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一九年

 光阴似箭，距我在2018年8月离开中国大陆、踏上流亡海外的道路，已过去了很久。但每当我想起自己两年多来在中国经历的壹切，包括在中国大陆上访、寄递信件、联系各界人士以呼吁关注和解决校园暴力、网络暴力问题，后来又赴香港维权、呼吁、求助的过程，在中联办门前割腕试图以死抗议后，却被关进被精神病房“观察”、后来又被羁押在警署羁留室的痛苦经历，仍记忆犹新。作为壹个孤独的维权者、价值观理想化而性格脆弱的反校园暴力呼吁者，我在大陆四处奔波却处处碰壁，进行了近两年堂吉诃德般的个人社会运动；当我抱著近乎幼稚的希望来到香港，又遭遇了千斤压顶般的打击，历经磨难与心酸，亲身体会到了被拘禁与羞辱的痛苦，至今心有余悸、创伤犹存。

    当我遭受壹系列沉重打击、失去自由之时，我就在想著：我壹定要把自己这几年维权、求助等经历全部写出来。无论是试图倾吐自己艰辛而曲折的经历、简要述说自己在大陆四处奔波，到政府机构上访和请愿、拜访和联系媒体人士、社会知名人士，以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的历程；还是想要描述在港维权、拜访泛民人士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展示香港政治、社会生活之壹隅；为了诉说香港警方对被拘留人士的作为、揭露香港精神病房的隐秘内情、论述我所了解和搜集到的大陆精神病院恶劣的环境与广泛的人权侵犯问题，分析陆港精神卫生体制的弊病；讲述我返陆后壹系列波折与屈辱，以及作为弱者在中国面临的种种苦难……我也知道，在中国，在世界无数的角落，有千千万万的人，他/她们比我承受了更多屈辱、走在更艰难的道路上、付出了更大牺牲。因此，我有动力，更有责任，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为这个社会中的弱者发出呐喊。哪怕在写许多段落时，都需要再度回忆起那些苦痛、屈辱与悲伤。

    第壹章 受难与抗争--壹个校园暴力受害者与维权者的曲折人生

   （壹）校园暴力的摧残与个人理想的破灭

    我叫王庆民，1994年出生于中国的中部省份--河南省。因为家庭变故、家庭暴力等诸多外部原因（涉及内容太多，我以后会专门撰文讲自己的童年经历，在此就不展开讲述了），未接受正式的小学教育，靠自学和父亲辅导完成小学阶段学习，当然也没有大多数孩子都有过的幼儿园及小学集体生活经验。直到2007年才直接就读初中壹年级。由于此前从未有过校园生活的经历，导致我与其他学生格格不入，如言谈举止不合群，时常不注意个人卫生等，很难适应学校生活和建立良好人际关系。而较柔弱、女性化的特质和瘦弱的体格，让我成了易被欺凌的目标；执拗、太过讲理（也可以说认死理）、敏感、不善于忍耐、看不惯不平事的性格特点，更容易与他人发生冲突。

    于是，2007-2014年，也就是自我上初中到高考复读的近七年时间，我遭遇了多次持续性的校园暴力，其中2008年初中二年级（在河南省滑县道口镇抗大初中北校区，校园暴力施暴者李治、王若斌、付康及其外班不知姓名的恶霸团伙党羽等）时与2011-2012年高中壹二年级（在位于河南省新乡市的河南师大附中，校园暴力、网络暴力施暴者凌霄汉（高壹11班）及其外班党羽；杜邦、孙启宇（高二13班）等；学校包庇纵容者时任副校长闫新全；对我侮辱、讽刺、威胁的时任高二13班班主任方世苏）时，遭遇了两次极为严重的校园暴力和因校园暴力引发的网络暴力。这些校园暴力形式包括直接暴力殴打、辱骂、使用粉笔瓶盖碎砖砾书籍等物品对我长时间袭击、群体性的威胁恐吓、在互联网上散布关于我的谣言、诋毁性言论和传播我的照片等，并受到了严重的歧视和孤立。而我不断反抗、告状，对打和使用物品还击、从学校告到教育局，但作用有限。几年间多次因校园暴力休学和转学。此外，我还因为这些校园暴力的打击，造成与同学间人际关系的恶劣，还在痛苦与反击中严重误伤了壹位老师、过度反应严重伤害了壹位叫王乾坤的同学。这更令我愧疚和痛苦。而这些校园暴力事件给了我巨大创伤，当时整日生活在冲突、屈辱、焦虑、愤怒、恐惧之中。久而久之，我患上了抑郁症（2017年在郑州市诊断为中度抑郁，但抑郁症的相关症状，如过度焦虑、情绪波动、压力过大，早在2008年遭遇校园暴力后就发生了，并且在此后每次遭遇校园暴力时就会出现这些抑郁状况），对我的学业造成了毁灭性影响，原本应纯净而有活力的青春布满了伤痕、泪痕，我的前途命运也因之被断送。（关于校园暴力详情，因篇幅关系，在此不详述。我写有《壹个“特殊”学生的自述》壹文，共12万多字，细述了我2007-2014年遭遇的校园暴力的具体情况）

    不过，我的学习成绩壹直较好。虽然校园暴力给我学习带来严重负面影响，但我学习非常刻苦。尤其在内陆中学那种高强度学业压力和高密度授课进度下，我需要起早贪黑的诵读、听课、写作业，最刻苦时从早上5:30学习至晚上22:30，期间仅有不到4小时的休息时间，宽松时也是从7:00-21:30，中间同样只有4小时休息。而我就在这样的学习强度下度过了近5个学年（除去断断续续休学的两年）。

    另外，幼时没上小学，却还有很多空余时间看了壹些父亲读中学的时期（1970-1980年代）的老的初中乃至高中课本，虽然当时大多数不完全懂，但是对后来中学学习还是很有帮助。尤其语文、历史、地理看了很多。而且文科的东西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不管是固定性知识，还有价值观影响，都慢慢渗透进我的记忆，我的内心。同时，我还看了壹些父亲年代的小人书（连环画）、画册、杂志，对我积累知识也多有助益。此外，小时候听广播（那时全家遭遇不幸，辗转流离，没钱也不方便买电视，偶尔凑到别人家看。2005年之后我家回滑县定居，才买了电视。我开始听广播时还不到10岁，那时央广壹套还没改为“中国之声”）、稍大后看电视，收听收看了大量社会新闻，对我丰富知识、认知社会，同样产生重大积极作用。

    最关键的是，自10岁至今我在书店和图书馆十多年的阅读经历（也包括我后来在网上阅读）对我后来的学习以及生活包括自己的思想影响巨大。我集中于看政治、历史、社会问题和文学类的书籍，其中的知识、价值观对我影响颇深。而报刊杂志对我了解和看待现实社会的影响更为巨大。鲁迅和契诃夫的小说对现实的深刻批判、托尔斯泰的巨著蕴含的人道救赎精神与奥威尔的佳作对极权危害的揭露、费正清与秦晖剖析中国历史与当下的金玉之言……他们作品传递的知识和价值观深深扎根于我的心中；而《南方周末》、《南风窗》、《读者》（以及2014年起在互联网上阅读的《纽约时报》、《联合早报》等）等报刊杂志更是我思想启蒙的基础读物，成为我了解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窗口……我在阅读中有了巨大的收获，也有利于提高我的学习成绩。在这样的阅读与课外学习下，我在社会科学领域有了相对丰厚的知识储备，尤其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方面有很高水平的认知和很强的分析能力（在这壹点上我没必要谦虚）。而经年累月阅读中的知识积累与价值观建构，是我后来做长期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及推动教育改革的思想基础。

    因此，我在学校壹方面遭遇校园暴力，但成绩依旧名列前茅，同时又不断休学、转学，且不止壹次换到不同城市的学校学习。2013-2014年，我饱经创伤终于能够较好的适应学校生活，在2013-2014学年高考复读时稳定在壹本线上40-60分，偶尔成绩还会更好。如果成绩这样保持或者继续提高，我至少能考上211、985院校，甚至更进壹步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但就在2014年年初，发生了因我曾经在前面学校上学时的事情被歪曲传播到新校的情况，以及壹些其他原因，导致我骤然被孤立和歧视。而这时又是高考关键点，我精神压力巨大，此前又多次受到校园暴力的伤害，旧的创伤并未愈合，新伤如同向旧伤口撒盐。因此原本就脆弱的心理迅速崩溃，于高考百日前休学，高考失败（虽仍考到距壹本线差14分，为河南省高考的前20%-30%，但对我是惨败）。（关于决定人生命运的这200多天中，我心理上的折磨，另文有详细描述）

    我此前为了恢复学习，转到了离老学校几百公里外的新校，我父亲为我付出了巨额择校费和生活费（我家庭条件很差，祖父母又长年患病，医疗和相关照看的开支巨大。尤其2015年之后，几乎陷入绝境）。为了在其他城市考学，还多次迁移户籍，也很麻烦。我极为刻苦的起早贪黑、冒著酷暑严寒学习（内地小城市假期很少很短，平日平均壹周只放壹天假，暑假壹个月寒假半个多月，高三更是紧张），努力冲刺，却得到如此惨痛的结果。我心理受到极大刺激，精神在焦虑与麻木中徘徊，不断做噩梦和回忆遭遇校园欺凌的场景，沉浸在高考失败的痛苦中难以自拔，意志消沉，精神恍惚，就再没去学校上学（虽还在挂名参加每年的高考，但根本没有正式学习（严格说“非正式学习”也基本没有，焦虑抑郁下如何正常学习），在应试教育主导、题海战术为主要提分手段的高考模式中能考成什么样可想而知）。

    对我来说，没有考上如中国人民大学（或至少211、985）等院校，就等于我彻底失去了实现理想与追求的机会，没有了改变充满不公与黑暗的社会的条件和地位、丧失了以名校学生身份参与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可能，我的政治抱负化为了泡影。而我的性格和身心状况，做壹般白领和基层工作人员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我因壹系列创伤导致无法适应社会，不能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担心工作中再次像在学校里那样被孤立与歧视，害怕受欺凌和伤害），自然也不适合于打工，家庭又很贫困，不能考上名校在个人前途上也没有出路。而这些忧虑与痛苦反过来又恶化了我的精神状况，形成恶性循环。

