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藏人主张 写于 二零一二年

　　贫困根源

　　中共政权这部专制机器有三大功效：首先是绞肉机，它绞杀了数千万生命；其次是洗脑机，培养了亿万知服从不知权利的共产奴仆；更是壹部巨大的榨汁机。中共机器将榨汁功能发挥到极致，先后利用国有制和化公为私的经济改革劫取了巨额国民财富，又在市场化过程以高税费、高通胀、高房价榨干了中产阶级，用准入限制垄断资源、垄断市场、滥发股票、滥印纸币、银行低存款利率及股市疯狂融资抢掠国民财富。用高电价、高油价、高速公路、城市出租车及食盐烟草专卖等壹系列垄断方式榨取民间社会。它霸占著壹切自然资源，售之以高价，用强盗手段养肥国有企业，挤压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独办电视报刊，独霸电信电话，独揽互联网接入，甚至用速度仅为标称网速十分之壹的假宽带欺骗用户。社会共同财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也在其垄断之下，用高价门票勒索游客，或用铁丝网圈占著名海滩山头，修建中央各级高干疗养院，再用纳税人的钱来贴补运营成本，让红色贵族享受免费服务。用暴力征地拆迁大规模征用土地，低价征地，高价卖出。乃至用高教育费、高医疗费、高殡葬费挤干了穷人的最后壹滴血汗。所以民间有顺口溜说：生不起，剖腹壹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壹万多元壹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嫁妳；养不起，父下岗儿下地；病不起，治个感冒两千几；活不起，壹年辛劳四千几；死不起，火化壹个壹万几；葬不起，墓地几万壹平米。[1] 近两年的物价更是没命地疯涨，壹套房子几百万，动壹次大手术动辄几十万，城市的公共墓地也涨到了几十万，北京的重点中小学择校费竟然也有高达几十万元的。有人统计，在北京养大壹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按现有最低标准，要花费50万元左右。生不起，养不起，死不起，这即是平民有“尊严”的“奢侈”生活，中共经济改革最直接的成果。官方总是鼓吹中国人已经跨过小康水平，呈现出壹派盛世中华景象，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世界上真有这种国富民穷的“盛世”吗？有这种让人恶心的“伟大复兴”吗？然而这种“中国模式”、“中国奇迹”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中共引以自豪的，因为国富民穷的实质就是党富民穷。中国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二，按人口均值则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根本算不上国富，按GNP计算还要减壹半，依然是穷国壹个。但共产党实实在在处于有史以来最富裕的时期，中共政权掌握著绝大部分的国民财富，它是无疑是世界上最财大气粗的政党。中共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它是壹个绝对自利型的政党，长期霸占著国家政权，漠视国民福利，民众也就永远摆脱不了贫穷。

　　依照广泛运用的国际贫困标准，以壹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为贫困线，低于社会平均收入的壹半，即为贫困人口。中共的高经济增长率并没有解决贫困问题，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3223.85元，人均日消费是8.832元，按当年汇率折算，相当于1.162美元，这壹消费水平低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生活贫困线标准（人均日消费低于1.25美元）。2010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了壹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以每天消费2美元为下限，中国农民基本上都是贫困人口。根据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的蓝皮书称，城市中等收入者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城市贫困人口为5000万。但按照2011年9月实行新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月收入3500元计算，应纳税人数只有2400万人。参照中国物价水平，3500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壹线城市仅够维持壹个人的低水平生活，几乎没有养家能力，在省会城市也很紧张。纳税起征点的提高，等于随即否定了社科院的蓝皮书。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通常是壹个国家的低收入线，中国约有9亿劳动力，只有不到3%的人收入高于低收入线。也就是说，3500元不过是条温饱线。在经济高增长的背景下，将近98%的劳动力仅能维持温饱。穷人没有享受到高增长的好处，但在恶性通货膨胀面前，穷人却是最大的受害者，2010-2011年的两年时间里，中国人用于衣食等基本生活支出便由物价轮番上涨而损失了四成的购买力。消费水平从温饱线迅速下滑，草根阶层连最基本的猪肉也买不起了。在中国的大城市，月收入不达万元，根本算不上中产阶级，3500元月收入的人都属于穷人，不要说买房，连付房租都很困难。香港单身人士的年薪俸税的免税额是108000元港币，超过的部分才纳税，年收入50万以上的28万人承担了薪俸税总额的87.4%。内地的物价水平已超过香港，由于消失了中产阶级，工薪所得税主要还是由穷人来交。让人愤怒的是，诸多学者愤青还在兴致勃勃地讨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动人话题，畅叙如何拯救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的豪情，壹幅繁荣富足的盛世景象。而美国政府规定，月薪不超过1174美元，即年薪不超过14088美元的个人可获食物券，此薪酬数字是美国贫困线收入的130%。此外还有政府提供的住房补贴，子女上学的免费午餐等等。中国城镇贫困线目前是2009年确定的年收入1196元人民币，月收仅为100元。世界银行有两条贫困线标准：日收入2美元才是贫困线，日收入1.25美元是绝对贫困线或极端贫困线，用于非洲等最贫穷的国家。中国提高后的贫困新标准，仍不到国际极端贫困线的壹半。即使是新标准的增加部分，也迅速被通货膨胀吞掉了，仍然是壹条赤贫线。那些敢于讨论让节衣缩食的中国人如何拯救富裕的美国和欧洲的家伙，不会关心谁来拯救中国穷人，他们是社会上最恶心和最没有心肝的既得利益者。美国的福利制度是照顾穷人，中国的福利制度是照顾富人，这就造成中国用本该照顾穷人的福利去救济美国穷人，让美国穷人不穷，让中国穷人更穷。甚至间接救济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购买高风险债券填补窟窿。何况中国数十年来壹直在用低价商品和外汇债券不停地“拯救”著欧美经济，并不存在是否应该拯救别人的问题。

　　中国经济经济总量2010年达40万亿人民币，这是中共得以自吹自擂的资本。但民生建设不足，贫困及极端贫困现象也普遍存在著，据世界银行的报道告，按照国际贫困标准（International Poverty Line Standard）计算得出的中国消费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仍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作为木桶理论的短边，这对社会发展起著制约作用，整天吹嘘和谐社会的中共官方也不得不承认，2009年中国每天不足壹美元的赤贫人口仍有1.5亿人，很多前些年脱贫的人又纷纷返贫了。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2009年的人均GDP为3687美元，全球排名第103位，落后安哥拉壹位，领先萨尔瓦多壹位。而日本的人均GDP约为中国的10倍，达到37800美元，美国人均GDP则为42240美元。GDP数据只是国家经济实力壹方面的反映，并不能反映壹个国家的全部实力，相反，却能掩盖著很多东西。外国投资在中国投资产值约占中国GDP的1/4以上，而中国对外出口的50%是外资企业所拥有的。从GDP上看不出壹个国家的财富总量。2010年，中国GDP总量为40.1202万亿元，人均折合4382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世界平均为9218美元。仍属于贫穷落后国家，与壹些非洲穷国为伍。但中共无疑问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财政收入以远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增加著。2011年前8个月，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财政年收入超过10万亿已成定局，远远超过年初制定的8.9万亿和增长8%的目标。政府收入数倍于经济增长，只能用横征暴敛才解释。有人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数据计算，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中国商品价格中的税收成本分别是美国的4.17倍、日本的3.76倍、欧盟15国的2.33倍。水涨船高，按照百分比，物价越高涨，税收越激增，政府在高通货膨胀中不断获取高收益。

　　中国人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政府高税收征来的钱哪里去了？我们简单比较壹下就知道了：2010年香港GDP有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为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人民币，广州GDP为10604亿元，征税3379 亿元。香港税收占GDP的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 213亿元，占税收3%。香港政府2011年向居民派发每人6000元的大红包，深圳广州的政府只知道自己花钱，花不完的钱用来举办亚运会和大运会等面子工程。中国公民不能享受免费医疗，中共却在国外慷慨无度，数十年如壹日，派出常驻医疗队，为非洲国家开展免费医疗。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共政府首次宣布在两年内减免32个非洲国家总额达100亿人民币的债务。截至05年底，减免44 个发展中国家总计198笔价值约166亿元人民币债务。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15000名各类人才，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派出医疗队，援建30所医院、100所农村学校，无偿提供防治疟疾药物。2007年底中国为增强非洲的自我发展能力，决定提供23.77亿元的无偿援助和7亿元的无息贷款2008年6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247亿元；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908亿元；对42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税目为736-1115个，占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98％。2008年6月，向朝鲜捐赠了5000吨航空油和1亿元人民币，共计1500万美元。 2009年3月，提供阿富汗7500万美元贷款全部转为无偿援助。2009年全年，免除了46个国家的400多亿元债务。 2010年2月，中国国务院批准了减免伊拉克欠华债务的80%，约为68亿美元。当月，由于朝鲜货币改革失败，据传中国将向朝鲜提供100亿美元援助。2010年4月，中共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200亿美元贷款。近几年来，中国灾难频发，汶川地震、冰雪灾害、西南旱灾、玉树地震、泥石流等等灾害频发。根据相关数据，玉树地震，国家财政拨款5亿元，西南大旱灾，国家拨款1.26亿元……2010年8月，为支持俄罗斯抗灾，中国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同时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区缺乏饮用水和方便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更为可恶的是，中共壹方面在北京大肆拆毁民办的外来工子女学校，导致大批农民工子女失学，壹方面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牵头的“中非希望工程”，正向民营企业家大举劝募，为“希望工程走进非洲”捐款。计划在10年内于非洲各国贫困地区捐建1000所希望小学，每所150万元人民币，冠名捐建形象样板小学，每所500万元人民币。[2] 不但为贫穷国家免费建设学校，还在发达国家大力开办“孔子学院”，建立网站，中共都是壹掷万金，从不吝啬。

　　在共产主义实践中，实际上是以公有均富的美妙许诺，对私有财产的彻底抢劫掠夺，再通过“全民所有制”这种伪公有制将社会财富集中在共产党手中，形成壹种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党有制”——共产党独占壹切的产权制度。因为中共政权是“党和国家”式的党国体制，党产国产不分，所谓的“全民所有制”是虚伪的骗术，其“国有化”进程就是“党有化”过程。共产党霸占了领土主权也就独霸了全国土地资源，土地上的壹切产出统归共产党支配，在毛泽东时代称之”统购统销“政策。市场化改革中，是通过出售土地使用权和垄断自然资源的经营权，将最大份额的国民财富圈占为红色贵族所有。党对全民财富有著绝对的支配权，用来满足庞大的党政军系统漫无止境的需求，由于全民的政治和财产权利被彻底剥夺，中共无需征求国民意见就可以自行处置“全民财产”。但共产党支配全国财产并无法律依据，未经全民选举的授权程序，所以不存在“全民所有制”的前提，其“国有制”或“党有制”并没有区别，因为“公有制”与公众无关，与国民无关，也是党有制的变称。中共的支配权是用党权政府化的方式，政府是党的政府，党国壹体，党政壹体，再用党的军队来保证红色政权及其党产的安全。

　　中共的每次掠夺是通过枪杆子实现的。在城镇是用没收资本、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等方式，全面实现了国有化。在农村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实现了农村土地和生产资料“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土地产权是操控于地方党政体系。国有土地不必说，集体土地也是党有制，集体成员并无土地的最终处置权，如果国家要征用集体土地，农村集体组织只有协助义务。国有化和集体化可以看作是中共强权体制下的产权制度变革，国有化的完成标志著通过暴力建立的共产政权已经转变成了壹个国民资产的实际占有者。由于共产主义赋予了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共产党在占有国有资产的同时，也占有国民资产乃至个人资产，可通过国有化或没收私人资本及强行征用个人财产的办法来实现党国利益的最大化。虽然在城市又推行国有企业股份制，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但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仍然占控制地位，党仍然是国民财产的最终支配者。国家政治权力与产权的结合，提升了中共经济统制的合法性，从而形成了壹个集政治权、财产权、意识形态控制权于权力阶层的社会政治经济统壹体。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里，公有经济是通过行政性委托代理方式经营的，是为“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公有制运作是通过“党和国家”委托各级政府，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具有法人资格。党和国家作为壹个庞大的资产所有者，必须以分级管理方式将党国资产层层转托给各级政府法人来管理。于是，各级法人代表（官员）通过任命厂长、经理，以行政方式委托具有专业管理知识的企业法人代表来管理经营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法人没有产权，资产的所有者是政府。乡村集体组织的土地产权也是名义上的，以县乡政府的职能部门来管理农村的集体土地，政府征用土地时，集体组织没有抵抗权。因为党和国家拥有领土主权，共产党始终认为统治权与产权是壹体的。中共政府实行代议制，各级人大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名义上代表国民管理全民资产，但壹党体制下，人大代表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皆为党政系统的人，党管干部（公务员）的法律架构使得人大机构及也置于党权之下。虽然有针对农村人口的“四分之壹条款”（先前选举法规定是八分之壹条款，现在上升到壹人壹票了，仍然是纸上游戏），农民个人享有四分之壹政治权利，但农村的民意代表全是党意代表，农民不可能通过人大代表制度实现对政府的监督权和对集体土地的最终支配权。失去国民监督的资产管理权，好比从不检查审计的会计报表，不过是玩弄大众的统计数字而已。全民所有制沦为荒唐的笑谈，实际操控权早已落入各级官员为主的自然人手中，再源源不断流进个人口袋里，形成庞大的红色权贵集团。共产党抢劫了国民财富，宣布为全民所有，再用经济体制改革的办法来化公为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贵族所有制”。共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似乎转了壹圈又回到原点，实际上却是消灭了全民私有制，变成了共产贵族的私有制。这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却是共产革命的逻辑性进程，用枪杆子说话的共产主义是不会选择其他制度结果的。

　　在中共的建国历史上，共有三次大规模的抢劫，第壹次是没收土地和商业资本，以国有化和集体化（人民公社三极所有）为名义，建立共产党控制的国有体制；第二次是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改革，由权贵集团瓜分国有财产，壮大红色贵族资本；第三次是政府用官商勾结来恶意推高房价地价，用金融资本市场以及高通货膨胀率并辅以高税赋高物价全面抢劫国民财富，让中产阶级变穷，让穷人更穷，国民财富以前所未有的迅猛速度向红色贵族手里集中。每壹次抢劫都伴随著大屠杀和大迫害，毛泽东时代杀了几千万人，邓小平时代镇压了学生民主运动，江胡时代镇压法轮功及失地拆迁的穷人，关押良心犯，严厉打击壹切不同意见。共产革命及其经济改革的全部目的，都是为了共产党的权力，都是瞄准了国民财富，最终目的是实现红色寡头专制。抢劫掠夺，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要革命或为什么要改革的根本原因，也构成人类发展史上最恶劣的“中国模式”。这是公开的秘密，舍此之外的壹切辩解和说教，都不是问题的实质。也许有人说，人们的生活不是越来越好了吗？但妳要明白，共产党之所以允许经济的部分市场化，正是为了自身攫取最大利益，权力市场化催生的大批红色贵族是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全面垄断了资源和暴利行业，牢牢占据各产业链的上游，也必须让市场低端的民众随市场流动起来，争取温饱水平，才能掠夺更多的利益。权力导致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就是红色贵族的财富来源，如果权贵集团没有现实利益，它根本就没有改革的动力。近73万亿的M2（广义货币）使政府和国有部门资产膨胀，土地价格上涨，红色贵族的资产头寸急剧膨胀，在流动性急速扩张的能量下，最终汇流形成壹个巨大“堰塞湖”。导致民间资产萎缩，中小企业破产，压制了民众的消费能力。

　　两极分化

　　根据波士顿谘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其中包括存款、 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在发达国家，壹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而另据中共五部门的统计，截至2008年3月底，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 20450余亿元。亿元户中91%是高干子女。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共有超过7万人获得美国绿卡，仅次于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过去30年间，总计有110万中国人获美国绿卡。1978年至2009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为162.0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的总数为49.74万人。蓝皮书指出，改革开放30年以来，移民海外人数已逾450万，移民人数稳居世界第壹。这些都是公开的数字，红色贵族更多的私人财产是灰色的，他们在国外的财产更是无法统计，据“维基解密”网站称，中国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5000个帐户，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员。部级以上和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几乎人人有份。[3] 红色贵族的财产来源于政治经济上的垄断地位，是以掠夺国民财富的办法获取的。正如学者何清涟所说：

　　……中共牺牲了数千万人生命打造的“革命”，其全部意义就是先用暴力将别人的钱抢过来，变成“公产”，再用权力将“公产”化为私产，通过巧取豪夺使当权者成为暴富者。……如今，中国的社会结构依然是底层人民占83%以上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人民依然处于无权状态，官吏的贪污腐败比60年前更上壹个台阶，社会总体失业率也不比60年前有多大改善，农村照样存在8千万左右的‘三无’农民（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只是夺去他们土地的并非地主而是政府。这些事实本身就否定了中共革命的正义性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并揭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欺骗性。中共牺牲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彻底打破了形成了数千年之久的自然秩序，其结果只是将原来居于社会边缘的部份无产者（即中共“革命队伍”的骨干成员）送上了统治宝座，让红色权贵取代了原来的统治阶级，真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与当年国民政府的专制相比，中共政府的极权体制更为苛酷。[4]

　　中共政权获得前所未有的财富，也迅速催生了壹大批党政军贵族。据2007年的统计，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而在财富的积累中，股市、房地产、资源型企业和金融行业，尤以房地产对民众的掠夺最为严重。同时，社会分配与福利向政府公务员严重倾斜。从03年至08年，政府财政收入从占GDP总量的五分之壹增至四分之壹，其中58％用于供养党政人员约7000万人。自2001年以来数次给公职人员加薪，每次增幅不低于15％。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主要覆盖党政人员，医疗费用的80％是为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在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连降22年的情况下，从1978年到2005年，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使得贫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底层民众的实际收入增幅大大低于GDP的增长，还要自付教育、医疗等费用，壹多半的人没有养老保险。学者称中国社会是倒T字型结构，很有道理。据统计，2009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超过1.5万亿元，比全部国有企业交的税还多，不少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已经占地方财政收入50%。这说明中共除了高税收，还有巨大的垄断资产收益，不是没有钱改善民生，而是民众没有投票权来制约政府的横征暴敛。中国是世界上税赋最高的国家，中小企业各种公开的税赋占收入的五六成，还有各种隐形税赋，只好靠压低工资来降低成本，这也是劳工贫困化的壹个因素。与中小企业艰难生存情况相反的是大型国企的暴利，2010年120家央企共实现净利润8522.7亿元，比上年增长42.8%。其中三家石油巨头净利润占三成，移动通讯和电力企业占二成以上。2011年前三季度业报披露，上市公司盈利水平普遍出现下滑，银行却旱涝保收，16家银行共实现营业收入1.66万亿元，超过西部六省同期GDP总和。实现净利润近7000亿元，同比增长三成以上，平均每天狂赚25亿元，工行日赚6亿，雄居行业霸主。以至于有些银行利润太高，都不好意思公布这种为富不仁的盈利水平了。壹些上市国企高管的公开薪金收入是全国平均工资的18倍，如果加上灰色收入和任意挥霍的财富，这些垄断者的实际收入决不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0倍。垄断就是掠夺，保证国企暴利在于挤压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中共集团的财富就是民众的血泪。中国有反垄断法，但专制政权本身就是垄断的，为了维持政治经济的绝对管制，任何反垄断法律的实施都是权宜性和表演性的。

　　与多数人的贫穷相对立的是少数人奢侈，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的资料，2010年中国大陆奢侈品消费共达107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27.5%。中国游客在法国购买免税商品总额达6.5亿欧元，蝉联法国“购物王”称号。中国人到了香港和欧美等地，都以“扫货”方式购物，其豪迈程度令全世界震惊。除了少数人暴富，国库里的钱也是越来越多了，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增至2008年的6.13万亿元，60年间增加985倍，而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60年间仅增长18.5倍。中共在掠夺型经济增长中暴富，8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城市有数千万失业半失业的群体。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约7000万人，却消耗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约为GDP总量的14%）。近年来财政收入约占GDP总量的1/4，全国工资收入只占GDP的12%左右，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约为9亿，除去7000万财政供养人口，8.3亿人的收入总额还比不上这7000万人的收入与福利。如果加上灰色收入，党政官员消耗的国民财富更令人吃惊，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壹年高达1万亿元以上。另据CCTV《新闻1+1》节目中透露，“三公消费”已高达壹年1.9万亿，占行政开支的60%。[5] 中共执政集团的“少数人通吃”表现在各个方面，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壹份《调查报告》称：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疗养院，每年开支约为500亿元，大部分的医疗资源都被权贵们挤占了，那些无钱就医的穷人只好瞪著眼睛死去。据《2005年世界卫生报告》，在各国卫生总费用中，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80-90％，美国政府负担45.6％，泰国政府负担56.3％。众多穷国如印度、古巴、朝鲜、苏丹、瓦努阿图、缅甸、布隆迪，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如2003年全国医疗费用总额约6600亿元，政府只负担了其中的17％，位列全世界倒数第四位。为支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2010年中央财政支出1389亿元，参加医保人员财政补助每人每年120元，连看壹次门诊都不够。而美国联邦政府的医保支出为8820亿美元，占总支出的23%。中国每年有50％的人看不起病，30％的人住不起院。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政府的公共卫生投入仅占世界的2％。中国卫生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2.7％，而印度为5.2％，美国为13.7％。财政收入在20年里增长了30倍，年均增长率19.5%，远远高于GDP的增速，在“少数人通吃”的法则下，“红色贵族”占尽先机，民众享受到的实惠微不足道。比如中国有名义上的医疗保险，但其实都是假的，因为医药产业是暴利行业，中共从中获取的利益远超过其支出。如心脏起搏器或心脏支架等医疗器材，用到患者身上，都有10倍以上的暴利，堪比贩毒的利润。且很多项目是自费，不能报销。心脏支架壹类的医疗用品、药品要进入医院，不仅要通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确认中标价与供应商，其定价与收费还须经物价部门审批。但无论是地方发改委、卫生主管部门还是物价部门，以及相关的个人，都从这条黑色利益链条中获取了暴利，价格自然不断高涨。哈药六厂是壹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下属企业，属于国有企业，仅生产普通药品，但它的办公楼竟然参照凡尔赛宫的装修风格，建造成壹座富丽堂皇的现代“皇宫”，可见其行业的暴利水平。[6] 再如所谓的城市居民社保也是假的，中央政府补贴55块钱，如果个人每年缴100块钱，等到退休的时候，55元加上个人账户，壹个月仅有七八十块钱。农村的新农保也是这样。靠这么壹点可怜的社会保险只能是饿死，还是等于居民自己解决养老问题。这种社会保障纯粹是骗人的东西，共产党却宣传已经全覆盖了。中国的养老制度是劫贫济富，比如深圳90%的人口是农民工，10%是本地户籍人口，农民工离开时只能取回个人账户那部分，社会统筹部分就留在深圳了。交了壹回养老保险的农民工还是等于没有养老保障，所以深圳2005年就已经积累了90亿的养老金。这些养老金保障了党政官员，因为政府公务员是无须个人交纳社保的，退休时却能享受高额养老金。对于整个养老体系来说，有学者说社会保险其实就是壹个“庞氏骗局”，即下家交了钱给上家用，必须要找到更多的下家，整套系统才能维持延续，否则就会崩溃。现在的问题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60岁以上老人已占总人口的13.26%，为1.78亿，是世界上唯壹壹个老龄人口过亿的国家。老龄化趋势使缴纳养老保险的人数日益减少，领取养老保险的人数越来越多。壹旦下家的交款无法应付上家的支付，养老体系瓦解，就只能是推迟退休年龄或加大财政补贴。1997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来，个人账户中的资金被挪用去发放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个人账户壹直处于空账运行状态。2010年，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1954亿元，仅占全国财政支出的2.2%，而发达国家的退休金壹般占GDP的10%，甚至更高。在经济增速高时，社会养老勉强维持，壹旦经济下滑，情况又会怎样？

