动信息交换标准》中规定，47 个签约国家有责任将本国银行的外国储户资料与相关国家交换，目的是防范各国富豪（政要）洗钱避税。加之《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巴拿马文件》等等揭露了中国不少 权贵政要家庭海外藏金的情况，中国的富人与权贵海外藏金的方式，已从瑞士银行等避税天堂转为在世界各国抢购豪宅，导致这些国家的房地产价格上涨，终于引起英国伦敦、加拿大温哥华等地开始限制中国人购房。 [30]

　　3 、中国房地产高度泡沫化

　　度量房地产是否出现泡沫主要有三个指标：房地产投资占G D P 比重、房价收入比、租售比。中国的这三个指标均显示，房地产已经严重供过于求而呈泡沫化。

　　房地产投资占G D P 的比重这壹指标，主要用于判断房地产投资是否过热，以及是否可能形成未来的房产空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中国房地产投资占G D P 的比重，从2003年的7.39％上升到2015年的14.18％，住宅投资占G D P 的比重从4.93％上升到了9.55％，这个比例的上升，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来说，显然不是好消息。与诸多发生过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国家相比，中国住宅投资占G D P 的比重已经处在非常危险的水平，日本上世纪房地产泡沫最严重时，该比例的最高值 也不过8.7％；而美国次贷危机期间该比值最高只有6.5％。 [31]

　　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总价与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用于判断居民住房消费需求的可持续性。据维基百科显示的2016年各国房价收入比资料，在全球102个可统计的国家中，中 国为24.98，位居世界第6 ；美国为3.73，位居世界第90 ； [32] 也就是说，美国的平均房价仅仅是人均年收入的3.4倍，而中国的平均房价却是人均年收入的25 倍，显然，按中国居民的平均收入和现在的房价估计，中国民众的住房购买能力仅及美国人的八分之壹。在这样虚弱的房产需求状态下，中国还拼命扩大住宅建设，必然会导致房产严重过剩。

　　租售比则是住房售价与月租赁价格的比值，用于判断住宅是否具有长期投资价值。按照国际惯例，租售比是衡量壹个地区房地产运行良好的重要指标， 国际标准通常为1:100到1:200，即住房的月租金相当于房价的百分之壹或二百分之壹。《中国房地产报》记者曾从《中国城市房价30 强》与《租金排行榜30 强》中，选取20 个重点城市的租金与房价指标比值排序，结论是，目前这20 个城市的房屋租售比均高于1:300，其中排在第壹名的深圳之租售比是1:732，第三名的北京为1:625，第五名的上海为1:607。 [33] 以深圳市的租售比为例，如果有人现在买房出租，要61 年之后才能收回购屋投资的本金，至于屋主为购屋按揭（贷款）所付的利息，以其有生之年，可能是无法从房租中回收了，如此则以租养房注定是笔赔本买卖。

　　4 、中国房地产为何大而不能倒

　　从1960年以来，世界上房地产投资占G D P 比例高于6 ％的国家，其房地产泡沫最后都归于破灭。但是，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却不同，在全世界“倒也，倒也”的预期中，至今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苏州、南京、成都等少数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房地产泡沫还在继续胀大，其他二三线城市的 房地产泡沫似乎也并没有崩盘的迹象。究竟是什麽因素在支撑著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继续胀大？主要是三重原因：

　　⑴ 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龙头”地位

　　早在2009年，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官员余斌曾公开表示，房地产业占到G D P 的6.6％和四分之壹投资，直接相关产业达60 个，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命脉； [34] 到了2015年，房地产业占G D P 比重已高达14.18％，当然更是不可断绝的中国经济命脉了。在中国，唯有制造业占G D P 的比重大于房地产业的比重，但制造业包含了工业的所有部门，而房地产业只不过是建筑业和服务业当中的壹个子行业，如今却成了中国经济的“擎天壹木”，雄霸中国，这样的经济结构，绝对畸形。目前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高达24.1％，对于关联 产业的拉动效应约为二倍； [35] 壹旦房地产市场出现大波动，依靠房地产的几十个行业都将受到严重影响。中国实体经济过剩产能的形成，主要就在与建筑业相关的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八大行业。房地产业萧条，会导致 这些行业的工人大量失业。

　　中国房地产业壹旦崩溃，还会导致国人的财富严重缩水。据《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的数据，在全国家庭的人均财富中房产淨值的占比为65.61％，在城镇和农村家庭的人均财富中，房产淨值的比重分别为67.62％和5 7.6％。 [36] 这种家庭财富结构说明，中国人的财富主要以房产形式存在。经济萧条之下，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壹片狼藉，失业严重，如果家庭财富再明显缩水，极可能引发社会震动，中国政府显然不想为维稳增加重负。因此，央行不得不继续扮演经济 “庄家”的角色，不断发钞，即向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与房产购买者发“筹码”，让他们对赌；否则，壹旦“轮盘”停转，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立刻显现，金融危机随即到来。

　　⑵ 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高度依赖房地产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通过“经营土地”获得的收入，包括三部分：以出让土地所有权为条件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与土地出让相关的各种税费收入、以土地抵押为融资手段获得的债务收入。仅以第壹项土地出让金为例，1999—2015年这17 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约27.29万亿元，年均1.6万亿元，其中仅2015年的土地财政收入便高达3.37万亿元。

　　[37]

　　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无不“以地生财”，因此出现了壹个中国特色的名词：土地财政依赖度（土地财政依赖度=城 市土地出让金／城市壹般性财政收入×100％）。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度有多高？2003—2015年间土地出让金与地方壹般预算收入的比例平均为49.74％，2010年曾高达69.43％，而与土地、房地产 关联的税收则占地方壹般预算收入的28 ％。 [38] 毫无疑问，“以地生财”成了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在2016年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的城市，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进壹步加深。以二线城市苏州为例，2006年前8 个月，苏州市的土地出让金为966.7亿元，土地依赖指数高达82.6％（2015年这壹指数为40.58％）；此外，杭州、合肥、南京等城市依赖度指数都超过50 ％。

　　[39] 正因为土地财政支撑著地方财政的半壁江山，地方政府不得不做房市的大 玩家，不断向市场供应土地。

　　⑶ 银行的安危繫于房市

　　由于房地产业在中国上升到了“大而不能倒”的地位，中国央行新增发的货币主要都流往房市，因此，房市泡沫如果破裂，势必把银行系统拖入危机。以2015年的11 万亿新增贷款为例，主要流向3 个方向：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基础设施、房地产行业。 [40] 2016年7 月全国人民币贷款增量为4636亿元，而代表居民房贷的“居民中长期贷款”却增加了4773亿元， [41] 当月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新增数额比全部贷款新增总额还多，显然是银行在压缩给工商企业的运营贷款，同时把所有的新增贷款都给了抢购房产的人。8 月份全国新增贷款9467亿元，仍然基本上流向房地产。 [42]

　　房地产价格持续高涨，意味著银行储蓄之类的金融资产的价值在相对缩水，社会财富通过房地产炒作进行著再分配。中国人担忧储备存款相对贬值，很多人为了财富保值和升值，便选择加入房产炒作“大军”，纷纷通过“房抵贷”向银行借款购第二套房，结果 是持续推高了壹线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及二线城市苏州、南京等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上涨。所谓“房抵贷”，是中国2015年开始推出的壹种银行贷款，指借款人以现有房产作抵押，向银行申请另壹笔购房贷款；由于现有房产未付清的按揭贷款额须从“房抵贷”中扣除，所以这样的贷款又被称为“二次抵押贷款”。这种操作过程充满了骗局，比如高估抵押者的房产价值，从银行裡尽可能多地贷款。由于银行的贷款部门要完成上级下达的贷款指标， 往往对房产高估装聋作哑，甚至合谋做局。因此有评论者认为，这是银行、申请房贷者与房屋评估机构同谋，玩“庞氏骗局”。

　　从市场经济的规律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似乎必死无疑。因为中国房市的走势完全依託于信贷、大量货币供应和债务，造成中国 的信贷占G D P 的比例畸高。过去几年来中国的社会融资总量规模迅速扩大，占G D P 的比例从2008年的120％上升到2015年的200％；行内预测，2016年底这壹比率将超过250％，高居全球之首，与中国相比，加、法、德、义、日、英、美这7 个发达国家的信贷仅占G D P 的120％，远低于中国。 [43] 历史上世界各国总共出现过上百次房地产泡沫，最近20 多年裡，曾经雄踞世界G D P 总量第二的日本、名列第壹的美国、还有英国都发生过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经济崩盘。日本是房地产泡沫慢慢 地瘪下去；而美国则是瞬间崩盘，且呈断崖式崩塌，引发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的这场金融危机其实始于英国，但美国随后爆发的危机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英国的危机反而被忽略了。从经验观之，盛宴必散，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早晚有破裂的壹天，只是如何死的问题。

　　但从中国政府的角度看，房地产崩盘的后果非常严重，第壹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就是必将出现的地方债务危机，紧接著便是金融危机。为什麽？因为地方积欠的巨额债务，包括用土地作抵押的银行贷款，以及房地产业数十亿平方米滞销房屋、在建楼盘，都是银行贷 款在支撑。

　　加上在行政命令支配下银行对国企的贷款，中国银行业早已形成巨额坏帐。围绕中国银行系统坏帐水平的估算和争议从未曾间断过，儘管官方数据称，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馀额约1.4万亿元人民币，不良率1.75％；但外国同行的估算却高得多。2016年2 月对冲基金黑曼资本管理公司（Hayman Capital Management）创始人凯利．巴斯（Kyle Bass）曾指出，中国银行业的资本亏损可达3.5万亿美元（约合23 万亿人民币）；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在同年4 月的壹篇报告中则披露，中国银行业的整体损失可能会达到8 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商业银行资本的60 ％、国家财政收入的50 ％、中国G D P 总量的12 ％。 [44] 2017年8 月，前惠誉金融分析师朱夏莲（Charlene Chu）在最新报告中估计，到年底，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坏帐总额将达到51 万亿元人民币（合7.6万亿美元），这个估算数字意味著坏帐比例为34 ％，是中国官方承认的不良贷款率5.3％的五倍以上，也就是说，中国金融体系实际坏帐比官方数字高6.8万亿美元。 [45] 所以，在政府看来，房地产是倾政权之力必救之地。

　　因此可以预期，只要央行继续放水，房价就会持续上涨，因为中国不缺投机 者。

　　壹些专家建议，政府要想办法为房市降温、控制房价。这些专家是从长远考虑、从市场角度考虑，但他们的考虑重点显然与中国政府不同；中国当局考虑的是政府的钱袋，要保持钱袋饱满，就得玩庞氏骗局。在美国，庞氏骗局破产，那是因为玩家、银行 与政府（裁判）是利益不同的三家人，政府会尽到监管责任；而中国不壹样，裁判是中央政府，庄家是央行，大玩家是地方政府，涉入庞氏骗局的三方都是政府的壹部分，虽有经济利益之争，但在保住政权这壹要害问题上却利益壹致，不会弄翻了房市这条“船”。

　　央行把房地产业当作过剩货币的储水池，用信贷支撑著房地产市场，这样的经济维稳之道不断推高房价，造成了房价通货膨胀，榨乾了中产工薪阶层的消费购买力。通货膨胀是壹个逐渐稀释社会财富的过程，在没有外来军 事威胁与内部难以压制的反抗的情况下，并不会直接导致政权垮台，比如津巴布韦（辛巴威）的恶性通膨比中国要高不知多少倍，但也没有导致政权垮台。加之中国政府还有壹整套控制房地产市场的方法，比如限购、限售、限价 ，其操控房市的迴旋馀地相当大，收放裕如。壹个政府兼做庄家、裁判及卖地大玩家的市场，泡沫可以吹得比当年的日本与美国还大，护持房地产泡沫的能力也同样非常大。

　　上述分析清楚地指出了中国房地产泡沫特殊在何处：英、美、日三国都是以私有制为 基础的市场经济，政府没有能力做到壹手管控银行的印钞机，另壹隻手管控房地产市场包括土地供给。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如此巨大却仍然看起来“坚挺”，不是因为中国政府特别有能力，而是因为中国政府能够既管控土地资源， 又操纵房市运行、银行操作：地方政府根据自身需要，低价强徵土地、强拆民房；中央政府用印钞机来维持房地产市场的兴盛，既为地方政府提供徵购、开发土地的资金，又为房地产公司提供房产投资，还为购房者提供买房贷款 ；更绝的是，政府还可以随时修改、变更相关政策和房市交易规则，把购房者的投机资金引向政府希望他们去买房的城市，从而为地方政府积欠的债务买单。

　　有人曾经问我，中国的房地产什麽时候崩溃？我的回答是：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如同中国股市壹样， 早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只要政府不放弃扶持政策，利用民众担心资产缩水的心理，就能够维持畸形的虚假繁荣。如今的房地产早就成了壹场中国的所有“槓杆”（银行贷款）使用者与央行的壹场对赌。炒房者 玩的是“击鼓传花”游戏，都希望别人成为最后的接棒者，想赌壹把运气；房地产开发商赌的是，地方政府要想活下去，就不会冷酷无情地“逼死”所有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比如著名房地产商人任志强认为，开发商不会先死，因为开发商手头的现金可以维持壹年不开工而不倒闭，但地方政府没钱了就必须立即想办法自求活路；至于地方政府则赌的是自己与中央政府的“父子同体”，“党爹”、“央妈”怎麽也不能让“儿子”们死在前头，无人“尽孝” 。

　　时至2017年，中国金融系统面临许多问题，而外汇保卫战成为重中之重；同时，中央政府开始金融整顿，让房市价格既不能上扬，也不能下跌。于是，各地政府频出高招。例如：房价涨得最快的北京，市政府于3 月17 日推出房市新政，收紧银行房贷，提高买家首付比例，购买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 ％，购买非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80 ％，房市顿时降温。来自云房数据与北京房地产中介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近九成的中介都面临“零成交”。 [46] 北京“317新政”预示著中国政府调控房市的基本方向，即用收放银行贷款加上直接干预房市交易的方式调控楼市。敏锐壹些的经济界人士已经看出中国政府对资本市场政策的长期导向，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撰文 指出，2017年5 月开始的这轮“新老划断”式的金融整顿具有可持续性，中国人将进入资产冰冻期，过去18 年中国的房子只涨不跌，这回不太壹样，政府往楼市裡面“钉钉子”，“每壹颗钉子砸下去，钉住的是资产背后的流动性，钉死的是资产未来创造货币 信用的能力。” [47] 这篇文章的核心意思是：从现在开始到今后很长壹段时间，房市上的各种赚钱机会都非常非常小；将来的趋势是，许许多多的投资人和房产所有者都会亏钱，是慢慢地亏，壹点壹点地亏，壹起亏，壹直亏下去。这种资产慢慢萎缩的过程，让 政府得以避免房市的断崖式崩塌；对房产主而言，则避免了资产骤然缩水带来的痛感。政府刻意养育成这种“温水煮青蛙”效应，意在避免社会混乱。

　　三、中国股市：国企的提款机，货币的洩洪口

　　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国民政府时期的股市被当 作“资本主义社会的赌场”被取缔。现在的中国股市于1990年创办，以上海证交所与深圳证交所作为两大中心，目前总市值在世界各大证券市场中位居世界第二。但这个股市几乎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不是壹个正常的投资之地， 而是壹个在中国政府的政策引导下、以投机为唯壹目标的赌博场所。无论从政府开办证交所的目标还是从实际效果来论，说中国股市是壹台由政府操控的财富榨取机，非常形象。

　　1 、股市是国有企业的提款机

　　股市是国有企业的提款机。1990年代朱鎔基总理主政时期就定下了“股票市场要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的基调。简言之，当时中国政府将股票市场作为搞活国有企业，甚至实现国有企业“3 年脱贫解困”目标的工具，把壹批经营不善，甚至难以为继的国有企业 推上股票市场。

　　因此，在政府主导下，股份制改造、发行股票上市，在很长壹段时间内是国有企业的专利，非国有企业很难有机会上市融资。在政府政策鼓励下，国有企业将股票市场作为圈钱渠道，母公司又将上市的子公司当成“提款机”。据研究者称，中国股市的市场规模“十年走完国外壹百年历程”。

　　亲身经历过那段时期的陈东升回忆说：“朱鎔基还做了壹个大事，所有企业的都去上市。……当年的资本市场改革很清楚，……壹个省份壹个亿的指标，都想上，搞5 家、6 家。中国今天的资本市场怎麽来的？最初资本市场是为国企圈钱、解困，今天还是这样壹个东西，为什麽资本市场搞不好呢？今天还是这样，新华国有，总理壹批就上市，这是壹个事实存在的。” [48]

　　以后的国企改革基本沿著这个套路进行。2015年6 月12 日《第壹财经日报》记者发表调查报导，再次详细揭露了中国股市成为国企提款机这壹事实。该文称，自从国务院推动两家高铁公司（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合併、造就了壹波财富盛宴之后，国企改革就 成了中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炒作主题之壹，不少国企大股东乘著市场的国企改革炒作浪潮纷纷套现，这背后或许是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减少而“缺钱”。这些效益不佳的大股东大量减持，不少散户却纷纷接盘。 [49]

　　由于实行了对外开放，中国股市这壹提款机功能，有时也被外资加以利用。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当年曾想在华尔街大展宏图，通过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 offerings，IPO）上市圈钱，为此诚邀新加坡的淡马锡（ Temasek）、瑞银（UBS）、美国银行（Bank ofAmerica）、苏格兰皇家银行（RBS）等多家外国银行及李嘉诚基金会等，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将自己包装成符合美国口味的“现代金融机构” 。后来因当时的美国证监会主席考克斯（Christopher Cox）防范甚严，中资银行不得不改在香港及大陆上市。 [20] 这些外资银行因为与中国银行业同进退，享有中国政府提供的种种便利，在中港两地股市赚个盘满钵满，据说年赚万亿； [51] 到了三年“锁定期”壹过，它们就将手中股票出手。 [52] 中国有人对此很气愤，认为当年让这些外资银行贱价买进国有银行的股票，如今却让它们在中国股市上提款走人，实在太便宜这些外国银行了，因此提出，要追查当年中国金融行业贱卖国有资产之罪。只 是气愤归气愤，这壹追查行动在法律层面上得不到支持，未能成行。

　　这壹特点至今未改。2016年9 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核心内容是，为中国592个贫困县的I P O 开放“绿色通道”（快速审批），让贫困地区政府能够上市圈钱，解决他们的财政困难。 [53] 2016年10 月推出的“债转股”，也是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 M C ）接手银行的坏帐，然后再将国企欠银行的债务转化为股权，最后目标还是上市去坑中 小股民。为什麽要经过国有A M C ？原因是中国人民币要国际化，必须遵循法律，中国《银行法》规定“银行不得直接将债权转为股权”；另外，《巴塞尔协议》

　　制订的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规定，银行被动持有企业股权，两年内风险权重为400％，两年后上升为1 250％，而正常贷款的风险权重仅为100％。

　　按照这个规定，银行若持有企业股权，会在评级时受到不利影响。

　　2 、股市是国企高管财富变现的洗钱机

　　中国国企的重要改革之壹是“经理人持股”（Management Buyout，简称M B O ，亦称管理层收购），即把国企上市公司的部分股份变相送给高管们。对于这壹改革，外界壹直认为，这是国企高管层凭藉职权瓜分国有资产，新华网亦曾在推动“经理人持股”之时发表文章表示质疑，认为国企高管利用“改革”直接 切“蛋糕”（指获取股份）分给自己，而不是在盈利后作为酬劳分“蛋糕”，有自肥之嫌。 [54] 在国企任高管的红色家族后裔，如国务院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等，就是这项改革的最大获利者之壹。

　　质疑归质疑，国企经理人持股并拿特别高的薪酬的“ 改革成果”，却壹直延续下来。习近平的反腐终于让国企管理层的好日子到头了。从2014年开始，中国当局反覆强调党对国企的终极领导权，并于11月成立了“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由于十八大以后的反腐中不少国企高管落马，国企高管们担心以往那 种“空手套白狼”的经理人持股会被划入“腐败行为”之列，于是纷纷将自己持有的国企股票在股市上套现。据统计资料，截至2014年10 月17 日，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大幅度减持股票，套现474.31亿元。 [55] 2015年上半年国企高管又减持套现达5000亿元，创史上最大规模减持潮， [56] 这正是2015年股灾的成因之壹。

　　3 、股市是吞食股民财富的工具

　　从1992年至今，中国股市已经历了十馀轮大涨跌。从中国股民炒股的历史来看 ，亏者多，赢者少。但是，希望赌博致富的大有人在，通过股市轻鬆赚钱的愿望支撑著他们屡败屡战，直至无法再战。

　　以下选取2008年以来中国股民在三个年份中的集体成绩单：

　　2008年的A 股市场以超过70 ％的巨大跌幅载入中国股市史。《上海证券报》联合证券之星做了壹次“2008年股民生存现状大调查”，全国共有25110位投资者参加了该项调查，结果是：逾九成股民亏损，其中在股市中亏损幅度超过70 ％的，占比多达60 ％；截至调查时止，仍有盈利的股民仅占6 ％。 [57] 2011年的调查则显示，80 ％的股民亏钱，不到10 ％的股民赚钱，约10 ％的股民不赚不亏。 [58]

　　2013年中国股市被称为“亚洲表现最差股市”。新浪网于2014 年1月做了壹项调查，这篇〈2013年中国股市投资者大面积亏损〉的报导披露，2013年亏损者占比约65 ％，其中，26.3％的人亏损了20 ％—50 ％，7.5％的人亏损高达80 ％以上；因为炒股，有32.2％的人生活水平明显下降，9 ％的人生活面临困难。 [59] 2015年情况更糟，全年股市蒸发市值25万亿人民币，每位股民平均损失高达24 万元。

　　如果将中国股市与美国股市做壹比较，会发现有几个本质差别，即：

　　1. 中国股市只有投机者，没有中长期投资者。股民 们并不在意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只在意这支股票是否被机构资金或者炒作者拉抬；许多股票的股价完全脱离企业经营业绩、财务状况，而是随机构炒作者与操盘者的炒作行为涨跌。西方国家的股市如美国股市，是短期投机者与 中长期投资者都有，企业经营状况与盈利能力才是股价的基础。

　　2. 中国政府是股市操盘手，它用各种政策与手法调节股市涨跌。而美国政府只作为股市的看守者，用成熟的法规规范、管理股市，绝无中国政府的类似作为。

　　3. 众多股民进入股市，并不意味著中国股市是多数人参与的利益分享之地。所谓中国股市融资成本低，实际上是参与者重在投机获利，不看重企业的盈利能力及股票分红。全世界只有中国股市才让绝大多数投资者血本无归。

　　笔者早就指出：中国股市是国企的提款机，也是国企高管等既得利益者将巧取豪夺来的不义之财变现的洗钱机，又是利益相关者依靠政策、内幕消息与位置优势敛钱的财富榨取机。所有这些特点，完全符合“攫取型经济”那种剥夺多数人的利益为政府及少数人 服务之特点。

　　中国经济的庞氏增长，体现了典型的“攫取型经济”的特点，这些特点正好验证了制度经济学壹个著名论断，即制度在经济发展中起巨大作用，决定壹国贫穷还是富裕。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达荣．阿西莫格罗（Daron Acemo?lu）和詹姆斯．鲁宾森（James Robinson）曾合著《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麽国家会失败？》，书中提出了解释国家繁荣与贫穷根源的两个重要概念，即“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 stitutions，也译成“榨取型制度”）。包容性制度指壹种多数人参与、利益分享，因而人们具有劳动与创造积极性的多元制度；攫取性制度指权 力和财富高度集中，被少数人垄断，整个国家制度建立在剥夺多数人而为极少数人服务的基础上，大多数人没有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根据该书作者的大量研究，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凡是选择了前者的，都实现了经济的持续 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而选择后者的则相反。 [60]

　　支撑壹个社会需要四根支柱：社会成员的基础生存条件（最重要的是就业）、正常的生态系统、维繫社会的道德伦理、强制性的政府权力。这四根支柱的状态不仅关係到壹国人民今天的生存质量，还关係到这个国家承载的文明之存续。前四章解析了中国的 经济模式是壹种掠夺型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不断掠夺国民的生存资源并透支生态环境，在短期内促成经济发展，结果是通过极不公平的收入及财富分配，造成了社会成员之间极大的贫富差距，最后导致四根社会支柱当中的三根严重倾斜甚至坍塌。目前，中国社会只剩下壹根支柱未曾倾斜，即中国政府的强力维稳。

　　壹、中国经济模式与社会抗争之间的关係

　　考察近20 馀年的社会反抗事件，就会发现社会抗争类型与经济增长模式之间有极强的相关性。从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四大领域分别是地产、矿产、股市与金融，而农民反抗徵地、市民反抗拆迁，以及以市民为主体的环境维权等社会反抗，都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关。中国政府的资源抽取方式决定了公共政策的偏向性，而公共 政策则塑造经济增长的模式，从而决定社会抗争的类型。

　　1 、政府的资源抽取方式决定了社会反抗模式

　　从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完全是依靠对资源的过度抽取，经济增长依赖哪几个领域，哪几个领域的社会反抗就非常激烈，民间 的社会反抗直线上升，群体性事件逐年增长：2005年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 万起， [1] 2008年为12.4万起； [2] 以后中国官方不再公布具体数据，只有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曾经引用过壹条数据，指出2010年壹年内中国的群体性事件 （即社会反抗）高达28 万起。 [3] 2012年习近平接掌权力后，增强了对维权人士、反对者及批评者的打压，各种抗议活动的空间大大缩小，处于低潮。

　　2016年初，有官方背景的“传播大数据”发布《群体性事件舆情年度报告》， [4] 归纳了群体性事件的类型，但没有总体数据；另壹份是“非新闻”所做的《2015年群体性事件统计》，该网站根据2015年内记录到的群体游行、示威、集会等加总，计算为28950起。 [5] （“非新闻”由民间志愿者卢昱宇开办，卢及其女友后被中国 当局抓捕。 [6] ）将“传播大数据”的信息与“非新闻”的统计数据相比对，情况类似，这段时期所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类别，也与中国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壹类是经济衰退引起大规模失业；另壹类与中国金融系统影子银行的大规模商业欺诈有关。值得注意的是， “传播大数据”认为，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均呈现组织严密的特点，在信息联络与社会动员上，社交媒体起了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通过线上组织形成了策划、招募、安排、总结甚至发放报酬的壹整套流程，线上安排与 线下实施同步推进，重大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已经呈现出典型的“互联网＋特点”。互联网新兴经济形式与社会的深度联结，以及因监管滞后、行业发展粗放导致的社会问题，成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因，这种状况壹直延伸到20 17年。 [7]

　　迄今为止，中国的社会抗争主要还侷限于经济类抗争，绝少上升到政治层面。从时间上来看，这些经济抗争几乎与政府实施的每壹项“改革”相随发生。其间原因，笔者曾做过分析：所谓“改革”，就是通过各种社会公共政策对国家资源与利 益再分配的过程。从90 年代末期以来，这壹利益再分配过程几乎都以牺牲社会底层利益（主要是生存资源）为代价，并导引中国的公共政策与财政税收体制的方向性变化，塑造了中国社会抗争的类型。

　　2 、中国社会抗争的主要类型

　　第壹类是围绕土地徵用发生的社会反抗，在城市裡是拆迁，在农村裡是徵地。2007年国家信访局承认，土地徵收徵用、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涉法涉诉等五大问题成为那壹阶段信访的重点。 [8]

　　关于中国失地农民的数据，我曾参考中国农业部的推算方法（耕地减少面积／人均耕地二亩＝失地农民人数），以及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景新2003年在河北、山东、湖北、广西、浙江、云南等11 省134个县所作抽样调查，全国失地农民达1.27亿左 右。 [9]

　　城市拆迁方面缺乏总体数据，但在城市拆迁高峰期的2003—2007年，有壹个据说极为保守的官方估计：全国城镇每年拆迁住房占城镇住房总面积的3 ％多，这4 年全国城镇住房的总面积平均为94.25亿平方米，每年的拆迁失房面积计 算为3 亿平方米，4 年之间全国城镇住房共计拆迁失房12 亿平方米。不少学者认为，城镇住房拆迁率高达4 ％—5％； [10] 如果以学者估算为准，拆迁失房面积将高得多。不管採用哪种估算，不争的事实是，大量城市居民失去了栖身之地。2005年与20 07年，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人权组织“住房权利与驱离中心”曾两度宣布，中国被列入当年违反住房权最严重的国家之壹。该组织指责说，1997—2007年这十年当中，中国有370万城市居民因政府强制拆迁而失去了住房。 [11] 这类大规模城市拆迁壹直延续到2011年，直到房地产市场上住宅供应严重过剩，加上习近平接任后大规模反腐，城市拆迁才算基本停息，但小规模的拆迁仍时有发生。

