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一九年

海外民运第壹个突出问题是，对中国国内情势的判断严重失准，缺乏对中国社会复杂与多元性的认知。

相对于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认识较为深刻的国内自由派学者（如秦晖、孙立平、贺卫方），海外民运学者和领袖大多用偏激、孤立、简单化的视角看问题，批判难以切中要害，泛泛批评中共独裁，选择性的、壹厢情愿的唱衰中国，批判流于情绪化。

从1989年六四之后至今，海外民运不断宣扬“中国崩溃论”。每当中国发生危机就认为人民会革命、共党要垮台。严重有损民运公信力。

这充分表现了民运的盲目乐观，把想象和愿景当成现实，缺乏对中国国民心理的认知，低估中共政权的控制力、没有观察全局的意识，阴谋论漫散于民运言论中。

众多海内外民运人士，热衷于传播未加证实的消息甚至谣言。

长此以往，民运公信力何在？

民运人士传谣，或者发布、转发壹些不切实际的耸动消息，究竟是判断力真这么差，还是根本不在乎信息真实性，只想著吸引眼球、为黑而黑？

例如某位先生曾经举例的两位经常转发谣言的鲍彤先生、高瑜女士，壹个是赵紫阳高参，壹个是名牌记者，为何对信息真假也无判断力？

民运分子互相指责对方是“特务”这壹点，我真是难以理解，也非常不赞同。从常识就可以判断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这种相互攻讦，只会让民运整体形象不断受损，严重干扰革命大业。为什么就不能团结起来？斗成这样可以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吗？

中国民运必须团结起来，求同存异。

既然投入民主运动，就不应该让私人恩怨影响正常民运事业。私人的事私下解决，为什么要绑架公共利益？

同样，政见不同，只要没人身攻击、突破普世底线，就不应该把政治分歧变成个人恩怨。君子和而不同，很难吗？

搞政治，公私要分明，更要分清义愤与私愤。

中国民主派，内讧、不团结、冷漠自私，是有“光荣传统”的。

建国前后，风头壹时无两的“第三势力”民盟，拉帮结派，内部斗得不亦乐乎，甚至反右时还想借共产党铲除异己；对被政治迫害的同僚非常疏远，甚至落井下石；相互嫉妒。

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和中国平民有同样的劣根性。

海外民运严重缺乏群众基础、与大陆公民未建立广泛连接、没有根基，让人口最多国家的民主运动变成几百人小圈子。

这固然与中共打压、国民愚昧麻木有关，但是民运人士在关注民生疾苦、联系、引领与发动公民方面显然做的远远不够。民运脱离了人民，如同被举离地面的安泰，必然被扼死。

民运并非没有机会在海内外尤其海外发展力量。海外的华人社区、留学生群体，在89之后几年是普遍支持民主政治的，可是民运却没有去结合群众、深耕基层，在留学生中更是无所作为，导致中国经济崛起后，迅速夺取了对华人影响的主导权。有能力做的，却没有尽力去做，民运当然有责任。

海外民运人士，较少有人有真正的博爱、宽容、悲悯之心。从他们的字里行间、言谈风貌，都能看出来他们对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国内民众缺乏真挚的同情，只以局外人的旁观角度将人民的苦难当做攻击中共政权的谈资。没有与受难者共命运的使命感、感同身受的同理心，是民运人士致命的缺陷。

有了对比，这壹点更鲜明。藏人的达赖喇嘛、捷克的哈维尔、俄国的索尔仁尼琴、韩国的金大中，这些流亡者从没忘记他们祖国的人民，以悲天悯人的胸怀，让世界看到他们民族的苦难。

虽然这些中国民运人士也在做，但是，后者所做如流水线工人那样例行公事，前者却是浸入了血泪和灵魂。

不过中国国内的民运、社运却有许多极值敬佩之人。

刘晓波、李旺阳、王全璋、高智晟、唐荆陵、吴淦、甄江华、胡佳，在这个令人绝望的国度，迎著暴虐的政权、承受著人民的冷漠与误解，孤独的斗争著，被囚禁、酷刑、死去。

海外民运，难道不应反思、振作、去尽己所能的抗争吗？

中国民运，几乎完全是右翼人士的天下。绝大多数民运分子，都是哈耶克、里根的信徒。而左翼极为微弱，聊胜于无。

如此左右失衡的民运结构，既造成中国工人、农民、学生、少数群体等较弱势者在民主运动中失声、失“利”；也导致中国民运丢失了可资动员的庞大根基，是目前民运衰败的关键因素。

反观其他国家民运，左翼往往是中流砥柱。韩国的民主党系、南非的非国大、西班牙的社会民主系、巴西的劳工社民系、波兰的团结工会、缅甸的民盟都是强调平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左翼扛起民运的大旗，把民主与平等作为首要的政治目标，以工人、学生为基干，以被压迫的平民为基础。

如果是麦凯恩式的右翼，还值得尊敬。可中国民运的右翼多为邓右的支持者，从他们的人品到政治主张，还有对待邓小平的态度，都让人感觉极为不安，他们只是希望通过选举建立邓右路线的合法性。正如秦晖教授所说，无论左右，都要坚守“共同的底线”。而这些邓右支持者的主张和行为，则在不断的穿透底线，置人民利益于不顾。

民主运动，应以革新、进步、民主、重建为基调，实现人民为国家主人的目标。而右翼价值观，则多强调守成、稳妥，倾向于精英主义的保守基调，这就注定使其缺乏左翼改变现实的意志，更没有左翼唤醒受压迫平民的动员能力。不为人民争权利，只为自己要自由，民运必然狭隘化。

行动力的欠缺，建设性、实用性工作做的太少，是海外民运影响力低下的体现，也是原因。

首先，我当然明白民运行动力受多种客观条件限制，如中共的强大与打压、缺乏来自中国和欧美的资金、舆论支持。

即便如此，民运在现有条件下，仍可有所作为。但现实是，做的实事乏善可陈。

所谓做实事，就是做能够影响现实、改变现实、具体的、有建设性意义的行为。如组织动员工人罢工，为国内维权人士搭建求助平台并提供法律等援助，研究中国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的弊端与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与欧美主流媒体合作，以系统性揭露中国侵犯人权及制度性罪恶，建设教育与发动群众的民主启蒙平台。

当中国发生维权运动时，民运并没有有效的把维权者的声音传到国际社会、没有去促成不同维权团体之间的联合、没有积极营救维权领袖；当中国政府出台蠢政恶政时，没有做出系统性批判和给出解决方案；当中国弱势群体无法发声时，没有利用自身和欧美相关资源去帮助他们发声和抗争。

当然海外民运并不是没有壹点没有做，可是只是做了壹点。中国没有自由，海外有。但是有多少人珍惜了自由、利用了海外极大的自由：学术自由、新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外加福利和法治保障。然后再看这三十年的成就，令人心寒。

壹个建议：成立中国影子政府

包括民运人士在内的中国自由派，应该在海外建立影子政府。政权组织应包括政府、国会、法院、社会自然科学院（智库），其中政府包括总统、总理和各部委，与中共政府机构壹壹对应。每个影子部委都针对中国相关领域的事务进行研究、批判中共对应部门政策的错误。

具体的揭露中共在如教育、司法、医疗、养老、住房、科技、财政、城建等领域的弊政与腐败；针锋相对的提出替代政策、替代方案，给中国人民壹个全新的选择。让国人清楚的知道体制的具体罪恶，唾弃旧政权而拥抱民主。除此之外，也能直接施压中共使其改善施政、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在可能的情况下，影子政府也可以与中共政权直接对话、谈判，甚至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合作，尝试和平转型的可能性。

影子政府，可以让中国人民清楚的看到，壹个民主宪政、法治透明、公平公正的政府是完全可能存在的、是这样运作的，会极大增强人民对民主的渴望与未来政权的信心。

另壹个意义是，影子政府的运作，可以在未来中共政权垮台后，迅速有壹个替代的临时政府，以及壹套模拟的非常成熟的治国方案，以降低转型的阵痛、减少人民在政权更迭时遭受的损失。

尤其在司法、教育、医疗卫生、经济建设、社会福利领域，影子政府的各项政策，可以与中共相关部门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对中国法院开庭的重大案件，影子法院也可按严格的法律程序模拟审理，做出判决；影子教育部则可以就中国中小学的教育内容和形式、高考改革、大学的学术自由、“去行政化”出台细致的政策。

影子政府的效用，不止如此。它还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实验场，是法治中国的雏形，是从左到右政治光谱下各派别和平竞争的舞台，是知识分子治国的尝试，是媒体对政府强力监督的典范，是全新官民关系的示范，中国缺什么，这里就有什么，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难点，就是影子政府应对和解决的重点。

中国民运，没有融入国际民主、民权运动之中，海外民运没有积极参与所在国的政治、国际事务。

30年来，中国民运在国际上日益边缘化，既因中共政权的壮大、民运实力的衰落，也因民运本身缺乏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对他国民主和民权运动的帮助、声援、介入。

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民主的人们，需要团结合作，才能以最大的声势和力量，打击独裁政权。而在各国经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的21世纪，更需要以国际合作的方式推动民主化。各国民主运动、民权运动人士，应深化互助和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同声共气。

对中国民运来说，面对强势的中共政权，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摆脱孤立、弱势的局面，是当务之急。

可是中国民运却很多与从欧美到亚非拉的民主运动力量和民权与人权活动人士等优先要争取的组织和个人建立稳固而持久的联系，更缺乏实质性的交流与互助，使中国的民主运动越发缺乏国际的关注与声援。

人权高于主权，自由民主无国界。作为与强权暴政抗争的弱势者，团结联合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中国民运，却没有国际战友。