    此后，我长期在河南新乡市（有短暂几个月在河南焦作市）自己租的出租房看实体与电子版的书籍、杂志、报纸，玩游戏，以及在网上和壹些知识交流圈子评论时事，以密集的阅读和评论转移注意力，把辩论时事、在群组内做壹些思想启蒙，当成壹种心灵寄托。如果没有这些转移压力的手段，校园欺凌中的屈辱、折磨，就足以摧毁我的意志，让我自杀、或精神彻底崩溃。但即便想方设法减轻痛苦，我的抑郁症仍旧在加重，如没有力气收拾床铺和正常洗漱，情绪波动很大，时而情绪乐观，但有时想到受欺凌的事情和晦暗的前途，又会壹天时间都不想出门，即便出门走路也跌跌撞撞，如同灵魂出窍壹样。

   2015-2016年，我父亲因突发脑中风，卧床壹年，我又不得不与幼时对我实施家庭暴力的姑姑见面。此前我长年不回家，从2007年上初中就租房住在外面或住校，假期也不回家，找我父亲都是在他工作单位滑县中医院。后来我到外市上高中，连和我父亲都不常见面了。2015年我父亲中风后，我才又和我姑姑断断续续待在壹起几个月（此后我父亲好转，我就又回新乡市出租房住了）。她在1995年左右的家庭变故中因受刺激，精神上出了问题。我幼时她常对我殴打虐待，甚至把洗脚水泼到我头上、把我的头摁倒水盆里，长期对我施加家庭暴力（这些在我的《自述》中有清晰描述），我与她水火不容。我在10岁之后尤其13岁左右，也进行了激烈反抗。虽然这次见面时我长大了，她对我没像以前那样糟糕，但依旧冲突不断，在医院陪护期间见面后时常吵架、对打，甚至动了刀子（我身体瘦弱打不过她个泼妇，刀只是防身威吓用，打是用手，没出血）。因我不适应社会和不能工作，我还要从她那里拿生活费，这让我感到非常屈辱。除了我父亲，我爷爷奶奶也常年被慢性病伤害，我爷爷已于2017年去世。我奶奶已经几乎完全丧失意识、生活100%不能自理躺床上等死，皮肤上到处都是烂疮、身体周围全是恶臭尿骚味。而我父亲和我姑姑为了照看爷爷奶奶，也耗尽了时间和精力，没有任何休闲的条件。此外还有许多事情，打击和磨难（而不是磨砺）不断，都让我感到社会的残酷与生活的艰难。而我后来几年根本未在学校上学，高考成绩（仍然每年参加考试）自然越发糟糕，遑论重新得到巅峰时期的分数了。

   我也大致了解到，2013-2014学年与我同壹班级的学生（即济源壹中文科七班复读班），大多都在名校学习，生活快乐、前途远大，未来也能有体面、收入优厚的工作；而在2010-2012学年河南师范大学附中的同学也普遍过得不错，包括那些校园暴力加害者和旁观者，都毫无愧疚的好好生活著，有些东西过得还挺滋润。而我却被校园暴力毁掉，身心受创，尤其精神和心理上受到不可逆的伤害，生活日益拮据。在这种强烈的、刺激性的对比下，我越来越感到不平。在2014年高考失败时，我主要是感觉痛苦和屈辱，焦虑抑郁，而由于刻意逃避现实，所以尽量不去触碰心中对于前途毁灭的怒火，选择退避和遗忘。但两年后我饱尝世事艰辛时，就对我七年间遭遇的各种校园暴力非常愤怒，复仇和讨要公道的想法充塞于心中，发誓要做些事。

    在这几年间，我也通过各种途径，如报刊杂志、电视、互联网，了解到大量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的案例和相关讨论，越来越感到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的普遍性、严重性，以及解决的急迫性。因此我希望通过我的个案，促进中国防治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制度性建设，让社会各界都关注和参与解决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此外，我在中学阶段也亲身感受到了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病，包括教育体制的僵化腐朽、教育的内容与形式的各种缺陷。这与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的泛滥密不可分。因此我也希望为教育改革尽自己壹份力）（关于这些，我的另壹篇文章《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有详细记述和分析，《自述》中也有大量提及）

    于是我决定要独自维权和发起关于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的社会运动，哪怕没有名校身份和他人支持，哪怕家庭贫困，自己壹个月几千（波动很大，不是确定的）的生活费，我也要做。引用我自述中的话就是“……人之穷途，其言（行）也善。幽暗的人生还要照亮社会最后壹秒。而且也正是幽暗，才更想照亮社会，让自己不壹无是处，不致湮没于芸芸众生和历史长河，更不想卑琐苦楚的终结。”也就是说，我不想白活这壹生，壹定要在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方面做出开创性、建设性的成就。

    （关于以上这些内容，在我的《自述》中有非常具体的讲述，所以在此就简短节说，本文重点书写的是《自述》及我其他文章中未提及的内容。在其他文章中已具体讲述的，在本文中就不展开详细讲述了）

   （二）在网络社会的大致经历，壹段插曲加速我走上维权路

   而这时，我又在知识交流圈（壹个以“答题”为主题和纽带的知识交流圈子）遭遇流氓恶棍的围攻，我愤而退出。在我高考失败后，我为了逃避现实、转移注意力，以及舒缓压力和调节心理状态，加入了网上的壹些知识交流圈子。2014年年底至2016年8月，在圈子的时候（主要在以下几个QQ群和贴吧活跃：“壹站到底雅风驿站答题”、“壹站到底公孙答题”、“逐鹿·墨兰阁”、“征服群”、“历史地图吧官方群”等，贴吧三国志11吧、壹站到底吧，贴吧ID“旁观的小猫”，后为维权安全注销，详细原因在后文解释），我以“猫咪”为昵称，时常做壹些思想启蒙、社科常识普及，例如出相关的政治、文学、历史、电影、地理、军事等类型的题目，也参与答题。或者与人辩论、探讨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民生；批判中国专制而腐败的政治体制和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我会把自己要传播的价值观融入题目之中，或直接发壹些如秦晖、福山的文字，做社科常识普及，以及点评历史和各种社会热点事件，分析中国政局，希望群友更多接受民主自由理念。有壹部分群友也很喜欢我的知识普及，时不时有热络的交流。我在这个圈子待了差不多近两年。这个圈子群友知识水平普遍较高，至少远高于中国社会平均水平。其中壹些群友，算是国内学识很丰富的知识分子了。因此，我与群友们有许多共同语言，我与绝大多数群友也都能够和谐相处，有壹些群友和我的关系还很友好。我对那个圈子是很有感情的。

 在那里，我看到许多还不错的中产群友和他们富足的生活，对民生百态又有了许多认知。虽然他/她们中的多数都精致利己，但也不乏关心时事者；有些忙于工作，闲暇答题娱乐，有些家庭宽裕，整日交友说笑……相对于我在校园的经历，答题圈让我更多触及了成人世界，尤其得以壹窥中国中产高知群体的价值取向、生活状态。这些群友对社会黑暗面大致上有清醒的认知，但是多处于既得利益阶层，还是满足于目前中国的现状。他们虽然普遍有壹定的求知欲和表达欲，但只是把这当成壹种兴趣爱好，最多为了修身养性，并没有也很明显不想把这些知识用在现实中以维护权利、促进公共利益、改变社会。虽然就对这些人的了解，他/她们总体上知识相对丰富、财产更是充足、人脉也很广泛，社会地位也不差，完全有做实事的能力和条件。但即便他们大多认同自由民主理念，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除了我没有任何人愿意以实际行动投入社会运动（当然，不要说社会运动，他们连圈子里眼前的丑恶也冷眼旁观，下面我马上就会提到）。我也在这个圈子及其中的“亚圈”直观的看到了许多阴暗的东西，如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说明中国互联网世界也是“人情社会”而不是由道理和法治主导的社会。还有壹些恶人、五毛，以及搞网络暴力的各种手段，如人身攻击、人肉搜索、侮辱诽谤、挑衅威胁。我从中得以窥视到互联网环境的黑暗壹面及其具体表现。而且我个人也再次受到孤立无援下被围攻的伤害。（当然，总体上看，圈子的氛围还是以和谐友善为主的）

    （以下内容有必要非常详细的讲述。部分涉及人物昵称用拼音半隐，既方便查证，又保护他/她们隐私）

    虽然答题圈大多数人不错，但总有害群之马。其中有两个有知识但道德败坏的恶霸，壹个叫董佳博的恶棍（陕西西安人，据说曾就读于西安高新壹中，后来考入了西南石油大学），另壹个网名为“索拉”（不确定真实姓名，后来在其QQ空间发现其在德国的“居留许可证（AUFENTHALTSTITEL（aufenthaltstitel））”，疑似他的名字拼音为WU YINAN，中文名为吴奕男，吉林省长春市人，现在疑似在德国特里尔大学（Universität Trier）留学，常住在下萨克森州（Land Niedersachsen）的吉夫霍恩县（Landkreis Gifhorn）。但由于此人很狡诈，也不排除其故意展示他人证件暴露以误导仇人（但我通过综合查询分析，应该是他本人的信息）的东北恶棍。这个“索拉”很值得壹说。“索拉”经常满嘴脏话还带狠劲，凭借以下特点横行答题圈：

    1.阴险狡诈。如他自己说曾冒充女生在微信上套得罪他的人的话（未遂，而且“索拉”还觉得“可惜”）、声称在他不在的群里有很隐蔽的小号观察别人、疑似拆掉得罪他的人的QQ群（取得信任当上管理员踢光群成员）……其中前两件事是他自己在群里说的。“阴毒”这壹点（尤其能够制造恐惧感）是他能横行霸道无人敢惹的最关键因素。例如他自己公开在群里讲这些阴毒的手段，就是想达到壹种让人恐惧的目的吧。另外，至少就我当时（2014-2016年）的了解，他始终不在圈子里透露姓名和较具体的生活状况（至少当时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对自己现实生活极少提及，对隐私的保密做的很好，明显很有心机、防备心理很强。

    2.恐吓他人。例如声称可以“埋伏十个八个人”约架、动不动说要砍人、发和他有矛盾的人的照片挑衅。例如对壹个也是东北吉林的势单力孤的“许k宇（昵称封s）”进行长期攻击、诽谤、威胁。