　　第二类是因为基层村干部贪污腐败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即维权运动）。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壹直延续至现阶段，涉及村财务帐目不清、村干部贪污徵地补偿款与国家扶贫款、基层选举、集资债务纠纷、利用公款参与赌博等多方面。据中国最高检察院公布，2013—2015年7 月中国最高检察院开展专项工作，全国共查办涉农和扶贫领域贪腐犯罪28894人，占同期检察机关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总人数的两成，其中“小官巨贪”及抱团腐败（集体腐败）现象明显。 [12] 据官方资料，村干部贪腐占据了基层违法案件总数的70 ％以上，由此引发的信访数量占农村信访总量的50 ％以上。 [13] 在湖南等地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当中，40 ％与村干部贪腐有关。 [14]

　　必须说明壹下“小官巨贪”的含义。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习惯用“老虎苍蝇壹起打”来表示中共反腐决心，这裡 的“老虎、苍蝇”指的是官职级别，不是贪腐数额。最高检察院查办的村官腐败案中，有12 起涉案总金额高达22 亿元人民币，其中，与土地、拆迁相关的有7 起，其他案件则涉及安置房、贪污集体资金、国家农资补贴等领域的腐败。贪腐数额超过千万元的村官 大多来自广东、浙江、江苏以及北京等经济较发达地区。 [15] 媒体报导这类案件时，用的标题是“小小老鼠亦可吞天”。

　　第三类是环境维权，指环境污染严重，陷民众于生存绝境，因而引发的社会反抗。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遭受程度不壹的环 境破坏，造成水、土地、空气全方位的立体污染。因环境污染导致的伤害与恐惧，从21 世纪初期以来已成为造成中国社会动盪的首要因素。有境外网站透露，1996—2013年环境维权事件年均增长达29 ％，2011年环境重大事件增长120％。 [16] 若只看环境维权事件的增长率，读者无法了解，究竟发生了多少起环境维权事件。作者从其他文章中查到了如下数据：

　　2002年发生的各种环境纠纷超过50 万起； [17] 2006年高达60 万人次向政府投诉，其中引发衝突的达8 万馀起。 [18] 从2008—2013年这五年当中，中国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反抗，大部分与环境维权有关。 [19]

　　第四类是工人因失业、企业欠发工资而引起的社会抗争。“传播大数据”报告及“非新闻”都指出，工人的群体性活动主要类型是讨薪，而不是争工资与福利待遇。这种讨薪抗争基本上发生在工人离厂之前；壹旦工人失业离厂，有的回乡，有的另谋出路，就成了壹盘散沙，很难再组织针对原就业工厂的抗争活动。2015年企业因破产、外资关厂撤退等原因 ，至少有壹亿几千万工人失业，但因为工人分散而较少发生抗争事件，但这并不说明中国失业现象不严重。2016年，中国劳动年龄（16 —59 週岁）的人口为9.1亿，政府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4.02％，但真实失业率高达22.9％。星火记者联 盟在比对各种数据并详加推算后，得出结论：由于中国统计惯例是农村人口算全员就业，用劳动年龄人口减去就业总人口，说明城镇户籍总失业人数维持在2 亿左右。 [20]

　　第五类是大量影子银行经营的理财产品，因破产而中断兑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传播大数据”称，泛亚、MMM、卓达等借贷机构利用准入门槛低、缺乏监管等条件，推出名目繁杂的理财产品，依託互联网平台，频频打出“金融创新”的旗号，以远远高于银行存储利率的利息来吸引投资者，使网络平台成为 诈骗、洗钱、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的温床。据“非新闻”分析，欠薪、商业欺诈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2015年统计到的中国群体性事件总数的壹半。

　　长达20 多年的群体性事件类型变化表明，中国社会反抗发生的原因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参与者 多因利益严重受损，希望通过温和的社会反抗满足利益诉求。出于政治原因的抗争，在中国政府的高压之下几乎毫无冒头可能。

　　二、生态安全：国家安全的最后壹道屏障

　　上述五大类抗争，有些会随著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重心变化而消失或弱化，比如 工人失业、理财产品因破产遭受整顿而暂时淡出等，只有环境维权将长期延续下去。

　　1 、中国的污染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中国当局现在也承认生态危机已成“水陆空立体型恶化”之势。比如，3.49亿亩耕地被严重污染，约占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壹（19.4％）； [21] 水资源问题严重，中国本来就是世界上13 个贫水国之壹，加之现有河流近二分之壹的河段受到污染，十分之壹的河流长期污染严重。 [22] 据统计，目前水中污染物已达2221种，主要为有机化学物、碳化物、金属物，其中自来水 裡有765种（190种对人体有害，20种致癌，23 种疑癌，18 种促癌，56 种致突变而诱发肿瘤），89 ％的饮用水不合格； [23] 空气污染带来的灾害也非常严重，据《2010年全球致病量研究》（2010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中国壹年有120万人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约占全球总数的40 ％。 [24]

　　中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二千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六分之壹，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华南农业大学罗锡文教授于2011年接受採访时透露的。 [25] 中国的污染之严重，有高发的癌症为证：据《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公布的数据，“全国每六分钟就有壹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7 —8 人中就有壹人死于癌症。” [26] 据专家分析，癌症高发与高污染密切相关。但这种高污染让中国人无处逃遁：农作物与食品污染几乎形成了从种植者到生产者全员共犯结构；空气污染、水污染无处不在，其主角重化工业都是中国大型国企，它们在各地的 大量投资，对提高当地G D P 很有帮助，这种利益共谋，使企业很容易与地方政府形成共犯，导致对环境资源的掠夺性利用。

　　2010年8 月中国甘肃省舟曲市被泥石流吞没后国人方才发现，中国已经进入地质灾害高发期，而地质灾害缘于人类过度的开发活 动，例如大量砍伐树林、水电开发等。据《2010年上半年全国地质灾害通报》

　　披露，2010年1 —6 月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19552起，是2009年同期的十倍；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透露，全国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20 万处，其中类似于舟曲的特大型和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1.6万处，这种隐患点主要分布于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甘肃、陝西、湖南、湖北等山多坡陡的省市。而地质灾害缘于人类过度的开发活动（包括砍伐树林、水电开发等），地质灾害中人为活动的因 素占到50 ％以上。 [27]

　　2 、中国为何会失去生态安全

　　中国的人口与资源关係历来就比较紧张，为何会在短短30 馀年时间内彻底失去了生态安全，产生了无处可去的1.86亿生态难民？ [28] 对其间原因，我写过许多文章，认为破坏中国生态安全的根本原因就是现行政治经济制度。

　　外国人经常会问：中国政府为何不通过立法，保护本国环境生态？

　　比如，日本在上世纪60 年代也曾经历过严重的环境污染，最后就是通过环境立法遏制了污染。在分 析现行政治、经济体制如何破坏中国的生态安全之前，先得破解这个许多读者可能会有的迷思，以中国的近邻日本为例，也许是最合适的参照系。

　　⑴ 中国的环境立法虽多，管用的不多

　　20 世纪60 —70 年代，既是日本经济飞速成长时期，也是污染问题

　　成为社会公害的时期。在这壹期间日本政府先后出台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噪音规制法》、《水质污染防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恶臭防治法》和《自然环境保护法》等壹系列环保法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法规体系，为治理环境问题打下了良好的法律基础；与此同时，日本还不断加强环境管理体制，在特定事业所设立了“防治公害专职管理部”；日本国民的环保意识也不断得到提升。正因如此 ，日本防治环境污染经验为世界所称道。

　　上世纪80 —90 年代中日关係尚算友好，两国政府不仅交流过防治污染经验，还有不少日本民间人士主动帮助中国人做环保。为何中国竟然未能学习日本经验？说起来让中国人很惭愧，中国在环保立法方面确实学了 日本经验，立法之多，名列世界前茅。早在2006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环保立法就突破1600多项，只是这些法律绝大多数流于虚文。从中央直到省、市、区、乡，各级政府也都设有环保部门，专司环境评估、监 督职能。但事实却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所说：

　　“我国环境立法虽多，但管用的少，很多法律条文似乎还停留在理想主义层面”；除了立法空白之外，更重要的，“缺少壹部专门约束政府行为的环境法律，地方保护干扰正常 执法现象普遍。” [29]

　　⑵ 企业与政府环保部门之间的共犯关係

　　在政治与金钱合谋之下，中国的各级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了壹种污染共犯结构。具体说来，这种共犯结构的形成出于两大因素：

　　首先，地市级党政壹把手出于升迁的利益考量，必然在经济发展（G D P 增速）与环保之间，将G D P 作为优先考虑。地方官员的这种考量与中国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有关。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清华大学等四所大学曾共同发布壹项调查报告，该报告分析了2 000—2009年287座城市、976名书记和1075名市长的相关数据，所得出的结论是：下级政府执行上级指示是有条件的。如果省级领导更为看重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地市级党政干部将加大本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投 资；如果省级领导更为关注环境指标，地市级党政干部却未必迎合。决定地市级官员态度的因素是：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短期内将来带来更高的土地价格、更多的土地出让收益，有助于提高次年的G D P 增长率，增加官员被提拔晋升的机会；但对环境基础 设施的投资，并不能促进G D P 的增长，于官员的晋升并无助益，甚至存在负面影响。 [30] 这个报告正好印证了中国官场壹件旧事：2005年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试图推行“绿色G D P 核算体系”试点，两年后因遭遇地方政府共同抵制，无疾而终 ，潘本人从此仕途折翼。

　　其次，基层环保局成了吸附在污染企业身上的寄生机构。地市（县）级领导既然追求G D P 高速增长，当地的环保局自然得配合“壹把手”。按照政府赋权，环保机构负责对辖地企业进行环境评估、监测环境变化、以及惩处企业的违 法违规行为。不幸的是，无数事例证明，许多地方的污染企业是当地政府的“壹把手工程”，“壹把手”的意志不但导致环保审批制度失灵，更导致监管失灵，基层环保部门早就陷入“收钱养人，养人收钱”的怪圈──“学术” 壹点的说法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形成了壹种利益共犯结构。

　　近年来，中国各地推行了排污费徵管“环保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的“双线运行”机制，以便“确保排污费足额用于环境治理”。

　　但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地方财政将环保部门徵收的“排污 费”缴入国库后，经预算安排仍返还环保部门，名义上是用于环保自身能力建设，实际上是默许环保部门将此经费用于人员开支。河南审计部门2009年曾针对某市六个县（区）排污费做过壹次审计，发现六个县（区）环保局 实有人员765人，其中自收自支人员606人，占总人数的79.2％。养活这自收自支人员的费用就来自于对污染企业的收费。 [31]

　　基层环保部门与污染企业形成的共犯结构，让所有的检查与监管失灵。中央电视台（CCTV）曾在《经济半小时》 节目裡列举了四川岷江流域沿岸数家企业直接排污，造成严重污染，让15 万人饱受癌症威胁之苦。这些企业之所以明目张胆地排污，就是因为与地方环保局已形成了共犯结构。当地群众反映，每当市环保局检查时，环保局内部就有人向企业通风报信，污染企业就 临时停止污染排放。而当地村民向政府部门举报或反映后，却常常受到企业主的威胁、报复、殴打。该报导强调，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 [32]

　　中国的污染具有对外扩散效应，国际社会的相关指责从未停止，于是中央政府的对外部门便承担了 壹项经常性职责──为中国的污染出口辩护，乃至于彻底否认。 [33] 早在21 世纪初，各国对中国的“污染出口”就频频抱怨，原因是中国的水源污染、空气质量恶劣和工厂废气等常见的环境污染，越来越多地殃及邻国。例如，吉林省2006年发生化工厂爆 炸，有毒物质污染了松花江，毒水流至俄罗斯；源于中国（中国境内称澜沧江）的湄公河和源起于西藏的印度河（Indus）等亚洲主要河流的上游河段在中国境内受到污染，于是祸及下游各国；中国的工业烟雾导致酸雨侵袭 南韩和日本，污染空气和粉尘甚至有时飘过太平洋，到达美国西岸，就连遥远的非洲森林也有受到破坏的痕迹。 [34]

　　⑶ 环境评估中的利益集团“俘获国家”（Capture State）现象壹个国家的生态安全有三道屏障：法律限制、环境评估与依法监管。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企业投产之前必须依法进行环境评估。但中国的环境评估存在严重的腐败，作者将这种现象称为“环境评估中的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现象”。所谓利益集团“俘获国家”，是 西方政治学界使用的壹个概念，指企业或金融集团通过游说、贿赂等方式，影响政府或者国会，制订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法律、政策并让其执行，而任何不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法律、政策则形同虚设。

　　2011年辽宁省大连市福佳大化发生防波堤溃坝事件 ，导致二甲苯等剧毒化工产品外洩污染。媒体对这壹事件追踪报导，根据国家环保部网站上《关于2010年11 月份受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和调查结果公示的通告》，发现这个福佳大化PX 项目早在获批试生产前十个月、国家公示环保验收结果之前17 个月便正式投产。在发生溃坝事件之前，当地居民便发现周边海域的鱼虾大批死亡，曾向当地政府举报，未获任何回应。溃坝之后媒体调查揭示了两点：壹是这家企业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其PX 项目年产值约260亿元，可纳税20 亿元左右；二是该企业在环境评估上有腐败行为，其PX 项目的审批速度创国内石化行业之最，对环境风险估量不足。从环境评估到违法投产，再到事后监管，该危险品生产企业能够在各环保执法环节上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原因在于，其部分股权有官方背景。 [35]

　　PX 项目是壹个有高污染隐患的项目，在经济效益和安全问题之间两相比较，最需要审慎权衡的是地方政府。但由于地方政府负责人有任期限制，投资近百亿建壹个PX 化工项目，在地方政府看来，既能增加税收，还可以拉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既能形成 巨大的G D P 增量，又可以解决就业，容易获得好的政绩考评，因此，地方政府都乐于充当PX项目的背后推手，所以就要求当地环保部门对这些项目（包括其他能够带来效益的污染项目）的环境评估开绿灯。据中国环保部透露的数据，从2002—2008年6 月，22 个省区市环保部门有487人被立案查处，环保系统几名高级官员连续因“环评腐败”落马。 [36] 2015年在国家环保部壹次检查行动中，有63 家建设项目环评机构和22 名环评工程师被查出存在问题。 [37]

　　污染企业的兴旺亦与中央的经济政策有关。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央政府大力扶植资源型企业，以涵养税源，于是重化工类企业大量投产。

　　分析自2005年以来的中国纳税排行榜五百强，就会发现，这些纳税大户以中央部属重化工企业为主。重化工企业在 五百强中的突出地位，正好彰显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软肋”：能源消耗巨大，污染严重，以中国人未来的生存基础换取今天的“繁荣”。在中央政策鼓励与地方政府积极推行之下，环境评估形成了壹条巨大的利益链条，项目 业主、环评机构、地方政府部门等附著其上，利益交织、环环相扣，必然产生“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现象。

　　壹个国家的生态安全是其最终的政治安全。世界著名环境专家诺曼．迈尔斯所著《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壹书反覆强调这样壹个观点：国 家安全的保障不再仅仅涉及军事力量和武器，而是越来越涉及水流、耕地、森林、遗传资源、气候等环境因素。只要生态环境持续地受到破坏，就没有政治经济的最终安全。因为环境退化使生存环境恶化，生存空间缩小，并不可 避免地导致国家经济基础的衰退，其政治结构也将变得不稳定。结果或是导致壹国内部的动乱，或是引起与别国关係的紧张和衝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矛盾部分缘于水资源）。 [38]

　　中国对资源的过度抽取，包括对生态环境以竭泽而渔、透支未来的使用 方式，都与中国近30 多年以来道德伦理的沦丧有密切关係。

　　三、中国信用体系的全面腐蚀

　　壹个国家的基本秩序必须从两个层面建构，壹是基本制度（包含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二是伦理道德体系，其中包含社会成员的道德观念、政府官员的政治 伦理、各职业群体的职业伦理。法律约束是强制性的他律，在日常生活中，对人们行为起自我约束作用的主要是伦理道德规范，其中最基础的就是信用。关于中国道德伦理的崩坏，我在《中国的陷阱》壹书的第六章〈中国当代经 济伦理的剧变〉中分析过90 年代的状况，现在的情况当然更恶化，几乎是国家信用体系的全面崩坏。

　　壹个国家的信用体系由四个层次构成：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用、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信用、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的制度信用、国与国之间的国家信用。

　　1 、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链条断裂

　　我在第三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破灭〉中，简略分析过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兴于成本优势，毁于质量低劣’”的原因。但中国厂家并未因为世界工厂衰落导致自身生存艰难而反思质量问题，产品质量问题 依然如故。个体生产者销售的各种农产品与加工食品的质量与安全成问题，在中国几乎人尽皆知，本处只谈资质较高的企业产品。2016年4 月25 日欧盟委员会消费者保护机构公布了2015年度欧盟“危险商品快速预警系统”（Rapex）的统计报告。报 告显示，2015年欧盟市场上共有2000多件商品被拉响了警报，其中占比最多的是玩具（27 ％）、服装、纺织品和装饰用品（17 ％）。从危险的类型来看，有害化学成分（25 ％）和可能导致受伤的危险（22 ％）排在最前列。最常见的包括含有镍、铅等有害重金属成分的时尚饰品，以及含有磷苯二甲酸酯类（Phthalate）塑化剂的玩具等。这种塑化剂能对男性的生殖系统造成影响，尤其对幼儿危害更大。中国是危险商品的最大来源国。2015年欧盟产品安全预警 系统记录在案的危险商品中，62 ％来自中国。欧盟进口的商品中，中国产品的比例也是最大的。在产品安全方面，欧盟委员会面临的另壹个挑战是跨境电子商务（简称“电商”）。据统计，从2006—2015年在网上购物的欧盟消费者数量上升了27 ％；2015年有65 ％欧盟居民在网上购物。随著跨境电商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在网上购买的商品直接来自欧盟以外，在出产地可能未经安全检测，或检测标准偏低。迄今为止，中国方面已对11540件产品进行了立案追踪，并对其中3748件产 品採取了善后处理。不过在许多情况下已无法找到出口或生产厂家。 [39]

　　壹般情况下，中国出口商品的安全性能高于供国内消费的商品，厂商对内销商品基本上不考虑质量问题。20 世纪90 年代，制假造劣的厂商以地下工厂、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为 主；到了21 世纪，制假造劣的厂商囊括了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大型企业，甚至壹些以中国为生产基地的外资企业、以出口为主的食品加工企业也加入进来。导致食品劣质化的原因很複杂：壹是企业本身的责任，如河北三鹿公司在生产奶粉的过程中加入三聚氰胺等； 二是食品原料受到污染。食品原料污染又分为三类情况，第壹类是因土地受到严重污染，导致该地出产的农产品含有各种致癌物质。目前中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三亿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壹， [40] 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多达1200万吨； [41] 第二类污染源于农产品生长过程中过度喷洒农药；[42] 第三类是食品加工过程中的人为污染，比如蔬菜种植、木耳加工成乾货时使用硫酸铜，养殖业大量使用各种抗生素和激素等。 [43]

　　随著各种所有制的大企业成为制假造劣的生产主体，以及食品污染源多样化，中国当局对食品管理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对不同企业的制劣造假採取分而治之的态度。对于外资企业的质量丑闻，当局态度比较认真，比如，美国惠氏公司的学儿乐奶粉亚硝酸盐 超标准，雀巢公司的转基因（基因改造）奶粉与碘超标奶粉，均被禁售。但对本国“民族工业”态度则比较“仁慈”，比如，三鹿公司2004年曾与阜阳假奶粉事件有关，但仍被国家质检局列为向国民推荐的八种免检优质奶产 品之壹，中央各部委还将各种荣誉不断加之于三鹿公司之身， [44] 直至酿成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

　　2 、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制度信任已经破产

　　政府取信于国民，主要依靠制度即法律保证，称之为制度信任。从现实来看，中国政府与国民之 间的制度信任已经完全破产。

　　中国《宪法》赋予国民的政治权利，在现实中壹条都未落实。中国宪法第35 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45] 但事实上，中国人从未享受过宪法所保障的政治权利 。中国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方面垫底多年，至今仍然是全世界关押记者、博客作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持续滞留于世界新闻自由的黑暗区；无国界记者（总部设于巴黎的N G O ）在2016年最新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在新闻自由度上居世界倒数第五名。 [46] 网络自由与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密切相关，从无国界记者在2007年发布“互联网之敌”名单以来，中国政府年年榜上有名。 [47] 政府对新闻自由的理解越来越趋近毛泽东时代的水平，即“要麽与党保持壹致，要麽就去监狱”。

　　经济方面制度信任正在崩塌的例证，莫过于影子银行系统经营的理财产品大量破产。中国自2008年之后，资金开始“避实就虚”，天量的货币发行使得社会上形成了大量融资机会，而非银行金融中介趁机大举介入，在“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口号的 导向下，出现了琳琅满目的以P 2 P 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的财富管理平台，“影子银行”氾滥成灾。据“券商中国”记者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至少成立了25 家金控平台。 [48] 这类金控平台依託银行“逐鹿天下”，其运作手法是，国有银行通过赋权给“影 子银行”系统各种金融公司，不断吸纳各种中小储户投资。所谓的P 2 P 是指个人通过第三方平台在收取壹定费用的前提下向其他个人提供小额借贷的金融模式，“个人”、“第三方平台”、“小额借贷”是其中几个关键词。2015年10 月中国的P 2 P 网贷平台已达到2520家，比上年同期增长71 ％。 [49]

　　关于“影子银行”的这些金融活动，作者在第四章中已有分析，本章只谈壹点，因为“影子银行”是混业经营，行业监管空隙便成为金融欺诈活动蓬勃生发的领域，许多P 2 P 业务模式变成了金字塔骗局，金融业界有行家指出，经营P 2 P 业务的网贷平台绝大多数会陷入破产，只有约二十分之壹可能倖存下来。 [20] 2016年民生银行爆出30 亿元假理财产品案以及国海证券的“萝卜章”事件，动辄涉及逾百亿资金， [51] 便是近年来较大的理财产品诈骗案。

　　在理财产品不断破产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影子银行”系统往往是银行系统培养出来并授信的。中国金融系统的主干是国有银行，由政府信用背书，这些银行为了集资，利用“影子银行”推出理财产品，骗取中小投资者的 资金；壹旦“影子银行”倒闭，国有银行却无须负任何责任。据“传播大数据”发布的《2015年度我国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

　　与“非新闻”所做的2015年群体性事件统计，2015年经济问题高发的领域，就是群体性事 件的高发领域，比如民间金融方面的群体性事件暴增，缘于大量“影子银行”经营的理财产品破产。 [52]

　　以上事实证明，这个政权早已不能取信于民，严重丧失了制度信用。它之所以存在下去，唯壹的原因就是用枪杆子说话。

　　3 、中国政府缺乏国家信用

　　中国政府对外的国家信用不佳，可从两方面说明：壹是加入W T O之后与多国经常因产品质量、知识产权问题发生各种摩擦，直到2016年底美国、欧盟仍然拒绝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53] 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缺乏信任。

　　西方国家自90 年代末期开始直至2009年为止，主流态度是很愿意相信中国，许多国家包括法国在内甚至希望中国强大，以牵制美国。间中会有壹些观察人士表示对中国的怀疑，2001年8 月《远东经济评论》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壹则题为“骗子共和国”的报导，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如何沦落为“骗子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s），首度对中国的诚信表示质疑。

　　最能表明中国的国家诚信受到深度怀疑的事例，是对中国经济数据的怀疑。儘管这壹怀疑过去也常有冒泡，但并未形成共识。2010年《维基解密》（ WikiLeaks ）曝光了壹份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密电，披露2007年3 月12 日，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曾到美国大使官邸与大使共进晚餐，当时李说：中国的G D P 数字是“人造”的，因此不可靠。他说，在评估辽宁的经济时他侧重于三个数字：1. 电力消耗；2. 铁路货运量；3. 银行发放的贷款金额。但即使如此，海外不少经济分析师还是有意忽视这条消息。后来这种怀疑才慢慢扩散。2012年6 月22 日《纽约时报》的壹篇报导称，地方政府要求中国的发电厂管理人员在发电量数据上造假 ，不让中央如实了解经济减缓的程度。 [54] 2012年7 月25 日又有壹篇〈不再相信中国领导人的四个原因〉在网上广为流传，其中提到：

　　“壹涉及到经济运行问题，我们认为，不能再相信中国领导人。” [55]

　　而《华尔街日报》则直接去信中南海，该报在信中表示，“从坚信中国陷入熊市的人，到看好中国的投资银行分析师，每个人都怀疑经济增长率是否低于官方统计数据”，因此，他们要求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 [56]

　　似乎上述所有怀疑还不足以表达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怀疑，2012年8 月15 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经济系教授彼得．拉法罗（PeterNavarro）完成的《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 ）纪录片在洛杉矶首映。

　　该片长80 分钟，结合访谈和调查报告，揭露中国当局漠视人权，纵容黑心食品和山寨商品横行，以及美中贸易逆差恶化，为中国百姓和整个世界带来致命危机。 [57]

　　2017年8 月15 日，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授权美国贸易代表调查中国政府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以及中国人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 [58] 中国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由来已久，让美国人十分恼火。

　　2017年 2 月下旬，美国知识产权盗窃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f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发表壹份报告，称仿冒、盗版以及盗窃商业机密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问题，每年给美国经济造 成的损失在2250—6000亿美元之间。其中，仅盗窃商业机密壹项就令美国经济损失1800—5400亿美元。这壹估算数字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的数据接近。该机构曾于2015年公开宣布，电脑黑客（骇客）进行的经济间谍活动每年给美国造成的损失高达4000亿美元。美国认为，中国是制造这些问题的主要“元凶”， 称美国没收的假冒商品87 ％来自中国，并指责中国政府鼓励知识产权盗窃。

　　[59]

　　因为盗窃知识产权，中国成为美国“337调查”的头号目标，中国媒体也承认，中国已连续15 年成为世界上遭遇美国“337调查”最多的国家，针对中国的调查占美 国发起的全部“337”调查的比重由2015年的29.4％，到2016年的40.6％，再到2017上半年的48.1％。 [60] 这说明，美国的“337”调查正在加大对中国商品的调查力度。同时，在对中国企业的“337”调查中，显现出领域相 对集中的特点，其中技术含量最高、知识产权最密集的机电和轻工领域在“337调查”中占比约80 ％。

　　[61]

　　奥运金牌壹直是中国装点盛世的主要标籤，但中国运动员却因多人服用兴奋剂而备受批评。2017年1 月国际奥委会宣布，因查出使用兴奋剂，取消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三名女子举重运动员的金牌资格，中国举重队面临禁赛壹年的处罚；另有五名参加2008年和2012年奥运会的运动员亦被查出服用禁药。 [62]

　　在履行世界领导责任这方面，中国很善于利用自身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优势，让各种国际规则为自己服务。联合国资深人权活动家菲丽丝．盖尔（Felice Gaer）数年前在壹篇专访中说：中国政府很擅长威胁非政府组织及小国政府，让它 们保持缄默；如果某位代表对中国有所批评，中国通常会施之以恐吓威胁的报复手段作为回应，包括毁掉某个外交官的事业。丹麦曾于上世纪90 年代在人权委员会提出了壹项针对中国的决议。此后中国壹方面孤立丹麦，另壹方面对该国施以贸易制裁和其他威胁手 段，结果丹麦被迫在第二年表示退让。出席人权会议的民间组织代表往往遭到中国用警告、敌意摄像和公开斥责等手段加以威胁。大多数国家或者组织都会在中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妥协退让，只有美国仍然坚持坦率地提出壹些问 题，比如会在人权理事会的定期审议过程中提到具体人名和人权案例。 [63]

　　除了在联合国人权机构那些饱受非议的所作所为之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经常发挥坏作用。中国曾非常骄傲地在国内媒体上宣称，自己在联合国有八次说“不”的“光荣”经历， 其中包括2012年2 月4 日与俄罗斯联手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表决中投否决票。 [64]