甚至同为华人的港台，都日益淡化“中国”属性，正在向只反华不反共的方向过渡。

国族与自决话语下，“建设民主中国”这个八九以来的口号日益暗淡。

中国民运，必须去争取、打动、说服港台人民，让中港台团结起来抵抗中共暴政。

没有民主的中国，港台人民就不可能真正自立自主自治，必会受中共的威胁与压制；没有港台的协助，中国也会失去民主之光照入的窗口，成为更加封闭的专制王朝。

中国民运，缺乏强有力的宣传力量，舆论影响仅限于民运圈内部，未能有效覆盖中国国民及海外华人。

在中国国内，思想倾向于自由化的民众有数亿，其中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有百万计。但民运显然没有通过各种舆论途径，将民主宣传、社运动员、思想启蒙等传播给这些潜在受众。

有地不种，实在可惜。

中国民运当然有宣传阵地和途径，社交媒体上民运有很多声音。

但是这些宣传阵地，无论影响力、权威性和公信力、受众覆盖范围、针对性、细密性、感召力都可以用“很差”形容，远远不能满足民运宣传的需要，更不能达到推动民主革命的要求。

推动民主革命，必须开辟舆论阵地，与中共争夺话语权，以启蒙民众、传递民情和社运动态、促进自由派之间沟通联络与信息共享、提供知识分子争鸣与划策的平台、动员人民参与社运和革命。

这壹切，都需建立壹套庞大而高效、权威而亲民的传媒系统，包括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平台。

经费不足，物质匮乏，是中国民运队伍弱小、难以发起大规模、有实效的运动与行动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招募和吸引愿为民主运动工作的人才人力，还是将民主运动的理论筹划付诸实践，以及发动更多有力行动（尤其渗透入中国国内，发展民间抵抗力量、培植中国公民运动），都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

因此有两件事对民运至关重要，且必须并行，才能实现。

1.国内外支持中国民主事业的中外人民，应在经济上力所能及的积极支持民运；欧美政府、国际组织（包括官方与民间）、企业、公益机构，也应大幅增加对中国民主运动的资金援助、物质支持、人力协调。

2.民运应建立壹套完整的、分立制衡的资金监管机制、反腐败纠察机制，并邀请所在国司法机构、透明国际等国际组织、新闻媒体、及中外人民的监督。

其中，接收和使用资金的民运组织和成员，挂靠所在国司法（反腐）机构，与该国官员受同程度监督与惩戒，是民运资金监督最关键的壹个环节。

关于民运内部的监管与纠察机制，需要注意几点：

1.应建立壹套覆盖全体民运成员和所有民运组织的监督体系，所有人都要接受监督。2.要实行合议--制衡的模式，避免徇私枉法，以保障公平和权威。3.相关账目、监督详情全公开透明、清晰完整，以供民运成员、中外人民和媒体了解和监督。

在外部监督的层面，接受所在国政府（司法机构）的监督，是重中之重。

首先这需要所在国（如美英法德瑞）司法机关愿意将中国民运在其国内的组织和成员，纳入其监督、问责、惩戒的范围内；将民运成员的腐败和经济犯罪等同为该国官员或党派、利益集团的同类犯罪，实施同等的监管与惩罚。

探析当今中国在“崛起”还是“衰退”：迷雾中巨龙变幻的阴影

    关于第壹个问题，“中国是仍在崛起还是正处于衰退中”，是中外学者长期争论的焦点。虽然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世界都在瞩目著，它巨大的难以遮掩，也有无数人在审视、探析，但却鲜有人能够对它有全面、客观、具前瞻性的认识和判断。打个比方，这个问题如同“迷雾中的巨龙”，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迹象，但是就是难以把握它的全貌，也不知道它奔向何方。不同的人出于主观立场和客观环境，对它的认识大相径庭。

    我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我所讲的亦为壹孔之见，粗疏浅陋，仅供参考（我对于中国现状的认识，以间接的书报网等形式为主，个人直接体会为辅，且已离境壹年有余，中国则在不断变化）。

    “中国仍在崛起还是衰退中”，这是对中国总体状况的概括视角。我个人更愿意把它拆分分析，然后再组合判断。拆分，可以拆分为经济、制度与政府治理、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军事、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当然，如经济还可再拆分为“质”、“量”，乃至科技、产业结构……等次级领域。而其余方面也可类比拆分；同样，对中国崛起/衰退，还可以从国家/政权、人民/各阶层来拆分分析。笼统的讲“中国崛起还是衰退”，是容易偏颇、陷于大而无当的。除“社会”领域过于阔大、涉及内容庞杂，无法在本文中简单讲明外，我在此对其他各方面壹壹做出简评，然后综合分析当今中国的兴衰。

    首先讲经济。如果根据中国官方和国际主流的统计，中国经济每年仍保持略高于6%的增长，虽较以前放缓，但增速仍旧让大多数国家艳羡。但如果根据包括经济学人智库在内的非政府机构估算，中国经济实际只有4%左右增速。甚至还有如人大向松祚教授讲另有测算途径得出GDP仅增长1.67%甚至可能为负的论调。

    鉴于中国中央和地方统计机构有过多次已被证明造假、篡改数据的“前科”，以及专制下经济的不透明性，官方的统计“注水”几乎是必然的。那么中国经济增速究竟如何？至少我无法知道确切乃至大致确实的数据。从中国近几年经济社会状况看，我认为经济仍处于正增长状态。但是，这个增长是不均衡的（如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同阶层从经济增长中收益的巨大差异），不稳定的（如政治环境恶化、贸易战带来的冲击和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是处于下行、存在很大风险的。

    而且，虽然中国经济总量为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低于世界平均（据IMF数据，2018年世界人均GDP为11355美元，而中国当年人均GDP为9608美元）。而中国的人均收入中位数更低，即便官方的统计，人均收入中位数也只是人均收入的86.2%。而中国的基尼系数则有0.45、0.55、0.61等多个知名机构的不同口径的数据。即便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中国的人均收入也是不高的、贫富差距较大的。而事实上，由于中国国民尤其中上阶层收入的不透明、收入稽核机制的不完善，实际的收入差距只会更大。如果排除统计中的作假部分，低于中位数的占总数50%的国民，收入更低。按照0.55左右的基尼系数，中国贫富差距也很惊人。

    因此，中国在经济总量巨大、经济增速较高的背后，则是人均收入的相对低下和收入的严重不均。这不仅意味著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只是总量大），还很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因中下层居民收入不足导致消费动力弱，让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那辆马失前蹄、陷入泥沼，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加剧中国经济社会的不稳定。

    但这些意味著中国经济的衰落吗？如果我们看到“金砖国家”中另外四个的表现，以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就会发现，中国并不处于更为恶劣的情形下，相反仍处于中上游。

    而从经济结构、创新能力看，中国同样是发展中国家中表现较好的。例如在制造业领域，无论从规模、质量、国产化程度（工业独立性），中国就都明显强于被国际上寄予厚望的“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印度。而在自主创新方面，中国近些年投入巨大，例如在互联网等高新科技产业领域有明显进展。

    但同时，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是不好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教材和文宣中经常提到的经济纲领之壹。但如今的情形是，由于执政权贵的私人利益、执政集团缺乏经济管理经验、被政治目的打乱经济政策方向，以及腐败、官僚主义和为政绩讨好等原因，经济结构并没有更好甚至呈恶化趋势，作为国家根本的制造业在总体上被不稳定的第三产业挤向次要位置，国家政策和资源也更倾向于第三产业而非制造业，二者此消彼长之势明显。尤其是第三产业中房地产和金融业的畸形发展，导致经济泡沫化，经济运行也因之更趋不稳。

    至于科技和经济技术创新，更是呈现严重不平衡的状态。对于因政治需要之类的战略工程，以及与核心权贵利益相关的领域，就会集中资源、不惜巨本的攻坚，自然可以取得重大突破。但这就导致其余的重要领域被忽视、所得的研究经费等资源严重不足。这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集中于“两弹壹星”及各种献礼工程（其实改革开放之后也大量存在）、“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工农业发展情况多有类似。而习近平上台后，这种情形再度明显化。此外，创新“量”压过“质”，例如专利申报中国超过美国，但是转化实践率却很低。其实这又是“面子工程”、“斯大林模式”的余毒。

    上述问题使中国的经济结构趋向恶化、创新能力良莠不齐。也就是说，从“质”的角度讲，中国的经济同样不容乐观。

    总体而言，从纵向看，中国经济无论从“量（增速和人均）”还是“质（结构与创新）”，都存在很大问题，并且趋向不好的方向；但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质”“量”依旧是发展中国家较好的。在无特殊突发事件（如大规模战争）情况下，近十年内不会崩溃或急速衰退，而是呈不稳定的慢速增长、经济结构的“非优化状态（未来可能变成‘劣化状态’）”、创新领域的“十高百低”情形。

    此外，中国经济还与“中国模式”密切相关。在我写的柬埔寨与“中国模式”那篇文章中，我具体讲了“中国模式”的特征和影响，其中“低人权优势”和“稳定压倒壹切”是最基本的两大特征。而这两个特征恰恰可以冲淡经济下行、结构不良、创新乏力等问题及其衍生的问题，不会发生如南非、埃及、乌克兰、阿根廷等国那种经济动荡，也不会发生连锁的政治危机、社会激变，更难触发思想文化尤其意识形态方面的正向变革。这也间接让“中国衰落”有了壹层坚硬的阻力。关于“中国模式”对中国经济兴衰的影响、相互关系，展开说会篇幅过长，我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议题中再论述。

    而从制度与政府治理方面分析中国崛起还是衰落，要从中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看待，以及对“崛起”的诠释。

    如今统治中国的政权是专制政权，它的制度和政策根本上都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这是大前提。从法理和道义上讲，中国的制度及治理是应该从根本上否定的。

    但如果从它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哪怕是高压下的稳定）、行政效率、科教文卫建设的客观效果看，它又是复杂的。如果把“崛起”等同于“强大”、“安定”，那中国现行的制度和政策是具有两面性的。