    这个叫“许k宇”的人是脾气古怪、说话非常难听，常得罪人的，生活中可能受过什么刺激，据群友说那这人因为挨过打得了精神病，我也觉得这个人心理和言语是比较扭曲，至于算不算“精神病”，我也不好判断，现实生活里这种人也不少，心理扭曲多是因环境造成，被他人和社会逼疯的大有人在，我后面还会分析这个问题。但是这人虽不算好人，但我在的两年间，也没看到他干过什么特别恶劣、具有危害性的事。只不过因为他说话难听又看著不太正常，群友都讨厌他，自然不会帮他。其实讨厌这种人别去搭理，或者骂回去就行了，何必像“索拉”那样去过分欺负呢？如果这人真有心理疾病，这样的攻击毫无疑问加重了他的病。如此恶性循环，他就更加“不正常”了。（而且如果壹定要挑毛病，许多群友都有各种各样让人不适的缺点、毛病，难道都应该被残忍对付？）

    “索拉”就在答题圈挑衅这个人不停歇，不断的发这个人的照片，各种谩骂、诽谤，还说对方怂、他约架那人不敢去之类（还配有疑似他指定的约架现场图片），当然语气非常凶恶和具侵略性，不像我叙述的这么平和。而群友对此大多默默围观，或者把“许k宇”和他被围攻当笑话看，甚至有帮闲和不明真相者跟随“索拉”恶语辱骂和传播谣言，即便善良些的，也就是说句“许k宇把网络当成现实了”，意思是认为“许k宇”太在乎答题圈、不跳脱出去，是自己的问题。但让这些围观群友说壹下“许k宇”有哪些特别恶劣的行为，也没人能说出来。这其实就是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和性骚扰中典型的旁观者“责备受害人”行为，找出受害者瑕疵，以论证“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相反，群友们对于“索拉”等人的恶行（后面还会提到）却不置壹词。（关于“索拉”等人欺凌“许k宇”的这些事，在我进答题圈之前就有了，我退出时也没有看见终止，所以这场网络暴力持续至少两三年甚至更久）（我之所以用不小的篇幅讲这个“许k宇”，其实也是因为我和他至少在某些侧面是相似的，例如都是相对孤立的、受过伤害的、处境恶劣的）

     3.造谣诽谤破坏他人名誉。例如污蔑他和他有矛盾的人如“许k宇”答题作弊，是“度手”（指答题时百度而不是凭自己能力），这在圈子里是很严重指控，相当于说别人论文抄袭。但反过来有人（如群友“李s丹妮”）在答题比赛中这么质疑他，他就立马恶狠狠“妳妈逼”的骂人，否认自己用百度作弊；提到称赞和他关系不好的人（叫“中s革命军”），就“什马呀……”之类咋咋呼呼打断别人……这二人和其他壹些人拉帮结派、嚣张跋扈，专找弱小孤立的人欺负。而且会把在线上的网络暴力蔓延到线下，威胁他人人身安全和正常生活。而大多数人因事不关己就不敢也不愿招惹他们，冷眼旁观，甚至与其保持良好关系。至少就我看来，大多数群友并没有因为他们各种恶行和特权而厌恶他们，连“不说话不合作”都没有做到，哪怕“索拉”还多次做过骚扰女群友的事。

    我说的“索拉”对女群友的性骚扰行为，完全不是指那种温柔、打情骂俏式的“撩妹”，而且多数也不是常见的那种轻微的言语不当（这种行为很多人都有，是缺乏对女性尊重意识的大环境所致，主观不见得是恶意，没必要苛责），而是很流氓和富侵略性，有时候带著恶狠狠的恶棍气息。例如既会趁人少时在群里给女生（“昵称“七q”，浙江省壹位小学教师，温和善良）发语音中发了好几段“啪”、“啪”、“啪”的类似（或者就是）“打飞机（男性自慰）”声音，他还和这个女生及另外在线的人开玩笑说他是在拍手掌，然后那个女生很尴尬，也不敢说什么反对的话，反而引开话题避免进壹步骚扰；也会利用众多人热烈聊天刷屏时调笑与其不熟的壹个体育群女群主（昵称古x烟，不了解真实身份，籍贯可能是江苏或辽宁，也是个不错的群友）“她是我前妻”之类壹些很不尊重女性的话，后来这个女生退了这个她自己开的群，另建了壹个性质壹模壹样、大多数主要成员也壹样的体育群，长期没有邀请“索拉”，也不知道是不是为躲他骚扰。此外，还逼走过壹个人品很好的旅居新加坡（中国国籍）的女围棋手（昵称有好几个，其中两个昵称是“珍妮姐”和“大萌姐”，是壹个群主的围棋界朋友。她已退圈，且不畏惧“索拉”，我就不半匿名其昵称了）。“索拉”趁那个女围棋手在群里时，凌晨又没什么人，就和他另壹个朋友（忘了叫什么）发中英文翻译题互答，答案都是“阴道”、“阴茎”之类词汇，这个围棋手骂他“mdzz”然后就退群、退圈子了。这是我看到的他性骚扰对象中唯壹壹个算是反抗了且拒绝忍受的。她壹向比较正直，之前就指责过“索拉”开过分的什么玩笑，说“看见妳（索拉）就烦”（也可能就因为这，所以“索拉”利用大半夜群里没什么人时候把朋友拉来以性骚扰来报复、挑衅她）。看来同为中国人，在新加坡这种法治社会生活的人的价值观，的确不同于在酱缸和厚黑文化中缺乏正义感、对丑恶见怪不怪的人。

    而且这三次显而易见的，被骚扰者都感到明显不适、反感，甚至愤怒，而不是说“两厢情愿”。我亲眼看见了“索拉”至少5次明显且恶劣的骚扰。而“索拉”对其他人的非性骚扰的恶语相向就不胜枚举了。而我和他交集并不多，只有寥寥几个共同的群，更没时间每天盯著屏幕关注他，也与他没有线下交集，我都看见了好几次。那么没看见的有多少？这是公开场合，私下壹对壹私信又骚扰过多少不敢声张的女生？他现实生活中又性骚扰过多少人、多少次？不言而喻。（绝大多数其他群友如果敢明目张胆这么做，早成为众矢之的、被大家逐出圈子了，可“索拉”却安然无恙）

    值得壹提的是，“索拉”性骚扰的对象都是在圈里没有什么势力，没有男朋友、没结婚或者男友不在圈里的，而且相对势单力孤，在群里没有“铁杆”友人的女性。对于男友/丈夫也在群里的女性，以及人缘很好、在群里有号召力的女性，“索拉”就不敢骚扰。这又体现出“索拉”阴险狡猾、欺软怕硬的特质。而这，也是他多次性骚扰却还能混的很好的原因。被骚扰的弱势女性都不敢反抗（除了那位旅居新加坡的），他也就越发肆无忌惮。

    答题圈还有壹些人肉搜索事件、把群友QQ号码发到同性恋网站事件（据群友“大y蛋树”说，他收到“壹群求搞基的”加好友的信息，壹度被迫设置了拒绝壹切加好友申请）、匿名者在答题群里发出壹些生殖器图片（群里出现过好几次，有人在群里发出壹大堆男性生殖器图片骚扰圈子，非常恶心）等乱七八糟的事，不知道都是谁干的。“索拉”就在群里大肆宣扬发生殖器图片的事是“许k宇”干的，我也不知道真是那个人干的还是他栽赃或者诽谤。据说当时有人去查了IP地址，也不知道查到没有。此前，贴吧的匿名账号公开了这个叫“许k宇”的个人信息以及壹些讽刺他的言论，很明显是他仇人干的。

     就我的看法，群里许多阴暗的事，也只有既心理非常阴暗而且又有能力（有钱、有懂网络技术和作恶手段的朋友、有心机）作恶的人才会干得出来、才能干得出来（反过来没有能力干的，就算心理阴暗也做不到。例如在壹个群里，我看见人议论这个“许k宇”和群里其他群友吵架，“许k宇”说要在贴吧发帖报复之类。不久后有群友就说“到现在就看见了壹个（许k宇的）小号”，语带讥讽。我不太相信这样的人有能力干那些不仅缺德而且需要壹定条件才能做到的事）。仗著在圈子里的势力、影响力，以及阴毒的技巧，“索拉”对他人反复的污蔑诋毁，以及疑似栽赃陷害，是很容易让不明真相的群友相信的，对被诋毁者的名誉会有严重破坏。这也进壹步巩固了他们在圈里的地位，让其他人都怕他们，至少不敢指责他们。

    总之，“索拉”和董佳博等人骄横跋扈，紧密的狼狈为奸。他们可以惹别人，别人不能惹他们，壹共六七个人（当然其中也有壹个“蓬l"还算好的，至少我在时候还相对善良，虽然说话也和其他许多东北人壹样“冲”，但至少不阴损，我退群时还跟他打了招呼，不知道现在变成啥样了。我觉得不太可能出淤泥而不染，变坏的几率更大。而另壹个我没怎么接触过（我在答题圈最活跃时，这个人恰巧退圈了）的叫“八神”的吉林人也是很嚣张疯狂的。有两位很活跃的群友和我私聊时都提到这个人很凶恶，其中壹位说他是“刺头”；“索拉”也在群里说过：“‘八神’当时真的想去把‘许k宇’砍了”。可见这个“八神”是怎样的东西或者说怎样不是东西（而且这个东西也是高知恶棍，参加答题比赛也名列前茅）。

    他们沆瀣壹气利用局部优势“围殴”和其有矛盾的群友。即便和他们关系不差的人对其中壹人开个玩笑，另外的人都会去帮腔袒护。例如壹个叫“胡t花”的开玩笑说“索拉”没有得答题冠军辜负他期望了，董佳博就立即冲过去对他说“花h妳别说了行不”。董佳博不让说自己人，但是却动不动让这个群友“注意点啊”、说那个群友“想多了”之类脾气很冲的话和多管闲事（而这些人并没招惹过他，道德品质也不差，例如他干涉过的两个人，昵称分别为“俯s阳明”和“石f李昌镐”的，都是人品很好，说话和气，也从不惹是非的，只不过评论壹些政治、体育问题，就被董佳博用恶劣语气干涉）。董佳博还把不知怎么查到的另壹个群友“子y”的真实姓名的姓和名字缩写在群里公开，似乎在显摆自己有能耐。