　　这次否决票的后果非常恶劣，导致国际社会无法对叙利亚进行干预，让ISIS在混乱中诞生，成为世界祸源。

　　凡中国取得领导权的国际组织，总有部分功能无法正常运作。比如，2016年4 月中国接任G20主席国，就暂停了壹个国际反腐败工作组B20的工作，导致全球打击避税天堂的努力受到挫折。 [65] 也正因为中国的国家信用不佳，中国想在亚太地区谋 取区域领导权的梦想，壹直遭到亚太国家的抵制。在中国崛起之后，中国的亚洲邻国曾壹度脚踩两隻船，希望“经济发展靠中国，政治安全靠美国”；但在中国咄咄逼人的姿态之下，这些国家最后只好吁请美国重返太平洋，与中 国之间终于演化成今天南海海域的紧张态势。

　　正因为中国的国家信用不佳，北京为了营造美好的国际形象，聘请伟达（Hill+Knowlton）、凯旋（Ketchum）、奥美（Ogilvy PublicRelations）、福莱（Fleishman Hillard）、爱德曼（Edelman）等五家国际知名公关公司，“帮助中国更好的与西方沟通，传播中国好声音”。

　　[66] 此举说明，北京想投注大本钱，为“败絮其中”的中国在国际社会谋个 “金玉其外”。但是，壹个国家的“好国际形象”，靠的不是好声音，而是这个国家的“好行为”，壹个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是无法得到尊重的。

　　中国社会的人际关係早就形成了以邻为壑的特点。农村地区多种犯罪活动就发生在邻居、亲戚之间，大行其 道的传销活动均以熟人、朋友、亲属、配偶为诈骗对象，所谓的“杀熟”更是最好的例证。 [67]

　　四、中国维稳面临的财政压力

　　中国政府的“维稳”工作内涵经历过壹段演化，到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之后，“维护稳定”被提升为“维护国家安全 ”，2014年4 月习近平宣布了新型国家安全观，包含11 项安全，也就是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为壹体的国家安全体系。通观这11 项安全，其实核心就在于政治安全。所谓“政治安全”，在中共话语系统裡其实就是中共执政权的安全，其他各种安全都是为中共执政权安全而服务的。从世纪之交开始建立并逐步充实的维稳模式，就是为政权安全而逐步升级的。 [68]

　　1 、壹个由告密者与线人构成的庞大维稳网络

　　中共维稳模式的形成与定型，前后经历了十多年。由于社会反抗（即中国官方指称的“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2000年5 月11 日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央维稳办）成立，此后从 中央政府到省、市、县直到乡和街道壹级，乃至国有大企业内，都设置了“维稳办”。从此，中国各级政府多了壹项专项工作，即“维稳”；政府开支也多了壹种专项支出，即“公共安全支出”（又称“维稳费用”）。到200 9年，中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微妙变化，从“发展是第壹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壹要务，维稳是第壹责任”，考核政府官员的政绩时，“稳定”成了比G D P 数字更重要的考核指标。

　　“维稳办”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掌握社会动态，并将各种“问题 ”消灭于萌芽之中。维稳体系包含舆论监控、负责搜集情报的信息员密报制度、派遣线人渗透反对者群体，并将以“六张网”为特点的监控网络当作社会常规监控模式。

　　中共的舆论监控系统远比前网络时代複杂精密，除了对传统媒体、电视、电台的控制之外 ，重点放在监控互联网方面。由于互联网技术不断在发展，中共的监控技术也不断升级，为公众所熟知的是网络评论员与舆情监测两项。据中国网友考证，中国的网络评论员制度开始于2006年，由南京大学创设。该校校方在 关闭小百合B B S 、同时开设南京大学B B S 之后，指令学生会干部及壹部分“上进”学生担任网络评论员（简称“网评员”），将其“纳入学校勤工助学体系，根据每月的考评结果发给适当的勤工助学补助”。这些网评员的主要职责是，在“南京大学电子论坛通 过发帖，发布正面信息，跟帖回应抵制、消除负面信息，引导舆论并将重要信息及时上报学校网络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69] 随后，各个学校纷纷仿效，竞相招聘网络评论员。江苏省宿迁市、浙江省台州市、安徽省合肥市等也开始聘请网评员，让他们以普通网友的身分，引领“正确导向”，普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由于网评员的报酬是每发壹条帖给付0.5元人民币（即五毛钱），中国民间将其称为“五毛”。五毛数量有多少？无人掌握准确数据，估计有数百万甚至逾 千万之多。2016年哈佛大学三位学者发表了有关网评员的研究报告。报告估计，被称呼为“五毛党”的网评员每年在网络上发表高达4.88亿条留言，约每178个留言中就有壹条是网评员的留言；这些留言中有大约52 .7％发布到政府网站内，其馀则在商业网站上发布，例如微博等社交平台。 [70]

　　比五毛高级壹点的是网络舆情分析师。据官方资料，“网络舆情分析师”这壹职业诞生于2008年（与2008年北京奥运筹备工作编织的“六张网”工程有关），服务 对象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即工会、共青团、妇联）等职能机构。“网络舆情分析师”的工作范围与“五毛”不同，其任务是负责搜集网民观点和态度，整理成报告，递交给决策者，从业人员多达二百万人。舆情 分析师报酬优厚，共分成四级，最低月薪6000—8000元。如果按照四级的人数与工资取中位数，至少人均10000元月薪，全国每年为这个行业支付的工资就高达2400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他们使用的软件（软体 ）与设备费用，据说这些费用也相当昂贵：“壹般的舆情监测软件，包年的价格从五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 [71]

　　壹个能够让二百万人从事的行业，其规模已相当可观，中国皮具业、电子商务行业、动漫游戏产业都是二百万人的就业规模。不同于后三个 产业的是，舆情监控产业并不创造价值，只为政府提供监控服务，是壹个消耗纳税人上交的税收并监控纳税人的产业。

　　监控产业形成于江泽民统治时期，最初叫做“金盾工程”，1999年9 月正式投入使用。金盾工程名义上是公安自动化系统，实为壹个全 方位网络封锁和监视系统。最先在西方揭开金盾工程黑幕的是格雷格．沃尔顿（Greg Walton），他2001年发表的〈金盾工程：庞大的中国电讯监控工程揭秘〉， [72] 揭开了中国使用高科技手段，将中国变成乔治．奥威尔笔下的《1984》世 界：金盾工程这个“老大哥”将时时刻刻“照看”著中国人民。

　　这种监控在胡锦涛时期不断完善，发展到习近平时期达到极致，这与习近平的工作经历有关。在习近平作为中共领袖“接班人”升任国家副主席、中共政治局常委之后，他曾被赋予壹项重任，即 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时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是副组长。奥运会结束后，孟建柱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长文，大谈如何加强政府部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其中特别提到要加强“六张网”的建设。所谓“六张网”是指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网络）防控网。中国当局希望通过这“六张网”，织成壹张防止壹切反抗的天罗地网 ，“实现对动态社会的全方位、全天候、无缝隙、立体化覆盖”。这“六张网”只是常规监控，每逢有庆典或者需要防范的壹些特殊日子，比如“两会” 、“六四”期间等等，当局还要再启动“奥运安保模式”，除了让警察扮 装成便衣，与巡防队员、保安员等职业队伍全部上街之外，还动员“志愿者”如街道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的治保积极分子、单位“门前三包”人员等“社会力量”，用“人民战争”的方式消灭壹切可能的反对力量。 [73]

　　除了五毛、舆情分析师之外，中共的维稳系统还拥有庞大的线人网络，例如在大学、中学、企事业单位、乡村都广设“信息员”（即告密者）。以全国数千所高等院校为例，招聘信息员的广告在大学网站上随处可见，连工作任务都逐项列明。有些学校的线人数 量相当庞大，比如西安理工大学全部在校学生共26000馀人，仅在学生中就招聘了2627名安全信息员，并在师生员工中发展了65 名“特别信息员”，约每十个学生中就有壹名线人。 [74] 内蒙古开鲁县县长助理、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兴臣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採访时说，该县通过“三个壹工程”建立了壹个巨大的线人网络，可以对任何异议及反抗保持“高度敏感”。

　　全局民警及协警人员不分警种、不分岗位，每人在社区、村屯、行业单位、複杂场所等布建20 名信息员，共10000名；在此基础上，刑侦、 经侦、国保、网监、治安及派出所壹线实战部门每名民警至少布建5 名耳目，共1000名；刑侦、经侦、国保部门每名民警至少布建4 名刑事特情，共100名。刘兴臣开列的线人数据如下：由开鲁县公安局掌握的线人高达12093名。该县共有40 万人口，在这40 万人口当中，减去约占人口四分之壹的18 岁以下未成年人，相当于每25 个成年人当中至少布有壹名“线人”在盯著。 [75]

　　英国《每日电讯报》曾发表壹篇〈中国政府养了大批密探〉，该文介绍：“有专家称，在中国北京、上海 这类大城市或西藏、新疆这类不稳定地区的密探数量还要更多。从开鲁县的密探人数可以推测出，中国全国至少有3900万线人，占总人口的3 ％”，“其他中国城市已经建立了奖励系统。在深圳，有超过18730英镑（约合20 万元人民币）在壹个月中作为线人举报2000馀条犯罪线索的奖励而被发放出去。”即每壹条信息100元人民币。 [76]

　　2 、“维稳”开支超军费，内敌多于外敌

　　在社会反抗增多、维稳机构正规化的同时，中国的维稳经费快速增长，使中 国成为世界上公共安全开支最多的国家之壹。为了说明中国政府巨大的维稳开支，研究者通常将维稳费用与军费相比较。2009年的5140亿维稳经费已接近同年军费开支5321亿元；2011年的维稳费用是6244亿 元，超过同年的军费开支6011亿元；2012年维稳费用为7078亿元，军费则为6703亿元；2013年的维稳费用为7691亿元，军费为7202亿。 [77] 维稳费用高于军费这壹实况，直到2015年才稍有改变，2015年军费为9114亿 元，维稳经费是8899亿元，这是2009年以来中国的维稳费用首次比军费少。 [78]

　　如前所述，中国的社会反抗主要缘于各级政府对资源的过度抽取，因此，维稳与经济发展形成了壹个怪圈：地方官员需要G D P 作为政绩，不得不大量上马各种项目，最容易赚钱的项目莫过于房地产与污染工业；但房地产开发必然涉及徵地和拆迁，工业污染会引发当地居民的环境维权活动。因此，经济越发展，产生的官民矛盾越多，维稳的任务越繁重，维稳开支就越庞大。市县级地方政 府普遍感到维稳经费吃紧。

　　2011年11 月广东汕尾乌坎村村民因政府强徵土地而持续抗争数月之久，汕尾市政府为该村的“维稳”花了不少钱。市委书记郑雁雄在内部讲话中大歎“苦经”：“妳以为请武警不用钱啊，好几百个武警、警察驻在这裡，我们邱市长 的钱包壹天壹天地瘪下来了。” [79]

　　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维稳”经费的来源，中央与地方大概维持三七开的比例，中央承担30 ％，地方承担70 ％。经济落后地区在“维稳”方面的经济压力要远远大于发达地区，很多省份因“维稳”开支 而负债。 [80] 在中国经济依赖房地产高速发展时期，地方财政状况尚好，可勉强负担维稳费用。自2009年以来地方财政减收，为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中央政府不得不代全国31 个省市的地方政府发行数千亿三年期债券，以维持地方财政运转。2012年3 —8 月共有2100多亿元债券到期，但地方政府无法偿还，只能玩借新债还旧债的把戏。 [81]

　　3 、地方政府的双重角色：社会动乱的制造者与维稳者本书作者将地方政府形容为“社会动乱的制造者”，是出于以下事实：地方政府是徵地拆迁 活动中的利益相关者，政府通过对土地先徵后卖，抽取增值部分作为地方财政收入。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76.6％， [82] 中国的腐败官员当中有80 ％与土地有关。 [83] 这两个数字揭示的事实是：没有土地出让金，地方 政府的财政便塌了大半边天；如果不能发土地财，官员们的腐败收益会大为减少。

　　至于地方政府保护污染企业、形成共犯结构背后的利益驱动，前面已经分析过。由此可见，这些因徵地、污染所引起的纠纷与反抗，真正的肇事者 其实就是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拥有当地的行政权、司法权，随时可使用暴力机器镇压人民。大量事例可证，当利益受损的民众试图通过法律诉讼讨公道时，或者是当地法院不给立案，或者是花费大量精力财力后仍然败诉。如果 民众被迫发动反抗，几乎都是以地方当局出动警察暴力镇压、并栽上各种罪名将领头者逮捕入狱判刑为终结。

　　将上述事实的逻辑关係理清楚之后，事实简单得如此可怕：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制造者，是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

　　“维稳”在 中国已经成为壹根粗大的产业链条。链条的上端是地方政府的掠夺，通过徵地、拆迁、污染来保持税收与财政收入；中端是截访、打压，控制舆论、宣传与告密者；末端是司法系统、精神病院与监狱。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仿效前 苏联的做法，将思想罪当作精神病，公然将“价值观念混乱甚至解体造成普遍的无所适从感，社会严重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以及人的期望与实际的落差增加等”列入“精神病”范畴。 [84] 这条新兴的维稳产业链，为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及其亲属提供了壹个巨大 的利益分配机会，上至中央部委，中至地方政府，下至穷乡僻壤，莫不附在这壹利益链条之上。

　　2016年3 月，中国政府宣布，对“维护国家安全”网络中的关键性镇压力量（武装警察）的运行体制实行改革：三年内停止武警的壹切有偿服务；地方政府不 再拥有直接调用武警的权力，只能动用普通警察；如果群体性事件规模过大，地方警力不够时，才能上报中央调用武警， [85] 这壹改变减少了地方政府对中央瞒报地方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还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係，规定公共安全属 于国家安全范畴，其支出由中央负责，不再拨付资金给地方政府，此举则削弱了地方政府的维稳食物链。

　　从维繫中国社会生存的“四根支柱”的现状来看，其中生态系统与伦理道德系统已严重溃败，没有可能在壹两代人的时间内修复，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 人的壹个噩梦。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发生大规模动乱，只是因为政府的强管制能力在维繫社会。习近平非常清楚，政权的稳定有赖于枪杆子，故此特别注重提高军人待遇。自2016年6 月军队加薪之后，最低阶的士官每月薪水高达5750元，副连级10470 元，正连级11390元，副营级12340元，正营级13820元；副团级17600元，正团级21270元；副师级25640元；正师级30070元。 [86] 儘管有人认为，中国军队的薪酬水平不及美国，但承认远远高于中国党政机关。现阶段，与团级军官同级别的县委书记月薪在3000—5000元之间，由此可见，中国当局对军队、武警这类维稳工具的投入之大。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曾写过壹部政治讽刺小说《1984》，这部杰作名列世界三大反乌托邦的政治讽喻小说之壹。书中的大洋国 处于永久的战争状态，因此建立了无所不在的政府监控和公众操控系统，最顶端是壹位至高无上的“老大哥”；“老大哥”依靠特权阶层的核心党员（Inner Party），控制全社会，将壹切独立思考列入“犯罪思想” 并予以打击。当今的中国社会，在维稳体制操控下实际上早就成为《1984》

　　的现实版。

　　中国的地方治理困境是多重的，壹是体现在中央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弱化，乡县级政权已经堕落成中共基层党委与黑社会、乡村流氓共同治理；二是体现为香港与少数民族地区对中央政府离心离德，其中新疆维族的“东突厥斯坦化”（近年该族不少人 投奔ISIS）以及西藏在海外的藏独势力的活动，几乎成了北京的心腹之患。

　　中国内地的治理困境将从各方面深刻地影响中国政治与社会结构的演变，决定中国未来政治演变的方向，香港、新疆、西藏等地的政治演变将从属于中国内地的政治演变。

　　壹、县城的“政治家族”与三种势力

　　至今中国壹半以上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漂荡在大小城镇的“农二代”甚至“农三代”的户籍也还在农村，农村的情况关係到中国的根本。

　　1998年我曾在《现代化的陷阱》壹书第九章〈社会控制的多元 化及地方恶势力的兴起〉当中，警告过中国农村地区有黑白合流隐患，即地方黑恶势力与中共的基层组织合二为壹，控制农村社会的可能。这个“预言”十年后全面实现，大概从2010年前后开始，中国的媒体开始高密度地谈 农村问题，结论是，“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沦陷的程度或有区别，但警察、基层政府与黑社会之间结成保护与被保护的关係，却是每篇文章必述主题。 [1]

　　2015年5 月，壹篇〈中国小县城的黑社会江湖〉 [2] 不胫而走。我在这裡只简要引述其中关键内容：“壹个县域社会有几十万人口，但真正有权有势或许只是几百个人。这几百个人裡面大概有二三百个科级以上干部，然后有几十个较有影响的各行各业的老板，再有就是几个有头有脸的江湖人士。”切莫以为作者 描绘的只是少数县域社会的情况。中国总共有县级行政区2860个，其中1463个县、117个自治县，几乎绝大部分都出现县域政治的劣化，这种劣化表现在两方面，壹是体现为家族政治，即少数家族共同垄断了壹县党政 机关的政治权力；二是体现为政府与黑社会共同治理。

　　1 、县级政治的家族化现象

　　2011年9 月1 日，《南方周末》发表了壹篇颇有份量的调查报告──〈中县“家族政治”现象调查〉，2015年这个“中县”被证实为河南新野县。

　　该报告作者是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他曾在新野县挂职副乡长及县长助理，有机会观察该县各种盘根错节的政治关係。 [3] 在该调查中作者完整地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各家族成员的任职关係。

　　作者根据壹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 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壹个家族产生五个人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五个人以下、二个人以上的为“小家族”。作者作了细緻调查后在新野县竟然梳理出21 家政治“大家族”和140家政治“小家族”，总共161家大小政治家族。支撑新野县政 治的就是这样壹张巨大的关係网。在种种关係中，除了血亲是自然的连接纽带，也是最强的连接纽带外，其他都是社会性的连接纽带，都需要编织和维持。编织关係网的主要方式有喝酒、打牌和送礼，以及长期的互相关照。 [4]

　　这种县级政治资源被几个家族垄断的现象，早在90 年代就已相当严重。2011年《南方周末》曾登载壹篇〈清远盐业“领导干部之家”〉，记录了中国另壹种资源家族垄断的现象，即大型的国有企业（行业）裡掌握资源的上层往往是壹张具有裙带关係的社 会网络。 [5]

　　在现代政治中，壹国的政治资源被某些家族成员垄断，其实是该国社会的精英选拔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纵观中共统治近70 年的历史，除了在上世纪80 年代至90 年代前期曾出现过按“成就原则”选拔精英的短暂阳光时期之外，从未脱离 按血缘选拔精英的文化窠臼。对于中国自2010年代中期开始回归“身分型社会”这壹危险性，我在〈从红色接班人到官二代〉等文章中反覆提醒过。

　　从21 世纪开始，中国标识身分的词中多了“二代”壹族，出身于参与中共建政的“革命干部”家庭，称 之为“红二代”，比如习近平、薄熙来；出身于官员家庭的称之为“官二代”，比如温家宝的儿子就被“红二代”视为“官二代”。县级政治的家族化，就是在中国向身分型社会复归的情况下出现的。

　　中国的社会支撑系统从来就是壹张以家族为节点的社会关 係网络。壹个社会，只要还处于“身分型社会”，只要壹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血缘”关係的便利，这个人所处之社会就不能自夸已进入“现代文明国家”（契约型社会）的行列。从第壹次鸦片战争（1840—184 2年）至今已历170馀年，中国经历过天翻地覆的改朝换代，但并没

　　有经历过“从身分到契约”这个社会进步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重要？正如英国19 世纪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Henry Sumner Maine）所说：

　　“至今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运 动，都是壹个‘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壹个社会的身分型特点越强，标识著这个社会保留的前现代因素越多。

　　2 、县级政治的黑社会化

　　吕德文在〈中国小县城的黑社会江湖〉壹文中指出：在官、商与黑社会这三种势力当中，公安局是壹个非常特 殊的地方，它有两个功能。壹是权力的交汇点，这点很好理解，因为公安是县城裡唯壹合法掌握并可施展暴力的机构。县政府如果要强力推行某项工作，必定要借重公安局的力量；而社会中的各方势力如果要顺利活动，也必须有 公安局势力的保驾护航。二是信息集散地，因为公安局是唯壹可以毫无阻力地接触社会各个角落的机构，它本身就是壹个情报中心。

　　黑社会组织的黑老大们，既与当地经济圈相熟，也与权力圈网络有关联，公安系统是黑社会必须笼络之部门，因为黑社会组织 经营的多是宾馆、娱乐场所、建筑业──这与东南亚地区包括港台甚至日本在内的黑社会涉足行业大致相同。黑社会团体之间因竞争关係，有血拼，也有各自的组织内部规则，比如不犯命案、不与政府作对、严守秘密等。

　　血拼过 程中会有黑社会组织消亡，但其政府系统的保护伞在壹般情况下却安然无事。

　　这种情况与何清涟在〈当代中国“官”“黑”之间的政治保护关係〉 [6] 壹文中所分析的并无差别。这篇文章揭示了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各地警察与黑社会之间错综複杂的利益 关係，该文在分析许多案例的基础上指出，中国黑社会组织的快速扩张，与政府官员、尤其是公安部门的警察之扶持有直接关係。任何壹个地区，只要壹个黑社会组织长期存在，其背后就壹定存在“保护伞”；黑社会组织存在的 时间越长，它的“保护网络”就编织得越严密，公、检、法系统则是黑社会组织渗透的重点。 [7] 从已有案例看，黑社会组织在初起时期，往往需要所在地警察的庇护；壹旦警察与黑社会结成互惠关係，黑社会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就迅速膨胀。2004年审判的 辽宁盘锦刘晓军黑社会组织在当地活动数年，通过走私、盗窃、赌博、强迫交易等手段疯狂掠夺财富，从1993—2000年敛财3894万元人民币。他之所以如此猖狂且无人敢于管束，就是因为他背后有盘锦市双台子区公 安分局建设派出所所长刘晓明等三名警察做其保护伞。 [8] 如果说这篇文章分析的是世纪之交中国基层政治黑社会化，那麽十年之后吕秉文在〈中国小县城的黑社会江湖〉壹文中则指出，中国县级政治中官黑之间的关係模式已经固化，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壹种政 治生态。

　　二、中国乡村沦落，失业农民工有家难归

　　由于对县级城市的政治生态不满甚至厌恶，不少小城市与农村出身的青年，大学毕业后宁可选择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中做漂流壹族，也不愿意回家乡。冯军旗在“中县”调查中也谈到，当地县级官员 子弟当中不少人通过外出读书而离开家乡谋生。但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们，由于城市生活成本高昂，加上户籍制的限制，进城务工也无法完成身分转换，成为城市居民。壹旦失去工作，他们就得回到家乡。对城市而言，他们只是暂 时的居住者；但是，在外生活久了的农民工以及成长于城市的农二代、甚至农三代，其实都想逃离已经沦落的农村。

　　自2013年以来，随著制造业企业大批倒闭、公共工程与建筑业的萧条，中国3 亿农民工的出路再度成为话题。2015年7 月澎湃新闻发表了北京工友之家吕途的文章〈迷失的3 亿新工人：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文中的“新工人”，是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给农民工的壹个新称呼。文章列举了壹组数据：2014年全国打工者共计2.74亿人，其中8400万人从事制 造业，6000万人从事建筑业，2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103万，流动儿童达3600万。 [9] 这些农民工为什麽会面对“回不去的农村”？是他们不想回到与自己生命息息相关的故乡麽？当然不是，他们只是为了逃离从生态环境到 精神状态都已沦落的家乡，为自己寻觅壹块能够正常生活之地。

　　1 、中国农村雕蔽与农业生态系统瓦解

　　进城的农民壹旦失业，由于城市生活成本高昂而无法在城市继续生活下去；但如果真要回到乡土，也会发现自己难以回归。回不去的原因有多重。 澎湃文章叙述时极为简单，说是“农业生态系统在瓦解”，依靠传统的农耕活不下去。

　　所谓的“农业生态系统在瓦解”，其实是“崩溃”的好听说法。农业生态系统主要由水、土、气候（空气、雨水等）构成，中国农业这三大基本要素都面临著严重破坏。据 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约有3 亿亩（2000万公顷）土地遭受镉、镍和砷等重金属污染，占全国总耕地面积18亿亩的六分之壹，这些土地主要集中在中国的长三角与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 [10] 而中国的水资源问题则被概括为“两大痛点”：水资源短缺和 水污染。《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提供的数据是政府的保守测算：近三分之二的地下水和三分之壹的地面水，人类不宜直接接触。水污染对农业、市政工程、工业和人体健康等方面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达2400亿元。空 气污染有雾霾为证，各地经常会出现黑雨、红雨等含有各种有害污染物的降雨。 [11]

　　2014年中国农业部总经济师钱克明曾在壹次国际会议上公开承认，中国每年大概要用相当于壹亿吨的化肥，等于每五斤粮食要用壹斤化肥，超出了国际公认安全线的 壹倍左右，重金属、有机物农药的超标幅度大约是20 ％。 [12] 2017年5 月底至6 月初环保组织在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凤泉区随机取了12 个样品送给第三方机构检测，结果显示，镉含量超标从壹倍到十多倍不等；记者调查发现，当地人不少都出现慢性镉中毒症状，有的还非常严重。 [13]

　　这种状态注定中国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竞争力。由于污染、生产成本上升等各种原因，中国的粮食质量次，但价格却比国际市场高出20 ％—30 ％。如果不是政府补贴并限制农产品进口，中国农业早就垮掉了 。中国政府为什麽要限制更便宜的外国农产品进口呢？中财办原副主任陈锡文说得很清楚，除保证供给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关係之外，“更要考虑还在农村居住生产生活的六亿多农民。” [14] 其实，近十几年来，工资性收入已成为许多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若仅仅依靠种田，即便政府补贴维持著高于国际市场价的收购价格，但因人均耕地太少，种地收入依然非常微薄，远低于打工收入，无法维持农民家庭的生活。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占G D P 比重不断下降：1978年农业占GD P 的比重为28.2％；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公布的《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3—2014）》绿皮书显示，2014年第壹产业（以农业为主）的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将下降到9.8％，进入10 ％以下的时代； [15] 该书预测，到2018年，中国农业占G D P 比重将降至7％以下。 [16] 也就是说，数亿失业农民工即便想回归农村，其家乡已经失去支撑其回归的物质条件。

　　2 、村干部普遍腐败

　　与农业生态系统瓦解同样严重的问题是，乡村社会痞子化，农村基层组织村委会基本由地痞流氓式人物把持。我在1998年出版的《现代化的陷阱》壹书中已经指出过这壹点，此后的农村实况则日益恶化。2003年开始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之后，政府 放弃从农村直接提取资源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农村社会秩序的关注，农村基层组织逐渐沦为黑恶势力把持之地。国内媒体的相关报导与调查报告有很多，这裡以〈引导好农村特殊群体〉 [17] 壹文的调查为例。该文介绍，自税费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基层组织与农 民的关係由“紧密型”变为“鬆散型”，基层组织职能出现某种“空位”，壹些乡村恶势力趁机把持了乡村基层政权。这种势力约有三大类：壹是农村家族势力，这类势力既可能帮助党和政府化解矛盾纠纷，但管理不好也容易成 为基层政权的“毒瘤”，主要原因是，大姓可以操纵基层选举，因此只顾及本家族的利益，容易与弱势家族发生利益衝突；二是农村宗教势力，有些宗教势力在导人向善方面具有壹些作用，但壹些邪教、流教却危害不浅；三是农 村壹些刺头、混混即乡村痞子等逐渐活跃，通过操控基层选举或与村干部勾结，实现自身的政治诉求。

　　比较值得关注的是此文之结论。该文说，对这些乡村恶势力不能壹棒子打死，建议政府要利用诱导这些势力去管理乡村。文章作者没考虑

　　的是：对这些乡村 恶势力唯壹的制约是政府权力，在政府权力面前，这些恶势力当然会服从，因为他们深知，再恶的黑社会也斗不过政府这台庞大的国家机器；但这些黑恶势力可以通过金钱等物质利益结纳官员，换取官员对其在乡村治权的认可； 而面对民众，这些强横的乡村痞子又怎会考虑民众利益与乡村的社区公共利益？