    壹方面，专制政权下的政府机构（广义）腐败、没有法治、缺乏监督、官僚主义、消耗纳税人巨额财富、整体行政效率低下……但另壹方面，依托于巨量可调配的资源（尤其通过高税收低福利得到的大量收入盈余）和不受约束的权力，中国的行政机构及其成员、政府的政策与实践，至少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年，也的确促进了经济发展（尤其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斐然），以及通过包括侵犯人权的制度和手段（如户籍制度、公检法的滥权和刑讯逼供、“劳教”和“收容”、强制收治“精神病人”、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下的全面管控）维持了社会的稳定、相对的低犯罪率，以及建立了较完善的文教卫生体系（哪怕教育医疗等资源的城乡、区域、阶级分配是极为失衡的）。和南亚、东南亚、南锥体以外的拉美、非洲等区域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在以上领域的成就更为突出。这些在习近平时代没有明显的倒退。当然还要强调壹遍，这壹切是建立在许多非法的、侵犯人权的、不平衡的、畸形化的制度和政策之上的。但又要说，如果将“崛起”等同于“强大”、“安定”、“完善”，那中国如今即便不是继续“崛起”，也肯定不是在衰落。

    关于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毫无疑问中国如今处于社会达尔文化、犬儒化、精致利己化的溃烂之中。同时，推动人民觉醒、揭露历史真相和反映现实黑暗、追求光明与正义、呼唤人道和文明、促进社会变革、科学理性的进步主义思想，却饱受压制乃至被全面灭杀。这种思想文化领域的溃烂、对人文与思想的禁锢，并不直接导致中国在“硬实力”上衰落，但对中华民族及中国人民的伤害是无可估量的，也让中国在国际“软实力”上趋向自我堕落。这些伤害的体现是复杂的、多样的、长久的。它会让壹代乃至许多代国人的正义感与同情心被抹杀、科学与理性思维的缺失、对历史与现实认知的错位、创新与独立思考能力的低下……在海外，与经贸的热络相反，中国大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对外影响力很低、话语权不增反降。例如对于在最近的香港壹系列冲突中，哪怕是非并非那么简单，国际上却壹边倒倾向于香港而非大陆，就是典型。另外，“防火长城”也阻碍了中国对外“软实力”的扩展、削弱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严重降低了中国大陆民众在海外的话语权。而那些为中共涂脂抹粉、官僚主义盛行的“孔子学院”，对中国“软实力”起到的更多是负面作用。因此，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处于溃烂、压抑、混乱、衰落、“劣币驱逐良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状态。自中共建政以来，多数时候都处于这种甚至更糟的状态（只有1978-1989年中的大多数年份，还有2000年代及前后，相对较好（当然只是相对而已）），只是习近平时代相对于邓江胡温时代，明显更糟且越发恶化（当然，不是中共执政的古代近代也不好，只是不是同壹时代，比较意义不大。而且即便西方，启蒙运动之前绝大多数时候也和中国壹样是黑暗为主的（文艺复兴也只是黑暗中的星光）。

    至于中国的军事实力，我从不看好。与动辄谈论“中国威胁论”的学者相反，我觉得如今中国的军事实力其实很孱弱。由于腐败无能、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以及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的缺乏，军事科技领域的虚浮，尤其中国军队极度不透明化为腐化堕落留下的巨大“发展空间”，让中国表面上的军事发展在实质上大打折扣。而中国军队从军事训练到武器装备，普遍好看胜于实用，花架子和面子工程普遍，也严重削弱了其实质战斗力。而且，我始终认为，中共政权只会自保、对内（大陆）镇压，而不可能对外用兵，即便对台湾也不太可能用兵。哪怕台湾独立，中共只会继续以此增加民族悲愤以维持人心，以及军事上虚声恫吓，而不会真正出兵。因此，中共根本就没有打仗的准备，也没有著力培养军队打赢战争的能力。但是军事方面倒谈不上“衰落”，因为它从未强大过。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是主张未来民主中国，乃至任何抵抗外敌入侵的政权，都应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的。我所担心的，恰恰是中共指挥下的军队不能担负起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任务。例如对日本扩军缺乏反应、在藏南和拉达克地区的退却政策、对美俄两个军事霸权缺乏反制力和行动、南海地区的欺软怕硬，我都很是反感、认为要改变的。我个人是倾向于既要民主，也要富国强兵，以维护国家利益与国际正义的）

    至于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在前面这几个分项，我其中的壹些对比和分析已有涉及。中国的国际形象是复杂的，影响力更多是因利益交换、受经济和人口体量影响、以及因“狼狈为奸”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影响力，以及这些方式得到的国际地位，不仅不稳固，更失道义的正当性。而为了维系这个不合法的政权，中共在国际上不惜妥协、出卖国家利益，以及“大撒币”，来赢取壹些支持（或者至少不反对）。

    这壹切当然不是崛起的象征，而是危机的表现。同样，中国这种国际处境也不是壹时半刻，而是六四以来长久的状态。

    但同时，由于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中共控制的巨量资源，它不像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军政府时的缅甸、萨达姆执政下的伊拉克，即便中国国际处境不好，甚至经常吃亏，但却并不能促成中共政权的倒台。相反，中共利用十多亿人口及其衍生的庞大“量”的资源产出和影响，出卖人民劳动的血汗和民族尊严、国民权益，讨好、收买从美俄到亚非拉在内的世界各国，“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偶尔制造‘不欢心’，如制裁挪威、抓捕瑞典、加拿大人）”，以维系其统治。国家利益被中共窃夺，国际影响力被中共挪用，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得到理所应当的尊重和权利，但中共却通过倒卖国家的尊严、责任、利益，让政权更加稳固。

    综上所述，中国处于不平衡的发展、总体不算崛起也不算衰落的状态。孙立平教授说的“中国不会崩溃，但社会在加速走向溃败”（当然我不赞同孙教授许多观点，但这句话我赞同），是最接近中国现状的大体描述。它处处都像处于危机（或者的确处于危机），但细究并无崩溃的可能；它到处都有溃烂的疮疤，但没有壹处足以致命。中共统治集团强大的社会控制力（尤其信息化下“大数据时代”对管控能力的极大加持）、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基底、政策的高度实用主义与灵活性，让政权壹直得以存续。同时，中国大陆内部生存环境的残酷、法治与正义的毁坏、平等与公正的消失、民主与自由的剥夺，都在持续的发生、存在，侵蚀著人道、人权、人性，变成十足的“残酷人民共和国”。

塑造中国与影响世界的“中国模式”：基本要素、特点、作用与影响

    关于第二个问题“有没有中国模式，构成中国模式的基本要素”，我在《强人洪森治下的柬埔寨：专制的回归与“中国模式”的复制》壹文中已有详细论述。我在此仅摘录我的主要观点。

    首先，“中国模式”当然是存在的，虽然它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且内容复杂多样，但其本质和基本框架是确定而明晰的。

    所谓“中国模式”，即政治专制与经济开放并行，压制包括劳工运动、维权抗争、女权运动在内的各种争取和维护权利的社会运动，禁止罢工、游行、组党结社等带有政治反抗色彩的行为；依靠军队、武警、公检法人员及机构等国家暴力机器，并纵容、雇佣、扶植黑恶势力，采用武力威吓与镇压、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如户籍制度、留置、“被精神病”、社区矫正、其他“强迫失踪”手段等，及已被取消的劳教、收容、“双规”）、监视、恐吓、骚扰、拘禁、殴打及其他酷刑等暴力手段维持社会稳定；以低工资、低福利、低社会保障压低劳动力成本和民生支出，在此基础上逼迫国民参与生产建设、以高效率拼命劳作以维持生计，而将这些工人、农民、普通职员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的绝大多数掠走，用以为特权阶层分肥和投入再生产。此外，该模式还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并不惜代价达成关键目标、以纵容腐败和潜规则来激励官商民较高效工作、政府机构、国企和事业单位有严格的科层等级制等特征。

    整个模式以“低人权优势”和“稳定压倒壹切”为两大基本点，牺牲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人权、压制相对弱势者对正当权利的追求以换取经济快速发展；维持社会不平等状态、塑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制度和文化环境，鼓励人们放弃权利维护而转向自我实力增强（且倾向于暗示和纵容不择手段），以刺激国民奋斗积极性和维护特权阶层利益；以损害中下阶层、女性、身心残障者、社会少数群体、边缘化人群等相对弱势、异质群体的权利为代价，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和阶层固化加深，“损不足以补有余”赢取既得利益阶层的欢心；有意营造和放任社会不安全感的滋生蔓延，为强化社会控制制造借口，也以此转移国民注意力、刺激劳动积极性，作为“饥饿政治”的壹部分；透支资源、环境、人的身心潜能和忍耐力，实现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经济的繁荣及壹部分人（包括大量尸位素餐甚至从不工作的食利者）的高度富裕。然后以上政策不断循环下去，以维持统治存续和社会运转。

    19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模式”即初露端倪。而1989年六四事件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模式”实现了“标准配置”，即政权采用“形左实右”的理念和政策，人民争取政治权利的抗争被极大压缩，“闷声发大财”成为国民主动或被动接受的现实。该模式此后又被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名，逐步稳固和“升级”。且它也在吸收、借鉴西方的经济学说和发展模式，例如90年代借鉴了芝加哥学派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说推动国企改革和货币改革（伴随著悲惨的下岗潮、物价大涨和教育医疗的市场化，以及贫富分化的迅速加剧）；而如今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又得到中国既得利益阶层的青睐。而这两套西方经济学说均主张较低的社会福利、忽视劳工保障，倾向于弱肉强食的发展模式。中共摒弃这两个学派关于政治经济自由的主张，但吸收了其低社会保障、强调效率无视公平的经济理念。这些西方右翼经济理论在中共暴力机器下，将其野蛮残酷壹面发挥的淋漓尽致，成为“中国模式”中保障经济发展的关键部件。40年来，“中国模式”的确刺激了中国大陆经济的急速发展并使壹部分人富裕起来，但同时也极大的侵害和压制了人权与自由，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者劳工阶层的权利受损至为严重。

