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曾节明 写于 二零零八年

美国式的总统制共和政体是最不适合中国的政体。如果模仿美国式的总统制共和政体，中国不仅不能快捷地实现宪政民主，反而因为混乱而很容易再次坠入专制独裁的黑暗深渊，这已经为民国的历史所证实。
   

中国需要反思自己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胡乱求医，以致于耽误病情、病入膏肓的历史。历史以血泪告诉我们：中国需要追求美国所引领的人类自由民主的大方向，但在实现自由民主的方式上却决不能模仿美国，因为中国今天脆弱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已经不允许再折腾了，将来去共产党化的中国，需要壹个适合本国国情的政体，以求最快捷、最平稳的建成宪政民主体制，将转型的代价降到最低。
   

由于中共垮台的必然和即将来临，中国这次民主化转型能否成功的最大问题越来越取决于在中共垮台前精英人士能否找到壹种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政民主政体。由于美国式的政体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那些至今迷醉于美国的强大荣光的坐而论道的中国政治精英人士，应该以冷静客观的眼光重新审视中美之间国情的巨大差异，进而为中国民主化做壹些切实有用的事才是，正如古话说的：“与其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由于中共的垮台，很可能是突如其来的、地震式的垮台，因此中国政治精英人士必须未雨绸缪--必须在中共政权崩溃来临之前尽早拿出详尽的体制转型方案，要拿出这样的方案，首先就要设计适应转型需要的新政权，要设计适应转型需要的新政权，就必须设计与中国相配套的政体形式，因此，就必须对政体问题进行充分的探究和思索，可以说，事前对政体形式思索的人士越多、思索得越充分，中国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就越大。中国政治精英人士不未雨绸缪，手头没有建设新国家的方案，在导致中共垮台的突发事件中，相关政客只能是临时抱佛脚、甚至病急乱投医，中国大动乱的可能性相当大。
   

我在上述拙文中已经论述，中国之所以最不能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共和制政体，直接原因是中国的国情、民情不具备任何实行共和政体的条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毫无自由民主的土壤，却有著全世界最悠久、最深厚、最肥沃的反自由民主的土壤：除了共产党党文化以外，儒家主导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潜藏著大量的反自由民主的毒素，顽固而强韧地阻滞著中国得自由民主化进程。中国的这个独特之处，使得中国的自由民主化要比许多国家远为困难，中国要实现宪政民主，反倒比菲律宾、印尼或者黑非洲这些因为以前落后而没有传统文化包袱的国家更困难，中国没能象前东欧国家那样抓住1989年民主化机遇，看似偶然，其实偶然中蕴含著深刻的必然性；也因为中国的这个独特之处，中国在建设宪政民主上没有完整的、现成的外国例子可供仿效、借鉴、学习，现在的中国，学英、日的时机已失不再来、学法国缺条件、学德国缺素养、学美国缺乏可行性，中国必须在坚持自由民主航向的同时，将对多个外国经验的借鉴与本国的特殊性融为壹体，这样才能最大可能地争取将中国这艘破旧大船平安地开抵宪政文明的彼岸，如果再象二十世纪那样的瞎折腾，现在已经非常虚弱的中国注定落得国家解体、民族消亡的结局。
   

由于中国毫无自由民主土壤，在中共政权垮台后，如果建立壹个仿西方的民主政权，犹如在沙基上建高楼，注定很不稳固，中国将陷入类似当前伊拉克这样的混乱当中，新的民主政权必将重蹈民国政权的覆辙。因此，在中共政权垮台后，中国必须有壹个稳固的、同时又能够导向自由民主的政权，这样的政权的政体必须得非常适合中国国情才行。那么，这样的政体应该是什么样的？
   

历史上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体当数君主制政体莫属。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缺陷，并且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无能担当自由民主的启蒙大任，因此中国两千年来走不出君主专制体制，到了近代整个社会全方位地落后于西方。许多中国人据此全盘否定君主制政体，这是非常偏颇的观点，壹则，在共和制民主政体产生之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的都 是君主制政体，君主制政体维持了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这是不容否定的；二则，容易导致暴政的是君主专制政体，君主制政体中的君主立宪制，不仅同样能够实现宪政民主，并且往往共和制民主政体更加稳定，这已经为英国、日本及北欧国家的转型历史所证明。导致中国传统社会走入死胡同的政体是君主专制，不能因为君主专制的恶果就得出君主制不适合中国的结论，事实上恰恰相反，正如古话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唯有借助君主制政体，才能够最快捷、最平稳地实现宪政民主。
   

为什么君主制政体特别适合中国国情呢？原因在于中国社会是壹个没有宗教传统的社会，因此中国的主流民族没有超越世俗权力的信仰，中国社会就特别需要壹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格化的象征，以起到凝聚民族、维系社会和国家的枢纽核心作用。
    如果没有信仰，人的心智不可能长久健全，社会也不能维持；人如果没有对神的信仰，就必然寻求对人、对物的信仰和崇拜。西方社会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现代西方自由国家的精神支柱是对上帝及其象征物--自由、民主、法治的信仰，尊重法律就等于服从上帝，因此西方社会没有“圣人”也能维系。中国社会因为没有宗教传统，因此必须要有人格化的信仰和崇拜对象，否则因为信仰危机造成的道德败坏迟早会导致整个社会的陷入大乱、乃至崩溃。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历朝历代，皇帝既是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也是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象征，“朕即国家”，忠于皇帝就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中国皇帝又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和意识形态的最高精神领袖，皇帝本人有可能文化不高，但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家所谓“天地君亲师位”的排序，皇帝（君）位列世俗世界之首，是以主流文化称为“王化”，皇帝在指点江山的同时，同样有权指点文化。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居于国教地位的“儒教”，名义上的教主是被誉为“天地君亲师表”的孔子，实际上教主是作为国家元首的皇帝，因为根据儒家的理论，皇帝是“天子”--天的儿子，其人格具有半神的性质，孔子虽然是圣人，却仍然是凡人，因此皇帝要比儒家的“至圣”更高贵和神圣，孔子自己也说过：自己有忠于君主的义务，君主却没有听从自己的义务。由于孔子是死人，当权的天子要比儒家的“至圣”更高贵和神圣，君主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因此近两千年来儒家教义的解释权壹直掌握在皇帝手里。
   

中国历史上的这种隐晦的政教合壹的君主政体，满足了在没有宗教传统的情况下，维系中国社会延续性的长久存在的需要。但在另壹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王朝社会的法律并不具有契约性质，而是治民术的备忘录，因此随著中国传统社会延续性的长存，中国社会重人格化的社会作用（人治），轻视法律和规章制度的传统就非常根深蒂固，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力也更加困难、更加微弱。辛亥革命后，满清政权这壹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已经扫除，但是基层中国法院系统建设却非常困难，原因就在于此：县长们普遍不明白法院的意义，认为法官是与自己“对著干”的人，因此抵制县级法院建设；老百姓更不知法院为何物，受了害仍然跑到县长那里下跪喊冤；在明末时就开始向中国大力传教的欧洲基督教，三百年来始终未能占据中国主流精神领地的原因，这也是道教势微、佛教在中国终究边缘化的原因。
   

可以说，中国社会是壹个人治传统根深蒂固的社会，共产党近七十年的统治，进壹步加深和强化了中国社会的人治传统，这种人治的土壤是最不适合移植美国式总统制共和政体的，客观地说，在中国这种人治传统的社会建设宪政民主要比许多国家困难，因为中国人文的土壤自身不能培育自由民主，如果不导入人格化的养分，这片土壤很难结出宪政民主的果实。

正如中国古训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这种过于倚赖人格化的社会传统、历经长期历史形成的非宗教人治社会，只有通过人格化的力量，才能顺利转型为自由民主的法治社会。 
   

具体地说：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人心中习惯有个皇帝（显性君主），不通过皇帝，中国人无法理解宪政民主；今天，中国人心中习惯有个主席（隐性君主），不通过主席，中国人无法理解宪政民主。 
   

由是我们应当看到：当年满清错失实施君主立宪制的时机实在是壹个遗恨千古的悲剧！满清政权的错失机遇，不仅造成了自身的覆亡，也间接地导致中国走上了贻祸至今的共产大弯路。如果当年满清抓住了实施君主立宪的历史时机，则决不会有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局面，共产党即使在中国出现，也没有祸乱天下的空子可钻，没有天下大乱的历史条件，毛泽东壹伙再有才干也不可能窃夺政权。 
   

