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二一年

前言

　　新冠病毒在全球爆发以来，上百万在海外务工的中国工人滞留海外，无法返家。自2020年7月起，中国劳工观察通过即时通信软件、电话和电子邮件联系上近百名在亚洲、中东和非洲一带一路工程工作的中国工人，以及其他关注海外中国劳工权益问题的网络公民记者、当地华人义工等。

　　我们在联系上近百位海外工人之后，对其中22名在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新加坡、约旦、巴基斯坦、塞尔维亚等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上工作的工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发现有以下侵权行为普遍存在：护照被扣留、限制行动自由、超时工作、没有节假日、拖欠工资、被迫使用非法签证工作、欺骗性的招募行为和虚假承诺、和当地社区隔离、恐吓和威胁、工人如果想离职会被收取强制性的高额违约金、生病和受伤得不到医疗、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劳动保护和安全设备不足、无合理的申诉和维权机制、工人的言论自由受限、带头抗议的工人被惩罚等。

　　他们曾被保证会得到一份高薪工作以支持他们在中国的家人。然而，中国公司在他们抵达东道国后就没收了这些工人的护照，并告诉工人，如果他们想提早离开，将会违反合同而被处以罚款，罚款数额通常相当于工人几个月的薪水。这些工人不能自由更换雇主，没有权利组织工会或罢工。他们的基本人权受到了严重的侵害，但由于身在国外而难以寻求中国法律的保护，强迫这些工人劳动的中国公司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之后，在几百万中国公民滞留海外时，中国政府推出全世界最严格的“五个一”政策和航班熔断机制以限制飞往中国的航班。大量为一带一路项目工作的中国劳工支付不起高额的机票费用、无法通过中国政府要求的核酸和血清IgM抗体“交叉双检测”

　　而拿不到绿码、或者遭遇中国公司借口新工人过不来而不给安排回国，至今仍被迫留在工地上。在中国劳工观察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已经发现有一些工人在工伤后由于被限制行动自由和得不到医疗造成了永久性残疾，还有许多工人在工地和宿舍爆发新冠病毒时被感染。

　　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加强对中国海外劳工的使领馆保护，增加从中国海外劳工主要务工国家和地区回中国的航班，提供劳工包机，并建立以受害者为中心，且包括强迫劳动受害人的反人口贩运预防、保护和赔偿机制。

　　中国一带一路工程中的劳工贩运与强迫劳动概述定义

　　人口贩运是一种现代形式的奴役，严重侵害被贩运者的人权。国际上认同的人口贩运定义指为了剥削目的而将妇女、儿童和男人置于和维持在被剥削状态的过程。人口贩运不仅是一个商业交易行为，而且常包括以下不同阶段：

　　1，人口贩运者招纳潜在的贩运对象。

　　2，迁移、转运与藏匿。

　　3、被贩运的受害者进入目的地被迫接受劳动剥削、性剥削、强迫婚姻、器官贩卖等，无法自由离开。

　　人口贩运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是一项非常古老的犯罪，但直到19世纪，现代意义上的人口贩运概念才开始进入国际社会的公共讨论，20世纪初期，各国才开始制定法律和国际公约反对贩运人口活动。2000年，国际认同的人口贩运定义见载于联合国2000年通过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关于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议定书》(《巴勒莫议定书》)。

　　自全球化以来，劳动力和货物跨越国界的流动骤增。贩运者用欺诈手段使劳动者从其原籍国移往他国，直接或转由雇主控制这些劳动者，进行对他们的经济剥削并从中获利。由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这一犯罪很难根除。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全世界有两千五百万人口仍然是强迫劳动的受害者1。

　　根据《巴勒莫议定书》，被贩运的个人是否同意并不重要，只要招募行为导致对有关人员的侵害、欺骗、欺诈、强制或暴力。其将“贩运人口”定义为“为剥削目的而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的胁迫，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或通过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剥削应至少包括利用他人卖淫进行剥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类似奴役的做法、劳役或切除器官”。人口贩运包括性剥削、强迫劳动、强迫乞讨、强迫婚姻、售卖儿童、器官贩运等。虽然妇女儿童特别容易成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但是男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生活贫困、教育程度低、缺少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仍然面临著成为强迫劳动受害者的重大风险。

　　强迫劳动在受害者被贩运至劳动剥削目的地之后，最重要的特征是强制，国际劳工组织将强迫劳动界定为“以任何惩罚相威胁，强迫任何人从事的非本人自愿的一切劳动或服务”

　　2。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因为惩罚或者被威胁受到惩罚，而无法离开违背他们自由意愿从事的工作的话，他们就处于强迫劳动的状况之中。这里的处罚可以指拘禁或体罚，也可以是其他形式的可以有效阻止工人离开的威胁或虐待，例如，扣留工人的身份证件使其无法自由行动、不支付工人的工资、恐吓向移民机构举报驱逐工人出境，等等。

　　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海外劳工的权益困境

　　虽然中国媒体和学术界一直关注中国海外务工人员的权益保护问题，但面对一部分中国海外劳工长期以来遭遇的护照被没收、被迫为债务劳动、限制行动自由、拖欠和克扣工资这些问题，虽然都是典型的强迫劳动风险指标，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工人在被侵权后首先联系的是当地的中国领事馆，但中国使领馆在知情的同时，却并没有相应的人员配备和经费投入来监督追究这些严重侵害中国海外务工人员权益的行为。

　　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重组发展战略，“一带”指贯穿中国、途经中亚并延伸至东欧的陆地通道，“一路”指连接中国、东南亚、非洲以及中东各个港口的海上通道。这一中国面向全球发展提出的宏大计划目前已经覆盖超过全球三分之二的国家，以处于地缘政治敏感区的发展中国家为主。中国企图在这些国家通过大规模的基建、能源和资源开发、运输、工业建设、投资和其他贸易行为巩固北京的全球影响力。