    随著中国国力的强大，对外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中国的商品、文化乃至国家发展模式纷纷“走出去”，有意无意的向他国输出。以西方国家为样板的现代民主制度又存在各种不足且在发展中国家其弊端表现的更为明显，于是“中国模式”逐渐受到壹些发展中国家的欢迎。许多专制、威权国家的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对抗欧美对其人权不佳的制裁，更对“中国模式”青睐有加。柬埔寨的洪森政权就是典型。而塞西的埃及、杜特尔特的菲律宾、穆塞韦尼的乌干达、彼得·奥尼尔及其后继者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多斯桑托斯的安哥拉等国，以及倒台不久的苏丹巴希尔政权、体制民主却敌视人权的匈牙利欧尔班政权等，也都受中国经贸和政治影响，并对“中国模式”多有借鉴。而除此之外，如印度的莫迪政权、越南自开启“革新开放”以来的越共政权、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政权和巴西的博索纳罗政权等，虽未公开和直接学习“中国模式”，但其蔑视乃至践踏人权、强调经济发展、无视社会不公等特点，亦与“中国模式”相合。

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与中国/中国人民在根本上的矛盾、部分领域二者关系的微妙性

    第三个问题“中共和中国的关系”，同样是巨大的课题，我只简短节说。

    首先，中共不等于中国，而且有著明确的差别。许多极端反共人士乃至反华人士将“中共”与“中国”等同，是完全错误的。将之等同，主观上将中国及中国人民视为“敌国”、“敌人”，客观上将中国乃至中国人民污名化，无论从是非、情感、对改变中国的作用上，全都是极为错误、负面，乃至居心不良、用心险恶的。

    其次，中共政权（准确说是中共内部的核心特权阶层组成的统治集团）在对内领域，实质上是管制者，哪怕是非法的；在对外领域，它客观上是中国的代表，在很大程度、许多情形下的确代表著中国、承担著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中共既不等于中国，但在内外某些场合、情形下，它又的确壹定程度代表了中国政府，代表著这个国家实体，乃至有时还代表著中国人民。

    同时，中共又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及人民构成的国家，有著根本性的矛盾。它为了自身利益，对内专制压迫，荼毒中华儿女；对外以政权生存为外交目的，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例如自建国起就没有积极甚至主动放弃对日本侵华暴行追责、默认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等。中共与中国及中国人民的矛盾，是明确且根本的。

    总之，我认为绝不能将中共与中国混为壹谈，而是将其区分开来。此外，当中共在某些时候既为了自身统治、又符合国家利益时做出的政策，不应该“逢共必反”，而应该将中共的具体政策与其本身的非法、恶劣区分开、分别对待。就像当年邓尼金在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时，他号召俄罗斯人团结起来捍卫祖国；霍布斯鲍姆等西方学者在批判苏东专制的同时，也肯定了苏东国家在男女平等、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成就。而同样的，如弗朗西斯·福山等学者同样称赞了中共治下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欧美及联合国也对中国脱贫的速度颇多赞赏，这些赞同并不是赞誉中共独裁统治，而是就事论事。

    而中国民主和社会运动人士，更应该客观理性评价中国包括中共治下的成败得失，正确对待中共与中国的复杂关系。对中共的批判，应该基于事实，全面而非片面评价。而且只有如此，才能抓住中共真正的罪行和执政缺陷，有的放矢，博得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对民主运动及政治反对派人士的信任、尊重和支持。

国家统壹与民主政治：国家统壹的必要性、分裂的不必要性乃至危害性；“大壹统”与“民主”二者并不矛盾

    关于“大壹统与未来民主宪制关系”，我曾经在推特上做过很多次发言，评述二者并不矛盾，以及领土、人口、主权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性。除例如新疆部分地区等特殊情况外，我反对任何地区的独立，主张国家的统壹、失地的收复、领土的完整。在此只选择我在推特上评论统独问题、民主与统壹问题的壹些系列推文，略做修改，摘录于此：

    我并不赞同那些支持独立的民运人士的看法和言论。如果某位民运人士是印度人，然后他要求莫迪让克什米尔公投、把军队撤出旁遮普和孟加拉以及印度东北七邦，看看莫迪会不会同意？会不会以危害国家安全拘捕了他？

    同样，印尼、菲律宾、尼日利亚这些民主体制国家，也都对试图独立的区域进行武力镇压，如印尼的亚齐、西巴布亚地区（而东帝汶的独立则付出了10万至30万人即总人口十分之壹至四分之壹的惨重代价），菲律宾的棉兰老岛穆斯林聚居区，尼日利亚的比夫拉地区。欧美壹方面承认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天鹅绒分离”，但对同样为民主政体的乌克兰，克里米亚即便通过公投“回归”俄罗斯，顿巴斯地区也有两州脱离基辅的管辖，建立了两个“共和国”，西方国家全都拒绝承认。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也是同样的情况。发达国家中，虽然有苏格兰独立公投，但更多发达国家则是想方设法对分裂和独立运动加以阻挠和镇压。如加拿大对于魁北克独立问题，就设置了《清晰法案》加以法治上的限制，本质上当然是为了阻止魁北克独立。西班牙中央政府，无论在佛朗哥独裁时代，还是1980年代至今的民主时代，对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的压制也都是很强力的。在加泰罗尼亚公投后，欧盟和美英法德日韩等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全部声称尊重西班牙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承认加泰罗尼亚独立。日本对于阿依努人民族意识觉醒后的“民族自立”运动，以及琉球自治乃至独立运动，也都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打压，并坚决反对琉球独立。美国的“加州独立”、“德州独立”等运动也被美国联邦政府压制，当年林肯武力捍卫美国统壹的南北战争更是血腥残酷。

    民主和专制国家，都要维护领土完整。以捍卫主权来维护统治或增加支持率，是壹个现实原因。但更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为了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就确立了主权国家的概念和权利，并成为至今国际秩序的基石。这与民主与专制无关。在没有更好的替代体系，且世界依旧由各主权国家为单位进行竞合的情况下，这套秩序依旧有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此外，每个地区的人民都需要考虑全体人民的利益、每个个体人民的利益。如果独立出去变成人权更糟的国家，对当地国民不利、对其少数族群不利。而且独立出去也会对原属国家造成军事、经济各领域的潜在或明显威胁，危害国家战略利益。王力雄先生在《天葬--西藏的命运》壹书中对西藏问题就做过相关论述。

    而且，独立、自决有复杂性、虚伪性。就像台湾有2300万人（有投票权的约1900万人），即便过半同意独立，那不过半的人怎么办？他们的权利不应该得到保障？表面上看，支持通过公投独立是尊重占原国家少数人的民意。但这少数人中的多数人又剥夺了区域内反对独立的少数人的利益。例如台独者认为，10多亿人的意见不能阻挠2300万人的民意，那2300万人有没有尊重至少几百万反对独立的台湾人的民意？

    南周有壹篇文章《民族自决权的贫困》就对这种情况分析的很透彻：“倘若苏格兰真的独立了（壹阶独立），那支持留在英国的人聚在壹起，只要过半是否可以再从苏格兰独立出去（二阶独立）？这个地区再……聚集到更小的地方……独立出去（三阶独立）……如此没完没了……”

    这样的案例并不是空想，苏格兰旁边的北爱尔兰地区，在爱尔兰独立后，就是因为民众有六成支持留在英国，四成主张独立或并入爱尔兰共和国，然后打了几十年仗。难道40%就要服从60%？还有像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和东部三州、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克罗地亚的克洛伊那、波黑的塞族共和国、马其顿的阿族自治区、摩尔多瓦的德左地区、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还有印巴分治和苏联解体后印度和俄罗斯壹大串想独立的……都是次阶独立。

    虽然以上案例都没有无限分裂下去，但是造成了更多冲突和混乱。最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数没有独立，这本身就是对自决、民族自决的讽刺，说明决定能否实现自决的是权力、力量、国际局势，而非自决的法理基础。例如，从法理上来说，既然国际上允许乌克兰脱离苏联，那乌克兰东部自然也有权利脱离乌克兰；台湾的亲大陆和反台独的当然也有权在聚居区脱离台湾独立后的国家再组成个国家；假如新疆独立，新疆的汉族、哈萨克族，同样也有权从那个国家独立出去。如果不允许，那又是为什么？也就是说，支持与参与自决的人普遍使用双重标准、逻辑不自恰，这就等于摧毁了自决的合理性。

    以上所述那些地区现在所属或名义所属的国家通过民族自决独立了，但这些地区自己却没有独立，或者不被普遍承认，哪怕它们有和它们名义所属国家自决时同样的理由，难道这不是对自决的最大讽刺吗？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如果都这么下去，那就真的“巴尔干化”、“高加索化”，打成壹团了。

    所以，不要把“独立”、“自决”当成理所当然的事。而且，也不是独立就什么都好了，人权状况甚至更糟。车臣实际独立那些年，极端宗教分子和分离主义者不仅不断制造恐怖袭击，还和地方军阀、乃至有权势有武装的家族，到处劫掠、绑票、杀人。伊朗和伊拉克都支持对方境内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却都反对己方境内的库尔德人独立建国。

    李伟东先生曾经发过关于七七事变82周年的推文：“我在想，日本当年为何敢蛇吞象？因为在日本眼中，中国是分裂成很多快儿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实际统治者和军队，他们可以逐步分而取之（先收买勾兑然后武力取之）。为何1937年扩大了武力征服，因为蒋公基本统壹了中国并开始现代化并不与日本妥协，如果不趁著中国尚弱，就没机会了。”