　　现阶段，中央政府与乡村的关係，其鬆散有点像民国时期。不同的是：民国时期，延续千年的乡绅自治传统犹在，当时虽然出现了土豪劣绅，但总体上乡绅还保留著传统道德，以 维持乡村社会公共利益为自身责任，因此，乡绅主导下的乡村自治是良性的。中共消灭了乡绅，培植农村边缘人甚至痞子作为土改骨干，并让这些骨干成为合作社、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基层干部。传统的乡村自治早被痞子文化摧 残殆尽，因此，中国政府放鬆对农村的管制，留出来的权力空白必然由痞子恶霸填补。

　　村委会干部的腐败在农村普遍存在。村官的选举依然是上级指派，村官们普遍滥用权力，只是由于各地的资源情况不同，被村干部用来营私的公共物不同而已：广东、浙江 等经济发达地区，村干部主要通过买卖土地贪腐，贫困地区的村干部则是通过侵吞集体财产或者分配扶贫款的权力贪腐。安徽东北部地区农村，“低保”成为“村官手中拉拢与安抚村民的资源，想给谁就给谁，该有的没有，不该 有的却有了。谁家权势大，有。谁家上面有人，有。谁家送礼了，有。谁家是刺儿头，容易闹事的，有。” [18] 各地爆出村干部集体或个人违纪违法案件，大多涉及索贿贪污、挪用公款、套取国家补贴、农村集体土地徵用、房屋拆迁、农村贿选等。 [19]

　　中国总计有68 万个行政村、500万名包括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在内的村官，他们掌控著农村政务，乃至9 亿农村人口的生活及生产资源。近十多年来，村官群体的犯罪现象越演越烈。“全国村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调动十部委组成督察调研组，分 赴海南、青海、湖南、辽宁、山东等8 省的调查也验证了这壹点。这次大范围的调研统计数据表明：违纪违法的村干部主要是掌握实权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和村会计，尤其是村支书兼村主任的“壹把手”，成为“村官”犯罪人群的高危类型。 [20] 2008年中国立案侦查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的11712名犯罪嫌疑人中，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即村官群体）为4968人，占42.4％（其中有1739名村党支部书记、1111名村委会主任）。 [21] 2015年11 月中纪委官网通报193个贪腐者，其中近六成涉及村干部。 [22] 村官本非公务员，竟然需要中纪委处理，可见中国农村基层政治生态非常恶劣。有些村官贪污受贿动辄上千万元，有的拥有个人资产上亿元。例如，青岛壹“村官”涉案上亿，村出纳员贪挪 徵地补偿款四百万元。 [23] 小小村官为何能贪这麽多？原因在于，他们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广东江门市新会区三联村村长刘宏球曾说过：“在三联，我就是皇帝。”广东媒体报导那些动辄上千万的村官腐败案件时发出的无奈感叹是：“权力不受制约，老鼠虽 小亦可吞天。” [24]

　　3 、乡村社会痞子化

　　如果说，通过数据表达的现实，不够让人产生痛感，那麽，近年来中国网络媒体大量刊登的〈我的家乡在沦陷〉或者〈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这类文章，则比较生动地描绘出壹个相同的现象：乡村社会 的痞子化，以及弥漫在乡村上空那种令人绝望的“死亡气息”。上述文章的作者都是农村出身、上大学后留在城市工作的人，他们近年回到家乡，非常痛切地感受到乡村的沦陷。这种沦陷，从基层组织到人际关係，从乡村教育的 衰落到道德的沦丧，包括从生产有毒食品到视坑蒙拐骗为理所当然。壹位安徽作者在〈不想不愿不得不说的中国农村之现状〉中，提到农村老家的早婚早育（20 岁以下）、青少年辍学率高、大多数人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村支书凭藉著发放低保的权力收取贿赂、赌博偷盗成风、治安恶化、乡村教育衰落、基层选举被当地势力与基层政府操纵（“选举不过是走个过场，上面让谁干，就是谁干”）。

　　[25] 2009年腾讯网做了壹个专题〈谁的故乡在沦陷〉，开篇就提出，是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无人能够躲避这种命 运，选中的各篇文章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前述现象。 [26]

　　正常的社区是个利益共同体，但已经严重痞子化的中国乡下村落却很难被称为利益共同体。乡镇企业制造的污染让周围乡民受害，办企业的家族却从中获益。生活在乡村的人，大都将眼光放在眼前 微薄的个人利益上，全然不顾及村民的集体利益。B B C 《大家谈中国》栏目，曾登载过壹篇河南网民的来稿〈农民工扎根家乡的现实之困〉，文章末尾所述壹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拿笔者所在的村庄来说，去年曾有外地商人在村裡建了个服装厂，但厂房建成后当 地各种部门就隔三差五的‘光临’，以各种理由吃拿索要。顶著这种压力，工厂开工后，由于工人都是当地村民，他们想方设法从厂裡‘揩油’，就连做羽绒服所用的羽绒，都被人隔著牆扔了出来。就这样，工厂运转不到半年就 倒闭

　　了。” [27]

　　中国的乡村再也不是农村游子可以回归的田园，家乡只存在于他们的念想之中。许多新工人宁可游荡在城市，也不想回到家乡。作者何清涟的故乡是湖南省邵阳市，该省由于改革以来壹直居于落后地位，特别不喜欢有人批评本地的落后。 但该省邵阳地区新宁县壹位村支书实在忍不住，于2016年发表了壹篇文章，谈到当地近20 多年的状况：污染严重、赌博盛行（年长者在家中操持家务，看带孙子，整理田土。而坐在麻将桌或纸牌桌上的是壹群身强体壮的中年男女或敢于下赌注的年轻人）、崇 拜金钱、为致富不择手段、青少年大量辍学、不事生产、农田弃耕、人际关係恶化，乡土重建希望渺茫……最重要的是，这位村支书指出湖南人听不得别人批评本省落后的护短习性：“大户（麒麟）村大约有90 ％的年轻人在外务工，其中有不少优秀者，或文化人 ，或小老板，或公务员，也许是常年漂泊在外的缘故吧，总把故乡想像得似抒情诗壹般地美好，常表白自己对故乡的无限思念和眷恋，表现出浓厚的故乡情结，把贫穷品德化，把落后浪漫化，认为丑化家乡就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 ，在这种迷茫之中，家乡的腐烂就渐渐模糊起来……” [28]

　　乡村痞子化这壹过程，几乎与中国县城政治黑社会化同步。中国的地区行政治权由中央、省、地（市）、县、乡（镇）五级构成，县级政治是决定中国地区政治生态的关键，它既是乡（镇）、村 的直接管理机构，其政治生态也是乡村政治生态的高级版。

　　2015年《当代青年研究》发表了壹篇题为〈中国农村后代之殇──从留守儿童到乡村“混混”〉的调查报告。 [29] 这是作者对湘北红镇所作田野调查的简略介绍。作者揭示了壹个事实，大量 留守儿童成为乡村混混的主力军。该文很直观地揭示了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现状，因此摘录部分内容，以备存照：

　　红镇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资源匮乏，近年来发展赌场经济与高利贷，衍生出壹条食物链。开地下赌场的庄家、为赌场看场子当“保安”、放 贷与收账的人通称为“吃水饭”的人；为这些人效劳的赌场打手，以及为高利贷者收取息钱抽取佣金的人，统称之为“吃血饭”。

　　这些年轻人约在15 —20 岁左右，大部分都是因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在家裡，由留守儿童成长为乡村小“混混”。混混们的存在不仅颠 覆了乡村秩序，还颠覆了乡村的价值观。调查报告说，镇裡大混混即赌场老板、高利贷主的风光，小混混的嚣张，不仅让家长们对看不见明显效果的教育投资充满怀疑，更让众多青少年开始羡慕他们的“成功”方式转而纷纷效仿 ：“在乡村内部压制力量与惩罚机制日渐消亡的情况下，‘混混’获得了足以震慑他人的价值再生产能力，而乡村社会不再认为‘混混’行为是壹种越轨和罪恶时，被认可的‘混混’人生观进而占据了乡村价值系统的主流地位。 ”红镇壹些村民也开始利用这帮小“混混”来达到目的，如利用他们解决邻里纠纷、农忙时抢水纷争等。男生做乡村痞子，女生则外出卖春。红镇调查写道：红镇中学教师黄某某在这个学校当了六年老师，教过的学生当中已经有 100多名女生初中未毕业就出去打工，其中只有十多个人是通过学技术就业，其馀几乎都是“不正经就业”，潜台词很明白，那就是“卖”──对于不少农村女孩来说，“卖”并没有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

　　2013年9 月13 日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发布《女童保护研究报告》指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女童受害者多，侵害女童者多为同村男性甚至亲属；例如，广东妇联发布的《女童遭受性侵害情况的调研报告》表明，本地农村留守女童占被性侵女童的94 ％。 [30] 在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女童（外来务工人员或其女儿）则是主要受害人群。

　　本书作者认为，留守儿童成为混混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家庭与社会教化，村庄的传统道德和伦理秩序已经崩坏。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缺少家庭教育与关爱的孩子， 心理往往不健康，容易成为不良青少年。

　　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3万，流动儿童达3600万，总共将近壹亿，几乎占中国人口的十四分之壹。 [31] 将要成长起来的农村壹代，不少人便具有这种流氓无产者特点。这类青壮年对中国社会将产生何种影响，已经由2017年3 月以后发生的郭氏推特文革表露无遗。这壹点，我将在本书结语中加以分析。

　　在〈死掉的农村〉壹文中，壹位陝西作者引述其家乡老村支书的话，对现实作了总结：“如今是什麽社会？说穿了，还是人吃人的社会，而且比以往任何壹个时期 都要厉害。以前人吃过人后，还得吐出骨头来；现在人吃人后，吐出的是‘理论和思想’，是‘经验和知识’。抢劫和杀人，会被当著推动改革发展的成绩和功劳，鲜血和尸骨会被视为文明进步的象徵和标志。”乡村社会痞子化 与县城政治黑社会化呈同构状态，其结果是产生了大批混混，“天苍苍，野茫茫，大家壹起做流氓。” [32] 这些人构成了壹个隐性社会，而且参与了构建显性社会的社会秩序，并起著相当重要的作用。早在十多年前中国的黑社会势力猖獗之时，势力大的黑社会 组织往往被当地人称为“第二政府”，几乎每个黑社会组织后面都有警察及政府官员做“保护伞”，势力大的黑社会往往插手当地公共事务，以“第二政府”自居，民间甚至流传“找政府不如找黑社会管用”。 [33]

　　4 、农村人际关係恶化、文化低俗、精神沉沦

　　中国农村的上述问题，中国政府并非没意识到。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颁发《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全国因地制宜，从八方面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此 后，这壹运动以各种形式展开，据官方宣布，其中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至少使1.4亿农民受益。用百度搜索，有关这个话题的文章竟然多达299万条以上。但民间作者写出的“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系列，却展示了与 官方宣传截然相反的阴暗甚至绝望的画面：经济衰败、严重污染、民风颓坏、黑恶势力横行、偷盗成风成了中国现代乡村的“主旋律”。特别是有几篇只能在个人博客裡有限流传的文章，几乎让所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官 方宣传黯然失色。这几篇文章的题目分别是：〈不想不愿不得不说的中国农村之现状〉（安徽东北部某村）、〈死掉的农村〉（从文中内容判断，记述的可能是陝西）、〈苏北壹行政村之现状〉。从这些文章的内容推测，作者是 已在城市裡安身立命的农家子弟，出于对故乡未来命运的深切忧虑，写下这些注定只能发表在个人博客裡的文章，文章的写作风格很不相同。有的从农村人生老病死、教育等各个与民生有关的环节入手记述；也有以白描方式展示 ，但有值得关注的共同点：这些文章几乎都使用了“衰落”、“死亡”与“救亡”等词彙，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深深焦虑。在中国的舆论与舆论工具均受官方严密控制的严酷现实中，与那些堆积如山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网上宣传 品相比，这百馀篇诉说“农村在沦陷”的文章，显得有点孤零零。在这种严重不对称且呈强烈对比状态的信息中，本书作者凭自己多年积累的常识，知道这百馀篇文章描述的才是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

　　这些文章揭示的问题很多，除前面分析过的村干部严重腐 败等问题之外，还有事关中国农村未来命运的壹些内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作为壹个社区，其互助守望的功能已经丧失，相反却变成人际关係恶化、村民彼此缺乏同情心。壹位苏北作者在怀念他小时候邻里和睦相处、守望 相助的往事时指出：“现在却变化很大，就恨不得妳家出什麽事，走路不小心踩了别家壹棵庄稼，要骂上半天街。为了田裡妳家多种壹行玉米，他家少种半行玉米，能吵半天架，然后他家也种上壹行，于是排水沟、田间小路就这 样没有了。”色情玩笑在农村裡壹如既往，新增加的内容是色情表演。赌博之风在农村蔓延，“外出打工的人挣了钱回去之后就聚在壹起赌。赌得很厉害，有的人能把壹年在外面挣的钱都输掉。各种赌博的方式都有，甚至妇女老 人都参加，从掷骰子，到麻将、牌九、斗地主、炸金花。”当地派出所将抓赌当作创收门路。“打架、吵架、通姦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尤其是春节裡，因为赌钱、喝酒或壹些小恩怨，先是吵，再是打，然后是闹得头破血流。

　　”

　　安徽的乡风同样如此，壹位安徽作者感叹说：“都说儒家文化在影响著国人，但在农村，妳很少能够看到仁爱、看到友善。妳所能够看到的，只是自私与贪婪、愚昧与无知，看到的只是争强好胜，看到的是勾心斗角。那些质朴纯真善良的农民哪裡去了？是 谁让他们变成这样？”农村的人际关係恶化，其实提出了壹个新问题。研究者壹向认为，中产阶级因为都是依靠个人奋斗，独自在职场打拼，因此普遍有孤单感与无助感；而社会底层为了减轻生活压力，往往需要抱团，因此反而不像中产阶级那样孤独与无助 。但中国农村居民的原子化及丛林化的特点，却否定了底层人民更团结这种预设，让人看不到中国农村作为社区的凝聚力何在。

　　这些问题笔者非专业研究者，不需要考虑主流话语与课题要求，因此直白道来。壹位陝西作者写道：“国庆60 週年（2009年）的假日，我是在农村的家中度过。这裡没有壹丝节日中喜庆欢乐的气氛，整个村子都弥漫著壹股压抑的令人窒息的空气。生活中太多的苦难与不公，让许多人陷入了无助与绝望。壹张张麻木机械的面孔上，已经隐隐地流露出死亡的阴森和恐 怖。而在这背后，似乎正孕育著壹种足以改变和毁灭壹切的力量。”壹位安徽作者认为，对农村问题，“与其谈启蒙，不如谈救亡。破败的农村，该是需要壹种拯救了。”他对“三农研究”颇有微词：“我所说的只是壹些最基本 的常识，但就是这样的壹份常识，在许多时候都被遮蔽了，或是被改头换面，以另壹种方式重新包装起来，告诉给国人。”从中国农村的现状来看，其未来走向并不是朝向官方宣传的“新农村”，迫切的问题其实是“救亡”。

　　三、失去未来的农村：教育的雕敝与青年的无出路儘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农村教育却严重雕弊。

　　这壹现象说明，中国农村人口不仅失去了现在，还失去了未来。从根本上来说，农村秩序的破坏与教育的废弛有著直接关係。

　　1 、农村教育陷入长期雕弊状态

　　农村教育的废弛，先由基础教育开始，标志性事件是对农村地区实施“撤点并校”，这是1998年中国合併乡镇的后续“改革”。2001年中国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因地制宜调整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从此，中国农村进入“撤点併校”阶段。

　　据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统计，2000—2010年，在中国农村平均每天要消失63 所小学、30 个教学点、3 所初中，几乎每过壹小时就要消失4 所农村学校。十年间中国农村的中小学消失了壹半。 [34] 此后，撤点併校还在继续，但随著中国舆论环境的严苛控制，这些具体统计数据很难再见诸于媒体的公开报导当中。

　　“撤点併校”的后果之壹是，农村青少年再也不能就近入学，低龄孩子每天在路上要花费几个小时，安全成为问题，孩子辍学率升高。从农村的变化来看，“撤点併校”与村庄的“空心化”，几乎是个同步过程，随著学生与家长到城镇陪读，基础教育资源进壹步集中到城 镇，村庄的“教育”功能在消失。2015年中国小学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都在提高，全国小学招生1729万人，比2014年增加71 万人，但中国的小学与初中却减少至24 万所，比2014年减少1.1万所，减少的学校主要集中在农村。 [35]

　　在农村的义务教育逐渐被削弱的同时，城乡之间高中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在农村，能够进入高中的学生只占学龄人口不到10 ％，而在城市学龄人口中该比例则高达70 ％，其结果是：三分之壹的城市青年能够完成高等教育，而仅有8 ％的农村青年能够实现这壹点。 [36]

　　对教育的轻视并非只发生在“我的家乡在沦陷”那百馀位作者的家乡，而是所有的农村地区。这个过程与两个过程同步：教育产业化（即高校收费体制改革）、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农村学生特别难）。

　　2 、教育产业化使农村家庭供养大学生极为困难早在十年之前，农村青年读完中学之后的辍学现象就很严重。据中国青少年基金会调查，60 ％以上的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义务教育之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而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由于农村出身的大学生 在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其家庭还常因高昂的学费负债，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选择让孩子弃学。

　　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确实是中国政府放弃政治责任，不顾中国国情而实施的壹项不明智的政策。90 年代中后期，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不少中国 经济学家论证“教育产业化”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汤敏用数学模型设定了壹个让中国政府欣喜万分的“经济扩张模式”：普通高校规模增加二百万人，这二百万学生每人每年学费10000元，另外每人 每年因教育而额外支出2000元（北大的抽样数据是2357元），最终可以拉动社会总产出规模1000亿元。

　　在发达国家，政府负责教育资源的主要投放，公立教育的目的之壹就是通过教育平等，实践社会公正，所以发展教育往往被纳入国家的长期反 贫困战略。中国的国家资源由政府垄断，教育本应由政府负责。

　　在政府垄断国家资源这壹体制未改变之前，实行所谓“教育产业化”，即教育收费体制的改革，说明中国政府极其功利短视，并与国际社会反贫困战略背道而驰，这 是壹项典型的“只要政府钱袋满、不管民众钱袋空”的短视政策。早在1999年“教育产业化”刚开始时，我就指出，由于中国产业结构与教育结构双重缺陷的作用，中国必将出现知识型劳力过剩。

　　对于中国青年来说，“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唯壹好处是使 高校降低入学门槛，扩大招生规模。在“读书改变全家命运”的感召下，中国广大农村家庭不惜透支家庭今后几十年的收入，供子女上大学，大学学费成了他们人生中最大的、也是唯壹的巨额投资。教育部曾公布调查数据：按照 每名贫困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计算（包括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壹个本科生四年最少花费28000元，相当于贫困县壹个农民35 年的纯收入。 [37]

　　陝西有位出身草根的商人党宪宗，因为看到太多农民家庭供养大学生的艰难挣扎，于2 003年自费对合阳县农村110户农民家庭供养大学生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写出了40 户家庭的独立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

　　该村青年上大学，四年大学费用需要卖96 万个烧饼；110户农户中11 个人因高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逝；家有2 个或3 个大学生的农家往往欠债4 —5 万，有的甚至高达十多万。当地的壹位村支书算过壹笔帐：

　　壹个大学生壹年的学杂费用顶我30 年给国家交的农业税。由此凸显的农村教育之痛让“知识神话”褪色，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西部农村家庭重陷赤贫的梦魇。 [38]

　　3 、农村青年陷入无出路状态

　　肇始于2003年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现象，粉碎了农村青年的梦，也使大量农村家庭两代人深陷债务泥潭。

　　《南方周末》记者曾在青海省做过调查，发现省属高校的学生中，家庭年收入低于壹千元的贫困生约 占半数。这说明，同样数额的大学学费，或许东部省份的农村家庭不难支付，而在西部省份却相当于壹个强劳力35 年的收入（不考虑农民自身的吃饭、穿衣、看病、养老等支出）。 [39] 大学毕业后，若毕业生家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就业难”至多意味 著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但在西部省份，导购员和餐饮业的砂锅师、饺子师、点餐员、传菜工、配菜工，就算是大学毕业生的好工作，如果连这类工作也找不到，便意味著长期待业，或者只能到建筑工地做体力活谋生。民盟 青海省委调研课题组曾对青海省海东地区的平安、乐都等六个县的农村大学生状况做过调研，发现从2000—2005年的5 年间，回到海东地区的农村大学毕业生共计8863人，截至2005年6 月尚有5900人待业；其中，乐都县、平安县的失业率分别 高达82.8％和96.2％。倾力供养子女读书的农村家庭，在子女无法就业的同时，还要应付大学学费带来的债务。 [40]

　　在甘肃会宁县，教育曾是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改变自身命运的唯壹通道，也是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立县之本”。21 世纪前十年该县发现，“教育立县”已遭遇“教育破产”：大量农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长期举债供养学生的农村家庭血本无归。甘肃省农业部门的壹项抽样调查表明：该省重新返回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中，因教育支出返贫的占50 ％。

　　[41]

　　云南省富宁县教育局曾做过壹项调查：2005—2008年全县共有大学毕业生1443人，未能就业人数694人，占毕业生总数48.1％；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就业的毕业生有749人，其中考取事业单位或公务员人数454人，占 毕业生总数31.4％；外出打工人数244人，占毕业生总数16.9％；自主创业人数38 人，占毕业生总数2.6％；企业聘用59 人，占毕业生总数4％。 [42]

　　这类情况在中国各地都能发现。2000年以后以大学扩招为主要标志的“教育产业 化”所催生的高学费和低就业，像两隻无形的大手，夹击著原已坚硬狭窄的农门。面对多年来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形日益严重，中国政府的对策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率”造假。官方公布的历年高校毕业人数，从2001年 的115万，上升到2009年的611万，而就业率则从2001年的70 ％微降到2009年的68 ％。 [43] 实际上，官方公布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远远高于大学生的实际就业率，这裡的秘诀在于，教育部汇总的各高校上报数字存在严重的造假问题；而高 校之所以作假，主要是因为教育部公开通报各校的就业率，将就业率作为调整招生计划、衡量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直接关係到高校的社会评价、生源质量和收入来源。中国的高等院校为了达到“高就业率”，採取单位挂靠、假协议等形式，给毕业生发放壹些根本不能到用人单位报到的就业报到证，制造假就业率，即所谓的“就业率注水”； [44] 有些高校乾脆将学生提交的就业证明与毕业证发放硬性挂钩，逼迫学生回家找父母和亲戚的单位开具假的就业接收证明，让学生拿这种假就 业证明换取毕业证。这种就业率造假从2003年开始，延续至今，早已成为中国社会公开的秘密。 [45] 2010年之后中国基本不再公布全国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而是改用其他指标，比如用就业满意度、就业最高的专业与学校排名等代替。据《2017年 大学生就业蓝皮书》披露，2012年大学毕业生就业满意率只有55 ％，最近略有上升。 [46] 但大学生就业难这壹事实并未改变。媒体报导称：“年年岁岁说就业，岁岁年年就业难。”继2014年高校毕业生人数突破727万之后，2015年的毕业生人 数达到749万之多，就业难成了社会常态。连续几年的“史上最难就业季”给人的感觉就是：

　　对于就业，“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47] 无情的事实显示，中国出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在文盲率、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 劳力过剩的局面。

　　隋唐以来，科举制取代魏晋南北朝盛行的门阀士族制度，成为中国历代王朝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直接催生了不论门第、以考试产生的“士大夫”阶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故事虽然不多，但却为平民向上流动提供了壹条主要管 道。进入21 世纪，由于大学生就业难，终于使“读书无用论”再度席捲中国农村。中国数千年历史中，“读书无用论”只在中共统治时期出现过两轮。第壹轮出现于毛泽东统治时期，是毛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所造成；第二轮是2009年84 万应届毕业高中生退出高考，导致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下降，这场波及国内多数省市的“弃考风潮”被教育界称为中国高考的“拐点”。 [48]

　　在现代社会，大学教育壹直被视为“培育中产阶级的摇篮”，是切断底层社会“贫困 代际传递”链条的最佳途径。中国的大学教育对中国农村青年来说，意味著双重不公平：“教育产业化”设置的高收费门槛剥夺了不少农村青年受教育的机会；毕业即失业意味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无法进入社会上升通道，只能 无望地挣扎在社会底层。随著壹届又壹届农村青年从大学毕业，沉淀于底层的知识青年日益增多，在国内的微博与国外的推特这些相对自由的社交媒体上，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知到这个庞大群体胸中蕴藏的社会仇恨，部分人的社 会仇恨已经转变成对壹切成功人士的嫉恨。

　　1978年改革以来的中国有如壹辆失去方向的现代化列车，中国农村则有如被政府抛在废旧车轨上的壹节破旧车厢，抛下的时间开始于上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儘管这节车厢裡坐著占中国壹半人口以上的农民。但被抛下的人不是物品，乡村社会的堕落、农村人口的绝望与无出路，最后必会吞噬中国。

　　19 世纪中叶以降，中国曾经非常不幸，以往的文明与自负成为现代化的包袱；进入到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却成为壹个非常幸运的国家。1989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期的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土崩瓦解之后，全球化浪潮兴起，中国积十馀 年“改革开放”之经验，比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有著更充分的迎接全球化的准备；加上中国具有税收优惠、土地价格与劳动力成本低廉等“比较成本优势”，因而成为长达20多年的全球化浪潮中唯壹的淨得利者。

　　壹、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过去20 多年，在西方世界，全球化所承载的壹切，如普世价值、人权高于主权、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几乎成了《圣经》般的存在。直到2015年欧洲大陆淹没在难民潮裡，欧洲国家被迫面对不断增加的恐怖袭 击，对全球化的怀疑声音才开始冒头。

　　1 、全球化让西方失去了什麽

　　2016年5 月纽约市立大学客座教授、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哈佛经济学评论》（ HarvardBusiness Review ）上撰文指出，20 世纪80 年代至今，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个人收入重新洗牌的新时期，也是过去200年间全球不平等程度首次下降的时期。其中，赢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中产和中产以上家庭，以及全球最富 的1 ％人群；相对的“输家”则是发达国家的中产及以下家庭。从1985—2000年，中国因其快速发展，几乎是阻止全球不平等继续扩大的唯壹力量。2000年之后，印度同样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在削减贫困方面的努力，降低了全球收入不平等的严重程 度。其他亚洲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也为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美国媒体也报导了壹份两年前撰写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由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Fed）的经济学家贾斯汀．皮尔斯（Justin Pierce）和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彼得．斯科特（Peter Schott）联名发表，其重要结论之壹是：美国自2000年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係（PNTR）地位以来，美国 制造业中就业机会流失的壹半可以归咎于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增加；在美国那些受此影响较大的地区（该研究以县为单位），自杀及其相关原因造成的死亡案例明显增多，失业率每增加壹个百分点，将导致自杀率提高11 ％；相对来说，白人男性从事制造业的比例比其他群体更高，这个群体是受影响的“重灾区”。 [2]

　　2 、中国是全球化中的唯壹淨受益国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是纯粹的受益者。其受益体现在四个方面：

　　壹是G D P 总量剧增，中国的G D P 从“改革开放元年”即1978年的2168亿美元，增至2016年的逾11 万亿美元，扩大了近49 倍； [3] 二是中国从资本淨输入国变成了资本输出大国。改革开放前中国只对兄弟国家提供外援，从无对外投资，2015年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壹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4] 三是在中国造就出大量亿万富豪，其人数领先全球。改革开放前中国没有富人，而到2015年中国的亿万富豪已多达568名，首超美国（535名），成为世界之最，占全球亿万富 豪（2188人）的四分之壹强。2015年中国平均每五天诞生壹位亿万富翁，高科技产业、消费品与零售业、房地产业都是产生中国富翁的“温床”； [5] 四是养成了占总人口20 ％多的中产阶级。据瑞信研究院（The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2015全球财富报告》，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中产阶级人口，达1.09亿，比美国的9200万中产阶级还多。 [6]

