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二一年

外卖行业是零工经济的典型代表，数百万灵活就业大军缺乏正规的劳动关系，没有劳动者应有的福利保障。面对不断调整算法压榨工人的平台，工人们缺乏话语权也无力议价，日复一日困在系统。在这种新业态之下，工会如何组织外卖工人加入工会组织？当外卖员权益受损，工会能否代表他们维护劳动权利、争取到合理的工资待遇？出租车行业一向是矛盾较为特殊的行业，近年来出租车司机与公司之间利益分配矛盾愈发凸显。眼下不少地方都成立了出租车行业工会，在出租车司机争取车辆所有权、经营权的过程中，行业工会能否代表出租车司机的利益？行业工会如何帮助司机们提出诉求并与出租车公司和当地政府展开集体谈判？每年的春节前后都是讨薪高峰期，从传统建筑工地的农民工讨薪，到如今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们讨薪，这些讨薪的工人们是否有加入当地工会？各地工会是否知晓发生在本地的讨薪事件？能否帮助工人讨薪？

　　归根到底，这些问题叩问的还是工会是否做好了工人利益代表者和谈判者的角色？在工人权益受损时，工会能否主动站出来，维护工人权益？在日常工作中，工会能否积极发挥协商作用，有效建立行业集体谈判的机制，防患于未然。

　　值得称赞的是，在一些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地方工会的行动意愿。蒙城县总工会在推动八大群体入会方面做出了许多探索。宜宾市南溪区总工会表示，愿意主动联系讨薪工人了解情况。此外，大部分工会在我们提出建议之后，也体现了一定的行动意愿。

　　不过，这些案例仍暴露了工会工作的许多短板。不论是在传统的建筑行业，还是在特殊的出租车行业，或是在新兴的外卖行业，工会一直在沿用依靠企业雇主建立工会的老办法。在建筑行业，依靠建筑企业建会，仍难以包含流动性较高的农民工群体；在出租车行业，依托出租车企业和交管部门牵头建立的工会，无法代表出租车司机们的利益，更与司机们的实际需求脱节；在外卖行业，依靠平台企业建立工会，无疑把大量外卖员排除在工会组织之外，也跟不上平台企业偏向灵活用工方式的现实。

　　工会组织工人加入工会不力的同时，工会代表和维护工人权益的职能也被削弱。各地工会或是囿于属地原则，或是声称工会没有执法权，工会就此躲在劳动部门和司法部门之后，难以真正做到“哪里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为工人说话”。属地原则和没有执法权，已经成为一些工会不作为的挡板。

　　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工会不知道如何应对外界问责。工会应加大透明度，敞开社会监督的大门，才能进一步推动工会改革的步伐。从 2015 年 11 月，习近平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 18 次会议，通过“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方案”，工会改革已经过去了五年多的时间。要继续深化工会改革，还需各地工会发挥主观能动性、往前多走几步、做出改革的先行示范，不能一切等上级的指示。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劳工通讯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工会应该摒弃依靠企业雇主建会的做法，地方工会应该组建行业工会，发展工人个人直接加入工会。

　　第二，工会应代表会员，与各行业商业协会进行集体谈判，以改善该行业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福利待遇。

　　2020 年 12 月 21 日，43 岁的饿了么骑手韩某在送餐途中猝死。韩某是山西人，在北京打工，当天早上 9 点开始送餐，到下午 5 点多，已经送了 33 单，就在送第 44 单香江北路某餐厅的订单路上倒下了。饿了么表示，韩某是通过蜂鸟众包 APP 注册的，与平台无任何关系，出于人道主义，愿意给家属提供 2000 元。

　　不到一个月之后，外卖员的悲剧再度发生。2021 年 1 月 11 日，在江苏泰州一家配送站门前，47 岁的饿了么外卖员刘进引火自焚，声称“我命都不要了，无所谓了，我要我的血汗钱。”