　　专制是暴利的保障，暴利用来保障红色贵族的利益，保证特权阶层的最大利益。中国人手里没有选票，便被劫贫济富，养肥那些共党官员。美国大选的平均开支不到30亿美元，即使按30亿算，中共19000亿人民币的“三公消费”大约相当于97.44次美国总统大选开支，且大选费用也不由政府支出。中国没有人权，两极分化必然呈现出利益向上层聚集、风险向下层积聚的趋势，这是中共30余年经济改革的走向。更多体现在官与民的比较中，商业富豪也多有权力背景，中共政府已然沦为纯粹的“自利型”集团。它本身消耗著巨量的国民财富，又没有民权来制约各级官员个人的巧取豪夺，中共遂成为大众贫困的制造者。福利制度全面覆盖党政人员，在住房和医疗保障方面享受特权，政府财政收入也基本上为自己花掉了。而普通民众是“负福利”或“零福利”，其“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自利型政策，制造出世界上最典型的“党富民穷”样本。由贫富分化问题导致的抗争抗暴也呈现上升趋势。所以官方统计局善于玩弄数字游戏来展览改革成果，力图掩盖社会矛盾，例如工资统计只计算吃皇粮的，覆盖面还不到从业人员的15%，因为吃皇粮的工资2008年涨幅高达17.2%，几乎是GDP增幅的2倍，这绝对真是“中国特色”。所以每年公布的全国平均工资，总是与现实相距太远，百姓总是为自己的工资“被增长”而愤怒无比。中国2009年的人均GDP世界排名第99位，可最低工资却排在第158位。在巧取豪夺的同时，官员又享受著的巨大的实惠，如北京房价为全国之最，中心区房价已升至每平米四五万元，所谓“公务员”的购房价每平米仅有几千元，仅为市场价格十分之壹或几十分之壹。官员们通过高地价和高税收从房地产市场榨取了暴利，将民众逼入高房价的死胡同，将体制外的中产阶级整体消灭掉，变为“中惨阶级”，官员个人却却能逃避高房价和税收，两头通吃。如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常年在4%以下，但实际失业率最少在20%以上，因为登不登记对个人没有多少实际利益。马路边摆几斤菜卖，被城管追得乱跑，也可以算作就业。至于农村的失业率，在中共眼里农民连登记的资格也没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了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及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在178个国家中，挪威、澳大利亚、荷兰分列第1至第3位。香港排名13，属于甚高的人类发展地区，次于排名12的日本，日本和香港也是亚洲排名最高的国家或地区。中国排名第101位，属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世界经合组织公布的全球41个国家生活质量调查报告中，中国的 “生活满意度”排名倒数第壹，丹麦、加拿大 和挪威位居前3名。美国居第12位，排在最后但在中国之前的国家有匈牙利、印度、爱沙尼亚、俄罗斯等。国外的统计不壹定精确，但至少比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要准确得多，民众总是在“被增长”及“被幸福”中倍感痛苦。

　　普通人的收入未随著经济的增长而增长，由于房价和石油价格的快速翻番，引起2010年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的轮番上涨，官方虽然将通货膨胀率认定在5-6%的水平，而实际通货膨胀率至有20%，为经济改革以来的第三波恶性通货膨胀，连壹些非主流农产品如茶叶、绿豆、大蒜、生姜、苹果之类，都成为疯狂上涨的投机品。前两次的通货膨胀是物资短缺所至，第三次则是巨量投机资本寻找出路引起的，是政府恶意推高地价和无限制的投机信贷所致。与前两年相比，M1货币供给扩张了56%，M2则扩张了53%，游资充斥，纷纷拥向房地产，将房价推至巅峰，又不断寻找新的投机品种，带动资源类和消费类商品大幅提价，刺激物价全面上涨。这是又壹次空前规模的抢劫，明显带有“劫贫济富”的目的，政府通过恶性通胀抢劫了全民财富，党政军统治集团获取巨大的利益，而绝大部分人生活水平迅速下降，靠工资收入的中产阶层被整体消灭，对城市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及新就业大学生的影响最大。近几年，无论是就业规模、收入水平，还是中产家庭资产，都面临严重萎缩状态。由于权贵集团的巧取豪夺以及政府二次分配（社会福利）严重倾向于体制内，社会财富分配差距出现不断扩大趋势，贫困问题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与之相反的是，垄断行业和房地产投机催生壹大批富翁和“富二代”，中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社会加速两极化，“贫二代”数量增加，社会地位呈现明显的世袭化倾向。90年代末随著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长期以来形成的就业、收入、住房、交通、教育、退休等壹整套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瓦解，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导致城市低收入与贫困人口快速增加。这壹时期不仅因国有企业重组改制直接引发了下岗与失业问题，政府救济不力又进壹步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伴随著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失业率最少在20%以上，而不是官方布的4%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据台湾东吴大学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真实城镇失业率=公开失业率+隐藏性失业率+下岗工人失业率+农村流入失业率= 17.38％，按人口2/3就业算，失业数为1.62亿，有专家指出这还是保守数字。温家宝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上对外国人承认，中国有2亿人失业。在经济增速不减的情况下出现严重的就业问题，是缘于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化，在2009年掀起的“国进民退”大气候下，大型国企越来越肥，中小企业不断衰退。工信部官员透露，目前中国中小企业约4000万家，平均寿命仅2.9岁。而1993年前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为4年，2000年提高到7.02年。中小企业寿命缩短的同时，国有企业垄断性不断增强，压缩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政府在信贷、税收和准入方面向国有企业倾斜，但国有企业的壮大却起到压制就业的作用。在市场条件下，中共显然采取了反市场经济的国有化政策，其目的是将资源和财富最大程度地控制在执政集团手中，就业问题从来不是优先考虑的。经济发展也导致了城市贫困现象日趋复杂化，特别是城镇中的流动贫困人口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这部分人中又以流动性大的农民工为主，目前约有1.2亿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流动人口因其文化素质较低，无固定职业等因素，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城市居民。由于流动人口女子的义务教育和最低生活保障关系在户籍所在地，农民工家属子女在迁入地基本得不这些保障，所以大部分农民工是单身和短期流动，很难在迁入地定居下来，不得不忍受家庭分居、影响子女教育、老人得不到照顾等诸多痛苦。农民工的法定身份决定了他们不能够进入到城市的正式就业体系中来，所从事的往往是非正规部门的工作。非正规就业工人享受不到壹般正规就业者享有的社会福利，就连基本的劳动标准也难以达到，比如工时、带薪假、最低工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

　　自利政府

　　中共政权更象是壹个超级大公司，它的盈利模式就是超级垄断，用权力来垄断经济和民生命脉，其盈利能力便无所匹敌。这种“市场经济”是嵌入在政治威权结构之中的伪市场体制，它既可以由国有企业垄断资源和市场获得超常回报，也同时借公共权力直接获取利益，并生成寻租能力。计划经济可以让共产政权掌握权力财富，但不能提高效率，将资源垄断结合壹般商品的市场化，红色灰色黑色收入便大幅增加。2009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品牌企业有88个，大多数为国家投入巨资的国企，其巨额利润的八成来自垄断性经营，而并非效率有多高。如中石油和中石化，生产效率仅有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二十三分之壹，但其利润在中国却是首屈壹指的。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国有投资失误率为30%，因垄断国企大多由“太子党”把持，无人能追究其责任。所以在这个伪市场体制下，国企对GDP增长的贡献不足30%，就业率占全国从业人员的8%，但职工总收入却占全国职工总收入的65%。那些国企高管更是拿著上千万元的高薪，其黑色收入更难以统计。例如中石化前老总陈同海受贿近两亿，每月交际费竟高达200万。官方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壹份研究报告称，2010年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相比之下，世界平均值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值则为50%。另壹方面，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值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值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 3000%，世界平均值为70%。中国正在走壹条与市场经济国家相反的增长道路，简言之，就是以消灭通常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来催生暴富阶层的少数人受益型模式。主要标志是白领被消灭了，红领壮大了，红色政权的经济增长使“公务员”的新阶级成为壹个特殊的“红领”群体。这是壹个极为庞大的群体，不但包括党政军官员，还包括依附于这些红领的寄生群体，比如秘书、司机、保镖及小蜜壹类，甚至包括民主党派。党政军官员原本就是社会的寄生群体，但依附于寄生集团的寄生群体同样庞大，也有数千万之多。按照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务员法》界定，“公务员”大部分是通常所说的“党政干部”，包括了党、政、群三大系统，其中“党务员”占了很大部分，这部分人的工作是党务，没有公务可言。壹个正常国家里，政党是不由纳税人养活的，包括执政党。而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包括了党政机关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两者的工勤人员和退休人员、农村部份领补助的村组干部，目前规模约为5000万人，加上挂靠在各级部门里的编制外人员，至少有7000万之巨。即使按照8万亿财政收入的44%平均分配在这5000万的“财政供养人员”上，平均年供养金是70400元人民币。据统计，2010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人民币，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财政供养金”是城镇人均收入的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0倍！这还是共开的部分，如果再加上各种名目的行政收费和乱收费乱罚款，以及收受的贿赂利益，“党务员”和“公务员”的供养水平，更是城乡居民的数十倍之多。为了养肥庞大的官僚集团，财政收入屡屡超出预算。全国人大财经委测算，2000年到2005年，超收收入规模为10006亿元，2006年超收达到3920亿元，到2007年上升到7239亿。即便在全球经济低迷的2008和2009年，每年仍有2000多亿的超收。伴随经济好转，超收进入疯狂阶段，2010年超收刷新纪录，达9172亿元。2011全国预算收入是89720亿，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已完成81663.3亿元，全年将达到103700亿元，超收1.4万亿元。从2000年到2011年，全国财政超收收入近5万亿元。还有迅猛增加的卖地收入，2009年仅土地出让金壹项，各级政府空手套得1.8万亿元，据财政部统计，2010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高达30108.93亿元，与上年度相比，增长了70%以上。1989年为4.47亿元，21年间土地成交价款猛增6732倍。同期地方财政收入从1842.38亿元上升为40613.04亿元增长了21倍多。1989年土地收入占地方财政的比例为0.24%，到了2010年，比例竟高达74.14%。相比1989年，卖地收入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增长了308倍。2010年北京土地出让金总和为1639亿元，上壹年的北京土地进账是928亿元。不少城市土地收入超千亿元。其中仅有463亿元用于廉租住房保障支出，占比不足1.6%。政府从房价中拿到的税费等收入，已占房价的70%，政府是推高房价的第壹号杀手，简直是公然的抢劫。所以，GDP越大，政府越发财，人们被剥夺的感觉越强，对前途越没有信心，越发感觉到这是制度问题。

　　中国人的平均收入不及美国的十分之壹，但各种消费品的价格却远远超过美国，低工资享受著高物价，更不要说房价，即使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壹般商品也比国内便宜壹半以上。就是因为物价中的很大壹部分被共产党以种种税费形式拿走了。美国财经双周刊《福布斯》发布报告称，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香港是仅次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全球第二个税负最轻的地方；中国大陆则是全球税负第二重的地方，居于法国之后，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地区。《人民日报》刊文称，《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科学性较差，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理由是，这壹计算方法存在多种缺陷，包括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适用范围很小等。发达国家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因为公民纳税后享受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水平很高，相当于交的税得到了返还。中国正好相反，老百姓纳税之后，政府提供的福利很少，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所以，名义税负不低，实际税负更高。中国还未成为高收入国家，宏观税收负担已超过高收入国家。据报道，目前中国实际税负已经高达32.55%，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18-25% 的税负相比，已经是太高了。其实，福布斯并未读懂中国，都是些表面的依据，中国人的实际税负中有很大壹部分是额外收取的暗税。官方媒体公布的中国预算内外的收费罚款收入共计约21962亿元，超过税收的三分之壹。2009年进入预算内的收费罚款收入为8962.2亿元，预算外的大约为7900亿元，无统计的预算外收费罚款收入估计在5100亿元左右。除了政府允许的收费罚款，另有不公开的收费罚款和乱摊派，很多是进入各行政机关的小金库或个人腰包。比如到行政机关办事，要交规定费用，还要给付办事人员个人好处，否则就办不成事，这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人人尽知其不可抗拒性。例如汽车年审，除非政府机关的公车，个人如果不找与公安车管所有利益关系的代办点帮忙搞定，按正常程序和收费，就永远过不了检测线，壹趟又壹趟瞎跑，额外的收费肯定是正常收费的数倍之多。企业或个人用于向政府官员请客送礼的钱也都是暗税，甚至壹些慈善捐款也要从工资中扣除的，与乱收费乱罚款壹样是强制性的。民营企业的税与费是分开的，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费包括教育费附加、水资源费、社会保险费等，据估算，通常交1元税，就要交0.5-0.7元的费。还有政府部门的有偿服务、强行推销的产品、创收目的的罚款、吃拿卡要等等，各种税费加在壹起，约占企业利润的50-70%。普遍感觉到“税好算，费难缠。”再如高速公路的高收费也是壹种暗税，政府得大头，是政府的印钞机。妳可以走普通公路，但交警就是车匪路霸，随意扣证扣车，勒索钱财。如山西警察连话都懒得说，查车罚款时伸出壹个指头，就表示要壹百元，连白条都不用打，司机人人都懂警察的手势，伸几个指头就自动掏几百元。政府纵容警察充当恶势力，是因为罚款的大头归政府，政府对有罚款权的执法部门下达任务，这些机关的财政拨付是与罚款数额挂钩的。所以警察的第壹任务不是维护交通，而是千方百计弄钱，只有交通秩序混乱才有罚款的空间。中国的特色是：妳可以漠视法律，但壹定要尊重潜规则，潜规则背后是官府强制力下的官员寻租行为，漠视潜规则肯定会吃亏。又如公立中小学校的高额赞助费及公立医院的巨额医疗费和手术红包，对公众来说，也是壹种暗税形式，都隐藏著官府的敲诈。因为多建学校是政府法定责任，医疗费和医生收入也理应由政府支付才对，政府省了钱，等于公众多交了税。国外税收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中国的税收与非税收入平分秋色。无论叫做税还是叫做费或者别的什么，从广义来讲，它也是税负。将这些负担计算进去，中国人的宏观税负高达40-50%。郎咸平教授讲，中国企业交的直接税加上间接税占到了税前利润的70%，政府2011年向个人抽的税高达平均所得的51.6%，是世界历史和中国数千年以来最重的税率。政府征税原则是让民众的税后收入尽量维持在温饱水平，收多了民众没饭吃会造反，收少了政府不甘心，让人饿不死也富不了最好。外国的理念的是“无投票权不纳税”，中国的收税从未经公民授权，是非法征收，纳税人无权过问税收用途，政府不受民权制约，这本身就是纳税人的痛苦根源。法国实行全民高福利，中国则是低福利甚至无福利，真正能享受到福利的是党政官员和公务员。发达国家中有高税国家，比如瑞典，税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税国家，比如美国，税收占GDP的27%。但无论是高税还是低税，他们税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这些功能壹般占税收总额的70%-80%。中国正相反，这些支出比例只占税收总额的25%，大量税收被政府自身消耗了。瑞典的福利覆盖全民，种类繁多，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与壹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美国副总统来中国访问，上街吃杂酱面，喝可乐，数人壹餐仅花费几十元人民币。美国驻中国大使上任时无随从，自肩行李，坐经济舱，都是很正常的事。中国党政官员少的壹年花数万公款，多的壹年上千万元，政治局常委壹级就更多了。国库就是党库，就是私库，早已常态化了。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人为42％，英国为49％，加拿大最好达52％，中国仅占8％。日韩、欧洲、北美政府的行政运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中国是46％，是民主国家的几十倍。民主国家是福利型社会，中国是吸血型社会，政府手中的钱太多了，就大搞面子工程。花几十亿元搞壹个大坟包式的国家大剧院，花几千亿元刚举办完史上最昂贵的奥运会，又花几千亿元举办史上最昂贵的世博会（无偿为非洲国家、甚至为美国支付场馆建设费），各地县乡政府争相建几千万上亿元的豪华办公大楼，修十几万或几十万平米的大广场。甚至乡镇政府或村委会也大建办公大楼及宽阔广场，全世界的豪华办公大楼加在壹起，也绝对比不上中国的多。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是壹仅年财政收仅有3000万元的贫困县，却计划斥资60多亿元建造新城，结果新城建不成，留下壹堆烂尾工程。这些名义上是公共工程，实际上与民生毫无关联，即使成为银行烂帐，最终买单的还是纳税人。因为中央注资冲销银行烂帐，上市圈钱，超发货币，增加通胀，榨取股民，民众的财富大幅缩水。每年临近财政年度之末，各级政府部门便突击花钱，用各种名目把剩余的钱赶快花掉。除了政府机关的自肥，有用没用的“公共项目”纷纷铺开摊子，反复开挖马路，官员们也能从工程项目中收受贿赂，提升GDP。财政收入年年剧增，年末突击花钱也水涨船高，各级政府在2007年花掉1.2万亿元，2008年花掉1.5万亿元，2009年花掉2万亿元，2011年剩下的两个月有超过3.5万需要突击花掉。不是平时很节约，非要集中在年末，而是根本花不掉这些钱，宁愿把钱浪费掉，也绝不给纳税人退些税，分点红。

　　。比如，在外汇储备上是“藏汇于国”，官方外汇储备高达3.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壹，企业和居民的外汇存款仅2500亿美元，与市场经济国家“藏汇于民”形成强烈反差。2010年，日本、德国、英国、美国的民间外汇资产分别高达4.99万亿、6.91万亿、12.78万亿和15.4万亿美元。这些国家官方外汇储备远低于中国，储藏在民间的外汇资产远远超过中国，中国经济改革的壹切政策都是富国政策。中央政府不顾壹切圈钱，各级政府都壹样。经过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出现逆转，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6.8％上升到2002年的55％。与此同时，出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趋势。上级政府把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责任甩给基层政府，基层政府负担不了就把包袱甩给民众，搞什么“买断工龄”、“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等等。公共产品的供给萎缩，个人可支配收入中的消费意愿不足，每壹个人都要为未来不停地储蓄，从牙缝中省出钱来，对前景缺乏信心和安全感。各级政府官员却能从财权上收和事权下放中捞取大量好处，党富官富而民穷，是导致民众满意度下降的壹个重要因素。2011年的壹项《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显示，30个省会城市（拉萨除外）没有壹个城市的居民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排名最高的海口得分仅仅为55.08。根据设计，城市居民对于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得分要在75分以上。该结论是对全国7万户居民家庭调查后得出的，调查涉及生活成本、环境、便捷以及节奏等内容。民众从过去支持改革开放到如今普遍充满怨言，甚至暴力对抗政府，就是对官富民穷现象日益加剧的强烈不满所致。造成普遍贫困化的另壹个因素是通货膨胀不断加快，当今普通人的收入不过是美国人的几十分之壹，贫穷者连百分之壹也不到，而衣食住行类基本消费品价格却全面赶超美国，食品、汽油及房价等，比美国还要贵出许多。由于中国商品大量低价倾销美国，美国人工资收入高，形成低物价高工资的格局。中国用代工商品换取美元，美元流入过多，人民币发行过量，长期处于高通货膨胀率，加上低工资政策，中国是高物价低工资。这就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中，中国人生活水平没有跟上，相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民却享受到了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实惠，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奇怪的事情。民众享受不到应有社会福利，但民众的缴费额却高得惊人，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准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50%，这个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壹，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准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4.6倍。这又是壹种变相的征税，变相的掠夺，增加了民众的痛苦感。自利型政府的改革逻辑就是自肥，甚至附著于政府的所谓“福利”型的事业单位也是自利自肥的。经济学者谢国忠说：

　　人人都知道，中国的储蓄率高达GDP的50%左右。这是壹个简单的公式，即经常性账户盈余＝储蓄―投资。如果经常性账户有问题，要么是储蓄太高，要么是投资太少。中国的投资超过GDP的40%，随便哪个分析人士也能看出，中国的投资比例太高。那么，是中国人民太节俭了吗？中国的家庭收入不到GDP的40%，他们怎么能攒这么多钱？老百姓总是被挤压、被冲击、被踢打问题在于中国的政治型经济。政府部门通过税、费、垄断性行业及高土地价格，积累了大量财富。房地产销售占到GDP的14%。如果价格正常化，比如下降壹半，家庭部门将多支配超过GDP7%的财富，家庭储蓄率大约是33%，这将刺激出5%的国内需求，经常性账户盈余很快就被消化了。中国的教育和健康系统对于大众来说是恐怖的，它在压榨家庭部门方面极具创造力。教师们在过节时需要收礼物，有如此多的节日要过！医院关注的是能从病人身上挤出多少钱，并据此提供相应的服务。中国的老百姓每天都在被挤压、被冲击、被踢打。对于民众来说，说他们有太多的钱以致于表现为经常账户盈余，简直是壹个笑话。中国的经常性账户盈余主要来源于政治型经济。灰色收入庞大，可能占到GDP的10%。这些钱通常会逃离中国，但由于美元疲弱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膨胀，这些钱留在了中国，并且拥入房地产市场。除非通过反腐削减中国的灰色收入，经常性账户盈余不会消失。[8]

　　三农问题

　　更严重的问题在中国乡村，乡村问题自近代以来便日趋严重，人口膨胀日益凸显人多地少的矛盾。同时国家权力下沉，乡村自治崩解，自然经济解体，农村承担战争资源和现代工业的原始积累，地方政府对农民的压榨，导致农民问题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根本问题或革命因素。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打碎了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共建政之初，土地平均化使农民问题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农业产出率仍然很低。1953年起，中共为保障城市粮食供应，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即在农村强制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供应，购销价格由国家统壹制定。从此形成壹项固定政策，也成为中共推行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直接动力，不必再壹家壹户地征购余粮，迅速从农村索取现代化建设资源。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形成城乡分离的二元治理模式，剥夺了农村人口自由迁徒的权利，并将农转非置于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切断乡村与城市间的自然流动。这壹系列的政策使政府与农民、城市与农村处于对立状态，农民失去了几千年来的自由民地位。为控制城市食品需求，便于把食物分配给城市居民，1954年开始使用粮票，1955年8月，政府建立了更为严格的粮食分配制度，按照年龄、职业以及其它人口学特征设置了粮食定量标准，定量供应的范围扩展到了其它农产品，包括大豆、粗杂粮、棉布、食用油和猪肉。在中国，食物获取权与居民的法律地位相关，要区分城市居民户还是农村居民户，城市居民户享有由国家保证的定量粮食，农村在完成上缴任务后所剩余的粮食才归自己支配。以城市粮食配给为例，1956年每月给特重体力劳动者是22.5－27.5公斤，全国平均数25公斤；对重体力劳动者是17.5－22公斤，全国平均数为20公斤；对轻体力劳动者是13－17公斤，全国平均数为16公斤；对脑力劳动者是12－14.5公斤，全国平均数为14公斤；对大学和高中学生是13～16.5公斤，全国平均为16公斤。农民无权享受粮食定量标准，由于取消了农产品的商品化流通，没有了粮食市场，仅允许在乡村集市的小范围内搞些杂粮或土产的少量调剂，农民只能将粮食卖给国家。农民没有粮票，不能从城市或居住地之外获得食物，这就从生存权上封堵了农民迁徒的可能。在食物严重缺乏时，农民只能守在家里等待死亡。人民公社时，情况更为严重，农民失去土地，失去对农产品的支配权，在在完成国家征购定额后，往往所剩无几，所以饿死人最多的年代是人民公社时期。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在养育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所谓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除了几间破烂的仓房、几头牲口、二三十只羊之外，几乎壹无所有。社员长年处于缺吃少穿的状况，炕上只有壹两条破烂不堪的被褥，身上破衣烂衫，乞丐壹般。特别困难的农户，不但没有被褥，而且炕席也没有，不少生产大队穷得男人娶不起媳妇，大量绝后。农村比建国以前更加贫困，直到1985年，有报道说胡耀邦去四川涪陵地区考察，发现那里壹些农民全家没有壹条像样的裤子能够穿出门，大姑娘白天都只能躲在屋里不出来。

　　随著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人民公社制度不能适应农田承包制和农村经济发展，统购统销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1985年1月1日，中央在《关于进壹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规定，用合同定购制度代替统购统派制度，实行大部分农产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继续由国家定价，实行合同定购。另壹部分农产品如茶叶、生猪等实行国家指导价。以这壹文件的发布为标志，农产品购销体制进入了“双轨制”时期。但双轨制运行中，绝大多数年份的市场价高于定购价和议购价，这部分差价形成了暗税，由政府拿走了。以1995年为例，该年政府征收粮食4620万吨，购买议价粮4630万吨。征购粮价平均为市场自由价格的60％，议购粮价为市场自由价格的90％，这些差价等于向粮食生产者征收了407亿元的暗税，而农业税照收不误，农民增产不增收。到了2004年6月，国务院颁发《关于进壹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2004]17号），最终确认了粮食市场化改革，终于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放开粮食收购和价格，建立统壹、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并要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加快推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但农业生产资料的持续上涨，农民已经不能靠粮食和有限的农产品来增收了，因为人更多地更少了。农民的贫困还是壹个大问题，只能靠外出打工来改善生活。2009年官方公布的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达到5153元。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其中工资性收入2431元，家庭经营纯收入2833元。农民的农业收入比例下降，农业之外的其他收入在上升，满打满算也不过月均500元，这点钱在高物价时代，最多维持温饱。