　　中国在全球化中的“淨收益”，确实验证了米拉诺维 奇的研究结论。但是，中国在全球化道路上的表现也令许多西方的政治学家失望，比如，中国政府对普世价值、以选举权为核心的政治权利等，壹直拒绝接受。从胡锦涛2003年接任中共总书记之后，中共中央不断宣布“防止颜色革命”、“五不搞”、“七不讲”，坚决抗拒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与影响。这壹点，中共与殖民化时代清朝廷拒斥西化壹样：那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今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体、西方科技为用”。在中国政 府看来，中国既得全球化经济之利，又避免了西方价值观之害，这是壹本万利、只赚不赔的生意。也因此，就算美国、欧盟等国右翼“民粹”主义（这是左派的污名化，实际是保守自由主义）高涨，都反全球化，中国也决不会加 入反全球化大军。

　　儘管中国是全球化的唯壹淨收益国，但由于权力市场化导致的“家国壹体利益输送机制”，这个国家壹方面创造了令世界瞠目的新富豪，另壹方面也创造了世界上数量最大的贫困阶层。不少外国研究者为中国新生中产阶层的庞大数量而惊讶 ，却忽视了中国新生的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很低。这种情况，我称之为“社会阶层结构转型失败”，这壹失败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的政治走向。

　　二、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转型失败

　　社会变迁理论指出，壹个国家的转型包括政治转型、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又分为两个层面，壹是阶层结构转型；二是价值观转型。中国的近邻日本经历过明治维新与二战后民主化两次转型，才算完成了上述三个方面的转型。

　　2009年日本公共媒体放送协会（NHK）根据历史人物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坂上之 云》，通过秋山好古、秋山真之两兄弟，正冈子规等明治维新时期代表人物的壹生，展现了日本由壹个小国成长为壹个大国的过程。在国家蓬勃向上发展的过程中，秋山兄弟等几位低级武士家庭出身的青少年通过求学、为国家服 务，从社会底层成功地向上升，跻身于政治（军人）精英与文化精英的行列，成为日本社会阶层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受益者。

　　阶层结构转型是社会变迁当中最关键的部分。当壹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之后，消费结构将带动生产结构的重大变化；如果没有政治结构的阻碍，则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都将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之所以不成功，就在于阶层结构转型失败。

　　1 、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到底有多少？

　　全球化让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富裕阶层与中产阶层，例如在中国，社会本应从以底层 为主体，转化为以中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中国作为在全球化进程中最大的纯受益国，却未能完成这种转型，源于政治失败。

　　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承诺全民奔小康。从那时直到2010年，中国政府为社会阶层结构转型设定的目标是：形 成以中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为此资助了不少国家级研究课题。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发布的结论最为权威：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约为总人口的23 ％左右，其规模以每年壹个百分点的速度不断扩大。 [7]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根据这壹结论，并参考其他资料推算：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在1.15万和4.3万美元之间）人数从1990年代的接近于零，增长到2010年的2.25亿。 [8]

　　但这壹情况在2011年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随著外 资不断撤出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在迅速减少。从2012年年底开始，直到2017年初，美资雅芳（Avon）、摩托罗拉（Motorola）、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汇丰人寿（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td.）、惠普（HewlettPackard Company，HP）、西门子（Siemens）等行业巨头都以成百上千的规模削减员工数量。 [9] 惠普为节省成本裁掉了万馀名员工；亿贝（eBay ）、美满电子科技（Marvell）、松下（Panasonic）、日本大金（Daikin）、夏普（Sharp）、TDK等大型外资公司均计划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本土；国际包装、造纸行业巨头芬兰斯道拉．恩索集团 （StoraEnso）旗下的企业苏州紫兴纸业倒闭； [10] 2017年1 月美国硬盘巨头希捷（Seagate）突然宣布解散中国苏州工厂； [11] 美资软件公司甲骨文（Oracle）所属的“中国北京研发”大范围裁员。 [12] 撤资的外企给中国留下了废墟般的工厂与大量失业人员，失去的外企工作机会被称为“敲碎的金饭碗”，而失去工作的人都是中国曾经的外企白领精英。

　　2015年9 月美国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曾发表壹份报告，援引中国国家统计局、 高盛全球投资研究部、美国劳工统计局、美国国防部等机构的调查数据指出：中国的消费市场以壹小批中产阶级为主导，仅有2 ％的就业人口收入达到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水平，目前有大约11 ％的中国人口可以被定义为“中产阶级”（约为1.53亿人）；除他们 之外，中国大多数人的收入只能满足生活必需。报告指出，最顶端的“高端消费者”仅有140万人，人均年收入为50 万美元，这些人构成了在巴黎、纽约、东京、伦敦的商场裡“火拼”购物的中国人主体；处于“金字塔”最底端的是中国3.87亿农村就业人 口即农民，几乎占了中国劳动人口的近壹半，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为2000美元；在“金字塔”中间的是“都市白领”和“都市蓝领”，他们的总数接近农村就业人口，“都市白领”的人均年收入接近12000美元，“都市蓝 领”的收入为大约5900美元。报告进壹步分析：从消费模式来看，“食”与“衣”占中国消费者个人消费支出的壹半左右；中国主流消费群体的购买力不高，他们的日均消费额为7 美元。与此相对照的是，美国人的日均消费额为97 美元。中国消费者把近半的收入用于“衣”、“食”方面，而美国的这壹比例仅为15 ％左右。中国3.87亿农民的消费主要是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 [13]

　　随著外资撤离中国，破产企业增多，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减少，穷人在增多。2016年中国 共有7000万人年纯收入比2300元的贫困标准还低。

　　按照世界银行2015年界定的日消费1.9美元的贫困线，该机构估计，中国的贫困人口人数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三。在中国，属于社会下层的人口约占80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最新调查数据是：中国 下层占人口比例为75.25％；再加上下层群体中与中产阶层联接的过渡群体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的4.4％ [14] ）。在产生数量庞大的贫困阶层的同时，中国也成为世界上亿万富豪最多的国度。2015年中国的亿万富豪多达568人，首超美国（535人 ），成为世界之最，占全球亿万富豪2188人的四分之壹强；[15] 2016年全球68 个国家的2257名亿万富翁当中，中国的超级富豪是609人，美国超级富豪只有552人，中美之间的这壹差距进壹步拉大。 [16]

　　贫富悬殊、中产阶层过少、社会底层庞大，说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转型失败。政治高压、贪腐与裙带关係盛行、生态环境严重污染，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深感“生活在中国是壹场冒险”，对中国的未来失去信心；富人与有条件的中产都想方设法移民，富商通过 投资拿到精英类型的商业移民签证，中产阶层则通过技术移民、雇主担保与亲属签证涌往国外。 [17]

　　壹个国家的兴衰在于人才，中上层纷纷移民，对于中国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2 、上升通道梗阻，改善社会阶层结构的因素消失伴随著全球化形势逆转，中国已经错过了改善社会结构的时间窗口。

　　如前所述，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是最早看出这壹趋势逆转的专家。

　　在指出全球化的发展带动世界整体收入上升的同时，他还指出，由于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加剧，全球化也许会被 认为是在制造壹个更加不平等的世界。 [18] 米拉诺维奇的研究已被美欧的现实所证实。美欧人民因为收入持续下降、生活质量变差而对本国精英不满，因此2016年成了“黑天鹅”频现之年：英国退欧与美国大选川普当选总统，几乎成了全球化趋势逆转的两 大标志性大事件。2017年1 月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弥漫著壹种失败情绪，《纽约时报》的漫画师帕特里克．恰帕特（Patrick Chappatte）将此次会议主题讽刺为“如何在壹个反精英的世界中繁荣”。

　　在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收入不平等状况更加严重，这种状况在中国尤其明显。更糟糕的是，由于中国经济衰退，就业机会减少，职场之路变得越来越艰难，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管道已经严重梗阻；要想得到壹份好 点的工作，必须要“拼爹”，即依靠父母家族的人脉资源。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中产阶层人数不仅不可能继续扩大，反而会渐渐萎缩。

　　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的后果是社会结构固化：壹方面，精英选拔中，壹旦“血统原则”起首要作用，“成就原则”便退居 次要位置，社会精英的素质将会日益退化，遑论社会进步；另壹方面，社会不公将会加剧。这种“血统原则”造就的机会不均等，体现在社会成员的身分传承上，这是最根本的社会不公，其后果较之财富分配不公更为恶劣与严重 。在本书的第六章中，笔者已经分析过，被中国现代化列车抛弃的人群当中，有占中国壹半人口以上的农民。被抛下的人不是物品，乡村社会的堕落、农村人口的绝望与无出路，最后会像慢性毒药壹样吞噬中国社会。

　　三、中国陷入的是何种“陷阱”

　　全球化鼎盛时期，中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淨得利者，如此难得的机遇，尚且未能成功地将中国转变成壹个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如今全球化形势逆转，中国倒T字型的社会结构将僵硬、固态化，这种社会结构注定 了中国未来只会是拉美国家的同类，如果幸运，至多比非洲、中东地区略好。

　　1 、中共政权与欧美政权的区别

　　认为中国独裁政权应该瓦解，是期盼中国早日民主化人士的共同愿望，也因此，“中国崩溃论”每隔壹段时期就会出现。仅在近五年内，中 共高层因权力继承发生的内部斗争曝光以来，就有过多起这样的论调。除了2015年沉大伟（David Shambaugh）说过的“崩溃论”（他后来修正为“衰败论”）之外，《华盛顿邮报》社论版副主任编辑杰克逊．蒂尔（Jackson Diehl）发表过更悲观的预言。他在美国《全球事务》

　　2012年9 ／10 月刊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共与俄罗斯这两个独裁政权都面临瓦解命运，但是2012年美国大选两位总统候选人却都没有对此作好准备。 [19]

　　从章家敦（Gordon G. Chang）、杰克逊．蒂尔直到沉大伟，这些外部观察者都是用民主国家的经验来判定中国是否会发生危机，错以为中国政治是责任政治。必须承认，中国现在面临的诸种危机当中，只要其中的壹部分发生在美国、日本、欧 盟，这些国家的经济危机早就转化为政治危机，导致政府垮台（内阁集体辞职或执政党败选），如同2012年以来欧债危机导致希腊、荷兰、义大利等多个政府倒台。 [20] 美国2016年大选，代表华府建制派政治精英、华尔街及媒体精英联盟披征袍的希拉 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虽然得到精英与媒体壹边倒的支持，既有雄厚资金可支配，又占据了压倒性的舆论优势，并被外国盟友壹致看好，最后还是败北。原因就在于，同为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甚少关 心国内社会状况，拒绝倾听本国民众的呼声，罔顾本国中产阶级收入下降、中产阶级人数不断减少、贫困人口增加的困境；与此同时，他却通过不断打造新的利益群体来争取政治支持，如大赦非法移民、大规模接纳中东与非洲的 穆斯林难民，并给予这些移民比本国穷人高40 ％—80 ％的福利，营造性别话题、不断造出男女之外的各种性别群体（民主党大本营纽约市竟然规定出32 种之多的新性别），并且在所有公立学校推行荒唐之极的男女同厕的总统法令。 [21] 奥巴马的整整八年任期，壹方面大量裁军、节省费用，另壹方面却举借将近十万亿美元国债，不是救济移民，就是拿去满世界挥洒。 [22] 美国人民对此严重不满，终于用选票抛弃了要继承奥巴马政治遗产、主张要向中产阶级增税、开放边境欢迎各国移民的希拉 里．克林顿。

　　现代政治是代理人委託政治，民众只能在大选年行使权利，这数年壹次的大选赋予民众另选政府的机会。而中国不同，中共建政是武装夺取政权，现在也是凭枪杆子说话，民众几乎被剥夺了壹切权利。西方各国的人权早就进入了第四代，即保障 同性恋、变性人、依本人心理状态自由选择性别者及其婚姻权利的时代，而中国人还没能享有第壹代人权，即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选举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中共特色的政治是非民选的无责任政治，政府与党 的首脑从来不需要为自己的政策失误承担责任，五年壹次的政府换届也无须经过全民大选。外部观察者们分析中国时往往会忽视这壹点。儘管中国的经济已经病入膏肓，实体经济壹片萧条，失业人口不断增长，政府债台高筑，金 融系统危机重重，外汇储备下降到临界线，但只要政府能继续保持财政汲取能力，保证资源汲取管道畅通，能够继续供养政府及暴力机器（警察及军队），中共就不会主动下台。中国政府超强的资源汲取能力与铁腕统治，几乎成 了中国现在唯壹的稳定因素。

　　2 、艰难维持的“溃而不崩”状态

　　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三大地区，即亚洲（中印两国是世界第壹、二人口大国）、非洲与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国家，从本世纪初开始就因青年失业率过高而引起联合国担忧，因此联合国鼓励 这些地区的人口在世界范围内迁徙。然而，自2015年开始，由叙利亚难民潮引发的中东、非洲人口向欧洲高福利国家的大迁徙，让欧洲陷入了动盪不安，西方国家开始意识到，自身根本没有能力接收中东与非洲想要移民西方 的近六亿贫困人口。 [23] 自2015年开始，曾是拉美左派政治圈内翘楚的委内瑞拉陷入动盪与饥饿，更是说明，单壹资源的国家无法支撑人口增长而带来的就业与福利要求。全球化引起了西方各国的反思，就是以这次人口大迁徙为触发点。2017年1 月26 日英国首相特里莎．梅（Theresa May）还非常勇敢地在美国费城演讲中提到，由于英美对世界主权国家的政治干预失败，“英美干预主权国家并试图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世界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24] 这话其实是正式宣告：英美将终止向外推广民主化的政治努力；这壹重要姿态本应引起世界关注，却被大多数英美媒体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而世界各国与众多N G O 更在意川普政府宣布减少对外援助。

　　在中东、非洲、拉美与壹些亚洲国家纷纷进入动盪时 期之际，相比之下，中国社会矛盾尖锐的状态并不那麽引人注目。中国当局通过高压维稳所营造的表面平静，反而被西方世界看作稳定的象徵。其实，中国的青年失业率与总体失业率都非常高，底层社会的严重不满、反对者的被 迫消声，以及统治集团内部因权力分配而引起的矛盾交织在壹起，早就使中共政权有如坐在火山口上。“维稳”成了第壹要务，“维稳”经费在有的年度甚至超过军费，所谓“革命”早就成了中国政治话语的壹个主题。

　　从本书作者之壹何清涟动笔撰写《中国的陷阱》至今，时光流逝已二十馀年。这段时期内中国发生了什麽变化？有人曾开玩笑地对作者说过：妳所预言的壹切，在中国都成了现实，只是比妳书中分析的要严重得多；不少书中的例证只要将时间改换壹下，腐败的数额从 千万元扩大为亿元或者数亿元，农村的恶势力更恶更黑壹些，完全符合现状。中国确实掉在妳说的“陷阱”裡爬不出来了。当然，也有读书不求甚解之辈，常常会气势汹汹在网上质问：她不是早预言中国要崩溃，中国现在崩溃了 没有？

　　笔者所有的研究，从来没预测过中国（包括中共政权）何时会崩溃。我预测的只是中国将长期（20 —30 年）陷入“溃而不崩”的状态。我想告诉读者的是：人类社会形态不只有“繁荣”与“崩溃”两种形态，大多数时候，人类社会处在繁荣与崩溃 之间的状态；区别在于，是接近繁荣，还是更接近崩溃，如是后者，则当下潜伏著什麽样的危机。预言中国崩溃的人士多半陷入了认识论的误区，以为中国的现状，不是繁荣，就是崩溃；与之相似的壹种极端的认识则以为，凡指出中国弊端的人，就是预言中国崩溃。作者的《中国的陷阱》，其实不是预言中国（政权）何时崩溃，而是指出：中国那不触动政治体制的经济改革，最后必将使中国陷入权贵资本主义陷阱，根本不可能将中国引领上壹条健康平 稳发展的道路，最后会使中国陷入壹种“溃而不崩”的社会状态。所谓“溃”即“溃败”，指中国社会将在政治、生态、社会道德系统方面陷入全面溃败的状态；“不崩”则指这个掌握了政治、经济与组织资源的政权将不会在10 —20 年内崩溃。中共政权的崩溃，只可能在壹种危机共振的状态下出现，即同时发生内部超大规模的社会反抗、高层统治集团发生严重的矛盾、财政危机出现，同时还面临外部压力。接下来，作者将分析这些状况近期内是否可能在中国同时出现。

　　四、中国近期是否会出现危机共振？

　　需要讨论的是：中国的经济危机是否会导致政治危机并出现危机共振？笔者的判断是，在最近若干年内（至少十年内）不会发生导致共产党垮台的危机共振。这壹判断基于以下事实：中国历代王朝衰亡，往往是几大 危机叠加所导致：统治集团的内部危机、经济危机（最后集中表现为财政危机）、社会底层的大规模反抗、外敌入侵。如果这几大危机先后出现并同时共存，这个王朝必亡无疑。以下逐项分析中国现存的危机因素。

　　1 、统治集团高层已经形成壹元化领导格局

　　2012年习近平接班前后，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确实发生过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太子党重要成员薄熙来试图进入政治局常委的权力挑战，支持薄的人有前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与部分军中红二代 。习近平通过反腐，有效地收拾了所有政敌并重整权力结构，将胡锦涛时期“九龙治水”的寡头独裁变成党政军权集于其壹身的个人专断。

　　从集权与稳固权力这个角度看，习近平做得相当稳妥与成功。他用步步为营、各个击破的方式，在五年时间内，先后将 其政敌薄熙来、周永康、两位军委副主席上将郭伯雄及徐才厚（受审期间病死）、前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等都送进监狱。根据中纪委的数据，从2013—2016年6 月底，中国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官员人数达91.3万人。受到司法惩处的112名省部级 以上党政官员中，包括本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十名、13 名中央候补委员。 [25] 从2015年开始的军队改革，几乎摧毁了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形成的军队权力格局。目前所有的迹象表明，在下壹个五年任期内，几乎不可能出现对习近平权力形成挑战的高层成员 。可以预测，如果没发生人力不可控制之事，习近平并未打算遵循江泽民交班给胡锦涛这壹党内规则，而是准备继续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

　　中共已经从舆论方面为习近平连任做准备。2016年6 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郑秉文的文章，其中提到，只要政治 上不出现民主化这种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三种情况，就能达到“中国即将进入高收入社会的美好前景”。 [26] 所谓不犯“颠覆性错误”，原话出自习近平之口。2013年10 月习以中国国家主席身分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时说过这话。《人民日报》

　　评论员文章随后专门就此做过解释，即无论是以“颜色革命”标榜的第三波民主化道路，还是以“阿拉伯之春”形式出现的民主化道路，中国决不步其后尘。“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 波动”这句话所指的“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指中共最高领导人掌权的方式，以及保证其有效行使权力的各种制度。习近平执政以来，在权力结构与权力行使方式上早就改写了政治规矩，由江泽民时期的集体领 导变成了个人专断。郑秉文强调，“不出现制度断层式波动”，意指不要再改变习近平重新釐定的政治规矩，以免发生十八大权力交接前后因“制度断层”而引起军界、政界人事大变动，导致恐慌情绪蔓延、人心不稳。

　　要想不出 现“制度断层”，只能有壹个选择，就是No.1不换人。这壹想法在2016年10 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得到确认，并通过会议公报宣告：“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目前离习近平任职两届还有5 年整，如果他想改变自江泽民以后定下的总书记只做两届十年的规矩，时间上很从容。只是如何改，是增加总书记的任期，从两届延长为三届、四届，还是乾脆无限制，或是变总书记制为党主席制，这些都是技术细节问题，遇到的党内抵抗绝对没有外界估计的那 麽强烈。事实上，中共利益集团不希望共产党倒台的愿望，显然远远强于转向民主化的意愿，那些没有足够财力移民海外的中下级官吏与中产阶层，甚至希望习近平能够撑住这溃败江山，以免发生灭顶之灾。

　　2 、经济危机（核心是财政危机）是否可能出现？

　　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最担心的其实不是所谓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潜流，也不是“政治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而是经济上出现“毁灭性打击”，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对这壹点几乎都没有把握。儘管中共已经勉 强接受“中国经济进入L 型”这壹说法，但却很难忍受经济萧条。如今中国经济各领域都缺少利好消息，企业大量破产、工人失业增加、外商投资减少，最后的防线已经只剩下金融系统这道防波堤。金融系统是壹国经济的神经中枢和血液循环系统，无论如何不能失 守，这就是从2016年8 月开始中国政府将精力集中于“货币维稳”，即人民币贬值不能过快，而“货币维稳”的关键战场则是外汇储备保卫战，即要守住三万亿美元这壹所谓“心理关口”。

　　所有这些危机初兆，离政府的财政危机还有壹段距离。中国政府与其他政府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个专制政权调集资源的能力远比民主政府强。只要执政者意识到危机在何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远远超出民主政府，尤其是那些软弱无力的民主政府。2016年在中国G D P 增速下降幅度不大的情况下，全国税收高达11.59 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4.8％。 [27] 今后相当长的壹段时间内，经济不景气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工商税收难以大幅度增加，中央政府已经为地方政府未雨绸缪，基本上完成了开徵房产税的准备工作；而房产税壹旦开徵，地方财政便可从依赖经济增长变为 依靠对有产者徵财产税来维持，中国城乡住户的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7 ％， [28] 这个新税源的基底十分宽广。

　　房（地）产税这壹税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徵收，而中国却迟迟未能开徵。其主要原因是，城市精英，即商人、党政机关干部、中层以上白领 ，基本上都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其中少数人甚至拥有十馀套，几乎所有的城市精英对徵收房产税都抱抵制态度。本书第四章介绍过，中国城市的平均房价大约相当于人均年收入的25 倍。从购房角度去看，这个比例表明，供房不易。而从房产主的角度去看，就又是 壹副景象了。房产税以房价计税，高房价意味著房主的税负很重；收入相对于房价偏低，则意味著，房主用不高的收入，既要供房、又要纳房产税、还要养家，对于大多数房主来说，实在是不堪承受之重。2016年北京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2530， [29] 如果在自住房产之外还拥有壹套壹百平米的住宅，时价按每平米五万人民币估计，房产计税价值是五百万人民币，哪怕房产税率只有0.5％，每年也需缴纳25000元人民币，相当于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五成；这样，许 多房产主要想维持大城市高昂的生活费用，实际上只能挖银行存款来缴纳房产税，其荷包将年复壹年地快速缩水。

　　显然，如此对有钱人和中产阶层竭泽而渔的税收政策，不到计穷无策之时，中国政府其实也不想大范围地激发民怨，这就是中国的房产税迟迟不 开徵的原因。然而，2017年2 月国务院《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出台实施，其中明确提到“支持各地区在房地产税、养老和医疗保障等方面探索创新”，意即各地在财政困难情况下，允许地方政府开徵房产税。 [30] 表面上看，这是中央政府将徵税权和社会福利开支管理权下放，其实质含义则是，中央政府在下放收税权的同时，也将财政困难的压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去面对地方财政压力和开徵房产税引发不满这个两难课题。2017年7 月27 日，陝西省因财政入不敷出，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开徵房产税。 [31] 其他省份在开徵房产税上，只是时间迟早问题。

　　以上分析说明，对政府来说，经济不景气，企业税收难以增加，但用房产税还可以补救，因此，财政虽有困难，却未必走投无路， 财政危机还不至于立刻爆发。只要中国政府在财政上可以支撑住国家的暴力机器，中共政权就不至于崩溃。

　　危机来临之时，必是中共财政崩盘之日。

　　3 、国内反对力量弱小且分散

　　中国政府是个高度组织化且武装到牙齿的独裁政权，其镇压力量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王朝，面对这个世界上第三军事强国，民众连购买刀具都要受限制，这种情况决定了官府的镇压力量与民间的反抗力量彼此之悬殊前所未有。本书第五章已经概述了各种社会反抗的起因及其组织方式。事 实上，当中共在2015年“709抓捕行动”中将维权人士壹网打尽之后，国内已经没有任何哪怕是鬆散型组织的反对力量了。除了军事政变，几乎不可能结束中共统治。

　　国内政治反对者多年来引为奥援的所谓“海外民运圈”，其实只是对近30 年来因各种原因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的泛指，这个虚化的“圈”并非壹支有组织的力量。由于中国政府长期在异议圈“掺沙子”（即派遣“第五纵队”），再加上民运人士本身的缺陷，海内外各个圈子的异议人士互相排斥斗争的兴致，远远高于他们反对中 共政权的热情，几乎没有集结的可能。观诸历史，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历代王朝）就算出现政治危机，也必须具有组织能力与感召力的反对力量乘时而起、加以利用，才会导致原有政权垮台。中国现阶段显然缺乏壹支这样的有组 织力量。

　　反抗力量这种壹盘散沙的状态，既是政治反对者们的悲哀，更是中国的悲哀。当中共政权基于自身的夺权经验而努力消灭社会的反对力量，并破坏民间的自组织能力之时，也就消灭了这个社会的重生机能。

　　由此来看，今后10 —15 年之内中国不会出现导致中共政权垮台的危机共振；但也不要指望中共政府像壹个正常政府那样治理中国，并将这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导入正途。中共政权除了高压维稳与开动宣传机器堵塞言路，其他的正常管治能力已经丧失。这种溃 而不崩之局延续得越长，中华民族丧失的社会重建资源将越多。

　　五、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有多大？

　　中国历史上，西周、唐、宋、明等几个王朝都是在衰落之际遇到异族入侵而灭亡的，中共本身也是在苏联全力扶持下战胜国民党而夺取政权的。因为汲 取了这些历史经验，尤其是自身夺取政权的经验，中共政府壹直都将外部力量对中国施加的影响称之为“和平演变”，自2005年起改称“颜色革命”，加以严厉防范。

　　所谓的“和平演变”是否存在？从事实观之，“和平演变”的举措当然有，但从其实际效果来看，中共实属体制性过度防范。从2015年开始，西方知识界已经有人意识到，西方文明已经进入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2017年7 月，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MartinWolf）撰文指出，从各国G D P 总量、储蓄、人口变迁、技术发展、生产率、全球化（机会停滞）和收入停滞引起的民粹主义抬头等七方面，都揭示出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下降。 [32]

　　进入衰落期的西方文明，日渐失去了对外干预的能力与愿望。

　　1 、美国对华“颜色革命”的八字方针

　　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重中之重其实是中美关係。从1972年尼克森对华访问的“破冰之旅”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是关键人物，他的外交理念几乎成为美国外交界处理美中关係的经典教科书。经过几十年磨砺，这壹理念被浓缩为务实的“接触、合作、影响、改变”八字方针，收缩性极大。比 尔．克林顿总统当政以来，将这壹原则定为两条主线：经济往来为主，人权为辅。此后，这壹原则从未改变，只是克林顿时期重在“接触、合作”，试图“影响”，将“改变”作为努力方向；乔治．W ．布什（布希）任总统时，需要与中国在反恐方面合作，因此重 在“合作”并假装“影响”。例如，正式开启了克林顿时期确定的美国对华法律援助项目（于2004年兴起的中国维权律师群体就是这壹项目的果实）；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第壹任期内是谋求合作，第二任期内因中国黑客、斯 诺登事件、南海问题等与中国摩擦不断，但仍然未曾偏离这壹主轴，只是基本放弃了“改变”。直到今天，在美国的外交战略思维中，俄罗斯是敌，中国仍是伙伴关係；只是随著双方关係的变化，在“伙伴”前冠上的修饰语有所 不同，关係好的时候名之为“战略性伙伴”，差的时候则叫“重要的贸易伙伴”，有时则宽泛地定义为“合作伙伴”。

　　而中国当局只想要“接触、合作”，不希望受到“影响”，同时坚决拒绝“改变”。以2005年中国宣布“和平崛起”为界，在中国未曾 崛起之前，江泽民定下了“与国际接轨”的方针，所谓“影响”只能暗地拒绝；胡锦涛任总书记之后，于2005年明确制订反对“颜色革命”的方略，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影响、改变”，自然就被看作是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 要对中国实施“颜色革命”；到习近平接任前后，中国事实上已经放弃在政治上与国际接轨的方略，国际社会对此也已默认。

　　2 、非政府组织：影响、改变中国的主力军

　　在中国政府眼中，美国试图“影响、改变”，即在中国推行“颜色革 命”的实施工具，主要是派往中国的各种N G O 。

　　美国在克林顿时期，与江泽民治下的中国，出现过壹段短暂的“蜜月”。自克林顿时期开始，美国确定人权外交方略，“合作、影响”主要是通过N G O 进行，以美国为主的各种各样的N G O 先后进入中国。

　　在中国跃升为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之前，世界不少发达国家，包括联合国，都向中国提供过许多援助，国际N G O 随著这些资金大量涌入中国。比较活跃的有美国福特基金会（FF）、香港乐施会（OxfamHong Kong）、国际计划（Plan International）、国际行动援助（ActionAid）、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英国救助儿童会（Save theChildren）、无国界卫生组织（Health Unlimited）、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它们在中国的援助和活动领域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反贫困、性别平等、基础教育等方面。

　　联合国报告显示，过去20 多年中，以日、欧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向中国提供了总计116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包括低息、无息贷款和无偿赠与，其中无息和低息贷款占总援助额的绝大多数，资金主要投向教育、交通、供水、环境、卫生 保健设施和能源与採矿以及农村等领域，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各国的N G O 纷纷在中国设立办公室，与国内的官方和民间机构合作，活跃在各个领域。由于相关统计不健全，中国到底有多少国际N G O ，壹直是个谜。清华大学N G O 研究所的报告曾估计总数在壹万家左右，其中最多的是美国N G O ，约占总数的40 ％。 [33]

　　2010年中国的G D P 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西方国家政府纷纷意识到，本国经济在规模上远不 如受援的中国那麽庞大，还得指望中国担任“拯救世界经济的诺亚方舟”，于是对中国重新定位，对华援助慢慢减少或终止。此情此境之下，中国政府认为，没必要再继续容忍那些外国资助的草根N G O ，加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终于开始对在华的境外N G O 下手。2014年4 月15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壹次会议，发表为国家安全重新定位的讲话之后，国安委部署摸底调查在华境外N G O ，制订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软硬兼施，最终让七千多个由外国资助的N G O 在中国无法生存。 [34]

　　由于美国希望通过大量N G O 进入中国，开展“接触、合作”，从而达到“影响、改变”之目的，因此它选择的中方合作机构主要是官方控制的各种机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安子杰（Anthony J.