　　刘进每天起早贪黑，工作 12 个小时左右，却发现 11 月的工资只有 1000 多元，比预计少了5000 元。为了这被扣的 5000 元工资，刘进找了好多次配送点站长以及配送点的承包公司，但都没讨回工资，无奈之下自焚讨薪。

　　外卖员在送餐途中猝死和以自焚来讨薪也许只是极端个案，但两位外卖员的日常工作条件是整个外卖员群体的共同困境——在算法的驱使下，外卖员只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送更多订单，来获得更高的工资；超长工时加大了猝死的风险，也给送餐之途带来了更多交通事故的隐患；平台和公司任意调整订单价格和骑手的工资，骑手对此却几乎毫无话语权和议价权；平台通过外包、众包等手段来模糊劳动关系、甩脱对外卖员的责任。平台声称自己与其商业帝国的基柱外卖员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广大外卖员在没有五险一金和劳动保障的情况下，听从于平台算法的安排每日奔波。

　　近年来，零工经济蓬勃发展，2020 年中国共享经济从业者人数达到 8400 万，但这一庞大的劳动者群体的劳动保障仍迟迟跟不上。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于 2017 年收录到 10 起外卖骑手罢工抗议事件，到 2019 年上升至 45 起。2020 年，受到疫情影响，许多失业工人涌入外卖行业，尽管劳动条件变得更为严苛，但工人抗议大幅减少，一年中只记录到 3 起外卖员抗议事件。2021 年，随著经济生产的复苏，外卖员的抗争也有所上升。

　　不论是统计数据，还是上述两起个案，都一再证明了外卖工人需要有组织的力量去与平台议价协商，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就此问题，中国劳工通讯电话访问了上述两起事件所在的地方工会，探讨工会是否可以代表外卖员，以及工会打算如何组织灵活就业的外卖员加入工会。

　　猝死于北京的外卖员韩某最后取餐的地点在香江北路某餐厅，就此我们联系了餐厅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孙河工会服务站。我们提出，在悲剧发生后，外卖平台推卸责任，说工人和平台没有任何关系，只愿意给两千块钱的人道主义协助，这种情况之下工会能否代表猝死外卖员家属争取工亡待遇？对这一问题，孙河工会服务站工作人员首先发问，“我不知道您说的员工是不是我们这儿建会单位的员工”。

　　工会只服务辖区内建会单位的会员，但很多企业雇主根本不建会，就算建会也不会在每个辖区建工会。是否是建会单位的会员，涉及到当地是否有外卖送餐员工会，以及外卖员如何加入工会的问题。而孙河工会服务站表示，该区还没有送餐员工会，“因为我们建会是以公司为建会的，不是说以个人或是一个集体然后他就建会了”。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首先要饿了么平台建立工会，骑手作为公司员工才能入会。

　　除了公司建会以外，孙河工会服务站又提出了辖区问题。工会组织关系由公司所在辖区决定，“它这个工会组织啊，不是说就是全都是我们辖区的就归我们管。像那个国企、央企，就不归我们管。还有很多企业是跟那个朝阳区直接管。还有好多企业是市里面直接管……这个饿了么它肯定是很大的一个平台，它不会受我们地区总工会管的。它有可能是市里面直管的吧，或者是区里面直管的。”听起来，如果企业雇主没在本辖区建会，地方工会对发生在当地的工人侵权事件就可以置之不理。

　　孙河工会服务站又指出，饿了么公司不在北京成立，其工会也不在北京。尽管北京有成千上万的外卖员，每天穿梭在城市中，维持著城市运转，但按照孙河工会的说法，这些劳动者似乎与北京地方工会没什么关系了。尽管如此，工会工作人员还是多次强调，朝阳区成立了快递行业工会，囊括多家快递企业，外卖员也应该包含其中，实现了百分百全覆盖。一方面是“行业工会全覆盖”，另一方面却是骑手猝死求助无门，令人疑惑全覆盖的企业工会究竟为谁而建。