    这也是我坚持国家统壹的原因。领土和人口是国家的基本要素、国力的核心部分，没有国家肯主动放弃这些比黄金还珍贵的社稷砥柱。印度自诩“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可它为了国土完整和战略利益，多次使用武力，对海德拉巴、果阿、克什米尔、锡金和东北七邦都曾用兵。可许多国人反而怂恿、鼓吹国家分裂。他们不明白或者根本不在乎国家安全与利益，这种短视、无知和狭隘是非常可怕的。如果美国分裂为五十壹个国家，它还有现在引领世界的能力吗？如果现在的美国只有1776年独立时的十三州，其国力恐怕还不如英法德。如果南北战争时双方都难以胜利，美国分成两块，它如今也不可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不会对世界有如此影响力。因此，领土、人口的重要性及附著于二者的巨大发展潜力，是任何壹个国家出于国家利益都不应该放弃的。

    除了外国的例子，直接看中国民主化与国家统壹的关系，二者也没有矛盾。以两岸问题为例，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个角度考虑呢？假如有壹天，大陆实行比台湾更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不可以统壹呢？如果大陆新政权既有民主又防民粹、既要发展更有公正的体制，在制度优越性上超越台湾，统壹有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呢？看看韩国几十年巨变，大陆怎么就壹定做不到？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民族国家，这个能够理解。但是并没有看到有同民族自愿分裂为两个国家的案例。相反，如朝鲜、越南、德国，人们都有强烈的统壹意愿，后两者已由分裂走向统壹。只有中国，两岸许多人都吵闹著要分离，甚至大陆内部各汉民族也要独立。如果政治制度差异可以理解，但是民主之后还要分裂，难道不是壹件荒唐的事吗？我是很赞同马英九的“新三不”原则即“不排斥统壹、不支持台独、不使用武力”的看法的，他还在任上多次提及“六四不平反，统壹不可谈（言下之意即大陆民主化和平反六四后，统壹就可谈了）”。这才是台湾真正理性、有远见和家国情怀的政治家。政治制度和人权状况的巨大差异，的确是阻碍统壹的鸿沟，可以维持现状。但未来民主化后，壹定是要统壹的。而且，台湾有著民主自由的人权和道义优势，为什么不能反过来以此推动大陆民主化呢？壹个民主的中国大陆，对台湾也是更安全、经济文化交流更融洽的。

    当然对我个人来说，不止是反对国家分裂，我对联邦制也不赞同，只赞同部分地区自治。我个人壹直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统壹的、单壹制的、中央集权的制度，这样能够促进全国向最先进区域看齐、破除户籍壁垒、互相交流、举国之力做超级工程、集约调配和使用全国资源，合力参与国际竞争。至于许多人批评“中央集权”的弊端，我觉得集权也分“好的集权”和“坏的集权”，集权本身并没错。中国的问题是，在需要集权的事情上放任、纵容、不负责，而需要保证自由的方面却加以限制和打压。

    当然，我主张中国统壹，也是希望为世界联合打下基础。我是爱国主义者，更是国际主义者。如果想达成世界联合，必须先实现区域联合，区域联合的前提又是民族内统壹。分离主义导致的更多是对立和发展差距拉大（除非像欧洲小分离同时大联合），长远看不利于人类发展，只会增加交易成本和族群对立。而如果世界联合不能实现，例如如今国际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复兴，中国更需要积极维护国家利益，采取适当的反制和自保。

    目前的国际社会，还是相对丛林化的，虽然二战后国际秩序开始向“道理”而非“拳头”倾斜，但根本上国际关系还是由各国和地区的实力决定的。而随著特朗普、莫迪的上台，习近平、普京、博索纳罗等人的得势，民族主义和丛林秩序又卷土重来。即便我们为反对民族主义，也首先要有壹个强大的国家，抵御住他国民族主义的侵凌，在国际上站稳脚跟，然后再利用自身影响力促进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扩张主义，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如果在外部民族主义泛滥、对中国进行经济、军事、地缘战略攻击时，单方面抛弃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等于是自毁长城，自我削弱，还谈什么国际合作呢？那时候说话，有哪个国家肯听呢？

    关于第二单元“未来中国民主宪制结构设计”中的大部分问题，我都在拙作《人民宪章》中做过清晰、系统、完整的设计、阐述，在此就不全部搬过来了，而如果只摘取壹部分，阐述的又会不系统，因此就不摘录了。但是有些在《人民宪章》中未涉及到、没有针对性提及的，我在此补充些个人看法。

  对于中国未来司法结构设计的建议：坚持分立原则、赋予适度权力

  关于第三点“司法结构：立法机构与司法机构的关系，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的问题，顺承我在政体（行政结构）上的观点，我主张实行半总统半议会制（典型如法国现有模式（即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政治架构）），议会为权力重心，但总统拥有近乎同等权重权力。而司法则应该成为立法和行政机构的监督、制衡力量，但权力不宜过大，更不需要与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平齐，且如果设置专家院，可以替代司法机构的部分职责。因此，应该将司法机构定位为监督、制衡、执行宪法与法律的机构，而不必如美英那样大法官拥有极大权力，更不应实行终身制。

政党制度与代议制度：兼顾多元与秩序、博采各国之长

    关于第五点“政党政治：宪政架构内的壹党主导还是两党制或多党制”，我当然认为应该实行两党或多党制，而不应该壹党主导。

    至于是两党还是多党，我个人倾向于多党制，因为这样更能让不同团体都有自己表达权利的机会，而不是被大党裹挟和垄断。但同时，也应该对政党、议会设置门槛，如得票5%以上才可以进议会、在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均有（或三分之二有）支部才能参与全国选举等，以避免出现党派过于细碎、政坛壹盘散沙缺乏效率的情形。

    在具体的党派权力分配上，不仅议会是多党，政府也应该避免清壹色单壹执政党执政。我认为德国的议会选举和政府组成很值得借鉴，即联立制选举（壹种倾向于比例代表制且利于中小政党的选举模式）+大联合政府（基民盟与社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以促进立法、行政机构组成的多元性、包容性。而英国的“影子内阁”也是壹个值得效仿的制度，在野力量可以对执政集团进行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监督。如果实行半总统制而非内阁制，在野联盟同样可以组建“影子政府”监督政府施政。这是我认为相对最为理想的政治架构和权力分配状态。

    第三单元“民主转型（过渡时期）的制度安排和路线图”是为未来中国变革提供理论基础。虽然我个人对于中国还有多久会出现变革的机遇、在实践上能够实现变革都持悲观态度，但毫无疑问，理论可以为实践指明方向，也让实践有了目标和动力。

未来转型节点与道路：充满不确定性且前路艰险

    关于第壹点“转型方式：渐进与突变，各自的根据与前提”。其实，“渐进”和“突变”还应分为手段/方式和内容/实质两方面。冒昧揣测，本次研讨会议程设计者应该更多是侧重于中国转型的方式（如是政权逐步改革还是突然垮台；是官民互动改良还是突发性革命）是渐进还是突变，而非实质（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彻底变革）方面的渐进与突变。那么我就以前者而非后者为主要讨论方向。

    首先，以如今中国的政治情势看，渐进还是突变，很难由外力刻意塑造，而是由内源性原因和偶然性因素主导的。众所周知，习近平上台后，中共专制空前强化，民间政治性组织、公民社会被摧毁殆尽，国内带有政治抗争色彩的人士纷纷被关押或软禁，还有的主动放弃了抗争，转向犬儒或空谈杂谈。因此，无论是从中共统治阶层内部，还是民间政治参与（准确说是无参与）现状，都表明至少在如今至未来十年内（甚至更久），已无渐进改良、逐步实现民主化的可能。

    那么这壹定会导致“突变”吗？我认为不壹定。有人认为，改良的失败恰恰可以刺激革命的兴起。但事实上，无论是中共政权对国内的控制力，还是如今各国各地区均“自扫门前雪”、逆联合化的国际情势对中共政权的影响，都导向不利于中国正向“突变（或者说‘革命’）”。相反，如无特殊突发事件，中共的统治还会在中短期维持下去。

    此外，“突变”壹定是变好吗？并非如此。典型如前苏联，解体之后不仅未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化，革命果实反而被政治野心家（叶利钦、普京）窃取，而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利益，也被各政治集团、权贵、寡头瓜分。当然，在“突变”中失去的，还有那个版图巨大、可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强大国家。而分离出去的国家除波罗的海三国和乌、格之外，其余各国均未实现真正的民主化，经济政治社会情形与俄罗斯没有二致甚至更差。这种“突变”，中国不要也罢。

    就我个人而言，我当然希望中国通过手段上的温和、和平、渐进，以及目的、本质上的彻底变革，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成果，让中国早日变成民主、平等、自由、进步、文明的国家。但可惜这些只是理想，而非现实。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努力，让中国以好的方式向好的方向改变。但效果如何，我是很悲观的。

“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与“党内民主”：如今不是“多”和“少”之争，而是“有”和“无”之辨

    关于“如何看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如何看‘党内民主’？”这壹问题，虽然我对“体制内”这壹政治黑洞不够了解，但还是略做评论。我认为至少在目前乃至未来十年内，中国体制内不会有什么“民主化资源”，或者说即便有、某种程度为数还不少，也都处于“冻结”、“休克”状态。2013年以来中共专制空前强化下，连民间政治、公民力量都被残酷打击，党内只有更甚。“定于壹尊”、“习核心”、“严禁妄议中央”……这些还不够说明问题吗？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还有多少意义呢？即便外部（包括我个人）认为开明的名义上的二号人物李克强，现在也只能管管话费涨价、猪肉供应之类细碎问题，以及“给人民壹个交代”之类的场面话、习近平不愿意“屈尊纡贵”讲的话。连他都如此，何况其他体制内人士、内心倾向于民主的人士了。