　　一带一路在利用中国的财富和工业技术为中国企业带来全球新市场的同时，也输出了中国以超出底线的方式剥削底层农民工的经济发展模式。一部分为一带一路工程工作的中国工人由于被迫与当地社区隔离、身份证件被扣留、语言不通、被雇主以债务要挟、没有合法的工作签证、交通工具和求助渠道等原因，他们即使意识到了自己已经成为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的受害者，却无法摆脱这样的困境。尤其是很多一带一路新兴工程所在的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国家由于历史、文化、殖民关系等因素影响，并没有完善的反人口贩运法律和政策，在预防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犯罪方面和有效执法的资源也不够，无法为受害者提供人身安全保护、法律援助、临时避难所和医疗服务。

　　同时，中国缺少对出国劳务事务的专门立法，没有为海外劳工提供权益保护的法律依据。中国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没有境外效力，难以保护身处海外的工人。2008年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后，境外就业人员权益保护的政府职能从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被划分到了商务部，但是商务部的主要职责是经贸，劳动保护并不属于其业务范围。中国没有专门针对海外劳工安全保护与管理的政府机构，驻外使领馆也没有设立专门负责海外劳工事务的机构。

　　中国不但缺少充分有效的关于贩运人口的数据，而且1997年《刑法》还将1979年《刑法》的贩运人口犯罪的对象缩小到了妇女儿童，只有拐卖妇女儿童才构成拐卖人口犯罪，拐卖成年男子和对其进行剥削行为不构成拐卖人口罪。这就造成中国刑法目前对贩运成年男子强迫其劳动者，只能用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强迫他人劳动罪定罪处罚。然而没有中国和劳工所在国刑事执法官员的介入，指望不幸成为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受害者的中国海外劳工自己在境外取证并提起诉讼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发现在工人试图收集照片、视频等证据，或者仅仅是和其他工人谈论劳动权利被侵害的话题时，如果被发现都会被雇主制止和警告。

　　以上这些因素都造成了被贩运到一带一路工程所在国家工作的中国籍成年男性工人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无论是所在国还是原籍国中国，都没有强有力的刑事司法机关对操纵和剥削这些工人的犯罪者进行调查、起诉和定罪，也没有以受害者为中心的预防、保护和赔偿机制。

　　为了了解中国海外劳工的实际生活和工作情况以及新冠病毒疫情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中国劳工观察进行了持续半年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随著中国经济压力增大和基建行业的放缓，农民工在家乡附近和国内更难找到劳动报酬有保障工作，许多工人不得不转向海外务工藉以养家糊口。然而一部分一带一路工程的海外中国劳工受到从家乡到目的国的中介公司、分包商、雇主等层层剥削，他们在被招募的过程中付了高额的中介费或者押金，并且被迫签订充满非法条款剥夺他们权利的工作合同。雇主经常只给他们申请旅游或商务签证而非工作签证，然后以解雇、告发遣送回国相威胁。工人不能自由更换雇主，没有权利组织工会或罢工。困境之中的工人向中国使领馆求助时，却被告知无法得到帮助。

　　这些海外劳工离家几万里在异国他乡遭遇常见的劳动权利侵权例如克扣工资、扣留护照、强迫加班、工伤的时候，本身寻求保护或者维权的能力已经受到了严重限制，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在疫情中对国际航班的限制政策、高昂的飞机票价、极端严格的新冠病毒核酸和抗体检测要求，给一带一路海外劳工返回中国带来了巨大困难。

　　许多受困于东南亚、非洲、中东等地的中国籍务工人员至今仍然无法回到中国。中国网络媒体、微信公众号上关于海外中国劳工困境的文章一旦发表就会被迅速删帖、封号消声，以至于外界对这个滞留海外群体目前的绝望处境少有了解。

　　研究方法

　　本报告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劳工观察从2020年8月到2021年4月期间，通过即时通信软件、电话和电子邮件联系上的近百名曾经或者正在8个亚洲、中东和非洲国家的一带一路工程工作的中国工人，以及其他关注海外中国劳工权益问题的网络公民记者、当地华人义工等。

　　我们对其中22名在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新加坡、约旦、巴基斯坦、塞尔维亚等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上工作的工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发现有以下侵权行为普遍存在：护照被扣留、限制行动自由、超时工作、没有节假日、拖欠工资、被迫使用非法签证工作、欺骗性的招募行为和虚假承诺、和当地社区隔离、恐吓和威胁、工人如果想离职会被收取强制性的高额违约金、生病和受伤得不到医疗、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劳动保护和安全设备不足、无合理的申诉和维权机制、工人的言论自由受限、带头抗议的工人被惩罚等。

　　我们还收集分析了一些个案文件，包括劳务合同、工人在网络上的投诉、集体请愿书、个人求助信、企业内部文件、中国使领馆文件、义工团体的工作记录等。我们也对有关中国海外工人的新闻报道、学术期刊、国际法和中国法律与政策、政府报告等进行了分析。

　　我们利用滚雪球的抽样方法找到了大部分的被访谈人，这个方法特别适用于研究对象是那些较难接触到的人群。为保护参与者的隐私，我们将接受访谈的参与者编号并隐去了个人信息。

　　概况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对照一带一路中国劳工的强迫劳动状况国际劳工

　　组织强迫

　　劳动指标

　　CLW调查中发现的具体情况 提供信息

　　的被访谈

　　者

　　乘人之危 我们访谈的工人中，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书写有困难，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不知怎样才能维权。他们不懂所在国语言，无法交流或求助，平时不能外出。这些工人一般受雇于工程分包商，完全依赖于老板提供住宿和购买食物，否则将无法独立生存。在老板借口机票价格贵，不允许他们回中国的时候只能被强制留下来继续工作。

　　#1 - #22

　　欺诈 我们访谈的工人几乎都在出国务工过程中受到了欺骗性的招募行为。例如，承诺的高工资、劳动保护设备等都没有兑现。还有原先招募时中介承诺给工人办理合法工作签证，到达后工人才明白自己没有合法身份，是旅游或商业签证，属于非法工作，而由于害怕被遣返又不敢向当地警方求助。