那么这是否意味著：中国需要再建君主立宪制政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中国的自由民主化特别需要壹个人格化的政体，君主立宪制既人格化，又满足自由民主化，无疑是其中的最佳选择；但是，当今的中国又不可能复辟君主立宪制政体，因为中国的显性君主制传统已经在上个世纪的大革命、大动乱、内外大战以及共产党几十年的暴政当中毁陨殆尽，中国唯有创造出壹种具有非君主政体的外形、蕴含君主立宪制之实的新形式政体，才能谱写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君主立宪制政体是君主政体的改良，要实行君主立宪制，首先就得存留君主政体：当今世界没有哪壹个国家在废黜君主制几十年后，又能在无君政体的轨道上建设君主立宪制成功的；当今世界所有成功奉行君主立宪制政体的国家要么是由原来的君主政体过渡而来，如日本和北欧国家；要么是原君主制宗主国的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虽然壹度废弃君主制、建立了克伦威尔独裁“共和国”，但是仅十二年就复辟了君主制，而后在君主制的轨道上通过“光荣革命”创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 

今天的中国，不仅显性君主制荡然无存，而且已经不具备所有恢复君主制的重要条件： 
   

其壹，辛亥革命倾覆满清以来将近壹百年，中国的显性君主制早已作为反面制度已经深植入中国人的意识，“皇帝”这壹名号的名号已被批倒批臭，权威扫地、神圣无存，以致于象毛泽东这样狂妄骄横的共产大独裁者都不敢公开称孤道寡，凡事都要尽量挂上“人民”的标签...因此，今天要是再抬出个“皇帝”、“国王”以建立君主立宪制，是不可能得人心的。 
   

第二，不像日本、英国和北欧各国君统的长久延续和现实存在，由于满清覆亡已久，中国显性帝制传统的沿袭完全中断，而且断层、断面巨大，今天，中国传统皇家的礼乐典章制度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无序无统，很难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改良、重新树立，如果硬著头皮矫揉造作，只能得到不伦不类的结果，徒为世人所笑。 
   

第三，中国原有的皇族早已衰微，当今中国也没有壹个非常德高望重的人，受中国人敬重到有威望做中国君主的地步。时间的久远能够赋予壹个家族威望和资历，本来，作为满清皇室的爱新觉罗家族有大好的条件和时机存留中国的君主制传统，但因为其在满清末年的倒行逆施引发了辛亥革命，爱新觉罗家族因清王朝的垮台而威信壹落千丈，尽管如此，爱新觉罗家族仍是复辟皇统的最佳供选家族，但是其后 ，满清废帝溥仪又投靠日本人当满奸，担任分裂中华民国的伪满州国“执政”，这就导致爱新觉罗家族名誉扫地，这些，使得前清皇族已经没有恢复君主制的威望。胡耀邦是中共国最清廉的领导人，主持平反右派和冤假错案，诚可谓德高望重；赵紫阳则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提出政治改革设想、坚决反对六四屠杀，死不“认错”，可谓是众望所归，但胡耀邦、赵紫阳都已经死了，他们生前没有取得最高权力，而且他们影响中国政局的时间不长，因此他们的家族也没有足够的权威在中国恢复君主制。 
   

由以上可见，复辟君主制在当今中国已经没有现实可能性，复辟君主制的方案，既无可操作性，也不可能被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复辟君主制在当今中国已经没有现实可能性，重建君主立宪制在当今中国也就不可能。当前力主君主立宪制的王从圣先生对中国国情和症结所在看得很准，他提出的重建君主立宪制构想也很完美，可惜时过境迁，现在已经不是满清末年了。 
   

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无情和无奈常常让人深深的惋惜，本来，晚清时期的中国，有著绝佳的实施君主立宪制的条件和机遇，只要实施立宪，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命运将完全改写--至少能够走上壹条比二十世纪中国的道路平坦得多、光明得多的道路。现在这种条件和机遇都不可能再有，正如古话说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当今中国无奈的现实，正应了另壹句古话：“天予不取是罪过”，壹个错失机遇的民族，似乎注定是要受到上天的惩罚的。 
   

那么，中国要建设宪政民主，就没有出路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当今，又有壹种机遇摆在中国面前，中国能否避免清末民初转型的悲剧重演，就要看当今的中国精英人士能否把握这壹新的机遇了。 

重建显性君主制--君主立宪制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而中国在共产政权垮台后，非得有壹个采取人格化政体的政权，否则无以维持长治久安，对此该怎么办？我以为，中国最适合采取壹种特殊的虚位元首制加内阁制政体，这种政体既具备现代国家政体之形、符合当今中国的国情、民情，又具有君主立宪制的内涵，可以称之为“隐形的君主立宪制”，对它，我的个人构想是： 

国家元首称国家主席，国家主席由无党派人士中的德高望重者担任；国家主席为国防军首脑，有签署命令、提拔将领等管理军队的权力，在战争时期或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有调动军队的权力（宣战和紧急状态由议会多数决定）；国家主席负责国家首脑级的接待、出访等外交礼仪活动，不介入政府的运作；国家主席履行任命议会多数党党首为内阁总理的仪式；国家主席履行批准内阁总理的组阁人选的仪式；如果内阁总理在任上死亡或者辞职、离职，国家主席有权立即任命新内阁总理；如果议会通过对内阁总理的不信任案，国家主席有权解除总理的职务，并任命新的内阁总理。

以上的设计，已经把“国家主席”框定为壹个政体的人格化的象征、政权的枢纽核心，“国家主席”既具备君主立宪制中的虚位君主的象征性地位，不会形成专制权力，又在可能动乱时具备类实权君主制或总统制中国家元首的稳定国家政权的强有力的职权，以将动乱消弥在萌芽状态中，而且，国家主席的中立化强大威慑力量，又对那些擅长操控民意、“运动群众”、煽动动乱的草根政治野心家弄权形成有力制衡，使得如施明德、宋楚瑜、陈水扁之类的政客耍弄民主政治的法术不至于危害社会和国家。如此的设定，使得国家主席在波澜起伏的民主政治生活中，成为政权的定海神针；达成这样的目的，也非常适合中国老百姓特别求稳怕乱的需要。 

另外应该设计：国家主席身兼国家社会最高精神领袖的职能，国家主席无权强制向社会推行其思想和理念，但是有权动用国家传媒等条件，向国家社会发表有关道德、文化、社会风尚等方面的指导性建议；国家主席是国家、民族的人格化象征，也是国家、民族最高荣誉的人格化象征；为了维护国家主席作为最高精神领袖和国家、民族的人格化象征的形象和权威，国家必须禁止壹切对国家主席的批评，国家主席是整个国家社会中唯壹享有不受批评权利的特殊公民。 

这种设计是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对症下药的壹种设定：传统的中国，既无宗教传统、也无法的传统，却有著根深蒂固的人格化政治（人治）传统，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中国传统王朝那种君师合壹的体制最能够维持这种既无宗教传统、也无法的传统的社会的长治久安，传统的中国王朝社会，最高精神领袖名为孔子，实为壹国之君，因为孔子是死人，国“教”儒家以君主为核心，是君主掌管著儒家教条的最高解释权。历史上的动乱也表明，抛却这种君师合壹的体制，则人心离散，政权乃至社会都会维持不住。西晋灭亡后，五个外族政权割据黄河流域，这些外族政权除北魏以外，都抛弃了儒家主导的君师合壹体制，结果黄河流域社会陷入空前的大动乱大崩溃当中，这种局面直至北魏政权壹统黄河流域才得以改观。当今的中国，因为共产党的统治，更无宗教传统、更无法的传统，根深蒂固的人格化政治（人治）传统进壹步强化。前苏联和东欧共产 国家，在共产政权崩溃后，尚有基督教可以维系人心和社会，而现今的中国，共产意识形态崩溃、社会道德崩坏、原来作为“国教”的儒家已无法主导社会，也没有任何思想和信仰能够凝聚社会的精神，如果不借助最高精神领袖这种人格化的权威的凝聚作用，壹旦中共垮台，专制的强制性聚合力消失，中国社会很难不陷入分崩离析境地。传统的中国王朝社会，因为尚有儒家的主导作用，所以皇帝还不用公开彰显实际上的国师--最高精神领袖身份，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壹种思想和信仰能够凝聚社会的精神，所以必须抓住中国人喜好人格化教化和权威的心理，采取国家主席--最高精神领袖这样的新君师合壹的制度，以最有效地维系人心社会稳定、重塑社会道德。 

