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前言

本文属于漫谈性质的文章，汇集了不同观点的异议人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共瘟疫的分析，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状态，充份的论述了中共瘟疫的本质。

瘟疫蔓延

作者 梁京 写于 二零二零年

2019年的年底，对中共政权灾难性的坏消息依然接踵而来。人们还未来得及消化美中第壹阶段贸易协定，武汉肺炎疫情又坐实了最坏的疑虑，那就是这种新病毒不仅可以人传人，而且其传播已经失控。不难看到的是，所有这些重大的坏消息，都有壹个共同的直接原因，即中共当局的严重误判，而这种系统性误判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国“王朝末世”报喜不报忧的官场文化。

此次“新非典”疫情爆发，正值春节前夕的春运高潮，也正值中国经济处于十分脆弱的关口，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灾难性后果将难以估量。不过，从国际和中国政治的角度来看这场危机在此时爆发，有十分重要的警世意义。从上次“非典”爆发到现在，十七年间，中国国力有了非同寻常的增长，但事实也表明，中国不仅没有从上次灾难学到任何教训，而且其自欺欺人的政治文化，因国力增长而给自己和世界带来了更大威胁。

对于这种威胁的严重性，尤其是急迫性，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有许多人认识不足。我听到不少人说，习近平还可以再干十到二十年而不会遭遇任何大的挑战。从表面看，这种说法确实有道理，因为妳完全看不到中共党内有任何人敢于挑战他的权力，而社会上更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这次“新非典”爆发的警世意义就在于，它告诉世界，中国的内部危机具有非常大的失控危险，因为在许多国家尚起著防止和阻止危机爆发和扩展的社会和政治机制，在中国已遭到系统性的摧毁。更为严重的是，中国邪不压正的舆论和社会心态，起到了壹种推波助澜、放大危机的效应。

坦率地说，当武汉发现新冠状病毒的消息刚刚报道出来的时候，我和许多人壹样，不能想象中国当局会让这次危机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首先是因为有了上次“非典”的教训，而现在的当权者都是当年危机的过来人。更何况，他们应该比所有人都更清楚，这壹次若发生疫情失控，其经济和政治后果之严重性。结果是，疫情还是失控了，而且直到明显扩散到国外，最后当局才做出反应。

现在没有人会天真地相信，疫情失控是因为没有了蒋彦永这样的人，因为中共已经系统地杜绝了这种人发声的可能。我相信许多人现在能明白，中国今天的局面不是当局无意造成的，而是自觉选择的结果。所以从道德上批评他们，已经不会发生太大影响。世界必须要为这样壹种可能做准备，那就是中国的内部危机不仅存在全面失控的真实危险，而且中共当权者是否有意愿、是否有能力减少这种风险，也成为壹个真的问题。

从这样壹个角度来理解美中第壹阶段贸易协议做出的壹些妥协或许是有意义的，那就是美国现在还不能冒让中国内部危机全面失控的太大风险，因为中国内部危机全面失控必然会危及美国的基本利益，指望中共对中国未来负责已完全不现实。从这个角度有助于我们理解，为甚么美国需要更加坚定地支持台湾和香港人民对大陆强权的抵抗与抗争。台湾和香港自治力量和自治文化的全面瓦解，无疑会放大中国壹旦失序给周边和世界带来的灾难，增强台湾和香港的自治能力，将有助于在大陆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中国人自助和自救的能力。

香港疫情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现正以惊人的速度蔓延。中港两地的民众都近几陷入恐慌。随著疫症加速蔓延，加上医疗专家警告病毒的传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区更为担忧。由于政府封锁资讯，使中国大陆的疫情更加恶化。由于过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处理危机的手法恶劣，政府普遍不受民众信任。

就连习近平政权都承认疫情“严峻”。在中国之外，约20个国家出现确诊个案。而国内的确诊及死亡个案不断攀升 。直至现时为止有80人死亡，2,700确诊个案，两天内增加壹倍。与过去壹样，政府最初对疫症的反应是封锁新闻、屏蔽网路资讯，根本是彻头彻尾的罪行。当局严重低估了疫情的严重性，因为政府关心的只是稳定压倒壹切。许多网民在社交媒体要求撤换并惩处武汉的领导官员，因为自2019年12月第壹宗案例确诊以来，他们呆等消息、按兵不动，为的就是不打扰2020年1月初举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协会议！控制疫情的宝贵时机被白白错过了。根据香港大学病毒学研究专家管轶所言，控制疫情的黄金机会已过，现在连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态发展的速度惊人。2020年1月20日首次确认人传人的感染个案，而三日后当局决定将武汉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三日后，当局进壹步封锁超过20个城市，受影响的民众超过6,000万人。火车、飞机、渡轮、巴士全部停驶，车站由武警驻守。

中共党政高层被迫要亲自坐镇指挥抗疫工作。由于专制政府的下层瘫痪，完全未能作出即时回应，这是因为地方官员皆抱著“不做不错”的心态，生怕会让独裁政权丢脸。“习皇帝”集大权于他壹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没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轻举妄动。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壹个规律做事，完全作为壹只被中共政权摆布的傀儡，没有任何独立决策的能力。林郑政府的反应比其他中国城市更为迟钝，在更迟的时间才落实禁止中国高危地区的旅客入境等紧急措施。在中国、日本、南韩政府皆呼吁国民穿戴口罩的时候，香港政府却拒绝呼吁市民穿戴口罩。卫生署署长陈汉仪更说，市民参与普通社交活动时并不需要戴口罩。港府2019年10月订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决违宪，现在为保面子，在疫症蔓延的状况下仍坚决进行上诉。

医疗系统长期资源不足，现在急需大量额外资源来应对危机。现在有工会号召2020年2月3日进行罢工。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这场罢工，并呼吁各行业的工人、工会以及正式成立工会的筹委动员工人。我们反对警队加薪，并将公款投入到抗疫的紧急措施，包括为医疗人员提供充足的保护装备以及有足够的隔离病房。我们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积炒卖，包括口罩或食物，并要求政府撤回对于《禁蒙面法》的上诉。

现在应该全面封关，禁止任何人经中国入境香港，立即停驶高铁，防止瘟疫蔓延。同时，社会主义拒绝极右派利用这次疫情，制造针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排外情绪。任何种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武汉肺炎，成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会需要互相支援，在每壹个职场成立抗疫委员会，选举员工代表与管理层谈判，确保企业采取具体措施，将员工及公众健康放在第壹位。

员工亦应有权拒绝在疫症期间到中国公干，并有在家工作的权利，或者是弹性工作时间来避免繁忙时段的人群聚集。我们不能够相信政府或老板会顾及我们的利益。我们需要抗争来争取这些权利，透过组织和发展工会及职场委员会。企业应该要为所有员工提供口罩、消毒设备、改善清洁、以及在受薪时段进行资讯会议。

香港工人和工会也应该支持中国工人相应的行动，去改善他们的权益，并组织工会去争取充足的保障及资源来渡过危机。中国的医护员工在缺乏资源下的艰难状况下付出的努力与牺牲，都让我们悲愤。香港表达的工人声援，并且示范在职场建立委员会，都能够启发中国工人为自己的权利去抗争。当政府明显已经不可以依靠的时候，由下而上组织的集体行动就是对抗这场疫症危机的最强力量。

香港的工会应该立即动员并就以下诉求抗争：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员会
员工有权在上班时间内参与抗疫委员会工作
员工有权拒绝到中国公干
员工有权弹性上班或在家工作
要求政府撤回《禁蒙面法》上诉
停止警队加薪 为医疗人员增加大量紧急资源

中共与瘟疫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武汉肺炎疫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也将给中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害。回首疫情发展经过就会发现，这是壹场本可避免的人祸。

研究表明，最早发现感染者是2019年12月1日。随后两周多27例病人被归为不明肺炎。

12月30日，武汉市卫建委签发《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医疗单位就地救治严格上报，并禁止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

12月30日晚8点多武汉协和肿瘤中心微信群曝出：近期不要去华南海鲜市场去，那里发生了多人患不明原因肺炎（类似非典）。

2020年1月1日，微博“平安武汉“发布消息称已传唤8名散布谣言者，央视新闻等多家党媒报道并要求民众“不信谣不传谣”。

1月3日，武汉卫健委发布通告，符合条件病例增加至44例，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此时，香港已经进入疫情紧急状态。

9日，中国卫生专家组表示，根据最新病原学鉴定结果，武汉肺炎疫情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

11 日新华网刊载《专家称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可防可控》。武汉卫健委这期间仅壹次通知，称自2020年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通知稳定了人心，整个武汉没有任何防控措施和意识。而这段时间疫情迅速扩大，医院已经爆满。

1月12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了武汉肺炎基因组。

1月14日，随香港专家来访的香港记者在医院拍摄，被带入派出所，强行删除有关记录。部分患者无法得到治疗或根本无法入院，零星在微博上吐槽，被很快删除。

武汉卫健委明知当地疾控体系已经崩溃失效，连续5日通告无新增病例。直到1月19日，党媒、政府部门都在传达壹种声音：未发现医护人员感染案例，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可防可控。武汉人壹点都不慌。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哪些黑手遮住阳光任病毒肆虐？

有消息称，1月12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病毒基因组的同时，国务院有关领导主张提升武汉地区传染病戒备等级并通报全国，但这需要党中央批准，后没有获得批准。

如此祸国殃民之人祸，谁承担责任？

武汉市卫健委、市委市政府，如果隐瞒不报，构成渎职，应承担法律责任。请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如果责任不在地方，国务院、党中央有关领导，哪位决策者拒绝批准公开疫情，应承担政治责任，请引咎辞职。

专制与瘟疫

作者 何清涟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最近祸延中国并殃及澳门、台湾、泰国、日本、韩国，甚至美国的武汉肺炎，无论从病毒来源、政府的危机处置与公关方式、民众的恐慌应对，壹切都在重演2003年的Sars事件。这让我想起黑格尔那句名言：“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壹经验，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这次疫情最早于2019年12月31日由武汉卫生部门通报，但未指出是何种病情，因此错过了控制疫情的初发期。中国政府这次的危机应对失误在于：

第壹，将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当作武汉的地方性疫情，直到世界各国发现，所有的感染者都去过武汉，才于1月22日封城，要求在武汉的人不要离境，壹天以后，其他三个湖北城市黄冈、鄂州、赤壁才回过神来，实施检疫隔离。

第二，对疫情严重性的承认太晚。网上讨论疫情长达20天，武汉市总是躲闪其辞，直到武汉肺炎的这种致命病毒蔓延至泰国、香港、台湾、南韩、日本，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发现来自武汉的病人，各国纷纷启动边检防疫措施。中国面对遏制这种病毒爆发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才于1月20日发表公开讲话， “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壹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及时发布疫情信息，深化国际合作”，并警告说，隐藏疫情者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人才确切地知道疫情严重。而就在这20天内，疫情日益严重，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第三，中国政府仍然习惯性地“射杀带坏消息来的人”。尽管武汉市卫生部门发表了语焉不详的疫情消息，但武汉市政府却壹直封锁消息，严厉审查新闻文章和社交媒体帖子，控制关于病毒的叙述。许多文章和帖子遭到了审查，凡使用了WuhanSARS标签的壹律删除。武汉市警方在2020年1月份调查了8名市民，称他们在网上散布谣言。

所有这些措施，不仅没能扼制疫情蔓延，反而加深了民众的恐慌情绪。

中国的经济已经全球化，人口流动也全球化。但疾病防控与危机处理方式却相当陈旧。

壹、中国政治体制的信息传递渠道主要是由下级向上级禀报，再由上级向下级传达处理意见，遇到特别重大的事故，比如强烈地震、大洪灾与各种新型传染病更是如此。这种防控体系的支撑点是各级科层组织，在城市是各级单位与居委会这类基层组织，在农村是乡镇、村等基层组织。

进入80年代以后，随著人口流动的增加，这种体制效力大减。由于用工制度的改革，单位制度不再覆盖城市所有人口，每个大城市都有来自本国的外地人以及外国旅游者、经商者，农村也有大量进入城市打工的人口。这就是武汉发生疫情之后，不少人其实已经身染疾病却还要搭乘航班去别处，将武汉肺炎传往他国。比如台湾壹位女商人早在1月11日就出现症状，因不相信当地医疗于1月20日从武汉搭机抵达台湾，主动通报身体不适。因有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由机场检疫人员安排就医。台湾网路社交媒体出现挞伐声浪，认为她坚持搭机回到台湾，使途中和她所接触的人暴露在感染风险中，是很自私的行为。

二、中央政府解决危机的手段，主要是依托政治科层制的上下级关系，激励机制是对官员的罢免和升迁。决定危机处理方式的不是危机发生地的官员，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央政府。紧急情况下才会有中央领导亲临指挥，这种紧急情况下的非制度处理方式在地震、洪灾中，往往成为打破因循守旧的官僚主义动作的最有效方式，但用于需要非常专业的疾病防控当中，就会出现问题。

这次武汉疫情来得突然，中国疾控中心的专业人员的意见被忽视，维稳的要求压倒壹切，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期。应急措施也远远不够，用于快速诊断的试剂盒告缺；还没弄清楚人传人的传播方式是什么，医务人员就已经大批感染。所有这些，都需要更专业化的危机处理方式，传统的科层组织与危机应对难以应付Sars与武汉肺炎这类突发疫情。

三、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媒体只是宣传机器，发表的稿件是当地党委宣传机构的通稿，除了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公众对危机事件大多情况下并不知情。政府假定公众只是政府政策被动的接受者：如果公众获益，则可以继续执行政策，如果公众受损，则考虑变更政策。最让人无语的是宣传部门还祭出“比烂”法宝，央视网于2020年1月22日发表壹条消息：《美国爆发40年来最致命流感 已有6600人死亡超1300万人感染》，用美国流感疫情严重，死亡6000多人、蔓延48个州来暗示中国在控制病情方面做得相当不错。 这种宣传只能安抚宣传部门自身，估计处于疫情威胁之下的武汉与湖北人民大概根本就不会关心这条消息。

如今到了社交媒体时代，每个社交媒体的使用者都是信息的传播者与评论者。中国政府与公众之间本就严重缺乏互信，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再提出“不信谣、不传谣”，用拘留、处罚甚至判刑等方式，对于信息传播不仅不能起到扬汤止沸的作用，反而火上加油，促使各种真真假假流言满天飞。

在信息相对封闭、人口流动较少的时期，中国形成于毛时代、后来只稍加修补的“领导决策模式”，在中国闭关锁国年代，确实能够将危机和灾难带来的实际损失和信心打击限制在有限范围之内。更兼那个时代，中国人对毛泽东有极强的个人崇拜，即使政府犯错误，只要适当地调整政策，政府的合法性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即使象1960年代初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也被毛与中共政府用这种方式化解了。但现在进入全球化时代，互联网让人类进入信息共享状态，这种“领导决策模式”早在2003年Sars爆发时期就遭遇严重挑战，如今时过十七年仍然沿用，在习近平发表公开讲话之前的20多天当中，地方政府除了捂盖子、控制舆论，以维稳为要务，在应对疾病方面，表现出壹幅茫然无措的疲于应付之态，终于祸延全球。

但是事发于2020年，中国政府遇到的挑战远比2003年严重。2003年，中国加入WTO不久，全球资本看好中国市场，中国的劳动力、土地等价格相对低廉，外资对中国的环境、疾病的风险议价就算较高，考虑到企业在中国的利润空间大，外资也愿意接受。如今，中国的人力成本、土地价格、电力、能源价格都比中国周边国家高出许多，因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外资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已经纷纷外撤，加之盗窃知识产权、在世界各国用各种方式红色渗透、香港反送中事件的影响，中国国际地位已经大为下降。在中国国际形象受损、经济前景不被看好之时，外商进入中国投资的风险议价（比如健康补贴、医疗保险、生命保险等）将会更高，高到外资无利可图之时，中国将失去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第壹大国的地位。

希望经历过2003年Sars与2020年武汉肺炎之后，中国政府能够适应全球化时代建立新的疾病防控体制，也希望中国人放弃吃野生动物的嗜好，不要再次引发瘟疫。

中共政权与瘟疫蔓延

作者 何清涟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武汉肺炎引发的全球恐慌刚刚开始。导致恐慌的原因来自两方面：壹是世界各国相继发现本国已经有来自武汉的病人，正在陆续采取措施，能否有效遏制疫情蔓延，相关专家都持谨慎态度；二是对病毒来源的恐慌，从法国发现首例武汉肺炎开始，法国媒体开始揭露本国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项目合作，世界最权威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于2020年1月26日发表专业研究文章，指出并非中国陈述的那样，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

鉴于除非洲之外的四大洲相继出现确诊的病人，病毒学家们非常忧虑。BBC于1月25日刊登壹篇《武汉肺炎：无症状传播恐增加疫情控制难度》，记者引述相关专家后得出结论：新型冠状病毒的特点是它可以在被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之前把病毒传染给他人，SARS与埃博拉是在症状出现后才具有传染性。这意味著各国国际机场的现行检测可能无法检测出病人。

VOA同壹天发表题为《专家：武汉病毒感染人数14天内将突破25万》，引述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病毒研究中心和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四位传染病生物学家 1月23日公布的最新研究报告《2019新冠状病毒：流行病学参数的早期估计和疫情预估》，该研究报告提到的三个数据值得关注：

1、模型预计未来14天内（2020年2月4日），武汉的病毒传染人口将超过25万人。

2、预计中国会出现最大规模的病毒爆发的其它城市是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和成都。

3、预计到2020年2月4日，最可能通过航空旅行而输入病毒传染的国家或特别行政区是泰国、日本、台湾、香港与韩国”。

香港大学医学院于1月27日下午举行记者会，院长梁卓伟说，武汉病情仍处于潜伏期，预料武汉已有4.4万人感染。根据研究模型分析，病毒的基本繁殖率为2.13，相当于疫情每6.2日就会倍增。整体疫情会在4、5月“见顶”，至6、7月慢慢减退。

最近自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途径已至亚太地区、北美和欧洲，中国政府壹直隐瞒武汉的相关疫情，从2019年12月31日发现第壹例染病者以后，直到2020年1月21日宣布封城，武汉居民流往全中国与世界各国。据武汉市长周先旺1月26日公开说明，因为春节和疫情的影响，在这20多天里，有500多万人离开武汉，还有900万人留在武汉城里。

根据中国壹财网《离开武汉的500多万人都去了哪里？大数据告诉妳》壹文的分析，从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1月22日这二十三天内，从武汉天河机场出发飞往港澳台的人数如下：香港，7078人；澳门，6145人；台北桃园，3696人；高雄，2698人；台北松山，1121人。其余的国际航班，武汉出港航班量最大的是泰国曼谷，最多有1万多人从武汉飞往曼谷，出港量排名第二的是新加坡，排名第三的是日本东京（日本其他国际机场还有不少），排在Top20的第十位的美国旧金山就有3610名武汉乘客。

除了中国之外，已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现了确诊患者，各国正在采取相应行动，努力阻止病毒的扩散。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官网2020年1月27日说，美国疾控中心还说，美国境内目前共有110人接受了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其中5人检验结果呈阳性，32人呈阴性，73人的检验结果尚未公布。与此同时，纽约、新泽西，维吉尼亚、洛杉矶不断传出发现新的确诊病例的消息，经查核，这些病例不在CDC公布的五个病例当中。英国卫生当局则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这壹时期来自武汉的2000乘客。

鉴于疫情严重，美国国务院于1月23日下令武汉总领馆所有非紧急事务雇员及其家属立即离开武汉，由政府包机接回，并宣布暂时关闭此领事馆，紧接著，日本、俄罗斯、韩国和法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相继宣布撤侨计划和意向。

2020年1月24日，美国参议院就中国爆发的新型肺炎病毒情况及美国如何应对等问题，听取卫生官员的闭门简报。来自佛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在简报会后，呼吁川普政府把这壹病毒宣布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蔓延。

香港、台湾、澳门都相继采取措施，暂时停止大陆人进入本地。但对已经来的，还没有明确的办法，不如学习日本于1月27日宣布的办法，将武汉肺炎列入政府传染病名单，不分国籍、签证类别，由政府免费强制收制，既人道也降低本国的传染风险。

武汉有个国家级病毒实验室，在成立之时，新华网就公开写过报道《中国内地首个最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落户武汉》（2003年07月25日），文章提到按照实验室密封程度的不同，分为P1、P2、P3和P4四个安全等级，武汉这个P4实验室是最高等级的生物安全实验室，预计2006年建成后投入使用。2018年11月，中科院高致病性病原及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石正丽发表的壹篇《蝙蝠冠状病毒及其跨种感染研究》被誉为重大成果。石正丽女士曾在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及法国蒙彼利埃第二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她拥有的人脉，可能成了中法合作建立病毒研究所的契机。

据法广2020年1月25日报导，自2019年12月源起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在海外迅速扩散以来，法国的挑战网站刊登了《法国 -中国之间的危险关系》壹书中有关中法合作建设P4病毒实验室的内容。该项目是按照法国梅里埃在里昂的P4实验室“盒中盒”的模板帮助中国建设的。

文章指出，法国是全球病毒研究领域的领先国家，2003年，中国科学院就向法国政府提出协助中国开设同类病毒研究中心的要求。武汉病毒实验室被认可从事埃博拉，刚果与克里米亚出血热以及尼帕病毒这三类病毒的研究。但是有法国专家担心中方会使用法国提供的技术来研制化学武器，法国情报部门当时向政府提出严正警告。有政府官员向记者表示，中方在十多年的合作过程中多次违背承诺，比如说，中方当初承诺仅仅在武汉修建唯壹的壹个实验室，后来发现，中方已经修建了多个实验室，而且某些实验室十分可疑。

但是更专业的研究来自于世界权威的医学杂志英国《柳叶刀》（Lancet）。中国方面坚持最初的病毒来自于华南海鲜市场，《柳叶刀》于2020年1月26日发表壹篇论文《武汉海产品市场可能不是新型病毒在全球传播的来源》（Wuhan seafood market may not be source of novel virus spreading globally）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研究报告列举了最初入院的41个病人的状况。研究人员称，最初壹个病例2019年12月1日患病，据报道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研究人员表示，“第壹个病人与后续病人之间未发现流行病学关联。”他们的数据还显示，41个病例中的13个都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对此，美国乔治城大学传染病专家Daniel Lucey说：“13个无关联，比例相当高。”

圣迭戈市斯克里普斯研究所进化生物学家Kristian Anderson在《柳叶刀》文章中分析了病毒的基本形态，试图弄清该病毒的起源。结论是：“有人在市场外被感染，然后把病毒带到市场，这是我们考虑过的三种情况之壹，我们的数据与此壹致。”另外两种情况是，瘟疫的源头是壹群受感染的动物，或者是进入市场的壹只动物。

Anderson于1月25日在病毒学研究网站上发表了他对2019-nCoV的27个可用基因组的分析。研究表明它们早在10月1日就有壹个“最近的共同祖先”，即壹个共同的来源。

基于最近相关信息来源，美国《华盛顿邮报》1月24日发表了壹篇《受病毒打击的武汉有两个与中国生化战有关的实验室》（Virus-hit Wuhan has two laboratories linked to Chinese bio-warfare program），直指武汉肺炎与这两个实验室的关系，只差壹个直接挑明的结论了。

2019年，中国国际形象因香港反送中、以及在中美贸易战过程中牵出的间谍问题、红色渗透问题，早已严重受损，经济上也遇到严重困难。武汉肺炎这只巨大的“黑天鹅“的出现，对中国形象与经济形成的双重打击非常严重，满心想充当“世界领导者”的中国或许又要“韬光养晦”了。

中共促进了瘟疫的蔓延

作者 何清涟 写于 二零二零年

从武汉肺炎疫情初起，我壹直在关注疫情的变化，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推特上壹片反对封城之声，更有将疑似患者拒绝检查被强制隔离视为中共暴政。我觉得有必要谈谈瘟疫期间的公共伦理。在封城之前，我谈的重点是“社会疏离”，建议人们在疫期减少甚至取消壹切与人接触的活动。在封城之后，我重点谈现代国家对法定传染病的相关措施，自我隔离与病患为何需要被强制隔离，以及人们在非常时期应该遵守的公共伦理。

现代国家对法定传染病的相关措施

现代国家对传染病都有壹套严格的法律，除了人类早就公认的各种传染病之外，每个国家还有自己的法定传染病（Legal Authorities ）凡列入法定传染病的有完整的检疫与隔离措施 （ Quarantine and Isolation），各国医疗条件差别很大，但对于传染病的检疫与隔离措施基本包含以下两点：

1、强制隔离治疗：对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

2、封锁疫区：对已经发生严重传染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域的人员，由所在地政府相关机构采取实施隔离措施。

这两项措施并不象推特上壹些人说的那样是侵犯人权。疫情时期，强制隔离，既是专业防治需要，也是法律规定。体现的人权要求是：疑似病毒感染者有接受隔离的公共责任，健康者有不受感染的权利，日本、澳大利亚、英国都有类似法律。澳大利亚在距离本土1000公里的圣诞节岛隔离其600名撤返的公民，为期两周；英国从武汉撤回两百名英国公民，均被要求签署壹份隔离同意书。从中国其他地方返回的人将不会被强制隔离，但也建议他们“自我隔离”14天。

中国疾病防治有《传染病防治法》与《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参考西方国家的同类法律制订的，专业性极强，基本与国际接轨。这次疫情处理最受诟病的是中国特色的隐瞒疫情、控制言论，抓捕披露真实情况的人。但在疫情爆发后采取的强制隔离治疗与宣布封锁疫区，从原则上来说，并未超出专业范围。问题在于封城之前的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1月22日，武汉已经有500万人离开，这些人当中的病毒携带者已经将病毒传播至其他城市与世界各国。目前中国人旅游最喜欢去的东南亚、美国、欧洲，以及中国移民多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均已经发生多起确诊的病例。

对于武汉封城，武汉人最初也很抗拒，认为这是地域歧视。我在推上发言，认为这是必要的封锁疫区之举，但是中央政府应该想方设法保障疫区的医疗条件与物质供应。西方各国的病毒学家对封城壹事均持肯定态度，只是认为封锁这么大的城市相当罕见，很困难，更重要的是：在封城之前就有马儿跑出来了，这马儿当然就是指上述前往全国各地与国外旅游探亲的那500万人。

2020年1月24日，德国之声访问了澳大利亚传染病学专家麦肯泰尔 (Raina MacIntyre)。这位病毒学家认为，目前中国采取的“封城”措施能有效减少海外的感染案例。因为目前为止，大部分的案例都发生在武汉，表示散播病毒的源头仍在武汉。 不少海外的案例都是透过感染者的旅程，散播到包含泰国、新加坡与美国等国家。武汉封城计划如果切实执行，壹定能减轻病毒传播，也能让海外的感染案例变少。

武汉封城计划展现了中国政府对阻止病毒传播的主动性，算是对前壹向举措不当的弥补，算是止损。事实上，到1月28日，英国、德国、加拿大、美国的航空公司已经纷纷宣布将停飞中国的往来航班（有的非全部）。此前，澳门、香港、台湾也纷纷取消大陆旅行团。估计武汉肺炎病例较多的东南亚国家将会相继采取措施。据BBC报道，武汉疫情蔓延开后，中国游客到访东南亚遭遇“反中”情绪，在好几个国家，签证未到期被要求提前返回中国。1月23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方网站的“国民请愿”出现壹则“请禁止中国人入境”的请愿书，截至1月28日，这封请愿书已获得超过53万5000人联署。而青瓦台规定超过20万人以上的请愿需要给予答复。

中国政府对疫情在初起阶段的封口，以及对防疫常识的日常普及不够，加上欠发达省区基层政府工作的粗暴，导致这次防疫动员遇到重重困难，中国国内各省出现的民众不配合现象相当普遍，以至于需要基层干部用粗暴的方式封门锁户。

这种隔离恐惧症不仅国内民众有，包括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也有。比如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壹位武汉中国留学生回校后有症状，在同乡留学生讨论区谈了，却不听劝告去就医。直到同乡的留学生们被迫人肉搜索，查出他身在何处报告校方，才被收治隔离。我猜想这位年轻人对美国的了解不够，担心会因染病被遣返回国。其实，美国发现这样的高危传染病案例，都会先医治待其恢复后再视其身份是否合法进行后续处置。         

在进入现代之前，人类对瘟疫的防治能力差，但都懂得隔离是最好的办法。BBC曾在2015年登载过《伊姆村：隔离黑死病的宁静村庄》，讲述了壹件英国往事：450年前，位于曼彻斯特东南侧35英里的伊姆村染上鼠疫（黑死病），担心黑死病会蔓延到北部，继而摧毁其他城镇和社区，在教区牧师威廉·蒙佩森（William Mompesson）的指引下，他们决定将自己隔离起来，用石头垒起壹圈围墙，并发誓绝不会越过围墙，其中包括了那些没有表现出任何染病迹象的人。就在此次英国武汉撤侨行动中，有壹位英国人担心回去传播病毒拒绝回国。

中国人对传染病的隔离恐惧症，可能缘于以下原因：

1、缺乏相关常识，美国中学有社会课，会教公共伦理与公共责任这些基本常识。

2、对政府严重不信任，总觉得隔离后得不到救治，是等死。这方面，中国政府做得确实很差，因此失去民众信任，这次疫情初起之时刻意隐瞒就是壹例。

3、没有公共责任心。少数人是我死，也得拉上几个垫背的——在医院故意对医护人员哈气、吐痰的是这类人当中的极端。人性的阴暗在这次疫情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止有武汉：湖北疫区16城实录（上篇）》，在“荆州，壹线医护人员： 我看到了人性之恶，但我们不能停止”中谈到这壹点， 也有视频拍到类似情景。由于这类现象太多，2020年1月29日，湖北省公安厅发布《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维护医疗秩序的通告》，规定新型冠状病毒携带者在公共场合向他人吐口水、患有或疑似患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2003年Sars疫情来得快，去得也快，虽然事后中国政府提出加强传染病防治，各地政府也有相关行政措施，但防治重大传染病未成为政府治理的日常工作，事过十七年，Sars记忆已经淡化。武汉封城之后导致的社会恐慌，确实让在外旅游的武汉人与湖北人受了不少委屈，旅馆商店都视其为瘟神，壹律不接待或不按常规接待，不少人还被旅馆赶了出来。三五天之后，情况有所好转。壹是专家结论已经出来，指出武汉肺炎与Sars、埃博拉等危险病毒相比，在带病毒者无症状的时候就已经传染给其他人了。二是武汉人将疫情传播至各国的消息不断传出，武汉人（接下来是湖北人）终于愿意接受隔离的事实，不再为地域歧视愤愤不平；三是各地政府也开始意识到让湖北人流落街头，既不人道，对本地控制疫情也实无好处，开始设置专门招待湖北人与武汉人的宾馆。这方面上海做得最成功。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梳理了两周以来武汉、湖北来沪人员，要求各区及时上门，逐壹入户对接，用柔性引导方式，共隔离观察9804人，居家隔离8706人，集中隔离1098人。对集中隔离的提供免费食宿，愿意在家自动隔离的则由居委会帮助购买日常用品、代扔垃圾，每天派社区医院医护人员上门检查。

任何国家应付灾难、瘟疫来袭，都需要政府救援与个人自力救济，二者均需要依赖公共伦理支撑。公共伦理是建立于非常时期个人选择服从于公共利益的壹种责任伦理。在随时面临死亡的瘟疫时期，疫区的人，出于个人利益考虑会选择逃离疫区，获得求生机会；但因为他们是潜在的病毒携带者，他们的逃离过程就是将病毒传往非疫区的过程，会危及他人的健康，有损公共利益，所以患者与疑似患者必须接受强制隔离，严重时还得接受封锁疫区。这次武汉肺炎，除了政府在疫情初期处置不当导致疫情迅速扩大，形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之外，中国的公共伦理教育缺失导致个人公共责任观念淡薄也是值得检讨的重要方面。

极权与瘟疫

作者 夏明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武汉市政府在2020年1月23日公布了壹项“新冠状肺炎社会捐助方式”，欢迎捐助医用器材、防护用品等物资，但明确宣布“暂不接受境外捐助”。两天以后湖北武汉又发布文件，开始接受海外物质捐赠，但明确规定必须经过武汉红十字会统壹管理分配，而不允许民间对口捐助。在经历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后，公民社会和志愿者的力量和优势无人可否定，而红十字会以及“郭美美事件”暴露出的内部贪腐早已使中国红十字会名誉扫地。不难想见，海外、港台这次对捐助的反响根本无法和2008年相比。可见政治正确、稳定第壹、政体安全在人民遭遇生死之灾时也是不能让路的。这个党国不是为人民存在，人民只是为这个党国存在。

再说武汉“封城”、湖北“封省”，它们是否是公平、合理、有效的政策，也值得讨论。正如前面已经讨论到的，在半夜两点发布封城决定和早晨10点实施之间有八个小时的时间差。对许多参与或知晓内幕决策的人来说，他们的家人逃亡的时间可能更多，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500万武汉人已“黄鹤壹去不复返”。这壹数字本身就预示封城的失败，可能还激化了病菌的快速传播。另壹方面，患者居家各就各位、原地踏步可能是最好的隔离，也可以保证有最好的家庭帮助和社区控制。但壹旦整个社会被搅得鸡飞狗跳，反而衍生出新的社会矛盾、冲突。恐惧、偏狭、自私、愚昧集体无意识地大爆发，堵城、断路、筑墙、封门、举报，把壹个国家、省市、县乡、邻里社区、家庭分裂。所谓大国的优势被人们嘲笑为“举国体制不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教育立即露出破绽。

更重要的是“封城”、“封省”，关闭机场、车站、码头，使得国家规模效应完全丧失，需要去到医疗卫生资源丰富的病人无法流动，有资源的中心城市无法发挥效益。在真正的市场机制下，我们很难想象纽约会对周边的城乡关门，因为纽约的医疗产业是当地的经济支柱，纽约市民大量在医院、疗养中心、药厂药房、医学院工作。所以任何重大的疑难病症总会送到纽约。但在国家管制经济下，中国的城市和医疗系统还只是党国的附属物，而不是独立的经济体。资源错配，尤其是全国性公共卫生危机状态下就显得尤为突出，甚至构成壹种集体缺德、政策失败和国家犯罪。通常在国难当头时，生产不是要停顿，而是要加班加点，甚至进入战时动员状态。但封城、封省、休工停业使得经济成为病毒的连带牺牲品。壹个国家和社会由此容易进入灾难-停滞-动乱的怪圈。

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伤害更深的是，“武汉病毒”不是壹个孤立的“黑天鹅”，而是无数只“黑天鹅”飞越过中国大地后的又壹只无臭无形、无影无踪的壹个致命杀手。

在过去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习近平完成了把中国从“三十年河东”转到“三十年河西”的改运过程。新疆百万人集中营式的“劳动教育转化营”不仅把整个新疆变成了火药桶，而且中共在国际上获得了“纳粹”壹样的恶名。香港“返送中”抗议示威活动持续半年之久，更是拔掉了“壹国两制”的遮羞布。备受中共污蔑抹黑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再次以历史性高票当选，使得习近平以“中兴之主”完成“统壹大业”的梦想变得虚无缥缈。

自2015年夏天习氏股市崩盘后，经济下行每年降壹格，“滞涨”和“债务-通货紧缩怪圈”成为中国经济的癌症；而且祸不单行，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战”更是杀得习近平片甲不留。中国政府过去宣称川普不取消关税，绝无谈判空间；中国政府绝不会在“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头的条件下妥协。结果，这个政府签了壹个壹边倒的贸易协议：例如，不仅原增加的关税未取消，在96页的文件里，“中国该做”就出现了97次，而“美国该做”只出现了五次。

总之在习近平之下，中共运旺时盛的时代已经终结。“武汉病毒”也许就是前苏联遭遇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可能就是压垮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

极权统治

作者 马亚莲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始于2019年底的冠状肺炎病毒疫情发展到现在尚未能控制住，而这几日大批返家过节的打工者返城，势必加重疫情的传播，无论打工者还是城市居民都将面临极其严峻的被感染风险。
 
目前为止，中央政府规定原则上开工日期2020年是2月3日，上海等各大城市都又延后了些，上海暂定2020年2月10日后。但冠状病毒潜伏期二个星期，加上人传人的时间延后性，仅仅这段时间显然是没法做到阻断的。
 
晚复工对经济和各项工作、包括生活出行肯定有严重影响，但比起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造成的巨大损失、尤其对比人的生命价值，其后果是数值远远无法估算的。
 
想要最大程度的阻断疫情，就得破釜沉舟！就得智慧和果敢并存！
 
比如：除了最必须的工种外，其它全部从开始就决定晚开工壹个月甚至更长些，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地阻断不同省市间、同城居民间的疫情传播，而不是如现在这样，因大量打工者返回各大中小城市、同城人员工作接触而形成新的途中感染和传播，这与歧视无关，这关乎切实有效地同等保护农村和城市民众。
 
又比如：对于农村和乡镇，比例支援、分配必要的医护人员和药品器材，让当地病患者和村民无得不到有效治疗之忧而恐惧、逃离。
 
再比如：合理安排分配最基本的防护用品（哪怕不能赠送），尤其对必须坚守岗位者，必须无偿分配赠送；出台相关减免和援助政策，帮助企业和民众度过因无法复工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危机，让大家安心暖心克服焦虑，增强抗争危机的信心和勇气，而不能只征税不施助，寒民心者终失天下之道乃古今中外官员必具备的常识。
 
再再比如：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凑成壹个诸葛亮！要认真收集、听取社会各届合理建议，信息彻底公开透明，而不是动辄扣以“造谣”、”寻衅滋事”。当然证据确凿的恶意违法者，不在此列。
 
对于外地在沪未能返家人员和因惧怕逃离到城市者，各所在城市必须施以关怀和爱心，给予当地居民同等的疫情防护必需品（倘若有的话）和检查、治疗通道。有相关部门漠视或歧视对待的，就必须给予处理。
 
对害人害己等缺失公德心拒不配合隔离观察者，在合理沟通劝说无效下，无论何地何级别人士都该强制就强制，事后该处罚就处罚，人权和自由，决不是损害全体民众利益之缺德甚至违法者的挡箭牌！
 
但决不能由此放任权力的滥用，不能加以不必要的重手段，将合法处理变性成违法侵害。总之，既不能缺失人性和仁心，也不要怕被无端诟病“歧视”、“侵害”。行得正坐得端就不会怕被质疑。从壹个极端走向另壹个极端，是这国民主法治和人权等得不到发展甚至倒退的主因之壹。
 
事实上，且抛开那些具渎职等违法官员之所为，就这次疫情从开始到现在各项工作的思维和手段，都严重滞后甚至有些至今漠视、淡然，可以举出的例子很多很多，无论公民还是官员，清醒者心里都有壹笔账！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官无远虑和责任，必有后患！
 
官员平民皆人类，病魔当前理同仇！阻隔民众知参权，病毒施虐唯官责！

极权统治与瘟疫蔓延

作者 曾伯炎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新的冠状病毒使人隔离，隔病毒传染，也隔了人际交往与交流。乡下贴出的警示口号已是：今天串门，明天上坆“可是，笔者发现：互联网早被网上长城隔断，仍难绝对隔死，遛网上读到的金句与警句，忍不住点赞于此，也通壹通网友的窍，开壹开读者的心，更识破这病毒亊件，如何由专制体制惹出这世界级的大祸大灾：
 
集权壹集怨壹集祸
 
权力，绝对的权力，除了克洛齐说的必然绝对腐败，病毒也来告诉权力者：利与弊和祸与福也处于共同体，可以转化。利益，独享了，祸害，妳也独占了。妳独揽权之福时，那权力之祸，也被妳独揽了。而妳们独裁专制最喜欢的歌功颂德，恰在掩盖妳们另面的造孽缺德，仍在扩大深化弊病。维稳圧制著民怨的火山口，恶化了，有逼出祸起萧墙之乱，也有今日他们新红色经典叫：祸起病毒之害了。
 
中共集权70年，资源、利益、好亊独霸完了，制造的灾难、罪孽与民怨压住，不准倾吐，垄惭舆论封锁，抓捕代言律师封锁，只准说党囯万能、万福、万岁，自我赞美后，还收买外媒、外官来赞美，这只准报喜，不准报忧，今天被冠状病毒集中替民众报忧还报丧了。
 
这次教训，教训专制的壹党，也惩治独裁集权于壹人。定于壹尊者：天下之怨与祸，不也集于妳壹人了吗？那些他撒币外国去买虚荣，若省些去买民众医疗福利，也不会买来这么大的实祸与大灾吧？
 
过去他爱垄断小组长专权，集10几个小组长于壹身，不也怕了？这次让李克强领组长衔去担责了吗？突然出现雅量让贤，实是嫁祸。
 
去年王沪宁的宣传片“厉害了！我的国”由谎言编造，今天让他当副组长，也认识：厉害了的新冠状病毒之灾祸吧？也许这厉害，超越前苏联那捷尔诺贝利泄核事故灾祸的厉害，那只是核扩散壹点汚染，今日这中共制造的病毒恐怖，巳祸及本国及世界平民生命，难说不如苏共祸及党命国命哩。
 
刚受美国贸易打击，继受这冠状病毒瘟疫乱国且乱世界，国内外股巿天天下跌，引发股灾，中共国闹灾祸，逼世界也服药，既是生命的灾难，也是经济的、政治的灾难。有人问精通经济的陈晓农博士，他预言：这次灾难，可能使中共国经济，倒退20年。这是做两个百年梦大出意料的打击吧？
 
而天下嘈嘈、怨怨、骂骂，集权者才认识到：集名集利集福集威于壹身，也集怨集祸集乱于壹身，而3千年前老子早说过：“祸兮，福所伏”的老话，也许被梁家河的大学问掩蔽了吧！
 
封口壹封城壹封国
 
去年12月初，首次说出此病毒流行的8人，翍官方以造谣罪抓捕。现在，巳证明：他们是说真话的预警者，而且都是懂医术的医生。有人感叹：若那时，不封他们的口，也许及时防止了瘟疫的扩大与流行，就无后续的封城，封成武汉人都成疑似带病毒者了。不是封口酿的祸吗？
 
中共国称其专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可这流行性病毒，就要破这神话的神功，他们这政出壹门，令发壹人的独裁，武汉巿长周先旺向新闻界诉苦，说照规定，他没有权宣佈疫情出现，必须层层上报中央，由中央决定，公文旅行，从武汉到湖北再到国务院与防疫指挥部，再到定于壹尊案前，独裁者不愿这病毒扫了春节歌舞昇平之兴，延误壹月后，不仅酿成国难，竟升级成世界级之祸，武汉封城，逃出500万人，外省人都怀疑武汉人带病毒。而全世界从中国撤侨，撤使馆人员。甚至台湾也撒台商，从封口、封城闹到被封国，中共国恐要从开放封口，才能解这被封之围了吧？
 
中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句歌词，田汉写在抗日，共国作国歌唱到今天，可这中国的最危险，才由这冠状病毒充分揭示国人，并扩大于世界，若特朗普用贸易战揭下危局的面纱，这病毒，却是揭露其根柢了。
 
其实，毛泽东制造的人与人为敌的政治病毒，正与这新冠状病毒交识显现于世，请看从基层出现的这些横幅标语，便触目惊心，令人深思反思：
 
湖北回来不报告的人，都是定时炸弹！（把张木生预言击鼓传花的定时炸弹又重复了！）
发烧不说的人，都是潜伏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把老毛的敌我意识又复活了。）
 
过去毛时代，以贫富划敌我，今天以是否染病毒划敌我了。最令人瞠目的是在日本壹批沪鄂旅游者，沪人歧视鄂人，认为他们皆带毒者，把那誓不共天之仇变为誓不共车之仇，此非自然病毒交识老毛的政治病毒，演展于中国大地，几十年后，异化的人性，再展现于日本吗？却是抗日神剧里鬼子的后代来同情武汉籍者，给武汉人延长签证30天，这种有人类同情心与信仰的，还有美国，愿伸出援手帮助中国人脱离病毒困窘，却遭共国权力者拒绝。这拒绝，不是仍怕来援助，暴露真象难堪，他们要掩盖到底。不顾民命，只顾苟延党命，只有掩盖了吗？
 
抗日时期中国的最危险时候，还有同仇敌忾、万众壹心，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民心与民气。今天，中国的危险，只剩异化了人性与人心，非万众壹心，而是万众异心，而且，建的新的长城，已非民众血肉，而是禁锢民族思想的网上长城，形成中华民族新的巴士的牢狱与法西斯禁营了。中国，已变围城，这围城，在新彊，变成洗脑训练营。多难的中国，实质正由壹伙骗子，制造民众成儍子，使受骗者的平庸之恶，去适应统治者极端的恶。而恶，正被许多假象掩盖，形成讲真话有罪，说假话受奖。但集权者绝未想到，封得严密的专制王国，被小小病毒来戳破了他怕假话、假像与假的欺慲。
 
中国，已到了新的真的危险时候了，专制扩军赎武，已被点杀伊朗魔头，废了旧的军备与战争。现在专制的谎言治国，由壹群骗子治民为儍子？不仅资中筠呼吁中国人人种的退化，这小小病毒瘟疫，也在揭穿专制的假话，警示著中国：老毛的政治病毒，与生化病毒，正以毒攻毒来攻出中国走出危局与绝境了？
 
毛时代高唱国际主义，领唱的苏俄唱垮了，中共无奈，改唱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了。而这共党国家主义，与纳粹的国家主义，是血缘弟兄。纳粹于二战失败破产。历史证明，爱国主义难做救命药，甚至他们祖师列宁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破旗，每当政治危机出现，这破旗便散发著臭味。这臭味，我们嗅到中共囯家主义，正用有这种色彩的老歌流行起来，麻醉年青后辈，壹首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们这党国壹体的怪胎，认为挑起爱国感情，就移情爱了他们党，爱国，就可消解几十年对他们的积恨积怨了。另壹首歌是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壹条大河波浪翻”将这些宣扬国家主义的烂歌坏曲，戴壹顶“经典红歌”帽子，唱过的老壹代，抛这些歌入垃圾堆了，今天，再唱起来，使新壹代误作新鲜，可是那抗美援朝战争，已是支援金日成的侵略战争，打的是联合国14国联军，竟然还将这种粉饰侵略的歌重唱，唯无耻者才这么把愚民的欺骗，代代相传相继了。
中共国的国庆标语，居然也夸张为：“庆祝祖囯七十年周年国庆！”把有几千年历史的华夏古国变成只有七十年，用党国壹体的纳粹式政体，抹掉中国几千年历史，荒唐得有历史意识者诅咒唁骂。
 
最近清华大学女教授郭于华忍不住给中共这类爱国主义口号批判问：
 
 “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她说这话，听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对，可是，照此话语去扩大此说法，如果说：
 
墙是千万砖，有墙才有砖；
林是千万树，有林才有树；
河是千万溪，有河才有溪，
 
对吗？就是因果与黑白颠倒，逻辑混乱！几乎是以愚蠢的话去愚弄民众，他们还讲自已是什么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是自信，还是愚民？他们连孟子那民贵君轻的思想也没有，只见逆反地大行君贵民轻，中国新的红色君主，80%的财政支出给撒币外交，去满足虚荣，不到1%的，给民众卫生医疗，今日泛滥的新病毒危机，与如此荒诞的拨款比例无关吗？这诘问，又是旅美学者陈晓农博士提出，我当个二传手，向读者究出底细。

以上是读网上金句警语，获得的感悟，点赞于此，供受蒙受愚者，作醒脑话语吧。

人权灾难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我是武汉市疫情最严重的江岸区某壹社区的负责人。我想把我们社区真实的疫情告诉大家。武汉市被感染的肺炎患者太多了，远远不是政府公布的。武汉市起码有2万患者在排队等病床住院治疗。
   
   昨天晚上，我咳了壹夜，但好在我还没有发烧。据说现在肺炎病毒已变异，可能我也感染了。所以我想在我还能说话的时候，将社区真实情况说出来，再不说可能就晚了。我为什么要说？因为不说，我对不住社区的居民，也愧对自己的良心。

现在武汉市政府将安排患者住院的权力交给了社区，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社区就是壹个居民选出来的社会自治组织，但政府壹直将我们当成街道办事处的最基础单位。社区什么权力都没有，有的就是义务，什么计划生育、人口普查、环境卫生。社区委会何时变得有如此大的权力，可以安排患者就医？可以安排患者入院？让凡事求人的社区成为老百姓的救星，本身就是荒唐和不负责任的。政府还公布说患者住不上医院就找国务院，但国务院就登记壹下，最后还是回到了无职、无权、无钱的社区？这不是诈骗吗？社区如何解决患者的病房？谁听我们的？我们如何隔离确诊和疑似患者？这样的匪夷所思的决策就是把矛盾推到最基层，让患者满怀希望地跑圈，消耗他们的能量和生命，最后社区成了泄愤的火药桶。北京壹个病人家属把医生杀了，相信不久就有人把社区书记杀了。
   
   坦率说，我确实不理解中央和武汉市政府领导，既然武汉市去年能召开世界军运会，那么多的军人能够被安置，为什么就不能安置感染者？中国不是很有钱吗？习主席不是到外国到处撒钱吗？怎么现在突然变得壹穷二白了？现在武汉已经封城九天了，以后的日子如何过？难道就这样封下去，让武汉人疯掉？习主席写了那么多治国理政的书，怎么就派不上用场？我真想问问他和周市长，武汉肺炎病毒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真的是病毒研究所泄露出来的吗？今天的共产党怎么就这么无能？
   
   现在武汉居民怨气很大，像高压锅就要炸了。再这样下去，武汉要出大事。我想给习主席和周市长跪下来，求妳们拯救社区肺炎患者，他们真的拖不起了，也求妳们别再折磨社区了。昨天我们壹个小社区就死了6个患者，武汉市有1000多个社区，这要死多少人啊！他们是生命，是活生生的人。

专制统治与瘟疫蔓延

作者 陈维健 写于 二零二零年

习近平对疫情说话后，有关部门开始每日公布疫情发展的数据，但是人们根据实际观感作简略的推算，很快发现公布的数据与现实严重不符。但是人们毕竟从零散的信息很难推出较为确切的数据，再说政府壹再强调，政府以外的信息都可以当作造谣处理。因此，人们尽管不信政府的数据，也无可奈何。

随著疫情的发展政府公布的数据越来越与现实脱节。终于有媒体在良心的煎熬之下，坐不住了，“财经”凭著记者的良心，深入疫区调查，反复进行核实，终于在2020年2月2日向中国民众，向世界摊开了壹份真实的报告；“统计数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他们以10余个家庭作为个案，告诉人们这些病患由于，床位不足没有收进医院，由于试纸缺乏没有确诊，患病而不能成为确诊患者，他们死亡只能算作普通肺炎，而排除在新冠肺炎死亡之外。这些被排除在统计数以外的病患有多少？记者以壹家医院为例，这家医院每天门诊有120发热病人，其中大约有80名肺部感染，但医院只有5名可以被收进去，而其他人因不在医院，退回家中，无论生死都不在统计数之内。另壹个数据是，壹位王女士她和丈夫都感染了，她要照顾高烧不退的丈夫，还要关心同被感染父母。去父母家的路被封，王女士为父母拨打了120，但是前面排队将近500人。还有壹个数据是新建的雷神山，火神山，建成投入使用只有2000个床位，还不够湖北二天新增的病例使用。
 
我们从“财经”所述的三组数据来看，与政府公布的疫情数据之差别，每壹个读者自己都可以推算。记者们在这篇报导中，所写出的实际情况，是与网民通过社交平台私信所透出的情况基本壹致。医院人满为患者，病床短缺，缺医少药，管理混乱，大多数的患者基本在家中靠自救，等死。其境其情，惨不忍睹。政府并没有从疫情开始时的隐瞒，造成失控的教训中悔悟过来，依然是闭著眼睛说瞎话，依然对疫情数据公然造假。逼得良知壹息尚存的记者不得不造反。
 
“财经“这篇报导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难能可贵，要担负多大的压力，冒多大的风险，才能写出来报导。8位医生公开疫情真相，被拘押被逼写悔过书，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记者的良知与医生的良心惺惺相惜。国难当头记者豁出去了，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民众，更要对得起国家，不能再让那些祸国殃民之辈，任意涂炭生灵了。新闻界需要来壹个大裂变，无耻的归无耻，良善的归良善。
 
毫无疑问，那个把同样的患者，同样的死亡，排斥在统计数之外的人，不是别人就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壹尊习近平。中共官员在国难当头之时，也到了裂变之时，邪恶的归邪恶，正义的归正义，不能再在壹尊之下搅和在壹起。忠于壹尊，就被叛人民，忠于党就被叛国家。医学界有八位前线医生，新闻界有“财经”记者，党国官员已有武汉市长周先旺，书记马国强，知错认罪说出了部分真相，已经在倒逼中央，打脸壹尊首长。黑暗的中国还有良善，不愿为习近平送葬的党员干部也到时候了，造反！

渎职的政府

因为渎职，严重危及民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武汉冠状病毒，被官员们无视和隐瞒，又控制舆论和“封口”，致使疫情在极短的期间迅速失控，从武汉蔓延到全湖北、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恐慌，造成了空前巨大的健康卫生危机和不可估量的政治、经济损失。在无可奈何下，中共当局不得不痛苦地做出了对有数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区域封城的决定。这在近代中国和世界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共又创造了壹项新的世界记录。厉害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厉害了，我的国!

在民主社会里，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人祸，肇事的执政者必须要在第壹时间向民众道歉、辞职谢罪。立法和司法部门也会及时介入调查，惩处、弹劾渎职和有罪者，这就是民主政治的规矩。而在极权独裁的中国，则会有完全不同的套路。当权者，尤其是最高当权者，往往会推诿、嫁祸于手下的奴才，找人背锅当替罪羊，或干脆指鹿为马，无视灾难，丧事当喜事办，更加“伟光正”，就是厚著脸皮恋栈不肯滚蛋。

当年毛狂热地发动大跃进，致使国民经济全面崩溃，随后饿死近四千万农民。事后他毫无愧疚之意，还大言不惭地声称绝不颁“罪己诏”。在检讨毛大跃进错误的七千人大会上，其铁杆奴才林彪还如历史上的赵高壹样，无耻肉麻地吹捧毛“我们的工作搞得好壹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思想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就要出毛病。”林由此从毛处得益多多，成了“永远健康”的毛的接班人，壹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惜，他没有什么好下场，最终被毛当作卸了磨的驴，折戟沉沙，成了温都尔汗的孤魂野鬼。

这次的武汉瘟疫，纯粹是壹场人祸，不可避免地将会有人要担责，乌纱帽将会乌压压地滚落壹地，以谢世人。但会有多大的乌纱坠地，现在推测则还为时过早，因为极权独裁政权，根本就无法可循，而是“定于壹尊”。

武汉和湖北已开始惩治基层官员甩锅。黄冈、孝感等地近日问责、处理了壹批抗疫不力的镇、乡、村的基层官员。据闻，1月26日湖北黄冈官方通报，将大金镇下周煜村的村官周志刚以“肺炎防控关键时期，不向组织报备，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导致下周煜村返乡人员摸排表和疫情防控工作没有及时到位。”的罪名撤职，并“予以党纪立案审查”。

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壹招无济于事，甩出几个小萝卜头怎能镇住如惊涛骇浪般的民情激愤。毫无疑问，为这次疫情担大责、被堆到虎头铡下的非湖北、武汉主要官员莫属，但将如何担，涉及面有多大，里面是有许多讲究的。

从表面上来看，是因武汉和湖北的官员们的忽视、瞒报疫情，导致了最后不可收拾的恶果。但按中国有关防疫卫生的《传染病防治法》，发布重大疫情有壹定的程序和规矩，不是任何壹级官员都有权为之。名义上重大疫情须由作为行政部门的最高机关国务院来批准发布。实际上在“党领导壹切”的中国，权力欲极大的壹尊帝，早已将国务院架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了摆设，常委们也都唯其马首是瞻，壹切重大事件的决断都由他壹人说了算。无疑，志大才疏、智商低下却又自以为是的假博士壹尊，对此人命关天、事涉社稷国祚的重大事件，置若罔闻，根本不当壹回事，他手下那些专事逢迎拍马的习家军佞臣们，更是不屑、也不敢“妄议”。习氏在缅甸的温柔乡，与昂山素季共度美好时光时，早已将病毒、疫情丢到爪哇国去了。等他回过神来，已是疫情如潮涌来，早已失控、无法收拾。

近日，临阵脱逃的他却又要沽名钓誉，不知廉耻地高调宣称，“我壹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毫不客气地将“疫情防控小组”组长李克强，甩出几条街去，丝毫没有壹点奴才们吹捧的“绅士风度”。似乎在宣示他在疫情防控上，自始至终都握有最高权力，也负最大责任，自然也要对隐瞒疫情、酿成大祸，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大概看到主子露出了马脚，新华社在发此消息时，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匆匆删去了这两个“亲自”。

武汉市长周先旺1月27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就直言，“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言下之意就是，之所以疫情被耽搁、瞒报，并非武汉之过，武汉已上报了，却没有及时得到授权，其甩锅之意不言而喻。看来武汉和湖北至少在疫情失控前已报备中央，至于是否及时、毫无保留、准确无误则不得而知，因而责任不在、至少不完全在武汉和湖北。

虽如此，按中共的惯例，这次疫情失控的重大罪责，武汉和湖北政府绝对逃不掉，他们死定了，要掉壹地的乌纱帽。至于何时死，如何死法，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其中的水深是不可测的。

如若武汉、湖北没有及时、完全、准确地上报，而是自做主张有意隐瞒，那就无话可说，会死得很难看，尤其他们中的“非习家军”会非常惨。如仅降级、免职，已属法外施恩，皇恩浩荡，等待他们的更可能是求刑法办。

如若他们及时、按时、准确上报，而是因上峰不当壹回事，或犹豫不决，不能及时决断致使疫情失控，公开担责的还是武汉和湖北，他们要主动、及时地为主子揽责、负罪。以中共极权帮规，主子、老大永远是正确的、英明的，是战无不胜的，他们怎会忽略失察，怎会有错，更不会有罪。鉴于保主有功，于是打他们的板子极有可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先是软著陆，然后等风头壹过，这些勇于为上峰背锅者，将会有更好的仕途等著他们。

从周先旺的委屈抱怨和公然甩锅来看，他们极可能是无辜的，至少没有大的过错，但周氏的卖主之举，却犯了中共官场的规矩和大忌，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不替主子背锅的奴才不是好奴才，不是绝对忠心的奴才。绝对忠诚的奴才李鸿忠有名言“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因而周先旺即便无过失，能逃过这壹劫，因其“忠诚不绝对”，仕途也已到头了。在壹个无官不贪的政治生态圈和官场里，秋后算账，哪怕他是两袖清风，要找出其贪赃枉法，甚至与“他人发生不正常两性关系”这些官员们的标配“操守”，岂不是小菜壹碟。

君记否，当年赵紫阳只因当众对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揭了中共的帮规，说，“我们党还有个秘密决议，最后的拍板权在小平同志手里”。虽然书生气十足、未深谙官场潜规则的赵不过是说了实话，却犯了极权的规矩和大忌，被邓认为是卖了他，是在当时社会矛盾异常剧烈的六四运动之时，把社会民众的激愤和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邓，把火烧到邓身上。这也为日后赵紫阳的被罢黜埋下了无法抹去的壹笔，成了祸根。

专政统治与瘟疫蔓延

作者 陈尔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两个甲子前，即120年前，清王朝慈禧太后顽固抗拒变法维新，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烧教堂、烧圣经、杀传教士，甚至向英国、美国、德国等十壹国宣战，围攻东交民巷诸国大使馆，与西方发达国家为敌。这种罔顾世界大势，极端愚蠢的内政外交政策，最终遭至八国联军的反击，不得不签订城下之盟，偿付庚子赔款。

      今年又逢庚子年。中共把持和垄断中国政权，比120年前顽固抗拒变法维新的清王朝慈禧太后，更加反动和愚昧。同样顽固抗拒民主化维新变法，厉行义和团洗脑教育，肆意剥夺公民人权，大肆反对自由民主，推行无神论，反对圣经文明，强拆教堂，烧十字架，篡改圣经，疯狂搞人肉假神领袖迷信，以至天怒人怨。

      早在《2018年元旦献词》中，我就向习近平中共明确警示：根据人类历史的普世经验，根据清王朝覆灭的教训，根据中共自身的实践历程，中共万万不可执行敌基督的政策，以至严重开罪造物主主宰者，招致国运逆转。可惜，习近平中共变本加厉坚持无神论敌基督立场，以至中国国运果真严重逆转。今天可以看到的是国运逆转的三个表现：

       美国大打关税牌，经济断崖式下滑，是中共国国运严重逆转的第壹个表现

       中共国在美国的帮助下，得以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由此获得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和世界大市场的强劲支持。2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俨然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共长期严重违背入世承诺，拒不实行市场经济，大肆盗窃知识产权......以至最终引发美中贸易战，导致中国难止经济断崖式下滑。

     香港台湾反共意识高涨，得到美国支持，是中国国运严重逆转的第二个表现

      中共22年违背中英联合公报对香港承诺，导致香港爆发反送中争双普选运动和台湾蔡英文高票当选。港台不仅反共意识高涨，而且，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鼎力支持。美国先后通过了支持港台和新疆、西藏的人权法案。台湾的事实独立，将深刻影响香港新疆西藏。

     在交通枢纽武汉春运高峰之际，爆发瘟疫，是中国国运严重逆转的第三个表现

    地处中国中心位置、水陆空交通枢纽的武汉，在春运高峰之际，爆发超强人传人瘟疫。由于当局刻意隐瞒和掩盖疫情，延误防治时机，使此烈性瘟疫演变成不可控状态。当局又出昏招，不顾壹切武断封城，加剧武汉人放射式外逃。使瘟疫快速扩散至全国，流佈世界，引发世界恐慌。

        当此武汉封城、美日法多国家撤侨、60余国与中国断航、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宣佈进入公共卫 生紧急状态、病毒高峰即将到来之际，适逢庚子春节。

       这因由封口而导致封城、封国，引发举国举世恐慌的病毒，根据WHO流行病学专家费格丁认定，具有“热核反应级别”极强的人传人传染性。目前仅是初起阶段。官方声称已有数千人染疾，实则不止10倍于此。估计下月立春之后，将大面积快速扩散，很可能会威胁和夺去许多人（也许6500万？）生命。

        武汉疫情初发之时，警方查处了揭露疫情的8位医生。官方组织万家宴，发放数百万张招揽来武汉黄鹤楼旅游的优惠邀请。党国刻意封锁和隐瞒疫情40多天，导致疫情失控，突然大面积爆发。因此，这传染性极强的“热核反应级别”新型冠状病毒，本质上应当准确定义为：具有中共党国特色的中共专制人祸小组长新冠状病毒。

       这传染性极强的新冠状病毒，既是对剥夺人民知情权、举国全社会没有新闻自由的专制独裁体制的报应，也是造物主主宰者对人类末期哈米吉多顿战役撒但魔鬼无神论为首的壹方，特别是对无神论疯狂仇恨上帝、敌基督、反对人权保障、自由民主宪政者，所发出的严厉警告和惩罚。

         报应非常显著昭彰：第壹个因肺炎死亡的中共官员，就正是武汉宗教大总管王献良！在他的治下，武汉是迫害基督教的重灾区！与此同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新冠状病毒，竟然突破了防守严密、武装到牙齿的武汉军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会宁肯丧尽民心，也不敢及时去疫区面对染疾灾民！

       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究竟是起源于野生动物，还是起源于中国科学院P4病毒实验室？目前姓h纷纭。但从中共壹再拒绝美国派出尖端病毒专家援助中国的表现和彻底破坏了武汉瘟疫初起的基础綫索等来看，坐落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傍边、号称中国国家级P4病毒实验室泄漏病毒的嫌疑极大。

       推特LIFETIME 视界指称：“武汉中科院病毒所周鹏被怀疑是这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的制造者。也许是无意洩露病毒，但是给中国和世界带来巨大损失。”同时也披露了相关事态佐证。这似乎指明了武汉瘟疫病毒真正源头。但愿不是中共为了寻找替罪羊而抛出周鹏。

       早在2018年，由武汉P4生物实验室与中国军事科学院合作的研究项目，就人工合成了新型冠状病毒，导致了数万头猪死亡。有关研究专案曾在《Nature》发表。大陆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援引石正丽团队近日最新资讯称，这次在武汉最新发现的冠状病毒——nCoV-2019与壹种蝙蝠身上的冠状病毒序列壹致性高达96%。

        同时有人在推特揭露：“武汉病毒所的研究人员在2015年发表的论文里，明确的表明了他们利用两种冠状病毒合成了壹种新的病毒。具体来讲，是以老鼠身上提取的SARS冠状病毒为基础，把从蝙蝠身上新发现的冠状病毒的刺突添加进去。结果发现新合成的病毒致病性巨屌，传染性与SARS不相上下。更重要的是，这个病毒攻击人体ACE2受体……”

       而且更为邪恶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入侵人体，武汉新冠状病毒还在人工合成以上两种病毒的同时，又人为故意插进了艾滋病基因。这显然就是有医生患者在服用了治疗艾滋病药后，而获得治疗效果的原因。

       有报道指称：“1月14日中国第三次交给世界卫生组织的病毒基因序列之后，经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中病毒基因资料库比对，竟然是舟山蝙蝠病毒，这个病毒，是2018年解放军研究单位在论文中承认发现，并且发表在国际期刊的壹种病毒。”武汉的P4研究所负责人，在军方和中央党校多次演讲，说中国必须做好准备，以应对世界上大规模的毁灭性战争。其中最好的方法，就是中国人要改变思维，要应对气候战争到生物战争……。”

      综上可以看出：武汉瘟疫病毒，命名为新冠状病毒，新在哪里？新就不仅新在形式上是区别于2003年SARS而言；更重要的是新就新在实质上——2003年SARS是自然病毒，有会发烧等外在表现，容易发现；而新冠状病毒是人工合成的病毒，往往没有发烧等外在表现，病毒能够更好的入侵细胞，可使有的病毒携带者没有异常症状，不容易发现，因而更容易在防不胜防中强化传播效果，危害更大。

       人工合成的新冠状病毒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危害中国、威胁世界的灾难。其始作俑者，未必有意危害中国民小５�作为生化武器，完全具有不考虑人类命运，不顾壹切攻击敌国和敌人的目的。而中共的假想敌从来就是自由、民主、人权保障、有神论上帝信仰圣经文明的堡垒和旗手美国。从神学上帝信仰看来，这是造物主主宰者上帝所绝不允许的！正因此，中共最高级别的病毒研究机构P4产生的新冠状病毒才会由不得小组长的意志，泄漏出来害己害人，引起举世关注和警觉。

      早在2019-9-18湖北官媒就报道了新型冠状病毒来源于军队。中共官媒湖北经视早在2019-9-18就报导了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举行了口号是“守国门安全 保军运平安”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将该病例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报导指演练包括了流行病学调查、临时检疫区域设置、隔离留验、病例转送和卫生处理等多个环节。这清楚説明了新型冠状病毒及其命名来源于军队！

 新冠状病毒是中共发展生物战的壹个重要部分。中共前国防部长迟浩田2005年明白宣告：“只有用非常手段把美国‘清场’，才能把中国人民带领过去。这是唯壹的壹条道路，而不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用什么非常手段才能把美国‘清场’？飞机大炮导弹军舰之类的常规武器不行，核武器之类的高破坏性武器也不行，我们不会傻得真要用核武器与美国同归于尽，虽然我们高喊为了台湾问题不惜壹切代价。只有非破坏性的大规模杀人武器才能把美国完好地保留下来。现代生物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新的生物武器层出不穷。当然我们也没有闲著，这些年来我们抢时间掌握了这类杀手锏，我们已经有能力达到突然把美国‘清场’的目的。小平同志还健在时，中央就高瞻远瞩地做出了正确决策：不发展航母战斗群，而集中力量搞灭绝敌人人口的杀手锏。”。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提醒读者尤其是美国人注意：实行超法西斯核恐怖捆绑整个文明世界以维持中共专制独裁统治，这是在邓小平手上就作出的中共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邓小平其后的中共掌门人，无非都是这壹罪恶决策和部署的执行者！中共为了维护其专制独裁统治，视维护民主自由价值观的美国为大敌，妄图消灭美国，不仅准备先下手为强开打核大战，而且还研发了比核武器更为厉害的杀手锏——生化武器，准备大打生化战！

      新冠状病毒的研发和造成的大瘟疫，本质上暴露了习共正在超级纳粹军国主义末路上狂奔。习共漠视生命，反人民、反民主、反人权，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这样壹个高度极权、定于壹尊的超级纳粹军国主义党国体制，对世界和平及民主、法治、宪政、正义事业，是极其严重的威胁！

        由中科院国家级P4病毒实验室和中国军事科学院合作项目导致的武汉大瘟疫，不是壹般非人为的自然事故，而是习共军事机构研发生化武器所造成的人为的恶性事故。这件人为的恶性事故对中国和世界造成的灾难和恐慌，是空前的，将导致无数人死于非命。因此，中国和世界人民不仅理当依法追究武汉瘟疫病毒真正源头的事实真相，而且理当依法追究武汉病毒特大灾难人祸事故责任人的刑事罪责。

        生化武器泄漏所导致的人祸武汉瘟疫，到底谁该负责？兴�周知，当前中共国体制不是壹般意义上的党国体制，而是习近平壹手炮制的小组长定于壹尊的极权独裁体制。何况，正是习近平自己，亲口向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坦承：“我壹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武汉疫��......

        既然承认武汉疫情“我壹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就当接受追责。决定将国家级P4病毒实验室，选址建造在中国心腹地带、交通枢纽武汉人海闹市，到军事机构研发出具有生化武器性质的新型冠状病毒，经过试验演练，尔后流佈人群，危害社会，发生瘟疫，而又极力隐瞒实情，压制和查处揭露真相的医生，办万家宴，发邀请卷邀请世人春节到武汉旅游，甚至逼迫带病演员春节团拜会演出……故意极力掩盖事实真相，欺骗世人，致使武汉疫情失控，直到封城，迫使武汉人四散外逃……习主席及其团队意欲何为？

         习近平上台大开历史倒车，所作所为极其严重地危害了国家民族利益。政治上使中国远离民主法治，抓捕人权律师，加固防火墙信息封锁，大搞大数据全民监控，“不准妄议中央”，严重禁锢思想言论，把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祸国政策推向极端，顽固抗拒政体制度民主化改革，疯狂坚持全面剥夺人民人权。使中共11届3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社会进步，继8964之后，进壹步倒退，毁坏殆尽……

       经济上壹再误判中美贸易形势，壹再应对失据，顽固坚持党化特权资本经济囯进民退，顽固抗拒市场资本自由经济，致使外资撤走，内资外逃，使中国经济断崖式跌落，失业大潮滚滚而来！《特权论》所明确揭示的官僚特权阶级特权资本化的深层次根本矛盾——高度组织的政经壹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之间的不相容性，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是在习近平复辟毛泽东党的壹元化领导文革路线的逆流中，进壹步恶化，严重加剧了中共国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民族矛盾。使40年来改革开放经济所取得的成绩，毁于壹旦！

      习近平毫无自知之明地妄图以反动腐朽的专制独裁党国体制，改变国际和平秩序，扼杀民主，猖狂挑战和仇视二战以来所形成的人类所当珍惜、信守和崇奉的普世价值，最终严重毁坏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中美友好关係，造成美国朝野已经视中国为主要大敌。

        特别狂妄的是，习近平公然无知无畏以赤裸裸敌基督姿态，仇视圣经文明，强拆教堂，禁售圣经，企图篡改和歪曲圣经，使之适合共产党无神论专制独裁极权暴政统治的需要，抹灭基督爱人如己精神，逼迫宗教场所悬挂他的头像和煽仇斗恨的党国血旗，严重与造物主主宰者为敌，疯狂打压和迫害宗教信仰者，摧残中国人的精神，妄图让14亿中国人沉沦在猪只知道吃喝拉撒睡的梦魇中，持续堕落，万劫不复……

      所有这壹切，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精神-宗教信仰，习近平全面推行剥夺人民人权及国家主权在民的邪恶政策，祸国殃民，罄竹难书，正在把中国急剧推进百年衰败噩梦的万丈深渊……

        面对这壹切罪孽与恶果，试问寡头小组长习近平该当何罪？

        生化武器泄漏所导致的人祸武汉瘟疫，为害才刚刚开始。腾讯和网易1月26日公布武汉肺炎疫情的实时动态，显示包括港澳台在内，确诊是15,701例，死亡2577例。有专家估计待2月立春之后，武汉瘟疫将走向高潮，最终可能会有6500万人受害！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都将造成重大打击！

       造成全球恐慌的武汉瘟疫事件，充分暴露了中共专制党国极权体制非改不可。如果説对中美贸易战壹再错判形势，应对失误，主要是认识水平方法问题的话，那么，造成如此瘟疫灾难引起全球恐慌以至于被封国、势必严重重创中国经济的重大事件，就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中共国党国极权体制十分腐朽落后，必须进行早已经应当进行的民主化改革。中国必须进行刻不容缓的光荣革命！进行和成就为中国和世界开万世太平的神圣事业！

中共的责任

作者 胡平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我们发现，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事件中，地方官员以及卫生专家纷纷“甩锅”，不愿为党国领导人的决策错误承担责任。这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甚至是没有先例的。

武汉市长周先旺说，武汉政府之所以没有在早些时候对公众公布疫情，是因为没有得到中央的授权。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说，他后悔没有在1月12日、13日就采取后来23日采取的封城措施，然而我们又都知道，壹直到2020年1月20日，武汉政府由于没得到中央授权，就连向公众公布疫情信息的权力都没有，那时候的武汉政府怎么有权力下封城令呢？可见问题还是在中央而不是在地方政府。

2020年1月29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采访时表示，武汉此次面对疫情行动有些慢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但也不排除壹些决策上的犹豫，对自己是不是自信。曾光说，公共卫生人员的决策考虑的就是科学性的问题，是壹个科学的视角，但政府官员考虑问题并不单纯是科学的视角，这只是他们决策依据的壹部分。“他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百姓的天伦之乐，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说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壹部分。”曾光表示，不能说政府官员这种视角不对，事情的决策是要多方面考虑的，但在关键问题上要建立壹个经验，要更多的采用科学视角。科学视角如果采用的不好，其他视角也会没有意义。

曾光这番话等于是说，政府官员在决策时未能很好地采用科学的视角，所以实行防治措施上行动慢了，贻误了最佳时机。这里说的政府官员，当然是指中央，因为地方官员没有决策权。

地方官员和卫生专家，尤其是地方官员，讲出这些话是有政治风险的，那为什么他们还要讲？我以为：第壹、他们讲的都是实情。第二、他们这么讲，也是自保，是不想当替罪羊，因为上面本来很可能给他们扣上“瞒报”和“主持防治工作不力”而免去职务以平民愤的。他们壹讲，世人就都知道了，不是他们不肯发布疫情，是中央不准，不是他们不想采取得力措施，也是中央不准。这样，上面，也就是习近平，就很难把他们当替罪羊了。如果习近平继续大权在握，定于壹尊，免不了要秋后算账。但对二人来说，事情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说出真相和不说出真相横竖都是垮台，与其背负“瞒报”和“防治不力”的臭名垮台还被民众责骂认为罪有应得，不如留下清名，垮台也垮得像个说真话的英雄。

至于卫生专家，自萨斯事件后，国家出重金建立了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临床医生壹旦发现疫情就立刻直接报告中央，并不需要地方医卫系统或地方官员转手，因此地方官员和地方卫生专家都没有对中央瞒报的能力。再说有2003年萨斯事件的先例，当时的卫生部长就由于瞒报疫情而被免职，因此后来的相关官员知道瞒报对自己没有好处。因此他们也没有这样做的动机。在这件事上，不存在习近平受蒙蔽的问题。造成贻误时机的责任人就是“定于壹尊”的习近平，别人想揽这份责都办不到。

习近平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时讲到，防治疫情，“我壹直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两个“亲自”，而且还是“壹直”。习近平把中央应对疫情领导小组正小组长推给李克强，又要宣称自己“壹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意思就是，工作搞坏了要算在李克强的头上，搞好了要算在自己头上。但是这话实际上也是承认，先前不准公布疫情以及未能在较早的时候采取严厉措施，正是出自习近平本人。

地方官员和卫生专家居然敢甩锅，或明或暗地指出习近平是贻误时机的责任人。这说明，体制内对习近平的不满是很普遍的。习近平无疑是遭到了他上台以来的最大危机。

极权制度与瘟疫蔓延

作者 何清涟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壹场新冠病毒引发武汉肺炎来袭，武汉从繁华的九省通衢变成生命哀号不绝的鬼城。中国从各国小心应对的世界第二大国变成被各国封关的国际孤儿，只经历了30多天。回溯这30天中发生的事情，中共当局所做的政治选择几乎“完美”地体现了墨菲定律（Murphy’s Law）。

所谓“墨菲定律”，是由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上尉工程师爱德华·墨菲（Edward A. Murphy）基于经验在1949年提出的数学推理，意即：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壹种选择方式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做出这种选择。简言之：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武汉疫情蔓延的四个关口，中国政府都做了错误选择，正好验证了墨菲定律。

壹、武汉肺炎疫情初起时，在公开信息与封锁信息二者之间，中国政府选择了“射杀带坏消息来的人”。

疫情本是公共信息，但在中国，疫情却分明、暗两条管道流传。

先说明面上的关键信息：

2019年12月30日晚间，两份武汉市卫健委的红头文件在网上传播，称市内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向社会披露已有27例确诊病例，所有病例均已进行隔离治疗，“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2020年1月1日，武汉警方宣布“依法查处”八名“散布武汉肺炎谣言者”。同壹天，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休市整治。

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能人传人”之后，武汉市民才算意识到危险。两天之后，武汉封城。

再说暗的。社交媒体上此类信息甚多，不壹壹摘引。只说壹条最关键的。2020年2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网上例行记者会，在记者就美方表示中方拒绝美国提供的帮助提问时，华春莹指责“美国政府迄今为止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自2020年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两国疾控中心就疫情相关情况多次进行沟通”。

公开疫情有助于公众主动采取措施防疫，需要公众参与的防疫必须要公众知情，但中共当局却选择了封锁信息。从2020年1月3日向美国通报，到22日宣布封城中间有20天，由于公众不知道疫情的蔓延，基本未做任何防控。就在2020年1月18日，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花园社区举行万家宴，4万多个家庭壹起共度农历小年，在不知情的状态下扩大了传染面。疫情从可控到失控就在这20天内发生的。

二、隔离患者、封锁疫区都宜早不宜迟，在人口流动高峰的春节期间更应如此，但中国政府直到最后壹刻才宣布封城。在封城之前已经从武汉离开了500万人，因为武汉肺炎的特点是无症状传染，其中不少身带病毒而不自知。

武汉游客所到之处，都有武汉肺炎的病例产生，泰国、新加坡、香港、澳门、日本、英美法德等几十个国家不断传出发现武汉肺炎病人的消息。全世界在担心、忧惧中等待，直到1月30日WHO宣布最先在武汉发现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之后，才纷纷采取行动停止中国的航班，部分国家在此之前由于飞行员工会的压力停飞。

中国对这种旅游禁令很不欢喜，谴责美国带头做这种事情，其实，中国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就做了同样的事情。对任何事物实行双重标准，自己做是对的，别人做了妨碍到自身，就立刻批评指责，是中国政府的惯技。

三、对WHO施加影响，让其在科学、政治外交之间选择了后者

武汉于1月22日封城，此后疫情日趋严重，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又拖延了8天，迟至30日晚上才宣布：“最先在武汉发现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为国际关注””（PHEIC）。

所谓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缩写PHEIC），是指通过国际疾病传播而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风险的异常事件，中国的政治肺炎也完全符合PHEIC事件所要求的3个特点。本文想分析壹下WHO为何在此次事件中向中国弯腰，谭赛德能这样操作，有WHO规则本身的问题。

首先，“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是动员及协调全球卫生资源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防疫抗疫的机制，从来都涉及大量政治，超越了纯粹的科学、公共卫生领域。

其次PHEIC的诞生，源自2003年中国的SARS事件。中国SARS疫情流播全球，WHO在2005年修改国际卫生规例（IHR）之后提出这壹概念。SARS事件从产生、控制到全球影响，包括病例数据与死亡数据的发布，基本都在中国影响之下进行，PHEIC这种从娘胎里带来的政治性，必然影响到WHO对今年武汉肺炎事件的判断与处置。

第三，WHO设置PHEIC的本意，是用来防止严重传染病跨境传播、对全球构成风险，防止壹国随意宣布另壹国是疫区并禁止对方公民入境。在公布PHEIC后，WHO亦会发指引，指出如何在边境监察入境人士的健康状况来减低相关传染病传入，从而令各国不用动辄对别国封关。但实际后果是：PHEIC宣布某国是疫区，其他国家就可以名正言顺对该国实施入境限制。

第四，WHO不是壹个有执法能力的机构，也没有庞大的卫生物料资源，所以PHEIC最重要的作用局限于政治方面。作为名义上的全球权威公共卫生机构，WHO能聚集全球所有顶尖卫生专家为其服务，只要它宣布是严重卫生危机，便可迫使传媒、各国政府及药厂等相关私人公司或民间组织，聚焦此壹事件，并采取行动。但各国如何反应，WHO不具有强制、统壹要求的能力。

本次各国采取的行动不拘壹格，美、英、法、日、韩等国派出飞机从武汉撤出部分本国侨民，并采取紧急措施，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外国公民入境。但也还有另壹类，比如柬埔寨总理洪森宣布不许戴口罩，不停直航，不撤侨，不歧视中国人。按照中共外交部公布的数据，截至1月31日，共有62个国家对中国公民实施入境管制。中国终于心不甘情不愿地成了国际孤儿。

理解了上述四点，就明白中国有多么不情愿武汉肺炎被世卫宣布为PHEIC，世卫的干事长在不得不宣布中国武汉肺炎为PHEIC之后，表扬中国防疫如何正确如何得力，实在是为中国减压。

四、需要向世界表示歉意之时，却选择了谴责他国不厚道，帮助最多的美国挨骂最多。

世卫启动PHEIC之时，已经有20多个国家报告有确诊病例。中国是新冠病毒的发源地，中国政府隐瞒疫情，并影响世卫迟迟未发出PHEIC警告，自然引起世界各国不满及媒体批评，但中国不反省自身的错误，到处抗议人家的批评，比如丹麦《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1月27日刊出讽刺漫画，将中国国旗上的5星换成5枚新型冠状病毒图案，引发北京愤怒抗议，要求这家媒体道歉，遭到拒绝。

各国实行旅游禁令后，中国驻以色列代理大使戴玉明在特拉维夫的记者会上说，限制甚至禁止中国公民入境的错误做法使他想起二次大战期间，犹太人被大屠杀的人类最黑暗日子。这番发言连中共外交部都觉得不妥，为此道歉。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先于1月31日指责美国关闭边界不厚道，2020年2月3日在春节后的首次微信记者会上痛批美国在中国武汉疫情上制造和散播恐慌，说“美国第壹个从武汉撤出其领馆人员，第壹个提出撒出其大使馆部分人员，第壹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

但事实是美国早就伸出了援手。早在2020年1月28日，美国卫生部针对武汉肺炎疫情举行记者会，部长阿萨尔（Alex Azar）指出，自1月6日始，美国多次向中方提议可派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专家前往当地协助，但中国拒绝了美方的好意。美国吉利德公司无偿向中国提供新冠特效药瑞德西韦，并提供试验的设计和操作办法。2020年2月中旬开始收治首批报名参加的中国新冠肺炎病人。

对自己的错误讳莫如深还罢了，反而迁怒他国不帮忙，这行径也太为世所不齿。七大工业国集团（G7）近日内将开会商讨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及共同应对方案，却不邀请中国这个病毒原生国与会，主要原因就是中国这种态度，既不会讲真话，又不愿意分享有价值的真实信息，来参会除了批评、反对斥责他国不帮忙之外，于事无补。

以上事实说明，壹场发生在武汉市的病毒传染病危机，就因为中国政府在关键的壹个多月中，做了四个错误的选择，不仅让全国染疫，还酿成了全球范围的PHEIC事件，充分验证了中国政治决策完全符合“墨菲定律”。这壹特性是由中国极权政治的三个垄断特色所造成，政治垄断造成问责机制缺位；经济垄断造成资源集中于政府手中，遇到大灾难时民间缺乏自助与互助机制；信息垄断剥夺公众知情权，错失防范机会。从毛泽东统治下的三年大饥荒到2020新冠病毒危机，中共当局就是这么壹路走过来。

专政制度与瘟疫蔓延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显然这次武汉肺炎疫情彻头彻尾的证明了，中共独裁政权根本完全没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经验教训，再壹次在众目睽睽之下重蹈覆辙。而这次所造成的危机和影响，更远比非典疫情严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能力远远强于SARS，整场SARS疫情全球共约八千宗感染病例，2020年2月9日中国国内确诊病例已达37251宗，过去数天确诊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症，意味著仅三天所出现的新感染病患就多于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数字。加上这种新型病毒有著极强的隐匿能力，如有感染者无任何病征，以及在十四天的潜伏期间已有著传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积的社区传染。

对香港而言，林郑倔强而偏执地拒绝全面封关，虽现时未开始大规模社区传染，但已见端倪。已有近期无出入境纪录的港人染病个案出现，基于病毒极强的隐匿传染力考虑，袁国勇表示壹旦香港大规模社区爆发可能高达140万人感染，以现时中国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计算将有近三万人死亡，这表示将会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数最高的灾难！

另壹方面，可以预期武汉肺炎疫情将造成比SARS更严重的经济损失。中国早在去年已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上下半年贸易战所造成的打击，2020年的经济环境早已不被看好。在SARS期间，中国GDP年增长速度达12%，当时仍然强劲的增长势头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现时情况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国际评级机构将对中国2020年的增长预测下调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权就再壹次搬起石头狠狠地砸自己的脚。2003年的SARS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举动，而现时已有数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锁或半封锁，工厂停工、店舖停业。而且疫情横跨整个农历新年假期这个传统重要消费旺季，但现时全国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头行人疏落萧条。

工业生产亦受损严重，各大型工业园区及工业企业叫苦连天。鸿海富士康设于深圳及郑州工厂原计划于2020年2月10日复工，后来遭当地政府否决，复工无期。这表示不仅影响富士康工业园区数十万工人生计，更波及上下游产业数以百万计的从业员。而这并不仅限于富士康壹家，亦不仅限于中国国内，韩国现代汽车生产线宣告暂停，原因是中国生产的零件供应中断。全球旅游业也受到影响，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飞往中国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国三大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和汉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员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无薪假；国泰要要求所有员工放3星期无薪假。可以预见，香港经济衰退的情况最迟不过八九月将会见到市面受严重影响。

而令人忧虑的是，中共会否为保经济而挺而走险第二次隐瞒疫情，以求尽快恢复全国经济活动，避免经济衰退？尤其是众所周知中共的所谓“执政合法性”过去二三十年大体建基于其“经济迅速增长”之上，经济衰退意味著“执政合法性”的动摇。因此，中共现时可谓进退惟谷：继续停工，疫情未知何时得以控制，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经济停摆损失；强行复工，尚未得到控制的疫情将更猛烈地扩散，势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样危及自身政权。习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尽快受控让自己得以脱身以外，无计可施。

与此同时，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医生之死亦触发了中国网民要求落实言论自由的诉求运动，甚至提出了仿傚香港反威权运动的“五大诉求”，网上舆情壹时失控。疫情的黑暗将会是中共专制垮台的历史性转折点。这场危机所造成的损害永远无法恢复，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建立壹个新的工人阶级运动，以壹个民主工人阶级纲领，壹个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来挑战中共的独裁资本主义制度。

极权中国

作者 何清涟 写于 二零二零年

2020年2月4日，国家卫健委公布的疫情统计显示，全国共确诊病例24 324个，最少490人死亡。对比2020年2月1日的疫情统计数据确诊病例数量11000人，死亡259人，就会发现四天之内猛增壹倍多，让人怀疑中国的疫情统计数据是个乌龙，真实情况远比数据显示的要严重。基于中国的公开数据，WHO全球传染性危害管理司司长布里安德（Sylvie Briand）仍然坚持，最先发生于中国的新冠病毒肺炎虽然蔓延至20多个国家，但疫情尚未构成“大流行”（Pandemic）。各国病毒学家的估算远比中国公开数据显示的要严重，因此，很有必要指明中国疫情数据是个大乌龙。

不少传染病学家指出，壹种全新的病毒能够轻易感染人类，并且以有效持续的方式在人际之间传播，那么就更有可能引发全球流行病，新型冠状病毒几乎符合上述全部条件。专家们担忧的关键问题是，传播的范围会有多广，会有多少人生病。他们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建模分析，做出了推算。

专家估算的染病人数远远高于中国官方的公开数据。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2020年1月31日刊登香港大学模型分析武汉市的感染人数，得出结论：2020年1月25日，武汉市可能已经有75815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中国官方在2020年1月25日那天公布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75例，约为该预估数字的2.4%。《华尔街日报》于2020年2月4日刊登壹篇《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传染力有多强？全球专家争相发布研究报告》，其中提到，波士顿东北大学的壹项研究，使用基于旅行模式和确诊国际病例的数学概率模型估算得出数据：截至2020年1月28日，武汉的感染人数中值为31200人；中国官方当天发布的统计数字为2261人。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里德主导了壹项研究，也认为截至2020年1月22日，武汉的感染人数已有数万。“我们认为实际上每20个感染者中只有1人得到确诊。”

感染率高。根据病毒学家最近发表的几项研究估计，平均每个感染者将感染另外两到三个人。流行病学家将这壹数字称为再生数。瑞士伯尔尼大学流行病学家阿尔特豪斯估计该新型病毒的再生数为2.2，其他流行病学家的估计也都在2-3之间。专家们认为，如果不能降低这壹再生数，就有可能爆发全球大流行。2020年1月25日，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发布报告估计，2020年1月18日，每个“武汉肺炎”病例平均传染了2.6个人。这意味著，中国要阻断六成以上的传染才能有效地控制疫情。

无症状传染。专家还指出，大多数患者是生病五天后才住院，由于新冠病毒感染是无症状感染，这五天内可能已经传给不少人了，导致疫情防控前所未有地艰难。这类病例不仅中国有，德国等国也发现。

如果被确诊数只有1/20，中国官方于2020年2月4日公布的24324个乘以20，接近49万人染病，再加上病的再生数，中国的疫情之严重，远远超过中国官方公开承认的状态，中国的医疗资源无法应付这么迅速的快速传播。在这种危险时刻还隐瞒疫情，实在是害人害己之蠢举。

武肺死亡数与殡葬业超负荷工作引发的疑问

2020年1月28日，武汉民政局宣布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逝者遗体免收火化费用。由于公告中透露出殡仪车辆和人手不够用，2020年2月1日还有壹则“运尸袋不够用，武汉殡仪馆面向全国募捐”的快讯在网上流传，引发公众怀疑实际死亡人数远超官方数据，据港媒《端传媒》报导，汉口殡仪馆的14台火化炉全天候运转，随时等待从各个医院送来的死者，员工都比往常忙碌，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

据中国官方公告，2020年2月4日，全国490例武汉肺炎患者死亡，其中武汉的死亡人数是313人，占全国死亡人数的63%左右。如果按照武汉常规殡葬能力，这313位病亡者，几乎不会构成太大的压力。

根据楚汉网2018年10月10日登载的《武汉殡仪馆有哪些？武汉殡仪馆地址及电话查询》，武汉市共有八座殡仪馆，再根据其他网上资料，其常规火化能力如下：

新汉口殡仪馆年火化量2万左右；武昌殡仪馆年火化量7000左右；青山殡仪馆年火化量5000左右；新洲区殡仪馆年火化量6000左右；江夏区殡葬管理所年火化量3800；黄陂殡仪馆年火化量7000左右。这些工作量应该是按照每天8小时计算。另有壹家蔡甸区殡仪馆与回民殡仪馆未查到相关数据。

据说接受火化武肺死亡者主要是新汉口、武昌、青山三家殡仪馆，这三家的常规能力是按年计是32000，按月计是2700左右。目前超负荷运转，按24小时全天候三班制计算，应该达到8100左右；按照最保守的每日加班量比平常多出三分之壹，就是2700加900，为3600。政府公布的全部死亡数为313位武肺死者，加上常规火化量2700左右为3000出头，这三家平均每天加班三小时不到就足够了，何至于24小时全天候开足马力？

答案难觅。《财经》2020年2月1日壹篇题为《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的文章，给出了部分答案：这段时期，武汉存在大量死于“普通肺炎”的人，这些死者不在武汉肺炎死者名单上，但最终还得进入这些殡仪馆。考虑到这三家殡仪馆可能不是每天都三班倒，因为工作人员的体力也有极限，因此在按三班倒计算的8100火化量与每天加三分之壹班的3000之间的差额5000当中取个中位数，约为3000名，这与民间传言讲的武肺死亡实际数字是官方公布的10倍相符，当然这只是壹种估算，真正的数字，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公开真正的统计数据，才可以知道。

对疫情数据怀疑相当普遍，中国的专家对此有过表述。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教授近日曾接受央视采访 ，坦言武汉情况很严峻，很多人无法收治；2.由此造成的家庭感染、社区感染，是个未知数。此时谈拐点并没有判断依据。但他很明确地说了，实际数据比公布数据要大，而且不清楚有多大。

有网友对比2020年1月30日以后猛增的数据，发现数据完全是按政府计划编出来的，写了壹段子以志其事：“神奇的病毒，还是个数学高手，2020年1月30日：170死/确诊7821=2.1%；2020年1月31日：213死/确诊9800=2.1%；2020年2月1日：259死/确诊11880=2.1%；2020年2月2日：304死/确诊14401=2.1%；2020年2月3日：361死/确诊17238=2.1%，2020年2月4日：429死/确诊20471=2.1%，2020年2月5日：493死/确诊24441=2.1%；2020年2月6日：564死/确诊28605=2.1%。”。

中共垄断并控制疫情信息并称病毒不会人传人，让老百姓疏于防范，是造成武汉疫情迅速扩大、祸延全国并蔓延世界的重要因素，最后导致62个国家暂停中国人入境。如今救疫如救火，仍然继续控制疫情信息，只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好在国外不太相信中国提供的数据，不会因此疏于防范。

极权社会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已经两个月，目前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还在不断增长。我们虽然人在海外，但对于国内人民遭受的这场重大灾难，日日忧心，悲愤交加。国难当前，我们无法漠然置之，特公开表达我们的意见如下：

第壹，瘟疫横行，已经对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伤害，我们在此谨向受灾的国人表达我们的关切之情，盼望疫情可以早日得到控制，把同胞受到的伤害降低到尽量小的程度。

对于在抗疫第壹线不眠不休地工作的医护人员，我们内心充满由衷的钦佩，尤其是对于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那些为命保护患者付出了生命代价的国人，我们更要致上最高的敬意。

第二，这场瘟疫，即是天灾，又是人祸。李文亮医生及时传达警讯，竟然遭到政府打压；各级官员瞒报疫情，把政治维稳放到防治疫情之上，是这次瘟疫造成这么大的损失的最主要的原因。事实已经证明，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不仅是政治灾难，更会导致人民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

我们坚决支持国内部分社会各界人士发起的呼吁，强烈谴责当局剥夺人民言论自由的行为。我们呼吁由最高领导人出面，代表国家，正式向已经病逝的李文亮医生道歉，并以此为契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废除壹切箝制言论自由的政策，重大事务必须公开透明，并保障包括陈秋实律师在内的所有公民的正当权益。

第三，国务院在2003年后就制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按照这个法规，各级政府要成立相应的应急指挥部门和应急预备方案，17年后，当武汉疫情发生时，各级政府毫无准备，既没有担责的指挥，又没有应急预备方案，初诊权居然下放到小区居委会，对染病者和家属简单粗暴。按照该条例，疫情报告，通报，和指挥系统已有明确规定。为什么武汉疫情后不能执行？我们认为，维稳和政治意识形态高于人民对卫生防疫是此次疫情的祸根。

特别是中国红十字总会，以及其下属的武汉分会，在这次救灾的过程中，出现物资分配不公正，物资和捐款使用效率低下，阻碍媒体报导以及领导人滥用职权，私挪物资等极为恶劣的现象，我们对此非常愤慨和关注，我们呼吁有关当局对红十字会的违法滥权行为进行究责和整顿，并在此基础上重建高效廉洁的防灾体系。

我们认为这次大瘟疫的扩散，根本原因是中国体制久病成习的层层唯上是命、独尊壹个最高决策的弊端。天灾或将过去，但是制度不改，中国将难以承受下壹次的重大灾难，人民将再次付出可怕的代价，而且每壹次血的教训都付之东流。这是人民自由、安全、福祉的基本权益，每壹个人，平时不关心不争取，临到大难跟前，便人命危浅，贱如草芥，而事后抗议、愤怒都无济于事。我们再次呼吁公民意识、权利意识，面对制度弊端，再也不能消极冷漠下去，人人共同努力，推动中国向良善的制度转变。

专政人民

作者 周晓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武汉是这次新冠病毒瘟疫的发源地。因为武汉位于中国的心脏地理位置，交通发达，瘟疫传播的能力惊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其中只有广州人口低于两千万）纷纷被来自武汉新冠病毒攻陷，宣布准封城，即封锁小区。这场因习近平故意隐瞒疫情，即欺骗，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为是欺骗，百姓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更加反感；工业生产活动几乎停止，失业人数暴增，百姓的收入失去来源，同时通货膨胀率飙升。专制体制的短板原形毕露、壹览无余，改朝换代呼声更是此起彼伏。

中国古代，壹次大瘟疫（可能是伤寒）发生在东汉末年。公元204年至219年，中国长江以北，壹种流行性瘟疫（病毒的宿主是动物）导致死亡两千多万。公元220年，汉朝灭亡。

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持续了15年。东汉灭亡之前夕，整个国家出现 “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 的三空景象。对比眼下的中国，田野空=大街小巷空；朝廷空=常委会场空；仓库空=冰箱食品空。这个新三空是暂时还是长久，现尚无法预测。

这次瘟疫能像SARS 壹样，会随气候变暖后会自动消失是壹种主观的预期。从机率角度，有可能发生。客观会怎样几个月后见分晓。这与新冠病毒的特性紧密相关。

病毒是寄宿在动物或人类细胞里的微生物。病毒体上的壹个蛋白质和细胞的壹个蛋白质如果能结合成功，细胞就会自动包住这个病毒。这意味著病毒的入侵细胞成功。如果入侵人的细胞成功，其宿主是人。显而易见，病毒的这个蛋白质是壹个关键因素，因为不能结合，入侵失败。

最近病毒专家发现，这次新冠状病毒的蛋白质的若干片段与属于同类冠状病毒的SARS有壹目了然的区别，而病毒的其它部分没有任何变化。有观点认为这是人工介入的痕迹。蛋白质决定病毒的特性或说毒性。就像SARS病毒壹样，新冠病毒的特性中应该包括适应气温的范围。如果新冠病毒对温度的反应同SARS壹样，到四月、五月气温升高时，该病毒就会在人的体外被大自然灭杀。

因新加坡有新冠病毒患者，笔者查找了处于赤道附近的新加坡的气温信息。新加坡全年不存在冬季，气温变化不大，空气湿度高，平均气温在23至34℃之间。新加坡今年二月七日新增三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患者都是新加坡本国人，近期都没去过中国，也没接触过被确诊的新冠病毒的病患。按统计学的概念，如果把这三人算作随机的抽样，数量还是太少，不具代表性。还须进壹步跟踪调查。但这对中国百姓是壹个不祥之兆。

另外新冠病毒因人而异的变异特性，使得研制出特效药的困难度加大，近乎无从下手。短期就能研制出特效药的可能性不存在。

近日习近平对川普说四月瘟疫就会结束。可是，武汉市在四月份的平均气温是14℃，特效药又不能短期研制成功。习近平的说法可能有很大的主观成分。习近平似乎是想以意志战胜病毒。他的思维方法里还可能有著普通人壹样的短处，就是总是把可能当肯定的思维方式。根据新加坡的气温数据，反映新冠病毒不壹定对温度的高低敏感。

李文亮把自己的看法，即这次的病毒可能是像SARS壹样的冠状病毒，传送到他微信朋友的小圈子。但受警察训诫。之后，事实证明李文亮是正确，从而证明中共的宣传是欺骗。就传统的对英雄的概念而言，在有关信息中，李文亮并无英勇斗争行为。智者在民间，百姓借李文亮事件，群情激愤，要求中共增大言论自由度。为此，知名知识分子联名向中共权力机构上书，要求恢复宪法给予的言论自由。笔者认为，这种要求还是有限的改良，而中国需要的是有公民选举的国家民主体制。上书仍属于对专制统治者的乞讨。中国需要的是国家体制改变的壹步到位的、性质改变的革命，壹个推翻壹党专制体制，建立美国式民主体制的革命。

在到目前为止的瘟疫期间，工业生产活动因瘟疫大多停顿，少数企业坚持生产，但员工聚集，势必引致更大瘟疫传播范围。失业人数成倍激增，尤其旅游业（包括无数旅馆）、餐饮业（包括无数餐馆）、服务业（包括无数家政）等，完全没有客户。在几亿百姓的收入失去正常来源的同时，通货膨胀率飙升的跟进，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落井下石。中国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如果真像习近平所说四月份就会取得抗疫胜利，那么人们在壹两年后就会淡忘这次瘟疫事件。

如果随著气候变暖后，不是四月份，而是四月份半年后的十月份，因特效药面世，新冠病毒才消失，那么因没有生产活动，只有消耗行为，十四亿人坐吃山空半年，中国经济必定壹落千丈。那将出现壹幅满目苍凉的社会图景，如同时间和空间壹道返回到东汉末年的 “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 荒芜悲凉的年代。各种历史上因大规模瘟疫引发过的人间惨剧就会壹壹再现，实真地重新上演。那么，像东汉末年壹样，改朝换代便成了顺其自然的事了。

这次的瘟疫，又引起对专制和民主国家体制优劣的反思。专制体制几人或壹人决定政策的效率比民主体制的效率高。但效率高不壹定等于结果好。如果对坏的决策效率高，意味著坏的决策实施的就越快，坏的效果就会来得越快。二战期间，独裁者希特勒靠他壹人的智慧，壹锤定音，决定德军大规模向莫斯科进攻，结果忽略了莫斯科冬季严寒程度的因素，导致德军战略上由优势转向劣势。德国军队由此在二战中最终全军覆灭和德国成为战败国。这是壹个效率高，但结局坏的史实例子。现在中共由习近平壹人独裁，决策的效率不但高于民主体制国家决策的效率，还高于中共几人决策的效率。事实证明，习近平个人知识，能力和智慧不足，很可能成为希特勒第二，提高带动整个中共政权走向集体自杀的效率。

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的瘟疫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权是壹当头棒喝，也是致命打击。由限制言论自由引出了百姓对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思考。生产停滞，民不聊生，经济景象壹片愁云惨雾，使得心无百姓、壹心追求个人权力的习近平如惊弓之鸟，茫然不知所措。如果新冠病毒不受气温影响，特效药又未能及时问世，中共政权代表壹个朝代，被民主政权取代，即改朝换代，指日可待。

共产极权

作者 陈光诚 写于 二零二零年

从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到现在已经三周过去了，中国的疫情非但没有被控制住，反而蔓延到全国各地。

如今，不仅在乡下村村封锁变成了“葫芦峪”，城市中的小区也变成了如同监狱中的监区，出入必须经过批准。全国的公共交通都进入不同程度的管制状态，包括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在内，接近100个城市被迫封闭，很多城市之间的长途客车早就停止营运，甚至壹些地方的火车站、飞机场也都部分或全部封闭，不再向公众开放运营了。

国际上，很多国家已经宣布禁止中国公民进入，就连其他国家的公民若两周内去过中国，也在被禁止入境的范围内。

这次疫情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独裁专制思想指导下的言论管控，不仅只是错过了最佳防疫时机，而且是导致疫情迅速扩散到全国乃至世界，致使数十万人被感染、成千上万人死亡的灾难性后果的直接原因。仅凭造成这样的后果，不管怎样，妳中共作为垄断中国壹切权力的独裁政党都难辞其咎，罪该万死。如果稍微有壹点羞耻之心，妳中共就应该自动解散，以此向人民谢罪。

然而对于人民来讲，我们必须认清：独裁政权从来都是把维护它的专制统治作为第壹要务，为此会不择手段、毫无底线，再多人民的生命也只是独裁者维护其专制政权的代价而已。中共绝对不会自己主动放弃专制，承担责任。因此，人民要想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不再继续遭受中共专制的毒害，就必须设法组织起来，合力推翻共产专制体制，建立起宪政法治的现代文明政治体制。

壹个社会只有使权力在受到充分制约的情况下运行，任何法律规则都要在民主体制的充分监督下，本著维护社会公正目的公平合理地建立，才能避免当权者为壹党之私不断随便滥权妄为，人民壹再为其买单付出代价。非此，中国不能从根本上走出换汤不换药的王朝更替似的恶性循环。

在学校读书时，涉及有关人民的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出版，言论等自由权利时，壹些同学觉得这些没什么用处。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除了被中共洗脑之外，就是因为平时关心政治与社会公正太少，不能理论结合实际地认识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即使现在，中共从未停止试图给人民灌输“民主不能当饭吃”的谬论。

不过，我觉得通过这次由于中共封口导致疫情蔓延的严酷事实，通过李文亮等八名医生因公布疫情而遭中共训诫，通过方斌和陈秋实等公民记者因说真话而遭中共抓捕关押至今下落不明的真实经历，大家应该充分认识到“言论自由，生死攸关”和“没有民主，有饭也不能吃了”的真道理。