    最根本的，是由于中共统治集团、权贵阶层与习近平利益壹致，民主化毫无疑问会剥夺或至少削减其特权，因此出于利益（而非仅仅是因畏惧习近平的淫威），也会普遍支持习近平的强化专制之举。而且，习近平执政以来，实行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策，让贵者更贵、“贱民”更“贱”，越是接近统治中心、越是掌握权力、金钱、人脉、技术等资源的，得到的分配越多，他们自然会坚定的支持习近平。我们看习近平加强专制、鱼肉人民，是灾难；但从权贵的角度，这恰恰巩固和“发展”了他们的特权和利益。这就是“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根本就没什么用的根本原因。

    至于“党内民主”，既然根本没有“民主化体制内资源”或这种资源已经“冻结”、“休克”，又哪里有“民主”呢？当然，权力斗争和政治博弈是有的，但是和“党内民主”完全是两码事。我个人是不相信那些“中南海占星术”的，指望政治斗争改变中国、把权斗当成“党内民主”，我认为是很不现实的。前面已经说了，习近平的统治手段和内容，是符合权贵阶层主流的利益的，是有强大的“权贵群众基础”的，其他倾向于民主、改革的政治势力即便想打倒他，也不可能。习近平的政策在国际社会、民间有识之士那里看是“失道寡助”，但其实他在体制内、在权贵阶层内部，恰恰是“得‘道’多助”的。如果说前几年反腐败还得罪了壹些人，现在习的政治对手和追随者都被清洗或转而效忠习了，还有谁冒著丧命的风险去对抗他呢？如今中共高层，还有这样的“义士”吗？只要能够听从习的指挥、会媚上逢迎、表示忠诚，就可以分得绝大多数国人眼馋的巨大利益，他们为什么要反对习呢？

高度分化的中国“民间力量”：“民间力量”的复杂性、多样性、激烈的内部矛盾，及多数政治反对派的错误选择

    关于“如何看民间力量在未来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和“中国民主化与国际民主力量间的合作”，我在推特上做过壹个系列短评，并结集为《十论民运》，对这两个问题有不少涉及。不过内容较长，只选择部分内容摘录。在此我重点论述中国“民间力量”的复杂与矛盾，及中国政治反对派/自由派道路选择的误区。

    事实上，中国“民间力量”内部是有深刻的矛盾的，有些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大于与中共专制的矛盾的。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不同利益集团，有著巨大的利益分歧、意识形态差异。例如许志永先生的公盟在未解散时，推动教育平权，反对最强烈的，并不是中共政权，而是京沪等地户籍居民。京沪户籍居民和外地务工者都是“民间力量”，但是却有著近乎生死攸关的矛盾。

    从改革开放到邓小平南巡，再到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数十年间中国已经培育了壹批“先富起来”的既得利益阶层，并且正在或已经实现了代际传承，利益逐渐巩固，身份地位越趋清晰，其阶层所属也已稳定下来，形成了庞大的求稳苟安、仰上俯下的精致利己主义群体。

    对于这些处于相对有利地位的中产阶级中上层、京沪等特大城市户籍居民、部分国企央企及事业单位（如三桶油、医疗、烟草、铁路等行业群体）成员，高知理工“工业党”成员（以上群体部分重合）……他们宁可选择与中共合作，也不愿意放弃相对的特权；他们宁可壹边没有民主和政治自由、被上层剥削，壹边剥夺比他们更弱势者，保持相对于平民大众更优越的地位和特权，也不要人人平等。这既是这些精致利己、因私为恶者习惯了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也是由他们精密的算计决定的。至少从他们角度，成为次于核心特权阶层的“二等人（或称为‘优势集团’）”，以压迫下面“三等人”、“四等人”……也比人人平等更有利于他们（至少从经济上和他们的价值判断上）。

    因此，在“民间力量”内部就极度分化、阶层固化且这种分化、固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谈“如何看民间力量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必须考虑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差异、矛盾，以及选择侧重于与哪些“民间力量”合作。关于这些，我在《十论民运》和《人民宪章》中都做了阐述，我是倾向于维护广义的工人阶级（产业工人、工薪阶层、普通职员）、农民与农民工、及各相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为优先的。当然，这更多是基于正当性、急迫性方面的考量。而从实用角度考量，究竟是侧重于动员我前面说的那些“二等人”、“优势集团”，还是相对弱势的工农大众，就各有利弊了。

    首先，那些“优势集团”成员掌握著巨量的财富、知识、人脉、话语权等资源，远比工农大众有更强的推动变革的能力。但既然他/她们如今在习近平统治下，享受著较为优越的生活，又缺乏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专制独裁、反自由民主的洗脑教育是其次，更重要是利益。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们在非民主环境下有额外的“自由”，例如在专制而非法治下，这些既得利益者更容易搞潜规则获利、胡作非为乃至违法犯罪更易于免责和“疏通”。相对于弱势者，荫庇于鼓励弱肉强食体制下的“优势集团”成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更便于攫取财富，公共资源配置也更倾斜于他们，更能不择手段的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他们有什么动力去选择变革呢？

    这些“优势集团”与工农大众的关系，很大程度就像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白人与黑人的关系那样。如前所述，他们甚至在专制下过得更好，可以享受廉价劳动力、户籍特权、相对良好的治安、相对优良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他们为何要选择失去相对特权、甚至面临战乱和财产再分配的风险，去推动中国的改变呢？尤其在如今渐变不可能的情形下，他们更不会赞同革命、“打倒旧社会（如今的社会）”了。对相对弱势者，习近平时代是尊严和权利上相对的“最坏的时代”，但对这些“优势集团”，恰恰是“最好的时代”。（而且，这些“优势集团”中的许多人是有能力移民到发达国家或在国外长期生活的，可以既在中国大陆争权夺利、聚敛钱财，又可以去享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至于中国是否民主，其他国人是否自由，他们并不关心）

    还有，中共也在巩固与“优势集团”的关系，也会继续拉拢这些既得利益群体。即便将中国国内外反现行体制的力量结成合力计算，无论从金钱、人脉、舆论影响力，都与中共统治集团差了十万八千里，又如何有能力与中共争夺既得利益群体的支持呢？当然，我们有道义的正当性。但对于这些精致利己者来说，道义值几个钱呢？能买房换车、享受良好教育医疗服务吗？能在和他们眼中的下等人发生纠纷时“私了”、占便宜吗？能保住阶级、职业、地位、户籍这些带来的特权吗？不能。而这些中共则反而可以给他们。如此壹来，道义不仅不是我们争取“优势集团”的长处，而是缺点。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为这些“优势集团”许诺比中共更多的特权、利益，但那我们改变中国意义在哪呢？那不仅没有道义，而是丧心病狂了。哪怕壹些自由派、政治反对派已经在思想上倾向于如此了。

    而工农阶层及弱势群体，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习近平执政后，无论物质利益、个人权利乃至尊严、地位上，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但他/她们（我这里要著重提到代表女性的“她们”）恰恰缺乏能够促进变革的金钱、知识、人脉、话语权，也缺乏起码的革命觉悟、组织力，内部还呈壹盘散沙、难于团结。

    无论侧重于和既得利益阶层合作，还是召唤中下层民众，都是极具挑战性的。而调和二者诉求、利益，让两大群体协作改变中国，更是困难重重。即便短时期组成某种壹致的反体制联合阵线，也会在“革命”或其他方式推翻现体制后，重新陷入分化和对立，很难就新国家的发展方向、制度和社会建设达成壹致。

还有壹点很值得提及的，中国国内外的大多数自由派，包括许多民运人士，难道不是在本质上已背弃工农阶层及弱势群体了吗？中国的自由派人士、民运人士，大多数都是里根、哈耶克的信徒，甚至是邓小平的支持者，难道会支持左倾的、类似于1970-1980年代西班牙、希腊、拉美诸国、韩国那样的民主革命？说的更直白壹些，中国的自由派本身就是“优势集团”的成员，大多数人考虑问题与那些精致利己、主张弱肉强食、自由放任的“壹等之下，百等之上”的相对特权者、处境优越者没有区别。或者再直白壹些，这些自由派只是反感头顶上有中共的控制压迫，但根本不在乎平等、公正、平权这些，甚至坚决反对之，不是主张完全自由放任、实质丛林化，就是想“彼可取而代之”的“在野共”，甚至兼而有之，把两种恶叠加。

    这些人德智皆乏，论才智，除了在个别领域有成就，视野普遍狭隘，基本的通识性人文社科常识缺失，认知水平和理性思维能力差；论道德，前面讲的他们的主张已经证明其卑劣了。这些人最多有肤浅的、选择性的同情心（而对异质群体则不仅不同情而是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了），同理心和悲悯心就完全没有影子了。这些话不好听，但是难道不是事实吗？我曾经多次分析过支持特朗普的中国自由派人士的心态，他们对中国受苦难的百姓，尤其底层民众的内心想法大抵是：1.我同情妳，但那都是共产党干的，与资本主义无关，相反资本主义非常好；2.我虽然同情妳，但我们尊卑不同，我是贵族和社会精英，妳是底层老百姓；3.即便共党亡了，自由民主了，我还是精英，妳还是底层，可以让妳不受专制迫害，但平等别想。当然，其他的群体，无论是体制内权贵和其他既得利益者，还是平民大众，价值观同样乃至更加差劣。但是，作为希望改变中国的力量，就应该对自身有更高要求，而不是去“比烂”。我们要做开拓者、变革者，而不是“取共而代之”者。

    我在《十论民运》中对此也有所评论，摘录于此：

    中国民运，几乎完全是右翼分子的天下。绝大多数民运分子，都是哈耶克、里根的信徒，乃至是麦卡锡、特朗普的拥趸。而左翼极为微弱，聊胜于无。如此左右失衡的民运结构，既造成中国工人、农民、学生、少数群体等较弱势者在民主运动中失声、失“利”；也导致中国民运丢失了可资动员的庞大根基，是目前民运衰败的关键因素。