要保障国家主席作为国家社会精神领袖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就必须尽可能地维护具体的国家主席本人的名誉和形象，因而就必须为国家主席个人制造出壹种庄严和不受轻慢的特殊个人空间。应当承认：如果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可以任人批评和辱骂，就会形成壹种轻慢地氛围，这种氛围能够严重损害领导人的权威。固然，杰出的领导人可以通过政绩和领导的艺术消解解这种轻慢氛围的损害，巩固自己的权威，但并非都能轻而易举，即使优秀如林肯、里根这样的领导人，都曾备受诟病诽谤，在政坛上壹度进退维谷，何况那些平庸之辈？固然，崇高的德行最终能够战胜诽谤，但是，民众几乎总是理性匮乏、情绪泛滥的，明末的国防栋梁袁崇焕生前被北京市民蜂拥而上、生啖其肉、“咬穿肚腹”，他冤死了壹百多年后，终于被认识到其德行的崇高，可惜彼时汉人亡国已有多年，“认识到”又有什么用？可见，言辞的诽谤的后果有时是很严重的，言论的自由不能漫无限制，否则会导致诬陷、诽谤、谣言盛行、世风恶劣，甚至会导致社会动乱...近年来台湾的混乱就是壹个例子。因此，壹个社会，在享用言论自由的同时，必须服从壹定的权威、依据壹定的准绳。因此也可以看出：壹个政权不应该禁止民众批评和辱骂所有的领导人，否则势必形成新的专制，会打击求真务实者、丧失修错能力、不可能强大和长治久安；但是，也不应该任由民众批评和辱骂所有的领导人，否则注定会导致国家社会精神涣散、道德崩坏，甚至政治动乱。国家主席不受批评的设定，就是保障壹个社会，在享用言论自由的同时，必须服从壹定的权威、依据壹定的准绳的设定，这可以使得民众充分运用言论自由（包括批评和辱骂其他国家和政府领导人）时，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不受破坏。 

尽管制度可以支撑起壹个职位的威严，但却不能自动地带给掌握这个职位的人以威望，威望就象陈酿的美酒，它由杰出的才干和崇高的德行酿成，存放的时间越久远越上乘。由于国家主席在国家、政权、社会中承担著核心、枢纽、压舱石和精神领袖的作用，因此，威望对于担任国家主席的人就特别重要。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主席壹职由德高望重者担任，担任国家主席的人选应该由选举产生，而不宜搞世袭制。 

虽然世袭制有职权交接班稳定的优势，而且通过世袭制也可以产生名门望族，家族的威望能够带给其成员壹定的威信，但是应该看到：上天对人的才干、类型的塑造并不是机械的、门当户对的，科学家的子女往往不能成为科学家、政治家的子女往往没有政治才干、君主的嫡子（长子）往往是君主子女中最不适合继承皇（王）位的人选，因此，中国儒家的君主继承权嫡长制度是最愚蠢的接班人制度，它扶植愚弱的庸才、压制真正适合继承皇位的能干的人才，其结果不是酿成如“玄武门之变”、“靖难”这样血腥的政治动乱，就是导致暴君治国、昏君治国。直到满清雍正帝废除君主继承权嫡长制度，情况才得以改观，但是世袭制仍然解决不了世袭家族的“壹代不如壹代”的问题：生活的骄奢安逸、以及长期的没有外在竞争和挑战，必然造成世袭家族后代进取心、才学乃至身体素质的退化，以致于家族后代人才绝迹，就象满清末年的皇室那样，尽皆酒囊饭袋花花公子楞头青，没有壹位能干者。慈禧死后，光绪帝之弟载沣掌握了大权，摄政王载沣虽然身被爱新觉罗家族之威，但因为乱无章法的昏庸施政很快威信扫地，最终被袁世凯轻而易举地赶下了台。 

在君主立宪体制下，实权掌握在首相手里，君主宝座已成为象征性的的虚位，因此，世袭制所产生的昏君、庸君已经无法祸国殃民，但是君主和皇（王）室成员的丑行仍然会给国家形象带来很大的损害 ，英王爱德华七世因为“不爱江山爱美人”而被迫退位、二战期间英王室的亲纳粹丑行都很大地损害了英国的形象、当代英王储查尔斯的性丑闻以及对戴安娜的谋害嫌疑，大大地损害了英王室的声誉和凝聚力。 

总之，世袭制会造成接班人的昏庸。连君主立宪制都受到壹些世袭制弊端的影响，可见，当今的中国是不适宜采取职位的世袭制，因为当今的中国，亟需有权威的杰出人物统领大局，而且，现今的中国，也没有实施君主立宪制的条件。将来中国的政体设计中，统领大局的国家主席职位，必须由德高望重的能干人士担任，这样的人选必须要通过选举才能找到，必须要通过选举才能服众。 

为什么通过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更容易服众？因为人有壹个心理规律：人更容易嫉恨靠幸运出身获得财产和地位的人，而不是倾向于嫉恨靠自己的能力公平竞争得来的财产和地位，甚至不那么嫉妒象毛泽东那样的祸国殃民的僭主，因为毛泽东壹伙的江山是靠他们自己别著脑袋打下来的。受这种心理规律左右，民众更容易嫉恨靠世袭或其他私相授受形式获得权力的政治领导人，除非靠世袭或其他私相授受形式获得权力的政治领导人表现出卓越的才干和德行，就象俄皇彼得壹世、蒋经国、赵紫阳那样。只要是通过真实普选产生的领导人，即便其掌权后的表现差强人意，通常民众对之的憎恨情绪也没有对壹个非选举产生的糟糕领导人那样强烈，因为有壹个浅显明了的逻辑可以消减民众的憎恨情绪：领袖是民众选出来的，民众选错了人，就得为之承担后果，也就是俗话说的“自作自受”。 

当今中国，在显性君主传统已经彻底湮灭的情况下，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位的人选非通过选举，长远来看是不能服众的。新的自由中国的第壹任国家主席的人选可以由终结中国共产政权的功勋最为卓著者终生担任，因为开国的巨大功勋足以服众，但是第二任、第三任国家主席人选就不能不通过选举产生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破旧立新的功勋可以支撑起威望，他们首先要靠选票服众。

未来中国国家主席应当靠选举产生，但是这种选举却不能模仿美国的总统大选，因为两者的情况有著重大的差别，而且中国的国家主席制度不能承受美国式大选的弊端：

首先，美国总统的任期只有四年，如果竞选的壹方这次败选，四年后就有机会卷土重来，再次问鼎总统宝座，而且，美国总统竞选是政党人之间的选举，参选总统败选者，仍有机会不久当选国会议员，因此美国总统选举的胜选方和败选方落差不是很悬殊，不会出现壹输全输的情况；而未来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终身，因此，如果采取美国总统大选那样的选举形式产生国家主席，竞选者壹旦败选，就是终生性的失败，几乎不会再有机会，再加上美国式的大选劳师动众、社会耗资巨大，壹旦败选，不仅对竞选人、而且对其社会支持势力，都是特别沉重的打击，因此容易产生各方输不起的情况，因而就会出现特别残酷的政治竞争，很容易导致竞选各方不择手段、甚至造成政治动乱。