　　工人在工作期满回国时，因为短期的旅游签证早已过期，还需要自己向所在国海关缴纳一笔罚款才能出境。

　　#1 - #22

　　限制行动

　　自由

　　我们访谈的工人（新加坡除外）基本上都被统一安排居住在工程所在地的宿舍，大门有保安看守，平时如果没有管理人员和翻译允许和陪同则完全不可以外出。

　　#1 - #2、

　　#7 - #10、

　　#15 - #20

　　隔离 很多一带一路工程地处偏远，或者位于中国企业新建设的工业园区，再加上工人除了工作、吃饭、睡觉，每天从集体宿舍到工地两点一线之外不让外出，他们除了用手机和家人微信聊天之外，没有和外界接触的机会。

　　#1 - #22

　　身体和性

　　暴力

　　我们发现在一些钢铁和矿业公司普遍存在工人因不听话、罢工或其他和管理人员的纠纷而被公司雇佣的保安拘禁和殴打的情况。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中国工人微信群里，有人发布了一位工人被反复训斥和扇耳光直到鲜血四溅的视频，随后有群成员评论说打人的是该工厂的翻译。

　　#15、#17、

　　#18

　　恐吓和威

　　胁

　　恐吓和威胁是最常见的控制处于强迫劳动状况中的一带一路中国劳工的方法。最常使用的威胁包括向移民局举报驱逐遣返工人、回国后报复、高额罚款、扣#17、#18

　　违约金等。强迫工人签署放弃诉讼权利的声明书和强制工人删除手机上的侵权证据也很常见。在印度尼西亚一家钢铁企业的工人微信群里，有一位中国工人工作期间从高处掉下来，群里有人刚刚询问了一句“今天安装钢结构掉人了吗？人怎么样了??????”，该公司的人立刻就@了发问者，并问他是哪个分包公司的。

　　扣留身份

　　证明文件

　　我们访谈的所有工人的护照在国外工作期间都不在自己手里，一般是在到达工作目的地之后，一下飞机护照就被公司负责人借口统一保管而收走。在有的工人由于亲人去世、自己受伤等紧急状况而必须回国时，也因无法得到自己的护照而不能回国。

　　#1-#22

　　拖欠工资 拖欠工资的现象在我们访谈的工人中普遍存在。一名赴约旦打工的工人在沙漠里工作了五个月却只领到头六天的工资。两名在阿尔及利亚的工人在2019年分包公司安装工程接近尾声时，因为有些工程材料没

　　有到位，被强行留下维修安装，以还没有发的半年工资相要挟。后来由于分包公司负责人辞职找不到人签字，一直到2020年10月仍未发工资，相当于拖欠了十六个月的工资没有发，工人不得不借钱才能吃上饭。

　　接受访谈的工人中好的情况是工资被拖后两个月才发，也就是开始工作时只管吃管住，第三个月才发第一个月的工资。差的情况是半年甚至更久才发一次工资，并且不会发全额，有的时候只发一半。

　　#2、#7、#9

　　、#10、#16

　　、#20 &

　　#21

　　债役 我们发现，出国务工的中国工人除了要向中介交纳一笔几千到几万元不等的中介费之外，还有一到达国外，就被雇主告知如果反悔回国就必须偿还一笔债务（雇主通常称之为违约金）的情况。如果工人无法偿还这笔债务，是不会被允许提前回国的，必须无偿为雇主工作几个月，直到累计的工资总额等于违约金总额，抵消了债务，才会被允许离开。

　　一位原来在阿尔及利亚务工，现在在安哥拉的工人说，他被迫交纳了一万七千元违约金才离开阿尔及利亚。另一位已经回到国内的工人说，他被迫在阿尔及利亚干了五个月，工资总计两万六千多，因为雇主从中扣除他提前回国的违约金，最后只拿到手一千八百元。还有一位从沙特阿拉伯回国的工人说自己被迫工作了半年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这类强制性的提前回国违约金实际上是雇主给工人布置的债务陷阱，这一债务的数额一般大约是五到六个月的工资总额。

　　新冠疫情以来，由于大部分一带一路工程所在国回中国的机票价格都增长了几倍到十几倍，在航班停飞，只有包机的情况下费用更高，很多雇主无视出国劳务合同中写明支付往返的国际机票的条款或承诺，强制工人自负超出疫情之前的常规国际航班的票价溢价部分。然而这一强加给工人的债务往往也高达两三万元，工人无法承担这笔债务，就不能回国，被迫继续在工地上劳动。

　　恶劣的工

　　作和生活

　　环境

　　我们访谈的工人反映，工地上往往没有基本的劳保用品，安全状况也十分恶劣。我们联系到的工人有因为被高空坠落的锤子砸到腰部而造成瘫痪，因为没有恰当的保护用品而眼睛受伤，还有在工地上摔伤的。有的工人在工作中受伤之后，因为工程所在地医疗条件差无法治疗，工人要求回国而不被允许，造成得不到治疗的工伤逐渐恶化，甚至造成了永久性的残疾。

　　2020年11月，青山钢铁在印尼维达贝园区炼钢厂的一位工人在工作中被钢包车挤压死亡，在工人提供的现场视频中，可以听到现场管理人员喝令视频拍摄者立刻停止拍摄并离开现场。

　　#6、#11、

　　#12、#16、

　　#17

　　过度加班 我们访谈的工人反映，到了海外之后，就被雇主使用各种借口变相延长工作时间，最差的情况是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休息日，和在国内招工时的承诺完全不同。

　　除了劳动时间过长之外，还有劳动期限被强制延长的问题。很多工人在疫情期间，务工合同已经到期，但是雇主借口说由于疫情，国内顶替的工人过不来，这些已经到期的工人必须继续留下来劳动，不能回国。

　　#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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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劳工观察调查访谈中发现的劳工权益受侵害的其他问题