    反观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左翼往往是中流砥柱。韩国的民主党系、南非的非国大、西班牙的社会民主系、巴西的劳工社民系、波兰的团结工会（当然它和它的继承者后来变成右翼，但至少在1990年代之前，它的诉求很多是左倾的）、缅甸的民盟……都是强调平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左翼扛起民运的大旗，把民主与平等作为首要的政治目标，以工人、学生为基干，以被压迫的平民为基础。

  如果是已故美国参议员、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式的右翼，即便政策主张不壹定好，但品质值得尊敬。可中国民运的右翼属于邓小平的支持者，从他们的人品到政治主张，还有对邓小平的态度，都让人感觉极为不安。正如秦晖教授所说，无论左右，都要坚守“共同的底线”。而这些邓右的主张和行为，则在不断的穿透底线，置人民利益于不顾。

    民主运动，应以革新、进步、民主、重建为基调，实现人民为国家主人的目标。而右翼价值观，则多强调守成、稳妥，倾向于精英主义、利己反智的保守基调，这就注定使其缺乏左翼改变现实的意志，更没有左翼唤醒受压迫平民的动员能力。不为人民争权利，只为自己要自由，民运必然狭隘化。

今年，距离伟大的、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已过了231年了，也迎来了“救亡启蒙”的代表性事件“五四运动”壹百周年，距《世界人权宣言》公布已近72週年，中国经济政治重要转折--“改革开放”的启动也已有41个年头，还是中国民主化悲剧六四国殇31週年。

    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中国依旧处在专制统治之下；而大多数中国人民，因为专制政权对言论自由的钳制、推行的洗脑教育，依旧缺乏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观；民主、共和、宪政等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仍未建立。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经济发展与国力膨胀，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输出邪恶模式并与国际保守顽固势力勾结，荼毒中国和世界人民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在中共统治集团驾驭下，继续在强化专制统治、维持“低人权优势”的同时推动经济发展、巩固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内核的社会体系，还是在以知识分子为先导、人民为主体的革命运动胜利后，拥抱普世价值、融入现代文明、建立民主平等的新共和国，并为对人民进行思想启蒙、推动社会革命提供政治和制度基础？这是决定中华民族重生还是继续沉沦的生死抉择。

    19世纪中期，统治中国的满清王朝，早已与世界文明脱节。它的统治危机，尤其对外战争的壹系列失败，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的落后，也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以维护统治为目的的追求器物层面的改良，在甲午战败后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皇权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壹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壹现且成了精英与军阀的玩物，广大人民没有也不知不解民主自由，专制主义植根于基层和民心中从未衰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中的有识之士深入到对保守落后的传统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壹系列思想启蒙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对民主宪政的尝试，然而国共内战爆发让制宪进程戛然而止。分治后的海峡两岸，分别遭受了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的荼毒。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中共统治集团以人民的名义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在混合了封建主义、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的“中国特色”暴政下，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超越限度对宗教实施打压、镇压维权运动等壹系列人权灾难，致使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内的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造成的普遍贫困和高烈度政治暴力，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在总体上有了大幅度提高，即所谓的“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实现了；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壹度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曾有过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2008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当时也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

    自2013年起，以习近平为首的统治集团，撕下了中共开明的面具，对公民社会进行了密集而强横的扫荡。自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始，以《炎黄春秋》杂志被“接管”为高潮，新闻自由日益萎缩，如今几乎可以说荡然无存；709大抓捕，象征著维权时代的结束，充分体现了中共政权下“法治”的脆弱与虚伪；而习近平修改宪法废除任期限制，则令中共的封建主义色彩愈加浓厚，专制集权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执政集团继续坚持并强化专制统治，明确拒绝政治改革，相反还在开历史倒车，由此导致官员顽固民间保守，公检法愈加黑暗，法治没落人治复兴，人权被践踏，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空前加剧；经济畸形发展、经济成果分配不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社会矛盾尖锐并不断积压，统治集团及依附体制的上层精英对中下层人民的剥削压迫日益加剧，人民的抗争横遭镇压，平民大众普遍处于没有自由、公义的生活状态下，弱势群体更是毫无尊严的在残酷社会中绝望挣扎。

    伴随著制度上的倒退和公民社会的急剧萎缩乃至消亡，道德沦丧与价值观全面崩坏，人心的腐化堕落与公共意识的淡漠蔓延到各领域各阶层。其中，以弱肉强食为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冷漠自私为质的犬儒主义这两大价值观，危害尤重、泛滥成灾，即人们普遍以权势大小、金钱多少、人脉众寡而非劳动强度与价值分配资源与利益，以实力强弱而不是对错本身来评判是非曲直；面对不公与暴行，人们纷纷明哲保身，精英阶层更是精致利己，外表衣冠楚楚，内心肮脏堕落，顺从独裁专制、参与分赃，对中下层人民的苦难与屈辱无动于衷。黑白在光天化日下被颠倒，善恶于大庭广众中异位。弱肉强食，就丧失了正义感，与平等、法治背道而驰，变成了强权即公理的丛林社会；冷漠自私，就意味著同情心同理心的缺失，没有了公共意识和对社会共同体的责任心。在如此恶劣的社会生态中，人们不再相信公平正义，丧失了人类应有的正直与仁爱之心，现实社会及互联网舆论处处展现著暴戾、残酷，为利益不惜损人利己、颠倒是非、钻营依附，中国社会已深陷于“繁荣的腐烂”且愈演愈烈。

    总之，现行体制的反动和社会的全面腐烂已经到了必须全面、彻底改变的地步。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中国百余年来的近现代化历程，汲取发端自西欧、普适全人类的人文主义精神，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平等：“人人生而平等”是现代文明第壹要义，是民主法治的目的，是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以来人类艰难而不懈的追求。每壹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经济状况、性别与性取向及其他身心特质、政治信仰、种族、肤色、宗教等各方面有何种差异，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应当用同壹逻辑、同壹基本原则对待。必须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于具体的法律实践，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在法治和经济层面采取积极有力的政策维护社会平等，对各种不平等现象，国家有责任和义务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及时而有力的矫正。

    自由：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自由不能惠及全民，就是既得利益阶层独享的自由，对大多数人民来说是伪自由。在保障合法的自由前提下，也不能允许以“自由”为名侵害他人权利与自由、危害社会文明进步的言行逍遥法外。自由需要法治的规范，秩序与自由是壹体两面。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人权至上的必然要求，是人性的彰显，是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基本追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对平民百姓的生命、尊严、权利的轻蔑与践踏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法治：法治就是依照同样适用于所有人和组织机构的法律条文，保护和规范人的权利、约束政府权力、惩治与改造违法犯罪分子的政治社会理念与实践系统。法治是捍卫平等的基石，是对民主的规范与对自由的保障，是保护人权不可或缺的手段。与人治的等级性、依附性、随意性与选择性、野蛮性相反，法治有鲜明的平等性、独立性、固定性与普适性、人道性。法治也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法治既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又是捍卫文明的利剑。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均沾，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此外，共和也是王权与神权的反面，是“国权民授”而非“君权神授”，人民不是统治者的附属品，而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共和也有著明显的反专制与平民政治色彩。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和代议机构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符合情理与普世价值的决定，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民主使国家机器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当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时，就有权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或恢复民主。

    在中国，复兴帝制或变相恢复帝制的复辟梦终究会被挫败；在世界范围内，专制体制也在人民的反抗下危机四伏；人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打倒专制与迷信、推动民主与科学，以建立公正社会为目标，发动变革，推动与捍卫平等、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才是中国人民应做的选择。

藉此，我以建设性的公民态度对未来的国家政制、公民权利、文化革新、社会进步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主权在民：建立民主共和国，国家壹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世俗主义的原则，实行半总统半议会制政体，颁布新宪法和建立国家机构，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约束和规范政府权力。

      2.代议民主：建立三大代议机构，分别为代表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少数群体的联合院、普选产生的代表人民意志的权力重心人民议会、代表专家学者等知识分子的社会自然科学院（专家院）。其中人民议会拥有立法修法、重大事项决策、人事任免、监督政府等权力；专家院拥有具体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权、监督权、关键性和专业性事务的否决权、实行紧急状态等权力；联合院对涉及区域、民族、其他少数群体、弱势群体的事务有适当的权力。

    3.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包括国家元首在内的政府应在法治框架内运作，权责统壹，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建立阳光透明的政府和政治运作机制，保障来自包括人民和舆论在内各方面的有效监督。坚持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结合，地方根据情况实行不同程度的自治。

    4.依法治国：实现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成员以直选和从德才兼备的进步人士中选拔相结合的方式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非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依宪治国，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践行“公民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的原则，严格执法，执法透明化，接受各方监督，让法律真正成为人民的保护神。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不允许任何政党组织、宗教势力渗透于军队，提高军人人文与科学素养。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宗教中立。公务员录用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军公警人员不享有任何特权、不得参与任何商业活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三大代议机构和对人民负责的、相对独立的人权委员会，纠察壹切严重侵犯人权的暴行，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与基本安全，伸张正义，保护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者的权益，保障弱势者话语权。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壹人壹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和代议机构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地域平等：废除户籍制度在内的壹切不平等制度，结束城乡二元体制，落实公民壹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以工业化促进城市化，以城市化促进地域平等和个人平等。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打击、取缔反普世价值、制造社会仇恨、煽动和发起针对特定人群实施暴力的组织。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国家机器应该保护壹切合法的集会、游行示威、表达诉求的行为，保障每壹个人都有平等的表达权利，保护参与者的安全与权利不受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威胁、阻挠。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政府应积极配合新闻媒体的监督，为媒体调查报道提供壹切必要的便利；对揭黑批恶、为人民发声、理性公允、新闻价值高的媒体，应提供经济补助与安全保护；保证各领域各阶层都有充分的话语权，避免相对弱势者因社会地位低、相对贫困等种种障碍而话语权不足。也就是说，不仅要保障任何人都有权发声，也要让每个人的声音都有机会被社会听到，保障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话语权的不失衡，避免“声高即有理”。对发生在现实与互联网上的危害公民权利和社会安全的违法犯罪言论，应依法惩办，保护遵纪守法公民的言论自由不受他人或组织干扰和威胁。