第二，无论在哪个国家，拥有较好素养和判断力的人都是少数，大多数民众都是理性薄弱、缺乏判断力的壹群。因此，民众在评判竞选人时，普遍会侧重于竞选人的形象、口才、礼仪等外在东西，而对于治国理念这样的较深的理性问题却无能鉴别和把握，而执政理念对于国家领导人选来说恰恰是壹个首要的问题，因而大选往往不能选出执政理念最适宜的人选。仅次于执政理念的考量项是治国能力，由于民众的局限性，大选也往往不能选出治国能力最卓越者，因为外在形象好的人并不见得能力强，比如，英俊潇洒的人不壹定聪明、口才好的人不壹定有远见。因而，大选总是能够选出口才和外在形象优越的领导人，却往往不能选出执政理念和治国能力的最优者，美国的历届总统们就是最好的说明：美国总统们绝大多数俊朗潇洒，但是除了林肯、罗斯福、里根两三个杰出的外，绝大多数美国总统平庸无能、乏善可陈，有些不如其下级、甚至理念和能力愚不可及：尼克松离开了基辛格，就寸步难行，他奉行基辛格路线，对中共和越共大行绥靖政策，导致越南被赤化、中共国占据联合国常任理事席位，贻害至今；杜鲁门眼光远逊于麦克阿瑟将军，在对付共产主义扩张问题上愚蠢顽固、昏招迭出、壹手成全了整个东亚大陆的赤化，成为千古历史罪人。

美国式大选的另壹个弊病就是选举受媒体的影响巨大：只要有雄厚的财团支持，壹些并不杰出的竞选人在选举智囊团的策划下、通过对媒体的掌控和充分运用，就可以包装出壹个大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政治家”，这种包装出来的“优秀政治家”往往能击败竞选财力相对不雄厚的竞选者。麦克阿瑟将军壹手奠定了日本自由和繁荣的基础，他的才干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领域，他的政治才干远在杜鲁门之上，如果二战后麦克阿瑟能够坐在杜鲁门的位置上、或者他能够主导美国对华政策，中华民国决不会丢失中国大陆。但是麦克阿瑟在总统选战中却不是杜鲁门的对手，为什么呢？因为老麦壹则个性强，不如杜鲁门勤于迎合讨好选民大众；二则麦帅不象杜鲁门那样有雄厚的财团支持。

总之，以上两种弊端，基本上决定了美国式大选只能选出形象较佳和善于投合大众喜好的政客，往往不能选出治理国家的最佳人才。不过，美国的短暂的总统任期制却能够颇为有效地消减大选弊端带来的危害：当壹任美国总统因为施政的庸劣造成的不良后果后显现后，下壹任新总统就必然立即纠正前人施政的偏差，以顺应民意，尽管新总统的能力很可能比其前任好不到哪里去。

由于中国没有自由民主的土壤，未来中国脆弱的宪政民主政权经受不起大选选举国家元首的弊端，因而在国家元首的选举上，中国不适宜采用大选，而必须走壹条重视壹人壹票选举政党，国会席位根据政党票的得票比例进行分配，然后国会选举国家元首的内阁制道路，这条道路必须能够避免总统制的重大弊端。 

从理论上说，内阁制的选举比起总统制的选举主要有如下优势： 
   

内阁制的国家元首选举是小圈子选举，远不如大选对社会的牵动面那样广泛、那样耗资费时，因此选举远不像大选那样容易引发社会动荡。
   

内阁制重视将人民的理性和鉴别力放在政党理念上边，总统制的选举重视参选人的个人魅力，内阁制适合中国人喜欢关注政党政治倾向喜欢根据对方是左派还是中间派还是右派做出判断的思维方式。
   

只有明确选择政党理念，才可以充分体现出民意主导国家意志的民主权利。
   

总的来说，人民投政党票选出国会成员，然后国会选举产生国家元首的选举的效率比总统制的大选更高，但引发动乱的可能性却比大选小得多；内阁制的选举虽然因为缺乏广泛的参与性而在民主上打了折扣，但其选举的结果（当选的人物）却比大选更加稳妥。

那么，世上有没有这样的选举？有，天主教教皇的选举为中国人提供了壹个选举德高望重权威人士的绝佳范例： 
   

教皇选举程序之第壹步：新教皇的选举在前任教皇去世后最晚不超过二十天之内举行；教皇选举的地点是罗马市的西斯廷教堂，会议的场所是封闭的和严格与外界隔绝的，任何媒体都被拒绝在外；教皇选举会议的参加者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年龄不超过80岁的120名红衣大主教，这些人可谓天主教神职人员中不折不扣的高级精英人士，这120名被统壹安排住在梵蒂冈的圣玛塔宾馆，选举教皇期间不得与外界有任何接触，不得看电视、报纸、写信和打电话。 
   

这种封闭式的选举相较于通行的大选有壹个巨大优势：即阻断了传媒、社会舆论、利益团体势利对选举人的引导、影响和操控，最大限度地保障了选举人享有壹种独立、冷静的选举氛围，这种选举氛围远比狂热浮躁的大选氛围更有利于选出优良的领导人。而且，这种封闭式的选举也能够有效的防止野心家搞串联等破坏选举公正性的阴谋活动。 
   

教皇选举程序之第二步：红衣大主教们在会议开始后就立即进入秘密投票程序，在选票上写上自己心目中的人选名字。与政治选举不同，候选人不需要发表竞选演说。教皇选举反复进行很多轮投票，在34轮选举之前实行三分之二多数票胜制，如果仍然未决，则在决定是否采用简单多数制或者得票最多的两位对决选举。因此，教皇选举会议的时间最短可能要几个小时，最长可能要持续几周。 
   

这种不限候选人提名名单的秘密投票选举方式，比通行的大选有更广泛、更自由的选择面，而且不易受地域、派系等因素限制，选举人自由提名，也有利于提名自己熟知的对象。多轮次的选举和三分之二多数票胜制远比美国式大选的微弱多数胜制更能消减偶然因素的作用，保证当选人是精英人士中的众望所归者。这种选举就不会出现象2000年美国大选的尴尬：布什与戈尔票数相持不下，引发美国总统难产，最终不得不靠最高法院判决，才得以避免了壹场政治危机。顺便说壹下，这样的事在美国可以藉由法院裁决解决，如果发生在毫无法治传统的中国，对阵双方势必各拉山头、大打出手，导致全局崩乱，所以中国决不适宜采用美国式的大选。秘密投票、不限候选人名单、候选人不需要发表竞选演说，这就会出现：有志角逐者不壹定被提名，没有野心的人不壹定没有机会，就很有可能出现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现象；这同时也导致相互竞争者模糊不清，远远不象大选竞选那样“敌我”阵营泾渭分明，使得选举团中的有志角逐者难以确知自己的竞争对手是谁，从而既大大减少了勾心斗角的空间、也大大消减了败选的挫折感和怨愤。另外，候选人不需要发表竞选演说的制度不仅大大节省了时间，也杜绝了竞选者利用言辞和外在形象的片面优势媚众取宠的渠道。 
   

教皇选举程序之第三步：选举每进行两轮，之前的选票就被烧毁，烧毁时加上些沥青，外界就会看到西斯廷教堂的烟囱中冒出黑烟，外界从而知道选举还没有达成最后结果。若选举进行三轮还没有结果，就要休会最多壹天用来做祷告、选举人之间自由交换意见和高级红衣大主教讲话。 
   

选举有了结果后，西斯廷教堂的烟囱中就会冒出白烟，这就是告诉外界已经产生了新的教皇。新教皇随后到梵蒂冈圣彼德大教堂的阳台上被介绍给等候在广场上的信众。 
   

烧毁先前的选票，既保证了投票的秘密性，也使得偷票、造票、改票等舞弊行为很难进行，以微小的成本和简易的方式，堵住了选举工作人员参与舞弊的漏洞。封闭性的选举自然可以消除外界的干扰和操控，但却难以向外界传达选举的信息，这就带来壹个问题：外界急于了解选举的进程而不能了解，就会激发各种传言和小道消息广泛流传，这在多轮投票未能产生胜选人、选举时间表被迫延长时尤其如此，这时，壹些不择手段的政治野心家可能会乘机散播谣言、煽风点火，把政局和社会推向动乱。因此，封闭式的选举存在壹个在保持封闭的前提下把选举的进程及时公之于众的问题，罗马教皇的选举制度，就十分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以烧毁选票时冒烟作为选举进程的信号也是壹种成本低廉而简便易行的传递信息方式，既壹举两得，又不会改变选举的封闭性质。教皇选举的不限提名和三分之二多数胜选制，使得选举人有比大选选民广阔得多的选择范围，但是也比大选更容易造成多轮选举无结果的情况，如果放任这种情况，就容易导致选举陷入僵局或混乱，教皇选举制度中三轮选举不果后的休息制和高级红衣大主教讲话制，就是针对选举多轮不果的平衡机制，以预防选举陷入僵局或混乱。多轮选举不果，就说明选举人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分歧很大，严重缺乏共识，缺乏共识的主要原因壹是缺乏信息的互通有无；壹是缺乏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硬选下去，只能是越选越僵。这时候需要的是权威和共识，暂时中止选举，让选举人自由地交换意见、交流沟通，有助于增加共识；而权威（如高级红衣大主教）站出来发表意见，在这种濒临僵局和混乱的时刻最能够凝聚人心。 
   