　　其他重大劳工

　　侵权行为

　　CLW调查中发现的具体情况 提供信息的

　　被访谈者

　　雇主不提供医

　　疗

　　我们访谈过的多名工人表示，如果身体不舒服，雇主不会安排自己去看医生，最多只提供一些常见的消炎药而已。他们没有交通工具，语言不通，自己根本没有能力独立去医院。

　　一些不幸在工作中受伤的工人，因为几个月得不到医疗，造成了终身残疾。

　　一位在印尼一家中国矿企的工人在2020年11月确诊新冠病毒阳性之后，被公司安排在一间空宿舍独自隔离了二十多天，没有给予任何医治，后其他工人发现他已经在宿舍死亡。

　　#1、#15、

　　#17、#18、

　　#19、#20

　　劳动合同中有

　　严重侵害工人

　　权益的霸王条

　　款

　　雇主不提供劳动合同或在合同中包含严重侵害工人权益的霸王条款的现象十分普遍，如一位工人提供的合同中包括以下条款：

　　“乙方在国外患病，属工伤性质的，经甲方认可的医院诊断必须休息的，方可休息。工资按基本发给。属自身患病、恶劣天气、及其他原因造成休息的不计发工资。”

　　#20

　　雇主借口违反

　　规章制度对工

　　人高额罚款

　　两位曾在印度尼西亚务工的工人告诉我们，无论是在工作中违反厂里的规章制度，还是酒后闹事、赌博、和当地人打架等行为都会被公司罚款，最高的罚款数额是五万元人民币。

　　#17、#18

　　被中介和分包

　　商转手倒卖

　　我们访谈的多名工人都表示自己在出国过程中和国外被几个不同的中介和分包商转手倒卖。例如一位工人说自己现在为中二建的下属安装公司干活，他注意到一起工作的工友全都来自不同的私人老板，没有直接雇佣的工人。他自己被倒了两手，每个环节都会被抽取一定的工资百分比作为介绍费，所以拿到手的工资远低于安装公司支付的费用，只有不到一半。

　　#2、#19、

　　#20

　　没有申诉和维

　　权机制

　　进入海外偏远工地或封闭的工业园区工作的中国工人有时跟进入监狱没有本质区别，每天能够接触到的只有公司管理人员、公司雇佣的当地保安和其他工人，没有行动自由，没有任何相关机构提供协助。

　　无论是新闻调查记者还是非政府组织都无法进入现场。有志愿者试图联系工程总包商或工业园区的总公司，得到的回复是这些工人都是分包公司招来的，总公司没有权限去介入众多分包公司的招工和管理，这就造成了一个法律的真空地带，出现的一系列工人权利受侵害的问题得不到救济，只会更加严重。

　　#2、#7、#15

　　、#17、#18

　　中国使领馆拒

　　绝提供领事保

　　护

　　多位工人说，他们试图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反映自己的护照被公司扣留。中国大使馆的回复是使馆无权过问，让他们去当地警察局报警。可是这些工人连工地大门口都出不去，语言不通，让他们去报警完全不现实。而且工人害怕警方发现他们没有合法工作身份，会受到刑事处罚或者罚款。

　　#2、#7、#15

　　、#17、#20

　　工人在网络上

　　也没有言论自

　　由

　　有工人提供信息说，印度尼西亚一家中国钢铁公司工业园区内，在出现新冠病毒群体感染和死亡病例后，公司只是隔离出现了发烧症状的工人，在网上全力封锁消息，鼓励员工之间相互举报，谁也不敢在微信群里发消息，因为被找到会直接没收手机并关起来。

　　我们访谈的两位关注滞留海外工人的志愿者告诉我们，他们在自己个人公众号上发布的反映海外务工人员真实处境的文章常常在几个小时内就被微信删除了。一次，在发布了一篇提到具体公司名称的文章后，一位作者接到了中国大使馆和公司管理人员的电话，告诉他删除文章并不要继续关注这个群体了。

　　#7、#17、

　　#18

　　雇主的辱骂和

　　精神虐待

　　一位在印尼的工人表示，被领导辱骂是家常便饭，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员工头上，出了事第一句话就是责怪，其次是罚款。

　　一名在阿尔及利亚的工人因为父亲逝世申请回国，领导只告诉他任何人到期的回国申请书全部转送公司，怎么安排是公司的事情，并说，“你是公司招的，不是我让你来的，老板微信我推荐给你，有事直接和老板联系。”

　　#17、 #20

　　人数

　　根据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劳务发展报告》的数据，截至2018年12月底，中国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累计派出各类人员951.4万人，年末在外务工人数99.7万人。但这个数字不包括通过非法中介或者自己出国打工的人数。

　　由于跨国劳工通常把绝大部分收入寄回家中，而目前到底在海外有多少中国劳工并没

　　有准确的统计数字，那么世界银行关于在国外的移民向本国汇回款项的统计数据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参考指标。2018年全球侨汇流总量约达6900亿美元，其中中国接收的金额 为670 亿美元，是继印度之后全世界第二大侨汇份额，这显示出海外中国劳工的数目非常可观。但是中国政府没有专门针对海外中国劳工的管理机构，也没有详细统计和公布过一带一路工程到底有多少中国工人参与。除了合法的工作签证外，我们访问过的工人大部分是通过旅游和商务签证在所在国非法工作，这些非法工作的中国工人并没计算到中国的出国务工人员的记录。

　　一带一路工人作为强迫劳动的受害者实例

　　以下是我们选出的一些有代表性的一带一路工程中国劳工权益被侵害的例子。

　　受害者案例一

　　一名最近从约旦返回中国的工人对中国劳工观察讲述了他在约旦打工被骗和被迫滞留的遭遇。他在去年12月通过父亲的一个朋友介绍去建设项目务工。他原本走之前在国内承诺的工资和合同都没有兑现。刚下飞机护照就被收走，没有工作合同可签，还被告知，如果反悔回国的话要交人民币八千元。

　　他因为贫困才出国务工，根本承担不起那么多罚金，无奈只能留下。宿舍是临时搭建在沙漠里的薄铁皮房，温度非常高根本无法入睡。从12月工作到4月，他只拿到六天工资，不得不从国内家里打钱或者借钱生活。