　　此外，对于媒体已有诸多报道的外卖员猝死一事，孙河工会服务站对其真实性仍存怀疑。“如果有这个事件，我们乡政府一定会知道的。因为乡政府好多安全部门，还有劳动部门，安全生产这种，他一定会知道的，而且一定我们会开会共同解决的。但是到现在我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消息。”如此看来，虽然朝阳区有特殊行业工会百分百覆盖，工会和政府部门也有联动机制，但事故发生后，当地工会对于本地工人工亡仍不知情。

　　针对江苏泰州外卖员讨薪自焚事件，我们联系到了泰州市海陵区总工会。海陵区总工会表示，知道这起事件，此事目前由区政府网信办主要负责，其他部门配合。遗憾的是，从刘进收到11 月工资，发现工资被扣，到最终愤而自焚，中间过去了 18 天。这 18 天里，他与公司进行过交涉，但没有找过工会。事件发生后，由政府处理，看来工会在其中也并无角色。

　　在海陵区，建会成为了症结所在，没有基层工会这一抓手，工会难以彰显力量，维护员工权益。海陵区总工会表示，目前在泰州还没有送餐员工会联合会。与北京做法类似，在泰州，外卖员也只能通过公司加入工会，只有公司成立了工会，外卖员才能成为工会会员。工会进一步指出了建会的重要性，“如果他建立了工会，我们（工会）还是有一定的就是话语权吧。如果人家没有建立工会，我们去贸然，就是职工有诉求我们去找，企业他不听你的也没有办法。”

　　看起来，企业雇主掌握有建会的主动权，而工会完全被动。如果企业雇主不同意建会，工会自认为没办法组织工人。而当工人有诉求的时候，在没有基层工会的企业，地方工会既不敢去组织工人直接成立基层工会，也不会主动代表工人的利益去与企业雇主展开谈判。

　　另一方面，海陵区总工会虽然表达了愿意为职工维权的意愿，却把工会当作官僚体系，为工人求助设置了诸多门槛。海陵区工会要求，工人得主动上门找工会求助，并且需要逐级访问各级工会才行。“如果职工他有反映、有诉求，那我们去帮他去调解、去维权，或者是帮他去法律援助。但是如果他不跟他们本级工会或者是所在地的工会去反映或者干嘛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了解到这个事情的……比如说，这个企业的职工，他们成立了工会，职工有什么诉求，他可以先向本级工会去调解、去诉求、去维权。然后本级工会解决不了的，就向上一级，就是镇街所在的工会去。然后镇街再不能解决的，就到我们这个海陵区工会这边过来。”

　　从外卖员猝死和自焚讨薪两起事件，我们能够看到在新兴行业灵活就业方面，工会工作仍存在诸多困难。首当其冲是入会问题，各地工会仍在走依靠企业雇主建会的老路，而企业建会的传统模式一定程度上与灵活就业的现实相脱节。假如雇主不愿意成立工会，外卖送餐员就会进一步处于无组织无保障的状态。另一方面，外卖行业经过多年发展，目前直接受聘于外卖平台的工人仅占少数，更多外卖员处在外包、众包模式下，这与传统行业中工人明确受雇于某家公司有所不同。

　　2018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要大力推进包括网约送餐员在内的八大群体入会，至今已有三年。大量的外卖员却仍然没有加入工会组织。显然，工会需要寻找新路径，组织新行业新业态的劳动者入会。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各地工会借工会改革的时机多多发挥主观能动性。

　　海陵区总工会虽然表达了为职工维权的意愿，但在如何推进八大群体入会、保障职工权益方面，以及地方工会在工会改革中的角色认知上，仍较为保守。“改革的话也不是我们，我们只能是执行，就是区工会只能是执行……老是要我们改革创新，但是这些东西，肯定是要有文件，有政策支撑的基础上我们再去做。你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也不敢去做。”外卖行业是典型的新兴行业，从业者和公司、平台的关系与传统的劳动关系有所不同，劳动保护状况令人担忧。要解决这一问题，工会需要更大的主动性和魄力。