教皇选举团的参选人员界定决定了教皇选举的精英性质，精英的理性和判断力远在大众之上，他们远比大众更能选出德高望重的杰出人士；而且精英选举要比大众选举--大选秩序良好。罗马教皇选举制度历经了几百年，没有出现大的动乱，至今仍然能够有效地维护最高教权的承袭、维护天主教的运转，这就证明类教皇选举的精英选举道路是壹条可行之路。教皇壹旦当选，终身任职，身为天主教世界的精神领袖，这壹点与未来中国国家主席的理想设计相合。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五百年来，天主教能够历经宗教和政治挑战的惊涛骇浪而始终不衰，至今仍然是世界上信徒最多的宗教教派，也是全世界宗教中体系中最大的世界性宗教，教皇的权威和维系作用是主要原因，而反观那些在文艺复兴时期否定教皇、分裂出去的“新教”各教派，则已经分裂成多如牛毛、林林种种的新“新”教派，如今难成体统，这些教派必将因无休无止的分裂而进壹步势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因为基督教各派新教没有壹个类教皇那样的统壹的权威领导，群龙无首。 
   

教皇的权威和维系作用，正是未来中国政权理想设计所追求的国家主席应该发挥的作用。 
   

综上所述，天主教教皇选举制度是未来中国国家主席选举制度的最佳仿效范例。 

参照教皇选举的形式，未来中国国家主席的产生办法可以这样设定： 
   

未来中国首任国家主席由在瓦解中共政权的行动中作出最大贡献者担任，瓦解中共政权的行动中作出最大贡献者包括：倒共军事政变的首义指挥者、叶利钦式的人物——中共高层中发动政变，结束壹党专制的领导者等等。首任国家主席去世后，后任国家主席均由选举产生，选举办法是： 
   

壹，现任国家主席去世后，参议院议长在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监督下，在三天之内向政府总理提交书面函，要求政府在七天之内拨出国家主席选举专款，如果总理未能如期拨款，参议院议长或最高检察长可向最高宪法法院控告总理渎职。 
   

二，新任国家主席的选举在前任国家主席去世后最晚不超过二十天之内举行；国家主席选举的地点是未来中国首都（如南京、武汉）的国会大厦，会议的场所是封闭的和严格与外界隔绝的，任何媒体都被拒绝在外； 
   

三，国家主席选举会议的参加者是未来中国参议院的年龄不超过80岁的约200名参议院，这些人可谓未来中国社会中不折不扣的高级政治精英人士，这200名选举人被参议院议长统壹安排住在首都某宾馆，在选举国家主席期间他们不得与外界有任何接触，不得看电视、报纸、写信和打电话。 
   

四，众议院和最高检察院各派壹名监督员列席会议进行监督，如果两名监督员或其中壹名监督员认为选举不公正，则提交最高宪法法院大法官裁决，以大法官的裁决为准。 
   

五，参议院国家主席选举成员在会议开始后就立即进入秘密投票程序，在选票上写上自己心目中的人选名字。参照教皇选举，候选人不需要发表竞选演说。国家主席选举反复进行多轮投票，在34轮选举之前实行三分之二多数票胜制，如果仍然未决，则在决定是否采用简单多数制或者得票最多的两位对决选举。因此，国家主席选举会议的时间同样最短可能要几个小时，最长可能要持续几周。 
   

六，选举每进行两轮，之前的选票就被烧毁，烧毁时加上些沥青，外界就会看到议会大厦的烟囱中冒出黑烟，外界从而知道选举还没有达成最后结果。若选举进行三轮还没有结果，就要休会最多壹天，让选举人之间自由交换意见，同时，参议院各政党领袖发表讲话。 
   

选举有了结果后，议会大厦的烟囱中就会冒出白烟，这就是告诉外界已经产生了新的国家主席当选人选。新国家主席当选人选到议会大厦的检阅阳台上被介绍给等候在广场上的众议院议员、政府成员以及国家各机构代表，同时举行隆重的新国家主席就任仪式。如果新的国家主席当选人选是某政党成员，他必须首先公开声明退出某政党。在就任仪式上，政府总理、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分别代表政府和国会，向新任国家主席宣誓效忠，新任国家主席向宪法宣誓效忠。 
   

如果新的国家主席当选人选不在首都，国家主席就任仪式则在三日内举行，由参议院、政府、国防军各派壹名代表前往其所在地，专程护送新的国家主席当选人选进京。如果新的国家主席当选人选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则国家主席选举中得票第二多的人当选，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的当选人选仍然必须出席新国家主席就任仪式，再仪式上公开声明自己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的意愿。 
   

新国家主席就任仪式举行后，在壹个月之内，必须举行阅兵式和军队宣誓效忠仪式：新任国际主席身著戎装，检阅国防军各兵种仪仗队；国防军各军种最高将领向新国家主席宣誓效忠。 
   

新国家主席就任后，其本人、妻子、儿女终生由国家发给高新薪俸。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消减国家主席可能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念头、最大限度地消除以权谋私的动机。 
   

未来中国国家主席的这种设定，首先充分满足了实现中国政治进步的壹个必要条件——人格化的引导。 
   

中国社会是壹种奇特的人治传统的社会，维持社会的主要是人格化的力量——皇帝（天子）和各级官僚（青天老爷），“天子”的天命权威（包括共产党的“历史必然”论的天命权威）、老百姓对圣主（包括“伟大领袖”、“英明领袖”、总设计师之类）和各类“包青天”（包括“党的好干部”）的期盼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强效粘合剂。两千多年来，法律和规则在中国从来都不具有维持社会的重要功能，它们只是作为人治的辅助工具，通过人的力量发挥辅助作用。中国有句古话说：“国不可壹日无君”，中国的老百姓习惯有个皇帝、习惯有个主席，否则就无所适从，进而为所欲为，直至天下大乱。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社会可以缺少法律而稳定，却不能在没有权威人物的情况下稳定：当年刘邦以个人的领袖魅力，仅以“约法三章”就迅即稳定了秦朝崩溃后大乱的关中局势；民国初年，随著袁世凯、孙中山的先后死去，中国没有了权威人物，立时陷入全国性的内战当中，直至由苏联扶持毛泽东共产势力以极权恐怖手段树立毛泽东这个“大救星”，中国社会才恢复稳定——极端专制下的稳定。 
   

民国的混乱直接来源于君主制的废除，可以说，正是皇帝权威的消灭成全了中国的共产极权。中国的老百姓习惯有个皇帝、习惯有个主席，只有通过皇帝、主席这种人格化的最高权威才能够稳定中国社会，进而才能够逐渐引导中国民众、中国社会的观念和文化传统转向宪政文明，和国际政治文明接轨。 
   

总而言之，中国需要人格化的国家象征、民族象征，中国需要人格化的权威，非此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甚至不能维持社会的存在，也就是说，中国需要君主，或君主的等同物。当今的中国，历经了中共大半个世纪的几乎全方位的破坏性统治，生态环境和和包括社会道德在内的人文环境都比民国初年远为脆弱，中国再也经不起大的折腾了，在共产政权瓦解后，如果没有保障人格化权威的机制迅速稳定局势，中国坠入大动乱深渊的可能性非常大，壹旦中国坠入大动乱深渊，国家民族势必解体，“中国”可能成为历史名词！ 
   