    12.宗教自由：在坚持世俗主义原则和政教分离的前提下，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无排他性与危害性的宗教活动不受政府干预。

    13.专家治国：在中央和地方设立社会自然科学院（专家院），专家院应有来自教育、传媒、科技、法律、经济、外交、社会运动、宗教、环境保护、医疗、文学、社会学与哲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各界学者组成，负责涉及以上领域宏观和微观事务的政策制定、建设参与，全面推动和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科学化、专业化、理性化。专家治国也是抗拒民粹主义和官僚主义必不可少的手段。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界的学者，是与反智反科学、歧视、暴力、短视、仇恨与偏见、对弱势者的欺压，以及根深蒂固的愚昧与不平等做斗争的中流砥柱。

    14.教育改革：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坚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教育方针，推动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改革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改革高考，要加强人文教育、法治教育，增强人文教育的实用性、批判性、多元性，提高公民分辨是非的能力，培养具有平等、自由、博爱、公正、法治理念的现代公民。改革大中小学校的教育制度，在大学推行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保障学术自由。促进城乡、不同区域、不同家庭条件下的教育公平，努力促进起点平等。在教育改革的基础上提高人才选拔的公平性与优质性。在各行各业普遍推行文字与实践结合的考试形式，在人才选拔上尽可能做到量才录用，提高各行业工作人员基本素养、工作质量、工作效率。

    15.文化政策：坚持“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废除文艺政审，让文学艺术创作摆脱政治束缚；对反映社会黑暗面作品的创作和发布不应有任何阻止，且应对优秀且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此类作品创作者发放补贴和提供便利；对于反普世价值如鼓吹专制复辟、挑动族群对立、鼓吹歧视与仇恨等类型的作品（不包括为反映历史和现实真实，包含以上残酷事实的作品），应依法惩处。

    16.科技立国：把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与科技实用化作为基本国策，以科学理念为纲、科技手段为目，推动经济建设、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现代化、信息化。培养德才兼备的科技人才，建立以高新科技产业为轴的制造业、以智能化人性化公平化为特征的服务业；利用科学技术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行政、司法、治安等各领域的发展水平、服务质量、透明度。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兼顾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不极端和偏废；明确落实国家、各级官员、企业和个人各自须承担的相应责任，坚持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推动环境保护的法治化和系统化。

    18.军事改革：军队国家化，将军队由“人民解放军”改名为共和国军。军人应忠于人民，遵从人民议会与专家院的决策与调遣，在日常保持中立。依托科技提高军队战斗力，提高装备水平和质量以代替人海战术，大幅裁军的同时大幅增添武器装备，扩充核武力量至适当水平，建成与国力及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军事力量，逐步建设为第壹军事强国。在裁军基础上极大提高军人尤其各级军官人文素养，加强军内普世价值教育，改造军人因特殊身份和环境而特有的丑恶习性，促使军人树立进步主义价值观、养成文明友爱的言行方式。加强军队内部人权问题纠察，打击个人忠诚行为，允许包括媒体在内的外部对非军事机密领域进行全面监督，保护军人权利和军人之间的平等，打击壹切形式的军中暴力、欺凌和虐待行为。军队两大核心任务：对内保卫共和国的国家安全与世俗主义，对外维护国家利益与世界人权、公正与自由，成为捍卫人类文明的灯塔，做好随时向全球出击的准备。

    19.经济运行：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在保障市场自由的前提下，国家通过适当的干预和调节，如打击不正当竞争、遏制垄断、保护劳工权利、扶植高新科技产业、提供经济信息指导与危机预警等方式，使经济运转更加稳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更为人道和谐、经济收益更具普惠性。在产业结构上坚持以制造业为本的实业兴国原则，通过政策引导和国家强制力遏制投机活动，尤其严控房地产业和金融业，防止产业畸形下泡沫经济的泛滥。

    20.分配政策：实行以创造价值与劳动强度为主标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政策。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以减少剥削、遏制贫富分化为重要目标；再分配更加重视公平，并与社会保障体制衔接起来。

    21.财产保护：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保障创业自由，打击官商勾结、利益输送行为；设立代议机构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保障资产公平合理的分配，提高使用效率；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分配公平和集约使用，切实保障公民尤其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22.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架构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使税收征收和使用更具公平性、透明性、定向性；税法修订和税的征收须经代议机构认可。增强税收在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中的作用；建立细密而完善的收入申报与税收稽查系统。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服务为主管理为辅，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23.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和质量，向福利国家迈进，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充分的保障，让每壹个国民都有条件选择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废除壹切不平等的福利制度，追缴原统治集团特权所得，推动社会保障的均等化。

    24.劳工权利：以法律和制度保障广义的工人阶级的权利，覆盖各性质各行业的工人、职员；支持工人组建独立工会、推动工人自治和职工民主化、保障工人罢工权利；建立中立、高效、有实权的劳动仲裁机构，职权与法院相辅相成；设立细致的各行业最低工资标准；打击各种各样的职场歧视和欺凌行为；旧农民工、农业工人壹律与城市产业工人、第三产业职工享有同等权利和基本保障；在代议机构、舆论界，要保障工人有充分的话语权。

      25.扶弱平权：国家对女性、LGBT群体、身心障碍者、少数族群、其他弱势群体的权利应积极保护，尊重相应群体合法范围内的平权运动，细致、认真倾听弱势者的诉求，为弱势者提供必要的法律、物质、就业、教育、舆论、生活等方面的支持、援助、保护、救济，保护弱势者不因其相对弱势而受剥削、歧视、虐待等不法侵害，能够融入社会正常生活、安度人生。在对待弱势群体时，要充分尊重弱势者本人的意愿与选择。除人权外，动物保护也应纳入公民运动议程。在推动平权政策时，应采用大众易接受的温和方式，如重视反歧视教育、慎用配额制。保护弱势群体的措施，要和国家经济政治发展水平相适应、与整体社会治理体系相融合、与文化教育和人权维护相承接。

    26.社会革命：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不断革命的历史。社会革命既是政治革命的补充，更是走向伟大社会的必然要求。人民政权应该支持人民在政治革命胜利后，继续与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丑恶做斗争，对行政、司法、家庭、社区、教育、青少年、医疗、养老、科技、互联网、就业、环境、军务、宗教、黑帮与私会等各领域、各群体、各社会单位存在的本质性、结构性、微观性丑陋黑幕，进行调查、分析、批判、改造，破除各种精致利己甚至因私为恶的利益集团的帐幕，铲除恶势力，保护人民尤其处于相对弱势壹方人民的权利、自由和尊严，最大限度减少人类受到的伤害和痛苦，使每个个人得到更实质的平等，实现和发展人民的幸福。

    27.地方治理：采用单壹制的国家结构，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方针，根据各地域不同情况适当放权，在不同民族的聚居地区实行不同程度的自治，坚持各民族壹律平等的原则，以制度性和系统性措施反对和防范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同时有效和公平的处理各民族及民族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于发生大规模骚乱、系统性侵犯人权、政治垄断、压迫、动荡、腐败的区域，中央可收回下放的权力，由中央直辖并派专员保护受害民众、动员人民重建地区。将香港、澳门建设成远比现在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的城市。以和平谈判为主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致力于将中国全境置于民主宪政、文明进步的覆盖之下。

    28.国际责任：与世界各国壹道，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以“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为基准，平等公正的态度，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事务；以实际行动支援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联合各进步国家使用各种手段捍卫世界人权与文明；促进世界各国各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世界各国在合作与融合中迈向“世界联邦（性质类似欧盟）”。

    2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授予荣誉，并给予充分合理的补偿；释放壹切在新政权法律下原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政治犯；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壹方面，根据具体情况宽宥、赦免、轻罚愿意改过自新者，让旧体制中本质善良、没有重大且或主动犯下大罪者参与新政权，重新服务人民，共同建设新国家；另壹方面，严惩旧政权中对人民和国家犯下重大罪行的领导人及爪牙，对恶贯满盈的统治集团高层人物和直接执行者（尤其是黑恶势力骨干），处以极刑；没收旧政权统治集团及爪牙的壹切非法所得，包括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向全世界发布通缉名单和派遣特工人员，追缉对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罪行的罪犯。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肩负著十四亿多人类文明开化的使命，也必须承担国际责任、引领人类发展。但可悲的是，中国仍处在专制主义的政治生态中，国人大多为愚民、暴民、顺民的结合体，而包括统治集团在内的既得利益阶层精致利己、剥削和压迫人民，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中华民族陷入了持久而闷烈的内耗与互害之中，成为人类肌体上巨大的疮疤，拖累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这种局面必须改变。为解救国人中良善却更受苦难者、为解放、改造和重塑中国人民，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社会革命的开启迫在眉睫。因此，根据2008年以来中国政治社会的恶性倒退状况，我个人以浅陋之见，将《零八宪章》改编为《人民宪章》。

      早在七百多年前，文艺复兴运动已经让人本主义觉醒，接踵而至的启蒙运动更让理性的光辉照亮了人类；开启人类新纪元的法兰西大革命也已过去了二百多年。但如今世界上竟依旧有如此广大的专制之地、如此众多的蒙昧野蛮之民，作为知识分子，作为有羞耻感的人类，我们怎能不感到羞愧、愤怒？

    我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人民，不分阶层，不论身份，在坚持底线前提下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伟大的革命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以期早日建成壹个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的进步国家，实现启蒙运动先哲和国人中有识之士数百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在惩恶扬善、激浊扬清中带领中华儿女驶向文明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