　　有鉴于此，中国劳工通讯提出以下两点建议：第一，突破依靠企业雇主建会的老路径，直接组建区外卖员行业工会，由外卖员个人直接入会。第二，在成立外卖员行业工会的基础上，由行业工会与几家主要公司进行行业协商，包括工资、保险、工时等劳动条件，让外卖员受到集体合同的保护。

　　2021 年 1 月 7 日，吉林省白城市，出租车司机发起集体诉讼，要求确认车辆所有权、经营权。1 月 13 日，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出租车司机集体上访，要求营运证、道路运输证、行驶证、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五证合一，归司机所有。

　　根据白城市出租车司机出具的合同及税务证明，司机是出租汽车的实际出租人，过去他们以个体经营的方式运营。但由于转变为公司化模式，司机被迫挂靠在出租车公司，车辆行驶证、运营证改为公司名下，且公司正进一步蚕食司机的经营权。白城市的哥的姐们多次向有关部门递交信访诉求书，但未能解决问题，因此在新年发起了集体诉讼。

　　蒙城县出租车司机也表示， “我们出租车花了半辈子的心血三四十万买的。之前出租车的营运证，道路运输证，行驶证，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都是我们个人的名下。自从出租车换了皖ST 牌后，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五证全部变更为出租车公司了。”

　　出租车属于特许经营行业，在政府政策引导下，目前公司化的经营模式占主导地位，在出租车司机和公司之间也产生了诸多矛盾。例如，产权、经营权划分不清，公司巧立名目，收取高额管理费等问题，致使司机发出了“我们的血汗钱被他们（出租车公司）独吞！”的呐喊。

　　仅今年 1 月，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就收录了 20 起出租车司机抗议，其中 7 起要求经营权及产权合一，以及不满公司乱收费。而 2020 年，出租车行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行业需同时承受防疫风险和需求暴跌的两方面压力，当年我们共收录到 109 起出租车司机抗议。

　　当前出租车司机与公司之间利益分配不均问题突出，各地出租车司机集体行动不断涌现。在政府、出租车公司和司机三方之间，可以看到许多哥的姐们共同维权，经历了找政府有关部门信访、协调，找主管的交通部门，打市长热线等等。此时，我们不得不提出的一个问题是——面对持续严重的劳资冲突，出租车行业工会在哪里？

　　就此问题，中国劳工通讯分别联系到了事件涉及的白城市总工会、亳州市总工会以及蒙城县总工会，询问当地工会是否了解出租车司机的行动，工会能否代表司机们维权，以及当地出租车行业工会的动向。不过，吉林白城和安徽亳州两地，工会的态度大有不同。

　　白城市总工会似乎完全在工人集体行动的状况之外。白城市总工会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出租车司机的集体诉讼案件不太清楚，并建议我们联系工会法律顾问室。而法律顾问室直接挂断电话，其后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面对这样不联系群众、机关化严重的工会，难以想象工会如何代表出租车司机的利益。

　　对于亳州蒙城出租车司机集体上访，亳州市总工会不想站出来为司机说话。亳州市总工会工作者表示对此事具体不太清楚，并建议联系蒙城县总工会。同时表示并不赞同由市总工会直接介入，认为首先得由职工向工会反映问题，其次应遵循属地原则，由蒙城县总工会去了解情况、协调，“他不可能直接就向上面反映，就跟咱们群众上访一样的”，要逐级反映问题。

　　翻查工会网站，早在 2015 年 11 月，亳州就成立了市出租车行业工会联合会。亳州市出租车行业工会联合会的成立“旨在最大限度地为出租车驾驶员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环境”，工会联合会将“深入拓展创建和谐劳动关系活动，实现亳州出租车行业劳动关系总体和谐稳定”，并要“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履行工会的基本职能，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在司机发起集体行动而工会无动于衷的鲜明对比下，网上这些冠冕堂皇的宗旨更像是宣传的工具。