　　疫情爆发之后，工人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直到当地政府来查看之后才一周发给一个口罩。四月份完工之后，他和其他工友要求回国，却遭到项目部管理人员雇佣的当地保安驱逐，并以他们是旅游签不是工作签相威胁，说如果工人再闹事就叫移民官员来抓人。当工人们去中国大使馆请愿后，他在国内的家人接到公安局电话威胁说如果他继续参与示威，“将拉入黑名单不让回国”。

　　这批工人们在坚持每周去使馆请愿几个月之后，终于在8月中旬被安排上一架包机回到中国。据他所知，在他离开约旦时，阿塔拉特油页岩电站还有300多名中国工人被困无法回国。他希望把工人的情况传递出去，但因为家乡公安局对家人的威胁，回国之前被公司强迫删除了手机上所有的照片、视频等证据资料，还被强制写下不得泄露任何信息的保密声明等原因而无法实现。

　　阿塔拉特油页岩电站是中国在约旦最大的投融资和总承包的工程项目。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组成的中资银团为该项目提供融资共约16亿美元。这个由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由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总承包。

　　受害者案例二

　　一个现在滞留在阿尔及利亚奥兰省的中国工人对中国劳工观察说，他2018年到阿尔及利亚之后护照也立即被收走。跟他同机到达的一批工人大约有半数在得知护照要被扣后会选择回国，但合同没到期自愿回国的工人被迫要承担三万五千元的违约金。这种情况下，坚持回国的工人只有让国内家人汇款支付自己的违约金才能放人，否则要留下工作五六个月，直到干够了时间，工资和违约金相抵才可以换取人身自由回国。

　　他原来通过郑州八方人才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出国，交了一万多元的中介费，和武汉林夕建筑公司签了为期两年的务工合同，在2020年二月早已到期，但雇主拒绝根据合同约定为他提供回国机票，借口说现在回国机票很贵要三万八千元，如果工人自愿回国自己要承担两万八千元机票费用。他被迫签的劳动合同充满了霸王条款，例如没有约定固定的小时工资标准和工作时间，在两年合同期间完全禁止回国探亲等。他过去两年中每6个月才能领到一次工资，还被非法克扣。中介当初承诺日工资280元，但实际上扣除伙食和各种费用之后最低只有165元，平时没有休息日，自己休息就会被扣钱。

　　这名工人说在他的工地有70到80名工人想要回国但无法回国。他的前雇主在合同结束后把他介绍到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建造奥兰省军官宿舍楼的工地工作，负责水暖，但中建二局拒绝跟他签劳动合同。他看到中建二局很少有自己的工人，都是借用私人公司的工人，但付给工人工资的时候私人公司老板会从每名工人的工资中抽成，所以他的实际所得只有工程总包商所付金额的不到一半。

　　这名工人最初出国前被告知给办理工作签证，但实际上是用中介申请的旅游签证来到阿尔及利亚的，如今早已过期。他非常渴望回家，已经有近三年时间没见过自己的妻子和一儿一女，但是毫无办法。

　　阿尔及利亚作为非洲领土最大的国家，被中国称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优质合作伙伴，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在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中提到，在阿尔及利亚的中资企业工人罢工事件时有发生，大多由劳务纠纷引起。主要原因是企业违规分包、层层分包现象依然存在，导致项目管理脱节、工期滞后，工人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另外由于企业与工人未签订合同，未明确各自权利与义务，导致双方对于合作细节和纠纷处理存在严重分歧。

　　中国商务部的同一指南中还提到，阿尔及利亚法律规定，雇用外籍工人时，需向地方劳动部门提交申请获得外籍劳务指标，办理签证还需经过劳动就业 部和外交部批准，手续较为复杂。外籍工人入境后，需办理劳动证，劳动证有效期2年，可延期。另外，还应向当地警局申请办理居住证。社会保险方面，外籍员工一律享受当地的保险(有国际协议另外规定的除外)，企业必须按规定为外籍员工办理各类保险。

　　中国劳工观察访谈过的多名在阿尔及利亚务工的工人都表示，自己的护照被迫上交保管，没有劳动证或居住证，也没有任何保险，生病的话只能硬抗过去，没有医生可看。

　　受害者案例三

　　一名最近从印度尼西亚返回中国的工人告诉中国劳工观察，自己被中介骗上飞机来到青山钢铁在印尼项目的工地，做仓库保管员，并开三轮车换氧气瓶和丙烷，给工人送水等。

　　他在培训一天之后就开始上班，没有休息日，都是自己感觉太累了的话就休息。但是自己休息没有工资，而且休息次数多了就会被惩罚不能上班，直到工人求情认错为止。他认为自己是强迫劳动的受害者，没有人身自由。

　　他说，每天早上公司给工人开早会，实际上是给工人天天洗脑，无论是工人不听话还是违反厂里的规章都被要强迫向公司缴纳巨额的罚款。比如说，安全带钩子没有挂，工人就要被罚款人民币现金一万元，需要在收到罚单三天内交给公司，否则就是双倍罚款。如果工人打架，罚款是五万元人民币，赌博罚款是五百到一千元，酒后闹事和乱停车都是五百到两千元，工地违章行为是两千到两万元不等。工人被要求像犯人一样听话，接受军事化管理，使自己吃苦耐劳，好好听话干活。工人的护照都被公司扣留，也没有签订对工资标准有明确约定的劳动合同。

　　他在三月份就申请回国，但公司不放人，强迫他留在工地上继续工作。他在六月份再次申请，还是没有被允许回国。结果在七月中旬在工地摔倒，一条腿失去知觉，公司借口最近的医院离工地有半天距离，三个月没有给这名工伤工人提供任何医疗措施。他在受伤后的一个月大小便不能自理，不能行走，也无法洗澡。在没有得到任何治疗的情况下，受伤的腿逐渐变形萎缩，需要靠双拐行走，仍然无法生活自理。