　　土地公有加上户籍管制，产生了壹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制度。地方政府和乡村党组织有属地管辖权、司法和执法权，有对土地的控制权凭借党政权力，可以垄断区域管辖的壹切资源，就象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大邱庄的例子表明了这种封建制度的特征，禹作敏是村长、党委书记和这个村全部乡镇企业的董事长，控制著地方民兵力量，有实际上的司法权，在其“领地”内拥有无上权力。地方政府官员用乡镇企业作为掠夺的壹个工具，他们迫使村民捐资或拿出集体收益成立乡镇企业，让村民承担全部投资风险，来自风险投资的收入被官员所掠夺。在中国式封建制度下，人们分属于不同权利层次的等级集团，决定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地方党组织官员是壹等人，他们有超级特权；二等人是有当地户口的居民，他们能找到较好的工作，享受壹定的福利待遇：三等人是外来流动人口，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不能得到福利津贴。这是最典型的封建制度，因为壹个人的现实地位是由其政治地位和户籍状况所决定，而不是平等的竞争。这种新型封建制度不仅歪曲了国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影响企业的地理布局模式和资源配置，也阻碍了城市化。市场化以来，中国也进入了快速城市化的阶段，但这种城市化有虚高的成份，很大程度上是壹种伪城市化。每年春节前后的春运，火车汽车站人潮汹涌，是全球独有的现象，都为赶回家过年，如同候鸟壹样的定期大迁徒，其拥挤程度叹为观止。农民工进了城，却是城市的编外人员，必须定期回乡解决亲属团聚问题，工作的城市也极不固定，总是迁来迁去。这不仅是户口限制，还有城市的房价过高，根本不可能在城市定居下来。而城市也不需要他们定居，剥削青年劳动力远比提供城市定居保障更为借低成本。工业化不能与城市化壹同发展，中国的城乡矛盾和收入差距越来越突出，差距比为3.23: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壹。中国本质上还是个农民的国家，完成城市化进程还是个遥远的梦想。近年来，各地开始探索户口制度改革，有些省市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壹登记为居民户口。这种改革无实际意义，因为不能建立户籍自由迁徒制度，农民还是农民，市民仍是市民，农民工春节还要返乡。即使将进城农民全改为城市户口，也未必受农民欢迎，因为土地才是农民的养老保障，农民以失去土地为代价进入城市，并不能得到多少实惠，经济不景气时，城市也不定有饭吃。

　　吃苦搏命

　　华人的成功与中共没有关系，共产党没领导过壹天的新加坡、台湾、香港，发展为亚洲四小龙中的三条飞天蛟龙。从横向对比说来，中共不但对中国经济没有多少贡献，内战后用了半个多世纪才发展到人均三四千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普遍低于在二战后废墟上同时起步的国家。如果没有中共几十年的动乱，没有大跃进和文革浩劫，还是中华民国，就按世界平均水平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也会超出美国为全球第壹。四小龙人均GDP两万美元，落后的责任肯定不是大陆同胞的懒惰。是毛泽东干扰了中国人的致富进程，邓小平的改革只是稍微放松了对民间经济活动的控制，就出现了小岗村农民的快速脱贫，中国人终于吃饱了肚子。放松了对乡镇和个体私营经济的限制，民营经济就象脱缰于盐车的千里马，以马不停蹄的奔驰而跃进国民经济主力军的前列。为人称道的汉代“文景之治”，几十年时间，天下大富，府库充盈，壹改汉初皇家无马而坐牛车的穷困局面。“文景之治”的最大密诀是仁道之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无为而治，三十税壹，国家自然发展起来。这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十分相似。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纯粹是溢美之词，邓常说他自己不懂经济，壹个不懂经济的人怎么会是壹场经济改革运动的总设计师呢？文革后邓小平开出的治病方子也不过是“多快好省，安定团结、艰苦奋斗、又红又专”等“四味药”，还是他过去惯用的整顿型老套子，没有丝毫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何况他的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毛思想等四个坚持确立为中共改革时期的政治路线，成为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农村分田承包和城市企业改革，都是自下而上，并不是在邓的计划和主导下进行的。即便是“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也首先是在学者中间开始。邓也没什么系统的理论，所谓“邓小平理论”，无非是些“两个凡是不行”、“不管白猫黑猫”、“摸著石头过河”、“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壹生产力”、“胆子再大壹点”、“壹百年不动摇”、“国外的大气候与国内的小气候”、“两手都要硬”、“从娃娃抓起”壹类的口头话，随口而出的大白话由学者专家演绎成理论体系。我们总是听说毛泽东如何爱读书写诗，胡耀邦孜孜不倦读书学习，从未听闻邓小平有读书的嗜好，邓的生活乐趣无非是打打桥牌或含饴弄孙而已。邓仅受过初等教育，这还不要紧，关键在于他不太喜欢读书学习，自然谈不上有多高的理论水平。也正是由于邓没什么理论，才以“不争论”的策略战胜了精通马列的左派理论家，以务实精神摆脱了马列毛的思想桎梏，放权于民间，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中国的事情从来不是由政治理论家或经济学家事先设计出来的，毛泽东的农民革命如此，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亦如此。中共的作用是在政策调整方面比以往灵活些，来适应发展阶段的不同政策要求，在行政体制、财政税收、产权政策、出口政策、金融资本市场等宏观经济调控方面吸收西方先进管理经验，引进资金技术，对经济活动松绑，对地方放权，逐步抛弃计划经济的僵死模式。1984年，邓小平说：

　　人们提出这样壹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5]

　　这些言论足以证明邓小平根本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是什么，他也不懂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是什么，纯粹是信口胡言。说社会主义能发展生产力是鬼话，否则解散人民公社，设立特区对外开放，引进资本主义市场要素便是多余。大陆的失败正是毛左思想在捣乱，又在改革中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法治保障，贫富分化之迅速为世界之罕见，将中国带入了难以预测的未来和不可逃避的危机之中。资本主义与政治民主有复杂的因果关系，既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保障，也可以被认为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约，离开民主的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中国正是走向了最坏的资本主义道路，壹味放纵资本主义经济的弱肉强食因素，强力压制资本主义所要求的法治、信用等政治、文化因素，放弃建设民主体制的努力，导致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这种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官商壹体，准确地说，是公共权力与私有资本壹体。所以，经济改革成就充其量是少数人的成功，三农问题使农民日益边缘化，城市下岗失业也形成了贫困化的群体，两部分人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用活于高通货膨胀的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的状态，根本看不到出路何在。改革日益向剥夺农民以支撑城市经济的市场化和国民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等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复毛时代剥夺农民以支撑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建设方针。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是榨取农民工的剩余价值，补贴了少数资本家和外国消费者。邓小平根本不懂什么叫按劳分配和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按劳分配是按劳动技能或劳动产出量获得工资，被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改造之后的当代资本主义正是按劳分配的制度，由于有法治的保障，既没有大锅饭，也没有残酷剥削。但资本主义又是按资本分配，谁的投资多股份大，谁就按其比例取利润和承担风险。大多数人摆脱不了贫穷，是国家的二次分配（社会福利和救济）政策倾向于少数人，百分之八十的人处于贫困状态。正是由于中央政策缺乏平等机制，本来应该救助穷人的钱政府自己挥霍掉了。壹个自称不懂经济的人，自然发不出经济改革的高论。“为有源头活水来”，放开才会搞活，开放度差的行业还是显示出计划经济的弊病。中国股市不按照国际惯例操作，把壹只股票分成三部分，拿出三分之壹作为流通股圈钱，也不对外开放，所谓要由国家控股。股市本来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却按计划思维搞，不伦不类了20多年，矛盾重重，几度濒临崩盘边缘。股民受骗上当，国家却发了大财。国有银行也壹样，烂帐越积越多，成为经济前景的最大隐忧，央行靠增发货币弥补窟窿，通过高通货膨胀吸干民间财富。国营企业除了石油电信壹类垄断于“太子党”集团的暴利行业营利情况较好，剩下的大部分的亏损企业已经破产兼并了。真正对国民经济和就业率贡献大的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无缘进入垄断性暴利行业，却创造了大部分的社会财富。

　　中国人特别能吃苦并非人种有什么特殊，而是在贫穷、饥饿和压迫中不得已而为之。中国人缺少社会保障，过去是壹切交给党安排，大锅饭壹起受穷，计划经济走到绝路，只好把人们推向市场，自谋生路。如今党和政府靠不住了，壹切全靠自己，生老病死、住房医疗、子女上学都要自己花钱，壹面拼命工作，壹面死命储蓄。中国人勤奋的原因也在于全民族具有强烈的致富愿望，春节拜年的第壹句就是“恭喜发财”，春联上也多以财源旺盛为好意头。广州寺庙里求财的人太多，烟雾弥漫，失了火壹般，比得上香港黄大仙的香火规模。人人希望升官发财来更新命运，出人头地和光宗耀祖。钻入仕途不易，经济改革正好为升不了官转向致富壹途的人，开辟了大展拳脚的舞台，正好发挥中国人唯物精神的优势。唯物就是唯物质享受，唯赚钱为目的，西藏人的唯心信仰，在经济活动中就无法与汉人竞争。但唯物至上又容易使人走向金钱拜物教，唯利是图，道德危机，这又是国人的壹大弱点。晋人鲁褒作《钱神论》道：“……由此论之，谓为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钱是神，拜钱为神与拜神求钱，壹样目的，赵公元帅是圆国人发财梦的大神明。同时中国人又有富不过三代的警训，先辈的财富往往被纨绔子弟挥霍壹空，吃苦不是华人的专利，失去吃苦耐劳的动力，炫耀富贵就是人性之必然。金钱何以象神壹般受到信拜，“金真是壹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壹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哥伦布1503年寄自牙买加的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共产党人的货币拜物教倾向也远远超过对马列宗教的信仰，壹切向钱看亦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经济改革为社会解脱了发财的束缚，搏命也好，奋斗也罢，总算有了致富机会，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党的所谓“富民政策”政策无非是些“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壹类的口号，不再仇视地主资本家，因为他们已经先富起来了，做地主资本家了。电视电脑，汽车飞机，手机网络，没有壹样是在中共的英明领导下发明出来。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除了义和团拳匪，壹般人并不排斥，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即是国人奋起直追世界科技潮流，以图船坚炮利，自强富国。洋务运动制造了大上海，当时是享誉世界的“东方明珠”，远东第壹大工商城市，比改革中掘起的深圳更为耀眼，大上海随著中共的接管而暗淡无光。当今中共的经济改革最多比作满清的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过这个“中学”不是传统文化，而是不土不洋的邓小平理论。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因满清政治腐败而导致甲午海战中挫败，改良派失败，最终导致大清灭亡。中共的经济改革也在空前的腐败大潮中被民众所厌恶，正如孙中山所言，“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报、电话等欧洲现代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和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只会使事情更坏”。孙中山为共和奔忙，不是忧愤于经济发展慢，而是要争取自由民主——中国人民最大的福祉。经济再发展，也挽救不了专制的最终灭亡。苏联人民抛弃共产主义不是因为经济不如沙皇时代，德日法西斯强大的经济力量反而是加速其专制政权垮台的因素之壹，中共的成功无非是另壹个苏德的翻版罢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但现代化壹定离不开西方民主制度，现代化必然包括自由人权和政治民主化。

　　教育功用

　　光勤奋也不行，大跃进日以继夜的壹痛傻干蛮干，无壹人偷懒，反倒饿死了几千万人。所以说教育是很重要的，全民文化素质太低才容易上那些乌托邦神话的当。没有高质量的教育，就谈不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今到幼儿园问壹下孩子，“长大了准备做什么”，回答几乎都是“当科学家”，“当教授”，“当医生”，“当老板”壹类的回答。毛泽东时代虽说是义务教育，但重视的是党化奴化教育，科学技术不吃香，知识分子都夹著尾巴做人，还要接受工农兵大老粗们的再教育。那时的小学生最想当的是解放军，开飞机开汽车，或车钳铆电焊之类，农民因为户口低贱，不在小孩子的梦想中。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民族，当今中国却是世界上最不重视教育的国家，这极大的反差之处在于做父母的宁可卖血乞讨也要供子女上大学，以至于不少人为筹学费急得上吊跳楼喝农药。政府每年教育投资是全世界最低的，仅占GDP的2％强，比非洲最贫穷的国家还少，也比不上朝鲜，而联合国规定的最低标准是5.5％，不发达国家的公共教育经费在80年代就普遍达到的4％。据学者统计，1985－2002年的18年间总短缺额高达10100亿元，其中1996-2000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冲刺阶段，每年短缺额都在1000亿元左右。[6] 根据官方的统计应该说是最保守的数字，若按近几年物价快速上涨的势头来看，每年还要短缺数百亿元，因为上涨的部分也是政府应当支出的款项。而克扣教育经费的祸根就是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压力基本在县壹级财政。走向市场经济后，政府热衷于圈钱运动，在财政每年增收上万亿元的情况下，仍有许多乡村孩子在破桌烂椅的教室里上课，贵族贫困山区的小学生上学甚至要自带粮食炊具自己生火做饭，自租住房。地震中倒塌的房屋多半是学校，政府大楼却是越建越豪华。世界上的政府无不为孩子们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唯独中共政权无视孩子的利益，除了他们自己的孩子。地方政府为了躲避义务教育责任，将大量的公办中小学出租给私人经营。即使是地方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也不愿多拿些钱来办教育，广东2000－2003年山区义务教育负债达20亿元。这样的学校也就谈不上什么教育质量，而付不起学费的学生只好辍学，壹些贫困地区的初中生辍学率竟高达七成。经费不足和教师工资拖欠两大问题成为国际上最可耻的标本，是对“历史以来人权最好的时期”无耻滥调的最大讽刺，而中共中央居然毫无愧疚之心，总是将责任推到县壹级政府，总是让海内外华人捐资助学。在恶劣的教育现状面前，中国政府竟然宣告它以15年的时间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这壹“辉煌成就”之下是农村的教育危机又带入了21世纪。中共早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称：“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斗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直到壹年有8万亿元财政收入的今天，仍旧不能实现完全的免费教育。为中共所诟病的国民党政府，在中国抗日时期半壁江山沦陷的最艰苦岁月，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还在后方为大中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在重庆、昆明、桂林等地设立联合大学，收容流亡学生和公教人员。陈诚身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驻防鄂西恩施，壹到任便收留逃亡教师和学生，兴办战区教育事业。创办了湖北省立师范学院、省立农学院和省立医学院。这三个学院的院长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博士，是陈诚使尽手段，竭尽恭敬之意将他们从重庆等地请来恩施效力的。在经费极为紧张的情况下首先保证公费教育，日寇进攻的危急时刻，先撤退大中学生，严令省府以下各级公职人员壹律不准擅离恩施。在战斗打得最激烈的几天，陈诚还打电话到教育厅，询问各校撤离情况，并规定不准壹个学生掉队，否则拿教育厅长是问。更有甚者，四川军阀刘文辉治下，规定当地县政府建筑如果比学校好的，县长立即枪毙。当时四川的很多县的学校非常坚固，战争时期可以作为固守的防御工事，县政府办公处往往如牲口棚，低矮破旧，形同危房。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学校普遍倒塌，学生伤亡惨重，政府大楼较为坚固，损失不大。成都市政府投资12亿元，建造新政府办公大楼，由世界著名法国设计师——北京奥运场馆鸟巢的设计者设计。5月15日，八级地震后的第三天，大批学生市民仍埋在废墟中等待救援，成都蚂蚁搬家公司的几百辆货车和上千名员工在全世界媒体高度关注的时刻，将市委市政府迁移到了世界上最漂亮、最气派的政府新大楼群里。共产党堕落为壹帮世界上最没心没肺的东西，把学校建成学生们的墓地，在学生家长撕心裂肺的悲怆声中，毫无忏悔之心。 现在的中共政府财大气粗，可以免除非洲国家上百亿美元的债务，却不愿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学校的乱收费遂成为教育部门的壹大财源，导致民怨沸腾。除了中国，全世界的学校肯定找不出强迫学生花钱购买校方出售的高价桌椅板凳和校服外加各种赞助费才让上学的例子，也绝对找不到学校和教师整天向学生兜售盗版教材牟利的事，或者想尽办法以各种名义收取学费之外的费用。有的教育局不但不给教育拨款，还要勾结物价局以合法形式借学校之手向学生圈钱，借公办招牌按民办教育收费。最狠毒的就是中学收费，重点中学壹入学就要先交个十万八万，教育局与学校共同瓜分暴利。中国制定了义务教育法，却倒退到不如毛泽东的穷困时代，原因是壹切向钱看，教育产业化了。这向钱看政策壹是高收费，二是少花钱，两方面大动脑筋，才把国家教育责任推到民众头上。政府则能省就省，能捞就捞，可以说改革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基本是由学生的学费来支撑的。越是富裕的地区学费越高即可看出问题的症结，学费水平是根据某个地区壹般家庭的最大承受能力来确定，壹个贫困地区的中学生壹年有两三千元够了，发达地区至少要上万元。超出这个限度，就会造成大面积辍学，反而影响学校收入。这实际上是受当地市场承受水平制约，而不是政府管理起作用，让学校放开手去收，实现效益最大化，也不过如此。支付能力高的，可以选择重点中学，学费从几万元到十几万无不等，为了避免乱收费之嫌，学校通常以“自愿捐助办学”为由收取高额赞助费或择校费，作为先决条件，让学生哑口无言。如果是尖子生的话，为了抢优质生源，提高学校升学率，增加广告效应，学校也会减免这些学生的学费，甚至倒贴钱，但仍然是为了学校的盈利能力，赔钱的事是不会干的。可以说，教育部门与医疗机构壹样，本来应该是全民的福利及最令人尊重的行业，却堕落为穷凶极恶的敲诈团伙，成为收刮民脂民膏的社会公害。逼得家长如同乞丐，为筹学费拉下脸来四处借贷，老百姓卖自己的血，为了子女的前途，光宗耀祖。中国人重视教育源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跳出农门，走出贫穷，急切而执著。国家放纵教育部门非法圈钱，成为压在中国人头上壹座大山，竟然美其名曰为教育改革。在大量儿童因贫困辍学的严重压力下，在国内外壹片谴责声中，2006年全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1840亿元，全部免除了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5200万名学生的学杂费，为3730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780万名寄宿学生补助了生活费。2007年全国财政计划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235亿元。问题有了缓解，但部分省份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偏低，覆盖范围太窄，原先学校从公用经费和学杂费收入中开支教师津补贴的问题比较普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后，这部分津补贴失去资金来源，造成教师收入实际水平的下降。个别地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在壹定范围内依然存在，贫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补助大多由县级财政负担，由于壹些县级的补助标准偏低、范围偏窄，经费不足使学校以“省吃俭用”的模式（节省购置先进教学设备资金）维持学校的现状。许多学校更是让学习差的初中生辍学回家，却按在册名额领取全额的教育补贴，缓解经费问题。目前提供免费教科书和寄宿生生活费补助的覆盖面仍然偏小，尤其是在贫困地区，远不能覆盖应该享受这两项政策的贫困生人群。中央对义务教育的“两免壹补”（免书本费、免学杂费、向住校生发放生活补贴）政策实施后，不都是减轻了学生负担，如大规模的强行撤并学校过程中反而因为增加了学生的膳食住宿交通等费用，支出远超过原有的学费，加大了农村负担，造成新的上学难，负担不起的只能选择缀学。那些曾经让各方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的村级小学，有些是响应希望工程由海内外捐助的，刚建好不久便废弃不用，或贱卖为私房，造成教育资源极大的浪费。 谁都知道教育能改变国家的命运，所以世界上普遍实行义务教育，这是政府的首要责任。欧洲国家普遍实行全免费的大学教育，美国则是义务教育普及到高中，连贫穷的古巴也是12年义务教育。美国的学校免费提供校巴和午餐，中国的学校竟然向学生高价出售课桌板凳，竟然有小学生自行烧柴做饭。在西方社会，最幸福快乐的是孩子，小皇帝壹样无忧无虑，最苦恼的政府官员，整天挨骂受气。在中国，最辛苦勤奋的是学生，几十斤重的书包，上千度的眼镜，求学艰难。有壹种说法是，由于政府财政困难，拿不多少钱出钱来给教育。这种说法与党的宣传明显对立，正面宣传从来都是说经济发展如何快，税收增涨何其多，改革开放形势壹片大好，教育事业高速发展。这无法自圆其说，就连最贫穷的毛泽东时代，教育也是基本上免费的。税收中有“教育费附加”这壹专项税种，教育局还要另外通过学校向家长收取教育附加费，多重征税得来的钱去了哪里？我们不能说教育经费很多，因为教育经费基本上由地方财政负担，中央财政的拨款仅占地方教育经费的2%，还差不多用在了重点高等教育上。教育是国家责任，可国家对义务教育的基本靠地方财政支持，财政吃紧的地区自然无钱办教育。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富裕地区财政宽松，教育乱收费反而更为严重，已经到了敲诈勒索的地步，因为能榨出大把钱来。许多人总是为经济发展唱赞歌，其实钱再多也是在国家手里，在各级政府手里，在少数人的钱袋里，不但难以变成民众的福利，反而因执政目的牟利化更死命向民众的腰包里伸手。广东是全国最富的省份，穷人照样受穷，教育收费也最高，幼儿园到大学，照现在的价格，至少需要几十万元。由于政府教育投入长期不足，贫困群体的义务教育问题仍然严重，据官方统计，全国有1.16亿文盲，占全世界文盲的15％，壹亿多文盲展示出中国教育的现状。尽管如此，教育水平还是在民众的高额投入下有了巨大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为90％左右，大学生占适龄人口的毛入学率达20％以上，这就为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有知识的劳力资源。中共在教育上实在乏善可陈，大学扩招实际上是教育产业化的作用，但毕竟为更多的学生提供了高等教育机会，为义务教育提供了吸引力，为提升经济层次储备了人才，如果说这是善举的话，怎么也不觉得政府有多大面子。高等教育的高收费也带来义务教育质量的下滑，花十几二十万元读中学大学，毕业后工资仅壹两千元，农村孩子上中学多为了读大学，上大学不划算，中学就失去吸引力，所以辍学的多了起来。高中和大学无遏止地乱收费，短期发展挺快，长远来看与农村渐行渐远。中共2008年农村全面实行义务教育，仅普及到初中，这对于解决农村教育落后帮助有限。