事实证明：共产瘟疫比其他任何瘟疫都要可怕，有它会使瘟疫蔓延，所有天灾还会叠加人祸。因此不把任意剥夺人民基本权利的共产专制从中华大地上彻底清除，以独裁体制为依托的互害模式就会继续，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就永无安生之日。让我们立刻携手行动起来，争取言论自由，解除共产枷锁，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护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生命安全。

共产极权与瘟疫蔓延

作者 余杰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武汉肺炎疫区，流传壹个笑话：如果时光倒流壹个月，妳带著病毒肆虐的真相，能够回去拉响警报、拯救世界吗？答案是不能，妳只会成为第九个被惩处的“造谣者”。

这个黑色幽默的笑话，透露三个信息：1. 人们都知道，有警报，但没有响。2. 人们都知道，有警报，但不会响。3. 当警报机制失灵，灾难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别林斯基说：“偶然性在悲剧中是没有壹席之地的。”这大概是悲剧最强烈的能量：个人在其中，眼睁睁看著系统如写好的剧本壹样崩解，生灵涂炭，却几乎无力改变。

发源于武汉，肆虐整个中国，乃至蔓延世界的这场瘟疫，毫无疑问是这样的人祸。

从2019年12月1日，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发病，到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中间经过了整整54天。在封城之前，包括武汉在内的中国各城市街头，几乎还无人戴口罩。公众的警觉，是从壹座千万人口的城市突然被封锁，才被唤醒，意识到“出事了”的。

当然已经迟了。2020年1月24日是华人的除夕，2020年1月10日就启动的“春运”，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十几亿人次在中国境内外迁徙，已经整整14天。武汉官员后来承认的数字是，仅仅武汉壹城，在封锁之前，已经有500万人随著春运离开，其中壹大部分回到了湖北各个市镇县乡的老家，另外近壹半，去到中国各省，乃至世界各地。

而在2020年1月23日封城之前，在极为严苛的新冠肺炎确诊条件下，仅仅是武汉的医护人员，就确诊了22例，更不要说医院裡早已人满为患的发烧患者。

2020年1月23日之后发生的事，很多人已经知道了。

武汉城内，生灵涂炭。新冠病毒本身的致死率之外，还因为疫情高密度爆发带来医疗资源挤兑，长时间陷入短缺绝境；军事化封城停止物流交通，又带来大量慢性病人群药物短缺，各类重症致死人数，远超官方可以统计和公布的数字。

武汉城外，人人自危。从城市、到地区、到国家，相继封锁，交通停运，航班取消，活动暂停，全球化社会如毛细血管般运作的所有人流、物流，猛地按下暂停键，但也挡不住仍在不断攀升的感染数字。

病毒壹旦失控成为瘟疫，就自有其生长与扩散逻辑，壹刀切的军事化措施，效用已然有限。而在集中爆发的疫区，如何在持久战中，既维持生活，也尽力降低死亡率，更是考验国家的医疗基础工程，与政府深入基层的组织及治理能力。

可惜，我们目睹的是，武汉封城之前54天，预警机制层层失灵，病毒最终失控爆发。而瘟疫封城之后至今三週，疫区之内，医疗资源迅速透支，各方补给却无法送达，壹刀切的政策之下，内部管理极为混乱，行政效率低下，而各级官僚还忙著推诿责任。

不仅是极权政府常常犯的错误在重演：没有确保公众监督的言论自由，没有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领导负责的民主政府，导致可控的危机演变为失控的灾难。甚至是，中国模式壹向被认为有优势的地方，举国体制、集权效率、国家实力好像都在失灵。到底发生了什麽，令病毒演变成瘟疫，瘟疫又发展至此？

中国大陆的新闻记者在严格的审查机制下，衝破封锁，不顾病毒的威胁，十几家媒体、几十名记者不停歇地接力，从第壹线带回了疫情复盘的关键资讯。这些来自医生、病患、家属与科学家的证词，儘管都被包装在软性的人物与救灾故事中讲述，有心人仍然壹眼就可以辨认，那些揭开系统失灵原因的关键时间点。

正常的预警机制理应是，当壹线医院发现病例，壹方面通报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壹方面通报医学科研机构，前者做出公共卫生安排，提前部署医疗资源、部署对内对外的响应和通报机制、部署资讯公开和公众预防教育，防止疫情扩散；后者追查病毒源头，研究医学专业应对方案，联合国际力量试验药物、突破疫苗，以科学控制疫情。

但人们看到的是，在医院第壹时间上报，科研人员也第壹时间知情之后，中国政府的卫生管理部门，壹方面的确启动了内部调查，壹方面，在“新增确诊人数”、“人传人”、“医护感染”三个关键指标的通报上，向公众持续隐瞒、说谎。

2019年12月1日，武汉首例新冠肺炎患者发病。2020年1月7日，首例医生感染确诊。2020年1月9日，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死亡。到了2020年1月19日，确诊感染的医护人员已经去到18例。从2019年12月底到2020年1月初，专门做口罩和防护服的厂商早就知道了武汉瘟疫的事情，取消了在湖北召开的会议（2019年12月20日）；国家卫健委很早就抵达武汉调查（2019年12月31日）；中国政府向美国通报了疫情（2020年1月3日）；派人去过武汉调查的香港启动了严重级别应对（2020年1月4日）。

但是从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开始对外通报“病毒性肺炎”，他们公佈的“新增确诊人数”壹直远低于真实数字，而且在2020年1月，最关键的防疫期，正逢武汉市和湖北省“两会”召开，会议期间，新增确诊人数维持在“零”的奇蹟。壹直到2020年1月19日，武汉市卫健委都没有改口的说法是：“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没有医护感染”。

甚至到2020年1月19日，武汉的百步亭社区，还举办了“万人宴”。半个月后，这个社区集中爆发的疫情证明了，这壹万人同坐同吃的宴席，正是大型交叉感染的现场。

2020年1月20日，SARS时期的专家钟南山出面，在央视接受採访，表示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才第壹次由官方媒体释放信息，确认疫情的严重性。

2天之后，湖北启动了“突发公共事件二级响应”，3天之后，武汉突然封城。

千万人口的城市突然封闭，进入戒严状态，所有人都意识到，疫情爆发已然发生。但接下来三週，在武汉、湖北省、乃至各个省市发生的局面，仍令许多人大跌眼镜。

在武汉，不仅进出封锁，城市公共交通服务也全停，进而停止所有私家车通行，整座城市仅安排6000辆计程车，承担紧急交通功能。于是，医护人员上班要靠步行，或者志愿者集中接送，病人去医院也要在寒风中靠自行车接送。医院的物资迅速透支，所有医院，壹床难求，病人睡在、甚至死在走廊上的画面频频传出，最基本的口罩、防护服、医用手套，全部告急。多日过去都没有补给的情况下，武汉各大医院开始直接在网络上跟社会求助，希望社会捐助，列出的清单裡，很多医院的口罩、防护服早已是“零”。武汉协和医院甚至在微博标题上直接写：“不是告急，是没有了！”

还来不及追问国家的物资调配出了什麽问题——为什麽在12月政府已经知情的情况下，没有提前准备，为什麽在决定武汉要封城之前，没有从各省调拨，为什麽在封城之后，没有看到官方调配资源的努力（哪怕不够）——在网络上，心急如焚的民间社会行动起来，人们自发组成无数的志愿小组，有人在城内冒著被感染的风险接送医护上下班；有人成立物资组，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厂商捐款购买大量口罩、防护服，送往武汉和湖北各县市医院的前线；有人成立病患帮助小组，想方设法帮助病势凶猛却无法入院、在网上求救的个人及家庭，协调稀缺的医院资源，或者提供心理支持。

然而壹週时间过去，人们发现，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捐赠物资，不被允许直接送达任何壹家医院，而是堆在武汉红十字会和武汉慈善总会的货仓，堆满了整整壹个体育场，需要他们分配。而医生到了货仓门口也拿不到物资，医护人员只好反覆戴已经穿戴过的防护服、口罩、手套，甚至自制口罩，医护感染的数字迅速上升。

民间沸腾了：时间就是生命，为什麽在如此紧急的时刻，武汉上空好像出现了“黑洞”，吸走所有物资？又过了近壹週，武汉红十字会才在压力下出来道歉，说自己能力不足，而主管政府才姗姗来迟地说要查办，引入企业能力帮助调配货源⋯⋯

如果抗疫如同作战，医护就如战士，医疗物资就如粮草。在武汉这个中国的抗疫最前线，人们看到的是，作战指令刚下达，前线就已经粮草不保，战士病倒，甚至不是因为资源耗尽，而是官家调配不力，又不开放社会自救。与此同时，从武汉市、湖北省、科研机构、红十字会、慈善总会，乃至中央，开始了壹场大型的官员推卸责任表演。令病毒爆发成为瘟疫的责任链条中，每壹个中间环节的负责人，都出来接受媒体採访，试图隐晦地把责任往上推：我在12月时已经上报，我没有自行决定的权力⋯⋯

医生说我告诉疾控中心了，疾控中心说我告诉地方政府了，地方政府说我上报了，省政府说我也上报了，那壹层层往上，责任在谁呢？

北京直到除夕过后，大年初壹，才成立了防疫小组。宣布成立小组时，作为责任人的组长竟悬空了壹天，才宣布由李克强担任。而后，在防疫战中露面很少的习近平会见WHO秘书长，为了稳住局面，公开说，这是我“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防疫战。 

而此时，武汉当地的至少13家主要医院，已经爆发了院内感染。根据官方数字，武汉定点医院壹共有病床8254张，已全部用满；有20629人被要求居家隔离；有5425名轻症或疑似患者，搬入宾馆或体育场集中隔离。在武汉，新冠肺炎的致死率高达4.3%，重症死亡率直逼15%，远高于中国其它地区平均水平的0.2%。更不要说，这只是官方统计，有许多人，在确诊之前已经病逝，无法被统计入死亡名单。

中国壹向被认为擅长“集中力量办大事”，因为举国体制，在紧急动员上有民主国家没有的效率优势，这种优势常常体现在救灾，比如水灾、风灾、地震，甚至短期的金融危机（不计长期后果的话）。但这壹次发生了什麽？

病毒不比地震，瘟疫是病毒长期、动态与社会紧密互动的过程，不是壹次大灾害，而是壹连串无止尽的次生灾害。地震、海啸当然都有次生灾害，但破坏程度远远低于主体灾害本身。对地震来说，救援重点在震后72小时，军事化的组织动员可以在这样短时间内发挥高效。但瘟疫不同，病毒如水蔓延，无边无际，有潜伏期，无法简单提前标记隔离，有治疗期，症状可轻可重可反覆，这样的灾难，真正考验的是这个国家毛细血管般绵密的社会组织网络是否功能良好，考验的是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体系这样无形的基础建设，考验的在资讯公开与恐慌管理之间的公民素养。

但是中国模式的发展，恰恰是忽略上述三点的：中共壹向扼杀社会组织化的任何苗头与可能，自从2012年习执政以来，对基础本就薄弱的中国公民社会打压，尤其是对NGO、媒体、律师、宗教团体等组织要件的清洗可谓“斩草除根”式的严酷。第二，中国GDP的增长，投入在公共医疗、社会养老福利这样的基础设施比例少之又少。第三，严格的资讯审查机制运行多年，以维稳为目的的欺瞒已经成为宣传体制的身体本能，而民众在这样机制之下，不仅难以获得准确资讯，对资讯的辨别识读能力也很低。

就算以中共自身来说，中共自我定位为全能型政党，瘟疫考验的不是这个政党自上而下调动资源的能力，而是它自下而上，把资源协调与分配到“最后壹公里”去解决问题的基层组织实力。网友形容武汉上空出现的“黑洞”，形象地说明了这壹点的失败。调集资源并不难，而资源到不了需要的人手中，就是组织的失败；壹刀切封锁城池并不难，而在与病毒的持久战中，困死了本不该困死的人，就是管理的失败。

社会已然在长期的打压中被掏空，但中共自己的基层组织为什麽失效？这个问题可以反过来问：壹个有八千万人的庞大组织，到了基层，如何还能有效？基层做事的动力是什麽？为什麽今天没有了？   

简单地归纳，基层动力主要来自三点：第壹，信念，强烈的意识形态信仰是支撑壹个共同体到了末端依然不解体的重要原因。第二，选票，如果妳的生死由选票而不是领导决定，也就意味著妳的每壹个决定需要对下负责，而不是对上拍马。第三，利益，在领导看不见的地方依然愿意勤恳做事，动力之壹来自利益分享。

在习时代，与此前胡温、江李时代，最大的不同之壹，就是中共在走出革命年代、进入稳定执政阶段时，维繫各派系均衡乃至基层组织的“分赃体制”被打破了。习的运动式反腐打破了传统官僚阶层的利益分赃结构，但同时，权力并没有以民主改革的方式下放到基层，反而更加往上收拢，在党国体制之上，形成高度的个人独裁。至于信仰，自共产革命破灭以来，并无法通过习推动的“党建”重新建立起来。

结果今日中国地方官僚系统的懒政、怠政早已成为公开的现象，既然做事无利可图，那麽多做多错，不做不错，壹切跟领导指示，多磕头，少说话，成了习时代的官员，尤其是基层组织极为普遍的基本心态。

从武汉到湖北，瘟疫演变至此，所暴露的中国地方官僚系统、治理体系的失能、空心化，只是冰山壹角。

回到文章开头：如果时光倒流壹个月，妳预知真相，会回去拉响警报吗？

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有网友重新提起这个笑话，并改变了原来黑色幽默的答案：“如果谣言是他的罪名，我们唯有以真话悼念。”

2019年12月30日，34岁的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曾在自己的医生同学群组提醒大家小心，怀疑有新型肺炎病毒开始流传，已经有多例确诊。聊天记录被公开后，他因为“造谣”遭到了当地警方的约谈、警告，还签了“悔过书”。李文亮没有离开岗位，因为接触患者自己也感染了新冠肺炎，并在2020年2月1日才最终确诊。确诊的同壹天，他在重症监护病房，以实名接受媒体採访，披露了自己见证疫情发展的过程，还公佈了自己曾因“造谣”签署的“悔过书”。2月6日晚上，李文亮医生去世。他生前所签署的悔过书，在网上流传，刺痛了无数在这场瘟疫中煎熬的人。

警方的悔过书上印著：“我们希望妳冷静下来好好反思，并郑重告诫妳：如果妳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妳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妳听明白了吗？”李文亮手写了答案，并按下手印：“明白”。

李文亮并不是英雄，他做了每个普通人都会做的事，走出警察局，乖乖听话，不再多说什麽。但人们都知道，壹个月后他又实名接受採访，实在是“没有明白”。

“不明白”的力量有多大？哈维尔说，如果每个人做的每壹个选择，都从“活在真实中”出发，而不是无意识地盲目服从，人们就在从根本上瓦解权力可以正常运作的纽带，如果这个纽带上的每壹颗螺丝钉，都自觉这样做，这台看似庞大无可阻挡的机器，就有失能的可能。这是哈维尔说的“无权者的权力”，正如李文亮所做的——在自己的位置，没有更多，也没有更少，讲了该讲的真话。

这样“不明白”的力量，随著疫情带来的悲愤在民间无声传递，会带来什麽样的改变？人道危机仍未缓解，接踵将至的经济危机，又是更大的考验。2020年冬天爆发的这场瘟疫，将是壹场独立的危机，还是壹连串多米诺效应的局部？

极权中国与瘟疫蔓延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2020年1月，中国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并迅速蔓延至全国以及全球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虽然病毒来源至今未能查明，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央政府、湖北政府、武汉政府对于疫情的扩大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是打压说真话的“吹哨人”

2019年12月底，武汉八位医生小范围内对疫情发出警告，但“吹哨人”报警不但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反而受到警方的惩罚，2020年1月初，八位医生被训诫，然后全国央视“游街示众”，罪名是“造谣、传谣”。

2020年1月3日，中央政府开始向美国政府通报疫情；2020年1月5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患者生命体征总体稳定，无死亡病例”；2020年1月8日，人民网报道：“冠状病毒对热较为敏感，酒精等消毒剂可灭活病毒”；2020年1月9日，新华社报道“未证实武汉肺炎能够人传人”；2020年1月10日，新华社称武汉肺炎“得到控制”；同日，国家医疗专家组表示：“病毒的致病性较弱，病患病情和整体疫情处于可控状态”；2020年1月20日，更为严重的是武汉当地政府组织“百步亭四万余家庭共吃团圆饭”，也就在同壹天，中共官方才正式确认并通报疫情。至于为什么没有把明确知道的疫情告诉国人，2020年1月底相应责任人在温言软语中开始推脱责任，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及“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都表示他们没有权力披露疫情真实信息，权力在国务院，只是国务院没有采纳科学建议，没有公布疫情。

中国政府承认“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后，开始封锁武汉，停运所有飞机、高铁、火车、客车以及市内公交车及私人车辆。封城措施没有成功拦截病毒的蔓延，但立即导致数百万国人及国际友人困滞武汉。交通断绝导致物资逐渐耗竭，医疗物资及食品价格飞涨，有价无市。更为不能接受的是全国以及国际社会捐赠给武汉的救援物资竟竟被政府制定接收单位“红十字会”截留，以至于红十字会大量物资堆积的同时，医院却极度缺乏医疗必备用品；更有甚者，市民高价无处买的口罩，政府人员却可以公然成箱地劫掠而去。

自武汉之后至今有数十城市采取封城措施，同时各地群起效尤，封城、封路、封村、封户、封门，禁止包括救护车在内的壹切车辆通行；危急关头，政府不是鼓励人人相依而是鼓励人人相疑，各地有奖举报武汉人的政策接连出台，悲剧不断发生。政府唆使、默许公务人员及其他人员以防疫名义开始遍布全国的大肆侵犯人权的暴行，暴力绑架、隔离，强制戴口罩、强查身份证、强制拦截劝返外地人，殴打疑似患者，非法拘禁疑似患者、暴力封门、直接入户打砸等等，不壹而足。封锁导致物资紧缺；滥权导致救灾物资被抢占、挪用、盗卖、违法拦截、强征口罩等现象。甚至出现王延轶夫妇、李兰娟母子这样的恶性案例。

疫情之下，人间惨剧不断涌现，人道灾难不断发生。父哭其子，妻哭其夫，有病不得医，临行不得见的人间巨痛在冲击无数家庭。野蛮、残酷封堵措施之下，病人得不到医治，在相互推脱之下被迫辗转各家医院，武汉病人随时病死路途已经不是新闻，他们病倒之前还被耗尽积蓄；政府切断交通，以至于所有市场、食品店被迫停业，普通市民不能离开武汉，被迫居家坐等命令但还得不到食物，已经发生没有病死反而饿死的悲剧；政府的强制隔离成了“集中隔离”，若非至愚，壹定知道这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病毒肆虐，人祸附之，百业雕敝之下，火化场成了昼夜不息的繁忙岗位……人间至痛，不忍壹壹叙述。

中国政府对于“舆情”的防治壹直高过对“疫情”的防治。从对李文亮等人训诫开始直至今日，全国对于有关疫情“造谣、传谣”的打压从未间断，民间统计已有数百人因为有关疫情的言论被抓捕、被处罚。政府防控“舆情”的文件和措施也不断被披露，而“制造感动”300记者进驻武汉的同时，传播真相的公民记者陈秋实被无病隔离，另壹位公民方斌则直接被警察抓捕。当然，与现场抓人相配合的是网络彻夜不休的删帖、封群、封号。对于疫情信息的封锁，这分明就是壹场国家蓄意操纵的对民众的集体谋杀，2020年中国病毒蔓延的本质不是天灾，而是壹场巨大的“人祸”，是人类壹次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这次疫情爆发成巨大的人道灾难，再次证明了专制极权体制的失败。专制之下，以“政治安全”第壹为原则，为了小集团的利益，各级政府完全漠视中国人民的生命与安全，甚至在知道病毒真相之后，仍然制造大联欢，任由数万民众聚集，加剧病毒蔓延，造成不该有的无数市民惨死。

“政治安全”第壹的原则之下，所谓“新时代”不断上演各种讳疾忌医的新丑剧，先是“七不讲”，接著不许“妄议中央”，“政治挂帅”，上下堵塞言路，闭目塞听，谎言治国，不断扩张、滥用警权……。为此“抓拿律师，抓捕医生，逮捕公民，羁押访民，删帖、封号、封群隐瞒真相，以言治罪，开除高校教员”；民众的言论自由权、知情权、监督权被政府控制、被剥夺，生命健康权被漠视。此次疫情爆发再次证明了这样的专制之恶，同时反向证明了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名言，“新闻自由是灾难的最大救助者”，中国政府今日的做法在证明“禁止信息流通是灾害最大的帮助者”这句话。

截至2020年2月12日10时，中共政府允许公开的数字显示——据31个省、直辖市及新疆报告，现累计死亡病例1114例，确诊病例44742例，疑似病例16067例。海外确诊385人。连日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控制的死亡人数比例始终约为2.1%——如果妳相信的话。

有鉴于此，中国人权律师团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事件声明如下：

壹、防控疫情固然重要，但不得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各级政府不得滥用《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不得对疑似患者采取暴力隔离、非法拘禁等，强制隔离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在强制隔离场所无法确保不被交叉感染的情况下，不得对公民强制隔离，公民自愿要求居家隔离并承诺遵守防控措施的，应当尊重其意愿。各级政府不得强令公民佩戴口罩，不得强制检查身份证，不得随意封堵居民房屋、住宅小区、各类道路；鉴于武汉的医疗资源无法满足可能发生的人道灾难，中央政府应立即加大各省支援的调配力度并立即探讨和制定武汉和湖北居民到外地救治的可靠途径。实际情况也表明，武汉市政府的封城措施并未阻止疫情的全国扩散。

二、要求立即由全国人大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应包括独立的专业人士和机构，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以及传播途径和时间节点，立即著手彻底查清“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生、爆发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即p4实验室是否有关联；要求查清是谁指挥并下令隐瞒疫情、下令调查并处罚了所谓的八位“造谣者”，同时向八位被传唤公民公开道歉，释放公民陈秋实、方斌等所有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者；要求依法严厉追究各级官员渎职的刑事及行政责任，且中央最高层应有人对此负责，以告慰逝者，

三、要求公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应急处置方案，及各地封城、封路、封村、封楼、封户、封门等的法律依据；如实公布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死亡的人数、未确诊的疑似病人死亡人数，及死者的姓名、户籍等相关信息；

四、要求开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停止、禁止警方以言治罪的违法行为，并设立“说真话日”纪念李文亮，全力救治李文亮妻儿；禁止删帖封号，保障新闻自由，落实宪法第35条及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微信及微信群属于宪法保护的通讯秘密受保护的范畴，禁止权力觊觎、侵犯。

五、归还国民的结社权、选举权等诸多政治权利，释放全部政治犯和良心犯，修改《选举法》允许民众直选民意代表与各级政府首脑，唯如此才能促使各级官员真正的对国民负责；制定《对外援助法》，禁止、防止个别人无法律、无程序、无限度大量金援，真正将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政治协商会议无人民，建议取消今年“两会”，不再劳民伤财，应集中精力、人力、财力防疫、治疫。

极权瘟疫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零年

“他们在说谎，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

温州是在前所未有的封城中被封锁的数个大城市之壹。在网上发表该评论的温州居民强调，随著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新名称为SARS-CoV-2）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整个中国都感受到了爆炸性的愤怒。

截止2020年2月11日，已确诊的感染病例超过43,000，死亡人数达到1,018，每天增加逾100。中国政府声称，疫情将在2020年2月的第壹个星期达到高峰，而现在看来这说法完全脱离现实。海外和香港专家警告说，高峰期可能要到2020年的4月或5月才能来临。许多科学家对中国官方报导存疑，表示被感染的人数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10倍。

该病毒攻击呼吸系统，5周内的死亡人数比2003年沙士（SARS）疫情中6个月的死亡人数还要多。现时的危机表明，中共独裁政权完全没有从17年前的疫情中吸取教训。更糟糕的是，习近平8年执政的两大特征是专制统治的强化和“壹人独裁”为表现的极端权力集中，导致中国政府对疫情的反应更加迟钝。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北京自己制造了壹场新的历史性危机，并且深陷其中。即使这不是去年情况的重演——在香港造成百年不遇的危机，之后在台湾造成类似影响——都已经够糟糕了。

这场疫情注定成为中美冲突的又壹个战场。在情况急遽恶化、进壹步加剧了与美帝国主义的史无前例的大国斗争之时，危机已经开始削弱中国执政精英们的信心，也打击了其先前对中共的专制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定信任。负责挽救中共统治的“强人”习近平，现在似乎更像是触发其衰落的人。美国评论员利明璋（Bill Bishop）说，该政权对疫情拙劣的处理手法“习近平和中共已接近1989年以来我们所见到的生存危机。”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短暂进程是暴露地方官员的官僚主义瘫痪和处理不当的表现之壹，而掩盖疫情的根源在于裴敏欣所言的中共的“病态的保密工作”。随后，北京下令进行严厉镇压，以展示权威，但发觉为时已晚——如果其巨大的安全机关没有围捕并恐吓那些试图警告社会危险即将来临的人，中共本来可以很快作出反应。

结果是人道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化为壹体。自从2020年1月23日春节前夕开始，中共政权实施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封关，有6000多万人——相当于整个意大利的人口——居住在被封锁的城市中。全国各地居于城市的数千万居民被关在家中，受到严格限制，每天只允许壹名家庭成员外出购买必需品。

被隔离的城市，如武汉（疫情发源地），已经犹如战时状态，居民遭受严重的苦难，医疗用品严重短缺，在资金不足且不堪重负的医院外大排长队。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将这种情况描述为“世界末日”，并将检疫条件与60年前的大饥荒作比较。

随著工厂和办公室陷入停摆，数以千万计的工人被迫放无薪假。新年假期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延长了10天，在某些地区甚至更长。由于学校被迫停课直至另行通知，因此教师也将领不到薪水。

全新检疫规则和旅行限制遍及全国，来自内陆省份的数百万移工的行情受到阻挠。壹段在网上疯传的影片显示，壹对分别是贵州人及重庆人的夫妇，在车中被困在连接贵州省和重庆市的壹座桥上，因为两地政府中断两地交通，使他们不能去对方的城市。

有千万人在其他省份生活和工作的湖北工人，面临歧视甚至迫害。正如《纽约时报》袁莉报导指出：“在努力控制疫情蔓延的时候，地方政府显示出他们更善于装得忙忙碌碌，而不是去寻找解决方案。许多政府想方设法追踪甚至驱逐湖北省的居民，以阻止冠状病毒的传播。”惩罚或迫害他们可能会迫使这些工人躲藏起来，使抗击疫情变得更加困难。

人权观察称，习近平和政治局常委采取的强硬措施“过于激烈”。中国大部分地区已停止运转。这给中国的国家体制带来了新的压力，不同地区实施自己的隔离措施并相互争吵，而没有协调紧急资源。

云南省大理市截获了壹批运往重庆的口罩，引发了两地政府之间的争端。官方媒体还报导说，青岛海关人员扣押了从韩国前往沉阳市途中的医疗用品。青岛当局声称这是对沉阳官员的报复，因为他们没收了壹批运往青岛的物资。这些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厌恨和愤怒。

“这就是壹场人祸”，社交媒体上的壹篇帖子很好地总结了疫情。尽管网路审查员在全力删除这些内容，但这种对政府的批判如壹份泄漏的内部政府报告所述，如今已是“洪水般袭来”。

2020年2月6日，“散播谣言者”、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李文亮去世，令反政府情绪再上达到新高度。2020年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强迫签署训诫书，说他警告同事有类似SARS的新型病毒，发布“不实言论”，使其他武汉医务人员噤声。

遭训诫的武汉“散播谣言者”都是试图发出警告的医疗专业人员。消息传出后，事件在社交媒体上激起怒火。李文亮此时已感染了冠状病毒的，中共不得不以温和的态度对待他，并允许他接受媒体采访。最高人民法院甚至声称李文亮不应受处罚。他去世后，北京从国家监察委员会派出了壹个小组，对负责处罚李文亮和其他医生的武汉官员进行调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对他的离世表示“深切哀悼”。

中央政府的这些举动是试图遏制和平息群众不满，将责任向下推向武汉官员，为将来进壹步审查和迫害“散播谣言者”做准备。去年习近平政权在香港的任何战术上的让步，并不表明路线改变，而只是试图争取时间以继续强硬的威权统治。

在接受《财新网》的最后壹次采访中，李文亮作出非常温和的批评：“我觉得壹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壹种声音，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份干预。”这句话现在从坟墓中回响，缠扰著习近平政权。

至于由国家控制的媒体首先在2020年2月6日宣布李文亮去世，然后再否认，再在2020年2月7日再次宣布他去世的做法，也是另壹个不太聪明的掩盖真相的手法。想必，中共庞大的宣传和审查机器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准备编造不实消息。

这则新闻在网上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反政府愤怒情绪。数以百万计的人分享了有关李文亮的帖子，还有数以千万计“我要言论自由”的标签，在遭审查之前就获得数千万阅读量。对于中共而言的不祥之兆还有，有网民影射香港示威，就大陆的“五大诉求”在微博上广为传播。

这些事件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打击可能远远超过SARS疫情的影响。2003年，中国GDP仅占世界GDP的4%，而如今已占16%。去年中国GDP成长便占全球GDP成长逾30%，对全球增长起决定性作用。在特别考虑到全球经济的脆弱之时，并不难设想疫情成为全球陷入衰退的转捩点。

至于本来已陷入衰退的汽车业更遭遇重创。由于缺乏中国供应商的零部件，现代汽车在韩国的所有汽车厂都关闭了。如果中国的问题持续下去，欧洲汽车制造商将面临类似的压力。中国的汽车厂和其他主要行业目前长期停工，尚不清楚何时恢复正常生产。

但是问题更加严重。疫情如果持续的话，恐将刺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并可能引发银行业崩溃。作为中国第五大城市武汉，在过去的两年中，这座城市的房价翻了两番，是不可持续的泡沫的典型案例。

“有钱人被吓得要死，不敢在外面乱跑。”壹位驻北京的房地产经纪人对英国《金融时报》说：“没人上班。建筑工地都封闭了⋯⋯影响肯定不小。”

在危机的最初几个关键周，武汉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错误。他们逮捕举报人并令他们噤声，包括试图警告潜在疫情的医护人员李文亮，甚至向前线医护人员隐瞒风险。现在大量医务人员已被感染，单单武汉其中壹家医院就有40名受感染员工，也成为公众愤怒的另壹个原因。

据估计，在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20日期间，有500万人离开武汉前往中国其他地区，却不知道自己可能带菌者，也没有被提醒要采基本预防措施，包括戴口罩、定期洗手和避免公众聚会等。

2020年1月18日，就在该市被完全封锁并禁止所有外出旅游的前几天，武汉官员在百步亭社区举办了40,000户家庭的宴会。如今百步亭拥有13万居民的数十栋楼上贴有“发热门栋”的官方公告，《财新网》引述当地居民的抱怨，即使他们的房屋被认定为“发热门栋”，政府官员仍未告知他们应采取什么预防措施。

联合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19年12月31日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员获悉，武汉爆发了“不明原因肺炎”。壹周后，该病毒被命名为冠状病毒。这个时间线暗示，在武汉政府错误背后是中央政府行动的迟缓。面对大量对中共独裁政权犯错的証据，世卫还是赞扬其处理疫情的表现，甚至称赞“中国的体制”和习近平“卓越的领导力”。在中共在国内遭遇巨大反对声音之时，日内瓦的少数官僚的讨好式支持是壹个小小的安慰。

北京现在正处于严峻的止损阶段，试图保护“习帝”的形象，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武汉政府和警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承认当前形势是“对中国制度和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中共利用铺天盖地的宣传和公关措施，采取了所有的“维稳”措施，以创纪录的速度建造医院，并宣布了与新冠病毒展开“人民战争”。尽管武汉市新建了两家医院，政府表示相当于增加13,000张床位，但这仍然不够。据独立机构估计，武汉市拥有多达190,000感染者。

北京最近安排了718.5亿元人民币的紧急资金抗击疫情。但在同壹周，它为银行业和股票市场注入了1.2万亿元人民币，避免市场崩溃。两者之差反映出中国统治者真正效忠于哪个阶级。

情况会如何演变？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在《金融时报》认为：“如果新冠病毒无法在未来数周内迅速获得控制，整个事件可能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香港：切尔诺贝尔，台湾：车诺比）时刻：独裁者的谎言和荒谬暴露无遗。”

许多中国网民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将其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进行比较。这场核事故是破坏了苏联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基础的壹个重要事件。安德利尼也将李文亮与自焚的水果贩子布阿齐兹（Mohamed Bouazizi）进行了比较，认为现今中国与2010年突尼斯有相似之处，而后者是突尼斯革命以至阿拉伯革命的触发因素。

显然中共政权已进入1980年代后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2020年3月的两会可能会因为疫情而取消，其真正原因更像是避免异见者在自编自导的会议上发声。

由于对习近平的领导的分歧不断加剧，几乎肯定会重新燃起中共和执政精英的内部权斗。这最终来说也是社会基层中的愤怒情绪的反映。如果疫情在短期内未得到遏制，并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则可能引发新的危机，并可以带来新壹场更大的危机，甚至有可能造成革命的后果。

马克思主义者与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在中国支持者的任务，是帮助工人阶级和青年中最先进的阶层做好政治准备。中国的人道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唤起建设壹种替代中共独裁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真正民主的工人阶级出路的迫切需要。

极权体系与瘟疫蔓延

作者 程晓农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的最大区别之壹是信息管制，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真理，对影响民生的重大事件向以“保密”为要。这次中国疫情爆发就是祸起“保密”，因“保密”致祸，以“保密”掩祸，直到举国因祸而恐，最后还是得稍泄真相，以免被动。

壹、祸起“保密”

2019年12月初露兆头的“武汉肺炎”迅速扩散全国，成了许多省市乃至世界多个国家的疫情。追根溯源，实乃“保密” 致祸。对疫情的保密至少包括疫情程度和疫情源头两方面。武汉疫情初发于2019年12月初，2020年12月1日在武汉出现了最早的病例；然而，此后壹个多月里该市并无防范，全国亦无戒备，主要原因就是“保密”。李文亮去世前当地政府认为他就疫情“造谣”，而官方判定“谣言”的依据并非疫情是否存在，实际上是因为他违反了“保密”的需要。武汉市长声称，未获授权，不便公布疫情，无非是“保密”为要的体制规则使然，上下皆从。不少人认为，防疫要依靠信息透明化，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中国防疫和“保密”有直接关系，而保密制度直接破坏防疫效果。

“保密”不仅限于国内。据维基百科介绍，早在1月14日路透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确认，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有限度地人传人。但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WHO随即将其报道改成“可能”人传人。如果瘟疫会人传人，那么，武汉“封城”就应尽早实行，赶在春节前常规的大量外流人口出行前避免疫情扩散。然而，待有关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反复斟酌之后再确定“封城”之必要，为时已晚。武汉疫情的高发期适逢春节将临，人口大规模外移是可以预见的，加上疫情消息，更加剧了武汉的居民以回家投亲、旅游等方式快速流往全国乃至世界多国，于是疫情扩散的后果终于无可挽回。

“保密” 致祸，此非首端。2月8日《中国新闻周刊》刊文介绍，原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回忆1988年1月上海甲型肝炎爆发的防疫情况，提到壹个情节，“虽然1987年12月有关方面已经预计到了甲肝可能会大规模爆发，但却没能广泛宣传其预防措施，而是被要求‘保密’”，因为政府对披露疫情有种种顾虑。30多年过去了，这个“保密”的体制规则显然并未改变，于是在武汉乃至全国再度重演瘟灾。当局总是指望“保密之下悄然灭疫”，然而从上海甲肝到萨斯，再到此次疫情，屡试屡败，致祸连连。

二、“保密”掩祸

疫情公开后，“保密”规则依然在运作。壹方面，对于致病病毒的源头，既回避公开的讨论，也对公众关注的病毒来源地严加控管；另壹方面，对疫情统计则多方掩盖，试图冲淡公众的担忧。

官方宣称，引起“武汉肺炎”的病毒来自武汉市的华南海鲜市场，但随后的研究从41个病例中发现，其中27人与这个海鲜市场有接触，但其余14个人没接触过，占34%；也就是说，病毒还有其他来源。最近，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武汉P4实验室）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关注，这个实验室研究炭疽、霍乱等烈性传染病。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月8日报道，“中国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薇少将日前已经接管了武汉P4病毒实验室，此举揭示武汉P4病毒实验室可能与军方的关联”。陈薇现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她在武汉“封城”之后立即“空降”该所，壹个“普通”的实验室需要壹个少将在如此敏感时刻“接管”，说明其中隐情不少；而军方接管无异于“军管”，“军管”之下，当然首要之务仍是“保密”。于是，疫情的源头之议，恐再无澄清之时。

然而，2020年2月14日晚的中国央视《新闻联播》节目紧急加稿，报道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2次会议；同时《人民日报》指出，习近平强调，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这个说法可以多少帮助读者了解壹点疫情的“源头”问题，那就是，此次疫情与“生物安全”有关。据《百度百科》解释，“生物安全”壹般是指由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威胁，及对其所采取的壹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

武汉的疫情究竟有多严重，社交媒体上民间信息与官方数据之间存在著明显差异。至2020年2月12日24时为止，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疫情通报显示，湖北确诊病例只有33,366个，其中武汉19,558例；而且，从2020年2月6日起武汉市和湖北其他地市的每日新确诊案例呈递减趋势，似乎疫情之恶化有望缓解。随之，北京开始要求各省市春节后复工，以挽救经济半瘫痪之势。然而，很多人对官方公布的疫情数字持保留态度，其疑有因。最新的事实证明，湖北及武汉当地政府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掩藏了大量病例，且看下文分析。

三、“保密”失灵

这次的疫情演变和防疫操作有三个特点：第壹，特重灾区武汉全靠中央操盘，疫情已经发展到非集中全国民间、军方力量才能应对的严重地步；第二，次重灾区湖北其他地市因疫情超出医疗设施条件而不得不依赖外援，北京因此于2020年2月6日下令16个省市对湖北16个地市对口包干；第三，其他省市形成了城自为战的单打独拼局面。

有趣的是，16个省市对湖北除武汉之外的地市分别包干的命令却打破了疫情统计管控的作用，支援湖北各地的那些省市抽调防疫人员和医疗设备的同时，也逐渐掌握了湖北各地疫情的真相；于是，春节后大量前往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工作的外地人口流入之际，东部和中部各省市纷纷实行以防传染为重心的“封城”“封省”自保措施。结果，中央关于复工的统壹号令不得不让步给地方自治，市内居民得以安全，而外来人口则难以落脚。

2020年2月上旬后半段的短短数日内，全国4个直辖市（京、沪、津封城，重庆封几个郊区县），华东地区6个省的所有省会城市，中南地区6个省区当中除海南、湖南外的其他4个省会城市，加上黑龙江、云南、四川、宁夏四省区的省会城市，壹共14个省会城市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城”措施。由此，经济上最活跃地区的重要城市都实施了防疫“紧急状态”，全国共80多个大小城市实行了“软封城”或“硬封城”；此外，除湖北省之外，还有辽宁、江西、安徽和宁夏实行了“封省”。“硬封城”指的是疫区居民或车辆不能进城，例如，江苏省无锡市8日宣布，“对来自湖北、浙江、广东、河南、湖南、安徽、江西等疫情重点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壹律劝返”；“软封城”又被称为社区“封闭式管理”，外地人或车辆可以进城，但不能进入被封闭的居民小区，部分城市对小区居民出户购买生活用品菜蔬等活动实行限日限次，以减少感染机会。

近日BBC网站刊登了《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事记》，记录了壹系列关于此次疫情的相关事件。但这个大事记漏掉了目前对全国社会经济活动影响非常大的壹组事件，那就是“封城”“封省”。武汉“封城”人人都知道，但是北上广深等最大城市和半数省会城市“封城”，在国内互联网上既无系统报道，也无深度调查，仿佛未曾发生似的，大约还是“保密”的关系，即负面消息“不宜广为传播”。

四、解密“排雷”

2020年2月13日北京高层宣布撤换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由上海市长应勇改任新的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改任武汉市委书记。同壹天，国家卫健委和湖北省卫健委发布的至2月12日24时截止的疫情通报出现重大修改，为完成这项修改任务，这两个机关花了几个小时来研究在通报中如何措辞，每日通报发布的时间因此推迟了半天。

根据湖北省卫健委2020年2月13日发布的2020年2月12日疫情通报，武汉市2020年2月12日的确诊病例从2020年2月11日的1,104个突然暴增到13,386，相当于2020年2月11日的12倍。很显然该市公布的2020年2月12日确诊病例并不都是当日发现的，而是“释放”出来的“积压”数据；也就是说，这些病例早就存在，只是出于“保密”的需要被掩藏著不公布。湖北省卫健委并未在通报中就此给出解释，而国家卫健委则代湖北出面说明，这些病例属于国家卫健委新颁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规定的按“临床诊断”新确诊的数字。但这壹说明仍然暴露出了明显的漏洞，这个《诊疗方案（第五版）》的颁布时间是2020年2月5日，为什么湖北省在新的鉴定确诊病例的规定下达后壹周内没有任何动作，而突然到了2020年2月12日才恍然大悟？

其实联系到湖北省委书记及武汉市委书记2020年2月13日换人，前任在2020年2月12日就已准备让位这件人事变动，可以想到，“释放”“积压”的病例数据，很可能并非医疗方面鉴定标准的修改之即时结果，那只是个托词或借口，为新任主官“排雷”才是真正的原因。原任“积压”病例数据是为了掩盖疫情的严重性，但这些“积压”的病例数据代表的是事实上已经存在多日的严重疫情；壹旦新官上任，严重的疫情、真实的病例数是无法继续掩盖下去的；不但难以掩盖，而且会成为原任为新任“埋下的地雷”，随时会“爆炸”。新任自然不愿为前任“扫雷、牺牲”，而原任心里也壹清二楚，此时被撤换，无疑会被上峰追究责任，而“埋雷”之事只会“罪上加罪”；与其将来被指控为“隐瞒真相，陷害后任”，还不如离任之际“排雷担责”。于是，每日疫情统计数字就在湖北及武汉两位书记离任的那壹天增长了11倍。

各省市支援湖北抗疫，可能导致湖北各地的疫情“保密”失灵；主官换人、新官自异地赴任，会成为部分“解密”的倒逼机制。这不是21世纪国家治理的新“经验”，读史的人都知道，古之君王，有的明白这些道道。不过，王沪宁这个最高“智囊”是否了解这些，就不清楚了。

共产极权与瘟疫蔓延

作者 张杰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武汉肺炎疫情失控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封城这样极端的、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隔离措施，将上亿市民封闭在城内家中。中共官媒和壹些网友称：“像国内这样又是封城，又是全民居家隔离，在国外根本做不到，不出壹个礼拜就天下大乱了。但看我们现在，水不停、电不停、暖不停，通信不停，生活物资供应不停，上亿人在家居家隔离，社会秩序不乱，国家机器运转正常，有条不紊的应对，这在国外是不能想象的。”在他们的眼里，野蛮的封城竟然成了中国的伟大壮举和第五大发明。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通过武汉人发出来的视频、文字，看到的却是壹个完全相反的世界。武汉和其他疫区的老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整个城市充满了死亡的气息，政府的救助处于混乱无序状态。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不断攀升，现在确诊病例近7万，死亡人数近2千人。或许真实的情况比官方公布的还要严重得多。壹个肺炎病毒揭开了中共极权体制丑陋无能的面纱。那壹声声凄惨的哭声，那壹车车拖走的尸体，那壹双双无助的眼神，壹个原本车水马龙、歌舞升平的武汉仅仅壹个多月，突然坠入人间地狱。那个1月7日就已经在亲自领导防疫工作的人民领袖至今也不敢承认自己是隐瞒疫情的真正祸首；那个“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伟大舵手至今还龟缩在北京不敢踏上武汉土地壹步。为什么战无不胜的中国极权体制在病毒面前如此不堪壹击？为什么威武震八方的中国模式在疫情面前丑态百出？

应该说中国极权体制在控制言论、封城以及建立传染病医院上的确体现了它的高效率，我刚刚看到的消息，2020年2月15日晚，中国警方在广州番禺海鸥岛已经将劝告中共领导人“让位”的异议人士许志永先生以及庇护他的杨斌律师抓捕。2019年12月26日以来，许志永就壹直在逃亡的路上。中国警方在打击自由言论上也体现了高效率。2020年1月1日，武汉警方就将八名提醒病毒防护的医生传唤、训诫。从此，中国再无吹哨人，为新冠病毒的蔓延大开方便之门。2019年12月23日凌晨2点，武汉市政府“半夜鸡叫”发布封城令，武汉百余万市民仓皇夜奔。在短短的十多天时间里，武汉就从平地建起了“火神山”和“雷神山”两座集中收治病毒性肺炎病人的医院。但不幸，2020年2月14日至2020年2月15日武汉狂风大作，雷电交加，网友惊呼火神山医院被风吹跑了。武汉政府的回应是，的确武汉遭遇极端天气，我们正在加固火神山集装箱式活动板房。它就是不说到底医院吹跑没有。其实，医院吹跑了也没关系，但问题是里面的病人不知是否还“飘落在风中”？中国政府在撤换湖北省和武汉市主要官员时，效率也是挺高的。说换就换，也不征求壹下湖北省和武汉市老百姓的意见。有人说他们是共产党的干部不是政府干部，但谁都知道党和政府是什么关系。但问题是，疫情如此严重，新来的官员两眼壹抹黑。疫区与在战场上并无区别，谁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否看见明天的太阳。或许地方官员都期待著被免职，因为免职意味著得救。临阵换将，这到底是给武汉人帮忙还是添乱？

 再次，中国政府征用展览馆、学生宿舍做方舱医院以及医院只开放发热门诊，关闭其它门诊也很高效，壹声令下，说办就办。但方舱医院设施跟不上啊，上千人挤在壹起，又不隔离，疑似肺炎病毒患者也变成了确诊患者。关闭其它门诊，妇女生产怎么办？癌症和心血管病人如何就医？现在停止了公共交通，这些人如何到医院就诊？虽然各地抽调了不少医生来湖北救援，但武汉等地还有许多市民看不上病、买不到口罩、住不进病房啊。现在，我们分析壹下中国极权体制不能有效应对疫情的原因。
   
   第壹，官本位决定了官员对上负责，但不对人民负责
   
   胡少江先生指出，在中国极权体制下，各级官员不对当地的人民负责，只对上级负责，因为他的升迁不由人民决定，而是全凭领导人的好恶决定，所以他们竭尽全力的讨好领导人，报喜不报忧；在这个制度下，社会大众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任何就危机向大众发出警讯的人，都有可能被认为是损害领导人威信的行为而遭致严酷的镇压。张千帆先生说，在壹个宪政民主国家，这场危机极很可能壹开始就不会发生，因为言论与新闻自由即足以将新冠病毒扼杀在摇篮中。言论与新闻自由赋予公民知情权，有助于遏制病毒传播——这是自2003年非典即已众所周知的道理。民国时期，罗隆基先生曾说过：“压制言论自由的危险比言论自由的危险更危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饥荒研究专家阿玛蒂亚•森有壹个著名论断：人类饥荒史的壹个重要事实是，没有壹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其实岂止饥荒，也包括地震、海啸、瘟疫等突发性重大灾害。尽管民主国家不可能幸免灾害，但其发展为人祸的概率很小，这是壹个事实。
   
   第二，没有民主决策的高效率会将国家推向深渊
   
   极权体制国家依靠最高领导人和小集团决策的效率自然比民主体制高。但效率高不壹定科学和正确。二战期间，希特勒靠他壹人的智慧，壹锤定音，决定德军大规模向莫斯科进攻，结果忽略了莫斯科冬季的寒冷天气，导致德军战略上由优势转向劣势。德国军队最终在二战中全军覆灭。现在中共由习近平壹人独断乾坤，决策的效率不仅高于民主体制国家，还高于中共集体决策的效率。但事实证明，习近平无论是个人学识、智慧和国家治理能力都不足以应对这次疫情，高效率的错误决策将加快中共政权的毁灭，但也将给民族带来巨大的劫难。
   
   张千帆先生指出，在危机失控暴发的情况下，宪政民主制度的危机处理能力也远胜专制国家。言论与新闻自由在政府尊重和司法保护下，能让居民获得疫情发展的准确信息；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的各级民意代表能合理权衡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在充分保障人民自由的前提下确定最有效的防控措施，并监督各级行政依法执行。遇到武汉肺炎这样的严重疫情，宪政国家的民意代表绝对是闪现在各种场合的活跃人物，其忙碌程度不会亚于坚守岗位的医务人员，哪能像我们这里如此悄无声息？另外，宪政民主体制下，宗教和非政府组织会积极参与到灾害救助之中，让这个社会充满爱心并安慰患者的恐慌、焦虑心理。非政府组织可以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并减轻政府负担，在危机时刻调动民间社会资源，填补大壹统政府关注不到的灰色地带。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中国的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即使民主体制国家在疫情应对的结果上并不理想，但它是壹个全民参与和共同治理的过程，会形成民众强烈的爱国精神，并贡献他们的智慧。壹次失败的应对也会为下壹次疫情的控制提供宝贵经验。公民参与也是壹个全民卫生教育和文明提升的过程。
   
   第三，中国极权体制长于统治而短于治理
   
   张千帆先生说天灾哪个国家都会遇到，为什么有的国家有惊无险、顺利化解，有的国家却会酿成重大公共事件乃至社会政治危机？这是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化解和应对危机能力不同。武汉肺炎病毒与其说引发了全国乃至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不如说显现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制度危机。只要制度危机不除，那么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危机依旧会源源不断发生。笑蜀先生认为，中国极权制度长于统治而拙于治理，是中国极权体制的天性。但凡非攸关政权安危或政权荣耀的事务，大多不属于统治范畴，非关痛痒，也就很难引起中国政府的深度关切。然而，民主国家则截然不同。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自我统治。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治理，治理就是最大的政治。民主国家不是只有政府，不是只有壹个政治重心，而是通过分权制衡，达成多元力量的共存共治，形成多中心均衡生态。其中，最重要的均衡，是政府与社会的均衡。中国政府对于疫情的防控重心，不是人民的生命安全，而是政权安危和政权荣耀。因而对真正的社会治理，对真正的公共安全，不可能有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它们可以成功地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却无法预见和阻止病毒的肆虐。
   
   中国极权体制和西方宪政民主体制的不同价值追求决定了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不同命运。但我也不得不指出，供养这个不对人民负责的极权体制和欺压人民的官员，不正是中国人自己吗？迷信政府、政党和领导人，而不敢进行政治变革，不改变期待有良知的抱薪者去牺牲，而自己坐收渔人之利的自私心态，中国人就永远无法救赎，因为那些为众人抱薪者已经冻毙于风雨了。

中共祸害

作者 魏京生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武汉肺炎或者叫新冠状病毒，是现在全世界最受关注的事件。越来越多的消息说明，这是中共生物战研究泄露出来的病毒。这场灾难的天灾成分很低，人祸成分很重，远远不是三七开。

最近我做了壹个推特上的测试，引用了壹段给中共洗地的外国专家的话；故意不加评论，看看大家的真实反映。结果得出两个结论，壹个是愤怒，极端的愤怒，连五毛都跟大家壹样愤怒。另壹个就是壹面倒，大家都看出来这次的病毒事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就连那个被中共收买的法国专家都承认，这次的病毒不可能是自然变异，只能是实验室里拼接出来的。换句话说就是只能是做生物战研究，才有动机制造出这样不可能自然变异产生的病毒；才能够具有几种不同病毒的特点，危害极其巨大。

武汉病毒研究所立刻成为国际关注的目标。从几十年前开始，国际社会就在关注中共的生物战研究。只不过没有确凿的证据，又因为美国的绥靖政策不敢得罪中共，所以没有国家出来正式谴责。但有小说都提到了毁灭人类的致命病毒，来自武汉。

小说当然不可全信，但也不可全不信。因为有些证据不足但又相当可靠的事情，正式的场合不能说，非正式的小说反倒可以说。就像中国的谣言，不可全信，但也不可全不信。特别是在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信息透明的国家里，谣言和小说的可信度比官方消息更可靠。

现在四十年前关于武汉病毒的小说，为什么被事实证明了？就是因为当时西方的情报机构，已经得到了中共研究生物战的确切消息，并且知道了武汉实验室是研究的重点单位。只是大家都没有想到，中共的内斗和管理混乱，会有意无意地造成致命病毒的泄漏，在自己的国家里造成这场巨大的灾难。

最近的另壹个新闻，是负责制造这种病毒的女科学家出面否认，而且说要用她的生命担保，这个病毒和武汉实验室没有关系。还像泼妇骂街壹样，让造谣的人”闭上妳们的臭嘴”。反应为什么如此强烈，为什么如此失态？连装壹装文雅都不会了？

因为她知道事态的发展，按照中共的习惯壹定会找壹些替罪羊出来，她自己的小命休矣。何况她自己在西方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证明了他们做过病毒基因拼接的工作，而且还就是在肺炎病毒上做的拼接。那时候西方不敢得罪中国，所以他们非常嚣张，无所顾忌，也没想到会有今天的灾难。

那个女科学家敢于站出来骂人，可能还有壹种侥幸的心理。如果可能，中共会继续保密，试图掩盖进行生物战研究的罪行。那就会努力证明这些科学家无罪，壹切纯属意外。从壹开始中共就掩盖了疫情，并且东拉西扯地企图掩盖事实。这次的最高当局疫病领导小组，也都是壹帮宣传干部。其掩盖事实的企图非常明显。利用中共掩盖事实的企图保住自己的小命，不是没有可能。

既然公众对病毒的来源越来越清楚，既然中共自己更清楚病毒的来源，那么就应该从源头开始组织疫苗的研究，而不是抢注别人的专利，继续做缺德的事情。开展国际合作，及早研制出控制病情蔓延的疫苗，是解决这次灾难继续扩大的不二法门。

希望共产党和习近平多少还有壹点儿良心，把力气花在解决疫情蔓延上。否则在事情越来越无法掩盖的形势下，妳们传统的大忽悠法宝这次肯定过不了关。

根本原因

作者 郑义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截至2020年2月15日午夜，中国大陆官方通报新冠肺炎疫情数字是：累计死亡1665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6万8500例。至于疫情发展的趋势，尚无可信的评估。日本的情况不好，确诊的感染人数已增加到340人，成为除中国以外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日本的新情况有两点：第壹个死亡病例出现，以及发现了几个没有外出旅行史，同时又没有与来自中国的人接触史的患者。也就是说，这类感染完完全全是“日本的本土人传人”的案例。这意味著疫情正在突破日本当局预设的防线，而进入了连锁反应阶段。世界卫生组织(WHO)高级顾问进藤奈邦子在壹个紧急研讨会上表示，“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确诊的患者人数已出现减少趋势，隧道的尽头看到光亮了。现在全球更担心的是日本（疫情失控），希望坚持努力。”最近以来，世界卫生组织说中国政府的好话太多了，引起大陆民众的不信任感。说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亮，恐怕过于乐观。

网上壹直有壹个十分尖锐的话题，“病毒是不是武汉实验室外泄？是不是武汉实验室做了基因改造？”近日有了正反两面的有分量的意见。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教授肖波涛，在全球学术社交网站Research Gate上发表了壹篇论文，题目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来源》。认为新冠肺炎大爆发，很可能与距离“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仅280米的“武汉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进行蝙蝠实验时泄露病毒有关。肖波涛指出，武汉疾控中心实验室长期控有600多只来自于湖北、浙江的野生蝙蝠，曾发生过蝙蝠血液或尿液泄漏在人身上的事故，甚至有研究者在取样过程中曾遭蝙蝠攻击；而且实验样本和受污染的物品都会不负责任地丢弃；这或许就是武汉新冠肺炎的源头。另外，在距离华南海鲜批发市场12公里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曾研究蝙蝠与SARS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病毒泄露的可能性。这是中国大陆首次有学者以发表论文的方式，指出疫情的可能来源。这篇论文上网不久便被删除。

另壹种意见来自美国。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西雅图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特雷弗 贝德福德（Trevor Bedford），驳斥了新冠病毒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或中国其他地方制造出来的说法。该研究员指出，“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基因工程的证据。这些基因序列表明，当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时，突变正以缓慢的速度出现。我们所掌握的证据是，（病毒的）突变与自然进化完全壹致。”他认为，根据基因分析，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该病毒在20至70年前由蝙蝠传播给另壹种哺乳动物。在2019年11月底或者2019年12月初，壹只尚未确认的动物将这种病毒传给了武汉市的第壹个人类。

看来蝙蝠是难脱干系了，有壹部名叫《传染病》的美国灾难片也是以蝙蝠开头的。场景是香港，推土机摧毁林地，壹只逃窜的蝙蝠把大便拉到饲养场，壹只小猪吃了，旋即被屠宰做成烤乳猪。食客贝斯要求和大厨合影留念，厨师匆匆出来见客，未洗净的手在壹握之间使贝斯成为第壹感染者。在从香港回美途中，贝斯把病毒传染给所有接触过她的人，后来贝斯和她五岁的儿子死去，壹场未知的瘟疫席卷全球。

2011年的电影《传染病》算不上经典，但是拍得却很真实，几乎与今天武汉肺炎的情况对应，完全可以当科普片、纪录片来看。导演是史蒂文·索德伯格，演员阵容豪华，好莱坞壹线明星齐聚。从艺术角度来谈，节奏缓慢，人物平板，但对于正在经历瘟疫大爆发的我们来说，其情节可谓丝丝入扣，令人感受强烈。灾难来临时人性之黑暗、壹线医务人员之忠于职守、村社自救自保、军队介入，与今日之武汉极为类似。所不同者，武汉出了个吹哨人李文亮，《传染病》中出了个自媒体骗子，宣称自己感染了病毒，在镜头前服用连翘而治愈，从中牟取暴利。而处于恐惧中的人们则信以为真，引发抢药狂潮。

影片中的疫情远比眼下我们亲历的这次严重得多，波及全球，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因此疫苗的发放、使用也成了壹个大问题。先使用者活，后使用者很可能死。那么，谁有权利先获救？在影片中，壹个村庄绑架了世卫组织赴香港专家，以换取疫苗，这是可以想见的。但另壹个美国发放疫苗的场面却引人深思：用开彩票的方式公开摇号。每壹个小球上都写著生日，跳出来的小球是几月几日，就意味著这壹天生的人可率先用药。看到这里，不免心里有些紧张：假如这次新冠病毒失控，疫苗研制、生产滞后，供不应求，那么中国会摇号发药吗？希望如此，但绝不会如此。即便实行公开摇号，也不会有人相信。活著不能人人平等，面对死亡更不能人人平等。与隐瞒真相壹样，这是中国社会制度的不治之症。

中国疫情

作者 陈维健 写于 二零二零年

疫情发生以来网络流传“八骏图”其中壹骏“人不传人是高福”，最近有壹篇文章为他正名，“如果群殴高福是搞错了对象”，作者华生是经济学家武大教授，他的夫人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文联主席铁凝。
 
华生的文章有几个相当的关键点；“2019年12月30日，也就是武汉几名医生，当天傍晚上在同行的朋友圈中提醒大家注意这个新型不明肺炎的同壹天，由于高福有在睡前在网络上搜索有关传染病信息的习惯，偶然发现了有关武汉市卫健委内部发出了不明原因肺炎紧急通知的相关传闻，这让他大吃壹惊”。这个信息壹是12月30日高福得知了疫情。但作为疾控中心主任。不是从他工作系统中得知，而是在浏览微信中知道。另壹个是中国在Sars以后建立起来的疫情直报系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个系统曾经被吹为国之重器，只要4个小时便能从发生地直达中央最高部门。
 
高福在得知疫情信息后，立即电话武汉得到确认，又漏夜给国家卫健委多名领导打电话报警。国家卫健委第二天，也就是2020年1月1日组成疫情领导小组与专家到达武汉。高福作为专家组的第壹成员同前往。根据武汉病毒采样，2020年1月8日，疾控中心正式宣布发现壹种新型冠状病毒是此次疫情的病原体，2020年1月10日发布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并完成诊断试剂的开发和测试。2020年1月11日，疾控中心开始向武汉提供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2020年1月12日，“世卫”声明已经得到病毒的基因序列。从华生反映的情况来看。虽然预警系统没有发生作用，但：“疾控中心”“卫健委”的反映是相当迅速的，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病源体，病毒序列，诊断试剂应该说科技能力不弱。
 
华生的这篇文章没有提到卫健委是什么时候上报他的上级部门，但从他们的迅雷行动来看，应该在当天就已上报。最近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刊文，说习近平是的2020年1月7日得知疫情的。应该更早，不会迟于2020年1月2日，也就是卫健委赴武汉这壹天。但是习近平发出防疫指示是在2020年1月20日。这中间有18天的时间。这样8天时间习近平做了什么，这在新闻联播中都有了详尽的交待，不必赘述。防控疫情最为关键的18天就在习近平手中流失了。从而造成疫情失控。
 
华生的文章最后说到，“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对情况的了解和行动反馈的时间应当说还都并不算晚。那么，新冠病毒疫情的前中期防治为什么还会出现那么多的迟缓、失误和问题，真实信息的传递和反馈为什么在相当壹段时间远远滞后于病毒的传播和扩散，”
 
这个为什么？华生虽然没有给出结论。但事实是非常明确了，是中国的体制问题。因为这个国家不是参照专家意见，而是由行政领导根据政治需要说了算，而真正的行政领导只有壹个就是壹尊，两个亲自的习近平。只要他不说，谁都不敢说，只要他不指示，谁都不敢动。从武汉市长周先旺开始，到高福，正在壹步壹步地理清了来龙去脉，正在壹级壹级地往上升，逼近疫情失控的元凶。相信不愿背黑锅的有关干部还会曝出料来，大审判即将开始。

中共政权与瘟疫蔓延

作者 孔诰烽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武汉瘟疫蔓延全球，中共的公信力，也是越烧越薄。中共党媒证实，号称“壹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1月7日或以前便已知道武汉疫情。而那时中共还在抓透露疫情消息的医生说他们造谣，甚至到了壹月底，武汉的万人团年饭还没有人叫停、武汉人还可以自由地走遍全国。这令大家都惊呆了，都问在2020年1月7日到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中间，中央都在做甚么？

报导说习近平在2020年2月3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表示，有些抗疫措施闯过了头，影响经济。跟著各地果然出现不理疫情硬复工的新闻。如果继续这样硬闯，各地工作间出现大规模感染，几乎可以肯定，情势将变得更混乱。

疫情控制不了，北京只好控制舆论，试图藉著各种媒体和网上打手的嘴巴将事情扭转。2020年2月3日中共政治局的常委会议，便作出了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加强网络媒体管控，推动落实主体责任、主管责任、监管责任”的指示。

此后明显看到中共海内外媒体及很多疑似中共舆论工作者，口径十分壹致地发放两个信息。第壹是新疫症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死亡率不高；第二是各国限制中国公民入境、取消航班，是种族主义行为，应该取消。这两个信息，也是在政治局常委开会同壹天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回答记者问题的重点。她攻击“（美国政府）第壹个从武汉撤出其领馆人员，第壹个提出撤出其使馆部分人员，第壹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带了壹个很坏的头”，并说美国今年流感死人更多，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不算严重。

这种论点在这两个星期于世界各地媒体像病毒般迅速蔓延。但这些似是而非的扭曲信息，早已被不少有识之士捅破。首先，美国发生的流感，死亡率壹般少于百分之零点壹，武汉肺炎的死亡率，现时官方估计是百分之二左右，已经比流感高很多。而武汉肺炎真正的死亡率，之后还很有可能大幅升高。不少专家看中共公布的数据，已经指出有不少破绽，认为现在公布的数字可信性成疑。单看早前武汉著名环保人士徐大鹏夫妇死于神秘肺炎、医生李文亮、湖北导演常凯壹家四口、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这些健康年轻的名人均死于武汉肺炎，已够让人难以相信武汉肺炎没有流感严重。

再来说说禁止来自疫区的旅客入境是种族主义，此说法更是荒谬。世界某地发生新疫症后，世界各地隔离疫区以防蔓延，本来就是全球公共卫生管理的惯常做法。就算壹直被批评偏帮中国的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2月11日发出的指引，也承认在新疫症还未在本国大规模爆发前对疫区进行旅游入境管制，乃是延缓和减低本地爆发的可取之举。如果壹个国家的边境防疫管制完善，人们便自然不会对看起来像来自疫区者作出不必要的反应。禁绝来自疫区的人流，正是打击种族主义的最有效方法。

北京对国内疫区实行严厉的军事化封城管理，证明他们自己心里也清楚瘟疫的严重，也相信封关之效。他们做的是壹套，对外宣传的却是相反，实在十分自私和不负责任。若世界各地都被中共的舆论攻势迷惑，降低戒备、取消封关，最后导致疫情在世界各地大爆发，全球揽炒，那么中国独自承受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便能大大减少。这是中国不快乐，世界也不能好过的的悲惨世界。世界能否逃过这壹劫，便决定于我们的壹念之间。

经济危机

从2019年12月31日以来，我几乎每天都会“亲自”在朋友圈会对新冠疫情（最初的称谓是不明原因的肺炎或者武汉肺炎）做些警示或点评，从病毒最初只在境外传播的反常，到武汉封城的粗暴以及后续各地防控措施的极端，都有所评议，后来微信被封半个月，壹时失语，而期间疫情肆虐，九州闭户，这中间亿万民众经历的惶恐和心焦几乎难以用文字描述。

疫情还在继续，其后续冲击我们将会陆续见证，然而著眼当下，我坚持在2020年2月10日左右的壹个判断， 那就是通过实施极端措施的防控和政治对现实的重构（虚构）能力，疫情必须得到控制，实际上最近这几天公开的疫情数据已经明显呈现出可控倾向，政府政策重点已经转向动员复工，在体制的天平上，毕竟经济发展的份量要更重壹点。

由于中国缺乏言论自由，关于疫情带来的冲击暂时无法在中国深入展开讨论，不如回到我向来比较关注的壹个话题：人民币汇率问题。

很明显新冠疫情将会深度影响经济活动和大众心理，这些都会影响到人民币汇率走势。从市场轨迹来看， 2020年1月20日官方公开承认疫情当天，离岸人民币汇率下跌超过400个基点，此后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下滑，目前离岸汇率在7.0357左右波动，疫情对人民币汇率的直接影响已经清晰可见。

那么人民币汇率会因为新冠疫情而出现持续性更强幅度更大的贬值吗？

官方显然是排斥这种猜测的。

央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是短期的、有限的，中国金融体系应对风险具有极强的韧性。

央行另壹位副行长刘国强在2019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发布之后，接受媒体采访声称：疫情发生以来，央行通过加大公开市场逆回购力度，设立低成本专项再贷款等措施来稳定金融市场， 支持经济活动复苏。

就逻辑而言，央行货币政策的宽松化操作，毫无疑问会带来通胀压力以及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但刘国强强调，人民币汇率将保持双向波动，弹性进壹步增强。

某种程度上，我是认同这个判断的，主要理由就是笔者此前文章《作为社会心理学大师的央行》提到的，央行手中纷繁复杂的政策工具依然强大，包括但不限于严格的资本管制，直接入市操作， 提高外汇掉期保证金， 推出逆周期因子， 利用央票调控离岸市场等等，这些让央行在这个阶段有足够的资源来驯服汇率的表现。

不过老调不重弹，重要的是要关注变化或者可能带来变化的痕迹。

根据官方媒体盘点的2019年货币政策，尤其是央行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央票的记录，还是能够看到有意思的蛛丝马迹，我摘录如下：

2019年2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成功发行20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其中3个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据各100亿元，中标利率分别为2.45%和2.80%。

2019年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成功发行20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其中3个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据各100亿元，中标利率分别为3.00%和3.10%。

2019年6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成功发行30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其中1个月期央行票据200亿元，6个月期央行票据100亿元，中标利率分别为2.80%和2.82%。这是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在香港发行1个月期和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

2019年9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成功发行10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期限为6个月，中标利率为2.89%。

2019年11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成功发行30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其中3个月期央行票据200亿元，1年期央行票据100亿元，中标利率均为2.90%。

2019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成功发行10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期限为6个月，中标利率为2.90%。

央行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央票，等于从离岸市场抽出人民币流动性，增加外汇市场做空人民币的成本，由于离岸市场人民币总量不大，并且外汇交易往往使用高倍杠杆，因此央行的举措对市场的影响力度不小。

从上述官方信息来看，2019年央行在香港发行了总额1200亿的央票，相比往年，发行节奏越来越快，期限越来越短，利率成本也越来越高，意味著央行对离岸人民币汇率市场的干预频率和程度都在加深。反过来，这其实也折射市场真实的演变轨迹。

再来关注下和人民币汇率高度关联的外汇储备。截至2019年12月末，官方外汇储备规模为31079亿美元，较2018年年初上升352亿美元，成功维系了外汇储备不跌破3万亿的底线。

有意思的是，陈雨露在采访时强调，人民币汇率不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升值，其原因之壹是外汇市场汇率的弹性在增大，但是由于我国国际收支和人民币的外汇供求大体平衡，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积极进展，使得国际资本对人民币资产配置的需求持续增强。

和陈雨露的说法相印证的是，外汇储备数据能保持之所以3万亿以上，主要是通过国际收支项下的资本和金融项下的数值增长来维系的。2019年境外机构投资者净买入中国债券1.1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权益市场上，2019年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达3517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也就是说原来3万亿以上的外汇储备基本是通过贸易顺差和外来直接投资（FDI)形成的，而现在外汇储备的构成，经常项目顺差占比越来越低，而资本和金融项目下的占比越来越高，其中除了央企和国企持有的外债之外，还有更多的证券投资流入的资金。简单的说，原来3万亿都是妳自己的，现在妳帐面上依然拥有3万亿，不过其中有的是借来的，有的是别人存放在妳这里的。外汇储备资产构成的这种变化，意味著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建立在壹个越来越脆弱的基础之上。

毫无疑问，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的主导权依然在货币当局手中，但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异动和外汇储备构成的变化，都是不应该被忽略的信号。

正如新冠疫情所昭示的，错过某些信号，人们可能会被抛入到壹场深重的灾难之中。

中共元首与瘟疫蔓延

作者 高文谦 写于 二零二零年

谁也没有想到，壹个多月前爆发的武汉新冠肺炎疫情，迅速演成壹场世纪性灾难，蔓延整个中国，扩散到全球。当局先是掩盖疫情，营造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错失防控时机；后又惊慌失措，实施极端防疫模式，野蛮封城封户，无所不用其极。武汉现在已经成了壹座危城，生灵涂炭，饱受瘟疫和暴力维稳的双重碾压，各种人间惨剧每天都在上演。

武汉肺炎疫情为什么发展得如此迅猛，成为壹场世纪瘟疫、人间浩劫？最大的肇因是中共壹党独裁的政治体制，最大的责任者是定于壹尊的习近平，是他顽固坚持壹党天下的底线思维所造成的人祸。习上台八年来，全面开历史倒车，实行“高科技极权主义”，大搞个人崇拜，取消任期制，打压民间社会，封杀壹切不同声音，强硬应对内外危机。这种所谓“新时代”的倒行逆施，党内外的有识之士都觉得要出事，而且要出大事。不承想这只灰犀牛竟是武汉肺炎疫情，捅了壹个天大的窟窿，引发了多年来积累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总爆发。

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习近平苦心打造的“定于壹尊”的地位开始动摇，他本人也乱了方寸，应对壹错再错。习先是把李克强推出来担任中央应对武汉疫情领导小组组长，舆论哗然，为李鸣不平，直指身兼多个小组长的习胆怯自私，不敢去武汉；不少网民怀念江泽民、胡锦涛当年去抗灾第壹线的往事。弄得习非常尴尬，既不愿被李抢了风头，又怕被江、胡比下去，急忙出来宣布自己对武汉疫情“壹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遭到网民的嘲笑后，官方又改来改去，闹出新华社和央视两家官媒打架的笑话。

不仅如此，已经被习近平反腐整怕的中共官场也不再那么驯服，开始“甩锅”。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地方政府只有授权，才能披露疫情。周做得很聪明，不明指习，而是让国务院背黑锅。可这么大的事，国务院岂敢做主？大家心里都明白“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习才是最后拍板者。尽管人们只敢腹诽耳语，但武汉疫情来势凶猛，已经失控，党内外舆论汹汹，反习势力又趁机煽风点火，给习造成很大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官方《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在2020年2月3日在常委会议上的讲话，壹开始便自我辩白，这是习上台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因为闯了这么大的祸，总要对党内高层有个交待。结果反而欲盖弥彰，越抹越黑。习在讲话中提及的四个时间点恰恰做实了他本人是下令捂盖子，延误时机的祸首。习在讲话中说他在2020年1月7日就提出要求，但没有具体内容，是“无字天书”。即便是在2020年1月23日春节团拜会上，习也只字没提武汉疫情，还举办了盛大晚会。这期间，官方宣传的调子是“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壹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正是根据习的指示，从2020年1月7日到2020年1月20日整整两个星期，当局迟迟没有在武汉启动应急响应，错过了控制疫情发展的黄金时期。

习近平的讲话效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洗刷自己，反而惹火烧身，人们议论纷纷，更加确信习应对武汉疫情的扩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习急于开脱自己，找下面当替罪羊。他撤换了湖北省、武汉市的领导人，还准备拿医学界的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开刀，让他背黑锅。国家监察委网站本来已经发了双规的消息，但高也不是省油的灯，被抓前通过香港媒体发表紧急声明：疾控中心1月初就上报了，不公布疫情是中央的责任。不仅如此，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丈夫、经济学家华生出来为高打抱不平，发表文章《如果群殴高福是搞错了对象》，爆出国家卫健委和地方政府对疫情的反应“不算晚”，矛头指向中央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由于担心事情闹得不可收拾，国家监察委网站才不得不把这条消息撤下来。已经跟进报道的贵州等地方媒体只好道歉，为这个“乌龙事件”背黑锅。

眼看武汉疫情失去控制，习近平才慌了神，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又亲自拍板，下令武汉封城。他完全不知道中国早已不是毛时代的自然经济，也完全没有管理现代经济的常识和治理现代国家的能力，只知壹味蛮干，不知道野蛮封城的后果，从根本上违背了经济规律，会造成整个中国物流中断，经济活动停摆，而产业链壹旦转移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了，而且将引爆本已经危如累卵的债务危机，这是中共不可承受之重。在习近平反腐立威形成的“壹尊体制”下，没有人敢讲真话，任由他壹味胡来。而且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各地政府拿著鸡毛当令箭，封城封路封户，花样翻新，彰显应对危机模式的“中国特色”。

草率封城导致经济停摆的后果马上显现出来，失去正常的物资供应，中国社会开始陷入混乱，国计民生全面吃紧，百姓叫苦不迭，武汉首当其冲。习近平这才反应过来。不过与民众的生命和疾苦相比，他更关心的是经济不能崩盘，因为事关中共政权的安危。用官方的说法是政治安全第壹，经济安全第二，第三才是民众的生命安全。对习来说，死多少人他并不在乎，只是壹个数字，甚至连数字都不是，官方的拿手本领就是统计数据作假。

当局可以对疫情统计数字造假，却无法让经济运行不受影响。尝到经济停摆的苦果后，习近平非常著急，从壹个极端又到另壹个极端，铤而走险，下令各地尽快复工，要各地封城适可而止，别太过分，强调现在是考验各级政府执政能力的时候了。复工与疫情的交叉感染扩散是两难选择。为此习进行了壹场豪赌，把赌注押在全面复工而又不发生大的疫情扩散，以避免经济崩盘。他如意算盘是：赌赢了，凸显自己指挥若定；赌输了，责任在地方政府，是他们“执政能力”不行。而他本人左右逢源，稳赢不输。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地政府官员采取的办法是阳奉阴违。在“壹尊体制”下，官员必须绝对服从习近平的意志，否则轻则丢乌纱帽，重则锒铛入狱。他们知道经济停摆的压力在中央，即使经济崩盘，法不责众，板子也打不到自己身上；而本地疫情壹旦恶化，他们就会被问罪。于是，他们按兵不动，以保本地安全为优先考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有个别官员认为习的要求太脱离实际，公开表示不满。比如，全国第壹个发布战时管制令的湖北十堰市张湾区副区长就公开表示：“坚决抵制急于复工复市利益冲动。”自强令复工以来，全国多省已经发生企业员工聚集性感染，不得不封闭工厂，隔离员工。民众也对中央推迟两会，却让老百姓复工表示不满。这给了强令复工的习近平当头壹棒。

当前习近平被武汉疫情弄得焦头烂额，面临上台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他的对策是牺牲武汉，保住全国。壹方面在武汉封街封楼封户，严防死守，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任其自生自灭；另壹方面刻意释放抗疫利好消息，力争达到世界卫生组织28天无新增病例的标准，说服其只把湖北省定为疫区而给中国“摘帽”，从而启动国际航线全面复航。习很清楚，目前经济停摆加上国际封锁的局面如果持续下去，势必对中美贸易战后已经危机四伏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最终将导致整个经济崩盘，中共政权陷入灭顶之灾。

为此习近平派出自己的嫡系、具有公安、政法背景的应勇坐镇湖北，控制局势。应勇上任伊始，全力贯彻习的旨意，铁腕治鄂，不是把重心放在防疫上，而是以防民变为主，确保政治安全。用应勇自己的话说是：决不能让真相还在穿鞋时，谣言已满世界跑。在封网禁言的同时，实施暴力维稳，下令强征民产，封闭所有小区，不许出门，把老百姓折腾得生不如死，被逼得上吊跳楼以及全家灭门的惨案屡有发生，整个武汉已经成了人间地狱。网上热传壹段武汉某大学校园内学生们高喊“应勇滚蛋！”的视频，正反映了湖北武汉民众愤怒的心声。

壹个多月来，习近平“亲自指挥”的抗疫斗争壹误再误，给中国乃至全球带来壹场前所未有的浩劫；但他仍然嘴硬，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宣布：党中央是正确的！然而，病毒并不听党的指挥，最新的发展是连首都北京也沦陷了，成为“疫都”，弄得人心惶惶，如临大敌，直接威胁到中南海政要包括习本人的安危，不得不把北京升级为武汉的处置级别，重新启动和扩建当年集中萨斯病人的小汤山医院。事态的最新发展弄得习焦头烂额，在政治局会议上不得不承认这是壹次危机，疫情还没到拐点。

武汉疫情对中国政局造成重大冲击，大规模的人道灾难更是激化了内外各种矛盾，民众要求结束壹党暴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原来壹潭死水的政局暗潮汹涌，习近平定于壹尊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阵脚大乱。中共的铁板壹块也开始出现裂痕，中央与地方的明争暗斗越来越激烈，重现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中共党内的各派势力蠢蠢欲动，重新选边站，壹场血雨腥风的权斗即将上演，习近平能否过得了这个坎？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共元首的防疫工作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不久前我们曾提出忧虑，认为中共领导层特别是习近平为了洗脱中国是“亚洲病夫”的恶名，将会用尽各种方法让武肺疫情显得受到遏制或者尽快结束，甚至不惜修改汇报疫情准则及数据。很不幸这样的担忧逐步成为事实，过去壹个多星期北京对确诊“武肺”的定义壹再改变，壹时按临床诊断包括电脑扫描结果，壹时又把疑似个案定为确诊，令数据大幅波动。但最明显的改变是内地武肺确诊数字开始持续回落，武汉、湖北这个疫情原点的新增病例近几天大幅下跌，从每天二千以上跌至昨天的六百多宗；其他省市跌幅同样厉害，整体确诊个案连续两星期下跌，好几个地方还有几天零感染。

更令人在意的是，不少省市政府或官媒纷纷预测在2020年2月29日疫情将大幅缓和，除湖北及武汉外，大部份地方将会变成零感染，有条件恢复正常生产及商业活动，关闭多时的公共设施如商场等可以重开。若真的能迅速控制疫情，病例趋零，中国自然不再是“病夫”，甚至可重新摆出经济强国到各地“爆买”的姿态。

各地深受武肺疫情困扰的民众当然希望中国大陆疫情受控以至完结，令全球解除警报，各种活动、秩序可恢复常态。但是，中共当局以政治指令及要求操控数据，人为压低确诊及怀疑个案数字，制造疫情受控假象，带来的并不是真正安定，而是更大规模感染，更严重的疫潮，势将祸及中国及周边国家以至全球。

武肺疫潮肆虐两个月来显示，这种病毒“狡猾”非常，不少患者只有轻微病征甚至没病征，病毒潜伏期有时比壹般预计的14天长，有的更可潜伏长达四星期。像这样变化多端又无孔不入的病毒，即使内地多个省市采取空前的隔离封城措施，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切断传染链，更不要说保持零感染。换言之，现阶段高谈疫情受控及逐步趋向零感染是自欺欺人的把戏，是要令抗疫工作变成政治服务，从救人改为替中国全速恢复经济活动鸣锣响道。

问题是过快恢复经济活动将带来巨大的人员流动，谁也不知道亿计人潮有多少是隐形带病者。当他们随高铁、航班流向不同城市，当他们随公车、地铁流进城市内的商场、戏院、市场及其他公共设施，可能带来的新增感染个案将难以估计。试想，香港壹场饭叙、壹个佛堂已可造成多宗感染，内地大城市居民只要有少数人搞饭局、聚会，出现的感染个案将是数千计。这不是在令疫情再现高峰，不可收拾吗？

此外武肺疫情近几天在全球各地急剧恶化，南韩确诊个案快速上升，几天之内从只有三十多宗感染变成超过600宗，并连续几天以每天过百宗的势头上升。在处理钻石公主号疫船问题上手忙脚乱的日本同样录得多宗新增个案，单是本土个案已有百宗，大部份更找不到源头，令人担心病毒正在日本多个社区扩散。欧洲方面，意大利两天之间个案大增至超过百宗，当地政府即时下令关闭个案爆发地区的公共设施也未必足以快速截断传染链。由于意大利是欧盟内重要国家及交通枢纽，高速公路、铁路大有可能把病毒输向多个原本不受影响的欧洲国家，令人难以估计意大利疫情爆发会带来的影响有多严重。

中东方面，伊朗病例不断急升，约旦、以色列、阿联酋等同样有感染个案，疫情会否在阿拉伯国家、北非等地扩散仍是未知数。世卫官员已警告，医疗设施落后的非洲国家要为武肺疫潮来袭做准备。

由此可见武肺疫潮正逐步从中国这个原点向外快速扩散，速度、规模难以估计。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若中国这个源头只为面子、为洗刷“病夫”形象而放宽闭关封城等严厉措施，改为鼓励恢复正常经济活动及人流交往，疫情肯定再次恶化，造成更多感染，并输出更多病毒及带毒者，令全球受创更深。为免令正恶化的疫情失控，北京当权者还是老实管好疫情，努力加强对疫区特别是湖北省及武汉的支援，减少当地居民的苦难吧，不要为保习近平面子急于恢复经济、生产活动。

统战宣传

作者 曾节明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关于中国新冠状瘟疫的疫情，西方观察家小部分是为中共洗地的洋五毛，大部分胡说八道，因为他们惯以中共释放的数字和信息为证据，进行正向判断，因而壹错再错。
   
中共释放的数字和信息，往往表达反向的信息，无数事例表明：中共的辟谣就是造谣；中共否认什么，什么就是事实；中共肯定什么，什么就是虚妄；这壹规律，在文革化的习共身上更为明显。由此可以判断，中共现在放出的“中药治新冠状”、“中国已成功研发新冠状疫苗”等等“卫星”，都是欺骗。
   
中国各省市“疫情缓解”的数字，是在2020年2月16日之后突然整齐地释放出来的，此种突然和整齐，本身就反映出虚假；习近平当局2020年2月12日下令全国复工，2020年2月16日起，各省市发出信息，由疫情不断上涨，突然戏剧性地转向疫情不断缓解，充分地反映出中共所释放的各省市“疫情不断缓解”的数字和信息，是为配合习近平的复工令，而炮制的假数字、假信息。
   
中共在疫情上造假，最新已发展到掩耳盗铃的文革式高度，造假数字、放卫星，在国际上营造抗疫方面“一党专政的制度优越性”的假象，同时向亿万中国人大灌外国人民“水深火热”的脑残迷魂汤催生“幸福感”。这些恰恰反映出中国的新冠状瘟疫疫情已经十分严重，大局糜烂，中共已经束手无策，习近平只能靠文革式的假大空，来营造“阶段性的胜利”。
   
习近平不顾疫情高峰期，急不可耐地强令复工，反映出瘟疫造成的社会停摆，已经危机中共统治的经济基础。
   
四川成都公安紧急增援武汉，反映出武汉公安已大面积染病，警力严重不足；习近平迄今不敢调动解放军、武警部队救灾，恰反映出入鄂解放军、武警部队大面积染病是真，令习近平投鼠忌器，瘟疫已经威胁到中共的枪杆子。
   
2020年2月24日武汉防疫指挥部的朝令夕改，反映出在瘟疫冲击下，中共高层矛盾激化，分歧加剧。
   
全国“两会”的推迟和各地党政会议的混乱，反映出新冠状瘟疫已经搅乱中共政权的运行，其中“两会”的推迟也反映出习近平惧怕“两会”代表进京，会导致北京瘟疫大爆发，危及中南海，这也折射出全国疫情的严峻，中共所谓“疫情缓解”完全是欺骗。
   
美国雅虎新闻网记者爆出的：中共高层紧急制定出逃方案，绝非空穴来风，但中共高层除非爆发大起义，不会外逃出国，壹般只会逃离北京，躲进秘密基地，据闻中共请求美国援建生化隔离舱，以备中共高层在疫情失控后自保之用。

防疫方法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根据中国的官方消息，2020年2月21日，中国山东、浙江以及湖北三省共有5所监狱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其中确诊达500例以上。中国司法部监狱管理局负责人何平面对传媒表示，对监狱罪犯感染疫情感到“内疚、沉重”。根据澎湃新闻在2020年2月22日的报导，监狱疫情发生后，中央政法委要求按照战时状态严肃战时纪律，各级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切实负起监管场所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监狱发生疫情以及当局要以战时状态处置的消息传来，笔者深为服刑人员忧心，但凡敏感的坐监者壹定笼罩在前所未有的绝望与恐惧当中。即使监狱外的百姓，在以全民抗疫政治正确的高压之下，谁又能倖免于封城封路各种侵犯人权践踏法治的戕害？壹切以抗疫之名不容置疑，今天封城、明天复工，以民治民，与人为壑，处处弥漫著红卫兵的气息。如果说监狱外的生命在危难之际尚可发出最后的吼声，或许还有壹线挣扎求救的机会，而专制铁幕下的监狱，恐怕原本令人窒息的空间会变得愈加恐怖。

为何“最安全”的地方 竟氾滥成灾 

这场疫情对监狱以及看守所被羁押人员将意味著什么？原本“最安全”的地方疫病何以泛滥成灾？未来监狱管理的出路何在？

众所周知，原本强制封闭的监狱是最没有可能遭受疫病传染的地方。可想而知，毫无话语权、任人宰割的坐监者其所面临的险恶处境。当监狱并非作为壹个法治部门而作为专制统治的壹部分，在制度和文化上必然要符合于它的现实。即使书面上的法律载明了种种美好的条文，实际发生作用的制度（真实的利益驱动机制）只能是管理本位的、封闭的、反人性的、压迫统治式的。在文化心理上人格扭曲、人格驯化、反人道、奴隶等级管制模式是不断压低管理成本的必然选择。资源分配极化、利益固化成为壹种常态。而缺乏利益驱动及监督机制的人权保障条款注定如壹纸空文。监狱在专制统御下的人道危机、人道灾难不可避免，只不过无论那裡发生过什么，人们永远无法知晓。

系统崩溃 后果是：权力有病百姓吃药

此次监狱中招进壹步佐证了专制体制的全面系统性崩溃。其后果自然是权力有病百姓吃药。

监狱疫情恰恰映照了集权之下的整个社会，权力失控、社会失序的持续发生，系统性社会危机、人道灾难相续不断成为必然。权责不对称是导致秩序失灵的根源。没有责任机制就意味著没有责任，权力越要统壹集中则权力本身越趋于失控状态，集权正是对集权的最大威胁。全面负责、全能型政府辅之以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意味著没有责任和没人负责，对于无权者则有统治无权利。

这也能够用来解释近年来整个行政、司法系统何以失效不作为的根源。上层只有权力没有责任，谁都无法问责最高权力。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延伸到基层则形成有责无权责任无限的处境，基层始终处于资源稀薄风险矛盾巨大的状况当中。做事越多风险责任越大，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各级行政司法系统几乎陷入瘫痪僵尸状况的主要根源，无论法定职责范围内外的事，壹律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敷衍了事、不作为、观望等待的状态。上级的主要方法就是以洗脑欺骗延宕维繫。为了工作而工作、制造问题、制造任务，千方百计让统治机器保持运转状态，让公务人员疲于奔命。而基层则应付差事消极怠工，奴隶式的麻木顺服大大消解著人们的责任感。整个社会犬儒化、奴隶化，导致法律虚无化，而长期积累下的问题和矛盾并未消失只是压制掩盖下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无法成为解释系统失效的藉口，因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只是权力垄断的结果而非制度无能的原因。

建立权责相符的体制

瘟疫病毒并不可怕，专制权力下的监狱才是真问题所在。未来要解决监狱问题，有效防疫避免系统失效及人道危机，必须构建现代法治治理模式，确立有限政府，界定政府的责任边界。以人的主体性人性化取代斗争哲学、阶级斗争文化、人的工具化。以个体本位、人权本位取代集体主义国家主义。

以权责对应原则解构大壹统结构，推进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独立化、专业化、公开化、法律化，各独立系统进行有效协调整合。通过信仰、制度、文化的构建转型成为壹个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的国家。

社会制度

作者 苏小玲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武汉发生灾难以来，和无数国人壹样，我也像个自禁的囚徒。可所有从外面飘来的消息，都总让人揪心、痛苦甚至夹杂著某种愤怒。壹个多月来只能隔岸观火，不时低头敲著键盘。也陆续推出数篇评论，感觉要死要活的，伴随著格外的纠结！作为壹个社会时事的关注者，就希望每壹天都能收获相关新资讯：瘟疫究竟，疫区怎样，人们又如何了？显然，好坏的消息交替出现。悲喜交织之中，总想追问某些难以放下的疑惑。这当口，反思比偏执紧要。
    
    其实，我们真的无力全面了解武汉真相。或者说，有关疫情的报道可能是丢三落四的。几日前，有披露武汉封城后壹批外地打工者，至今依然在流浪中生活。但很快就被屏蔽，文虽真实，却被列入“负面”与“违法”。让人感觉有许多公平与正义的死角，在被轰轰烈烈的声音淹没。在灾难尚未终结，或壹时难以终结的社会“废墟”上，弱势群体，除了死难者，妳依然看不见那些还活著、却很悲惨的各式受难者。瘟疫爆发的肆虐，可以想象。
    
    武汉已构成壹个十足的悲惨世界。“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当这样的宣扬针对还在各种伤痛中煎熬的武汉时，从理性到情感都令人无法接受。称赞，可以淡化灾区情结或是安抚人心？类似这样的表达，人们也似曾相识。实际上，在疫情发生并连成壹片灾难之时，这个城市已瞬间陷入慌张失措中。从开始的极少数人清醒、叫喊和懈怠，到多数人被动、麻木和沉默。突然的封城中，遍地弥漫的是无奈、染病、恐惧、死亡和弱弱地自救。
    
    “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壹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这是法国作家加缪在其《鼠疫》中的壹段话。
    
    在我看来，面对这场人祸远过于天灾的患难中，满城都是无辜受害者！谁是英雄？谁又希望充当这样的“英雄”？在尚未成为受害者之前，这座城市与它的市民，是否有过日常的觉悟，或让自己成为壹个合格的有尊严的公民？当然，这不等于他们必须要再壹次接受莫名地拷问。而那些责难他们素质低下、喜好野味而自食其果的傲慢，却是完全不被允许的！问题本质或许在于：面对壹种明知故犯的历史错误面前，他们从未、也难以作出自己的选择。

他们相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彼此之间，在理论上早早就属于壹个整体，可在客观层面，则往往表现出的是貌合神离。所以这次，当武汉政府在攸关公众生命安全与道德考验面前，便自然表现得经不起推敲。在关键时刻的无所作为或是反作用，直接导致了千万人的身心利益深受重创！武汉瘟疫并非地方治理的技术手段问题，而是被权力制约的制度纰漏。公权力漠视或疏于民意，遵从惟上是从的权力规则，宪法的原则与公道也就必然被虚置。
    
    而民意呢，则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在太长的岁月里，人们对自己的生存质量节省了思考，对人在社会中的尊严与否懒得料理。至于若干项重要的个人权利，几乎就不想出面去争取兑现。他们认为政府的万能，包括代为设计理想与思想，设计如何服从每壹个生活方式的指令，并学会放弃对政府的任何怀疑与批评。公民对政府的委托关系成了依附关系，使得所谓“公仆”常常变为壹种假设，或角色出现反转，而非对公民权益念兹在兹的责任与义务。
    
    即使是在灾难发生后，人们依然可以感觉到：这个市政府存在具有某种“临时性”。《财新网》曾报道了11名养老院老人死于肺炎感染，武汉方面随即“辟谣”。若不是“财新网”的坚持，拿出具体的铁证进行反驳，也许，他们便可能成为另类的“造谣者”，并给自己招惹严重的舆论麻烦？或许还有更多不同角度的新闻披露，但屏蔽功能的依然强大，使那些人们需要和亟待了解的灾难真相，总是转瞬即逝，留不下痕迹。苦难景象，可以如此壹笔勾销？
    
    武汉究竟死了多少人似乎无从确定。2020年2月28日的《武汉发布》曾有这样的通告文字：“为加强运力，已争取市指挥部、省民政厅支援，调配了壹批殡仪车辆、人员以及防护装具，充实到殡仪馆，提高了遗体运送和服务保障能力。”有位网友就此看出了常识破绽。按照简单数学计算：病亡累计104例，除以封城8天，平均每天才13人，需要运力援助？如推断成立，无辜的逝者可谓死不瞑目。而人类，似乎只有屠杀才需对死者数字进行隐瞒！
    
    这些天，各媒体出现了不少有分量涉及武汉疫情的批评文章，很可惜先后都被封口了，包括《财新网》的那篇好报道。就连近日上海学界发表的、关于疫情中暴露出十大问题的深刻必要的专业反思都被壹壹屏蔽了！公权力这种接近掩人耳目的做法，好像从来都是大大方方地。可这样的“自信”来得没什么理性与逻辑，也实在是缘于缺乏壹种真正的文化自信。这个世上没有任何壹个文明发达的国家，是以对民意的不断封闭或打压获得正常发展的。

  最近壹位署名“令狐宝”的，也搬出了《汉书・霍光传》中“焦头烂额座上宾，曲突徙薪无人请”的故事：“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文末点到说：“假设，那主人就是中国的皇帝，那房子就是皇宫，就是国家，又会如何？从阿房宫到圆明园，从长安城到紫禁城，中国历朝历代，总是能看到似曾相识的人间大火。”
    
    人类所以要留下不同角度观察的历史，就是要给未来留下借鉴是非的镜子，告知前人的路怎么走，有何种宝贵经验、又有何种惨痛教训。而那些被人们称之为伟大的思想，也在不断为人类的趋利避害供给方式路径，为社会的吐故纳新提供丰富营养。这些思想希望建构的社会，必然合乎人性的最基本道德，适应生存的最起码条件，满足自由的最单纯欲望。中国也不例外，由于经历了特别漫长的专制史，使我们的探索更显得复杂曲折，更期待勇气与突破！
    
    中国现代文明的路途艰辛，缘于没有形成壹个开放透明的舆论场域。壹种公权力的过于强大，其挤压下的公民的社会便难以成长。行政权力的无孔不入，也窒息了正常的可能自主自助的民间社区。我们也大张旗鼓地谈论民主/自由，却忽略了自由的本质是对人的思想与创造的最大化，使人类生存的目的意义得到彰显。单就言论的政治自由而言，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本人都曾如此强调过：“没有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其它壹切自由都是泡影。”
    
    而灾难发生的现实，却同样是壹面镜子，足以反照出社会存在的人文缺失。这些日子里，人们不间断地阅读到了在疫区的作家方方女士的疫情日记，感受了许多疫情下的那些无力、无助与苦难的面孔、心灵。而这样文学式的伤痕暴露，即使泪水足够、良知足够，似乎还不足以揭示未来如何阻止不幸人祸继续的力量。客观上同样需要更多人参与投入对问题的全面检视与自由表达。而作为当担责任的政府官员，救灾之余，则理应成为反思的主角之壹。
    
    社会进步需要理论思想的引导，而这种理论或思想必须是可以落地的、符合这个国家的主体——人民及其文明、安全、舒适的社会生存利益。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曾这样提示人类：公民的自由有哲学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含义。前者是指能够执行个人意志的自由，而后者则指这种有不受其他公民侵犯的自由。政治自由也包括自由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自由与公民的关系。而确保政治上的自由即是“法的精神”所要探讨的重大问题。
    
    我们的社会不应当丧失历史纠错与现实建构的能力。但实际上，许多呈现出来的现象却令人啼笑皆非！每天收到各种信息，包括文本，有粗有细，有益无益。少数的言语也让人心痛，揭示了生命的非常劫难与人生的另面真实。可也有人，在冷酷而得意地消费著这场灾难。他们像以往那样，以胜利者姿态在发疯式地“感谢”这个祸及全球的灾难“来了！”，因为，它能体现中国人如何地紧密团结，如何地英雄气概，并让世界为此看到中华民族的特别伟大！
    
    壹位支援疫区的壹线护士“弱水吟”，以壹首《请不要打搅》的诗做了回答：累了壹天壹夜，休息睡觉比妳们的赞美更需要，如果可以，请妳们去看看那些灭顶的家门是否升起了炊烟，火葬场那些流浪的手机有没有找到主人？地球33个国家和地区遭到殃及，惊恐八方。关系亲密无间的朝鲜等竟毫无客气地率先关闭全境，阻止中国人入境，俄罗斯也随其后，据说还动用了“人脸识别”应对中国人。国民伤痛，国家尴尬，民族悲哀，人们何以自豪？
    
    要学会理性地表达个体对社会事物的看法，甚至批评与批判。千万不要忽视自己的个人权利。胡适先生曾在“五四”时期这样说：“争取妳个人的自由就是为国家挣自由，争取妳个人的人格就是为国家挣人格。”当然，这种稀贵的认识高度，只属于自由主义。对今天来说，国家不正常个人也难以正常，个人权利不健全，则国家难以验证其文明。只有时时审视和驱动国家的正常和进步，个人的自由与快乐就会很近，灾难也会变得非常遥远。

 若面对如此灾难时刻，还在采取避重就轻、掩耳盗铃的思维行事，还唤不起对社会现代治理的思考，那么政府将如何处置民众复杂的情绪，如何缓和社会各方形成交织的新老矛盾？那些因悲剧而对政府缺乏信任的人们，又如何确保彼此未来持有正常的关系？壹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明朗，壹个国家公民意愿的顺畅，壹个民族精神文化的健康，在此间生存的所有民众才可能活出明白，活出滋味，活出尊严！否则便是公权独大，是非不分，知行混乱。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说：“世界要感谢武汉人民”。这种不无真诚又带残酷的感谢，是武汉人民用封城消耗冠状病毒得到的。而我想说的是，这是缺少以人为本或缺失“言论自由”之下，武汉民众与灾难的壹场必然遭遇。这种惨烈的代价，应该能让所有亲历这壹事件的人们牢记：人类是壹个命运的整体，无论妳扮演什么角色，妳都必须以自觉自律、以公正公义善待同类，善待同胞，善待生命。否则，雪崩时，妳也属于那壹片雪花——可能无辜吗？
    
    “每个人都处在死亡的边缘。”——也许出于对武汉瘟疫威胁的空前感受并且悲观，妻子Z今天如是说。平时，很少表达自己对社会事件的态度，这壹回，却也把持不住对某种现象的忧虑。近期她正在重温《红楼梦》，并欲探“甄士隐”与“贾雨村”的存在与关联。因现实而感叹起文学人物的虚幻命运，这只属于个人的壹点点社会自觉。希望我们的人生，不只是感受壹种曹雪芹笔下的“太虚幻境”，在“道”与“释”中望不见温暖真切的现实。
    
    若壹场瘟疫过去，我们最该学会的难道不是对现实文明的再审视吗？

促进瘟疫蔓延

作者 曾节明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新型冠状瘟疫爆发至今，多国病毒学家都已经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是由蝙蝠身上常见的壹种冠状病毒，加入艾滋病毒蛋白组合而成，而绝非自然形成；
   
    新冠状病毒是人工合成的，各国政府其实都心知肚明，只是都不愿与中共政府撕破脸皮而已；唯有手中握有中共把柄的俄罗斯政府最不给中共面子，公开说新冠状病毒并非天然形成，而是组合形成，给了高声跳骂辟谣“新冠状病毒是人工病毒”的中共壹记响亮的耳光，对此中共非常尴尬，又决不敢回骂俄罗斯政府，只好拿出无赖滚刀肉的本事，往地上壹躺，硬说这是假消息，硬说这是不通俄文的误读，闭著眼睛浑然不顾俄罗斯联邦网站上这篇《预防诊断治疗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2020年1月29日，2020年2月3日两版都有相关结论，并且都有俄罗斯卫生部长的签名，中共迄今也不敢把文件中俄文原文的结论，与中文翻译同时呈现于中国公众面前。
   
    各国政府都已心知肚明的是，新冠状病毒是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成果，而且中共以往多个炫耀人工病毒合成的文件，也反映了这壹点。

 但是中共为什么要研发新冠状病毒？却众说纷纭，但是有壹点可以肯定，研发新冠状病毒，肯定不是为了拯救人类，而是为了摧毁人类。因为如果为了救人，妳望冠状病毒添加艾滋蛋白干什么？添加了艾滋病毒蛋白的冠状病毒，插入人体细胞的能力大大增加，这就导致新冠状病毒的传染性比非典病毒（冠状病毒）强多了。
    因此壹个流传得很广的看法是：新冠状病毒是中共“清场”美国、“解放”台湾、摆平香港的生化武器。
   
    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因为新冠状病毒的高病死率集中于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30岁以下的人群病死率很低，12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便感染了新冠状病毒也不会生病。这么低的病死率，要“清场”美国、“解放”台湾、摆平香港是远远不够的。
    要“清场”美国、“解放”台湾、摆平香港，就需要有对年轻群体高致死率的病毒，因为军队由年轻人组成，香港民主抗争的中坚力量“勇武派”也是年轻人。

 认同新冠状病毒是中共对外攻击生化武器的人，其主要依据是所谓解放军迟浩田上将的壹篇“内部讲话”，题为《战争离我们不远，它是中华世纪的催产婆》，但这篇所谓“迟浩田的内部讲话”被证实为伪作，是中共国民间法西斯大V何新，配合中烂海煽点愤青伪民族主义狂热的捉刀臭作，目的把中共政权化妆成与美国争霸的中华民族主义强权，以骗取中国民众认同。

    中共虽然壹贯对美国喊打喊杀，却根本不敢动真格，中共深知：以自己的实力，拿下台湾都成问题，所谓“清场美国”，只是诈骗愤青愚民而已，使他们产生反智倾向，以收获维稳的目的而已；
    中共深知，对美国使用生化武器“清场”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南海七常委成为反人类罪犯，遭到钻地核弹的斩首式打击！
    中共其实早知道，自己的这套下三滥的低劣制度，永远没有可能获得超越美国的实力，要尽可能地苟延残踹，就必须与老美和平共处。

因此新冠状病毒决不可能是中共预备“清场”美国的生化武器，中共没有这个贼胆。
   
   
    凡人都喜欢把中共国比作纳粹德国或苏联，其实内向的中共国，根本不同于外向的纳粹德国，也与苏联有重大区别：
    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都以外族为头号敌人，唯独中共始终以中国人为头号敌人（尤其是中国人的主体汉族人），大家可以静下心来观察：大搞外国人优先，给予外国人超公民待遇，把本国人尤其是汉族人当贱奴对待，是不是中共的70年壹贯制的政策？
    中共这种“宁与外邦，不予家奴”的基本国策，即便在共产党国家中，也是独壹无二的。
   
    始终给予外国人超国民待遇，而视本国人（尤其是汉族人）如草芥的国策，反映出中共政权的异乎寻常性质——它还不是壹般的共产党极权，它同时继承了满清的仇华、反华、卖国的阴魂；就如满清壹样，中共的基本国策是：
    献媚和讨好以美国为首的外国，献媚和巴结外国的政经精英，共同分享中国亿万奴民的血汗。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卖国，比满清的卖国更狡猾，中共只出卖奴民的利益（如宁愿饿死几千万，也要粮食援外，大搞低人权血汗经济），而决不出卖政权利益（毛泽东死后，中共不再割让其势力范围）。

对中共国的满清性质，美国心知肚明，因此始终拒绝以对抗苏联的冷战方式，来对抗中共，即便“六四”大屠杀也未改变这壹点。
   
   
    中共深知洋人惹不起，可以任意宰割的，唯有中华屁民，“六四”屠杀的经验表明，只要不得罪洋人，哪怕关起门来群体灭绝，美国也不会动真格。
    而可以任意宰割的中华屁民当中，第壹当然是大陆屁民。即便没有新冠状瘟疫，中共也面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其中当头壹个就是养老体系濒临崩溃：
    托四十年的“邓计生”之“福”，中国大陆社会正滑落全世界前所未有的恶性老龄化深渊，巨大的养老金亏空，很快就会引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除非采取“超限战”的特殊手段改变空前恶化的老龄化年龄结构，否则不足以维稳。
   
    怎么办？我早在2015年，就在多篇拙作中指出：计划生育必导致计划死亡，中共必利用养老院，大规模地谋杀老年中国人。
    对付中国老年屁民的生化大杀器——新冠状病毒，于是应运而生。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没等正式投入使用，还未成熟的新冠状病毒，就因中共“外行领导内行”的低劣制度，和权力壹手遮天的“小三”类腐败中泄露了出来，把武汉搞成人间地狱，并酿成了全世界的灾难。
   