　　Spires）的研究报告揭示了这壹事实。安子杰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资料库（www.foundationcenter.org）的统计归类分析，得出如下结论：2002—2009年间美国各基金会对华援助约有4. 3亿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给学术机构（中国的学术机构基本上均为官办）、政府部门、官方N G O 的资金分别占44.01％、25.38％、16.62％，这三部分援助占到了总额的86.1％，而国内的草根N G O 所获捐助只占5.61％（即资助维权律师与倡导公民权利的小型民间组织）。 [35] 估计欧盟及西方其他国家对草根组织的援助比例与之相似，国内草根N G O 所得比例不会比美国的援助高多少。

　　3 、美英两国放弃对外推广民主化

　　这种通过境外N G O 实施的援助，数额巨大，广泛涉及人权、环保、健康卫生、扶贫等各种项目，其绩效却是本良心帐，并没有任何客观的业绩评估；由于受到“政治正确”的约束，也几乎无人敢就此提出质疑。美国的保守派智 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詹姆斯．罗伯茨（James Roberts）对以往这类项目的看法是：“美国、经合组织国家等西方国家提供的援助，太多的援助最后只是帮助腐败政府继续掌权。”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外援助当中有不少这类项目。2017年美国有了壹位不太在意“政治正确”的川普总统之后，这种状况才被打破。鑑于奥巴马总统留下20 万亿美元巨额债务，川普的新政府将削减开支，国务院的预算据说将缩减三分之壹，所有 援外项目都受到新总统和国务卿的仔细审查，很可能优先考虑把援助提供给那些努力加强法治与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打击腐败的国家。 [36] 中国正好属于“知识产权侵权严重、法治不倡、高度腐败”的专制国家，对中国的各种援助极可能被停止。中国当局对此的 反应是发表了壹篇〈川普终止美国颜色革命〉，火爆网络。

　　西方左派（主张社会民主主义者）大力反对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及英国退欧，主要是认定，这二者都违背他们弘扬的普世价值理念，但左派阵营却用集体行动滑稽地证明，他们自己放弃普世价值的举动 其实比川普更彻底。由于美国川普政府希望退出全球化的领军地位，中国被西方政界与媒体精英共同“推举”为全球化新旗手。这类文章很多。《纽约时报》乾脆登载了壹篇〈川普时代将为中国带来机遇〉，这篇文章的主旨是：1. 中国当世界领导者是时代的选择；2. 中国已经具备承担世界领导者的能力。结论是：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填补川普上台后形成的国际领导真空，中国还准备在环保政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37]

　　上述事实说明：美欧在全盛时期，对中国的最强干 预无非就是美国的“接触、合作、影响、改变”；如今全球化形势逆转，西方国家不仅不再“影响、改变”，就连奉中国为“全球化新旗手”的心都有了。

　　儘管西方的左翼文化精英曾经为中国政府送上各种“帽子”，比如，“自 由民主之敌”、“互联网之敌”、“新闻自由之敌”，如今这些精英的举动却彰显出“没有永恆的敌人，只有永恆的利益”这壹国际关係金句的实用主义立场。回顾以往，展望未来，可以说，中国政府对“颜色革命”的防范打击 ，无非是“体制性过度防范”；而指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军事干预，以“解放中国人民”，当然也只是壹厢情愿的幻想。

　　4 、西方主流文明进入自我反叛期

　　值得关注的还有两大现象，这两大现象牵涉到西方政治学界壹对著名师生撰写的 两本观点与结论均相反的名著：塞缪尔．P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的衝突》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

　　两大现象之壹是，共产主义幽灵又在欧美等民主国家游荡 。2016年出现英国脱欧、美国川普当选这两大“黑天鹅”事件之后，欧洲急剧左转，崇拜共产主义的各种言论登堂入室。2017年6 月，在英国，首相梅所在的保守党在议会选举中失利，主张福利主义的左派政党工党捲土重来；在法国，欢迎移民与难民并许 诺增进福利的资深毛粉埃马纽啊�枺�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大选中获胜。 [38] 所有这些事件证明，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壹书的预言破产了。20 世纪90 年代初福山认为，苏联的崩溃代表著共产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的胜利；以民主选举和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现代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发展阶段，地球上的所有地区都必然会进入这个阶段；人类历史会停止进化而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这就是所谓“历史的终结”。

　　另壹大现象是，全球文化衝突随著穆斯林人口大规模迁移更形尖锐。 福山在哈佛大学的导师亨廷顿堪称大师级学者，在《文明的衝突》这本名著中，亨廷顿认为，真正左右世界格局的不是表面上气势如虹的西方文明，而是各个地区所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亨廷顿把人类文明分成三大系：欧美基督 教文明、中东伊斯兰文明、东亚儒家文明；他认为，这三种文明之间存在著矛盾和衝突，全球的未来取决于这三大文明之间的衝突，以及人们如何应对文明的衝突；此类衝突的根源在于，被西方文明扩展所遮蔽的多元文明重新兴 起，西方的过度扩张带来了非西方文明的觉醒。

　　《文明的衝突》壹书极富洞见，却因书中的观点而备受争议，并被西方政界有意忽视。但不幸的是，他的预言已经成为欧洲的现实，ISIS的兴起与欧洲各国频发的恐怖袭击，正在见证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衝突。亨廷顿没有预料到的有两点：壹是面对伊斯兰主义与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亨廷顿称之为儒家文明），西方文明会主动撤退，採取守势；二是在西方本土，西方文明进入自我反叛期，曾经被西方主流文明战胜的共产主义思 想这壹幽灵开始在欧洲等地游荡。

　　自从难民潮（其实是移民潮）衝击欧洲以来，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中欧四国（维谢格拉德集团）就纷纷表态，拒收难民，对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採取“宁愿被罚款、也决不接收难民”的不合作政策。这种不合 作态度壹直备受欧盟与德、法两国的指责，欧盟的主流国家认为，这四国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背景导致其缺乏人道关怀。

　　极为弔诡的是，欧洲精英们壹面谴责四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壹面却将欧洲的未来寄託在社会主义的更高境界──共产主义理想之上。201 7年法国的马克龙当选总统，作者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几年前出了壹本马克思《资本论》的效颦之作《21 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为了赢得大选，马克龙在竞选中提出的政策有统合左右之美，本身却充满了矛盾而不自知：他既倾向于市场化，又强调增加社会保障；既要逐步削减财政支出以平衡财政赤字，又希望公共投资计划和减税等政策降 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福利和效率是永恆的博弈，在法国这个偏爱享乐主义、能将社会福利折腾出四百多种的国度，效率永远是失败退让的壹方。马克龙当总统之后，其理想主义的号召可能比其经济政策的实践更受欢迎。

　　在诞生了自由资本主义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英国，也出了壹位公开表示认同马克思的实行财富重新分配观点的央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马克思认为，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衰退的方法就是革命，通过暴力革命 进行财富再分配。卡尼则宣称，他部分同意马克思的观点。 [39] 马克．卡尼敢于公开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因为他并非孤立之人，英国有支持他的强大社会基础。2017年6 月英国议会选举中，工党的胜利就是凭借壹系列福利主义的承诺。在工党以“为多 数人而非少数人”（For the Many, Not the Few）为主旨的大选宣言中，壹些重要的政策主张和承诺包括：上调公司税至26 ％、引入金融交易税、强化国民保健制度（N H S ）、增加假期，以及壹系列有利于工人的福利、工资政策。 这些政策主张还包括，对邮政、铁路重新国有化、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为国民提供免费育儿服务等等。 [40] 这份宣言堪称工党自1983年以来最左倾的政治宣言，却帮助工党赢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

　　美国的第壹左派大报《纽约时报》受到欧洲左翼政 治“新曙光”的鼓励，发表了《雅各宾杂志》（Jacobin Magazine ）的编辑、“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组织副主席巴斯卡．桑卡拉（Bhaskar Sunkara）的文章：〈再给社会主义壹次机会〉，他提出，“我们或许可以不再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当成疯狂的恶魔，而是选择把他们当成用意良好的人，试图在危机中打造出壹个更好的世界，但我们必须弄清如何避免他们的失败。” [41] 在冷战爆发前夕和冷战期间，西方政治学者普遍反对不惜牺牲无数生命，将人类社会当作试验品的共产主义实践；而柏林牆倒塌后不到30 年，桑卡拉的这种想法居然在《纽约时报》这样的领军媒体上公然宣示，显然是个值得关注的信号。

　　很明显，这种局面有利于缓解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面临的意识形态压力。如本书前言分析的那样，通过近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展出了“共产党资本主义”这壹独特模式。在全球化形势逆转之时，这壹模式奇特地与西方发生了双重契合：经济上，共产 党资本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各种投资贸易关係，形成了“妳中有我、我中有妳”的利益关係；政治上，中共政权又与世界各国左派产生了奇异的媾合。拉美不少国家本就是左的集合体，与奉行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天然壹家亲；欧美左派当中，许多人本来是1968年巴黎红五月的传人，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崇拜至今犹存，对毛泽东思想更是高度认同；即使在共产主义思潮远不如欧洲强烈的美国，其中国研究圈中的不少人在上世纪60 年代因崇拜毛泽东而学习中文，最后走上了中国 研究这条职业道路。

　　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美中关係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是壹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其会员数量庞大，有不少重量级人物就是“毛 粉”，比如基辛格等人。平时外界可能感受不到其力量所在，但关键时刻壹露峥嵘，能扭转美中关係的方向。

　　该委员会最近壹次崭露峥嵘，就是在2016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未正式入主白宫之前。因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壹通电话，让美国的“壹 中政策”遇到了疑似挑战。“美中关係全国委员会”为此在纽约补办了成立50 週年的庆典活动；说是“补办”，是因为该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6 月，週年纪念活动本应在6 月举办，迟至12 月15 日补办庆生活动，其意在展示政治力量。中国的各种媒体大书 特书这次活动，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会场景象：“美中关係全国委员会”会长史蒂芬．欧伦斯（Stephen Orlins）在会议开始致辞时，用中文字正腔圆地念了壹段毛泽东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 ，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嘉宾们的掌声显示了他们都理解了会长的潜台词；中国的媒体还突出报导了基辛格的下述观点：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合作，紧张会加剧，世界将分裂为拥中和拥美两派，并早晚会失控，“我们 现在正处于历史的重大关头” [42] 。

　　在西方文明再度进入自我反叛期之后，中国的共产党资本主义反而获得了生存机会，这事听起来荒诞，但却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

　　六、中国最重大的问题是什麽？

　　无论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对于中国的邻国来说，中国今后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中共政权什麽时候崩溃，而是壹旦中共政权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中国是否具备相应的社会重建能力，这不仅关係到中国的未来，还关係到中国周边国家的稳定。

　　对中国来说，有些问题可能通过民主化得到解决，比如政治权利问题；但有些问题在民主化之后还会继续严重困扰中国，如同中东、北非四国（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的失业问题，曾经是四国革命的导火索。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还多出壹些自身的 问题，比如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资源高度对外依赖、人口十倍于那四国人口的总和。

　　中国在短短20 馀年全球化进程中经历了两度“角色变换”，第壹度角色变换是指中国从壹个落后的农业国兼人口大国，成为壹个为世界提供廉价工业品的“世界工厂”， 时间大约为1990—2010年左右；第二度角色变换发生于第壹度角色变换的中期，自2005年之后房地产业与“铁公鸡（铁路、公路、基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中国也逐渐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资源与农产品 买家。澳大利亚与拉美、非洲等地的资源型国家，近20 馀年壹直依靠中国的庞大需求发展本国经济并促进就业。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急剧衰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这些向中国出口原油、铁矿石及各种矿产的资源型国家，如今正面临经济 发展衰退、就业萎缩的困境。指出这点，不是想说明，资源型国家对中国的依赖有多强，而是想说明，中国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有多高。

　　仅举三项最基础的资源需求，就可以知道中国经济有多脆弱：

　　2013年10 月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淨进口国，石油进口量超过了美国的每日624万桶。2015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

　　显示，2014年中国石油淨进口约为3.08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9.5％；2017年1 月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原油产量跌破2 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65 ％。 [43]

　　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在2014年就下降至87 ％，全部农产品的自给率差不多是70 ％左右，30 ％左右需要通过国际市场来调节。 [44] 全球的猪肉有壹半进了中国民众的肚子；大豆是中国植物油的主要来源，中国对大豆的消耗量占全世界消耗总量的22 ％，目前中国的大豆进口主要来自美国、巴西、阿根廷三个国家；中国从澳洲、美国 和加拿大进口的小麦占进口总量的90 ％。 [45]

　　中国内地人口13.83亿（不包括香港、澳门）。捲入“阿拉伯之春”的四国人口（2013年）合计1.22亿（埃及8200万，突尼斯1089万，利比亚620万，叙利亚2285万），不到中 国人口的十分之壹。这四国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后产生了ISIS，叙利亚至今仍处于战火之中，其馀三国亦未恢复到革命之前的水平，高失业依旧，大量无业可就的青壮年人口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被叙利亚等伊斯 兰国家的难民潮淹没的欧洲大陆已经丧失了安全。美国国内政治急转弯的原因之壹就是──壹半以上的美国人不满奥巴马的移民政策，而希拉里．克林顿却承诺还要全面放开美国边境，她失去进入白宫的机会，与此有壹定关係。

　　有“阿拉伯之春”的教训在前，几乎没有人希望中国这个人口第壹大国再发生什麽导致社会严重失序的革命。这就是为什麽奥巴马在任内虽然支持“阿拉伯之春”，离任前却在对华政策上认定，“壹个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这是基于“阿拉伯之春 ”变成漫长的“阿拉伯之冬”、最后祸延全球尤其是欧洲的沉痛教训。

　　按照亨廷顿在《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壹书中的观点，世界上大致历经了三波民主化浪潮：第壹次民主化长波，1828—1926年（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第 二次民主化短波，1943—1962年（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波民主化，1974—1990年代中期（始于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终于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各种颜色革命）。2011年中东、北非 四国的“阿拉伯之春”曾被西方媒体称为“第四波民主化”，其结果却令世人大失所望。如今，美英都准备放弃在全球推广民主化的使命，全球化大潮已经到了回水湾；欧盟虽然还在顽强地坚持欧洲壹体化的理想，但各国因“难 民”的大量进入而重设边界，随著必将到来的欧盟各国债务危机，还有随时可能发生的欧洲本土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动的恐怖袭击，自顾不暇，其前景清晰可见，只是多挣扎几年，还是少挣扎几年的问题了。

　　在前后四波民主化浪潮中，中国曾经赶上了第壹波， 于1911年建立了中华民国──亚洲的第壹个共和国；第二波民主化浪潮后中共建立了极权体制；第三波民主化当中，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垮台的第壹块多米诺骨牌，是1989年中国的“六四民主运动”；第四波，中国是旁观 者。所有这四波浪潮均有西方国家的力量在推动。如今，美欧面对西方文化自身的反叛，有点自顾不暇，暂时放弃对外推广民主化的努力，中共政权面临的外部压力暂时减轻了。

　　百馀年来，中国曾经成功地避免过所谓“四波民主化”的衝击，所有矛盾都 在内部耗散。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的矛盾向外部耗散，深刻影响了西方国家的生存。基于这壹事实经验，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应该有个新视角，那就是，在中国维持这种“溃而不崩”的状态中，为未来的社会重 建多留点“资本”。在作者看来，中国最欠缺的“资本”，是具有权利意识与自由意志的国民群体。

　　在前现代的等级社会，通常情况下，虽然底层成员数量庞大，却并不会影响社会安定，因为等级制观念给每个等级安排了相应的权利与义务。

　　进入近现代以来，平权观念深入人心，壹个底层社会成员过多、缺乏社会上升管道的社会，注定成为政治高 风险社会。这种“政治高风险”既来自于社会底层渴求变化的翻身愿望，也来自于统治集团害怕被颠覆的恐惧，随著二者的对立衝突日甚，中间势力被两头挤压，主张非暴力抗争以求变革的话语空间渐趋逼窄，暴力革命的呼声日 见高涨。

　　推根溯源，今天主张暴力革命推翻共产党的革命党，完全是中共积数十年意识形态教育而结出的“硕果”。

　　壹、为何说“郭氏推特革命”是未来中国革命的预演？

　　2017年4 —7 月先后发生的两件大事：“郭氏推特革命”、2010年诺 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囚禁至死，正好成为观测中国未来可能发生何种革命的窗口。

　　1 、刘晓波与“非暴力抗争”的中国困境

　　2017年7 月13 日，61 岁的刘晓波先生去世。对中国来说，不仅是壹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生命终结，还意味著非 暴力抗争这壹政治理念在中国将进入尘封状态。

　　刘晓波的异议生涯始于1989年“六四”运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壹件事，就是作为2008年《零八宪章》的起草者之壹及主要发起者，在推动《宪章》联署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零八宪章》继承了捷克斯 洛伐克《七七宪章》的精神，提倡在中共暴政压迫之下通过非暴力抗争促进中国和平转型，与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的遴选标准契合，因此，刘晓波作为《零八宪章》的代表人物，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 委员会在授奖辞中阐明授奖原因：“委员会的意图是通过颁奖来凸显人权、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係，……早在那时（1989年）非暴力就成为他民主理念中的壹个核心因素。” [1] 2017年7 月刘晓波在被囚禁中病逝，该委员会再次强调：“通过向刘晓波授 予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希望强调，发展民主与创造和确保和平之间存在著根本联繫。此外，委员会发现，刘晓波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抵抗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压迫行为，为增进不同民族间的友爱作出了贡献。” [2]

　　非暴力抗争的理念在中国人中引发的争论，几乎从20 世纪90 年代就开始了。刘晓波个人的命运与中国社会状态相映照，却显得非常奇诡：作为主张非暴力抗争的代表人物，他在1989年之后曾几次入狱，这壹经历将他从激进的文学青年熬炼成主张非暴力 抗争的温和反对者，这壹角色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加持；与此同时，他代表的非暴力抗争主张，却在政府的政治暴力与网络革命党日趋严重的暴力倾向这双重煎熬下，进入奄奄壹息之境。刘晓波及其爱妻刘霞的悲剧人生，更成了 主张暴力革命者用来反证非暴力抗争路线失败的例证。

　　但是，正如《零八宪章》的共同发起人之壹、学者徐友渔2017年7月15 日在纽约各界举办的刘晓波追思会上所言：《零八宪章》倡导通过非暴力抗争，促进中国走上宪政民主之路的思想，并非刘晓 波个人独创，而是壹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做了深刻反思后形成的共识。1989年流亡海外的作家苏晓康在〈刘晓波把激进煎熬成温和〉壹文中，细述了刘晓波获奖之后，他本人及《零八宪章》代表的非暴力抗争路线遭遇的尴 尬：海内外有不小的反对声音，“以刘晓波的巨大争议性，对他没

　　有疑义反而不正常了”，质疑声中，当然“包含了刘晓波获奖对中国现实政治能有多少触动的疑问”。非暴力抗争路线在当下中国的处境，意味著刘晓波戴上这顶 桂冠的同时，就背负了道义的十字架。也正因如此，刘晓波在知悉自己获奖后称，这个奖是颁给“六四”亡灵的。苏晓康对此做了总结：“在壹定意义上，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早在1989年春北京的沸腾广场、血沃长 街就应验了。天安门学子满腔报国之心，被机枪坦克辗碎之际，启动了共产主义阵营大坍塌的骨牌效应，八九壹代却抱憾饮恨至今，终于刘晓波代表著他们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诺贝尔的殿堂；再深壹层说，推选刘晓波的也不是现 世的人们，而是倒在长安街上的亡灵们，他们要让这位前‘黑马’代表他们，来告诉这个世界，杀人不是政治，只是兽行；反杀回去，又在重複兽行。中国要争取讲道理的那壹天。” [3]

　　只有经历过“六四”的人，才能理解“中国要争取讲道理的那壹天” 这句话蕴含的沉重。1989年之后流亡海外的前辈学人李泽厚与刘再复深刻反思后曾出版壹本对话集《告别革命》，对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影响甚巨。在主张非暴力抗争的知识分子当中，以胡平的看法最为系统。胡平长期从事 民主运动理论研究，他认为：暴力反抗暴政有其正当性，但面对高度现代化热兵器的专制政权，斩木不能为兵，壹般民众不具有暴力反抗的工具；我们没有枪，如果不甘屈服，唯有从事非暴力抗争。1989年的民主运动就是壹 场伟大的非暴力抗争，但“六四”屠杀使很多民众失去了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胡平进而阐述：“有人以为，壹旦民众认识到非暴力斗争此路不通，他们就会转而投入暴力抗争，这个推断不符合实际；若人们失去了对非暴力斗争的 信念，从而放弃非暴力抗争，实际上就是放弃了现实可行的斗争手段，到头来也就是放弃了抗争本身。又由于他们不参加实际的非暴力抗争，因此使得实际发生的非暴力抗争总是形不成声势和规模，形不成足够的力量，既不足以 对壹党专制构成有力的挑战，同时又比较容易被当局所压制。这反过来又使得民众进壹步失去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由此陷入恶性循环。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首先就要让人们重新恢复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捨此之外，别无捷径 。” [4] 胡平的看法既包含了不能选择以暴易暴这个终极目标，还包含现实的策略考虑。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古往今来数千年，不断出现张角、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这种暴力革命，就连中共政权也笃信“枪杆子裡面出政权”，并将这壹 理论发展成今天的“维稳论”。由于政府通过它高度操控的教育系统，长期对国人实行意识形态洗脑，统治者与反对者共享壹套以“剥夺剥夺者”为核心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的“摸论”（摸著石头过河） 、“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为代表的机会主义价值观，因此，在神州大地，暴力革命从来就不缺信奉者。

　　在这样壹个崇拜权力与暴力的国度，究竟会发生何种类型的革命？

　　这是笔者多年来都在观察、思考的问题。在刘晓波去世之前，推 特（Twitter）中文圈提供了壹个难得的观察窗口。

　　2 、“郭氏推特革命”是壹次未来中国革命的演练自2017年3 月开始，以美国为基地的Twitter中文圈发生了壹场极为奇特的“郭氏推特革命” ──其实参与者的行为更像毛泽东文革中的“造反派”与“红卫兵”，但文革并没有明确的财产诉求，而此次郭氏推特革命，却是文革与土改（打土豪分田地）二者的混合，因此称之为“郭氏推特革命”更合适──从参加者对发动者郭文贵的有意误解，以及各 种不断被加进来的诉求，极其生动地展示了未来中国的革命形态，我在〈“郭氏推特革命”对中国革命的隐喻〉已经说过，这是中国未来底层革命的预演。 [5]

　　事情的简单经过如下：在中共围绕十八大高层接班问题的权力斗争中，薄熙来、周永康等为首的 中共派系失败，2015年1 月中国国安部常务副部长马建入狱，他“选中的商人”（即为国安部效力）郭文贵因受牵连而逃亡海外。马建被调查壹案与《财新》那篇揭底报导〈权力猎手郭文贵〉，成了郭海外爆料的导火线。2017年伊始，郭相继接受明镜网和 美国之音的採访，并从4 月开始在视频网站YouTube开始他的直播，其推特帐号的粉丝按每天10000的速度暴涨，很快就突破了30 万（据推友揭露，其中有不少是购买来的殭尸粉）。他的爆料内容多涉及中国在任官员，主要目标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贪腐、“盗国”及其亲属与企业家的内幕交易。郭提供了王岐山夫人姚明珊及其亲属的美国身分及十馀套住房信息，并表示，这些信息均可通过美国相关公开信息网站查证。上述信息经过美国中文网媒阿 波罗网调查，发现所有房产资料显示的登记人，均与王岐山夫人姚明珊家族没有关係。 [6] 到8 月中旬，推号为“福瑞德牧 @furuidemu101”，真名为耿绍宽的人站出来，用亲身经历披露他帮助郭文贵造假的全过程， [7] 以及王岐山的房产如何编制， [8] 王岐山与其“私生子”贯军及刘呈杰的关係如何炮制， [9] 等等。在此之前，也有类似的真相披露。但特别弔诡的现象是：真相影响不了铁杆郭粉，在真相浮出水面的过程中，少数郭粉醒悟后成了郭黑，更多的表示沉默，但还 有不少郭粉仍然坚持相信，即使不相信，也要坚持肯定郭炮制的谎言对中共起到沉重的打击作用。正如我在推特上所言：于郭粉而言，对郭的态度，无关事实，成为壹种“信仰”。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国内异议人士及海外民运人士对郭文贵的坚定支持，国内除 了沉良庆、章立凡，海外除了李伟东、何清涟等坚决反对，以及胡平等少数几人不表示支持之外，绝大多数民运大佬，例如杨建利等人无视郭文贵声称自己的爆料是“以黑反腐”，“为上百万贪官报仇”，坚持认为郭文贵的爆料 活动是打垮中共、促使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良机，纷纷公开表态支持。德高望重的赵紫阳前秘书鲍彤先生还称郭文贵为“老师”，为郭背书。 [10] 支持者们对郭文贵的信仰是如此坚定，以至于完全忽视郭文贵在其视频中对他们毫不留情的多次讥讽。

　　例如，郭文 贵在6 月7 日的视频中说：“我现在看到网外这派，那帮的，那教的，壹说，壹张嘴，改变全中国，壹张嘴，改变全人类，壹张嘴就是把这个共产党推翻。妳能做啥啊？连饭都吃不上，是不是。妳饭都吃不著，有些人，天天，几十年如壹日，在咱们这个纽约东边壹 个中国区混著。妳那不害人嘛，妳让那些孩子们跟著妳所谓搞革命，妳那不害人呢嘛。”壹位叫做李方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写了壹篇〈民运人，围猎郭文贵该歇歇了〉，希望众多民运人士放弃对郭文贵不切实际的幻想。 [11] 但表态支持的民运人士前仆后继，散居美国、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民运人士悉数加入郭的支持者行列。有些支持者确实是出于钱的因素，但我认为，更多的支持者是因为郭的爆料让他们充满了权力幻觉。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郭氏爆料事件发酵过 程的研究价值，几乎与清中期乾隆时期（1768年）江南地区的“叫魂事件” 相侔。通过这壹事件可以发现，中国“那些促发群体性疯狂的三种结构性要素：似是而非的观念信仰，恐惧与暴戾的社会心态，以及超越法治的非 常政治机制。这些要素壹直潜伏在历史的暗流之中，至今仍然驱之不散。壹旦它们在特定的时机中汇合起来，大规模的歇斯底里还会以各种不同的形态重新上演。” [12]