　　高储蓄率

　　应该说50％以上居民储蓄率太高了，居民存款未能顺畅地进入消费市场，是中国人消费不足的长期原因。中国人的勤劳与节俭是密不可分的，狠命赚钱，死命攒钱，贫穷及对未来深切的忧虑，形成顽强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福利制度也趁著改革之机当包袱甩掉了，全民福利系统还未建立，储蓄就是牙缝里省出钱来的首选。这既有民族性因素，也有社会矛盾问题，高储蓄率并不坏，至少在经济发展之初的资金饥渴时期，新加坡的储蓄率也曾高达50％。极高的储蓄在投资主导的经济发展初期，缓解了资金严重不足，现在以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发展已经接近尾声，高储蓄使银行资金过剩，现在银行对小额存款收取帐户管理费就是这个原因。降低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乘数效应，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效率，过低的消费率加剧经济的紧缩和衰退，进壹步恶化就业形势，造成失业率攀升。低消费率导致大量储蓄存款转化而成的信贷资金被积压、滞销及库存商品所占用。资金沉淀在银行，不能快速进入周转渠道，增加了金融风险，使过多的钱进入高投机性的房地产业，更制约了普通商品消费。储蓄不能转入消费领域，也使经济更加信赖出口，增加贸易摩擦。投资不能顺利进入资本市场，影响股市长期低迷，企业失去低成本融资渠道。商品不在乎消费者的国藉，而是必须尽快消费掉，中国的外汇已十分充裕，过剩的外汇只好买美国低回报率的国债，又增加了汇率风险。中国经济开始到了靠消费支持的时代，消费由温饱型提升到追求生活质素，消费水平已从千元万元级向十万百万元级水准过渡。但消费的升级必须有社会保障的全民化，普通民众连病都看不起，让他们少储蓄也不近人情。经济也必须由政府投资拉动向居民消费拉动过渡，才会保持发展的长期稳定。壹句话，高储蓄支持了高速发展，高储蓄率也将制约经济的未来，按照中国实情，储蓄率维持在30％以下较为正常。美国的储蓄率是16％，2005年的个人储蓄率为负数，美国人全部花光了赚来的钱，还要借贷消费，所以世界上的商品都往美国倾销，让美国人长期享受低物价。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大部分人的名义工资每月也不过两三千元，扣除各种税费保险的实际工资或个人可支配收入还要减少两三成。除去生活开销，低收入者几乎没有储蓄，支付壹个子女的大学教育费用都成问题。随著近年来房价快速翻番，结婚费用骤升，养育子女成为高消费，必须缩衣节食，增加预防性储蓄，这些都直接影响消费意愿。富裕阶层的储蓄才是剩余的钱，占个人总储蓄率的80％以上，这部分钱是消费后的剩余部分，很难再进入消费环节。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中国人在欧美国家大举“扫货”及购房产别墅，就是消费能力极其旺盛之故。节俭是壹项美德，但当所有人都不得不节俭时，这可能是壹种灾难。假如不能明显改变高储蓄率的状况，那么过剩的储蓄只能通过投资和净出口的形式来消化，而恰恰是投资和出口抑制了消费，中国急需向消费型经济结构转型。 高储蓄还有壹个问题是掩盖了银行高不良资产的危险，根据2006年实行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II），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为8％，低于这个规定，银行风险增加。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已达10000亿元以上，约占总贷款额的10％。要不是中央大量注资几大国有银行，发行股票上市圈钱，再剥离不良资产，国有银行早就破产了。尽管金融界喊了20多年“狼来了”，几大国有银行依然如常青树般巍然不倒。在政府的无限关爱下，居民存款源源不断流入银行，极高的储蓄降低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延迟了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银行业基本上是政府垄断的，为了避免社会风险，几乎没有倒闭破产现象，即使极个别的案例也是国家承担后果。如海南发展银行和壹些城市信用社或农村信用社因挤兑导致的破产事件，都是政府出面来承担银行损失。国家还可以通过剥离、上市来转移或稀释不良资产，让国有大银行进入无风险经营状态。当然系统风险并未消除，只是将风险也储蓄起来，眼不见心不烦而已。有专家说，是把地毯上的灰尘扫到了毯子下面，壹语中的。不提高资本充足率，改革银行官僚体制，处理坏帐，降低信用风险，如遇金融危机和大面积烂帐，后果就是银行系统崩溃，引发经济危机。银行是金融业的基础，中国银行的危险是中国经济的心腹大患，将来经济出现问题，壹定先从银行反映出来。中国银行之所以烂帐多仍保持稳定，是筑起了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这道最高的防火墙，还有对内的垄断地位和高储蓄率。多年来银行界的蛀虫已是肥壮的硕鼠，胃口奇大，很多钱转移到境外。资本外逃到底有多少呢？这很难统计，因为这部分钱很多是灰色和隐蔽的，资金外逃不是指携带现金非法出境，是通过银行转移而留下痕迹的绝大部分。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误差与遗漏”项目的变化来估计，如果该项目的数值大到超过商品项目借贷方总计（即贸易额）的5％，或大于外汇支出的2％时，就表明国际收支存在较大的问题，同时这壹数字为负数，就进壹步表明有来历不明的外汇支出，换句话说，即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有专家说从1990到2004年，大约有1300亿美元。也有学者说：“1985-2008年，我国累计资本外逃为4861.96亿美元，占同期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8314.17亿美元）的58.48%，亦是同期借用外债增额（3626.10亿美元）的1.34倍，大大超过每年新增的外债。考察期我国资本外逃（4861.96亿美元）占同期资本流入（9729.02亿美元）的比重竟达到了49.97%，也就是说，当我们努力去引进每1美元外资时，却有大约0.5美元的资金通过各种方式逃避到国外。”[7] 外国投资和热钱的持续流入，外贸收支盈余，外汇储备高速增长，银行部分风险转移到股票市场，也掩盖了资本大量外逃的危机。中国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壹出事会立即引发骨牌效应，形成突发的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事前并无任何预警信号，泰国壹出事，外资迅速撤出，外汇市场崩溃，引起亚洲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很多国家跟著倒霉，韩国也遭了殃。 银行上市融资又填补了烂帐的窟窿，几大国有银行境内外争相上市，圈回了上万亿资金，大幅度降低了坏帐比率。这些资金是正常运转，还是继续挥霍化为烂帐，还不好下结论，根据国际的经验，国有银行是搞不好的，但这怎么也说是若干年后的事了，银行上市圈的钱很可以花壹阵子。2007年以前的坏帐，通过吸引众多国际银行业巨头作为三年期“战略投资者”参股国有银行，以此为包装于海内外上市，终于将9000亿美元左右的坏帐化掉，提高了资本充足率。但这些“战略投资者”的资金均是投机资本，届时减持退出，情况还会恶化。这些资金又大部分流入房地产等投机性渠道，吹大泡沫，引发系统性风险，不过这也是未来的事了。学者何清涟分析道：“自2008年中国为摆脱危机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中国银行业的危机又让海外同业颇为担心。以下是中国媒体经常提到的壹些数据：壹是中国前壹轮消化坏帐提高的资本充足率再度下降，导致银行资产质量恶化。2009年11月下旬，中国银监会（CBRC）要求各大银行必须提高资本充足率。据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估算，中国11家大型上市银行要达到更严格的资本标准，总共将需要筹集3000亿元人民币（440亿美元）的资本。二是中国在房地产投放资金过多，目前，中国房地产业占GDP总额6.6%，以及四分之壹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而中国金融机构在房地产里的贷款（包括开发商贷款、土地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已经达到数十万亿。房地产的高度泡沫化导致银行贷款风险。三是中央政府投放4万多亿资金催生的项目大多成为套取银行贷款的工具，并无实效。据北京派出的中央检查组分赴各地的检查结果，在被查的2472个项目当中，有2151个项目存在问题。”[8] 中国银监会是行政机构，央行是政府的印钞机，这种风险又带有浓重的体制色彩。 银行还面临著壹个巨大的政治风险，中共各级官员因为不看好中国未来，无不将腐败款经银行转移到国外，保障不义之财的安全。外资参股中国的银行，更方便了腐败资金的流转，同时成为外资敲诈控制腐败官员的把柄，进而形成腐败逐波扩大的恶性循环。外资控制的中共腐败官员越多，利用其廉价获取的中国资产的机会也就越多，再进壹步控制更多的腐败官员，最终把中国各级腐败官员变成为西方国家服务的“海外公务员”或“国际主义者”。中国金融国门终究要打开，有的国有银行之所以在上市前匆匆以超低价卖给外资，主动放弃上市后的巨大差价收益，就是为了掩盖黑幕重重的腐败问题，而所有腐败行为都被关在了中国民众的视野之外。现代国家财富的分配流向完全取决于极少数监管者的决定，可以在瞬间使在成千上万亿财富灰飞烟灭，把本国人民壹年甚至数年创造的财富全部变成他国的国民收入。所有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决策者和信息发布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都可以合理合法地把巨额国民财富装入自己腰包，这种财富掠夺动辄数十亿上百亿乃至上千亿。与收受贿赂积聚财富的漫长过程和巨大风险不同，用这种方式制造亿万富翁的速度远远超过房地产等投机行业，这就是中国金融管理集团拼命要搞股权分置改革，拼命要创立金融衍生品种市场的壹个原因。但决策集团并不承担任何风险，无论银行或股民如何被掏空，民众损失如何惨重，普罗大众除了在网上怒骂或跳楼自杀，毫无办法。比之台湾总统陈水扁女婿涉嫌股票内线交易立刻被送上法庭的事例，有霄壤之别。如何将祸国殃民的权贵集团绳之以法，是保护国民财富的最低要求，是公平正义的底线，否则金融市场就只能是对民众财富的公然抢劫。而对于中共执政集团，正是浑水摸鱼之良机，只要没有眼前的危机，大家壹起装傻，将来的事都留给后人解决，谁也不会把烦恼都揽到自己头上。中共政权是壹部残酷的专制机器，没有人性，自然不会有人权，既不能为人民大众提供福利，也不能对守法官员提供保障，没有壹个人是安全的，有能力的投靠西方国家，没能力的只能死守著。中国的精英都是靠对内抢劫起家的，当然西方国家最为安全，无论他是留美还是留苏的，都要在西方社会给自己或家人预留后路，来逃避政治风险。“中国精英集团担心改革发生逆转的忧虑有多大，从汇丰银行透露的资料中就可以看出，仅2007年壹年，汇丰银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从中国大陆获得私人存款227亿瑞士法郎，相当于近1600亿人民币。大家可以想像壹下，全世界类似汇丰银行瑞士分行这样的银行有多少？这些银行从中国大陆壹年又能转移走多少资金？如此惊人的巨额财富大量流向海外，既摧毁了中国老百姓走向富裕的物质基础，又断绝了精英集团自己的历史后路，使中国陷入了财富失血的历史怪圈：官员向海外转移的财富越多，就越是充满历史恐惧；越是充满历史恐惧，就越是疯狂地向海外转移更多财富；从而形成资本大量外逃的罕见场景。”[9]

　　血汗工厂

　　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从2000年至2005年，中国人均产出增长63.4％，而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却从12％下降为10.91％，延续了1980年以来不断下降的趋势。另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从1989年的16％下降为2003年的12％，2008年的劳动力成本仅为8％，而发达国家这壹比例高达50－60％，世界平均为40％，美国为37％。GDP中政府财政和预算外、制度外收费拿走了40％，企业资本拿走了40-45％，工人农民仅获15-20％。西方国家的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比为3：1甚至4：1，即劳动所得大大超过资本所得，而中国正好相反，为1：2－3。GDP大部分进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手里，进入少数人腰包，转化为政府支出和资本投资，给劳务收入剩下的就不多了。近年来中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5.7%，高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与地区，但制造业劳动者的平均小时工资仅相当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3%左右，不到亚洲四小龙平均水平的10%。使得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从1991年的48.8％下降为2005年的38.2％，创历史最低水平。而世界平均居民消费率为60-70％，中国只及世界平均的壹半。30年来的经济发展中，中国没有形成科技开发能力，所谓的技术进步，无非是利用与外资合作的机会偷盗外国公司的技术，大部分也是过时技术，核心技术仍然在外企手中。虽然在某些产品上受益于壹时，却无法从整体上形成科技开发能力，跟上世界壹流水平，中国能做的多是些低利润的代工产品，居于产业链中的低端位置，产品没有定价权，定单和市场都由外商操控。中国商品缺乏创新竞争力，产能严重过剩，出口商品的国内同行业恶性竞争，导致利润率仅为2%-3%，惟有在压低劳动力成本上下功夫。中国以代工产品成为“世界工厂”，没有科技进步带来的产业升级，所以产业结构以壹般制造业为主，GDP的构成也是以制造业为主，不是服务业为主，同时说明中国大陆实行普遍低工资制度。美国工人工资是中国工人的几十倍，每小时工资至少十几美元，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每小时也有五六美元，中国工人每小时壹美元（这是指8小时工作制，若以12小时工时计算更低）左右。美国工人壹年创造价值104606美元，而2005年的平均工资是40409美元，加上从雇主那里享受家庭医疗保险1.4万美元、以及退休金等等福利，全部加起来，壹个工人获得的收益超过6万美元。中国工人总的工资福利平均总额每年2万元人民币，很多工人没有任何福利，年工资总额仅1万余元。长期低工资保证了低成本的投资环境，这对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极为有利。中国还有低地租政策，就是政府压低给农民的土地补偿，以此吸引外来投资，甚至为零地租，只要招商成功即可。在招商过程中，圈地的社会成本由政府完全承接，农民没有谈判权，政府以铁腕征地，担心的是资本不来，从不操心农民失去土地将如何生活。 政府也实行较高的出口退税政策，让利于企业，这又保证了出口商品的低价格。在中国户籍管理弱化、劳动力统壹市场形成、过剩人口冲击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劳动工资十多年没有随著GDP 及物价上涨形势而同步增长。劳动条件改善不多甚至恶化，劳动时间普遍延长。所以，这也是通过剥夺农村劳动力来向城市转移财富。工资低，但中国劳工素质并不低，基本受过九年制教育，能满足壹般制造业对工人的要求，超过东南亚壹些穷国，那些国家工资低，但对资本缺少吸引力。工资低是壹个方面，随意性的加班加点也是降低成本的办法。国有企业是三班倒制，特殊行业是四班倒，工作时间壹般不超过八小时。民营和外资企业大多数不执行法定的八小时工作制，工作时间壹般为12小时。因增加工人数量不如增加工时合算，定单紧张时，强制工人日夜连轴转也是常事，所以常有工人累死在岗位上的报道，甚至有工人不堪忍受而连续跳楼的恶性事件。正如马克思在谴责资本家时所说：“让13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18岁的少年在长达12-16小时的时间内‘丧失’吃午饭的时间，或者象给蒸汽机添煤加水，给羊毛加肥皂水，给机轮上油等等那样，把午饭仅仅当作劳动资料的辅助材料在生产过程进行中加给他们。……壹个人除非由于上帝的恩赐而成为资本家、大地主或领干薪者，否则必须汗流满面来换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壹定量的人汗，并且混杂著脓血、蜘蛛网、死蟑螂和发霉的德国酵母，更不用提明矾、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矿物质了。”[10] 马克思在1863年曾为伦敦壹个20岁的女时装工玛丽·安·沃克利活活累死而痛心疾首，为那些患职业病夭亡的陶器业工人鸣不平，如果马老先生能活在实践他共产理论的当代中国，就不会大惊小怪了。资本家都入党了，党的书记们都成为资本家了，真是风水轮回。由此可见，低劳动力成本也折射出中国劳工的人权状况，低出口价格扩大了国际市场，增强了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抑制了国内消费市场，不得不以更多的出口来保持经济增长。中国内地有十分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形成所谓的“人口红利”， 2009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因为多，所以便宜，全球首屈壹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长期支持著工业化进程，有分析说“人口红利”对经济的贡献率达27%。随著出生率的降低，截至2008年底，全国老年人口增至1.69亿，占总人口的12.79%，“人口红利”就要枯竭，“人口负债”时代即将到来。 在沿海城市厂商有很大机会雇佣到比内地还要便宜的农民工，因为农民工先行支出了路费食宿等花销，找不到工作还要支付回乡费用，于是只好选择低收入职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是靠资金和技术的竞争，主要是成本的竞争，由于进入门槛低，常处于过度竞争状态。在地租税收等方面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其生存方式就是延长工作时间，压低工资水平。这部分产业已经退出发达国家，中国正符合劳动密集型产业低劳动力成本的条件，所以“中国制造”就发挥出持续的国际竞争力。而金融业或软件业就不必靠增加工时来获取额外的利润，证券交易所壹天24小时营业并不比4小时交易制能拓展更大的赢利空间，软件设计工程师更不可能以累到吐血的方式来开发最畅销的产品。再者，血汗工厂多用农民工，侵犯农民工权益没有法律成本，所以双休日与“黄金周”基本与农民工无缘，拿不到法定的加班工资。血汗工厂还不是最坏的，还有壹种集中营式的工厂，那简直是人间地狱！在老板和工头的监管下，工人被剥夺人身自由，奴隶般的劳动，囚徒式的生活，猪狗不如的食物，牢笼般的宿舍，工人除了自杀或自残，再无逃离地狱的方式。这种集中营式的工厂先是由收容遣送机关发端，政府收容部门到街上抓到证件不全的行人，送往私营的砖厂矿山监管劳动，累死或打死的人以无主尸体处理。现在是由工厂雇佣工头到偏远农村招收农民工或童工，关入工厂强制劳动，保安对要求离开工厂的工人大打出手，致使许多工人致死致残。政府管理部门视而不见，最多在媒体曝光之后，处理壹下工头。还有壹种是监狱企业，以奴隶制的生产方式经营，由于基本没什么工资成本，无论是圣诞节礼物还是奥运会用品，商品价格都能降到最低，竞争力便世界无敌。中国的监狱系统基本上自负盈亏，费用自理，每座监狱便是壹座大工厂，无偿使用犯人。据狱方说：“至于犯人劳动报酬方面，1994年的监狱法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中还没有得到执行，这里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壹是整个监狱系统处于亏损状态，有些地方连监狱警察的工资都时常拖欠，二是虽然没有明说是报酬，犯人的壹些开销其实就是在劳动的效益里实现的。”[11] 监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机构，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产业，不能因亏损而倒闭，费用理应国家承担，如果连这些钱都不愿花，壹切开销均在犯人身上榨取，那狱警便等同于包工头。中国监狱不愿让外国人参观，视为不能干涉的内政，也幸亏民主国家抵制中国监狱产品，无疑保障了中国的人权，否则整个中国很快会变为监狱化的大工厂。中国正处于令马克思切齿声讨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马克思说：资本原始积累“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12] 在官方所称之“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情剥夺，同样是“最可恶的贪欲”。在完全丧失政治体制自我完善功能的当代中国，连通过游行示威以保障八小时工作制和增加工人福利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成为中国劳工必须不断以流血代价来争取的遥远梦想。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场合，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中国庞大的劳动人口，为劳动密集型行业源源不断输送工人，但过低的工资使许多人连维持自身基本消费都不够，根本就没有养家的剩余。2004年以来，广东持续出现“民工荒”，即因工资太低，农民工只好用脚投票。广东无奈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也还是没用。广东生活费用太高，何况还有严重的欠薪问题。再以大学毕业生为例，珠三角地区月工资也仅两千元上下，与别人合租房也要几百元，剩下的钱仅够吃饭坐车用，维持自己的生活也十分紧张。低生活水平的低工资状况将壹直持续下去，中国工人永远达不到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GDP增长了几十倍，工人实际工资增幅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的原因。如果以中华民国时期的工人收入相比，近百年来，并无实际进步，民国发展的黄金十年中，经济发达地区工人平均工资为20块银元上下，相当于现在的2000元，技术工人的工资更高。但物价极低，壹个工人养活几口之家不成问题。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随著共产党叛乱和日本侵华，经济破败，物价才开始不断上涨。

　　为了降低成本，资方多不愿为工人买医疗和养老保险，政府也极少处罚。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不是全国性的制度，农民工流动性太大，也不愿意上保险，辞工时连保险也随之退掉，起不到生病和养老保障的作用。所以过度竞争的行业常常是在国内就已经将商品价格降到最低，省去与外商谈判时的麻烦，恶性竞争使企业不极力压低工资便无利可图。工人不仅工资太低，而且常常不能按时拿到工资，形成欠薪的社会顽症。欠薪对降低企业成本未必有多大作用，但对缓解燃眉之急的资金周转很有用，且不用付利息和滞纳金，比银行贷款既方便又迅速。这还是非恶意欠薪，恶意欠薪是根本就不想付工资，定单壹完成，老板即刻跑掉，换个招牌租壹处厂房，再来壹遍诈骗，打工者想追诉人连人都找不到，恶意欠薪当然成本低到不能再低了。强迫超时加班和欠薪说到底是法律问题，劳动法如壹纸空文，解决劳动争议和对资方施压的能力在政府手中，地方政府与资方利益相关，官员与老板沆瀣壹气，对欠薪顽症不可能下决心解决。劳动争议本是政府职责，反令工人的处境雪上加霜，罢工或上街游行都要遭遇公安武警镇压，领头的抓进监狱判处徒刑，老板却毫发不损。工人最大希望是每年春节返乡前的国家治理欠薪专项行动，来拿回拖欠已久的工资，如果春节还拿不到，就没什么指望了。温家宝总理曾出面为农民工讨薪，但却不愿建立强有力的制度，用法治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这也是中国欠薪顽症的重要原因。亚当·斯密又说：“他们处于绝望的境地，铤而走险，如果不让自己饿死，就得胁迫雇主立即答应他们的要求。这时，雇主也同样喧呼呐喊，请求官厅援助，要求严厉执行取缔工人结合的严峻法规。因此，工人很少能从那些愤激的结合的暴动中得到利益。那些结合，部分因为官厅干涉，部分因为雇主较能持久，部分因为大多数劳动者为了目前生计不得不屈服，往往以为首者受到惩罚或壹败涂地而告终。”[13] 马克思说，资本每个毛孔都流著血和肮脏的东西。现在各级共产党官员成了公开或半公开的资本家，也都变为那种肮脏的东西了，剩余价值养活著无数资本家和庞大的红色权贵集团。以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解释当今的中国大陆，十分贴切，真是逃不脱的宿命。

　　劳资双方总是会产生矛盾，工人希望提高工资，资方希望降低成本，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取决于壹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取决于工会的谈判力量。中共是十分重视工会建设的，它强制每壹个企业都要建立工会，且无须征得企业的同意。沃尔玛在全世界都没有工会，唯独在中国例外。中共壹定要设立工会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工人权益，而是怕企业脱离党的监管，因为“工会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在私营或外资企业又承担起监视和震慑作用。全国总工会要求民营和外资企业成立工会，也是怕工人自行组织工会，脱离官方控制。全总属于政府序列，各级政府的工会机关也是财政供养供制，吃党的饭，既是政治道具，也是党的专政工具，不经工人选举产生，不代表工人利益，根本不可能团结工人与资方谈判。在私营或外企组织工会，无非是资方壹个辅助性的劳动管理组织，上为政府消除隐患，下拿资本家的薪水，摆平工人的不满，工人与党的利益或资本家发生冲突，工会站在工人的对立面，破坏压制工人运动，具有典型的“工贼”性质。工会甚至比资本家更恶劣，因为资方可以让步，工会是绝不对工人让步的，否则会引起工人对政府政策转变的误解，等于间接承认工人运动的合理化。当工人权益受到资方严重非法侵害时，由于宪法剥夺了工人的罢工权利，工人不可能通过合法的罢工行动来实施有组织的抵抗权，资方没有违法成本，经营血汗工厂就是必然的结果。官方工会的性质所限，工会在劳资冲突中起的作用是协助政府和资方压制工人的激烈反应，维持和谐稳定，不可能站在工人壹方提出谈判条件。富士康公司位列全球500强，在深圳的工厂有数十万人，2010年连续发生“十二跳”（连续12次工人跳楼自杀）事件，根本听不到工会的声音，完全置身事外。深圳政府及劳动行政管理机关开始是集体失声，全世界广泛报导之后，又报告称富士康无责任，替资方打圆场。富士康实行军事化管理，雇用流氓打手（保安）监管工人，工人底薪不足千元，每月加班高达100多小时，心理压力太大，感觉不到前途，更得不到尊重和帮助。但在强大的国内民意和国际谴责压力下，最终资方选择了让步，承诺大幅增加工资。那些可悲的“跳楼者”，反而成为争取工人利益的“革命先烈”，这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用脚投票”式的悲剧，虽然没有谢幕，也总算让工人懂得了权益是要用生命换取的。无可否认，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力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压榨劳动力、低工资和超时加班、集中营式的管理，使中国普遍存在著“工厂奴隶制”现象。资本家从中受益，官方工会作为统治阶级壹方，也是奴役的受益方。这种工会对工人毫无吸引力，非国有企业的入会率只有13％，即使达到100％，工会也不可能成为工人自己的组织，成为对抗国家行政权力和资方残酷剥削的社会团体，成为改善人权和福利保障的坚强后盾。与富士康事件同期的佛山本田汽车厂工人大罢工也取得了胜利，他们抵御了资方和官方工会的打压，勇敢地“用手投票”，主张权利，迫使资方大幅加薪。但工人要求自由组织工会的要求被严厉拒绝，因为加薪是资本家出钱，共产党没损失，工人组织工会是从党手中夺权，中共宁愿让工厂关门，也绝不允许自由工会诞生。由此可见，资本家妥协容易，让共产党让步就跟取它的性命壹样。但中共也失算了，大肆宣传富士康血汗工厂，回避体制问题，将民怨引向外商，迫使富士康大幅加薪，却引发壹轮全国性大罢工，纷纷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中共只好停止报道血汗工厂问题，免得引发全国性工潮，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马克思说：

　　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时是不壹样的。在市场上，他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所有者与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为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象白纸黑字壹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壹块肉、壹根筋、壹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壹起，作为壹个阶级来强行争得壹项国家法律，壹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的后代卖出去关死和受奴役。[14]

　　美国工会为了“抵御”折磨工人的毒蛇，把蓝领阶层带进了中产阶级，促进了美国经济长期向好。中国工会成为奴役工人的工具，为少数人攫取超额利润服务。在共产极权下，工会扮演著双重功能，既作为政府的代表，又企图代表工人，以这种“二元论”为出发点，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工会看成是具有双重身份的组织，它既有国家属性，又有社团性质，既是国家机器的壹部分，又装扮为工人团体，这种制度上的双重模糊身份，是解释工会行为的关键。计划体制下，工厂企业基本为国有制，利润上缴国家，工厂与国家的利益壹致，工人工资待遇由国家统壹管理，工会很少遇到双重身份严重冲突的窘境。其原因是工会应有的代表功能基本上为“家长主义”的国家所垄断，即工人的利益由国家来保障，国家为工人提供就业机会、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工会似乎显得多余，变为职工的“文体活动之家”。其职能仅是发电影票，组织篮球赛，或者为劳模联系疗养院之类。市场经济改变了国家与工人的关系，产权制度多样化，国家不能再扮演社会主义大家长的角色，国家事实上不再代表和保护工人，还要牺牲工人权益而推进市场体制改革，用铁腕让多余工人下岗，以保证企业的效率和政府的税源，工会双重身份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而且越来越明显了。在政府与工人的利益形成对抗型矛盾时，国家开始高度警惕工会向自由化转型的可能，壹方面尽量维持官方工会的运作，壹方面要避免产业工人里出现波兰团结工会壹类的异化力量，严厉打击瓦文萨式的工人领袖。由于毕竟挂著工会的招牌，在解决个人性的劳动争议以及缓和劳资冲突也能起壹些作用，在极为狭窄的制度空间里活动。当工人权益受到有背景的资方或政府侵害、矛盾变得不可调和时，“党和国家”的利益自然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政府工具的工会就被挤到更为尴尬的位置——多余的阑尾，不替工人说话，反而要坚定地站在资方或政府壹边，压制有组织的抗议，解散工人独立组织的任何团体。《工人日报》在1999年8月9日有壹条消息，说西安的壹家国企经理决定，凡是不购买企业股票的工人，壹律下岗。厂工会主席反对，结果他被解除了职务。国企工会是官方的，但又属于工厂部门，工会负责人与厂方是劳动关系，不听话的工会主席就会被视为壹条发炎的阑尾给割掉。在民营企业，工会负责人壹般为老板的亲信或亲戚，官方也予以认可，其作用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正如壹些学者所说：官方工会的重要任务之壹就是，“哪里有（独立）工会，就去解散工会，哪里没（官方）工会，就去建立工会。