　　此外，根据亳州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所述，市出租车行业工会联合会仅是市里几家出租车公司联合成立的。工会人员仍坚持属地原则，认为蒙城县发生的事件，应该问蒙城县出租车行业工会。

　　于是，我们又联络到蒙城县总工会询问出租车司机要求五证合一的维权事件，但蒙城县总工会表示，没有人到工会反映过这个问题。工会提及，如果有人打市长热线，涉及到工会问题，市长热线会转介到县工会，但县工会表示近两年都没有接到这种转介。不得不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会脱离职工群众。

　　据了解，蒙城县有出租车行业工会，是由县交通局牵头，县内两三家出租车公司联合成立的。

　　然而，出租车司机们在现实中遇到问题，去交通部门也好，打市长热线也好，或者集体上访也好，在蒙城县、亳州市都有出租车行业工会的情况下，没有人去找工会，让工会代表司机们与公司协商五证合一问题。蒙城县出租车行业工会一早已经建好，却是企业雇主成立的，工人有麻烦不来找工会，工会也不知道工人的诉求，更不用提代表工人与企业雇主展开谈判。在行业工会组织这里，建会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目标，而非代表行业工人利益与行业企业协会展开谈判。

　　蒙城县总工会负责工会组建工作的方女士也向我们坦言了工会组织工作面临的重重困难。方女士讲述了推动建立快递行业工会遇到的诸多挑战，最大的问题是“没人搭理我们”。工会跑到快递员当中去做宣传，发放“加入工会十大好处”宣传单，“我们甚至于，就是宣传的时候，告诉他们，我们给他们购买，就是人身免费的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嘛，依然没有人搭理我们”。工会又找到市邮政局，市邮政局对成立快递行业工会一事颇为重视，由邮政局牵头和快递公司老板打招呼，然后到职工当中去宣传工会，不过“依然还是没有人找我们”。

　　蒙城县总工会曾经到职工群众中去宣传加入工会，做了许多工作，但仍然遇冷。如何真正走到群众中去，关键不是看说什么，而是要看做什么。要吸引工人加入工会，工会要能够切实为职工提高工资福利，在劳资纠纷发生的时候主动代表工人与企业雇主展开谈判。例如，亳州市和蒙城县出租车行业工会联合会已成立多年，但出租车司机们维权却不找工会，结症就在于依靠交通局和公司成立的工会有名无实，根本无法代表司机们的利益。而要推动快递行业工人入会，也不能沿用依靠企业雇主组建工会这一旧有的作风。企业雇主建会已经被实践证明既不能维护工人权益也对解决劳动冲突无益。

　　蒙城县总工会可以此次出租车司机维权为契机，出面代表司机们与出租车公司进行谈判，协商解决五证合一问题，在出租车司机群体中，打响工会的名气。也让其他工人群体进一步认识工会，真正体会到加入工会十大好处。

　　中国劳工通讯建议，各地工会放弃依靠企业雇主建会的旧模式，直接发展出租车司机个人加入工会。并建议行业工会应代表会员与行业商业协会通过集体谈判，改善本行业工人的权利状况。

　　每年春节前后，都是讨薪高峰期。在外打工一年，工人们都希望能拿到工钱，回家过年。今年春节前，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集到 144 起工人讨薪事件，工人求助地图收录到 89 起讨薪事件。

　　在这段一年中讨薪最密集的时期，工会是否知道发生在本地的讨薪事件，能否代表工人拿回应得的工资？在本期的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报告中，中国劳工通讯选取了 3 个讨薪案例，看地方和基层工会是否担起了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责任，维护工人最基本的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2020 年 12 月 29 日，数十名西南民族大学教师在校门口拉起了“西南民族大学绩效不公，还我绩效”的横幅，高喊“学校不公，还我绩效”口号。教师们认为薪酬计算“重行政轻教学”，部分行政岗位工资高于科教岗位老师工资；由于提前扣了两年的养老保险费，一名教授称年终绩效奖金“到手只有 8 元”，更有年轻老师年终绩效奖金不足抵扣，存在倒欠的情况。