　　郭文贵作为个例，有许多独特因素，比如出身底层、善于攀附、毫无底线的追求金钱 与权势、倚仗中国权力中最黑的国安势力横行商界并经常以录音、录相资料敲诈他人，等等。从研究者的角度看，前几大要素许多中国人都有，但只要与国安势力结缘这点不可複制，就不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从整个过 程看，郭氏推特革命有如壹台巨大的搅拌机，将中国这口泥塘中积淤多年的烂泥全部搅到水面，让人从中看到了与中国未来革命相关的种种因素，因而极具研究价值。

　　这场“郭氏推特革命”的参与者具有明显的特徵：

　　⑴ 不同目标的群体暂时合流

　　在反对习近平、王岐山联盟这壹点上，官员、反专制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底层这三种利益与目标完全不同的群体暂时合流：官员因2013年以来习、王联盟的强力反腐，落入郭文贵说的“家破人亡”之境（其实判死刑者极少），迫切希望王岐山被整肃，从而斩断习的得力臂膀；部分反专制的知识分子期待郭的爆料会引发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动摇中共的统治。更为戏剧性的是，江泽民、曾庆红等“老领导”竟然成了“郭氏推特革命”不 少支持者希望所寄，他们冀盼“老领导”幕后发力，郭文贵前台领导他们公开活动，让十九大成为习近平的噩梦。壹些民运人士盼望在中共倒台之后自己取而代之；国内的底层失业青年则希望藉郭之力“翻身”。这些人在郭的爆 料中看到了“希望”。

　　壹位借国安势力发家、在反腐中逃往他国、本身也劣迹斑斑的商人，竟然成为几大利益诉求完全不同甚至衝突的群体共奉的“领袖”，这壹诡异现象表明：由于习近平对江泽民时期开始形成的利益格局改变过于峻急，用政治高压手 段对付所有“不稳定因素”，包括对言论空间的严重打压，所有阶层都对习近平的“苛政”（包括反腐败）严重不满。在极端压抑之下，任何壹点空间，都可能成为各种反对者的集结之地。

　　⑵ 选择性解读爆料

　　“郭氏推特革命”的支持者求变心切，不少参与者各怀目的，甚至不计较郭文贵的动机其实与他们的动机完全不合。郭文贵多次声明，他爆料的初始动机是“保钱、保命、报仇”，这壹点被支持者刻意忽略；郭讲话中经常会出现讚美中共及现任领导人的说 法，比如“中共养活了14 亿人”、“习近平是千年壹遇的明君”等等，“郭七条”也明确了反贪官不反皇帝、不反体制，所有这些，都被支持者有意当成“策略”曲解；代表中共失势壹方的郭文贵及其“老领导”，包括放纵子弟掠夺公共财产的江泽民、曾庆红， 壹概被看作是“正义的力量”，反贪甚力的王岐山则被子虚乌有的“爆料”抹黑成“盗国贼”；自2017年6 月1日以后，这种态度更明显。6 月4 日那天郭文贵（推特号@KwokMiles）的推文是：“过去的3週，让我觉得最兴奋最幸福的就是让我认识 了中国政府新的年轻领导。他们有国际化的思维，他们也有著非常冷静的政治智慧。而且他们的思考问题的角度不仅仅是抓抓抓，而是尝试沟通和把问题变成更加的积极有希望。这也是郭七条的未来和文贵内心所要追求的。中国 政府官员中有壹股年轻的巨大的正能量！” ──这种现象被网友讽刺为：“中国的革命群众壹直在寻找革命领袖，现在郭文贵出现了，大有成为革命领袖的架势；而郭文贵却反覆说，希望习近平做这次革命的领袖。” 郭文贵爆料目标的高度波动性，更是被选择性地解读，比如他7 月29 日发出推文，号召“全民直播支持郭文贵，人民必胜正义必胜，打倒共产党”，引来壹些民运人士欢呼支持，结果两天之后，他又发推声称：“我还没有说过打倒共产党，目前这壹条还不在郭七条范围之内！我不希望误导尊敬的推友们！”即使是这种明显的出尔反尔，也会得到痴迷的“郭粉”壹致点讚叫好。

　　⑶ 三大群体各怀心机、分合无常

　　上述三大群体在这次“推特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合流，注定是暂时的，不仅仅因为郭本 人的真实目标、所爆之料难以证实 [13] 以及策略失当──郭及其支持者四处树敌，凡反对郭的人都被他们说成是特务，曾经的支持者壹言不合也是特务，还因为这三类支持者求乱的程度以及对乱后秩序恢复的目标完全不同，甚至彼此对立。

　　中共官员当然希望王岐山失势，让习陷入反腐无力的状态，从而得以恢复江泽民、胡锦涛时期那种“猫鼠壹家亲”的“美好时光”；知识阶层希望舆论环境宽鬆壹点，由于对习近平近五年来的严厉言论管制严重不满，便开始怀念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相对“自 由” 和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宽鬆”，但他们未必真希望“腐败再度横行”，也不见得期盼新“造反派”坐进龙庭；社会底层人士对中共政权、官僚阶层、富人充满了仇恨，少数人甚至将仇恨对象扩展至所有体制内人士，指向低阶公务员、教师及研究人员、医护人员等壹切相对成功的人士，这类“郭氏推特革命”的支持者们与海外民运人士的目标接近，即希望中共垮台，由他们取而代之，但这样的目标与官员群体反习近平、王岐山的目标显然是完 全背道而驰的。

　　“郭氏推特革命”的这三大支持者群体本没有真正的共同利益诉求，更没有群体之间的互动协商，只是通过各自的情绪宣洩，在互联网虚拟空间裡合流成为壹股“网上革命热潮”；又由于大家都穿著“马甲”，并非以真面目示人，也不在意彼 此在现实中是否能够合流，于是各自目标和利益的对立也就模糊化了。但壹言不合，以社会底层为代表的郭粉就以辱骂对之，分分合合成为常事。

　　⑷ 财富分配的诉求动机

　　这次“推特革命”的另壹个特徵是平权诉求为表，财产诉求为裡。

　　不少“郭粉”的主诉求是没收贪官财产。比如，郭文贵指控的贪官傅正华的财产已经被几位“推油”预先分配了壹番。这壹点与世界第三波民主化的主流诉求不同。第三波民主化的主诉求是政治权利，而“郭氏推特革命”的许多 支持者的诉求则包含底层知识青年所要求的“经济权利”，但他们所要求的并非中东、北非四国失业青年提出的就业权利，而是共产革命的财产诉求，即“剥夺剥夺者”。在通过共产革命建立政权的中国，长期的洗脑教育把觊觎 他人财富这种底层社会的传统文化盖上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红色革命图章。

　　但必须指出，并非所有的“郭粉”都认为应该以分配财富为革命主诉求。小悲@Zodiac4698就明确表示：“共产主义运动通过第壹次财富分配实现谎言，激发人性邪恶 面；然后再通过二次财富分配，实现公有制，完成极权，即对多数人的奴役。‘财富分配’是幌子是招牌，夺取权力才是目的；而民主革命的诚实就在于，它壹开始争的就是民权。”“如果有人告诉妳，我们革命的目的是重新分 配财富，就是把别人的钱抢过来，再把这人杀死，这就叫‘革命’，那妳千万别信！那壹定是跟民主无关的革命，民主革命最大的历史经验就是，把权力分配作为革命的目标，是民权的革命！激发的是私产者的公理心！”但在“郭粉”群中，小悲这样相对清醒的人为数不多。有网友认为，在中国不超过壹万人。鑑于“推特革命党”的主流倾向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因此，分析这些以底层知识青年为主的“网络革命党”的思想和行为，对了解中国未 来的变动内容及方向很有必要。

　　⑸ 推特革命与文革相仿的暴力

　　这次“推特革命”的暴力化倾向相当严重，与文革的语言暴力几乎相等。这种暴力化倾向从两方面体现：

　　第壹、相当多的支持者抱持简单化的敌我观念，即毛泽东所说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是主导。“郭粉”当中壹些推号表现出十足的痞子化倾向，对于壹切自己不喜欢的观点缺乏宽容，与毛泽东极权体制不容忍异见壹样，动辄围攻，痞话髒 话铺天盖地，而且毫无是非感，表现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强烈倾向。他们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仇恨、蔑视更是溢于言表，其推文与当年的“文革”大字报相近。除了各种将郭吹捧成空前绝后的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领袖，比如“ 中国民主第壹人”、“耶稣再世”等谀词颂语之外，甚至有人提出，“凡不支持郭文贵的，必须予以打击；凡反对郭文贵的，必是中共特务五毛。”疯狂是种巨大的破坏性力量。法国学者勒庞在其名著《乌合之众》

　　中，对这种现象曾做过深刻评析：“群众从 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疯狂的粉丝把壹个劣迹 斑斑、依靠国安系统敲诈、勒索发家的失意奸商郭文贵，捧成为中国网络革命党的主人，这种简化的敌我观念也是壹种暴力。

　　第二、公开鼓吹血淋淋的暴力。壹位自我介绍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的国际法硕士、在北京从事律师职业近20 年，现居加拿大的L于8 月9 日发的壹条推文，更是将这种暴力推到了极致：“我有权各（个）别地或与他人联合起来集体地反抗专制官员，我拥有的反抗手段及其正当性并不因为这种联合而失去或减损，当很多人壹起行动时，就叫民主革命。革命过程中同样 可以咒骂、欺骗、造谣、伤害、杀死他们。我有权以这些手段对付任何壹个或多个或全体压迫者，怎麽有效、怎麽管用就怎麽来，就这麽简单。” [14] 意思是说，他认为自己的目标是正确的，为达目标不择手段，可以视他人生命为草芥随意剥夺。另壹位现居加 拿大的维权律师G 在8 月21 日发表的推文中说：“如何制约流氓暴君下屠杀令扑灭宪政民主大革命？凡是今后下令开枪及下令执行暴力镇压令的任何人，壹律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未成年儿童可除外）处死刑，且得由任何人随时就地正法，凡是执行其死刑者皆予 重奖。”[15]

　　这两位前中国律师的言论充满了血腥，毫无文明底线，与中共革命初期言论及恐怖组织ISIS没有任何区别。

　　针对“郭粉”们的思维和言说特点，萧山@mozhess做了很到位的总结：“逢共必反，为反对而反对，其逻辑必 然是，土共反对杀人放火，我们就应该支持杀人放火；土共要清理垃圾人，我们就要支持垃圾人；土共反腐败，我们就要支持腐败；土共救灾，我们就要破坏它救灾。此逻辑导致壹个荒谬：若壹个强盗把妳抢了，土共去抓他，而 妳应该要反对土共抓他，支持他逃跑。”这种推特话语很快便显示出这场政治“波普”的荒谬：中国公众说起官员腐败、官商勾结来，往往恨得咬牙切齿，这也是部分反对者主张要推翻中共政权的主要理由之壹；但在这次“推特 革命”中，几百万被反腐所打击的贪官就成了壹部分政治反对者眼中的“受害者”。

　　“郭氏推特革命”的上述特点充分说明，这场“革命”与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没有什麽关係；相反，它的身上带著毛式共产革命的深深胎记。儘管“郭氏推特革命”并非壹次真 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只是三大群体对现行体制和社会现状的壹次不满情绪的集体宣洩，但中共当局却能从中体验到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描述过的壹种困境，即“塔西佗困境”（Tacitus Trap，又称“塔西佗陷阱”）：当政府失去公信力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不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从胡锦涛时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就逐渐失去了公信力，这次“推特革命 ” 集中展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对当局的真实态度。习近平、王岐山反腐无疑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力度最大、打击面最广、惩办官员级别最高的壹轮政治行动，但如此强硬的反腐行动，不但无法挽回中共政府的公信力，反而导致 官员、知识分子、社会底层成员这三个群体共恨王岐山的局面。

　　在“塔西佗陷阱”中，王岐山成了当局的代罪者。

　　在中共的政治高压下，反抗当局的“革命”多半只能存在于海外的网络虚拟空间裡。但“郭氏推特革命”对未来中国确实具有隐喻意义：

　　壹旦政 治高压瓦解，这类“革命”就将成为现实，其主导力量必定是底层社会成员，并且极可能会重複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革命或中共红色革命的模式。

　　“郭氏推特革命”于2017年出现，是中国社会矛盾长期鬱结激化的必然结果。郭文贵“爆料”只是提供了壹 个契机。对中国社会来说，这场荒诞的网络革命是场及时的警示。郭文贵本人在8 月26 日公开发布《全面彻底解决盘古及郭文贵事件申请报告》，以极谦卑的姿态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只要能够让他保命保财，“壹定以身相报，以国家利益为重，维护习主 席的核心理念，为习主席奉献自己的壹切！”“站在国家利益习主席国际大策略的基础上给文贵壹个明确的目标任务。戴错立功，用结果表达拥习爱国。” [16] 比较有趣的是，这封求饶的降书，硬被郭的铁杆追随者说成是“战书”。这壹奇诡无比的现象表明， 郭文贵本人无论是什麽态度与结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网络革命党的存在与毫不掩饰的暴力倾向，他们需要壹位革命领袖，郭文贵的出现被他们看作最好的“革命时机”。了解他们缘何形成，在中国未来的局势变化中将起何 种作用，对判断中国未来革命的范式很有帮助。

　　二、底层青年为何成为“网络革命党”主体

　　“郭氏推特革命”的主体，其实就是近十年来出没在中国境内外社交媒体上的“网络革命党”，如水无定形。其中大多数成员都以“马甲”（分身I D ）出现。最初形成于《零八宪章》签署时期，历经艾未未“行为艺术维权”，在2011年“中国茉莉花革命”后备受打击，陷入雕零状态。

　　这裡得说明壹下，“中国茉莉花革命”并不是实际发生的革命，而是网络上的壹场虚拟革命，因中国当局防卫过 度而产生。“中国茉莉花革命”发端的2011年，正是中共历经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营造的千古未逢之“盛世”（《人民日报》与新华社都如此概括），G D P 总量已达世界第二。这年春天由突尼斯发端的“茉莉花革命”将中东、北非的好几位独 裁者的王座掀翻，苦于专制独裁已久的中国人难免人心思动。从海外的推特中文圈裡，壹位叫做“秘密树洞”的推友于2 月17 日发出壹条关于茉莉花革命的消息，最终被北京当局发展成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在30 多个大城市裡清剿“茉莉花集会”的准军事行动 ，政治局高层紧张不安、各地政府剿之唯恐不力，担心壹朵“茉莉花”现身，就导致乌纱坠地。政府传达指令时，因传达层级不同而口径大小不壹，导致小道消息满天飞，全国各地不少城市纷纷抓人，凡被官府列入“安保”对象 的人无壹漏网，知识界谈茉莉花色变，传唱不知多少年的江南小调“好壹朵茉莉花”竟成了敏感词──千古未有之盛世，竟然被壹朵网上开放的“茉莉花”折腾得流言四起，民不安生。这次事件的发生，反映了中国当局已失去了 政治安全感。

　　2010年以来，随著每年壹半以上的应届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网络革命党的人数越来越庞大。既然大都是失业、半失业青年（于建嵘称之为“底层知识青年”），他们的政治诉求重心当然包含著“经济权利”；但并非突尼斯、埃及庞大失业青 年群体那样的就业要求，而是没收贪官财产、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让他们产生强烈社会仇恨的温床，当然是中国现阶段严重的社会不公。2015年6 月，笔者曾在〈革命的壹只鞋已经落地〉 [17] 壹文裡指出，这些网络革命党从未消失，正处在寻找领袖的阶段 。

　　中国底层知识青年在“郭氏推特革命”中的表现，本书作者壹点都不意外，因为过去数年中，作者曾经在多篇文章中分析过，这壹切缘于中国现阶段严重的社会不公，以及对未来丧失希望。

　　1 、第壹重社会不公：源自教育资源不均的机会不平等中国现阶段严重的社会不公，不仅体现在资源的占有、财富的分配方面，还体现在机会极不平等。对于出身于农村的中国青年来说，首先面临的就是教育的不平等，即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如在农村地区实行了十多年的“撤点併校”，导致农村孩子上学 极为困难，农村青年上大学的人、尤其是能够上重点大学的人明显少于城市。

　　据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郭书君在〈我国农村高等教育发展状况的实证分析〉壹文中指出：1999—2003年农村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4％增长到2.7％，城市 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从7.7％增长到26.5％。虽然都在增长，但城乡比值由1999年的5.5倍上升到2003年的9.8倍，差距逐步拉大。南开大学自2001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农村新生的比 例为30 ％，2007年这壹数据为25 ％，2008年为24 ％，下降趋势明显。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近几年的统计则显示，农村新生比例最高时也不超过三分之壹。 [18]

　　这种不平等源于相关制度设计的不公平。中国各大中城市约有700所左右的重点中学，相比于普通高中，这些学校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比如较多的教育投资，因而能拥有更好的教师、更加豪华的教育设施。

　　这些学校宣称其目标是培养最聪明优秀的学生，但壹些学生 借助家长的权势与金钱力量，利用高中可以推荐优秀生而免考直接进入名校。中国的精英大学常常与中学名校达成协议，大量录取它们的优秀毕业生。

　　2010年，具备这壹协议资格的近90 所大学机构通过这壹途径录取的学生占招生名额的30 ％以上；上海复旦大学这壹比例则近60 ％。不能否认，这些学校录取的不少学生确实优秀，但其中不乏有学生家长通过贿赂学校的方式，从而使孩子获得录取资格。 [19] 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原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承认，在2005—2013年间 ，自己通过兜售大学录取名额，共受贿2330万元人民币（按汇价折合，约为327万美元）。 [20]

　　与其他国家在自由竞争之下自然形成的名校不同，中国的重点学校基本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裡，为了国家发展经济或者特定阶层的利益，通过行政权力人 为地集中教育资源而形成的“贵族学校”。这种优势壹直延续到现在，被舆论讥讽为“用全体人民的钱办少数人的学校”。

　　[21] 这种教育资源向少数人倾斜的制度设计，注定了农村青年（包括城市普通平民子弟）输在人生起跑线上。2015年中国政府减少了 重点高中以优秀生名义推荐直接上大学的比例，规定通过非高考途径获得大学录取资格的比例不得高于5 ％，其馀的学生只能依高考成绩录取。但在中国社会阶层固化、财富占有格局早成定局的状态下，这种矫正无异于杯水车薪。

　　2 、第二重社会不公：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

　　自上世纪末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壹种奇特的状态，即G D P 增速每年保持9 ％甚至两位数的增长，但是，从2000—2009年每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对应的就业人数从0.88人下降到0.16人， [22] 十年内下降了82 ％，其主要原因是国家的投资转向无法长期拉动就业的土木工程项目。在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困窘中，大学毕业生求职的竞争变成了家世与背景的竞争，而不是能力的竞争。底层出身、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往往陷入壹职难求的困境。

　　早在2005年，北京大学教师文东茅就写过壹篇调查报告，名为〈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该文以在全国范围招生的高校毕业生为调查对象，以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其中专列壹节分析“家庭背 景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指出父亲的职业状况决定子女的就业机会，其他如薪酬水平、提拔速度等也都与父母社会地位直接相关。该调查表明，仅就薪资而言，父亲的社会阶层越高，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也越高，父亲为农民者比 父亲为行政管理人员、经理人员的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分别少四百元和三百元。 [23] 这壹调查揭示了中国阶层正在趋于固化这壹残酷现实。

　　几年之后，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的李宏彬等人做了壹项同样的调查，接受调查的学生来自19 所高校的6059名应届毕业生（重点高校十所，非重点高校九所）。调查採用问卷方式 ，内容涵盖了学生的个人基本信息、家庭背景，以及高考成绩、大学生活、毕业去向等。

　　在接受调查的这6000多名毕业生中，有14 ％符合“父母中至少壹人为政府官员（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这壹划分标准，即所谓的“官二代”。研究成果 表明，父母的政治资本对高校毕业生第壹份工作的工资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官二代”大学毕业生的起薪高于“非官二代”。此外，从高考成绩这壹智力衡量指标来看，“官二代”与非“官二代”并没有显著差别，因此“官二 代”的工资溢价不是其自身能力或智力因素的结果；“官二代”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比“非官二代”高出13 ％（约280元／月），这个工资溢价相当于两年教育投资的回报。 [24]

　　这种“资源的世代转移”现象，由于制度不公而加深，在21 世纪以来短短十馀年间就造成中国社会上升管道严重梗阻、阶层固化的现象。

　　3 、第三重社会不公：社会惩罚机制的等级化

　　社会不公早就在司法过程中体现出来了，“我爸是李刚”这句话成了“官二代”耍特权的网络流行语。典出2010年河 北保定壹位市公安分局副局长的儿子在交通肇事之后，情急之下冒出的壹句话，意在要求警察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不予惩罚。这位“衙内”说这句话并非无因，他从自身经历中得出的经验是：壹般情况下，特权阶层的子女在违 法犯罪之后可以从轻处罚，甚至逃避法律制裁。

　　特别让中国人不平的是，这种身分区别还反映在反腐败方面。自从习近平执政以来，反腐败力度超过以往历届总书记，王岐山也是历届中纪委书记当中最得力之人，反腐成果超过中共前60 年总和：省部级干部以上逾120人，军队中少将以上军衔者近60 人被拿下。但奇怪的是，中国人虽然痛恨腐败，但对这张抢眼的反腐成绩单却鲜有叫好声，原因是，这轮反腐的两条规则让人觉得不公平：壹是反腐败为权力斗争服务，有选择性地反腐败，即 以腐败为理由清除政治对手；二是反腐不触及红色家族，不少红二代与政治局常委家属积累了巨额财富，但这场反腐对他们基本不触动，落马高官基本上是平民子弟。不少贪官的故事披露后，前半截都是“苦孩子”奋斗向上的励 志故事。

　　2015年6 月2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发布《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6 （2015）》（简称《新媒体蓝皮书》），与2013年度《新媒体蓝皮书》的结论壹致，即“三低人群”依然是微博用户主力军。所谓“三低人群”即低学历 、低年龄、低收入人群。从年龄来看，青少年（10 —29 岁、30 —39 岁）占比高达78.69％，其中20 —29 岁微博用户最多，为8869.7万人；从学历来看，高中及以下学历微博用户占七成；从收入来看，微博用户平均收入水平依然较低，月收入 五千元以上的微博用户仅占9.93％，而无收入群体达到8898.7万人，构成了网络革命党的主体。

　　人们对这种服务于权力斗争的反腐败的不满，终于在2017年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放映之时，以荒诞形式爆发：社会同情度最高的剧中人物竟然 是反角祁同伟。这位祁同伟是剧中汉东省公安厅厅长，为往上爬不择手段：出身底层的祁同伟娶了壹位比自己大十岁的省政法委书记的千金为妻；岳父死后为寻找新的靠山，为省委书记的父亲送葬时不顾体面、声泪俱下地哭坟； 官商勾结牟利；利用职权为亲属捞人赚钱开绿灯、为保安全不惜雇佣杀手杀人……，各种恶行昭彰，但因为祁同伟的标籤是“家裡穷得吃不饱饭”的“苦孩子”，属于中国那80 ％的下层（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最新调查数据：中国下层占人口比例为75.25％； 再加上下层群体中与中产联接的过渡群体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的4.4％ [25] ），便得到了大批网民的同情，从世纪之交开始，出身下层与准下层家庭的中国青年要晋身中产阶级，已经很困难，遑论向上爬升。祁同伟那要“胜天半子”、不择手段向上攀爬的精神 ，以及自杀时那句诅咒命运的“去妳妈的老天爷”，就是引发中国中低阶层共鸣的主要原因。大多数中国人清晰地看到这壹点：“中国80 ％的人都是早年的祁同伟”。

　　壹个上升管道严重梗阻的社会不仅让人绝望，还会孕育强烈的社会仇恨与社会对立。这种 社会对立源于社会结构性紧张，简称为社会紧张。该词源于紧张理论（Strain Theory），又称文化失范理论（AnomieTheory），由美国社会学家、犯罪学家罗伯特．金．莫顿（Robert K.

　　Merton）于1938年提出，与差别接触理论（中文又称异质接触理论，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社会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y）并列为20 世纪美国犯罪学三大理论。这壹理论的大意是指，壹个人的成功可以用金钱数量和拥有的物质财富来衡量，当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以此为目标激励自己时，这种观念就成为壹种强有力的价值观。但由于社会条件和经济现 实，并非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可以拥有获得成功所需要的手段。特别是下层社会的成员，由于缺乏在社会中获得经济报偿的能力和机会，因而会把自己的努力方向转为犯罪活动，即把犯罪活动作为获得经济报偿的壹种手段，因此 就会产生失范和犯罪。简言之，莫顿认为，美国价值观的主题就是强调金钱成功，但是这种主题却使在社会结构当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个人产生了紧张。

　　以上这些，就是中国“网络革命党”产生的社会背景。推本溯源，这些革命党的产生，是中共通过持之以恆 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为自身培养了掘墓人。

　　三、中共的意识形态教育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

　　从胡锦涛、温家宝执政的第二个任期（2008年）开始，中国政治出现壹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即精英政治与底层政治的裂沟正在加剧扩大。习近平执政 以后，其主要精力被迫放在整顿吏治与应付十八大权力之争的后遗症之上，对中产的民主宪政政治诉求採取严厉打压，动辄以“寻衅滋事”罪名抓捕。但地方政府因反腐压力当头，以不出事为最高目标，对农村地区的压制反而有 所鬆动，因此，底层政治中的民粹主义便兴旺起来。陝西靖边地区出现的所谓“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1 、当代版的“打土豪、分田地”

　　陝西靖边的故事虽然没有在中国引起大的轰动，但却很能说明中国底层政治的发展趋势。 2014年6 月1 日，陝西靖边县84 户400多名农民私自成立“分地工作队”，测量并分配了与其他村组存在土地权属争议的70 亩土地，参与的村民将此次行动称之为“打土豪、分田地”。村民要分地的理由有两点，壹是这块于1979年承包出去的地归属 权有争议，目前归属西峁组，但实际应该由东邦组、前沟组等四个小组共有；二是包括这70 亩地在内的1314亩林地由西峁组村民王治忠承包，王治忠家有权有势，因此大家要“打土豪”。

　　记者调查到的事实脉络是：自20 世纪50 年代开始。该地土地归属经过两分两合，早在1963年即划归西峁；王治忠之父王建国于1979年通过口头协议从西沟村组承包了1000亩荒地；1984年王建国、郝耀军等7个人分别与西峁组签订了《承包治理小流域合同》，承包了这块荒地，经过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这块地如今已经成为林地。2008年以前，当地村民对此并无异议；直到2008年靖边县工业园区向杨虎台村徵地，过去不值钱的荒地可获大笔补偿款，村民们才开始争夺这些荒地的所有权， 以期分到土地补偿款。 [26]

　　王治忠父亲承包该块土地时，只是个普通农民，他家变成“有权有势”的“土豪”，应该是承包土地后的事情。当地政府将此案判定为土地纠纷，是基于契约关係构成的事实。这类事情其实在中国农村地区非常普遍：荒地承包 出去之时并不值钱，承包者经过多年的资金与人力投入，经营见效，进入收穫期，于是当地村民便开始要求变更承包合同，重新分配。正因为这类纠纷太多，中国政府于2009年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希 望为这类纠纷提供法律依据。

　　土地纠纷如此纷繁，其根源都在于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造成的所有权虚置状态。对政府而言，所有权虚置状态为政府侵夺农民土地留下了制度通道，让政府拥有农村土地事实上的支配权；对农民而言，“集体所有”这壹名义 也同样为他们觊觎他人财产、藐视契约权利留下了方便的入口。解决因徵地而引起的官民衝突以及农村频发的土地纠纷，壹劳永逸的方法其实就是土地私有化。第六章提到的所谓“农村社区重建”等事项，只有在土地私有化问题 解决之后，才会有制度依託。

　　2 、中共培养出大批“穷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政府近年推出的“新城镇化”政策，是只顾土地财政需要的短视之举。在就业本已非常艰困的条件下，农民失去土地，就会成为实质上的流民。流民社会是毛泽东“打土豪、 分田地”的社会基础，但不是宪政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现在的流民与毛领导中国共产革命时期的流民不壹样，毛革命时期的流民主要是文盲；但现在的流民、失业者至少受过中小学教育，基本接受过中共的意识形态教育，对于 “剥夺剥夺者”那套理论非常熟悉。上述陝西靖边县84 户400多名农民私自成立的“分地工作队”，几乎就是土改时期的翻版。