因此，中国决不能再乱！ 
   

未来中国国家国家主席的这种设计，就是最大限度避免中国再乱的设计，它结合当前中国的国情，以壹种现代中国人能够接受的现代的方式复辟传统中国的的君主制，并且开创壹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君主立宪制政体——虚君共和制政体。未来中国国家国家主席的这种设计，既充分地利用了民主制度在任贤举能上的优势，又避免了民主制度容易引发的混乱，以及庸俗、浮躁等缺陷，这就避免了传统中国社会因民主缺失而停滞僵化的痼疾，又合乎中国人特别怕乱的民族心理特点；这种设计，充分地发挥了人格化力量对国家、民族、社会的粘合、稳定、引导作用，这特别适合中国人格化的政治文明传统，它也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中国因为共产政权崩溃而分崩离析。 
   

综上所述，未来中国国家国家主席的这种设计，是壹种使中国以最小的代价向宪政文明转型的设计。 

有了“虚君”——未来中国国家国家主席的设定，还必须有壹个相对独立于国家元首的政府首脑的设计，因为国家主席不能兼任政府首脑，否则未来中国国家政权就会变成独裁政权；而且，作为最高精神领袖的国家主席壹旦兼任政府首脑，国家政权就会变成政教合壹的专制政权。因此，未来中国政府的首脑--总理必须由另外的人担任。由于国家主席任期是终身制，因此，总理不能由国家主席单方面任命，除非有非常情况，否则，政权就失去了民主的性质，总理必须由比国家主席选举更大范围的选举产生，而且任期必须短暂，比如四年左右，这样，就可以平衡产生国家主席的精英选举和国家主席的终身制任期。 

就选举的广泛程度来说，象美国总统大选那样的全国性选举是最广泛的选举，但是因为中国丝毫没有民主传统，而且幅员广阔、各地的民情和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差异很大，因此，在中国举行象美国总统大选那样的全国性选举成本和难度都巨大，中国特殊的国情、民情，决定了未来中国最适宜采用内阁制选举的方式产生政府首脑。 

具体办法为：按照各个政党在参议院、众议院所占议员席位的总数统计出在国会占多数的政党--多数派政党，中央政府由多数派政党组阁，多数派政党领袖自动成为政府首脑--内阁总理，并呈报国家主席批准，由国家主席履行任命仪式。 

这种选举方式虽然没有美国式的大选那样轰轰烈烈，但是却远为简便易行、安全稳妥，而且不需要媒体造势、竞选演说、拜票等壹系列竞选活动，它比起美国式的大选，节省了巨量的成本开支；而且它不依赖媒体的炒作，也更能保障选举的公正。 

内阁制选举由于简便易行，看起来好像没有选举，实际上它的民主性壹点也不逊于美国式的大选。因为根据宪政民主的原则，国会（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都是由全国范围内的分区直选产生，每个选区选举自己的参、众议员人选，由于壹个选区的选民壹般来说更熟悉本选区的候选人，而且候选人可以有若干个，所以当选的议员实际上要比在全国范围内选出的壹个总统更能代表民意；而且，分区选举几百个议员要远比在全国范围内选举壹个总统更加简便易行、成本低廉，也比全国范围内选举壹个总统更不依赖媒体，因此也更加公正。 

具体来说，内阁制选举以及内阁制具有以下种种优点，因而特别适合共产政权崩溃后的中国： 

壹，内阁制总理选举简便易行、成本低廉，有助于迅速稳定局势和长治久安。 

由于中共的垮台必定是突如其来，共产政权崩溃后的中国因为专制权力的陡然消失而坠入管制的真空，经济危机、社会道德败坏、再加上巨大的历史积怨，必然导致社会秩序大混乱，如果新国家的中央政府班底不能迅速确定，就无法迅速恢复秩序，就会演变成全国性的大动乱，各少数民族地区乘机独立，中国很有可能因此而不复存在；或者，前中共军队将领中的野心家眼见新政权无能，而乘机以“稳定”为号召，发动兵变建立军人独裁政权，以军管恢复秩序。 

因此，中共垮台后，新政权组组织政府是当务之急，但是，在共产政权崩溃后的混乱境况下又无法进行全国范围的民主选举：届时如果立即采用美国式大选选举政府首脑，在壹个毫无民主传统、民主经验、传统糟粕和共产党文化流毒泛滥大国，无异于引爆全面动 乱的核弹，今日之伊拉克就是前车之鉴。若采用内阁制则容易解决这个问题，届时可以由国家主席紧急任命临时内阁总理、由总理组织临时内阁，先铁腕恢复社会秩序，等到局势稳定后，在国家主席的监督下进行参、众议员选举，选出新国家第壹届国会，再由国会中的多数党领袖出任新国家第壹任总理；或者，中共倒台后，暂时由国家主席统领大局，先以军管维持住秩序，在军管的基础上大赦海内外民运、异议、宗教信仰人士、邀请海外人士回国、登记政党，在枪杆子保护下新国家国会选举，产生总理及新国家首届政府内阁，待新政府正常运作之后再结束军管。 

中共垮台后，中国的新政权必然面临财政困难、秩序混乱、动乱山雨欲来的严峻考验，要度过危机，稳定是关键，而稳定局势的关键又在于新政权能否尽快地确立新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中央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由于在全国范围内选举数百个国会议员要远比在全国范围内选举壹个总统要简便易行、成本低廉、且所需时间较短：内阁制的选举，国会议员由分区直选产生，程序简单明了，耗资较低；而美国式的大选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多轮筛选，最后决出的继位候选人还必须进行全国性的竞选，这就劳师动众、耗资费时得多，而且其选举难度与国家幅员成正比--国家越大、难度越大，这显然最不适合中国这样壹个毫无民主传统的大国。更何况，中国民众严重缺乏自由民主素养，几乎没有任何民主实践的经验，实行内阁制选举，选区较小，席次众多，技术、成本、失误的机率都比美国式的大选小得多，这就特别适合中国民众的民情：以中国民众的素质，要顺利地选出壹个总统很难，但要选出壹个国会则相对容易得多，因此，内阁制的选举可以使中国避免很多麻烦和危险。 

由于内阁制的选举远不如总统大选那样竞争激烈和具有赌博性，因而不容易引发社会阶层、族群撕裂和暴力冲突。 

在总统制的选举中，全国只有壹个唯壹的胜利者，胜者全胜，输者全输，候选人只要相对多数票就可当选，选票总数的差距对最终结果不具意义，胜者全赢，败者全输，这使得总统选举过程变得很激烈，很紧张，这种决斗式的选举显然最不适合中国人的民情，因为受两千年的文化传统以及共产党党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毫无按游戏规则进行政治竞争的习惯，也不具有承受这种激烈的按规则“单挑”的心理素质，壹旦竞争激烈起来，中国人就很容易不择手段，届时，形形色色的袁世凯、毛泽东就会跳出来蛊惑人心、弄权乱国。去共产党化的未来中国，至少有二、三十人时间是宪政民主的脆弱期，文化糟粕和前朝遗毒广泛存在、肆行猖獗，共产前朝遗老遗少、李光耀分子等专制独裁势力必然蠢蠢欲动，自由民主的社会基础薄弱，如果采取总统制的选举，必然天下大乱，为专制独裁势力所乘。 

而内阁制的选举，胜利的果实不是为壹个人所有，而是由众多的当选者共同享有。在内阁制下，由在国会占据多数议席的党派推选总理，组织政府，而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的胜利是壹批人的胜利而非仅仅壹个人的胜利， 而且，为了政府的有效运作，多数党壹般需要和少数党建立某种联盟，这对国会的少数派政党议员来说又是壹种发挥影响力的机会，他们因此而会对在国会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寄予更多的期望，这就会增加他们当选议员的胜利感，而在总统制下，国会里的少数党议员基本上成了摆设。 

综上可见，采用内阁制要比采用总统制更容易选举政府首脑、组织政府，这非常有助于稳定，也就是说，内阁制非常符合去共产党化非常时期中国的需要。由此可见，内阁制选举竞争的尖锐性远不如总统制选举，而且选举结果相对较公平，这就非常适合未来中国建国初期的需要。 

二，内阁制有助于政权的持续稳定，不容易诱发反体制的内讧，如暗杀、政变。 

在总统制下，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可以行使否决权；另壹方面，国会又有权否决总统委任的官员人选；而总统所在的党又不见得是国会的多数党，因此，总统与国会的矛盾会经常发生，现实世界中的总统制国家，总统与国会闹僵的例子比比皆是，最近有乌克兰、罗马尼亚，美国总统布什因为伊拉克战争问题，与国会也搞得很不拢。而与之相反，在内阁制下，由于总理本身就是国会多数党首领，总理与国会协调壹致就容易得多。 