　　他与中国劳工观察联系时，已经在雅加达机场附近的宾馆里滞留了两个月。同时滞留的还有来自同一公司的一百多名工人，他们都因为缺少适当的防护措施和恶劣的宿舍卫生环境而感染过新冠病毒，公司借口核酸和抗体检测结果不合格，一直拒绝安排他们回国。然而他向我们反映，经过多次检测各项指标都合格，但公司就是不安排他的回国航班，也不让自己购买机票。有一百名左右工人因为同样的借口被拘禁在这个宾馆，平时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间，不能串门或者在楼道里走动，很多工人心理濒临崩溃，像发疯一样骂人或者大喊大叫。这名工人认为青山公司和中国使馆害怕输入的新冠病例触发航班熔断机制，每个航班只给批准几个工人登机，这样即使都是阳性结果也不会影响航空公司的航班被熔断，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青山公司的工人只能够安排乘坐厦航和南航的飞机。

　　他说，自己第一次出国，因为工伤公司不给治疗，造成一条腿的部分功能丧失，即使回到家也变成了一个终身的残疾人，不知道将来怎么才能生活下去。

　　受害者案例四

　　我们联系到一个在阿尔及利亚的工人石祚元，60岁，苏北赣榆人，现在阿尔及利亚北部的布法里克（Boufarik）一带打工。家属称他已经在非洲打工七八年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异乡。他2020年3月患病后一直要求工程队安排回国治疗，症状有头晕，头疼，拍片子显示颈椎主动脉上有很明显的斑块。但被苏北和鲁南地区赴阿打工人员的包工头曹元（人称“曹翻译”）拒绝。曹元与石祚元所在包工队的另一位“负责人”，同时也是工程队驻尼日利亚“负责人”韩培良的手机都无法接通或接通后立即被挂断。

　　包工队已经告诉石祚元，目前还得继续在这里干活，没有飞机，快也得十一月份，工程完成了才能回去，国内人来不了，他们必须把人留下来，这里很多人生病。疫情威胁、生病无法得到治疗、语言不通、收入微薄是主要困难，“他们天天工作，一天十几个小时，有技术的，砌墙的，技术好的，250元人民币一天。” 石祚元的叔叔，加拿大艾伯塔省市议员石清说，政府不为这些劳工安排包机回国很大程度上是有防止大批工人们携带新冠病毒回国的考虑。这些劳工即使自己想回国，因语言障碍也无法独立完成订机票、付款、申请过境签证等一系列手续。在当地生病的劳工孤立无援，不知道去哪里就诊、没有钱、也难以在包工头不提供翻译协助的情况下向医生说清症状、唯一得到的只有消炎药。

　　中国劳工观察向石祚元本人了解到，他的护照被包工队“负责人”以统一保管的名义收走，不在自己手中。这样他没有选择，只能继续工作。石祚元所签的工作合同也被公司“保管”，只知道公司名称是“中国美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在四川广元，在招聘网站上称在阿尔及利亚从2005年就开始承接大小工程项目。

　　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这名工人在国内的家属最终自己支付了三万多元购买回国机票。

　　受害者案例五

　　一名曾任职于一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矿业公司的雇员告诉中国劳工观察，他对一带一路转移产能过程中各种压迫工人的行为深感震惊。例如，炼钢炉会喷出大量的灰尘，但是中国公司一般不采用环保设备来降低灰尘，一是印尼当地政府腐败，收了钱就当看不见，二是对工人没有发放防护措施，时间长了工人们都会得上硅肺病。又如，中国公司利用巨额罚款和体罚来控制中国工人，扣押护照也基本上是每家公司的做法。

　　他指出，在印尼的中国工人至少在二十万人以上。印尼移民局正规发放的工作签证有五万多张，但是钢铁和矿业公司中往往80%的工作人员都是商务签证，属于非法打工，但是印尼政府在收受中国公司的贿赂之后对此视若无睹。

　　他所在公司的工资发放方式是工厂负责操作设备的工人按月发，但一律推后两个月，也就是当月的工资要两个月之后才发放。负责土建和设备安装的多个分包商招来的工人来自中国各地，工资发放日期不固定，有的是三个月发一次，每次只发80%的工资。工人合同期满之后也不让回国，被迫继续工作，如果试图罢工会被公司保安关押起来、体罚和罚款。

　　2020年发生了多起印尼工人和印尼当地居民针对中国钢铁和矿业公司的示威抗议和冲突。在最近一次冲突发生时，他工作的公司强迫一些中国工人去看守工厂，并发给这些工人钢管和石块，命令他们用这些作为武器攻击试图进入工厂的印尼示威者。结果有十几位中国工人在冲突中受伤。

　　他工作的厂区有一名中国工人，在2020年7月27日干活时左眼受伤。工人去找分包公司现场负责人要求看医生，结果不但没有得到治疗，负责人还叫来驻厂保安把这位工人拘禁了三个多小时，后来在工人强烈要求下送到医院，但是当地医疗条件差，无法处理眼外伤。第二天，这名工人请求分包公司现场负责人安排回国治疗，但分包商表示，总包公司不允许工人回国，并告诉他，“眼睛瞎了就瞎了”。

　　这名工人受伤以来一直被强迫继续工作，没有得到任何治疗，现在受伤的左眼已经失明了。

　　受害者案例六

　　中国劳工观察在过去半年多时间内访谈了多名在新加坡务工的中国工人和对工人提供物质和心理支持的新加坡华人志愿者。因为新加坡政府对外国劳工有严格的专门管理机构，这些工人被统一安排在拥挤的集体宿舍居住，无法避免感染新冠病毒，在其他不利于维权的方面也有共同点，因此我们在这里做统一综述。

　　根据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劳务发展报告2018-2019》的数据，中国实际在新劳务人员超过15万人，约占新加坡外劳总数的10%3，以从事建筑、制造、餐饮、交通运输等低端劳动岗位为主。据每日经济新闻2020年4月23日报道《一颗“定时炸弹”引爆疫情，新加坡GDP创十年来新低》4，大约有20万名外籍劳工住在新加坡专门修建的43处劳工宿舍，另有约10万人住在工厂改建宿舍和在工地建造的小型宿舍。