　　营造血汗工厂，对于党和国家、地方政府和官员三方面也有重大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是什么呢？就是收更多的税，养活几千万党政干部和几百万军队警察。税源的大头是增殖税和营业税，在工厂老板那里，不是凭劳动者的个人所得税。谁都懂得放水养鱼的道理，鱼是资本家，不是工人。中国太大，各地经济不平衡，资方总会选择成本洼地。地方与中央政治利益相同，经济利益却相反，中央拿得多了，地方就少，国家政策到了地方便是有选择地执行。地方政府的利益是什么呢？贯彻稳定压倒壹切的方针，警惕劳工的维权行动，保护资方利益，尽量多收税费，又不吓跑投资者，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哪怕这种增长血腥味十足也在所不惜。地方政府降低行政执法力度，只能是牺牲劳工权益，与资方壹同经营血汗工厂。官员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当然是利用老板们为自己谋得更多的实惠，能向官员行贿的只能是资本家，工人的微薄薪水请领导吃餐饭都不够，去费力维护工人利益，于官员并无丝毫现实好处。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国情下，这种状况不会有多大改善，何况中共权贵们早已摇身壹变，成了资本家阶级，利用亲属经商办厂，化公为私，掠夺民众。制度性的社会危机正在加深，中国社会恰如暴涨暴跌的股市，每个人都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顾壹切地争抢筹码，赌它壹把再说。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壹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这是极具嘲讽意味的循环，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劳资冲突，在资本主义社会早已不复存在，却在挂著社会主义招牌的中国更加严重地体现出来，马克思由此而创立的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来改变工人阶级命运的理论，若用到共产党自己头上就不会过时了。现在资本家可以入党了，对于缓和劳资关系有多大用呢？恩格斯是资本家，他创立共产党是为了领导工人阶级消灭资本家阶级，由劳动者共享社会财富，今天的资本家加入共产党，决不是为了领导工人共自己的产，而是利用体制内特权更多榨取劳工血汗。壹党专制政权不可能通过保障工人政治权利和强化法治来建立劳资合作关系，原来的工人阶级专政壹定会蜕变为共产党贵族和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专政，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宿命，也是其无法适用现代社会的先天性缺陷。

　　可以概括壹下：正如学者秦晖说的，“经济全球化加低人权优势”，就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道理。政府强制下的圈地运动加源源不断的廉价农民工，人为制造出吸引国际资本的“成本洼地”，所以外资纷纷拥入，产品源源而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奇迹”。何况“低人权经济”扼杀创新精神，不尊重私有产权，高增长与负福利并存，同时又积累著社会危机。这种发展既没有技术创新优势，也缺乏对民众福祉的关怀，更难于提升产业结构水平和实现经济转型，还是出口低技术产品的路子，远远谈不到引以自豪的层次。

　　官僚体制

　　中共的政权系统是由多级政府构成的，是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中央集权体系，国家政治体制表面上以行政系统为骨架，但治理权主要是由党中央控制下的各级地方党政机关执行，是壹个垂直的管理体制。民主国家则不同，如英美国家的地方政府壹般不承担自上而下的行政功能，各级政府相互独立，国家壹级政府只有主权意义的管治权，不得干预下级政府的具体职责，国家主权功能与地方自治权的边界非常清楚。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是维系传统中国社会架构的支柱，它是典型的三角形的结构。中共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传统的官僚制度中加入党权至上原则，以同样三角形的结构的党组织，以党员官僚建立分级行政体系，政权之上有党权，形成所谓“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政治制度。党政两套系统合二为壹，以党权为重心，对自上而下的行政层级实行垂直领导。中共政权是以党员干部为骨架的政教合壹体制，党政军经济文化高度集中，凡是带有管理性质的位置，或认为需要管理的事，诸如写诗编小说的作家，宗教神职人员，学校幼儿园教师，也都囊括于党政系统之内，各按行政级别，形成高度组织化的干部集团。共产党要掌握绝对权力，不允许有民间社会，这就需要庞大的干部集团。在江西根据地时，十几万干部和军队中仅红军剧社就有60个。红四方面壹部组成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军中政治机关、妇女儿童、学校、剧团等非战斗人员就占了三分之壹。40年代初的延安人口为38000人左右，3万多人是中共中央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干部，城区居民仅7000人。上至党中央首长，下至保育院儿童，全部归属于各级组织行政系统，由各部门的干部管理。这些干部完全脱离战场，大部分时间是学习开会，唱歌跳舞演戏，靠贫穷的地方财政与前线缴获或苏联资助乃至贩卖鸦片养活他们。由于是战时体制，政府行政系统的官员并不多，据1943年3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迅速进行整编的命令》规定，首府延安县的县干部仅20名，杂务人员6名；10个区共有35名区干部和10名杂务人员，平均4.5人；51个乡共有102名乡干部，无杂务人员，平均2人。其他如志丹、延川、子长、安塞、延长、固临、甘泉等县也是如此。但这是政府编制，绝大多数的干部不在政府机构，而是充实于党领导下的各种行政事业机构之内，如各类学校和文化团体统壹归党管理，不属于政府序列。这部分人是只能扩充不能精减的。那么多投奔延安的人，都是进入党的各类机构之中，不是加入边区各级政府。边区政府不是权力中心，更非政治中心，其职能简单，彻底干预社会的是共产党的管理系统。干部是中共推行政治路线和掌控政权的基本力量，干部队伍越庞大，寄生于体制内的人员就越多，形成荣损相关的各级利益集团，他们会主动维持集权体制，做大统治集团，政权就更加稳固。除非财政无力维持时，才考虑精减党政机构，形势壹好转，干部集团就会在充足营养滋润下加倍壮大。延安为何在艰难困苦时期包养那么多干部，壹是因为体制问题，为了强化党的绝对领导，必须壮大党的队伍；二是以储蓄干部于中央的方式，以备将来夺取全国政权之需。抗战末期，苏联出兵东北，延安立即结束整训学习，派出大批干部前往，而东北还是感觉不够用。大跃进时城市人口激增，党政机构也随之膨胀，紧接著的三年饥荒，国家财政穷困不堪，不得已压缩城市人口，重提“精兵减政”。直到1962年，县壹级的机关工作人员多在500人以上，机构庞大，重叠臃肿。党政人员之所以越减越多，就是因为精减是临时性措施，风头壹过，立即报复性地反弹，凡是有些门路办法的人，无不以钻入党政机关行政事业单位，以端上铁饭碗为荣。中共将每个人的前途与党的权力挂钩，除了进入党政机关，再无升迁发达之机会。三年大饥荒中壹般干部虽然也吃不饱，但不决不会饿死。这些人普遍带有强烈的食利欲望，形成庞大的食利集团，他们不创造社会财富，不为纳税人提供有效的行政服务，却侵吞噬著巨量的社会财富和绝大部分的财政支出。现在中国有几千万在职干部和寄生于行政系统的大批聘用人员，其中包括军队和国企寄生阶层，以及依附于半行政系统的杂务人员、临时工人等，汲取统治集团的剩余利益，他们约占总人口的10％，超过中国之外的全世界财税供养人员的总和。所以，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壹，公务开支占财政支出的37％，而美国约为11％，欧洲国家约为6％，日本约为3％。高昂的行政成本其实是党政成本，因为中国人不但要养活庞大的政府机构，还要包养更为庞大的党务系统及所谓的“事业单位”，还要养活半党务行政化的闲杂人员，比如街道居委会干部及其雇佣人员，比如打乒乓球及下象棋之类的专业人员，比如写小说或五毛党壹类的帮闲人员，等等等等。中国人养活著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团伙，以致中国政府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为世界最低。

　　“官僚主义何许物也？官僚主义就是古人类原始本性中的恶，食人之风的恶，原始的权力欲与占有欲（它的发达形态就是现代人的压迫欲与剥削欲），寄生在人（社会猿）类基于种的生存的必要而产生的群体内部团结这种善的本性表现之上的结果。壹个群体的成员，利用他在群体组织中的权力地位，发泄人性中恶的壹面的卑微感情，以强凌弱，作威作福，称霸谋私，由群体的公仆变成群体的主人，就是官僚主义最原始最本质的表现，千古壹理，中外同型。”[1] 壹般认为，官僚政治通常是指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官僚政治制度的性质，习惯把行政当做例行公事处理，遇事拖延不决，讲形式打官腔，但求形式上能交代，壹味应付，假公济私，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诿。官僚且会变成世袭阶级，把壹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和家庭图谋利益的勾当。摧毁官僚体制是中共革命的号召力之壹，但共产革命摧毁了旧的官僚体制，却不得不建立更为庞大的新官僚体制，如滚动的雪球壹般，苏联老大哥堪为中共的榜样：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曾说，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自然会使壹切官僚机构逐渐‘消亡’”，可以“彻底破坏”和“根绝”官僚制，把国家官吏变为公仆，消灭“寄生虫”国家。可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由于人在社会上的地位首先取决于其政治地位和权力，这种制度必然成为滋生官僚主义腐败的温床。建政伊始，苏维埃政权确有穷人政权之象：衣著随便的人民委员们仅使用很少的工作人员来处理许多繁杂的事务，同群众的关系尚属融洽。但不久，由于国家要严格控制整个社会，产生了对官僚的巨大需求，机构随之不断增加、膨胀。1921年政府雇员人数比1917年增长四倍多，1922年政府所属各种委员会共有120个之多，国家机构的数量十倍于沙皇时代；二战前，苏联的管理人员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之比率竟达壹点多比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导致效率低下。几次精简机构，可是官僚的人数总不见少，被裁撤的机构也是过不久就改头换面恢复了。 更严重的是，由于国家垄断壹切经济资源，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党和政府官员便可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物质利益。共产党员并非像斯大林所说的是什么“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他们也有普通人的欲望。当他们掌握了生产、流通和分配的管理权，就很容易为自己捞取各种好处。十月革命成功不久，在布尔什维克党政干部中便出现了腐败。1919年9月的壹份报告显示，在策划过十月革命、曾是布尔什维克党总部的斯莫尔尼宫就充满了腐败。彼得格勒市苏维埃的公款流到了当地党政领导人的口袋；供应部门壹连数月没给壹些工人居住区发放食品，而成卡车的食品却从后门卖给了黑市贩子。饥饿的工人们看到“苏维埃沙皇”衣著讲究的太太们拎著大包食品从宫门口乘小汽车扬长而去，气愤地说，这同罗曼诺夫时代差不多。但他们不敢向该市党的首领兼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诉说，因为季诺维也夫进出时有“契卡”的保镖相随，还常带著几个妓女。其他地方的腐败情况也很严重，当年，壹名老党员从土拉写信告诉列宁：“我们已脱离群众，很难吸引他们。以往同志式的精神已消失殆尽，代之以党的头掌管壹切的个人统治。收取贿赂日益普遍，离了它，我们的共产党同志简直没法活。” 对党内腐败现象，列宁先是归于党内有为了谋取执政党的好处而混入的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于是要求清除不纯分子。但腐败现象并不仅发生在这些人身上。尽管有些尚坚持理想的党员不贪污受贿，但官员们报酬的多寡根据其官阶决定、党政领导人领取高薪、以及官员们享有各种特权，使官员们变成了壹个特殊阶层，使特权日益制度化、合法化。例如，在住有中央领导人及其家属的克林姆林宫里，设有专门的餐厅、医院、商店、幼儿园、理发店、桑那浴室等，有二千余名生活服务人员、包括在法国经专门训练的厨师。1920年克林姆林宫的开销就比当年莫斯科全市社会福利支出总额还要高。其他高级党政人员也享有各种特权，如能得到特殊配给和供应，可在内部商店买到外面没有或要花几十倍的价钱才能买到的东西（包括奢侈品）；在城市里住高级住宅或宾馆、在乡间拥有私人别墅；有专用汽车代步，出远门可独享火车包厢；晚间还能免费观看歌舞、戏剧演出等。[2] 举壹个例子，苏俄管理工业生产的机关叫做国家最高经济委员会，在1921 年，这个委员会雇用了近25万名员工。而 1921 年苏俄的工业生产已经下降到不及1913 年帝俄时代工业生产水平的五分之壹。在1928年左右，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员工人数高达400万人。这种革命无非是官僚政治的转换形式，在每壹次革命时，革命英雄主义者（革命官僚主义）总是打著“替天行道”旗号，这具有办事效率高和解民于倒悬的公示作用。壹旦当权，就逐渐腐化堕落，形成顽固的体制官僚主义，成为下壹次革命的对象。共产革命与旧式王朝更替大不相同，旧王朝是官僚体制，但仅是壹个行政官员系统，共产党是党政合壹体制，除了管理国家必须的行政机构，其庞大的党务系统也要维持相当大的规模，党的领导机关与政府机关分开运作，形成同样庞大的特权阶层，也壹样要消耗巨量的社会财富。此时的共产党不是壹个社会团体，而是统治集团，纳税人天然有滋养共产党的非法定义务，同时又承担养活政府的法定义务。官僚主义寄生于旧体制，随著革命的胜利，寄生者就最大限度使宿主变成为自己私利服务的模式。马上得天下的高效率军事组织，最容易演变成为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机器。学者孙越生认为，官僚阶层是管理社会不可缺少的中介层次，如果把众多散乱的毫无组织的人聚集在壹个与世隔绝的可以采集营生的孤岛上，时间壹久，如果不是彼此残杀而全部毁灭，就必然会在其中产生出中介统治或中介管理的现象，也就必须会产生官僚主义。但是人群会存活下来—— 官僚主义元模式也是壹个统分结合的三角形式结构，顶端是首脑，可为单数或多数，以L代表之。中间是官僚，以B代表之。最底层是人民大众，以P代表之。 官僚主义元模式就是壹个L，B，P，三层三角形式分布的统分结构。L和B构成小统分结构，L和B为壹体，则同P构成大统分结构。L支配B，B支配P，即L→B→P，这就是官僚主义元模式的基本公式。 ……由L→B→P这个基本公式构成的元模式本身，严格地说只是壹种结构和功能的抽象写照，而不包含善恶好坏的道德评价。……严格地说，官僚主义概念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其壹是官僚主义赖以发生的可能性，即L→B→P这个基本的结构功能模式，它是抽象的，中性的，无道德评价的；其二是官僚主义发生的可能性变成现实之后，同时也就产生了好的官僚主义和坏的官僚主义，或复合的官僚主义，产生恶寄生于善或善寄生于恶的相生相克现象。 ……要使这个元模式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即有效克服坏的官僚主义，并不需要也不可能取消这个公式，这个元模式，而只需加上壹个权力支配关系的逆向系统。同时使P亦能支配B和L，并使B和L相互制约，防止单中心单向支配关系的专断。 也许在社会猿群和原始人群团中已经出现这种逆向权力系统，并有这种直接民主制来制止首领的擅权。这可能就是形成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模式的政治原因，而物资匮乏只是它的经济原因。所以，反官僚主义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就是P→B→L。人类最终要创造壹个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官僚政治，也必定是壹个双向系统的官僚政治。它的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就是：L←→B←→P。 当然，这种双向支配系统，只有在法治为主的形态下才有效，而人治为主的形态是不可能保证它不向单向支配系统回归的。[3] 官僚主义是与社会发展模式生而俱来的病理机制，它不仅会勾结私有制而肆虐，也会腐蚀公有制而猖狂，任何形式的社会结构概莫能外，不过病情轻重而已，就如人体不可能没有壹点毛病壹样道理。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在建立伊始，仅有国务院、财政部、陆军部和司法部。其中，国务院仅有5名书记官。到20世纪初老罗斯福执政时，联邦政府官员已增至26万名左右。到1977年，仅联邦行政官员就达280万名左右，半个世纪增加了10倍，还不包括武装力量。社会结构是否优越，取决于抗官僚主义病毒的免疫力，共产党的官僚政治比之旧王朝的官僚政治更为严重，是因其免疫功能过低所致，也是壹种先天基因缺陷及后天继发感染的“免疫综合缺乏症”。中国旧王朝的官僚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登上政坛，只有贵族是世袭的，贵族仅限于皇族，数量很少，掌握行政权力的大部分是官僚。学而优则仕，或“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官僚不能世袭，老子任军机大臣，儿子为布衣，亦很正常。共产党的权力架构是红色贵族加依附于贵族阶层的庞大官僚集团，贵族阶层与官僚集团同样庞大。红色贵族由集团内默契的子承父业特权延续，是党内权贵世袭制度，这不是壹个法定程序，是在暗箱操作下党内派别间的利益分赃。进入官僚集团的渠道不是凭借公认的学识和操守，通过公开公平的竞争考试实现个人政治前途，而是以暗箱中的利益交易方式获得职位。没有法律性的官制标准，做官全仗钻营能力，这就决定了求官者的道德才干在壹开始就被降到极低的程度，上至总理部长，下到县长乡长，均不经公开的遴选程序产生，所以才有“傻子总理”、“三盲院长”或“赌徒市长”壹类丑角登台表演的机会。红色贵族体制实际上是复辟了秦以前的分封制，是最典型的封建制度，从上至下的各级贵族都有被默认的世袭权。红色贵族未必有地理上的世袭领地，但在政治和经济资源上他们都有各自的世袭化的“领地”，如政治贵族家族多从政，军队贵族家族多从军，经济贵族家族多从商等等。红色贵族的世袭化演化为红色官僚体制，红色官僚集团也是民主集中制（共产集权制）的必然结果，普通官僚也可上升为红色贵族，血统变红后就享有双重身份和世袭特权，官僚贵族化，贵族官僚化，渐为门阀世家，蜕变为马克思所批判的支配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寄生食利集团。现在中共第壹代贵族世家已延续到三四代，技术官僚世家也延续到了二三代，门阀世家现象已然蔓延至全社会，巴结名门望族成为钻营的重要渠道。党权之下的红色官僚体制，是中国历史上独壹无二的专制体制。正如林彪所说的“封建社会主义”，只是那时的世袭特征还不象如今表现得这样广泛。

　　“封建社会主义”只是壹种简单的比喻，其实红色官僚体系远不如旧王朝的官制合理。中国自秦始就有法律性的官员考核制度，按照法律考核其任职情况，即课其职守、考其功效。汉代《上计律》规定，年终由郡国上计吏携带上计簿到京上计，即汇报工作。上计的范围包括户口、赋税、盗贼、狱讼、选举、农桑、灾害、道议等。考核结果，根据政绩决定迁降赏罚。另有壹套监察制度，汉武帝时，每个州设刺史壹名，直属御史大夫，派驻地方，监察地方官员。中共以党纪和壹些行政规定治吏，并没有法律性的考绩监察制度，因为干部都是党员，对于违法官员，纪委以双规先行审查，然后再由书记决定是否处罚。干部考核是党内领导的事，外人不得过问。所以无论谁上台，如何宣扬廉洁，都是不可能贯彻选贤任能的用人尺度的，比之皇权时代相差太远。各种社会制度中都会有官僚政治现象，区别在于民间社会对于官员的监督能力。公民有监督权，民治政府运作公开透明，官员必须向国会和民众负责，可使官僚主义流弊减至最低限度。如果是专制国家，官僚集团必然要伸张王权或维护中央权威，首先保障权力来源的安全。共产党高度集权，无事不管，又没有民间社会，红色官僚政治必然为各种官僚制度中最差的壹种。无边界的权力，寻租也无边界，驱使官僚牟取自身最大利益，官僚群体就容易结成腐败利益集团，不管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还是“国家公务员”，红色官僚体制决定了这些人的寻租行为和道德情操，决定了他们只能蜕变为社会的寄生虫。中共早在延安时代就已经严重地官僚等级化了，分大中小三灶吃饭，高级首长特殊供应，有周末舞会，特权干部日益膨胀。在现阶段，腐败对中共官僚体制来说，并非壹件坏事，如果官员不去贪污而追求人类正义，没有合法性的壹党专制就会失去凝聚力。汉高祖时，“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后萧何为民请命，言上林多空地，应允许农民耕种。高祖大怒：“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这才以反腐败名义将萧何下狱。宋太祖劝石守信等“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竟作为壹种统驭臣下的谋略，皆说明专制官僚社会统治者对臣下或僚属所要求的只是忠心，不是清廉，至少两者相权，宁愿以不清廉保证忠心。专制催生官僚，与是什么体制及政治宣言无关，普鲁士国王肺特烈大帝说：“皇帝不是专制的主人，只是国家的第壹个臣仆”，动听的语言改变不了制度，其“开明专制”无非是军事官僚统治，四处侵略扩张而已。中共的语言更为悦耳，虽然用理论上的“先进性”极力掩盖专制腐化，却正是共产官僚体制无以摆脱困境的致命因素之壹。市场化条件下的官僚体制比之计划经济时期官僚政治更为严重，以市场化为主导的改革过程并未解决官僚体制问题，反而促使官僚政治更加恶化。其原因在于战时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军事化管理滋生官僚主义，形成体制还需时日；计划经济是分配体制，有官无商，民众都隶属于单位，群众性政治运动多，官僚体制更多体现为效率问题；市场化则不同，党的政府垄断了绝大部分资源，民间也寻求分享利益，权力进入市场，寻租现象便公开化了。政府职能的牟利化，权力与金钱紧密结合，官员通过垄断和寻租刺激官僚集团和官僚资本日益膨胀。有利时壹拥而上，不请自来；缺少利益刺激时，各部门相互推诿，行政效率比计划体制更低。官僚政治是壹种特权政治，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谋求民众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人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到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主权在官的制度里，官僚体制无法用议会政治来限制，不建立制约行政权力的议会制度，行政权力无边界，政府膨胀不停止，官僚集团就不会真正向公务员制度转化，永远是社会的特殊阶层。 西方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策供给的三个模型：仙女、半仙女和女巫模型，解释了政府的行为。有学者说： 仙女模型指的是政策供给者的作用只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或者不愿解决的事情，并且政府的行为是明智和理性的，其结果是帕累托最优，即人们都从政府行为中受益，而没有人受损。而半仙女模型则实际上是卡尔多补偿原则，即在改变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损，但是受益大于受损。在政府集中精力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物品时就会产出这种单向的社会总产出增大的效应，并且按照“瓦格纳定理”，随著人均GDP 的增加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提高。……女巫模型它主要用来描述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而实施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其后果完全是破坏性的。该模型具体到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壹是基于政绩显示，在政府届别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短期行为。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决策由于种种原因并不太受同级人大的约束，而主要听从上级政府的意志。由于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的原因，信息链条越长，信息渠道越窄，下级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实施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换言之，地方政府并不受当地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两者是最有资格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评价和监督的群体）的直接和连续的监督，而上级则主要运用经济增长等指标进行考核。这时地方政府身处诱惑却又缺乏监督。这种特殊的政府体制导致了大量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二是政府中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行为。其表现主要是双边垄断和不对称信息、官员预算最大化和传统计划管制条件下的既得利益。政府机构是某种公共服务的惟壹并且是垄断的提供者，他们往往比上级官员和普通消费者掌握更多的关于某种公共产品的信息，这使他们得以勒索消费者（更多的收费）和敲诈上级领导（更多的预算），况且更多的预算意味著更多的支出从而更多的政绩显示（尽管效率可能不高）。另外，在中国目前的政府机构中还存在著依靠旧的或新的管制体制创租的“分利集团”。并且这部分“改革对象”经常扮演著“改革者”的角色，但是为了固守既得利益，他们是改革实际上的反对者。[4] 以中国人的生活经验来看，我们没有见到仙女的幸运，遇到的都是女巫。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国策下，经济增长还不光是体现政绩的标签，更是个人切分“蛋糕”的机会，各级官僚包括军队在内，都参与寻租活动，没人会傻乎乎看著别人捞油水而忘记使用手中的权力。分享利益就必须结成利益集团，靠单兵作战不行，所以每壹级政权的寻租活动都由各利益集团瓜分，体制外人是无缘参加的。从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对中央集权的中共体制不利，其实不然。假如邓小平象戈尔巴乔夫壹样先从政治改革入手，实现公开化和民主化，那第壹个垮台就不是苏共而是中共了。正是把注意力转移到白花花的银子上面，若整天讨论共产党的历史，越谈越愤怒，原来的信仰全是欺骗，全是祸国殃民的东西，那共产党还有什么能力团结他的党员干部呢？共产党的第二次成功，向钱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延安那么困苦而没散伙，是因为有夺取政权的信念，四人帮倒台民众那么兴奋，是因为四个现代化的美好蓝图终于有希望变为现实了。六四使中共进入壹个危险的瓶颈期，人们政治上的期望值落空，经济上发展也受到影响，刚好转的国际形象受到毁灭性打击，再加之苏联解体引的起的骨牌效应，普遍认为这个专制政权维持不了多久。邓小平以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果断决策，将人们的政治注意力再次成功地转到追求财富上来，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驶向快车道暂时化解了制度危机。当人们发现“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暴富者皆为“太子党”为首的红色贵族集团时，中共已经让整个官僚集团成为先富起来的群体，结成了牢固的红色官僚集团，安全渡过了统治危机。在示范作用下，中央的“太子党”能发财，地方的“太子党”壹样能发财，再说金字塔下层是基层政权，几千万党员干部大部分在基层，没有这部分人支持，中央连空架子也支撑不住。虽然中央集权受到削弱，但政权却比邓时代更加稳固，没有当权者会傻到推翻为所欲为的食利政府，去建立壹个高层长官连使用自己的“首长特别费”都成为犯罪的台湾式政府。所谓共产党有亡党之忧，是指大趋势而言，冷兵器时代农民起义的政权更迭方式对于掌握海陆空立体作战优势的中共集团，早就不实用了。但并不等于说中共真的会万寿无疆，当中国人的民主质素达到壹定程度，大多数人认为不能再继续忍受专制时，中国才会走进民权社会。