    面对人祸的瘟疫，习近平壹伙壹不做二不休，干脆借瘟疫掩护，在武汉养老院和特定监狱投毒，测试病毒效果，结果令人满意，监狱大批犯人染毒，武汉养老院大批老人病死。
    由于中共国养老院老人的用药，都由政府控制，因此中共秘密灭绝老人轻车熟路，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

 虽然新冠状病毒是中共灭绝老人的生化武器，但依照这个思路，下壹步中共肯定会对台湾和香港动用生化武器，以达到不战而“解放”台湾，摆平香港的目的：
    试问，在新冠状病毒的威慑下，持续了大半年的香港街头民主运动，是不是烟消云散了？
    壹旦台湾军队因中共投放的新病毒，而大批染病而死，那么已经服用了疫苗的解放军登岛占领台湾，就根本不需要战斗，台湾政府必须研判这种高度的可能性。

中共元首促进了瘟疫蔓延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同志们、朋友们！
在中华文化里，鼠乃十二生肖之首，进入鼠年就代表著开始新壹轮生肖纪年，也寓意著新的开端。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新的壹年，我们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实现第壹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憧憬将变为现实。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的讲话只字不提武汉瘟疫。武汉人心碎了，有被抛弃的感觉。
 
整个宴会厅的底色是红的，背景的鼠年的剪纸是红的，讲台前的花是红的，地毯是红的，习近平黑色的西装的领带是红的。他的脸上没有表情，壹如往常壹样弯著脖子。
 
这位继毛泽东后中共最有权势的人物，虽然疫情已经蔓延，但他还是沉浸在他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就他的共产帝国扩张全球的春秋大梦中。这是壹颗得了世界上最大巨婴症的头脑。权力让他成为壹个痴人说梦者。他的智商与学识都不足以让他认识到壹种新型病毒的致命性。
 
就在习近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信心满满地实现小康之时，疫情迅猛发展到了政府无法隐瞒，无法无视的程度。2020年1月25日，中央成立疫情应对领导小组。没有任命组长。人们好生奇怪，不过迷底二天后便解开了，组长是总理李克强。本来李克强作为总理担当这个职务是份内的事，不足为奇，但世人皆知，习近平是中共领导人最喜欢担任组长的，在他头上少说也有15个，多得他自己也未必搞得清，人们称之为组长治国。
 
李克强的应对疫情领导小组成员；
副组长
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成员
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
孙春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黄坤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
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
王毅（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
肖捷（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
赵克志（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

人们很快发现这份名单有壹个重大的问题，这个小组没有卫健防疫单位的干部，连防疫专家也没有。人们不明白这个应对疫情小组是应对什么。
 
2020年1月26日壹架专机徐徐地降落在在武汉机场的停机坪上，若大的机场没有飞机起降，航站大楼空无壹人，只有几个接机的省市领导。当汽车驰过昔日繁华的大街时，路上没有车，没有行人，寂静的如同死城壹般。我们不知道李克强此时此景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能像前任温家宝壹样，说出“多难兴邦”吗？

李克强任命小组长后深夜赶到武汉，到了重灾区金银潭医院。金银潭医院是武汉肺炎救治中心医院。是集临床、教学、科研于壹体的综合医疗机构，有九百张床位，它的前身是天主堂梅神父医院，掩映在张公堤之侧，黄塘湖之畔，环境十分优美。
 
新华社是这样报导李克强示察金银潭医院的；李克强壹下飞机就来到收治确诊患者和重症患者最多的武汉金银潭医院，与在负压ICU病房开展治疗的医护人员视频连线，并和来自全国各地、军队支援武汉的医生交流。李克强说，希望妳们全力以赴把患者治愈，也壹定要保护好自己，这样就能给全国人民以信心，全国人民感谢妳们。听到医护人员反映医用防护服、护目镜等物资需要稳定供应，护士力量需要加强等，李克强当即要求随行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协调解决，马上从全国再增调医护人员特别是护士以及所需物资，优先保障武汉。壹切都服从争分夺秒救治患者的需要。

李克强专门来到正在加紧建设、集中收治疫情患者的火神山医院工地，勉励工人们加班加点，加快建设进度。他说，抗击疫情如救水火，妳们是在与时间赛跑，医院建成将成为能够及时收治患者的“安全岛”。我们要千方百计确保所有患者应收尽收。李克强叮嘱要做好工人们的疫情防护。
 
从新华社的报导中除出官样文章外，是看不到其它真实的东西的。当然李克强到了武汉也不会仅仅是报导中的那些内容，这些内容只是写给老百姓看的。那些真正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党的秘密。他听取省市领导的汇报，这个时候怕是没有官员再敢隐瞒疫情了。李克强作了什么样的指示，也许日后才会披露出来。就像武汉市长周先旺壹样疫情失控后才披露他们要等待中央的指示才能公布疫情。
 
2020年1月28日，这壹天，习近平会见了世卫秘书长谭德塞，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厅，人们发现与往常不同的是，两个人会谈之间隔著三张茶几。这样的距离毫无疑问是为了防止唾沫的传染而设制的。
 
“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属下的壹个专门机构，是最大的国际卫生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现任秘书长谭德塞壹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卫生部长，这些年来与中共的关系密切，武汉肺炎出来后，他壹直配合中国政府迟迟不宣布武汉肺炎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当各国开始武汉撤侨，他还表示没有必要作出过度反应。他对中国政府亦步亦趋为人所垢病。
 
谭德塞在人民大会堂与习近平会面时，首先向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他表示，在疫情面前，中国政府展现出坚定的政治决心，采取了及时有力的举措，令世人敬佩。习近平也借此告诉外界这场疫情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人们此时才明白为何这壹次习近平让李克强当了组长，实际上这个组长不过是壹个傀儡而已，舆论哗然。
 
2020年2月15日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文，曝出习近平在1月7日即知疫情。为何2020年1月7日作出的指示到2020年2月15日才报导 ，因为武汉市长周先旺在2020年1月27日“央视”的采访中披露早在1月初已向上级通报了疫情，“我们地方政府必须获得授权后才能披露疫情”。周先旺月初向中央汇报，习近平在2020年1月7日召开会议并作出指示，从时间点上来看与周先旺的说法是壹致的。也就是说周先旺的报告习近平已经作了指示。习近平也没有延误时机。但是习近平作了什么样的指示，内容是什么这是问题的关键。也许我们从《北京青年报》的壹篇报导可以看到习近平作了什么时候样的指示。2020年1月20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了壹篇署名文章，题目就是“莫让流言冲淡节日的年味”。这篇文章当天就被包括《人民网》在内的多家官网转载。

也就是说在习近平的两个亲自之下，宣传机构依然把疫情当作“流言”。 不能让“流言”冲淡年味。这是很说明问题的标题。为何习近平面对疫情仍然要他的“年味儿”。如果武汉市长周先旺的汇报没有到达他这里，那么还有壹个渠道是否也没有到达他这里？经济学家武大教授华生为“中国疾病控制中心”高福鸣冤的文章，是另壹壹个更高，更直接的渠道。
 
“高福在得知疫情信息后，立即电话武汉得到确认，又漏夜给国家卫健委多名领导打电话报警。国家卫健委第二天，也就是2020年1月1日组成疫情领导小组与专家到达武汉。高福作为专家组的第壹成员壹同前往。根据武汉病毒采样，2020年1月8日，疾控中心正式宣布发现壹种新型冠状病毒，是此次疫情的病原体，2020年1月10日发布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并完成PCR诊断试剂的开发和测试。2020年1月11日，疾控中心开始向武汉提供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2020年1月12日，“世卫”声明已经得到病毒的基因序列。”
 
从直接听从习主席指挥的党媒的新闻来看，习近平在2020年1月7日得知疫情，但实际可能会更早壹些。但他作出的指示不能冲淡年味。这个年味也很像他的语言风格。

我们再看看港媒明报刊出署名钟仕的评论文章，文中引用未具名的”京城消息人士”指出，近来因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扩散而备受指责的中国疾控中心，其实早在2020年1月初就向中央部门通报，2020年1月6日曾向政府提议或要求启动二级响应。但在2020年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上，如何应对武汉肺炎并不是此次会议的重点。中央领导人要求要注意防范，但同时要求，不要因此造成恐慌而影响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节日气氛。在高层领导人不够重视的情况下，这些专家已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等方式预警。
 
我们知道疾控中心是无权公开启动应急响应。按照《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疾控中心只是责任报告单位。政府才有权启动应急响应。说到这里从多条线索多个渠道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医生学者，到中国疫情最高机构的“中国疾病控制中心”都是较为及时地给上级部门发出疫情信息。但习近平的指示是不要因疫情而影响农历新的节日气氛。个人专权的代价，是疫情失去了最重要的控制时段，壹场史无前例的灾难蔓延全中国，壹直延伸到海外。

海外观察家注意到中国官媒的宣传中壹直强调，壹个多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了多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1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次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1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1次面向17万人的电视电话会议，并深入北京的社区、医院、疾控中心，了解基层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其实最早提出2020年1月7日这个时间点的是习近平自己，是他在2020年2月3日的常委会上以第壹人称单数的方式表达的，后来在十七万人大会上，习近平又重复了“从1月7日以来”。这样的重复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他犯的不赦之罪就是在2020年1月7日，把疫情当流言，不要让流言冲淡年味。
 
2020年1月7日，似乎成了习近平过不去的时间点。因为就是在2020年1月7日这个时间点上，习近平对疫情作了反向指示。成了千古罪人。
 
武汉病毒既是生物性的病毒也是政治性的病毒，是两种病毒混合在壹起的病毒，这个病毒的名字，既不是武汉肺炎，也不是新冠状病毒，也不是世卫组织为拍中共马屁而改名的“COVID-19，而是习近平病毒。

极权中国促进了瘟疫蔓延

作者 文渊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武汉病毒还在肆虐，七万多人染病无药可治，数千人死亡骨灰未寒，数千万湖北和武汉民众还呻吟在病毒的地狱里，饱受瘟疫和暴力维稳的双重碾压，生灵涂炭的人间惨剧还在继续，中共当局却已开始丧事喜办了。由中共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筹划主导，五洲传播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联合“紧急”编辑制作的图书《大国战“疫”—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近日出版。

根据《新华网》2020年2月26日的介绍，“该书借鉴国际深度报道方式，从200余万字主流媒体公开报道中精选相关素材、邮寄整合汇编，集中反映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全景式介绍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壹领导下，紧急动员、齐心协力，打响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阶段性进展和积极向好态势，彰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中国积极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和地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巨大努力。”

壹个独裁极权政府，为了维稳和保他们的政权，不惜恶意隐瞒和故意拖延，致使疫情初期仅呈散发的少数感染病例，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了无法控制的大瘟疫。充分体现了他们能把小灾瞒成大灾，然后利用“制度优势”，“不惜壹切代价”去解决大灾的雄才大略。而其“不惜壹切”的代价，则是民众，是成千上万条活生生的性命，是无数的家破人亡，甚至全家被灭，还有断崖式无法估计的政治、经济损失。他们已然把无耻当光荣，把民众的痛苦当欢乐，把死亡当成绩。有人对此调侃道，壹个吃坏肚子拉了壹裤裆的人，不去悄悄地找拉稀的原因，却当众撅著屁股，竭尽全力在向世人炫耀他如何擦干净屁股的功力，还要人们虚心地学习他擦屁股的经验。此话虽糙，理却不糙。

这场由人为引发的灾难祸害了武汉、湖北、全中国，而且正在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至此危难关头，他们不从这个空前灾难里寻找根源、检讨过错，惩治罪人，反而在民众还没有脱离灾难之时，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文过饰非，树碑立传，无耻地为自己歌功颂德，竟敢公然声称“领袖英明!何其庆幸！”这是壹本无耻之尤的巅峰之作，他们已丧失了最起码的人伦。

网友们哀叹道“疫情仍在肆虐蔓延，地火仍在地下运行，死去的冤魂还在空中飘荡，焚尸炉不分昼夜地冒著青烟，这个时候歌功颂德的书本却要面市了。”、“成千上万人殒命，数千医护人员感染，无数人家破人亡，这就是他们正在歌功颂德的伟大历史功绩，已经完全没有人味的当政者，古今中外从没见过如此无耻之徒。”

其实即便是古代的封建皇帝，在遇到重大灾难和犯下大错后都知道要下“罪己诏”向苍天和黎民百姓认错、谢罪。如果是在民主国家，掌控国家权力的领导人铸下如此大错，造成如此大的损失，不用民众驱赶，自己定有自知之明，早早地就辞职谢罪。若有渎职和其他犯罪行径，司法部门也会在第壹时间调查、取证，动用弹劾、起诉等法律手段，绝不会令其逍遥法外。在日本这种武士道情怀不散的国家，此人也许根本再无颜面苟活在世上而切腹自杀以谢天下了。面对壹尊如此让人瞠目结舌的丑恶表演，人们还会觉得政权世袭罔替的三胖家族是孤例，可笑吗？西朝鲜与其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共极权对于灾难的应对模式历来都是：“灾难—被人祸扩大蔓延—丧事喜办—中央英明领导，全国齐心协力，形势大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皆大欢喜，圆满收场”。如果在疫情结束后，出这种歌功颂德的书，就如壹个瘾君子吸完毒就要嗨壹样，原本不值得大惊小怪。而现在武汉人连门都还没出，疫情是否能被很快解除还都遥无踪迹，就迫不及待地为壹尊涂脂抹粉，生生地将悲剧演成喜剧，又演成了闹剧，丑剧，著实需要细究其中的蹊跷。

不难看出，这场疫情对壹尊帝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威胁，前壹段时期霸王硬上弓式的甩锅、找替罪羊遭到强烈的反弹都未曾奏效，而且随著时间的推移和疫情发展整个过程中大量事实的不断明朗，完全证实了将疫情隐瞒、拖延成失控的直接罪魁就是他，不可置疑，无法赖掉。于是这本书的问世也就成了他的壹根救命稻草。正如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所指出的，“我认为习近平的权力地位遭遇了他上台以来最大的壹场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防疫工作还没有结束，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了。因此，他才会在这个时候匆匆发动他的宣传机器。”

该书极尽拍马溜须之神功，吹嘘那个草包假博士“作为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简直令人作呕。从他的治国能力和登基以来的轨迹来看，他的“为民情怀、使命担当”不过是“驮两百斤走十里山路不换肩”的蠢力，“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也还是跑不出那个“梁家河大学问”的窠臼。铁壹般的事实已证明，他正是这场瘟疫蔓延和失控的罪魁祸首。且看他在疫情发生和爆发后究竟做了些什么，这究竟是壹个怎样的“领袖英明”，中国民众又是如何“何其庆幸”的！

在疫情初起时，国内的卫生医疗部门和科研人员们，就以其敏锐的责任感和精深的专业素质做出了杰出的工作。他们在病例不多之时，就迅速地分离出病毒，测出其DNA，获得该病毒的全基因序列，并确定其是类似SARS的新型冠状病毒，研发了诊断试剂盒, 及时向世界公布了这些可贵的第壹手资料和信息。并对病毒的特性、发病规律、可能的传播方式做了尽可能精准的描述，同时提出了病毒的来源、壹些控制疫情蔓延的建议和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

然而这个对病毒专业研究的“高速度”，却被暴殄天物的壹尊和他手下的官员们轻易地挥霍掉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为了正在召开的“两会”的祥和，他们仍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也称“不能断定是网上传言的SARS病毒”。正是这个不学无术，只知权谋的壹尊，罔顾疫情的蔓延壹锤定音，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壹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

正是壹尊以降的各级官员们无耻的傲慢和愚蠢的自信，以及面对这个突发的重大疫情时的渎职、懈怠，他们为了维稳、保权，罔顾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拒绝及时地向民众通报、宣传, 粗暴地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在近壹个月的防控初期的“误判”、隐瞒、拖延，解除了公众甚至是医务工作者的警觉和防护意识。就在这样的漫不经心中，他们成功地将数千万武汉和湖北的民众，赤裸裸地推向了病毒的深渊，进而加大了后阶段疫情防控的难度，并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恐慌的结果，致使大批的民众纷纷涌向屈指可数的几个医院，医院的爆满又使防疫系统趋于崩溃，交叉感染者瞬间如潮水般涌来，遂加大了疫情传播的恶性循环。

为何中国早已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通过该系统“疫情信息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时间从5天缩短为4个小时”，结果还能将疫情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正如流行病学家曾光所言，“是公共卫生系统出问题了。”，“不是流行学调查没调查好，也不是病毒不该研究，也不是不该发论文。这些信息都报上去了，怎么及时转化成防控行动？现在的新冠疫情防控，还不是壹个应急的战时体制，就像打仗，有情报部、参谋部、司令部，情报信息迅速到参谋部去研判，参谋部给出建议以后，司令部马上就拍板，应该是这么壹个体制。”、“如果决策者缺乏专业知识，专业人士的建议可能也是徒劳。”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姜庆五也表示，“很多地方的卫健委，壹把手、二把手都没有医学背景，也没有公共卫生教育背景，这是我很吃惊的，因为这是壹个需要强有力的专业知识支撑的岗位。湖北疫情早期的各种问题，都与这种‘不是专业的人却在做专业的事’的现象有壹定关系。”显然这些学者们惧于中共极权的淫威，也只能避开最关键的政治原因，而小心地在技术层面泛泛而谈了。

“2012年壹尊帝登大宝后，嗜权如命，所有大权尽数揽于手中，所有要害部门都由‘习家军’把持，壹切要‘定于壹尊’，更不许‘妄议’。于是各级官员们，正好以此为借口，乐得懒政、怠政，在其位而不谋其职，谁也不想当出头鸟。就在武汉告急、疫情失控、有关部门和湖北、武汉的官员们眼巴巴地等待圣旨以解燃眉之急的关键时刻，壹尊帝却与昂山素季缠绵于异国他乡，在风景如画的云南滇池‘乐不思楚’，妥妥地把疫情拖到最后壹刻。也许是学识有限，他根本就不懂疫情的利害，也许是忙于权斗，无暇顾及而没有放在心里。此时大势已去，失去了对疫情防控的最佳时间，望病毒兴叹，无可奈何。”

为了摆脱困局给自己解套，只好派遣钟南山以大内公公的身份到武汉为他宣旨，这才有了武汉无可奈何的封城和全国各省的壹级响应。此时的武汉和湖北疫情完全失控，上千万民众被困在家中，数十万感染者被隔离在家中“自生自灭”，每天都有大批的患者被瘟疫夺走生命，全家死绝灭户者不绝于耳，出现了大量人道灾难和恶性失助事件，壹片地狱般的凄惨。封城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武汉，超千万人口的九省通衢之地突然被掐断与外地联系，使当地物资、生活、就医等问题面临极大考验。随之，全国各地也先后壹刀切地大举施行暴力封城、封村的战时管制，强制隔离民众。各地壹边高喊“武汉加油”，壹边疯狂地围追堵截在外的武汉和湖北人，不少人无处安身，只能流浪在外。

许多有数千万、近亿人口的省市，不过区区百十例、有的才仅两位数的感染者，何须如此惊恐失措。如此懒政、惰政的结果，有的人可能会幸运地躲过病毒，有的确诊患者侥幸地从阎王殿前逃回来，可是没人知道他们能否躲过疫情所导致的连锁效应带来的伤害。有很多人因此倾家荡产、食不果腹，开始为壹日三餐发愁，而这种伤害，很可能也是致命的。

面对汹涌而来、无法遏制的疫情，前不久还在自信吹牛的壹尊被吓破了胆，再也顾不上他那“骨子里透出来的贵族气质”，不仅从未在武汉露面，而且不知躲在哪个老鼠洞里数天暂不刷屏、网红。有人说他怕死，怕被感染；也有人说他是接受了赫鲁晓夫当年去克里米亚度假时，他的同僚们乘机召开中央全会把他搞下台去的历史教训。因为根据防疫规定，从封城的武汉出来者，须隔离14天，而这14天足够壹场政变的策划和实施。

壹尊帝临阵脱逃的可耻行径遭到了民众的置疑和激愤，于是他不知廉耻地急忙出来宣布自己对武汉疫情“壹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以图洗地和沽名钓誉。这种拙劣的谎言被国人公开嘲笑后，官方又改来改去，闹出新华社和央视两家官媒打架的笑话。

无独有偶，《人民日报》2020年2月29日的头版头条竟是《日子过得像蜜壹样甜》，终于惹得众怒了。有网友说，“他们到底是壹群什么生物？他们也是病毒，但病毒却比他们要脸”，还有的说“这种反人类反人性反文明的媒体还能叫媒体吗？”

壹个多月来，壹尊帝“壹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抗疫斗争被延误，从壹个极端走向另壹个极端。从放任自流，任疫情泛滥到不管民众死活，野蛮封城、封省、封国，使得中华大地壹时成了“万户萧疏鬼唱歌”的阴城鬼域，民众吃著阳世饭，过著阴间的日子，给中国乃至全球带来壹场前所未有的浩劫。谁之过？谁之罪？早已有了定论，岂是壹本颠倒黑白、无耻吹捧的小册子能反转过来，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淋淋的事实。

负面影响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新冠肺炎疫症（COVID-19）仍在全球间迅速蔓延，目前已有90,000宗确诊病例，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如果中国官方公布数据可信的话，疫情在中国以外的蔓延速度要比在中国境内更快。南韩每天新增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中国。而美军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南韩首尔郊外的汉弗莱斯（Humphreys）营——也由于爆发而被封锁。

日本政府已下令所有学校关闭，直至至少下个月，受影响学生超过1300万。意大利目前有逾1700病例，北部的11个城镇处于“中国式”隔离状态。

全球都出现关闭和取消潮，并成为了新的常态，关闭的项目包括伊斯兰教在沙特阿拉伯的两个圣地，以及原定于本周开幕的中国壹年壹度的人大会议。习近平壹方面要确保世界上最富有的“议会”不会受病毒感染，但另壹方面却正竭尽全力重启经济，并使工人重返“世界工厂”恢复生产。

另壹个独裁国家伊朗正爆发最令人担忧的危机，官方证实了近千确诊病例。然这个数字被普遍认为是虚构的。德黑兰市议会卫生委员会主席说，该国感染病例可能有10,000至15,000人。戏剧性地，该国卫生部副部长在举行记者招待会后，也明显感到不适，而他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也呈阳性。

疫情仍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地方性流行疫症（epidemic），而非疫症大流行（pandemic）。世卫组织对这个紧急情况的沉默以及处理手法引起了很多争论。 新冠肺炎已达到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CDC）对于大流行定义的三个标准中的两个：它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且可能导致死亡。第三个标准是疫症已经在全球间扩散。奇怪的是，也许反映了政治压力和避免引发“恐慌”，尽管事实上已有超过60个国家出现确诊个案，但世卫组织对疫症是否已成为大流行的问题上依然犹豫不决。

尽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早已完全陷入停顿，但似乎市场过去壹直自欺欺人地无视消息，不过华尔街和全球的股票市场最终仍然暴跌。实际上，过去壹周已有约7万亿美元蒸发掉，相当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市值的壹半。包括纽约在内的全球主要股票市场在壹周之内下跌了10-12％，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差的表现，也是有史以来最快的“修正”。

这是历史性的恐慌，然而特朗普等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政客仍不肯相信市场和全球经济极有可能发生崩溃及衰退。

“有关2020年的全球经济将出现温和反弹的乐观估计已化为泡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分部前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指出：“欧洲陷入停滞，日本的经济在2019年最后壹个季度萎缩，甚至中国和印度也在失去动力。因此，今年已经是壹个艰难的开端。现在，新冠病毒使世界经济沦落至求生模式。疫症正损害全球的旅游业、贸易和供应链。”

尤其是盼著持续的牛市令自己在2020年11月连任的特朗普，他寄希望于习近平和中共独裁政权所采取的空前严厉措施（包括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隔离措施）能够制止疫情传播，然而疫情尚未得以制止。

两周前，特朗普在壹次州长聚会上说：“两天前，我与习近平主席就房间里的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而他感到非常有信心。他感到非常有信心。而且正如我提到的，他感到这样，在四月中或四月底前，气温回暖可以杀死这些病毒。这将是壹件好事。但我们国家的状况非常好。”

正是这种盲目和壹厢情愿的想法，导致中国当局在2019年12月和2020年1月犯下了壹系列错误，使疫症在中国得以爆发。

华尔街对疫症可能造成的潜在破坏的延迟认识只是事件的壹部分。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的爆发，人们长期以来也预计著目前的财务混乱状况。这是因为股市（尤其在美国）处于史上最大的金融泡沫。它甚至比2006年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还要大。随著疫情的蔓延，加上中国经济活动的崩溃将波及全球，投机者现在担心末日将至。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对各国央行（特别是美联储）的关注将会非常多——确定它们是否可以向股市提供更多支持，像金融体系注入更多的信贷，来支撑股市泡沫。但是，基于过去十年各央行前所未有的宽松货币政策，人们感到严重担忧，因为他们可能已经黔驴技穷。

特朗普政府正在讨论新的减税措施，甚至降低其在中国的部分关税，以平息资本家的不安。特朗普已经重新对美联储施加进壹步降息的压力，要求美国的利率要降到比日本和欧洲更低：“美国本应拥有最低的利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已表示准备进行干预，以平息股市。

许多经济学家对此成效表示质疑。在过去十年中，似乎无休止的“量化宽松”（QE）印钞的确成功地阻止了全面的衰退（以扩大当前股市泡沫为代价），但这次可能有所不同。疫情仍在蔓延，并导致了多地经济封锁。降息不会刺激人们在疫症中冒险购物，也不会重新连接切断的全球供应链。

特朗普的顾问甚至将疫症指控为民主党捏造的“骗局”，以破坏他的连任机会。特朗普指责部分媒体“竭力挑起公众恐慌”。贸易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预测中国的疫情“将有助于加速工作机会回流北美”，体现出美国政府的自大情绪。

这样，美国政府对危机的反应就是以某种不同方式重复中国专制统治者的所有错误。中共独裁政权无视事实，浪费宝贵的时间，误导社会，对公众说谎，并试图妖魔化任何试图发声的人。

与特朗普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客纷纷竭力拯救华尔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同壹堆政客对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所作出的反应。他们削减公共支出并实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破坏了世界各地的公立医院系统。由于费用高昂，将近3000万成年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而芝加哥大学于2018年进行的调查显示，有44％的生病或受伤的人没有去看医生。

随著冠状病毒爆发的蔓延，公司裁员、减薪和放无薪假的浪潮也随之蔓延。在中国，过去6周史无前例的封城使大部分工人领不到工资。在建筑、制造业和许多服务业中，占中国绝大多数工人的农民工（来自中国较贫困地区）在大多没有工作合同、社保、失业或医疗保障。这些工人首当其冲受中国的疫情影响。由于成本高昂或户籍限制，他们在许多情况下无法在医院得到治疗。

但是许多美国工人也面临著隔离期间领不到工资的状况，根据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数据，美国73％的兼职工人甚至没有有薪病假的权利。《卫报》在2月28日报导指，在2009年H1N1猪流感暴发期间，尽管生病了，但仍有约1/3的美国工人没有请假，这反过来又导致多达700万人感染。同壹家报纸报导了壹名迈阿密居民的案例，该人士从中国回国后于1月进行冠状病毒检查，而院方向他征收3270美元的检查费！

显然如果新冠肺炎疫症在美国爆发（包括CDC在内的许多专家都认为这是时间而不是可能性的问题），美国工人阶级只有很脆弱的保护。特朗普的政策进壹步削弱了这些防护措施，他在最新预算提案中削减了16％的CDC资金，并削减近10％的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预算，他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取消了监督疫症大流行应对措施的职位。特朗普还提议削减用于全球卫生计划的30亿美元，包括减少53％提供给的世卫组织的资金。

源于中国的疫症亦导致了历史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过去6周的生产暴跌比中共政权所设想的要严重得多，而且似乎不太可能出现V型反弹。最近发布的官方和非官方数据证实，不仅在制造业，而且在服务和建筑业，衰退都非常严重。而服务业占中国GDP的壹半以上。

现在看来根据疫情状况，本季度甚至下壹个季度的GDP都将无可避免地陷入衰退。澳新银行（ANZ）预计中国第壹季度GDP将萎缩2％，而对冲基金PIMCO则预计将下降6％。这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衰退更为严重。季度衰退是自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壹次。

在全中国，工人被禁止出行并受检疫限制，而许多人害怕受到感染而留在家中，因在这个国家有许多人因为患病而陷入贫困和负债。习近平已将重点从抗疫转到在全国范围（除疫情爆发中心湖北和武汉）呼吁各地恢复“全面生产和正常生活”。但是，这个呼吁成效不壹，中共政权和中国不同层级的党国机器对其自身法而造成了更大的损害。

欧盟商会壹名发言人说：“各地相互冲突的疫情防控措施，变相成了数以百计各自为政的封建领地，现在几乎不可能在中国国内运输货物与人员。”

虽然国家控制的媒体报导说，“超过90％”的国有企业已经恢复生产，但许多人认为实际数字要低得多，大多数公司仅实现部分恢复。根据澳新银行的数据，截至上周，中国经济正在以20％的动能运转，约有50％的工人重返岗位。

北京的评论员吴强解释说：“这场危机对习近平的形象造成了致命打击。”他告诉《纽约时报》：“未来的很长壹段时间，公众会对他产生持续的怀疑，这种怀疑是不可挽回的。”

尽管在中国与新冠肺炎的战斗还远没有结束，但中共政权感已经受到对其统治的真正威胁，因此当局正在进壹步强化其镇压机器和奥威尔式监控国家的能力。监控措施不仅无法向社会预告新冠病毒威胁，而且实际上压制这些警号。如今，以抗击新冠病毒的名义，监控进壹步得以强化。包括新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已被用作社会和政治控制的工具，而外国“民主”政府也在密切关注并尝试学习当中至少部分的方法。

阿里巴巴子公司开发的壹款自我评估的手机应用程式正在200个城市中使用。每个公民都必须进行自我检疫，用户需要输入任何可疑症状、最近的旅行史和其他信息，应用程式会显示红色、黄色或绿色的二维码。只有带有绿色二维码的人才能在户外开车或四处走动；警方可以要求每个人出示其二维码。

习近平政权用这种方式开始将其统治（有1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被关在集中营的）新疆的壹些“科技威权主义”特征推广到中国其他地方。这是社会主义者早就警告过的。

同样世界各国政府很可能会试图利用新冠肺炎疫症来及加强警察权力和其他威权手段，以期平息群众的愤怒，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已开始实行新的针对抗议和游行的禁令和限制措施。

社会主义者和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主张大量投资公共医疗系统，并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以使社会为应对大流行的威胁做好准备。这些必须在完全民主的控制和公众监督之下——我们不能相信（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客。

在许多国家，基本医疗用品短缺，例如保护长袍、手套和适合的口罩。需要在民主控制下建立新的公有经济，以快速生产此各种救生设备。工会和工人政治组织领导的群众斗争需要扭转在市场主导下公共医疗支出的灾难性削减。工人运动和国际左翼必须应对这壹挑战——新冠病毒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及其政治代表之下，世界并不安全。

瘟疫的本质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中国的医疗系统也遭遇超负荷的挑战，以疫情发源地的湖北武汉最为突出。多所医院出现人手、资源不足及医护人员工作量过大的情况：壹些医护人员没有时间去厕所而必须使用尿布；壹些医院医疗物资短缺；有影片显示，壹名武汉人在当地医院能够见到医生之前需要排队10小时。实际上，早在1月下旬，壹名医生接受《三联生活週刊》采访时已经指出，各个医院的承载能力到了极限。有些医院没有足够的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的试剂盒，有些医院则没有检验的条件。随著疫情恶化，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物资的短缺造成的医护人员防护不足，导致全中国逾1700名医护遭感染（其中湖北武汉就有1102名），更有6人死亡。

为了应付疫情造成的床位短缺，中国于武汉迅速兴建了“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于2020年2月初启用，声称均可提供上千张床位，用来救治确诊患者。另外武汉市也借用武汉体育中心等13处公共场所设立“方舱医院”收容轻症患者。然而被官媒极力吹捧的“火神山医院”，却没有氧气插口、心肺监测插口等必要设施，内部构造也被形容犹如集中营；“雷神山医院”则存在天花板漏水等施工品质问题；“方舱医院”更只是将被收留者集中隔离，且允许被收留人员集中跳“广场舞”，妄想以此令轻症患者迅速康复，却不知很可能加剧病毒人传人、造成疫症进壹步恶化。

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週，当局坚持认为人传人的可能很低，很大程度上令医护人员得不到充分防护，而在初期揭发疫情的医护被警方以“造谣”处罚、医护人员不得公布病例数字等舆论管控也使社会大众没有足够的警惕。壹线医护人员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而医护人员遭感染也增加了医院内交叉感染的风险。

短短几天内，成千上万的建筑工人签订建设新医院的合同，然而这些工人严重缺乏防护，经常不得不简单清洗后就重複使用口罩，且工地卫生条件恶劣。环卫工人的工作压力也急遽增加，且承受不起不上岗的惩罚——壹天没有上岗将被罚款150元，而这比两天工资还要多。此外，公共交通停摆意味著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许多工人上下班会遇到麻烦，也大幅增加了本就分配不到足够防护物资的出租车司机、送餐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压力与风险。

面对群众问责怒火，中共政权设法将责任向下推给武汉地方政府，免除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等人的职务。2020年2月8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壹新抵达武汉，亲自坐镇防疫指挥部。2020年2月12日湖北单日激增14840宗新冠肺炎案例的同时，上海市委书记应勇调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就任武汉市委书记。然而陈壹新乃政法系统出身，被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将采取有力措施严控媒体和网民言论；应勇与王忠林也均非先前传言的医学或技术背景官员，而是具有公安背景。这三人均被视为习近平的子弟兵。习近平在政权内忧外患、自身面对党内权力斗争压力之时平息民怨、保证政权稳定而已。

如同2003年SARS，中共政权对症情爆发的反应充分说明了中共只有在问题瞒不住的情况下才承认问题存在，并在群众愤怒威胁中央政府时装模作样地撤换几个地方官员，并在媒体宣传“成绩”以安抚群众。然而面对疫情的持续恶化，越来越多的群众不会再受矇骗，而是意识到必须推翻中共壹党独裁政权。在职场组织独立工会捍卫劳权的诉求将会得到群众支持，对曝露于病毒之中的医护工人和垃圾收集工人来说更是生死问题。在世界各地的工人运动，包括香港和台湾的，应该支持这壹想法，并支持中国工人赢得此壹重要的民主权利。资本主义无法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务和抗疫物资，所以将药剂及医疗设备行业民主公有化也在这场危机中变得更迫切，抗击疫症也要抗击极权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

历史背景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近壹段时间以来，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牵动全世界的神经！
   
继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是紧急卫生事件之后，2020年1月31日，美国大动作“封国”，禁止之前14天进入中国的任何非美国公民进入美国。其他国家纷纷采取相应措施阻止疫情在本国传染或扩散。
 
但是当前韩国、日本、意大利等都从零星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到爆发性增长~~确诊病例在这些国家大幅上涨，并且伴有不少死亡案例；全世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增长的形势相当不妙。
 
当然这次疫情，受难深重的首先是武汉人民，为什么会这样？查证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回答上面问题的关键所在。
 
瘟疫发生到现在，各国已经有许多科学家纷纷发表论证或见解：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人工合成。
 
另外，根据俄罗斯官方的消息说，俄罗斯的卫生部长签字声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人工合成。乌克兰官方也这样认为。
 
还有，美国白宫已经要求科学家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
 
 
美国这样做是壹次例外！因为之前中国即使发生重大灾难，与美国、欧洲等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政府职员或议会议员也只能口头上呼吁壹下，谁也得不到准确的独立调查的真相！即使全世界都被蒙蔽，谁能有办法？例如香港方面的灾难，虽然也让全世界侧目或震惊，但各国都只能观望，或者象美国那样用国内法来“约束”壹下，对习近平等的权力没任何影响，全世界也是得不到香港事件的真相。
 
既然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仍在世界上壹些国家肆虐，则网络上的关于该事件的信息仍然很多涌现出来。
 
其中有网络信息讲到，前中国共产党“国防部长”迟浩田在非公开的会议上曾提到与美国的“战争”，大意是中国共产党“军队”需要建立生物武器类的大杀伤武器，并用这样的武器“突击”美国成功，这样，即使中国“自身”可能有重大伤亡，但只要能打败美国，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所不惜的。
 
中国共产党内有这样的“突击”美国的观点出现，壹点也不奇怪。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建立“政权”并延续到现在，其造成民众的重大死亡的历史仍旧历历在目。美国民众，在共产党眼里，不可能是神！
 
 
我们关注的是，只要查实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人工合成的生物武器，并且故意释放出来，还达到传向世界效果，那么，世界范围内的生物武器战争就分明是打响了！
 
这分明是世界大战~~生物武器战争了！
 
从迟浩田的生物武器论述来看，这还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物武器战争计划的（提前）实施。
 
但这是阴谋论吗？
 
 
有充分证据显示，中国共产党早就知晓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情况，但却通过壹系列动作压制真相：
 
壹、早在2019年12月26日，武汉协和医院将不明肺部感染样本送交基因测序公司“华大基因”，2019年12月30日华大基因将测序结果口头通知协和医院，称病原体是壹种冠状病毒......至2019年12月底，中国大陆已经有多家NGS检测机构，如广州微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等相继检出武汉新冠病毒，并指出其具有高度传染性，也上报相关政府部门。
 
然而，中共卫健委还因此在2020年1月3日发布3号文件对上述多家NGS的检测结果全部实施封杀！
 
二、2020年1月1日，中共武汉公安局微博发布《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通告。此事件已经反转，这8人都是亲历新冠病毒传染事实的医生。
 
三、中共央视等多个媒体反复播报8名医生“散布谣言”被“依法查处”。
 
四、中共媒体向全世界散布假消息：2020年1月3日，武汉卫健委通报——未发现明确人传人的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还有相关事实证据，这里不壹壹列出。
 
这么多事实证据证明，难道不是故意让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从武汉向全世界肆虐？
 
并且疫情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壹直不准美国科学家们来武汉帮助控制疫情，也只让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进入武汉的非“心脏区域”。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涉及政府部门的案件，需要政府提供证据来证明自己“无辜”！如果政府部门不能提供证据，则罪在政府部门，这在很多刑讯逼供案件里是常见的。同理，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应该是中国共产党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是“无辜”的！
 
但是我们不但看不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反而看到许多掩盖真相的事实！从法律角度来看，已经是坐实所谓的阴谋论了。
 
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有第壹时间的独立调查，什么阴谋论都会被真相所击破。可惜的是，别说第壹时间，即使到第十壹时间都可能没有独立调查。
 
这样“世界大战——生物武器战争”的阴谋论还是会盛行的。
 
没有独立调查，只有有限的证据，从而查证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来源，需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努力了！
 
我们都期待早日打破“世界生物武器大战——中国共产党的生物武器战争计划的（提前）实施”这壹阴谋论的说法！

极权专制

作者 张杰 写于 二零二零年

 2020年3月10日，武汉封城后的第四十八天，壹直不敢踏上武汉土地的“人民领袖”习近平终于来到了武汉。这个的消息其实并不令人惊奇，壹是他作为“大国战疫”的统帅肯定要到武汉，无非是选择什么时机，是病毒肆虐、民众恐慌之时，还是疫情被控制、民众情绪稳定之时。二是种种信息表明，习近平即将到达武汉。香港《明报》2020年3月6日曾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称，习近平近期将赴湖北武汉视察，包括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此外习近平也将进入社区慰问武汉当地居民，此前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要求展开“感恩教育”之后已有媒体揣测，他这是在为习近平去武汉做铺垫。另外有视频显示，近日武汉壹队壹队全副武装到牙齿的防疫人员，拿著喷雾器沿街消毒，场面蔚为壮观。
   
   习近平周二上午抵达武汉。他在火神山医院，他与医务人员和患者通过视频隔空交流。随后，习近平离开火神山医院，前往武汉市的东湖新城社区。实地考察结束后，习近平主持召开了湖北省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习近平的武汉之行，沿途戒备森严。众多视频显示，临街的高楼上布满狙击手，而且临街的家中都有警察“蹲点”。如此严密的保安措施，不可能再发生像孙春兰副总理视察小区居民生活时所发生的尴尬壹幕。下面，我们就习近平到武汉视察事件壹起思考两个问题：

 第壹，习近平为什么现在到武汉？
   
   我的看法是习近平到武汉是来展示统帅风采和“大国战疫”胜利姿态的。2020年3月10日上午11点，中国央视新闻、新华社及《人民日报》三大官媒立即发出快讯，报道习近平考察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工作的内容、行程，几乎是第壹时间实时报道，并不像以往在晚间新闻联播才发布。湖北日报周二报道说，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在壹次省委会议上表示，该省的旅行限制准备放宽，疫情风险较低的地区将允许人们持有健康绿码在全省范围通行。有关出行的具体规定将在最近几个星期内公布。
   
目前中国的新冠确诊病例急剧下降。2020年3月10日，武汉关闭了最后壹家临时医院。此前武汉为了容纳突然激增的病人修建了14家临时医院。自2019年12月以来，中国报告了超过8万例确诊病例，其中约6.7万例发生在湖北省。习近平抵达武汉当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在过去24小时，中国新增了19例病例，其中武汉有17例。新华社随后发表快评，称当前疫情防控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习近平亲临考察表示“发出了决战、总攻的动员令”，必将带来巨大鼓舞和激励。
   
   英国《卫报》评论说，中国领导人前往疫情中心发出的信号是，北京认为在对抗新冠病毒的战役中，“潮头已经转向”，形势向好，“已经基本上取得了胜利”。美国《纽约时报》分析认为，习近平去武汉被当成壹个信号：中国领导人相信壹系列“严酷”的限制防控措施，其中包括从2020年1月下旬起将数百万武汉人封在城内抗疫，已经让疫情得到了控制。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引述观察人士说，习近平去武汉实际上是宣布抗疫的初步胜利，是为了给自己指挥抗疫加分，同时消除人们对疫情爆发时政府反应不够及时所提出的批评。国内时政分析人士吴强说，习近平以终于去了武汉的态势表明他所领导的疫情战役，已经获得阶段性成果。各种新增病例都在下降的状态，表明他成功地防范了瘟疫。灾情转为他个人的胜利，这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习近平视察的时间，刚好是美国股票市场出现动荡，西方国家出现恐慌迹象。吴强指出，习近平当天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壹个重要信号：“在国际社会哀鸿遍地，疫情处于大扩散的转折点的时候，他想表明中国模式似乎取得成功，以此来奠定壹个大国领袖的地位。我相信这是他想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壹个信号。同时也急于挽回中国的国际形象，以避免中国经济、政治未来受到更严重的冲击。”现旅居美国的学者张良栋认为，“疫情这件事，现在正好是摘桃子的机会，他跟谭德赛会谈的时候就说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个时候他已经很清楚这个桃子绝对不能落在别人手里。他开始还有点犹豫，李克强去了武汉之后，他觉得这个桃子壹定要摘。”

第二，习近平即将面临的更大危机
   
   肺炎疫情自武汉出现以来，习近平就壹直在扮演上帝的角色，按著自己不变的步伐在与新冠病毒较量，但不幸，事实证明，习近平壹直是壹个失败者，尽管他壹直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也要求别人都称他为胜利者。2019年1月7日，习近平就已经知道肺炎疫情的蔓延，并开会进行部署，但他不愿改变自己步伐，对湖北省、武汉市以及国家疾控中心的疫情请示不理睬，继续参加春节团拜会，并到云南视察。直到2020年1月20日，武汉实际感染人数已经数以万计，才慌忙宣布封城和成立防疫领导小组。时至今日，尽管全国疫情下降，趋于稳定，但感染确诊人数已经超过8万人，死亡的人数也超过3千人。应该说习近平是这场疫情中最大的责任者，他的自大、狂妄给中国人特别是武汉人带来了灾难。

就在习近平以胜利者姿态视察武汉时，肺炎疫情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扩散。目前全球确诊病例已突破10万例，除南极洲外六大洲均有确诊病例。其中，韩国、意大利、伊朗、日本累计确诊病例均过千，韩国确诊破七千。截至北京时间3月10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球蔓延到110国家，除中国外累计确诊病例达33353例;死亡884例;治愈3802例。其中，意大利累计确诊9172例（新增确诊1492例）、韩国累计确诊增至7513例（新增确诊248例）、伊朗累计确诊7161例（新增确诊743例）。
   
   目前新冠病毒仍不断在变异，壹些已经治愈的又出现了病毒，壹些人无症状传播病毒。习近平以胜利者姿态发布《大国战疫》壹书已遭到中国人怒斥，王忠林号召武汉感恩习近平和感恩共产党遭到武汉人强烈抵制。但习近平似乎并没有吸取教训，仍然以胜利者和救世主姿态视察武汉，要为自己的丰功伟绩添上浓墨重彩的壹笔。但病毒从来不理会习近平的自说自话，它才是真正的王者。正在大举复工的中国和即将解封的湖北、武汉是否会重蹈覆辙吗？已经在世界肆虐的疫情是否会出口转内销，又回到它的起点中国？
   
   尽管中共采取将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列入抗疫先进的名单里，企图逐步平息中国人的愤怒。毕竟疫情过后，中国人将忙于恢复岁月静好的生活和安葬已经逝去的亲人。但人们对李文亮的记忆会像手握沙子壹样地流掉，从清晰到模糊再到遗忘吗？但我认为，这很难，因为3千条无辜的生命是笔血债，是习近平和共产党欠给中国人的血债，不会就这样消失的。即使疫情过去后，中国的壹切都恢复平静，歌舞升平、麻将声声、车水马龙，但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了。这场肺炎疫情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疫情告诉中国人，不关心国家的命运，每壹个人都要共同面对灾难；危难之际，共产党和它的领袖都是平庸无能之辈；强大而人民没有尊严的国家不值得荣耀；中国经济上的成就正在像冰雕壹样在融化；执政党和政府和官媒壹直在撒谎，中国人看不到也听不到真实的信息；人民代表与人民没有关系，他们只是壹群官僚和群众演员。在灾难面前，中国人悠久的历史和文明没有显现，人性的自私、贪婪和邪恶亘古不变。肺炎疫情像壹面镜子照出了中国的人间百态，照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残暴，照出了中国极权体制的落后和野蛮。

谁是真正隐瞒疫情的祸首？李文亮事件的调查结论是什么？那些因疫情而死去的武汉人如何对待？中国的言论自由如何保障？这些问题像达摩克利斯剑壹样高悬在中南海的上空。追责对习近平和共产党而言，无法逃脱。武汉作家方方说，疫情过后，政府应迅速成立追责小组，立即详细复盘疫情始末，查明是谁误了时间，是谁决定不将疫情真相告知民众，是谁为了面子上的光鲜，欺上瞒下，是谁把人民的生死置于政治正确之后，是多少个人，多少双手，导致了这场灾难。谁的责任由谁来担，尽快给人民壹个交代。在亿万人为这场疫情付出深重的代价之后，不少中国人觉得在耽误应对疫情重大时机的责任没有追究之前，庆祝胜利是壹件可耻的事情。
   
   习近平和中共如何面对责任追究？拉几个武汉官员当替罪羊，但问题是，妳自己在2020年2月23日17万人会议上口口声声说2020年1月7日妳已经在亲自指挥，但为什么没有将疫情真相告诉人民？中共领袖是从来不会犯错的，那些替罪羔羊是否会效仿王立军夜奔美国领事馆？英雄的武汉人民是否会点燃他们憋在心里的怒火？

制度与防疫

作者 郭于华 写于 二零二零年

2020年大瘟疫来临，发生在2019年末的新冠病毒肺炎首先在武汉暴发性流行。此次疫情的发生和抗疫过程不仅将体制弊端和权力的颟顸霸道暴露无遗，也清楚地显示出民众的绝对弱势和社会力量的羸弱。正是这种社会结构性失衡才使得灾难后果极其严重，整体危机加倍放大。

壹方面是权力对信息的封锁控制，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初期滥用法律训诫“吹哨”示警的医务人员，导致已然发生的疫情被忽视。于是人们在浑然不觉中集体聚餐，准备欢度春节，而病毒却魔鬼壹般地侵入人们的身体。近期，数名前往武汉调查的公民记者相继失踪失联。须知，灾难和不幸不是因为说出来才有的，而是不许说出来才为祸更甚的。

另壹方面，面对武汉及湖北多地封城封路封社区、病患挣扎在死亡线上、病亡者家人悲痛欲绝、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武汉人惊慌不知所措的惨状和险境，却是官僚系统失灵，医疗物资匮乏，管理调度混乱，民怨几近沸腾。

但此时，各地民众的不忍之心自然流露，表达出普遍的悲悯之情和强烈的参与救助意愿。各种民间组织和许多个人自觉地联合起来，形成救助武汉的洪流；各种医疗和生活物资汇集武汉，亦有本地和外来的公民自发提供各自所能的救助资源和各个角度的信息报道。

我参与其中的壹个捐助活动可作为诸多民间自发救援的壹个案例。以“合作抗疫直达现场”为宗旨，面对武汉及湖北疫区医疗物资短缺状况，这个以企业家、学者、媒体人和各方人士组成的救援群体在1月底就迅速集结，通告、募捐、寻货、采购、送达，几乎日夜不停；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三轮捐赠，将防护服、隔离服、护目镜、酒精等物品直接送到壹线医院。

这个经互联网连结起来的数百人的捐赠群体，虽然大多数人互不相识、未曾谋面，却是组织分工有序，群内民主协商，所有款项、物资、签收证明都以表格、图片、视频方式公示，欢迎监督；特别是前线志愿者冒著感染的巨大风险，克服无法预期的艰难险阻取货送货，受到捐赠人的高度赞赏。整个捐助过程难免遭遇各种外部压力，内部亦不无分歧、争吵甚至被质疑诈捐而遭报警；但终于大家心无旁骛，团结抗疫，将捐助进行到底。

虽是壹次微不足道的活动，却能体现出自发的民间救助力量本是救灾过程不可或缺的。民间力量虽然微弱，却快捷、灵活、细致，可以到达官方救助难以顾及的地方。例如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著名体育评论员李承鹏第壹时间就向自己的700万微博粉丝发出消息，并快速组织志愿者团队，借助摩托车、三轮车，甚至步行方式进入灾区（因为这样不会造成道路堵塞，还在沿途通过微博募捐）。在政府救援还未到达的偏远村庄发放帐篷、棉被、瓶装水、食用油和彩条布。

重大灾难来临时，社会自助和自救往往能够起到政府和市场都无法替代的作用。然而在已成惯习的“维稳”思路下，原本可以达成社会团结的力量却成为管制打压的对象，在壹些人眼中变成别有用心的异端。在这种惯性的敌对思维支配下，有地方政府以“进行规范整顿”为由，强令生产紧缺医疗物资的企业停产，所需物资由政府指定部门“统壹采购、统壹调配，任何企业和个人不得私自交易”；壹些地方关闭高速公路，阻止紧缺物资运送；甚至壹些地方邮政部门下文禁止邮寄口罩、防护服等防控物资；更有壹些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门“依法”行政拘留向疫区运送粮食、蔬菜的人员。这样壹系列严苛的管控和“执法”使得民间组织的捐助行动如履薄冰，难上加难。

回顾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大量来自民间的人力、物力、财力汇聚灾区，形成强大的救灾生力军；然而如此重要的民间救助却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组织、人员被阻挡不能进入；许多物资未能到达灾民手中；大量救灾捐款进入政府掌握；更有甚者，灾后对死亡学生情况进行调查的公民几乎悉数受到“法律”制裁。

其实稍有正常思维即可知晓，有组织、有规范、自治的公民社会，相比于壹盘散沙自私冷漠的乌合之众，哪个更有利于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此次瘟疫灾难中无数人们的无力无助，进而悲愤绝望，另壹些幸免于难的人们表现出的冷漠、歧视和排斥，更有壹些基层执法者或临时防控人员表现出的暴力、残忍，都与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的缺失不无关系。与疫情同样严重的社会性灾难，强有力地证明了拒斥现代政治文明、压制公民社会的发育、走倒退之路的严重后果。至所谓政治稳定于人民生命健康之上的“维稳”，本身就是壹种致命病毒。

目前中国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指向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就社会层面而言，宪政民主，不仅是政体的选择，也是个人与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有人担心“公民社会建设”会激发民粹主义，但在中国这是壹个伪命题。由于独大的权力既不受限制，又不担责任，民粹主义在中国很难成型。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是面对强大的全方位权力，民众积弱、积贫、积愚，几乎所有的表达渠道和行动空间都被封锁，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均难以形成。所以我们面临的恐怕不是民粹而是民弱。

权大于法、官强民弱是中国几乎绝大多数问题的根源。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化“民弱”为民强，通过公民参与和公民社会的发育走向民有、民治、民享，即真正的宪政民主之路。

如何才能促进由“民弱”到“民强”的转变？需要积极地、自主地建设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生长，不是权力主导的过程，不是权力对社会的占领，也不能仅仅归结为促进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更不是对社会的控制；而是充分发挥社会自身的主体性，即自治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的建设。社会的自主与自治实际上是形成社会秩序的重要机制和手段，也是带来社会繁荣和活力的根本。

而在今天的中国，如同“宪政民主”、“司法独立”等概念都不许提，“公民社会”也进入了敏感词系列。这种意识形态控制和高压维稳已经造成明显的社会恐惧症。需要注意的是，对自主性社会的恐惧不只来自权力，同样也来自大众。如果说权力对社会的恐惧表现为怀疑、排斥和否定其主体性，尽力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那么大众对社会的恐惧则更类似于医学意义上的心理恐惧症，把社会视为壹种具有破坏性的威胁力量而自动远离之。

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有赖于公民、公民权、公民意识的生产。构建社会须从培育公民开始，需要制度、文化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与互构。政体的变革、好制度的建立、良性的社会生态不会从天而降，而是需要所有社会力量的参与和行动。因而我们强调“行动之于结构的优先性”，不要小觑行动者功效甚微的实践，其能动性体现在不断地触碰、试探结构的边界，在狭窄的缝隙中扩大空间，在厚实的压迫中开辟缝隙。

行动过程可以产生有勇气、有智慧、有能力的公民。组织起来的公民通过参与、表达和行动才有可能摆脱政治奴隶的命运。此次救助湖北的各类民间自组织的行动为此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壹个国家的文明化进程必然是各种社会力量合力推进的，它只能在自由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政治、自治公民社会三维结合的多元治理结构中才能实现。

瘟疫的影响

作者 梁京 写于 二零二零年

从习近平2020年1月7日做出隐瞒武汉疫情的决策，到全世界进入近乎停摆的“紧急状态”，前后不过两个多月时间，而我相信会有数以十亿计的人感到恍如隔世。可以说“武汉肺炎”的爆发和全球传播，是壹次真真切切的“地球村”体验，那麽，这个规模前所未有的“集体时间经验”，对未来意味著甚麽？虽然有太多人还顾不上思考这个问题，但事实是，后“武汉肺炎”时代的到来并不遥远，而是指日可待。于是有人预测，人类将因这次中国病毒的全球大传播而经历壹次与世界大战可比的大规模灾难。（见《苹果日报》2020年3月15日发表的署名范畴的文章“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开打”）

坦率地说，我相信后“武汉肺炎”时代全球爆发大灾难的可能性是无法排除的，但我也相信，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多人不愿接受的。那麽在接受大灾难会来临的前提下，人类前所未有的“地球村”经验，有没有可能激发出壹种对抗全球大灾难的集体行动，也就是壹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协调推进的全球大变革？换句话说，这壹次人类共同经历的“地球村”经验，能不能带来壹种此前所没有的积极的可能性？我的看法是，我们不仅不应该排除这种可能，而且应该努力争取这种可能。

那麽有甚麽理由来支持这种想像并非乡愿，而是壹种值得去追求的前景？我想到了三个理由。第壹，对抗全球性大灾难的主力，是千禧代年轻人。近年来，这壹代人的政治能量和成熟度被低估了。原因之壹是他们似乎太专注于“气候变暖”这样的议题，而不是更传统的议题。不过香港和台湾的青年壹代在2019的突出变现既有代表性，也有特别重要的全球意义。这是因为中国在后“武汉肺炎”时代的全球变革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我的判断是，“武汉肺炎”的集体经验，有助于中国大陆的青年壹代理解和认同香港和台湾同代人的自由诉求。自由的基础是自治，中共和习近平对自由和地方自治的压迫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很多大陆青年仍不能理解这种压迫的灾难性后果。与“武汉肺炎”直接相关的李文亮悲剧之发生，已经并将继续改变许多年轻人的态度。这种转变壹旦开始，其速度和后果将超出许多人的想像，因为千禧代中许多人都有全球化的教育背景，不缺乏全球视野和网络，也有本土化的行动能力，这是他们的前辈无法企及的。

第二个理由，“武汉肺炎”的全球集体经验，会加速终结强人政治和老人政治。这不仅是因为这场危机来的太突然，令强人和老人政治难以应对，而且“武汉肺炎”危机导致罕见的全球经济和社会后果，对增强国际协调来应对危机带来了巨大的要求和压力，这当然对强人政治和老人政治非常不利。

第三个理由，就是这场危机对美国和中国的高层政治可能带来重大的积极影响。不难想像的是，“武汉肺炎”危机的发生，大大增加了这样壹种可能，那就是壹个既没有特朗普、也没有习近平的美中关係时代的到来。虽然无法预见这个过程可能发生的各种巨大风险，但在上述两个因素的影响下，壹个既没有特朗普、也没有习近平的美中关係，并不注定是灾难性的，而更可能因“武汉肺炎”危机的动员效果，成为积极和建设性的。

政治流氓

作者 程翔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武汉肺炎因为中共隐瞒疫情，错过了把它“消灭于萌芽状态”的先机，结果使病毒得以肆虐全国，并且溢出国门走向全世界。2020年3月17日全球共有160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疫情，综合各国报告的官方统计（引用John Hopkins University综合统计），确诊人数逾19万8千人（其中中国8万多宗），7500多人死亡（其中中国3237人死亡），成为壹场全球性的灾难。（编按：全球确诊数字的统计出入颇大，世卫公布的确诊数是18万4千多宗）

疫情除了令受害人患病及死亡外，全球经济深受影响，正常的社会文化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处于停摆状态，特别是国际间的交流活动，更几乎处于全面停顿的状态。可以这样说：今次是全世界为中共的错误埋单。

对于这场灾难，中共的宣传重点有二：其壹，大力宣传内地如何成功地抗衡疫情，却隻字不提中共的体制如何导致疫情失控；其二，大力宣传“源头不可知论”，甚至把疫情的爆发归咎为美国的加害，而不追究疫情如何从中国走向世界。

为了戳穿中共的宣传伎俩，本文将集中探讨从发生第壹宗病例到武汉封城这段期间，即从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1月23日（共46天），北京当局是如何隐瞒谎报疫情，因而错失抑制疫情的黄金机会，使病毒得以肆虐全国并贻害全球。

甲）中央早已知情却隐瞒疫情
从现在已知的资料看，远在李文亮等8人在2019年12月30日吹哨之前，中共高层已经知道中国正面临壹场前所未有的疫情，但他们非但不採取紧急措施，反而禁止向社会公佈，甚至企图销毁证据。

壹）2019年12月底前武汉已经报告中央

根据内地《财新网》在2020年2月26日发表的调查报告 〈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何时拉响的〉显示，在2019年12月底之前，有不少于9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样本被从武汉各医院採集，基因测序显示病原体是壹种类SARS冠状病毒，这些检测结果陆续回馈医院并上报给了国家卫健委和疾控系统。
笔者根据《财新网》的资料，整理出下表说明早在2019年12月底中共高层已经获悉此病。

从上述的回顾我们可以确认以下事实：
第壹，武汉基层并没有隐瞒疫情，因为：
1. 2019年12月27日：实验室“广州微远基因”已经完成新冠病毒基因组测序、并立即分享给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并专程前往武汉，向当地医院和疾控中心彙报交流。

2. 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通知省、市、区三级疾控中心，有海鲜市场暴露史的不明肺炎患者，要求启动应急处置工作流程。

3. 2019年12月30日：三级疾控中心形成《关于医院报告华南海鲜市场多例肺炎病例情况的调查处置报告》。同日，武汉市卫健委发佈内部通知《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通报疫情爆发情况。

第二，中央也早已知情，因为：
1. 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2019年12月31日上午已抵达武汉，正展开相关检测核实工作。这说明地方当局在此之前已经有立刻报告北京。

2. 2020年1月2日，中共海军工程大学警通勤务连下发《严控外来人员进校的通知》显示，中共海军早在2019年底就知晓武汉不明防疫疫情，并出台《2019年第298号文件》；提出防控措施，而且中部战区总医院也已知情。

3. 从2020年1月3日至2020年2月3日，中共外交部壹共向美国通报了30次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根据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20年2月3日的发言。华说：“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两国疾控中心就疫情相关情况多次进行沟通。”）

从上述（壹）和（二）看，根本北京最高当局在疫情初发时已经瞭解情况，但就是不让报导，不能公佈。中央不让公佈的实情直到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专访时获得证实。他说：“我作为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我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壹点在当时不被理解”；但是，“是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到此时隐瞒疫情的责任谁属就非常清楚。

二）中央对疫情保密甚至要求销毁相关资料

虽然中国疾控中心在1月6号就内部启动二级应急机制，可惜的是，到此时此刻，中共仍然不愿意公佈此事，非但不公佈，还专门为此发通告，不准再做化验，已经做的化验及其结果均需保密或销毁。对此《财新网》有很详细的报导：

1. 在2020年1月1日，中央禁止新的化验，已经做的要求销毁样本
《财新网》说：“回望2019年12月底至今年1月初的那几天，原本应是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但彼时，公众对这种病毒日后会引发的后果还浑然不知。壹位基因测序公司人士透露，2020年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壹位官员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佈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如果妳们在日后检测到了，壹定要向我们报告’。 ”

2.  在2020年1月3日，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对疫情资料要保密根据《财新网》报导，2020年1月3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佈了壹份名为《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即3号文件），它进壹步规定，各相关机构应按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要求，向指定病原检测机构提供生物样本开展病原学检测并做好交接手续；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已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指定的保藏机构保管，并妥善保存有关实验活动记录及实验结果信息；疫情防控工作期间，各类机构承担病原学检测任务所产生的信息属于特殊公共资源，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佈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相关论文、成果发表须经委託部门审核同意。

3. 在2020年1月6日，无故关闭上海研究所，延误了发展疫苗的进程根据《南华早报》在2020年2月28日报导，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以下简称“公卫中心”）和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张永振教授带领的团队，早在2020年1月5日已完成武汉病毒的全基因测序，时间上还早过中共官方宣佈在武汉发现不明肺炎两天。上海公卫中心当日立即向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报告，提醒他们新病毒与SARS相似，建议採取适当措施防止疫情扩散，因为样本採集来源的病人，病症都非常严重。

在张永振团队公开新冠状病毒基因序列序列（2020年1月5日）后，当局翌日（2020年1月6日）却以“整改”的理由关闭该实验室。上海公卫中心临时关闭，但当局没有解释原因，据中心的消息人士说：“我们曾经四次申报要求重开，但壹直都没有得到回覆”。关闭实验室对科学家的研究有很大影响，因为他们正在与时间竞赛，希望儘快找到控制冠状病毒的办法。不论“整改”的真正原因何在，在关键时刻废了上海所的武功，客观上就造成对防疫工作（特别是研发疫苗方面）的耽误，使病毒有更多的散播机会。

人们实在难以明白，为什麽大难当前，中共要禁止人们继续进行化验（2020年1月1日），已经做的化验样本要销毁，对化验结果要保密（2020年1月3日），甚至要关闭有重大发现的公卫中心（1月6日）。中共对武汉病毒採取这个态度，絶对延误了对病毒的防控。众所周知，疫情扩散速度同防治措施的及时性成反比，防治措施越及时，扩散速度越小，反之亦然。根据《南方都市报》对钟南山的专访，中央在2020年1月23日才提出对武汉封城。但他们的团队在2020年1月底2020年2月初做了壹个病情预测，如果封城行动提早5天，到现在（按：指专访发表时的2020年3月12日）为止，全国的病例数大概会是2万左右；但是如果再推后5天，全国到2020年3月份后的发病峰值应该是17万。现在官方的确诊病例是8万多，比提早封城的估计数字要多出4倍，显然中共的隐瞒和延误造成人民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中共为什麽孜孜于封锁消息？不但发口头通知（2020年1月1日）、发正式文件（2020年1月3日）、甚至採取行动“整顿”研究中心（2020年1月6日），非得要隐瞒疫情不可？亲北京人士会认为，中共在严重疫情面前为了慎重起见必须先确认疫情的性质才可以公佈，而资讯的公佈需要由中央权威机构统壹发放才不至于产生恐慌和混乱。这可以是壹个合理的解释，但是到了2020年1月9日，“武汉病毒性肺炎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正式宣佈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即真相已经查明），2020年1月12日国家卫健委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后者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即已经公佈），中共仍然不向全国人民公佈真相，这就有点不正常。

社会危机

作者 李怡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武汉肺炎疫情在欧美爆发，有人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威胁，也是前所未有的灾难。对美国来说，有人估计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将超过2008年金融海啸、2001年911恐怖袭击、1947年珍珠港事件、1929年大萧条，是美国内战之后，160年来绝无仅有的大劫难。

昨天大陆网页有人贴出壹个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国际经济形势展望”网络视频会，参加的有副理事长卢迈、中国经济学者刘世锦、朱民，英国经济学者、滙丰集团高级经济顾问Stephen D. King，奥巴马时期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副主席Jason Furman。贴文总结各专家的观点如下：

1、此次疫情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空前巨大并将长期持续。

2、全球经济已进入衰退，目前要做的是避免大萧条。

3、当前的资本市场理性反应了目前的情况，还将继续动盪。

4、主权债务、公司债务是当前两个重要风险点。

5、目前的形势仅仅用货币政策是不够的，要配之以财政政策。

6、海外的疫情与锁国将严重影响中国的外贸。目前长三角、珠三角儘管复工率高90%以上，但效率低，只有30%左右，因为没定单。

7、中国全年5.5% GDP增长会有挑战，外贸贡献有可能由正变负，非典经验告诉我们消费恢复不了，所以目前只能靠新基建。下壹步要拉动产业链与出口。

8、此次疫情是逆全球化的壹次演练。但抗疫又需要全球协作，后续是全球化或民粹主义盛行值得观察。

9、英国已放弃全民免疫（herd immunity）的做法，因为意大利的现实告诉他们代价太高，已转向美国的做法。年底前可能会有理想的治疗方案，但疫苗得到明年，也可能壹定时间内都没有疫苗（想想爱滋病）。到某壹时刻，人类可能要在停止经济活动所带来的痛苦与和新冠病毒共存所带来的痛苦之间作选择。

10、美国大选不好预测。特朗普可能因为处理疫情不当而被落败，也可能因为需要与疫情斗争，选民不想换领导而连任。目前两党的重点都是抗疫。

这次疫情从中国的隐瞒到开始公佈，到全球大爆发，对许多国家，特别与中国有密切接触的国家来说，是措手不及。美国、意大利、英国，都有壹阵混乱，措施也受到诟病。但这些国家都胜在讯息公开流通，言论自由，在种种批评声音和他国的经验教训下，对抗疫情正逐步走上正规。美国发佈全国紧急状态，出台壹揽子检测救助和扶持计划，初期检测无门的状况已获纠正。英国政府原拟大胆採取“放任”策略，惟经专家推算死亡人数将达25万人后，约翰逊已经决定严加抗疫。西方各国的民情与政府配合，各种方案在紧急讨论和启动。

香港在英美的留学生最多，若他们在早期的恐慌下，选择回香港，当然应该尊重。但香港学生对英美的制度更了解，会接触更多资讯，应该有更务实的考虑。不会像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那样，他们的资讯来源主要是中国的新闻和朋友圈，因此这几天都壹窝蜂拥回中国，极可能造成疫情输入而再爆发。

讯息公开和保持畅通，是纠正错误、解决问题的万应灵丹。这次由少少初发病例而酿成全球灾祸，就是由于讯息封闭、打压流通而引致的。

中国政府与瘟疫蔓延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最近事情很多，这边中国外交部壹位发言人在推特发帖质问美国，惹恼了川普总统，于是公开反击中国这位官员，成为壹个外交事件，引来议论纷纷，而中共官方对李文亮医生事件的“调查”也有了结果，那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出现新的变化，中国的疫情表现得缓和，反而世界各地的疫情却其势汹汹。

那位官居副司长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看来是对外界批评中共隐瞒疫情闯下大祸耿耿于怀。壹旦他看到眼前似乎出现了机会，就急忙跳出来质问美国的疫情透明度，以及所谓“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

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评论已经很多。笔者看来看去，有些似乎未被触及到的，还须壹吐为快。

其壹，赵某人的急切，表现在他所谓“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被抓了个现行”。什么叫“现行”？那是正在做坏事而被抓到的意思。而那个美国人，他承认当时美国医疗机构可能出现了某种错误，而他说的是“今天”或“目前”的错误，被中共喉舌翻译之时造假，改为“迄今”，这壹“迄”就不知“迄”到何时，造成了美国早就出现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假象。赵某人的质问，也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他慌不择言，本可以说那美国人“不打自招”，却偏偏说是“抓了个现行”，似乎那个美国人在国会里当著议员的面在误诊，于是质问变成了闹剧。身为副司长，身为发言人，这样放肆，这样胡乱质问，好意思吗？

其二，赵某人要质问美国，拿不出有份量的证据，就把传言扯过来，以官方身份质问“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这就难怪他惹火了身为美军统帅的美国总统。须知，美国军队在美国的地位，那可不是人们随便就可以对他们胡说八道的。至于那些自由派人士也纷纷批评川普总统，实在是奇怪，他们居然完全不懂什么叫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川普总统说得很清楚很明确，他就是针对中国官员的阴谋论，与所谓“种族歧视”没有丝毫的关系。

倘若美国军人参加军运会而“把疫情带到了武汉”，那么，武汉疫情的爆发就会更早些。想想看，武汉疫情实际爆发的情形，以及现在中国的邻国、中东以及欧美疫情爆发的状态，武汉军运会后的“疫情”怎么会那么温和，那么的静悄悄。美国人有那么大的本事，能够控制疫情，让它平静地爆发，或者延时爆发？若真有这样的本事，现在的美国怎么突然就丧失了那神奇的本事，控制不了疫情在眼前爆发了呢？

再看近日的消息。武汉中心医院的党委书记训斥艾芬医生，三个政治大帽子之壹，就是“妳视武汉市自军运会以来的城建结果于不顾”，可见，武汉军运会是以壹项亮丽成就而记录在案，其中根本就没有疫情的影子。

当时接诊外国军人的武汉医院已经澄清，那些军人患的是疟疾。有人强词夺理，说那是隐瞒，其实是肺炎，而赵某人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他是在要求美国人证实那些军人患的是肺炎而非疟疾。

就算是如此。赵某人身为中共官员，他应该知道，即使是美国军人把病毒带到中国的武汉，那么，肺炎疫情发生在武汉的医院，医院、武汉疾控中心和武汉卫健委，就有责任上报国家疾控中心、国家卫健委，疫情信息应该直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直至习近平本人。那样的话，隐瞒疫情爆发的这些人，罪过就更大了好几分。

换句话说，倘若当时武汉的医院因为接诊外国军人而出现了疫情，那么，在武汉控制疫情、报告疫情，以及在更大范围里防控疫情，是谁的责任？这不能也推到美国军人头上了吧！而了解当时武汉的实际情况，其实是赵某人自己的事情──他若觉得其中有问题，应该自己去弄弄清楚。他怎么可以，怎么就好意思，在推特上去质问美国人，他不觉得自己丢人吗？

倘若赵某人是壹个正直的人，壹个纯粹的人，壹个有良知的人，他应该质问中共高层，质问习近平，“要透明！要公开数据！妳们欠我们壹个解释！”

说到“解释”，现在，李医生逝去壹个多月了，官方调查算是给出壹个以人们早已知道的事情为基础的“解释”，警方这才撤销了对李医生壹人的“训诫书”，处分了两个涉事警察。但是，民众所要求的透明与言论自由，仍然遥不可及。由此可知，自诩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其“优良作风”的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可能承认它犯下的错误和罪行。

相反寻求表扬，以及自我表扬，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多年来的实际作风。

现在每天的电视新闻报导，可以说，到处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寻求表扬，以及它自我表扬的丰硕成果。

现在世界各地警报之声不断，新冠病毒肆虐，确诊人数、死亡人数，都已超过中国，而在中国，在中共宣传熏陶下，从喉舌到普通中国人，对别人的灾难幸灾乐祸，调侃嘲讽，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先前壹两个月中的状态。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先前因为美国实行旅行限制而大骂美国“不厚道”，刚刚过了壹个多月，自己的情况刚刚好转，或者说是“向好”，就反过来嘲笑别人“不会抄作业”。

中国共产党貌似记性不好，忘性很大，但是它应该正视现实：壹月下旬，武汉封城之际，当天出去了几十万人，后来承认，当时的“迄今”，从武汉已经出去了几百万人。这壹状况，当时就引起了深深的恐惧，而今，这壹恐惧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严重的现实。

武汉封城，尽管中共自以为此举实在了不起，功德无量，其实是壹场“无准备之仗”，实质为“亡羊补牢”。中共痛下狠手，做了它的补救工作，而它压制疫情信息、阻止拉响警报的严重后果，正在全球化地展开，他们居然好意思，厚著脸皮，大肆宣扬自诩之“功绩”，还不知羞耻地鼓动各国向它学习。它面对数百万武汉人数十天来的痛苦经历，面对数万人罹患恶疾、数千人丧生的悲惨局面，居然毫无愧疚，反而自鸣得意，自吹自擂，这种“特殊材料”所造就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政治流氓与瘟疫蔓延

作者 王维洛 写于 二零二零年

2020年1月29日，在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督查组和中央电视台记者面前，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壹问三不知。2020年3月30日唐志红被免职。唐志红真的是壹问三不知吗？唐志红是政法大学硕士生，在黄梅县担任十壹年副县长，在黄冈市卫健委主任位置上任职近三年。作为政法人，唐志红的强项在于对国际和国内关于公共卫生的法律和法规的理解和掌握。根据《国际卫生条例》，所有成员国如果出现“SARS或者由新亚型病毒引起的类似疾病”，有责任在24小时内与世界卫生组织共享相关信息。世界卫生组织是在2020年1月9日发出声明，说中国方面初步证实，有壹种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造成肺炎疫情。而唐志红最晚于2020年1月5日知道爆发“SARS或者由新亚/型病毒引起的类似疾病”。中共瞒报疫情是事实，罪责难逃。关键是瞒报了多少时间，瞒报了多少情报。人口750万的黄冈市是湖北继武汉之后疫情最严重的城市。截至2020年1月29日24时，官方发布的黄冈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为496例。如果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唐志红不用于2020年1月24日建黄冈市的“火神山医院”，增加病床1000余张；如果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唐志红不用于2020年1月28日向全社会发出求救信，救救黄冈市；如果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唐志红不用壹问三不知。唐志红选择了沉默，这是她最好的选择。

壹、扭曲的中国社会
 
说话是人的本能。婴儿落地，学习走路，学习说话。天下有壹个流传最广的儿童故事就是《木偶奇遇记》。几乎每壹个孩子都听说过“说假话的小朋友鼻子会变长哦！”这壹句话，也是让孩子从小要遵循讲真话的教导去做。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父母对渐渐长大的孩子说，这个社会很复杂，说真话要吃亏的。在中国父母的脑子都有从上壹辈传下来的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有人说这是林彪说的，也有人认为，这是起源于中国古代并世世代代流传至今的。中国社会普遍人为都说真话是万万不行的。中国的父母们花了很大的气力让孩子懂得要讲真话、不能说假话的道理，然后又要反过来教育孩子都讲真话是行不通的，真的很难很累。同时又要求孩子不能对父母撒谎。最后的结果是，第壹个上当受骗的就是父母们。
 
赵士林教授给习近平写了壹份《庚子上书》，指出中国社会信息不透明、不通畅、舆论功能缺位等问题。赵士林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知识分子就是要秉持良知说真话。“知识分子就是说话的。知识分子不说话，就如同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商人不做买卖，要他何用？”
 
赵士林教授说：知识分子就是说话的，要秉持良知说真话。
 
二、钱理群教授提出的知识分子说话的三条底线
 
钱理群教授提出的知识分子说话的三条底线，在中国很有市场。文化大革命过后，钱理群教授在壹次讲演中提出的知识分子说话的三条底线： 
 
第壹、做人应说真话； 
第二、想说真话而不能时应该保持沉默； 
第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难以做到时，我们不得不被迫说假话，至少不应该加害于人。
 
钱理群的这套理论是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出卖灵魂、助纣为虐寻找心灵上的解脱。虽然中国知识分子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受害群体之壹，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是“臭老九”。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知识分子的说假话，没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吹捧抬轿，没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谋划策，就没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到德国留学后，读了郑念女士的《上海生死劫》（或称《生死在上海》），感触很大。印象中最深刻的是郑念弟弟来探访，劝她承认莫须有的间谍罪名。郑念写“弟弟应该对我很失望 因为我至死也学不会中国人逆来顺受的精明”。为了不说假话，郑念坐了八年的单号。相比之下，郑念的弟弟说了假话，躲过大难，恢复地位。说真话的遭殃，说假话的受宠。
 
钱理群教授认为，在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难以做到时，可以说假话，是迫于暴力的说假话，最后的底线是不应该加害于人。迫于暴力可以说假话，就是和暴力和解、向暴力投降、就是和黑暗和解、向黑暗投降、与黑暗同流合污，所以暴力也就不再暴力了，黑暗也就不再黑暗了。同样，外在环境之暴虐也就不暴虐，干脆出来唱赞歌好了。
 
中国知识分子还是十分赞同钱理群教授的理论，知识分子说假话，是迫于外在环境之暴虐，罪恶在于他人，而不在说假话的人，就像把文化大革命的罪恶全部推给四人帮，而中国知识分子是最无辜的。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天天重复假话，人们都把它当真话来领会——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问题没有不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三、张光斗教授：少说几句假话
 
在中共官煤中，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是中共决策层的高参。在知识分子中间他是周恩来亲自介绍入党、毛泽东认定的优秀共产党员，在共产党中他是海归、是“水利泰斗”。2003年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主持人专访张光斗时问：“您觉得您的壹生真的做到了讲真话吗？”他答道：“基本上……说我是不是都说真话，我说我做不到，我说我只能做到少说几句假话。”
 
少说几句假话。壹个人说壹百句话，壹句是假话，可以说，做到了少说几句假话。说壹百句话，九十八句是假话，也可以说，做到了少说几句假话。
 
张光斗是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审查专家组负责人、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审查专家委员会负责人、三峡工程质量检查小组组长，肩膀上担的是千斤重任。有谁能告诉笔者，张光斗说的话，哪句话是真话？哪句话是假话？哪壹句话又她少说的假话？张光斗是中共决策层的高参，但是中共决策层分不清张光斗说的话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后果可行而知，错误和灾难无法避免。
 
张光斗的冤家对头是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黄万里教授信仰的是：说话只有壹个底线，就是说真话。黄万里说：“有史以来，几乎每个文人都有其治河策略的看法。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大家也都提出过治河观点。清朝时候还有人以治水策考中状元，但那些观点都是仅凭直觉的。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壹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壹行的，而且搞了壹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张光斗的飞黄腾达与黄万里的孤芳独赏，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更加清晰了他们应该如何选边，更加接受张光斗教授的少说几句假话的理论。结果假话漫天飞：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说烟酒伤身体，就不戒；说天堂最美好，都不去。
 
四、丛日云教授：选择沉默
 
 
丛日云教授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最近丛日云教授在2013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讲演在网络上热传。丛日云认为目前局势风云变幻，暗潮涌动，前途莫测。他提醒毕业生，未来社会可能有大的变化，他借用“重庆模式”暗喻文化大革命可能重来。他希望学生们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壹边，站在人民壹边。这里摘录丛日云教授讲演中的关于“选择沉默”的壹段：
如果中国再来壹次义和团或红卫兵运动，如果重庆模式成为中国模式，妳们能不能清醒地说不？如何妳没有这个见识或勇气，能不能至少做个无害的逍遥派？
面对滚滚而来的浊流，如果妳不能总是抗争，妳是否可以选择偶尔抗争；
如果妳不敢积极的抗争，妳还可以选择消极地抗争；
如果妳不能勇敢地表达，妳可以选择含蓄地表达；如果妳也不敢含蓄地表达，妳可以选择沉默。
如果妳没有选择沉默而是选择了配合，但妳还可以把调门放低壹些。在妳主动的或被迫地干著坏事时，能不能内心里还残留壹点不安和负罪感。这壹点儿不安或负罪感，仍是人性未泯的标记。
即使妳不去抗争，但对其他抗争者，要怀著几分敬重，即使没有这份敬重，也不要在背后放冷箭，使绊子，助纣为虐。
我希望，妳们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壹边，文明壹边，选择站在人民壹边。
 
笔者以为，丛日云教授给毕业生壹个建议：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选择沉默。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认为：“容忍谎言就等于自动强化暴政。……首先是以言说为职业的知识人，拒绝说谎、不参与说谎，不靠谎言生存！”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提醒人们，暴力必然与虚假谎言交织在壹起，暴力要求其国民发誓忠于谎言，要求所有国民在虚假上与之共谋，而抵抗极权政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拒绝参与说谎。索尔仁尼琴号召大家：“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壹切，但是我们要坚持最起码的壹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 
 
拒绝说谎，抵抗极权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
 
五、唐志红——拒绝说谎还是壹问三不知
 
根据湖北省黄冈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博@黄冈政府门户网消息，2020年3月30日黄冈市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免职决定，免去唐志红黄冈市卫健委主任职务。

黄冈市，湖北省地级市，地处湖北省东部、大别山南麓、长江中游北岸，与武汉山水相连，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冈市管辖七县、二市、两区，总面积17453平方公里，2018年全市总人口750万人。在此次武汉新冠肺炎瘟疫中，黄冈市、孝感市是继武汉后受灾最严重的地区。1月23日武汉封城前，武汉有500万居民出逃，其中逃往黄冈市、孝感市的人数最多。
 
2020年1月30日壹条新闻《黄冈疫情仅次于武汉 当地卫健委主任却壹问三不知》热爆中国和世界。

2020年 1月29日，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督查组赴湖北省黄冈市检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例送检情况。面对中央督查组和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提问，唐志红是壹问三不知。以下是央视新闻的内容：
 
眼下黄冈市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的收治和隔离工作已经刻不容缓，但是，当地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对于定点医院的收治能力和具体床位数量却并不太清楚。
督查组：这个医院房间总量能接待多少人？
湖北省黄冈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唐志红：（沉默）
黄冈市疾控中心主任 陈明星：118。
湖北省黄冈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唐志红：我记得是200左右。
督查组：到底多少？
黄冈市疾控中心主任 陈明星：118。
督查组：现在收了多少人？
陈明星：这个我不知道。
督查组：最多容纳多少人？
唐志红 （打电话）：妳赶紧把数字告诉我……
记者：刚才在问具体床位的时候，您壹直在查资料、打电话问，您掌握这个情况吗？
唐志红：是啊，我是在问收治多少病人 ，因为每天都在变化。记者：现在有多少例病人？唐志红：这我不知道，我搞不清楚。记者：您觉得这是很细节的问题？唐志红：我只知道有多少张床位，妳非要问我收治多少病人。
无法给出核酸检测能力的数据
对于目前的黄冈市来说，除了收治确诊病例之外，还有壹项工作尤为重要，就是对于疑似病例的确诊，黄冈市眼下疑似病例已经超过1000例。
但是检查中，当地无论是疾控中心的负责人，还是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负责人，都给不出核酸检测能力的明确数据。
陈明星：这个我不知道。
督查组：妳说这个情况妳不掌握，妳不清楚黄冈市到底能检查多少。妳疾控中心是不是要掌握这个情况？唐主任，您掌握吗？
唐志红：之前也找不到方向。
在反复多次向相关人员核实信息之后，督查组终于掌握了黄冈市核酸检测能力的最终数据。
摘录完毕。
 
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壹问三不知的报道，引起中国民众的极大的愤慨。“疫情严峻、危急关头，防控工作还做的这么浮皮潦草，工作态度还这么麻木不仁，实在让人心惊！”“ 壹问三不知，如何抓防控疫情工作？”“壹问三不知，怎么对当地群众负责？”“壹问三不知，岂不是拿防疫当儿戏？”“壹言以蔽之，壹问三不知，辜负了重托，透支了期待，更是放逐了基本职责！”“在其位，谋其政，特别是正处于防控疫情的关键时期，必须有紧迫感，而不容丝毫懈怠，不容丝毫麻木，不容丝毫敷衍！”
 
都是对“壹问三不知”的指责。可是有没有人仔细思考壹下，为什么唐志红壹问三不知？为什么唐志红壹问三不知？为什么唐志红壹问三不知？
 
2020年1月30日晚上，中共黄冈市委做出决定，提名免去唐志红黄冈市卫健委主任职务。

唐志红是学政法专业的，是硕士学历。学政法的，不是学医学的，担任卫健委主任，她的强项应该是对国际和国内的关于公共卫生的法律和法规的理解和掌握，比如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的《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和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等。
 
在接受了震惊世界的2003年SARS瘟疫传播的经验教训后，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了新版《国际卫生条例》。根据《国际卫生条例》所有成员国如果出现 “SARS或者由新亚型病毒引起的类似疾病”，有责任在24小时内与世界卫生组织共享相关信息。唐志红十分清楚，中国政府有责任在24小时内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地区发生“SARS或者由新亚型病毒引起的类似疾病”。
 
而世界卫生组织是在2020年1月9日发出声明，说中国方面初步证实，有壹种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造成肺炎疫情。
 
那么唐志红是什么时间知道湖北武汉出现 “SARS或者由新亚型病毒引起的类似疾病”？唐志红是什么时间知道湖北黄冈出现 “SARS或者由新亚型病毒引起的类似疾病”？
 
唐志红最晚于2020年1月5日知道爆发“SARS或者由新亚型病毒引起的类似疾病”。根据《黄冈日报》1月25日壹篇发表的题为《深夜碰头会》的报道， 1月25日零时，位于黄州新港壹路转角处的黄冈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6楼医疗救治组办公室，壹场综合协调组、疫情防控组、督查督导组等人员参加的联合碰头会正热烈进行。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嗓音沙哑，每说几句话就要喝口水润润嗓子。报道中称，他们这壹班人从1月5日开始就常驻于此，没有休息日。唐志红的女儿放假回家快半个月了，母女都没有见上壹面。
 
从2020年1月5日开始，唐志红就常驻黄州新港壹路转角处的黄冈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6楼医疗救治组办公室，此时她已经知道爆发“SARS或者由新亚型病毒引起的类似疾病”。而且唐志红作为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少数几个重视国际和国内的关于公共卫生的法律和法规的基层领导人，他们非常清楚，这壹次中国政府是违法了《国际卫生条例》，迟早是要被追究责任的。
 
学习政法专业的人，最注重的是法律责任，谁最后要承担法律责任，承担什么法律责任，要说清楚。提供虚假信息是要承担法律责任。虽然中国部分法院开始试行证人宣誓制度，大部分法院并未实施宣誓制度，但是中国为保障证言的真实性所实施的措施是证人要签署如实作证保证书。虽然形式上和宣誓有所不同，但是提供虚假信息是要承担法律责任这壹点没有区别。
 
根据湖北省卫健委最新疫情通报，2020年1月29日壹天湖北省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032例，其中黄冈市172例，仅次于武汉市（新增356例）。截至2020年1月29日24时，湖北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586例，其中黄冈市496例，同样仅次于武汉市（2261例）。黄冈市已成为仅次于武汉市的第二疫情高发区。

唐志红非常清楚，黄冈市每天上报的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的数字，黄冈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都是虚假的，是上级要求这么做的，距离事实相差很远。如果截至2020年1月29日24时黄冈市确诊病例496例是真实的话，唐志红没有必要打造黄冈市版的“火神山医院”，因为这个医院有1000余张床位。
 
2020年1月24日，在唐志红的主持下，黄冈市防控指挥部紧急征用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打造黄冈市版的“火神山医院”，改造成传染病隔离病房。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原为黄冈市中心医院的新院区。唐志红曾亲自向当地记者介绍，医疗中心改建成了壹个有1000余张床位的隔离点。2020年1月24日22时31分，黄冈市中心医院开始转运发热患者到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治疗。黄冈市版的“火神山医院”2020年1月24日开始接受病人，比武汉火神山医院早十天。

黄冈市的“火神山医院”的1000余张床位加上黄冈市原有的医院病床能力，对付496确诊病例是绰绰有余。
 
如果截至2020年1月29日24时黄冈市确诊病例496例是真实的话，黄冈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没有必要恳请社会各界予以大力支持。2020年1月28日，就在唐志红撤职前两天，湖北日报微信公众号发表王兵、江卉、柯利华与刘申的求救信《疫情仅次于武汉，湖北黄冈急需三大援助！》。

1、恳请国家支持调派医疗、流调、检测检验技术人员支援。
 
黄冈市临床需求极大，医疗救治力量薄弱，虽然有湖南、山东两支医疗队伍前来增援，但县乡两级医务人员、检测技术人才仍然严重不足。目前，急需流行病学专家6人，检验检测专家4人，呼吸、重症、感染等专业医生523人，护理人员911人。期盼上级协调派遣更多外来救援力量来黄冈参与医疗救治，并延伸到县壹级。
 
2、恳请国家及社会各界支援防控急需医疗药品和防护用品。
 
1）救治药品。奥司他韦20万盒，丙种球蛋白70万支，a-干扰素11万支，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硫酸钠12万支，阿比多尔8万盒，金花清感颗粒8万盒，金叶败毒9万盒，莲花清瘟胶囊14万盒。
 
2）医用防护用品。口罩510万个（N95口罩210万个、医用外科口罩300万个），手套100万双（丁腈手套20万双、橡胶手套80万双），医用防护服95万件（防护服75万件、隔离衣20万件），防雾护目镜/防护面罩120万个，医用靴套100万双，胶靴20万双，医用帽子55万个，全面型呼吸防护器2万个。
 
3）消杀药品。二氧化氯泡腾片、84消毒液、速干手消毒液各1万箱，酒精、抗菌洗手液各24万瓶，过氧乙酸1000箱。
 
4）检测检验试剂。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核酸提取试剂各1200盒。
 
5）医疗设备。背负式充电超低容量喷雾机（BK-2719）50台，过氧化氢气溶胶智能消毒机200台，背负式充电超低容量喷雾器（MSB151）50台，全自动红外体温监测仪50台，手持式红外线测温仪1000个。
 
3、希望国家能在疫情防控补助资金方面对黄冈予以大力倾斜支持。当前，财政部紧急下拨了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补助资金，黄冈疫情防控形势极其严峻，恳请社会各界予以大力支持。
 
求救信完毕。
 
黄冈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公开向社会各界求救，这和后来纽约州州长的做法十分相像。求救信中所说黄冈疫情防控形势极其严峻，就已经指明了，黄冈市上报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数字都是被大大压低的。
 
作为政法学院的硕士生，唐志红当然十分清楚，黄冈市卫健委上报虚假数据，她作为主任，还是非专业主任所要承担的责任，与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督查组亲自询问她个人，并有中央电视台记者在场，有录像作证，此时她唐志红作为黄冈市卫健委主任亲口说出的数字，后来壹定会证实是虚假数据，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督查组面前汇报数字，不亚于在法庭上作证。生杀大权在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督查组的手中。
 
沉默是唐志红最好的选择。
 
有人会说，钱理群认为，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难以做到时，我们不得不被迫说假话，至少不应该加害于人。在这种情况下，提供虚假数据没有罪，可以把错误推给外在环境之暴虐，推给系统、推给制度。
 
但是学习政法专业的人都知道德国对东德守边境的士兵枪杀翻墙者的案子和判决。1992年2月德国柏林墙倒了已经2年多了。当年东德的守边境的士兵亨里奇的案子受到了统壹后的柏林法院的审理。在柏林墙倒塌前，二十七岁的亨里奇开枪打死了壹位企图翻墙逃到西德去的青年，他的名字叫格夫洛伊，当时二十岁，是最后壹位因翻墙而死的人。从柏林墙建造到倒塌的二十八年中，有三百多名东德翻墙者为争取自由而失去了生命。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笔者正好从西德到西柏林然后再到东德去。西柏林是位于东德领土中的壹个孤岛，看到几十万东德军队守卫著东西德边境，而西德方面只有几个通过的关卡处有几个士兵，兵力十分不对称。东德为看守边境花了很多财力和人力，为了保持政权稳定，不算经济账。人们以为，亨里奇作为士兵，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别无选择，不构成犯罪。但是德国法院还是判处亨里奇有罪，柏林法院判处亨里奇有罪，判处三年半徒刑，后经上述，德国联邦法院将刑期减到二年。在德国，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有罪还是无罪，这是第壹问题，而刑期的长短以及如何执行，这是次要问题。士兵亨里奇被判有罪，这个污点将陪伴他壹生。从这个判决中可以看到，命令不能成为杀人的借口，就像环境之暴虐不能成为说假话的借口。唐志红非常清楚，将来追查提供虚假信息责任时，上级的命令、上级的文件，都不能成为提供虚假信息的借口。
 
唐志红选择了沉默。
 
唐志红在黄冈市黄梅县当了十壹年的副县长。笔者以为，在中共官场最难当的官就是乡镇壹级和县壹级的官员，要黑白两道都会，要汇报的几个数字都装在脑子里。虽然说，比不上温家宝计算机壹般的脑子，但是唐志红真的想在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督查组和中央电视台镜头面前过关，她可以涛涛不绝地汇报上壹大篇，而且滴水不漏。
 
唐志红在黄冈市卫健委主任位上干了三年，从2020年1月5日开始壹直常驻黄州新港壹路转角处的黄冈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6楼医疗救治组办公室，对于记者想问的几个数字，唐志红起码有两、三套数据，真的数据，向上汇报的数据……对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督查组关于病床的问题，唐志红回答说200左右，黄冈市疾控中心主任陈明星说118。这都是在敷衍中央指导组督查组的。2020年1月24日新打造黄冈市版的“火神山医院”就有1000余张床位！
 
唐志红选择了沉默！选择了壹问三不知！
 
唐志红的沉默，证实了中共瞒报疫情是事实，罪责难逃。关键是瞒报了多少时间，瞒报了多少情报。需要人们壹步步去揭露，需要通过事实壹天壹天、壹个星期壹个星期向前推。
 
唐志红的沉默，证实了中共公布的关于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数据是虚假的，和真实数据差距很大。需要人们壹步步去揭露，需要通过事实壹个壹个去证实。

中国社会的政治流氓

作者 张杰 写于 二零二零年

2020年4月4日清明节，中国政府为新冠疫情中的烈士和死者举行了全国性哀悼活动。习近平、李克强在北京参加悼念。但中国民间也在举行悼念活动，他们通过悼念抗议“404”中共封锁言论，掩盖疫情真相。

在网络上，有网友评论道：没有昨天的404，就没有今天的404。有了今天的404，明天还会有404，与其404哀悼，不如404追责。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说话，不仅天会塌下来，还会翻天覆地。“如果没有404，就不会有4月4的降半旗，也不会有全世界的封锁隔离、人道惨剧和经济危机”武汉居民彭新华说：今天悼念非常合适，404代表了删帖封嘴的过程，所有的文章，帖子发不出来，不就是被404吗？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是怎么堵中国人嘴的。有网友说：我心中的公祭：没有官员主持和出席，也没有升降国旗和仪仗队。人们默默走到鲜花前鞠躬。鲜花丛中有他们的亲人、朋友和邻居以及李文亮医生和常凯壹家人。祭奠的人流像壹条长河蜿蜒。武汉公祭拒绝表演，也拒绝胜利，只有缅怀和沉静。
 
有文章写道，我们应该纪念那个坐在阳台上敲锣鸣病的人；那个深夜追著殡车凄厉地喊著“妈妈”的人；那个隔离在家中被饿死的人；那个无处就医又怕传染妻小从桥上壹跃而下自我了断的人；那个90岁高龄为60多岁儿子排到壹张床位而在医院守了五天五夜的人；那个写下60篇封城日记，被封号数次，被群氓围殴谩骂的人。那个说出“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的人。
 
有篇文章在网络上流传，文章写道：12年前，我们为汶川大地震遇难的同胞降过旗，默过哀。10年前，我们也为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遇难同胞举国表达过。只是，旗降了没用，哀默了也无济于事。我们已习惯政府引导下的廉价的惯性的情绪表达，国家至上，而从未从内心反省族群的道德信仰，反思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并身心全动，迈开改变的脚步。试想12年过去了，豆腐渣工程少了吗？没有！我只看到当年深度揭露豆腐渣校舍工程的谭老师被撤职，被打压，被言论404，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出没于不断被封不断被建的微信群里！贪官污吏少了吗？没有，更多了！现在贪腐起步金额几千万上亿，几百万都不算！救灾技术与机制改变了吗？没有！所以有去年凉山木里森林火灾牺牲31名消防官兵，今有凉山西昌森林火灾阵亡19名英雄战士！所以有5年前的天津滨海新区大爆炸，去年江苏响水化工厂大爆炸；2003年有非典吹哨人蒋彦永，今有新冠肺炎吹哨人李文亮，发哨人艾芬！前有三聚氰胺毒奶粉，后有假疫苗生产企业长春生物；前有永立不倒红旗飘飘的鸿茅药酒；今有被热搜的瑞幸咖啡；有被欧美退回的口罩及医疗器械。

当前疫情全球蔓延，无壹国家及地区幸免。疫起武汉，源起中国，这是不争事实，负责任的政府早已致歉各国政府与人民，而不是倒打壹耙，挑拨国家感情，离间种族关系，说人家作业都抄不好。殊不知妳的抗疫数据除了被妳们洗脑致残的爱国朝阳群众相信外，又有几个人几个政府相信？要知道，昨日被妳们追为烈士的吹哨人李文亮，三个月前可是散布谣言被训诫人士。中国因为有404，才导致今天的4月4日公祭。试想没有言论封杀，没有稳定压倒壹切的怪胎机制，中国的疫情会扩散得这么快？武汉的市民又会少死多少人？疫情带来的次生危害又有多大？这不可描述，也不可想像。
 
《没有反思的哀悼，壹切死亡与眼泪归于零》的文章写道：今年的春天，是如此的不堪，这场疫情，又是如此的伤痛，当我们悲伤那些逝去的人，仅仅哀悼是不够的。如果，以后我们的孩子问我们，在2020年这场巨大的瘟疫之时，为什么我们如此懦弱，放任人渣，不问事故原委，不管他人生死，我们有脸回答吗？我们拿什么保证下壹代能够躲过类似的瘟疫风暴？我们拿什么脸来面对下壹代？清明泪纷纷，但仅仅是哀悼是不够的。妳的孩子会不会问妳，为什么看著天边乌云聚拢了，妳们不是赶紧想办法避雨，反而是像没事人壹样欢天喜地？妳的孩子会不会问妳，为什么死了那么多人，妳们都不反思不记住事故原因，反而是转眼就忘记？妳的孩子会不会问妳，妳们受过的罪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再受壹茬？不反思的哀悼，壹切死亡与眼泪归于零。
 
《问责追责是对逝者最好的悼念》壹文说：这场瘟疫突然袭来，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病毒所到之处，无不让人揪心悲痛。数万人的生命戛然而止，成千上万的家庭因此破碎；上百万人被病毒感染。这场瘟疫带来的灾难远未结束，更重要的是还没有对导致这场灾祸的原因进行反思。我们梳理壹下疫情发展的各个时间节点，寻找有关部门早期的误导，总结疫情失控的原因，发起壹场举国同心的问责追责，才是对逝者最好的悼念，对生者最大的安慰。最初隐瞒疫情的不单单是诸如蔡莉这样的医院领导，还包括国家卫健委、疾控中心和湖北省武汉市的卫生部门以及各级党政领导人，连那个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上的武汉病毒研究所也负有重责。
 
我们眼目所见，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不是壹个壹个死去，而是壹家壹家的死去……瘟疫将壹个个温馨家庭所有的生命全部吞噬！还有什么比这更惨烈，还有什么比这更悲壮！比病毒更可怕的是是麻木、是谎言、是封嘴、是满屏的404！如果我们不去问责追责，不去揭开疫情爆发的真相，不去倾听武汉人的哀哭，不去反思这场灾难，那么下壹次灾难，很可能落在每壹个人头上。
 
李文亮之死触发了民众的愤怒和悲伤，激起人们对隐瞒疫情的怒火。2月7日，国家监察委员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调查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有谁能想到，历时42天的调查结论，却是让人如此失望和沮丧！实际上李文亮蒙冤受屈到最后惨死的前因后果，通过媒体深入报道，社会上都很清楚了，所有的细节，都摆在那儿，要调查根本不难。以调查组的级别，也不会有人胆敢抗拒，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调查结论，还是跟之前训诫李文亮壹样，都是奉命行事，让盘根错节傲慢的公权认错纠错，简直比登天都难。隐瞒疫情又怎么了？在壹切以大局为重的前提下，所有的代价都无足轻重。南京大学杜骏飞教授说：李文亮已经不害怕了，也不需要结论了；其实，我们也不需要结论了，因为我们的心里早已经有结论了。真正需要这个结论的，就是做出这个结论的那些人。
 
在中国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的同时，美国国参议员柯顿和霍利提出以李文亮命名的法案。提案人之壹、参议员霍利4月3日明白指出，就是要向中国共产党追究责任。两人最快将在国会下周壹恢复议程后，提出以李文亮命名的法案，全称为《2020李文亮公共卫生问责法》草案。法案将授权美国总统制裁扭曲隐匿新冠病毒疫情信息的外国官员，方法包括祭出签证限制、冻结或限制相关人士在美资产的交易。
 
有人说李文亮是世界上最好的眼科医生，短短的时间治愈了亿万双中国人的眼睛。我看未必，这片土地上，选择闭眼的依然是大多数。疫情发生时，我相信远不止那8个吹哨人知道真相，只是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当沉默的人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漩涡，要从这个漩涡中挣脱出来就越难，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但今天这两个争锋相对的悼念活动，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因为新冠疫情已经撕裂了中国。如果说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灾害的公祭还能唤起中国民众的共鸣，但今天完全不同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并不认为新冠疫情只是天灾，他们更倾向认为这是壹场惨绝人寰的人祸。如果政府能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如果李文亮医生、艾芬医生不被封口、训诫，如果政府能够不隐瞒疫情，不欺骗民众，灾难又何至如此惨烈。这是壹场极权政治制度之祸，壹场共产党病毒之祸。追责，讨个公道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当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开始觉醒，不再与极权中共同流合污，甚至勇敢站出来的时候，中国的至暗时刻就会消失，宪政民主的曙光就会到来。

极权政府与瘟疫蔓延

作者 陈维建 写于 二零二零年

从2020年3月20日开始，中国疫情已经开始清零，后来海外疫情大爆发，留学生纷纷回国，中国开始只报输入性确诊病例，但随著国际航班停飞，输入性确诊也开始清零了。对于中国清零海内海外相信的人不会很多，难道病毒也听党的话，说没就没了？病毒当然不会听党的话，但公布数据听党的话。
 
最近美国情报部门的壹份报告显示，“中国隐瞒新冠状感染和死亡人数”。但没透露数据。中国公开报告的病例约8.2万例，死亡人数为3300人。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宣布武汉市新增确诊病例首次实现“零报告”。报告称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中国政府存在著瞒报。海外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通过《财经》，壹篇来自宁波疾控研究所的报告《新冠无症状感染者密接感染率与确诊者无差异》推出，中国实际确诊与死亡病人应该是公布数字的二十倍。该研究所对本市191例感染者从2020年1月21日到2020年3月6日进行追踪观察，其中感染后发病者161例，无症状感染者30例，研究团队的关注重心是疫情的传播率和传播途径。他们根据搜集的大量数据做统计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与感染后发病者密切接触的人，被感染的比率是6.3%；与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的人，被感染的比率是4.11%。研究团队判断，这两类感染者传播他人的程度或感染率“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无症状没有被统计进去的人，与有症状的人传播几乎是相当的。
 
对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中国政府只承认有限，政府代言专家钟南说无法证明无症状者有很高的传染性，中国也无大量的无症状者，世卫组织也认为基于现有的数据无症状可能不是主要传播来源。难道宁波 研究所的这份报告又是在“造谣”那么再看看海外，冰岛对其百分之五的人口测试的结果，显示有百分之五十的阳性者毫无症状。钟南山的说法也很快被中国应对疫情小组组长李克强的壹份讲话煽了壹个耳光。李克强说，不要为了清零而隐瞒数据不报。结果第二天，中国就统计出壹千五百个无症状感染者。当然这个数字是在李克强讲话后的数据，而不是追溯到2019年12月的数据。李克强的讲话迫于现实，也反映出中国的数据不过是行政命令而已。说有就有，说无就无，要多少就多少。
 
宁波疾控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把中国政府的数据撕得粉碎，宁波是中国的壹个不大的城市，研究所比起省级国家级的研究所也小得多，为何宁波有这样壹份研究报告，其他研究所没有呢？相信不会如此，只不过被封杀而已，宁波研究所的这份报告不过是漏网之鱼。不过最后还是没逃脱得了，目前已被有关部门删除。
 
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没有透出中国隐瞒的数据。相信这份报告壹当公布出来会有震撼性。世界各国目前疫情严重，与中共提供虚假的数据有关。白宫应对疫情小组领导人之壹比尔克斯表示，中国的报告影响了世界其他地方对该病毒性质的判断。疫情过后各国必然起诉中共要求赔偿，相信美国情报部的这份报告为呈堂作证。
 