　　中共当权者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尊奉，至今仍然是官方意识形态主流。以“剥夺剥夺者”的方式消灭有产者，实现社 会公平，是马克思全部政治理念的核心；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与专政理论必然通向三个垄断，即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真理，其结果必然养成新特权阶级。这壹结果，苏联共产党无法避免，所有其他的共产党国家也无法避免 。中共曾借经济改革暂时摆脱了危机，但权贵官僚集团利用权力抢钱，又造成了新的危机。目前中国社会最深层的矛盾，其实是富“马克思主义者”（统治集团）与穷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底层）之间的矛盾。 [27] 富“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坚持， 只是为了维持政治合法性，因为捨此无以抵御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因此他们并不在乎自己的真实行为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及毛泽东思想等官方意识形态实际上背道而驰。

　　20 世纪上半叶，中共革命为了动员文盲居多的“泥腿子”，把马克思的共产 主义理论本土化，变成琅琅上口、易记易诵的口号。其中“打土豪、分田地”这句口号壹目了然，通俗易懂，最容易深入人心，因此成为动员社会底层参加革命时的第壹口号。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其意识形态仍然沿袭当年革命党 时期的特点，继续灌输这类思想。如果说，当年中共的土地革命与土地改革，需要对群众充分动员与教育，才能让他们认识到剥削有罪，“剥夺剥夺者”是神圣的革命，那麽，今天中国的底层社会根本不需要再重新灌输这类理念 。红色中国的底层民众，自小通过学校教育、电影电视文学作品等无处不在的浸染，早已将“底层神圣”、“打土豪分田地”、“剥夺剥夺者有理”等马克思、毛泽东的革命口号内化为社会价值观的壹部分；加上中国的市场经济 具有“权贵资本主义”特色，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贫穷就是他人的富裕所造成，尤其是贪官污吏们的剥夺所造成，既然妳们当官的能用权力抢钱，我们穷人就要用暴力将钱抢回来。

　　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以来，在公开讲话中不断强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指导作用。与此同时，不少社会底层成员也热爱马克思与毛泽东。数年前，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戚本禹在上海书城买书，遇到壹位湖南青年在找《共产党宣言》。这位青年对戚解释自己为什麽要寻 找这本书：“我是湖南来的，念过初中，在上海给搞建筑的私人老板打工，快十年了。其实，将近100年前，毛泽东第壹次去北京寻找革命道路，不也是被城裡人当作‘乡下人’吗？我今天也是在寻找革命道路。现在所有底层 人都认为，这个社会不行了。我们壹个建筑公司六百多个农民工壹年的工资不吃不喝全部加起来，还不到老板壹个人赚的利润的三分之壹，富人越富，穷人越穷，而且两边看不到头，富人富得没有了尽头，穷人穷得没有了盼头， 穷人永无出头之日。这个社会必须要修理了，修理不了，就要推倒重来，就要革命。

　　我听老家的老支书讲，要革命，就壹定要读《共产党宣言》……” [28]

　　在中共的意识形态教育洗脑体制下，中国青年所具有的政治常识，主要来自中学与大学的政治教科 书，而这些教科书所介绍的全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再加上邓小平理论及现任领导人讲话。因此，穷马克思主义者这种中共掘墓人，其实是中共自己长期培养出来的。中共执政集团在执政大半个世纪之后，仍然不脱 “革命党”本色，不仅坚决拒绝还权于民，而且强调自己“枪杆子裡面出政权”的合法性，不断强化它那套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时的革命话语体系，并通过教育系统与宣传系统全面灌输以“剥夺剥夺者”为核心的暴力革命理念， 壹代又壹代的掘墓人就是这样造就出来的。中国现阶段已经形成壹条巨大的政治裂沟：裂沟的壹边站立著“富马克思主义者”（执政集团），另壹边站立著穷马克思主义者（流民、社会边缘人），两者利益上严重对立，价值观方 面却共享相同的红色意识形态。执政集团坚持的是自身“枪杆子裡面出政权”的政治合法性，要维护既得利益；而底层社会所追求的则是夺取前者的权力和财产，要“将自己失去的夺回来”。前者坚称，自己是全体人民包括社会 底层在内的当然代表，在为人民“看守民财”；后者则认为，我们民众的资产早被妳们夺去了，我们如今要革命，要分妳们的资产，就像当年毛泽东领导的红色革命壹样，重新再来壹次“打土豪、分田地”。

　　四、“托克维尔热”折射的中国政治困境

　　世界上，除了中共实行的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之外，可供选择的制度路径很多。就算是邓小平这种共产革命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也在70 多岁之时开始了共产国家全无先例的经济改革，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之路。为 何今天的中共面对困局，反而在政治上越来越保守，甚至故步自封？

　　这种态度既源于中国现有的利益格局，更源于中共对形势的认识。

　　利益格局，我已经在前几章中分析过，此处只分析中共对形势的认识。

　　1 、“阿拉伯之春”对中共的警示

　　世界历史上，革命分为两大类：权力更替的革命，以及诉诸权利的革命。

　　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如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包括中共领导的共产革命，都是自下而上的“革命”。古代及近代史上通过农民起义而成功建立政权的 有朱明王朝，以及清朝道咸同年间曾建都天京（今南京）、盘据江南数省长达十馀年的太平天国（1851—1864年）。现代史上，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所建立的政权至今仍然存在，而且早已走到它当初革命初起之时革命 目标的反面。这类革命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成功只不过是用新的皇权或专制代替旧的政权，即壹轮新的权力（Power）更替，这样的革命并没有赋予民众政治权利。让民众享有政治权利（Rights，如选举权及言论、 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权利），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诉求。

　　国际社会对革命的定义比中国要宽泛壹些，其路径分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自上而下的革命包括主动变革、内部军事政变等，土耳其1920年代的“凯末尔革命”与卡扎菲（格达 费）1960年代领导的“绿色革命”都属于这壹类。这种革命的结果如何，与领导人个人素质及其建立的政权性质有关。“凯末尔革命”是场世俗主义改革，目标是将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改造成壹个世俗民族国家，改革带来了 政治、法律、文化、社会和经济政策变化。凯末尔对土耳其贡献巨大，他故去之后土耳其仍然奉行“凯末尔主义”。卡扎菲曾是利比亚“绿色革命”的精神领袖，他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之后，曾统治利比亚长达42 年。

　　这位独裁者统治期间，利比亚壹度成为阿拉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壹，而且该国的女性境遇与社会主义政策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中俱为上佳。到卡扎菲统治后十馀年，他的独裁及家族统治引发极深民怨，最后政权易主，家毁人亡。自下而上的革命很多，第三波民主化的东 欧、中欧国家的民主化革命的参与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与市民阶层，只有波兰以团结工会为主体，而工人的受教育程度也比较高。曾被短暂称为“第四波民主化”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革命初起之时也是自下而上，主体是失业青年。埃及在2013年“二次革命”之后，离权力最近的军方与民意合谋，重新夺回政权，但民众仍然两手空空，境况比革命前更差。

　　从对社会损害程度来说，当然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包括改革）带来的社会震盪较小。但是，由于第三波民主化进 程中，1990年代初苏联及东、中欧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展现出和平理性的特点，被人誉为“天鹅绒革命”，世界因此产生幻想，认为从此革命不需要大规模流血。这壹幻想直到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发生后才破灭。

　　自下而上的革命不仅社会震盪大，而且重建相当困难。比如，中国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革命，死亡人数高达7500万（另壹说是超过壹亿），江南等膏腴之地战后几乎赤地千里。至于中共的革命，死人数量极多，至今尚无完整可信的统计，仅从国共三年内战 时期长春等地全成饿殍之城，可见战争之惨烈。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于中东、北非四国，状态最好的是突尼斯，其次是埃及，但两国的经济社会状态至今仍未回复到革命之前；利比亚动盪不安，其状态令国民沮丧甚至 绝望；而叙利亚则在革命过程中产生了为祸世界的ISIS。《纽约时报》的记者与专栏作家中，不少人曾是“Facebook革命”、“Twitter革命”的热情鼓吹者，对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再到伊 斯坦布尔（伊斯坦堡）、基辅和香港的广场上发生的政治运动中社交媒体的推动作用，都大加讚赏。当“阿拉伯之春”变成漫长的“阿拉伯之冬”后，其中壹些专栏作者发现：壹旦硝烟散尽，这些革命大多未能建立起任何可持续 的政治新秩序。Google的埃及雇员瓦埃勒．古尼姆（WaelGhonim）曾用匿名Facebook页面，帮助发动了2011年初埃及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革命，推翻了胡斯尼．穆巴拉克（ Hosni Mubarak），但他最后发现，社交媒体破坏旧有秩序非常容易，但要用它来建立新的秩序，却非常困难，因此他对社交媒体的作用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29]

　　也因此，中国的上中层对自下而上的革命均很排斥，“不能变成叙利亚第二” ，既是官方的想法，也是大中型城市大多数中产阶层的共同想法。

　　2 、中国政治高层对“托克维尔困境”的恐惧

　　从中国现阶段的情况来看，自上而下的革命几乎不可能发生。因为当政者早就意识到自身陷入了“托克维尔困境”，认为在此时进行改革，相当危险。

　　阿利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Charles Henri Clérel Viscount de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于1856年出版，其时距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只有67 年。托克维尔1805年出生于壹个法国贵族家庭，在其55 年的人生历程中共经历了五个朝代：法兰西第壹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这段时期正好是法国历史上最为动盪的年代，托克维尔曾热衷于参加各种政治 活动并在政府中任职，直到1851年路易．波拿巴（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之后，托克维尔开始对政治日益失望，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开始安心写 作。在他的几本著作当中，《论美国的民主》远比《旧制度与大革命》闻名。

　　如果不是中国政治上层与中产阶层近几年普遍陷于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当中，《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可能还不会为人关注。这本书在十八大之前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且喜好 读书的王岐山向其友朋及下属推荐，其中深意引发不少猜测。

　　托克维尔在这本书中探讨法国大革命的成因及后果时指出，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盪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 所吞噬。

　　在该书中托克维尔最早提出了壹个观点：在经济发展和民主推进的过程中，经济发展越是快速的社会，出现的社会矛盾反而越多──这个观点后来被称为“托克维尔命题”。通过比较研究，托克维尔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壹 个弔诡现象：“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馀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 爆发的。”有人读过《旧制度与大革命》后精当地总结出“托克维尔定律”：壹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

　　数年前王岐山力荐此书，有双重用意。对知识界那些要求民主化的人士，其意在提醒：历史进程未必如他们所愿 ，中共垮台之后未必会带来民主与秩序，更可能出现的局面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壹样，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清算富人、践踏精英，将成为常态，大家千呼万唤才出来的民主化，有可能只是断头台政治重演；对统治集团则是警告 ：托克维尔定律告诉我们，别以为改革那麽好玩，“壹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所谓“改革”就是找死。至于那些什麽特赦贪官、赎买民主的说法，是哄三岁小孩的玩意，咱们决不上当 。

　　王岐山是不是危言耸听，拿法国大革命在吓唬人呢？那倒也不是。

　　中国的现状与法国大革命前夕确有相似性。先说经济状况。法国大革命前夕人口持续增长，财富快速增加，国家呈现出壹派繁荣景象，令人惊讶的是，法国那时就有“地产热”。有壹位法国 评论家写过这麽壹段话：“土地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原因在于，所有人都热衷于成为地产主。在法国，下层百姓的所有积蓄，不论是放贷给别人，还是投入公积金，都是为了购置土地”──读者如果对比中国经济，就 知道何其相似。

　　当时的法兰西存在很多社会问题，但不影响国家的繁荣富裕。托克维尔认为，有两种极简单、极强大的动力推动著社会繁荣：壹个是依旧强大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却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壹个是许多人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与此同时， 人们的精神却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壹切旧规章的仇恨在增长。国王表面上仍然以主子的身分讲话，但实际上却接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带动，不断地向舆论谘询──这种现象，现阶段中国都存在，互联网给中 国民间议论提供了非常方便的工具。与法国不同的是：中国政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管制互联网，试图驾驭舆论这匹越来越不听使唤的“烈马”。

　　托克维尔发现，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国度裡，普通人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 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麽全盘忍受，要麽全盘摧毁国家政体。”形成这壹特点的原因是，启蒙思想渗透著“抽象的文学政治”。法国缺乏政治自由，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形成两个明确分割的群 体：

　　作家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却擅长高谈阔论，热衷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则很危险──这种状况与中国也很类似。知识分子论政，无论是右还是左，谈到未来的政治蓝图，都很少想到 “路径依赖”，即壹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会制约未来的选择。中国当下的民众更是不同于18 世纪后期的法国民众，经过中共几十年“革命”教育的薰陶，中国底层熟知“剥削有罪、造反有理”，将结果平等当作人的天然权利。

　　王岐山推荐此书，可谓用心良苦。但有件事情，以他的地位却不便说，那就是，中国现阶段其实已经没有改革资源，甚至无法找到制度出口。他本人在2017年的“郭氏推特革命”中的遭遇，就很能说明问题：

　　习近平当政五年来最大的成就是反腐，能够取得 如此大的反腐成果，则是依靠王岐山；但是，反腐，在壹些反专制的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眼裡，俨然就是他迫害官员的“罪行”。

　　邓小平当初的经济改革主要是放权让利与民，在保持政府对国有资源掌控的前提下，在维持公有制、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同时 ，放开部分领域，允许私人经商、外资进入中国，最后形成了公有、私企与外资三足鼎立的局面。中国的经济改革走到了今天，除了矿产、森林、大型国企、农村的土地所有权之外，当局基本上再没有什麽可以让渡给老百姓的了 。看起来最值钱的农村土地所有权虽然在政府手裡，但使用权归农民，除了少数贫困地区与中西部省份，在京沪广深等地，转让所谓使用权时的补偿，大致已接近拥有完整所有权的土地价格了。政府对土地所有权的占有，只不过 是在买地与卖地之间占据著有利地位，从中赚取巨额土地差价。 [30] 而森林、矿产、山脉、河流、湖泊等，都是无法分配给个人的公共资源。

　　每壹次改革，实际上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社会按照新的利益格局重组。早在1994年，本书作者之壹曾发表 文章，指出了邓小平时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使贫富差距有扩大的危险； [31] 直到2015年1 月《人民日报》

　　连续发文分析中国的贫富差距，当局终于承认，“贫富差距已具有壹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壹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 贫穷”，必须想办法改变这种状态，否则很危险， [32] 但这壹承认迟到太久，中国解决阶层固化的时机已错过，不伤筋动骨，已经无法调整既存的利益格局。当局既不可能将自己视为命脉的国有资源与国有企业资产拿出来分配给公众，更不可能动员红二代们将 自己利用特权牟利积攒的巨额财富捐献出来还给人民。“网络革命党”也很现实，知道只有贪官财产是可分配的财富，他们知道只有毛式革命才能重新洗牌，于是他们为自己的财产诉求、翻身要求包装上民主外衣。

　　壹个穷人太多的社会不可能获得长治久安，中国的境况更是危险。

　　数年以前，美国政府因财政预算案未获国会批准而陷入停摆状态时，中国人大惊：美国政府停摆，美国社会竟然还能维持安定，这在中国是不可想像的。更有人指出：中国各大中小城市只要让警察放假24 小时，可能就会大乱。

　　刘晓波去世后，悼念者在激愤悲痛之时，用刘晓波说过的壹句话来告慰英灵：“壹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壹个民族的灵魂。”笔者不善于幻想，只能据实道来：刘晓波的辞世，甚至更多的民主烈士出现，未必能改变中华民 族的灵魂。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将在世界人权史上占有壹席历史地位。但是，他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却会因将来中国转型道路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评价：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和平转型，刘晓波将与“六四”亡灵壹道，成为壹 座历史丰碑；如果中国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去实现政权更替，刘晓波就可能成为政治教科书上的壹个经典案例，称他证明了和平转型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如果中共政权在溃而不崩的状态下继续生存很长壹段时间，他代表的和平转 型诉求，则会时时出现在中国人的政治话语中，成为非暴力抗争者的旗帜以及主张暴力革命者批评的目标。其实，刘晓波辞世不久，批判他及其非暴力抗争路线的声音，并不比悼念的声音分贝低，曹长青便是批判“非暴力抗争” 最激烈的人物，在〈别再胡扯“暴力、非暴力”的假议题〉壹文中，他重申了以前的观点，再次批评刘晓波与胡平。 [33]

　　五、地方自治：无出路状态下的唯壹出路

　　世界各国都有穷人，数量多寡不壹而已。不同的政治制度用不同的方式安抚穷人。 西方社会如欧洲大多数国家，在二战以后採用高福利制度给本国公民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让富人与中、高收入阶层用高税收（即永久性的分期支付）方式，为穷人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以换取穷人的不革命。中国自 改革开放以来，在创造世界上最多亿万富翁的同时（2015年中国的亿万富豪高达568名，首超美国成为世界之最，占全球亿万富豪2188名的四分之壹强）， [34] 也创造了世界上数量最为庞大的穷人（11 亿多）；而政府制订的税收政策极不合理，富翁们可以用各种方法逃税，政府则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作为有限，导致因长期的贫富对立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仇恨。

　　1 、中国已陷制度性无出路状态

　　如果说，内地的社会紧张以贫富矛盾为主，那麽，新疆 、西藏两大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社会对立，既包含了难以化解的民族矛盾，也包含著不可调和的宗教矛盾。中国政府早就只能用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与加强地区军警力量这种双管齐下的手段，去维持这两大地区的“稳定”局面。自2 008年至今，中央的转移支付（即中央财政拨款）在西藏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始终高达95 ％左右；青海则在70 ％—80 ％之间，新疆较富裕，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比例亦高达60 ％左右。 [35]

　　可以说，中国政府早就陷入壹种制度性无出路的困境：经济 发展已经进入瓶颈，作为实体经济支柱的制造业现在是三分天下──成功转型、无法挽救、努力求存的各占三分之壹； [36] 官员太多太贪心，政府既缺少鞭策激励机制，又无法约束其腐败行为，导致中共政府成为耗费最巨、最无治理能力、也最不负责任的政府 ；维稳支出壹年比壹年膨胀，尤其是在西藏、新疆两地，这简直成了财政无底洞；穷人太多，根本无法建立普惠性的福利制度。在制度性无出路困境这壹点上，“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委内瑞拉的教训是最好的例证。委内瑞拉以建 立在原油基础上的单壹经济结构，强行实施过普惠性的福利制度，壹度成为拉美壹众左派当道的国家之福利样板；但从2014年开始，该国因国际石油价格的下跌而陷入危机，国家动盪不安，断水、断电、通讯中断成为常态， 犯罪高发，人民则由“过去出国买、买、买”到“如今吃饭难、难、难”。

　　如果继续维持目前的中央集权格局，中央政府不得不用权力强行汲取富裕地区的财富，再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去补贴贫穷地区，以此缩小地区差距。这种方式当然会拖累经 济发达地区，因此也难以为继。现在，连从未想过要独立的香港，自2014年的“占中运动”之后也出现了“港独”思潮。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中共政府似乎只剩下壹招：压制、再压制、最后还是压制。但是，高压强制 只是延缓危机的到来，并不能消除危机产生的渊薮。中国的中产与上层不希望中国步中东、北非四国的“阿拉伯之春”后尘，不少底层社会成员也希望平安生活，“网络革命党”只占总人口的少数，国际社会当然也不希望中国陷 入“革命”的动乱。如果要避免动乱，中共执政集团就必须审时度势，为国家、为人民，当然最后也是为执政党自身，寻找出路。

　　人类现代史上，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只有三大类：第壹类是马克思主义，即用暴力革命推翻重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共革命便是彻底颠倒社会秩序与传统观念的范例；第二类是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採用对外扩张的战争，试图改变局面；第三类是凯恩 斯主义出现后的国家干预下的资本主义危机解决方式。在这三种社会危机解决方式当中，第壹种方式为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所鼓励，而当局现在的壹切“维稳”努力却试图千方百计地防止任何针对它的革命；第二种方式，中国政 府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实施；近年来，中国政府的种种经济“维稳”政策，算是第三种方式的实验，但最后还是无法解决问题。

　　无论是从官方意识形态不懈薰陶的效果来看，还是从民间价值观念的角度去观察，中国社会都与第壹种方式最为贴近，也近乎天然地 最可能选择第壹种。

　　说起来，这也是中国的社会状态所决定的，中国近20 年来权贵资本掠夺公共财产与民财，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极为悬殊，整个社会的财富集中于少数社会上层。北京大学《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中的数据 表明：2012年中国家庭淨财产的基尼係数达0.73，顶端1 ％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壹以上的财产，底端25 ％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 ％左右。 [37]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很简单，壹切危机的根源都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受到剥削，所以 收入太低；少数人依赖剥削与特权掠夺，从而占有了大部分社会财富。穷人太多，就必然导致消费不足，市场疲软，因而经济必然陷入困境而崩溃。既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周期性危机或长期萧条是极小部分人压榨绝大部分 人的必然结果，那麽，解决的方法便是消灭统治阶级、推倒社会秩序，让底层以消灭上中层的方式翻身。

　　从现阶段社会形势来看，中国不缺“革命群众”，据说“网络革命党”就高达二千多万（以失业大学生为主体）；他们用以动员社会的革命理论也很现成 ，因为中共的意识形态教育早就让“剥夺剥夺者”的观念深入人心了；现在只缺革命组织与革命领袖。中共当局深知自己的弱点何在，故壹直以自己的发家史为鑑，对革命领袖的萌芽防范甚严，对组织性力量则几乎是病态式敏感 。习近平执政以来，凡涉及外国资金支持的非政府组织（N G O ）壹律被关闭，言论和互联网管控日益严厉，但却无法消弭民怨，只能极力维持目前这种“溃而不崩”之局。这种维持不仅是经济消耗战，以有限的经济资源为边界，而且，它还以消耗社会重建资本为 代价，维持时日越长，将来社会重建越难。

　　中国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需不需要革命，而是最后将发生壹场什麽样的革命。“郭氏推特革命”的几大特点表明，以中共革命为蓝本，将成为中国未来革命的壹个隐喻。在危机日渐逼近之时，中国还有没有出路？ 有，那就是地方自治。

　　2 、中国实行地方自治的必要性

　　201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詹妮弗．潘（Jennifer Pan）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徐轶青作了壹项中文在线调查，主题是中国各地民众的政治倾向，方法是让回答问卷者选择同意或反对某 些说法，比如“人权高于主权”、“现代中国社会需要儒家思想”，以及“如果是出于自愿，我会认可我的孩子和同性结成伴侣关係”。大多数回答问卷者是生活在繁华沿海地区（如北京、上海及广东）的年轻男性大学生。据詹 妮弗．潘介绍，超过17.1万人回答了问卷。研究者发现，在意识形态观念上，有壹个似乎很明确的分野：“红色”的保守省份大都在贫穷的农村内地，而富裕的、城市化的“蓝色”省份则在沿海地区。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支持 建设壹个强大的国家，同时希望政府在管理经济上起到强有力的作用；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渴望更多的公民自由，信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并想拥有更多的性自由。调查发现，按照这壹结果，上海是中国最持自由主义观念的地区 ，其次是富裕的沿海省份广东和浙江；相对贫穷的内陆省份往往是最保守的。 [38]

　　《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撰文介绍了这篇调查之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了壹篇英文社论表示：“报告所用的粗糙数据完全没有达到哈佛或麻省 理工的学术标准。我们不得不怀疑其发表是为某种政治目的专门‘订制’的。”《环球时报》的批评是错误的。这个调查报告样本数量（17 万人）足够大，但缺陷是，网上的在线民意调查无法实行随机抽样，因此受调查者的分布地区不均匀。不过，该调查的结论 与中国人的现实感受相当接近：湖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份确实是毛左集中之地，这些省份居民的价值观念确实与几大现代化都市及相对开放的沿海地区居民的价值观差距很大。

　　因地制宜施政，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智慧，直到民国时期，广大乡村地区 基本是乡绅自治。美国地大物博，50 个州，州情不同，各州自治，支撑美国自治的是社区自治及学区自治（有的地方按学区选举学区委员会，作为监管本地区公立中、小学校系统的基层机构）。中共执政集团应该考虑以地方自治为切入口，实行政治改革，让每个 地区的人民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与经济组织形式。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实行计划经济，讲究“全国壹盘棋”，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壹刀切，没有自行选择的可能性。经过将近40 年改革，中国有了民营经济，各地更是形成了壹些地方商业精英，他们有壹定的领导能 力与组织能力，这是地方自治的重要基础。

　　3 、地方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壹条出路

　　早在2004年，中国政治学者吴国光先生就提出了“县政中国”的设想。在〈县政中国：从分权到民主化的改革〉壹文中，吴国光构想了未来中国“废省”以形成 全国和县两级民主政治的构想，以及在制度化分权基础上运作的政治框架。他构想的路径是：中国的民主制实践可以先选择在县级实行，确立县长作为本县最高行政官员的职权，任何党派（首先是中共）对县政的干涉，只能通过 选举和其他民主程序（比如通过在县议会内的党派运作）进行；相应地开放媒体、开放党禁、实行司法独立。经过壹段试验阶段后，可以放开地域限制，在全国实行。最后，通过民主化奠定坚实合法性的“县政”，将具备足够的 自主性，从而会削弱、挑战甚至摆脱目前省、地级政权的领导，即通过“县政民主”实现“虚省实县”，最终达成中央与县两级政府架构的全国政权体系。 [39]

　　吴国光的文章并非只是技术性的建议，他充分考虑了中国朝野及各方的接受程度与实现的可能 性：中国历史上有地方自治传统，有利于国民接受；县级民主可避免全局性震盪，可将对中国动盪乃至分裂的担忧降至最低。在政治过渡期间，中国共产党可以主导这壹变革过程；在完成过渡期的政治任务之后，中国共产党可以 与其他政党壹样，平等参选。

　　地方自治的经验，不少国家与地区已积累多年。仅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中就有台湾与印尼经验可以借鑑。从中国现状出发，笔者认为，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壹、民智开化程度不同，实行县级自治后，各地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当 地资源、技术水平与人力资本素质，改革教育系统，走出壹条自立之路。

　　发达的沿海地区可以选择资本主义制度；穷困地区的人民希望回归毛泽东时代，也可以按照毛时代的方式来进行社会重组，此路不通之后，可以重新尝试走另壹条路，但其他地区则可免 去这壹劫难。这种开放多元的地方自治实施之后，既可减少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还可以让贫困地区自立，不再长期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所有的国民来说，则是壹个通过赋权而培养责任与权利意识的过程。只有国民成为有权利意识、自我负责、有主体意识的个人，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才不会再出现毛泽东盛讚的“红旗捲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那种让中国人付出惨重代价，却只改变了少数“革命元勳”和草根参与者命运的暴力革命。

　　中国近年不少研究乡村社会的学者，因中国乡村社会沦落，都开始怀念清末及民国时期的地方乡绅自治。这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对中国社会的前景深感担忧的壹种下意识寻找出路的思考。我认为，鑑于美国社会的自治经验，这是壹条可以备选的制度出路。2017年7月开始在中国上演的电视剧《白鹿原》展示了白鹿原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历史。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白鹿原经历了改朝换代的连结兵祸、灾荒、第壹次国共合作分裂后由中共农民协会主持的土地革命、国民党捲土重来的土地还给旧主人，……直到中共 建政之前，白鹿原之所以没成为壹盘散沙，就因为还是壹个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乡村自治体。中国今后要走的地方自治道路，当然不可能是简单地恢复中国旧时的乡绅自治，因为那种基础条件被中共在几十年前便摧毁了，而是 在现代意义上的还权于民、因地制宜的创新。如果说，中国与美国文化不同源，那麽，台湾经验可为借鑑，台湾就是民主政治下的地方自治。中国要想避免翻烙饼式的革命，即毛泽东说的“壹些阶级胜利了，壹些阶级消灭了”这 种“几千年文明史”的循环，就得为自身找制度性出路。

　　正如笔者在本书前面各章中所分析的那样，由于中国已经陷入壹种制度的结构性锁定，中国很可能在今后10 －20 年内继续维持“溃而不崩”的局面。在现阶段，和平转型的道路已被当局关闭， 而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亦无现实可能；不管人们多痛恨这种局面，国人将不得不在这种状态中继续煎熬。笔者以为，中国政府与其让人民被愤怒、绝望煎熬成壹群网络暴民，不如从基础做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普及、涵 育公民的权利意识，为未来的社会转型做好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