在总统制下，总统无权解散国会；同时国会也无权解除总统职务，国会对总统的弹劾权只能针对总统的违法行为，而无法针对总统的政策性失误；并且，总统壹经选出，其政策再怎么壹塌糊涂 ，也没有壹种合法的方式在其任内将其更换，例如，美国杜鲁门总统在1945年～1949对中国实行亲共弃蒋的愚蠢政策，导致了整个东亚大陆被赤化的恶果，美国在亚洲的国家利益遭受重挫，至今难挽被动局面，当时美国国会壹度对杜鲁门政府怒不可遏，但却莫可奈何，杜鲁门、哀奇逊的亲共路线继续肆行无阻，要不是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等人还要把台湾丢给中共去“解放”。因为总统制的这种僵硬，在不成熟的民主国家，容易诱发政权内部反体制的严重冲突，甚至流血政变。最典型的例子莫如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国会（国家杜马）新国家成立不到壹年就兵戎相见：国会领袖哈斯布拉托夫等人组织武装对抗总统，煽动民众走上街头，企图发动“第二次十月革命”；叶利钦则调集国防军进京，于1992年10月4日炮轰白宫，生擒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等人。俄罗斯的国会与总统之争虽然以总统的彻底胜利收场，但是却付出了壹千多人死亡的代价，而且，埋下了威权独裁政治的隐患：“十月事件”之后，叶利钦顺势加强总统权力，普京则进壹步加强总统的独裁权力，至今，俄罗斯的宪政民主框架已经模糊，而壹个威权独裁的政治体制逐渐清晰。 

由于中国的自由民主传统及民众的素养尚不及俄罗斯，壹旦未来中国出现“十月事件”和“府院之争”的情况，其后果只有比俄罗斯更恶劣，很可能因此导致新政权站不住脚、共产政权复辟。 

而在内阁制下，国会多数党可以通过党内程序更换总理，国会也有权通过不信任议案更换内阁，总理也有权解散国会，重新进行国会选举......因此在内阁制下，国家政权内部的矛盾更能够通过体制内程序解决，虽然这种内部矛盾可能造成总理、内阁、国会更迭频繁，但正因为内阁制拥有充足的合法化解危机的渠道，在内阁制下，政权内部矛盾激起政变等颠覆性事变的可能性很小。在现实世界也可以看到：同是前共产国家，实行内阁制的国家普遍比实行总统制的国家稳定，比如：实行内阁制的波兰、匈牙利要比实行总统制的俄罗斯等国稳定得多；内阁制的日本远比总统制的韩国和菲律宾稳定；内阁制的加拿大要比总统制的美国和墨西哥稳定；壹直奉行内阁制的英国和北欧则是全世界最稳定的国家。 

由于中共的邪恶统治，当今中国社会道德败坏、宗教信仰缺失、人心普遍混乱堕落，现在的中国人，无论草根百姓、权贵精英，都严重缺乏共识、相互猜疑、嫉恨；中国人又有深厚的内耗传统，因此，中共垮台后，新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内斗频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内阁制富于弹性和韧性的机制，能够提供较大的缓冲空间，消减内斗的张力，避免内部矛盾聚变为颠覆性的体制破坏力量，因此，未来中国政权壹旦采取内阁制，吵闹和人事更迭固然会很频繁，媒体也会大放厥词，表面显得很混乱，但毛泽东式的人物出人头地的机会却很少，而且，体制内宣泄的渠道较多，也可以缓解促成反体制行为（如政变、暗杀）的压力。古话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既然中国人的内斗难以避免，我们宁愿要伤皮不伤骨的小打小闹，哪怕是天天打闹，也决不能要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和地震。 

三，内阁制能够使中国民众更快地适应新政权，向内阁制的体制转换也比其他政体形式的转换简便易行。经过中共大半个世纪的统治，中国民众，无论是精英还是草根，对中共政权的政体形式比较熟悉，对民国、清末的政体形式早已淡漠，对当今世界的民主政体组织十分生疏。中国的知识精英分子虽然对美国、台湾的民主形式谈起来头头是道，却仅仅停留在纸上和嘴上而已，现在的中国人毫无组织宪政民主政体的经验。人的心理规律是：对生疏的东西本能地加以排斥，因此，中国草根民众必然难以适应与中共政权政权的政体形式迥然不同的新政体，比如说总统制政体；异议知识分子虽然有壹股在政体上追新逐异的理想热情，但由于毫无实践经验，又缺乏共识，因而很容易在受到挫折后陷入混乱，这就会造成未来中国，面临新政权难产或夭折的巨大危险。因此，未来中国国家政权政体形式不宜采取与中共政权政体形式截然不同的形式，而最好能沿袭中共政权政体的某些形式。 

内阁制就能做到这壹点。在内阁制下，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由不同的人担任，政府首脑称总理，只负责处理具体的国计民生等行政事务，不承担国家首脑的职责，这就与中共政权的现政体有形式上的共通：中共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由不同的人担任，政府首脑也称总理，现中共总理温家宝只负责处理具体的国计民生等行政事务 ，不承担国家首脑的职责，接见、出访等外事礼仪活动多由国家主席胡锦涛主持，军队也由国家主席掌控，中共总理无权过问军队事务。可见，在中共政权的现政体中，国家主席位高而务虚，国务院总理位低而务实，这与内阁制的精神是壹致的。 

因此，将中共政权的政体转换成内阁制的宪政民主政权政体要远比将之转换为总统制或其他形式的政体简便易行：只要废除由共产党党魁垄断国家主席壹职的制度，实施国家元首无党派中立化，再撤销国务院、各级政府、人大、政协、公检法等国家机关中的共产党组织就可完成转型，“国家主席”、“国务院”和“国务院总理”的名称大可保留无妨。 

向内阁制的转型，可以大大减少中国向宪政民主国家过渡 

的政治风险和混乱，又由于新政体在形式上为中国民众所熟悉，可以大大缩短民众适应新政权的时间，这对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的好处不可估量。 

历史的发展往往带有无法解释的诡异之处，中共政权在江西建政之初，本来完全是壹个苏联苏维埃共产政权的克隆版，其后在几十年打江山和坐天下过程中，为了巩固权力而逐渐作了壹些本土化的改变，这使其在形式上有别于苏共政权：今天的中共政权既具有现代国家政体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加政府首脑（国务院总理）二元制的表形；在中共政权中，国家主席（总书记）位高而务虚，总理权虚而务实，国务院作用类似经济内阁，因而中共政权的政体蕴含著内阁制的结构；又由于国家主席（总书记）手握实权，总理领衔辅佐处理具体的政务，因而隐晦地带有中国传统王朝君主（国家主席）加宰相（国务院总理）制的特征。 

由上可见，中共现政权的政体形式，最接近壹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分立的内阁制现代自由民主政体表形，如法国和德国的政体，未来中国国家政权如果采取这种政体形式，可以大大减少中国向宪政民主国家过渡的政治风险和混乱，又由于新政体在形式上为中国民众所熟悉，可以大大缩短民众适应新政权的时间，这对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的好处不可估量。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沿袭中共政权政体的某些形式，决不是沿袭中共政权的专制独裁。中共政权之所以是极权专制政权，根本不是国家主席加国务院总理这种政体形式造成的，而是其壹党专制的体制造成的，中共壹党专制的总纲要点是： 

壹，党政不分，以党控政； 

二，中国共产党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于壹身，凌驾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上。 

中共政权的专制独裁性质主要由中共的三个部门维持： 

壹，中共中央军委，它通过掌控枪杆子，实现对政府乃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劫持和监控； 

二，中共中央政法委，它集全国警察、司法、检查大权于壹身，使得中共作为壹个政党不受任何法律制约，凌驾于法律之上； 

三，中共中央宣传部，它掌控和钳制全国所有的媒体、出版单位，通过“笔杆子”营造虚假的精神舆论氛围愚弄中国民众以维持中共的不法统治。 

只要撤销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政法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再就是撤销政府、人大、政协及各国家机关党组、没收中共各级机关非法占据的国家财产，剔除中共的附体组织，将其革回壹个普通的政党，中国现政权就会发生本质的变化。 