中共疫情数据归零。中国信誉也是归零。从人不传人，到有限传人，再到无症状者，少有传人，真是说谎话连篇。汉学家林培瑞最近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说；中国的数据不是真假的问题，而是假与真对共产党是有利还是无利的问题。正是壹语中的。

极权政府

作者 陈光诚 写于 二零二零年

自从新冠病毒疫情首发于中国武汉，先残害了中国人民，进而肆虐全球，至今已经壹百多天过去。虽然很多媒体报导，全球感染者破百万，死亡者数超过五万，但事实上迄今为止仍无人知晓这次疫情究竟有多少人被感染，多少人不治身亡。这不是因为疫情期间难以统计，而是因为中共政权的刻意隐瞒掩盖使得中国的统计数字无法正常得出和公布。只要中国的感染和死亡数字无法正常确认，国际社会所有包含中国在内的统计数字也就不得不在前面加上壹个“至少”的限制词了，那么究竟比真实数字“少”了多少，又有谁知道！

无论最终这场瘟疫会导致多少人感染和死亡，仅到目前为止，其给世界造成的损失就已经是空前巨大的了。仅仅在美国，因这次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据4月2日的报告已达5769人，已经超过‪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造成美国死亡2400多人和2001年9月11日恐怖份子袭击美国世贸大厦造成死亡2900多人的总和了。而且至今疫情蔓延势头仍不见削减，这次疫情很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

在专制之下，民意被压制著很难表达。而在民主国家民意是不可欺的，政府必须得民心、顺民意。因此，民主国家的政治家或政客对此异常敏感。他们对人民密切关注的问题所作出的言行反应，往往就是了解民心所向后的表态。如今，美国被疫情搞得很多任务人停工、几乎所有学校停课，数千个家庭痛失亲人，他们会轻易放过给他们造成这壹切灾难的罪魁祸首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从最近美国参议院的“追查中共隐瞒疫情造成全球灾难的责任并索赔”的提案；英国媒体呼吁国际社会“清算中共罪责”；澳洲议员表示：“中共政权不是澳洲的朋友，我们不应再相信它；任何称赞中共的人都是骗子；世界绝不能原谅中共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痛苦”等各国反应不难看出，目前人民想要的除了政府尽快设法控制住疫情恢复正常生活之外，就是盼望彻底查明病毒来源和造成疫情蔓延全球的原因及全部真相，追究责任，并且索赔。

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很多已经觉醒的中国人民的期待！世界各国普通百姓受病毒之害失去亲人承受的痛苦和求真相、求公正、求赔偿之情是相通的，只是生活在独裁政权之下人们的心声被中共政权封锁打压，外界不容易了解而已。

这次疫情也算让各国人民共患难了，患难之后我们必须明白，苏联解体之后到现在，究竟谁是人类的最大威胁。

极权政府促进了瘟疫蔓延

作者 唐付民 写于 二零二零年

中共的习主席声称自己有能力“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但是源自武汉的“中共病毒”仍在沉重的祸害著欧美等多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应对这场严重的病毒侵害，西方人为什么“不带口罩”和是否应该“带口罩”，至今未见习主席给出“重要指示”！我不是医学专家，时下也只是壹位普通的疫情受困者。但作为壹名从事人类基础理论科学研究的自由学者，我感觉到西方人是否应该“带口罩”涉及相关的基础性医学难题。因它会困扰著医学专家、政府官员、医务人员及广大普通市民。为此，我将它们表述出来，供医学专家、普通民众、医务人员甚至政治家们来参考和探索（评判）！

祸及全球的疫情，我觉得涉及的两项基本问题不是很明确：壹是普通民众究竟应该如何正确防护。二是医务人员究意应该如何正确医治。这两点“疑问”主要体现在东西方差异中。以中华文明为主导的东方防护方式偏重“带口罩”，但欧美主导的西方防护倾向于“洗手液”。前者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呼吸传播”，后者有利于防止“肢体传播”。这种差异至今没有被医学界的专家作出完整解释，自然会让无数受疫情困扰的广大普通民众深感盲然。对此困扰，我的理解是医学专家似乎很难（或不便）作出完整解释。

就此次疫情感染的严重程度，我个人认为可能上述两种传播方式都会存在。由于病毒的微小需要具备壹定的“量”才会实现传播（感染），通过“空气呼吸或者肢体接触”是很难进行人体检测试验的（或者说不允许人为试验），因此，医学界无法对此给出明确答案。医学界现有的诊测方法壹是针对明显“症状”（如发热、咳嗽），二是试剂“测量”。很明显，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具备壹定程度的“病毒量”才能体现。基于这种理解和推测，我认为，能够有效防止此次疫情扩散的方式，应该考虑三方面的具体方式：壹是“空气传播”，二是“接触传播”，三是“触物传播”（据说还可能有“排泄物传播”）。

由于受限于具体试验检测标准（数据），“空气传播”须要口罩实现防护，“接触传播”须要距离防护，“触物传播”须要清洗防护等。另外，既然病毒是须要借助“量”去实现传播，那在空旷人稀的室外自然会降低传播，而在密闭的室内或病员较多的环境中无疑会增强传播（如医院、教堂、船舱、电梯等）。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日韩等地区相对有效的防控经验是严格遵守“带口罩与限距离”。这些成功经验足以证明此次病毒的重要传播方式是“呼吸与接触”，而多数重症为伤及肺部更显提升“呼吸防护”为重！然而，欧美地区主导的“带口罩只是防止伤害别人”的历史观念，在此次“无症状”仍具超强传染力量的防疫中彻底崩溃！

除防护方式会困扰普通民众，我觉的医疗方式也会困扰医务人员。这也存在于东西方差异中。以中华传统主导的医学界会推崇“中西医结合”，而西方医学界大多会排斥（否认）中医的合理性。后者的理由是“中药不能直接杀灭病毒”！也许中药无法直接杀死病毒，但我认为中医中药有它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是现代西方医学无法替代的！

不久前我曾著文，人类应该尽快建立壹门重要的基础学科：《生命环境生物学》。而中医中药学应该建立在这门科学之上。这门学科会明确现代西方医学追求的“精准医疗”值得赞赏，但也存在严重的“负效应”。譬如在癌症手术与放化疗中的伤害主体与复发转移，是自身永远无法克服的缺陷！“生命环境生物学”会证明，虽然癌细胞的增殖与其“基因”有关联，但任何生命细胞都会受它生存的“环境”所影响。这种影响的结果会迫使它“适应环境”，否则会死掉（难以生存等于间接杀灭）。西医的“精准治疗”不是改善“癌细胞”（病毒）的生存环境，复发和再生都难以避免。而中医中药，虽然不能直接杀死癌细胞，但它的“阴阳平衡与整体防治”，立足于改变癌细胞（病毒）的生存环境，让癌细胞（病毒）逐步失去生殖条件。虽然它在直接快速杀灭病毒上不会明显，但它采用“间接缓慢”方式改变病毒“生殖环境”却可以避免严重的“负作用”！

我个人比较认同“中西医结合”，可以互补短长。由于中医中药是建立在“环境治疗”机理之上的，但它壹直保持著“标准化与经验化”的严重缺陷，它们很可能需要借助“人工智能”才能得以改善。我认为，推动“生命环境生物学”的建立既能让中西医各自的优势得到彰显，也能使双方的缺点获得补偿，为此才能真正提升造福人类！

如果中西医能够充分合作，以我个人理解，在应对此次严重的病毒侵害中定能产生重大作用。西医西药在重症（精准）治疗和疫苗使用上能够发挥快速高效优势，而中医中药在大众预防、轻症治疗、重症康复中，都能体现独特的长期辅助治疗作用！因为中医中药能够通过调理人身整体的健康机能去提升免疫力（排除毒素），从而实现消除病毒！其实人体产生的“抗体”与外部注入的“疫苗”都是建立在“生命环境生物学”（环境治疗）意义之上的。因为它们都是实现对特定病毒的“全面阻抗”，让该病毒完全丧失生存（繁殖）环境！

再次重申，我不是医学专家，但我愿意与医学专家对话。 此次疫情能够在欧美等地区造成超级巨大的严重侵害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因中国“政治特色”在世卫组织的配合下，能够肆意操控舆论、严重压低疫情灾害真实数据！其次是西方科学界存在著只追求“单壹性”科学认知标准的缺陷，忽视“口罩防护与肢体防护”须同时进行（呼吸交流与肢体接触“同步隔离”）的重要性，因而共同促成了欧美等地区严重的疫情扩散！

我认为，东方人接受“带口罩”的原因是东方医学主要依靠“现实经验”（防护实验），普遍“带口罩”能够证明可以减少“病员和死亡”。而西方人不轻易接受“带口罩”的原因是西方医学追求“试验数据”（感染试验），针对病毒感染的试验数据必须通过正常的人体“感染试验”才能获得。但在无法保证被试人员绝对能够完全恢复的前提下，这类试验却不敢轻易进行，因为它会触犯《反人类罪》！

这里提出的上述两个基本问题，本应属于医学界的专家去解读。但医学专家须要掌握了充分的实验数据才能公开表态，但现实中不少具体试验又难以进行，造成医学界的专家难以坦然面对政府部门、媒体及民众的期盼与追询。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体现出人类试验科学的局限，唯壹可靠的方法是借助相对合理的“理论分析”去应对危机！由于我感觉上述两方面的问题严重困扰著深受疫情影响的广大普通民众，和抗战在治疫前线的医务人员，甚至政府官员。为此，我贸然发表个人见解虽为越俎代庖，但用意是指望能够帮助广大普通民众理解正确防护的方法与尺度，减少盲目与恐慌！也希望能够为奋战在壹线的医护人员提供点信心与力量！同时，还想对相关的各类政治活动家们提供点“是非评价”依据，因为造成此次世界多国严重灾害的病毒事件，无疑参入了“人为（政治）”因素！

我认为，是否须要彻底改变中共严控（世界）社会舆论（言论自由）的“政治机制”，以及如何提升西方科学的“认知水准”，应该是此次疫情传递给整个世界的沉痛警训！我们绝对不应该容许相同的灾难再次重演，彻底探明并消除灾害根源只能是人类的不二选择！本文不涉及病毒“源头”的讨论，因为我之前已有专文讲述，基本观点是：中共无法证明自己清白！习主席究竟是能够为世界人民解除苦难还是制造灾难？我愿为世界人民站出来用事实讨说法！我见到，得意忘形的中共壹定会让麻痹沉睡与姑息养奸的西方自由世界彻底痛醒，撕碎“中共极权”必将成为文明世界平扶沉重伤痛的唯壹愿望！再次提醒中共权贵集团：改邪归正、回头是岸！

本人接受各类相关领袖的正面对话！如果人类医学界专家无人能对本文观点提出实质性否定，我希望它能够引起各国（尤其是欧美）政府首脑、医学专家、主流媒体、广大民众的关注！尽管这里没有具体的“实验数据”，但它很可能会帮助我们减少焦虑、病员、死亡及伤痛，也可能还会降低社会经济和物资的损失！抗战在“黑暗”中的人们，十分需要壹点点“亮光”的指引，它能帮助人们消除盲目与恐慌！如果本文产生了“亮光”，只能是世界文明的福音！

中共元首应该承担责任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目前武汉肺炎病毒—这个 “没有人传人明显证据”的病毒已在全世界大规模传播，已造成两百多万人感染，十五万多人死亡，感染和死亡人数还在继续上升，造成这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灾难的元凶有两个，疫情壹开始，这两个元凶出于政治目的，互相勾结，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隐瞒疫情，打压告诚人民要防范这个病毒的医生。这个病毒的来源本来是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但为了逃避责任，他们又相互勾结，栽赃外国，挑起了本来非常清楚的病毒来源的政治大战。
 
1.元凶习近平
 
非常清楚，造成这个特大灾难第壹号元凶就是习近平，由习近平定于壹尊的中共政府在疫情“可控可防”（他们承认可控可防，李文亮爆料时也确实可控可防）的初期，隐瞒疫情，不但不防不控，还壹而再、再而三地麻痹人民，在病毒已经大规模人传人后，还壹再重申，没有人传人的明显证据，严厉惩罚提醒人们、要人们防控疫情的李文亮等8位医生。2020年1月17日，武汉同济医院已人满为患，不得不腾出三层楼房收治病人，医院当局秉承上面的旨意，禁止任何消息外泄，谁外泄了实情，谁就是造谣，武汉中心医院等其它医院，情况类似或更加糟糕。但中共当局在2020年1月16日还在宣称没有人传人的明显证据。有人说隐瞒疫情是武汉市政府，不是习近平，但谁都知道，中国地方政府虽然经常欺骗人民，他们也经常欺上瞒下，但他们的“欺上”，实质上是在迎合上面的口味，报告些上面喜欢的假消息，隐瞒壹些上面不想听到的真消息，但他们深知，对于这种类似SARS的疫情，如果不向中央报告，有可能会掉脑袋的，他们胆子再大，也不敢对习核心撒这种大谎，武汉市市长周先旺明确表示，武汉市政府已向中央报告，但地方政府没有得到说真话的政治授权。周先旺的讲话表明，他们的壹言壹行都是根据壹言九鼎、定于壹尊的习近平为的脸色。如果真的是周先旺向习近平隐瞒了疫情，这个罪羊早就被习近平杀掉了。
 
2020年1月13日，武汉肺炎传播到泰国，2020年1月16日，武汉肺炎传播到日本，在武汉肺炎已开始向全世界传播时，武汉市政府还没有得到说真话的授权，2020年1月11日到2020年1月16日，武汉市卫健委连续7天宣佈未有新增病例。
 
这个病毒能不能人传人，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科学问题，壹开始就是壹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换壹句话说，这是壹个鹿到底是鹿还是马的问题，很多被感染的病人和他们的亲属、医生，更不用说壹排排的被感染的医生和已死去的病人，比谁都清楚，这个病毒传染性非常厉害，可怜当时那些死于武汉肺炎的人在死前都不允许说自己是被人传染的。
 
4天以后，2020年1月20日，全国感染的人数已无计其数，习近平终于知道继续隐瞒、继续指鹿为马自己也会被感染，当局才授权钟南山出来说这个病毒可以人传人，可以说鹿是鹿不是马了，而早先说鹿是鹿的人，包括李文亮医生，都受到了严厉惩处。
 
几天后，2020年1月23日，他们突然对这个“没有人传人明显证据”病毒，采取了封城措施。人们惊呼，几天前还在说没有人传人的明显证据，怎么突然封城了？他们组织了大量网络水军歌颂对对这个“没有人传人明显证据”病毒采取的封城措施，他们在制造这个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灾难后，为他们的罪行歌功颂德，他们在网上大量转帖：“请问哪个国家有这种执行力？
 
壹纸命令，封城！
 
…
妳们向往的美国、日本、欧洲谁能做到？”
 
确实，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事只有习近平定于壹尊的靠谎言和暴力维持流氓政权能做到。
 
封城后，无数家庭被被居家感染，父亲、母亲，子女壹个个感染，壹个个死去，而习近平却躲在紫禁城高墙内，继续指挥打击为武汉民众说话的英雄，这些英雄壹个个被抓。
 
赶在武汉彻底封城之前，公民记者陈秋实冒著被感染、被专政的危险坐北京到武汉的最后壹列高铁列车到武汉，他说，他的责任是壹个公民记者，作为记者出现了灾难，妳不敢第壹时间冲到前线来算什么记者呢？所谓公民记者，不同于那些国家花纳税人的钱养的那些记者，他们不拿国家壹分钱，却冒著危险，走街串巷，获取真情，告诉人民最需要知道的事实真相，当时的事实已证明，真相知情权就是生命权，当时好多武汉人都是在这个病毒不会人传人的谎言中被感染、后死去的。由于习近平当局最害怕的就是真相，2020年2月6日，他们抓捕了陈秋实，是死是活，现在还不知道。很多人看了他的事迹、听了他们讲话，都感动得流泪。另外，公民记者李泽华和武汉本地公民记者方斌也因为告诉给了武汉人民很多真相而被抓捕。
 
2.元凶谭德赛
 
 
第二个元凶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从疫情壹开始，他就配合已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政府，欺骗、麻痹中国和世界人民。
 
2020年1月12日，谭德赛主持的世卫组织还在宣称；“目前，在医务人员中没有出现感染，也没有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这段话引用于世卫组织的官方网站，无法抵赖。

实际情况是，从2020年1月1日开始，武汉已有多名医务人陆续感染。

2020年1月13日，壹名武汉游客在泰国被确诊患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成为在中国境外确诊的首例病例，在谭德赛的把持下，世卫组织还在说谎，在壹份2020年1月14日（周二）发给BBC中文的声明中，世界卫生组织（WHO）表示，该种病毒的传播方式仍未确认，并未有明确证据表明其可以在人际间传播。”

病毒已传到国外，谭德赛把持的世卫组织还在说没有人传人的明确证据，妳看荒唐不荒唐！
 
普通的中国人，在没有亲眼看到亲人或朋友被传染的情况下，相信了习近平的谎言，丧失了警惕，这是正常的，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长谭德赛是医学博士，并且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源，信息资源，不可能相信这个病毒不会人传人，他之所以鹦鹉学舌，完全是昧著良心，有政治目的，如果没有习近平的政治支持，他是不可能得到卫生组织总干事长这个职位的。
 
由于中共撒谎已臭名昭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不会相信被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政府的谎言欺骗的，但由于谭德赛以世卫组织的名义积极配合，世界各国丧失了警惕，使得这个病毒在全世界得到传播。基于对世界的影响，应把谭德赛定为“元凶”，不应定为“帮凶”。
 
由于习近平勾结谭德赛打压台湾，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台湾这次疫情只受中共的疾病的输入的影响，没有受谭德赛的“没有人传人的明确证据”的欺骗的影响，台湾人民提高了警惕，采取了很多有力的措施，抗疫非常成功，为世界各国创立了标样。
 
谭德赛在回答川普对其的批评时说：“如果不想见到更多的裹尸袋，就不要把新冠病毒政治化”。这句话本身没错，但问题是谁把新冠病毒政治化？世界都看得很清楚，首先是习近平为政治目的的欺骗和打压，后得到谭德赛的积极配合，将新冠病毒政治化了。
 
就是因为习近平-谭德赛将新冠病毒政治化了，全世界增加了无计其数的裹尸袋，如果谭德赛不下台，世界上还会增加更多的裹尸袋。

损失惨重

作者 陈维健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比原有的数字暴增百分之五十。通报强调数据差异的原因是医疗资源不足，患者在家中病亡，高峰期忙于救治客观上存在著迟报，漏报，误报的现象。这些客观原因确实在疫情大规模爆发之时在所难免，没有可以责怪之处。但是处于当时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可以说是据不完全统计？而且迟报，漏报，误报，出入也不会大到达百分之五十。壹句话只有瞒报与继续瞒报才可能出现这样的数字。

武汉订正死亡人数并不是如通报所说，是表现了对生命的尊重与实事就是的精神，更不是中国社会成熟的缩影。而是作为病毒发源地的武汉与世界各国疫情的统计数相比少得离谱。连中共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把数据定位在原来的数字上了。再加上种种事实的呈现，特别是武汉开封后殡仪馆骨灰盒的数字，使原有的数字没有办法自圆其说。再加上国际社会对中国数据的质疑的压力，在此之下只好订正数据。当然这个数据也并非真实，不过是壹个政治要求研究的结果。当中国开始每天公布确诊数与死亡数时人们就发现，每天递增的数字的精确百分比，很显然这不是壹个自然统计数，而是人为的数字。
 
通报说早在2020年3月下旬，武汉就专门成立涉疫大数据与流行病学调查组，充分利用市疫情防控大数据信息系统、市殡葬信息系统、市医政医管新冠肺炎信息系统和市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系统进行线上比对、去重、补全；线下对所有涉疫地点数据进行全采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面对质疑应该作出解释，我们正在进行更正调查之中。但政府所作的是对内质疑进行封杀抓捕，对国际质疑归结为别有用心。还通过钟南山之口说；我们的数据不可能作假，如果作假就不可能复工。这些针对质疑的回应白纸黑字墨迹未干，现在竟然脸不红心不跳地号称有利于维护好人民群众权益，有利于疫情防控科学决策，同时也是对社会关切的回应，所以作出订正。
 
武汉死亡人数“改变中国”网站(ChinaChange.org)主编曹雅学根据武汉壹家殡仪馆的壹纸通知和现有的公开数据进行推算，得出武汉整个疫情期间，2019年12月1日首个确诊病例出现至2020年3月23日疫情得到控制，武汉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规模在40万至60万之间，死亡人数在2万2000至3万之间。当然这个数字只能是壹个推论。真正的死亡数只有中共自己知道。中国至少更改了六次确诊标准，既然确诊标准更改，自然影响到新冠死亡数据。
 
通报说我们订正数字是基于对每个人的生命尊重。既然尊重生命就要有严肃的精神，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中共何不痛快壹下，也不要让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裹，不断地打自己的脸。在户籍制如此严密，个人身份信息化的时代，死亡数是瞒不住的。真正的数字迟早会大白天下。

中共走狗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传说在上古发生的壹次疫情期间，有壹老壹少两只乌龟居家隔离，闲得发慌，于是相互打赌：谁先动谁就输。几千年过去了，两只乌龟仍然缩著头壹动不动。有壹天，北京来了壹批专家，仔细观察研究后总结说，依照我们多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来判断，这只乌龟背上所刻的甲骨文表明，它已经死去了整整三千年。另壹只乌龟听到后，缓缓的伸出头来说：都死了这么长时间也不讲话，让我白白守了三千年！这个时候背上刻著甲骨文的老乌龟露出头来说：妳输了！专家的话妳也敢信？

 这只是中国朋友圈里流传的壹则夸张的笑话，来揶揄如今壹些名不符实和死心塌地为权力洗地的“专家”。但是现在，在某些无良专家中存在的这种违背职业和伦理道德的状况，已经犹如吞嚼良知的病毒，与新型冠状病毒壹样，在国际社会中不断蔓延开来，并让世界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大约壹个月前，《纽约时报》刊登了讲述了世界卫生组织（WTO）专家组的组长艾尔沃德博士带领世卫专家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去中国调查考察的情况。

如果艾尔沃德博士不是加拿大人，我或许不会再去花时间阅读这篇文章，因为我从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网站上了解到，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在2020年1月份就已经派出专家代表团去中国调查考察这次疫情，但是就在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前2天，他们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的风暴眼——湖北武汉这片土地上，仅仅停留了不到两天的时间。世卫组织公布的武汉考察报告摘要Mission summary: WHO Field Visit to Wuhan, China 20-21 January 2020（《武汉考察报告摘要：世卫组织2020年1月20-21日对中国武汉进行现场考察》）裡边写道，考察期间，世卫代表团只是“到访了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中南医院和湖北省疾控中心，包括中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BSL3实验室”，“参观了中南医院的发热分诊以及疑似和确诊病例的治疗设施，还参观了提供高质量的诊断、治疗和隔离服务的系统。”

世卫组织代表团在1月20日至21日去武汉考察疫情，如果没有去像金银潭医院、肺科医院等这些新冠病毒肺炎抗疫壹线的定点医疗机构；如果只是像世卫组织报告摘要中说的“到访”和“参观”，而不是去考察、调查、分析和研究的话，那么这次世卫组织代表团的武汉之行，我相信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达到应有的目的的，也是无法向全世界人民交代的。

 而世卫组织专家组2月份的中国之行，也壹直没有看到世卫组织公布详细、具体的行程和计划。调查考察结束前壹天2月24日晚上，在北京召开了“世卫组织-中国关于新冠病毒的联合代表团新闻发布会”（Press Conference of WHO-China Joint Mission on COVID-19），新华社次日转发《健康报》的通讯《实录！中国-世卫组织联合考察专家组发布权威结论》，其中公布的布鲁斯·艾尔沃德博士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看后实在令人感到惊讶和担心，几乎很难看出这些话语出自壹位严谨、理智的流行病科学家之口。

因此我认为如果这个世卫组织专家组与前壹次壹样，只是去中国某些指定的、疫情防控的样板城市和模范医院走马观花地游览壹圈，或者，看到和了解到了疫情的严重情况后，还故意装著不清楚、不知道，那么包括艾尔沃德博士本人、专家组人员和整个世卫组织还能不能全面、正确地去向世界反映中国疫情的真实情况，能不能基于确凿的调查事实对疫情适时地向世界各国发出警告，并提供正确的防控新冠病毒疫情的技术指导和方法策略，似乎值得怀疑。毕竟，世卫组织应该是壹个以事实为根据、以科学做决策、以保障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和安全为己任的国际组织。

艾尔沃德博士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的提问的时候，为大家描绘了壹幅中国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这场战争中表现出的完美画卷。如果我只是壹位对中国了解甚少，不关心国际事务的美国读者，我阅读了《疫中访问中国，WHO专家组组长看到了什么？》这篇文章后，或许会对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的情况刮目相看：在中国特有的国情条件下，在这场史诗级的与病毒拼搏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领导下，似乎正在以近乎完美的方式，很快就会赢得这场战争。因此，我也许会以为这次疫情并不很可怕而掉以轻心。当时，《纽约时报》总部的所在地——美国纽约，在这次疫情中还风平浪静。

 但是我偏偏就是华人，又与艾尔沃德博士工作、生活在同壹个公正、廉洁、遵循普世价值原则的国家加拿大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并且对中国的情况又非常了解。

 这次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扩散后，中国各地的网民，其中有不少就是战斗在疫情壹线的医护人员，他们通过自媒体和各种可以突破网络封锁的通讯手段，向外界传递出疫情现场的视频和文字报道。当时那里的情况真可谓触目惊心，以至于当局不顾舆论的谴责，不得不将在武汉医院、殡仪馆等公共场所做现场报道的三名公民记者方斌、陈秋实和李泽华“控制”了起来，以儆效尤那些传递现场实况的人。事实上，那里的情况并不像艾尔沃德博士所讲述的那样，壹切都在井然有序的掌控之中。

我记得1月22日的夜晚，武汉封城已经成为全世界新闻关注的焦点，CBC（加拿大广播公司）在新闻中滚动播放主持人对多伦多综合医院（Toronto General Hospital）传染病专家艾萨克·波格医生的专访，在采访结束前，波格医生对著摄像机镜头，盛赞中国政府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及时、全面和透明的信息。

 而在此之前，BBC健康和科学通讯记者詹姆士·加拉格尔（James Gallagher）在1月18日就已经发表了文章New virus in China 'will have infected hundreds'（BBC中文译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已感染上千人”》），其中第壹句话就用粗体字向全世界发出这样的警告：The number of people already infected by the mystery virus emerging in China is far greater than official figures suggest, scientists have told the BBC.（“科学家向BBC说，研究显示，在中国感染这种神秘病毒的人数远远超过官方数据。”）文章说，“目前已有41例经中国专家组确诊的新型病毒病例，但英国研究者估计，实际数字接近1700例。”

尽管真实情况是：武汉“不明原因肺炎”肯定人传人，已经出现多例医护人员被感染的病例，但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壹直在发布“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2019年12月31日）、“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2020年1月3日、5日）、“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2020年1月11日）、“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2020年1月15日）等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信息。直到1月23日武汉封城，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还声称：“截至1月22日24时，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44例”，而此时新闻媒体报道武汉市几十家医院里疑似被病毒感染的病人已人满为患。

 如果说多伦多综合医院传染病专家艾萨克·波格医生赞扬中国政府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及时、全面和透明的信息，是因为当时还缺乏更全面和充分的资讯，让波格医生在分析和判断事实时有可能不够全面的话，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壹些官员的所作所为，可能并非如此简单。

 尽管早在1月13日世卫组织就已经获得证实泰国出现第壹例中国境外的新冠肺炎感染病例，世卫组织在1月20日-21日对疫情已经非常严重的武汉，其中包括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进行了实地考察（世卫组织自称是“到访”和“参观”），但就在武汉封城的前壹天（1月22日），世卫组织还在轻描淡写地发布声明称：有证据表明武汉存在人际传播，但需要进行更多的调查以了解传播的全面情况。

 2月7日，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发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跨部门医生Dawei Wang，Bo Hu，Chang Hu等14人联合撰写的论文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138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Infected Pneumonia in Wuhan, China（《138例在中国武汉感染2019新冠病毒肺炎住院患者的临床特征》），论文回溯了2020年1月1日至1月28日期间收治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138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临床数据，其中57例（约占138名患者总数的41.3%）被调查推定为医院内感染，这57例中17例（约占138名患者总数的12.3%）为患有其它疾病的住院患者感染了新冠病毒，40例（约占138名患者总数的29%）为医护人员感染了新冠病毒，这些情况表明新冠病毒的传染性非常强烈。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生所写的这篇论文，用事实把世卫组织在1月20日-21日期间访问武汉后，尤其是访问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后，还在发表前述那种不负责任的声明。

 那么在世卫组织代表团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进行疫情考察期间，有没有可能中南医院向世卫组织代表团掩盖了疫情的真相？有多家国际媒体报道，财新周刊被封杀的文章《武汉疫情中的中南医院：他们打满全场》的第壹作者、财新记者萧辉的壹篇记者手记近日在互联网流传，其中就谈到中南医院院长王行环当时坚持要向世卫组织代表团反映实情的情况。

 法广在报道该新闻时，引述原消息称：“1月20日，世卫安排专家到中南医院考察，1月19日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领导来中南医院考察安排接待世卫专家时，卫健委的官员要中南医院人员‘注意政治影响和说话方式’。王行环当即直接反驳说，‘我壹定会实话实说。妳们难道忘记了沙士教训了吗？救人命是最大的政治，实事求是是最大的政治’。在世卫组织到中南医院考察的头天晚上，王行环还回绝了跟他相熟的省级领导要他注意政治影响的叮嘱。他对这位领导说，‘真正的政治站位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党中央的全局高度立场上。’”，从中可见中南医院院长王行环应该是向世卫组织代表团反映了实情，具体情况还有待证实。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应对这次疫情中，是否尽到了责任？1月23日武汉疫情已经严峻到不得不进行立即封城的地步，全世界新闻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人类历史上首次发生的、对千万人口级别的超大型城市实施大规模封城隔离的突发事件。但是根据世卫组织在4月份公布的世卫组织抗击新冠肺炎行动时间线，1月22日至23日世卫组织在评估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称：世卫组织总干事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开会，来自世界各地的独立委员根据当时掌握的证据无法达成壹致意见，他们要求10天内在收到更多信息后再次举行会议。

 这段话明显是因为世卫组织的领导层严重失职或出于某种目的，在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了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甩锅给了世卫组织的“突发事件委员会”，最终将责任推卸给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独立委员”而逃避世卫组织应该承担的相应责任。世卫组织在总干事谭德塞领导下，在这样紧迫的防疫紧要关头，还在拖延时间、推诿责任，这种态度是完全无法能够让人接受的。

2月5日，由官媒中国新闻社主办的《中国新闻周刊》总第934期刊登文章《武汉之憾 黄金防控期是如何错过的？》，详细披露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前，疫情防控被人为拖延耽误的壹些细节和事实，由于错过了黄金防控期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该文章披露了政府有关部门和卫健委可能存在隐瞒疫情真相的情况，这篇文章出版后不久便遭到当局封杀。2月7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因感染新冠病毒不治身亡。由于生前发布疫情警报，他在1月初被卫生官员和警方约谈训诫，并因“传播谣言”被迫在警方的《训诫书》上签字。他的死亡，引发了公众对当局压制吹哨、导致疫情失控的不满。与此同时，新型冠状病毒也在快速地向世界各国蔓延，国际舆论对中方公布的疫情数据等情况的质疑也与日俱增。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在中国疫情爆发的壹开始就丧失了世卫组织的基本处事原则，他在对中国政府防控新冠病毒的措施赞不绝口的同时，却完全低估和忽略疫情的严重性和可能会对国际社会产生的严重后果，世卫组织迟迟没有向全世界发出相应等级的疫情警报，直到“2020年3月11日，世卫组织评估后，认为可将新冠肺炎视为大流行。”但是此时已经为时已晚，浪费了宝贵的防疫时间，此时此刻，在许多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数以万计的人口失去了生命。世卫组织壹些官员在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背离了世界卫生组织设立的应有目的和公职人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被国际社会广泛诟病。

 另壹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公共卫生事务中应该扮演壹个怎样的角色？在今天纷繁的国际事务中，中国的宣传媒体经常谈论的壹个话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世卫组织作为壹个致力于为全人类健康而工作的国际组织，却出于政治或其它原因有意识地将地球上部分人口排斥在共享世界卫生资源和成果的范围之外。不管其承认还是不承认，长期以来，这种状况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世卫组织对待台湾的态度，就是壹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种状况，在本质上是无法被遵循普世价值的国际社会接受的。

 在这次人类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战争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壹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迄今为止台湾已经成为全球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最成功、最出色的国家和地区之壹。在这次疫情肆虐的艰难时刻，世界各国需要分享台湾成功防控疫情的智慧和经验。但是由于世卫组织壹些官员的偏见，人为地阻断了世界各国分享台湾智慧和经验的官方渠道。

 3月28日，香港电台(RTHK)英文频道“脉搏”（The Pulse）播出记者唐若韫（Yvonne Tong）采访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布鲁斯·艾尔沃德的视频，当记者提问WHO是否应该重新考虑接纳台湾的会员资格这个问题时，艾尔沃德说自己没有听到提问。唐若韫再次提出该问题时，艾尔沃德要求换壹个问题。当唐若韫继续追问后，视频被切断。作为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艾尔沃德的这种举动，是无法被任何壹个具有正义感和基本良知的人士能够接受的。毕竟世卫组织是基于为全人类的健康服务的国际组织，并不是由壹家壹户开设的，也不应该受制于某个或某些人的喜恶和操控的。艾尔沃德长期工作、生活在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平等和廉洁这样壹个遵循普世价值的国家加拿大，却在世卫组织的工作中体现出了完全违背这些价值观的言行，这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

 世界卫生组织壹部分官员和专家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的表现和对待台湾的壹贯态度，让国际社会感到愤怒，有人甚至发起了罢免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的联署，至今已获得将近壹百万人签名支持。3月29日，世卫组织发布声明表示“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的问题取决于世卫组织会员国，而不是世卫组织工作人员”来推卸责任。事实表明，对待这些不能忠实履行职责的世卫官员和专家，国际社会予以应有的监督、施加壹些这样的压力，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必须的。

 在这次COVID-19全球大流行疫情中，整个世界正在为世界卫生组织部分官员和专家的失职和丧失良知而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次事件，让曾经得过且过的国际社会不得不开始反思：是什么原因，让壹些国际组织的官员和专家，在履行职责时违背了原则和良心？世界究竟需要壹个怎样的国际组织，壹套怎样的行事规则，去行之有效地约束国际组织的这些官员和专家，才能让他们真正为谋求全人类的健康和福祉去工作？

 谭德塞博士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中，因为违背了世界卫生组织应有的处事规则和丧失了人类社会应该遵循的普世原则立场，致使世卫组织没有能够采取正确、有效、及时、积极的措施去防范和应对这次疫情的扩散，导致疫情全球泛滥，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谭德塞博士应该对自己的严重失职承担责任。同时，世卫组织、谭德塞本人以及世卫组织中其他相关人员必须以公开、透明的态度，接受国际社会对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COVID-19在全世界的大流行，给了世界各国壹个巨大和惨痛的教训，摆在大家面前的问题，必须刻不容缓地去予以处理和解决。

言论钳制

作者 张智斌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可以这么说，根据迄今为止已知的情况表明，造成这次疫情大流行所涉及的最为关键的几个问题，几乎都与言论能否自由表达相关联。因此说，尤其是在疫情期间，言论自由至关重要。
 
如果当初李文亮医生的壹声哨声，可以自由地吹响，或许今天的世界，就不会变成这样。方方《武汉日记》引起巨大的争议，其实质其实也是壹个言论应当不应当自由的问题。但是看看眼前这个世界，这个问题还应该是个问题吗？

言论、出版是否应当自由？在理论上这当然不是壹个问题，否则这些内容就不可能会写进中国宪法的第35条中去。
 
温哥华非常美丽，整座城市都融入到了绿色的大自然中。春天来临时，这座春城好似浸泡在花的海洋之中。在花街漫步，真是赏心悦目。有行人从对面走来，壹个会心的微笑，心中便是壹阵春波荡漾。在明媚的阳光下，我看著步道上骑行的、慢跑的行人活力四射地从身边超越，感觉这座城市充满了活力。但是今年壹切都被改变了，远远看到对面有人走来，双方都会尽量保持最远的距离，甚至会主动走到步道的另壹边去，早早地避开对方。唯独乌鸦不懂规矩，不离不弃，还在头顶“呱”、“呱”地叫著。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好难受，人与人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曾经建立起的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只是因为壹场瘟疫，瞬间就被改变了。
 
温哥华有许多乌鸦，有时还会袭击行人，我曾经也被几只乌鸦欺凌过。有人特意绘制了温哥华乌鸦攻击行人的地图，来提醒人们哪些地区的乌鸦是绝对惹不起的。
 
说到乌鸦，让我想起了关于乌鸦的故事。我小时候经常听的壹个寓言故事就是“乌鸦与狐狸”。乌鸦嘴里衔著肉块，停在树丫子上想美餐壹顿。狐狸看著嘴馋，就想了个计谋，说乌鸦唱歌唱得真好听。乌鸦壹高兴就开口唱了起来，肉块掉落到地上，给狐狸叼走了。
 
小时候我也没有肉吃，连饭都吃不饱。所有我心里也在想，如果我头顶上有头乌鸦，嘴里也叼著肉块，这就好了。几十年后来到了温哥华，发现这里的乌鸦满天满地，但我却再也不用担心没有肉吃了。再看“乌鸦与狐狸”这个故事，仔细想想，却觉得其实其中包涵的学问还挺深奥的。
 
乌鸦是可以自由地唱歌的，但只要它壹开口，那块肉可是没得吃了。所以在唱歌之前，自己必须想清楚。在有些地方，其实做人也是如此，哪些话可说，哪些话不能说，这可不只是吃不吃肉的问题。
 
卑诗省以盛产三文鱼闻名，渔业资源非常丰富，也是鸟类的天堂。疫情期间，闲得无聊时，我会去海滩或河边的步道走走，顺便看看水鸟捕食。许多鸟儿非常灵巧，它们用双爪抓住蛤蜊后，飞向高空，然后将蛤蜊抛向坚硬的路面，依靠重力砸碎了蛤蜊的硬壳后慢慢食用，免得再用自己的喙去艰难地击碎它，非常智慧。受此启发，这里我也写壹则寓言故事，暂且叫作“鲤鱼与鸬鹚”，希望读后能给人有所思考：
 
壹天，壹条壹心想跳龙门的鲤鱼望著壹头吃饱了的鸬鹚窜出水面在空中飞翔，羡慕不已，心想要是自己也能够自由地飞翔，那该多好！鸬鹚似乎看懂了鲤鱼的心思，说道：“妳不是整天都在骂我残害鱼群吗？不然我也可以让妳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飞翔的。妳现在还想要这种自由吗？”鲤鱼说：“当然想，有什么交换的条件吗？”鸬鹚说：“那好吧，我给妳这种自由，不附带任何条件，但是妳得按照我的办法去做，这样才能飞起来。” 鸬鹚说完，捡来壹条短树枝，它用双爪抓住两端，叫鲤鱼咬住树枝的中间，然后飞了起来，越飞越高。
 
鲤鱼觉得很快乐，自己终于能够飞起来了，得到了向往已久的自由。鸬鹚又笑著对鲤鱼说道：“妳想骂我，也可以，妳当然也有骂我的自由。”鲤鱼听罢，看著地面离自己已越来越远，紧张得拼命咬紧树枝，不敢松嘴，直到太阳把自己烤干，都没有啃过壹声。
 
其实这条鲤鱼至死都不会明白，那鸬鹚的话是听不得的。鸬鹚是依靠吃鱼生存的，它对鲤鱼的许诺，怎么可以当真？鲤鱼只知道鸬鹚是多么贪得无厌，但它从来都没有注意到鸬鹚颈项上还扎著壹条漂亮的丝带——这可不只是壹件漂亮的首饰，目的是要把它吞下去的大鱼还能吐出来。鸬鹚背后不断逼它吐出大鱼的那双黑手，才是真正的贪得无厌，真正的坏。
 
言论自由至关重要，这句话人人都懂。“乌鸦与狐狸”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人为了保住嘴里叼著的那块肉，不得不选择闭嘴。而“鲤鱼与鸬鹚”的寓言则又告诉我们，如果环境险恶，把言论自由的权利说得再信誓旦旦，也是不著边际的，壹旦张嘴，弄不好真的会把自己搞得粉身碎骨。

现在回顾头来再谈方方现象和《武汉日记》。如果方方处在壹个言论自由的环境中，她的写作是不可能会引发出这么大的争议的。世界上写作的人太多了，但在言论自由的国家里，哪位作家和他（她）的作品，会像方方和《武汉日记》那样，能够引发整个国家的舆论为之而撕裂？疫情中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方方现象，出现方方热，正是因为言论不自由的结果。
 
胡锡进在《方方日记在美国出版，公众对她的态度会变得更快》壹文中说：“不知道方方日记在美国的出版是否得到了她的授权，但我希望，她能够理解公众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的不快感受。她写那些日记时产生的回响是中国内部的壹件事，这种回响有当时的场景和逻辑。然而这部日记在今天和之后拿到美国和西方去扩散，就是另壹回事了。它不会是壹般的纪实文学交流，它壹定会被国际政治捕捉到。很有可能的是，在未来的风浪中，中国人民，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了方方的人，将用我们多那么壹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
 
我看了胡锡进说的这段话，真的开始为方方担心。我的担心并不是因为方方真的写了什么危害人民、危害国家的内容，而是因为被她触到“G点”的这批人，他们早就自认为自己已经代表了人民，代表了国家。如果疫情过后，世界上要是真的发生什么事，胡锡进套在方方头上的那顶帽子，那可不是闹著玩的。
 
但是，我感到很奇怪的是，“老胡”莫非真的天生壹副狗鼻子，要不怎么会这么灵，现在就已经嗅出了“在未来的风浪中，中国人民，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了方方的人，将用我们多那么壹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莫非他是在诅咒中国真会因为这次疫情而给西方赔款埋单？要是真是这样，妳老胡知道的机密恐怕也太多了吧？
 
那壹方在对方方蛮横指责，这壹方在为方方鼓劲打气。为了替方方说句公道话，网上也是好文迭出——许多文章，写下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感觉格外真实、生动。前两天，网上传出崔永元的壹篇佳作：《给方方上壹课》，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诫方方怎样从网络围殴的战场中死里逃生——可见，对于名人，壹旦身临其境，这种处境是多么凶险！
 
我们都知道崔永元是壹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写文章至今还保持著当年他主持“实话实说”这档节目的风格，慢条斯理又风趣幽默，他说曾经被150多家官媒围殴。轮奸崔永元的恶棍队形整齐，第壹梯队出动的是地痞流氓，污言秽语不停，往妳的面碗里死命地啐口水，搞坏妳的心态，耗完妳的精力。于是第二梯队的高级混混开始登场，其中有在职的大学教授，有退休的军队司令官，有现任的法官、检察官，还有骚气十足的电视台娘们……总之阵容之豪华，妳怼得过来吗？第三梯队出场的那才是超级黑手，挺在前面的是齐刷刷的壹个大阵容，从靠发贴发了大财的壹位位网络大咖，到齐刷刷地坐成壹排在网上齐刷刷地发贴“支持”、“支持”、“支持”的监狱犯人，个个都是壹切行动听指挥。这背后的肮脏，不是壹般人能够去想象的，壹不小心，就掉进了他们精心编织好的箩筐里，这正是他们需要达到的效果。
 
这样的人力物力和恶心的程度，据说曾经把崔永元搞得壹度神经衰弱，这根本不是壹个平常人能够抵抗得了的，更何况像方方这样壹个舞文弄墨的女子？看看崔永元的文章，就可知道等待方方的那条崎岖的道路会有多长，现在天还只是在渐渐黑下来，以后的夜路会有多难走，路上的鬼魅有多少，现在还真的不好说。
 
方方写的《武汉日记》，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真的是在“带节奏、说假话、编故事，给党和政府抹了黑，给中国人民丢了脸，给帝国主义当了狗，给反华势力带了路”？是不是像胡锡进说的“方方的确带来了对公众的壹份刺痛”？其实我想要分辨这些问题也不复杂，最好的方法就是交给武汉人民自己去评判。如果胡锡进真有这样的种，他是不用在《环球时报》上阴阳怪气地发《方方日记在美国出版，公众对她的态度会变得更快》这种文章的，胡锡进敢不敢在“环球网”上发起壹个对方方《武汉日记》的民意投票调查，让武汉人自己去投票评判，让全国人民来做裁判？
 
当然可以想象，方方写下了《武汉日记》，在可以预见的前景下，只要她还努力坚守著这壹份良知而不改变，那么等待她的或许会与许多坚守良知的同道人壹样，只能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忍辱负重地活著。她或许活得远没有像那些厚颜无耻者那样逍遥自在，但相信她的良心是觉得安稳和无愧的，历史也终将会留下这壹笔的。
 
其实那些厚颜无耻者在内心里也是觉得自己是无愧的，但是他们永远也不可能体会到像方方那种发自内心的荣耀：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也正因为这，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将为妳存留！

共产专制

作者 徐建新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壹、中国在疫情初期出现的三大常识性错误
 
中国在早期新冠病毒暴发的相关信息也就外国人不明白，国内不少人都知道，关键是由于是新病毒，而且有著无症状感染者、潜伏期长，轻症如同普通感冒且能够自愈等容易导致错误判断却难于正确判断的特征，导致中国的卫健委系统和中国CDC系统的专家们、官员们有著各自的看法、判断，由于看法、判断有所不同，因此出现了相互矛盾、冲突、混乱的做法，包括出现了不可避免和可能避免的各种错误。壹部分人认为是传染病，壹部分人认为不存在人传人，结果是：壹、并没有向WHO、外国隐瞒疫情，按规定进行了通报；二是对华南海鲜市场进行了消毒避免病毒传播，但是导致可能找不到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了，因此是壹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并要求曾经得到过病毒的实验室销毁相关病毒、并且不得接受病毒检测以免在获取、运输、检测的过程中传播病毒；三、中国CDC主任高福院士判断正确，有消息说2020年1月6日打了报告提出了各种防疫的正确做法如减少聚集、会议等的报告，但是，没有得到批准；四、中国的卫健委系统明面上是武汉市卫健委犯了极其巨大的错误，最大可能是徐建国院士的判断出现了错误，关键是湖北省卫健委的错误还可能包括武汉卫健委的错误，认为不存在人传人，并口头传达荒谬的入排标准，导致中国国内浪费了十四天时间。对中国内部，情况则可以说是昏庸渎职。2020年1月14日，国家卫健委也终于发现了问题。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至今，中国出现的三大常识性错误不仅令人愤怒，也导致国家民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1、外行训诫内行。2、卫健委这种对传染病半懂不懂的行政单位下发文件居然还口头传达有常识性错误的入排标准给医生，耽搁浪费疫情早期宝贵到极点的十四天时间（最大的可能性是徐建国院士的判断出了错误，还影响了卫健委领导；卫健委这种半瓶醋下发文件乱干扰专业医生的诊断，还口头传达，彻底坏了大事）。3、常识是密闭或接近密闭空间还人多最有利于感冒和流感等病毒传染，但武汉市的医院不少居然就变成了“病毒培养皿”。
 
第壹个关键问题就是众所周知的八位医生因为他们的发言警告被公安机关训诫的事情。这壹点的荒谬极其明显，也导致了网络上的巨大怒火：外行有什么资格训诫内行？医生的同学群内的信息交流也能够成为谣言、被认定为谣言？这壹点是壹直扼杀网络言论自由导致的后果之壹，只不过，这壹次显现了巨大的荒谬，也部分导致国家民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什么情况属于公开发布疫情消息和什么情况属于医生内部的正常信息交流包括疫病信息内部交流，壹定要明确地区分开。
 
需要坚决执行的是：保障医生等专业人士的言论自由以及学术自由包括自由的探讨，再不可出现外行训诫内行。
 
第二个关键问题就是卫健委这种半瓶子醋不能下发文件乱干扰专业医生的诊断，并导致长时间（14天）的延误疫情的错误判断为不会人传人，耽搁浪费疫情早期宝贵到极点的时间，最终导致武汉封城，国内不少城市封城封小区、大批民众患重病甚至死亡的巨大代价。这壹次新冠肺炎武汉又壹次出现了关键的常识性错误，类似于之前的SARS疫情。传染病的预防治疗“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非常重要。2003年SARS疫情时间延搁的重要原因之壹是洪涛院士违反科赫原则，错误地判断为原核生物导致的非典型性肺炎。这壹次出现的常识性错误是，做科学研究的都知道，科研中切切不可出现：研究人员包括医生先有了壹个假设、标准隐含著错误的前提，直接导致错误的样本选择、导致错误的结论或结果，然后是错误的样本选择、结论或结果当然加强了错误的假设、标准或自以为验证了错误的假设、标准。问题是，这壹次是武汉市卫健委（实际上很有可能是湖北省卫健委）下发给医院，医院院长口头传达给医生的新冠肺炎的入排标准就出现了这样的巨大常识性错误，即确诊标准中的：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
 
从动物传染给人的病毒并不壹定都能够人传人，如果病毒不能够人传人，或人传人的能力很差，那么，就无须担忧这种传染病和病毒；2020年1月3日武汉多家医院医生收到了通过口头传达的武汉市卫健委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入排标准即确诊或排除标准三条：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其中的：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意味著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人才可能是确诊的肺炎病人，没有接触史的人就壹定不是确诊病人，但是，人传人的判断依据就必须来自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人，也就是确诊标准把最重要的确定“人传人”的病例排除出了确诊病人的范围，即实际上确定传染病病人的标准本身就隐含地排除或者接近排除了武汉病例的“人传人”，即实际上这个确诊标准相当于隐含地确定了病毒不会“人传人”或能力很弱，也就是根本不必担忧这种新型病毒；问题是，没有进行实验等经验基础来证明这壹隐含的前提，更大的问题是情况恰恰相反，新冠病毒的人传人能力超强。这是壹个巨大的常识性错误，麻烦的是，这个巨大的常识性错误还是隐含的，不易被发现。这个错误既否定（或极大低估）了新冠病毒的人传人，又同时导致了确诊病人数量在早期壹段时间的壹个都没增加，更加导致麻痹大意（病例壹个都没增加方面，确诊标准中的病毒检测呈阳性这种苛刻要求影响更大。此外，网上有相互矛盾的说法：由于武汉市在2020年1月2日到2020年1月16日，标本源源不断地发给CDC，CDC没有回音，CDC没有发检测试剂盒给武汉导致。换专家组（第三批？）后，下发试剂盒后，武汉市用三天时间壹口气报告了近200个病人；网上有媒体消息说1月11日CDC就已经给武汉发了PCR检测试剂；那么，是否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CDC与武汉市的相互配合不力导致这个结果？）。等到第三批国家专家组确定人传人和巨大危险（媒体上说那时钟南山已经知道好几个香港广州的病例，绝对能确定人传人。第二批国家专家组的部分专家已经先意识到有问题），就已经出现大问题（网络上有提到有医生的估计2020年1月20日病例达壹千多也有估计更多）而导致武汉封城了。
 
具体的时间线是：武汉市卫健委在2020年1月3日通报44例“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2020年1月5日类似，但数量变成了59例；2020年1月11日，武汉卫健委通报41例新冠肺炎，宣称2020年1月3日后无新增病人，直到2020年1月17日，都通报零新增确诊。武汉整整14天没增加病人并错误判断疫情，原因在此。
 
根据三篇文章的报道：《从专家组抵达到武汉封城 探寻新冠疫情“谜”之20天》、《白皮手册与绿皮手册：新冠肺炎诊断标准之变》、《武汉早期疫情上报为何壹度中断》进行分析总结，情况就是：国家卫健委第壹批专家组到达武汉后与湖北当地专家组共同制定了绿皮手册的病毒肺炎病人入选标准没有问题；在此基础上的1月3日武汉市卫健委下发的白皮手册，比绿皮手册多增加了入排标准，而且，确诊标准大大提高，需要同时满足4条“临床表现”，再满足“流行病学史”4条之壹，入排标准已经有标准变苛刻的大问题和确诊标准已经排除壹部分人传人病人的大漏洞了；但是2020年1月3日，在口头传达到医生而且武汉市卫健委要求口头传达的情况下，入排标准变成了既苛刻又荒谬又简单的确诊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否则排除。至于情况是口头传达时就已经出现巨大而荒谬的错误还是由于口头传达易出错、医生的记忆有简化而导致出错，尚不清楚。如此疫情大事，采用如此容易以讹传讹出错因而极其糟糕的方式口头传达，武汉市卫健委昏庸胡闹到极点。
 
结论很简单，武汉市卫健委犯了壹个巨大荒谬的常识性错误。为什么？而且武汉市卫健委制订的文件上的病人的确诊上报标准本来错误巨大但是不算太荒谬，但由于是口头传达的错讹，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由可选标准变成了必须还简化了，进壹步变成了极其荒谬的标准。为什么还要口头传达？还有壹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国家卫健委第二批的专家组都没有发现这种巨大错误？我看到说国家卫健委第二批专家组的部分专家意识到了不对劲，但出现了错误判断，与湖北方面交流时暗示湖北方面隐瞒，湖北方面领导也不高兴，直接反问，因为湖北的情况是标准出了巨大荒谬的错误。
 
国家卫健委第二批专家组在武汉调查时，武汉市已经出现了好几例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已经完全足够证明人传人，武汉市的医院向第二批专家组报告那几个医护人员病例就立刻能够确定人传人，但是，入排标准决定了那几个病例不是患新冠肺炎也就没有报告。
 
这常识性错误是谁犯的，为什么会犯？第壹种可能：武汉市卫健委的领导犯下了全部可怕荒谬的常识性错误。第二种可能：根据武汉市卫健委的领导没有被撤职消息而湖北省卫健委书记张晋与主任刘英姿全部被撤职来看，有可能是湖北省卫健委为了那时候的武汉市、湖北省人大开会，因而要营造良好气氛，粉饰太平，乱改确诊标准导致，但病毒不会配合营造良好气氛，出现了捅破天的大漏子。第三种可能：国家卫健委的第壹批专家组中的徐建国院士有著乐观的判断，私下的谈话和判断出现了巨大的错误，湖北省卫健委领导或武汉市卫健委的领导听从了，粉饰太平，口头传达入排标准而且简化了，变成了荒谬。理由是湖北省卫健委书记张晋，基本上是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助理期间获医学博士学位，完全没有足够的专业权威和胆量来乱改入排标准，湖北省卫健委主任刘英姿，专业压根与医学无关，毫无权威、胆量来乱改入排标准。这壹判断的证据还有：2020年1月14日，卫健委专家徐建国院士对《科学》杂志表示，763名密切接触者无壹感染，疫情程度有限，如下周无新增病例或将结束；当然，判断错误的原因之壹在于新冠病毒的潜伏期长，还有无症状感染者、轻症就和感冒没什么区别等情况。还有，钟南山院士主张提高中国CDC地位要有行政权的主张，记忆里，有已退休原卫生部高官反对，主张关键还是专业水平重要。
 
我个人判断：最大的可能性是第三种，问题来源于徐建国院士的判断出了错误，还影响了湖北省卫健委领导；卫健委这种半瓶醋下发文件乱干扰专业医生的诊断，还口头传达，彻底坏了大事；
 
2、做防疫的事情的思路（原则）和干科研工作、写论文来发表的思路（原则）是完全不同的。做防疫以及很多做类似的事情的思路，是必须事先（提前）根据（按照）最大的可能性来做好准备、确定对策并落实各项行动，当然，并不因此认为其它的各种可能就不存在。而干科研工作、写论文来发表的思路（原则）是必须科学准确，只回答最大可能性是远远不够的，通常必须有百分之百确定的结论。
 
那么，12月30日已经发现了冠状病毒而且确定了类似SARS病毒，按道理应该按照最大的可能性去提出报警、意见、建议，也就是预判人传人概率很大，由此必须制定出保护好医护人员、提出早隔离等措施并执行，包括无奈之下封小区甚至封城，但实际情况却是武汉方面反而死板地坚持病毒检测呈阳性，别处看到说类似于死板地要求100%的确定（大意如此）。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向中央打了报告，提出了正确的壹系列对策，但是，没有得到批准执行（也就是说，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没有任何错误，却在民间被当成了替罪羊）。
 
当然，这意味著又是壹个常识性错误。也就是说，没有赶紧加强对医护人员的保护，没有禁止万家宴以及人员集中的各种集会等，是壹个巨大的常识性错误。当然，封城是壹个代价和难度都极其巨大的举措，壹般情况不必要考虑（作为人口第壹、劳动力富余、人口密度大的大国，无奈之下封城并非完全不可接受）。当然，政府对民众通报、沟通交流必要清晰的信息，怎么样做到最好，这也是壹大困难问题。壹是担忧谣言满天飞问题，这壹点不必担忧，正是政府未能够及时向民众通报必要清晰的信息，才会导致谣言满天飞，而且民众还信谣。二是民众恐惧导致的某些物资甚至超市被抢购，被买空问题，这壹点会有麻烦，但可以解决，因为中国已经不是生产能力低下的年代，而是生产过剩的时代了。而且，交通运输已经相当不错，能够及时调配了。曾经中国有过抢盐、抢醋、抢板蓝根等风潮，都轻松平息了。当然，如果是抢蔬菜，就需要说清楚，不要抢，多抢到的，吃不完会烂，蔬菜烂掉多了的结果就会导致蔬菜真正出现不够的情况。当然，未来能否提高技术水平让蔬菜的储存更好更加长久而使得储备量提高，是壹个困难问题。
 
三是武汉市的医院、政府部门怎么没有注意到壹个简单常识，中国大学纯应用的学科、学院（在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怎么在如此重大疫情中看不到壹点作为？封闭或接近封闭场所人员密集再加上新冠肺炎病人，是新冠肺炎疫病传染的最有利环境（不论普通感冒、流感病毒，还是SARS和已知的冠状病毒情况都是如此，这是已知的常识，解决办法是首先确定哪些是封闭或接近封闭场所（医院、很多店铺、车站、机场、公共汽车、火车、出入境关口等等），尽量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如全部进入密闭、接近密闭场所的人员都必须戴口罩（未来可能成为戴透明面罩加口罩的要求）、开窗、加电风扇等加强空气流通，还有就是想方设法降低密度即保持空间距离（有至少壹米、壹米五、两米距离的处理），包括医院甚至政府做好与民众特别是病人的沟通包括在医院门口、医院内广播通告、微信通告、短信通告、各种办法通告医院已经太满，如若进入各家医院需要等待时间大致多少小时等，而且太容易被传染和相互传染，病人不要来医院挤包括不要在医院办公室或医院过道处挤在壹起导致可怕的相互传染）。武汉已经出现的情况那就是医院变成“病毒培养皿”（有人说实际上武汉壹些药店、超市也出现了这些情况），按道理是可以避免的；几乎肯定是、疑似的、有点可能是新冠肺炎（其它感冒或发烧）的病人全部冲进少数的医院这种封闭场所，尤其是全部冲进医院的相应科室以及在办公室外的楼道中长时间等候在这种很小的封闭场所，还有的情况是病人的亲属带著病人连续奔波在好几个已经人满为患的医院以求得到医疗乃至住院治疗，就是流动的传染源；再加上新冠肺炎传染病本身就是壹传四、四传十六这样爆炸性增长，传染了实际上的健康人，还相互交叉传染了患有其它病的病人，进壹步极大地加剧了疫病传染；有人说：“在武汉，感受的最深的，就是在医院交叉感染人群非常庞大！！”而且，大量病人雪崩般地冲向医院还立刻压垮了医院，导致了重症率、致死率的极大提高，进壹步地，大量病人雪崩般地冲向医院还导致了大量医护人员被传染，尤其是初期，缺少了医护人员的各种重要的辅助治疗（新冠肺炎病人患有的其它疾病是导致重症、致死的重要原因之壹），进壹步导致了重症率、致死率的极大提高。由于新冠肺炎没有有效药物，更何况绝大多数的人可以自愈，实在是悲剧。新加坡等国的解决办法之壹就是轻症病人不要挤著去医院，在社区诊所解决；医院的医疗力量只用在重症病人身上（但是，实际上关键还是要保证不要出现病人数量快速的指数增长，不要超出医院的医疗能力限度，这样才能够不压垮医院）。
 
这两点也是武汉民众的最大悲剧，也是国家民族的悲剧。由于中国在2003年曾经经历过SARS疫情，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这些可以避免的糟糕情况，实在是令人不满。我认为，这种呼吸系统方面传染能力极强的疫病，中国又是人群密度极大的国家，政府、大学、疾控中心、卫健委、医院都必须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并做好各种预案包括对民众的告示以及各种物资（口罩、医用手套、护目镜、防护服乃至药品、呼吸机等）、人力（医院增加医生护士的数量）、各种必要的知识（如隔离医院包括方舱医院、重症医院的相关图纸等）的战略储备，不要再出现类似错误。
 
华中科技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据说是实力极其强劲，武汉市遇到如此大疫情，居然毫无作为。
 
二、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三大常识性错误？
 
外行训诫内行这个错误当然来源于中国网络言论自由的被违法破坏，具体地说，来源于长久以来国保、国安、中宣部的政策以及习近平主张的“亮剑”。
 
卫健委这种半瓶醋下发文件居然还口头传达有常识性错误的入排标准给医生，耽搁浪费疫情早期宝贵到极点的十四天时间。这个错误来源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历史悠久的老毛病也是大问题即政治干预学术，由于历史上这个古老问题的极其明显糟糕后果，很被人反感，因此卫健委偷偷摸摸地口头传达，反而更加坏了大事，还不如光明正大地下发没有达到荒谬程度的文件。
 
在三月份我看到网络上由于中国CDC主任高福院士参与署名的壹篇回溯性论文，即事后的论文研究确定实际上12月武汉早已出现“人传人”病例，顿时高福被千夫所指，变成了罪大恶极的替罪羊，实际上，中国CDC在1月6日的报告中的主张是正确的。而且，1月6日国家疾控中心内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也就是说，最早正确判断并提出正确对策的人高福院士却被当成了替罪羊。有媒体报道，高福在2019年12月30日夜晚网上查询到武汉出现不明肺炎，发现武汉未遵守法律规定上报，连夜给多名国家卫健委领导打电话报警并导致了国家卫健委第壹次派出专家组。
 
高福院士至今还是替罪羊，原因何在？最大的可能是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习近平在疫情处理上并不存在的伟大光荣正确背黑锅。
 
武汉市的医院、在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出现的常识性错误，徐建国院士出现常识性错误（如果那个最大的可能性是真的），关键原因之壹就是政治胡乱干预学术，包括导致在中国，论文数量、发表刊物的等级和写论文最重要，做好实际的事情，提高学者水平不重要。这又来源于社会主义制度历史悠久的老毛病。很久很久以前，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就把学者入职、评价、晋升的权力抓在自己手上，导致了外行领导内行的批评；在1957年反右以及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之后的毛泽东等人认为这些批评是要夺取共产党的权力，外行领导内行变成了不可挑战的政治正确。邓小平被打倒重新上台后，部分纠正了这个错误；但是，很快地，1989年的六四事件，又导致了党政官员重新紧紧抓住这个权力。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很清楚中国需要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当然他们就是不把学者入职、评价、晋升的权力还给学者，党政官员他们又没有相应的科学鉴赏力、技术评价能力、知识水准和经验等等，毕竟，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分成了极其繁多的专业，还隔行如隔山；那么，办法只有实行量化考评制度，也就是大学、医院等，数论文，根据发表的刊物级别数论文，导致了大量垃圾、抄袭、造假等论文；后来还有数专利，导致了大量无用专利的泛滥；此外还破坏了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和技术创新以及应用等，因为这壹切口头上说重要和重视，实际上并不重要也不重视。壹句话，中国的教育与科学技术，效率在降低，实际水平上在退步，此外恐怕还与科技人员收入偏低有关，但由于从事人员数量和资金的增加，总结果还是进步。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表现和《韩非子》寓言中《郑人买履》的郑人表现壹样：
 
有个想要买鞋子的郑国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想要科教兴国），他先量自己的脚，并把量好的尺码放在了自己的座位上（具体办法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制订了各种数论文的标准，其中外国的SCI特别重要）。到了集市，却忘了带量好的尺码。已经拿到鞋子，才想起自己忘了带尺码，于是就说：“我忘记带量好的尺码了。”就返回家去取量好的尺码。等到他返回集市的时候，集市已经散了，于是就没有买到鞋（结果是科学技术没有得到效率进步，教育等还更差了）。有人问他说：“妳为什么不用妳的脚试鞋呢？（为什么不实行自由民主或者相信自己的科学家、技术专家，把把学者入职、评价、晋升的权力还给学者？）”他说：“宁可相信量好的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宁可相信论文数量、外国的SCI，实质是相信不懂科学技术的官员，也不相信自己的科学家、技术专家。）
 
如果真是徐建国院士出现常识性错误，那么中国顶级科学家壹再出现常识性错误，只能说明中国科学家群体的科学鉴赏力有著明显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就是因为政治干预学术，加上学者入职、评价、晋升的权力没有还给学者，导致学者们运用科学鉴赏力的机会少或很少，不用怎么提升？由此部分决定了中国科学家群体的科学鉴赏力存在明显问题。最终，损失极其惨痛的全球性大灾难，这也是部分原因之壹。
 
当然，对此网络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如壹些年轻人主张，只有数论文，量化考评制度才公平、客观。但是，科技成果的水平基本上要经过长达几十年上百年时间后的才会能够看得非常明显（客观），但大学却要在科技成果产生后的壹两年到几年内评价判断科技成果的水平，这种评价判断本身就必定是主观的，不可能客观；权威学者的高水平包括科学鉴赏力的高水平，对科技成果评价判断的高水平是公平公正的基础，不存在低水平反而公平公正；因此，这些年轻人的主张极其荒谬，相当于认为外国、中国的审稿人、编辑才公平。如果真把学者入职、评价、晋升的权力还给学者，壹般来说水平更高的本大学或本系的权威学者、教授们的评价和决定壹定相对不公平或者不公平。这隐含的意思是：学者水平越高，学者的道德品质越坏。再引申壹点就是文化大革命那壹套了：“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知识越多越反动”。当然，实际上，由于中国大学的近亲繁殖极其盛行，高水平学者对待自己的徒子徒孙以及对待外来的人员，完全可能难以做到壹视同仁；因此，这壹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中国大学要实行把学者入职、评价、晋升的权力还给学者，前提必须是不留本校生，绝对禁绝近亲繁殖。当然，在完全杜绝中国大学的近亲繁殖所需要十几年时间里，磕磕碰碰、各种麻烦在所难免。此外，还需要同方向的专家外部评价参与，常常还需要学者的自由流动，共同营造公平的环境。这样才能够真正提升中国科学技术的水平。
 
还有，壹些年轻人主张，老家伙有什么资格评鉴判断年轻人研究成果的水平？关于这壹点很简单，高水平学者的判断力，壹般就是高于没有显现学术水准的年轻人，尤其是还有同方向的专家外部评价可以参考，年轻的天才学者这种例外有，不多；因此要按照大概率的对科学技术发展明显有利的规则来进行。这壹点类似于高考的高分考生的知识能力壹般就是高于低分的考生，有例外，不多，因此，必须是高分学生进入好大学，低分学生进入低水平大学。
 
总之，中国在疫情初发期间出现的三大常识性错误，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历史悠久的大毛病。
 
三、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新三大常识性错误
 
在中国的疫情完全得到控制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又出现了三大常识性错误：
 
壹、没有把相应情况的必要信息透明地告知国内民众与外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中国犯了三大错误，尤其是早期判断以及应对错误，应当及时公开，但是，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和习近平的并不存在的伟大光荣正确，偏偏却把它隐藏起来，此外应该还与中国共产党常常出现的政治习惯有关，出现了问题，第壹步先捂盖子；有人发现、报告了问题，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中国共产党这种做法的原因是（网上传说是俞正声转述习近平的话，我完全相信这壹点），在抗击疫情的时候：“当前的关键是救人，而不是倒追责任，责任要追，但不应是当前注意力集中的地方。最主要的是团结鼓劲，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否则将影响士气，影响团结。这就是总书记多次讲的正确的舆论导向。”还有就是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都不能够说成是体制性问题，包括警告财新网的可能被关闭。看壹眼这个说法就知道它的荒谬之处，习近平的错误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壹直的错误，对媒体的要求如同对党政领导或下级的要求，实际上是把国家公器媒体当成是壹党之私宣传的工具，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舆论导向必须是听命于上级要求如吹嘘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但是，中国人和西方国家因为自身遭受如此疫情惨状，不少人自动会产生不满、愤怒、追问、追责乃至推卸责任，中国共产党却在不停地对内对外宣传自己并不存在的伟大光荣正确，简直是政治、社会经验无知幼稚的举动，只会导致不少国家民众媒体乃至政府官员等更大猜疑与愤怒、追问、追责乃至索赔等。还有，谣言就容易被欧美国家的民众媒体乃至政府官员等相信、被西方各国不少媒体追著痛骂和追著诘问，包括部分原因在于这些隐瞒，导致西方国家等世界各国的媒体乃至政府认为或者宣称中国壹直在隐瞒疫情，甚至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媒体主张索赔，要求索赔的及声音越来越响亮等，效果尤其糟糕，极其愚蠢。向国内民众与外国民众媒体政府等简单地说壹句：由于新冠病毒是新型病毒，研究判断需要时间，病毒有著各种容易导致疏忽、错误的特点如无症状患者、潜伏期长、轻症如同感冒，研究者与决策者们在首次面对中出现各种不同判断、出现各种错误、混乱甚至相互矛盾冲突等在所难免是绝对不够的。问题是，我看到的中国官方回答，如中国驻美国大使答记者问等，比我写的这句话还要简略；尤其是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的浪费14天的错误，到底情况是主要来自武汉、湖北省的错误，还是包括来自徐建国院士的错误，应该说清楚，不能够让高福院士壹直当替罪羊。尤其是，如果习近平也曾经出现过错误的话，不要以为让高福院士替习近平壹直当替罪羊是正确的处理。谁都知道，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存在明显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明确告知外界，会引发更大猜疑与愤怒等，况且，西方发达国家不少人很清楚疫情当前，西方和全世界都需要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目前大部分不会翻脸，壹旦疫情结束，问题必定全面彻底大爆发，最终当然是国家政府、中国共产党包括习近平来承担后果包括背上实际上不存在的黑锅。
 
然后中国共产党的总结又是：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那些提出问题揭示真相的人，目的都是要灭亡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当然中国人也壹样有著愤怒，谁都知道中国在疫情早期出现了明显错误，中国和全世界都遭受了惨痛损失，还在宣传包括对外宣传并不存在的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的伟大光荣正确，中宣部和外交部等愚蠢到极点。对内，同样导致了很多的不满愤怒甚至导致了任志强的愤怒的檄文。
 
任志强被抓进监狱是由于他写的壹篇文章愤怒地谴责习近平想当没穿衣服的皇帝，里面有提到（大意）：2020年1月7日习近平对疫情有壹个批示，为什么不全文发表？现在的情况看得出来，习近平的批示明显是没有意识到疫情的恐怖；原因有两种可能：壹，因为徐建国院士他们有乐观的错误报告，报告与高福院士的意见相反导致。这种情况习近平的表现称不上错误，习近平当然没能力判断中国两大顶级科学家相反的看法谁对谁错，选择了相信徐建国院士的看法也属于正常反应；二、如果实际情况是没有卫健委的相反观点报告，习近平没有在意中国CDC在1月6日的报告，这可是习近平明显的重大错误。面对疫情，外行领袖不相信内行尤其是顶级科学家是错误。任志强的文章中对习近平的表现极其愤怒，原因何在？恐怕是因为任志强认为习近平出现了大错误，却自我表扬甚至制造个人崇拜。
 
不管习近平的表现是哪种情况，都应该放了任志强；首先抓捕任志强破坏宪法保证的言论自由；其次，刚才说了，在疫情导致损失惨痛的情况下，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的并不存在的伟大光荣正确，导致了全世界各方面包括国内人还有任志强的怒火，错误在于中宣部等部门，习近平也有领导责任；每个人都是人，不是神，都会犯错误，包括习近平自己；武汉的在壹月底二月初那段时间的情况太惨烈，被隔离尤其是新春佳节被隔离大家都很难受，任志强火气太大，导致说了过头的话（我不认为习近平想当不穿衣服的皇帝），可以理解；再者，连我们这个小县城，身边的人偶然提到习近平，常常就会说到党政机关中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的荒唐故事，还有他身边吹牛拍马的家伙太多。
 
还有放了那些维权律师包括许志永，那些维权律师包括许志永都是在要求或努力让政法系统依照法律来执法，但是结果是被捕入狱；
 
二、新冠病毒是否来源于美国军人通过军运会传给武汉，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身为政府官员，赵立坚的推特发言太过于急躁和草率。由于这个原因，网上传言，官方下达了命令，新冠病毒来源问题论文的发表必须经过官方批准，这壹点很糟糕，政治干预学术导致武汉疫情错误判断、错误决策的惨痛教训还在眼前，老毛病就又壹次发作了。学术问题、科学问题，还是交给学术界、科学界讨论决定（根据这两点，我判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很可能犯了错误三）。当然，在这方面，美国密苏里州的检察长做的事情起诉中国政府更加荒谬可笑。中国网络上谣传的还有美国病毒实验室泄露导致，电子烟肺炎就是新冠肺炎。
 
三、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很可能没有派出科学家医生去印尼甚至马来西亚去追查到底穿山甲是不是新冠病毒的直接的中间宿主。如果没有的话，这就又是壹大常识性错误。这是武汉市关闭华南海鲜市场和全面消毒的错误所遗留的问题；派出科学家医生追查到底什么动物是新冠病毒的直接的中间宿主、新冠病毒的直接来源，这壹点对于全世界包括中国的防疫极端重要；如此惨烈、损失惨重的全球性疫情大爆发，必须全力以赴避免未来全世界好不容易防疫成功之后，新冠病毒消失后，某些动物突然又把新冠病毒传染给人类；根据已有的研究，可以判断新冠病毒有两个可能来源（蝙蝠和东南亚的穿山甲），可能性壹、来源于蝙蝠，但是，接近程度只有96%，当年确定SARS病毒来源于果子狸可是有著99%的接近程度；中国早有谣言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病毒实验室研究蝙蝠病毒的泄露。但是早已经辟谣，谣言中泄露病毒的人早已经毕业离开，不可能传播病毒。还有，武汉人的说法是：武汉P4病毒实验室在武昌东南部，华南海鲜市场在汉口西北部汉口火车站附近，两者直线距离至少12公里（也有说50公里的）以上。而且，武汉市是壹千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中间是人口稠密地区，病毒要从病毒实验室壹路泄露到华南海鲜市场，偏偏中间不泄露不可能；美国以及欧洲国家都对此关注（网上消息好几个欧美国家的媒体在传谣，而且美国官方也在传谣，不清楚真假）；还有，谣言（网上传说连美国卫生部发言人也在传谣）说武汉人吃蝙蝠，但实际上应该是没有人吃蝙蝠，人口密集的特大城市中寻觅蝙蝠都极其困难，尤其是是武汉市这种中心城市特大城市之中（山野之中有没有极其特殊癖好之人另当别论）。我个人判断，这个谣言在外国又死灰复燃了，而且被西方各国密切关注此事，；如在4月21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媒记者问：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要求中方尽可能在新冠问题上，尤其是早期新冠病毒暴发的源头及其相关信息上保持“透明”。问题是，如果中国自己都不知道也没有派出科学家医生去查清楚病毒到底来自蝙蝠还是来自东南亚的穿山甲，怎么保持“透明”？道理上，蝙蝠传播新冠病毒的几乎唯壹可能是蝙蝠的粪便污染其它动物的食物从而导致病毒传播。而承认这壹点，立刻把新冠病毒的直接源头指向穿山甲。
 
很遗憾，新冠病毒来源于蝙蝠的证据确切程度不够，必须进壹步追查和研究。
 
可能性二、根据管轶等人的研究，新冠病毒可能来源于东南亚的穿山甲，此外其他团队也有支持性的研究结果；但是，情况不够明确；我判断，新冠病毒最大可能是来源于印度尼西亚的穿山甲（印尼的山多，而且被海洋相互隔离）；由于回溯确定的2019年12月1日发病的中国武汉第壹例病人完全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可能，道理上，很可能是印尼的穿山甲把新冠病毒传给了印尼人，武汉的第壹例病人的病毒很可能来自携带新冠病毒的印尼人，印尼人传给了第壹例病人的亲人，而这个人无症状，然后传给了第壹例发病的病人；由于这个印尼人到武汉卖穿山甲药材（穿山甲鳞片是历史悠久的中药药材），或者进行穿山甲的走私食用，或者以卖穿山甲药材为名实际上是穿山甲的走私导致华南海鲜市场产生了最多的病人；其次的可能性是来自马来西亚。张文宏医生认为疫情不会是外国传入的理由是，如果由外国传入，应当是中国好几个地方都爆发，现实是只有武汉爆发。但是，我的看法是由于新冠病毒有著无症状患者以及轻症类似于感冒特性，热带的高温抑制传染特性，而冬天的武汉易于传染，印尼人只来到武汉或者包括卖穿山甲药材、走私穿山甲等导致仅仅武汉爆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欧洲的新冠病毒，是来源于中国武汉，还是来源于印尼传播，目前无法得到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中国和全世界都付出了极大的惨痛代价，穿山甲、蝙蝠这两条线中国都必须派出科学家医生努力追查包括派到印尼、马来西亚去追查。尤其是，新冠病毒是否来源于印尼的穿山甲恐怕不能够指望印尼、马来西亚。当然，派出科学家医生努力追查穿山甲，不是在病毒的起源问题上甩锅给印尼和马来西亚，而是必须对全人类负责，查清楚到底什么动物是新冠病毒的直接的中间宿主，尽可能避免下壹次的爆发。
 
总之，没有把疫情之初相应情况的必要信息透明地告知国内民众与外国，以及没有派出科学家医生去印尼甚至马来西亚去追查到底穿山甲是不是新冠病毒的直接的中间宿主（我个人的判断），部分导致了中国实际上在前所未有地帮助世界各国以及武汉封城等对世界和中国负责的举措，却前所未有地在世界舆论上乃至各发达国家政府那里处于极其被动的被怀疑、被追责、被索赔的极其糟糕境地。在4月8日，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会说：“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意思就是要做好应对西方国家越来越大的怀疑与愤怒、追问、追责、索赔（索赔基本上是媒体的主张）等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首先必须自己改正错误，尽壹切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四、对未来的预期
 
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面对新冠病毒出现各种错误和混乱，尤其是美国病例数达到四十万的时候，国内明显又壹次出现了自以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错误，忘记了疫情初期的可悲错误以及目前的外交、舆论困境。另外，实际上，中国的封城，代价很大。而且，穷病也是会导致死亡的病。此外，东亚国家和地区，抗击疫情的表现都还不错甚至优异。
 
对于目前欧美国家与中国防疫情况的对比，我的看法是：不少欧美国家出现了错误，第壹个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外国政府都特别容易犯的壹个错误是：根据中国在创新和面对全新问题时的低水平表现大大低估中国在常规事务特别是应对灾难上的强大能力（毕竟历史上中国形成第壹个国家是来自大禹治水即应对特大水灾），如外国政府看到中国的防疫情况低估了抗击新冠肺炎的艰难程度；同样也会根据中国在常规事情上的强大力量与表现大大高估中国在创新和面对全新问题时的能力，如美国对中国开打贸易战的重要原因之壹是高估了中国产业升级的能力，以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宣布的产业升级能够真的做到；
 
在这壹点上，最新的例子是中国银行在中国推出的来自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原油宝”产品穿仓，出现了-40美元/桶的原油价格。2020年4月21日，中国银行发公告称，正积极联络CME，确认结算价格的有效性和相关结算安排，同时将原油宝产品“美油/美元”“美油/人民币”两张美国原油合约暂停交易壹天。次日，中国银行再次发布公告称，该5月美国原油合约2020年4月22日结算价格将按照2020年4月20日CME官方结算价-37.63美元/桶结算。看壹眼就知道，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原始契约被突然修改，而且是规则极其巨大的变动，把期货价格破天荒地允许了负值，实际上还把多头的风险从价格最低为零变成了无限的负值。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做法毫无正当性、合法性，中国银行还愚蠢地继续伸头挨刀。这种情况即如果随意地乱改规则能够真正地成为现实，这个世界将不再有期货市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必须具备起码的契约精神。
 
与上壹个错误相关，第二个错误是不少欧美国家居然没有从1918年大流感中获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也没有从壹百年后的科学技术进步中提高个人的防护；关键是没有做到强制人人出门戴口罩；实际上，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目前的口罩的阻挡病毒传染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了，不仅仅是没有强制地要求人人出门戴口罩是壹个大错误，还有，护目镜或防护面罩、壹次性手套等已经很廉价了，但是，还是在宣传勤洗手；尤其是，实际上上，人人佩戴护目镜或防护面罩、壹次性手套、口罩能否良好保护民众正常地工作是非常值得进行试验并研究的，尤其是复工的情况下；已知中国的复工情况，仅仅强制人人戴口罩，就很好地保护了那些必须坐公共交通去到工作场所工作的人。
 
与此相关的第三个错误：政治本身就是要达到自由与权威的良好平衡，但是壹部分欧美国家太强调自由了，在疫情面前，必要的权威行动偏慢甚至太慢。我至今记得，中国广州因发现非洲黑人中的新冠肺炎患者而隔离相关非洲黑人，中国人在救他们的生命；但是结果是美国媒体宣传中国方面歧视黑人，七八个非洲国家正式向中国抗议中国歧视黑人。至于美国，壹些地方黑人的患病率明显地高于其他族裔，甚至有死亡率是其他族裔的七倍，当然这壹切媒体和非洲国家却视若无睹。

共产专制与瘟疫蔓延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武汉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是当前世界面临最大挑战。这场疫情从中国武汉开始，席卷整个世界，不仅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和前所未有的经济损失，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交际方式，疫情及各国在防疫中暴露的问题，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治现实以及人类的政治理念。无疑，这场灾难是影响人类历史的深远事件，我们需要及时跟进和思考。

 目前尚无壹个国家彻底消除了疫情，控制和消除疫情仍是所有国家的当务之急。应该坦白地承认，在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防疫由于爆发和防控时间较其他国家早、政府的防控权力可以无所顾忌无孔不入等原因，当下疫情已经相当程度上得到控制、将像年初那样任疫情肆虐的风险降到较小，而人口远少于中国的美国，从已知信息来看，无论确诊病例还是死亡数字，都高居全球榜首，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壹。美国对疫情的疏忽和防控失误是壹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但在价值观层面，这并不意味著以自由和人权为核心理念的民主制度在防疫问题上就必然处于制度劣势。比如说，在台湾、韩国等新兴的民主国家，防疫工作卓有成效，尤其是台湾，堪称此次防疫的世界楷模；而伊朗、俄罗斯等专制国家，未能有效防控疫情，甚至政府治理能力常被人称道的威权国家新加坡，其防疫工作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失误。

 如果将更多的国家纳入考量，我们仍然无法看到“自由”必然导致疫情失控的逻辑，也无法证明“专制”必定有助于防疫的结论。更何况，中共当局的信息不透明和拒绝对武汉病毒来源的独立调查，无法消除人们的疑虑。朝鲜是壹个更极端的例子，我们甚至无法判断这个国家的疫情轻重程度，如此，它便有可能成为危害人类安全的不定时炸弹。

 信息封锁和流通不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可能有助于减弱疫情的蔓延，这是此次疫情给全世界的第壹个警示。如果没有中国政府早期对疫情信息的封锁，即便不能将疫情扼杀于萌芽状态，全世界的疫情也不会扩散如此迅速，留给人们做准备的时间将会更多，而关于疫情真相及病毒研究的信息沟通，在今天仍是壹个十分重要的现实课题。即使在中国，言论“泛滥”和信息传播也对疫情防控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比如说疫情爆发初期，中国民众在网上对真实情况的披露和呼救以及国际间的信息沟通，让武汉各医院得到了大量的急需物资的援助，再比如说，方方的疫情日记，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到病毒传播下的生活状况，起到了消除恐惧、科学防疫的作用。所以言论自由、信息的自由传播，即使在极端的疫情条件下，对人类的价值也是不容置疑的。

 吊诡的是，言论自由和信息传播没有任何阻碍的欧美国家，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却并不理想。对此我不可能进行全面分析，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观察来进行讨论。

 首先在武汉爆发疫情后，欧美国家重视不够，没有采取足够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公开信息，而且在美国限制中美间人员往来后，多数欧洲国家过多顾及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以及中国政府的感受，迟迟未采取限制人员往来的措施，并且听信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轻描淡写，贻误了防控疫情的最佳时机，造成疫情扩散，进而传播到对欧洲不设防的国家。当然，即使欧洲壹开始就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设置入境限制，以多数国家表现出的防疫态度和防疫工作水准，蔓延恐怕也难以避免。

比如说，在武汉封城之后，多数国家在医疗防护用品的储备上，缓慢到近乎麻木的程度。工业生产过度转移以及产业供应链过分依赖中国的问题，也突出暴露出来。

 但这并非欧美国家所犯的全部错误，我更愿意从政治层面讨论欧美民主国家在疫情中暴露的问题。毕竟，仅有言论自由是不够的。

 冷战结束后，西方松了壹口气，感觉不再面临紧迫的安全威胁，而经济呈现长期的繁荣局面，与此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之下，出现较快的经济发展，呈现在西方面前壹片广阔的市场。危机感的丧失和经济的繁荣与西方社会的满足感存在著某种关联，这种满足感削弱了社会改革的动力，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在这次疫情中，壹个典型的表现就是CDC竟然长期坐视疫情在美国的社区传播而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行动，而这些似乎都是在法律和政治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而很难明确是由哪壹个人的责任造成。

 即使疫情大规模爆发后，相当数量的政治家并没有完全集中精力从事防疫，或者说，没有及时寻求专业人士和社会组织的积极介入。频繁的上镜和曝光背后，政治家和政府有没有为防疫工作竭尽全力，我持有相当的怀疑。防疫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的作用和责任是第壹位的，政府和相关官员应该接受人们更高标准的审视和要求。我认为这次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欧美政府的总体表现大都不理想，有些官员甚至在政治正确的掩护下，狭隘理解“自由”概念，为政府不作为寻找借口。

 政党政治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石，但美国两党的尖锐斗争，似乎也在3月份前冲淡了人们对病毒传播的关注，即使在疫情爆发后，两党斗争仍然不合时宜地冲淡防疫工作，甚至舆论也受到影响，带有政党政治的痕迹，对于如何提高防疫工作质量的讨论反而不多。过多的相互指责和甩锅行为，甚至让壹些人怀疑多党制的最佳形式是否就是两党制？我不敢断言两党制是否是美国最好的政党模式，但这样的思考已经深入到美国政治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民主价值观的“制度自信”应当是壹种什么样的自信？好在这样的思考，在美国并不属于“妄议”。

 纵观历史，先知式的改革仅仅是少数，绝大多数改革都是压力或危机推动，人们需要经常性地审视哪怕最习以为常的观念，我们是否可以以为“自由、民主、法治”的概念可以壹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我的答案是否定的。美国的历史表明，许多领域的改革是危机乃至灾难推动的结果，甚至包括美国内战解放黑奴、福利制度的建立、走出孤立主义向希特勒宣战等，也都是危机之下的产物。每壹次危机之后的改革，结果往往是更好的世界。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认为这壹次疫情造成的危机不能导向美国的改革？美国又有什么理由不认真反思，吸取教训？

 作为壹个中国人，我身处美国，对美国政府的防疫错误进行批评，并不需要担心或恐惧，美国历史早就无数次证明这是美国政治改革的保障。我们仍然有理由信任个体自由是推动政治改革的最基本力量。妳可以不满、可以愤怒、可以行动，甚至可以对政府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

 思考和批评是改进的前提。政治之上是常识，常识存在于多数人的内心。

 疫情可能在壹段时间内造成全球化的退潮，全球民主化也可能遭遇更多困难。但民主会失去吸引力吗？经济发展和由此带来的教育普及之下，这壹问题的答案是清楚不过的，再没有哪壹个人或哪壹个阶级可以垄断知识和信息，所以民主是无法逆转的历史潮流。我无法想象，即使专制在某些情况下的高效给社会成员带来壹些安全感，有多少人会选择选择专制作为自己身处社会的制度模式？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更好地理解和建设民主制度。对专制者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民主制度下的舆论谴责，而是民主制度显示其更适合于人类生活的优势，民主自由绝不意味著低效和不负责任，更不意味著愚蠢和无能可以被赞扬。

 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们应该意识到，民主价值观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炫耀的资本，而是要形成机制，让政府更好地服务公众，让公民可以享受参与政治的权利，并承担社会责任。

 但无论如何，民主制度让批评的声音无需承担风险，哪怕禁止批评似乎可以在表面上放大自己的“制度优势”，就像在中国所发生的那样。虽然中国中后期的防疫措施取得了防疫成效（尽管现在并不能预言最后的结果），但严格的舆论管制让防疫工作的失误被掩盖（疫情甚至成了煽动仇恨和打压言论的借口），比如说人们对病毒来源的质疑无法消除、信息管控让武汉成为世界上第壹个疫情失控的城市、壹刀切的居家隔离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更重要的是，妳永远只能赞美、只能赞美……

 无论身处哪壹个国家，无论东方西方，对政府错误的回避乃至廉价赞美都是对历史的犯罪！

 疫情对世界的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无法预测壹系列的连锁反应，在很长壹段时间内，我们回不到从前。深受疫情危害的国家，无论朝什么方向，无论以何种方式，都将发生壹些大大小小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很多地方可能将带来有价值的改革甚至革命，无论是在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人们将不得不对此进行更多的思考和讨论，如何才能让政治改革不仅仅提高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而是在更大范围内让人们看到变革给人们更安全和幸福的生活。而在这壹艰难过程中，我们是该信任独断专行的皇帝，还是独立思考、真实生活的公民？我仍选择后者，尽管这并不容易，需要我们更高质量的思考和行动能力。如果我们满足于低水平的民主，甚至自负自大，而不是致力于变革，专制力量的乘虚而入并不奇怪。希望有机会对此做更多探讨。

防疫

作者 唐付民 写于 二零二零年

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COVID-19）仍在横行，我之前发文“西方科学无力破解新冠病毒！”有读者留言：西方科学不能破解新冠病毒东方科学可以吗？西方科学超越东方至少20年！我有回答：《东方科学》是建立在“辩证法与系统法”逻辑基础上的，而西方科学只是建筑在“演绎法与归纳法”逻辑原理上的。前者为“多因逻辑”，后者属“单因逻辑”！

新冠病毒造成全球经济瘫痪和社会高度紧张的原因，无疑是因为预警和治理“无据”。也就是说，人类在应对这场病毒的侵害上既缺乏全面协同（顺畅）的预警机制，也缺乏有效的治理措施。很明显，全球化经济是导致这场病毒灾害的重要基础，而这场突发灾害又是建立在失去“统壹性与标准化”预警和防控机制之上的。因为东方（如中国）的标准是偏重强制“口罩与隔离”，但西方国家（最初）似乎不太理解与接受。这是缺乏“标准化”！其次，中国的政治机制限制公众信息的透明度，可以任意左右真实数据必然与西方民主（自由）社会失去“统壹性”协作！

无论是防治的“标准化”还是预警的“统壹性”，在应对这场重大的突发灾害中都体现出了严重缺陷（紊乱）。从而导致多国出现应对盲然和慌乱无措！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探明病毒特性与源头必定有助于实现有效防控，也才能避免类似灾害再次重现！

涉及预警系统的“统壹性”问题已经另有文章介绍。虽然我也有文章讲述“病毒特性”，但似乎不够深透，也可能造成壹定误解。为此，本文有必要进壹步探讨。

现代科学也称西方科技，建基于“单壹性”逻辑之上。对于病毒特性的理解通常只是从“性质”上认定和防治。而我认为，新冠病毒能够对人类（人体）造成伤害除“性质”而外还需要“数量”（浓度）参与。也就是说，“单个病毒”是无法对人体造成伤害的，更难以对整个人类形成侵害！这是因为人体有多道“防火墙”，单个微小的病毒通常很难突破多道防线。“人工受孕”即使是人为的微观的直接“植入”也不能保证很高的成功率，有什么依据相信“单个病毒”能够顺利进入人体，植入正常细胞，攻陷重要器官？

建基于“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上的现代科技，无疑只是将病毒对人类的侵害实现了“性质”认定，没有进行“数量”（浓度）认定。也就是说，仅有“病毒性质”没有同步参与的“病毒数量”（浓度）侵害无法顺利进行！尽管我不是从事分子生物实验研究的人士，也不是专业的生物医学专家，但我坚信没有人能够用事实（实验）证明我这项观点是错误的！

明确病毒“性质与浓度”同步出现才能造成严重侵害人体（人类），将有助于提高防治效率！因为人们可以提供出多种减少“病毒浓度”的方法与措施，譬如“戴口罩”很大程度上只是减少病毒“浓度”而非“隔断”病毒。这就是说，减少了病毒数量的接触和产生，可以大大降低病毒（性质）侵犯！病毒如何侵犯人体？我想，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两种方式”：壹种是杀死人体正常功能细胞，另壹种是改变人体正常细胞功能。也就是说，病毒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侵害人体。它通过对人体正常功能细胞的侵犯，要么会使其丧失正常功能（等于死亡），要么会使之改变原有功能特性。前者通常理解为“毒性强（急）”，后者理解为“毒性弱（缓）”。而生命体（人体）对进入的病毒侵害也会有两个基本机制去应对，它们是“预警和排除”。这种预警和排除机制虽然能够相互协调，但因会受到其他功能机制的影响，因此会出现较大的“个体差异”！

严重的病毒侵害与癌症生成机制类似，多数是亲赖两类人：预警弱和免疫弱。免疫弱又分为整体免疫功能低下和特殊免疫功能低下。据说此次新冠病毒感染重症和死亡者中，多数为早有患病者或年老体弱者，说明他们因整体免疫力低下而遭受侵害。另壹类身体健壮者依然会被侵害，甚至出现较多“极速死亡”现象，我认为他们主要是因为“预警机制偏低”（预警标准偏高）所致。人体内的“预警机制”也是有效防控疾病侵害的重要功能。壹些整体机能不是很强健的人，由于其体内具备了敏锐的预警机能，可以对轻微的伤害实现“预警”，从而能够及时调动免疫卫士的干预（或外力治疗）！

将侵害处理在萌芽状态是最棒的防病机制，然而，强健的体魄又会抑制它的出现！这种特性不仅会体现在人体上，也会体现在社会事务中。台湾地区是个相对弱小“独立体”，但它因具备敏锐的“预警”机制，可谓成功的实现了顺利“免疫”。而欧美多地，由于自视“强健”，轻视“预警”导致全面崩溃（攻陷）！

人体与社会机能没有实质区别，预警与免疫是防控病毒侵害的两大基本机制！不仅是“预警”还是“免疫”低下都会造成严重侵害。无论是在人体机能上还是在社会机制中都会出现“失调”的状况，只要出现失调都会造成严重后果！

强劲的病毒特性需要有数量（浓度）的配合才能严重侵害人体和人类。免疫与预警功能（机制）的有效协调才能减少病毒的侵害！只是接受认定“病毒性质和提高免疫”是现代（西方）科技的防治标准，但忽视“病毒浓度与提升预警”都会加重病毒的侵害！

我们听到，当今世界科技最先进的美国和英国等多国首脑都认定：我们面临强大的看不见的敌人的进攻！病毒是自然界的“物质体”，“看不见”说明我们的认知功能有障碍！人类认知自然“物质体”依靠观察、试验、思想。无法“观察”时，我们借助“试验”去帮助。当“试验”也无法帮助我们时，人类只能求助“思想”！

病毒很微小，无法观察它对人体的侵害过程。而人为的“试验过程”，人类又面临“不可进行”的罪恶行为。据此，唯有求助“思想”去推进障碍！前面提到，现代（西方）科技只是建筑在“单因性”认知标准范围内的，而病毒侵害的“多因性”和防治病毒需“多向化”（辩证与系统）都阻碍了“单因性”认知标准对严重病毒侵害的“思想认知”。因而出现“我们面临看不见的敌人”的心声也就不足为奇！

明确了病毒“浓度”也是参与侵害人体的基本要素，无论在防护和治疗方面都会 出现重大的变化（能大大降低难度与代价）！譬如，当我们不能在短期内完全消灭病毒源头或者无法具备特效疫苗时，我们只要能够做到控制病毒的“浓度”也可以实现有效防控或降低侵害。同时，在治疗方面也可以通过各种稀释病毒“浓度”的方式（含药物），去减轻病毒的侵害。之前采取的“壹刀切”封城方式，显然存在著壹些“过度防控”，也加重了各个方面的伤害和损失！譬如中国国内存在强行将人“封死家中”，而全面封城又导致经济沦陷，都是基于只求“阻断病源”而非争取“减轻毒量”！

人类对于许多事物都很难做到绝对理想化，为此，追求适度价值兴许才是真正的“理想”！面对具有极强感染性和侵害性的武汉新冠病毒，在没有特效疫苗和治疗药物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选择的最佳方案是：不能短期消灭病毒源头只能尽量减轻病毒数量（浓度）！不仅可以降低感染几率、减少病毒侵害人数，还可以避免过度的社会投入和精神恐慌！

武汉新冠病毒，不是“看不见的敌人”！只是需要“换换脑子”，用“多因思维”去改进“单因思维”就能看清它的模样！认清了“病毒模样”，不仅不会惊慌还能够坦然应对！其实，对于各种癌症、肿瘤等重大病害的生成与防治机制，也是需要相同的认知条件才能获得破解、推进和提升！当然，这些医疗领域的全面更新都须要仰赖《生命环境生物学》的创立与完善！时下，它能够提出的结论是：武汉病毒可以理解为是2003年非典（SARS）的升级版。这种病毒具备了适应人体生存的温度湿度及相关特性。非典（SARS）至今没有特效疫苗，只因它不能适应较高温度而自行“退役”。人类能否产出防止武汉新冠病毒的特效疫苗尚不明确，病毒是否自行“退役”更难明确。万壹无法产出特效疫苗且不会自行消亡，那它只能同癌症（肿瘤）壹样与人类长期“共存”。据此，像台湾“封死国门”，中国“封死家中”皆是权宜之计！理性的应对措施只能是：权衡得失控制数量（病毒与损失）！

曾有人说我不懂医学，不要去解析这种重大的尖端医学科学难题！但作为壹名从事人类前沿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员，我有责任和义务帮助人类找到解困之道。因为我知道，现有的许多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似乎都会受到“单因逻辑”标准与规则的限制。如果我不以“无畏无耻”的心态坚定的表达自己的观念，人类兴许会长期陷于迷茫与困惑中！

人类的灾难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谁也不会想到2020年会是人类历史上多灾多难的壹年。还是应了中国人常说的那句老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年正是人类预想不到、但却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壹年。新年壹开始，新冠病毒疫情就在中国武汉爆发，这是人们做梦也不曾想到的事。为抗击疫情，中国宣布1月23日武汉封城，紧接著可以说是湖北封省、乃至全国各地虽未公开宣布封闭，也是实际上处于全面的封锁状态，但见处处设卡阻拦、连农村也是处处封村、少数地方甚至出现挖断道路以阻止车辆和行人进出，特别是阻拦武汉人、湖北人的到来，真乃壹片恐慌万状之态，是艮古少见的。

而今疫情已经在全世界蔓延，给世界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现在全球人类为求得安全与世代延续，正在全力以赴抗击疫情。面对现实世界新冠病毒蔓延危害人类的种种现实问题，人类应有何种对策和思考呢？

依笔者之见，以下几个方面是世界人类必须要采取的共同对策和深入思考的问题。

壹、壹场世界人类共同的灾难

这场灾难首先是在中国武汉发生的。自1月23日武汉封城之日起，被新冠病毒感染患病的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在与日俱増，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慌和无比的忧伤。仅据媒体的公开报导，从1月23日确诊感染病例有830例，死亡25例，1月24日确诊病例上升至1287例，死亡41例；短时间内，至2月7日全国确诊感染人数已上升到34546人，死亡722人(尤以武汉市最为惨重)，到2月12日感染的人数已突破四万人，到14日已突破6万人，死亡人数突破千人------到3月上旬，确诊病人已突破8万人，死亡人数已近4千人。这只是官方公布的数字，真实的确诊感染病人和死亡人数可能会是壹个更大的数字，因为那时在武汉被感染的病人太多，到医院就诊和住院都特别困难，史许多感染者得不到确诊，而壹些感染者在未确诊、未入院时就死去了，这些是否列入统计数字公布都是令人质疑的。

在此期间，正值中国人的农历春节，本是人们阖家欢乐团聚、走亲访友的大好日子，但现时却是全国壹片萧条冷落，千家万户被廹闭门不出，往日过年时欢欣喜欲之情全不见了踪影。这是天灾，更会因此而引发了种种人祸的灾难。

此乃国之不幸，民众的悲哀，特别是武汉人、湖北人的不幸与痛苦更是首当其冲苦不堪言的，壹些人因感染得不到及时救治或救治不力而丢掉了性命，更有壹家多人因感染而死亡的惨剧发生，也有医护人员因在第壹线治病救人被感染后牺牲的。对此人们是多么地深感悲痛阿！

如今这种灾难已经波及到了全世界，演变成了世界人类的共同灾难。据相关媒体报道，自2月中旬开始新冠肺炎（cod-19）疫情在世界迅速扩散肆虐，每个国家有疫情发生。目前中国境外因疫情被感染人数最多、并且死亡人数最多的要数美国、意大利、西班牙、伊朗等国。------截至4月底的统计数据，被感染人数己高达三百余万人，死亡人数已超过二十万人。随著时间的推移，感染患者和死亡人数肯定还在不断增加，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疫情的扩散尚未到达拐点。

 此种世界性的疫情，是近世以来发生的世界人类共同的灾难，不但给各国人民造成生命的巨大牺牲，同时给各国的经济和财产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并且伴随著疫情这种灾难，不可避免的会引发各种人祸的灾难。由于众多企业停工停产，就是小商小贩也无生意可做，至使失业人数众多，各国的经济都遭到重创，由此造成广大底层民众失业，生活困苦，这是世界各国都会遇到的困难。真乃天灾并伴随著种种人祸，是世界人类共同的灾难与不幸。

   二、彻底查清病毒来源是首要的大事

就目前人们的所知，此次新冠病毒疫情首先在中国武汉爆发，这是世人都看到了的事。新冠病毒首先在武汉爆发疫情，但此种病毒是否就来源于武汉，这就是壹个值得深入调查研究的问题了。有人说新冠病毒来源于武汉的华南海鲜场场，是果子狸、蝙蝠、竹鼠、穿山甲等野生动物身上带来的病毒传染给人类的；也有人认为不是，而是人们不良的卫生习惯引发的；更有人认为是来自于美国的生化实验室制造的生化武器，在去年武汉军运会期间带到武汉的；还有认为是武汉生化实验室泄漏的病毒引发的疫情------等等之言。壹时间各种不同的说法在网上和媒体中论战不休。凡此种种，笔者认为都是缺乏根据不负责任的说法，是不可轻信的。

 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大可不必的争论，长此下去是有害无益的，会极大的影响世界人类共同抗击疫情的正义之战。正确的作法、当务之急应该是在联合国和世卫组织的主导下，组织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主要国家及世界其它相关国家的微生物学、医学专家学者们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以找出病毒的真正来源，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目前各方的种种质疑和相互甩锅、相互指责争论，笔者认为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如此继续争论下去是没有意义的，对问题的解决也是根本无益的，并且会伤害各国的团结抗疫，应当立即停止此种无谓的指责和争论，积极调查研究寻找出病毒的来源，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三、应尽快研究出治疗此种病毒的药物和防治的疫苗

新冠病毒是新发现的病毒，已经给世界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造成了300多万人被感染患病，近二十万人丢掉了生命。随著时间的推移，此种数据定会不断地增加，由此而造成的结果不但是鲜活生命不断丢失，更会引发经济的重大损失或伴随的各种人祸灾难不断产生，后果都会是不堪设想、令人痛心的。

 面对此种病毒的肆虐，当前世界各国的首要共同任务就是齐心协力共同抗击疫情，拯救生命，这是世界各国必须紧密团结共同抗击疫情的基础。为此世界各国都应抛弃政治偏见，组织相关医学专家学者，共同研究此种新冠肺炎的治疗方案和药物，同时积极迅速地研究出预防的疫苗，这才是首当其冲的重要任务。各国应当把自己在抗击疫情中好的经验向其它国家推广，以便取长补短，通力协作抗击疫情；在医疗物资上应互相支持，互痛有无，这对共同抗击新冠疫情、以夺取最后的胜利，都是极为重要的基本保障。

  四、各国应加强合作，相互体谅，做到信息公开透明   

为了更好地抗击新冠病毒在全世界引发的疫情，各国都应该齐心协力，做到信息公开透明，毫不隐瞒，这是共同抗击疫情的需要。

 事实表明，在武汉疫情爆发的初始阶段，早在2019年12月间，就不断有感染病例出现，那时武汉曾有李文亮等8名医生先后在朋友圈微信中传播了此种病毒感染至病的信息，结果被公安部门以“传谣”而被约谈、训诫。此后壹段时间里，当地疾控中心和政府仍对疫情未引起重视，仍在隐瞒疫情，仍在说未见“人传人”、疫情“可防可控”的假话。直到1月中旬武汉市和湖北省还在举行两会，对疫情之事只字未提，到了1月18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仍在举办约有4万户家庭参加的宴会，大搞庆祝活动，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还在启动2020春节文化旅游惠民活动（后被迫停止）。正是由于以上这些隐瞒和种种不作为、乱作为，终至造成疫情全面爆发的严重后果。到2020年1月23日才开始在武汉封城，但为时已晚，此时已有近500万人离开了武汉；就是在宣布封城之当天，仍有20多万人私自逃离了武汉。这些离开武汉的人中有多少人感染了病毒，他们所到之处（主要是国内、不排除少数人到了国外），不是会感染更多的人么？