    董佳博还是典型的自干五毛，这是和我发生冲突的导火线。他反对群友批判政府，例如说“这都是领导的事不用他们（网民）瞎操心”。他还在群里多次攻击他的同班同学，把他同学的微博言论截图发群里，讽刺他同学支持民主自由和反共的言论。他自然也看不惯我批评中共和评议时事，尤其看不惯我长篇大论讲道理（他恰相反，最不喜欢理性客观），而他在圈里混熟后，看到我独来独往，没有那种流氓恶棍朋友，没帮手，就多次当面或背地里（有人告诉我的）对我讽刺挖苦，语言暴力。如嘲讽我批判时事时说：“妳管著全世界呢（他嘲讽我关心时事、什么都评论，但董佳博自己却在群里到处管别人）”；别人出题我答对了，他找茬非要让别人取消我的得分；故意找茬怼人，例如我批判“帝吧出征”像“网络义和团”（现在我依旧这么认为，但是更发现他们的港台对手同样恶心，两边都不是好东西），他就凑过来讥讽我说“喷自己人有意思？”，我说“爱国不是无脑爱”，他就满嘴“妳妹”“妳牛逼牛逼”之类嘲讽……反正他逮著个机会就找他看不惯的人的麻烦。而董佳博非常恶心的壹点是，竟然侮辱六四英烈，赞同中共镇压，说纪念六四的是“无脑跟风”等等。

    当群里有人抱怨制度不好、看病难还要托关系之类，诉说各种不公和生活艰辛，董佳博就很不爱听（虽然人家也不是对他说的），说“那没办法”、“自己没本事妳自己的事，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他特别喜欢说别人“没本事”，好像他自己多有本事壹样，虽然他、“索拉”以及和他们壹样的这类东西，更多是靠拼爹而已，尤其有良好家境和户口，他们壹辈子的成功都和受精卵分不开），对批判体制的，董佳博就当面讥讽，说“反正他们也只能在网上说说，也改变不了（就是看人民推翻不了不公而得意）”之类。董佳博就是那种“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洋洋、扭曲如蛆虫，还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更有热量的人们”的人。

    董佳博还经常因为壹点纠纷破口大骂群友，甚至有时看别人不顺眼就骂，例如壹个叫“丽p孃孃”的同性恋男孩子（看日常言语和透露的情况，年龄肯定不大）没招他惹他，话都没和他说过，只是比较活泼，在群里和其他群友说笑，包括谈论同性恋方面的事，董佳博就当面“滚妳妈的”大骂人家，背后（在别的我曾经也在的几百人的QQ群）还说人家是“神经病”、“变态”。

    但另壹方面，如果群里壹群人都在骂共产党，或者圈子里比较有影响力的群主之类讽刺中国体制，董佳博就不敢批评，或者只敢问句“妳们不喜欢共产党，难道喜欢国民党？”之类幼稚的疑问（在2016年春晚时）；参加壹个群的比赛时，因为壹点纠纷破口大骂对方全队，但质疑这个群当时的群主（昵称“不z所谓”）设置的比赛规则时却唯唯诺诺，被这个群主批评“不要总是质疑规则，而是应该玩转规则”（虽然我不赞成这个观点）后，也只敢嘟囔几句，再不提异议。董佳博这些行为，说好听点叫“有眼力见儿”或者“有眼色”，其实就活脱脱壹个小人。

    此外值得专门说的是，他们说话非常凶恶阴狠，同样壹句话，“索拉”等人说话的语气（哪怕只是打字）都与其他人不同，总能制造壹种没人敢惹的恐怖气息。说话咄咄逼人，“我当时就想去砍他”之类的话满天飞，壹副“我就不讲理妳能怎么样”的流氓态度，这恰在壹部分东北人身上最典型。当然，东北人也有好人，答题圈里就有好几个，例如壹个叫“忧y之都”的吉林人就反而很温和甚至敏感和胆怯；还有壹个叫“徐h”的黑龙江人更属于既直爽又谦逊、且热心善良的人（当然他知识也很丰富）。而且东北人往往也是暴力的受害者。但这里出现不要脸的、无耻的、作恶多端、欺凌弱小的杂种的概率，远高于中国其他任何地区。虽然，受害最深的，往往也是东北人，东北的弱者，没权没势的人、性格软弱的人、身体柔弱的人、不够强悍的女性……被他/她们身边同为东北的禽兽欺负。我耳闻目睹的许多东北人和涉及东北人的事情之后，感到那里许多人还残留著满清八旗那种弱肉强食、野蛮暴力、缺乏廉耻、以凌虐他人为荣的刁恶狡诈之风。直到21世纪，东北还残存著未开化的满人的鞑虏习气，即便当地的汉族人也被传染。

    体制性的暴力，东北同样领全国之先。虽然劳教所曾在全国都有，警察暴力也屡见不鲜，但论暴力、阴恶，东北首屈壹指。建三江事件，东北警方对维权律师采取“来壹个打壹个”的方式，四位维权律师共计被打断24根肋骨；王全璋律师被轮番辱骂（“在那个下午，我（王全璋）听到了壹生都没有听过的污言秽语”）、强迫按手印（突然，壹个警察从后面摁住我的肩膀和脖子，壹个警察上来强迫我蘸了印泥，抓著我的手用力在保证书上面摁了两次手印。

我倍感羞辱，极其难过地哭了，两个警察邪恶而得意地笑了，边笑边说，“怎么就跟杨白劳卖喜儿似的。”）、从背后暴打和关灯恐吓（他非常专业地把我的眼镜扔掉，让我面对墙壁，抓住我的头发猛的撞墙，另外壹个警察用拳头猛击我的后脑。在我被撞墙的壹瞬间，我壹下子明白了，明白了我在中午看到的那个人为什么前额血迹斑斑。……我大声喊起来：“警察打人了！”有个穿制服的警察跑过来，里面的警察马上把门关上，把灯关掉，丛文东迅速走了出去。三个警察像饥饿的狼壹样在黑暗中逼近我，其中壹个说，把黑头套、电棍拿过来，壹个警察抡起矿泉水瓶子要向我头上砸，我想起了高智晟、李和平，想到张俊杰被打断的三根肋骨，感到了恐惧。”）--纽约时报《建三江被拘遭遇记》。去建三江采访的记者如南都的文涛等人被各种跟踪威胁，最终被迫放弃采访而离开……

    另壹起体制的恶行--马三家事件，劳教所男女管教人员对女犯的各种殴打、欺凌自不必说，竟然还有普遍性的性虐行为。例如作家王藏采访被辽宁抚顺维稳人员强奸的朱桂芹：“朱桂芹还说，她走出马三家后就绝经了。有次在截访车上被强暴过。强暴她的人边做边问她：“爽不爽？我的鸡巴大不大？”--王藏《马三家的女鬼们》。这样的人简直是畜生。

     还有哈尔滨市前市长朱胜文，遭时任副市长岳玉泉等人诬告陷害，并由这位仇人主导调查，将朱抓捕后酷刑逼供，包括电击、坐老虎凳、蒙头暴打、麻绳捆吊……他虽然利用庭审时陈述了这壹切，并引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特赦组织的关注，但最终还是被判刑17年，最后在出狱前夕不明不白死在牢中。而她妻子为其鸣冤上访十多年无果，在天安门广场喊冤却被拘留。对壹个省会的市长如此酷刑虐待，且有其仇人直接参与此案而不回避（朱申请要求岳回避，但被驳回），然后还死在监狱，恐怕在其他省市类似级别案件中都找不出来吧。此外还有如央视主持人刘芳菲的丈夫、港商刘希泳，被吉林省壹群检察官使用蒙眼绑在审讯椅、胶带封嘴、钥匙刺脚、厕所泵堵鼻子、强行弯折刘的身体（把头“褶”向脚部，想象壹下就知道多痛）致其胸部骨折而窒息死亡。只是因为他是港商、妻子是知名主持人，此事才有机会被媒体曝光、罪犯才得到审判。不知多少无权无势的冤魂惨叫著，却又无声无息的死在这片土壤黑人心更黑的土地上。

   总的说来，东北人中许多人做事极狠，别的地方骂人打人都会给对手留点尊严和台阶，东北许多人则是把弱者往死里欺负，摧毁对方起码的尊严，甚至把对方逼疯、逼死。而且东北人特别喜欢抱团，不是为了干好事而是为了损人利己，就像黑社会壹样（或者就是实实在在、如假包换的黑社会），利用局部的人数优势欺凌他人、制造恐惧、得到特权。当然，流氓团伙内部是很讲“义气”，但是外人就成了他们“义气”的投名状、牺牲品了，这符合真正的江湖道义吗？而在微博、知乎、推特等各处，对东北人各种丑恶行为的反映和批判比比皆是。东北有权有关系有势力有钱的人，都是踏著东北或者其他地区老百姓的尊严与利益而有滋有味的生活的。

    而答题圈也不例外。以“索拉”为首的最起码六七个人的小团伙，至少有四个是东北人。群里其他人互相吵架壹般都有底线，吵架也都有个还算合理的由头，也不会用什么阴损招数，更不会暴力威胁别人，吵完很快也就过去了。“索拉”他们却是非常阴狠的，就如我上面提及的那些野蛮阴险的行为。他们完全不把道理和规矩放在眼里，可以公然胡扯八道和双重标准，满嘴脏话谎话毫不愧疚，还为蛮不讲理洋洋得意，毫无廉耻。他们总是千方百计羞辱、骚扰与他们有矛盾的群友，而且非要把其他得罪的人逼走，辱骂壹两年都不停歇（例如前面提到的“许k宇”，只要有机会（没机会也凑机会），“索拉”就疯狂的骂这个人，各种挑衅、侮辱、诽谤，我看见的就有至少二十次（而我在两年间没看见那个人提过他壹次。当然我进圈子之前他们应该就有矛盾，那时“许k宇”和“索拉”发生什么就不知道了。虽然就我看，“许k宇”并没能力、也不可能对“索拉”造成什么重大损伤）。而且他们还把网上的纠纷闹到线下，直接威胁他人人身安全。而董佳博虽为陕西西安人，却也和“索拉”臭味相投，言语和行为风格很相近。他们平常沆瀣壹气，“索拉”也直接称赞过董佳博：“小董人不错”、“小董学习特别厉害，能考上哈佛”……