　　极权制度

　　从中央、省、地市、县、乡，中共政权共有五级政权机构，如果把已经行政化的居委会和村委会算进去，共有五级半行政体机构。再加上每壹级都有党务系统，共有几千万党员干部。中国是世界上官员最多的国家，每壹级政权都要设置对应上壹级管理机构的部门，各级都有五套班子，条块分割，叠床架屋，人浮于事，所以官员之外还要雇用大批的临时人员，自然造成行政管理的高成本低效率。如美国壹名法官每年审理900多起案件，中国法官壹年只办20来件案子，属于世界上最悠闲的法官，所以才有那么多“三盲院长”，利用大把时间吃喝嫖赌，包养二奶。庞大的党政体系中乡镇干部占了很大壹部分，这么多名义上是吃皇粮的，实际上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很少，到了县及以下的基层政权，除了贫困县几乎没什么中央财政支持。中共在行政上是中央集权体制，但财政上是上下分灶吃饭，县乡财政靠自筹资金养活日益膨胀的官僚体制，不足部分只能靠巧取豪夺，农业税取消了，乡镇财源注意力转向了升值的农民土地，频繁出现的抢地大战，发展到军警开枪杀人的地步。征地比农业税更加重了农民痛苦。社会越到基层越黑暗，基层政府官员几乎无任何顾忌，裙带和利益的盘根错节，形成庞大的豪强集团，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政权黑社会化的基础。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是三级政府机构，最多也只有四级，美国与中国壹样大，也只有联邦、州、县市三级，在州政府以下，不论大小，都是地方政府。自治制度是美国地方政府的核心，自治就是在宪法的范围内，壹切由选民决定，直接选举是地方政府自治的基础，由于地方官员任期只有2-3年，所以选举是壹个经常进行的工作。政府决策过程充分贯彻民主三原则：多数原则、程序公正原则、保护少数原则。多数必须是在遵守程序公正情况下的多数，而对少数的保护程度则是出于民主决策的制度设计，约束政府执政时必需遵守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决策的公开透明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是科学的。日本有壹亿多人口，是中央、都道府县与市钉村三级。中华民国也是三级，《中华民国宪法》中规定了中央、省、县市三级政府，省、县实行自治。中共建政后不准地方实行真正的自治，为了严密控制地方，多加了地市和乡镇两个行政层级，层级壹多，干部也多，壹个县衙门要挂五套班子的招牌，每套系统都有大队人马，壹个正职另配几个甚至十几个副职，壹个县供养著几千或几万个要吃要喝的干部，又不创造财富，恶化成社会的肿瘤。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员每年仅公款出国、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三项，壹年无端耗费掉上万亿元，人民怎么能不贫穷。中共为何将中国分割成这么多条块，就是因为中央集权的需要，它要控制到社会每壹个细胞——家庭。省以下的官员虽然不由中央直接任命，但维持中共统治的是党务系统，党的系统不存在效率问题，因为确保党的执政地位是各级党组织的首要任务和生命线，这这个问题上，全党上下是自动保持壹致的，党权是既得利益的最大保证。这比皇权时代的中央集权制度更为严密，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受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对乡村民间社会采取自治的办法，所谓皇权不下县，县以下不设政权机构，壹个县衙门的官与吏不过几十人，壹个知县掌管全局，没有什么书记掺杂，更无壹大堆白吃饭的副职和数不清的局委科室办。有人认为“皇权不下县”纯属无稽之谈，理由是县以下还有“乡官系统”和“什伍编制”的保甲系统。通常所说的“皇权不下县”是县以下无常设政府机构，历代如此，至于壹些临时性的派出机构和官员，并不能改变县以下无皇家政权的史实。但这不等于说皇帝对乡村没有管理，农民可以随意诅咒皇帝而无人理会。乡村的“什伍编制”既是壹种准军事组织，又出于保境安民的需要，与现在的乡镇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设置。解释为皇权的延伸也无不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壹直未形成壹级政权。鉴于现代国家之公民社会的性质，温铁军先生概括的五个字：“国权不下县”。秦晖教授则把它完整的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撤销乡镇”，实行“县政、乡派、村治”，或推行“乡镇自治”。这引起许多人的不快，因为意味著许多基层官员会失掉饭碗，意味著庞大的食利集团必须退出肥沃滋润的地方。问题还在于壹级政权取消了，乡村自治，党权也就随之弱化了，入党缺少做官敛财的途径，共产党在基层便失去了吸引力。中共在乡村壹级都要设立党组织，就是为了干预村级行政。失去对行政权力控制的党权，党就成为无人恐惧的象征。按说这也算不上大进步，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第壹百二十壹条规定：“县实行县自治。”壹改中央集权为地方省县自治，建立了真正的共和法统，撤销乡镇政权仍离省县自治相去甚远。毛泽东统治时，中央也强调“发挥地方积极性”，但中国仍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地方自治，连少数民族自治区也是假的，就是因为党权大于行政权力。中共政权是极度集权的政治结构，中央虽然下放壹部分行政权力给地方，是因为壹切行政权由中央统起来成本太高，不划算，也不能表明中国有壹定的地方自治。党务系统是壹竿子插到底的，在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下，中央对末稍的控制未有丝毫松动，独立于中央的地方自治是不存在的。正是由于有了党务微循环系统，党中央的全国决策都能迅速下达到地方任何壹级。改革以来的中央集权是有些弱化，主要体现在行政管理方面，是国务院的权力被边缘化了，但政治方面的政策仍能以高效率贯彻，中央仍然保持著对地方官员的生杀大权，同地方的关系依然是利益共同体关系。国务院决策要壹级壹级贯彻，效力逐渐衰减，党中央的文件可以壹次下发到基层党支部，政府政策与党的决策，两者的政治风险不同，这壹点是每个体制内人都明白的。

　　巨大的政府规模消耗巨量的社会财富，为了维持自身的消费，政府的第壹目的就是圈钱，而不是服务，这便是女巫模型精髓：地方政府在缺乏监督的领域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其自身垄断租金的最大化，其存在的价值就是食利。地级市也是扰民的祸根，截止2004年底，全国地级行政区划单位为333个，其中地级市283个，形成中国特有的市管县体系。它构成了宏观纵向体制的基本权力结构，这是壹级纯食利型政府，因为它介于省与县之间，只有辖区，自身没有土地，其机构设置与管理职能与省和县级政府重复。其食利性质突出表现为这壹庞大群体的自身需求，以平均每个地区级消耗10亿元财政资金计，每年就要无端耗费3330亿元。河南省是中国人口第壹大省，有上亿人口，城市也最多，以地级市信阳为例，从1998年到2004年的7年间，信阳市财政收入虽由8.4亿元增长到12.2亿元，但同期的财政支出也由15.37亿元猛增到40亿元，使地方财政资金缺口扩大到了2.3倍。尤其是1998年“撤地设市”后，全市财政供养人员由当时的18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25万人，官民之比由1:43提高到1:31，长期靠国家财政补贴过日子，变化纯粹的寄生型城市，完全失去了造血功能。原来地区壹级设行署，作为省的派出机构而非壹级政府，地改市则意味著地区行署由虚变实和编制翻番，五套班子加各部委局办又创造出大量职位，自然成为各地区争相追逐的目标。增加的官员要吃喝玩乐，各部门壹门心思搞钱，加重了农村和企业负担。为了彰显“政绩”，所有的地级城市都力争成为区域经济中的“增长极”，它们不能生出新的土地，但可以将抢夺县区的土地和资源，在“发展”、“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趋同化范式下，地级城市无壹不落入以房地产开发为城市建设的套路，全然不顾及地理因素和人类的生活需求。在“致命自负”政府与“精细计算”开发商的共同构建的圈钱大潮中，构成壹幅幅没有历史记忆却极为标准化的、权力与金钱紧密结合的暴发户图景。

　　事实证明，行政组织每多出壹个层次，信息的失真率就会成倍增加，这就是农民有所谓中央“富民政策”到了下面就变味说法的原因。市管县体系的设计，人为地制造出壹个中间层级，省县之间权力被层层截留，信息沟通受到阻滞，这在信息网络高度发达和交通十分便利的当今社会早已不合时宜。本来建立市管县体制的初衷是想以市带动县，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促进城乡壹体化，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可事与愿违，市管县变成市盘剥县，财富向市里集中，流入市政府官员手中，供他们花费，而不是市拿出钱来帮助乡村建设。在壹些贫困地区，政府连自己吃饭都成难题，但为了维持庞大的行政架构和地级市门面，除了向县里搜刮，更无可能拿出钱来资助民间致富。市管县式的城市化道路，是壹种排斥市场机制的道路。有批评者认为：“市领导县体制旨在打破行政上的条块分割，但在克服旧的地市矛盾的同时，出现了更加尖锐的市县、市（市辖）区、区县之间的矛盾，尤其是限制了地级市管辖范围内其他县级市的活力。市政府既要抓好市本级，还要领导所辖县的工作，结果往往是削弱了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根据对市带县体制影响辖县经济的壹份问卷调查中显示，19％的县认为市带县对辖县经济发展“利大于弊”，25％的县认为“弊大于利”，另外56％的县则认为“利弊参半”。在调查走访的20多个市辖县中，70％左右的县都抱怨市里“啃县”、“刮县”、“卡县”。现在实行市领导县的地方，只有小部分是地市合并的产物，大部分则是地改市，即将地区行署改为地级市，撤销同名县级市并设置壹个或几个市辖区的结果。地市合并可以减少壹套行政机构，地改市则要增设机构、扩大编制。壹个地区改为市，马上就是五套班子出来了。五套班子就是：党委、纪委、政府、人大、政协。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规定，地区党政机构控制在30个左右，编制900人左右，辖县少的地区控制在500人左右；地级市机构控制在50个左右，编制平均2100人。地改市意味著编制翻番，自然成为各地区争相追逐的目标，编制规定很快就被突破了。党政机构就象不断滚动的雪球，不动还好，壹动就顺势滚大了。[9] 2009年，中央壹号文件提出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财政部又公布《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要求“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在2012年底前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推行。由于涉及削弱市级壹层官员的既得利益，试行中遇到很大阻力，但近几年社会动荡加剧，群体事件急增，大部分发生在县壹级，威胁到政治稳定，中央急于推出“省直管县”，首先是从政治上考虑，加强对县的控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著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地方政府自主权的扩大，县乡政府机构和人员随之自我膨胀。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对全国1020个有代表性乡镇的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达290余人，严重超编。现在壹个中等乡镇的工作人员就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壹个普通县的编制人数。乡镇党委和政府经历了向科层组织发展的过程，内设机构不断细化。原来为1人的党委委员、干事、助理员，分别演化为相应的部、委、办（所、站）等部门，乡镇还仿照上级政权组织增设了人大、政协、纪检等机构。这些人员往往是通过私人关系的利益交换原则而进入乡级政府，私人化或家族化倾向严重，对于乡村管理和市场经济，多且无用，对于利益集团却是滚滚财源，已经异化为纯粹的食利阶层。丧失了管理职能，使所谓“吃饭财政”，“负债财政”，贷款借债发工资，成为普遍现象。乡镇要保证自身生存，就需要庞大的财政来源，财政不够就靠借债运行。在广东，欠债几千万元的乡镇比比皆是，多的达上亿元，乡镇债务在全国有数万亿元之多。税收取之民，用之于民变为取之于民，用之于官，民生建设落后，形成“地方政府失灵”现象。由于与农民矛盾越来越突出，县乡政府官员及依附人员便以黑恶化手段执政，成了麻烦制造者和秩序破坏者，基层政权成为掠夺性政府，走向了自身职能的反面。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有壹句著名的口号：“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现在县乡干部的话就是法律，就有打人抓人之权，拆房牵牛，逼死人命，比英国女王的权力还大，比旧时代的封建诸侯还要无法无天。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皇权统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有学者将之概括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著两种秩序和力量：壹种是‘官治’秩序或国家力量；另壹种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前者以皇权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级分明的梯形结构；后者以家族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蜂窝状结构’的村落自治共同体，连接这两种秩序和力量的是乡绅精英阶层”。这比较符合中国历史，皇权当然对乡村有影响力，但那是税赋和兵源的关系，只要不挑战皇权，其余的便由乡民自行管理，与共产党包揽壹切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然不在壹个层次，共产党之所以极力反对乡镇自治，其道理也就在这里。皇权对乡村是非政权形式的间接控制，比如北宋王安石推行保甲制度，元代建立都图制和社制，明朝实行里甲制和粮长制，清代实行保甲制和门牌制等，都有壹套编织有序的社会管理网络体系。今天的村委会和居委会的功能是为了有效控制基层，却不能认作是壹级政府机构，它只有半政府的性质。因为共产党主要靠它无孔不入的党支部来掌控末稍，实现中央集权，没有必要设置这壹级政权机构，有党组织就够了。为什么中共实行五级半政权结构，并非不知道其中的弊端，而是故意扩大体制规模，增加体制内官员数量，以庞大的党政官员、公务员及相关依附人员来作为政权的基础力量，这部分人必须保持足够的数量，才能管制到方方面面。早在江西根据地时，就采取乡（市）、区、县、省四级地方苏维埃政权结构。学者的小政府大社会提议恰恰违反了这壹严密控制民间社会的原则，在大政府格局下，只要政权运转正常，每壹级政府都不会有改革的动力，反而要拼死抵抗各种精减或缩小政府的动议。我们只能看到壹些学术机构研究行政体制的弊端，呼吁改革，而各级政府却根本不予理睬。对民众来说，庞大的政府机构自然是无用的食利集团，但其吸引力和凝聚力极为强大，众人皆想进入这个集团分利，而不是瓦解它，每次的公务员考试都吸引无数的人参加，甚至达到几千比壹的录取比例，不是他们拼命要为人民服务，而是希望得到壹个保险又体面的职务，获取寻租资格。政府越腐败，灰色收入越多，引诱力越大，政权的基础就越稳固。这看起来荒唐，却是中共政权于民主化浪潮中不倒的重要原因。试想，若政府规模太小，壹个县仅有几十个官员，又怎能无孔不入地管治民众呢？

　　中共集权的特点就是政权的金字塔形结构，金字塔底层越大，上层越稳。美国不是这样，州县政府并不由联邦任命的下属机构，各级政府只对各自地区的选民负责，联邦政府管理整个国家也无权对地方政府下指令，地方政府有充分的自治权。支持美国强大的是保障民权的地方自治，联邦政府不需要通过权力的金字塔结构实现对国家的管理，政府的强大是体现民众的自由意志，不是垄断权力。这是集权政府与民治政府的根本区别，集权政府什么事都要管，于是不断增加官员，扩大权力阶层；民治政府基本上靠民间自治，大部分事分给社会团体去做，机构不需要很多。中国虽说自古行中央集权，但是政府机构也还是很小，中央政府壹般设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六部（吏、户、兵、刑、礼、工）。庙少和尚自然会少，例如公元627年，偌大壹个大唐帝国的京都——壹百余万人口的长安，只留用了643至730名京官，外官数量也相应较少。明朝官职有所增加，越到后期越是膨胀，另外还有厂卫系统，类似于现在监视控制人民的党务和国安系统，到明世宗时，壹次就裁撤锦衣卫3万余人，第二次裁掉148000人。但还是比不上现在的官员泛滥如蝗灾壹般。清朝壹改明朝的弊政，清康熙年间，全国官吏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小吏，只有17000人，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国土。到清末光绪年间共有知府180多人，知县1300多人，办理4亿人口之政务，从中央到地方的朝廷官员不过25000人。中央政权机关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军机处等构成，下设六部。清朝除了吃皇粮的官员，还有壹部分自理口粮靠捐纳购买的记名候补官员，候补不上就壹辈子做能穿官服的闲人。晚清虽然腐败，但从皇帝到大臣，天不亮就要上朝，今日事今日毕，无人敢于懈怠政事。古时候当官收入不多，主要是荣誉地位和忠君报国情操，王安石食衣俭朴，岳飞受害，抄家壹无所得，壹堆破书而已。袁崇焕辞官时，回乡的路费也不够。不似现在的所谓“公务员”，朝九晚五，放下茶杯，又端酒杯，荧屏报头，香车美女，赛过活神仙。壹个小小乡镇长，连“芝麻官”都算不上，就能拿几千万元公款去澳门豪赌，这类渣滓聚集成为新壹代的乡村恶霸。民国初年中央政府颁布的《各省行政公署办事章程》，省行政公署只设总务处与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四个司，全署编制不得超过60人。到1990年，省级政府的工作机构平均为69个，人员编制多达几千人，有的省甚至上万人。1991年底，中国1个省级单位平均领导11.3个地级单位，1个地级单位仅领导8.4个县级单位，管理跨度小，导致层次重叠，人浮于事。当官是中国人持续了几千年的热情，代表著人生的最高价值。中共就是利用这壹点以笼络人心，不断增加机构人员，巩固政权金字塔。所以，官场总是供不应求，跑官卖官的多如牛毛。

　　1950年中国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在50多年中增加了27倍。比中国西汉时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中国的长官比例也为全球之最，县以上政权机构都有五套领导班子，壹个市长就有9个副市长，其余的党务人大政协纪委也壹样臃肿庞大。日本首都东京人口1300万，GDP1.1万亿美元，但是东京只有“市领导”7人：1名 市长，4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世界经济首都美国纽约市，人口1800万，GDP2.6万亿美元，也只有“市领导”6人：1名市长，3名副市长，壹名议长，壹名副议长。以中共地级市辽宁铁岭市为例，其人口300万，GDP仅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五分之壹、是纽约的六分之壹，GDP是东京的千分之四，纽约的千分之壹点八。但是铁岭的“市领导”是东京和纽约的6倍，有41名之多。从市中共党委正、副书记，常委，到市政府正、副市长及他们的秘书长和助理，再到人大正、副主任和政协的正、副主席。这还不算多的，有的贫困县，所谓领导班子更为庞大。贵州省赫章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竟有12名副县长。因此中共的“官灾”，比“蝗灾”面积广，更时间长久，比中国所有自然灾害加在壹起的危害还要严重得多。

　　地方自治必须受宪法保障，中共的宪法没多大的分析价值，因为中共是以党的意志治国，以政策治国，写在纸上法律连它自己也不当回事，各种公民权利和地方权限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以中共第二部成文宪法（第壹部是割据政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也就是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例，通篇充斥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战争罪犯”、“镇压壹切反革命活动”、“人民公敌”、“严厉的制裁”、“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各级政权机关壹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壹类充满政治偏见和杀气腾腾的词语，不象是全体公民的宪法，倒象是壹部共产党的政治宣言和讨伐敌人的战斗檄文，正是这部专政机器的说明书。后来的宪法也承袭了这种风格，在序言中以教科书的形式宣扬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宣示其天然领导权的合法性和专政镇压的性质不变。中共的壹切改革都必须维护壹党天下，壹党管制天下的每壹个地方，这是底线，而中国改革的前途就在于取消壹党制，扩大民间权利。维持党管行政的集权体制，就没有改革的前途，它的行政机构改革搞了多年，没有解决任何行政体制弊端，也决非某位青天所能解决的问题—— 对于壹些立志于改革的县乡官员来说，在改革中将失去某种利益的公共权力依附人员是改革的阻碍力量。在既得利益阶层和分利集团面前，县委书记、乡党委书记的力量就显得太渺小了。就拿壹个乡来说，大大小小的干部、教师和权力寻租人员，队伍壹年比壹年壮大，从总体上来说壹个乡书记根本无法抗拒。决定乡书记是否能继续干下去的人不是普通农民，而是乡里的干部、教师们的舆论和评价，他们不但掌握著话语权和更多的评价机会，而且他们更有能力和关系渠道向上级施加影响。他们中的个别人可能与某副县长或某局长有亲戚或金钱关系，壹个小小的乡书记恐怕奈何他们不得。更多的时候，县乡官员自身及亲属朋友已经成为分利集团的主体，单靠某个书记要改革，要去改变整个利益分配机制，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李昌平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推行改革的结果是被迫辞职；原安徽省利辛县委书记夏壹松拒收礼金，立新规涤荡积弊，结果大量的恐吓、侮辱接踵而来，有人扬言“夏壹松不除，利辛难安”，最后夏壹松仅当了180天的利辛县委书记就被调离。由此可见，个别县乡官员壹旦成为乡村改革的现实动力，而又缺少来自上面的支持，就会很快被扼杀或排挤，出现逆向淘汰的现象。 帕金森定律揭示了县乡机构、人员膨胀、县乡政府改革动力不足的原始动因。英国著名管理学家帕金森在分析组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原因时，指出人员的晋升机会与机构数量成正比，所以人们总是希望增加机构。对于壹个不称职的官员来说，他可能有三条出路，壹是申请退职，将位子让给能干的人；二是让壹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三是任用两名水平低的助手。对于这位不称职的官员来说，第壹条出路是走不得的，那样他会失去许多利益；第二条路同样也不能走，因为那样会使自己多出壹个有力的竞争对手；看来只有选择第三条路最为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而自己则能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同时也没有人成为自己晋级的障碍，而下级既然能力不济，他们又会上行下效，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恶性循环，就会形成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扯皮推诿，效率低下的行政管理体系。帕金森定律告诉我们：不称职的行政首长壹旦占据领导岗位，庞杂的机构和过多的冗员便不可避免，整个行政管理系统就会形成恶性膨胀，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潭。……在以“苦甲天下”而闻名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同心县，部分干部违法乱纪，大量超编进人，致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吃“皇粮”的人数畸形膨胀。冗员吃空了财政预算、补贴，就连专项资金也被挪用。在这个仅有33万人口的贫困县里，吃“皇粮”者高达1.1万人，全县超编人员高达2800多人。由于工资支出预算由上级部门制定，乡镇财政没有任何减低这部分预算的积极性，精简人员实际上意味著放弃这部分预算拨款。由此可见，县乡官场内部很难产生足够的改革动力，这种情况对乡村改革的进程会产生负面影响。[10] 即使有了上级支持和称职的领导也无济于事，依然是个人力量挑战体制权威，仍然是局部性的变化，连改革的层次都谈不上。国家权力的垂直化体系决定了各级政府权力都被切分，不能独立改变体制弊病。党务系统也是这样，党的政策由中央决定，地方党组织只能执行，没有政策上的自主权。这种体制产生出壹大堆制度性困境，这不是仅凭个人改良决心而能解决的。朱镕基贵为总理，中共政治局常委，算得上敢说敢干，在全面贪腐的大环境下，他无丝毫力量撼动极权体制，无法改变机构臃肿的毛病，更无权改变党的专制。现在撤并壹些乡而增强地区壹级的做法，实际上是本末倒置，实行乡村自治，乡便脱离行政体制，由乡民自治，因地制宜，管理人员数量不是核心问题。乡村自治应以乡为主，村则太小，乡镇为居民生活的功能集中区域，教育卫生和集市贸易都集中在乡镇壹级，实行自治才有实际意义。从魏晋到明清，行政系统壹直没有延伸到县以下，清末民初以地方自治的名义建立了区、乡两级派出机构，不是壹级政权。按照当时的设想，区、乡经费不是取自传统的国税，而是靠自筹经费来维持；区、乡负责人也不属于公务员，因此自治组织与官府自然有很大的区别。撤并机构必须先从减少层级开始，再减少政府权限，各级官员就都减下来了。乡镇官员最高为科级，地市为厅级，厅局处科级官员成堆，级别越大，供养成本越高，只减小官，不动大官，更强化社会的官本位思想。这跟城市限制汽车行驶，不敢动奔驰奥迪等大排量富豪车，总是从夏利奥托之类小排量百姓车开刀壹样不公平。地区是省与县的中间层次，多为较大城市，最先撤销的应该是地市管县体制，市由省辖，市不能再盘剥县，县对市无供养责任，县也归省管，县以下为乡村自治，除了县级正常税赋，无供养冗员之责任。以县为中心的地域经济就活了起来，省支持贫困县不再经中间环节盘剥。城市化程度高，且已撤县改区的地级市应壹并归省辖制，与县互不隶属，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强县也可整合数县为市，县改为城区，统壹归省管辖。县制在中国目前（以及历史上）作为基层政权单位的重要性是：县作为社会、经济、文化综合性政治实体的基层政权建构，乡镇远不具备这样的综合性特征。县制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历久不衰，自有其深刻的理由，政治腐败在县壹级具有特别严重的性质和弥漫性规模，绝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这壹级权力既相对远离中央政权的监控，又相对接近自己的“子民”，在腐败政治环境下，可直接通过乡镇政权鱼肉乡民。过去，相当于地区壹级的州府是交通资讯落后时代的产物，现在再保留这个中间层次，还要增加壹级税收，只会有负面意义。 1997年到2001年，全国乡镇总数减少了4528个，其中乡减少了5681个，镇增加1153个。到2002年7月，全国乡镇数共为39715个，其中建制镇为20374个，比改革开放初的2176个增长了近10倍，而乡的数量则由52534个下降为19341个，乡镇数量之比首次出现建制镇超过乡数，分别是总数的48.7％和51.3％。撤乡并镇虽减少了数量，而职能并没有实际性的改变。壹些地方借撤并之机大兴土木建设，乡镇干部私分公有财物，通过大举借债消费等加重了农村乡镇政府的债务，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革被壹些干部和群众称之为“灾难”。应该撤销乡壹级政权，而不是削减数量，已城市化的大镇可考虑保留壹些，变为市。最好是连地区壹级也撤掉，中国之所以官员泛滥成灾，这两级就占了很大部分。现在的交通和通讯发达，壹个县的直径以五十公里计算，县城到乡下不过个把小时车程，从省城到边远县城高速公路最多几个小时。古人传递公文，驿站快马跑几天到大半年，行政效率与今日根本不在壹个层面，清朝版图比现在还大壹半，并未因效率低而分裂。古代骑驴看唱本，现在三菱越野车，古人治理乡村都无需另设乡镇衙门，白养壹大帮闲人，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小政府大社会。信息时代壹个电话即解决问题，政府无需过多干预社会，建立小政府大社会格局，降低执政成本。最不需要的就是乡壹级政权，中国很多的坏事就是乡村恶霸们干出来的。他们离农民最近，又握有行政权力，却无服务乡梓的热情。因为乡村是名义上的村级自治，农民无权过问乡政管理，只要县上有人做后台，便巧取豪夺，吃拿卡要，负债消费，圈占土地，无恶不作。就乡镇政府本身来说，它能做的事也极少，在农业税费减除的现实下，已经没有了收取额外税费的法律空间，收上来的钱能够政府自己用就不错了。乡镇政府不但不能服务于乡梓，由于自身需求，逐步变为千方百计为自己搞钱的机构。“以支定收”是壹条乡镇财政运作的“潜规则”，它需要花多少钱，就想方设法搞多少钱，因乡镇人大的作用图有虚名，乡镇财政运作的透明度极低。用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只能发挥计划生育之类的作用，对繁荣乡村并无意义。再说，乡镇政府作为由县级组织任命的下壹级组织，只能无条件贯彻上级意图，根本没有与上级讨价还价的地位，县级政府职能部门设在乡镇的“七站八所”还肢解了乡镇的权力和财政。这样壹来，乡镇党政不但不能成为壹级责权利相统壹的政府，还由于它的决策权甚至相当壹部分行政权掌握在县级政府及其部门手中，它成了县级政府事实上的派出机构，主要执行县级政府的指令。乡镇党政正承受著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壹是村民自治而要求建立新型民主合作体制的压力，乡镇党政不能再简单用行政命令来干预乡村；二是自上而下的旧干部任命体制的压力，这方面既有硬性任务指标的压力，也有人身依附关系形成的压力。乡镇党政要想建立服务型的政府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和事佬也没有余地，站在哪壹边都将使自身陷入困境。乡镇政府在两难时，只能选择向上负责，从而加重与农民的对立。打个比方，乡镇政权是壹段经常发炎的盲肠，迟早以割除为妙。越是贫困的地区情况越糟，是最大的社会累赘和动乱隐患。富裕地区也同样可恶，广东不少乡镇政府，花几千万上亿元建政府大楼，修豪华气派的广场，巨额资金花在毫无效益的面子工程上。这么多闲钱宁愿摆阔斗富，耀武扬威，也不去改善农民生活，不用来办义务教育，充分显示乡级政权的多余和荒唐。东莞有壹镇长，五年间竟然去澳门赌场输掉9000多万元公款。区区壹个镇长是中共行政体系中最小的官员，尚如此丧心病狂，整个乡镇体制存在的价值就十分明白了。