或者干脆壹步到位：解散中国共产党，中国现有的国家政权就会立刻发生质变。 

总之，去除中共政权的专制独裁根本不在乎是否改换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这种政体形式。 

客观地说，抛开壹党专制，中共政体的形式并非壹无是处，它的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的这种形式比起总统制和其他政体形式更有优势： 

首先，这种形式更加适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国历史自秦朝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王朝的的最高权力中枢都采取皇帝＋宰相的设计--皇帝掌控军队，作为朝廷和民族、国家的人格化象征；宰相作为朝廷文官系统的最高首脑，掌控著处理日常政务的相当大的实权，这种形式就具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分立的雏形，里面蕴含著内阁制的种子。明朝以前的历朝历代都设宰相，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废除了宰相制，但在明成主朱棣之后，因为皇帝的个人能力和精力所限，又不得不设立首辅大学士协助办公，后来又设内阁首辅，权力渐增，到明末时内阁首辅的职权已经差不多相当于宰相。满清入主中国后，在政体上倒行逆施，废除内阁和首辅、设立军机处，把君主集权强化到登峰造极，但这种极端孤家寡人的形式在乾隆以后难以为继，不得不加强军机处的的职权以分担皇帝事必亲躬的负担，鸦片战争以后又设立总理衙门，这既是宰相的替代物，也是近代政府的雏形；灭亡前夕，满清于慌乱中重设内阁，载沣、袁世凯先后担任内阁总理大臣，这时候的内阁已经很接近现代内阁制的内阁了。 

中国有著如此悠久皇帝加宰相政体形式，作为最后壹个王朝，满清末年给中国人的留下的历史记忆又特别刻骨铭心，因此中国人非常熟悉和习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分立的的政体形式。中国人惯于期盼“良相明君”就是这种文化心理的表露。 

中共政权政体的国家主席加国务院总理形式就恰到好处地承袭了最高权力形式上的二元制传统，而且，它既与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的虚位元首加内阁制政体有形式上的相通性，在名称用语上又能衔接中国当今的国情和历史传统：由于上世纪的大革命、大战乱和共产赤祸，中国显性君主制统序已经消亡，因此现在在中国构建君主立宪制不可能，甚至不可能使用“宰相”、“大臣”等君主制时代的名词；另壹方面，由于历史原因，“总统”这壹名称对大陆中国人来说又很生疏，过于“西化”，而不容易习惯。中共发明的“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名词就能够衔接历史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因为，经过共产党大半个世纪的统治，中国人已经习惯有个“国家主席”，习惯有个“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已经成为“皇帝”和“宰相”现代称谓。 

可见，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的这种政体形式是中共政权凤毛麟角的亮点之壹，这种形式在中国有著独到的优势，未来中国政体最好保留这种形式。 

四，内阁制更容易选拔称职的国家、政府首脑，这非常适应中国国民素养的现实情况。壹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对任职人选的素养和能力要求是不同的：国家元首要求其任职人选德行、举止、形貌端庄有礼，对能力的要求重在两点： 

壹是协调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以维持国家政权内各派力量的平衡； 

壹是准确把握公众心理，凝聚民心，塑造和凸现自身权威形象，发挥权威影响力。 

而相比之下，政府首脑对任职人选的举止、形貌要求不高，其对能力的要求则重在具体事物的管理能力，壹个好的政府首脑既要有制定政策的眼光和头脑、又必须有推行政策的谋略、手腕。 

可见，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二者对人的要求有很大的不同，适合担任国家元首的人不见得适合担任政府首脑，适合担任政府首脑的人不见得适合担任国家元首。实际上，面面俱佳的全才很少见，通常的情况都是：形貌出众、能说会道、八面玲珑的人缺乏深谋远虑；而老谋深算、精明强干的人形貌和口才不出众、人际关系不佳。结果就造成了这样的现实情况：适合担任国家元首的人往往不适合担任政府首脑，而适合担任政府首脑的人往往不适合担任国家元首。 

如果担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适合人选的角色错位，很容易贻害国家、民族。 

希特勒是个恶魔，但是却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把握公众心理，凝聚民心，塑造和凸现自身权威形象，发挥权威影响力的天才，他是个天才的演说家。本来他这样的人只适合“务虚”，冲顶只能担任虚位国家元首，由于魏玛共和国体制的漏洞，结果却被他攫取了总理的权力，这样壹个邪恶的理想狂主张行政大权的结果是什么？只能是倒行逆施和祸国殃民。 

周恩来英俊潇洒、能说会道、八面玲珑，在中共党内势力残酷争斗中老树常青、东方不败、游刃有余；此公极擅察言观色，在需要的时候对人体贴入微、见微知著...因此成为中共党头号内德高望重的“大儒”，这个人本来适合担任中共国的国家元首壹职，岂奈由于中共国的专制邪性，长于务虚而短于务实的周恩来不得不听从更善于运筹帷幄、更为凶残狡诈的毛泽东，很不合适地坐在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这样的错位结果是什么？只能是对毛泽东的暴政谄媚迎合、助纣为虐，在饿殍遍地之际才施以小恩小惠--“粥恩来”，这居然笼络了大批中国愚民，成就了“人民的好总理”！孰不知周恩来根本是枉为总理，他根本不适合当总理。 

在总统制下，由于总统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职权于壹身，总统壹个人必须同时承担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职责，这个要求就很高，而且适合这种要求的人很难寻觅。因此，经过大选产生的总统人选，常常不是欠缺国家元首的素质、就是欠缺政府首脑的素质。 

并且，在总统制下，总统由大选产生，由于大众和竞选的局限性，在大选中获胜的人往往主要不是因为其所在政党的执政理念，而是因为其口才、形貌等个人魅力，却并非政府首脑所必需，因此，当选总统的人往往没有较佳的政府首脑才能。 

平心而论，美国民族的政治素养在世界各民族中居于最前列，但是经过大选选出的美国历届总统，能够同时都胜任总统职权中包含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角色的，迄今只有华盛顿、林肯、罗斯福、里根四人，其余的总统们不是此长就是彼短，为此，美国在历史上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例如：作为杰斐逊聪明能干、执著而富于理想，但却不擅公关和外交，结果他幼稚的对英政策使美国蒙受了惨重的经济损失；杜鲁门擅长公关、拉选票，在国际政治上却毫无谋略和眼光，他的愚蠢对华政策，导致整个东亚大陆被赤化，美国国家利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并贻祸至今，即使是政治素养很高的美国民族，都照样受到总统制的这个弊端困扰，可想而知，中国民族，或其他政治素养较差的民族如果仿效美国的政体会怎样。 

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职权于壹人的政体，也必然造成最高领导人过于疲劳、不堪重负，这同样会损害工作效果。 

而内阁制下，因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分立，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职责由不同的人分担，就不会出现上述的种种弊端，而且也容易选拔合适的人担任这两种首脑。 

如果采用内阁制政体，政府的首脑由国会中多数党的领袖担任，这就更能找到胜任者，因为国会的议员由全国分区直选产生，壹个政党，如果能够在国会中占多数议席，说明该党的执政理念受到人民广泛的认同；壹个人，能够成为国会中多数党的领袖，说明该人的工作能力受到同僚的认可，这样产生政府首脑比起大选更为稳妥、更能选拔胜任者，因为在大选中，候选人制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形貌和口才，形貌和口才却不是政府首脑最需要的东西。 

由于历史、文化原因，中国人不仅整体上政治素养非常差，而且人才非常畸形，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注重“做人”的培养，而不鼓励人个性、思维能力和创造力，富于个性、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人往往被视为变态或“不安份”，而倍遭压抑，人文领域尤其如此，因此，中国有的是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人，却非常缺乏雄才大略而且聪明能干的政府首脑型人才，现在中共国的国家元首面临后继者无人能胜任的危机，就是这壹畸形的暴露。如果中国采用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职权于壹人的政体，必然导致不得罪人但是却毫无开拓能力的庸才占据雄才大略的开创型政治家能够施展抱负位置，这对于亟待开拓转型、时不我待的中国来说只能是灾难。 

因此，未来中国必须采取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分立的内阁制政体，根据中国的种种情况，未来中国的最佳政体非虚位元首制加内阁制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