　　通常，劳工宿舍每间房会安排12-20名工人共同居住。他们共用洗手间等公共设施。

　　整个宿舍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堪忧，保持一米的社交距离根本不可能。而在工地临时建造、改建的宿舍或临时工棚普遍比政府提供的宿舍条件还要差。新加坡政府在意识到外劳群体中病毒正迅速传播后，于4月7日开始严格隔离外籍劳工宿舍，工人不能工作也不准外出，失去了收入来源。一直到8月份所有宿舍完成检测后大部分工人才开始复工，但只有去工作的时候才被允许外出，除去工地外其余时间还是与新加坡居民社区隔离开来。新加坡的一个本地义工团体告诉中国劳工观察，9月份发现新病例后又重新隔离的有一万多名劳工。只要宿舍里发现一起新冠确诊病例，整栋大楼都会立即被再度封锁，有些情况下即使工人需要去医生处看病也不被准许离开宿舍。

　　新加坡迄今为止共有五万八千多起新冠病毒病例，其中住宿舍的外籍劳工的感染人数占到了93%左右，约五万四千多人。根据新加坡卫生部的数据，到2020年9月21日为止，宿舍客工的感染率已达到16.82% ，是新加坡本地居民感染率的400多倍5。在2020年12月新公布的血清学检测（可追溯一个人过去是否感染过该病毒）显示，还有将近十万名外籍劳工曾经感染新冠病毒。将核酸检测和血清检测结果相加，在住在各地宿舍的32.3万名外籍劳工中，确诊人数高达15.2万名，几乎占了工人总数一半。

　　目前已经死于新冠病毒感染的中国劳工有三位（51岁江苏南通启东的顾振飞、41岁安徽肥东县的吴利友、42岁江苏连云港东海的杨小磊，其中杨小磊是在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住院又出院后在医院宾馆隔离期间突然去世，去世后约两天时间才被发现，且死讯和死因至今并未被新加坡当局公布。而新加坡的新冠病毒死亡总人数至今统计仅为29人。

　　我们访谈了对中国工人进行持续捐助的微信群组“捐助湖北狮城爱心群”组织者熊刚和李文梅。他们告诉中国劳工观察，目前在新加坡的中国工人们面对三大问题，一、想回乡但无法回乡；二、薪资受影响；三、担心同座宿舍或一同工作的同事是否患病，并为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感到担忧。除此之外，不少工人在遇到问题比如护照和工作许可被扣、雇主不签合同、克扣加班工资等的非法行为时，不清楚要找谁，也不知道可通过哪些有效且及时的管道求助。中国工人基本上不懂英语，收到英文信件就看不懂，打电话求助时，接听者若是说英语的，他们也会直接放弃。

　　当地义工们也看到很多人对客工的误解和歧视。熊刚和其他志愿者曾遭遇过网上的攻击，当时有人发视频辱骂中国工人，让他们滚出新加坡。有的新加坡人觉得外籍工人不需要帮助，甚至侮辱他们。有人认为，他们有工资，不用干活，还有吃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尽管新加坡人力部宣布客工雇主已经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援，每个月政府补助每位客工750新元，但允许雇主在扣除客工的房租和伙食费之后才把剩余的部分发放给客工。

　　“新加坡万事通”7月18日报道引用一名在客工宿舍里隔离的中国工人称，4月份补贴只领到450新元（约人民币2250元），5月份补贴只领到400新元（约人民币2000元），而6月份补贴在7月下旬仍未见踪影6。一名已在新加坡工作9年，曾受雇于“Yangzijiang PrivateLimited”的中国工人对中国劳工观察说，自己从4月初就一直被隔离，到9月中旬才领过2个月的补贴。

　　在长达八个月的隔离期间，新加坡政府提供的伙食经常不合中国工人的饮食习惯，他们只能自己另外想办法买东西吃或者靠义工们捐赠的方便面、榨菜对付。这让他们感觉很受挫折、被边缘化、弱小无助。绝大多数中国工人要每月往国内寄钱养家，在不能出工失去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有人甚至不得不请求义工帮忙给手机流量充值才得以和家人保持联系。已经有好几个中国工人因为长期压力和孤立的处境而试图自杀。

　　当外籍工人受工伤时，可能要等待好多个月才能得到伤残补助的评定，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工作许可会被取消，改发给特别准证，也失去了收入。一个由于工地高空坠物受伤瘫痪的工人告诉我们，他对新加坡医院采取的消极治疗措施很失望，但是又对回中国寻求医疗犹豫不决，因为他的工伤案子还没有处理结束，如果他离开新加坡特殊准证就会被取消，新加坡劳工部除非在需要外籍工人出庭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再发给入境许可。他担心自己一旦离开新加坡，在工伤仲裁中将无法全面维护自己的权益。

　　新冠病毒疫情对一带一路工人回国的影响

　　中国政府在2020年3月底就开始施行严格限制入境客运的"五个一"政策（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一国家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且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外国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中国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且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因为航班很少，回国的需求很多，经济供求规律的作用造成天价机票且一票难求。海外中国劳工这个群体与在海外探亲、旅游、经商等的中国人以及留学生相比，在多个方面都处于弱势。他们没有经济能力包机或加价从中国票代或票贩子手里抢到机票，很多时候回不回国也不是他们自己说了算，而要听包工头的安排，自费买了高价机票回国的工人相当于几个月就白干了。

　　2020年8月至11月期间熔断的很多航班查出来的阳性基本上都是海外工人，这一方面从侧面反映出了海外中国劳工群体里的新冠病毒感染率之高，另一方面航班纷纷熔断后造成工人回国难上加难。例如：