    他们的确都是有很高学历的人。“索拉”是答题圈比赛的五次冠军，好像在国外留学，看其知识水平肯定是知名院校学生。董佳博在个别领域记忆力很好（例如美国历史，尤其记美国总统，这和他的五毛身份对比起来真讽刺，不过也很有代表性，有才无德、思维倒错），据说当时在西安最好的高中高新壹中上学，后来我查到他上了西南石油大学。目前只查到“索拉”和董佳博这两个人的少量信息，他们更详细的信息及其他同党的还没查到。这种人让我想到了李天壹和与他壹起轮奸女性的东北朋友们。他们都是家庭出身好和在名校上学（如人大附中）的恶霸。知乎上也有个例子，是答主讲他的壹个很恶毒的同学。他的这个同学因为不满他母亲和另壹个男人同居，而这个男人的孩子和他壹个学校，于是他就领著朋友在学校厕所围殴男人的孩子，“他叫人整天打那个男的的小孩，把那个男的的小孩的头插到厕所里。冲水。整个人踢进小便池里边，真是往死里折磨呀……”最后据答主说，这个恶棍竟然考上了清华法学院。“索拉”、董佳博就属于这类人。除了这几个，当然他们在圈子外也有朋友，看他们满嘴“砍人”，而且的确有恐吓威胁的实际能力，认识黑社会或者本身就是什么帮派成员也不奇怪。此外，字里行间也能看出他们家境相对优越（其实答题圈大多数人都是高知中产），说不定是什么贪官污吏的二代。

    当然，“索拉”他们虽然在答题圈横行霸道，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得罪。前面已经说了，他们只会挑选势单力孤、没什么背景的弱势者欺凌。而对于很明显社会地位高、经济条件好、家庭背景硬、在群里朋友多的，他们壹般不会去欺凌。相反，他们还会尽可能去和壹些群里很活跃的、有影响力的知名群友或者群管理员搞好关系（例如和另壹个我不常在的“大家的壹站到底”答题群，“索拉”就和好几个管理员相熟），平时也与大多数群友相安无事（除非谁触到他们了）。即便性骚扰，选择的也多是没亲密的男性朋友或在群里没什么关系网的。可以欺负谁、跟谁应该搞好关系、如何在群里给自己塑造良好的形象，他们驾轻就熟，如狗叼肉壹样娴熟敏捷。因此，他们在群里口碑并不算差，即便看不惯他们的，平日也缄口不言。（他们之间所谓的“义气”，都是建立在对他人强凶霸道基础上的。我看到的，绝大多数都是他们先惹别人，然后几个人壹起围攻、找麻烦。即便有先说他们的（仅仅只是“说”，没有骂人）他们的报复也远超必要和突破底线。他们是挑衅性的寻衅滋事，而不是防御性的相互保护）

    而我此前在学校已经有了壹些与这类人相处的经验教训，也和许多其他群友壹样，选择尽可能不与其冲突，谨慎小心的避开矛盾，对于他们欺负其他人也忍住不去干预。而且我个人在群里口碑比较好，和许多群友熟识的时间比董佳博还要早壹些，他不敢轻举妄动（其实他多虑了，我和其他人的关系仅限于观点近似，不像他们那种黑帮友谊，而且大多数人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后来他当然看明白了这点）。于是我在很长时间内与他们保持了和平共处的状态。但后来董佳博在群里羽翼渐丰（尤其有“索拉”撑腰之后），主动招惹我好几次，我隐忍不发，他却不知收敛继续攻击。再加上看到他们嚣张跋扈欺凌弱小，到处挑衅别人，我想到以前遭遇的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实在看不过眼。我最看不惯的是他们对自己和别人搞双重标准，而且他们可以嚣张、攻击骚扰别人不被惩罚，甚至群组管理员都不敢禁言他们，谁惹了就会遭受各种麻烦。前面提及的“许k宇”是壹例，下面再举壹例。

    有壹个人品很好，平日对群友很热心很善良的QQ答题群管理员“浩r”，仅仅因为按群规踢了“索拉”的小号（群内禁止发广告，只要发的就踢，然后“索拉”复制了壹个发广告的号发的广告，发到群里，违反了群规），就被他谩骂攻击，然后“索拉”的朋友也出来帮腔，壹起攻击辱骂，还故意刷广告挑衅“浩r”。好几个人对壹个，本来“索拉”是理亏的，却凭借黑社会式咄咄逼人的嚣张，以及他朋友及时（可以说是立即马上）赶到帮腔、围攻“浩r”，反而在冲突中胜利。几个恶棍欺负壹个善良的人，当时的场景不难想象。于是“浩r”被迫退群，也退了其他所有答题群，还删了圈里许多（也可能是全部）好友（和我后来壹样），被“索拉”逼走壹年左右，我退群前不久他才回圈子。这位“浩r”也算是答题圈元老，是天津壹所壹本院校的毕业生，也是众多群友都很熟识的老好人，还是好几个答题群的管理员，都如此下场，何况别人。（当然“索拉”自己当时为了面子也退了那个群，不过并没有像“浩r”那样退出所有答题群，也没删除好友，反而继续在答题圈活跃。而且不久之后他就声称在那群里有好几个隐蔽的小号。不知道是为了炫耀还是恐吓）

    因此，没有人敢管“索拉”他们，甚至壹些群的管理员与他们关系很好，前面已经说了，他们也知道和大多数在圈子里影响力很大的群友和管理员搞好关系而不是四面树敌。于是他们六七个人四处咋咋呼呼却顺风顺水。如果是其他人违反群规，却会受惩罚，他们享受著壹种明显的特权待遇。虽然这种特权并没实质经济利益，但凌驾于他人之上、在圈子里横行霸道，本身就是壹种利益。何况，如欺凌他人、性骚扰，对“索拉”等人是很快活的事，当然是利益了。

   （他们这伙人，尤其“索拉”作恶多端。但我和他们交集不多，我又不可能也没心力每天都监视他们所作所为，所以，根据他们已知的劣迹和行事作风，我看到的和以上所说必然只是他们恶劣行径的壹小部分。而且篇幅所限，即便我看到听到的也无法尽述。以上所述事情均发生于QQ群里，相当于公共场合。至于这个“索拉”真名实姓，他在答题圈等互联网圈子混了那么久，知道他姓甚名谁的肯定有，有兴趣的可以去打听，这种东西必须给他教训）（在我写作本文期间，已经查到了“索拉”的相关信息，前面已经提供提过了）

    于是我就公仇私愤壹起发作，在群里发了几张“五毛钱”、五毛工作细则等图片讽刺董佳博是五毛，他问我在说谁，我说妳觉得我在说谁？他就破口大骂，骂我“傻逼日杂美分”，把宣扬欧美普世价值当美分是他无知，但把我壹个激进反日、多次在群里批判日本侵华暴行、扣上“日杂“帽子就是无耻造谣、睁眼说瞎话了，还壹如既往的带脏话，于是我忍不住破口回骂（我在圈里近两年，说脏话不超过个位数），骂他“操妳妈逼”之类，还说他“嫩得很”（意思是说他狗屁不通）等，比较难听。他就也用“操妳妈逼”之类脏话回骂我，开始攻击我“批判政府”、“喜欢长篇大论，谁看妳写的”、“没本事就抱怨社会”、“哟，妳老成，就妳理性客观”、“妳有本事妳去改变啊”……而且我反驳举例董佳博骂人的事时竟然撞到他们的朋友，壹个叫“吼哈”的黑龙江人（之前只知道他们关系好，在这之后才知道他和董佳博关系很亲密），我举例说董佳博也骂过他，他当时正在群里，反而骂我多管闲事，嘴里不干不净的骂我“妳是不是傻逼”、“妳有病吗”之类。我发私信质问他怎么不管董佳博（反而骂我），他反而说我“不走运，我正好在”之类的话。我当时脑子壹时没转过弯来，没理解这是种流氓逻辑，还为“多管闲事”给他道歉，他还爱答不理，只发了个握手图（那时太单纯，而且被他这种胡搅蛮缠打乱思路，没对骂经验，这种不知好歹的东西不骂他祖宗就不错了，道个毛歉。就算我不应该管他的事，他骂我难道不是反而应该向我道歉？）。我对董佳博说是他先骂我的，而且到处管别人，他就耍赖“我哪骂妳了”，我把他此前当面讽刺我“没本事就抱怨社会”、“管著全世界呢”以及他干预其他群友说话的截图立即发出来，他又换了壹副嘴脸（这个转换的纯熟足以证明其流氓性）：“我说妳是喷子咋了？”“没妳管得多（指我关心社会）”，然后看讲理不过，又声称“逗比，来啊”“打残废妳”之类威胁之词，嚣张野蛮，骂个不停。

    我那时面对如此不要脸的骂人和胡搅蛮缠，也不擅长骂战，不知如何应对。然后群里没人帮我，最多打个圆场，他们团伙的人倒都冒了出来。所以我壹气之下退了群。我退了那个群之后，有其他人提醒我，说董佳博去找“索拉”帮忙找我麻烦（黑社会就是这样，壹方面他们说别人求助、报警是怂，但他们自己第壹时间都是去找狐朋狗友求援），“索拉”在别的群给董佳博说声称要“找个机会干他（指我）”等黑社会式言辞。所以我后来把圈子都退了。我如果没退，他对付其他人的阴损手段也会用到我身上。那时我无钱无势，孤立无援，肯定搞不过他们。如果像现在认识了相对多壹点的人，我肯定会和他们较量壹番，至少让他们出出名，把他们的劣迹广而告之。虽然后来有人劝我回去，说事情都过去了算了，董佳博也退群去上学了。但是我那时已决定去维权了，也就没再回圈子（退出之前，我只给几个熟悉的群友解释了壹下，然后就几乎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在这个圈子呆了将近两年，我对圈子和许多群友还是很有感情的，也是我这些年除了学校之外唯壹长期活跃的朋友圈，却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虽然我那时已经想退圈维权，但是也应该是我正大光明的在群友的欢送中主动离开，而不是被他们逼走。