　　据官方统计，截止2003年底,中国公务员的总数是636.9万人，非正式编制而吃财政饭的人员约有4500万人以上，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财政饭有四层意思，壹是国家财政拔款，比如公务员的部分帐面工资；二是国家法规赋予的“自收自支”权而获取的，如工商，文化，城管等部门，他们既是执法者又是经营者；三是国家武装力量，这部分人至少在500万以上；四是附庸于行政机构的大量编外人员，如公安局就养了大批的协警；有半社会半政府性质的居民社团组织、科教文卫、行业协会壹类；也有各种临时性的雇佣人员，如用于每年两会及各种国际体育赛事的安保服务人员，都由财政支出。杂七杂八的组织都有收费权，可坐收坐支，是政府默许的潜规则式的“财政饭”，而这个财政饭要比合法的财政饭大得多。拢共加起来，从民众身上找吃饭的起码在总人口的5％以上，明的暗的，合法的敲诈的，装进个人私囊的，各显神通，老百姓有多少钱无端被劫，无人能够准确统计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发展快而民生提升很慢的道理，国民财富的大部分都让这帮硕鼠蛀虫吃掉了。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壹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壹年可以花的钱。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那时壹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政府收仅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现在的政府却需要十几亿农民才能供养得起。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壹起，2007年民间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壹半，超过美国民间与政府的8.4万亿美元与2.4万亿之比。但大头还不在财税收入上，政府有大量的国有资产和土地储备，2007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增殖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将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税的5.1万亿加在壹起，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据发改委估算，2007年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壹。如果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政府得到8.8万亿元，政府得到的份额同样是民间的三倍。换句话说，也即是占人口95％的民众的钱不过是占人口5％的政府人员的三分之壹。国有资产是人民大众的钱，政府拿了这么多钱，花在民众身上有多少呢？据财政部官员说，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美国，没有多少国有资产，同期三项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所以中国仅壹个县衙门的政府大楼规模就超过美国总统府很多，花费数亿元或十数亿元建新大楼的县政府并不鲜见，且用不了几年又要重建扩建，就是因为钱实在太多了。让这帮人实行有利于民众的行政和财税改革，绝无可行性。 如今的中国，尽管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但统治集团的稳固性并不比毛泽东时代差多少。

　　资源破坏

　　中国的发展模式，说到底，就是以不顾壹切式的增长，只要GDP快速增加，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以全球20%的人口，耗用约全球30%的资源，提供了全球约10%的产出。全世界每年约消耗110亿吨标准煤，中国占了30亿吨；中国每年进口6亿吨铁矿石，占全球产量的40%，钢材产量是美国的10倍；全球的化肥产量为1.65亿吨，中国消耗6000万吨，而耕地只占全球的7%。中国经济是靠高消耗的产业支撑，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是美国和日本的5到11倍，是国际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水资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8倍。近年来对能源需求的增长极为惊人。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速和最依赖煤炭的经济体系，壹年33多亿吨煤都不够用，已经成为煤炭净进口国。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是只顾眼利益。到处是私挖乱采成风，凡是产煤大省，如山西、内蒙、贵州等地，皆乌烟瘴气，满目疮痍，植被破坏无遗。每次评选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都名列榜首。减少环保投资是降低成本最省事的办法，地方政府也只顾眼前利益，对污染企业收了费，便听之任之。政绩和升迁是靠GDP来实现的，东部对环境要求严起来，污染企业就向西部转移，污染总量还在增加。虽然也在治理，但局部改善，整体恶化，城市情况好了，更大范围的乡村变坏了。山西省著名的花果城临汾市，竟成为山西乃至世界上最肮脏的城市。不禁令人联想到伊斯兰教的火狱：“那烟雾将笼罩世人，他们说：‘这是壹种痛苦的刑罚’”。[15] 据卫星观察，亚洲已笼罩在厚厚的烟云中，很多地方看不到星星，这基本上是中国人的功劳。据统计，全世界每年因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有80万，亚洲就占了53万。但炼狱是对大多数人“痛苦的刑罚”，少数人发了财，可以移民到地球上最洁净的地方，所以山西的煤老板纷纷移居国内外。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承担“京都议定书”义务，所以治理温室气体排放并不著急，中国还计划增加几百个火电厂，缓解电力紧张，这足以使“京都议定书”的壹切努力化为乌有。云南是森林大省，物种最丰富的地方，走在绵延几百公里的山路上，风光还是不错，如果妳细心壹点的话，见到的多是些人工林，最好的也不过是原始次生林，从树木的胸径就能看出来。大树基本上砍光了，西双版纳也是壹样，思茅地区到处山头裸露，“大字报田”随处可见，越贫穷的地方，政府越是紧盯著资源。人工林或次生林是不能与原始森林相比的，原始森林的物种多样性壹旦破坏便无法恢复，假如砍光了亚马逊森林，再栽多少树，消失的物种也不可能重新回来。因原有生存条件消失而失去的物种比恐龙灭绝还要惨，连化石也留不下来。自古中国人就热爱青山绿水，唐诗宋词里对山水赞颂都是由衷而发，“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没有比这更心旷神怡的了。自古以来就有保护环境的习惯，《淮南子·时则训》上有许多古人保护环境的论述，如孟春毋竭山泽，禁伐木、毋覆巢，杀胎夭，二月毋伐桑柘，三月毋伐大树，四月毋烧灰，五月树木方盛，勿敢斩伐云云，从天子开始，违者视为逆天而行，必遭祸殃。在国民环保素质上，中国人比日本人差多了，日本的森林覆盖率世界最高，达国土面积的67％，但日本人决不会砍伐自己国家的壹棵树做壹次性筷子，从中国进口木筷，用后又回收制成纸浆，再出口回中国。山西和东北的无烟煤多，日本买来后装进水泥大箱子沉入海底，以备未来之需，等于把中国煤矿搬到了日本。中国人总是欢呼发现了大煤矿、大油田，而现实的发展已经过度透支了下壹代的和平与幸福。结果是中国人子孙尚未出世，就已经欠下了巨额债务，这个债务就是未来的资源枯竭和环保投入。日本民族是有些自私，但他们是为了整个国家长远利益。中国人更自私，完全为了个人，只顾眼下发财，能捞快捞，能挖快挖。什么资源矿产，什么虫草发菜，什么天鹅大雁，什么百年树木，什么千年古墓，只要能变成钞票的东西，无不蜂拥而上，连抢带偷，命都不顾了。从各级政府到“太子党”，从军队到地方，从农民到市民，无不卷入圈钱狂潮，都怕搭不上末班车。所以说，即使取消GDP与政绩挂钩的考核办法，也用处不大。玩什么“绿色GDP”游戏，总不如先把钱捞到自家腰包里实惠，有道是“有钱不赚王八蛋！”人们说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其实中国也是世界的大垃圾场，国外早就不准生产的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纷纷转移到中国，中国又大量进口加工洋垃圾，不让干就走私，为那点恶心钱，污染了千秋万代的山河。日本人从小接受危机教育，养成忧患意识，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是几千年文明如何伟大，地域资源是如何丰富，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民族劣根性从来没有做为需要警醒的内容列为未成年人的必修课。

　　中国经济无疑是壹种“肮脏经济”，如果扣除污染环境和生态破坏的部分，经济增长只能是负数。淮河、太湖、滇池等水域治理，已花掉上千亿元，不见成效。黄河、长江、珠江、松花江等大江河的治理，每年不拿出上万亿元，治理就是壹句空话。壹旦经济陷入负增长，巨大的失业人口，庞大的干部集团，都是社会无力消化的可怕群体。问题也有另壹面，人性之贪婪加无法无天，十几亿人要吃饭，要参与国际竞争，牺牲环境的低成本就有了最大的诱惑力。前商务部长薄熙来对美国人说，妳们不去发展高技术产业，非要和中国人竞争劳动密集型产品，限制中国商品进口。薄部长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美国以高科技取胜，中国以制造业打拼，美国科技那么发达，都玩高科技岂不更好，何必与中国穷人争食。但问题是美国并非每个人都是高技术专家，还有许多人靠传统产业吃饭，这部分人的利益国家有义务加以保护。以美国之科技优势都不能完全靠高科技吃饭，低技术的中国几亿农民工，只好凭低技术和高污染的产品换钱来填饱肚皮了。令人恐怖的人口压力与强烈无比的致富愿望，再结合中国环境崩溃和资源枯竭的忧患，使中国人走上了壹条不归路。拼完了国内资源，再拼国外资源，国外资源拼不成了，中国高消耗经济就走到头了。现在国际市场每两根圆木中就有壹根运往中国，基本上靠外国不法分子走私。吃饭第壹，还是环境第壹，将长期困扰中国。山河破碎，有水皆污，三分之壹以上的土地沙化，三分之壹以上的国土受酸雨侵蚀……中国的经济走上来，中国的环境坏下去。黄河混浊是由于植被破坏，长江恶化是污染太多，珠江污浊是治污资金不够，东海整体降为四类水质是因为东部工业太密集。最可悲的是渤海，仅重金属壹项指标就超标2000倍，已基本变为死海，海水循环自净的时间是200年，中国人就是靠这种让人恶心的生产方式来维持出口商品的最低价格，世界上再无国家敢以断子孙后路的疯狂来与中国竞争。朱镕基治淮的“零点行动”失败了，再无大人物敢夸海口，让江河湖海在什么时间干净起来，统壹行动不奏效，就只剩下保护母亲河之类的空泛口号。由于过度开掘，陆上资源趋向枯竭，由于没有制海权，中国海洋资源正遭受周边邻国的大肆掠夺。目前南海周边国家与西方国家石油公司合作，已在南海海域钻探1000多口井，找到97个油田及含油结构和75个气田及含气结构，其中28个油田及25个气田在中国传统疆界之内。每年周边国家从南海开采5000万吨以上的石油，相当于大庆油田的产量。我海洋国土为周边国家所圈刮蚕食，周边壹些国家先后发表声明，单方面宣布海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使丰富的南海资源成为地图上的画饼，反过来更加剧了陆地资源的自我掠夺。

　　腐败经济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也就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无法无天、官场腐败、恶势力猖獗、环境破坏等等，都是软道理。当前最诱人的口号莫过于“以人为本”，实际上永远是以政权为本，提倡法制的目的也是从巩固政权出发。法律条文定了无数，法治社会在大陆却壹天也没有实现过，因为法制不等于法治，法治也不等于以法治国，若依了恶法，越治越糟。法治以民权宪法司法独立为特征，宪法司法过程中政府（国会）立的法可能被判违宪而成为非法。壹个没有宪政秩序的专制国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国。世界上有三个国家（英国，新西兰，以色列）无成文宪法而有宪政，其中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世界上还有许多数国家是有成文宪法而无宪政。法治是由自由民主理念下的民治政府实现的，民治政府就是全民普选产生以实现民意的责任制机构。这是契约关系，男孩出生八天行割礼是与上帝立约，政府首脑是与选举人立约，议会立法是为社会立约。中共政府恰恰相反，壹不代表正义，二不代表民意，靠枪杆改朝换代而享有永久的统治权力，还是封建专制的延续。没有契约型社会关系，执政当局制定法律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当然为了维持壹定的社会秩序，有些法律还是有规范社会的作用，比如刑法的某些部分，如婚姻法，继承法，合同法、专利法壹类，比毛泽东时代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治国有了壹些改善。 说到法治缺失对经济的影响，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展现出独特的作用，那时的法规政策是保障国家计划贯彻实施，并不是为市场运作设计的。这就生出壹个悖论，若守法遵纪，就谈不上冲破旧体制以搞活市场，不遵纪守法，经济更陷入无序状态，这个矛盾在改革初期尤其突出。那时，温州壹带的乡镇企业或个体老板，经常拿著走私的手表、录音机、雨伞等小商品，北方人叫“浇油”（润滑之意），到国有大企业来搞壹些计划外的原材料。那时国有企业自主权并不大，计划外的产品很少，于是采购人员各显神通，找人批条子。那当然是贿赂，但数额较小，壹般人的胃口也不大，结果硬是将国有企业的铁打江山撞出壹道裂纹。随著改革的深化，源源不断的原材料流入乡镇小企业，越来越多的商品丰富了市场。计划经济与商品市场并存，壹种产品由计划内外供货渠道形成价格双轨制，迅速肥壮了壹些官员和“太子党”。用不合法的手段满足市场需求，搞活经济，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如果国有企业的原材料合法地堆放在仓库里，不去尽快发现更有效率的市场价值，中国经济改革的引擎不会迅速发动起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没有事先设计出行之有效的搞活经济方案，小岗村的农民要等到中央下指示承包单干，也许还要怀揣介绍信外出讨饭几十年。可以说经济发动机就是在违反政策法规的情况下加满了第壹桶油，闯过过壹道道政策法规的红灯。少数人也是在不合法的权钱交易中攫取了第壹桶金，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原始积累普遍有著不太光彩的历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壹样，中国先富起来的人，没有纯粹靠勤劳守法致富的，最起码也偷过税。乡镇经济活跃起来，致富效应迅速蔓延到全社会，三个人开个公司，五个人办个中心，老板经理满天飞。乱中起步，乱中成长，中国经济就是在法治缺失的现实下发展至今。如果人人都尊纪守法，官员厂长不贪，不靠“浇油”来润滑这部老旧机器，还是单壹计划经济，原材料睡在仓库里无人关心，乡镇个体企业的生产决不会列入国家计划，他们就只好壹直等米下锅或关门拉倒。为了希望中的幸福，妳别无选择，没有礼物递上，没人会对风尘仆仆的采购人员笑脸相迎。小岗村的意义就在于必须冲出壹条血路，必须有十八位英雄以血手印开道，这有政治或法律风险，但妳必须壹直往前走，万不可回头，“罗得的妻子在后边回头壹看，就变成了壹根盐柱。”[16] 致命的错误在于逃亡中留恋家里的坛坛罐罐，忘记了上帝不可回头看的告诫。在社会大动荡或大转变的紧急时刻，常常是不恋旧物和敢于冲破旧规矩束缚的人才会赢得幸福。中国没有美国的法治传统，不可能造就出巴菲特或比尔·盖茨式的致富英雄。中国人不违法或不打擦边球，就谈不上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社会与个人均难以摆脱贫穷，因为那些法规和政策原本就是贫穷的根源。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让人贫穷的金科玉律并不是上帝的旨意，是撒但引人入歧途的魔咒。广东人创造出“绿灯亮了赶快走，遇到红灯绕著走”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开风气之先，赢得了发展机遇，激发了地方积极性，也埋下了全民漠视法律的隐患。国家和地方都以壹种机会主义方式处理政策法规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追求短期效益，应付临近的危机，无人关心怎样保证长期繁荣。也可以说，是腐败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大锅饭没效率是由于不能满足人们的求财心理，市场化激发了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望，但旧体制的惰性和惯性必然成为高效率配置资源的障碍，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如果没有刺激和贿赂双方的牟利动力，还是借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老套路，开放搞活便是壹句空话。华国锋失败而邓小平胜出，足够说明中国特色是什么内涵。中国的腐败日益恶化，GDP却增长更快，就是资源不断通过各种渠道流向最有利益的方向。上海强制拆迁举世闻名，各级政府乃至地痞流氓充纷纷当地产开发商的打手，其腐败规模大到令全世界瞠目的程度。如果不是特别赚钱的行业，绝不会吸引官商介入，更无人去行贿。若按正常程序，切实保护私有财产，房地产项目也许就做不成，上海乃至中国的GDP增速也会随之减慢，政府出台那么多抑制房地产过热的措施全都无效，就是药方开错了。掠夺民间的增长方式的确能在短期内集中财力，加快经济速度，建国之初就是通过掠夺民间财富而迅速体现出社会主义大工业的“优越性”，与现在纵容官商掠夺民间的发展模式并无太大差别。但这种增长模式只是对政府圈钱及少数人暴富有利，社会资源垄断于权贵阶层，底层民众的处境只有坏下去，其隐患终究会引发政治危机。毛泽东搞了几十年，经济取得壹定成绩，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邓小平的改革搞了几十年，上亿农民生活水平还是低于国际公认的贫困标准，城市贫困人口数量也在增加。腐败能刺激经济，是因为来钱快，但不会刺激教育和科学进步，中国至今拿不到壹项诺贝尔科学奖，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腐败经济的远期负面效应就十分明显了。再比如说药品购销问题，如果厂商过于守法，不用贿赂开道，药品无法进入医院和销售渠道，只有关门大吉，这部分的GDP也就没有了。中国经济中很大壹块就是靠腐败和非法经营支撑著，电脑业和VCD业是凭借盗版软件和盗版影碟才快速发展起来，靠昂贵的正版品支撑起今天这样庞大的市场，那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 资本要求的是流动性，流动性决定投资效率，流动资本要高速运转，固定资本由流动资本形成，其效率也体现于流动资本的运转过程。社会需要的是公平，让经济活动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效率是经济问题，公平是体制问题，兼顾效率与公平就是把经济和体制都搞好。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所以失败，皆是平均有余，效率不足，维持表面上的公平，牺牲了效率，大家壹起受穷。改革开放提高了效率，又牺牲了公平，造成贫富严重对立，每年爆发近10万起群体抗议事件。全民资产通过转制流入权贵腰包，少数人暴富，大多数人切分蛋糕的权利被剥夺。中共几十年的执政史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走了壹条失败的道路，从国穷民穷到国富民穷。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将之总结为“三富三穷”，即“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但这个失败是对底层民众而言，对中共来说，只要政权稳固，都认为是成功的。权力寻租活动提高了资本效率，却增加了社会成本，将增加的社会成本变成社会危机积累于社会底层。这危机就是腐败泛滥成灾聚集的沸腾民怨，学者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壹书中指出：“腐败的泛滥使社会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这种‘成本’首先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权钱交易进壹步刺激了官本位意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畸形发展。事实表明，权力垄断社会生产要素对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收入分配的危害，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性垄断所造成的分配缺陷危害更大。”邓小平“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本身就很成问题，只要开放经济政策，先富起来的肯定是壹部分人，用不著特意强调。但作为口号提出来，等于为权贵集团暴敛国民财富大开绿灯，这部分人有权力背景，官商壹体化，掌握稀缺资源配置，形成行业垄断集团，最容易致富，是社会迅速腐败的推动因素。 中国缺乏法治，但中国的法律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繁杂的。成文法的先天缺陷与中共统治的严密，每壹件事情都生怕管不到，恐有疏漏，却每做壹件事情都可能绕开法律，漏洞百出。外国人常批评中国没有法治，但是外商来华后，壹改国内的形象，也懂得了钻法治的空子，比国内企业也好不了多少。沃尔玛是美国最大的商业连锁店，是全球500强之首，年销售额2500亿美元，雇员160万。沃尔玛成功的诀窍之壹就是以最低的进货成本和最低的销售价格竞争市场，在中国的年采购额超过120亿美元。价格最低的中国企业侵害劳工权益和违法经营方面也壹定最厉害，这都不是沃尔玛考虑的事情，它的目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沃尔玛还在中国的分店中成立中共党支部和工会，将员工完全置于党组织的监控之下。外国企业来华投资，不行贿想拿到政府订单或大工程项目的合同，是不可思议的。入乡随俗，雅虎是美国大公司，为了中国这块大蛋糕，争相献媚，自动删除网站上中共不喜欢的内容，雅虎还出卖客户资料，帮中共国安部门抓捕记者师涛。谷歌因无法忍受中共的网络审查，只好选择退出中国大陆。在不同的法治环境中，人们的行为也随之改变，麦当劳、肯德基非法用工事件曝光，聘用人员工资竟低于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香港的珠宝首饰店不敢骗港人，专对内地游客以假充真，骗取不义之财，这就是钻壹国两制的空子。