　　据上海市卫健委官方微博消息，8月9日0—24时，通过口岸联防联控机制，上海报告18例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病例1—病例3均为中国籍，在阿联酋工作，乘坐同一航班，8月5日自阿联酋出发，8月6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入关后即被集中隔离观察，期间出现症状。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确诊病例。病例4-病例18均为中国籍，在阿联酋工作，乘坐同一航班，8月7日自阿联酋出发，经斯里兰卡转机后于当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入关后即被集中隔离观察，期间出现症状。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确诊病例7。

　　又如：

　　据网易新闻报道，8月19日TR138次航班是酷航复航新加坡—天津的首个航班，然而首航就出现了8月19日确诊的5个病例，是5名中国籍在新加坡工作的男子，同乘从新加坡飞回中国的TR138班次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其中四人为建筑工地工人，一人为某公司职员。另有7名中国籍男子被查出无症状感染，7人均为新加坡建筑工地工人，也是同乘TR138班次抵达天津。据此，酷航新加坡-天津TR138航班将暂停运行4周。

　　“新加坡眼”8月22日报道，新加坡直飞中国上海的吉祥航空在8月21日也紧接著宣布航班触发熔断机制，此航班确诊人数为5人，皆为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公民。他们8月14日自新加坡出发，8月15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入关后隔离期间出现症状，诊断为确诊病例。另外，8月14日新加坡飞往西安的航班MU2070至目前为止，确诊人数已超过10人，患者多为无症状感染者，截止目前为止，共计15例确诊病例。近期，中国共有至少46起输入病例来自新加坡8。

　　据新加坡华人华侨反映，8月28日起每人从新加坡飞中国都要做核酸检测。但在新加坡官方检测中，残留在出院病人体内的病毒碎片，虽然仍可能导致在出院后数周甚至数月里检测呈阳性反应，但这些康复患者并不具传染性。新加坡卫生部认为康复了，允许他们登机，可是和中国标准不一样，导致多人从新加坡飞中国在机场确认阳性，一趟航班超过五人确诊即熔断一周，8月底国航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熔断的中国航司。

　　2020年11月初，中国政府公布了更加严格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和血清IgM抗体检测双阴性的登机要求，由于很多一带一路工程中国工人所在国并没有到中国的直航航线，需要转机，而中转机场可能并不具备检测条件，这些工人们回国更加困难。

　　为什么很难找到愿意发声的工人？

　　中国劳工观察自2020年6月以来一直关注海外中国劳工的状况。我们从工人们那里收集来的信息表明：工人不愿接受媒体采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自己的身份被曝光后，回到中国可能会被指控“涉嫌违反国家法律，从事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等。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第十四条称，“国家情报工作机构依法开展情报工作，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协助和配合”。工人们之间往往通过微信包机群里的交流有一定的联系和了解，但也非常担心如果在微信群里发表自己的真实想法就会被其他人举报。

　　一名曾在印尼滞留了几个月的工友表示，不敢在微信群里问太多其他工人的处境如何之类的问题，也不敢发牢骚，因为不知道会被什么样的人看到从而怀疑自己对政府不满。

　　他在回到中国入境海关时，被边检人员要求出示手机拿走查看后才允许离开，并特别仔细地查看了微信程序内各个群组的信息。

　　一名从约旦回国的工人说，自己在回国前被公司管理人员要求把手机里有关工作场所的照片、视频等信息，以及其他工友的联络方式全部删干净之后，并被强制签署承诺书不向外界泄露任何信息之后，才被允许离开。

　　近年来随著在海外打工的中国劳工人数不断上升，他们的权益受侵害的很多状况也逐渐被媒体披露，但当工人们试图维护自己基本权利时却往往面对著“中外夹击、两边受罚”

　　的尴尬处境。例如：

　　1999年《江南日报》报道，中国成都法院将在科威特打工时组织工会进行罢工的四川建筑工人陈先贵，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名，判处入狱两年9。

　　据凤凰网报道，2008年4月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在赤道几内亚承建工程项目的大连某公司的近百名劳务人员不顾当地法律进行罢工，中国劳工与分包商之间的劳资争议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当地警察与中国劳工的对峙，结果警察开枪造成中国劳工2死4伤10。

　　2012年11月26日新加坡地铁有限公司SMRT公司171名中国籍司机集体罢工后，《海峡时报》等媒体报道，有五名司机被判六到七周监禁，29人在罢工发生后立刻遭遣返，另有大约150名工人受到警告11。

　　小结与建议

　　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后，很多国家都迅速开展大规模的撤侨行动，帮助滞留海外的本国公民回国。例如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印度从2020年5月7日起提供包机，计划陆续接回在阿联酋、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巴林、美国、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孟加拉等国务工的20万印度公民12。据《曼谷时报》报道，截至2020年9月4日泰国政府的撤侨行动已通过海路、陆路和飞机接回了8万2631名滞留在海外的泰国公民，每天接回600多人，和撤侨早期的每天200人相比有很大增长13。

　　中国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十二条第四款明确规定，任何人进入其本国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然而在几百万中国公民滞留海外时，中国政府反而推出全世界最严格的“五个一”政策和航班熔断机制以限制飞往中国的航班，造成大量中国人无法回到中国。在滞留海外的中国人当中，海外中国劳工是最脆弱且无法发声的群体之一。

　　我们建议中国政府在现阶段采取以下措施帮助海外中国劳工：

　　1、对一带一路项目中的用工企业采取有效监管措施，确保在海外的每一位中国工人都能够自己保留护照等身份证明文件，并持有在一带一路项目所在国家的合法工作签证。

　　2、增加从海外中国劳工主要务工国家和地区回中国的航班，提供劳工包机。

　　3、加强对海外中国劳工的使领馆保护，开通海外中国劳工救助绿色通道，如开通劳工紧急救助热线、心理咨询热线、翻译服务热线等。

　　4、准确统计并定期公开新冠疫情中滞留海外中国劳工的人数、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及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等。

　　从长期来看，中国劳工观察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设置专门保护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工人的机构，制定完善的反人口贩运法律制度，积极调查、预防和救助人口贩运犯罪受害人，包括在境内外被强迫劳动的成年男性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