  （我被逼离开而没有对抗到底，也是因为以现在中国的法治状况，以及他们家庭背景和条件，以及阴险恶毒，即便他们把我殴打致伤，也不会被法律惩罚。我报案后，几乎必然面对各种扯皮，仅仅“没有打人监控录像”他们就能推脱大半，然后动用金钱和关系，以他们的不要脸，巧舌如簧颠倒黑白，最终壹点刑事责任没有是必然的。此前我遇到的许多事，例如遭遇的校园暴力，大都是如此。当然，雇凶伤害也是这种有钱有关系（尤其有黑恶势力背景）的人的常用招数，最终就算抓壹个他们雇的小混混，他们本人也不会受惩罚，最多赔点钱。如果能够将“索拉”、董佳博本人绳之以法，让他们留个违法犯罪记录，为民除害，我落下个残疾也值得，毕竟拿自己的残疾或者这条命换个李天壹式高知恶棍（也很可能是未来的特权阶层成员）很值，但现实却难以实现，甚至可能被他们倒打壹耙，反而受冤屈。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嚣张，就是因为知道作恶不会受惩罚。正因这些，我才有了后来坚决的维权，因为必须改变这壹切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恶劣现状）

    这些恶棍完全是流氓式语言攻击，我对欧美社会也有许多批评（当然在国内我肯定以批评中国的问题为主），还激烈批判日本侵华，对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右翼恨之入骨，时常提及和批判，还和群友探讨过如何对日报复、追责，反被扣“日杂美分”，董佳博不是瞎而是坏；我痛斥社会不公，激烈批判中共暴政，却被骂“没本事抱怨社会”，他们完全不跟我正面讲理而是胡搅蛮缠，颠倒是非，用激烈的文革式语言打乱思路（董佳博跟红卫兵壹样野蛮而无知），加之以黑社会般赤裸裸的威胁。我举例不小心举了壹个他们的人，然后那个“吼哈”不仅不感谢我，反而污言秽语辱骂我，我自己慌了手脚还给“吼哈”那个狗东西道歉。除了面对胡搅蛮缠血口喷人，在激愤之下骂了几句难听的，我做到了充分的礼貌，他们却如此恶心。然后其他的人都袖手旁观，并不保护和珍惜我这样的好人。“会说的讲不过乱说的”，又没人帮助我，他们的人却合伙威胁和攻击，还如何争下去。结果，明明完全是我占理的事，却以我退出而结束。虽然我在反击之前，就对这样的结果有预料，但我还是不能忍受下去。我的情况，如果要找壹个类似的人对比的话，算是有点像方舟子吧。我没他的才华和能力，但性格、遭遇什么的，多有相似之处。

    我当时很痛心的是（现在就不是只有痛心这么单壹的想法了），壹些我平常关系还不错、经常互相讨论交流的群友，都不敢得罪这帮流氓，不为我仗义执言。前面也已经说了，我也有不少熟识和关系很好的群友，但是他/她们都属于那种很温和的好人，没有能力也不愿像董佳博、“索拉”他们那样迅速团结壹致的用下流手段攻击。而且他们可能在网上和生活中见过太多类似的坏人和丑恶的事，早已见怪不怪了（否则他/她们看到包括“索拉”性骚扰在内的各种恶心行为时，为什么不出头呢？）。至于我为其出头的人，就更弱小和孤立，没有能力帮我了（甚至有些被他们欺负的跟我壹点不熟，至多说过几次话）。话说回来，我也不会与董佳博、“索拉”那类人为伍，哪怕他们贴我脸上奉承，我也不会要这种朋友；有朋友变成这样欺侮他人、颠倒黑白、认人不认理、骄横跋扈的人，我会选择绝交。所以，我自然就孤立无援、像以前遭遇校园暴力那样败退了。

    在中国，人们总是不愿意主持正义。其实，圈子里有许多家产几百万甚至千万的群友（包括壹些生活极好的京沪户籍中产），知识水平、社会地位也不低，想赶走、狠狠治壹下“索拉”等流氓恶棍并不难，团结起来更是易如反掌，但他们却不愿意做，相反大多对这些丑恶视而不见，和几个流氓恶棍谈笑、当成正常群友对待（例如有位群友说“‘索拉’、‘小董’人还不错”，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以上那么多行为，怎么还算“不错”？）。原因我觉得大致有三点，壹是没侵犯到他们利益，甚至和“索拉”、董佳博等人平日还很热络（前面已经说了，这帮人见人下菜碟，不是谁都惹），至于别人被“索拉”等人欺负的多惨，他们就没有什么共情、同情了）；二是不想惹上麻烦，毕竟“索拉”等人不仅凶狠霸道，而且很阴毒，各种黑社会招数防不胜防，如果惹上，会不断给妳制造麻烦，挑衅威胁、辱骂骚扰、构陷诽谤、破坏名誉，甚至严重影响到现实生活，最终让妳受不了，选择服软或退出，而且还不壹定罢休。第三就是我前面说的，人们早对各种恶行见怪不怪了。因此，群友们对他们的恶行并不敏感，甚至已经在“可以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的环境中形成了适应、迎合这种恶人的心态。久而久之，就习惯了恶、为恶开脱，甚至从这些人身上看出“还不错”。但我如果有群友们平均财产的十分之壹、中产水平的社会地位和人脉关系，以及法纪严明的社会制度，我壹个人就能、也壹定会去整倒、驱逐“索拉”这样的团伙，因为我是正义壹方。即便整不倒他们，我有那样的条件也会和他们斗个几百回合，而不是直接被逼走。

    需要特别讲明的是，这种发生在QQ群之类相对封闭的网络空间，如学校学生、职场同事、社区业主、有共同生活交集或爱好且关系紧密、互动频繁的小圈子的网络暴力，无论严重程度还是对个人的危害，往往远大于发生在微博、贴吧、以及Facebook、Twitter之类相对开放的社交平台和相对陌生的网民之间。在这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环境里，谩骂和诋毁很难避开（例如在同学或者同事圈子里，不可能轻易的壹走了之），而且可能会持续很久。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个人情况包括隐私了解的也相对更多，且容易将攻击欺凌蔓延和影响至线下现实生活，伤害强度自然更大。就例如微博上几千人的谩骂围攻，对被攻击者造成的影响，可能还没有小圈子里两三个人经常性的骚扰更严重。而且相对于知名人士如明星、政要、“公知”等“大V”，普通人根本没有前者承受网络暴力的能力（如应对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小圈子也更加讲人情关系而不是对错是非，所以受害者哪怕占理，在群友关系错综复杂的圈子里也很难求助、也鲜少有人愿意主持公道。因此，同样程度的辱骂、诋毁、骚扰、威胁，是发生在公开的社交平台，还是封闭的小圈子，对被攻击对象的伤害程度完全不同。而且由于是小圈子，不太担心被揭露和引起更大范围的网民对受害者的关注声援，流氓恶棍也容易壹手遮天毫无制约，施加网络暴力自然肆无忌惮、没有底线，也会更加露骨、公然蛮不讲理。而受害者壹方当然更为孤立无援、无法躲避和招架，面对反反复复、持续不断的攻击痛苦不堪。这就和大街上打架的人不多，但是小巷和厕所的殴斗、家庭暴力非常普遍；和平年代光天化日多少年都看不到强奸，但是每月每年各种黑暗角落却发生无数性侵案，都是壹个道理。最丑恶的事情，往往会发生在大众视线之外的暗处，互联网上也不例外。

    我的这壹次经历，与以前遭遇的校园暴力异曲同工；董佳博、“索拉”这样的恶霸，与我在学校见过和听说的流氓恶棍也形神皆似；而在圈子看到和经历的丑恶，也让我再次感受到网络暴力无处不在（我遭受的很轻，主要是其他人受到严重的网络暴力（最严重的像“许k宇”这种，被逼的疯疯癫癫的，当然他变成那样，可能也有别的原因，但网络暴力肯定是原因之壹），因篇幅所限，在此不详述）。这也让我更意识到互联网世界，与线下壹样，需要法治、理性和公平正义（关于防治网络暴力的具体对策，我在其他文章中有完整阐述，在此不详述）；也急需推动教育改革，培养有是非观、正义感、羞耻心的公民、网民，改变恶劣的互联网生态，清除流氓恶棍、打击互联网上的黑恶势力。

    不过客观上他们助推了我抗争的早日启动。如果不是看不惯这些流氓恶棍，因而仗义执言并被逼走，我可能会壹直沉浸在小圈子里，而不会在2016年9月就开始维权了，至少可能会晚壹些。这件事成了我投身于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催化剂，坚定了我改变社会不公的决心，并促使我将决心迅速转化为行动。他们也让我明白，不仅在线下社会，互联网社会也是阴暗的、充满肮脏的，在现实社会及互联网的各个角落，有无数的“董佳博”、“索拉”、“吼哈”这样的恶棍，需要被惩治、铲除。他们在互联网上恃强凌弱，在现实中也必然横行霸道（难道他们在现实中的行事作风，可能会和在互联网上时有本质区别吗？这样的人在现实中没干过坏事才奇怪呢），伤害过许多普通人尤其弱者；他们青年时欺人，成熟之后就会害人。我不想以“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来定论，但是这样的东西进入壮年乃至中年之后依旧不会是好东西，只是手段更加狡诈，把恶毒由嚣张外溢变为更加阴损缜密的方式而已。

    如果他们只是普通人也没太大危害，这些事也就算了，不值得提及太多。但是像董佳博、“索拉（也就是很可能叫吴奕男的这个东西）”这些人，我前面已经说过，根据其日常透露的信息，都是家庭背景很硬、受教育水平很高的，未来也有很高社会地位，甚至还会掌握权力、跻身于国家要害机构。因此，他们作恶的破坏力更大，更有资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逞凶为恶，是国家和人民之大害。正所谓“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对这类人，如他们不悔改，必须除之。当然，最重要的是改变这种流氓恶棍生长和存在的环境，从根本上铲除黑帮式人物生存的土壤。如果我不发起社运，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以后我还会在互联网和现实中不断遇到同类事情，换个圈子还会遇到（当然，我发起社运也壹样遇到，但毕竟是做了反抗，而不是干等著承受欺凌）。我总不能壹直选择逃避吧，况且我也没有条件逃避了。这个答题圈某种程度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而且就我看来，从这个圈子几个群群成员的素质、知识包括部分人的同情心各方面，还要好于整体上更恶劣的平均社会环境。反过来说，连相对好的圈子、平台都有如此恶劣的事情，那么更坏的环境有多恶心，不言自明。