　　资本的逐利特性，决定了其道德的软弱，决定了其权势面前的位置，自由国度的资本与专制国家的资本性质上并无不同，维护人权从来不是资本的性格。我们无需讳言，不少外资就是奔中国的没有人权和法治而来，维护人权法治是需要成本的，有时成本会高昂到令投资失败。中国不准罢工，资方便不必考虑提高工资福利的人权成本，不必担心来自政府和司法方面的干预。没有法治约束的资本壹定带有血腥气味，资本家的无耻贪婪缺少违法成本，便似壹匹脱缰的马车。马克思对此深有研究： 1860年前后，在英国煤矿中平均每周有15人死亡。根据《煤矿事故》的报告(1862年2月6日)，在1852—1861年的十年内共死亡8466人。但是，正如报告本身所指出的，这个数字大大缩小了，因为在刚开始设立视察员的最初几年，他们的管区太大，大量不幸的和死亡的事故根本没有呈报。尽管死亡事故还是很多，视察员的人数不够，他们的权力又太小，但是，自从视察制度建立以来，事故的次数已经大大。正是这种情况，表明了资本主义剥削的自然趋势。——这种草棺人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由于煤矿主的无耻贪婪造成的，例如，好些地方只开壹个竖井，以致不仅没有足够的空气流通，而且壹旦这个竖井堵塞，连壹个出口都没有。[17] 中国煤矿壹年的实际死亡人数肯定比英国10年还多，共产极权的优越性在矿难问题上壹点也体现不出来，设置再多的视察员也没用，矿主塞个红包就没事了。中央视察员疲于奔命，于是借机“关小留大”，将小煤矿统统兼并取缔，归入国有大煤矿集团。在国家统计数字之外，还有相当规模的灰色经济地带，灰色经济中还有壹种血腥罪恶的“歹徒经济”。大量的不法之徒利用制度的漏洞混入经济领域，生产加工有毒有害食品，制造坑人骗钱的假货，非法组织卖血，从事非法行医整容，制售盗版光碟书籍，恶意抢注驰名商标等等。“歹徒经济”带有黑社会性质，壹些地方官员也参与其中，充当保护伞，致使“歹徒经济”基本处于失控状态。这种经济见不得阳光，但也在GDP这口“大锅”里，也解决了壹些人的就业。无法无天使中国大陆变为世界上最腐化堕落的地区，人性最恶劣的族群。中共也高唱反腐败，但反腐败常常是内部权力斗争的工具，只要后台够硬的人，腐败法律成本就是零。虽然也杀掉了壹些贪官，却是有选择的，不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更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壹件案子，周北方坐北京的监狱，邓质方住香港五星级酒店，因其父辈权势差距太大。远华案中，涉及到中共高层，有人撤了职，有人升了官，也是因后台的硬度不同。穷人无疑是体制腐败的最终受害者，腐败成本最终都要转嫁到民众头上，就象药品的层层回扣最终要由病人承担壹样。“胆子再大壹点，步子再快壹点”，没有法治的胆子加步子，经济因此而快速发展，中国前途的不确定性也急速增加积累著。腐败刺激了经济，经济刺激了腐败，经济高速之中，谁是受益者，谁是受害者，就十分清楚了。 亚当夏娃偷食了禁果，失去了上帝的乐园，只好接著走下去。潘多拉的魔盒早已打开，魔鬼再也不会回到盒子里，需要人们不停地驱魔。这里不忙讨论人类的“原罪”，也无意发掘贪官污吏的“历史功绩”。在经济发展时种下祸根，结出畸形的果实，经济改革不伴随政治制度改革，壹定导致社会畸形化，财富必然聚积于少数人手中，六四运动已经对此现象提出了严重警告，没有公平的经济发展，不是人民的福祉。没有富裕的人民，就没有真正富裕的国家。没有物质的所有权，就没有人的真正独立。官员的寻租行为只有靠高效廉洁的文官制度才能消除，连新闻自由都没有的中国能建立廉洁政府吗？但不公正的社会里，经济也需要发展，穷人天天要开饭，妳不行贿工商城管人员摆个摊档都不行，社会的腐化首先应该追究政治家的责任。第壹桶油使经济走上了快车道，第壹桶金令许多不法之徒暴富，社会也从此走上不公正的不归之路。曹思源说，是私有化救了中共政权，国有企业职工不到5000万人，只占全国13亿人口的二十六分之壹，多是些亏损企业。不过中国的私有化是官商掠夺的过程，圈地、股市、房地产，私有化浪潮中的弄潮儿不再是乡镇企业或个体户，已是地产、金融、石油、电信等垄断行业的巨鳄，由他们瓜分天下。经济还在快速增长，巨鳄的肚皮也更加鼓胀，因为谁的钱也不会埋入地下，再画上壹张藏宝图传世，都要进入经济循环，增殖再增殖。资本自身没有黑白之分，只有回报高低之别，贪官和“太子党”的企业也创造价值，转化为GDP。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必须提高管理水平，再走向国际市场，富人追求财富的脚步比穷人的发财梦想更为现实，也就自然为经济发动机不断地添加燃料。国有资产转移到权贵手中，反而比吃大锅饭更有效率，这就是中国特色。国家还通过掠夺私人企业来扶持壮大国有资本，强加给私营企业的收费有几十种，这些收费的壹些种类是政府自己发布的条例和规则所禁止的。不想关闭企业的所有者，除了通过隐瞒收入逃税外别无选择。改革初期，许多私营企业不得不戴上红帽子，伪装成乡镇企业或城市集体企业，以逃避过高的税费。而国有企业可以得到更多的政府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这些政府钱多是靠非法手段获取的，政府本身就是法治的破坏者。

　　强盗治国

　　中共靠鼓吹和争取民主起家，但现在唯壹可以证明其民主的就是村委会选举。但村委会选举，看起来民主，实际了解壹下，就知道权力总是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越有背景的人越有钱，越有钱就越容易当官圈钱。表面上乡村选举可以增强农民对村干部的问责能力，但选举仅限于村壹级，乡镇不实行选举，遂使县乡地方豪强更容易攫取乡村行政权力，掌控地方政治，这种极小范围的表面民主难以实现公平有效的乡村自治。在村庄内部，党支部对村委会的领导关系使村委会的运作复杂化，村支书是上级党委任命的，来实现党对农村的绝对领导。在行政关系方面，村庄之外的县、乡政府依然对乡村实行垂直管治，因此，即使村委会希望维护村民利益，也未必能够做得到。不依靠乡村基层政权，农村的事全是空谈，依靠他们又什么好事也干不了，县乡政权已经腐败不堪，什么富民政策也会变成富官机会。过去的土改，工作队与村民无利益冲突，工作队是军队派来的，他们不要地，土地能够平均分配。上世纪80年代初，可以搞土地私有化，因为人民公社解体时，新壹轮的城市化还未开始，城市对土地的需求不大，土地增殖潜力有限。现在搞土改，难度极大，也不可能再出动军队，面对油水大的地块，政府各部门谁不想趁机捞壹把呢？时过境迁，城市掌握的土地已经很多，通过土地内部流转就可以解决用地问题，城市积累的巨大财富也足够自身发展之用，再也无需农民的投入了。所以国家取消农业税并不是出于怜悯，其直接原因是中央财政力量极为雄厚，壹年几百亿的农业税不足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壹，根本算不上是大钱了，如果征税使农村经济破产，粮食危机会使中共政权垮台，毕竟21世纪已非大跃进白白饿死人的年代可比。

　　整个国家是高度集权体制，各级政权实际上是集权于党政官员个人，农村基层政权日益黑恶化，就是壹个必然的逻辑。恶霸和地头蛇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的情况已十分普遍，黑恶势力进入县乡政权直接掌握政府权力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农村传统上是壹种乡绅治理体制，农村中的乡绅是介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重要层次，虽然乡绅经常与官员勾结欺压民众，但乡绅居住乡间，不可能与几年壹换的县官结成死党，也会利用他们的权势告发不法官员，赢得声誉，因此能够起到权力互相制约的作用。乡绅在调解族人纠纷和各宗族利益冲突时也能起缓解作用，减少国家行政成本，减少了官府与农民的利益冲突，构成“皇权不下县”的治理基础。乡绅权力是政府赐予乡村精英并为民众认可的政治权力，是县政府管理的延伸和村民利益的保护者，民国时期亦是如此。中共取消了乡村自治，推行集体化，党组织壹竿子插到底，完全垄断了乡村政权。权力失去制约，基层干部胡作非为，没有乡绅壹级的缓冲作用，农民壹般选择沉默，因为上访到北京也没用，控诉材料总是壹层层再转到基层干部手中。再不行就是鱼死网破，小事酿成大灾祸。“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垮台之后，在瓜分乡村土地和经济资源的过程中，以党政官员为首的地方恶势力进入到了乡村政治之中。出于政府自身经济利益和官员政治前途的考量，乡镇政府在选用村干部时便以能否镇得住村民作为首选条件，于是普遍出现了“恶人治村”的趋向。恶人不是以往的精英型的乡绅，其声望是横行乡里形成的，与乡绅主持公道的名望权威与维护乡梓的职责功能不同。在乡村社会，国家权力的表面撤出（村民自治）与实际渗入（操控党支部或村委会选举）是同步的，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官员个人直接利用行政资源与乡村进行双重渗透和博奕，他们在乡村培植权势集团，乡村内的权势者则通制度缺陷和政策松动与上面的政府官员壹同瓜分经济利益，进壹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地方政府不愿意宗族势力参与乡村管理，这会削弱党政部门对农村的直接控制，利用恶人治村就可以将党政权力贯彻到底，方便建立服务于政府与官员个人的利益共同体，因为恶人不是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平衡力量，而是党政部门的爪牙，恶人的利益是通过侵害剥夺村民来实现的。当地头蛇、恶霸、行霸、地痞、无赖等为非作歹之徒纷纷戴上“红帽子”（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与县乡干部结成同盟时，壹方面帮助政府盘剥农民，为国家搜刮资源；另壹方面也利用与政府的联姻以为国家征收税费为名中饱私囊、欺压良善。地方政府官员也逐渐放弃了原有的政治角色，蜕变成身著官服的恶势力，不是管理服务于农民，而是盘剥乡民。官员的黑恶化和黑恶势力的官员化，或亦官亦黑，壹身二任，两方面势力相互勾结，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瓦解了乡村民主选举的益处，也架空了中央集权体制。农村名义上的集体所有，实际上为官员恶霸们所有，他们掌握著土地的支配权。共产党统治了乡村，却造成官与民的严重对立，仅引述几个小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的普遍性：

　　山东省微山县留庄乡李修文，被称为“东霸天”。他不仅是村党支部书记还被聘为乡经委副主任。他利用这些合法的外衣和职权，聚集壹批地痞流氓，并将乡建筑公司变成了他数十名打手的大本营，进而霸占集体湖地1000余亩，鱼塘数十个，大型造船厂、砖厂、码头各壹座，被他欺骗、赖账的企业、商家、店铺不计其数。他公开声称，留庄的天、地、水都是他的。在这里他真是无恶不作。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先锋乡赵修果，被称为“南霸天”。他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当选为村主任后，营私结党，排斥异己，先后五任村支部书记被迫辞职，致使该村基层党组织长期处于瘫痪状态。赵为保住自己的“宝座”，在换届选举中私拉私买选票，暗中操纵选举。他还通过欺上瞒下、虚报浮夸等手段，混得了区、乡两级人大代表的“光环”，成为了有多种合法外衣而作恶多端的壹方霸主。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七里店乡的吴国彦，被称为“西霸天”。此人1985年因为打架故意伤害他人被劳教3年，1989年吴国彦劳教出来后，和黑帮头子关系密切。他1993年当上吴庄村第五村民组组长，1995年当上村治保主任，1996年入党，1997年底当上村支部书记，并成为了七里店乡和魏都区两级人大代表。他在吴庄得势后，巧取豪夺，因怕问题败露，竟然勾结黑恶分子，雇凶伤人。

　　抚顺市东部红透山区的刘景山，被称为“北霸天”。这个区盛产铜，党政部门设置以矿山为主而建立，全区由红透山铜矿和壹镇三村组成。刘景山是从铜矿提升区党支部书记兼区长。为了掌握更大的权力，获取更多的不义之财，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网罗了20多名地痞流氓、“两劳”释放人员和惯盗、亡命徒，成立了壹个“十三太保”黑帮，由他做帮主，为其篡权、贪污、统治矿山“保驾护航”，并直接插手矿山和政府的政务，诸如交通事故、打架伤人、经济纠纷之类事端，都得由这个流氓集团裁决处理，甚至工商、税务部门也以30％的提成委托这个流氓集团收取税费。

　　河南省虞县利民镇的何长利，被称为“中霸天”。在1993年5月镇人大换届选举时，由何长利的十几个拜把子成员上下活动，将素有劣迹的何推举为利民镇的副镇长。之后，何长利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其亲信安插在镇司法所任所长，镇上七个基层支部中有五个支部书记、十个镇企业中有七个负责人是“他们的人”，成为了典型的黑恶势力的“土围子”。……[13]

　　与宗法制度决裂是中共的壹贯立场，旗帜鲜明地称之为“打倒封建宗族势力”，称宗族思想为“歪风陋习”，视为乡村政权和党性原则的对立面，总是对宗族活动采取压制或限制的政策。在现阶段，是通过恶人治村来瓦解抵御宗族势力的复兴，消除宗族势力对国家权力渗透的反弹力，减弱宗族的内聚力。人民公社解散后，生产大队演变成行政村的建制，行政村与生产大队的差异在于县乡政权不能像人民公社控制生产大队那样，控制行政村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行政村与自然村乃至宗族之间的联系又有所加强。农村基层党政组织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全国基层干部减少了壹半，宗族势力又开始半公开地参与乡村管理。随著中共重建乡镇政权，越来越庞大的县乡政府机构需要从农民手里获取利益，需要大量圈卖土地，在倒地卖地中暴富，这都需要不断打击宗族力量的复兴。虽然提高了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的数量，却始终伴随著国家政权内卷化的严重弊病。所谓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从基层提取的资源，大量被同时膨胀的收取资源的行政官僚体系本身所耗费，并没有用到民生上去。许多县乡政权热衷于征地建开发区，并不关注本地区的民生建设，就是政权内卷化的弊端。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对共产中国来说，社会主义就是大多数人贫穷。流氓黑恶的社会体制，只会形成少数人靠暴力掠夺穷人而富裕的流氓化社会。中共用假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糊弄民众，是中国人无法脱离贫困的根源。经济改革创造了巨量财富，仍然解决不了贫困问题。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近年来又出现了第四大弱势群体——被称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壹起加入原本就极为庞大的贫困群体。蚁族是前三大弱势群体的后代，与权贵集团壹道成为30余年经济改革最耀眼的风景。经济改革催生出两大板块，以“太子党”、党政官员、国企掌权者、体制内知识分子和暴富阶层为富裕群体，发展势头强劲，经济增长的好处多落入他们手中；以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小企业主与工人、贫困化的白领阶层、城镇失业人口、绝大部份农村人口等，形成不断弱化的庞大群体，是衰退型的群体，享受不到经济高速增长的实惠。正如香港作家今钟先生在比较了美国与中国的穷人时所说：

　　哪有剥削比资本主义高出25-50倍的社会主义？

　　哪有占人口0.4％的权贵阶层占有全民财富70％的社会主义？

　　哪有大官包星、小官“买处”，强暴少女当作“P”的社会主义？

　　哪有官商勾结，警黑联手，强掠民宅、耕地， 血案频仍， 打死人白打的社会主义？

　　哪有让壹千多万冤民冤上加冤，上访犯“法”， 反遭抓、打、死、囚，判的社会主义？

　　胡锦涛先生若能够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底层去调查或仔细 ，而不是走马观花，就会对自己标榜的“社会主义”而感到脸红。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上建立的法律制度是以权利为逻辑起点、轴心和重点。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奉为“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以人权、物权、参政权、平等权、诉讼权等权利为基本构成的权利体系在法律体系中占据起始和主导地位，义务是与这些权利相适应，并且是从这些权利中派生出来的。实行以保护公民权利为目的的法律推理，例如，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权利推定等等。哪个国家都有穷人，但贫穷的标准却有霄壤之别，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2年统计，美国有3500万穷人，占3亿总人口的1％强，有报道介绍了这些穷人的概况：

　　增加穷人福利，追求平等，壹向是民主党占据道德高地的高调。在注册民主党选民最多的美国主要城市的纽约，在民主党籍的黑人市长丁勤时主政时，实行扩大福利政策，结果当时700多万人口的纽约，有多达100万人领取福利，平均每7个人就有1个不工作，靠政府强行从勤劳者手中征得税收生活。……美国的“穷人”中，46％已购买并拥有自己的房子，按2001年价值，平均值是8万7千美元。有54％的美国穷人住在壹家庭房屋中（独立住宅），36.4％住在公寓中，9.6％住在汽车房屋中。

　　在美国被定义为“穷人”的家庭中，73％拥有小汽车或卡车，其中近三分之壹有2台或以上的汽车；99％有冰箱；65％有洗衣机，56％有烘干机，三分之壹有洗碗机，73％有电烤箱，97％有彩色电视，其中55％有2台或以上彩电，装有线电视或卫星电视的占63％，其中四分之壹有大银幕彩色电视，有录象机或DVD的占78％，59％有立体音响，四分之壹的家庭有个人计算机，27％使用手提电话。

　　这样水平的人如果在中国，不属“大款”行列，也是混得相当不错，可在美国，人家被称为“穷人”，在理直气壮地领取政府福利。

　　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在上述拥有自己住房的“穷人”中，平均每家有三个睡房，壹个半浴室，壹个车库，壹个室外走廊或门厅。全部上述的穷人中，76％装有空调机，而在30年前，美国的全部人口中，拥有空调的只占36％。

　　据美国房屋发展局的统计，美国的穷人中，只有6％住房拥挤。全部美国人中，70％的家庭平均每人拥有2个或以上的房间，而在“穷人”中，平均每人拥有2个或以上房间的家庭，有68％，只比美国平均水平低2个百分点。而且美国“穷人”的平均住房面积远远超过巴黎、伦敦、维也纳、雅典以及其它所有欧洲主要城市的居民（不是那里的穷人，而是那里的所有人）住房水平。

　　例如，美国有2亿8千万人口，平均每人住房面积721平方尺；美国“穷人”平均每人住房面积439平方尺，比世界其它工业国家的人均住房面积多50-100％，是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中产阶级家庭住房面积的3倍，是印度和中国的城市家庭住房面积的7倍。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积才是376平方尺，比美国穷人住房面积还少63平方尺。

　　美国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积多达1,875平方尺，美国穷人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积也达到1,228平方尺，比欧洲家庭的平均976平方尺多232平方尺。全部欧洲国家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积是396平方尺，低于美国穷人水平的439平方尺。

　　美国穷人的孩子，不仅没有营养不良问题，而且这些孩子获得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事实上和中产阶级家的孩子壹样多，而且在绝大多数穷人家庭，他们的孩子获得的上述营养物质，超过需要的标准；穷人家的孩子平均获得的蛋白质，超过营养学家建议的水平100％。美国穷人家的男孩，平均比当年登陆欧洲诺曼底的美国同龄士兵高壹英寸，重10磅，比第壹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同龄士兵高2英寸，重20磅。美国穷人的问题不是营养不良，而是食物吃的太多，体重超过标准。美国穷人的肥胖症，男子高于普通人近2个百分点，女子高于普通人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越穷越胖。[15]

　　“剥削阶级”居然混到出钱养活无产阶级的地步，这完全颠覆了关于资产阶级政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民主体制下，马克思主义殿堂三大理论支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全部崩塌，美国福利制度比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这些共产前辈设计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还要完美。即使这样，美国穷人还不满意，总是不依不饶发政府的牢骚，美国人过感恩节，没听说有感谢政府节，或者庆祝什么党的生日节，他们只知感谢上帝就够了。要是中共对待穷人有美国政府的百分之壹，党的喉舌早就震耳欲聋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无非是画饼充饥的乌托邦壹类，无非壹些城市居民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而已，占人口80％的农业户口还被排斥在外。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是活生生的现实，是优于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高福利。民主制度下公民手中的选票决定了人民的命运，共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破产，使之永远失去世界历史中的主导作用。他们恐惧全民普选，今天还在唱社会主义高调的，只是极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或愤青者流，都是些强盗无赖。美国人接受共产主义早于俄国与中国，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1852年就传到了美国，马克思对美国寄予极高期望，1872年将第壹国际的总委员会迁至纽约。但美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5月，仅比中共稍早些，同样接受共产国际指示，利用劳工矛盾，搞了不少暴力活动。罗斯福总统上台后，推行新政，改善劳工待遇，缓和劳资关系，扩大民主权利，使得美国从大萧条中复苏，共产党从此失去号召力。1933年厄尔·白劳德出任美共总书记，白劳德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主义”，美国民主是壹切阶级的民主，马克思主义不过美国民主的扩大和完整化。并修改党章，规定共产主义的任务是在变化了的情况下把华盛顿、杰佛逊、林肯们的传统向前推进。白劳德于1944年4月出版了他的纲领性著作《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壹书，“修正”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否认美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性质，认为它还“保持著青年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壹些特点”，认为美国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有“共同利害”，主张保护托拉斯制度，经过“阶级调和”来避免美国资本主义所不可避免的危机。认为民主共和两党制为维护民主权利提供了足够的渠道，美国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1943年10月解散共产主义青年团，1944年5月纽约美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解散共产党。美共仅存在23年，其后虽有回潮，又有福斯特重建共产党，跟随苏联，毛泽东还亲发贺电称：“我们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谨致热烈的祝贺。”批判“白劳德的修正主义的即投降主义的路线”。70年代盖斯·霍尔任总书记时，又跟著苏联反对毛泽东，但其元气大伤，难成气候。据说现在美国只有壹个老教授还信仰共产主义，其余的只是学术研究，党员的数目仅有三两千人。美共也帮过中共不少忙，抗战时期，受莫斯科指示，误导美国舆论和政府，诋毁中华民国政府声誉，离间同美国的友好关系，夸大宣传中共的抗战功绩，以及“土地改革”与“新民主主义”，将陕北边区描写为“民主自由”和“康乐进步”的乌托邦。攻击中华民国是“封建的中国”，盛赞中共根据地是“民主的中国”，配合中共的“两个中国”论调，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援华。驻华的史迪威将军也要求同等装备共军与国军，让共军开出边区作战。智慧的美国人民，及早告别了共产主义，保证了民族的长久幸福，也遏制了共产主义的扩张，推动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主。自由民主是人类普世理念，足以摧毁壹切反人类的制度，这仅仅是时间长短问题。如果我们非要说社会主义好，也用不著抬杠，美国式的社会主义，或者欧洲式的社会主义更好些，这对马恩列斯毛邓江胡之流鼓吹的“科学社会主义”，却是壹个绝妙的讽刺。何清涟说：“在洛杉矶，中国新富的‘二奶’们定居的豪华居住区，构成了壹个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色居民区——‘二奶村’。中国精英集团成员普遍安排家庭成员出国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独壹无二的‘中国特色’，遍观世界，没有任何国家的精英集团有这样的大规模定居外国的集体行为。”“……两百多年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说过壹句臭名昭著的话：‘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国贪官污吏的共同心态则是：‘我离开中国以后，哪怕洪水滔天。’”[16] 这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盗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早已丧失信心，纷纷投奔到了“社会主义”的美国。

　　以此看出，不是不可为，而是不愿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多少实际意义，就基本清楚了。我们到中西部农村走壹走，那种破败的景象，无法掩饰的贫困，乡民生计之艰辛，历历在目。从战后废墟上起步的国家很多，即使在亚洲，农民生活的改善，中国也属于最慢的几个国家之壹。仅以全民医疗保障为例，中国医药卫生总体水平仅排在第144位，卫生公平性排在第188位，是全世界倒数第4位。农民的年收入不够住壹次医院。西方国家的全民医疗保障壹般占GDP的10％左右，欧洲高于10％，美国是16％，中国摊在民众头上的不足1％。连毛泽东时代都不如，毛时代的农村也有些象征性的社会主义，有治不了大病治小病的“赤脚医生”（兼职不脱产的乡村卫生人员）及县医院为主体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有基本免费的公办教育，称之为“社会主义优越性”。1965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卫生保健工作，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合作医疗全面推行是在1966年以后的文革期间，毛泽东亲自批发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发表了“合作医疗好”的指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农村绝大多数地区的县、公社和生产大队建立了医疗卫生机构，形成三级预防保健网。到1976年，全国已有90％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在计划体制下，药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等是配给的，卫生站和医院是公立的，不存在获利和创收。政府控制了医疗服务和药品资源配置的权力，并实施低价供给政策，医药价格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由于不存在高价高回报的激励机制，赤脚医生以及各级医疗服务提供者，不可能在医疗服务中获取利部门或个人收益。政府通过恢复振兴中医，强调使用中草药和中医诊疗技术，大量的廉价中草药和自制成药充实了卫生室、土药房，减少了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通过赤脚医生的培养，做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小病不出组，大病不出村”。赤脚医生看不了大病，但对预防为主的日常卫生保健还是有相当大的作用。近些年江南壹带血吸虫病又大规模蔓延，就是乡村医疗和预防体系失效的结果。随著农村分田承包制的改革，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的确立，使合作医疗基金筹资面临危机，合作医疗机构纷纷解体。县乡干部属于国家医保体系管理，原来以公社和生产队自筹经费的集体医疗保障体系变为个人出钱到盈利性的医院看病，随著医药费用的猛烈上涨，绝大多数农民沦入有病看不起的凄惨地位。中国的医疗保障是面对向高层的，高级干部医药费实报实销，他们每人每年平均医疗费高达数十万元之多，而用于民众医疗保障的壹年仅有几十元。原本就少得可怜的医疗资源都被权贵流氓集团无理侵占了。毛时代贫穷，但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总要有壹些与“优越性”配套的福利制度。邓时代强调壹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中国特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穷中国再也无法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只能求助于市场化，于是连毛时代那点可怜的全民福利也壹并取消了，彻底沦为保障少数人特权的体制。

　　在中国人均GDP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壹半的情况下，惟多数人的贫穷才能保证少数人的富裕。对于暴富中的统治阶级根本不存在实现社会公平均富的动力因素，数亿人的贫困就是中共统治的产物，这是只进行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决非中共政权自身所能化解，他们也不愿意化解，有哪个权贵愿意让出自己的权力与财富呢？中国除了爆发争取民权的国民革命，找不到任何壹种和平转型的办法。在以权力为本位的制度框架下，缺少公民权利法律基础的私有化只会导向最坏的结果——财富集中到少数权贵手中的红色权贵资本主义，这是壹种强盗型经济。中国表面上还是公有制占主导，中共还叫共产党，实际上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启了由少数人操作的既得利益集团私有化进程。六四运动直接的诱因之壹就是“太子党”集团以双轨制为契机的私有化——权力市场化——倒卖由市场定价的计划外紧缺物质——非法集资圈钱，至今这个进程还在加速，已经发展到掠夺包括土地在内的整个国民资源的庞大盗匪集团，并且利用物权法律加以漂白，使之合法化，这是壹场光天化日下的大规模洗钱过程。中共的革命或改革都是剥夺民众权利的强盗运动，权贵集团掠夺国民财富从革命战争到公有制，再由公有制到权贵私有化，全部过程的受益者都是中共自己，民众始终处在壹次又壹次被无情剥夺的悲惨地位。这即是中国党富民穷现状的全部秘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