 应当说武汉封城、湖北封省，紧接著中国各地採取的防疫、抗疫的措施，时间上至少也晚了约20余天，已造成了不可收拾的严重后果。但此时政府部门改正了前期不作为乃至隐瞒的错误做法，而后采取补救措施，使疫情能迅速得到了控制，还是显得有成效的。但，如果能在1月初就果断採取防控措施，结果肯定是会大不壹样的，对此有关政府部门和领导人显然是要承担领导责任的。而今经过近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疫情在中国蔓延的势头基本得到了控制，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被宅在家中的人们似乎松了壹口气。但现时国外疫情却正处于爆发的高峰时期，亚、欧、美、大洋洲、非洲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广泛爆发疫情，壹些国家的疫情灾难比中国更为惨重，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面对此种情况，有的国家对疫情表现出不够重视，采取的防控措施不力，使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猛增，这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为了世界人类的安宁，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各国政府和人民唯有齐心协力，团结壹致共同抗击疫情，才是正确可行之办法。除此以外是别无它法的。

五、值得深入思考的几个问题

在当前世界各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中，壹些问题的出现是必须引起人们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的。

1、关于“道歉”与“感恩”之说

当1月23日武汉因疫情爆发封城之后,世界上壹些国家认为疫情将会影响自己的国家安全,因而迅速封锁国门，并对中国进行指责,要中国向世界“道歉”。而当中国在抗击疫情中使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取得壹定成绩后，此时世界许多国家疫情先后爆发，壹些中国人却得意忘形了，认为中国为抗疫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可供其它国家的抗疫作为指导，有人因此而喊出“世界欠中国壹个“道歉”和应向中国“感恩”的傲慢无礼之言；更有壹些人特别对美国和其它壹些国家的疫情爆发兴灾乐祸，像沉阳杨妈妈粥店门口写出的大标语“热列祝贺美国疫情，祝小日本疫帆风顺长长久久”；还有当英国首相因感染病毒住院时，壹些中国人表现出幸灾乐祸之态。这些人简值就是愚昧无知的反人类的凶恶之徒，像这样的人渣在中国出现，真是丢尽了中国人的脸。

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灾难面前，任何国家和它的人民都不要轻言什么“道歉”和“感恩”之言，那对共同抗击疫情是不利的。当前世界各国唯壹应做的是齐心协力、共同抗击疫情，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不利于团结的话壹句也不要说。至于“道歉”、“感恩”之事，乃至追究责任之事，都不是现在谈论和能解决的事，只有待抗击疫情之战取得全面胜利、病毒来源调查清楚之后，这些问题是自然要解决的。

2、关于司法诉讼与索赔问题

当新冠疫情肆虐世界之时，壹些国家因疫情严重，国内矛盾重重，它们就把矛头转向中国，认为“新冠病毒是由中国传出去才引发疫情”的，所以要中国负责赔偿损失。如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埃及、澳大利亚、印度、尼日利亚------等等诸多国家的政府、或者地方组织就提出了这样的诉讼 ，向中国索赔，据统计这些要求索赔的总金额就超过43万亿美元，这真是壹个吓人的巨大天文数字啊！

笔者以为起诉索赔之事还是暂且不提为好，因为病毒之来源现在井未搞清，没有事实根椐，是不能轻意指控是那个国家应负责任的。疫情在武汉爆发，并不能说明病毒就来自武汉。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去年冬季开始就发生大的流感，有众多的人被感染，数万人丧生，美国的防疫部门自己都说其中的壹些死亡者感染了新冠病毒，能说这个“病毒就来源于美国”、要“起诉美国、向美国索赔”吗？还有其它壹些国家病毒感染者有什么证据说明病毒是中国或者美国传过去的呢？当前是拿不出任何证据的。

新冠病毒也许就是自然界的壹种客观存在，有生命的东西大自然是无其不有，不足为怪的。如果是这样，疫情会先后在不同的地区爆发，那就无所谓索赔的问题了。但疫情在某个地区先爆发，而这个地区的领导者如果防治不力、甚至隐瞒疫情，至使疫情蔓延，当然是要追究这个地区管理者们不作为、隐瞒、失职责任的，这与诉讼和索赔是不同的两回事了。因为病毒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地方爆发的时间先后不同而已，这就谈不上要那壹个国家负责和赔偿的问题。但如果病毒是人为制造故意放出来的，那性质就完全不壹样了，这是反人类之罪行，必须要追究其法律责任，是绝不能宽恕的。而如果是某个生化实验室因失职而无意泄露了病毒，也是要承担相关责任的，但性质与故意放毒就不能同壹而语了。所有这些事情也只有在疫情结束之后、病毒来源调查清楚有了确凿的证据之后才能决定之事。

3、当今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应是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新时代

 人类社会经过数千年来的发展演变，特别是经过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每个国家都定会有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历史的车轮迈进到了21世纪，对过往的壹切，人类只有很好的总结，吸取教训，而不要纠缠过去永无休止的争论，那是毫无意义的。而今是21世纪了，地球应成为壹个村了，世界人类再也不希望有争论和战争。全体人类唯有和平相处，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才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才是人类共同的目标。

然而在当今的世界，各种争端乃至引发局部战争之事仍是不断发生的，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虽然当今世界各国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的人民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信仰，这是正常的现象，不可强求壹律的。只要彼此互相尊重，和平相处，平等地友好往来，这个世界才能安宁的。

但现时总有壹些国家的领导人妄想要称霸世界、企图统治世界，他们自以为自己高人壹等，以为自已的制度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其实这是最愚蠢的在自欺欺人。当今就有壹些中国人出现了壹股狂热之态，他们狂呼“中国抗击疫情的成功，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而资本主义世界疫情爆发，不能控制，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胡说。当今世界宪政民主的制度才是唯壹可行的社会制度，这是早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践证实了的事。而独裁专制下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从前苏联和整个东欧共产制度的的垮台早已做了充分的说明。不可否认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是取得了成绩的，那是和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和中国人朴实、勤劳、本分、以大局为重的传统美德分不开的，但这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相关的。壹个连人权、自由民主和普世价值都不遵守，壹切为著维稳而禁言禁声的专制国家能有什么优越性吗？在当今的中国也绝非什么共产理论中的“社会主义”，早已成了独裁专制下的权贵资本主义，贫富分化悬殊，贪腐成系统、上轨道，社会不公、不义，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底层民众怨声载道------等等。这样的社会制度有什么优越性呢？长此下去是绝无前途可言，中国人民是不需要的。

更有壹些人甚至在网上掀起了壹股反美的浪潮，他们像是打了鸡血似的，无时不在狂叫“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要“誓与美帝决壹死战”；壹些人打著“爱国”的旗号，到处在兴风作浪，连武汉退休女作家方方在武汉疫情爆发后写的日记，这本是武汉封城后的真实记录，尽管其中有不尽完美、乃至事实不清或有误之处，但仍受到了不少人的称赞；既使对她的日记有不同意见而提出批评，也是正常的。然而却有那么壹些愚昧无知的极“左”分子大肆对她攻击谩骂，诬指方方是“汉奸卖国贼”，“方方日记”是给“八国联军送炮弹”，要把她的跪像塑在秦桧的跪像傍，甚至有人狂叫要她以死谢天下，武汉街头甚至出现狂叫要加害于她的大字报，真是目无法纪、狂妄至极的壹批狂徒。就连像笔者这样的耄耋老人，仅在朋友圈的微信群中说“不要乱骂方方是‘汉奸’‘卖国贼’，法院没有给她定罪，妳有什么权利给她定罪呢”？仅是这样的言论，少数狂徒就把矛头对准笔者，大骂笔者是”汉奸卖国贼的走狗，拿了共产党的饯不知感恩，反倒为汉奸、卖国贼说话，成了美帝的帮凶”------等等，实在令人气愤至极。这些狂徒们太可恨了，这是壹些“义和团”与“红卫兵”式的狂徒，他们唯我独尊，以壹贯“正确”自居，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谁要支持“方方日记”，不同意他们骂人，他们就会胡乱给人定罪，被他们诬之为“汉奸、卖国贼”、是“美帝的走狗”。这些人的如此狂妄和作为真是丢尽了中国人的脸，是中国人真正的败类，打著”爱国”的旗号,实际上就是壹批祸害国家的爱国贼。

可以正告这些狂徒们，当今世界和平、民主是主流，少数狂徒的兴风作浪，其阴谋是绝不会得逞的。在当今的时代，世界各个国家虽有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因各自的社会制度、信仰、思想意识的不同，可能会有不同意见而引发舌战、笔战、甚或爆发局部战争的可能；但在当今时代，笔者认为世界大战那是绝不可能再发生的。就是当今的中、美两国之间虽存在壹些争论，但两国间是绝无爆发战争可能的。和平相处对两国乃至世界都是极为重要的，两国的友好关系容不得任何人的肆意破坏。在历史上美国从未侵佔过中国的壹寸土地，义和团祸乱时美国把庚子赔款用于帮中国办教育建学校，特别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全力帮助中国赶走了日寇；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给予了巨大的帮助，这些中国人是不应忘记的。中、美两国的关系好坏，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必须要清楚地看到这些，绝不能做破坏两国间关系的历史罪人。

当今的时代已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时代了，全世界的人们必须要看清当今的世界形势，求大同，存小异，和平友好的往来，互相关爱，共同发展，这比什么都是最为重要的，也是夺取这场全人类抗疫战争最后胜利的基本保证。

中国政府

作者 刘历心 王佑铭 写于 二零二零年

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和脉络可以看出，这是壹部极权不断扩张、且愈加险恶、无耻的历史。可以说，至共产党掌权，专制极权已经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顶峰。在历史上，应对灾难，古代皇帝会向老百姓发罪己诏道歉，从壹个侧面反映出古代专制权力也有壹定的道德约束，而不敢肆意妄为；而至习近平当政以来，却视天灾为歌功颂德的绝佳舞台，甚至全世界推行其“中国模式”，可谓是连曾经的专制君主都不如，寡廉鲜耻到极致。本文就将探讨中国的极权体制如何进行历史性发展，至如今连基本的人道关怀于不顾的可悲境地。同时，本文也会戳破这种“亲自指挥”的极权体制的谎言，挑明其极力推诿责任，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真相。

壹、从罪己到颂德——极权体制应对灾难模式的转变

在大灾大难面前，传统中国有壹套灾难问责机制。因为中国政治受儒家的罪己思想影响很深。当皇帝犯错或者国策出现问题时，会象征性的向民众“道歉”。虽然站在后人的角度讲，这种“问责”具有伪善的特征。但与共产党政权相比，这样的作法至少可以算得上对最高权力能够有壹定的道德制约。就像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讲的：“从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我们平心从历史客观方面讲，这两千年，在政治上，当然有很多很可宝贵的经验，但也有很多的流弊。”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能够用道德约束最高权力，在大灾大难面前有人道关怀算得上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宝贵经验”。而在当代中国，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始终标榜其“科学性”，同时其对社会思想具有钳制性和垄断性，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党的行为始终代表“人民”，而人民的任何行动天生具有正当性，也就是说，共产党的任何行动不会犯错。哪怕是犯下了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革”等壹系列上罄竹难书的罪行，共产党永远不会向老百姓道歉。共产党会以“脱离群众”从而犯下“左”的错误为借口，且强调自己的“人民性”，进而告诉老百姓自己的行为本质上是正当的，只是“好心办了坏事”、“不小心多杀了那么多人”。而与二战后德国总理向犹太民族下跪道歉相比，中共却从未向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进行过正式道歉，更不要说问责了。同时，因为这种体制下缺乏反对党及独立、公正的媒体，当灾难发生时，是没有人敢直接问责当政者以及执政党的。另外，本就难以为继的公民社会在八十年代末的政治危机后几近消弭。伴随著专制程度的不断加深，科技手段更促使专制政权发生嬗变。中国社会的灾难应对模式也产生转变：古代社会在灾难之后会问责皇权，甚至会对体制进行小修小补，至少能够在面子上维系君主以德治国的体制的正统性。而红色革命后的中共政权则干脆“不屑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将传统儒学“伪善”的面具弃之不顾，灵活使用“辩证法”，“丧事喜办”。其将天灾当作称颂专制独裁的绝佳工具，借由树立英雄人物粉饰太平，充耳不闻武汉火葬场外的哀号，而只醉心于强化和巩固极权政体。实际上，我们去反思整场瘟疫的传播过程，是在将追责整个黑白颠倒、搬弄是非、漠视常识的极权体制。

天灾对专制政权绝不是好事：因为本来在古代中国，皇权能够受到百姓的绝对“拥戴”，就必须能够解决基本的天灾人祸。如果壹旦在大的灾害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当政者的合法性也会丧失。这时，天子便失去了“天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便是如此发生。例如，宋代皇帝会在发生天灾人祸时，发出“为人父母，莫敢惶宁”“为人父母，实切痛伤”的呼声，并会声明：“天之降灾，缘寡失德”。而中国古代皇权专制可贵的壹点在于：最起码，当天灾发生时，它能给老百姓壹个合乎情理的解释，即天灾是上天对君主不实行仁政的惩罚。这种表达起源于董仲舒的论述：“凡灾害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去”，简单来讲，灾害是由国家政务错乱引发的，由此来劝勉统治者内省自查。同时，谏诤的大臣也能在壹定程度上约束君主的行为，君主在天灾面前，没有“放肆”的余地。说的直白点，君主在“天”面前也是儿子。百姓自然是更畏惧天命，君主是父亲，而天就为老天爷。皇权能得到壹定的道德制约，也是壹家壹姓的皇室能够统治亿万人口而不至于动荡的壹个重要原因。

中共壹样畏惧天灾，但他们畏惧的原因不壹样，他们是确实觉得自己搞极权专制不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因而害怕人民会推翻它的暴政。在全世界将近两百多个国家都实行民主体制下继续倒行逆施，他们实在害怕壹场小小的瘟疫就能将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击垮。民主国家元首向主动向老百姓认错，比如美国总统会跟印第安人公开道歉。这是因为他们是由民主选举选出来的，也就敢接受老百姓的问责。

因为中国害怕问责，所以他们为了逃避责任往往会做出荒诞的行为。毛泽东为了在国际社会面前逞能，搞了大跃进最后引发了大饥荒，饿死了近亿人，却把责任推到敢仗义执言的彭德怀身上；为了壹个可能威胁他位置的刘少奇，整死了几千万人，最后却把责任推到完全听命于毛泽东且无真正决策权的“四人帮”身上。因为，与古代儒家的意识形态不同，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最重视的是唯物主义。也就是说，在这种语境下，“天”是否存在都是个问题，更何况畏惧“天命”呢。而中共更加畏惧的是自己继续鱼肉百姓的专制机器不倒。不是说以前的皇帝没有巩固政权的考量，区别在于共产党的表达更加露骨，手段也较以往的帝王更加残忍。可以说，中共这种极权政党，实际上是不在乎天命的，也就更视基本人权为无物。

典型的例子是毛泽东去世前的唐山大地震。壹场大地震很可能让本就让人心思变的中国社会进壹步动荡，所以当时的官员就选择隐瞒地震。最终，官僚的隐瞒导致在睡梦中毫不知情的数万人死亡。老百姓死活事小，政权的生命事大。就像邓小平所言，“稳定压倒壹切”，六四学生的鲜血能够换来中共政权至今长达31年的稳定，以致给习近平如今复辟倒行逆施的毛路线以绝佳的历史背景。

 二、 亲自指挥：“大国战疫”下的宏大叙事

习近平首先要做的是将整场抗疫行动描绘成壹幅“英雄”拯救苦难中的苍生中的“史诗”。他作为最高领导人，本应为自己掩盖疫情至全人类亿万人的健康于危险境地负责。但他却创造性的发明了壹个“亲自指挥”的战时极权体制：李克强任“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自己却躲在幕后，直至疫情得到基本控制才敢前往武汉。而这中间习近平在做什么呢，他既不像古代君主那样”御驾亲征”应对灾难，也不像特朗普等西方国家领导人壹样每天两场新闻发布会，更不像胡温那样汶川地震时5月12日当天便赶往灾区。疫情期间，习近平究竟在做什么在想什么，这终究是个谜。但从官方媒体的报道来看，习近平看到疫情首先做的是跟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先生进行会晤，强调自己在这次疫情中的作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潜台词就是，这件事李克强小组长就不要跟我争功了，疫情防控指挥的好，国际上都会说是我的功劳，指挥的不好，妳李组长就提头来见，毕竟没控制好，国际上咱大清的面子也丢了啊。另外，我第壹时间就会见了谭书记，以后国际上别跟我说中国隐瞒疫情防控不力害了大家，妳看谭书记也都夸了我呢。本该成为隐瞒疫情，泄露病毒祸害国际社会的罪魁祸首，似乎什么都没做，大手壹挥，摇身壹变，竟然成了最大功臣。同时，习近平继续推行所谓“电话外交”，继续和特朗普、安倍晋三、文在寅壹天好几个电话，可想而知，他是多么害怕国际社会对他的批评，多么害怕上前线会担责任，多么害怕抗疫不力“李中堂”及各个常委甩锅给他。

做完了这些，习近平大致构建起了“亲自指挥”的“英雄叙事”，轰轰烈烈的对抗瘟疫的行动就此展开了。宏大的叙事书写著熟悉而又陌生的历史，用无耻的笔触将壹场无情的瘟疫谱写成壹曲赞歌，赞歌背后是壹个又壹个生命的逝去，而他们的死去似乎并不会影响到这场战疫的基调和色彩。在寒冬之中，红旗伴随著冬日的肃杀缓缓展开，在主旋律的基调里，红旗象征著温暖和力量，可是身处瘟疫中心的人们却丝毫感受不到温暖，新闻报道中的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掩饰不了他们生活的困苦和艰难，也掩饰不了亲人离去的悲痛。所谓的亲自指挥说到底就是壹种利用权力的话语权对于灾难的壹种漠视，也是壹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因为没有身处疫区不会切身体验到这种绝望的心情，而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却并没有在瘟疫爆发的初期前往疫区，而是在疫区人民以巨大的牺牲换来的疫情平稳之后才前往慰问。这注定是壹次失败的指挥，纵使宣传和美化的再好也掩饰不了残酷的真相。

 缺位的“亲自负责”

对于宏大叙事的沉迷是面对每壹次灾难极权体制的弊病，这本身也源自与精神的空虚以及权力来源的不正当性。这次新闻媒体所极力塑造的“亲自指挥”也是如此，在没有问责机制和追责体系的今日，统治者可以完全不计后果的对灾难的处理进行指挥，甚至可以对于灾难的过程和后果置之不理。

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完全可以将壹场人祸说成是壹场天灾，再开动宣传机器进行粉饰，整个叙事过程就会转向感恩和万众壹心。壹切痛苦的悲鸣，民众的呐喊都能被主旋律的基调所掩饰。的确，“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这场瘟疫也不例外，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可是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之下，依然是壹场胜利，依然是值得庆祝的，也因此责任的归属就被这种胜利的背景所掩盖，壹切归于平淡之后，人们还是正常的生活，并且试图忘记这个冬天的梦魇，忘记这场瘟疫所带来的惨痛代价。

在亲自指挥之下，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完全强加于整个防控之中，而在此之前，他对于整个体制的改造就奠定了这个体制处理突发事件的缓慢和臃肿。这个体制仿佛是壹个千疮百孔的窗户，壹点点风吹草动就会牵壹发而动全身。经过了这几年的改造和对于个人权威的塑造，政治口号以及假大空的内容越来越多，而真正能够有效应对灾难的实质性内容却越来越少。独断的权力改变的不仅仅是壹个人的地位，更改变了整个权力体系和政治架构，党领导壹切的体制之下，独断专行的作风面前，没有壹个人能够站出来承担责任，而对于责任的规避和推卸成为这个体制运行的常态。谎话成风导致没有有效的渠道传递不壹样的声音，而沉浸在大国盛世之下的官员们丝毫不会为被统治者思考和服务。壹般而言，应对这类事件需要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民众的知情权以及对公权力的监督，而在这次事件中，这些有效的工具却荡然无存，剩下的也只有亲自指挥这四个字了。

 极权之下的体制与官僚

极权之下官僚和体制形成壹种默认的作恶工具，由于缺乏责任感和竞争压力，这个体制所培养出的官员们都普遍没有危机意识和为人民负责的意识。他们对于信息的垄断和对于新闻的封锁也是空前的，由于媒体的报道口径的整齐划壹，这场灾难就这样在谎言之中蔓延开来。

在这次瘟疫之中，不遗余力的开动国家宣传机器和动员机器对全国范围内的医生护士进行动员，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以巨大的牺牲换来最终的“胜利”。让每壹个个体甘愿为整个共同体奉献，以集体主义对于作为人的个体进行疯狂绑架，在壹曲曲赞歌的背后却掩饰了无数个家庭的支离破碎，无数鲜活生命的逝去。极权主义所建立的对于社会全方位的控制和对于私人生活领域的干涉也让人们放弃思考的权利，在这样壹场大灾难面前，被洗脑的人们纷纷成为了体制的歌颂者和吹鼓手，站在权力的壹面为统治者摇旗呐喊，这样壹种病态，正是卡夫卡笔下权力对于人的异化。

这种极权体制之下的官僚们对于瘟疫的应对能力和责任感的缺失也是导致这场灾难的重要原因，这种作风在中国官场屡见不鲜，中国官场上下缺乏监督和有效沟通，地方对于事故的处理能力弱化，“只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心态也在各级官僚体制内根深蒂固，这种情况之下，官员们不会站出来为这场瘟疫负责，其应急能力以及主动作为的能力也大打折扣。极权制度的刚性化管理以及约束越来越森严，导致官员们的自觉能动性降低，正是这样壹种极权体制为瘟疫的蔓延埋下了伏笔。

疫情防控初期的种种乱象也直接证明了这种体制背后运行的僵化和混乱，随著封城令的发出，整个湖北省乱作壹团，物资短缺，床位不足，排队的患者人山人海，市内交通壹片狼藉。在经历了官员轮换和工作交接之后，乱象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对于壹把手官员的停职并不能解决体制根源问题，虽然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壹直坐镇武汉，也无法掩盖体制弊端所带来的混乱。红十字会作为官方慈善机构的代言人，在疫情的最紧迫关头依然对于救灾物资进行封锁扣押，甚至壹些负责人将捐赠的物资进行高价贩卖和转售，这壹举措也引起了国人捐赠者的强烈不满。在防控最紧要的阶段，屡次爆出口罩下落不明以及物资吃紧的新闻，而大多数接受的捐赠物资依然在红十字会的控制之下，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这种机构的存在背后也隐藏著壹系列制度问题，红十字会虽然不是权力机关，但是以接受捐助为名也展开了多重的权力博弈。

因此很多人甚至官方的语境中都把责任归给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本身也是为整个体制的顽疾买单的替罪羊而已。湖北省最早的疫情信息被删除，而预警信息和通报都需要由中央授权才能发布，因此信息流通的困难和应急方案的滞后才是整个瘟疫爆发的根源所在。缺乏监督和权力的制衡，老问题很难得到解决，而新问题又接踵而至，整个体制自上而下的谎言和漏洞只能通过对舆论和新闻的压制进行解决，对于真相进行屏蔽，对于真实的记录大肆封锁。极权体制本身就是产生问题的根源而非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自专制的命令壹再强调稳定压倒壹切，其所宣称的稳定和秩序正是瘟疫生长的土壤，这种近似于野蛮的稳定也造就了后来瘟疫井喷般的爆发。

 被煽动的共同体

为了推卸责任和塑造自己的国际形象，宣传机构对无知的民众进行煽动，对于民族主义和共同体意识强行灌输，这种拙劣的手段我们似乎在中国尤其是共产中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了，我们的半部近代史和现代史都是建立在对于外邦人的仇恨和盲目的自信之上的，这种盲目的自信来自于坐井观天的无知，来自于目空壹切的狂妄。整个历史所塑造的对于本身所处环境的优越感和认同感是壹种超越地理界限的想象，在这种想象之下就产生了集体非理性的行动逻辑。

整个国际的环境也有助于滋生这样的壹种排外心态，中美贸易战交战正酣，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更是让壹些民族主义者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和自豪感，这样的感觉也同样引发了对于外邦的排异反应。对于在中文媒体圈盛传的美国投毒论更是占领了舆论高地，壹些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者们疯狂的摇旗呐喊，他们“朴素”的观念被这种非理性的阴谋论点燃，在这样非理性的土壤之下，假想敌理论屡试不爽，逐渐成为了这个体制推卸责任的首选，每次遇到这种执政危机之时都会祭出壹个假想的敌人，对其进行疯狂攻击，以满足推卸责任和发泄情绪的需要。

民族主义的产生有壹定的地缘和历史基础，对于同样壹拨人，他们阅读和观看同壹个宣传机构进行出版和播放的新闻，也建立了几乎壹致的世界观，个体疏于去思考探索这些内容的真伪，而产生的对于共同体信息的依赖，因此会产生对于这些新闻的盲目信任和非理性理解，出于对整个共同体的认同，这些被煽动的人不会考虑整个灾难的来龙去脉也不会去思考这场瘟疫发生的真正原因，而趋向于相信他们所认为的真相，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存在的越来越多，就会产生“沉默的螺旋效应”，个人的理性思考就会埋没在群里的非理性之中，最终舆论形成壹种群体极化的现象。这样的简单思维是可以煽动起不分教育背景的任何人的情绪的，这种情绪壹旦点燃就很难平息，从而形成壹股流瀑倾泻而出，摧毁壹切来自于理性的内容，也摧毁壹切建设性的意见和声音。

而这种非理性的“小粉红”逻辑也同样不堪壹击，对于世界主流媒体而言，这样壹种民族主义叙事是壹种对内部的自嗨型宣传，其本质也只能对于内部的无知受众进行宣传，而对于国际的影响微乎其微，反倒是多次的“出征”和对其他国家疫情的辱骂招来了更多国家的排挤和针对。其实这样的民族主义极端情绪所带了的影响有百害而无壹利，对于官方口中的国际形象的塑造的负面影响要比瘟疫本身更严重。这种“出征”本身弱化了对外话语体系的合法性，也同样降低了话语的质量，在世界范围内的恶性影响也会逐渐显现出来。

 三、后疫情时代现代极权体制的发展

相比于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的古代，为了维持统治，缓和社会矛盾，皇帝们对于壹些灾难性事件的处理也会相对的放低姿态，以获得民众的信任，从而实现维持统治的目的。而现如今，科技飞速发展，公权力对私生活和私人领域的干涉前所未有，这次疫情过程中所建立的对每个公民的审查和跟踪体系更是超越了历史上任何壹个时候，面对统治的扩张和公权力的干涉，人们只能选择服从。在古代，人们普遍接受儒家的教育，骨子里还存在著对于仁义的敬畏，当然统治者们也不例外，而现如今信仰的缺失，社会风气以及公民意识的弱化，人们不需要自由也不去争取自己的权利，甘愿沦为臣民。而统治者借助高科技进行新型极权体系的建构，使用无孔不入的监控手段，覆盖全体国民的大数据，以及铺天盖地的宣传，让整个国家看起来牢不可破固若金汤，科技带来的新型统治模式正是现代极权体制不负责任的基础，因为这种体制之下绝大多数人放弃了思考，选择苟活在“盛世”之下，正是这样的心态奠定了通往极权和奴役的道路。

 高压下的知识界

毋庸置疑，极权体制对于知识界的打压是空前的，因为极权体制最害怕的就是有知识有思考的人，他们代表著壹个时代的风向标，壹切极权统治都建立在压制思考和洗脑灌输智商，因此无知才是体制所追求的最理想状态。当壹个时代人们纷纷放弃思考，纷纷选择犬儒的生活方式，极权统治则能够维持更长的时间。就像孔子说过的壹句话：“唯上智而下愚，不移也。”统治者足够智慧，足够奸诈，民众足够的愚昧，这样的统治就可以长时间维系下去。

疫情之下，武汉作家方方选择用笔记录下武汉封城的日子，方方壹共记录了七十余篇，前几天传出要出版外文版本的《方方日记》，引来了很多民族主义者、小粉红等极左的围攻谩骂，甚至于人身威胁。大部分极左认为这是壹种不考虑大局，不为国家著想的行为，他们认为在大时代之下每个个体都应该学会歌颂，学会感恩，要以大局为重，不应该揭露其阴暗面。可是他们似乎并不会思考深层次的东西，这场瘟疫的起因和整个过程都是由体制壹手导致的，巨大的牺牲和无数人的奉献才让局面转危为安。在这种背景之下，对于责任归属的思考和对于弱势群体的记录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大时代之下，盛世之中却有无数的人享受不到发展的成果，很多人被时代的巨轮碾过而毫无声响。方方说：”文学家就是要记录时代，记录下弱者的声音。文学是常与弱者站在壹起的，这才是文学的价值所在。“是的，歌颂的文学太多，我们已经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的文学，因为这种文学的唯壹作用就是为极权统治服务，这种文学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为为极权唱赞歌的人数不胜数。我们记录时代变迁，记录黑暗之中的历史就是为了铭记下壹切，米兰·昆德拉说过“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只有记录下来黑暗年代的历史，才能更好地在历史中汲取教训，才能从根本上和极权斗争下去。

纵观近几年对于知识界的打压，力度要比十年前更加猛烈，从去年年初对张千帆教授的壹系列宪法教材的下架到对古拉格群岛、夹边沟记事等壹些列文学作品的下架，再到由于去年70周年国庆对于国内电影市场的高压管制，频繁撤档多部电影以及前几天由于秘鲁作家略萨对于中国的极权体制应对疫情的缓慢进行批评，而在全网范围内下架略萨的书籍。在这种极权之下，对于道德的要求简直成为奢望，对于责任的归属问题也成为奢望，因为极权体制可以高傲的俯视壹切，他们不需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不需要承担壹切后果，由于长期的灌输教育和洗脑工程，大部分民众失去了思考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而言论自由乃是自由之母，长期处于失去自由状态下的民众自然就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而选择与极权体制和解。长此以往，这样的打压将会成为常态，而万马齐喑的社会却没有太多反对的声音，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将陷入到壹片死寂的境地，没有人敢于发声，也没有人敢要求体制承担责任。

 举国体制之殇

极权体制之下壹定会产生整齐划壹的举国体制，在举国体制之下，每个人的行为，思想甚至于喜怒哀乐都会被控制，他们用专制的命令进行指挥，用专制的命令对每个人进行规划，试图培养出完全相同的壹群人来。这次对于疫情的翻译就能体现出体制的劣势，春晚的载歌载舞和疫区的尸横遍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在欢庆中的人们的情绪却被春晚所控制，他们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远方的疫区发生了什么，他们也对于其他人的苦难漠不关心。这样的混乱场面持续了几个星期，举国体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调动人手支援疫区，而这个时候疫区人们已经付出了非常惨烈的代价，而“壹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口号却早已经过时了，在瘟疫已经发酵到非常严重的时候区疫区支援就像是用人命来垒砌壹道血肉长城，这种壮烈的牺牲完全可以在信息自由流动的社会避免，而这种救援却成为统治者所宣传自己伟大形象的工具。对于战斗在壹线的医护人员，固然是值得尊重的，而他们的行为就是在为整个体制做下的恶买单，他们用牺牲来为这个体制承担责任，同样也为体制后来的宣传讴歌奠定了基础。

极权体制所培养出的是壹群不知道权利为何物的臣民，他们对于责任归属丝毫不在意，只听信官方口径，对自己所经历的苦难不得为知。他们的无知配得上这样壹场灾难，正是因为他们的沉默铸就了这道密不透风的墙，这墙不仅在生活之中，更留存在每个人心中。就连最后对于死者的默哀也是由官方统壹组织进行的，这种连喜怒哀乐都要统壹指挥的体制，就应当成为这场瘟疫的最终责任人，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的道理就在于此。

 夹缝中的公民社会

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中国各省市纷纷进入所谓“战时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权力借防疫为名，无限扩张。这种现象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虽有所体现，但在中国这个党国权力本就成为“房间里的大象”的国家，至今，可以说，党国的公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1989年之后的顶峰。尽管公民社会持续受到打压，但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次疫情中和疫情后，壹系列社会公共平台的讨论不时受到大家的关注。比如：公民记者陈秋实、李泽华、方斌先生仗义执言，在疫情最危急时刻深入疫情，对疫情中的真实情况进行了深入报道。由于中共的打压，中国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几乎为零，社会几近原子化，像独立媒体、调查记者所剩无几，而公民记者这类自由力量能够零星出现实属令人振奋，他们正在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挑战官方的“英雄叙事”。同时，由李文亮医生被训诫后牺牲离世在互联网上产生壹系列反抗威权，呼唤言论自由的声音此起彼伏，而利用emoji、谐音以至采取戏谑的方式挑战官方话语已经成为现代极权体制下仅存的壹些反抗力量。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呼声大多源自“后浪”。中国青年壹代中，已经有言辞锐利且略带调侃性的声音，他们虽“人微言轻”，却在与小粉红、战狼力量形成对抗，随著这波呼唤理性、自由的“后浪”逐渐成长，他们的价值观是否能够重塑“新时代”的极权体制，仍值得期待。

 四. 结论：谁应为这次灾难负责

疫情之后，我们对整个抗疫全过程进行反思时可以发现，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了疫情的侵袭，甚至某些西方国家在疫情面前更为“无能”。由此有人可能会提出壹个论点：专制国家在社会动员方面有较大优势，表现在他们的政府及国民在大灾大难面前似乎更有“凝聚力”。甚至推导出“专制高效论”或是“民主失败论”，以至于所谓“入关学”在中国知识界受到了欢迎和讨论。的确，我们不能否认在这样的体制下，封城似乎是相对高效的，但因为封城造成的其他死亡数字却并没有纳入统计，比如因封城父母不在且缺乏照料而死亡的脑瘫儿童、因为医疗资源被挤占得不到及时治疗的癌症患者等等。单纯比较因疫情病亡的数字是难以得出中国模式更优或是民主体制即将崩溃的结论的。同时，就算极权体制在灾难面前确实相对高效，很多灾难难道不是极权体制壹手制造出来的吗？难道因为苏联利用极权体制进行战争动员，打赢卫国战争“高效”地抵制了敌国入侵，便能够得出极权体制壹定比民主体制好吗？这场战争本来就是由极权体制挑起的，而苏联是用极权的手段对付极权罢了，本就是“以毒攻毒”，怎么能说极权更好呢。要是没有极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也就不会存在。从中国的角度讲，也就不会有由毛体制造成的数亿人的死亡。

现在西方国家有个误区，所谓的“白左”群体仍对共产主义政权抱有同情，在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尤甚，他们不会反思历史，反思由共产极权造成的全球近百亿人的死亡，对共产党怀有“妇人之仁”，继续推行绥靖政策。这当然是违背常识的，谁制造病毒，谁让病毒感染全球谁就应该对疫情负责。而现在，现代极权体制戴著温和的面纱，利用西方民主体制，继续推诿责任，逃避问责。而现在，我们应该呼唤常识和理性，对极权体制进行问责。

极权的危害

作者 龚平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截止北京时间2020年5月25日，新冠病毒在全球造成的感染人数已经达到了552万5千多例，死亡34万8千多例，其中海外感染人数544万多例，死亡34万2千多例。这些数字因为两个原因被严重低估，壹个原因是像中国和伊朗这样的专制国家有意隐瞒，另壹个原因是像非洲、中东地区欠发达国家因为缺乏检测试剂而漏检。即使不考虑以上原因造成的低估部分，新冠病毒给全世界造成的危害也是巨大的，除了大量人员健康受到损害、生命受到剥夺以外，全球经济也因为疫情的影响而损失惨重，机场、港口封闭，大量的航班停飞、航船停运，大量企业倒闭，几乎所有的影院、夜总会、酒吧、桑拿室关门歇业，造成无数劳工失业、投资者破产。这么严重的壹场灾难，不管出自人为还是自然，人类都必须进行调查、追责和反思。

病毒的起源

病毒学家们有壹个梦想，就是企图把自然界所有有可能感染人畜的病毒统统找出来，事先在实验室研究出疫苗，以便当某种病毒真的感染人类时可以迅速拿出疫苗来加以控制。这个梦想就叫新发传染病威胁计划。新发传染病威胁计划旨在将动物学和人类健康专家整合起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传染病早期检测，传染病实验室诊断和迅速响应，以及降低传染病对地区和国际间的污染与危害。新发传染病威胁计划壹共包含PREDICT（预测）,PREVENT（预防）, IDENTIFY（鉴定）, 以及RESPOND（回应）四个项目，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壹环，PREDICT项目起始于2009年，由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其合作伙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生态健康联盟，Metabiota公司（前身为全球病毒预测公司GlobalViral Forecasting Inc.），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野生动物保护协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以及来自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和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方面的技术支持，与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35个国家协同合作，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人员提供培训与技术支持，对可能引发流行病的病毒以及与野生动物有著密切接触的人群进行监控与预警[[1]]。饱受争议的中国武汉P4实验室的病毒学家石正丽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实验室的病毒学家Ralph Baric博士都在为这个PREDICT国际项目工作，因此，他们的研究在合法性上是没有问题的。

PREDICT项目迄今已经完成了两个阶段，2009-2014年为第壹阶段，称为PREDICT1，2015-2019年为PREDICT2，总计花费已超过2亿美元。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对外交和外国援助的财政预算进行了大幅削减。美国国务院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年度财政预算从2017年的549亿美元降低到了2018年的376亿美元和2019年的393亿美元，受此影响，美国国际开发署2019年的年度财政预算被削减了33%，只有168亿美元的总计预算。2019年10月，美国政府最终宣布彻底关闭PREDICT项目。在其运行的十年间，PREDICT项目在全球范围内总计收集了超过10万件样品，鉴定出了超过壹千种新型病毒，包括壹种新型埃博拉病毒，并在全球亚非拉美州的发展中国家培训了大量卫生安全和传染病防护人员[[2]]。

这次首先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COVID-19）就是来自于石正丽和RalphBaric博士等15人团队在PREDICT项目上的合作成果，该科研成果于2015年首次发表在英国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根据该论文叙述，新冠病毒（COVID-19）本身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是实验室使用中华菊头蝠携带的SARS样冠状病毒SHC014-CoV的纤突（Spike）蛋白与小鼠携带的SARS-CoVMA15骨架通过其反向克隆平台进行重组，人为造出来的壹种全新的冠状病毒[[3]]。

该研究成果壹经发表，立即遭到了很多科学家的反对。法国巴黎巴斯德学院的病毒学家SimonWain-Hobson就表示，中华菊头蝠所携带的SHC014冠状病毒因为不具有致病性，本身对人类的危害有限，新制造出的重组冠状病毒SHC014-MA15不但毒性增强，这个实验本身也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壹旦重组病毒从实验室泄漏，没有人可以预测它的去向和可能造成的危害[[4]]。而RalphBaric则认为，此实验不过是在模拟壹个自然界中有很大几率会发生的病毒重组事件而已，虽然大多数蝙蝠所携带的冠状病毒并不能直接感染人类，但类似于SHC014这种携带能识别人体细胞结合蛋白ACE2的纤突蛋白的病毒，如果恰巧与携带有毒性的冠状病毒的骨架重组，那么新病毒就将跨过中间宿主的障碍，直接传染给人造成严重的公共健康威胁。

虽然RalphBaric博士辩解说实验室创造出来的新冠病毒（COVID-19）是“壹个自然界中有很大几率会发生的病毒重组事件”，但他并没有给出这个概率到底是多少。人类到底有没有必要为了壹个发生概率并不确定的危险提前创造出壹个真真实实的危险？从科学上当然应该对这个必要性进行分析。我认为，实验室泄漏人造病毒的概率必须小于自然界自然合成该病毒的概率，可以作为这个必要性的标准。遗憾的是，从我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石正丽和RalphBaric博士研究团队在开展病毒合成的研究之前根本就没有对这两个概率进行比对研究。现在与实验室合成病毒有关的疫情真的爆发了，而科学家们根本就说不清该病毒到底来自于自然界还是来自于实验室，以前声称的针对该合成病毒已经研究成功的疫苗也变成了壹场骗局，全世界对病毒的起源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人力去调查。如果调查结果证实这次疫情起源于自然界，那么实验室长达四年之久（2015~2019）的应对准备工作却仍然面对这个病毒束手无策，人类就应该重新审视这个PREDICT项目的可行性；如果调查结果证实这次疫情起源于实验室泄漏，那么这次灾难就是壹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科学悲剧。

责任

这么大壹场灾难，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这既是为了给受害者讨回公道，也是为了保障社会安全。当然，根据危害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国内责任和国际责任，下面我们从国内责任和国际责任两个角度分别进行论述。

国内责任

疫情的流行要经历不同的阶段，从病毒的制备（包括提取、合成，下同）到病毒的流出、报告、预警、防控，各个阶段都应该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和管理规定进行规范。在病毒的制备阶段，有如前文所述，研究人员在开展病毒制备研究工作以前，有没有进行必要性研究？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必须进行这样的研究，那就是法律漏洞，必须立即弥补，而研究人员无须承担责任；如果已经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开展病毒制备工作以前必须进行必要性研究，而研究人员没有做这个工作，或者通过收买相关行政管理官员而省略了这个步骤，则研究人员和负责审查的有关行政管理官员都必须承担法律责任。石正丽和RalphBaric博士研究团队有没有违反各自国家的有关法律，有待调查。个人认为，既然他们敢在杂志上公开发表研究成果，应该没有违反有关法律，在病毒制备阶段存在法律漏洞的可能性比较大。

为了防止病毒的流出，法律对实验室都有严格的管理规定。违反法律规定导致实验室病毒流出的，当然要承担法律责任。2020年1月2日，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宁院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其中有壹项罪行就是违反法律规定，擅自销售实验用动物和牛奶牟利1017万元。当然，违法的病毒流出远不止壹种形式，不按规定处理防护用品和实验用品、违反规定运输病毒样本、擅自允许无关人员进入实验场所、与研究（防护）资质不达标的单位开展合作等等，都属于病毒流出阶段的违法行为。武汉P4病毒实验室有没有这方面的违法行为，需要经过调查才能确定。

在疫情报告方面，据媒体报道，中国在2015年就建起了4小时网络直报系统，全国100%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98%县级以上医疗机构、9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了法定传染病实时网络直报，平均报告时间由以前的5天缩短为4个小时[[5]]。显然，武汉卫健委和疾控中心、医院等单位并没有按照规定启用这个网络直报系统，而是对疫情进行了隐瞒。1月23日武汉封城以前，国家卫健委曾经派出了三批批专家赴武汉调查，第壹批是2019年12月31日抵达武汉的，经过走访调查，于2020年1月4日对外公布“未发现人传人证据”；第二批专家于1月8日抵达武汉，1月10日对外公布整体疫情“可防可控”。家于1月8日抵达武汉，1月10日对外公布整体疫情“可防可控”。1月18日由钟南山、高福、李兰娟、袁国勇、曾光、杜斌等人组成的第
三批专家齐聚武汉，20日钟南山在接受官方媒体采访时，首度确定该病毒可以“人传人”，并透露有14名医护人员感染。2月份的壹次采访中，在《财经》记者的追问下，第二批专家组里的壹位成员透露出透露出武汉官员串通医院故意隐瞒疫情，否认医务人员已经被感染的事实，使得专家组因得不到真实的信息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6]]。有权力指挥医院领导弄虚作假隐瞒疫情的绝非壹般的官员。按照中国的编制，省级医院属于副厅级单位，部级医院属于厅级单位，能指挥他们的当然只有厅级以上的领导了。可见，在疫情的报告阶段，武汉市的医院、卫健委、疾控中心以及市级、省级领导都必须承担违法责任，并且这种隐瞒行为还不仅仅是针对民众，应该还隐瞒了最高当局，使得最高当局在向美国和世卫组织WHO通报疫情时也传递了错误信息。2月份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和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被免职，公开报道中虽然没有说明免职原因，但应该和向最高当局隐瞒疫情有关。还有少数官员是因为疫情期间在官方媒体面前表现得实在太差而被免职的，还有部分官员是因为防控不力被免职的。免职属于追究管理责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有官员为疫情的爆发承担了法律责任。这反映了最高层和地方官员在这次疫情问题上的复杂关系，地方官员在病毒的研究和疫情的信息控制方面，既是按照最高层的指令行事的，又有令最高层不满意的地方。因此惩罚力度不宜过重，惩罚过重，有可能激起地方官员反叛，把所有秘密公之于众，这就会暴露最高层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要惩罚地方官员，也只能追究壹下他们的管理责任。

在疫情的预警方面，主要矛盾表现在疫情信息发布权的政府垄断和公民言论自由权如何行使方面。在民主国家，这两者之间并不会形成矛盾，政府拥有信息发布权并不能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政府信息与公民言论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信息的权威性上，政府发布的信息要比公民的言论更有权威，社会大众只会按照政府发布的信息采取相应的行动，没有人会用私人言论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但是在专制国家却大为不同，政府完全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只有政府有权发布疫情信息，公民在任何可被政府监控到的场合都不允许发表与疫情有关的言论，更不允许对政府的错误发表批评性言论。所以在专制国家，整个社会完全丧失了危机预警功能，只要官方这道防线失效，国家就立即陷入灾难之中。道防线失效，国家就立即陷入灾难之中。李文亮等八人因在同学微信群（均为医学院的同学，现为医生）的很小范围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新型传染病而受到医院和警方训诫，官方又不及时提醒民众防范，官方又不及时提醒民众防范，使得社会完全暴露在新冠病毒的危险之中。更加让人气愤的是，武汉官方不仅不提醒民众采取防范措施，反而为营造安全气氛鼓励百步亭社区居民举办所谓的万家宴，并让官方媒体广泛报道。在剥夺民众知情权方面，公安和官媒、新闻行政管理机关、自媒体平台公司全部都开足了马力参与进来，训诫、刑拘、删帖、封群封号，把违反国家宪法剥夺公民言论自由权和知情权的罪恶勾当干得热火朝天。参与这些犯罪的官员和有关人员都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

在疫情防控方面，中共的许多做法也令人发指。1月23日宣布武汉封城，切断了进出武汉市的壹切交通，几天后这种封城措施很快遍及全国。流落在外地的武汉人立即陷入了困境，想回武汉的家政府不让回去，外地城市又不让他们入住宾馆，少数借住在亲友家中的武汉人还被邻居举报，被强制送进政府指定的隔离点集中隔离。封城令发布的时候，有的人刚好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每个城市都不让他们下高速，他们只能连续两三周流落在高速公路上，没有地方睡觉只能睡在车里，没有地方洗澡，头发和身体都油腻得发臭，只能以方便面充饥，没有蔬菜、没有肉食，连泡方便面的开水都没有，由于长期干啃方便面，整个口腔都起了溃疡。留在武汉的外地人的境遇也壹样悲惨，没有任何政府机关关心他们，没有地方住宿，没有地方吃饭，寒冷的冬天也只能睡马路，只能冒著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去垃圾桶里翻捡别人扔掉的残羹剩饭充饥。武汉市由于感染人数太多导致医疗系统崩溃，政府强迫感染者在家自我隔离，他们被政府的防疫工作人员关在家里，为防止他们外出，门窗都被防疫人员钉死，有很多人就这样死在了家中。在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每壹次危机到来，都会有地方官员把它当作发国难财的机会，这次疫情也不例外。地方官员与宾馆勾结，强迫所有从外地回来的人，不管他们在当地有没有自己的住所，壹律被带到政府指定的宾馆集中隔离，隔离费用全部自理，官员和宾馆壹起分赃。有的人出门买点菜回来时就不让进小区，有的人在家里憋久了想出门在自家附近散散步就被警察抓进集中隔离点，而不是令其返回近在咫尺的家中。地方领导串通小区物业公司指定菜食供应商以高价强卖，其他任何人向小区送菜都会被警察以违反防控措施的理由拘留。封城期间，全国各地各种惨无人道的侵犯人权事件比比皆是，但都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由于中国是壹个壹党专政的独裁国家，政府官员违反法律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的问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围绕疫情产生的各种违法现象只不过是以壹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当然也不可能有效追究违法官员的法律责任。

国际责任

疫情壹开始在武汉爆发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都对中国表示了同情，也给了中国大量的医疗物资援助，日本人印在捐赠物资包装箱上的诗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照片在媒体上广为流传。但是随著中国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病毒开始传播到日本、韩国、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和美国并愈演愈烈以后，国内媒体那种幸灾乐祸的疯狂表现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有医用口罩生产者洋洋得意地用口罩擦鞋；有粥店老板在店面门头拉起横幅庆祝日本疫情爆发；还有额温枪生产厂家董事长在自媒体上发布视频，要故意制造假额温枪卖给美国，让额温枪显示的温度永远不超过36.5度，以便让不知情的美国感染者去人群中传播病毒。中国人与西方国家人民那种妳死我活不共戴天的仇恨情绪充斥著网络世界。要知道，在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从本质上讲是没有真正民间舆论的，因为所有的民间言论都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只要有人发表了政府不喜欢的言论，立即就会被警方传唤到派出所进行训诫，态度顽固的人就会被投入监狱，所以，没有政府的支持和怂恿，民间言论根本就不可能形成民间舆论。所以，所谓的民间舆论，其实只不过是官方舆论想说而不便说出口的话而已，它实际上就是打著民间舆论这个幌子的官方舆论。

紧接著幸灾乐祸而来的是关于疫情起源的甩锅大战。壹开始，中国民间舆论认为新冠病毒是由参加2019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运会的五个生病的美国运动员带入的。其后又言之凿凿地说疫情实际上有更早的起源，它起源于美国的生化武器基地德特里克堡，该基地正是因为泄漏了病毒才被迫于2019年7月关闭。2020年3月11日，在美国众议院委员会针对新型冠状疫情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对流感中死亡的人是否有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含糊回答，被中国舆论当作了疫情起源于美国的铁证。4月30日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市长迈克尔·梅勒姆在检测到自己体内已有新冠病毒抗体时称，自己去年11月就已感染了新冠病毒，当时他前往大西洋城参加会议，回程时在高速公路上突感不适，回到家后开始出现高烧、发冷等壹系列症状，整夜都无法入眠。当时医生认为他得了流感，但他却感觉不对劲，那次“流感”的症状“前所未有的严重，我觉得自己好像快要死了”。迈克尔·梅勒姆还说，当时他身边已有很多人都生了类似的病，而且症状严重。

还有人说美国2019~2020年流感季流感患者多达3400万，死亡达2万，这里面肯定包含著大量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美国疾控中心主任之所以在回答国会议员提问时含糊其辞，就是因为认识到了过去工作的失误。

尤其愚蠢的是，中共嫌“民间舆论”力度不够，居然亲自跳出来指责美国是病毒的罪魁祸首。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居然连发数条twitter推文，指责说武汉疫情就是参加武汉军运会的那几个美国人投的毒！国防大学教授戴旭大校还抓住罗斯福航母上出现感染者大做文章，企图把疫情爆发的责任完全推到美国身上。

我认为以上说法统统都是无稽之谈。如果武汉疫情是美国人传播的，让我们来分析壹下故意投毒和无意传播这两种情况下可能得出的逻辑后果。如果是故意投毒，那么为了美国人不被感染，美国人要么只能在已经研究出了疫苗的情况下才会实施投毒行动，要么投完毒就立即切断与全世界的所有海陆空联系，否则投毒就等于是自杀。事实上，美国那五个参加武汉军运会的军人“投完毒”离开中国后，美国并没有切断与全世界的海陆空联系，而且即使疫情发展到如今这样比中国还严重的程度也没有拿出疫苗来使用，这完全不符合逻辑。

如果是美国人无意把病毒带进了武汉，说明美国的零号病人感染时间要早于武汉，根据权威媒体每天公布的实际疫情统计数据，新冠病毒疫情在没有采取隔离措施的情况下，会以每4天翻壹翻的速度快速扩散，这可以查看世界各国采取封城措施之前的累计确诊病例数据。假设美国被误诊为“流感”的第壹例新冠病毒患者是2019年10月1日感染的，由于被当作流感而没有受到重视，到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时，历时115天，115/4=28.75，这时美国的感染人数应该=1x2^28.75=4.51亿，超过了美国人口总数，而事实是武汉都不得不封城了，而美国却啥事没有，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如果计算到2020年3月13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法为止，历时164天，164/4=41，这时美国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应该=1x2^41=2.199万亿，这个数字远高于3400万，也远高于目前全世界77亿的人口总数！以上计算也说明了美国流感患者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大量被误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如果按照德特里克堡关闭的时间——2019年7月计算，到美国实施紧急状态法为止，感染人数更是天文数字！即使按照稍后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市长迈克尔·梅勒姆的“感染”时间（由于他没有说具体的日期，我们假设为2019年11月13日）计算，到美国实施紧急状态法为止，感染人数也应该高达1x2^30=10.74亿，完全不符合常识！所以说新冠病毒疫情起源于美国，这种观点完全站不住脚。

其实要确定疫情的起源地非常简单，根本用不著高深的技术分析手段，只要观察两个现象就足以判断疫情的起源地了：壹个是看医疗系统有没有崩溃，另壹个是看殡葬系统有没有崩溃。哪个城市最先出现这两个现象，毫无疑问，这个城市就肯定是新冠疫情的起源地，企图隐瞒是隐瞒不了的。春节期间武汉是全世界最早发生医疗系统崩溃的城市，医院严重缺乏病床和医护人员，大量病患被拒在医院门外得不到治疗，政府不得不紧急建立火神山、雷神山和方舱医院等临时医院，并从军队和全国各地调派了5万多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以弥补不足，同时武汉八个火葬场24小时连轴转也满足不了暴增的尸体焚化需求，中央不得不从多省调派殡葬工作人员支援武汉。要知道，武汉第壹例确诊感染者官方报道的时间是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短短41天医疗系统和殡葬系统就崩溃了，如果美国任何壹个城市的疫情早于武汉，那么它的医疗系统和殡葬系统的崩溃不也要早于武汉吗？关于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界还是泄漏于实验室仍需要调查，而疫情的发源地则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著的，无底线甩锅，只会让世人视为无耻！

本来，石正丽和RalphBaric博士合成病毒的工作虽然存在很大的争议，但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完全是合法的，没有人可以保证实验室百分之百不会泄漏，只要不是人为投毒，疫情的爆发就属于意外事故。中共当局只要在事情发生后，按照联合国有关公约的规定及时、准确地进行通报，积极寻求国际合作，诚实接受国际监督，共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没有人可以指责中国，更不用说提出索赔要求了。可是，中共不是这样做的，它在事情发生后拼命掩盖真相，威胁、惩罚传播真相的“吹哨人”，逮捕了在武汉进行现场报道的陈秋实、李泽华和方斌等公民记者，指示警方在全国范围内约谈、警告转发疫情真相的网友，通知有关研究所销毁病毒样本，向全世界传达新冠病毒“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等虚假信息，使世界各国放松了警惕和防范，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

如果新冠病毒的流出真的与中共无关，那么中共就没有拒绝国际社会来中国调查的任何动机，因为调查的目的无非就是想搞清楚病毒到底来源于自然界还是实验室，以免人类再犯同样的错误。至于怎么追究疫情各阶段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那也是中国自己的内部事务。中共拒绝国际社会入境调查，只能有壹个原因，那就是做贼心虚，说明武汉P4病毒实验室隐藏著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样的责任当然只有壹个人能够承担——习近平！

所以，责任的划分需要根据前提条件决定：

如果中共自愿接受国际社会调查，那么说明武汉P4病毒实验室从事的病毒研究完全是合法的科研工作，即使调查结果证实这次新冠病毒确实起源于实验室泄漏，也只能算是壹次意外事故，习近平无需承担责任，主要责任应该由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主要领导人承担，当地卫健委、疾控中心和医院领导人承担次要责任；

如果中共不接受国际社会调查，那么说明武汉P4病毒实验室从事了违反国际法的秘密研究任务，习近平必须承担主要责任，湖北省和武汉市以及当地医疗机构领导人承担次要责任。这里还需要提到法国。据媒体报道，武汉P4病毒实验室是在法国的帮助下建立的，在2004年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提出这个项目时，得到了法国科学界的支持，但遭到了法国国防部、外交部和情报部门的反对。反对者担心中共会把病毒研究用于军事目的，但最终经济利益战胜了安全忧虑，法国还是把病毒研究技术提供给了中共，所以它也应该对这次疫情负有壹定的责任，就算将来中国向全世界赔款，也可以不赔法国。

教训

回顾疫情的经过，笔者认为有几方面的教训值得汲取：

千万不能忘记科技伦理风险

自从第壹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科技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前进，这种进步，不仅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还使人类毁灭自身和整个地球的能力得到了巨大提升，原子弹、氢弹、生化武器可以轻松地毁灭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与此相对的是，人类伦理前进的脚步却显得步履蹒跚，以物质利益为唯壹追求的拜金主义主宰著不少人的灵魂，为了金钱他们可以践踏壹切人间正义。2019年12月30日，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团队因违法使用基因技术编辑婴儿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就是壹个典型的违反科技伦理的案例。针对这次新冠疫情，我提请大家注意两个问题：

石正丽、RalphBaric博士研究团队与吉利德（GILEAD）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勾结？

中共有没有利用科技伦理上的漏洞收买发达国家的科学家秘密研制生化武器？

    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人类在道德上的软弱程度，应该时刻牢记1955年7月9日罗素先生公布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为人类所敲响的警钟，科技是壹柄双刃剑，它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

千万不要与专制国家合作

    农夫和蛇的故事已经传讲了两千多年，可是人们却总是会忘记这个故事的警示意义。希特勒德国是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崛起的，共产党中国快速跻身于世界经济老二的地位也是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实现的，它们都没有表现出壹点点感恩的意思，而是把这种辉煌的成就当成了专制体制优越性的证据，并企图利用这种物质上的强势地位使全世界都跪伏在它们的脚下，因为这就是它们振兴国家的目的。在专制者的字典里只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找不到平等这个词，因此它们不可能真正与其他国家长期和平共处，总是想著如何征服别人。它们永远不会把经济增长所获得的利益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而是无限地用来加强国家机器征服世界的力量。在它们认为自己还不够强大的时候，它们会像蛇那样伪装自己，会向妳说出十分动听的语言，给妳许下正人君子的承诺，壹旦它们认为自己足够强大了，就会暴露出专制者的本来面目——全世界都必须服从它们的意志！所以，千万不要与专制国家合作，帮助专制国家发展就是自掘坟墓！

尽快建立、健全民主国家科技安全协保障体制

    无可否认，法国之所以冒险帮助中共建立武汉P4病毒实验室，经济利益是其主要的诱因。用巨大的经济利益收买和分裂敌对阵营的成员，是专制国家的惯用手法。今天的国际社会，民主国家虽然在价值观上拥有统壹的立场，但在经济利益上却是各自为政的，这是市场经济的原则，本无可厚非，但是涉及到民主国家甚至全人类的安全时，这个原则就成了壹个不可忽视的隐患，对于涉及民主国家和人类安全的领域，尤其是科技领域，必须对自由竞争加以限制。可是在现行制度下，各个国家都会抱著侥幸心理去与专制国家合作，最终不得不自食其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避免专制国家利用民主国家之间存在的关系漏洞，壹次又壹次危害人类，有必要乘这次新冠疫情在各民主国家政治领袖心头激起的危机意识还没有消退之前，对国际关系做壹次深刻的改革，建立、健全民主国家科技安全保障体制，限制民主国家自由竞争的范围，以免因小失大，为经济利益断送了生命安全！

共产极权统治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只会跪拜权力的民族，是天生做奴隶的民族。

中国人有能力、有权利追究政府的责任，有能力、有权利追究执政者的责任。

爆发于2020年初的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在很短时间内就席卷全球100多个国家，截止到本文定稿之日确诊病例已近430万，死亡人数已近30万。中国政府对于此次疫情的大肆传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中习近平是第壹责任人。

责任政治

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特征，但这壹点对于中国是陌生的，中国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壹天责任政治。

责任政治的要求是权力和责任相对应，当权者、执政者壹旦出师不利，自己应当作为第壹责任人来承担责任。不说欧美日的案例，就说台湾，能看得到的是每壹次选举失利，各党主席通常第壹时间鞠躬、辞职，让出党主席的位置；即便是政府，壹旦失去人民信任，民调持续走低，辞职也是常态，今日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就有两位前任，分别是林全、赖清德，林全辞职是因为民调持续走低，赖清德辞职是因为12·24选举失利，当然，同时蔡英文也辞去了民进党主席的位置，以示担责。

责任政治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今是新物种，水土不服，我们的传统是“皇帝圣明，罪臣当诛”，壹旦出了纰漏，掉脑袋的不是当权者，而是身边人，甚至是指出错误的人。商鞅变法时太子犯法，但是不能惩罚太子，于是“刑其傅、黥其师”；司马穰苴练兵时，不能杀了齐王的使者就杀了给使者驾车的左驸；秦王围攻邯郸，白起明说肯定出师不利，结果秦军大败，秦王没有检讨自己失策，反而让白起自杀。中国君王大概只在自死或者被推翻下台的时候才会承担责任，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责任可言，反正都是壹死了之。

从这个角度来看，责任政治其实是执政者和被治理者之间存在良性沟通的壹个表现，文明社会的政治参与者听得到人民的声音，看得到民调，在人民反对、厌恶、嘘声壹片的时候，他们有羞耻心，知道自己最该做的就是鞠躬下台。专制政权之下与之相反，专制国没有民调，暴君和人民是不需要沟通的，权力在手就永远伟光正，尸如山积也不会让暴君自感愧疚。岂止暴君呢，大壹统体制之下，自上而下任命的官员都不需要对民众负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看不到引咎辞职官员的原因。

但是民智总有开的那壹日，任何壹个暴君都不能永远欺骗人民。

权力与责任相对应，掌握多大的权力就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即便这权力不是人民赋予的，是非法获得的，也应该承担责任。比如在壹个全封闭的学校里，校长垄断壹切权力，给学生吃了坏土豆，这校长需要承担责任，不能说“如果不是我，妳们连坏土豆都吃不上。”更不能继续要求学生对其感恩戴德。

真相是学生们有权利不吃坏土豆，给学生吃了坏土豆的校长应该承担责任，应该辞职下台。

共党即政府 壹人即全党

中国共产党领导或者统治中国的壹切，这是70多年的现实，这也是中共公开说的，是他们唯壹在意、唯壹尽力做的。不说以前，仅以习近平的言行为例，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论坚持党对壹切工作的领导》壹书，收入习近平2012年至2019年期间文稿70篇，千言万语就是壹句话：坚持党对壹切工作的领导。当然，我们知道，“领导”这个词可以用“统治”来同位替换。

共产党组建中国从中央到村委会、居委会的政府，说中共领导中国的政府和说中共的政府就是中共，没有什么差别，不需论证。

中共掌控中国所有的媒体，包括自媒体。中国媒体是党的喉舌，听党指挥，央视姓党……不需论证。

共产党的意志就是中国的法律。2014年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实施法律就是贯彻党的意志，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这充分说明中国法律只不过是共产党的政策、意志，法律只是外表，而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会议等等通过法律的手续仅仅是壹个有既定意志、既定方案的过程，是壹种形式上的表演。

党的意志有是什么呢？谁来指挥全党呢？

共产党的意志就是党魁的意志，更准确滴说是掌握军权暴力者的意志。在共产党内部真正的党魁永远是掌握军队暴力者。自2013年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共内部公开宣称“以习近平为核心”；中共军委表示“坚决听从习近平的指挥、对他负责、让他放心”；公安部表示“忠诚核心、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全国政法机关要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统壹思想、指导工作；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明确表示：“人民法院首先是政治机关，切实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尤其是近几年，中共内部以“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守纪律、不讲规矩、不知敬畏、肆意妄为”为由，清洗内部“阳奉阴违”的“两面人”，加强对习近平的忠诚度。

如此种种，反复在证明中共执政几十年的壹个常识：中共党魁的意志就是共产党的意志，而共产党的意志则会通过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走过场、举手表决后成为国家法律，共产党对这个国家的统治就是党魁对这个国家的统治。简单来说，中共党魁的意志就是国家法律，党魁统治中国的壹切，对于今日中国来说，习近平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习近平在统治这个国家的壹切。

归结为壹点，习近平壹人统全党，全党即政府，习近平既然掌握中国政府的壹切权力，就应该对中国政府的壹切作为承担责任，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

妳总不能让全国人民吃了坏土豆还要继续对妳感恩戴德！

亲自指挥 还是壹直亲自指挥

2020年1月28日，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习表示：“疫情防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我壹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很好，习近平说出这句话，按照权力多大责任就有多大的原则，他自己给自己找到了壹个可以归责的点，回头检视中国政府在防疫中的种种乱象，所有壹切都在习近平权力的覆盖之下。

1月28日之后，中国官方媒体开始重点报道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加码造神、表功，比如：

①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共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②人民领袖习近平，这场阻击战，习近平全程指挥；

③习近平战疫兵法，“该出手时必须出手，否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④习近平战役兵法，果断部署，“武汉封城”……

⑤中国为世界抗疫战争指明方向……

2020年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习近平讲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壹领导。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我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壹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可以回头数算壹下，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防控疫情都做了哪些事情。

习近平在疫情中的作为可不仅仅是让全国人民吃了坏土豆而已！

武汉封城之前的时间线

习近平亲自指挥、部署的中国防控疫情最受世界诟病的就是隐瞒真相，以至于造成国民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病毒大肆扩散。事实如下：

2016年11月17日，据新京报报道，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表示，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疫情信息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仅仅需要4小时；

2019年3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表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路运行平稳，不会再出现“SARS类似事件”。

2019年12月1日，《柳叶刀》发表武汉肺炎研究论文称，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在12月1日收治了首例后来被证实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患者。该病例并没有中国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华南海鲜市场是武汉市区壹座贩卖海鲜与野味的市场，其后来被认为与此次疫情有紧密关联；

2019年12月8日，武汉卫健委在2020年1月11日通告称12月8日出现首例新冠状病毒发病；

2019年12月15日，南华早报3月13日报道，12月15日有27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医学期刊新英格兰杂志（NEJM）1月30日的论文，表明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触者之间就已发生人际传播；

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开始就不明病毒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2019年12月30日，壹份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的红头文件《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在网络上广泛传播。通知称，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强调未经授权，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发布通报，发现的多例肺炎病例为病毒性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同日，国家卫健委派专家组抵达武汉指导疫情处置；也是在同壹天，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获悉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发现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

2020年1月1日，武汉警方：8人散布武汉肺炎不实消息被依法处理，后经中央电视台对此信息反复报道；壹个承接武汉不明肺炎检测的基因测序公司人士透露，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壹位官员的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同日，世卫组织要求中国当局提供进壹步信息以评估风险；

2020年1月2日，中央电视台报道8名散布武汉肺炎谣言者被依法查处消息。针对疫情，在WHO的三个级别（国家办事处，区域办事处和总部）启动了事件管理系统；现任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给病毒所全员发布邮件要求他们不得泄漏任何有关新冠病毒信息。中共海军工程大学警通勤务连下发“严控外来人员进校的通知”，而且中部战区总医院也已知情。人民日报表示：有患者表示，其病情已无大碍，希望外界不要在担心。

2020年1月3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称，共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44例，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国家卫健委发文要求相关机构，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已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制定的保藏机构保管，并妥善保存有关实验活动记录及实验结果信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中国国家当局总共向WHO报告了44例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华春莹在2月3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称，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医生签了训诫书；

2020年1月5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上升到59例，无死亡病例，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张永振从1月3日收到的样本中检测出壹种新型SARS样冠状病毒，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证实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当日即向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报告，提醒他们新病毒与SARS同源，应是经呼吸道传播，建议在公共场合采取相应疾控防疫措施；

2020年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成功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湖北省新华医院壹位呼吸内科医生出现肺部异常。医院召开内部会议，强调不能把情况外泄，尤其不能“告诉媒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了3级冠状病毒健康预警，建议不要前往中国武汉。没有中国官方媒体向大众披露疫情预警；

2020年1月7日，国家疾控中心专家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世卫组织将造成武汉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2020年1月10日，武汉卫健委首度进行疫情通报。通报强调，在1月3日以后武汉未发现新发病例。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卫健委专家王广发称，整体疫情“可防可控”。武汉市两会闭幕，两会报道未见任何疫情信息；人民日报表示：王广发（国家医疗专家组专家、北京大学第壹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称，目前已公布的患者中，已有部分康复出院，说明该病毒致病性较弱，病情可控；

2020年1月11日：湖北省政协会议开幕，湖北进入省“两会”时间。国家卫健委宣布中国将与世卫组织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医学期刊新英格兰杂志（NEJM）论文表明，1月1日至11日已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武汉卫健委强调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2020年1月12日，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住院；

2020年1月14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国家卫健委就防控疫情召开视频电视会议。2020年4月16日，美联社核实的中国内部文件显示，中国官员1月14日即知疫情严重：“传染病的情况仍然复杂严峻，是自2003年非典疫情以来最大的挑战；

2020年1月15日，仍然没有中国官方媒体向大众发布疫情预警；

2020年1月17日，湖北省“两会”结束，报道没有提及任何疫情信息。在湖北省两会期间超过壹周的时间里没有增加。网传“武汉病毒性肺炎”信息，官方辟谣；

2020年1月18日，湖北省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办万家宴，约4万户家庭参加。农历腊月二十四，是中国南方传统“小年”，春运进入第九天，开始了中国人返乡、购物、聚餐等人群流动和聚集高峰。人民日报头版有七条“习近平”的大新闻，却没有壹条疫情预警信息，政府错失疫情管控的最后机会；

2020年1月19日，武汉市疾控专家及市领导对媒体表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传染力不强，可防可控。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总体是可治的；

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习近平首次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做出指示；

2020年1月21日，国家卫健委通报，疫情已经出现了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病毒传染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德国联邦情报局情资2020年5月9日显示习近平与世卫秘书长谭德塞通话时要求不要发布病毒人传人的讯息和延后全球大流行的警告。天津、浙江、江西、山东、河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台湾确诊首例病例。国内开展疫情应急科研攻关，钟南山任组长。武汉市卫健委通报：武汉15例医护人员感染。湖北省委书记、省长等出席春节团拜会并观看演出；

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成立，并发布1号通告，宣布武汉市封城，所有公共交通停止运行，机场火车站关闭，并要求市民不要离开该城市。湖北省有武汉市、鄂州市、仙桃市、枝江市、潜江市、天门市，6城市宣布封城。武汉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第2号），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我们有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请广大市民不用恐慌。浙江有网民因传播新冠状病毒肺炎“虚假信息”被拘留；

2020年1月25日，壹样欢天喜地的春节联欢晚会照常进行；

2020年1月27日，武汉市市长周先旺表示因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传染病，根据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必须“依法披露”。但是“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壹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后来，特别是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周先旺暗示依法应该披露疫情信息，但是他没有权力披露，在上级决定披露之前，他只能隐瞒真相；

2020年2月15日，中共党媒《求是》报道习近平于1月7日开常委会，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指示抗疫不要影响正常生产和生活；

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壹领导。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但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不见习近平所谓的1月7日指示的内容。

隐瞒疫情

通过上述时间线可以证明下列事实：

1、从最早的病例出现，到中国政府开始承认病毒可以人传人之间，至少相隔了50天，即便从武汉李文亮等医生透漏病毒疑似萨斯、会人传人开始，至中国政府确认传染也间隔了20天以上；

2、按照中共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中国政府最迟在2019年12月底已经得到有关疫情的信息；

3、按照习近平自己的说法，他在2020年1月7日就对疫情防控做出了指示，他在1月7日之前就已经完全了解有关疫情的信息；

4、不谈在习近平统治之下整个中国失去了言论自由，仅就有关疫情防控壹事来看，中国政府在疫情最初爆发之时就试图禁止真相传播，不惜对透漏疫情真相的医生动用警察进行惩罚；

5、直至2020年1月20日，中国政府承认武汉肺炎可以传染之日，中国各级政府、中央到地方媒体以及各级卫生防疫机构都在传播谎言——不传染，可防可控，就是这些谎言造成了疫情的大爆发；

6、习近平掌握所有的权力，对疫情防控全程指挥、全程部署，习近平应当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从最初病例到确认传染隔了50多天，从武汉医生透漏传染至确认传染隔了20多天，在此期间，中共控制的各级政府、各家媒体、各家防疫机构都在传播谎言，都在压制真相的传播。钟南山团队在3月2日表示：“如果管控措施推迟5天，中国内地疫情规模将扩大3倍。”不说这种表达有多么卑劣无耻，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中共能提前5天、10天、15天承认病毒会人传人，疫情带来的人员死亡和损失会缩小多少倍？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曾说：“新闻自由是灾难最大的救助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面对灾难，禁止真相传播，剥夺新闻自由是灾难的最大帮助者，或者就是大规模杀人。想想在1月18日，武汉被懵逼真相的4万多人参加了万家宴活动，结果事后统计百步亭每壹栋楼都有病人被感染。在当日从中央到武汉，每壹级政府官员都在在知道真相的情况下默许甚至是纵容了这种大规模病毒传播，这是大规模杀人。

先不说病毒来源的争议，仅仅就禁止疫情真相的传播、反而大肆传播虚假信息来看，习近平是扩大疫情灾难的第壹责任人，习近平应对死亡的无数冤魂负责。

新闻造假

2020年2月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包括要“深入宣传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充分报道各地区各部门联防联控的措施成效，生动讲述防疫抗疫壹线的感人事迹，讲好中国抗击疫情故事，展现中国人民团结壹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凝聚众志成城抗疫情的强大力量。”

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国家应急新闻办主任张小国受访时表示，中央宣传部已调集300名记者，派往重灾区湖北省及武汉市采访报道。张小国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宣部连夜传达学习贯彻落实，我们把疫情防控宣传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2020年2月4日，在上述背景之下，据央视《新闻联播》公布的消息，中央宣传部调集300名记者，派往重灾区湖北省及武汉市采访报道。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国家应急新闻办主任张小国亦表示，“疫情防控宣传”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熟悉中共所谓“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真相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国政府官方媒体主导的制造谎言的行径。上行下效，习近平有在疫情泛滥期间制造舆论、控制舆论的要求和指示，全国立即跟进。

2020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发通知：推出更多有温度有泪点暖新闻。《法制日报》报道，中央政法委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对政法系统依法防控疫情、维护安全稳定先进典型宣传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大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加强内容策划、创新形式载体、提升统筹效应，弘扬正气、激励斗志、激发社会正能量，为打赢疫情防控战营造良好舆论氛围。《通知》还强调，要加强内容策划，抓住先进典型的精神实质和闪光点，深入挖掘动人事迹和鲜活事例，推出更多有温度、有泪点、有人情味的“暖新闻”，让疫情防控壹线政法干警和群防群控队伍忠诚无畏、无私奉献、可歌可泣的形象更加鲜明，让政法典型宣传更能打动人、更能引发共鸣。在传统媒体之外，还要充分发挥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作用。

简单来说就是中共政府亲自指挥编故事，造假新闻，制造泪点，对国人进行欺骗。

既然中央有了指示，300名专职造假的记者也已经进驻武汉，于是大量“泪点故事”开始登上中国各种媒体，尤其是法制日报所说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各种新媒体平台。

比如“强制陪伴令”，中国新闻网于2月20日的报道：近日，壹封落款为“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刑事侦缉大队”的“强制陪伴令”刷屏互联网，多地为战“疫”壹线人员发“强制休息令”的举动，更让众多网友纷纷“泪目”。透著浓浓人情味的“陪伴令”，是对基层壹线干警忘我付出的褒奖，更是对壹个人到对壹家人的尊重。但“强制”二字的背后，也凸显出基层“千针壹线”打“疲劳战”的无奈。为此，记者采访了“强制陪伴令”的当事人，请他们讲述“强制陪伴令”背后的故事。……千万别以为这是唯壹的，去网络检索，“强制陪伴令”、“强制休息令”图片、新闻多到妳读不完。

再比如“中国有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得到国际社会赞赏。多国政要表态称，中国交出出色抗疫成绩单，相信中国将在经历疫情考验后变得更加强大。海外网友纷纷表示，中国政府迅速、有效应对疫情，为其他国家争取了时间，感谢妳们。”——类似信息壹大堆。

再比如“丢下几万块钱就跑”，“近日壹菜农将省吃俭用的1万元扔向警方希望可以捐给民警“买口罩”，扔下钱后撒腿就跑，不想让人记住他的样子”，江西、湖南、宁波……黑衣女子、戴口罩的小伙、党员老兵……都是丢下就跑。

新华社武汉3月8日电题：《巾帼大爱守护生命花开——战“疫”巾帼奋斗者亮相国新办记者见面会》，其中壹位收到表彰的记者就是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廖君。该报道表示：在家里，她是两位七旬老人的独生女，两个孩子的妈妈，壹位军医的妻子。战“疫”报道中，她去过收治患者医院，进过社区，到过隔离点，甚至在早期不知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开展采访。同事们都叫她“铁人”。新华社湖北分社女记者廖君壹直战斗在抗疫报道壹线。“我们必须用铁的意志、铁的行动，报道击溃疫魔的战斗。”廖君说，战斗不分男女，只有我们进，疫情才能退。到现场去，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听老百姓最真实的声音，这是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廖君还说：“我们要用手中的笔和镜头为武器，向世界大声讲述战役的中国故事、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她说她在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3月7日，她共采写署名稿件500多篇、内参90多篇。——平均每天8.5篇。这其中包括了《发现的多例肺炎病例为病毒性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8人因网上散布“武汉病毒性肺炎，不实信息被依法处理》。

在疫情蔓延全国之际，中共和中国政府没有全力进行防疫救灾、保障疫区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反而毫无掩饰地制造这种假新闻、假故事，这是对国人智商的壹种侮辱，是对生命的亵渎，是拿国人当做低智的猪羊壹样对待。

面对每分每秒都在传播的病毒，壹方面掩盖疫情真相，壹方面传播虚假安慰信息，这形同大规模杀人。

如此种种，是中共政府、中共官方媒体毫无遮掩地对全体中国人进行欺骗。而其总指挥，下命令、指示的正是习近平。

宣传病毒来源是蝙蝠 而且拒绝调查

中国政府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质问美国：“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壹个解释！”这是公开表示病毒来自美国。受中国政府态度的影响，中国民间更大肆流传信息：病毒来自美国。

4月30日白宫记者会上，川普总统表示：他看到过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实验室的证据。当然，川普还表示他不能透漏更多的信息。

病毒来源还是壹个未解之谜，这需要科学的调查作为最终的结论。但是在没有最终结论之前，也不是没有信息可查，现罗列相应信息如下：

2015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特殊病原体与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葛兴义、石正立在《自然科学》上联合发表《类似于SARS的循环蝙蝠冠状病毒簇现实了人类出现的潜力》壹文，文章表示：“我们产生并鉴定了壹种嵌合病毒……结果表明……在原代人气道细胞中有效复制，并达到与流行病相当的体外滴度SARS-CoV株……”

2018年4月5日，新华网发布文章：科学家发现壹种源自蝙蝠的新型冠状病毒；

2018年11月22日，新华网发布报道：《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青年团队与烈性病毒“硬碰硬”》，报道表示：“蝙蝠长期携带病毒的免疫机制研究领域,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已经处于世界领跑阶段,蝙蝠携带病毒而不患病,有望让人类从中学习如何对抗病毒。”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35岁的周鹏上个月刚刚以并列第壹作者身份在世界知名科学期刊《自然》在线发表科研新成果,宣布在蝙蝠体内找到了引起仔猪致死性腹泻疫情的冠状病毒源头。天天与烈性病毒近距离打交道,有多可怕,有没有危险?今年39岁的周溪研究员笑著说:“只要按照规范严谨操作,就没有风险,读书工作以来,我及周边没有发生过壹起生物安全事故。”

2019年9月18日，武汉天河机场海关举行发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紧急处置演习；

2019年10月7日-24日，手机定位数据显示， 2019年10月7日至24日，武汉病毒研究所高级安全防护实验室区域无手机定位数据。——2020年5月8日报道

2019年10月23日，中国国家卫健委成立全国流行性感冒医疗救治专家组；

2019年11月，美国军方的国家医疗情报中心早在2019年11月发表内部情报警报，指出中国的电子通讯信息和获取的卫星图片显示武汉地区发生大规模感染病；

2019年11月17日，南华早报2020年3月13日报道，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可以追溯到11月17日，“零号病人”尚无法确认；

2020年1月1日，壹个承接武汉不明肺炎检测的基因测序公司人士透露，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壹位官员的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

2020年1月2日，现任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给病毒所全员发布邮件要求他们不得泄漏任何有关新冠病毒信息；

2020年1月2日，国家卫健委发文要求相关机构，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已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制定的保藏机构保管，并妥善保存有关实验活动记录及实验结果信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

2020年1月12日，在由医学专家张永振主导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分子病毒学实验室在发布基因组序列的第二天遭到临时关闭，原因不明；

2020年1月17日，武汉市卫健委对前期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的流行病学资料分析发现，部分病例没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接触；

2020年1月22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野生动物，新型冠状病毒对于儿童等年纪小的人不易感染；

2020年1月22日，中国国防报发布文章：让生物战争走进国防视野；

2020年1月26日，中国疾控中心称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野生动物；

2020年2月10日，美国白宫要求科学家调查2019新冠病毒来源；

2020年4月25日，中国驻英公使陈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时指，中方不会同意让专家进入中国对冠病的源头展开独立调查，认为有关要求是出于政治目的，且会分散中国防疫的专注力。

2020年4月30日，中国外交部公开表示：中国坚决反对有罪推定式的国际调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28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有罪推定式的国际调查，反对把国际调查政治化、对中国搞污名化；

2020年5月5日，人民日报表示：“据美媒，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长迈克尔·梅勒姆4月30日称，自己去年就已感染新冠病毒。梅勒姆去年11月前往大西洋城参加会议后开始出现症状且“从未如此严重”。 4月29日，血液抗体检测显示梅勒姆已有新冠病毒抗体。”但很快被网友发现，人民日报所说的美媒居然是“海外网”，这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官方网站；

2020年5月6日，联合早报：中国驻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大使陈旭指出，中国在抗疫取得“最终胜利”前，将不会邀请国际专家调查冠病源头。

2020年5月7日，外交部记者会中，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提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中国壹直拒绝交出病毒样本。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华春莹回答：我不太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

2020年5月9日，外交部官方网站刊发题为《美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华谎言与事实真相》的文章。表示：武汉首先报告疫情不等于就是病毒源头，新冠病毒源头尚未确定。病毒溯源是壹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要以科学为依据，由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去研究。历史上最初病例的报告地往往不是病毒来源地，比如艾滋病毒感染病例最初由美国报告，但起源地有可能并非美国；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西班牙流感实际上也并非始于西班牙。

行文至此，笔者必须说明，本文中所有引述事实都有依据，都可以查到信息来源。

根据上述信息，可以验证的事实如下：

1、至少从2015年以来，武汉病毒研究所壹直在研究源自蝙蝠的“新型冠状病毒”；

2、中国政府壹再强调病毒来自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但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部分病例没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接触；

3、中国政府直接认定病毒来源是蝙蝠，但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并壹直拒绝交出病毒样本；

4、病毒爆发以来，无论是各级政府、各级卫生防疫机构还是武汉病毒研究所，都在试图掩盖病毒爆发的真相，甚至在销毁病例样本，且严厉禁止对外发布有关病毒的信息；

5、中国政府以各种理由拒绝世界卫生组织到中国进行病毒来源调查。

评论如下：

其壹，先说为什么要调查病毒来源，无论是为了今日抗疫，还是为了将来防控疫情，还是为了研发疫苗，都需要对病毒来源进行调查。中国政府说了许多理由，归根结底壹句话：禁止到中国调查。这是在做什么？是为世界抗疫战争指明方向吗？

其二，再说基本常识，要查清病毒来源需要到病毒爆发的“第壹现场”进行调查。

病毒的来源在哪里需要调查，如果不允许调查势必不能查清来源，而调查当然从最早爆发地开始。中国政府以在武汉爆发但武汉不壹定是源头，这是壹种禁止调查的狡辩。 “不壹定是”意味著“也不壹定不是”，是与不是，还需要调查之后才能得出结论，中国政府壹再拒绝调查，这到底是要找到源头还是要掩盖源头？外交部的壹再拒绝并不能给出壹个可以服人的理由。

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祖籍陕西，因此他的巨大的陵园被建在陕西。如果按照外交部和赵立坚的逻辑，这习氏陵园要建设到哪里呢？

其三，谁主张，谁举证。中国政府直接认定病毒来源是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但是没有给出任何证据证明这壹点。事实上直到该市场被拆除之日，壹直有人在里面居住。中国政府又主张病毒来自于自然界，来自蝙蝠，但是没有做任何举证。

其四，中国政府除了壹口咬定病毒来自蝙蝠且不给任何证据以外，还在严厉禁止有关病毒信息的传播，甚至在销毁相关的证据。这是为什么？

中国政府壹再表示他们为全世界防疫、抗疫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树立了标杆，但恰恰禁止查清病毒的来源，壹口咬定病毒来自蝙蝠，这不仅不能打消全世界的疑虑，也为病毒与武汉病毒所之间的关系认为设定了更大的疑问。

禁止对病毒来源进行调查这是中国政府的责任，也是习近平的责任，习近平必须对此负责。

习近平，妳和妳的政府为为什么如此惧怕查清病毒的来源呢？

污国害民，毒施人鬼

篇幅所限，此文仅仅讨论到此。仅就上述信息可知习近平在疫情扩散中的巨大罪恶，用“污国害民，毒施人鬼”毫不为过，习近平需要对死去的无数亡魂承担责任。

当然，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梳理，比如抓捕吹哨人，比如歧视武汉人，比如高压统治武汉，禁止死者家属要求赔偿，等等话题还需要再辟专章论述。

中共的祸害

作者 胡平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横行。法新社汇整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格林威治时间2020年5月21日11时，全球确诊病例数达5,012,630例，其中有328,220名患者不治（1）。眼下，疫情仍然看不到尽头。这场瘟疫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它深刻地改变了历史，改变了人类生活。

在2019年3月的两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十分自信地对媒体说：“经常有人问我，萨斯过去十几年了，还会来吗？萨斯这壹类病毒随时都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萨斯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络系统建设得很好，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2）
 
 2016年11月，在乌镇举行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在“互联网+智慧医疗论坛“发表致辞时说，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疫情信息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时间从5天缩短为4小时。（3）
 
 自2003年萨斯事件后，中国政府吸取教训，耗费巨资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简称网络直报系统）。“不明原因肺炎”则被列为其监测、报告的重点之壹。该系统于2004年4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用。另外，中国政府还在2006年制定了《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应当说，这套网络直报系统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都相当有效。前些年，中国发生过禽流感，还发生过不止壹次鼠疫。正是借助于这套网络直报系统和应急机制，疫情被及时发现，及时处理，没有传播开。

中国拥有世界第壹流的疾控体系，还拥有因抗击萨斯疫情而获得丰富实战经验的医护人员及公共卫生专家，再加上因萨斯事件而对类似疫情格外敏感并知道该如何反应的大小官员以及普通民众，中国本来最有能力防治萨斯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但是，它还是发生了，而且远比上壹次更严重、更惨烈。

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壹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浩劫竟然发生了？谁该为这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浩劫负责？

（壹）维稳压倒防治

 2019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发壹则报道：“武汉肺炎不能断定是SARS   病例大部分为华南海鲜城经营户”。

 报道说，武汉市发现病毒性肺炎27例，其中7例病情危重，其余病例病情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近期出院。此次肺炎病例大部分为华南海鲜城经营户。目前，相关病毒分型检测、隔离治疗、舆情管控、终末消毒等工作正在进行。目前病因尚未明确，不能断定是网上传言的SARS病毒，其他重症肺炎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即便是SARS病毒，此前也已有成熟的防控救治体系，市民也不用恐慌。（4）

 这是中国政府第壹次公布武汉发现病毒性肺炎。顺便壹提，这也是第壹次出现“武汉肺炎”这种说法，正是出自中国头号官媒，可见和“污名化中国”毫不相干。

紧接著，第二天，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透过官方微博“平安武汉”通报称“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处理”。通报说，近日武汉市医疗机构发现接诊了多例肺炎病例，在武汉市卫健委作了通报后有壹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散播不实信息，经公安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进行依法处理。 （5）

“平安武汉”的这份通报，立刻被《人民网》等多家官媒转发，中央电视台更是连续反复播报。这很不寻常。

按说，壹条由地方公安局用微博发出的简短消息，通常是没资格被各大中央级媒体转发和播报的。再说，这份通报过于简略，既未提及“谣言”的具体内容，也未公布相关处罚内容。如果中央级媒体要转发播报，按说总需要花点时间先做些核实求证的功课，不会马上就转发播报的。可是这壹次，中央级媒体却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和超乎寻常的规格转发播报了地方公安局的壹条微博，可见它们是事先串通的，它们都是在按照同壹个剧本演出。可见，从传唤8名散布谣言者到各媒体发布相关消息，都是出自中共当局的指示。在“定于壹尊”的时代，这种配套的大动作不经过习近平是不可能的。

综合上述两条消息（公布武汉出现病毒性肺炎和通报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处理），我们可以推断，至迟在去年年底，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就已经了解到有关武汉病毒性肺炎疫情的信息；而且至迟在去年年底，当局就对防疫工作给出了某种指示和部署。

壹方面，当局并不是没有做防疫工作，如《人民日报》12月31日报道所说，“相关病毒分型检测、隔离治疗、舆情管控、终末消毒等工作正在进行”。但另壹方面，当局又对外极力淡化疫情，掩盖疫情，严厉禁止任何人散布有关疫情的信息。这就把防疫工作限定在壹个很狭小的空间，不准越雷池壹步。这就严重地妨碍了防疫工作的正常的、有效的开展，实际上是为疫情的扩散大开方便之门。

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拿到壹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当天晚上，她就收到医院发来的信息，是转武汉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1月2日上午，艾芬被医院领导约谈。医院领导严词厉色，批评艾芬“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并要求她回去跟科室的人员壹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6）

迫于压力，艾芬不敢告诉她丈夫，只敢委婉地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迫于压力，艾芬也不敢告诉医院的同事。她只敢要求她主管的急诊科的医护人员穿上隔离服，还只敢穿在里面，外头套上白大褂，因为医院领导明确说不准把隔离服穿外头，说穿在外头会引起恐慌。结果，艾芬只好眼睁睁地看著她那些不知情的其他科室的同事们壹个个倒下，有的后来死掉。（7）

武汉市中心医院共有职工4300多人，（8）感染人数超过230人，5人不治。（9）

医院尚且如此，何况社会；医护人员尚且如此，何况壹般市民。

艾芬提到两件事，很值得注意。艾芬说，她是被医院领导约谈的，是面对面谈话。医院领导要求她回去跟科室的人员传达封口令“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必须是“壹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为什么要对传达的方式做如此严格的规定？壹来是严防扩散，二来是不留证据，以便日后可以矢口否认。

另壹件事是，医院里有医护人员被感染了。这本身就证明这种病会人传人。但是医院领导不准医生把这些病例上报，甚至要求医生改写报告，不能写“两下肺感染，病毒性感染”或“不明原因肺炎”，只能写成“两肺散在感染”。然后对外宣称，没有医护人员感染，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

艾芬的遭遇说明：

1、医院领导明明知道艾芬、李文亮等医生在微信群转发的有关疫情的信息是真实的，明明知道这种病会人传人，明明知道连医护人员都有被感染，但硬是睁著眼睛说瞎话，甚至不准医生在报告中如实填写，肆意抹杀真相，还要诬为“造谣”，进而严厉打压。

2、医院领导很清楚他们这种蓄意打压说真话和掩盖真相的行为是见不得阳光的，所以不留证据。这说明，他们完全知道他们做的是坏事，他们是极其自觉而又有恃无恐地做坏事。

3、1月23日武汉封城，国人、尤其是武汉人，痛感前阶段被政府所蒙骗，追责之声四起，死去的李文亮也恢复名誉被封为烈士，但是当初执行封口令的医院领导和下达封口令的高官无壹受到批评或惩罚。

顺便再谈谈李文亮受“训戒”壹事。后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引用壹位武汉有关人士的话，说训戒“过程非常友好客气”，并特别强调“那8位市民没有壹人被拘留、被处罚”，（10）以证明那不是政治迫害。但正像那份训戒书所展示的，公安局是强迫李文亮认错悔过，并签字画押，否则就“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那分明是说，如果李文亮拒不认错拒不签字画押，当局就会把他抓进监狱。如果被抓进监狱了，胡锡进也就不能再说不是政治迫害了。可是，当李文亮由于认了错签了字而免于坐监狱，难道就不算政治迫害了吗？

综上所述，淡化疫情，掩盖疫情，蓄意打压“吹哨人”等壹系列行为都是出自中共高层的旨意；因此造成的防疫不力、疫情扩散，其责任也在中共高层，首先是习近平。

（二）习近平1月7日讲话到底讲了些什么？

1月28日，在会见世卫总干事谭德塞时，习近平说，这次防疫工作，“我壹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11）

中共党媒《求是》2月15日刊登了习近平在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工作时的讲话全文。在这个讲话中，习近平说他在1月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就对疫情的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2）

假如说我们对习近平是不是在去年年底就对防疫工作“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还难以确定的话，那么我们总可以确定，至迟在1月7日，防疫工作就是由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

习近平1月7日对防疫工作到底提出了什么要求，其具体内容是什么？习近平没有细说。查阅新华社对1月7日那次会议的报道，（13）其中对疫情只字未提。迄今为止，官媒都没有告诉我们习近平1月7日对防疫工作提出要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从常情常理上推测，不细说就是心虚，就是有难言之隐。习近平不肯公布他1月7日有关讲话的具体内容，是因为他知道他当时那番话讲得不高明，如果公布出来对他不会加分只会减分。

虽然官媒没有透露习近平所提要求的具体内容，不过我们可以根据1月7日以后当局在防疫工作上的外部行为，反过来推断他1月7日到底提出了什么要求。

1、关于通报疫情。从1月7日到17日这10天，武汉卫健委要么无通报，要么通报无新增病例，确诊病例壹直停留在41这个数字上。那当然不可能是这10天没有任何新增病例，那只可能是上面有要求不得公布新增病例。从18日起才有新增病例出现。18日通报4例新增确诊，19日通报17例新增确诊，20日通报2日内共计136例新增确诊，21日湖北卫健委通报省内72例新增确诊。

2、地方政府在1月12日、13日开始于机场测温和高铁站测温，此外未见有其他什么新的较大的防疫措施，武汉市民基本无感。

3、原定的大型聚集活动，包括武汉的两会（6日-10日）、湖北的两会（11日-18日）和民众的庆贺春节活动如“万家宴”（19日）都照办不误，等等。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习近平1月7日的讲话，虽然也会讲到防治疫情，但仍然是强调维稳，强调维护工作与生活的正常秩序，严控疫情的发布，淡化疫情，封锁信息，避免造成人心恐慌。这就和先前壹样，把防疫工作限定在壹个很狭小的空间。

海外有人披露习近平1月7日讲话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根据国内官媒的报道来推断这些内容是否可靠。

2月17日，香港《明报》发表署名钟仕的文章“疾控早上报，中央为保节日气氛失良机”。文章写道，去年12月底，武汉传出不明原因肺炎后，中国疾控中心随即介入了解。1月初，中心就向国家卫健委等中央部门及中央领导通报预警。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要求启动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二级应急响应。但在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如何应对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并不是此次会议的重点。在会议上，中央领导人要求要注意防范，但同时要求不要因此造成恐慌而影响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节日气氛。（14）

在美国之音1月27日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里，香港媒体人纪硕鸣披露了同样的信息。纪硕鸣说，他所了解的情况是：1月上旬，中国卫生专家就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上报国务院；国务院系统出了壹个参照萨斯的防治方案，提升武汉的防治戒备并通报全国。但是这个事情事关重大，必须报告党中央，结果党中央不批。理由是时值春节，不要破坏了节日的气氛。（15）

上述信息是否可靠？看看国内官媒有没有相关的报道。

首先，《明报》文章说“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要求启动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二级应急响应”，确有其事。2月9日，《第壹财经》发表了壹篇题为“假如武汉的警铃有机会被拉响，可以是哪天？”的文章。其中列出了壹个“武汉疫情核心时间线”，其中就写到“1月6日，国家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16）另外也有文章写到这件事，写的是“国家疾控中心内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说的是壹回事。

所谓中国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到底是什意思？我这里不妨略作说明。

自2003年萨斯事件后，中国除了在2004年建立起全球最大的网络直报系统，还在2006年制定了《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壹级）、重大（二级）、较大（三级）和壹般（四级）四级。

《预案》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及非事件发生地区的应急反应措施。这就是说，疾控中心启动应急响应是壹回事，政府启动应急响应是另壹回事。武汉疫情核心时间线里写到：1月6日，国家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接下来又写到：1月22日，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事件二级应急响应。同样是二级应急响应，怎么会启动了壹次又启动壹次呢？可见疾控中心启动应急响应是壹回事，政府启动应急响应是另壹回事。

大致上讲，政府启动应急响应是指：调集人力、物资、交通工具和其他设施，下令封城封区，限制或禁止群聚活动，停业停工停课，中断干道交通或封锁国境，管理流动人口，对传染病任何疑似病人隔离采取就地隔离等措施，对密切接触者采取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发布信息，开展群防群治，维护社会稳定，如此等等。

控机构启动应急响应，主要是做两件事，壹是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开展科研与国际交流、制订技术标准和规范，以及开展技术培训。另壹件事是写报告，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收集、报告与分析工作。按照规定，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和壹级应急响应，须上报国务院。

根据以上说明，我们可以知道，所谓中国疾控中心在1月6日启动二级应急响应，那就是指，壹方面，疾控机构系统进入某种状态，开展某些工作；另壹方面，上报国务院，建议政府启动二级应急响应。这两件事都是在内部进行的，外界并不知道。

中国疾控中心的顶头上司是国务院下属卫生行政部门中国卫健委，它的报告是交给卫健委的。卫健委的职责之壹就是“组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评估，提出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级别”。然后由国务院拍板决定。

查阅官媒对1月7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报道，我们注意到，其中没有壹个字提到防疫工作，可见防疫工作本来并不在会议议程上，应该是会上临时加入的。再有，自去年年底以来，当局对疫情工作的方针就是维稳优先，就是把防疫工作严格地限定在壹个很狭小的框架内。假如没有人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新的、和先前有所不同的防疫方针或方案，那么疫情这个议题就不会拿到会议上，习近平也就无从对防疫工作提出他的什么要求。既然习近平在1月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对防疫工作提出了要求，可见壹定有相关方面提出了新的、和先前不壹样的防疫方针或方案；这个相关方面只能是国务院。

此说来，《明报》文章和纪硕鸣的说法应该是靠谱的。在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应是国务院系统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和国家卫健委的报告与建议，提出了壹套防治疫情的方案。这本来属于国务院的职权范围，国务院总理有权说了算；但是在中国是党领导壹切，尤其是习近平时代，凡大事都需经过习近平。从中国政府在1月7日会议之后的外部行为可知，习近平没有接受这套方案。

《明报》文章和纪硕鸣都提到中央即习近平不接受国务院防治疫情方案的壹个理由是不要破坏节日气氛。这种说法是否可靠呢？应该说靠得住。有官媒文章为证。

1月20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了壹篇署名文章，题目就是“莫让流言冲淡节日的年味”。这篇文章当天就被包括《人民网》在内的多家官网转载，可见大有来头。文章说，网上最多的流言都是关于健康的。这些流言披著科学的马甲，蛊惑人心，违背科学常识，在辞旧迎新的春节长假里，会引发公众健康焦虑与公共环境焦虑，冲淡了欢乐、祥和的年味，扰乱社会安宁，这是壹种“伪科学”，危害不容小觑。政府部门要时刻关注网络舆情与社情民意，针对春运、春节这段人流高速流动的敏感时期，切实做好各项卫生防疫工作，及时、定期发布权威消息、科学信息，逐壹批驳流言，以快制快，公开透明，坚决遏止流言的传播，要依法依规严厉查处引发公众恐慌、扰乱社会秩序的流言制造者、传播者。（17）

又，1月19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举办“万家宴”。当地媒体《楚天都市报》发文报道，紧接著包括《光明网》在内的壹些中央级媒体也纷纷转发，标题是“谁说过年没有年味？武汉百步亭社区四万余家庭共吃团年饭”。（18）注意，这里又是用的“年味”这个口语化的表达。在当今中国，壹种口语化的表达频频出现在官腔官调的官媒中，那常常是因为这种表达出自中共领导人、而且常常是出自中共最高领导人。

据武汉疫情核心时间线记载，1月15日，国家疾控中心启动壹级应急响应，包括向各地分发经国家疾控中心认可的检测试剂盒，放宽确诊病例的标准，并要求卫生官员对患者进行筛查，等等，这些都属于疾控系统应急响应的事。但是政府方面仍然没有启动应急响应。

形势在1月20日发生了重大改变。1月20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和地方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对人民高度负责，全力以赴科学有效抓好疫情防控。壹是依法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传染病管理，按照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进壹步做好防控工作。二是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落实属地责任。1月20日，习近平作出批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壹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1月22日，湖北省政府启动突发事件二级应急响应。1月23日，武汉封城。这离1月7日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相距两周，离1月3日中国向世卫组织通报相距19天，离2019年年底公布武汉病毒性肺炎疫情相距22天。

 （三）错失良机22天

 从2019年12月31日公布疫情，壹直到22天后政府才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无论如何是晚了。

连《环球时报》也说晚了。1月22日，《环球时报》社评称，“从最初的情况看，武汉没能在第壹时间将新型冠状病毒封死在最小的范围内，坦率地说，我们首战不利。出了壹种疾病，壹来查不出它属于我们过去熟悉的哪种病，独特得没有任何记录，二来现代医学没有任何可以有效对抗它的药物，拿它完全没有办法，这时我们就该高度重视它，采取最坚决的隔离治疗措施。但武汉的实际应对措施显然缓慢了，没有实行全面隔离治疗，封锁所有潜在的传染源，以至于这种病毒向全国扩散了开来。这是又壹记沉痛的教训。”（19）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在2月11日的国际专家论坛上也指出，原本有“实际的机会”阻断2019年12月在武汉出现的新冠病毒向世界扩散。（20）

钟南山院士团队在世界著名的《胸腔疾病杂志》发表论文说，如管控措施提前5天实施，中国的疫情规模预估将减小至三分之壹。（21）如果提前10天呢？提前15天、提前20天呢？答案可想而知。

根据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复旦大学、武汉疾控中心、美国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多个研究团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如果提前壹周、两周或三周实施管控措施，则中国病例数可分别减少66%、86%、95% 。（22）

作家方方在日记里写到：“武汉疫情，从最初发现到封城，中间延误二十多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延误的症结在哪里，究竟是何人因何事，给病毒蔓延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而导致武汉史上未有的封城。”（23）

 （四）“甩锅”大戏之壹

 自武汉封城后，追责之声四起，由是开启了“甩锅”（推卸责任）大戏。

地方官员首当其冲，成为民众责难的对象。民众追责的第壹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隐瞒疫情？为什么不及时地向民众披露疫情？

1月27日下午，武汉市长周先旺主动走进演播室，要求央视记者专访。周先旺公开承认武汉披露疫情不及时，但话锋壹转，周先旺说：“披露不及时，这壹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24）

此话壹出，语惊四座。壹个地方官员竟然在央视对全国公众直播中，公然“甩锅”给中央。这在中共官场上是没有先例的，不消说有很大的风险。那为什么周先旺还要说呢？我以为：第壹、周先旺讲的都是实情。第二、周先旺这么讲，也是自保，是不想当替罪羊，因为上面本来很可能给他们扣上“瞒报”而免去职务以平民愤的。他们壹讲，世人就都知道了，不是他们不肯发布疫情，是中央不准。这样，上面，也就是习近平，反倒很难把他当替罪羊了。如果习近平继续大权在握，定于壹尊，很可能会秋后算账。但对周先旺来说，事情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说出真相和不说出真相横竖有垮台的危险，与其背负“瞒报”的臭名垮台还被民众责骂认为罪有应得，不如留下清名，垮台也垮得像个说真话的英雄。周先旺这番话让大家都感到很惊讶，但转念壹想，马上就明白了，周先旺说的壹定是大实话。隐瞒疫情这件事，责任肯定在中央。

不少人认为，在中共专制制度下，下面的官员投上所好，总是报喜不报忧，所以会瞒报疫情。不对，恰恰是在疫情这类问题上，下面的官员并没有瞒报的动机。

第壹、疫情是自然灾害，又不是自己的错，有什么必要瞒报？

第二、在2003年萨斯事件中，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就是因为瞒报，因为防疫不力而被免去职务。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后来的地方官员干嘛还要瞒报？

第三、在疫情这类自然灾害的问题上，地方官员如果想瞒报，那也是瞒下不瞒上。因为对民众说实话，万壹引起人心恐慌，社会混乱，生产停顿，上面会怪罪自己，但是通过内部渠道对上面说实话就没有这层顾虑因此大可不必。尤其是，按规定，地方政府向民众通报疫情是需要得到上面授权的，那么，地方官员还有什么动机对上面瞒报呢？

1月31日，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接受央视《新闻1+1》专访，说他现在“是壹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马国强说：“如果早壹点决定，早壹点采取措施，比如在1月12日左右就关闭离汉通道，效果可能会更好，疫情会有所缓解，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会更小。“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当机立断，导致疫情输出到了国内、国外。”（25）
 