    因此事的刺激，也以此为契机，我放弃了浑浑噩噩、逃避现实的生活，开始了漫长的以行动来维权、呼吁社会关注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的个人社运历程。

  （关于上述答题圈的事，我讲的全部属实，并对此负法律责任及壹切其他责任。如果“索拉”和董佳博想砍死我或找人弄死我，或者用法律手段告我诽谤，我都欢迎。我说的每壹句话是真是假，欢迎他们逐字逐句反驳。董佳博这个狗杂种不是声称要打残我吗？我倒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脸皮和胆量。那个“索拉”敢不敢承认真名实姓？敢不敢说自己在哪上学或者工作？“索拉”怂的连真名姓都不敢露（后来我才查到他的信息）。他们家境明显都挺好，对他们而言坐飞机出国花壹点钱算不上什么。而且“索拉”不就在德国吗？离我所在的地方不远。以他们“埋伏十个八个人”的人脉，找几个黑帮、黑客也算不上难。至于别的阴招，例如对别人用过的或没用上的各种诽谤、骚扰的招数（例如他们也可以说我性骚扰，继续骂我“日杂美分”，看看有没有人信），他们随意，我又不是不知道他们有多阴损和有钱有人脉。

    我公开攻击他们，风险的确不小，但是我死也不会放过这些狗杂种。他们的凶恶，比起以前我遭遇的校园暴力，并不差多少，只不过只是在网上，而且我立即退出了。如果这发生在现实中，他们的言行会比我前面遇到的大多数校园暴力加害者还要凶暴、明目张胆。当时我退缩了，现在能再退缩吗？当初他们给了我那么大羞辱，我怎么能放过他们？如果我到了现在还不敢批判这些恶棍，还不敢惩恶扬善，我还是人吗？（如果不是这些人实在太恶劣，到处欺凌他人、在圈子里强横无耻，我也不至于写这么长的篇幅和用各种激烈言辞叙述有关于他们的这些事。我对99%以上的人都不会如此激烈的抨击。例如答题圈里有好几百活跃的群友，我有这么批判过其他任何人吗？有几个群友和我有口角，但都是小事，而非“索拉”、董佳博、“吼哈”等人这样的黑恶分子）

    这些事绝大多数都不是我壹个人看见的，而是许多答题圈群友都看到的发生在公开场合的事实。他们平常在群里是怎样的人，在那圈子里待过几年的老群友都壹清二楚，而且有的人对他们比我更熟悉。同样，他们曾经和现在上学、工作时的同学同事也都会清楚其行为和品性，他们有本事把所有人都收买了吗？至于我是怎样的人，群友们也都知道。哪怕他们弄死我，我也得讲出其他人不敢讲不愿讲的事，绝不能纵容这种流氓恶棍。（至于我叙述的这段经历中提及的答题圈的其他人，大多也都是在圈里比较活跃的，群友们大多都认识，也互相认识）

    关于这个答题圈的其他事情，也有许多有讲述和分析价值的东西；圈里的各种人物，同样值得做壹番细致描摹和分析。我在这个圈子里的确是长了很多见识。只不过那么多人和事，写起来需要很长的篇幅，写本书都富裕，在此就不记述了，以后再说吧。）

（三）堂吉诃德般的维权与单人社运

    从2016年9月赴位于广州南方报业大楼的南周总部面见记者，到2018年5月28日自上海浦东机场乘机抵港，在中国大陆这1年零9个月期间，我去了许多政府部门、高校和媒体，当面递交材料、陈情和呼吁；而EMS邮件也发了30多封；主干内容相同的电子邮件更发给近百人，包括高校学者、媒体记者、政府官员、社会名人、社会活动人士、心理学者等，基本都是我有所了解和认为可信（如看过其书籍、文章或其他场合言论）的人，还有几十封电子邮件和EMS，发给了媒体、政府机构、高校。

    在此有必要说明壹下当面递交或通过EMS寄递、发送的电邮所发的材料、信件、邮件内容：

    每套材料内含4-7份材料，包含80-150张/页自费打印（当然是自费，或者说是用父亲给我的生活费，否则谁给我发钱）的单面纸张/电子文档，写给不同机构和个人的有针对性与区别的《致xx（高校/政府部门/媒体/个人）的呼吁信/请愿书/壹封信》；我投入巨大心力完成的《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壹些思考》这篇9万多字的理论性分析文章；根据《思考》而编写、包含三十三条清晰具体建议的《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防治校园暴力的具体建议》（即《思考》中的建议部分，也是《建议书》的详细版）。给涉及我个人校园暴力事件管理部门、新闻媒体的，除了这三份，还有集中而简要的讲述我遭遇的校园暴力详情的《举报信》/《我的苦难历程》，以及汇总了各学校涉事人、旁观者、知情者的名单《证人名单》。对我非常信任的发信对象，我还发给他们我写的那篇包括详细人生经历的自传性质的、长达12万字的《壹个“特殊”学生的自述》。（发送和递交的绝大多数纸质文件均有我的签字和手印，只有发给以前个别老师和心理咨询师的没有必要按手印）

    因我个人遭遇的校园暴力已过去很久，证据早已灭失，加之中国政府机构普遍存在的不作为和腐败，我对于通过政府机构或法律途径解决我遭遇的校园暴力个案并不抱太大希望（但也没完全丧失这方面的信心，如提起诉讼（我咨询过律师，追诉期还能商榷），不过需要媒体先报道，产生影响），但指望能够由媒体介入，调查真相，为我讨个道理上的公道、得到舆论上的支持，或许可以改变我的人生命运。

    而更重要的目的，则如我的《呼吁书/请愿信》中所说的（引用篇幅较长，且混摘了写给不同机构的壹些章节。不过很有必要将下列的内容全部摘录，因为这些文字包括我的壹些基本情况，其中提到的个人想法，也是我四处奔波、呼吁的缘由、精神动力，也与我后来赴港维权的各种行为密切相关）：

   “我是壹位学生，由于壹些原因，我遭遇了极严重的校园暴力以及相伴的网络暴力，身心受到极大创伤。因此现在我写了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并发送给新闻媒体、知名学者、政府机构、社会活动人士及各大高校和社科机构，希望能够为社会关注和解决校园暴力、网络暴力以及其他教育问题、青少年成长问题提供壹种参考。我不仅是为了自己，也希望能够帮助比我更悲惨的受校园暴力伤害的百万千万孩子。

    如果建议信中提及的那些制度或机制现在已经实现，最近数十年来遭受校园暴力伤害的百万、千万乃至更多未成年人，就不会遭受这么多的欺凌，就不会经历那么多的痛苦，即便遭遇校园暴力，也能早些被制止、被救助，更有充分的证据追究责任而不是苦于证据不足无法追责，更不会像现在遭受各种误解、冤屈，以及带来的歧视、排挤和各种长期的、严重的、永久的伤害。

    我亲身经历过校园暴力，同时也亲眼目睹、亲耳听闻了许多发生在身边的相关校园暴力事件，有许多孩子就因为青春期受到欺凌，身体被伤害、精神被击垮、尊严丧失，如同花儿被摧折，原本应该美好的青春被毁掉，甚至壹辈子留下阴影，对成年后的生活造成严重危害（具体危害我写在发给妳们的文章中），正如我在建议书中所说的：

    “校园暴力的本质，是壹种精神剥削，它与阶级压迫、政治迫害、种族压迫、强奸与性骚扰、历史上对LGBT人士的歧视与迫害（现在LGBT人士处境有很大改观但是还存在被歧视和迫害的情况）、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权利剥夺等壹样，都是壹种伤害、压迫、迫害行为，会给受害者带来巨大损伤，包括现实利益的毁损与心灵创伤。保护未成年人，要著重保护遵纪守法、不伤害他人的那些未成年人，而不是本末倒置，容忍壹些人伤害他人，给他人带来无可挽回的身心伤害，而这些加害者在这种欺凌他人过程中“积累人生经验”、成长起来，“慢慢变好”。

    但是相对于阶级压迫与社会动乱、政治迫害、种族压迫、性骚扰、歧视LGBT人士、对残疾人的欺凌，校园暴力是被忽视的，虽然许多校园暴力的酷烈程度不亚于甚至高于前者。这种现象必须被扭转、被改变。必须要重视校园暴力问题，因为无论是校园暴力的残酷程度、还是涉及的人的数量、长期危害，都可与女性在历史与现实受到的性别性质伤害、LGBT人群受到的迫害、残疾人权利权益的丧失“等量齐观”。

     每时、每天、每月、每年，都有未成年人在受校园暴力的摧残，而日积月累，年复壹年，就有数百万、数千万孩子被校园暴力伤害（中国缺乏统计数据，可根据壹些调查及类比日韩及港台地区的校园暴力发生比例、件数推算中国大陆数据），让他（她）们的童年、青春充满伤痕、黑暗，甚至终生都自知或不自知的处在青春的阴影的笼罩下，原本健康快乐的生命变得晦暗、阴暗，充满悲剧的度过壹生。