　　2021 年 1 月 20 日，河南濮阳县中铁三十四局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据工人们讲，他们由河南新乡龙达劳务公司招来，公司“歧视外地人，一起做事的当地农民工工资早已发放，外地的农民工没有收到一分”，公司对讨薪工人避而不见，工人多处投诉结果也不乐观。

　　1 月 30 日，有工人在网上发帖求助，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裴石乡修建安置房的农民工被拖欠了七年的工资，至今仍没有结果。该项目是南溪区政府项目，由南溪区财源国有投资公司承包给南溪区翔森公司，又由翔森公司把劳务分包给了工头任亮，共拖欠 22 名工人数十万元。多年来，工人们一直找公司交涉，去信访、找劳动局、司法局，最终在司法局法律援助下发起诉讼，于 2020 年 11 月拿到终审判决。尽管工人们胜诉了，但到春节前仍未拿到执行的欠薪。

　　这三起事件，既有教育行业的大学教师讨薪，也有传统上欠薪高发的建筑行业工人讨薪，涉及新的建筑项目以及早已完工的项目欠薪多年。

　　在西南民族大学教师讨薪事件中，中国劳工通讯直接联系到了西南民族大学校工会，询问工会作为教师的代表，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西南民族大学校工会对劳资纠纷讳莫如深，把工会应该承担的工人利益代表者身份置之不顾，一切责任都推给学校宣传部。校工会工作人员告知，学校由宣传部门统一发布消息，具体的任何问题都要问宣传部。哪怕是讨薪的教师们是否是工会会员这样最基础的问题，校工会也不敢回答，表示要跟宣传部对接，统一问宣传口子。校工会工作人员还称，“我也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没有看到你的证件”，看起来校工会作为学校职工代表者还不知道该怎样面对问责。

　　由于校工会提供的宣传部电话始终没人接听，我们再次致电校工会，但工会却连接电话的勇气也没有了，选择直接挂断电话，或是说我们打错了，自己不是工会。其实，工会完全不用担心被中国劳工通讯问责，真正该担心的是，如果工会不能代表职工的利益，未来教师讨薪的纠纷仍然会重复，对校工会的问责也会在未来某一天再次出现。

　　从新闻报道来看，西南民族大学一次性提前扣缴了两年的养老保险费，涉嫌违法侵害教师权益。按照《社会保险法》第 60 条规定，“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告知本人”。《社会保险法》也规定了工会“对与职工社会保险权益有关的事项进行监督”，那么校工会是否履行了监督职责呢？另一方面，对于教师抗议的绩效工资不公问题，校工会作为教职工利益代表者是否曾向学校管理层反映问题

　　并展开协商呢？

　　这些问题我们在电话中都没能得到回答，不过，翻看西南民族大学校工会网页，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校工会新闻显示，2019 年 12 月，“学校召开第七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十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对《西南民族大学绩效工资实施办法》《西南民族大学教职工重大疾病住院治疗补助暂行办法》进行了审议和无记名投票表决。大会期间，各位代表认真履行教代会职权、工会职能，围绕《西南民族大学绩效工资实施办法》《西南民族大学教职工重大疾病住院补助暂行办法》建言献策、畅所欲言，进一步增进了共识、凝聚了力量、坚定了信心，为维护教职工正当权益、凝聚学校发展合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如果一年前，《绩效工资实施办法》经过了充分讨论、民主程序，那么一年后，为什么又引发了教师集体拉横幅抗议？不过，新闻中并未提及大会的投票表决结果。从校工会简介来看，校工会部门设置完善，有会员 2300 余人，如何成为会员真正的利益代表者，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校工会应借此次教师讨薪的契机，走进教师群体，聆听教师的声音与诉求，履行工会职责，与校方协商工资事宜，如有必要，可以再次重新讨论《绩效工资实施办法》。