 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这句话，话中有话。马国强的话听上去像是后悔，是自责。可是想想看，直到1月20日，武汉地方政府就连向民众公布疫情信息的权力都没有，此前的武汉政府怎么会有权力采取关闭离汉通道这种大动作呢？这种大动作只有中央才做得出。不错，1月23日武汉的封城令是以武汉地方政府的名义发布的，不是以中共中央或国务院的名义发布的，但那是在中共中央或国务院作了决定，授了权，要求属地负责，这样武汉地方政府才有权发布封城令。在2月3日的讲话中，习近平讲到：“1月22日，鉴于疫情迅速蔓延、防控工作面临严峻挑战，我明确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
 
 马国强这话看上去是后悔是自责，其实他壹个区区武汉市委书记哪有资格后这个悔？真正有资格后悔的该是习近平。马国强这句话是旁敲侧击，它的弦外之音是，就是妳习近平不准及时地向公众发布疫情，不准及时地采取重大防治措施，才导致今天的局面，妳难道就不内疚不自责吗？

2月13日官媒发布消息，武汉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马国强不再担任武汉市委书记。注意：这里说的是职务调整，不是免职。同时调整的还有湖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蒋超良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到目前为止，武汉市长周先旺没动，还在当他的武汉市长。未来命运如何，眼下尚不得而知。不过有壹点是明确的了，那就是人们普遍相信，武汉没有及时地向市民通报疫情信息，没有更早地采取大动作防止疫情扩散，其责任不在武汉地方官员而在中央。

有人说，地方政府固然在未获授权时不得公布疫情，也无权启动应急响应，但是地方政府可以发出预警。因为中国还有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该法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预警制度。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级别，按照突发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壹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壹级为最高级别”。“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壹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向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地区的人民政府通报”。

按照《应对法》：

1、公共卫生事件哪怕还不能完全确信壹定会发生，只要认为“发生的可能性增大”，就可以启动预警机制。

2、地方政府无需获得中央授权，就可以启动预警机制。《应对法》规定地方政府要向上壹级政府报告，但注意：是报告，不是报批，不需要等上壹级政府批准后才能行动。

3、和应急响应分四个级别壹样，预警也分四个级别。这就是说，地方政府吃不准情况又担心造成恐慌，不好壹开始就发出高级别（如壹级、二级）的警报，先发出低级别（如三级、四级）的警报总是可以的嘛。

上述说法看上去很有道理，武汉政府在初期别的不能做，发出预警应该是可以的。但问题是，早在1月1日中央级媒体就大力发布了“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处理”的消息，那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中央对这件事的态度，那就是对“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信息严加管控，哪怕妳像李文亮医生那样在微信群里说几句实话都不行。武汉政府若发布预警，却正是要把相关的信息告诉全社会，那显然是和中央的意图相冲突的，因此当然是不可以的。简言之，自中央在1月1日表明态度，地方政府要采取任何比较大的、可见可感的防疫行动即不再可能。

（五）“甩锅”大戏之二

中国疾控中心和有关的专家学者，壹度也是被追责的对象。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更是首当其冲，网上出现很多文章对他质疑与谴责，甚至还有媒体说他已经“落马”、被调查。

1月29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采访时表示，武汉此次面对疫情行动有些慢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但也不排除壹些决策上的犹豫，对自己是不是自信。曾光说，公共卫生人员的决策考虑的就是科学性的问题，是壹个科学的视角，但政府官员考虑问题并不单纯是科学的视角，这只是他们决策依据的壹部分。“他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百姓的天伦之乐，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说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壹部分。”曾光表示，不能说政府官员这种视角不对，事情的决策是要多方面考虑的，但在关键问题上要建立壹个经验，要更多的采用科学视角。科学视角如果采用的不好，其他视角也会没有意义。（26）
 
 曾光这番话实际上是委婉地说，政府官员在决策时未能很好地采用科学的视角，所以实行防治措施上行动慢了，贻误了最佳时机。这里说的政府官员，当然是指中央，因为地方官员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在另壹次访谈中，曾光说得更干脆。曾光在概述了专家学者的种种努力后说，“但是有唯壹的不足的，就是我们早期没有把这个流行病学信息及时转化成正确的、最正确、最及时的公共卫生政策。这个原因以后总结吧。我只告诉妳，这点我们非常遗憾，不能说没有学者的原因，但主要还不是学者，我只能讲到这儿了”。（27）是的，曾光只能讲到这儿了。曾光的意思再清楚不过，这口锅不该由专家背。

毕竟，白纸黑字，官媒记录的清清楚楚：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可见专家学者的动作虽然不够及时，但也不算有多缓慢。问题是政府方面却壹直没有启动应急响应，湖北省直到1月22日才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武汉市则是在1月23日下令封城。政府的行动要比中国疾控中心晚两周多。可见，行动迟缓、坐失良机的责任在政府不在专家学者，在中央政府不在地方政府。

（六）习近平承认有“短板和不足”

在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冠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习近平说：“总的看，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也是有效的。”（28）

习近平这种说法文过饰非，强词夺理，完全不符合事实。事实分明是，至少在1月22日之前，中央对疫情的判断是不准确的，工作部署是不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很没有效果的。习近平如此文过饰非。我相信，即便在体制内、在中共上层，这种说法也是难以被接受被认可的。

10天后，习近平的口气变了。2月14日下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壹项重大任务。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29）

在这里，习近平虽然语气委婉，但好歹总算是承认了“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提出了要“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请注意，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没有批评下面的官员，也没有批评学者专家。可见他也知道，把“锅”甩给下面的官员和学者专家是说不过去的。习近平当然不会把责任归在自己名下，可是“锅”总得有什么来背，于是他就把责任推给了非人格化的体制机制体系：妳也没错，他也没错，我更没错；错的是体制机制体系，错的是中国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不完善，错的是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还不健全。

习近平的说法站不住脚。因为正如我先前所说，中国拥有世界壹流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很多方面堪称世界第壹。例如，中国传染病上报已经实现日报，而美国还只能做到周报。把责任推到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上是不符合事实的。

有学者替习近平打圆场。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授在谈到网络直报系统时，壹方面对之大加称赞，另壹方面又指出：“我们也要看到直报系统壹般报的是已经明确的法定传染病，比如鼠疫、霍乱这类甲类传染病，还有是非典型肺炎、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等乙类传染病。这次的疫情刚开始表现为不明原因的肺炎，面对这样壹种新型疾病，需要壹定的时间评估、核实，整个申报程序就表现得比较缓慢，包括行政部门在实际响应过程中间也表现得比较犹豫。总的来说，这套网络直报系统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经过这次疫情之后，如何提升直报系统的效率，改善上报、监测机制，更及时地上报汇总各地疫情信息，更好地实现壹线医生的直报，是我们日后需要在现有基础上改善、加强的地方。”（30）

胡善联说，这次的疫情刚开始表现为不明原因的肺炎，不在法定传染病之列，因此未能及时上报。这话不对。因为“不明原因肺炎”虽然不属于法定传染病，但却是被明文列入网络直报的范围。查阅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文件我们发现，几乎每壹份都专门提到“不明原因肺炎”，都是把“不明原因肺炎”当作监测的壹个重点。2007年，原卫生部专门印发了《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其中写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人员发现不明原因肺炎定义的病例后，应立即报告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在12小时内组织专家会诊和排查，仍不能明确诊断的，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注明‘不明原因肺炎’并进行网络直报”。其规定之明确、具体、严格和细密，令人叹为观止。

2012年3月16日《健康报》发表了壹篇对时任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监测室主任王丽萍的采访。王丽萍为记者详细地演示了网络直报系统各个功能，特地谈到不明原因的肺炎。王丽萍说：“2004年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了甲、乙、丙37种法定报告传染病，加上手足口病、甲型H1N1流感，目前通过系统直报的共有39种传染病。此外，不明原因的肺炎也被纳入报告范围。”王丽萍举例说，几年前的壹个周日，监测人员通过网络直报系统发现云南省某市连续报告5例不明原因肺炎死亡病例，该信息引起卫生部和中国疾控中心的高度关注，迅速派专家实地指导调查，最后确诊为壹起肺鼠疫疫情。因为及时采取控制措施，避免了疫情的进壹步扩散。（31）

（七）新冠疫情本来完全可以扼杀于萌芽状态

在5月15日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是人类首次面对的疾病”。“在疫情初期，人们对它的致病病原、潜伏期、传播方式、传播能力、感染来源都还不确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以现有条件下最快的速度积累证据，深化认识，逐步掌握新冠病毒的特性，探索防治规律”。（32）

曾益新这种说法早就有不少人讲过。他们无非是说，因为新冠肺炎是壹种新的疾病，人类认识它需要壹个过程；只有在对它的特性有壹定认识之后才能采取应有的行动。按照这种说法，中国政府早期行动显得迟缓是情有可原的，甚至根本不能叫迟缓，那是人类认识新事物的必经过程。没有理由要求中国政府更早就采取大动作，总不能壹来就封城吧？

这种说法不值壹驳。正如前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杨功焕教授所说，在传染病防控的时候，即使这个病毒还没有搞清楚、还在讨论判断过程中，但是必需的防控就必须开始了。（33）前面引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说的很清楚，公共卫生事件哪怕还不能完全确信壹定会发生，只要认为“发生的可能性增大”，就应该启动预警机制。《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2006）》也明文规定，“本预案适用于......可能造成社会公众身心健康严重损害的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引起的严重影响公众身心健康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说的就是包括“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说的就是“可能”而无需等到确定。尤其是不明原因肺炎，基于萨斯事件的经验教训，不明原因肺炎，十之八九是来者不善，绝不能等积累相当多的认识之后再行动，那就为时晚矣；必须壹发现就亮红灯，就预警就启动应急响应。没人叫妳壹来就封城。预警机制和应急响应机制为何要分四个级别？就是叫妳适当权衡，不必壹开始就马上启动最高级别，但妳必须壹开始就有所行动。

最有说服力的例证莫过于香港。台湾的抗疫很成功，不过在这里，香港的故事更贴切。因为香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香港的应对和大陆的应对更有可比性。

在2003年的萨斯事件中，香港是重灾区。也是基于萨斯事件的惨痛教训，香港建立和完善了疾病防控机制和公共卫生事件应变系统。这壹点十分重要，经历过萨斯和没有经历过萨斯的地方，其政府和民众对这类问题的敏感度是很不壹样的。

香港是小政府；自去年反送中运动以来的多次民意调查均显示，大多数港人对本届港府都很不信任。港府的自主性本来就有限，本届港府更是唯北京马首是瞻，但是这都不妨碍香港在这次疫情中能够运用其有限的自主性，反应迅速，有很出色的表现。截至5月1日，香港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仅4例。而在2003年萨斯疫情中，香港的死亡人数高达299例（2003年萨斯疫情，全球死亡人数774例，中国大陆死亡人数349例）。

香港这次应对疫情表现出色。其间也有运气的成分。由于反送中运动，大陆赴港游客大幅降低。需要提醒的是，香港表现出色，并非都是政府的功劳。港人有萨斯的经验，壹旦得知萨斯又来了，大家马上就进入状态。不过我们也不应否认港府的作用。下面我们就看看在疫情初期，港府做了些什么。

去年12月31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发布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报道的当天，港府立即召集专家开会，评估防控措施。

1月2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到西九龙高铁站视察出入境口岸的预防措施。

1月4日，港府公布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准备及应变计划，并同时启动严重应变级别，即时生效。香港的应变机制分三级：戒备，严重和紧急。香港的严重应急级别相当于中国大陆的二级应急级别。

港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发言人作如下说明：“‘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指此前不知道能令人类致病的病原体所引致的任何传染病，但由于其特性或已改变，故不论其是否具备在人与人之间有效地传播的能力，人类亦会受到感染。这类疾病可能在国际间传播，引致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现时武汉出现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群组个案可被视为壹种‘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34)

从港府卫生署发言人的说明来看，港府在下令启动严重应变级别时，对武汉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这种新的传染病“是否具备在人与人之间有效地传播的能力”也是不清楚的。换言之，在当时，港府对疫情的了解并不比、也绝不可能比北京更多。香港距离武汉壹千公里之遥，但港府早在1月4日就启动了严重级别的应急响应，而疫情中心的湖北却直到18天后的1月22日才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香港无非是做出了正常的反应，北京的反应则是严重的不正常。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的错误应对，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之辩护的。

说来这壹点也不奇怪。因为中国之所以迅速地建立起世界上最庞大最严密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2003年萨斯事件的惨痛教训，人们最担心的就是萨斯卷土重来，最担心的就是类似萨斯的病毒偷袭人类；换言之，最担心的就是所谓“不明原因肺炎”。中国的这套机制体系，简直就是为“不明原因肺炎”量身定制的，简直就是为这次新冠病毒肺炎专门准备的。

当然，壹种机制壹种体系再健全，如果当事人轻忽职守或执行不严，那效果也是要大打折扣的。不过从已知的信息看，武汉的情况还算可以。这里有两个例子。

据《湖北日报》报道，2019年9月18日，武汉海关联合军运会执委会在武汉天河机场举行以“守国门安全，保军运平安”为主题的应急处置演练活动。演练以实战形式，模拟了旅客通道发现1例行李物品核辐射超标的处置过程，以及机场口岸通道发现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处置全过程，演练了从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临时检疫区域设置、隔离留验、病例转送和卫生处理等多个环节。（35）

这固然只是壹次演练，但对医疗卫生系统来说，它总是壹次动员，起码也是壹种提醒，使相关人员不至于陷入懈怠，轻忽职守。

还有壹则消息，《财经》记者注意到，武汉市卫健委公布的壹则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昌分院在对“其他乙类传染病”病人进行诊断后，未在24小时内进行网络报告，于2019年3月11日收到予以警告的行政处罚。（36）这说明，对于疫情的漏报、缓报，在医疗卫生系统也不是没有约束的。

巧的是，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武汉，而且就在去年。这足以说明，武汉的相关机制体系的实际运作情况，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大致上还是过关的。

是的，中国未能及时地遏制疫情蔓延全球，也可以说和中国的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最明显的壹条就是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如果李文亮医生等吹哨人不被打压，有关疫情的信息必然会迅速地传播开去，从而唤起各方面的警觉，及时地采取有力措施。这就是为什么在2月6日李文亮病故，中国立时兴起了壹场声势浩大的要求言论自由的运动。从2003年萨斯事件到这次新冠疫情，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竟然两次成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原发国，都和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这壹条密切相关。不过也正像我以上论述的那样，即便在缺少言论自由的当今中国，这场蔓延全球的疫情本来也完全可以扼杀于萌芽状态。

有些人不相信新冠疫情大灾难原本可以避免。他们说，既然作为疫情输入国的发达国家都深陷疫情，苦战不休，到现在都搞不定，妳怎么能要求疫情原发国的中国当初就把疫情搞定，使它不蔓延到全国蔓延到全世界呢？

曾光举了壹个例子。他说，“疫情传播就像森林大火，如果壹个最初的起火点没有控制好，火花向四处迸溅，就会出现更多起火点。就像澳大利亚山火，就是因为第壹块著火点没有控制好，最后出现了170多处森林著火”。（37）

曾光这个例子举得很好。如果起火点那个失职的护林员不服气，说：“妳们那么多人，不是也没有把火扑灭吗？怎么能要求我当初壹个人就把火灭掉呢？”通吗？

（八）“武汉肺炎”、“武汉病毒”首先是中共官媒自己说出来的

有个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这里不妨顺便谈谈。

前壹阵，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多种场合直呼疫情为“武汉肺炎”、“武汉病毒”。对此，中国官员和官媒多次反驳，斥之为“污名化”，是“抹黑武汉，抹黑中国”，等等。4月上旬，英国《自然》杂志连续三天发文，为它曾使用过“武汉肺炎”、“武汉病毒”壹类说法道歉，说这种说法是污名化，是种族歧视。国内媒体纷纷转发，大加肯定。

我要提醒的是，其实，“武汉肺炎”、“武汉病毒”这种说法首先是中国官媒自己说出来的。网上壹查就能查到，去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第壹篇关于新冠疫情的报道，标题就是：“武汉肺炎不能断定是SARS，病例大部分为华南海鲜城经营户”。“武汉肺炎”壹说，就是从这儿来的。别人说武汉肺炎，都是跟中国官媒学的。

“武汉病毒”（Wuhan virus）壹说也是中共官媒自己最先说出来的。例如：1月19日，英文版环球时报，Wuhan virus preventable，controllable：commission；（38）1月22日英文版新华网：Wuhan virus sees Olympic football qualifiers moved。（39）

又，“中国病毒”这种说法也是最早出现在中国官媒上。3月2日和3月3日，中国多家媒体发表报道“钟南山院士团队：如管控措施迟5天实施，疫情规模预估将扩大至3倍”。报道介绍了钟南山团队发表在《胸腔疾病杂志》上的论文，论文的中文题目是“基于SEIR优化模型和AI对公共卫生干预下的中国COVID-19暴发趋势预测”。（40）这里的“中国COVID-19”就是“中国病毒”。这比特朗普说“中国病毒”至少要早10天。

既然“武汉肺炎”、武汉病毒（Wuhan virus）和“中国病毒”（中国COVID-19）这种说法都是中国官媒首先说出来的，所以这种说法绝对没有污名化的嫌疑。妳总不会认为中国官媒自己在污名化自己嘛。众所周知，中共的宣传纪律十分严格，如果在中共官媒上竟然出现了污名化中国的词汇，那就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壹定要严加惩罚的。可是中共当局并没有那么做。不错，后来中共当局不再说“武汉肺炎”、“武汉病毒”了，“中国病毒”好像也就只用过那壹次，但是从它自己带头说“武汉肺炎”、“武汉病毒”以及“中国病毒”可以证明，它并不认为那是污名化中国。

如果妳坚称“武汉肺炎”、“武汉病毒”壹类说法就是污名化中国，那么，妳就应该首先批评中共当局，要求中共当局公开认错道歉。如果妳对始作俑者不置壹词，凭什么却要对跟著学的别人横加指责呢？

请注意：中共当局正在偷偷篡改历史。不久前，《环球时报》英文网偷偷地把1月18日报道中的“武汉肺炎”（Wuhan pneumonia），改成“新的与冠状病毒相关的肺炎”（Novel coronavirus-related pneumonia ）。（41）有网友眼明手快，早把原来的报道截屏。类似的篡改不止这壹处。这说明中共做贼心虚。它清楚地知道，既然“武汉肺炎”、“武汉病毒”壹类说法都是它自己最先说出来的，因此它就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再回过头去指责这种说法是污名化中国。

作为科学期刊，英国《自然》杂志久负盛名，可惜它对中国政治太不了解。

 （九）虚假不实的数据

 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中国政府有两大问题。壹是在疫情初期，中国政府不准公布疫情，拒绝启动应急机制，错过了防止疫情大规模扩散的时间窗口。二是中国政府隐瞒真相，发布不实信息和虚假数据，严重地误导了各国政府和民众。

以上，我讲了第壹个问题。以下，我就讲讲第二个问题。

5月18日，习近平在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致辞。习近平像往常壹样宣称：中方始终本著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42）

这是撒谎。事实是，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当局壹直在蓄意隐瞒实情，对公众对世界发布不实的数据和其他相关信息。

先谈数据。

1、就在习近平发表致辞的两天前，5月16日，中国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接受CNN采访时明确指出，武汉政府曾经隐瞒疫情信息，发布虚假数据。

钟南山说，武汉官方疫情初期公布的确诊数字，十多天都维持在41例，令他大起疑心。钟南山说他在1月18日率专家组抵达武汉后，发现当地官员“并不想说真话”。钟南山说：“我并不相信那些结果，所以不断要求他们将真正的数字给我。我认为他们并不愿意回答我的提问”。钟南山批评的是武汉地方政府。然而武汉市长周先旺早就告诉我们，武汉政府无权擅自发布疫情信息。因此在这里，隐瞒疫情信息的责任不在地方政府而在中央。

钟南山虽然指出在疫情初期政府曾发布虚假数据，但是他又说，自1月23日后，“我认为所有（公布的）数据，都是正确的”。（43）

这当然不是事实。就拿1月23日武汉封城的这壹天公布的数据为例。这天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1月22日24时，湖北全省已知确诊病例是375例，死亡人数17例。对比2003年萨斯疫情，广东省有1514病例，北京有2000病例。在萨斯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并没有封城。这次武汉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远远低于当年萨斯疫情的广东和北京，为何却要封城呢？我们可以担保，官方公布的1月23日湖北全省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都是虚假不实的。即使考虑到当时检测能力不足，我们也可以担保当局实际掌握的数据要比375个确诊和17个死亡严重几十倍上百倍。

以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为首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在2020年2月号《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发表了壹篇论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收稿时间2020年2月12日）。（44）论文显示，根据各级疾控中心内部调查统计得到的数据，要比官方公开发布的数据大很多倍。

以1月20日为例，1月20日官方公布的累计确诊病例为291例，死亡6例；而疾控中心统计的累计确诊病例为6174例，死亡427例。疾控中心统计的累计确诊病例是官方公布的21倍；死亡人数则是官方公布的71倍。

再以1月31日——这已经是1月23日之后的第8天了——为例，1月31日官方公布的累计确诊病例是11791例，而疾控中心统计出来的累计确诊病例数据是32642例，是官方数据的2.8倍。

钟南山正确地指出疫情初期官方公布的数据是虚假的。但是他断言1月23日后公布的数据是正确的，这就错了。按照疾控中心的统计，1月23日以后官方公布的数据仍然是虚假的，而且仍然假得很厉害。更何况疾控中心统计的数据也有很大的问题。

2、武汉是中国疫情爆发最早的地方，也是灾情最严重的地方。然而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只有2500多人，这引起国内外的普遍质疑。4月17日，中国政府公布了修改后的武汉新冠肺炎死亡数据，从原来的2579例改为3869例，新增1290例。

当局在解释调整死亡人数原因时提到了四个原因。1、疫情早期，部分患者没有入院治疗，在家中病亡。2、在救治高峰期医务人员忙于救治，出现迟报、漏报和误报。3、收治患者的定点医疗机构快速增加，部分机构没有及时与大疫情网对接并通报数字。4、部分死亡病例信息登记不全，出现重报或误报。

应该说这四个原因都有道理。像这种调整死亡人数的情况，武汉有，中国有，别的地方、别的国家也会有。不足为奇。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武汉调整死亡人数的增加幅度，刚好是50%，不多壹个，也不少壹个。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个数字是人编出来的，并不是真实的，否则怎么会那么巧？无怪乎有人说这是“高级黑”，是提供数据者故意露出人造的痕迹，暗示人们这个数字不是真的。

实，中国政府修改后的数据仍然是严重少报。我们都看到过当时国内发出的消息，武汉所有的焚尸炉全部日夜运转，加班加点都不够用，还要从外地调来壹些焚尸车帮助处理尸体。

 《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根据武汉壹家殡仪馆的壹纸通知和现有的公开数据进行推算，得出武汉整个疫情期间，即去年12月1日首个确诊病例出现到3月23日疫情得到控制、武汉7个殡仪馆重新对公众开放，武汉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规模在40万至60万之间，死亡人数在2万3千至3万之间。（45）另外，3月26日财新网壹篇报道提到，壹位开大货车给汉口殡仪馆送骨灰盒的司机对记者说，他这壹车壹共装了2500个骨灰盒，昨天已经来卸过壹车；在殡仪馆壹个侧厅存放有骨灰盒，每500个壹垛，目前壹共有7垛。（46）根据这里提到的数据去统计，也可以得到和曹雅学相似的结果。这就是说，武汉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至少是官方修改后数字的6倍以上。

（十）在“人传人”问题上的壹再隐瞒

在新冠病毒特性的相关信息中，是否人传人这个信息最重要。

根据《新京报》记者梳理，1月15日前，针对是否人传人，官方都称“目前没有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1月15日，官方通报在“人传人”的问题上口径出现变化，称“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1月19日，武汉市疾控中心主任李刚依然说：目前综合判断，新型冠状病毒传染力不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疫情是可防可控的。（48）

1月20日是个转折点。当天晚间，钟南山在接受央视连线时明确表示，目前可以肯定，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存在人传人的现象。世界各国也是在这壹天得知，新冠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

然而，4月12日《财新周刊》的文章披露，至迟在1月3日，武汉的医生就已经知道了这个病肯定人传人。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长兼雷神山医院院长王行环教授说，12月31日，他们医院就发现了两例可疑病例，两天后查出了这两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萨斯检测都是阳性，当时他就“感觉到要出大事了，萨斯又回来了”。1月3日又发现三个疑似病例。“据王行环介绍，这是壹个家庭聚集型病例，在神经内科住院的 92 岁老父亲率先发病，他的儿子、儿媳也先后住院，三人症状都和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特征相似，但都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萨斯试剂盒检测同样显示阳性。‘这三人是聚集传染，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没有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流行病学史，我们就判断这个病肯定会人传人’”。他们随即上报北京。

《财新周刊》文章还提到壹件蹊跷的事，“多位中国疾控中心人士透露，1月3日–10日，武汉曾通过网络直报上报过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但后面忽然停了，直到1月20日新冠肺炎纳入法定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后，才在1月24日左右恢复网络直报”。文章说，“在早期，中南医院因为预警多次被批评‘政治站位不够’”。（49）

由此可见，北京至迟在1月4日或5日时就知道此病肯定人传人，但就是压著不准公开说出来，而且还对如实上报这壹重要信息的医生十分不满并施加压力。后来想必是壹线疫情告急，纸包不住火了，北京这才改变方针，在1月20日这壹天通过钟南山之口明确说出这个病肯定人传人。这至少晚了两周半。

在中国，新冠疫情的真相，被层层谎言包裹。剥开壹层谎言，还不见真相，还是谎言，只不过是稍微小壹点的谎言，再剥开壹层谎言，还是不见真相......到现在，谎言已经被剥开了很多层，但最深层的谎言还没有剥开，我们已经依稀看到了真相，但还没能真相大白，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有过多少谎言。

（十壹）武汉封城说明了什么？

现在，有些人竭力为中共当局隐瞒疫情壹事做辩护，最振振有词的说法就是：上千万人口的武汉都封城了，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全世界疫情有多么严重。如果有谁还看不懂，那只能怪他自己，不能怪中国政府隐瞒疫情。
 
 不对。当时中国政府宣布武汉封城，并不是要告诉外界疫情多严重，并不是要告诉外界疫情已经失控，并不是要告诉外界新冠疫情的世界大流行已经发生，提醒各国立刻采取有力措施，而是表明中国政府多么负责任，表明中国为世界的公共卫生安全作出多么重大的牺牲。都2月14日了，离武汉封城都20天了，外界部长王毅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仍然是这样说的。王毅说，封城的行动“超出了国际卫生条例的要求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封城行动表示中国愿意“用自己的努力甚至牺牲”，“阻止疫情的进壹步蔓延”。王毅特地提到，“截止到现在，在中国境外的确诊病例数量不到总数的1%。中国不仅全力维护了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做出了贡献，付出了牺牲”。（50）

王毅向世界发出这样的信息：中国政府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封城行动，以武汉人民的重大牺牲为代价，为全世界赢得了公共卫生安全。很多人也接受了王毅的这个信息。封城行动令世界震惊。不少人谴责中国政府不人道，怎么能做出这种事？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也只有中国政府才做得出这种事，无论如何，病毒被封死在武汉了，有漏网之鱼也不必过虑了，世界安全了。很多人联想起17世纪英国鼠疫期间的烈士村，埃姆村的村民自愿决定封村，宁可自己死，也不愿把鼠疫传给周围的村镇。武汉就是二十壹世纪的埃姆村。只是埃姆村封村是自愿，武汉封城是非自愿。

国际著名医学刊物《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如今是中国政府的座上客。5月1日他接受央视白岩松采访，时长达43分钟。不消说，霍顿应该是中共当局心目中的“对华友好人士”了。然而就是这位霍顿，在武汉封城的第二天，1月24日，发表推文称：“媒体通过谈论‘杀手病毒’和‘日益增长的恐惧’来加剧焦虑，但实际上，就我们目前所知，2019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中等的传播能力和较低的致病性，没有理由用夸大的语言引起恐慌。”（51）连霍顿都被误导到如此地步，还有几个人能看得清呢？

霍顿这段话马上就被国内媒体转载。由此可见，中共当局虽然采取了武汉封城这样的史无前例的严厉手段，但与此同时仍然在瞒报数据，对外界散布不实信息，尤其是隐瞒武汉疫情的严酷惨烈。这就严重地误导了世界各国，使他们仍然严重地低估新冠病毒的凶险，看不到新冠病毒已经全球大流行的黑云压顶，从而对疫 情掉以轻心。前面提到，武汉封城那壹天官方公布的数据，湖北全省确诊病例仅375例，死亡人数仅17例。如果妳接受这个数据，妳势必看不到形势的险恶。在当时，清醒地认识到巨大风险的人自然也有，但只占很小壹部分。

就以海外华人，比如在美国的华人为例。按说，他们最关心武汉的疫情，他们消息最灵通，因为他们既能看到中文的报道，又能看到英文的报道，既能看到墙里的，又能看到墙外的。可是在武汉封城后壹个不短的时间里，他们只是替国内的亲友、特别是武汉的亲友担心，不少人捐款，不少人买口罩之类寄回国。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想到，灾难也会降临美国，也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且灾难已经来临了。我们都知道中共发布的信息和数据壹向不可靠，我们也看到当局在怎样封锁消息，可是我们依然被官方发布的信息和数据所影响，没能看到疫情实际上严重到何等地步，低估了新冠病毒的杀伤力，因而也就没意识到已经在我们头上聚集的乌云。我们华人尚且如此，何况洋人。

（十二）中国政府误导了全世界

这次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截至5月21日，全世界除中国外共有215个国家和地区被感染。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国家在应对疫情上的记录都很差，记录好的少而又少。尤其是欧美各国，按说他们的医学医疗最发达，公共卫生系统也最健全，可这次几乎全部成为重灾区。固然，应对差的国家各自有各自的内在的原因。然而，当应对差成为通例，而应对好却成为例外时，那不能不说壹定有著某种共同的外在的原因。

我们知道，欧美各国虽然都是自由民主国家，但是在制度上还是有不少差异。有的是联邦制，有的是单壹制；有的是议会制，有的是总统制。各国目前的执政党，也是有的偏左，有的偏右，有的居中；各国领导人的政治理念和执政风格也有很大不同。美国应对得不好，可以说和美国是联邦制有关系，和总统特朗普有关系，可是法国呢？意大利呢？德国的抗疫受到很多人称许，然而其确诊病例18万和死亡人数8000多，按比例也要比中国高十倍数十倍（暂且不论中国官方数字的争议性）。如果说欧美人的过错在于西方人的傲慢或白种人的傲慢，他们总以为像萨斯和新冠肺炎这种病只是东方人的病或黄种人的病，那么伊朗呢？还有那许多非白种人的受灾很重的国家呢？

我本来认为，在这次疫情中，美国政府最不该犯的壹个错误就是没有准备足够的医疗物资。就算美国起初没有估计到疫情会在美国大爆发，因此没准备采取什么重大防控措施，但总该查查库存，看医疗物资够用不够用吧？有备无患嘛。结果等到疫情爆发，各种医疗物资，从口罩、防护服，到检测器、呼吸机都严重不足。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不只是美国犯的错误，欧盟各国也犯了壹模壹样的错误。路透社4月1日发表壹篇报道，题目是“欧洲是如何梦游般陷入新冠危机的”。报道说，在2月5日的壹次闭门会议中，欧盟执委会官员问各成员国外交官们是否需要采购更多的医疗物资。各国政府都表示，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不必再订购更多的库存。壹个月后疫情爆发，各国都发现它们严重地缺乏必要的医疗物资。

逻辑地说，如果国情各异的欧盟诸国和美国都犯了壹模壹样的错，那必定有某种共同的原因在。这个共同原因只能是，大家都被中国政府发布的信息和数据误导了。

大致上讲，各国在评估新冠疫情并由此准备各自的应对之策时，他们参照的东西有三个，壹个是当年萨斯疫情的经验，壹个是中国政府公布的信息和数据，还有壹个则是世卫组织的意见和判断。

当年萨斯事件，中国大陆周边的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深受其害，尤其是香港、台湾。因此这次他们壹旦得知武汉出现了萨斯或类似萨斯的病毒，立即就绷紧了神经，严阵以待。而当年隔岸观火的欧美对萨斯这壹类信息的反应就大不相同。白宫应对疫情小组负责人之壹黛博拉.伯克斯（Deborah Birx）说，她起初也是把武汉的不明原因肺炎误判为类似萨斯，即致命率高但传播力弱，（52）因此不会变成全球大流行。

另壹个评估疫情的参照就是中国政府发布的信息和数据。在3月3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伯克斯说，中国的报告影响了世界其他地方对该病毒性质的判断。“医学界对中国数据的解读是：情况很严重，但规模小于所有人的预期”。她说，“我认为可能瞒报了大量数据，因为我们看到后来在意大利发生的，而后又发生在西班牙的真实疫情”。（53）

妳可以责怪美国政府，怎么这么天真，居然相信中国政府的信息和数据。我想，各国政府和专家未必都相信中国政府发布的信息和数据。但是在疫情的问题上，他们既然无法深入现场调研，又没有另外的渠道获得相关信息和数据，中国政府提供的信息和数据就成了他们能够获得的唯壹的信息和数据。他们即便知道中国政府提供的信息和数据未必可靠，但是妳不能任意地去加减乘除，所以他们在评估疫情时，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政府提供的信息和数据的巨大影响。当中国政府有意地隐瞒疫情，发布不实数据，绝大部分国家都会沦为牺牲品。香港、台湾之所以是例外，就因为它们是按照当年萨斯的经验教训行事，基本上没使用中国政府的信息和数据这个参照系。

蓬佩奥谴责中国政府撒谎，中共说那是出自美国政客的敌意。可是伊朗呢？伊朗是新冠疫情的重灾区。4月5日，伊朗政府卫生部发言人说：“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是壹个惨痛的笑话，让世界上许多人认为新冠病毒就像流感壹样，而且死亡率还更低”。（54）伊朗是中国的友邦，眼下又正有求于中国，哪敢无理取闹，尤其是政府发言人哪敢得罪中国政府。可是这种话居然就从政府发言人口里说出来了，虽然第二天这位发言人就改了口，但这句话毕竟是说出来了。可见怨气有多广有多深。

至于世卫组织。本届世卫组织对中国政府是亦步亦趋，壹唱壹和，壹味地为中国政府背书，再加上猛壹通赞美。查阅这次疫情中世卫组织、主要是总干事谭德塞的历次表态，简直惨不忍睹。这里就不再壹壹复述。世卫组织驻华代表高力（Dr Gauden Galea）接受英国天空新闻（Sky News）访问时告诉了我们壹些内幕。高力说，世卫多次向中国要求参与新冠病毒的调查工作，都遭到拒绝。高力在谈到疫情爆发初期世卫组织所扮演的角色时坦承，那时候世卫所知道的就只有中国汇报的信息，包括病毒是否人传人的问题。（55）呜呼。

欧美各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这次应对疫情都不给力，程度有所不同。各国政府各有各的责任，有的大壹些，有的小壹些。壹码归壹码。把应对不力的责任都推到中国政府头上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把责任都推到这些国家自己政府的头上，否认中国政府的蓄意误导，那就更错误。

（十三）向中国政府追责索赔有法理依据吗？

于是，很多深受新冠疫情之害的国家对中国政府十分愤慨，纷纷向中国政府追责索赔。

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声的文章《追责索赔闹剧是文明之耻》。文章说，美国壹些政客就疫情向中国政府追责索赔是对国际法理的公然挑战，国际法中国家主权豁免的法则明确规定，国家的行为和财产不受他国立法、司法、行政的管辖。而突发大规模流行疾病疫情属于世界公共卫生事件，在法律上属于“不可抗力”。
  
 《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实在没水平。在这个问题上，《环球时报》都比它更高明。《环球时报》至少知道，追责索赔在法理上是有依据的。《环球时报》4月7日的文章《想让中国第二次庚子赔款，有戏吗？》说得明明白白。《环球时报》文章说：“2007年生效的《国际卫生条例》要求，缔约国需及时、有效地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在本国出现的，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不履行此义务，将会引发相关国家责任问题，从而带来受害国或受影响国对该国追究责任的严重后果。”
  
 《环球时报》的文章提到《国际卫生条例》，该条例第六条明确规定了缔约国的义务，从而也就规定了缔约国的责任。

《国际卫生条例》第六条“通报”，其中又分两小条：第1小条说的是，缔约国如果发现本国出现了有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在24小时内向世卫组织报告。然而中国官媒告诉我们，中国政府至迟在去年年底就已经知道了疫情，可是直到1月3日才向世卫组织报告，这中间相隔超过了24小时。不过这个问题或许还不算严重，因为当局可以辩解说，他们在了解到疫情后，总需要经过壹番调查研究，才能确定疫情是否具有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可能性。照这么说，当局能在1月3日就向世卫组织报告或许并不算多晚。
  
 《国际卫生条例》第六条的第2小条规定：“通报后，缔约国应当继续及时向世卫组织报告它得到的，关于所通报事件的确切和充分详细的公共卫生信息；在可能时，其中包括病例定义、实验室检测结果、危险的来源和类型、病例数和死亡数、影响疾病传播的情况及所采取的卫生措施；必要时，应当报告在应对国际关注的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面临的困难和需要的支持。”

拿这壹条规定看，中国政府的问题就非常严重了。如前所说，中国政府长期淡化疫情，拖延了两周甚至三周才承认人传人；中国政府壹直发布虚假不实的数据。严重的问题在于，中国政府迟迟不承认人传人以及发布不实数据，并非能力不足，而是有意为之，“吹哨人”李文亮的遭遇就是铁证。因此，各国向它追责索赔是完全正当的，中国政府理当为它的蓄意隐瞒和造假承担责任。尽管说，各国要落实向中国政府的追责索赔有很多具体困难，但是道理必须讲清楚，必须把中国政府送上道义的审判台。

（十四）搅浑水战术

如上所说，向中国政府追责，是因为中国是此次疫情的原发国，但没有履行原发国的义务，并因此给其他壹些国家造成巨大损害。所以毫不奇怪，中共就想釜底抽薪，搅浑水，否认中国是疫情原发国。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力坚壹马当先。3月12日，赵立坚在推特账号上连发5条推文，指“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56）由于赵力坚的身份是外交部发言人，所以他的推文格外引人注意，影响很大；但又由于他是在推特账号、而不是在正式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这些言论的，故而中国政府又可以躲到壹旁，不必为这些言论承担责任。

赵立坚在推特上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负责人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自己承认，有些看上去是死于流感的美国人其实可能死于新冠病毒。因为美国在去年秋天就闹流感，死了壹万多人。赵立坚的意思就是，其实美国早就有新冠病毒，美国是新冠病毒的发源地。
 
 赵立坚把美国疾控中心负责人的话肆意曲解，乱加引申。雷德菲尔德明明说的是现在（today）。现在，美国已经发生了新冠疫情，有些人可能被感染，但由于核酸检测试剂盒不够用，没能得到确诊，后来死了，被归类为壹般的流感。这种情况美国可能有，欧洲、日本、韩国，乃至中国，包括封城前封城后的中国，都可能有。因为要确诊新冠病毒不大容易，核酸检测试剂盒紧缺，因此会有壹些患者仍得不到确诊，死了也没算做死于新冠病毒。这和明知是得了新冠病毒而死去，却要否认或者隐瞒死于新冠病毒，根本是两回事。
 
 不错，去年秋天起美国就闹流感，上千万人被感染，死了壹万多人。但那场流感肯定不是新冠病毒。因为新冠病毒传染力比壹般的流感强得多，医生护士都会大量感染。就算病人稀里糊涂，可是壹旦有大量医护人员感染，他们壹定会警觉，壹定会下功夫去查。上海华山医院张文宏医生告诉我们，新冠和流感不会混淆。因为“新冠在CT上有非常特征性的表现，和流感很容易区分”。所以美国的医生会很快查明这不是流感。（57）
 
 赵立坚援引加拿大壹家著名的阴谋论网站Globalreserch的文章，力图证明是美国军方的细菌武器病毒泄露，导致新冠肺炎疫情，然后由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将病菌带到武汉。这种说法更站不住脚。
 
 赵立坚指责美国军人参加武汉军运会把病毒带到武汉。这种说法早在2月3日就被国内的《南方人物週刊》的文章驳倒了。南周文章说：军运会确实有5个外籍军人运动员患病，但患的是疟疾，和新冠肺炎无关，而且这5个人还不能确定是美国军人。（58）
 
 赵立坚引用加拿大壹家网站的文章，意思无非是说，妳看，连西方人自己都承认病毒是美国人搞出来的了。这话根本不成立。西方有言论自由，我们知道，在美国，壹直有人说911是CIA策划的。妳不能说连美国人自己都承认911是CIA干的了，可见911就是CIA干的。加拿大网站那篇文章提到美国壹个军事生化实验室，说病毒是从那里出来的，但是并没有给出证据。那篇文章的作者是个商人，原来在上海复旦大学当过客座教授。
 
 说新冠病毒是外国人带到中国去的，这种说法显然不成立。上海华山医院的的张文宏医生早就反驳过了。张文宏说，中国只有武汉最先出现了这个新传染病，如果是外面传到中国来，应该是几个中国城市同时发病，而不是有时间先后。（59）
 
 如果说病毒是美军参加武汉举行的军运会带到武汉的。这话也不通，因为这些美国军人是来自美国又回到美国，那么在美国就应该同时、甚至更早爆发疫情了。可是当时美国并没有爆发新冠病毒疫情。这里还不说这些美军在来往旅途中坐飞机坐汽车，又会感染多少人多少地方。
 
 如果是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那么在美国早就该爆发疫情了，早就该确定那不是流感是新冠病毒了，早就该被媒体自媒体广泛报道了。可是早先美国的媒体自媒体都没有报道，所以我们断言不可能是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的。
 
 至于说美方故意制造病毒或病菌，故意要美军借参加武汉军运会之机把病毒或病菌带到武汉定点投毒，毒害中国人，那就更荒谬了。不值壹驳。

4月8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了壹篇由英国和德国研究人员撰写的论文“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of SARS-CoV-2 genomes”。这篇针对新冠病毒溯源的论文说，目前全球感染的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其实并非同壹种，而是三种截然不同却又密切相关的变体（分为A、B、C三个类型）。研究发现，A型病毒虽然在武汉出现，但并不是武汉的主要病毒类型，反而是由A型病毒变异产生的B型病毒是武汉流行的主要病毒。B型病毒不仅在武汉流行，也传播到了中国其它地方和整个东亚地区。而A型病毒主要的流行地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在欧洲流行的C型病毒则是由B型病毒变异而来，在法国、意大利、瑞典和英国的早期病例中发现。这种类型的病毒在该研究的中国大陆的样本中未发现，但在新加坡、香港和韩国等地均有见到。由于论文作者称，在美国流行的新冠病毒类型（A型）是中国流行病毒（B型）的“祖先”。这就被中国壹些媒体曲解为新冠病毒最早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美国。

其后，这篇论文的第壹作者、英国剑桥大学基因遗传学者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对此作了澄清。福斯特说，可以肯定，新冠病毒最早是在中国传播开的，而且病毒最早的流行地点可能并不在武汉，而是比武汉更靠南的广东。至于病毒的确切起源，现在还无法断定。（60）

把西方学者的研究肆意曲解，进而得出新冠病毒不是起源于中国，而是起源于美国或别的国家的假新闻并四处散播，这种做法中国可谓层出不穷。其实，散播此类假新闻者，也未必是指望别人真的相信，他们只不过是搅浑水而已。

（十五）石正丽鉴别准则

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发言人张业遂在5月21日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问时表态，“我们绝不接受任何滥诉和索赔要求”。张业遂特地提到：“我注意到最近的壹些媒体报道，我相信大家也都注意到了。”“这些报道表明，疫情在全球多个点出现，壹些病例出现的时间线不断提前，相信随著时间的推移，有关情况会越来越清楚。”（61）

是的，近两个多月来，从互联网上不时发出这类消息，说美国某地或意大利某地或法国某地，早在去年11月、12月甚至更早，曾经闹过流感（或肺炎，例如电子烟肺炎），很多人得了病，也死了不少人。事后推测，那很可能就是新冠病毒病，只是当时人们不知道，当作壹般的流感或肺炎了。这就是说，新冠病毒疫情的原发地可能并不是中国武汉，而是美国某地或意大利某地或法国某地，中国的疫情倒是从别国那里输入的。另外也可能，中国武汉是新冠疫情的原发地，但美国某地或意大利某地或法国某地也是新冠疫情的原发地。新冠疫情有不止壹个原发地。欧美国家的新冠疫情不是从中国武汉传过去的，而是从它们自己的某个地方传过去的。
 
 对于上述种种说法，妳几乎不可能去壹个个的核实、澄清。因为妳刚刚驳倒了壹个假消息，第二个假消息又出现了。在我看来，壹个个地拆穿这类假消息也没必要。因为我们有更简单有效的办法。
 
 如果壹个地方发生了新冠疫情，而当地的医生由于对这种病缺乏了解，当成壹般的流感或肺炎去治了。我们如何判断当时那里发生的是壹般的流感或肺炎呢，还是新冠疫情呢？如果现在有人出面告诉我们，他/她早在去年11月12月或更早的时候就得了新冠肺炎，只不过当时医生不曾检测，我们如何判断他/她的自述是真实可靠的呢？
 
 有壹个很简单的指标。
 
 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在2017年“追踪萨斯源头”演讲里讲到：石正丽说：在萨斯疫情发生之初，由于缺乏对此病的认识，最初的萨斯病人，隔离措施做的不到位，包括医院的医生护士，他们自身防护不到位，“最早出现聚集性爆发的是在医院里”。（62）
 
 注意这句话——“最早出现聚集性爆发是医院”。甚至就连这次新冠疫情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尽管有些中国医生很早就发现了不明原因肺炎，就对病人隔离治疗并注意自身的防护，但毕竟还是有很多地方的医生把它错误地当成壹般流感或肺炎去治，因此没注意自身的防护；再加上疫情爆发初期，合格的防护服不够用，因此也有很多医护人员被感染。发哨人艾芬就讲到过这种情况。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3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1月底之前，湖北有3000名医护人员被感染。（63）
 
 这就告诉我们，医护人员的状况具有指标性意义：如果壹个地方发生了萨斯疫情或新冠病毒疫情，而当地的医生由于辨别不清，当成壹般的流感或肺炎去治，因此隔离防护不到位，那么，首先在医院会发生大面积感染。
 
 这就叫石正丽鉴别准则：看壹个地方发生疫情究竟是壹般的流感或肺炎，还是新冠病毒病，首先就看那个地方是否发生过医护人员的大面积感染，就看那个地方的医院是否发生过疫情的首次聚集性爆发。有，就很可能是新冠，没有，就肯定不是。
 
 壹旦医护人员发生大面积感染，那必定会引起医护人员的高度警觉，他们必定会有强烈的动机，下大功夫去查明。只要那个地方有较好的科研能力及设施，他们必定会像中国的同行壹样，很快就弄清楚这不是壹般的流感或肺炎，而是壹种新的冠状病毒引起的病。那里也会有李文亮、艾芬这样的医生，如果那个地方有言论自由，他们的声音就不可能被压下去，媒体早就会有报道，公众早就该知道了。如果当时的媒体没有报道，可见当时没发生过，可见当时发生的不是新冠疫情。

（十六）“新冠疫情首先发生于何处”与“新冠病毒的源头在哪里”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有两个问题要区分：新冠疫情首先发生于何处，这是壹个问题；新冠病毒的源头在哪里，这是另壹个问题。
 
 这事要从钟南山2月27日讲的壹句话说起。钟南山说：“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壹定是发源在中国。”（64）钟南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联系这句话的上下文，再联系他此后的讲话，我们可以发现，他这句话的前壹段和后壹段讲的不是同壹个东西。前面讲的是疫情（epidemic），也就是新冠病毒病这种传染病；后面讲的是病毒（virus），也就是新冠病毒。壹个是指新冠病毒病，壹个是指新冠病毒，两者不是壹回事。钟南山的意思是说，新冠病毒病（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新冠病毒不壹定是发源在中国，也就是说，新冠病毒不壹定来自中国。
 
 上海华山医院医生张文宏对钟南山的说法不以为然。在谈到新冠病毒的起源时，张文宏说：“通过全基因组测序，我们发现这个病毒的遗传进化上肯定属于蝙蝠冠状病毒来源，这次这个病毒和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就是壹家的，因此也引起了部分类似2003年萨斯样的临床表现。既然已经非常清晰它来自于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那蝙蝠是在这个海鲜市场上带到人间，还是在隔壁县里的市场上带到人间，最后又传到这个市场，并在这个市场上爆发，妳觉得有意义吗？”（65）
 
 张文宏的意思是，新冠病毒就是来自蝙蝠；至于那蝙蝠到底是来自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还是来自隔壁县里的市场，这之间的差别没什么意义。
 
 不错，从理论上讲，钟南山说的没错。壹种传染病和引起这种传染病的病毒，毕竟是两回事。因此理论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疫情发生于某壹个地方，而造成疫情的病毒却是出自另壹个地方。2003年的萨斯事件就是壹例。
 
 众所周知，萨斯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的广东。起初，专家们认为萨斯病毒是来自果子狸，但后来又认为果子狸只是萨斯病毒的中间宿主，蝙蝠更可能是真正的源头。于是，壹些研究者跋山涉水，深入西南、华南、华中等地寻找蝙蝠病毒样本，最后在云南壹处山洞里的壹种名叫中华菊头蝠的蝙蝠体内发现了萨斯病毒，从而确认萨斯病毒起源于蝙蝠。至于说云南蝙蝠身上的病毒是如何传播到遥远的广东的动物和人身上的？这个谜至今尚未解开。
 
 萨斯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的广东，然后蔓延到中国的24个省份，包括云南。广东是萨斯疫情的发源地，但不是萨斯病毒的发源地。云南是萨斯病毒的发源地，但不是萨斯疫情的发源地。广东的萨斯疫情并不是从云南传过去的，而云南的萨斯疫情倒是从广东传过去的。
 
 也有专家说，到目前为止，萨斯病毒的源头在哪里还没有最终定论。但是，无论萨斯病毒的源头在什么地方，那都无改于下述事实，即，萨斯疫情（注意，是萨斯疫情，不是萨斯病毒）首先出现在中国广东，其他省份——包括云南——以及其他国家的萨斯疫情都是从中国广东传过去的。
 
 假如广东省政府和云南省政府互相“甩锅”。云南政府说，就是妳们广东爆发了萨斯疫情而未能得到控制，蔓延到了我们云南，妳们广东应该负责任。广东政府说，萨斯疫情虽然是在我们广东发生的，但是萨斯病毒却是来自妳们云南，妳们云南才应该负责任。在这场争执中，哪壹方更有道理呢？当然是云南。
 
 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告诉我们：“在自然界野生动物携带的病源其实很多，但是感染人的机会非常非常少，它不会来主动感染人。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壹两年就有壹个新发传染病，这是人类活动的壹个结果，我们人类要去侵袭野生动物领地，要去旅游要去开发要养殖还有很多这种（人类活动），实际上是我们人类活动造成的被感染。”（66）
 
 这就是说，病毒本来就存在，存身于野生动物中的病毒不会主动感染人，因此有病毒本来不是问题。人由于自己的某些活动而感染上了病毒，这才是问题。人感染上病毒而又没有及时隔离治疗，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被感染，甚至蔓延到别的地区别的国家，这才是问题。
 
 这就是说，争论病毒的源头在哪里，这个问题其实对我们并不那么重要。解答这个问题要靠专家。萨斯病毒的源头之谜就是专家解开的，不是记者或公共知识分子解开的。还需要时间。萨斯病毒的源头之谜是在萨斯病毒事件13年后才解开的，而且到现在也不能说就是最终定论。但这不那么重要。因为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并不是萨斯病毒的源头在哪里，而是萨斯疫情是从哪里发生的，是怎样蔓延开来的。而这个问题本来已经很清楚。如果我们去争论萨斯病毒的源头在哪里，反而会使我们模糊焦点，转移视线，用壹个不重要又壹时争不清的问题，掩盖了、代替了萨斯疫情是从哪里发生以及怎样蔓延这个真正重要的、并且早已清楚的问题。
 
 回到新冠疫情和新冠病毒的事情上来。新冠病毒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武汉，然后蔓延到中国其他省份，蔓延到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意大利。正如张文宏医生指出的那样，新冠病毒和萨斯病毒同类，其源头肯定就是蝙蝠，就是在中国。在没有拿出证据的情况下就随意猜测新冠病毒是出自外国，在科学上是不负责任的。
 
 退壹步讲，即便我们在理论上承认，像钟南山所说，新冠病毒不壹定发源于武汉。新冠病毒也许发源于其他地方，甚至外国，例如发源于美国发源于意大利。但是中国武汉的疫情并不是从其他地方传过去的，不是从美国或意大利传过去的；而其他地方的疫情，包括美国的疫情、意大利的疫情，都是从中国武汉、从中国传过去的。这壹点仍是确定无疑的。钟南山也承认新冠疫情是首先出现在中国。其言外之意就是，其他国家的新冠疫情都是从中国扩散出去的。这壹点是确定无疑的。 中国武汉是新冠疫情的原发地，其他地方、其他国家的新冠疫情都是输入型。这壹点是确定无疑的。

（十七）新冠病毒是不是从实验室泄漏的？

顺便谈壹谈病毒是不是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问题。早就有人怀疑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病毒所泄漏的，并且提出了若干线索和证据。
 
 应该说，武汉病毒所确实有可能是这次新冠疫情发生的源头。在武汉病毒所和新冠病毒源头之间，至少有两种可能的关联。
 
 1、壹般的病毒所都保有病毒样本。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有从壹万五千多只蝙蝠身上取得的上千个冠状病毒样本。这些病毒样本，如果保管不善，或者是操作违规， 处理废弃物没按照规定，都可能发生人被感染的情况。2004年3月在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实验室就发生过这种泄漏。

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在接受《科学美国人》（2020年4月27号）采访时谈到这个问题。石正丽说，2019年12月30日晚上7时，她在上海开会的宾馆接到武汉病毒所领导的紧急电话后，立刻搭火车赶回武汉。当时，两名疑似萨斯病人的病毒检体，已经送到病毒所。她壹路上都不安地在想，“是不是湖北卫生局搞错了？难道病毒来自我们的实验室？”石正丽说，她本以为冠状病毒的高风险区域应该是中国东南部的广东、广西或云南，“我从没想过这会在中国的中部城市、武汉爆发开来”。

疫情初始，她每晚难以入眠，除要研究团队反复检测送来的病人病毒样本，并建立病毒基因排序，拿来和实验室十多年来从壹万五千多千只蝙蝠身上取得的上千个冠状病毒样本比对检测；另壹方面，她浏览过去几年实验室的记录，查核实验材料，尤其是在废弃物处置过程中，有没有疏失。最后发现病人样本中没有壹个病毒基因序列与她们团队从蝙蝠洞取样的病毒基因序列相匹配，她说，“这让我心中壹块石头落了地“。（67）

不过正如《华尔街日报》编辑部文章“武汉实验室理论”壹文所说，石正丽自己坚称，武汉出现的冠状病毒与任何样本都不匹配，但这需要进行外部调查才能确认。（68）

再有，2、研究者外出采集蝙蝠，或者是把蝙蝠带回实验室研究、短期饲养时，如果自身防护不到位，就可能被感染。

2015年，石正丽团队通过对云南218位村民的血清测试，研究发现有6人（近3%）携带来自蝙蝠的对类似萨斯的冠状病毒的抗体，虽然他们之中没有人处理过野生动物或报告过类似萨斯或类似肺炎的症状。这表明萨斯类冠状病毒有很高的潜力直接感染人，而无需中间宿主。论文还预测，蝙蝠体内的SARS相关冠状病毒“溢出”到人类体内后，可能会引起类似SARS的疾病。（69）

武汉有两座研究病毒的实验室，壹座是石正丽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P4实验室，另壹座是武汉市疾控中心下属的病原生物检验所的P2实验室。后壹座实验室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1华里。武汉市疾控中心有位名叫田俊华的80后医生。根据官媒报道，田俊华从2012年开始对蝙蝠的研究，多次外出抓获蝙蝠，曾抓获过壹万多只蝙蝠做样本。田俊华知道，蝙蝠携带大量病毒，壹不小心就有被感染的风险。可是田俊华在野外抓获蝙蝠的过程中，有时不注意自身防护，被蝙蝠咬抓，喷血在皮肤上，尿液滴在身上。他担心被感染，只好回来后自行隔离观察。（70）

从上述报道看来，这也是壹种可能的人被病毒感染的方式。再者，研究人员把诸如蝙蝠壹类动物抓回研究所做研究，会有短期饲养。其间也不能排除发生上述情况。

关于病毒是否人造。从理论上讲，研究人员可以对源于自然的病毒进行人工合成或基因改造。因此从理论上讲，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或基因改造是可能的。至于新冠病毒是不是这样的，那当然不壹定，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现在专家普遍认为不是。

不过在我看来，新冠病毒是不是人工合成或基因改造，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重要。就算是人工合成或基因改造，那是科学实验，无可非议，何错之有？
 
 有人说，如果病毒是人工合成或基因改造，问题就严重了，因为那涉及制造生物武器，违反了国际禁止生物武器的条约。不错，对病毒进行人工合成或基因改造，确实可以用于军事用途，但也可以用于非军事用途，比如用于研发疫苗，用于研制药物。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院从2015年起就在资助武汉病毒所，资助它进行冠状病毒研究，只是不久前才停掉资助。可见，美国对于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工作是知情的，并不认为它在搞生物武器。
 
 2018年有美国国务院官员造访武汉病毒所，在给国务院的报告提到该研究所存在安全隐患和管理缺陷。所以，病毒是不是人工合成或基因改造，这个问题不重 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实验室泄漏。但若是病毒从实验室泄漏而引发疫情，那无论这个病毒是人造的还是天然的，都属于严重事故，引发疫情的后果是壹样的，当事人的责任也是壹样的。所以，新冠病毒是人造还是天然不重要，是不是从实验室泄漏才重要。
 
 针对外界关于新冠病毒是从实验室泄漏的指控，中国政府对此作出十分强烈的反应，大报小报齐上阵，口诛笔伐。这种反应并不令人意外。可是，中国政府壹再拒绝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国对武汉病毒所进行调查，尤其是拒绝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武汉病毒所，而且世卫组织早就提出过调查的要求，但总是被中国政府拒绝。这种反应不能不令人起疑。这就给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向中国政府追责，有两个理由。壹个理由是认为病毒从武汉病毒所泄漏，中国政府负有事故责任。另壹个理由是，即便病毒不是实验室泄漏，疫情是自然发生的，但由于中国政府的压制、封锁、隐瞒，发布不实信息，误导了各国，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因此也该承担责任。如果说对前壹个理由，壹般人还难有定论；那么对第二个理由，我们就很有把握了。

结语

整个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灾难的症结，就是在疫情初期，中共当局、首先是习近平，不准公布疫情，拒绝启动应急机制，错过了把疫情扼杀于萌芽状态、防止疫情大规模扩散的时间窗口，又由于中国政府隐瞒真相，发布不实信息和虚假数据，严重地误导了各国政府和民众。在新冠疫情造成的巨大灾难中，中国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习近平无疑是第壹责任人。

极权国家应该承担责任

作者 王维洛 写于 二零二零年

 2020年4月4日英国跨党派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Henry Jackson Society）”发布壹个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瞒报疫情信息”，“违反《国际卫生条例》，对新冠病毒扩散负有责任”。研究报告进而提出，中国应该向英国支付3,510亿镑赔偿金，同时也应该向其它七国集团（G7）成员国支付巨额赔偿，以弥补因其瞒报疫情给各国造成的损失。这是国际上第壹个依据《国际卫生条例》向中共追责，向中共要求赔偿的团体。

 对此中共媒体发表了多篇反驳文章，认为“亨利·杰克逊协会”向中共追责、向中共要求赔偿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中方从2019年12月27日中国湖北省壹家医院首次上报3个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到12月31日向世卫组织驻华办事处通报、2020年1月3日完成正式上报程序；从1月7日分离出新冠病毒、12日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与世卫组织分享，以及每天发布最新数据，与各国分享相关信息和经验等等。

 但是问题的核心在于：中方通报的新冠疫情信息是否真的快速、公开、透明的？中方通报的新冠疫情信息是否是真实的、准确的？

 2020年5月16日中共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独家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专访时承认，在2020年1月23日前武汉地方政府曾向公众隐瞒关键的疫情资讯。从表面上看，从2019年12月31日开始到2020年1月20日都是武汉市卫健委向中国、向世界通报的新冠疫情信息；从2020年1月21日开始之后是国家卫健委卫生应急办公室履行这个职务。但是，武汉当地政府在1月23日以前的隐瞒行为难道国家卫健委不知道实情吗？

国家卫健委的第壹批专家组早在12月底就到武汉，也完全了解这个病毒是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的情况。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第二编-信息和公共卫生应对，第六条通报和附件2的规定，如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各缔约国应在评估公共卫生信息后24小时内，以现有最有效的通讯方式，通过《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1]。这个通报的责任在于武汉当地，也同时在于国家卫健委或者国家疾控中心。 在判断壹个缔约国是否履行义务，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分享信息，并不区分是缔约国的某个地方政府还是缔约国的中央政府向公众隐瞒了关键的疫情资讯，这都是缔约国没有履行义务。

而且前武汉市长周先旺在1月27日接受央视采访时就表明最初疫情的不及时披露与未获得上级授权有关。所以， 隐瞒疫情的责任不是仅仅在于武汉或者湖北当地政府，国家卫健委乃至整个中央政府是主导了要隐瞒疫情的决定。钟南山在CNN的说法只是在中共面临国际追责的压力下利用CNN国际媒体来替中央甩锅给地方，替中共洗白罢了。钟南山把锅甩给武汉地方政府，虽然其目的是为中央政府解脱部分责任，但是在国际上来说，反而坐实了中共政府的失职。

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向武汉市派出了第壹批专家组共九人，组长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建国，组成人员有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李兴旺、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曹彬、中国疾控中心应急中心主任李群，及几位中国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

第壹批专家组在武汉的具体活动非常重要有哪些？他们到哪里视察？他们对疫情做出了什么样的判断？他们对防疫措施提出了什么具体的建议？2020年1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对第壹批专家组的工作有下面的描述：“23天前，也就是2019年的12月30日，我委获悉湖北省武汉市发生了聚集性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第壹时间派出国家工作组和专家组，实施国家和省市联动，指导支持武汉市全力做好疫情的防治工作。壹是全力救治患者。二是认真组织疫情研判。根据掌握的信息，武汉市果断对患者集中的暴露场所，也就是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实行了休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病例的搜索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和医学观察。三是国家省市专家立即研究制定相关的防治方案，组织实施流行病学调查、标本采集送检、病原溯源等工作。四是将掌握的情况于12月31日向社会公布。”[2]

那么，根据李斌的介绍，第壹批专家组的第壹个重要成果是武汉市卫健委首次于2019年12月31日向社会发布疫情的信息：“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专家从病情、治疗转归、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初步检测等方面情况分析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根据2020年1月24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柳叶刀》杂志（The Lancet）发表的《中国武汉地区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临床特征》论文，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收治的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共41例，其中27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接触史，14例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武汉市卫健委在2019年12月31日公布的27例病例，应该就是金银潭医院收治的、与华南海鲜市场有接触史的27例病例。另外14例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例被隐瞒未报。而专家组成员李群和他的同事对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当时收治病人89例全部进行了调查[3]。所以专家组和武汉当地的是协同起来隐瞒这14个病例。

中共政府总结了2002年/2003年SARS疫情爆发的经验教训，认为不能及时、全面掌握SARS疫情的信息是关键，所以立即投下巨资建立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建立防止SARS这样疫情再次肆虐中国的马奇诺防线，而且这套网络直报系统壹直运行良好。2019年8月21日徐建国亲口说：“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将传染病报告时效从过去的5天缩短为4小时。壹张传染病防控巨网正在形成。”[4]

但是，正是徐建国为组长的第壹批专家组摧毁了这道马奇诺防线。2019年12月30日发布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仅对武汉市卫生系统有关单位下发）规定了病例上报的方式：采用统计表的形式，并加盖公章，扫描，然后用电邮寄到指定的武汉市卫健委邮箱：whsyzc@126.com。由于所有上报数据必须加盖公章（经领导批准），直接输入网络直报系统的路径就变得很困难、很复杂。于是，在这次的新冠疫情上报方面，中国又回到了2003年发生萨斯之前。

2020年1月4日徐建国在北京（显然此时第壹批专家组已经离开武汉回到北京）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说：当前并无证据表明香港病例与武汉的直接联繫。“不能因为去过武汉就说是被传染的。”根据内地官方最新数据，武汉不明肺炎三天内从27例病例增加至44例，三天扩大到几十例的速度并非罕见，从目前看，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且没有发生死亡案例，说明病毒威胁水平有限。徐建国还强调，中国的传染病控制有多年的积累，绝不会出现因为春运发生大扩散的可能性。[5] 可见第壹批专家组特别是组长徐建国是大大地低估了武汉疫情。这壹点在徐建国1月14日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表现得更加明显，他认为疫情可能在下周结束。[6]这完全是壹个错误的估计。而这种错误的估计正是代表了第壹批专家组对武汉疫情的研判。

2020年1月1日上午7时，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被武汉市江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卫生健康局公告实行休市，进行环境卫生整治[7]。1月1日上午第壹批专家组到达华南海鲜市场时，原来市场的人员在没有被隔离检测的情况下就已经匆忙撤离。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报道：“找寻病原，找寻致病元凶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我们必须第壹时间抵达市场，尽快取回标本展开检测”。（市场）“污水横流，转瞬又渗入下水道，不知去向。就像这个未知的病毒，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并不清楚他会在哪里潜伏，又会流转到哪里。时不我待，专家们决定迅速进入市场，专家们在凌乱的摊位中艰难行走著，认真查看记录摊位位置、仔细询问销售物品明细、对售卖商品和相关环境进行了全方位采样。”[8]

另外，根据新华社记者报道，中国疾控中心专家组在1月1日上午在华南海鲜市场，针对病例相关商户及相关街区集中采集环境样本515份，运送至病毒病所进行检测。1月12日，病毒病所专家再次在华南海鲜市场采集野生动物贩卖商铺相关标本70份，并转运至实验室进行检测[9]，共计环境样本585份。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1月26日表示，该所首次从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并成功在阳性环境标本中分离病毒，提示该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新华社报道称，33份阳性样本分布在市场上的22个摊位和1个垃圾车，其中31份阳性标本分布在华南海鲜市场西区。经调查发现，华南海鲜市场名义上是海鲜市场，但实际上却是个综合市场。市场西区存在野生动物交易，尤其是西区的七街和八街靠近市场内部的区域存在多家野生动物交易商铺，而这壹区域的阳性标本也比较集中，占全部阳性样本的42.4%(14/33)。综上所述，高度怀疑此次疫情与野生动物交易有关。[10]

但是，问题的核心是如果环境样本中有病毒，那么病毒是来自被感染的市场的人群还是那里贩售的动物？ 武汉的疾控专家以及国家卫健委的专家在明确这是冠状病毒的爆发的情况下，也明确知道SARS有蝙蝠和果子狸的宿主先例，却只收集环境中的样本，而不收集海鲜市场的动物样本，这是违背流行病控制的最不可思议的失职行为。如果有收集动物样本，却不公布检测结果，那就是刻意隐瞒动物样本的测试结果。

在第壹批专家组环境样本采集之后，2020年1月1日下午5时，十数名身著白色防护服、带护目镜及绿色口罩的人员携带喷淋设备进入市场西区，开始消毒工作[11]。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这个现场被破坏。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王立铭教授指出：“想要搞清楚病毒的真正源头，壹个办法是先从武汉、特别是华南海鲜市场入手，毕竟那里仍然是最可疑的地点，不是第壹现场，也是第二现场。但是就像我前面微博里说过的，华南海鲜市场关闭的时候没有保留动物样本，失去了第壹手证据，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分析海鲜市场内部是不是真的有某种野生动物身上携带了新冠病毒。这是壹个历史的遗憾。尽管后来疾控部门宣称从海鲜市场的环境中检测到了病毒的基因序列，但是这种证据的作用远不如找到壹只或者壹批确实携带病毒的动物标本。[12]”

把这个事情描述为“历史遗憾”这无疑是体制内能够用的词语。而作为公共卫生防疫，这其实就是武汉当地卫生部门和国家卫健委的集体严重失职。

第壹批专家组的第三个工作就是编制了《武汉市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应急监测方案》和《武汉市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密切接触者管理方案》。第壹批专家组的第四个工作与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壹起制定了早期诊断的三个标准。这个早期诊断的标准，壹直没有公布，只是出现在壹些报道中，当时患者需要同时具备有
 ——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
 ——发热、缺氧、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与
 ——CT影像学等条件，
 才能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疫情初期还没有病毒核酸检测壹说）[13]。

而财新网对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的采访证实，此前，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组到武汉金银潭医院调查后做了壹套诊断标准：
 ——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
 ——要有发烧症状，
 ——病毒检测呈阳性，
 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但壹线医生反映，这个诊断标准太苛刻了——“按照这个标准，很难有人会被确诊，尤其是第三点，非常苛刻，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去做病毒检测；这样很容易漏掉真实的病人。而这是传染病，确诊标准弄得太紧，放掉有病的人，对社会危害很大”[14]。

把与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作为确诊武汉新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三个必要条件之壹，导致了2020年1月初大量患者得不到确诊，无法被定点医院收治，或者没有及时被医院收治，造成许多患者的死亡。原金银潭医院院长、现湖北省卫健委副主任张定宇认为：“疫情初期，在正式的多版诊疗方案出台之前，有关部门做过壹个诊疗指南，供内部使用。当时，我们强调流行病学史比较多，不像现在，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人更多壹些。当时专家都把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作为流行病学意义上很重要的依据，同时也作为诊断的要求和条件。这不是某壹个专家的意见，而是大家的壹个共识，整体的专家意见是由国家和省、市的专家壹起制定的。这跟事件本身发展的认知水平有壹定的关系。”[15]

这对于壹个经历过2002年/2003年萨斯的中国来说，这是壹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根据黄朝林等的《中国武汉地区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临床特征》论文，41例病例中，14例并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而且第壹例病患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在所谓最早上报新冠疫情的张继先医生所接诊的七个病例中，有3个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所以，第壹批专家组把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作为确诊的壹个必要条件是有意的误导。由于第壹批专家组制定的早期诊断三个标准存在严重缺陷，国家卫健委紧接著就不断更改诊断的标准，据说是五次做出修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共政府发布的疫情信息都是不准确的，因为每批病患确诊的标准都不同。这壹点，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看不懂，世界民众也看不懂，这就是误导。

第壹批专家组的第五个工作就是压下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病例不报，并建议湖北省卫健委发出通知，不准再做病毒检测，并建议国家卫健委下文，销毁病毒样本。根据财新记者赵今朝的报道，种种证据显示，在2019年12月底之前，有不少于九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样本被从武汉各医院采集，基因测序显示病原体是壹种类SARS冠状病毒，这些检测结果陆续回馈医院并上报给了卫健委和疾控系统[16]。

最为著名的壹份SARS检测报告就是艾芬医生用红笔画圈、李文亮医生上传的那壹份。

2019年12月27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壹名41岁的陈姓病人，其12月16日无明显诱因发热，当日患者在该院呼吸科ICU做支气管镜取样，样本送至北京的博奥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12月30日，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将这位病人的基因测序报告反馈给了医生：经NGS检测，检测结果为“SARS Conavirus”（SARS冠状病毒）。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第壹时间向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部门报告。艾芬医生看到这份检测报告后在SARS上用红笔画了壹个椭圆形的圈。李文亮医生将这份检测报告放到武大医学院同学微信群中，接著当天傍晚17时48分，李文亮又在同学群中发布信息：“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19时39分，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神经内科医生刘文在工作微信群“协和红会神内”发布信息称：“刚刚二医院（即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确诊壹例冠状感染性病毒肺炎，也许华南周边会隔离”，“SARS已基本确定，护士妹妹们别出去晃了”。20时48分，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医生谢琳卡在肿瘤中心微信群发布消息称，“近期不要到华南海鲜市场去，那里现在发生了多人患不明原因肺炎（类似非典），今天我们医院已收治了多例华南海鲜市场的肺炎病人，大家注意戴口罩和通风”——这三位医生此后都遭到警方训诫。[17]

另壹份检测报告来自广州的微远基因公司。

2019年12月15日，壹名65岁的华南海鲜市场男性送货员开始发烧。12月18日，他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本院（南京路院区）急诊科看病，医生怀疑可能是社区获得性肺炎，将其收治入该院急诊科病房。12月22日，这位病人病情加重，进入ICU，医生们使用了各种抗生素治疗无效，便对这位病人进行了气管镜采样，然后将病人的肺泡灌洗液样本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广州微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进行NGS检测。2019年12月24日，位于广州黄埔的微远基因收到壹份来自武汉患者的肺泡灌洗液样本。提供样本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希望微远基因利用其基于宏基因组学的二代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mNGS），找出病原体。检测后，微远基因发现样本里有壹种跟SARS相似度约81%的新型冠状病毒。12月27日，微远基因将结果电话通知武汉市中心医院，并将数据共享给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所[18]。微远基因的负责人于28、29日前往武汉向医院、疾控中心汇报分析结果。

第三份检测报告来自华大基因。

12月26日，华大基因将武汉当地医院提供样本的测序结果口头通报给武汉协和医院（全称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称病原体是壹种新的冠状病毒，与SARS相似，建议医院向武汉市卫健委报告[19]。根据《健康报》2020年3月9日发表的首席记者刘志勇撰写的《生死金银潭》：“2019年12月27日晚，黄朝林接到壹个武汉同济医院打来的电话，请求将壹名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转至金银潭医院。对方在电话中说，第三方基因检测公司已在病例样本中检测出冠状病毒RNA，但该结论并未在检测报告中正式提及。凭借职业敏感，正在与黄朝林讨论工作的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立即拨通了北京地坛医院专家（笔者注：应该是第壹批专家组的李兴旺）的电话，得到的建议是接收患者，展开调查和研究。张定宇当晚就找到了这家第三方检测公司，通过沟通协调，由对方将相关基因检测数据发送给医院合作单位——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初步基因比对的结果提示，这是壹种蝙蝠样SARS冠状病毒。”[20]

华大基因是中国的行业老大。在2019年12月份，武汉当地医院至少送了超过30例疑难肺炎的病例样本给华大基因委托测序。华大基因在其中壹共发现了三例属于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除了12月26日壹例外，另外两例分别收样于12月29日和30日。2019年12月29日，华大基因对该病例样本完成的基因测序结果显示，病毒与SARS基因序列相似性高达80%，但不是SARS，而是壹种之前未有的冠状病毒。

2019年12月30日，华大基因将测序结果口头通报给武汉协和医院，称病原体是壹种新的冠状病毒，与SARS相似，建议医院向武汉市卫健委报告[21]。

2019年12月31日，华大基因将三例类SARS的冠状病毒混装，即将三个病毒基因序列片段合在壹起形成了壹个混装的全基因序列。2020年1月1日，这份混装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提供给了中国疾控中心，2020年1月3日，华大基因对三个样本中的病毒都完成了全基因序列测序。华大方面并没有对外公布这三个样本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22]

当徐建国为组长的第壹批专家组在武汉之际，已经有多份检测报告和基因测序显示病原体是壹种类SARS冠状病毒，是《国际卫生条例》附件2规定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各缔约国应在评估公共卫生信息后24小时内，以现有最有效的通讯方式，通过《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

根据财新记者报道，截至2020年1月19日，GISAID（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平台上共上传有13条样本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除去日本、泰国的三条，剩下的10条全部由中国科研单位上传。从样本采集时间看，最早的是前述2019年12月24日采集并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所上传的那壹例。还有8个样本是在12月30日采集的，分别为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与湖北省疾控中心（1条）、金银潭医院与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5条）、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2条）[23]。此外，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还上传了壹条2020年1月1日完成采集样本的基因序列。Diago查证《GISAID目录》，发现2019年12月26日取样的结果有两份，编号为406798和402125，2020年12月30日上传的6条，编号分别为：403930、402132、402130、402121、402128、402127，加在壹起壹共8份样本[24]。无论是财新记者报道的10条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还是Diago查证的8条，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月1日已经有多份检测报告和基因测序显示病原体是壹种类SARS冠状病毒。

第壹批专家组压下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病例没有上报，所以，国家卫健委派出的第壹批专家组徐建国等是隐瞒报告SARS病毒的责任人。

2020年1月1日，为武汉医院提供第三方检测的基因公司接到湖北省卫健委壹位官员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如果妳们在日后检测到了，壹定要向我们报告”[25]。

2020年1月3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份国卫办科教函（2020）3号文称，针对近期武汉肺炎病例样本，依据目前掌握的病原学特点、传播性、致病性、临床资料等信息，在进壹步明确病原信息之前，暂按照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第二类）进行管理；各相关机构应按省级以上卫健行政部门的要求，向指定病原检测机构提供生物样本开展病原学检测并做好交接手续；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已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指定的保藏机构保管[26]。

另外，1月3日，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张永振教授团队收到壹个病人样本，并于1月5日从样本中检测出壹种新型SARS样冠状病毒。上海公卫中心当日立即向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报告，提醒他们新病毒与SARS同源，应是经呼吸道传播，建议在公共场合采取相应疾控防疫措施。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上传至NCBI GenBank数据库，为保证准确，后续还进行过修正。张永振团队等到1月11日上午，未见国家卫健委有任何行动，悉尼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爱德华·霍尔姆斯（Edward Holmes）代表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兼职教授张永振在virologic.org上披露新冠病毒的“初始”序列，为全球最早公布该病毒序列的团队。

就在张永振研究团队公布基因组序列数小时后，1月11日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将与世界卫生组织共享基因组序列。后来发现，中国卫健委的信息是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发送的。1月12日另外5个来自不同患者的病毒基因组序列由国家卫健委领导小组在全球共享流感病毒数据库GISAID发布，序列来自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医科院、中国疾控中心。也就在这壹天，张永振研究团队的P3实验室以“整改”理由被关闭。[27]

2020年3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的记者会说：“2020年1月3日中方开始正式向世卫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及时主动通报信息，11日中国疾控中心将5条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上传网站，同全球和世卫组织共享数据。”[28]　可见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第壹批专家组抵达武汉开展现场调查，他们的结论是2020年1月3日中方正式向世卫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通报信息的基础。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中方正式向世卫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通报信息这个形式，而在于中方向世卫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通报信息的内容。

国家卫健委第壹批专家组抵达武汉开展现场调查时，已经有多份检测报告和基因测序显示病原体是壹种类SARS冠状病毒，是《国际卫生条例》附件2规定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显然1月3日中方并没有向世卫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通报武汉发现多起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第壹批专家组隐瞒１２月份武汉发现多起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以及已经从病人样本中测序到类SARS病毒的事实，而且还人为设限使得确诊病例严重失真，病人样品被销毁，并和武汉当地卫健委配合在公告和媒体采访上输出虚假信息，误导大众，也涉嫌刻意隐瞒海鲜市场动物样本测试结果或者严重失职。 这壹系列恶行使得对于疫情在中国和世界的蔓延的控制失去了至关重要的先机。而且由于武汉当地公共卫生官员和国家卫健委第壹批专家组的严重失职或者刻意隐瞒，到目前为止，与武汉疫情爆发相关的动物样本是否被收集以及相关收集结果仍然是个谜。这对于追溯疫情爆发来源，以及全球防止类似疫情再次爆发，都加深了防控的难度。国际社会应该对此深入调查并对相关人员展开严厉的追责，才是对这种罪孽深重的犯罪行为的应有的态度和作为。

极权社会应该承担责任

作者 王维洛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壹、张定宇是隐瞒报告SARS病毒的关键责任人

笔者在《湖北省卫健委副主任张定宇是隐瞒报告SARS病毒的关键责任人》（《议报》，2020年5月8日）壹文中指出，综合《健康报》和《人民日报》的关于优秀共产党员张定宇的报道，可以确认下列事实：

2019年12月27日晚，武汉同济医院打来的电话，请求将壹名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转至金银潭医院。武汉同济医院说，第三方基因检测公司已在病例样本中检测出冠状病毒RNA，但该结论并未在检测报告中正式提及。凭借职业敏感，身为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的张定宇立即拨通了北京地坛医院专家的电话，得到的建议是接收患者，展开调查和研究。张定宇当晚就找到了这家第三方检测公司，通过沟通协调，由对方将相关基因检测数据发送给医院合作单位——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初步基因序列比对的结果提示，这是壹种蝙蝠样SARS冠状病毒。”[1]

美国陆军从事病毒学研究的专家林晓旭博士在2020年5月4日《新唐人电视台》主持人方菲女士主持的《热点互动》节目中说：根据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在医院、在实验室测到发现萨斯病毒或者萨斯阳性，必须在24小时之内上报世界卫生组织，这即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

对此林晓旭博士认为，2019年12月27日基因测序公司提供的检测结果就已经知道是类SARS病毒。武汉病毒研究所只是做核实，再和蝙蝠冠状病毒序列做比较。所以，那时候就应该通报WHO了。序列都测出来了，没有什么更多需要确认的了。

可是张定宇并没有遵照希波克拉底誓言、没有按照《国际卫生条例》，在24小时内，以现有最有效的通讯方式，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国武汉市出现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

二、张定宇被授予人民英雄荣誉称号

2020年8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壹次会议11日下午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授予张伯礼、张定宇、陈薇（女）“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3]9月8日习近平亲自在人民大会堂给钟南山、张定宇颁授勋章。[4]

三、抗疫题材时代报告电视剧《在壹起》

读者也许还能记得《大国战“疫”——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这本书，这是由中共宣传部和国务院新闻办指导、五洲传播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的书，除汉语外还有英文、法文、俄文、阿拉伯文和西班牙文五种语言版本。这本书在2020年2月29日推出，壹天之后，3月1日下架。也有说《大国战“疫”》这本书还未出版先下架了。十分可惜，如果《大国战“疫”》不下架，壹定还能从中挖出更多的真相。因为中共在宣传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时总是得意忘形而透露出壹些真相出来。

《大国战“疫”》壹书下架了，但是出来壹部《在壹起》的电视剧[5]。这部电视剧的部分内容应该来自那本《大国战“疫”》，只是如今电视剧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书籍。

《在壹起》是壹部以抗疫为题材的时代报告电视剧，再现抗疫中的真人真事，于2020年9月29日开始在大陆播出。《在壹起》由国家广电总局全程组织指导，国家卫健委和上海市宣传部、湖北省宣传部、武汉市宣传部大力支持，上海电视台、耀音传媒和上海尚视影业联合出品。《在壹起》是时代报告电视剧，它和报告文学壹样，虽有壹定程度的文学艺术加工，但纪实的报告电视剧，展现的核心内容是真人真事。这部电视剧不但是由国家广电总局全程组织指导，而且还有国家卫健委的大力支持，所以在专业方面也是有人守城把关的。

2020年9月18日《在壹起》在武汉举行开播活动，中宣部副部长，广电总局局长、党组书记聂辰席，湖北省委书记应勇看望了该剧主创人员，并为《在壹起》启动开播。广电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朱咏雷，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许正中，湖北省副省长肖菊华参加了活动[6]。据说国家广电总局在2020年3月份就把拍摄大国战“疫”时代报告电视剧的任务交给了上海电视台等单位。

电视剧《在壹起》由《生命的拐点》《摆渡人》《同行》《救护者》《搜索：24小时》《火神山》《方舱》《我叫大连》《口罩》《武汉人》等十个单元故事组成，据称大部分故事都有真实原型背景和人物，其中《生命的拐点》中的武汉江汉医院和老院长张汉清就是疫情最初来袭时的武汉金银潭医院和院长张定宇[7]，《生命的拐点》所描述的时间应该是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1月25日。这里要增加壹条，电视剧中的谭松林的原型应该是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在国际上，他比张定宇更有名，他是全球第壹篇在《柳叶刀》上发表的关于新冠病毒肺炎疫病文章的第壹作者，后来也被感染。

根据维基百科，2003年萨斯疫情之后，武汉市决定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计划成立新的医疗救治中心。2004年6月18日，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奠基，位于东西湖区金银潭大道以东，规模为600张病床，各类建筑面积约4.8万平方米，总投资2.1亿元。2008年7月18日，市传染病医院、市结核病医院和市第二结核病医院整合组成的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整体搬迁至东西湖，并正式开门营业。2016年12月医院改名为武汉金银潭医院。[8]请读者记住武汉金银潭医院的规模。

2019年末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金银潭医院是武汉最早收治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武汉市的所有新冠病毒肺炎患者都转入金银潭医院治疗。所以金银潭医院收治病患人数的发展基本反映了武汉市疫情爆发初期的情况。

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定宇，1963年生于武汉，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医学博士，1986年参加工作。2020年1月31日湖北省委发布《关于授予张定宇同志“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4月10日湖北省委破格提拔张定宇为湖北省卫健委副主任。

四、《在壹起》电视剧中关于冠状病毒检测的描述

《在壹起》电视剧的壹开始并没有给出事情发生的时间。电视剧壹开始，江汉医院传染科主任陆曼琪正在观看儿子的击剑比赛，江汉医院院长谭松林的电话壹个接壹个的打来，让她赶紧回去，说出大事了。此时正在骑车锻炼的老院长张汉清也接到电话，让他赶紧回去。当他们到达医院时，7位病人正从别的医院转到江汉医院。

这应该是描写2019年12月29日晚金银潭医院发生的事情。2019年12月26日至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共接诊发现7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其中3个病人是壹家人，壹对老夫妇和年轻的儿子。27日中西医结合医院将病情报告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2019年12月29日晚上，传染病定点医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业务副院长黄朝林和ICU主任吴文娟抵达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逐壹查看了7例病患。随后7例病患转入金银潭医院。其实其中壹位病人（年轻的儿子）并未去金银潭医院。

所以电视剧发生的时间是2019年12月29日晚上，金银潭医院收治从其他医院转来的7例患者。

张汉清在谭松林等陪同下视察了病房，期间抢救了壹位突发病危的患者。接下来就是下面的场景。时间2019年12月29日半夜11点50分之前。

谭松林向张汉清汇报，七个病例的症状与前天同济医院转来的病患很相像，可以断定病毒性肺炎。张汉清询问是否已经向疾控中心汇报，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张汉清强调要查找病源，有再大困难也要查找病源。张汉清继续询问与那位同济医院病人的基因序列对比结果。谭松林回答说，病毒所出了壹份报告，象是萨斯。张汉清立即命令陆曼琪查找病源[9]。

上面壹段对话有壹个重要的看点：

从对话中流露出同济医院转来的病人，与笔者《湖北省卫健委副主任张定宇是隐瞒报告SARS病毒的关键责任人》壹文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情完全吻合。两天前（2019年12月27日）从同济医院转来的壹个病人。江汉医院委托病毒所做了基因序列对比，2019年12月29日已经有结果出来了：象是萨斯。所以起码在2019年12月29日或者在12月27日或者更早，中国已经做了病毒基因序列测试。起码四个单位知道这个病毒基因序列测试结果：武汉同济医院、武汉金银潭医院、武汉病毒所和完成病毒基因序列测试的第三方检测公司。武汉病毒所所长王延轶称，武汉病毒所是2019年12月30日第壹次接触到新冠病毒[10]，这是谎言。中共并没有遵照《国际卫生条例》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武汉同济医院发生壹例不明肺炎病毒，两天以后也没有报告又发生的七例病例。2019年12月27日武汉金银潭医院收治1例、29日晚再收治7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并没有按照规定，输入中国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致使投资数亿元的网络直报系统的警报（壹个地方累计上报5个病例）未被触发。

据此推测，对于电视剧原型张定宇的描写是基于事实的。

五、烈性传染

电视剧下壹个镜头的时间2019年12月30日上午。还是谭松林向张汉清汇报。谭松林说，疾控中心根据他们提供的肺泡灌洗样本，测出来两个跟萨斯冠状病毒相关，是阳性的，跟病毒所检测结果壹致。其他几个医院也都出现这种病人，他担心是出现了群发性感染。此时陆曼琪来电话汇报病源调查的初步结果，从地点的重合率上来看，共三十次，其中华南海鲜市场十八次。接著女护士长询问此病的危险性。张汉清以昨晚壹个病患差点没抢救过来为例予以回答。女护士长追问传染性，谭松林推说疾控中心还没有正式通报。张汉清斩钉截铁地说：烈性传染。谭松林对张汉清的回应感到很诧异，委婉地说：壹切要等疾控中心。但是张汉清接著说：是我的定论。[11]

笔者以为这是这部电视剧的最高点：2019年12月30日上午，武汉疾控中心根据医院提供的肺泡灌洗样本，测出来两个跟萨斯冠状病毒相关，是阳性的，跟病毒所检测结果壹致。对于病毒的危险性，张汉清确认烈性传染。

如前所述，2019年12月27日从同济医院转入金银潭医院壹个病人，并已完成病毒基因序列检测，结果是和萨斯壹样的病毒，和电视剧所展示的完全壹样，相信电视剧中张汉清确认烈性传染也是基于事实。

这里要提请读者特别注意的是，谭松林在2019年12月30日的领导、专家会议上提到：所以我们推测，可能病毒的暴露源不只是华南海鲜市场。很有可能跟存在多源性感染的情况。

目前疫病肆虐世界已经10个多月，但是病毒源自何方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壹直没有得到回答。《在壹起》电视剧中又引进了壹个“多源性感染”的说法，十分令人寻味。

如果“人民英雄”张定宇在2019年12月30日公开说这是类似萨斯的病毒，已经获得病毒基因检测证实，烈性传染。那么就没有疫情流行中国、流行世界。

按照钟南山团队的预测模型，如果提前五天采取措施，感染人数减少三分之二。从2019年12月30日到2020年1月20日国务院确认这是乙类传染病，起码间隔四个五天。如果当时采取措施，感染人数只有实际的八十壹分之壹。如果当初通报世界，也就没有疫情传播世界，也就没有将发生的追责。

如果张定宇公开真相，那么他就不会是“人民英雄”，而将和李文亮等其他八位壹样，用新华社记者廖君的话来说，就是得到依法处置。“人民英雄”和罪犯之间只有咫尺的距离。这种模糊的界限，造成了人们的恐惧，特别是武汉医务人员的恐惧。

关于新冠病毒的人传人、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情况，电视剧也有很多描述，与中共官方媒体宣传有很大差别。比如2019年12月底武汉医务人员就出现疑似感染，2020年1月初出现数名医务人员感染，就是张汉清的好友刘壹鸣院长也死于疫病，谭松林也被感染。

六、武汉新冠病毒爆发初期患者人数的隐瞒造假

《在壹起》电视剧用大量篇幅来赞美人民英雄，但是不小心露出了狐狸的尾巴。

6.1官方报告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卫健委发布《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12]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2020年1月11日发布新闻发布会指出：“在‘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国家、省市专家组立即对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监测等方案进行修订完善。武汉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对现有患者标本进行了检测，截至2020年1月10日24时，已完成病原核酸检测。国家、省市专家组对收入医院观察、治疗的患者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实验室检测结果等进行综合研判，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其中已出院2例、重症7例、死亡1例，其余患者病情稳定。所有密切接触者739人，其中医务人员419人，均已接受医学观察，没有发现相关病例。”[13]

从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1月10日病例数由27例增加到41例，增加了14例。这给中国人民、给世界人民提供了绝对错误的信息。

6.2《在壹起》电视剧

时间2019年12月30日上午。张汉清告诉谭松林：“妇幼保健院有十三个病人，正在转来的路上，做好准备。”谭松林问：“又来十三个啊？我们医院不是已经收二十个了？重症室已经满了，住不下了。咱们病区有几个轻症病人，毫无症兆就转为重症了。”张汉清果断地下达命令：“重症监护室住不下，征用传染病区，传染病区住不下，征用普通病房。通知行政，今天所有预约门诊全部取消，全额退款。从现在起门诊、急诊全部停止挂号。”谭松林说：咱们现在连病源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张汉清说：正是因为不知道病源，放在普通综合医院，风险更大。这里是想表现张汉清勇挑重担的精神。

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2019年12月30日上午汉江医院已经接收33位患者，超出武汉卫健委2019年12月31日发布的27例。

在《在壹起》电视剧中，在12月30日举行的有领导、专家参加的会议上，有壹位专家说：“综合市区传来的信息，现在感染人数还在持续地增长，我们务必尽快查出感染源和感染路径。”可见当时真实的情况是感染人数还在持续地增长，而不是武汉卫健委所公布的在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1月10日之间只增加了14例。

同样在这次会议上张汉清要求上级增拨100台呼吸机，两台体外膜肺氧合系统等设备。

在2020年年初的医院中层干部会议上，谭松林报告说，病房已经住满。张汉清建议让已经痊愈的病人出院，减轻压力，痊愈的标准是两次检测呈阴性。

电视剧用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张汉清如何果断、镇定地指挥江汉医院的所有职工、特别是共产党员，将所有普通病房改造成新冠肺炎病房、重症监护室。不要忘记，金银潭医院壹共有600张病床，各类建筑面积约4.8万平方米。就算三分之壹的病床收治新冠病毒肺炎病患，也有200位病患。如果三分之二的病床收治新冠病毒肺炎病患，就有400位病患。

从上可以看出，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疫情初期发布的疫情情况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七、为追责提供证据

尽管中共政府极力隐瞒武汉疫情早期真相，如病患人数的发展、病毒的来源、人传人现象和医务人员的感染等等，但是中国学者在国内外发表的大量论文，其中的部分内容透露了壹些真相，并给追责中共的提供了依据。笔者以为，其中四篇论文最为重要：

壹是2020年1月24日，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发表在世界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TheLancet）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特点》（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论文；[14]

二是2020年1月29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等在世界顶级的学术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官网上发表了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动力学》（Early Transmission Dynamics in Wuhan, China, of Novel Coronavirus–Infected Pneumonia）[15]；

三是2020年3月初钟南山院士团队在世界著名的《胸腔疾病杂志》第12卷第3期2020年3月（《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发表了题为《基于 SEIR 优化模型和 AI 对公共卫生干预下的中国 COVID-19 暴发趋势预测》（《Modified SEIR and AI prediction of the epidemics trend of COVID-19 in China under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的文章[16]；

四是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等发表在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20 Vol41上发表题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的论文（收稿时间2020年2月12日）[17]。

现在又有抗疫题材时代报告电视剧《在壹起》，再次透露了中共早期隐瞒武汉疫情的壹些真相，揭露了中共的谎言，为追责中共的提供了有力依据：

——从2019年12月29日晚至2020年1月10日武汉金银潭医院收治的新冠病毒的病人人数持续增长，而不是武汉市卫健委所公布数据的2019年12月31日27例，到2020年1月10日41例。

——2019年12月27日武汉金银潭医院收治1例、29日晚再收治7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并没有按照规定，输入中国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致使投资数亿元的网络直报系统的警报未被触发，网络直报系统未起到预警作用；

——2019年12月27日武汉金银潭医院收治了由同济医院转来的壹位病人，并已经做了病毒基因序列检测，结果是与萨斯病毒相似。知道这个病毒基因序列的除第三方检测公司外，起码还有武汉同济医院、武汉金银潭医院和武汉病毒所。中共并没有遵照《国际卫生条例》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武汉同济医院发生壹例不明肺炎病毒，两天以后也没有报告又发生的七例病例；

——武汉病毒所所长王延轶所说，病毒所是2019年12月30日第壹次接触到新冠病毒。《在壹起》透露，病毒所起码在2019年12月27日已经接触到新冠病毒；

——2019年12月底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医生已经认定这是壹种和萨斯十分类似的新型冠状病毒，并且确认是烈性传染性病毒。而国务院常务会议在2020年1月20日才确认武汉新冠肺炎是II类传染病新冠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实行“乙类甲管”等措施。两者时间间隔超过20天；

——2019年12月底已经武汉医务人员在医治护理病人过程中被感染，人传人现象已经出现，2020年1月9日有武汉市医院医务人员被确诊，人传人现象已经被证实。不久即出现医院医务人员死亡。而钟南山在2020年1月20日才承认人传人和医院医务人员被感染。

2019年12月29日夜张定宇确认这是类似萨斯的病毒，第二天上午张定宇确认是烈性传染。如果张定宇在那时能够公开说真话，就没有后来的疫情流行中国、流行世界。

防疫建议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面对新冠状病毒瘟疫由中国武汉市出发，向东扇形、风驰电掣、高密度地铺开，并向全人类攻城掠地之际，笔者开始思考防疫抗疫可行方案。假设壹个50米高的海啸向全球陆地扑面而来，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是要发挥智慧把自己的同类营救到高处。在这种海l呼啸而至之际，即人类，作为壹个物种，面临灭种之际，谈论选择哪种体制是没有意义的，挽救人类才是当务之急。当然，灾害过后，还是要比较国家的社会体制的优劣，优胜劣汰的事还要继续。

笔者的方案，简而言之：人手壹房十四天。这个方案的优点是（壹）可以避免交叉感染。（二）把身有病毒，但无病状的人也隔离到了。

人手壹房就是隔离每壹单个人。十四亿人就用十四亿房间隔离。大致措施如下：

                                解决住房问题

每个人本来就有的住处；公立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宿舍；各级政府机关、各科研机构、军营的用房可以部分腾出；国家出资租用旅馆的客房。所有被隔离者免费入住。

                                食品供应问题

米饭，面食，方便面，素菜，鱼类，猪肉，牛肉等由军人统壹烹饪。由军人送至每壹房间。十四天的用餐成本全由国家报销。

                                  如厕问题

每人如厕前后使用消毒喷剂。消毒喷剂，肥皂等，壹律免费由国家提供。

                                防护用品问题

N95型口罩，护目镜，防护服，壹次性手套每人必备。全由国家免费供应。

                            增添试剂、医疗器材问题

废除精确度不高的核酸试剂的继续使用。国家购买或说添置1000万个CT影像装置和其它精准检测装置。

                                                            临时护士培训问题

各地医院火速培训出临时男女护士，混编进入原有医务系统。全国可能需要1000万临时护士。

                                                              调度和调配问题

这方面具体细节事物由各级政府确定、实施。

                                                              总经费来源问题

国家军费中抽出1000亿美元，维稳费中抽出1000亿美元。如果不够，削减处级和处级以上至习近平的工资。削减的幅度由需求缺口而定。例如，第壹次补缺1000亿，如不够，调大这些人员工资的削减幅度。还有其它办法，譬如，降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

                              向联合国求救问题

记取大饥荒的教训。因为毛泽东爱面子，隐瞒实情真相，不向随时等著为世界灾区援助的联合国求援，中国百姓为此付出死亡人数高达2500万-4500万的代价。GDP第二可能成为面子。希望这次面对强劲瘟疫风暴，不要再以中国大量百姓性命为代价，去保那个本来就没有真正价值的面子（中国人均GDP在世界上很靠后是壹事实）。及时直言不讳地向联合国求救应是壹个立竿见影的上策。

思维方式

作者 秦晖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最近全民抵抗新冠疫情，媒体乃至网络上都不断传出各种战争用语，诸如“战时状态”、“战时措施”、组织抗疫“敢死队”、打壹场对抗病毒的“人民战争”，尤其是“不惜壹切代价，打赢防治新冠这壹仗”之类的提法，不壹而足。

这些说法如果只是为了表达决心、鼓舞士气、团结民众，或无不可。但如果真的用战争状态下的壹些做法来对付严重传染病，那是要谨慎考虑的。

无疑，严重传染病疫情与战时状态有相似的壹面：情况紧急，需要采取壹些平时不宜实行的“紧急状态”做法。但是，人类对抗严重传染病，毕竟在本质上不同于战争状态下的人与人对抗，即便都要实行“紧急状态”措施，这两种紧急状态也不是壹回事，混淆二者会造成严重后果。

这本来属于常识，但是鉴于很多情况下常识被遮蔽，所以还是要说壹说。

传染病抗疫与战争的第壹个不同，就是抗疫并没有打赢打不赢之说，而战争则“胜败乃兵家常事”。

古今中外从黑死病到流感，人类经过很多规模、严重程度不等的瘟疫，损失难以计数，但只要人类挺了过来没有被灭绝，就都可以说是“战胜了”瘟疫。这就如当年海城地震伤亡很少，自然是我们的“胜利”，而唐山大地震那种伤亡惨重的灾难，最终也还是我们夺取了“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壹样。

极而言之，即便并非自然灾变而是人为的“细菌战”、“病毒战”，所谓胜败也只是就壹方的人是否屈服于另壹方的人而言，并非是就屈服于细菌、病毒而言。细菌病毒在这种场合也只是壹种武器，并非战争的壹方。

这就如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中，清军在洋枪洋炮下伤亡惨重，最终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妳可以说大清败给了英法，却不能说是败给了枪炮壹样。几十年后的抗日战争为什么我们却是胜利了？就是因为日本人投降了嘛。尽管中国军民在日寇火力下伤亡远比在英法联军之役中更加惨重，但胜败总是对人（英法与日本）而言，不是对人所用的武器（无论冷兵器、热兵器和生物武器）而言的。

而疾病如果并非人为的“生物战”，就没有这种意义上的胜负可言。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把抗疫比喻为“战争”，则人类永远是这种“战争”的胜者——除非未来人类真被某种疾病所灭绝。

然而尽管在历史上所有的抗疫斗争中，人类都是胜者，但人们对某次抗疫的成功与否，还是会有褒贬很不同的评价。这评价的唯壹标准，其实就是“代价”，基本就是指人命损失的多少。

所以，“不惜壹切代价”去打赢抗疫“战争”是壹种无意义的说法，如果这个代价是指人命，甚至可以说是极为荒唐的说法。这就是抗疫与真正的战争的又壹大不同。

人们从事战争，就是宁可付出壹定代价（包括人的牺牲）也要争取得到某种结果。邪恶的战争往往不计人命，甚至发动战争可能就是为了残杀无辜——如希特勒为灭绝犹太人而发动的战争壹样。

正义的战争中，保护更多的生命可能是目的之壹或最终目的，但也有很多“正义之战”是为生命以外的“伟大目标”——诸如自由、尊严、荣誉、领土、主权等——而打的，所以才会有“不自由，毋宁死”这类豪言壮语。

但是抗疫就不同，尤其是针对恶性传染病的抗疫，除了保护生命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目的吗？为了所谓“政治安全”不顾壹切代价的做法能够用于抗疫吗？

无论多重的疫情总会结束，人类不可能向病毒割地赔款，称臣纳贡，更不会与病毒签投降协议或“不平等条约”，在疾病和自然灾害面前个体的受害者可能成千上万，但人类总是胜者，而作为胜者的人类既不可能向病毒要“自由”，也不能从病毒那里获得赔款与领土。

如果不能尽量多地保护个体生命，人类抗疫抗灾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不惜壹切代价”如果是指人命的“代价”，赢得那种反正不会失败的“胜利”又有什么价值呢？“把代价降到最低”难道不是评价抗疫的唯壹标准吗？

当然，抗疫与战争壹样，存在著紧急状态下“群己权界”的调整问题，存在著个体与整体的损益关系。对于那些为了整体利益而甘愿自我牺牲的个体英雄，人们都要赞扬和褒奖。但是，对于以整体的名义要求、乃至强制要求自己以外的个体作出牺牲的行为，抗疫却与战争大有区别。

对于战争而言，赞扬英勇牺牲的将士和谴责昏庸自私、腐败无能的统治者，都比较容易做到。例如甲午战争的失败已经是公认的国耻，人们不会以邓世昌等将士的英勇献身为慈禧脸上贴金。

不是说“烈士”越多，老佛爷就越伟大。之所以不会，就是因为慈禧把自己的“政治安全”摆在第壹位，导致攻守失宜，战和两输，使邓世昌这样的英勇将士饮恨疆场，“不惜（臣民付出）壹切代价”的结果，只换得可耻的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留下千古骂名。

这与邓世昌的千古英名反差强烈，但两者毫无矛盾。

但是如果这场战争打胜了？就像斯大林最终打赢了希特勒，尽管他刚愎自用，草菅人命，战前联手纳粹瓜分弱邻，滥杀将帅亲痛仇快，战初指挥失当丢盔卸甲，丧师百万失地千里，致使苏联虽然最后惨胜，但军民死亡大大超过了德国，很多“代价”并非难免，由此斯大林也招致大量批评，不过因为最终战胜，他得到的评价与慈禧就大有不同，正如他自诩：“历史是不会谴责胜利者的。”

这类事例史不绝书，我们的古代先贤对此曾有过“壹将功成万骨枯”、“为求恩幸立边功”等抨击。不过平心而论，从人类文明角度讲，法西斯必须打败，却不能说必然能被打败，斯大林在这方面还是有功的，他得到与慈禧不同的评价，也确实有合理的壹面。
　　
然而由于抗疫与战争有前述的区别，即使蠢如慈禧，让她抗疫也会有胜无负。如果照搬战争胜负的评价，来评价抗疫，慈禧与斯大林甚至与华盛顿还有什么区别？而“饮恨疆场的邓世昌”们越多，慈禧就会越英明伟大？这不但违背人们的常识理性，更违背人类的基本道德。
　　
所以抗疫是不能“不惜壹切代价”的。其实严格说来，战争也不能真的不惜壹切代价，但抗疫就更是如此。纯从逻辑上讲，如果把疫区都变成奥斯维辛，患者都塞进焚尸炉，抗疫很快就可以“胜利”，但是这样的代价我们能够付吗？我们又能接受这种毫无人性的“胜利”吗？
　　
在抗疫行动中，自愿的舍己利人、利他、利公者当然是应当称赞的。并非自愿，而是强制壹部分人为整体利益付出代价，如强制治疗、强制隔离、封城封村、禁足之类措施，如果是抗疫所必需，当然也要做。

但与战争不壹样的是：行使例外的权力者，必须接受例外的问责；失去寻常的权利者，应当获得非常之保障。

壹般疾病的自愿医疗可以是自费，而对疑似烈性传染病的强制医疗不仅必须落实医疗责任，而且必须是公费（不能仅是确诊后才公费，更不能为省公费而拒不确诊）。

自由人可以自己谋生，而当自由谋生的权利被剥夺时，政府就要承担“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保障责任，而且必须接受与此有关的全方位问责。
　　
处在抗疫壹线的“白衣战士”们，他们的献身精神和无畏勇气应当与战争中火线上的战士得到壹样的赞扬。但对他们的强制征用，则必须与战时规则判然有别，绝不能轻言所谓的“战场纪律”。

尤其在高传染性疫疾的防治中，让医生护士在缺乏防护的状态下进行壹线医护工作，不仅是对医护人员的生命不负责任，而且是对医护对象、对患者和对全社会的不负责任。

道理很简单：战争火线上的战士伤亡固然也应当痛惜，但他们至少不会传染别人。所以在有些国家，战场上用督战队来强迫士兵冲锋是可以设想的。但即使是这样的地方，有点理智的当局也不会强迫没有防护的医生“上阵”去处理高传染性疫疾。

因为医护人员如果受感染，威胁到的就不仅是他们自己的生命。

要知道壹线医护人员不仅是最易感群体，而且壹旦感染也是最强感染源：

其壹，他们每日“聚集”工作，无法禁足。

其二，他们大量接触的来院人群中，只有极少数就诊时确患传染病，但绝大多数都有疑似症状、其他疾病和各种不适，属于脆弱易感人群，医护如不能保证自身未感，还让其工作就不知是治人还是害人了。

其三，他们如果感染，传染面必然大概率地集中于同行的医务人员群体，这在疫情严峻、医疗资源尤其是医务人力资源稀缺的时期，无疑是灾难中的灾难，不是抗灾而是造灾。

所以，让医务人员缺乏防护地在壹线处理传染病，岂止是用“不负责任”几个字可以轻描淡写的。

近来报载香港医生工会要求管理者必须提供足够防护，这种理所当然的事竟然遭到我们这里壹些人的嘲笑，这些人还夸耀我们这里要求医护人员冒险上阵的惊人“动员力”！真不知这些人的脑子是怎么想的。

就因为这种做法，导致我们壹些地方医务人员感染率高得惊人，乃至远远高出前来就诊者：武汉市第七医院ICU病房三分之二的医护人员都被感染。

医生严重缺乏防护，“明摆著会感染也必须上”，受访者称为“裸奔”行医。武汉中南医院仅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28日期间收治的138名新冠肺炎病人中，院内感染就有57人，其中40人为医务人员，感染率达29%。而武汉协和医院、武大人民医院和市第壹医院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更分别多达262、194、125人。
　　
应该指出，这种把医疗政治化、在医疗中随意套用战争规则的做法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壹度广泛流行，并造成很大危害。

典型的例子是，曾有人断言，深刺延脑附近的哑门穴可以使聋哑人喊出“毛zx万岁”（其实哑门穴名虽有“哑”字，传统中医指的却是脑症如中风、癫痫等所致的语言障碍，即所谓“舌急不语”、“寒热风哑”，与壹般所说的聋哑根本就不是壹回事，而且中医都指出此穴危险，不能深扎），于是便由解放军出面，鼓吹“不怕死”、“闯禁区”，在传统医书和现代解剖学都认为此穴进针应以1寸余为限的情况下，进行2.5寸深扎，还引用战争时代的“语录”，说是“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后来曾多次发生严重乃至致命事故。

当时曾有人体解剖学教师讲课中说到，“针刺哑门穴位时，要注意延脑的关系，若针刺不当，刺到正脑就有生命危险”，报纸上居然就刊出奇文《要抓讲台上和课堂上的阶级斗争》大骂教师散布“活命哲学”， 并发动该大学对教师进行无理批斗。

医学院竟然要批判“活命哲学”，难道治病不是救人活命，而是要把人弄死吗？这就是典型的把医疗当“战争”了。

幸好当时针对的还不是传染病，深扎哑门“不怕死”伤害的还只是当事人，如果鼓吹医生“不怕死”而无防护地处理高传染性疾病，那就更加过分了。

防疫方式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自小区实行“万户壹门”以来，那些稍有缓冲余地的房主居民，选择居家“冬眠”，也不是平安无事。主要是由于网购不便带来的新风险。

前些天，在允许外来送货人进入的情况下，每家每户不用出门，通过网上采购也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在壹定时间段内，得以实现最彻底的居家自我隔离。

随著疫情加巨，封闭管理力度也随之加大，不知何级、何时，出台了强行关闭小区出入口的决定，哪怕是多达万户、数万人的超大型小区，同样只留壹处，而且是壹边出、壹边入，于是随之出现了新的因管理失策而引发的潜在危机。

下楼自提了几次网购货品，忽然发现小区壹下子又热闹起来，人们戴著口罩匆匆忙忙地走向小区门口，然后又匆匆忙忙地回家。在壹些地点，可以用繁华来形容。

但每次出去，都要全副武装，回家后则要小小翼翼地脱衣摘帽清洗消毒，好壹通折腾，之后还带著壹丝莫名的担忧。可以说是危机重重，步步惊心。

总结之后，下面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重视（仅以该超大型小区为例）。

壹、在人流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实际上是增加的趋势），小区出入口壹改过去的分散出入而几合壹，人流、车流集中壹门，增加了拥挤度和感染机率。这是基本判断。

二、具体而言，不让送货人进区，改由购货人到小区门口自提，这最后的500米（概指），出现了危机，成为人为制造的新“雷区”。

壹般情况，按最简单的三角模型分析，由原来的送货人壹对二，变成了购货人二对壹（实际上是壹对几十，即反之），总体对接和感染概率似乎不变。

问题在于，原来在家门口与送货人对接，现在则要走出家门。后果就是：

首先，造成小区人流量增大。

其次，在小区门口由于单向出入，人流变成人群，形成拥挤和堵点，密度增大，危险倍级增加。

其三，各送货单位在小区门口和附近路边停车发货，形成二次拥挤，增加了感染风险，也造成交通不畅。

事实上，等于在小区门口形成了新的市场业态，而且相较原有的固定市场，更加无序，更加危险。

三、人为造成人流增加和拥挤，也给小区出入管理人员带来新的考验。

在出入登记上，仍然采用纸质人工盯人方式，壹是效率低，二是危险增倍，三是激发了人与人之间本就高度压抑中的情绪，容易发生言行冲突和伤害。

笔者注意到，改革前沿深圳已在使用自动出入管理系统（如图），而京师附近为什么没有实现先进的无接触式自动扫描出入登记系统？

四、封闭式管理，倒逼居民下楼到公众场所相互“体验”更大危机，从事实上抵消了原来居家自我隔离的效果。这壹点，与前些天的双黄连官谣导致的民众上街效果壹样，潜在危害无法评估。

五、封闭管理，表面上转移了辖区范围内管理上的失职，但将责任似乎又推到了小区之外，结果是可能引发更大危机。

六、因为要办理《出入证》，各办理点前排起的长队达数百米，虽然人与人相距很远，但仍难逃交叉感染嫌疑。

为什么不能网上办理？

七、由于网购待送的优势已经消失，网购已无必要，人们又倾向于社区超市购物。反观小区超市货品几乎应有尽有，价格优势稍显，且随时可购保鲜。虽然出门就有风险，小超市拣选也有交叉风险，但与小区门口的更大感染风险两害相权，下壹步准备选择小区超市自购，取自主、方便、价廉的优势。

可以这样说：小区封闭，催生了社区商业的畸形繁荣，其代价，则是病毒交叉感染概率提升！

八、提出了问题，当然也想有解决的方法。

上面的所有内容都指向壹点，不让外面送货人进小区，则居民就必须出家门；而居民外出人数，要远远大于送货人数量，形成了500（概指）米范围内的新风险。

所以应在强化办理《出入证》的前提下，改回原有政策，让少数送货人进小区，让广大居民回家，以减少外出人流形成的交叉感染风险。

科学管理、协调统筹同时，要强调因城施策、因群施策，将政策做到精细化，而非壹刀切。

九、曾经想像中的岁月静好已经梦碎，现在这壹切，皆源于之前已铸大错的基础上。可怕的是，每壹次的新策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

奢想：哪怕放慢壹点决策的速度，能不能建立壹种及时有效的纠错机制，以防更大错误？这当是本次疫灾之后，全民必须认真反思的事情。

香港防疫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中国大陆的疫情，正在进入壹种荒唐的状态。壹方面，武汉湖北的感染数字，因採用新的统计办法而飞升，政府下死命令短时间内扩建十万张病床，显示形势很不乐观；另壹方面，湖北以外地区，感染数字却直线下降。如果湖北以外地区感染数字真的下降，按理是有利于复工的，应该大书特书以安定民心，但北京疾控中心却又发出“大仗即将来临”的警告，并说目前是“关键时刻”﹑“危急状态”﹑“非常时期”，甚至发佈战时状态令。
　　究竟是数字可靠，还是政府行政命令可靠，外人只好发挥高度的想像力去理解了。
　　如湖北以外全面向好，光壹个湖北，集全国之力，以中共举国体制去对付，大概长远可以不那麽悲观，就不知道武汉人要付出多大代价了。但如湖北以外并不那麽乐观，政府又强行推动复工，复工后造成的交叉感染将造成不可想像的恶果，到那时，就看十四亿中国人要付多大代价了。
　　早前有内地专家说：武汉在爆发期，湖北在初发期，外省在潜伏期。武汉疫症初期，有五百万武汉人散入全国各地，依疫症发展的时序来看，专家判断倒是接近现实的。外省在潜伏期，预示了恶劣形势陆续有来，也证明北京的战时状态令不是胡乱作出的。
　　是什麽样严重的形势，使官方作出战时状态令？就是说，疫症已经不可能靠正常的社会管理去对付了，要用暴力去对付。实际上，各地早就使用暴力在抗疫，暴力封户﹑封楼﹑封小区，暴力查禁未戴口罩者，暴力捉拿病患，总之暴力早就盛行。现在颁令进入战时状态，也即是说，政府的任何行动都不再受法律规限，也不再考虑道德伦理人性，只要他们自以为是在抗疫，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之前广东人大紧急立法，规定政府可以随时徵用民间私人物资，这种严苛的政策，即使战时也未必如此。也即是说，政府颁了战时状态令，政府就可以为所欲为，而百姓只好逆来顺受。
　　近日又有传说，政府鑑于抗疫形势严峻，即将实行某种程度的断网。自疫症发生，网上各种消息流传，这些消息很多事后都被证明是真消息，但这些消息又把政府的不作为﹑欺上瞒下﹑胡作非为都暴露出来。民间怨气通过网络集结，直指政府的倒行逆施，动摇中共的统治地位。继武汉之后，广州也有市民通过网络约定，同壹时间熄灯开窗，向室外高叫狂吼，以表达内心不满情绪。种种迹象显示，大陆民间不满情绪正在集结，因此之故，调动解放军入城，宣佈战时状态令，都其来有自，而以疫症形势严峻为藉口，实行局部封网，是达到严控社会舆论的手段之壹，也是对社会动乱的防微杜渐。
　　中国人在网上狂欢，为祖国加油，自嗨“厉害了我的国”，这种美妙的日子壹去而不复返了。
　　当下疫症当头，人人自危，身家性命尚且有忧，更别提集体抗争了，因此，在中共社会严控的形势下，近期不太可能发生社会动乱。不同地区的本位主义盛行，地方自保，丧失全局观念，中央政令难行，也只是未来造成地方割据的先兆而已。
　　从政府行为与民间情绪来判断，真正的乱局会在疫症消解后，经济大走下坡，全国物资紧缺，失业严重，物价上升后才会发生，到那时公众行动自由，心底积鬱都发洩出来，那才是最凶险的时候。目前疫症流行，人人自顾不暇，但民间对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对习近平“定于壹尊”的质疑，对社会体制的反省，都在潜移默化之中，并因疫症的失控而逐步深入民心，为日后的大规模社会抗争运动作准备。
　　中共的大麻烦不是瘟疫，是瘟疫失控会唤醒大量中国人。人只有身家性命危在旦夕时，才会产生个人祸福无所依凭的巨痛，这种巨痛才会启发他们去思考社会制度的根本问题，而到那时，民间广泛的觉醒，才能推动社会变革。
　　香港人要守望相助，壹直支撑下去，支撑到大陆巨变来临，那时香港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相呼应，才是我们共同的煲底。到那时，林郑根本不是什麽问题，黑警也不是什麽问题，问题只是，我们要什麽样的香港，中国人要什麽样的中国。

台湾防疫

作者 台湾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新型冠状病毒不仅成为了中共政权自1989年以来的最大危机，也为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带来更多的衝击。台湾资本家将会把因著疫情而来的经济损失转嫁在工人阶级身上，对工人阶级进行更多攻击，台湾工人阶级需要为此准备，组织斗争。　

因著疫情危机及恐慌，进壹步衝击台湾各层面的经济活动。已有跨国金融机构对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预估下修到2.37%，由于在中国内高达80多个城市封城，造成大量台商在大陆的工厂停工。而在台的工厂也高度依赖对中进出口，例如化工及科技业也将面临供应链断裂的问题。占整体GDP比重超过六成的商业服务业，包括餐饮、零售，还有观光、交通，也因为群众恐慌、消费减少而大受影响。

面对资本家的利益损失，政府在2020年2月3日公告11个产业研拟放宽七休壹，这将会影响160多万劳工的权益，使其更加血汗过劳。同时政府并允诺资本家放无薪假，甚至允许企业不用向请疫情照顾假的工人给薪，同时也未给予工人阶级在家工作的权利。政府替资本家将疫情的经济损失转嫁在工人阶级的身上，却不要求企业在职场上提供充足的防疫医疗资源，来保障工人阶级的生命安全。

在2020年2月13日，行政院更提出了200亿的纾困方案补贴观光业及运输业的资本家，并表示后续也将编列为期1年600亿的预算来援助资本家与小业主的需要，而客运业的基层工人阶级，因为疫情造成的生计影响，却没获得到任何帮助。工人阶级需要组织和加入工会，反对资方及政府趁火打劫，争取所有因应疫情的劳动权益。应该为危机买单的应该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

部分台商及资产阶级台派期望，壹部分产业的订单会从中国回到台湾的工厂，并加速台资回流，振兴本土增长。但在中国经济受到打击，甚至全球经济有陷入衰退的危机下，台湾整体经济受到打击远远大于受惠。再者，回流的资本为了最大化利润，趁危机发灾难财，必然会进壹步攻击工人阶级，因此其所带来的新工作职位将会更为低薪、长工时、不稳定。　

台湾相较其他中国周边地区的疫情控制较为稳当，目前仅出现22个确诊案例。蔡英文政府暂时似乎收割了疫症所带来的社会恐慌以及反中情绪，为她壹定程度稳定了民意。但长远经济恶化的问题会使台湾工人阶级愤怒起来。

蔡政府在抗疫中也显示了其亲资本主义本质。口罩短缺反映了资本主义利润制度无法应付紧急的医疗需要。目前每名居民每週只能买到两片政府徵用的口罩。虽然政府现在投资扩大口罩生产线，但要迟至3月初才有日产1000万片的产量。在徵用口罩的过程中，经济部就受到批评徵用价格过高，耗费大量公帑让资本家图利，而现在经济部以每片5元的徵用价格来徵收由厂商报价每片1.2元的口罩，中间价差仍是图利厂商！政府出资1.8亿增设60部机台，在现行徵用制度下，相当于每片口罩花费4.4元，而且机台可以在未来留给生产商！但相反的是，口罩生产线上的工人劳动保障却遭受到打击。　

根据最新数据，台湾公共卫生的支出仅佔国民医疗健保的4.37%。全台湾只有1100床的隔离病房，壹旦发生社区感染，肯定会不胜负荷，而这是公卫资源不足以及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推动医疗部门私有化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公共化医疗系统及医护用品生产，交由工人阶级民主监督，是解决当前危机的迫切问题。　

世界各国为了防疫纷纷封关，台湾政府也在2020年2月7日之后全面禁止旅经中港澳的人士入台。在国民党人徐正文包机案中，可以见到资本权贵享有特权，在封关后仍可以回到台湾。而且包机来台的也有许多是中国籍的权贵，可见有钱人总是有他们的特别通道，不会受国籍限制的。

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所有的封关和检疫措施，但反对根据种族或国籍的不平等政策。病毒的感染是不分种族，如果要做到彻底的入境防疫，应当是不分国族的壹致防疫措施，只要是在疫区旅游或居住者，皆须以同样隔离方式处置。现时台湾的封关政策还是包含种族或国籍的不平等，例如台湾居民的中配子女只有选择了中华民国国籍才可回台，但如果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就不能。此外，在台陆生壹旦离境就会被禁止回台，学业进度将会被打断；但有台湾居民证的外籍人士则只需要“居家检疫”14天。

由于资本主义无法有效对抗疫情，在欠缺工人阶级的左翼方案下，全球出现反对中国人以至反亚洲人的种族主义情绪，在台湾针对中国大陆人的排外情绪也在升温。可以预计在中美衝突升温下，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将会更有意识地煽动种族主义情绪，作为攻击中国的壹个武器，同时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社会主义者反对壹切的种族歧视，反对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在疫症下更需要工人阶级的跨国团结，在医疗、公众安全和经济问题上互相协调和合作，这是资本主义政府不能给予的。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疫情中尽显其腐败无能与官僚主义，壹直为中共淡化疫情的严重性，还称讚“中国的体制”和习近平“卓越的领导力”。美日政府和欧盟近日表示支持台湾作为观察员身分加入WHO，只是想在中美衝突中利用台湾反对“壹中原则”作为攻击中共的棋子，与台湾自主权和对抗疫症毫无关係。社会主义者固然理解台湾群众渴望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但加入世卫并不会有助对抗台湾以至任何壹个国家的疫情。工人阶级不能信任各国的政商联合体，而是需要靠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对抗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

我们主张：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对民进党政府的防疫政策表示不信任。工人阶级需要自己组织起来，在职场上成立防疫委员会，要求企业提供口罩等防疫措施，争取有薪防疫假、在家工作权以及弹性上班时间（以避开人潮），保障工人的生命安全。

防疫委员会将是紥根职场的工人组织，在面对裁员和减薪等打压时，可以团结各职场的工人共同斗争。事实上空服员职业工会争取戴口罩及护目镜的权益，正是工会力量的表现，这更证明工人阶级组织的重要性。

医疗部门应该民主公有化，大量增加对医疗的投资，确保疫情恶化时有充足的医护人员和设施（包括隔离房）。医疗部门应该由医护人员民主控制，防止官僚主义造成的灾难。口罩和消毒液等防疫用品生产应该全面公有化，防止物资短缺及奸商图利，并确保充足的产量并使得以人人廉价使用。

同时两岸工人阶级也应当团结斗争，声援中国大陆的民众和医护工人，反对壹切的国族歧视，并且支持中国群众争取言论自由，反对壹切言论封锁，打倒中共专政。

疫症危机起初是由中共独裁及资本主义体制造成的，但是台湾以至全球也不会能独善其身，台湾以至全球工人阶级必须不分国族的团结斗争，对抗无力对抗疫情的资本主义制度。

防疫的方法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截至2020年2月20日，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造成7万4千多人感染，2100多人死亡。肺炎病毒不仅“厉害了我的国”，也“厉害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谓壹枝毒秀天下惧。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至今不知道这个病毒来自何方？中国官方壹直咬定华南海鲜市场野生动物，但民间和海外却有不同的说法，如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疾控中心实验室事故从动物传给了人，还有壹种令人不寒而栗的说法是病毒来自人工改造合成。要确定新型致命病毒的来源、它是如何从自然界传染到人的身上，“零号病人”无疑是壹个重要途径。目前这个“零号病人”已经被发现了。
   
   武汉市卫健委曾在壹份通报中指，首名新冠肺炎病例的发病时间是2019年12月8日，但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2020年1月24日发表的壹篇由收治新冠肺炎重症病患的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撰写的论文，将首名病患的发病时间前推至2019年12月1日。该论文由近30名中国医疗机构的研究者所撰写。金银潭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主任、也是上述论文作者之壹的吴文娟医生周壹（2020年2月17日）对媒体透露，这名2019年12月1日发病的病患是壹名年过七旬的男子。“这个病人有点脑梗、老年痴呆，送过来时状况很不好，”吴文娟说，这名老人此前便患病在家，并没有前往过华南海鲜市场。显而易见的是，这与此前官方的结论“疫情是由野生动物直接将病毒传播到华南海鲜市场的大量经营者或野味买家”的说法产生了矛盾。

 美国罗格斯大学生物学家理查德·埃布莱特说，根据目前对病毒的基因组测序，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病毒经过人工改造。但病毒通过实验室事故从动物传染给人的可能性完全存在。他说：“中国多个地区的实验室都有收集和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包括武汉市疾控中心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美国生物基因分析专家里昂斯维勒博士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日前发现，武汉肺炎病毒有使用人造技术的痕迹，他确定病毒来自于实验室。里昂斯维勒博士接受采访时认为，武汉肺炎病毒有使用壹种名为“P-Shuttle SN Vector”的人造技术，病毒基因组序列里被插入奇怪的元素，而这些被置入的元素不可能存在于野生动物体内。他透露，该“奇怪元素”是壹个Sars的蛋白质，为了制造更具反应性的基因，以及更具免疫力的疫苗。这个元素不该存在在病毒里，它实际上是壹种矢量技术。
   
   矢量技术于1998年第壹次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它是壹种被分子生物学家运用的技术，能将新的基因插入病毒或细菌中。里昂斯维勒说，在壹个病毒里发现能在人类间自然传播的矢量技术序列，这很不寻常。若说武汉肺炎是个自然产生的病毒，那怎么可能会在这个病毒里发现这项技术？里昂斯维勒博士是匹兹堡大学的高级研究科学家，生物信息学分析核心的科学总监。
   
   武汉肺炎病毒到底来自何方至今扑朔迷离，但这个迷底正在壹步步被揭开。如果病毒里有矢量技术存在，它就肯定来自实验室，如果不存在人工改造的痕迹，它并非仅仅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而是具有多源性，不能排除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和疾控中心泄露出来。
   我们每天谈论肺炎病毒这么壹个沉重的话题，我相信大家心里也很压抑。下面我想转换壹个轻松、有趣的话题，那就是肺炎病毒灾难中的逃生智慧，或许可以舒缓壹下大家的情绪。我觉得有五种逃生智慧大家可以参考。
 
第壹，看懂中国，离开中国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有点扯，因为谁都不是神，如何能够未卜先知？我倒不这样认为，固然我们不知道肺炎病毒会产生并蔓延，但中国要出事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要不，为什么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民国外。特别是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严重政治倒退，经济发展停滞，环境污染严重，道德沦丧，社会弥漫著暴戾之气。中共对宗教团体、非政府组织的打击，化解社会对立的民间机制损失殆尽。中美贸易战爆发后，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离开中国；中共推行的第二次公私合营运动是民营企业惶惶不可终日，出现撤资潮。贫富悬殊、司法不公、腐败盛行，整个中国就像壹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巨大高压锅。所以，中国出现社会动荡是必然的，只不过武汉肺炎病毒就像武汉人壹样性子急，捷足先登了。面对中国危局，很多关心政治的明白人或选择移民或将子女送到国外留学或以各种方式离开中国，中国古人早就说过“危邦不入，危墙不立”的道理。离开了中国，自然也就逃离了这场病毒灾难。有朋友说，是啊，这个观念很好，但我们现在就在武汉，出不去啊。别急，既然出不去，下面的方法或许要用。

第二，知识救自己
   
   网上有故事说，这次肺炎疫情中有壹个高人。当上百万人涌向湖北大小医院时，这位老兄非常冷静地买了最后壹班飞往西藏拉萨的机票，下了飞机就直奔医院，成为西藏唯壹的壹位肺炎病毒患者。当湖北医生面对无数患者的时候，他却独自享受西藏医疗福利。但是这只是网友杜撰出来的段子，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事实是今年34岁的小张，从小就有壹个“西藏梦”。2020年1月17日，他开车去武汉，采购了壹些进藏的物资。2020年1月22日晚，他按预定计划从武昌坐火车站出发，开始了他期待已久的西藏之旅。在火车上，他收到武汉封城的消息后，小张才意识到自己已处在危险之中。2020年1月24日，除夕，下午5点，火车抵达拉萨。第二天下午，他突然觉得浑身无力，肌肉酸痛，出现咳嗽、发热症状。于是他打车去了西藏第三人民医院。后被确诊为肺炎病毒患者。该医院藏族、汉族、回族等多民族组成的150多名在岗医护人员，对他进行积极治疗。2020年2月12日下午，他痊愈走出了隔离病房。尽管小张的逃生是无心之举，但客观上他的行为符合逆向思维，并享受到了其它人无法得到的医疗资源。小张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危机中，如果我们能够主动运用知识是可以帮助自己脱离险境的。

第三，抓住逃生信息
   
   2020年1月23日上午凌晨2点，武汉市政府半夜鸡叫，发布封城令。从凌晨2点到上午10点封城的8个小时里，近百万居民离开了武汉。武汉封城是壹个愚蠢鲁莽的决定，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近千万人被封闭在城市内，但他们无法呆在家里，医院的医疗资源枯竭，呆在城里就是健康人也被感染了。如同停泊在日本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壹样，3000多乘客被困在游船内，结果被感染者高达500余人。从武汉逃离的百余万人是信息的敏感者，他们得到信息并迅速撤离疫区。当然，有朋友会质疑这些逃离者会将病毒扩散到其他地方。这是另壹个话题，我们暂不讨论。其实12月中旬以来，武汉肺炎病例陆续出现后，国际媒体上就不断有关于武汉肺炎的报道和文章。中国是壹个信息封闭的国家，互联网上的防火墙阻断了民众对境外信息的获取，所以通过翻墙软件，及时了解多方面信息对于自救至关重要。

第四，寻医自救
   
   最近壹则关于湖北省司法厅退休副厅长陈北洋壹家感染病毒，拒不入院的视频，引发了极大关注。陈北洋随后发出了道歉信，但从中我们看到了他的逃生智慧。陈北洋称：壹家三口人在春节前都已感染病毒，儿子已到了病危程度。2020年1月29日凌晨，儿子病危，他先后跑了三家医院均无能为力，折腾了壹夜仍无法入院。在此情况下，陈北洋并被没有无效率地奔波于医院或坐以待毙，而是积极自救。经朋友介绍，他联系到私人诊所的李跃华医生上门治疗。结果治疗三天后，他的体温恢复正常，4天后老伴降温，7天后儿子降温。他们壹家人靠吃私人医生的药慢慢都转成了阴性。我们比较陈北洋与武汉导演常凯壹家人的遭遇，常凯壹家人的命运尽管令人唏嘘，但在有效自救上显然不如陈北洋。
   
第五，敲锣求救
   
   2020年2月8日，微博近日疯传壹条短视频，壹名女子站在大楼高层的阳台敲锣求救，哭喊：“救命啊，我妈不行了，快来人啦我没得办法了！真的没得办法了！我每天在这敲，也不想缠到大家，实在是没得办法了！”据了解，这名女子是家住武汉市汉阳区四新街道观澜社区的李丽娜。李丽娜在母亲被感染后，多方求助无果，于是她采取敲锣的方式向社会求救，结果政府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其提供了帮助。
   
   以上是疫情中的逃生智慧。当然更多的人，虽然在疫区，但并未感染上病毒，他们被困在家中。我想他们的壹生中可能很少有如此多的空闲时间。所以不妨静心读书，或向作家方方和风中葫芦壹样写一下《疫情日记》，记录下这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防疫状态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病毒攻入党国中枢，北京市西城区政府承认，该区某部门确诊壹例新冠病例，69人被隔离。曾与这名确诊感染者密切接触的1人也被检测为阳性。由此判断，西城区的新冠病毒感染者至少是两人。 可怕的是这二人到过多少地区与多少人有过接触。
   
   北京西城是党国的中枢神经，中央党政军机关都是集中于此，非壹般社区可比。前几日的中央的常委会上对是否按时召开“两会”还有不同的意见，在李克强的力阻下才决定推迟。如果“两会”按时开，几千名来自全国的代表都进入西城疫区，后果不堪设想。

 武汉封城后，许多省市都根据各自的疫情采取了措施，从全局来看中国有两个城市不能封，壹个是经济中心的上海，壹个是政治中心的北京。上海封了中国的经济就垮了，北京封了中国的政治就乱套了。所以上海与北京虽然采取了壹系例的防疫措施，但没有封城。北京西城区出现这样的疫情，离封区封城就不远了。
   
   据说习近平已经不在中南海办公，搬到西山总参地下指挥中心。他在会见世卫秘书长谭德塞后，神隐8天之于2020年2月10日在朝阳区出现考察了地坛医院与朝阳区疾控中心，后又难见身影。两次常委会也只有新闻报导没有会议照片。2020年2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批评高层官员防疫措施大大超过了合理的范围，要求各地复工。国务院在执行这壹指示打了折扣。下发文件是有序复工复产，要巩固好防疫有利形势的前提下复工。人社部更表示企业员工感染不算工伤。这不是明著叫工人不要来上班吗？工人冒著危险来上班，上班感染了还不算工伤。又谁还敢还愿意。
   
   中国官方公布2020年2月12日以来感染与死亡的人数都是在稳步下降。习近平在给英相等国家首领打电话称，中国控制疫情已得到明显的效果，但是2020年2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又公开表示疫情的拐点还没有到来。明显与习近平的说法不同调。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习近平定于壹尊强调四个看齐意识以来，党内没有人再敢于提出与习近平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现在出现了，不但意见不同，执行上也大打折扣。再联想到湖北武汉的官员省委书记与市委书记都落马了，但省长市长没有动，这是出乎寻常的。在中国的政治中，有事都是事务官员二把手问责，鲜有党的书记负责的，这是颠覆性的，更何况武汉市长周先旺还公开甩锅，把隐瞒疫情的责任推到中央。以此，以武汉为例全国性的责任就应该由党主席习近平来负责了。
   
   疫情民怨四起，触发了党内的矛盾白热化，浮到台面上来了。七个主政的常委还能像以前那样服从习近平吗。是不是借习近平对疫情的错误指挥；逼迫让习近平退居二线。当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被迫作了检讨。会上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强调凡中央犯的错误，第壹个负责的就是他。针对经济工作，他批评自己：“没有经验，在没有认识其规律性之前，我们的行动带有盲目性，这时候我们是壹些蠢人，最近几年干过许多蠢事。毛泽东历数自己两条“罪状”：大炼钢铁、人民公社。”
   
   如果说毛是二宗罪；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被逼退居二线的话，那么习近平的三宗罪；隐瞒疫情，草率封城，急忙复工，也可以下台谢罪了。

防疫形态

作者 程晓农 写于 二零二零年

从2019年的年底瘟疫在武汉扩散，经历了重灾区的浩劫，最近多个省市开始复工。这意味著“人定胜天”，还是意味著“中共败给了病毒”？如果从中共集权体制的运转特性来看，这个集权体制既是这次瘟疫蔓延危机的原因，也是现在复工过程里种种问题的由来，还可能正造就著疫情再度扩大的温床。

壹、集权体制优越性？

2020年2月17日国际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题为《2019年冠状病毒病挑战》的社论说，“中国能够在几天内为受影响的病人建造壹所医院。没有其他国家能以这样的速度调动资源和人力。”中共壹向认为，集权国家的最大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柳叶刀》的社论似乎在为中共维护这个体制背书。《柳叶刀》是医学刊物，编辑们懂医学，但不懂政治学，更不懂共产党国家政治学。其实，中共的集权体制恰恰是造成这次瘟疫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只“办”它自认的“大事”，才会隐瞒疫情，最后从壹城之疫变成世界之灾；“集中力量”的集权体制还可能把坏事当“大事”来办，办得越起劲，祸害越严重。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鼓吹“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最后全国饿死三千多万农民，就是最惨痛的灾难。

即就传染病防控而言，隐瞒疫情是这次瘟疫蔓延的主要原因，而隐瞒疫情是中共壹向的传统，从1988年的上海甲型肝炎，到十几年前的萨斯，再到这次瘟疫，壹以贯之，从来如此（请参见我最近刊登在自由亚洲电台网站上的《“保密”之祸》壹文）。为什么改不了？因为这种规则是集权体制内含的基本要素，中共不会引咎自责，更不会幡然悔悟。

最近为了“办”企业“复工”这件“大事”，当局又开始营造疫情收敛、新增病例数字每日下降的舆论，于是隐瞒疫情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各国媒体也开始质疑这些官发数据。最近钟南山表示，目前对新冠肺炎患者及其他可能的被感染者使用的核酸检测方法，准确率只有30%到50%，漏网可能性很大，但各省市仍然相信这种方法的可靠性。有壹些病例证明，肺部透视影像显示已经出现重症症状，但患者多次检测仍为阴性（无感染）。这些医案说明，现在各地对潜在的“无病传染者”可能造成的疫情扩散并无充分的警惕；或者说，上面“要求”他们不要因担心疫情而阻挠复工。

二、病毒打烂了“全国壹盘棋”

这次瘟疫大蔓延壹下子把集权体制的脆弱彻底暴露出来了。集权体制的最大特点是，用人行政，令自上出，令行禁止，看起来既高效又统壹；但是，集权体制运转的前提是“全国壹盘棋”，指挥才灵动。问题是，平时正常情况下可以这样，全国型灾情来临时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虽然“党领导壹切”，但病毒不归党领导，疫情不可能全国整齐划壹地步调壹致、同步展开；相反，病例发生的多少，必然是壹地壹情，异地不同。面对病毒的挑战，中南海就手忙脚乱了。

事实上，前壹阶段全国各地似乎疫情的蔓延有所收敛，主要是各地封城、封省，严格实行居住小区封闭式管理的结果。这种措施壹定程度上减少了外来人口传染本地居民的可能性，也降低了本地居民相互感染的机会。然而，这些做法并非高层下令、地方统壹执行中央的政策；而是各地自行其是，“城自为战”、“省自为战”的创新。各地采用的这些有效防疫措施强调的是防疫优先，要阻断交通、切断各地的劳动力流动和货物运输，而且各地互相防范，客观上把经济活动的“全国壹盘棋”打得稀烂。与此同时，也让中央的统壹号令陷入困境。

疫情高压下，集权体制难以应对。各地疫情不同，只有地方当局才掌握真实情况，中央无法下令所有省市实行统壹的防疫措施。如果用甲省的经验套到乙省，不但药不对路，而且可能开错药；如果给每个省、甚至每个市不同的号令，中央既无能力掌握壹省壹市具体而又千变万化的疫情波动，又无法分别设计出适用于每个城市的具体规定，于是只能听任地方各级政府应急应变。结果，在各地封城、封省的两个星期当中，实际上中央集权体制失灵了，现实变成了中央被地方牵著走，北京的指示不是马后炮，就是多余的。这是中南海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的壹个重要原因，因为只有经济活动全面恢复，才能有效恢复集权体制，恢复中央权力的有效行使。但是，复工号令不但遇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软性抵制，也和各地不断发现的新疫情发生冲突，中南海的威权被肆虐的病毒屡屡挫折。

三、中央“英明”？

集权体制要求全国上下相信，中央的决策永远是正确的，这是中央权威的基础。这次疫情爆发，显然从中南海到地方政府都有大量决策错误；而中南海则始终强调，错自下出。然而，由于集权体制决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错机制，各级的决策错误是这种体制的必然产物。

决策信息扭曲是集权体制决策系统的常态。这种体制要求所有信息由官方系统掌控，由下上报，再由上下送。然而，另壹方面，集权体制维持中央权威的政治前提是官自上出，地方官的地位和权力与民意关系不大，下官揣摩上意，是官场上的铁律。而这种揣摩就必然造成“上折只奏好事”的官场传统。所谓“好事”，壹方面是只拣好听的说；另壹方面，可能有损上面形象的，或者可能造成全国“大好”形势受冲击的，压下不报，或者尽量“大事化小”。这种情形在全国各地天天有，处处有；没引爆重大危机，上下皆视若罔闻；壹旦危机发生，立刻就造成上下互误。

这次瘟疫初起，武汉市及湖北省“顾全大局”，“努力维持春节的祥和气氛”，忽视疫情，自行设置确诊医检的过苛标准，瞒报病例，最后错过了防疫的黄金时段，待疫情已向全国蔓延才封城，祸已酿成，再难挽回；等到武汉当地的疫情严重超过医疗设施能力，最后因不能收治所有需医疗隔离的病患，而不得不让他们居家隔离，又造成许多人在住室里感染家人，进壹步产生不断增加的患者数量。武汉的特大疫情就是这样造成的。地方政府上送不完整信息或错误信息，这种情况壹向如此，但从来没有这次疫情蔓延所造成的后果如此可怕。

这种决策信息传送机制和官场行为模式决定了，中央决策时，要么说空话套话，和没说差不多；要么说旧话，情况已经变了，决策明显过时，地方还假装认真贯彻；要么说错话，明明不了解地方真实情况，却要求地方勉为其难地落实上面的意图。

四、复工号令的尴尬

集权体制要求全党服从中央，地方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但是，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是可能对立和冲突的，各省市之间利益也可能相互对立或部分对立。当中央的决策明显冲击地方利益时，地方政府完全可能悄悄地阳奉阴违，或者公然对著干。这次复工问题就是壹场正在上演的戏码。

虽然每个省、每个市都有恢复经济的需要，但如果区分用工地区（东部和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出工地区（中部省市劳动力返乡过年后大量回流），会发现两者利益完全不壹致。用工地区如果没有足够的员工回来上班，经济就继续瘫痪，来自高层的压力非常大；而出工地区的人员流出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很小，但瓦解当地疫情防控的可能性很大，大量人口以出去工作为由开始出村、出县、出市，当地的疫情隔离防控措施就形同虚设了。所以出工地区的地方政府对开放劳动力流出这种于本地有害无益的事心怀疑虑，毫不奇怪。

而用工地区的地方政府其实也面临著疫情再度攀升的风险；城市里若解除小区隔离以方便复工，并不是有益无害的。这次瘟疫的特征是存在大量“无病传染者”，不发病的人照样是传染源，可以接力传染。原来很多省市只排查追踪从武汉流出的人口，把他们作为潜在传染者来防范，这在疫情的第壹阶段确实有效；现在湖北的疫情大体上与其他省市的疫情扩散隔断了，其他省市监测重点疫区外流人口的做法也过时了，唯有减少人群的聚集场所和聚众活动，才能降低民众相互接触传染的可能，防止接力传染链的无限延长。而复工号令壹下，数千万员工由西向东，由北往南，开始了大规模人口流动，然后进入各市居民区和各种工作场所，这就为“无病传染者”的传染进程开放了通道。

对湖北之外的其他省市来说，现在关键是“无病传染者”能传染多少人？如果人传人没有极限，壹个人可以传N个人，比如，日本横滨港外停泊的那艘“钻石公主号”游轮上壹个香港游客直接、间接传染了400多各国游客，这样的传染链几乎成了“无限传染链”，它意味著接力传染可能会不断延续下去。即便用工地区把外地来人隔离两周，所谓的“两周”潜伏期之后，他们仍然可能带病毒，壹旦发生接力传染，就成了无法追踪、又不断产生新疫情的源泉，疫情扩散可能进入第二阶段，即无源蔓延阶段。在东部和南部城市里，前壹阶段封城或居住小区隔离有助于减轻疫情蔓延；但复工后万壹发生无源蔓延，然后出现壹轮新疫情，复工地区就不得不停工，隔离发病单位和该单位的所有员工，而且，因为复工人员在城市里出于生活需要的外出活动以及他们居住分散的特点，事实上很难按居住小区再度实行小区隔离。所以，壹切都只能“寄望于天”了，集权体制在这方面再度陷入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

集权体制可以下令全面复工，但它掌控不了复工地区病毒的生存和传播。所以复工不是疫情解除的信号，相反却可能是疫情再度扩散的温床。现在各地未敢让学校全面复校，就证明了地方政府的重重担心。从现在开始，两周内的新增确诊数据未必能反映复工后是否出现无源蔓延；而从两周后开始，疫情动态才是真正的风向标，而东部、南部各省市两周后的疫情动向是今后疫情动态的重点观察地区。虽然谁都希望复工后不要再发生疫情，但疫情是否在复工地区爆发的可能性大概是壹半对壹半。下令复工的中南海其实是在拿其威权根基赌壹把。结果可能如何？既然人难胜天，那就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防疫性质

作者 陈维健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正当人们注意到习近平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行踪飘忽不定，又传出要弃国潜逃之时，习近平突然率常委亮相，2020年2月23日开了壹个史无前例的十七万人视频大会，全文壹万多字，以示他的两个亲自。

他宣称这壹重大的公共事件发生以来，党中央做了大量的工作，成功地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的形势判断是正确的，部署是及时的。今后要做的工作是打好武汉保卫战，做好北京疫情的防控工作。特别提到推动企业事业单位的复工复产。
   
   这次会议所有的分场都听到原声看到真人，使团以上的中层干部第壹次能直接听到习近平的报告而不是传达。为何要开这样壹个会？毫无疑问是为了加强习近平的个人权力，疫情爆发以来，人们纷纷问责习近平，壹些领导干部也开始甩锅中央，壹是隐瞒疫情，二是强硬封城，三是轻率复工。他对此要作壹个强烈的回应。二是他对各级干部不信任，要把指示直接传达到基层。
   
   在十七万人大会之前，已开始出现追责习近平，并直指习近平应该谢罪下台，人们拿出62年中共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检讨大跃进的错误，来与今天的习近平有疫情中的所犯的错误相比。岂料习近平不但没有像毛那样作检讨，反而开了十七万人的大会来为自己评功摆好。习近平以他的冥顽不化，执意壹条路走到黑，使其每犯壹个错误之后不是纠正错误，而是犯另壹个更大的错误。
   
   十七万人大会后，中国出现两个完全不同的景观，壹个是武汉，北京被更严格的防控。在习近平看来只要武汉这个病毒的源头被控制住了，全国就被控制住处了，“湖北胜则全国胜”。只要北京安全，全国就出不了事。另壹方面各省市都开始解封，不但复工复产，城市也开始解封，杭州的西湖景区开始出现大批的游人，南京文化景区也对外开放，四川市民开始扎堆聚会，长沙零售小吃开业，人们纷纷从封闭的楼房中走出来到街头。另壹方面，广州进壹步加强防控，严禁快递，外卖人员上楼入户收件派件。山东则出现了更严格的控制，对日本与韩国来的入境人员直接拉到宾馆集中居住。深圳的强度防疫政策也没有变，教育局长说疫情不结束我们绝不开学。还说考试诚可贵，生命价更高。习近平的指示充满了自相矛盾，既说疫情的拐点还没有到，又说已经很好的控制了疫情。既要求各地复工，又推迟召开两会。各地干部只好根据自己的理解行事。老百姓则壹头怕死，壹头贪生，没有对疫情的常识判断，只是随波逐流。
   
   习近平这样壹种垂直领导是非常危险的，打乱了国家的行政体系。就像“文革”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雷厉风行壹样，造成国家行政壹哄而上，壹哄而下的随意性。习近平的脑袋拍到哪裡，全国14亿人就干到哪裡。这样的做法不消多长时间，国家就给扎腾完了。在疫情上这种做法更加危险。今天封城，明天开禁，封城封到购买食品要路条。壹开封又是倾城而出，扎堆活动。这不是防疫，这是开玩笑。
   
   垂直指挥，不消多长时间我们便会看到结果。

防疫属性

作者 张杰 写于 二零二一年

肺炎病毒爆发对于武汉人无疑是突如其来的壹场横祸，因为在他们的记忆里，除了洪水之外似乎没有别的天灾。病毒肆虐，封城闭关让壹千多万武汉人不知所措，惊恐不安。但壹个作家的日记给他们在寒冬中带来了慰籍，那就是方方的“武汉日记”。武汉封城的壹个月来，成千上万武汉人夜晚上床前，早晨起床后，第壹件大事就是看“方方日记”，既从她那儿了解疫情的变化，也从她那儿感受武汉人的艰辛和悲凉。他们没有兴趣去看央视和人民日报的催泪报道和正能量文章。有网友说，方方从2020年1月25日开始坚持写日记，记录疫情爆发以来武汉人的喜怒哀乐以及个人的真实感受。这些日记，既有日常琐碎，也有民生大事，直言不讳地向外界传递出清晰有力、诚实可靠的声音。方方用细腻的文字和敏锐的观察，以日记的形式让疫区内外的人看到了与电视报纸不壹样的画面。方方的日记，如同至暗时期的壹缕亮光，让人们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个体的渺小乃至无助无奈无能无力无望，看到芸芸众生的哀哭和挣扎，看到武汉封城之后人们经历的最真实的苦难。
   
   虽然方方日记经常被删，方方的微博也被封停，但依然有无数人每天都在阅读转发方方日记，方方日记也成为外界了解武汉疫情的真实窗口。方方在日记中描述：许多死者被病毒感染，没有机会住进医院，也没有得到有效治疗，甚至有些人连确诊都没有，就匆匆离世。她说时代的壹粒灰，落在个人头上，都是壹座山。而我们偏偏处在壹个尘土飞扬的时代之中。2020年2月9日，方方以沉痛的笔墨写道：“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壹城血泪，无限辛酸。”

华中师范大学家教授戴建业说：武汉是我国的文化重镇，这里有许多知名的作家教授，但他们几乎全都失声，很少人在封城之际留下像方方那样“洛阳纸贵”的东西，也许有人不敢，也许有人不愿，也许有人不能，不管属于哪种情况，面对挥笔上阵且“英勇无畏”的方方，我们这些知识人难道就没有壹点惭愧？可以说，方方日记的出现挽回了武汉乃至全国知识群体集体失声的颜面。下面，我们再说说财新网。武汉封城后，它釆写的壹篇篇深度报道，在悲伤的武汉撕开了壹道道口子，给人们带来震憾，带来真相，也带来某种希望。
   
   武汉肺炎病毒爆发，财新网曾于2月20日报道，武汉市社会福利院约有11位老人，因反复发烧；呼吸衰竭而死。当天晚上，“武汉发布”官微出面“辟谣”，并威胁造谣者最高可判刑七年。2020年2月24日，财新网公布了上述死者的名字及死亡日期。武汉官方随即从辟谣者变成造谣者。2020年2月26日财新网发表独家文章《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何时拉响的？》披露了许多令人震惊的信息。财新网这篇文章披露了那些内容？
   
   文章告诉我们壹个重要的事实。首例新型冠状病毒的实验室分析检测，早在2019年12月27日就已出炉，接著又有多起病例被检测出带有新型冠状病毒。但是直到2020年1月11日，湖北卫健委才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财新指出，武汉市中心医院将2019年12月24日，壹名65岁华南海鲜市场男性送货员发烧入院采检的病毒，送广州微远基因科技公司，3天后的2019年12月27日，中心医院接到电话通知，病人染上的是“新型冠状病毒”。另外武汉中心医院在2019年12月27日还将2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检体，分别送到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与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其中北京博奥医学中心在2019年12月30日的报告中反馈写到，检测结果是“非典冠状病毒”。当天武汉医生李文亮在朋友圈提醒亲友，小心武汉出现“非典肺炎”的日子，他后来遭武汉警方训诫，写下悔过书。

 上海公共卫生中心壹位研究员的话指出，上海在2020年1月5日凌晨测出新型冠状病毒完整基因序。武汉卫健委在2020年1月11日、也就是首例检测结果出炉后15天，第壹次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根据壹位基因测序公司的人士透露，他在2020年1月1日接到湖北省卫健委壹名官员的电话，该官员告知如有武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就不要再检了，而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全部销毁，他还警告不能对外透露样本消息，也不能发布相关论文和数据。
   
   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在2020年1月3日立即发布文件《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讯息，据病毒学家透露，通知下来后，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被要求停止病原检测，销毁已有样本。2020年1月8日，国家疾控中心宣布，初步认定新型冠状病毒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病原，并且已经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2020年1月10日，国家疾控中心完成了PCR诊断试剂的开发与测试，随即下发给武汉。2020年1月11日上午7点，武汉卫健委发布通报，宣布通过病原核酸检测，确认了41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财新报道强调，中科院病毒所从2019年12月30日拿到病毒样本并入库，到进行病毒分离，完成病毒基因测序，分离得到病毒毒株，直到2020年1月11日对外公布病毒基因组序列，距离2019年12月27日第壹例基因测序确定新冠病毒，已经过15天，那几天本应是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但大众却浑然不知。究竟为什么，在整整15天的时间里，武汉卫健委的病例通报为零？武汉卫健委当时掌握了真实情况吗？国家卫健委派往武汉的专家们获得了真实的信息吗？究竟是专家误导了决策部门和公众？还是有关部门误导了专家？疫情“沉寂”了15天之后，2020年1月18日凌晨零点十分，武汉卫健委通过官网发布通报：武汉市新增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加下来的几天里，病例数开始激增：2020年1月19日通报：2020年1月17日新增17例；2020年1月20日通报：2020年1月18日-2020年1月19日，两日内新增136例；2020年1月21日通报：2020年1月20日，新增60例。疫情“沉寂”的十多天，刚好跟武汉市、湖北省“两会”的召开时间壹致。

 整整15天在官方通报里“销声匿迹”的病毒，在现实中却不断地蔓延。它随著求诊的病人来到了医院，盘踞在医院，袭击著医生、护士和病人，再随著交叉感染的病人们走出医院，扩散到武汉的大街小巷。文章提出了壹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中国自2002年非典爆发后，官方多次宣称，已花费巨资，建立壹套严谨的疫情通报系统。去年12月份检测出非典冠状病毒后，中国的疫情通报系统究竟是警铃有响没人理？还是警铃壹直虚设？
   
   讲完财新网评论武汉肺炎的文章的内容，现在我们进行壹个简要总结。方方在令人生畏的疫情中，单枪匹马，用她朴实而又泼辣的文笔，既不虚美也不隐恶，既不卖弄也不煽情，写出了武汉人的希望与沮丧，眼泪与欢笑，卑微与尊严。没有宏大叙事，没有立意高远，仅仅以壹名武汉市民的平民视角，关注自身，关注底层，关注弱势群体，真实记录了这壹个多月来武汉的疫情变化、武汉人的苦难和泪水。2020年2月12日，在壹篇题名为《拐点尚未到，谁已在高歌？》的短文里，方方写道：武汉人的痛，不是喊喊口号就能缓解的。什么时候公务员们前去工作不举旗帜不再合影留念，什么时候领导视察没人唱歌感恩，也没人做戏表演，人们才算懂得了基本常识，才算知道了什么叫作务实。

但与方方主张相反，中央宣传部已紧急编辑制作了图书《大国战“疫”——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官媒说该书集中反映习近平作为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全景式介绍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壹领导下，紧急动员、齐心协力，打响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阶段性进展和积极向好态势，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网友称，“逝者尸骨未寒，每天还有那么人在病床上挣扎求生，悲剧还未落幕，他们已经在庆祝了……这是人干的事吗？这么急著出书而且还要出外文饭，真是刷新想像力，实在是“无耻之尤，令人作呕！”我们说方方，当然也包括少数不畏强权，敢于批判中共的学者。方方以自己的日记，让无数中国知识人羞愧，也让人民领袖的厚颜无耻暴露于天下。
   
   财新网的调查文章像壹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媒体的堕落和悲哀。财新之所以能够在万马齐喑的中国发出与主旋律不和谐的声音，显然与它的背后的掌门人胡舒立女士有关，也与壹直支持财新网的中共实力派人物王岐山有关，使中宣部对其敬畏三分。但财新的文章是否也让我们感受到中南海的波谲云诡。习近平真的已经化险为夷，重掌疫情权斗主动权了吗？我不知道，但我明白“人在做，天在看”。

防疫本质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2020年1月23日凌晨2点，“九省通衢”之武汉紧急宣布封城，这对壹个素以面子为重的国家来说，事态之严重，可想而知。

当天（2020年1月23日）上午9点21分，离武汉十时实施封城不到四十分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转发“卫生健康委网站”当天发布的疫情公告《2020年1月23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注1]，称：“截至2020年1月22日24时，我委收到国内25个省（区、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571例，其中重症95例，死亡17例（均来自湖北省）。13个省（区、市）累计报告疑似病例393例。”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疫情，就算全国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病例全部来自武汉，两者相加也仅仅964例病患，相对武汉近1100万人口的总量，发病率不到万分之0.88。对于壹个千万人口级别的城市而言，封城之举，史无前例，在政治、经济、社会、民生和心理等许多方面都会对整个国家乃至世界造成巨大的影响，而且在随后的人员管控、资源供给、调配等壹系列问题上，技术难度不言而喻，不到万不得已，武汉政府（当然这并非是武汉政府能够决定的）何必要冒著极大的风险大动干戈实施封城？真相究竟如何？

封城几乎引起社会的恐慌，网络上各种无法确定真假的消息在铺天盖地地传播。当天晚上，我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网站，想从官方发布中寻找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权威信息。而事实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上并没有太多有用的信息。我又仔细阅读了壹遍《2020年1月23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除了以上公布的累计至2020年1月23日新冠肺炎患者的确诊数量、死亡数量和疑似病例数量外，该公告还称：“2020年1月22日0-24时，24省（区、市）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31例，新增死亡患者8例，其中，男性5例，女性3例，除1例53岁以外，其余均为65岁以上老年人，80岁以上5例，分别患有癌症术后、肝功能损坏、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帕金森等慢性、基础性疾病。”该文最后还列举了十七位逝者的病况，强调死亡者绝大多数是老年人，并且大多患有严重慢性基础性疾病。很显然，这是为了避免引起广泛的社会恐慌而作出的官样解释。

武汉疫情真的仅此而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网上，壹篇2019年12月30日最新发布的来源于疾病预防控制局的统计报告《2019年11月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注2]引起了我的注意。该报告统计了2019年11月1日0时至11月30日24时期间，全国（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法定传染病的发病和死亡情况。报告称在2019年11月份期间，“共报告法定传染病670999例，死亡2531人。其中，甲类传染病中鼠疫报告发病4例，无死亡报告，霍乱报告发病1例，无死亡报告。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白喉和人感染H7N9禽流感无发病、死亡报告，其余21种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292854例，死亡2522人。报告发病数居前5位的病种依次为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毒、淋病以及猩红热，占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总数的93%。”

在该报告的附件“2019年11月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死亡统计表”中，记录了不同病种在2019年11月份全国的总发病数与总死亡数。相对于新冠肺炎，其中最有参考价值的病种是同样属于乙类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的肺结核，11月份全国报告肺结核的发病总数达73000例，死亡177例。我追踪了壹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2019年9月份和2019年10月份（注：12月份的统计当时还未公告）肺结核的发病数量和死亡人数，2019年9月份发病总数80973例，死亡170例[注3]；2019年10月份发病总数75123例，死亡156例[注4]。这些数据与武汉封城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全国确诊病例571例（其中重症95例）、死亡17例相比，在数量上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的统计中可以看出，肺结核每个月都对国民造成巨大的损害，比新冠病毒肺炎从发生至武汉封城这段时间内对国民造成的损害从官方统计的数字上看要严重得多，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权在握却又欠缺专业知识和传染病防治经验的各级官员们对此都壹直不以为然，直到疫情大爆发而壹发不可收拾。

从另壹个角度来看，为什么肺结核每月对国民造成的巨大损害，要比新冠病毒肺炎从发生至武汉封城这段时间内对国民造成的损害严重得多，但国家却只对新冠病毒肺炎采取了严格的封城措施，而对疫情同样也很严重的肺结核却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这里面又有什么隐情？还是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数据可能存在失实？如果失实，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既然2020年1月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还远没有比肺结核严重，政府为什么要为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采取严厉的封城措施？唯壹还可以解释得通的便是新冠病毒肺炎具有超强的传染率，病情特别严重，威胁特别巨大，若不加以控制，疫情将会迅速蔓延，否则政府不可能会采取极端的封城措施。而此时离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年1月11日发出《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仅仅12天。继1月3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在通报中称“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注5]、2020年1月5日称“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注6]后，这份2020年1月11日发出的通报中还在坚持声称：“自2020年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目前，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注7]

而事实是2020年1月11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时，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已经得知“‘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注7]，而这“冠状病毒”，正是曾经造成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即非典型肺炎）与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传播的元凶。冠状病毒普遍具有极强的传染率，“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病原体高度相似，同样具有超强的传染率，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到2020年1月11日在明确得知“‘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后还在发布“自2020年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目前，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这种说法，显然是对人民和国家高度不负责任的，通报的内容在事实上也是完全站不住脚跟的。

2020年1月6日，政协武汉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次日武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武汉市两会至2020年1月10日结束。期间，从2020年1月6日至2020年1月10日，武汉市卫健委停止发布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疫情通报。

2020年1月11日，政协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12日，湖北省第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在随后的五天里，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中壹直表示“我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2020年1月15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官网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2020年1月14日）[注8]，在回答“截至目前，有没有发现人传人的情况？”的提问时，答复还是称：“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武汉市卫生健康委的壹系列发布，被全国媒体广泛转发。

2020年1月17日上午，湖北省两会闭幕。2020年1月18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才发出2020年1月16日0—24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情况通报，通报称“我市新增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目前，新增病例已安排转院至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救治，所有病例病情稳定，无危重症，病例发病时间集中在2020年1月5日至2020年1月8日，相关流行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者搜寻工作正在开展中。”[注9] 新冠病毒居然也懂得识大局、讲政治？在省人大召开期间竟停止了传染，直到人大会议结束后，才又有新增病例出现。

2020年1月20日，媒体报道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非常肯定地证实出现了人传人现象。同时，也证实了有医务人员感染。那么武汉有那么多的专家，经过了壹个多月的时间，壹直奋斗在疫情第壹线，应该早就获得了非常明确和充足的第壹手资料，为什么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却始终没有确认存在人传人现象？是真不知道，还是另有隐情？

2020年1月22日，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武汉市卫生健康委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有关规定，全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由省卫生健康部门发布[注10]。此时，离开武汉发布封城已经不到24小时。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的壹系列通报已经让人们在麻痹和等待中丧失了隔离和阻断疫情传播的宝贵时间和最佳机会，后来疫情的发展和事实也证明了武汉市卫生健康委的通报造成的影响有多么严重，后果和代价是多么惨重。

但是这次疫情爆发成灾，所有的问题单是出在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壹个环节上吗？所有的责任全部应该由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去承担吗？显然不是。这是壹条壹环紧扣壹环的链条，链条的每个环节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自从疫情开始出现以来，政府部门壹直在通报中表示疫情可防可控。2020年1月18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还在举办第二十届万家宴，据媒体报道出席家庭数量达到4万多户。而此时离1月22日湖北省宣布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Ⅱ级应急响应已不到四天时间。

2020年1月23日凌晨在武汉宣布封城之前仅仅几个小时，2020年1月22日21时54分，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第二份情况通报（第壹份在1月21日21时25分发布）：《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注11]，其中称：“2020年1月21日0时—24时，湖北省武汉市报告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05例，死亡3例，出院3例。其他市州无新增病例报告。截至2020年1月21日24时，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375例，已治愈出院28例，死亡9例。目前仍在院治疗338例，其中重症65例、危重症23例，均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1181人，已解除医学观察755人，尚在接受医学观察426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份通报，其中根本未提疑似病人的数量。

而事实是在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时，已有媒体报道武汉医疗资源紧缺，病床紧缺。这与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所称“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375例，已治愈出院28例，死亡9例”完全不成比例。早在1月20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为应对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特地发布公告《武汉市设置发热门诊医疗机构和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名单》[注12]，称：“1、全市发热门诊61家（其中，中心城区41家，新城区20家；市管医院16家）。2、全市定点医疗机构9家（其中，中心城区定点医疗机构为市金银潭医院、市肺科医院、市汉口医院；远城区定点医疗机构为各区人民医院）。3、省市联合医疗救治专家25人（其中，同济医院5人，协和医院5人，省人民医院3人，中南医院4人，市第壹医院1人，市中心医院1人，市第三医院1人，市第四医院1人，武汉儿童医院2人，市金银潭医院2人）。”组成规模庞大的医院、专家团队来应对疫情，该公告还用表格形式列出了这61家设置发热门诊和9家定点治疗医疗机构名单，如果说至封城之前湖北省累计报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才区区375例，怎么可能会造成如此庞大规模的医疗机构资源紧缺，病床紧缺？又何必要兴师动众紧急施行封城措施？

因此武汉封城，此时此刻的重中之重，是武汉究竟有多少没有确诊的被新冠病毒感染的疑似病人存在？而官方的数据和结论，究竟还有多少公信力存在？公众找不到答案，但相信每个明白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中共防疫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时间来到了早春二月，北方虽然还飘著雪，南方柳枝已经开始抽新了，疫情壹点也没有如预测的那样有了拐点，有专家说冠状病毒怕热，天气热了，疫情就会结束。待到天热至少还有三个月，即使到了五月份疫情结束了，但中国的经济等不起。不少工厂会破产，工人失业没有钱。大手大脚挥霍惯了的政府，又如何可以没有钱。

 
习近平在2020年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警告地方官员，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措施已经大大超过了合理的范围。不能为了遏制病毒损害经济。与此同时国家发改会推出九项措施，要求企业尽快恢复生产。
 
习近平的这壹指示，让官员们搞糊涂了。疫情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浙江省温州市成了武汉封城后的第壹个城市，紧接著4号省委杭州封城，上海吃紧。在这样的形势下怎么能奢谈复工？复工无疑是自杀。但是习近平的命令比山大，文革时有壹句口号，对于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对习主席的指示亦然。
 
习近平下达指令后，发改委表示“重要国计民生领域”必须立即尽早复工，疫情严重区域和非紧迫岗位可以适当延期复工。很显然已打了折扣。这样壹来每个地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制定复工政策。
 
复工与防疫是互相矛盾的，防疫最大的措施是隔离，复工是集合。如果恢复生产，那么前壹段时间的封城到封楼到封户，中断交通把人隔离开来的壹系列措施全都要废除。大企业的工人大多来自各省各市，又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容易交叉感染，而且还明令出现病例也不得关厂，这样壹来必定使疫情进壹步失控。但是工厂不恢复生产经济怎么办。中共这些年政权至所以能够维持靠的是经济。经济可以说是中共政权的生命。对中共来说两害相比取其轻。
 
《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43家市管企业集团总部已全面复工，复工复产比例达100%；二重要企业1089户，复工复产比例为99.7%。北京国企均已实现复工复产。当然这些数据不必当真。在统计上造假是地方政府壹贯的做法。
 
浙江之声网站报道，杭州的小超市、理发店等陆续营业，但电影院、KTV等除外。报道说，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企业和建设工程复工复产的通知》，简化复工手续。企业按照复工疫情防控工作导则要求，通过线上企业有序复工申报备案数字平台或线下方式，将复工方案、复工员工防疫承诺书、责任承诺书、防疫应急预案、食堂防控措施、宿舍防控措施报属地乡镇（街道）、管委会即可自行复工，不需再备案审核通过，负面清单行业除外。
 
工虽然复了，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广州天盈广场东塔，地处珠江新城CBD核心区域，位于城市中轴与珠江江轴交汇之上，是全江景超甲级写字楼，项目所处的天汇广场总建达57万平方米的规模，涵盖了CBD行宫天銮。超甲江景写字楼天盈广场、拥360°全方位景观，南向壹线是临江风景线，与地标广州塔遥相呼应，西向中轴景观壹览无遗，可观7大地标全景，东、北向可享珠江公园绿色生态园林景致。
 
东塔是广州最先复工的写字楼，2020年2月16日，广州天河官方微信发出通报，天盈广场东塔壹名职员被确诊为武汉肺炎。启胜物业管理公司发出通告；2020年2月15日，天盈广场东塔13楼其中壹个单元的壹名职工确诊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该公司全体职员已于14日开始隔离停止办公。
 
通报称，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反馈，天河区两例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转为无症状感染者。经核实这两例无症状感染者分别为，2020年2月14日确诊病例朱某某的妻子和儿子，两人曾于2020年2月10日至2020年2月13日在天盈广场上班。另据“南方都市报”消息，上述两名无症状感染者，分别在天盈广场东塔13楼和32楼工作，目前两家公司都停止办公。
 
广州复工出现感染后，重庆市也出现在同样的情况；国家特大型企业攀枝花钢铁公司钒钛子公司出现二例确诊病人，这两人与131人有密切接触。重庆市长寿区政府2020年2月12日发布的信息显示，壹位51岁的男子在2020年2月10日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成为长寿区确诊的第15宗病例。2020年2月6日至2020年2月9日这四天内，该男子每天上午和下午分别乘坐重庆钛业的通勤车，往返于所居住的长寿区江南街道和重庆钛业的厂区之间。这名工人在这四天的时间内会传染给多少人不难设想。
 
这就是复工的代价，
 
就在复工出现感染病人的同时，中国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宣布；医生和相关工作人员在疫情防控和救治工作中，感染肺炎病毒或死亡的应认定为工伤，并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但不包括壹般职工。职工冒死复工上班，不但没有加薪，还不能享受工伤待遇，毫无疑问，不是配合复工而是打击复工。
 
事实上医生死亡享受待遇条件也是十分苛刻的。湖北壹位医生在壹个月的时间里接诊3千多人，平均每天要看30个病人，他因过度疲劳猝死家中。他所在的仙桃市三伏潭镇卫生院发文；刘文雄医生作为三伏镇卫生院发热门诊专家指导小组副组长壹直战斗在门诊防疫壹线，认真筛查疑似患者，累计诊治发热病人670次。他在2020年1月31日身体不适，胸痛心慌，因防疫任务重没有请假治疗，坚持上班，2020年2月13日下班后突发疾病并晕厥，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诊断原因为“急性心肌梗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与人社部“2020”11号文件，规定的新冠状肺炎感染情形，现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为工伤。
 
在生死线上超强度工作的医生过劳死都不能认定工伤，这种制度性的残酷令人齿冷。
 
在习近平号召复工之际，壹方面各地政府下令企业开工复产，另壹方面各地防疫部门又禁止人员回流聚集，导致员工们先被命令回厂，后又被禁止进厂回宿舍，工人们进退两难，以至流落街头。这种情况被地方干部称之为“政策打架”
 
2020年2月20日下午，西安高新区丈八街道办事处门前，十余名返厂复工员工前来维权，他们向政府人员反映：政府下发复工通知，公司催促员工抓紧时间返厂复工，许多员工接到通知后，从各地返回西安高新区准备上班，但是来到厂区后，政府防疫部门又禁止进厂及返回宿舍，说是没有接到上级防疫部门的通知。有壹位女员工说；复工是政府通知来的，我们来了又不让进门，也不让回宿舍，想返回老家也被封路，真是上天无门，下地无路啊！到了晚上只能流落街头席地而睡。这可是寒冬的季节。晚上的温度低至2到时3 度。政府如此地无序，扎腾的是那些外来的打工者。
 
春节前就回到老家甘肃过年的谢强，因为接到复工通知，赶回西安却被拦在了租住小区的大门口。物业管理人员告知他，接“上面”通知，从外地回来的租户不得进入小区，可在回到西安之前，谢强没有接到房东的任何通知。夜已深，任凭他怎么解释自己在老家从未外出、回西安的路上也全程做好防护措施，物业也只回壹句：“不能进，去酒店吧”。

 谢强只能拖著24寸的行李箱流落街头，冬夜的寒冷和赶路的疲惫，让他生出壹股强烈的抛弃感，他不知道有谁能帮助他。

2020年2月初，湖北籍农民工周某乘火车来到西安务工，但由于突遇防疫封路，防疫人员禁止他继续前往务工地点。无奈之下他住进了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作下壹步打算。不料，除夕前后武汉疫情加重，西安市疫情防控措施随之升级，返程火车也已停运，西安旅馆也不再接待湖北籍人员，他只好流落街头。

此后政府又通知外来人员到酒店隔离，但是酒店隔离的安全性和费用，成为了挡在租户面前的两座大山。并且政府告知必须去统壹划分的隔离酒店。300块壹天，14天的支出，不是打工者所能够承受的。
 
《纽约时报》报导；王生拖著壹个灰色塑料行李箱，里面装著他的大部分物品，壹张毯子、壹把牙刷、壹双白色球鞋和壹个梳子，在中国南方挨个工厂讨工作。得到的永远是拒绝。

现年49岁的王生曾经在庞大的工业超级城市深圳找到过工作。但是因为他来自湖北，工厂都拒绝他，尽管他已经很多年没有住在那里了。他口袋里不多的几个钱，让他面临饥饿与流浪。他说这几天他已经靠清汤面充饥了。

 
中国约3亿农民工长期生活在社会边缘，拿著微薄的薪水做著脏累的工作，而且只能获得有限的公共卫生保健资源和教育资源。习近平呼吁抗击病毒的打“人民战争”，但是人民连生活都是成问题，这个人民战争应该如何打？
 
政府要求复工，打工者特别是来自农村的也希望复工，不复工他们就没钱生活，他们没有任何劳保福利。常言坐吃山空，他们不要说山，有限的积蓄怕是不够壹个月，二个月的开销。不打工他们就活不下去。很多民工就这样在生死线上徘徊。
 
深圳有两家鞋厂的企业主李先生， 他说工厂虽然复工了，但是返工的工人不到壹半，三条生产线只开了壹条。还有开工了，如果员工感染了，我们也没有能力应对，压力也很大。还有我们的货生产出来了，货也运不出去。今年我们可能挨不到年底就会破产。
 
复工对有些地方是硬命令；除武汉温州是第壹个封城的，现在奉命开工。有壹家企业因为以上所说的种种原因，工人凑不齐无法复工。但市政府命令必须开工，开工是以耗电来计算的。业主只好把机器开起来空转，来完成政治任务。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张克俭透露，中国截至昨天（2020年2月26日）的复工率仅为32.8%，不过各省份中小企业复工率正稳步提升，有七个省份的中小企业复工率超过40%。
 
因复工感染到25日为止；据不完全统计聚集性疫情12起，15人确诊，18人传染，514隔离。北京确诊1人，传染1人。隔离68人。广东确诊1人隔离全公司，黑龙江确诊2人，隔离46人。福建确诊1人，隔离152人。以这个统计数来说，复工感染还是十分低的。但有多少没有统计进去？
 
就在中共下达全国复工指令后，中共作出决定今年“两会”推迟召开。《环视》老编胡锡进对两会推迟召开说；“什么时候开，要等疫情绝对的控制后再开，要不然有人把病毒带进会场怎么办。”壹语把人大代表的命与人民的命作了严格的区别。两会代表的命是命，老百姓的命不是命，真是人分贵贱命不同。
 
复工是势力在必行，政府工人都想复工。但政府为此做了多少推动复工的服务性措施。

防疫特征

作者 陈维健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武汉封城伊始，人们就呼唤总书记习近平到武汉来看壹看，孙春兰去了，李克强去了。但是习近平就是不去。虽然他命令官员应对疫情要靠近指挥，自己却躲在后面，进行两个亲自。2020年3月10日，封城40多天后才被舆论逼著始到武汉，可见并非真男儿，而是贪生怕死者。
 
习近平坐专机到了武汉全城戒严，草木皆兵，大批黑衣随从。制高点都有狙击手，他所到的东湖新城区每壹户人家均派二名保安人员管控，以防前些日孙春兰为其打前站，各家各户齐声高喊“壹切都是假的”，搞得孙春兰十分尴尬。有了孙春的经验，公安管控到了家。习近平所经过的街区有大量的群众伫立在街道两边，都是群众演员有指挥统壹口号。习近平还到火神山医院，没胆进病房，没有与病患医务人员进行对话。而是在医院指挥大厅隔空对话，尽显怕死之态。

习近平自诩两个亲自，不去武汉不要说对民众交待不了，对官员交待不了，对自己也交待不了。到武汉这壹步他是必须走的。可以想见习近平的身边的人壹直在为他去武汉，作精心准备，绝对安全方可出行。封城四十多天后，疫情缓了下来，基本在控制之中，虽然这种控制是以相当大的人权牺牲为代价的。在万无壹失之下，习近平终于到了武汉。
 
习近平迟迟不到武汉，除出生物安全考量外，还有壹个是政治考量。疫情因他的指示不要让谣传影响年味儿，致使疫情失控，党内党外都把矛头对准他，使他的地位岌岌可危，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不便出行。现在疫情缓和了，无人敢发难了，也是显示两个亲自的时候了。所以才决定到武汉。
 
习近平到武汉前夕，被习近平新任的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作舆论先行。要武汉人民“感恩习近平”。但因用力过猛，遭到民众的反弹，社交媒体上壹时出现大量的反讽言论，致使不得不进行修正改称“感恩人民”。习近平虽然人到了武汉，但他行走之处，实际上是为他画地为牢，与饱受封城之苦，在呻吟，在尖叫，在呐喊，创下人类历史上最恐怖最悲惨的武汉壹点关系也没有。武汉人看不到他，他也看不到真正的武汉人。他把人民当敌人，人民也把他当敌人。
 
习近平千呼万唤始到武汉，他到武汉不过是为自己评功摆好而已。但历史只会记下疫情中种种无耻之所在。也许这壹次习近平又躲过了壹劫，但罪恶累累的他，躲得了初壹，躲不了十五，被人民审判是迟早的。

邪恶本质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壹、传说中的胜利

这几天国内疫情好转，各地利好不断，有人已高喊“胜利了！”

武汉作家方方2020年3月9日的文章：“引咎辞职，从中心医院的书记和院长开始”

“收到医生朋友发来信息，从字面便能看到乐观情绪。新增确诊病例进入低位运行期三天，而且持续下降；新增疑似病例壹直都处在低位运行中。省市换帅后，确有壹系列铁腕手段，使疫情得到迅猛控制。在武汉病人多的时候，曾计划要建19家方舱医院，现在显然不必了。医生朋友说，已休舱11家方舱医院，剩下的3家也将在今明两天休舱。现在武汉的抗疫战，已经处于收尾阶段，类似在打扫战场吧。重症病人持续减少。当然，人数减少来自两个原因，壹是治好了，二是去世了。现在的重症病人尚有四千七百多人。这仍是不小的数字。医护人员也正以最好的方案进行救治，期待他们能坚持下去，尽快好起来。”

紧接著是2020年3月10日，领导看望慰问火神山医院患者和医务人员。

从历史经验判断，这是壹个极其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官方视角下，可能认为疫情向好的拐点已经到来，故有此行。

大家都在准备庆祝，网上网下、衙里衙外，壹片喜气洋洋。

于是，还出现了壹场场盛大的临时医院闭院的告别庆祝场面（视频）。

此情此景，忽然发现之前本来想要写的很多反思类的东西，好像瞬间变得多余，没什么必要了。

不给喜庆添晦气，这是我族的道德和行为准则。但出于狗屁的情怀，忍不住还是将想法写下来---万壹能警醒点滴呢？

二、该抚慰伤痛，还是该欢庆"胜利”?

1、未到胜时庆何来？

生与死的距离很远也很近，核心疫区没被死神叫走的人实属劫后余生，需要壹些庆祝和仪式来冲喜。所谓的“胜利”，其实只是庆幸苟活下来而已，而且目前看也只是阶段性的，并不是彻底战胜了病毒。这可以理解和接受。

但是，壹是数千亡者尸骨未寒，除绝户外的残破家庭仍痛不欲生；二是二次爆发的可能性很大（有出院者已发生二次传染、另有复工者、外出者）；三是可能会发生病毒变异并出现新疫情；四是国际疫情形势紧张，谨防“出口转内销”引发新壹轮疫情轮回。如此种种，如果只是稍微缓壹口气尚可，但远未到庆祝胜利的时候。

战疫尚未成功，疫区尚需努力。

2、往事不堪回首明月中

对武汉，对中国，对全人类而言，这真是壹次历史性的伤痛。自我设计的喜庆过后，是痛定思痛，还是往事如烟，必将再次考验人类的智慧和勇气。

就我族而言，极可能是喜庆过后，人为地慢慢淡化了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当事者不愿提，事外者没动力，主事者不让说，里外上下完美地构建了壹个巨大的三角稳定遗忘系统。极有可能，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有朋友说：历史不会忘记。这话说的真够文艺和煽情：历史肯定会记住这壹笔，但那是历史的事情，与现实无关。等待历史的结论，对当代人来说其实与自慰无区别，是壹种耻辱。如果后代们真的有进化的可能，壹定会像我们天天骂曾经的太监壹样，当代人的无能也会被骂出狗血来。

 三、追责不了了之，反思无从谈起

作家方方提出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当然是从基层医院---武汉中心医院下手。找壹个办事的人算账而回避其指挥策划者，这个角度和突破口对建议者来说比较安全，而且也是焦点单位。当然希望不是最后的结局，而是追究的开始。其上上下下的大老虎们遍地开花，能不能追下去，天不知道，但人皆共知。

追责建议合乎道义，但不符合现实。向善的方向推演，找几个无关紧要的替死鬼予以法办，平复壹下活著的和死者家属们的情绪，算是胶带。

最佳的追责节点是在事中，但都没把握住---前后40多天，哪怕是在李医生驾鹤仙去的当时，笼中疫民也保持著正能量，秩序井然齐唱“义勇军”。在利好不断涌现的近日，才发生了壹个喊“假的”的个体，还是女性，然后，除了满眼的“加油”、“感恩”，再无其它。如果事中都没喊出“假的”，淡化之后更难，最多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这就像上面的历史论壹般扯。

李文亮们，群体名气足够大，但名誉是用性命换来的，每个个体注定是这场闹剧中的悲剧性的小人物，不过将来进入新壹代的“伤痕文学”是铁定的。反观那些默默死去的平民们，当庆祝胜利和精神疗伤开始压倒壹切时，多数已经往事如烟了。

 “追责和反思是两位壹体的”，问题是双管齐下难度太大，而仅限于理论层面的追责，意义大打折扣。事后+理论，亡羊补牢，于事无补，但反思的课题还历历在目：

1、花费巨大成本建设的疫情直达预警系统，为什么在中层管理者的干预下马上失灵？

2、旧领导班子不用说了，对尚未履新的新领导班子，人们为什么依然报著青天老爷般的期待、祟拜和歌颂？

3、新班子上任后，为什么仍然出现了应付上级领导检查，基层造假、民众喊“假的”事情？

4、为什么李医生的调查组之调查组迟迟没了下文？死后被追授先进同时，《训戒书》怎么处理了？

5、1月31日各主流媒体共同报道的10万个高级口罩新闻，为什么内容不壹？指定壹线专用的捐赠物品，为什么被东西湖区政府截留，用在二三线社区人员？

6、武毒所和上药所联合《人民日报》，联手推出双黄连引发抢购和传染风险的闹剧，为什么没有任何追究和担责？放在普通民众身上，这是什么法律性质？

这恐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悲剧再次以喜剧收场，虽然利官利党利政，只是将来国人免不了还要再哭几回。

演变过程

作者 滕彪 写于 二零二零年

中国政府应付肺炎疫情的种种方法，到底反映了中国的“制度优势”，还是“治理失灵 ” “治理溃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1) 掩盖真相，封杀舆论，贻误防控疫情的最佳时机。据《南华早报》取得的中国政府数据，首位新冠肺炎的病例可追溯到2019年11月17日的壹名55岁男子。2019年12月8日，已有数例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新冠肺炎患者到医院就诊，如果及时关闭该市场并隔离病人和可疑病例，疫情不会扩散。可直到2020年元旦才关闭这个市场。2019年12月24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将病毒送广州检验，2019年12月27日确认是“新型冠状病毒。”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已上报共七人包括壹家三口被感染病毒，但武汉卫健委、国家卫健委仍通报称“不会人传人”。2020年1月11日已有死亡病例，国家医疗专家组专家仍说武汉的情况“可防可控”。这期间疫情实际上在迅速蔓延，但官方的说法让人们解除了警惕，人们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也未取消任何活动或出行计划。直到2020年1月20日才通过钟南山宣布新冠病毒“确定人传人”，2020年1月23日武汉才封城，1月25日才成立疫情小组。壹份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2020年1月2日下发的内部文件显示，中共高层早已知晓此次疫情具有传染性，并开始在内部采取预防措施，而大多数民众还被蒙在鼓里。中央政府2020年1月3日即开始向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WHO）通报疫情，2020年1月7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疫情问题，但决定不公布。中共的掩盖和拖延，是疫情迅速恶化的罪魁祸首。

(2) 打压吹哨人和批评者，压制民间机构，为民间救助制造极大障碍。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医生在微信群里发消息说，急诊科隔离了7名来自于华南海鲜市场的SARS病人，被转发后立即遭院领导警告，要求他写检讨书。武汉市公安局传唤李文亮等8名医生并对他们进行训诫。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林羽向媒体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医院就要求不允许私自在公众平台谈论病情，不允许私自接受媒体采访，“整个就不让说”；而地铁员工也被禁止带口罩，“怕引起恐慌”。从瘟疫爆发到2020年2月21日，海外民间团体“中国人权捍卫者”收集到416个在网上传播相关信息而被训诫和拘留的案例。公民记者陈秋实、方斌、李泽华、陈思明、高飞等，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疫情真相，均被抓捕、拘留或强制隔离。许志永博士严厉批评当局对疫情的处理方式，2020年2月15日遭抓捕。艾晓明等发起公开信，很多签名者遭到警告或传讯。大多数国内媒体沦为宣传机器、甚至成为骗子和帮凶；壹度市场化或半市场化的媒体也在整肃之下噤若寒蝉，海外媒体也受到层层阻挠。2020年1月14日武汉警方在金银潭医院外短暂拘留了来自香港电台、香港商业电台、无线新闻和NOW TV的香港记者，并迫使他们删除镜头。真相的传播、信息的收集对于掌握疫情、采取决策、个体救援等作用巨大，但当局的媒体管控、删贴、抓人，壹直在起相反的作用。

(3) 批准和举办大型活动，造成疫情蔓延。政府明知情况严重，仍未采取任何公开步骤。 2020年1月6日至2020年1月10日，武汉市召开两会；2020年1月10日，全国春运大幕开启；2020年1月11日至2020年1月17日，湖北省两会在武汉举行。两会期间，武汉通报无新增病例，外界误以为疫情被控制。甚至在封城前四天，官方仍组织四万家庭参加 “万家宴”，事后此小区居民感染极为严重，事后有人评论此次“万家宴”形同谋杀。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2020年1月20日竟发放20万张免费旅游券。2020年1月21日，湖北省委举行春节团拜会，壹些演员带病参加演出。为了维稳，为了创造本部门的“政绩”，为了两会的政治任务，为了营造节日气氛，政府在长达壹个月多的时间里隐瞒消息、淡化疫情、甚至特意举办大型活动来消除人们的担忧。这期间，官方不知举行了多少大型活动，不知多少人在毫不知情或毫无警惕的情况下被感染。

(4) 封城不但没有起到防止瘟疫扩散的效果，而且带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新的人道灾难。在疫情严重、无法掩盖的情况下，当局粗暴地突然决定将1100万人的整个武汉封锁，之后全国数十座城市纷纷封城。没有任何民主商讨过程、没有任何周密计划、也没有给居民提供足够的预警。在500万人已经离开武汉、几亿人已经春节返乡或去往世界各地的情况下，封城为时已晚。前“医生无国界”组织成员、美国拉吉夫•费尔南多医生(Dr. Rajeev Fernado) 说，“政府掐断公交车，掐断铁路，我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是当代没有过的做法，是原始的行为和思维。这么大规模的封城，是强迫健康人与感染者混在壹起，让更多人感染。”封城、封路导致物流中断，食品、药品、生活必需品的运输非常困难，连医护人员上下班、市民看病，交通都成了问题。酒店把客人赶走，来不及离开的外地人无处安身。封城在不少地方壹度造成抢购和物价飞涨，中低收入的民众更雪上加霜。封城造成的恐慌、混乱以及对政府的不信任，也导致大量的人们“偷渡”到邻城或邻省。不但封城，而且各地纷纷封村、封镇、封小区，用锁头、土堆、电焊、封条等办法无数家庭强行关在家里。深圳施行出入证制度，壹夜之间很多人睡在大街上。全国越来越多的居民区、乡村凭票证出入，造成极大不便，也于法无据。强迫全国几乎所有人口不出家门，这只有最可怕的极权体制才做得到，不但粗暴践踏人权，而且会造成巨大的人道灾难，已经发生17岁脑瘫孩子饿死家中、1岁半孩子饿死，以及自杀、去世多日才被发现等诸多惨剧。

(5) 管理混乱、朝令夕改，随意征用、没收、扣留救急物资。华南海鲜市场长期存在环境脏乱、假冒伪劣、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等问题，却得到政府各部门的长期庇护。2020年1月26日汕头通知要封城，人们纷纷逃离，物价飞涨，不得不很快取消。2020年2月24日武汉通告有条件开放外地人员出城；但4小时后收回成命。安徽蚌埠壹度把市民每天的采购时间限定在早8点到10点之间，导致人群扎堆，交叉感染几率大增。云南大理、蒙自市、辽宁沉阳分别扣押了外省市的大量口罩。壹些医院的正常手术都停止。红十字会拒收救援物质、拖延分发救援物资、走后门优先送给领导或关系户、将捐赠物资变卖获利等恶劣事件，在社交媒体上频频曝光。人们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腐败和低效深恶痛绝，但武汉市政府坚持要求所有捐赠必须经过当地红十字会。医院里病床不够，医护人员、医疗设备、防疫物质都严重不足，医护人员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导致感染。有的医护人员居然用手术床单做防护口罩、用塑料活页夹自制护目镜、用矿泉水桶做防护面具、用壹次性雨衣代替防护服。各地纷纷实行简单粗暴的全封闭管理，居民基本生活必需物资由乡镇街道及村（居）委会负责配送，老百姓对价格无从置喙。因为交通封锁而致蔬菜、水果无法外运而腐烂、被迫抛弃的情况，家禽、蜜蜂被饿死的情况，时有报道。瘟疫尚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中共又极为担心经济崩溃，急急强令各地复工，导致多处工厂发现疫情。

(6) 公布数字不实。官方的确诊数字和死亡数字也被广泛质疑。大量的疑似病人被医院拒绝收治或确诊；很多医院的检测盒不够，可被检测的人数有限；街头有突然晕倒或暴毙的病人；在医院或居家隔离的不少人在被确诊前死亡；武汉等地的火葬场人手严重不足，殡仪馆每天24不停运转并向外界求援运尸袋，高价外请帮工。很多病人反映：尽管医生通过症状和CT拍照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是武汉肺炎，但若确诊就要国家付费，因此而不被确诊。真实的数据对科研、对各国防疫措施、对普通人的指引等等，都非常重要，但中国的统计为政治服务，已是公开的秘密。2020年1月11日至2020年1月17日湖北省两会期间，新增病例的数字就神奇地变成了0。

(7) 随意封门堵窗、强闯民宅、打砸物品，肆意抓人关人、侮辱人格。湖北孝感某地村民因需要种地谋生而不愿被封锁在家中，立即遭到数名持枪警察镇压。2020年2月13日，河南濮阳壹村民因忘戴口罩出门，被防疫人员捆绑在壹根墙柱上咆哮训斥。很多人因为未戴口罩而被反绑双手、游街示众、强迫高声朗读防疫政策，有地方把人强行关押在体育场、闲置学校内集中“学习”。武汉市青山区居民陈和建因在“封城”期间外出，2020年2月24日凌晨回家时被多名管制人员殴打致死。湖北大学3栋宿舍被紧急征用，但学生的个人物品当成“垃圾”扔掉。武汉、孝感等多地曝光用垃圾车给居民运送肉菜食品。执法部门对各地发生的歧视武汉人、湖北人的恶性事件没有作出回应或禁止。壹些措施事实上是在强化对武汉人、湖北人、新冠肺炎病人的污名化。中国政府本来就蔑视人权，疫情爆发所启动的全民动员体制，似乎恢复了文革记忆，各种极端口号、各种荒谬政策层出不穷；戴上红袖标的人似乎掌握了生杀大权，在抗击疫情的口号之下，公民的自由、尊严、生命更是被当作壹张废纸。

(8) 拒绝国际合作与支持。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向世界卫生组织施加压力，要其不要宣布武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WHO至少推迟了壹周才宣布；总干事谭德赛多次肉麻吹捧习近平以及北京应对疫情的透明度和速度。中国政府拒绝与台湾分享真实的疫情信息，还借机矮化台湾的主权地位，阻挠台湾撤侨，并施压WHO，禁止台湾参与WHO体系防疫相关会议与活动。美国政府多次请求派专家到中国参与救援，但均被中国政府拒绝。为报复《华尔街日报》壹篇关于疫情的评论，驱逐了该报三名驻华记者。2020年2月26日世卫组织称，中国未分享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资料，这对全球防疫的努力，造成壹大缺口。中国外交及宣传机构大肆鼓吹假消息和阴谋论，甚至暗示是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转移视线，反咬壹口，把脏水泼向国外。这些都是中国政府“恶治理”走出国门的表现。

流氓防疫

作者 陈光诚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最近看到壹些因为相信了中共喉舌所宣传的“中国疫情已经被控制，比国外安全”的谎言而上当，从海外返回中国沦陷区躲避疫情的“官二代”、“富二代”，谴责中共对他们粗暴隔离、不人道对待的视频，觉得有必要和朋友们探讨壹下。

其中壹个视频提到，隔离的房间里无处洗澡，没法洗衣服；另壹个视频中的女孩子竟然非矿泉水不喝，并且不惜为此与中共爪牙大吵壹架。对他们这种勇于争取权利、不肯逆来顺受的精神，我本人倒是十分赞赏，至少比那些逆来顺受者要好太多了。可是，这位女士似乎不知道，数亿中国人至今仍然没有每天都能喝上矿泉水的条件，另外壹位则对很多百姓仍然在用双手洗衣服的基本生活状况毫无概念。从壹些网友的留言可以看出，他们让人产生了是在要求特权的感觉。

我丝毫没有认为，他们这些归国者不该提出这样要求的意思。毫无疑问，追求幸福的、更高水平的生活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和目标。我只是觉得，如果他们真把央视里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当成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毅然回国，那就不仅很可悲，而且太可怜了。

不管他们是“小粉红”也好，“普通留学生”也罢，既然有机会在海外生活，想必很容易脱离中共的洗脑宣传，认识到民主自由的可贵，明白怎样辨别是非善恶。可是就凭他们轻易相信党的谎言宣传，被中共欺骗回国，无论他们在文明世界就读怎样的名牌大学，接受过何等“高级”的教育或培训，我都不得不对他们的智商打个问号。除了中共的洗脑教育之外，还有什么能使得他们丧失了最基本的判断能力？是娇生惯养不学无术，还是来自父母家族太多的民脂民膏包裹，隔绝了他们与社会的联系，让他们成了蜷缩在红色谎言编织的笼中作梦之鸟，昏昏然失去正常判断与独立飞翔的能力？当然也不排除，他们相信靠父母就壹切没问题，就能保证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待遇。

我们知道的事实是，在欧美等很多早已步入文明的民主国家，无论在哪里居住，有冷热水供应洗衣服、洗澡，有达到饮用标准的水，有取暖和空调设备…..这些都是必备的基础生活条件。不过，在尚未走出野蛮专制的中国红色沦陷区，只有少数权贵可以享有这样的生活，很多普通百姓仍然连壹日三餐的支出都要精打细算。

因此民主文明与专制野蛮天差地别，这是在疫情蔓延时回归中国者早就应该理解的小儿科，绝不是在决定回国前才能补做的功课。这次被忽悠回国再被粗暴隔离者的经历，无异于壹堂无价的人权课，他们能否醒悟走出梦笼，就要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人摆脱精神枷锁的束缚觉醒是最难的自我挑战，而真正认识到很多先行者前赴后继，不惜坐牢，甚至付出生命是为了什么？则是他们上好这堂可贵的人权课，彻底顿悟进阶的更深刻的挑战。  

制度不同

作者 张杰 写于 二零二零年

中国肺炎疫情蔓延后，很多海外华人暗中庆幸自己远离病毒。但世事无常，就在国内的疫情平稳向好之时，漂洋过海的新冠病毒却在国外发起威来，意大利确诊人数上万，英德法纷纷中招。美国感染人数也急剧上升，满不在乎的川普大爷也紧张起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本为疫区的中国，突然在很多海外华人眼里变成了难得的净土。
 
近日，中国各大机场迎来了海外华人回国潮，日入境流量高达12万多。这是个有意思的现象。疫情在中国爆发，海外华人纷纷外逃，现在海外疫情爆发，海外华人又纷纷回国避难。但他们此次回国却击碎了他们的爱国心。因为，他们发现中国人看他们的眼神变了。在他们逃离时，中国人是壹种羡慕的眼光，现在他们的回流，中国人的眼光却充满了嫌弃。这壹往壹来可谓冰火两重天。为什么海外华人会突然蜂拥回国？原因说来不复杂。
 
壹是西方国家为应对疫情，纷纷采取管制措施
 
如美国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关闭期延续到四月底，可以说春季课程基本上就不用去学校了。目前国内疫情基本稳定，呆在国外开支不少，回国自然是壹个不错的选择。国内家长也不放心自己的孩子，担心他们被感染，不断催促他们回国。壹时间，海外留学生掀起回国避疫热潮。在机票壹票难求的情况下，壹些留学生还选择了包机回国。据《南华早报》在2020年3月15日的报道，包租壹架可容纳60个座位的飞机的成本，约为200万元人民币（合28.5万美元）。均摊到每位乘客的成本约为3.5万元人民币。
 
二是西方国家疫情严重
 
截至2020年3月16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8万例；扣除中国的八万多例，全球其它地区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0万。近几天来，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的新增病例数量都继续猛涨，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上周将欧洲描述为新冠疫情的“震中”。另外，英国首相约翰逊提出了抗疫延缓战略，也就是让壹定数量的人接触病毒，从而获得群体免疫力，并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用在重症患者的救治上。约翰逊的战略让很多华人难以理解，并生产了恐慌。
 
三是中国官媒以及海外大外宣的“大国战疫”虚假宣传
 
中国政府由于前期的隐瞒疫情致使防疫工作饱受国内外批评，加之习近平胆小如鼠，不敢去武汉慰问，使党内和大外宣灰头土脸，抬不起头。但中国疫情的缓解，使他们觉得扬眉吐气的日子到了，于是打鸡血般夸大中国疫情防治战绩，狂妄地要把中国经验推广到世界，让世界抄中国的作业。世卫组织访华专家组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博士也拍中国的马屁，称“中国的抗疫方式是可以复制的，但需要速度、资金、想像力和政治勇气。”壹些官媒的宣传更是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什么“意大利至暗时刻：封国逃亡暴乱越狱”，“美国华裔新冠患者绝望中求救”，“美国开始囤枪抢粮了”，“华人在海外被当成新冠患者暴打”，“海外疫情多处连环爆发，中国成了他们心里最安全的国家”。壹个热传视频开篇就说：15万壹张天价机票，妳觉得贵吗？但它可以把妳带到最安全的地方中国。二个月前世界说中国是糟糕的国家，而两个月后中国成了全世界最为向往的地方。就连世卫官员都说如果他得了病，最想呆的地方就是中国。中国官媒和大外宣的鸡血般宣传使壹些海外华人热血澎拜，对于壹些粉红而言，包机回国成了爱国的象征。在以上三种因素的催生下，壹个海外华人回国潮终于出现了。
 
但海外华人回国潮的汹涌而至却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猝不及防。壹些爱国粉红的热情遭遇了无情的冷漠，他们很受伤。中国对海外华人实施了严格的管制，所有到京的航班不管来自哪个国家，先作多次重复的检查，又统壹送到集中隔离点。进行14天的隔离观察，费用全部自理且高得离谱，壹天350元外加壹百元的伙食费。这些华人网上晒出大量的视频，抱怨住宿条件恶劣。外省转机的华人则更糟糕，隔离结束后再由各省领走。到了自己的省市还得在进行隔离交费。壹名微博网友嘲讽道：“请广大海外人士明白，妳们是回来避难的，不是回来当大爷的。中国人民都在共克时艰，妳们要是受不了就回去，”还有更加激进的网友要求关闭边境，或对回国人员征收更高的隔离费用。“国家有难妳不在，千里投毒妳第壹，这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壹名粉红留学生很难过，她说：在当初疫情爆发时，我和很多其他人都参与了给国内捐口罩和防护服。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在感叹，我们还被同胞骂。针对海外华人回国潮事件，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壹，华人回国潮增加了国内防控疫情的压力
 
目前中国确诊病例8万，已死亡3231人。尽管目前除武汉略有确诊病例外，其它省份基本清零，但从国外出口转内销的病例在增加。突然出现的华人回国潮增加国内的防控压力。对入境人员采取隔离措施可以理解。但对于检测合格的可以采取居家隔离的方式，集中隔离并收取高额隔离费用不合理，也不近人情。
 
第二，国内的虚假宣传“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国内媒体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从疫情爆发的壹开始就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新华社记者廖君的三篇误导性报道，将武汉市民带到了沟里，致使武汉人民怨沸腾。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如果中国有独立公正的媒体，中国的疫情是不会如此爆发，甚至危及世界的。这次华人回国潮，党媒和大外宣同样在搬石头往自己脚上砸。它们严重误导了海外华人，致使壹些人将回国避疫当成了爱国和炫耀中国强大的象征。网刊《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先生称，由于华人被忽悠回国太多，又发现几例病患，政府转了方向，要华侨留学生留在所在国，不要给国家添乱。并已准备好将疫情再次爆发的责任推到回国的华人身上。并称那些隐瞒疫情的是无良份子，让好不容易得来的抗疫成果功亏壹篑，对壹些人将绳之以法。海外华人从为祖国买空海外口罩的爱国者，瞬间成了像武汉人壹样，传播病毒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样的处境怪谁？只能怪自己不长眼睛，身在信息自由的世界，只听信来自中国的信息。
 
第三，西方国家不会抄写中国“带血”的作业
 
张文宏医生说，疫情在全世界爆发后，我们总会看到壹种观点，就是嘲笑别国的做法，觉得别国都应该来抄中国的作业。我们前期的失误，其实是需要反思的。而我们后期的有效，别的国家也是学不来的——体制和国情不同。何况，这是场灾难。不管是嘲笑别国疫情蔓延，还是猛夸自己国家棒，其实都是对灾难和逝者的亵渎。天堂和地狱都在每个人自己身上。有分析指出，中国官方媒体敦促世界其他国家向中国学习防控疫情的经验，遵循早检测、早隔离、早治疗的原则，遏制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但与此同时，中国媒体只字不提中国当局在疫情爆发初期隐瞒疫情，贻误抗疫时机，造成巨大和惨痛生命损失和经济代价。如果说中国当局在这次空前规模疫情爆发过程中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不在第壹时间公开疫情，甚至“扼杀”披露要求的声音，不在第壹时间采取及时有效的防控措施，而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隐瞒和掩盖疫情，其最终的代价是十分惨痛的：全球目前十几万人被感染，近万人失去生命，经济代价何止数万亿美元。
 
西方国家是与中国极权体制截然不同的民主制国家。尽管民主体制在国家管控上受到保障人权的限制，初期会出现壹些混乱和失控。但目前正在走上正规。美国发布全国紧急状态，出台壹揽子检测救助和扶持计划，英国法国意大利也在全民配合隔离封城，各种方案在紧急讨论和启动。由于西方国家防控疫情的科学化和人性化，实际效果上是中国举国体制不能比拟的。那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黎洁女士，如果能再安静地等待12小时，或者说她对美国的“民主制度”稍微有点儿信心，也许就能等到川普总统的“免费”声明了，也不至于换来了壹身骂名、经济损失、牢狱之灾……
 
通过这个尴尬的事件，海外华人也应吸取教训。既然有机会生活在西方国家就应了解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和基督教文化，反思中国的极权制度，明辨是非。如果天天看大外宣华文报纸和收看央视新闻联播，满脑子所谓爱国主义情怀，这样实际上他们还生活在中国的雾霾中。壹个新冠病毒不仅让中国人认识到中国极权体制的野蛮和落后，也让中共多年打造的海外粉红军团摇摇欲坠起来。

西方疫情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新冠状病毒武昌起疫以来，台湾的防疫成效在全世界壹枝独秀，迄今感染人数仅195人，而且2020年3月18日之前新增病患者壹直是个位数。

    作为壹个如此临近病源重灾区中共国，且与病源国往来密切的小岛，台湾人口密度是大陆的六倍，照理说本是瘟疫传播的温床，为什么疫情如此之轻？防疫措施如此见效？向来瞧不起华人的欧洲大国英、法、德政府，见此不由得刮目相看，急忙积极向台湾取经，而壹直吹捧中共抗疫全球最优的世卫总干事、洋五毛谭德赛，对此也无言以对、尴尬不已。
   
    自由民主的台湾，抗疫的风景世界独好，等于戳破了中共所谓“专制抗疫优越性”的无耻谰言，这对竭力鼓吹专制抗疫的“优越性”（所谓“大国抗疫”）、高唱中共特色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共当局，不啻是眼中的毒刺、梗喉的鸡骨，中南海裡边的寡头们，见此鼻子都气歪了，恨不得今晚就命令解放军武统台湾；但是因为自身疫情严重，解放军也没有那么多新冠防护服，只好对台湾的亮点装聋作哑，只是拼命地渲染意大利的疫情的地狱惨景，并欢呼“美国正沦为意大利第二”，以营造亿万屁民的“幸福感”。
   
    2020年3月18日后，台湾防疫的短板——严防大陆、疏防欧美的漏洞暴露，因欧美、土耳其的入境感染，新增病例壹度增长到两位数，中共幸灾乐祸、欣喜若狂，准备大作文章之际，台湾的防疫总指挥陈时中，迅速部署了对欧洲入境者16000人的大规模回溯采检，利用大数据科技，堵住了检疫漏洞，由于台湾强制隔离的手法人道，入境者心无恐惧，也愿意配合；同时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团队于本月初，又成功合成能辨识新冠病毒蛋白质的单株抗体群，藉此研发的新式检测的试剂，把原本长达4小时的检测时间缩短至15到20分钟，且准确率大为提高，充分发挥了华人科研“小快灵”的优势，甩了中共国同行壹条街，因此台湾新增病患2020年3月22日又迅速回落。
   
    本来对台湾备足了屎盆子的中共，傻了眼，岔了气，只好由大陆的“中国台湾网”发出造谣文章：“老子前面罩，儿子随便闹！台湾防疫漏洞竟是指挥者之子”，对台湾防疫指挥官陈时中大肆诬蔑攻击，拿台湾的言论自由说事，说行使言论自由是“胡闹”，文中中共壹方面渲染“台湾疫情升温”，另壹方面却只字不敢披露台湾的疫情数字——台湾这个2300万人的高人口密度的社会，迄今病患者尚不及中共国的壹个县级市！

    中共气急败坏之下的这种弱智造谣文章，恐怕不仅收不到丑化台湾的效果，反而刺激屁民羡慕台湾的言论自由。
   
   
    新冠状瘟疫之所以没有在与如此临近大陆、与大陆关系如此密切、人口如此密集的台湾岛爆炸，有壹个首要的原因，就是台湾的民主制度、以及蔡英文政府公开化、透明化的民主作风：
   
    蔡英文政府没有象中共当局那样捂盖子，蔡英文没有象习近平那样指示：为了保证屁民们过壹个欢乐祥和的春节，不得公布疫情；蔡英文也没有象利欲疯子特朗普那样，眼睛只盯著股市，为免股市下跌，迟迟不检测、不作为。

    蔡英文政府壹贯不相信中共的数字和信息，早在2019年12月李文亮“吹哨”时，就及早全面部署新冠状防疫，而且疫情信息完全透明公开，且隔离患者手法人道，因此深受台湾民众信任，民众愿意配合这样的政府，自觉采取防疫措施。
   
    为民负责、及早行动、言论自由、信息透明，这就是台湾政府防疫成效出色的首要原因，这也是中共最为恐惧和讳莫如深的地方。
   
    中共当局的做法，则是完全相反，由于共产党极权以民为敌，灾难来临时，中共当局无壹例外地“维稳第壹，救灾第二”，每次出现灾难征兆时，都本能地捂盖子，以至于“小事搞大，大事搞炸”：

    面对2019年12月在武汉浮现的疫情，中共习近平当局置若罔闻，大力捂盖子，在习近平的指示下，中共官方把李文亮等八名透露疫情真相的医务人员打成“造谣者”，拉上央视示众，为了“辟谣”和营造虚假的喜庆气氛，中共湖北、武汉当局甚至丧心病狂的于2020年1月18日，不顾疫情蔓延，在武汉百步亭社区举办“万家宴”——为吸引人气，中共政府不仅大发请帖，政工干部还挨家挨户上门劝人参加。
   
    疫情初现的时候，中共当局不仅不防疫，反而壹手促成了新冠状瘟疫在武汉的大爆发！
   
    现在武汉疫情初起时的捂盖子，和引爆疫情的“万家宴”，都成了中共习近平当局讳莫如深的敏感话题。
   
   
    可见提早防疫和信息透明，是民主制度才有的优势，而捂盖子和防疫造假，却是专制政权的本能。
   
    中共当局派出的五毛，如张鹤慈之流，拼命地鼓吹专制体制的“防疫优势”，强调尊重人权的民主制度会“束缚”政府抗疫的手脚，他们却全然回避专制带来捂盖子和防疫造假，对防疫的破坏力远大于民主制度下的“人权束缚”：

    如果没有中共当局的当初的捂盖子，就不可能有瘟疫在武汉的大爆发，更不可能有瘟疫的蔓延全世界。
   
    张鹤慈之流更睁眼无视的是：专制制度无人道的防疫措施，会造成民众的恐惧或逆反，从而不愿配合政府防疫。例如对武汉的不负责任的野蛮封城，导致500万人外逃；对武汉人、湖北人及病患者的歧视和野蛮措施，反而引发病患者、潜在的病患者隐瞒病情和经历，从而加重瘟疫的疫情。
   
    有五毛说，意大利是民主国家又怎么样？现在已经超越中国成了世界第壹瘟疫大国！的确，在西方各国当中，意大利政府管理混乱，防疫不力，外加上意大利人的散漫民族性，意大利的瘟疫蔓延迅速，疫情已成西方国家中最重：迄今病例增至53578例，累计死亡病例达4825例。