　　对西南民族大学校工会的问责并未得到多少有效回复，因此中国劳工通讯希望进一步问责上级工会。西南民族大学校工会曾连续五年荣获四川省教科文卫系统工会工作先进集体，作为校工会的上级工会、四川省科教文卫系统工会是否对教师讨薪事件知情？假如教师们认为校工会不作为，也可以向上级工会反映情况。不过，在网上查找了数小时，我们也没找到四川省教科文卫工会电话。中国劳工通讯建议，各级工会首当其冲是要把各省市区县乡工会各部门的电话号码公布出来，将工会组织透明化，以便接受社会监督，更重要的是，在职工有需要的时候，能够马上找到工会求助。

　　针对河南濮阳劳务公司欠薪事件，中国劳工通讯致电了濮阳市总工会、濮阳县总工会。市总工会表示，不了解建筑工人讨薪的情况，工人没有来找过工会。关于建筑工人入会问题，濮阳市总工会指出，建筑工人一般通过公司或者工地入会。不过，讨薪工人受雇于劳务公司，由于这些工人流动性较高，劳务公司工人基本上就没有加入工会的。而濮阳市虽然有建筑行业工会，但行业工会的会员通常是正式员工，而非外来的农民工。

　　濮阳县总工会也表示不了解工人讨薪的情况，这些工人没来找过工会，并称“他（工人）应该到劳动局的仲裁部门去啊”。县总工会认为，工会没有执法权，只能发挥“联系作用，咱工会可以去把情况了解了解，了解完了以后然后建议他去哪去哪”。“农民工拖欠工资这一块，肯定都是三联合，县工会或者县人社局三联合，主要的还是以县市级的劳动仲裁委员会他为主。”

　　有关四川宜宾南溪安置房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中国劳工通讯致电了南溪区总工会法律保障部。接听电话的宋部长表示，工会没有收到这个情况，“安置房的工资，我们晓得的情况，工人的工资是按比例已经全部到位了，施工方工程款可能没有结清”。在我们转述了工人的情况后，宋部长表示，“让他们（工人）直接跟工会联系嘛”。

　　不过，在与讨薪工人的交谈中，我们发现，工人根本不知道工会，没去找过工会，也不知道去哪里找。由于每天工作繁忙，对于去年 5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工人也只是好像听说过，但具体没有关注。工人对工会缺乏了解，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工会如果一直等工人上门找，恐怕只会白白错失组织工人、代表工人的良机。

　　于是，我们向南溪区总工会法律保障部宋部长提供了工人的联系方式，得知工人完全不知道工会，宋部长表示会主动与工人联系。这批工人讨薪七年，虽然终于等到法院判决书，但到过年前仍没拿到工资。这七年，工人们找包工头、劳务公司、总承包，找劳动局、司法局，前前后后不知道跑了多少趟。假如工会能够及时介入，代表工人讨薪，相信工人能少走不少冤枉路。

　　上述建筑行业欠薪案例的工人都没有加入工会，在工人讨薪过程中，地方工会既不知情、也没

　　能站出来为工人说话。由于建筑行业仍然沿用依靠企业雇主建会的老办法，许多一线建筑工人，尤其是农民工难以入会，也会出现工人完全不知道工会的情况。工人在权利被侵害时，例如遭遇欠薪时，连工会都不知道是什么，也就不会去找工会求助。而工会如果继续缩在劳动局或者司法局的后面，就更不可能代表工人维护工人权益。

　　总而言之，上述三起讨薪案例呈现出不同特征。对建筑行业而言，建筑工人入会仍是难题，应直接通过建筑行业工会组织一线建筑工人个人入会。此外，工会应认识到自己是工人利益代表者，而非政府机关的辅助部门。当工人利益受损，工会应主动出面代表工人维权。而对高等教育行业，通常工会组织比较健全，问题是如何激活工会，让工会真正履行职责，通过集体协商，维护教职工权益，成为教职工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谈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