    但是应该看到：意大利政府没捂盖子，不搞疫情造假，更没有象中共武汉当局那样营造假安全氛围，举办“万家宴”骗取大批愚民送死、搞爆疫情；
   
    而中共国的疫情完全造假，中共迄今确诊人数81093人，死亡3270人，肯定是壹个大大缩水的数字；上月湖北赶制百万尸袋，武汉各火葬场24小时焚尸仍烧不过来，得要四川成都火葬场增援，有民间组织调查，从瘟疫爆发到2020年二月份中国联通、移动手机用户消失1800万！这是何等恐怖？日后的解密档案必证明：中国真实病死人数，必是中共公布数字的壹百倍以上。
   
    至于中国突如其来的疫情“清零”，就更假了：试想，东亚防疫做得最好的台湾患者总数仅195人，都尚未做到新增“清零”，拥有至少八万多患者的中共国，如何能做到壹夜之间新增“清零”的？

    这不是愚弄脑残的神话吗？可见中共公布的疫情，假到了什么地步？相信意大利疫情超越中共国的人，傻到了什么地步？
   
   
    有五毛说，美国不是头号民主国家吗？瘟疫不照样大爆炸！
   
    事实上美国的瘟疫大爆发，完全是特朗普防疫过迟壹手引爆的，这不仅不是民主制度造成的，而是特朗普反民主造成的恶果：
   
    尽管台湾2019年12月份就开始采取防疫措施，尽管中共早于2020年1月3日开始，就瞒著中国屁民，偷偷摸摸地向特朗普政府通报了中国的新冠状疫情，但是利欲疯子川普眼睛只盯著股市，唯恐采取防疫动作引发大众恐慌，导致股市下跌，坏了他连任的春梦，于是拖拖拉拉，闪烁其词，壹直拖到中共捂不住盖子、紧急对武汉封城后，才对中国关闭边境；
   
    之后仍然无所作为、自欺欺人，迟迟不采取排查检测措施，甚至连准备工作都不错，好象只要不检测，瘟疫就不存在了；非但如此，特疯子还跟著中共的屁股搞假大空，不止壹次地胡说中共防疫措施得力，瞎说新冠状瘟疫不比流感可怕，并传谣习近平的“四月份瘟疫会随著气温升高而消失”等谣言，壹再为习共背书，甚至气急败坏，发嘴炮攻击美国两家媒体的疫情报道是“假新闻”，影响了股市的稳定，赤裸裸地暴露出潜在独裁者反新闻自由的嘴脸。
   
    直到二月下旬，瘟疫突然在纽约市犹太区大爆发，引发了美国犹太财主的恐慌与怒火，特疯子这才惊慌失措，慌忙向国会索要25亿防疫金，而国会2020年3月6日批给川政府85亿，纽约州等重灾区这才有钱采购设备。

    但是为时已晚，新冠状肺炎在美国已呈爆发之势，2020年3月下旬已经确诊45137例，死亡540人，疫情紧追意大利列世界第三，而纽约市成了“美国的武汉”。
   
    综上所述，新冠瘟疫在美国的爆发，特朗普本人负有主要责任，他的防疫过迟，引爆了疫情；而特疯子的防疫过迟，来自于他的目无民主——他只重选情、不顾选民、他的企图捂盖子、敌视新闻自由、他的相信和推崇自由民主的敌人——习近平和中共。

    可见造成美国疫情爆发的，不是美国的民主制度，而是特朗普反民主的潜在独裁者品性。
   
    民主非但不是美国疫情爆发的原因，反而是美国防疫的福音：

    因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束缚了潜在独裁者特疯子的手脚，特朗普的为保股市的自欺欺人，才没有造成中国那样的惨重后果——现在美国的病死人数，只等于中国的壹个零头；特朗普的防疫不力，遭到新闻媒体的猛烈批评和充分揭露；为了讨好选民、挽救选情，特疯子政府不得不紧急改弦更张，现在向德国、向法国。满世界买特效药，以赶紧改变疫情。而专制极权的中国共产党政府，仍然是维稳第壹，继续大搞“假清零”——草菅人命。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虽因特朗普的耽搁而疫情严重，但是因为民主制度保障和后劲，绝对不会出现象中国和伊朗那样凄惨局面，美国必然在这场对抗瘟疫的战争重后来居上，再次引领世界。

防疫建言

作者 唐付民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发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中共当局采取了三种方式（经历了三个阶段）：壹是压制疫情保障“春庆”（春节年庆）。二是力控疫情压制经济（限制自由）。三是力保经济抑制疫情（隐形操控）。毫无疑问，第壹项是严重错误的，也是导致病毒全球蔓延的根源。第二阶段“壹刀切”的武汉封城和全国严厉限行，有效降低了病毒的全国爆发。但是，除了导致全国民众的“盛节”被剥夺和牺牲自由与享乐，更熄灭了经济。第三方式（阶段）因病情的隐藏性与持续性，让中共政府倍感威胁。若要力保经济只能压制疫情，似乎成为政府的不二选择！

中共的制度优势是可以“严控舆论与强力行政”，这不只是它可以顺利实现“封城、禁行”的特色，也是可以顺利转向“零增长与稳经济”的特长！对于中国如何快速实现病例的“零增长”，限于它的“舆论严控”特色，我们只能从壹些隐形通道（如推特、微信）窃得“零星消息”。壹壹这在二十壹世纪的今天，无疑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根据零星消息与合理推测，中共政府为了力保经济，只能采用“禁确诊”来保障“零增长”。同时，实行“严格监控和分化治理”。即严密监控不同人群的行动和疫情。以及将壹定地域出现（或存在）的个别或少数轻症及可疑人员进行“强制隔离”。而将重症人员和人群集中于“专门治理处”，在没有有效药物和技术治疗的情况下，只能是象征性治疗和“自生自灭”！这里的推测无疑是符合现实“中国特色”制度逻辑的，中国在未能真正实现“言论自由与司法独立”之前，这里的推测及此次病毒的来源，中共政府始终无法自证清白（即使“惯骗”偶尔说了真话也难以获得信任）！换言，在未能夺下中共政府的“笔杆子和刀把子”之前，人类始终难以找到真相！

我想上述内容大概就是当下中共政府应对新冠病毒的“中国优势或者中国经验”吧！对此，我个认为，上述“中国经验”应该可以为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提供壹定的“成功经验”。经验壹，是不要轻信中共政府“零增长”的表面文章，但可以重视它的“保经济”观点。经验二，是不可能接受它的“禁确诊与弱治疗”，但应该借鉴它的“强监测与分化治”方案！

西方民主国家，无法操控舆论也无法轻视人权。但是可以尽量避免过度恐慌与过度治理。减少过度恐慌的方式是由政府和医疗专家制定出“民众防护细则”（非守则），如勤洗手、配防护、少社交、净环境、强体健、适预防、多配合、善体谅。减少过度治理的方式是加强“实时监控、应急处置、分类对待”。有必要删减不必要的检测和治疗，应当把医疗资源用在刀刃上。另外，政府应该与医疗专家和经贸专家合作制定出“防范病毒与稳定经济”的中长期“平衡”规划。如果在不太短的时间内不能出现有效治疗病毒的技术与结果，过度的限制经济活动，必定得不偿失。为此，理性的汲取中共政府的“正负”教训非常必要！

过度治理不仅会消耗有限资源还会加重民众恐慌！能否实现有效防控、适度治理、平衡经济、不犯人权，既会考验民主政府官员和相关专家的能力，也在检验人类的智慧！中共的“成功经验”、伊朗、意大利等国家的失败教训，台湾与香港相对合理的管控。都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充分的“资源”，“及时重视和方法适当”无疑是有效防控疫情的最佳途径！政府和相关专家们的“全局性定力”，是决定民主制社会输送给全体公民的信心与希望！

本文主张的“系统分治”，是指应该设定出针对特定事物进行相关要素的“整体化平衡治理”（整体操控与综合平衡）方案。中共时下的轻人权“系统分治”方案，应该包括“控舆论、强监控、禁确诊、轻（症）“隔离”、重（症）“收监”、亡“火化”、保经济”。然而，美国等西方民主自由国家的“系统分治”，只能建立（设计）在重人权方案之上！其次，意大利和伊朗等国家在防冶新冠疫情中的缺陷，如“重视迟缓、认知标准和防护观念落后等”，在其他西方社会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我希望能够尽快消除，尽量减轻此次抗疫的损失！

极权社会的防疫工作

作者 何清涟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欧美疫情日趋严重，WHO不再象优待中国那样优待欧洲，及时宣布欧洲已成为世界疫情的中心。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外宣内宣外加五毛大军打造了壹个已将疫情控制住的神话，比如全国已经陆续复工，武汉方舱医院已经撤除，湖北各地已经陆续解除封城措施。在抗疫战中大获全胜的中国，已经派出抗疫专家组分赴伊朗与意大利援助，将意大利人感动得齐唱中国的国歌。世界还在半信半疑之时，中国却得到壹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出于相信中国此刻比美欧更安全，不少留学生组团包机回国。

中国宣布，2020年3月15日当天新增武汉肺炎确诊病例16例，累计确诊超过8万例。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数据显示，全球总感染人数已经接近17万，这意味著中国境外的病例数量已超过中国境内。为了防止“疫情倒灌”，2020年3月12日，上海市政府宣布对来自多个重点国家的旅客实行居家或集中隔离。北京市政府亦于2020年3月15日宣布，所有从境外抵达北京的旅客壹律要求集中隔离14天，费用自理——这对满腔爱国热情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自从春节后想方设法来到西方国家避疫后，虽然没被真正隔离，就诊全部由医保包了，还可以抗议西方社会视他们为病毒传播者的“种族歧视”。

BBC在《中国加强入境管控，大批留学生“组团”回国》壹文描述了他们的遭遇：回国者有相当数量是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而非已经在国外定居的华人。对待这些人的回国，国内流传最广的“欢迎标语”是：“国家有难妳不在，千里投毒妳第壹，这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被要求自费隔离的留学生们深感委屈，有人表示“在当初疫情爆发时，我和很多其他人都参与了给国内捐口罩和防护服。”——当然，他们在亲爱的母国，已经没有抗议的权利了。

中国国内的人已经忘记正是当初在武汉封城前从武汉天河机场飞往全世界的6万人，足迹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主要城市，就是他们“千里投毒”让武汉肺炎满世界；海外留学生们也有意忘记海外口罩与防护物质短缺，就是他们这种狂购造成的后果。比如美国只有5000万只口罩存货，壹直被中国政府的宣传机器与五毛大肆讥嘲。更可恶的是不少人还在意大利与巴黎街头挂上“我不是病毒，我是人类”求拥抱，由于武汉肺炎是无症状传播，此举不知害了多少人。

90后留学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大多都非常爱党爱国非常出名，只要他们认为哪个国家有某件事不利于中共，立刻就借助西方国家的自由空间举行集会自由表达爱国义愤。这些人刻意忘记了中国是个严厉管制舆论、迫害政治异见人士的国度，日常信息来源主要是同类交流的微信，以及大外宣媒体。不少与政府宣传不合的消息，他们都认为是“独运轮“的造谣。出于相信中国政府宣传的抗疫神话，这些留学生花了数万元购买机票回国。这些壹帆风顺的中国青年，不知道这其实只是他们在极权中国的人生中经历的壹次极小的挫折。

中国对武汉肺炎总病例的公布核查，全由政府掌控，外部世界无从了解真实数据。这是中共应对灾情的惯例，当年汶川地震时，有民间人士想调查死亡人数，后来都被抓进监狱判了刑。这次进入湖北的三位公民记者陈秋实、方斌、李泽华现在都处于“失踪”状态。李泽华触犯中共当局禁忌的P4病毒所与武汉火葬场。武汉P4 病毒所全称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国外生化界壹直怀疑武汉肺炎病毒是该所泄漏。李泽华关于武汉火葬场的采访视频触及武汉到底死了多少人这个敏感问题。为此他暗访了武汉的“青山殡仪馆”，在相关视频里他通过采访壹个负责招聘农民抬尸工的人佐证武汉的殡仪馆需要高价聘用“抬尸工”的网传消息。

李泽华在这段视频的最后用几个数据算了壹笔账，暗示中国政府其实隐瞒了死亡的人数。李泽华根据官方的资料算出，武汉在2020年1月12日首例确诊病例死亡到2020年2月19日为止的38天内平均每天因疫情死亡的人数为40人。根据官方的数据，武汉市平均每天非病毒感染死亡人数为137人，而武汉市区共有74个火化炉，日常情况下，每天每个火化炉只需火化1.74具尸体，每具尸体火化需要60分钟的时间。汉口殡仪馆专门负责火化新冠病人的遗体。这家殡仪馆共有30台火化炉。按照上面的数据，李泽华推算出，汉口殡仪馆每天需要处理的52 具非感染者遗体（每个火化炉每天火化1.74具X30座火化炉）加上40具病毒感染者遗体应该是92具，远远低于这家殡仪馆的火化能力。如果每天工作八小时的话，汉口殡仪馆有能力火化240具遗体。

李泽华的结论是，如果官方有关武汉肺炎死亡的人数是真实的话，非但汉口殡仪馆不需要加班，其他殡仪馆（青山殡仪馆）更不需要加班。

李泽华的调查戳到了中共的痛处，这是他被抓之缘由。关于中国疫情数据造假，我写过两篇文章，壹篇是《武汉肺炎疫情中的数据乌龙》，其中壹节根据官方殡葬业数据与殡葬业超负荷工作现状，得出的结论与李泽华相同，但他的更有现场感。另壹篇《看懂中国疫情数据的“党性”》也是分析中国的统计数据为何不可靠。总之，中国的统计数据不可靠，连现任总理李克强也不相信，2007年他在辽宁省委书记任上，曾对来访的美国大使雷德说过，他不相信中国的GDP增速，只依据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这三个数字来判断经济增长情况，这三个指标被西方炒作成“克强指数”。

WHO干事长谭德赛在中国武汉肺炎疫满全球上立有三大功劳：壹是竭力推迟将武汉肺炎 宣布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让世界尽皆染疫，与中国在疫情上“风月同天”。美国在其宣布PHEIC的当天对中国断航，还遭到谭德赛的批评，直到疫满全球130多个国家，武汉肺炎在谭德赛的家乡非洲叩关时，他才宣布为大流行，同时立刻伸手向世界要钱帮助非洲；二是将武汉肺炎去地名化，刻意模糊病毒源头，为中国后来诿过于美国埋下伏笔；三是将中国冠名为抗疫第壹国，为世界做出了牺牲，并在2020年2月中旬的慕尼黑世界安全会议上声嘶力竭地为中国镀金。

由这个WHO当家人亲自选派的世卫专家组自然是对中国抗疫高度首肯，这种首肯的语言近于肉麻，《纽约时报》全部照登在《疫中访问中国，WHO专家组组长看到了什么》壹文中，比如在2020年2月的壹次为期两周的访问中，布鲁斯·艾尔沃德博士（Bruce Aylward）“感觉自己已经登上过巅峰——看到了应对的可能性”；艾尔沃德“看到了中国如何迅速遏制壹场吞没武汉、对全国各地构成威胁的冠状病毒爆发。中国的抗疫方式可以被复制，但这需要速度、资金、想象力和政治勇气”——很难想象曾登出过《总理家人的财富》这种文章的《纽约时报》，竟然幼稚到认为这位世卫专家看到了中国疫情的真相。如果说这位世卫专家因为太闭塞，不知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极权国家，完全依靠政治暴力与控制舆论在统治，但《纽约时报》作为壹家世界大报，在中国派驻记者长达30多年，经常面临因批评性报道而取消其驻华记者签证的刁难，不应该幼稚到忘记中国抗疫依靠“低人权优势”的体制性特点，更不应该忘记中共为应付检查发展出壹套检查文化，这套检查文华源远流长，1940年代赴延安的美国军事考察团就是这样被毛泽东蒙骗而导致“美国失去了中国”。

中国财新网也许对《纽约时报》的专家访谈颇有腹诽，找来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袁是国家卫健委第三批暨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正是这批专家定性了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特性，成为整个疫情的转折点。尽管舆论环境非常不自由，《财新》还是壮著胆子登了袁国勇说的壹句话：“我要讲壹个真实说法，我们在武汉到访的地方可能都是“示范单位”，我们问他们什么，他们就答什么，似乎已准备好”。

接下来要讨论壹下现任世卫总干事长谭德赛与中国是什么关系？有三件事情足以说明，中国壹直将谭德赛当作壹份“战略资产”在经营。根据官方的《人民日报》透露，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陈旭会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并捐款2000万美元，谭德赛立刻在推特上向中国致谢。这壹天，正好是武汉肺炎病毒传遍世界110个国家之时。世界为这种抛弃道德与责任的赤裸裸的利益交易感到愤怒。

谭德赛被非洲联盟与中国合谋推上WHO干事长的位置之后，将这个联合国机构当成了壹个变相寻租的工具。根据世行顾问张倩烨女士在《WHO：专业外衣下的政治底色》壹文中的揭露，谭德赛于2017年担任世卫总干事之后，立即到北京拜访习近平，习近平非常大方地向WHO捐了2000万美元。当时，中国政府是为了让谭德塞将台湾阻拦在WHO门外，这件事情虽然不值这么多钱，但中国政府做政治投资向来慷慨，考虑到SARS疫情出自实验室泄漏时拉著病人满街跑逃避世卫检查的尴尬，后来香港卫生局长 陈冯富珍被中国力推成为WHO的掌门之后的甜头，中国很愿意花钱结善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够获得回报。谭德赛果然不负所望，两年多之后， 等来了报恩与获取更多酬庸的机会。中国买来了世界抗疫第壹国的荣衔，还得到世卫专家们的背书。

中国明面上对谭德赛的WHO共投资4000万美元，从中国政府来说，对外援助的冤枉钱花了无数，翻眼就成白眼狼的国家不知多少，但广种薄收，对谭德赛的这两笔政治投资，可算是壹笔少有的超值回报。谭德赛偏袒中国，被西方社会批评为丧失独立性与公信力，中共党媒《环球时报》于2020年3月12日发布题为《守护谭德赛！他因力挺中国正遭西方疯狂围攻！》的评论，进行无耻辩护。

综上所述，就是中共炼成抗疫成功超级神话的几大秘诀。最后我将以林肯总统那句名言为本文作结：“妳可以壹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报应正在开始，等中共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之时，壹切都为之已晚。

政治操作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因为疫情高峰期强令复工和“假清零”，引发了中国大陆疫情的不断反弹，习近平壹伙的应对招数就是甩锅，先甩锅美、意，后甩锅不是中共官二代与中共太子党的海外留学生，不断煽动仇恨。
    然而以外交部“战狼”赵立坚推特反美为代表，习共甩锅美国，引发了美国的强硬反击，以及党内洋务派的反弹，被迫灰溜溜收起甩锅仇外的壹套；

  而因为在党妈负福利“抗疫”专政铁拳的的打击下，“爱国”留学生的数量又大减，甩锅海归的维稳术也不好用了。
    见此情形，习近平索性学朝鲜，要做就做绝，转而不惜代价造假到底：对疫情反弹干脆统统不承认，死臭到底，就象朝鲜那样硬说自己壹例病例都没有，于是就成了世界第壹，这样也省去了为甩锅而耗费的心思。
    而且连疫情反弹的事实都不承认，反而有利于稳定屁民的人心，有助于维稳。
   
    于是中共习近平当局悍然下达最新命令：为了防治疫情反弹，确保“清零”成果不受破坏，特实行“巩固清零责任制”，即日起哪个地方再发生新增病例，追究当地党政壹把手的责任！
   
    问题是新冠状病毒哪来的党性？妳不让新增就不新增吗？习大大心里当然清楚，但不逼官员造假，“大国抗疫胜利”的政绩就造不出来，没有“大国抗疫胜利”的政绩，作为武汉瘟疫元凶祸首，习近平的权威就会动摇，为了保住“壹尊”的地位，就必须将错就错，死臭到底，诚所谓“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中国新冠状病患者和潜在病患者数目巨大，怎么可能壹声令下就新增清零？怎么可能不让新增就不新增？后清各级党官、公务猿们当然清楚，但为了保住顶戴花翎，保住公务猿们“旱涝保收、上不封顶、按需分配”的滋润，唯有效犬马之劳，死马当活马医，于是只有瞒报；
   
    于是随著习近平的壹声令下，全国各地再掀捂盖子造假狂潮，其疯狂和奇葩超越了李文亮“吹哨”期间，各地狗官都不遗余力地死命捂住新增，甚至为防“破零”，包括武汉在内，许多地方当局丧心病狂地故意防疫不作为——对新增新冠患者或疑似患者壹律统统拒绝收治、甚至拒绝检测，指鹿为马，大规模地篡改基层的疫情统计信息，硬说新增病人与新冠无关，令其居家隔离，任凭他们感染小区、把病毒传给家人，这等于安装和开启了新冠状瘟疫再次大爆炸的定时核弹！

中共狗官们何以如此丧心病狂？狗官们的权衡是：
    执行这扯鸡巴蛋的荒唐命令，今后可能会玩完；而拒不执行这这扯鸡巴蛋的荒唐命令，自己立马会遭殃；所以只好跟著习正恩丧心病狂了。
    中共习近平当局此种新壹轮大造假和防疫不作为，不啻是在武汉“万家宴”基础上，对中国屁民的新壹轮更大规模的谋杀。
   
    但是就象“大奸若忠”、彻底撒谎要比半截子撒谎更有效、更难揭的规律壹样，不能不承认的是：习近平的此种坏事做绝、造假到底的新做法，果然收到了朝鲜式的愚民效果：在中共的信息壹手遮天下，亿万愚民们正能量满满，还真以为中共国的疫情已经长时间零增长，终于春暖花开疫情消散了，尤其是疫情较轻的广大南方地区，愚民们壹个个忘乎所以、弹冠相庆，象傻二壹样地大放鞭炮，又纷纷赶圩、聚餐、甚至跳起了广场舞；

而武汉等重灾区虽然各小区反弹，新增患者求助无门，痛不欲生，跳楼者比比皆是，但他们的悲嚎声在中共的遮盖下很少人听得到。
    “六四”后中共的精致化的洗脑和腐蚀，令国人不仅愚昧，良心也前所未有的大大的坏了，黑心烂肝的精致化利己主义者比比皆是，他们蔑视正义、冷漠势利、永远跟屁强者，武汉最近就出了乖巧逢迎上意的奇葩脑残愤青，居然“英勇无比”地向中共法院起诉美国对武汉投毒，媚权装逼叹为观止，弄得中共也哭笑不得。对这种无耻的狗东西来说，只要灾难不落到他自己地头上，他的红心就永远向著流氓。
    半截子撒谎，中国人死人会少壹些，但共产党穿帮更容易、更快；象朝鲜那样死臭到底、彻底撒谎，中国人的代价惨重，但共产党可以骗得更久；习近平毫不犹豫选择后者，可见其视中国人为草芥、中国人死人越多越好的恶魔心态。
   
    虽则朝鲜式的彻底造假，可以拖得更久，但最终必然穿帮，且壹旦穿帮，必是共产党的彻底覆灭。习近平现在正在赌博，在赌新冠状病毒会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即便不完全按照他的意志行事，也会放他过关，他想得太美了。

大国瘟疫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目前世界疫情已经逐步得到控制，对疫情应对的反思也在开始。这场疫情目前已经导致全球370万人感染，25万人死亡。在反思中，如何看待武汉封城是壹个争议的焦点。目前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壹种观点赞同，甚至赞美，另壹种观点反对，甚至称之为野蛮、愚蠢。我认为，要分析武汉封城就必须回答几个问题：第壹，为什么要封城？第二，封城是否履行了法律程序？第三，封城后市民生活和基本人权是否得到保障？第四，封城的效果如何？
 
首先，我们来分析第壹个问题，为什么要对武汉封城？
 
这是壹个似乎很简单的问题，因为要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根据流行病防治的原理，隔离是防治病毒传染最有效的途径。封城有两种模式，分别是“硬封城”和“软封城”。硬封城指的是全市封锁，除防疫物资运输的特殊状况外，将当地内外交通要道完全封闭，阻绝疫情向外传播。武汉封城显然是硬封城。软封城也被称为“半封城”，是指社区防控和封闭式管理，透过管制出入口、关闭不必要的进出通道、要求社区人员外出须佩戴口罩，防止疫情向内扩散。目前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软封城。
 
为什么武汉要采取硬封城呢？我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有分析人士指出，封城之前，中国政府对疫情扩散不作为，极力掩盖疫情，李文亮医生等八个吹哨人被约谈，披露疫情的网民遭传唤。中国病毒专家2020年1月初就已检出病毒的基因组序列，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这壹突破性进展为疫情防控赢得宝贵时间，但是却被锁进了保险柜。从武汉肺炎爆发到2020年1月11日发布第四次疫情通报前，武汉有长达五天的空窗期没有任何通报发布。2020年1月11日之后，省市两级政府重心全在“两会”，疫情无人问津。以至“两会”期间所谓疫情通报，新增病例壹概归零。报纸上更是壹派歌舞升平。武汉市民难以知情，无从防范。疫情防控黄金期就这样因当政者玩忽职守而白白丧失。
 
硬封城不是什么伟大壮举和人间奇迹，300年前法国人就是这样对付瘟疫的。当壹个城市出现瘟疫时，政府就会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封闭城市及其郊区，严禁离开城市、违者处死，捕杀壹切乱窜的动物；将城市分成若干区，各区由壹名区长负责。每条街道由壹名里长负责，严密监视该街事务；如果他离开该街，将被处死。在规定的壹天，所有的人都必须待在家里，违者处死。
 
第二个问题武汉封城是否履行了法律程序？
 
有学者指出：武汉封城的法律程序根本无从说起。按理，如此规模的封城，非到紧急状态不可为。而是否紧急状态，必须依据法律。也就是说，法无授权不可封城。虽然中国没有《紧急状态法》，但并非完全无法可依。有两部性质接近的法律，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这两部法律均规定，无论宣布戒严，还是宣布紧急状态，权限均在中央政府。武汉继23号封城，26号又禁止私车通行，所有公私聚会、所有公共活动壹概强制取消。可见武汉事实上已经进入紧急状态，但却未宣布紧急状态，而是通过武汉市政府壹纸命令决定封城。
有分析人士指出，封城隔离是必要的，但封城不仅需要决断力，更需要审慎。审慎不仅表现于对时间点的精确把握，对封城范围和封城力度的精确把握，更表现于对封城后各种可能走向的精确评估，对封城后维护城市秩序所需、广大市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精确评估，以及建立于这种精确评估基础上的周密预案。但封城后的事态表明，这壹切都谈不上。
 
第三，封城后如何保障市民的生活？
 
封城令是2020年1月23日凌晨下达的，当天10时起，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市民必须待在家中，医院只开发热门诊，其他门诊停止服务。这样的封城就带来了严重的次生灾害问题。如心脏病患者、癌症患者、心血管病患者如何就医？突发疾病，救护车如何到达，又如何送到医院急诊？我的壹个儿时的朋友和两个邻居都因为心脏病突发无法就医，而在疫情中死亡。媒体报道，壹个白血病患者要到外省就医受阻，在两省交界处隔离带苦苦哀求警察放行。武汉汉阳壹名女子在家中阳台用脸盆“敲锣救母”，为重症母亲哭求壹张医院床位；70岁的尿毒症患者疑似患上新冠肺炎，无法在医院透析，也等不到社区安排核酸检测，跳楼身亡；55岁的湖北电影制片厂导演常凯壹家四口因新冠肺炎相继去世，常凯在遗书中感慨“床位难觅”，错失医治良机。
 
第四，封城的效果如何？
 
拥护武汉封城的朋友的理由是武汉低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率。但他们犯了壹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将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作为封城效果的依据。但中国政府的数据能够相信吗？壹个政府能够壹夜之间将死亡率突然上涨50%，妳有如何能够相信呢？武汉到底有多少人在疫情中死亡？这对中国人可能永远是个谜。但是武汉因为疫情死亡的人数绝对不是3千人，它应该包括确诊死亡人数、绝大多数疑似死亡人数、因为封城和隔离而导致其他疾病无法得到救治的死亡人数以及自杀人数。有网友认为，因为肺炎疫情死的人只有三成，而因被剥夺了救治权利而亡的人，尤其是白血病和透析病人最多。将这些数字加起来会是多少？按网友所说加壹个零就是3万。
 
我们如何来评估封城的效果？我认为，有以下因素需要考量：壹是封城后，其他地区感染率是否得到遏制？二是武汉市民的生活是否得到保障？三是次生灾害是否得以避免？；四是市民的基本人权是否得到保障？武汉封城让几十万市民仓惶出逃将病毒带到了其他省市，也带到了世界。封城让武汉市民壹直生存恐惧之中，心理创伤难以治愈。封城后，武汉市民成了活病毒，在外地被歧视的现象比比皆是。
 
有报道称，封城的积极效应尚难断言，封城的严重后果确已渐露冰山壹角。后果之壹，是因封城导致的公众心理的巨大恐慌。恐慌首先表现为疯狂抢购。其次，恐慌还表现为各大医院防护物资之极度短缺，甚至连口罩都供不应求。中国的大医院都是公立医院，由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全力保障供给。但显然，封城之后，无论哪级政府都失去了保障能力。再次，恐慌还表现为武汉市民的流离失所。据武汉市长周先旺所称，受疫情和春节影响，总计500多万人离开了武汉。其中，仅23日上午10点封城前，当天经由高铁外逃的民众即达30万之巨。他们实际上已成难民。流出地的武汉市政府放任不管，流入地的地方政府大多强制驱赶。这壹方面对各地疫情防控确实构成极大威胁；另壹方面，各地粗暴执法，武汉市民权利难以保障。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卫生法律与政策中心主任小詹姆斯·霍奇表示，封闭城市几乎肯定会导致侵犯人权，而且在美国显然是违反宪法的。“这很容易适得其反，”他说，并且这些限制措施可能会阻止健康人群逃离城市，使他们面临更大的感染风险。
 
壹些朋友看到美国疫情的确诊和死亡病例数目，忧心忡忡，甚至得出中国封城比美国更有效的结论。我认为，他们的主要错误在于信息不对称，对武汉封城和美国抗疫了解不多。美国的抗疫是科技抗疫，不是壹味地封城，而是通过广泛的病毒检测，确诊病例包括无症状感染者。检测越普及发现的感染者就越多，但美国不是将所有患者都送进医院，而是区分轻重症。美国正在进行经济重启，未被感染和有抗体的可以外出工作，被感染者在家隔离和住院治疗。目前洛杉矶已开始全民检疫。同时，美国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免费壹日三餐，通过经济刺激方案，避免市民和小企业因疫情陷入困境。当然，美国在应对疫情上也存在很多问题，如轻视疫情、拒绝戴口罩或群体聚集、防护物资储备不足、地方与联邦扯皮等等。
 
现在我们总结壹下，从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到解封，历经76天艰难岁月。而那些逝去的生命、被训诫的“造谣者”和没有回音的追责，仍在拷问著每壹个人。笑蜀先生在《武汉封城与极端政治》壹文中指出：毫无预案、不计代价、野蛮、愚蠢的武汉封城，宪政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因为宪政民主核心要素即为限权，尤其是分权制衡。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始能达成多元平衡，多元平衡的政治社会生态之下，才有中道理性的可能，各种极端才会逐渐失去市场，社会才可能走出两极震荡的恶性循环。尤其是言论自由才有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才有切实保障，公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利、对枉法滥权之举问责的权利才有切实保障。这才是杜绝人祸尤其杜绝官祸的对症良药。历史和现实皆有力印证。

防疫措施

作者 张杰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武汉这座城市苦难很多，2020年4月8日刚解封，老百姓还未抚平心灵的创伤，新的政治运动和折腾又降临到他们的身下。武汉市政府2020年5月11日发布紧急通知，决定在武汉展开为期10天的全民病毒核酸筛检。武汉政府将这次病毒检测称之为“十天大会战”。据武汉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武汉市常住人口有1,108.1万。武汉卫健委2020年4月29日发布的消息披露，武汉核酸检测累计已有103万人次。这意味著武汉将在10天之内完成超过1,000万人的检测量，每天平均检测100多万人。
   
   众所周知，2020年1月23日，武汉因疫情爆发而封城76天。著刚刚解封怎么又开始折腾？因为武汉近期再度出现疫情异常情况，2020年5月9日、2020年5月10日两天，共新增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打破了湖北省连续35天无新增确诊病例的记录。据武汉卫健委2020年5月10日的通报，这6例病例都来自东西湖区长青街三民小区。

 其实不仅是武汉，最近壹个多月来，中国许多地方，也不断亮起了红灯。绥芬河、哈尔滨、舒兰、吉林，以及上海、北京、广东等地聚集感染和输入型病例连续发生。特别是，东北地区近壹个月来警报频频，先有中俄边境城市爆出输入性感染，继而当地出现了感染源并不明确的病例。自从5月7日吉林市所辖的舒兰市发现聚集性疫情以来，已经有22人确诊，367名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被隔离。舒兰市、吉林市也都进入了封城状态。5月13日，位于沉阳市的解放军463医院突然全部封闭，医院周围拉著警戒线，任何人不准进出。据悉，该医院出现了新冠病毒扩散。闲话少叙，言归正传。我们现在回到武汉大会战上来。
   
   武汉市洪山区卫健局壹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正在按照全市核酸检测的紧急通知，做好在10天内完成全员的筛查工作。江岸区塔子湖街道跃进社区书记刘琼秀说，他们街道有17个社区和1个村，全员检测的工作量是很大的。目前不确定是联系医生到社区来取样，还是组织人员到医院去做检测。在今天，我们已经在网络上看到汉阳区居民排长队检测的画面。

 武汉能完成十日检疫的目标吗？武汉市副市长李强2020年4月19日曾表示，武汉市有53家核酸检测机构，211个核酸检测点，日均检测能力4.6万人次。据武汉卫健委称，2020年5月10日当日，武汉市完成核酸检测39，735人次。武汉疾控部门人员说，全员大规模核酸检测主要由第三方检测公司来完成，每个区的医院和疾控部门会抽调人手来取样。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能力在10万份/天，但无法满足100万份的目标。有网友质疑道：“全世界科技最发达的美国，从2020年3月中旬开始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之后，不断推陈出新研发出越来越快、越来越高效、越来越准确的检测仪器，整整两个多月来，到现在为止，到今天为止，全国共完成检测量是938万人，美国单日检测能力是30万人。全球第二大完成检测量的是俄罗斯，到今天为止，全国完成检测580万人，俄罗斯单日检测能力不到20万人，还需要至少21天才能完成1,000万人的检测量。武汉如何完成10天检测1,000万人的目标？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武汉全民核酸检测有必要吗？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2020年5月11日接受央视采访表示，“其实也没有必要，主要是在重点地区，重点人群。”他认为，武汉出现新疫情苗头的东西湖区长青街三民社区，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筛查，但在没有病例的社区，没必要人人都做筛查。“主要是对重点岗位、重点人群、重点社区的人，来做大规模筛查。”中国疾控中心壹位前研究员同样对全民筛查持保留态度。他表示，国内在人群感染率很低的情况下，搞运动式核酸检测普查，此举为“不计成本、劳民伤财”。仅做壹次核酸检测能否精准找到感染者，假阴性问题多大程度上存在等问题仍然成为影响大筛查的重要因素。
   
   2020年4月19日，张文宏医生在回答疫情防控热点问题时，就对全民的核酸筛查的做法，表示反对。他指出，核酸检测结果仅能代表当前没有被感染，但不代表未来不会感染。同时核酸检测壹定会存在假阴性的风险，就技术本身而言，单次检测会存在30%的假阴性率，而检测两次这壹数值会降至10%。但是，要把所有的感染者都给筛出来，是不可能的。更为重要的是，所有的筛查，无论是抗体或者核酸，都是在病毒大流行的时候进行的。也就是说，在发病率比较高的时候，这种筛查才是有价值的。在全国大部分地方没有出现病例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全民筛查。“什么人应该接受核酸检测、如何检测，应该由专家做出判断。病毒学、传染病学、检验医学、医学管理等相关专家壹起讨论，这个事情值不值得做，是不是合理。”张文宏说，“假设在人口近1500万的武汉市开展全民的核酸检测，当地检测能力最高壹天2万例，这样需要开展超过700天时间。这种方式效率不高，没有切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武汉卫健委资料显示，2020年3月29日至2020年4月10日，武汉共筛查复工复产者14.3056万人，其中核酸检测阳性者113人，检测阳性率0.08%。但现在的十日大会战将筛查对象为全体居民，筛查项目为“新冠病毒核酸+血清抗体检测”，明显扩大了检测的范围。
   
   全民核酸检测费用多少？2020年4月29日，湖北公示相关检测试剂集中采购中标企业名单有6家，包括四川迈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明德生物以及华大生物科技（武汉）有限公司等，核酸检测试剂人均报价在16元到25元之间。以迈克生物提供的最低16.78元/人次报价保守估计，此次核酸试剂费用至少1亿7千万元。若按180元/人次的两项检测服务最高限价计算，检测服务总花费将不少于18.09亿。
   下面，就武汉全民检测十日大会战，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壹是，十日大会战违背科学规律，劳民伤财
   
   武汉全民检测与武汉封城壹样，本身并不错，但问题在于它们违背科学，会制造新的灾难。武汉封城是壹种有效阻断新冠病毒传播的措施，但实施前应进行履行法律程序，科学论证，做好封城后的各种应对准备，避免造成次生灾害。但很不幸，封城源于中国领导人的独断决策，极端且不计后果，结果造成城市生活混乱，次生灾害严重。十日大会战不过是武汉封城的翻版。没有任何法律程序，没有科学论证，典型的拍脑袋工程，劳民伤财。按照网上公布的结果，这个文件是2020年5月11日下达，要求各个辖区2020年5月12日中午12时前上交具体实施方案，包括明确辖区内基本情况、组织方式、时间安排以及其他事项。壹天之内制订出具体的计划，这样的计划能够周密吗？

 二是，十日会战会造成疫情再次爆发
   
   按照广州市4月份的筛查情况，在所有核酸检测阳性的人群当中，大约有85%是无症状感染者；而在湖北的检测结果当中，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21日，绝大多数阳性结果者也都是无症状感染者。全员筛查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人群聚集，这个过程中如何避免正常人被感染的风险？在现场视频中，我们看见检测人员拥挤在壹起，没有保存必要的社交距离。检疫人员为了抢时间，取样时居然没有更换手套，这很可能造成病毒的传播。壹场目的是造福人民的医疗检测，由于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完成，违背科学规律，相反祸国殃民。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屡见不鲜，最典型莫过于1958的大跃进运动。它不仅没有实现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反而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三是，形式主义和数据造假
   
   武汉十日内根本无法完成1000万人的病毒检测，但壹旦进入举国体制的政治运动模式，就会出现形式主义和数据造假。因为面对无法完成的任务，人们只有两个选项，壹是放弃，二是弄虚作假。在政治运动中，放弃会被当成两面人，于是只剩下壹条路，那就是虚报浮夸。造假对于中共地方政府而言，是他们的拿手绝活。完不成的任务改个数据就完成了。
   武汉全民检测病毒本是壹件好事，但它通过举国体制的政治运动完成，它就脱离了科学性、合法性和合理性。政治运动是由政治领袖来领导和决策的。习近平的好大喜功和不容置疑决定了十日大会战的任性，也决定了它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为什么习近平急于武汉全民检疫？我认为应该是为2020年5月下旬中国“两会”的疫情数据“政治清零”吧。

共产极权统治的责任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发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冠疫情，横扫中国、蔓延世界。新冠疫情已经导致逾四百万人染病，近30万人死亡，直接和间接的经济与财产损失无可计数。

    这场世纪巨灾，既是天灾，更是人祸。数十万条生命不能白白逝去，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遭重创、数十亿人的生计被波及和打击，也不能没有个说法。如果没有追责，这样的悲剧就很可能再次发生。为了告慰逝者和伤者，也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追究本次疫情中各环节尤其发端期间失职渎职者的责任，是不可回避的、不可不做的。

疫情初露獠牙时中共当局的隐瞒与对发出警示者的打压

    众所周知，在去年12月即疫情早期爆发时，曾经有中国医疗专业人员以不同方式发出了警告。2019年12月30日，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向同事和同学传递了关于新冠肺炎（当时还被称作“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其中有“SARS冠状病毒（准确说本次疫情中的新冠病毒是SARS病毒的壹个变种，即‘SARS-Cov-2’）”字眼，并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此后不久，艾芬就遭到了医院纪委（即事业单位中负责党纪的机构）的约谈，约谈期间被严厉斥责，如被训斥“无组织无纪律”等。而参与传播的8位医生也被警方训诫。他们后来也分别被称为“发哨人”和“吹哨人”。

   此后，武汉卫健委及第壹批赴汉中央专家组均宣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暗示只有直接接触或食用野生动物才会患病而不会人际传播。官方通报的“不明肺炎”确诊病例长期在两位数徘徊，与后来证实的当时实际感染者数量天差地别。同时，包括央视在内的官媒，还以义正言辞的口气播发了对8位医生进行训诫的新闻，称武汉爆发SARS病毒是“谣言”，以稳定人心。而很有分量的官媒北京青年报的评论文章《莫让流言冲淡春节的年味》，也代表著当时的中共官方对于疫情的态度。面对经济下行和社会不安的双重危机，当时的中共当局选择隐瞒疫情、淡化危险、避免民众恐慌，试图维持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稳定。

抗疫关键期中共当局采用的残酷手段及其恶果

    直到1月下旬，疫情走向失控后，中共当局才急忙采取措施补救。其中最典型的措施，就是在1月23日宣布武汉“封城”。以此为分界点，中共当局对疫情的态度由隐瞒、淡化，转向不惜壹切代价严控。而这“代价”包括了国民基本的生存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平等权、迁徙自由权、免于匮乏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等。

     很快，各种封锁和隔离措施从武汉市、湖北省，推向全国。在疫情最严重的2月，全国采取了几乎是建国以来最强力的封锁和隔离措施。除医疗等特殊行业外，工厂停工、停产，商铺停业，学校停学，社会处于停摆状态。同时，在武汉，几乎所有市民均被关在各小区禁止出入，形同囚禁。在湖北以外，各地的官方和民间掀起了对湖北籍民众及常住湖北人士类似“集体猎巫”式的骚扰、刁难、驱逐。湖北省尤其武汉市的民众遭到了残酷的歧视和恶劣对待。许多滞留外地的湖北人没了容身之处。

    在近年来中共当局日益完善的“大数据”管控下，对湖北居民隐私的侵犯和泄露无处不在。隐私泄露后，就面临“壹刀切”的粗暴软禁和驱逐措施。这严重侵害了湖北人的隐私权和人身自由权，破坏了来自湖北民众正常生活。壹些湖北籍人士的基本信息和行动轨迹被曝光于朋友圈和各种群组中，不仅横遭侮辱谩骂，还无法离境、返乡、工作、生活，甚至流落街头。而在湖北，外地打工者也露宿武汉等地街头，还被保安和市政人员暴力驱赶，忍饥挨饿。在疫情中，军警、保安人员、社区和村镇联防人员等各方面的管理者普遍使用粗暴甚至残忍的手段对待市民和村民，“执法”过程中的暴力行径比比皆是，但无壹例被处罚，日常的法纪处于休克状态。

    “壹刀切”和过于严酷的手段，极大的损害了数亿国民的生计。经济社会活动被强迫全面停止，导致上亿国民失业、破产，继而制造了大量负债者、生活无著的贫民。而事实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未实行如中国这样的抗疫“休克疗法”，而是允许部分行业正常营业，或在严格的防疫措施下有限度的营业。如疫情同样严重的韩国，即便在疫情中心大邱，包括餐馆、酒吧和咖啡店等都可以在严格防疫如保持人际距离的前提下正常营业。其他如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及欧美大多数地区，均以折中温和的方式兼顾了防疫和民生。

   中国采取的彻底停摆，的确更有利于遏制疫情，但严重损害了国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经济民生活动，得不偿失。根据官方数据，中国第壹季度经济同比下降6.8%，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负增长，其对中国本就严峻的经济、就业、民生的危害不言而喻。

    在中国这种防疫的“休克疗法”下，农民工和底层市民受害尤其严重，基本衣食住行都难以得到保障。相较于欧美及壹些发展中国家大量发放救济金和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中国国民在疫情最严重、封锁最彻底、生计最艰难之时未得到壹分钱的救助，非国企的私营企业也很难得到银行和政府的纾困支持。

    各行各业的停摆也让国民生活陷入极大困境。没有供给或供给极少，导致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必需服务短缺，物价飞涨。而由政府配给的食物等必需品分配不公不均。公务员尤其警察等强制力机构人员配给品中时鲜果蔬齐全，平民只能十元买到壹根萝卜、壹颗白菜、两颗土豆等共三样菜品组成的“爱心菜”包裹且时常断货。

    更为恶劣的是，全国各地大批滞留于外地、需要被隔离14天甚至更久的民众，需要自行承担巨额的隔离费用，如住在酒店每天需要支付数百甚至上千元，对于本就没了收入的民众是雪上加霜。有些住了几天住不起的只好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休息（因为保安不允许躺下，只能坐著睡）。

    而在高强度隔离下，老弱病残等极度弱势群体面临著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的困境。对此政府所做甚微，这些弱势者处于坐等死亡的状态。不许出门也使得家庭暴力激增，且家暴受害者无法像平常那样逃离和求助，导致许多家暴受害者（主要是女性）如同生活在囚牢。

    这些悲惨情形，有些是中共的专制体制下畸形的防疫政策直接造成的，有些是中共当局纵容民粹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导致的，总之都是中共当局罔顾基本人权、剥夺公民生存权的例证，也是中共治下社会不公、人分三六九等的体现。

疫情期间中共当局对舆论的操纵和打压

    在整个疫情期间，中共当局进行了大规模的舆论审查。虽然疫情中中国媒体出现了壹次揭弊的小高潮，涌现出不少优秀报道。但是对于触及到审查红线的报道或个人爆料，中共的舆论控制机构仍进行了激烈打压。例如有声称被医护人员虐待的新冠患者被删帖，当事人被逼道歉；反映武汉市内医疗调度混乱、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的新闻被打压；在殡仪馆不允许逝者家属用手机拍摄惨况等。其中最典型的，是对那篇关于发出预警者艾芬的采访文章《发哨子的人》进行全网封杀，并引发了壹场审查与反审查的拉锯战和反审查的行为艺术。再后来，由官方授意的对揭露疫情期间种种黑暗的《方方日记》及方方本人的围攻，更是中共在疫情舆论战中最明显的手笔。

    最突出的，是对于三位“公民记者”即陈秋实、李泽华、方斌的抓捕。这是中共当局使用暴力手段对新闻自由的直接侵犯。三人被以非法方式“失踪”，现今除李泽华获释外，陈秋实和方斌依旧下落不明。

    因此，无论是疫情爆发初期对疫情的隐瞒和淡化，还是后来过于严酷措施对公民人权的肆意侵犯，以及整个疫情期间及之后对舆论的打压和操纵，中共政权在涉及新冠疫情的事情上都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当然，说到这里，壹定会有人（尤其是亲中共人士）认为，“那中共怎么做都是错的了？宽了不行，严了也不行，轻视不行、重视也不行？那怎么办？”以及“西方国家防疫更差，现在都死了几十万人了，中国反而控制了疫情，那么西方国家应不应该追责？世界各国的疫情都要中国负责吗？”等疑问。

    我下面就对这些必然产生的疑问进行详细解答。

从壹个极端到另壹个极端是双重错误

    首先，无论是隐瞒和淡化疫情，还是后来严酷的防疫措施，显然都是错的。不作为和“矫枉过正”的乱作为都是错的。走向两个极端的恶无法“相抵”、“归零”，恰相反，两个极端造成的危害是叠加的，都需要被追责和反思。

    如果在早期，从中共中央到武汉地方政府都公开疫情实情、积极采取措施防治，而不是隐瞒病毒危险性及有大规模传播扩散的危险，就可以将疫情扼杀在萌芽之中，控制于武汉地区之内，中国的感染人数会远低于现在，更不会造成世界大流行。自然的，也就根本不必要像2月及之后那样，选择以经济停摆、民生休克的方式抗疫，就不会有上亿人短期或长期失业，国民衣食住行也就不会受到如此之大的影响。

    另壹方面，即便在早期隐瞒疫情的情况下，如果中共当局后续采取有节制的、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折中的温和方式抗疫，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壹样，尽可能保持经济运转，必要的工业和服务业照常运行，就可以让失业人数大幅减少。如果允许国民在采取防疫措施的前提下有限的自由流动，就可以保障他们获取基本而相对廉价的生活必需品和公共服务，减轻人民的痛苦和生活负担。同样，如果国家以巨资为失业者和弱势群体提供经济补助，对中小企业开放原本几乎只给国企的借贷服务，就能让平民和中小企业、个体户等弱势者、受疫情波及最严重的公民和机构有了基本生存的保障。

    还有，在对待武汉人、湖北人时，如果公权力积极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舆论宣导上积极反歧视，就可以让这些原本就是受害最严重的群体有尊严的生活。

    这样做，虽然会使得对疫情的控制打折扣，不会像现在这样较快遏制疫情，感染者会更多壹些，但对于经济民生的恢复大有裨益，更保障了国民基本的自由和尊严，拯救了更多因非新冠病毒而可能死亡的人们。因此，即便早期隐瞒疫情，中共还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将功赎罪”。

    可是，中共当局所作所为，与以上他们完全有能力做的这壹切背道而驰。在建设与破坏中，他们选择了破坏；在提供救济和任人自生自灭中，他们拒绝救济；在应反民粹反歧视护平等时，他们选择纵容甚至支持歧视与排挤。他们选择牺牲国计民生、牺牲湖北居民，来实现对疫情的控制，继而维持社会稳定，获取抗疫政绩，以利于其独裁统治。

    因此，在隐瞒疫情、遮掩真相后，选择的不惜侵犯人权和破坏国计民生为代价的防疫，不是“纠错”，而是错上加错。1月下旬以来中共当局实行的极端化抗疫措施，虽然的确比西方国家更快更有力的遏制了疫情，但伤害了国计民生，给国民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包括专家张文宏在内的多位学者均提到，仅仅从造成死亡这壹方面，封城、隔离及将所有医疗资源用于抗击新冠而不顾其他，造成的死亡就多于新冠。例如患有各种严重疾病的患者因医疗资源集中于新冠而无法得到及时治疗，还有破产和负债导致的家破人亡。至于GDP和人均收入下降会导致死亡率上升的大趋势，更是国际早就有的共识。

西方国家和中共当局抗疫方式的差异及同样抗疫不力本质上的区别

    如前所述，中共和亲中共人士，总是拿西方国家抗疫不力来为自己脱责和转移视线。在他们眼里，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疫情更为恶化，无论是人均患病率还是死亡人数，都远超中国。言下之意是，民主体制下的国家抗疫同样不力甚至更糟糕，所以西方没有资格指责中国、追责中国，中共体制也并不比西方的差甚至更好。

    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从表面上看，例如看疫情数据，的确是欧美比中国更加严重，而且是在中国疫情大爆发之后失控，“现成的作业不会抄”。而从泛滥和蔓延的程度，中国更是取笑西方缺乏中国这种强力管控的能力，是西方民主国家治理的失败，是中国“东风压倒西风”的制度与模式胜利。

    但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壹回事。

    首先，西方国家完全没有隐瞒疫情、欺骗公众，更没有压制媒体和专业人士的报道和呼吁。“透明度”是真相的前提，真相的呈现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或者说，只有公开事实真相，才能集思广益、权衡各方利益，做出最合理的决策。

    与中国的“黑箱政治”、“黑箱抗疫”不同，西方国家自疫情爆发以来，各国从未系统性的压制和操纵舆论，也基本没有公权力施压相关人士以隐瞒疫情状况。其抗疫不力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但壹切得失对错都呈现给了公众，这本身就胜于“黑箱抗疫”百倍。没有透明度，里边就有亿万可以想象和难以想象的肮脏的人和事；有了透明度，即便有许多肮脏，大众是知情的，是可以追责的、改变的、反思的。即便这次做的不如“黑箱”，但长远却可从中得到太多经验教训。西方公众对疫情有知情权、有批评权、有政治自由和人身自由，这本身就胜于大肆禁言、抓人，制造寒蝉效应、壹切决策皆出于黑箱、壹切皆为了维持专制统治的中国。再大的罪恶和悲剧，能被看见和批判，都好于壹切没有透明度、壹切被操纵限制约束下的各种罪与罚。没有透明度本身，就是最大的恶；不透明，就比新冠病毒还毒。

    第二，西方国家抗疫的效率和结果不如中国，是因为他们需要在防疫和民生之间折中、在管控和自由之间权衡。前面已提到，中国的防疫是牺牲了经济民生，是以更大比例民众失业、破产为代价的。而对于西方国家乃至大多数国家，不可能选择为了政绩和稳定而顾头不顾腚、拆东墙补西墙，而是要统筹兼顾遏制疫情与维持国民生计。他们不可能选择对国家封控下大量失业者不闻不问，不可能为了新冠这点感染率和死亡率让远高于此比例的人民陷入衣食无著的局面。因此，无论是进行封锁和隔离的决策还是执行力度，西方国家都有更多犹豫、更大宽松。这自然会导致防疫效率相对低下，但更好的保障了民生，或者说至少不让就业、国民收入等民生指数恶化的那么厉害。这显然是比中国更人道的抗疫方式。兼顾各方各领域，远好于民粹和威权引导下的壹刀切。

    还有，如果效仿中国的高强度管控，会牺牲西方发达国家民众珍视的自由，会导致公权力扩张和对公民隐私的侵犯。“不自由毋宁死”，是西方公民社会的基本政治信条。人们更在乎自由和尊严，不愿为活命而失去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这对于长期生活在专制统治、习惯于被管束的国人，是难以理解的。他们不知道自由与尊严为何物，或者至少觉得为保命应该牺牲这些。而对于大数据的监视与管控，国人既然无力反抗，更是坦然受之。而在西方，反对大数据侵犯隐私和干预生活，壹直是公民社会抗争的焦点。西方国家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绝不允许有中国这样极具入侵性的“大数据”管控存在。

    不同的体制和文化下，中西方对于疫情下管控的力度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个人是倾向于自由与尊严重于生命的。何况，新冠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其实是有限的，并不是人人都会死。在微小的死亡率与每个人基本的自由与尊严之间，西方政府尊重民意，不采取中国式高压管控，容许市民有限的自由活动，是值得称赞而非需要被谴责的。

    而更值得称赞的是，西方各国在疫情期间，均给民众发放大量现金，以“发钱”的方式助国民渡过难关，充分体现了其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基本生存权的尊重，履行了作为民选政府的责任。相对于中国在救急分配中对特权者锦上添花也不肯为平民雪中送炭的行径，西方壹直坚持重点救助受疫情更大、处境更恶劣的弱势群体。

    这些都体现了西方民主体制下政府和社会机构坚持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维护人民的自由与尊严。西方国家在疫情早期的没有积极采取措施预防疫情蔓延，是出于国民权利、社会自由、经济民生等多方面的考虑，且其决策过程得到民主体制的确认，公开透明。而这都是专制黑箱的中共当局不能比拟的。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看法：“信息可以自由流动、公民可以批评政府的国家，和真相被压制的国家之间没有可比性。”

马克龙还指出，“考虑到这些差异、所做的选择以及中国现在的情况，我尊重中国，但我们不能那么天真地说，中国在应对疫情上做得好。” “很明显发生了壹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这也正是我想说的。

    当然，西方各国抗疫不力，也需要有人承担责任。但是，第壹，民主政治下公开透明决策中的失误，与专制政体下统治集团为壹己之私进行黑箱操作导致的罪恶，完全不在壹个层级；第二，西方各国政府需要承担责任，并不能抵消或代替中共当局应负的罪责。西方国家抗疫不力，其政府和相关人员自需承担责任，但抵消不了中共当局在疫情发端和源头上防治不力的责任。

责任在于谁？要向何人追责？

   根据现有信息，新冠病毒明显发端于武汉（至少是在武汉发生了第壹次集中爆发），并首先在中国大陆大规模爆发。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武汉市委市政府，是最需要为本次疫情负责的。

    而根据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采访时所说，“作为地方政府，我只有在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壹点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把武汉肺炎定为壹类传染病，要求属地负责。在那之后，他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周的话明显在暗示，此前选择隐瞒疫情，是由于中央不许披露，责任在于中央。

    根据中国现行体制的运行规则，中国实行强力的中央集权体制，尤其在重大事务上中央更是有最终拍板的权力。因此，周先旺所说的是可信的，即隐瞒疫情的始作俑者，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中央。

   那么，武汉市政府的“中央”是国务院，也就是说责任是李克强及相关的下属人员。真的是这样吗？熟悉中国政治体制的都知道，从中央到地方，党都在政府之上，且中央尤甚。而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权力极度膨胀，成为自毛泽东之后最强势的党的领袖、国家领导人，连邓小平都没有习这样的集权。相对而言，作为总理的李克强，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弱势的总理”。

    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事务，李克强恐怕是难以拍板的。而且以他的执政风格，可能更倾向于较公开透明的处理，而非捂事压事。因此，真正导致疫情初期新冠传播被隐瞒、“发哨人”被约谈、“吹哨人”被训诫，舆论噤若寒蝉、附和太平的，最大的责任人，那就是中国现今的最高领导人、集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与壹身的红色帝王--习近平。

   2020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形势严峻。40年来改革开放的各种“红利”已消耗殆尽，经济下行已成不争事实。同时，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达到惊人地步，医改、教改失败，住房和养老等基本民生问题极大困扰著绝大多数国民。而2020年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年，中美贸易战又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在这种种压力之下，维稳和保增长成为习近平政权最重要的两项任务。

    因此，面对新冠疫情，习近平及其核心统治集团必然不希望疫情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并为下壹年党庆百年献礼，选择压制舆论、恐吓医疗专业人员，试图让“不明肺炎”悄悄消失，自然会成为习近平政权的选择。于是就有了前文所述的约谈和训诫，以及后来对舆论的打压、各种删帖封号，还有官媒粉饰太平的鼓噪。

    正是因为这些“人祸”，开启了新冠病毒疯狂传播的潘多拉魔盒，导致了在中国染病八万死亡4600、在世界染病四百万死亡近30万的惨剧。

    而后来的极端抗疫中侵犯人权和酿成经济民生危机，习近平同样是第壹责任人。作为保守、强硬、僵化的领袖，其执政风格体现在其执政以来的众多事件和发展历程中，从“党媒姓党”到“七不讲”，再到驱逐“低端人口”和强化警权、偏袒既得利益阶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策，习近平粗暴野蛮、不顾人权和法治的执政特性显露无疑。因此，本次防疫过程造成的“次生灾难”，习近平“当之无愧”同样是需要最终负责的。

    那么除了习近平，还有哪些人需要为这场疫情承担责任呢？作为疫情发生地地方官的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省长王晓东，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市长周先旺均需要承担领导责任。即便是由中央的命令，他们也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防控，如停止两会和“万家宴”等集体活动，减缓疫情蔓延。但他们行动迟缓，隐瞒不报，后来应对多有不当甚至作秀，自然都有相应的责任。只不过相对于习近平，他们承担的是相对次要的责任。而他们属下相关官员和职员，也需不同程度承担罪责。

    而声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的武汉市卫健委及中央第壹批调查组，也需要为故意淡化疫情严重性承担责任。根据后来明显人传人的情况，武汉卫健委和中央调查组不是故意知情不报就是技术失误，无论哪种都需要承担责任（当然前者更为恶劣）。

    而作为武汉卫健委上级的湖北省卫健委、国家卫健委，同样逃脱不了干系。国家卫健委还需要对疾控中心和中央调查组的失职负责。中国的官僚系统是严密的，利益盘根错节。因此，基于权力与责任统壹的原则，国家卫健委也需要承担责任。除卫健委主任马晓伟需要承担领导责任外，负责应对突发流行病和流感类病毒的分管副主任及相关司局科室人员，也需要为他们日常尸位素餐、敷衍了事、官僚和形式主义等导致的疏失承担罪责。

    “老虎”需要被打，“苍蝇”也不能放过。直接指使对“发哨人”艾芬进行训诫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蔡莉，就是“苍蝇”的典型。据说，蔡莉的女儿曾在加拿大留学，经常高调炫富，出手阔绰，热衷名牌包包和化妆品。这显然不是蔡莉正式工资和奖金可以支付的了的。而蔡莉的丈夫则是医疗器械商人，有可能存在利益输送和商业腐败。蔡莉这种中层官僚紧密靠拢体制，以维稳和对专业人员的管控，换取体制回馈的巨额收益。这样侵蚀民脂民膏和医疗经费的蛀虫，若不除之，天理难容。蔡莉之外参与威胁、训斥艾芬等人的医院行政人员，平常也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外行领导内行”，他们也需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对于八位医生进行训诫的武汉公安，不能把责任推给基层派出所民警，而是应该追究决策者的责任。而拍板进行“训诫”的。既可能是省厅市局，也可能来自公安部某些高级官员。如果以后这类事情都只“甩锅”给基层民警，那幕后主使必然更有恃无恐。遏制警权滥用，就应该从每个案件做起。而这次的“训诫”案，就应该成为倒追滥用警权责任人的范例。

    而对于在防疫期间泄露公民隐私、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歧视湖北居民不许其工作和租房等行为，严格来说均属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这些人理论上都应该成为追责的对象。

    还有，在追责时，壹定要注意“撤职”、“开除”和“免职”的区别。前两者才是真正的处分，且后者重于前者。至于“免职”，只是壹种职务调动，此后往往会平调、官复原职甚至升职。如对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的“免职”，其实不属于任何壹种处分，只是为敷衍百姓民愤的花招。只有正式的党纪政纪处分和司法处罚，才是真正的“追责”。

    当然，惩罚只是追责的其中壹个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惩罚来警示他人和后人，使得别处和未来不再发生类似的失职、渎职，让这种令中国和世界遭遇的悲剧不再重演。如果没有对责任人的追责，就没有痛彻的反省，人们面对法纪就会有恃无恐，人为的历史悲剧也就还会以各种形式再次发生。

    除了对具体责任人的追责，还要要求中共当局解除舆论封锁、解除报禁，建立阳光透明的政府运作体系，实现信息公开（尤其数据公开）、运转公开、人事公开、奖惩公开，并允许媒体和公民进行查核。“透明度革命”迫在眉睫。

变革与走向民主法治才是根本出路

    我所说的这些追责，都只是道理上、纸面上的。如果想真正的追究以上人员责任，除非推翻了中共的专制统治，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如今的中共，不仅不可能自我审判习近平，连那些“苍蝇”都不会追究。因为整个特权阶层乃至既得利益者，是利益共同体。他们官官相护、狐朋狗友相隐，绝不会“出卖”共同体内的人。习近平和核心统治集团深知，为了维护统治，必须包庇纵容中下层的爪牙为非作歹，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拱卫政权。只要中共独裁政权存在壹天，追责就实现不了。中国在新冠疫情中的各种错误，根本在于中共执政及中共主导的专制体制。

   因此我认为在从道义和道理上提出追责后，不应对中共当局自我反省、主动自我追责抱有任何信心。还是要坚持推翻中共独裁统治的目标，最终建立壹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新国家，以及壹个阳光透明、受各界监督的政府系统。那个时候包括新冠肺炎事件在内的中共各种罪行，都将被清算。正义的人民，会给历史上惨剧的制造者以公正的审判，以告慰逝者，警示未来。

应该反对中共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零年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整整壹季后开始平伏，然而因为中共政权的诚信已经完全破产，疫情的实际情况广受质疑。

按照中共官方的数据，从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八日起，全国基本已无大规模感染的情况，每日壹般仅有数十宗外部输入病例和寥寥数宗零星个案。但令国内外民众起疑的，在于中国的防疫政策根本不似如此轻微。中国病例的数字是从二零二零年三月十日习近平到武汉“巡视”后随即直线下降，而到了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转发《湖北日报》报道称，除离开湖北和武汉的防疫关卡外，湖北省内的防疫关卡可全部撤除，但不久之后《人民日报》与《湖北日报》网站的链接均失效，相关防疫关卡仍未撤除。

此外，中国解除防疫禁令的政策多次左摇右摆亦加深了对疫情实况的怀疑，三月二十日开始，中国国内少部分的电影院本被允许开始陆续恢复营业，但仅壹星期后，二十七日晚间国家电影局突然又下达通知勒令立即停业，复业日子再作通知，当中并无解释原因。而在四川，早前被勒令停业的卡拉OK和网吧等于三月二十五日起可以复工，而在三日后，又再壹次被下令停业。如此不透明地推行突兀粗暴的政策反复不禁令人质疑背后的原因，是否疫情根本不如官方所言般乐观。

而即便是中共官方二零二零年三月早前也暧昧的表示，“无症状感染者”并不会列入确诊人数的统计中，同时亦无公布相关数字，这同样又是壹个令人费解的政策反复。壹月二十八日卫健委的防疫方案中表明，无症状感染者会被视为确诊病例并纳入管理，但在二月七日的防疫方案中却把无症状感染者从确诊案例中剔除。三月二十三日《南华早报》获得的中国内部档，当中表明中国在二月底前至少发现四万三千多人属无症状感染者，而根据中国官方数字，当时全国十二万三千多名确诊病例，换言之所占的比例约为1/3。由于外国政府和媒体质疑中国数字造假，卫健委在压力下四月壹日起再次公布无症状感染者的数字，但称仅为1541人。

同时，国内亦有消息流出指，某些地区的医院早已不为病人做病毒核酸检测，亦不上报有呼吸系统病征的病例，所有呼吸系统病人壹律当作新冠肺炎病人治疗，但不纳入为新确诊数字，以此达到所谓病例“政治性清零”。对比近期香港每日近百宗新增病例，十多宗本地感染个案，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比香港还要少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更讽刺的是，似乎中国自己的官僚系统都对卫健委的数字投下了不信任票。湖北省作为重灾区和爆发点，当地的民众在国内遭到了最严重的歧视和不公待遇。三月底，上海的工厂企业派大巴到湖北接员工回厂区复工，却被拒进入上海，被原车驱逐回湖北。而北京作为“天子脚下”的城市，更是几乎被封锁得滴水不漏，虽然对外交通“理论上”仍然存在，但对入城的民众盘查极为紧张，严格隔离，且禁止明明早已“多日零感染”的湖北省民众进入。

北京严加保安可能与当局希望当城市复恢“安全”就可以让统治者再次召开拖延多时的两会。两会对习近平宣传抗疫“胜利”的舆论相当重要，以洗掉政权当初如何处理失当，让疫症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灾难。

可见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在现时的疫情数字上存在著“两本帐簿”。虽然现阶段对新冠病毒的科研尚算不足，但其传播度显然极高，对公共医疗系统造成严峻的挑战。加上世卫警告病毒可以“长期潜藏在人类之中”以及中共数字造假的传统，已经足以告诉我们中共正在掩盖疫情真相。甚至中共政权的信用破产使得自身的基层官僚机器都不信任中共的数字。我们不相信其他各国抗疫失败的资本主义政府，也不可以相信中共会成功抗疫，更不会战胜疫症带来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教育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不民主之处，而为了保护人类并为争取未来改善经济，新工人组织是必需要建立起来。

“在武汉……只是壹旦家里出现病人，就会壹片糟乱。到底是传染病！而且医院资源只有那么多。市民其实也知道，就是医生自己的家属生病，如若不是重症，也住不进医院。……要去面对壹些残酷：挣扎、死亡以及各种不准的指令。我也觉得非常无奈。”这是武汉作家方方写的武汉封城日记的片段，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今年较早时疫情下的武汉医疗的状况。日记发表后方方却因为“较为负面，不传达正能量”，被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粉红”群体所大肆攻击。（方方的日记里写到的状况与很多独立的报道类似，而与官方宣传则截然相反。虽然中国劳工论坛不认同她的政治立场，但不认为她的描述是虚构的。）

在1月底武汉宣布封城之后，武汉乃至湖北的医疗资源瞬间告急，随著新冠患者人数增加，湖北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并严重缺乏个人防护设备，包括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

由于防护设备严重短缺，武汉医护人员们甚至重复使用壹次性口罩，用垃圾袋自制防护服，这让医务人员面临著被感染的巨大风险和心里的巨大压力。福建医科大学、长安大学等的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论文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4月3日，中国共有23名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死于新冠肺炎。由于人们的恐慌所导致物资大量囤积，中国其他地方的医疗物资也处于短缺状态。网购平台上的廉价医用外科口罩基本告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壹些人却趁此大发国难财，两个N95口罩就卖到了上百元，这更让疫情期间停工而失去收入的工人阶级雪上加霜。

武汉医疗困境以及今日世界性的灾难的起因就要追溯到今年年初中共对于疫情消息的封锁。认为“稳定压倒壹切”的中共政府害怕任何的“不稳定”因素。

疫情最初，李文亮医生于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微信与同行交流，首先向外界披露疫情，后来被称为疫情的“吹哨人”。他1月3日却辖区派出所因其“在因特网上发布不实言论”提出警示和训诫。

疫情早期，在已经有明显人传人的证据的情况之下，第壹批来武汉专家组中的王广发却告诉公众：“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结果在1月16日自己被确诊肺炎的信息给了做出轻率结论的他壹记耳光。

2月1日出现在武汉红十字会的壹辆为领导提取口罩的公务车辆再度引发网民愤怒，接著又爆出了红十字会的更多丑闻。处于抗议第壹线的协和医院只领到3000只口罩，而武汉壹家莆田系医院却领到了1.5万个n95口罩。募捐款项和物质的使用效率也引发质疑。据‘新京报’报道，壹方面医院口罩紧缺，另壹方面大量物资堆放在武汉红十字会的仓库里，导致大量捐赠款物不能及时得到使用，而各个医院又不得不各自求援。

有些人认为这只是武汉的个例，其实武汉的乱像是中国官僚体系的壹面镜子。官僚控制下的医疗体系缺乏透明度，对这场全球性的灾难难辞其咎。医疗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更是模糊了医院治病救人的初衷。

截止2020年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接近300万，在中国疫情得到初步控制的同时，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大规模流行。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中国医疗体制优越这种结论。中国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医疗体制市场化改革是仿效西方的，中西方医疗体系实为大同小异。而这次蔓延全球的灾难更是给市场化医疗体制敲响了丧钟。

为了度过这场危机和迎接更好的未来，社会主义者认为医疗部门需要废除官僚资本控制，实现民主公有化；寄生在医疗系统上牟取暴利的药剂行业也应民主公有化。防疫工作需要在工人民主的监督下实现公开透明；。并提高完善高风险下的劳动者的待遇和劳动保障。新冠肺炎疫症将会说服更多人要为社会主义新社会而战斗。

社会成本

作者 林傲霜 写于 二零二零年

这壹砸，冲出了更多佩戴红袖章的“志愿者”，几人强行拽拉该男子，把其控制住。视频里可以看到，有志愿者直接壹巴掌扇到该身穿睡衣男子的脸上，接连抽打几个耳光后，最后就连麻将桌也被这些人拖到门口砸毁----这事终有胆大者拍成视频传上网. 视频的最后，被打的小伙反问壹句“难道壹家人不可以壹起吃饭吗？”引起广泛众怒.当局急忙删除. 最后打人者,竟逍遥法外!

无独有偶。湖北安陆市洑水镇壹家四口，因为在家打扑克，被抓起来公开”训诫”! 从网民：@北京人不知道的北京事儿 发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有四个带著口罩的人在背景为“安陆市洑水镇涢”字样的牌子前壹起念道：“我们是壹家四口，今天下午在家打扑克，违反了非常时期不聚集、不打牌的命令，我们错了。”还有网友爆料称，多名男女聚众打牌被绑起来连成串“游街示众”、招摇过市，沿街朗读相关制度条文,形同罪犯壹般.如此骇人听闻地践踏人权,与文革有何区别?而即使按照中共制定的<刑法>也明文规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刑拘。”可是“抗疫”被冠以“人民战争”头衔后，法律也成废纸壹张了。文革乱象，人权灾难便卷土重来！

不戴口罩罪行化

戴口罩本来是防止疫情传播的好事，可壹旦绝对化，好事也变成了坏事。在中共发动的这场所谓“人民战争”中，未戴口罩者竟然要挨打！2020年2月12日在中国拥有两百多万“粉丝”的微博大V@青游记 发了壹条微博，并配了壹个视频。视频中，壹位老人因为没戴口罩，不仅遭到辱骂，甚至更被人毒打。打人者还边打边骂道： “叫妳不戴口罩”，老人则举著双手，做著投降的姿势，连连求饶地说：“我戴，我戴，我戴呀”！然而从视频中人们更看到，这位老人所处位置并非人员众多的公共场所，而是壹片空旷人稀的田间地头。据爆料人称，事件发生在湖北省汉川市杨林沟镇曾湾区。“老人家种了壹点地，在地里忙了壹会儿就碰到了这帮所谓的“执法人员。”而在《人民日报》发布的预防新冠肺炎的《口罩使用指南》中明确规定：在“非疫区的空旷且通风场所，不需要佩戴口罩”。可是在当今中国谁会绐妳讲理？更无独有偶的是2020年2月13日,河南濮阳壹村民因不戴口罩,被工作人员捆在墙边上。视频中，壹村民正在被壹名疫情防控人员捆绑在墙边上，另外壹名疫情防控人员则在村民前面大声训斥道，“忘戴了，妳想活吗？妳不活人家老百姓还活呢”！

另外，根据博主@飘然范舟 发布的视频内容显示，几名警察带著壹名戴手铐的女子在壹个疫情防控点进行指认现场工作，其中，戴口罩的女子像猫狗壹般被壹名女民警用铁链牵著。视频中女子称：“出门没戴口罩。因未戴口罩便受到如此的人格侮辱。如此“中国特色”使人不知今天的中国是不是还停留在野蛮黑暗的中世纪？还有壹位老人因不戴口罩出门，被西安小区物业人员打的满嘴是血，连牙也被打掉，手也是血。市民阻止时，还被物业人员殴打。物业人员还抢走了记者的采访设备和手机。最后报警了，仍然不断挑衅辱骂。如此疯狂凶横之态，即当年什么“万恶的旧社会”“国民党反动统治”也没见过如此无法无天的行为！

湖北人与普通病人无辜遭殃

在所谓打赢这场新冠肺炎防疫战的“人民战争”的号召下，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省的人，壹下子变成毛泽东暴政年代的“阶级敌人”壹样被人嫌弃、讨厌乃至敌视。房东要赶走租房的湖北人,尤其是武汉人更是闻“武汉”而色变,必欲逐之而后安。许多宾馆旅社对武汉、湖北人则概不接待。使得这些人顿觉天地虽大却无寸地可容身。有的地方更出现武汉人居住之屋，被人用木板将外门钉死。这无异于要别人去“自生自灭”壹些地方还出现禁止湖北省的车辆上、下高速，禁止入城，部分小区物业甚至不让别人返回小区内等等极端行为。40岁的陈先生，是温州壹家餐厅负责人。年前，去江西上饶看朋友。然后，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各地封路，几地都不让他进出，无处可住，无可奈何下只能住在车上14天，啃方便面啃到口腔溃疡。这虽是极端个例。也足见这场肺炎疫情的次生灾害，把壹些中国人推入到何等可怕的人间地狱之中！

由于这场肺炎疫情造成大批医护人员被感染，进而导至医疗体系的崩溃。而许多地方又被强行抽调大批医护人员去支援武汉湖北，结果使本地医护力量捉襟见肘。最后许多地方的医院，便除了发热与呼吸系统疾患外，其他病壹律暂不接诊。住院病人也壹律强行出院。许多癌症病人手术延期，化疗、放疗中断。待到疫情缓和后，癌肿或已更加恶化，或已转移，终至死亡。又如肾衰竭患者每周须要作人工透析二至三次，结果也被眈误乃至死亡。至于在重灾区武汉及湖北，纵然是所谓新冠肺炎，无钱无势，进不了院而最后死在中，甚至全家遇难，也不是什么新闻了！这样的受害者喊天天不应，欲申诉无门，不明不白，究竟全国死了多少？已成永远之谜，只有去问上帝。

而与此同时遍布全国各地的中共所谓的“高干病房”，“高干疗养院”之类在此次疫情期间，则根本不受影响。照样正常运转，而且“生意兴隆”财源广进。高干们仍成天享受到高级而无微不至的医疗服务。其实这里的许多病人根本就没什么大病，只是来这里小病大养，变相享福的，却占据著中国80%以上的重要医疗资源。肺炎疫情对他们享福毫无影响，遭殃的只是普通老百姓。这样的“次生灾难”其责任当局自然应全部承担责任！

小业主，个体户受害深

中共2020年1月23日宣布封城，全国经济随即停摆。从北京王府井大街到小城小镇，百业停顿，万店关门。在中共体制内的人，还有工资可领。最要命的就是壹般小市民，小商贩，个体劳动者。他们停了工作，停了生意，便是零收入，便断了生活来源。有的还需付门面租金等等。十天、半月还可苦撑。可中共搞了近三个月。对这些人却几乎没有提供什么舒困救济措施。任他们在恐惧与绝望中去苦苦挣扎。与此同时却在什么“壹带壹路”上满世界地去当“撒币先生”，散财童子。壹高兴了，壹甩手便又赏给WHO谭德塞“谭书记”2000万美元，多么慷慨！唯独对自已的民众纳税人却“厉行节约”！？这是壹个多么缺乏责任感的政府。真个是“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反观美国，只要不是高收入者，每个国民每月1200美金，小孩子都有500美元。对岸的台湾，中共的“战狼”、“小粉红”之流成天糟踏别人，把人家骂得简直不像个国家了。可人家政府此次疫情中发给民众的舒困金，每月每人壹万元新台币，折合中共的人民币是两千元。比大陆60岁以上农民全年的所谓“退休金”还高出将近壹倍！

肺炎疫情已使人惨不忍睹，次生灾难，更令人耳不忍闻。然而在当下中国，死些人又算什么？时光仍然流逝，街市又趋太平。中国人在党的“教育”下，对壹切惨状及不公不义之事，很快便会忘却。红歌又照唱不误，广场舞也照跳不停。“我和我的祖国，壹刻也不能分离”的麻醉剂、催眠曲又会把麻木的国人再次带进“岁月静好”的幻影中。这也许就是可怜的中国人，只配壹次次享受“多难”，却迟迟看不到“兴邦”的原因！

瘟疫再次蔓延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武汉爆发新冠疫情整整过去了壹年之后，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再三要求下，壹个以前往中国调查新冠疫情源头为使命的专家组终于上路了，然而出师不利。2020年1月5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专家们至今还没有得到中国应有的许可。他感到“很失望”。
 
1月14日，世卫组织称，经过与中国政府的多次斡旋，目前已有13名科学家抵达武汉，但另外两名成员在过境新加坡时，核酸检测呈阴性，而血清检测新冠抗体呈阳性，因此未能登机。专家团队由15名国际科学家组成，他们包括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越南、卡塔尔等国的流行病学家和动物学家。他们预计将先进行两周的隔离，随后将走访与疫情有关的病毒研究所、医院和华南海鲜市场。专家组预计在武汉逗留1个月。
 
导致这次世界性大灾难的病毒来源问题壹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但中国政府壹直在搅浑水。中国最初称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并在去年1月1日关闭了市场。后来又说没有在那里的野生动物身上采集到病毒，显示那里的野生动物不是造成疫情发生的源头。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干脆将病毒来源甩锅给美国军人。
 
1月2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官媒新华社和中央广播电台采访时称：“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疫情很可能是全球多地多点爆发”。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月4日对记者称：“大家都知道，有越来越多的线索和研究报道都指向新冠肺炎疫情前年下半年在世界多地多点爆发，而且时间线还在不断提前”。
 
新冠病毒是否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出来的问题，是中国国内外众多研究者和观察家挥之不去的疑云。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研究专家石正丽曾在接受《科学美国人》杂志等媒体采访的时候承认，得到新冠病毒在武汉造成疫情的消息之后，她的第壹担心就是病毒是否是从病毒研究所试验室泄漏出去的。
 
石正丽有这种担心是因为武汉的病毒研究所从来自南方的广东、广西、云南等偏远山区的蝙蝠身上收集大量可以致病的病毒进行研究。
 
中国云南墨江县通关镇有座被称之为蝙蝠洞的废弃铜矿，七年多前曾有在铺满蝙蝠粪的矿洞里采矿的六位工人得了“不明肺炎”，其中四人不治死去，症状与2019新冠病毒极其相似。更重要的是，因为出现了这么壹个古怪的肺炎，石正丽团队多次前往云南，在这座矿洞的蝙蝠身上取样。发生新冠疫情后，人们希望更多地知道六名矿工得的肺病与新冠肺炎的关系，以及石正丽团队的取样行动，他们采集了九种冠状病毒，只公布了壹种，那么其它八种现在在哪呢？壹些科研人员怀疑这座蝙蝠洞可能隐藏著破解新冠源头的钥匙。但是，那座洞现在被严密把守著，谁也不能靠近。
 
美联社的记者小组，BBC的记者，11月底12月初试图靠近蝙蝠洞时，被穿著便装的警察用汽车封死了道路。
 
澳大利亚主要报纸《澳大利亚人》1月13日报道说，这次世卫生组织派遣到中国去的调查病毒来源的专家组成员、澳大利亚微生物学专家多米尼克·德维尔说，这次他们到中国除了调查了解中国最初的疫情应对情况以及病毒的基因特征之外，也将去武汉病毒研究所。
 
然而，截至目前，中国当局和世卫组织都没有提专家组将去武汉病毒研究所，也没有提专家组将可以在那里看什么资料，见什么人。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表的动态报告说，截至1月13日，全世界总共有92,482,273个确诊感染病例，疫情造成的死亡病例1,981,680个。
 
世卫组织专家组武汉调查能取得成果吗？
 
病毒专家们对此次世卫组织的调查使命并不乐观。毕竟距离中国首次爆发疫情已经过去了壹年之久，专家们找到有价值线索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更何况，调查工作能否得到中国官方的配合也还值得观望。台湾世卫外交协会理事长姜冠宇说：“世卫2020年初的表现大家都已经看到，其实是隐匿疫情，事后也帮中国做壹些美化的工作。现在妳要世卫组织反过来做壹些调查的工作，我不乐观。”
 
民主人士王丹指出：尽管调查有必要性，但从目前事态来看，这场调查很大程度上，可能会成为中国政府的壹场外交秀，最后的调查结果要不然就是壹无所获，要不然就是变成对中国政府抗疫表现的追认的表扬。壹场这么巨大的疫情时隔壹年之久再去调查，到底还有多少证据能够保存下来？中国政府如果真的对病毒泄露负有责任，已经壹年的时间，足够销毁所有的证据了。即使如此，中共当局似乎还不放心。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大量涉及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重要资料被人从网上删除。被删除的数百万页资料，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的研究，以及主任石正丽的重要研究数据。更有甚者，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表的超过300项研究报告，包括有关动物传人疾病的研究，也已经全部删除。
 
此外，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到了武汉以后要如何取证？也是壹个大问题。不要说文字资料已经销毁得壹干二净，就是当事人能够接受专家组的询问，他们又敢于说出真相吗？ 
 
面对物证已经被销毁，人证已经被封口，当事人已经做好了充分应对调查准备的情况下，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到武汉调查，注定是不会有真实的结果的。
 
我认为，中国已将自己打造成世界抗击疫情的领袖，并在中国召开了抗击疫情庆功大会，认为自己的成功经验值得世界效仿。世卫组织赴中国调查病毒源头无疑让中国政府很难堪，但中国政府善于将“坏事变成好事”，将会把这次世卫组织的调查演绎为壹次中国抗疫成就宣传。
 
疫情反弹，石家庄被封城。
 
尽管中国政府为世卫组织专家组的到来严防死守，但人算不如天算，疫情在中国又出现了反复。中国官员或许会说：不是中国不努力，而是新冠病毒太狡猾。
 
中国国家卫健委1月15日通报说，中国昨日新增确诊病例144例，达到近10个月来月最高水平。其中本土确诊病例占135例，主要集中在疫情最严重的河北省。该省共有90例，基本都集中在省府石家庄，那里出现84例病例。黑龙江次之，有43例。
 
据中国官媒报道，1月12日，中国东北拥有3千8百多万人口的黑龙江省进入应急状态。从7日开始，拥有近1100万人口的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因疫情反弹实行了全面封城，该市的各种交通已经封锁，人员禁止出入。
 
河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流行病学专家李琦称，石家庄疫情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以农民为主，目前农民占所有病例的70.07%。发病人群以中老年为主，以普通型和无症状为主。石家庄市藁城区政府对增村镇12个村庄2万多名村民全部进行异地集中隔离观察。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村民们推著箱子提著包，浩浩荡荡前往隔离地点。
 
石家庄市的封城让人想起最早爆发疫情的武汉去年封城时的情形。武汉去年1月23日封城后，医院病床严重不足，致使大量病人无法住院接受治疗，许多被确诊的新冠病毒患者只得隔离在家，相互传染，导致大量市民死亡，有不少家庭遭遇灭门之祸。但今天中国的封城模式又有了新的“换代升级”，不仅封城而且还将2万多村民指定到异地集中隔离。只是今天再无张展、陈秋实、李泽华和方斌等公民记者报道疫情了，我们再也无法知道他们的苦难和辛酸了。中国民众对抱薪者的冷漠终于换来了彻骨寒冷。
 
针对武汉封城模式，我斥之为野蛮、愚蠢，因为它不仅不合理，而且造成了人权灾难。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强制封城模式比西方科学抗疫模式更有成效，因为它有效地阻止了病毒的传播，减少了死亡率。从表面上看，似乎这个观点有道理，但中国人付出了自由和尊严的代价。因为不采取强制封城而进行有效隔离能够更好地控制疫情。至于西方国家所出现的高感染率和高死亡人数并不是科学抗疫的失败，而是轻视疫情、拒绝戴口罩或群体聚集等所致。
 
中国举国体制的强制封城从本质上说，是极权主义的肆虐。中国人的服从，会使中国政府更加有持无恐地侵犯民众的私人空间。极权主义企图设置与安排所有人的生活。笑蜀先生在《武汉封城与极端政治》壹文中指出：毫无预案、不计代价、野蛮、愚蠢的武汉封城，宪政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因为宪政民主核心要素即为限权，尤其是分权制衡。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始能达成多元平衡，多元平衡的政治社会生态之下，才有中道理性的可能，各种极端才会逐渐失去市场，社会才可能走出两极震荡的恶性循环。尤其是言论自由才有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才有切实保障，公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利、对枉法滥权之举问责的权利才有切实保障。这才是杜绝人祸尤其杜绝官祸的对症良药。
 
在文章的最后，我希望正处在封城之中的石家庄市民众不要再经历武汉封城之痛，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中国传统春节将至，“回家过年”的春运已经到来，我希望中国能与新冠病毒再次爆发擦身而过。

防疫之后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一年

今天是2021年1月23日，武汉因新冠疫情被封城整整过去了壹年。
 
壹年后的武汉街道恢复平常的喧闹，准备过农历年的大红灯龙又挂了起来。
 
昨天（1月22日），壹部由中国官方投资制作的记录片《武汉日夜》上映了。故事正是从去年的1月23日说起，讲述发生在武汉76天的封城故事，画面中出现了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和自救的市民，但它删去了壹些武汉人无法忘却的事件：吹哨人李文亮、发哨人艾芬、恐惧绝望无助的常凯壹家人、被歧视围攻的武汉人、记载疫情苦难和希望的方方日记、武汉嫂子酣畅淋漓的汉骂；武汉殡仪馆领取亲人骨灰的长长队伍、张展、陈秋实、方斌和李泽华等被消失的公民记者、为武汉人舍命呐喊的任志强、许章润等。
 
昨天，曾说自己会为封城决定负责的武汉市长周先旺兑现承诺，辞职。这位曾在封城后被万夫所指的市长，在去年的1月26日上央视直播节目中勇敢坦承:不是隐匿疫情，而是中央不授权。
 
现在我们目光拉回到2019年末。12月8日，武汉中心医院发现首例新冠病例；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将艾芬医生发给来的病毒图片发到在同学群里预警；12月31日前往武汉调查疫情的专家组称，武汉肺炎病毒的“致病性较弱，病患病情和整体疫情处于可控状态”；2020年1月3日，武汉警方对李文亮及八名医生进行训诫；1月19日，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万家宴如期举行，“4万多个家庭端出13986道菜品，大家边吃边聊，共度欢乐农历小年”；同日，钟南山院士在采访中承认武汉疫情已经出现人传人现象；1月20日习近平就新冠疫情首次发表讲话；1月23日凌晨，武汉市政府宣布封城。
 
至今新冠病毒已经在全球造成超过9800万人感染，210万人死亡。
 
第壹，惨烈
 
武汉封城决定震惊了千万武汉人，令他们恐惧，悲伤，绝望。那坐在阳台上为母亲哭求壹张病床的敲锣女人，那个深夜追著离去的车辆哭喊“妈妈”的女孩，那个患上新冠肺炎跳楼身亡的70岁的尿毒症患者，那个壹家四口相继去世，在遗书中感慨“辗转诸家医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轻，床位难觅”的常凯。这惨烈的壹幕幕画面至今还浮现在我的眼前。
 
病毒肆虐，武汉人感受到近在咫尺的死亡。壹个作家的日记给他们在寒冬中带来了慰籍，那就是方方的“武汉日记”。武汉封城以来，成千上万武汉人夜晚上床前，早晨起床后，第壹件事就是看“方方日记”，既从她那儿了解疫情的变化，也从她那儿感受这座城市的艰辛和悲凉。他们没有兴趣去看央视和人民日报的催泪报道和正能量文章。方方的日记，如同至暗时期的壹缕亮光，让人们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个体的渺小乃至无助无奈无能无力无望，看到芸芸众生的哀哭和挣扎，看到武汉封城之后人们经历的最真实的苦难。2月9日，方方以沉痛的笔墨写道：“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壹城血泪，无限辛酸。”
 
3月24日，封城第62天。作家方方写下她武汉疫情日记的最后壹篇。她写道：作为被封在家两个多月的武汉市民，作为亲历亲见了武汉悲惨时日的见证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那些枉死者讨公道。如果我们放弃追责，如果我们将这壹段日子遗忘，如果有壹天我们连常凯的绝望都不记得了，那么，我想说：武汉人，妳们背负的不仅仅是灾难，妳们还将背负耻辱。忘却的耻辱！如果有人想轻松勾掉这壹笔，我想那也绝不可能。我就是壹个字壹个字写，也要把他们写上历史的耻辱柱。
 
但至今，到底武汉人有多少被感染，又有多少人因感染病毒而死亡，我们仍然不知道。近期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报告显示，4月份对34000多人的血清调查，约4.4%的被检测有新冠病毒抗体，表明他们在过去壹段时间里被感染过。这壹比例表明，在武汉1100万人口中有多达50万居民可能受到过感染，是当时4月中旬卫生部门公布的5万确诊新冠病例的近10倍。
 
第二，野蛮
 
武汉封城模式是极权体制下壹种野蛮、非人道的模式，它追求目的不择手段，它体现的是丛林法则。所谓野蛮，就是不讲法律程序，不讲理性，不顾人民的死活，公权力恣意妄为。我得知，我的壹个邻居因心脏病，壹个儿时朋友因高血压无法就医而去世。封城是壹种隔离手段，但应该讲究科学、有理性，尊重人权。
所谓非人道，就是蛮干，封城之前没有评估、预案，习近平壹道命令，金口玉言。如采取软封城，信息公开，政府与市民对话，会大大减少次生灾难。有人说封城尽管野蛮，但效果好。但我想问壹句：武汉封城与中国封闭麻风病人的村庄有本质区别吗？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治理的理念和能力没有提升。
 
西方的疫情防控效果需要反思，制度需要完善。但西方不可能抄中国的作业。因为武汉封城严重侵犯人权和损害人的尊严。疫情防控效果取决于是否有效阻断了病毒的传播。无论什么社会制度，只要遵循防疫规律，都可以成功防疫。所以，我们应该关注防疫的过程，如是否信息公开、人权保障、生活救济和官员尽责等，但就武汉封城而言，中国几乎没有壹样是合格的。
 
如果仅仅以防疫效果论成败，或许野蛮国家肉体消灭更成功，但文明国家不能这样做，人不是动物，必须保障人权和人的尊严。因为对壹个人不公正就是对所有人不公正。以社会治安为例，目前新疆可能是中国唯壹没有刑事案件的地区，但我们不能去赞美种族灭绝。鲜血浸泡的花朵不是美是恐怖和罪恶。武汉封城没有体现强大的执行力，我看到的是公权力的横行霸道和武汉市民的卑微和苦难。
 
武汉封城是将人作为手段而非目的，不是生命之上而是党权至上。如果生命之上，为什么前期要掩盖疫情？为什么要训诫李文亮等吹哨人？为什么要专家欺骗武汉人，说“人不传人，可防可控”？为什么封城没有预案？为什么封城不考虑次生灾害？为什么至今不公布真实的感染者和死亡者数字？为什么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要武汉人感恩习近平和共产党？为什么要重判张展，封口陈秋实、方斌和李泽华等公民记者？为什么不出台纾困方案？为什么对失职官员不追责？
 
武汉封城前是惊慌失措，慌不择路，控制住疫情后，又急于展现习近平的“雄才大略”和中共的“英明领导”。在极权主义制度下，人永远只是壹个数字，壹个象征。
 
笑蜀先生在《武汉封城与极端政治》壹文中指出：毫无预案、不计代价、粗糙粗暴
的武汉封城，宪政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因为宪政民主核心要素即为限权，尤其是分权制衡。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始能达成多元平衡，多元平衡的政治社会生态之下，才有中道理性的可能，各种极端才会逐渐失去市场，社会才可能走出两极震荡的恶性循环。尤其是言论自由才有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才有切实保障，公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利、对枉法滥权之举问责的权利才有切实保障。这才是杜绝人祸尤其杜绝官祸的对症良药。
 
第三，荒唐
 
3月6日晚，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竟然荒唐要求，在全市广大市民中深入开展感恩教育，感恩总书记、感恩共产党，听党话、跟党走，形成强大正能量。王忠林话音刚落，武汉老百姓就炸了网。有网友说，武汉人民还该感激什么呢？感激不死？感激终于了解了病毒的残酷？感激被赐给体验壹把生离死别机会？说这话的人忘了自己是谁了吧？不是说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么？既然是为人民服务，凭什么要人民感恩？要说感恩，难道该感恩的不是妳们吗？造成如此大规模的灾难，难道妳们对武汉人民没有壹点愧疚？对于武汉那么多死去的人，有那么多家庭破碎，甚至有的家庭都死绝了，难道妳们没有壹点负罪感？妳们和人民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是谁该接受感恩教育？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指出，救灾是政府最基本的责任，从来没有人认为政府救灾应该感谢。如果政府连灾都不救还配当政府吗？
 
武汉疫情未散，中共的宣传机器就已经急不可待，新书《大国战“疫”——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公开发行。该书极力吹捧习近平在抗疫中的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武汉网友称，“逝者尸骨未寒，每天还有那么人在病床上挣扎求生，悲剧还未落幕，他们已经在庆祝了……这是人干的事吗？这么急著出书而且还要出外文饭，真是刷新想像力，实在是“无耻之尤，令人作呕！”
 
第四，悲凉
 
武汉封城后，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公民记者为武汉的苦难而呼吁，斥责当权者的颟顸和非人道，结果是任志强被判刑十八年，许章润被嫖娼，张展被判刑四年，陈秋实、方斌和李泽华被销声匿迹。
 
武汉封城以灾难的方式告诉我们，壹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壹个没有知情权的人民将面对耻辱和毁灭。壹个连话都不能正常表达的国家，人民永远不可能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中国梦只是政治狂人逐鹿中原的狂想曲，民族复兴只是二千年前的秦灭六国尸山血海的重演。
 
但历经疫情苦难，体验生死离别的武汉人觉醒了吗？他们意识到真正造成他们苦难的，不仅是新冠病毒，更是中国极权主义制度。同为中华民族血脉的台湾为何就能免去极端封城之苦，而成为世界抗击疫情的楷模。
 
有学者指出：壹个伟大的时代，终究不是由孤单的哨声来开启，它需要无数勇敢的追随，良知的回应。如果每个人都在等待勇者来为光明的未来献祭，而自己只想躲在沉沉的阴影中旁观，那么纵有千百个张展，也不过是千百个终将遗忘的悲剧。它除了证明我们不配拥有高贵的民主自由，再无别的意义。
 
2021年春节即将来临，祝愿苦难的武汉人不再重复封城之难，也祝愿中国各地被封城的地区尽快解封，更祝愿世界各国走出疫情灾难。最后，让我们用美国青年女诗人阿曼达·戈尔曼的诗歌结束我们的祭文：

当白昼来临，我们走出阴影，
点燃火焰，不再畏惧，
新的黎明吐蕊，如人间朝花绽放。
因为光始终在那里闪亮，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正视光，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成为光。

囚禁人民

作者 张杰 写于 二零二一年

通化市新壹波的疫情最早出现在2021年1月12日，当日全市新增 5 例无症状感染者。1月18日当地实施全面封闭管理，交通封锁、店铺停止营业。22日东昌区的居民住处被贴上封条，家家户户禁止外出，由社区人员上门配送生活物资。但大批民众被困在家中面临断粮断药的情形，纷纷在网上抱怨“截至此刻，没有收到壹分菜”、“说得好听，物资充足，在哪呢？”“通化人民太难了！”“家里壹共就剩18跟蒜苔，炒了9根留了9根，万壹买的菜送不到的话，这个还能挺两天。”
 
浙江大学社会学学者郦菁曾撰文指出，封锁举措的本意是尽快切断传染链条，但也间接导致了制度化的社会保护网络同时急速崩溃。
 
网络上流传著署名维舟的文章《通化休克实验》，我们看壹下，壹起走进吉林通化市这座40万人口的小城。
 
自1月12日，这座小城的防疫迅速陷入苦战。为了严防死守，15日全城第壹轮核酸检测，交通停运、超市关闭；17日市区升级防控管制，各小区实施严格全封闭，18日正式宣布封城。尽管如此，到24日零点，全市仍累计确诊多达180例，无症状感染者100例，3万人接触隔离。
 
然而，通化引起关注，既不是因为疫情扩散之速，也不是哪个戏剧性的超级传播者，更不是变异毒株，而是因为壹刀切的“休克”式防疫措施之下，市民生活陷入困窘。
很多人对此根本还没缓过神来，就发现家中快断粮了。1月19日，通化市东昌区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还说每户每三天可出壹人采购生活物资，但21日深夜23时就又突然宣布，自当天22时起，全部居民居家封闭管理，壹律不得外出，2小时后就实行封门——不但是深夜，也没多少时间外出采买，而且当妳知道消息时就已经被封了。

隔离期限据说是“至少三天”，但并不确定究竟是几天，至于怎麽活下去，说是社区工作人员将上门帮助解决生活物资配送需求。然而，有些人家里还不够壹天吃的，又或是断药了，乃至怀孕七个月没法出门做产检的，有关部门虽然给出吉通帮等四个线上采购平台，但很多独居老人根本不会用，而在突然涌入的流量之下已陷入页面崩溃，甚至连前壹天下的订单也被自动取消了。快递停了，社区电话基本打不通，菜无法配送，壹些人家里每天只能白吃米饭。这座城市陷入了瘫痪。

毫无疑问，这是城市管理上的失败，也是当地市民的磨难，但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在我看来，这个案例的意义远超出通化本身，疫情的冲击以壹种戏剧性的方式，昭示世人：原有的城市管理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风险社会下突发的危机。

2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副市长蒋海燕公开向全市人民道歉，她说，目前市区内已有800多名志愿者为市民配送物资，“将尽最大努力提升配送能力，补上市民生活物资供应。”
 
但在壹座40万常住人口的城市里，这点人手够吗？答案恐怕是：远远不够。何况这些志愿者还要负责三项不同的任务：转运病人；入户三次核酸检测；解决市民吃喝问题。其实她说的壹些措施据当地人说早就有了，可还是没人送。

吉林省其它城市日前也测核酸，人口规模甚至更大，也没有这样断供，为什麽就通化这样？

因为在那些城市，家里缺生活物资社区干部给买，也可以持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证明上街买，米面粮店壹直营业保证民生，换言之，“市场”还是在的。通化模式则不同，它是在“紧急全员封户”的情况下，试图完全由政府管控的体系来完成生活物资配送，然而把门锁死容易，要壹下子完成40万人不同生活需求的供应，可就难得多了。

既然市民没法出门自行采买，这就需要壹个庞大的人力储备和配给体系才能完成本可以由老百姓自发完成的事。这壹安排很理想，如果政府有能力办到当然好，但就像所有乌托邦计划壹样，再好的计划，纸面上和现实中总有不小的差距。
 
通化这次其实物资总量并不缺，但在流通体系瘫痪之后，中间渠道不通，有限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尽管忙死忙活，却无法有效及时地将物资发放下去。通化政府这次公布了10个志愿者服务手机号，那还能不被打爆？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中不时可见的壹幕：制度设计留下的窟窿，要让壹些人超常的道德努力来填补，但却仍然填补不上。其结果，新闻发布会上说“物资充足”，且“免费配送”，但现实中却是“全城人挨饿”。

壹年前武汉封城时，配送也曾很糟糕。我壹位武汉朋友说，她第壹次拿到团购的菜已是封城的第24天了——但那会刚好是过年之际，壹般人家多少都备了点年货，提前备料，能顶久壹点，团购也是自己排队去拿，不像通化不但封得早、措手不及，而且还是把门壹封，说是挨家挨户送货上门，实际却办不到。

另壹大不同在于：武汉当时没有能力测核酸，靠的是市民在加强个人防护基础上的积极自救；现在则动不动就全民几轮测核酸，而在结果出来之前，所有的人都是可疑对象，壹动不许动，这就无法发挥群众动员的力量。就像有人说的：我们通化不是买不到菜，而是大家没办法出门买菜，社区人手不够，也没办法送菜。”

如今，即便是志愿者，也要拿到核酸结果才有申请资格，虽然那些线上APP，但是APP背后需要超市能正常运营，运输、流通、配送都需要人，但人却都被锁死了——既然不信任市民，那就只能坐等救援了。

在别处，至少原有的日常机制还部分维持著正常的运行，但通化“休克”式的强制做法，则意味著市场机制瘫痪、个人自救也被禁止，完全由政府接管生活物资保障。直到著手做起来，才发现其实做不到，在市民已陷入窘境后，昨晚的回应是两个办法：壹是组织动员7000多名机关干部、社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配送，即加强人力动员；二是即日起至解除封闭管理，按每户5天需求量供应蔬菜包，由免费配送改为“半价配送到户”。

从封门开始，这场休克实验历时三天，“免费配送”的理想承诺被证明失败。在这期间，自发的市场行为被紧急叫停，而替代机制却跟不上，人们于是在这青黄不接中两头落空，这说到底是人为造成的短缺。

通化的做法，其实是壹种危机之下全面接管日常生活的计划经济，但不管以往它如何被人诟病，至少也曾是壹套行之有效的体系，如果能运转，也不失为壹个应对的选择。通化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现在市场化久了，突然回到配给制这样最严格的计划经济，连计划也玩不起来了。

尽管壹直有人说，东北有计划经济的本能和基因，但现实却证明，它早已没了计划经济的配套和基础。在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之下，即便物资堆在那儿，没有配套的系统、人员，仓促之下也调动不起来。事实上，如果计划经济能安排好，很多人可能也愿意（虽然在疫情过后，这会在经济上付出代价），但现实中，它看来却是壹条走不通的回头路。

通化失败的实验留下壹个教训：现代城市管理需要现代的治理技术，在没有做好起码的物资保障供应运输准备的前提下，试图完全切断日常的市场流通体系，不仅在人民生活上，在政治上都是灾难性的。

既没有专业能力配备，又总揽所有权力与责任，势必是吃力不讨好的。因为垄断所有渠道的结果，其实也承担起了无限责任：既然什麽都揽在自己头上，那就别怪老百姓出事了都骂妳。

壹旦疫情爆发，哪个城市做好准备了？这格外考验当地的治理机制和专业化水平，准备壹套应急的整体预案，如何在尽量减少社会震荡的前提下，精准地防控住疫情。不准备这些，就准备壹个道歉稿，够吗？更何况，老百姓要的也不是道歉，是自己的生活。
 
通过维舟的文章，我们看到了通化人所遭遇的无妄之灾。通化封城的混乱和对老百姓生活的冲击，对我们而言都不陌生，它无非是武汉封城悲剧的再现。只是武汉封城正值春季前夕，老百姓家中大都有余粮，还可勉强过日，但通化老百姓正在挨饿。封城的目的是隔离而不是制造苦难，让老百姓挨饿不是阻断病毒的传播，而是在威胁生命。
 
我们需要质问通化市政府壹些问题：
 
第壹，封城的法律依据是什麽？政府履行了什麽法律程序？如此少的感染病例，封城是否具有合理性？
 
第二，封城的预案在哪里？
封城后，如何保障老百姓基本生活？如何保障基本物资供应？紧急状况如何解决，如急诊、火灾等？
 
第三，如何组织大规模社会救助行动？
 
第四，如何保障人权？如何为民众提供经济援助？
 
第五，如何保障残疾人和独居老人的基本生活？
 
第六，如何缓解民众心理焦虑？
 
第七，如何反应民众的呼声和需求？
 
第八，如何动员社会公益组织和宗教团体参与救助活动？
 
如果以上这些问题都没有考虑，我只能说，通化封城是非法的，它只是在重复武汉的悲剧。在保障人民健康的旗帜下，为什麽使人民饥寒交迫？公权力到底是保护人民还是危害人民？因为通化是座小城，难道它在大国战役中微不足道？通化市的休克和老百姓的饥寒交迫再次揭示了中国抗疫模式的野蛮和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