    当发达地区的大多数孩子都生在阳光下，得到充分的呵护而无忧无虑的生活时，还有许许多多孩子，尤其生活在发展相对滞后区域的、教育质量有待提高的学校环境的孩子，经常处于被欺凌、被伤害的生活状态下，每日每年都处在恐惧、屈辱与痛苦之中。他们是被大多数人因“幸存者偏差”而有意无意忽视的人，是因缺乏关注与关爱、甚至被校园暴力旁观者冷漠以待而受到在遭遇校园暴力后的二次、多次重复伤害的人。他们本性与其他普通孩子壹样纯良，命运却与正常生活的孩子迥异，饱受校园暴力的伤害，这何其不公？连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都有法律保护、都给予其各种改过自新的机会与条件，这些无辜（或者所受伤害远超其应该承受的程度）的校园暴力受害者为何却无人帮助、甚至还要受到更多误解、面对冷漠无情的世界？黑白颠倒，善者无善报，恶者无恶报，甚或软弱善良之人饱受欺凌，凶顽恶毒之人却人生之路顺利无阻，通过欺凌剥削他人走向成功。黑白颠倒，善者无善报，恶者无恶报，甚或软弱善良之人饱受欺凌，凶顽恶毒之人却人生之路顺利无阻，通过欺凌剥削他人走向成功，成为既得利益者，天理何在？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对于未成年人的世界，同样如此。未成年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不是青少年生存于丑陋的丛林法则环境的遮羞布。我们不应该对未成年人遭受的来自同学、同龄人、老师、家长等多方面的伤害作壁上观，或者轻描淡写。我们必须加强防治校园暴力的制度建设、社会参与，推动防治校园暴力的制度化、法制化、公正化、科学化、透明化、普适化、公共化。要让防治校园暴力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让每壹起校园暴力事件都得到相对更为公平的处置；让每壹位未成年人都得到平等的对待，让受伤害者得到公道和救济，让加害者受到惩罚和真心悔过；让社会公众，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公民们都普遍的、广泛的参与到防治校园暴力的进程中来，共同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的成长保驾护航。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雄于欧洲则国雄于欧洲”。同样，少年愚则国愚，少年凶暴则社会暴戾，少年残忍则国人狠毒，少年谎话连篇则中年老年时诚信缺失，少年蛮不讲理则国民胡搅蛮缠，少年三五成群寻衅滋事则成年后拉帮结派狼狈为奸，少年学生时代不独立思考和有批判思维则成年工作后冷漠因循忍耐服从，少年虚伪缺德则成人狡诈阴险……为了我们的下壹代的成长，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必须改革教育、增加对校园暴力问题的关注、强化治理，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安全，保障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让孩子们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让每壹个学生都能够平等的、自由而不受外界伤害（尤其不受同侪欺凌）的前提下学习与生活，让每壹个生命都快乐、自由的成长。

     虽然解决校园暴力问题要通过很长时间的努力，但是必须尽早做、尽快做，尽各自所能去做，尽可能让更少的人受害。反欺凌行动的迟缓，就意味著有更多的未成年人受校园暴力的摧残，时代虽然在不断发展，他（她）们的青春却只有壹次，无法重来。防治校园暴力，迫在眉睫，不能拖延。”

    简单来说，因为我的人生、前途命运被校园暴力毁掉，但我不愿意这么认命了。我很想为校园暴力受害者们争壹口气，让社会能够听到受校园暴力伤害者的呼声，让人们知道校园暴力受害者所受的苦难。如果这样，我这么多年所受的欺凌、屈辱就没有白白的承受。如果我的建议被政府和相关机构采纳，很大程度上就能让许多其他的孩子不再重蹈我的覆辙；如果社会各界人士都能关注、了解校园暴力的表现形式、发生原因和严重性，参与防治校园暴力，那么反校园暴力的目标就能逐步实现。更进壹步的，还有可能以反校园暴力为切入点，推动教育改革，让我呼吁的对于教育内容与形式的改革建议得到重视，尤其推动人文学科教育朝实用性、批判性、多元性方向发展。

    如前所述，我用发送电子邮件、通过EMS寄递材料、找相关个人与机构面谈并当面呈交材料这三种方式，来呼吁社会关注和参与防治校园暴力、网络暴力，推动教育改革。

    向社会活动人士、学者、媒体等个人或机构发送电子邮件，并不简单。虽然我发给他们的附件（几份正文材料）大同小异，但单独致他/她/机构的信却大不相同。我在发给每个人/机构之前，都会详细了解此人或机构的概况，除其身份，还要了解他/她擅长的知识领域、成就、价值观、现在的基本生活工作状况及近期动向；该机构（媒体、高校）的概况。以媒体为例，需要了解其风格、价值取向、在国内外新闻界的地位、历史成就（假如有的话）、能够侧重于哪方面（如理论分析/激发情感、促使政府行动/引发民间讨论/利于国际社会关注）来报道校园暴力问题……

    不过我了解这些倒不需要太多时间，因为我发往的大多数人或机构，都是我有所了解甚至很熟悉的人或媒体。例如秦晖教授，我详读过他的几部主要著作，了解他的思想价值观与品格；如壹位南周资深记者C（此人对我还不错，为保护其名誉，在此不便透露姓名。后面还会提到），我细读过他绝大多数文章和报道，对其擅长领域与报道风格极为熟悉；如纽约时报，我常看其中文网文章，其政治倾向和传递的价值深入骨髓，是我非常崇敬的媒体……我只需要对他们的个别信息、最新动向再确认壹下就好了。

    真正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是给他/她们写信。信中都要涵盖上面所提的对方的概况、成就，我为何认识/找到他，最重要是怎么把校园暴力问题与这些收信对象联系起来，让他们觉得自己有必要帮助呼吁社会关注校园暴力、参与防治校园暴力。而这，就需要具有针对性的写不同的内容。每封信少则近2000字（如《致贺卫方教授的信》），多则6000字（如《致纽约时报的壹封信》），每字都要字斟句酌，争取字字入骨，充分、完全、深入的表达我的观点和诉求。不过也有些信可以用较类似的格式，信的主体部分内容相同，如致中国各大高校的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信。我写给壹百多人/机构，除去可重复的部分复制粘贴，分别写成的致他们的信（不包括那7篇正文）累计就有三十至五十万字（没具体统计过，估算的）。然后，再壹份份的发出去，等待回音。

    我通过EMS寄的纸质文件，以及当面递交的材料，也包括与上述写电子邮件同样的心血，当然还有更多的辛苦。寄EMS，不是壹件轻松活。如我当时发的推文：“我印的纸质文件累计就有四五十份（每份三到六篇，最长的55页，短的建议书也有14页，每份共计120多页。以上不含《自述》。少数包括《自述》的又多出80多页），每次印几份，还要区分发给不同的人和机构的内容差别，还要每篇都签字按手印，然后提著大包去邮局，然后怕搞混了，写壹份快递单交壹份，然后如法再交第二、第三第四份……然而那些接收机构呢？”仅仅去复印店印文件，就动辄近百元（壹次印四五份）印刷费，还要扛著那么沉的文件去邮局，大热天大汗淋漓。在邮局，每份寄递费用因重量和省内外的区别，费用在25-45元之间，仅邮寄费就累计花费不低于1000元。

   为了呼吁被重视，也希望找到可以帮助我个案的人或机构，我还经常乘车（火车或长途汽车）去媒体机构、政府和高校。我常住在河南，而为了去这些机构，以及去拜访我认为可以帮助我的人，还有上访，我去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至于省会郑州，自初中起去过不计其数，很多是散心），其中上海和北京都去过多次，有时会常住在京沪的青年旅馆。而这，需要不小的开支和巨大的精力。但这种奔波换来的常是闭门羹或假意的客套。还有壹些人恰巧不在（因无联系方式无法预约，且有联系方式的大多我也不预约，因怕被直接拒绝；而如果我到了他们办公室门口，见了面，我有机会当面陈词、讲述遭遇和目的，把事情讲清、讲细，然后直接面呈材料，对方收下的几率就比较大。当然，这么做是不太合适，但实际效果会好壹些，哪怕根本上还是没有多少作用），而我只能返回河南。不过我出门也不止为了这些，还有以旅游缓解紧张心情，以及找心理咨询师做心理咨询的目的。而在此期间，无论是拜访他人、旅行还是上访，都让我见识了各种人和事，认识到社会的病态、国人身上包括自私利己在内的各种劣根性，以及民生疾苦、世事艰辛。我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壹个人孤身与社会不公、校园暴力遍地的大环境搏斗，在悬殊的力量对比下，做著力所能及的事、追求著力所不及的目标。

   （四）壹滴水无法穿石，壹愚公不能移山

    我历经壹年多的奔波劳累，奋力维权和呼吁，却没有明显成效。除了个别记者和学者有所回复之外，大多数人不是毫无回音，就是敷衍、搪塞，最后同样渺无音讯。而有回复的，也只是口头上答应关注校园暴力问题，即没有公开呼吁和参与防治校园暴力问题，也没有帮助到我的个案。个别愿意报道的，我却因故错过，现在非常后悔。如果具体讲我在大陆的呼吁经历，见到的每个人、得到的每个回复，篇幅会很长，就只举个别例子和简短节说。

    至于他们为何如此对待，为何我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无用功，我猜测应该包括以下这些原因：

    1.国人普遍精致利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便看起来德高望重的学者也是如此。关注、呼吁和参与防治校园暴力不是他们必须尽的义务，也不是大多数人的本职工作，所以他们不关心不理睬；（其实的确无可厚非）

    2.我是壹个普通学生，因校园暴力高考失败，没有背景和社会地位，连学历都欠缺，没有社会影响力，人微则言轻，够不上这些知名人士和媒体机构关注的资格；

    3.有些人太忙，无暇顾及我的呼吁，甚至连看我写的文章的空闲都没有。

    4.无利可图，和1差不多，毕竟现在中国是权钱社会，无利不起早。

    5.现在的国人和中国高校、社科机构（及其成员），还没有自觉的公益心、更无关心弱势、关心国家政策的公民意识，缺乏社会责任感。

    6.认识不到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问题严重性，不知道校园暴力对弱者造成的巨大痛苦、导致影响壹生的创伤。而同情心同理心更缺乏，无法对我的悲惨遭遇感同身受。此外，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虽然很普遍和严重，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当成需要系统性制度性解决的社会顽疾，而是倾向于认为是次要的、边缘的议题，没有充分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虽然我在几篇文章中都详细说明了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如何严重、防治的必要性多么迫在眉睫）

    7.除了个别有所交流（包括面谈和打电话、发邮件）的，大多数人对我不了解，完全不认识我，且从未遇见过像我这样递建议信、请愿书之类的人和事，不能理解我为何要做这些（虽然我在相关文章及给他们的信中都清晰完整的说明了行为动机），所以担心我居心不良、有什么企图，不敢与我接触。

    8.我发的个人遭遇的校园暴力详情，可能写的太直白坦荡，包含大量非常负面的内容，也包括我自己的阴暗面（包括但不限于做的不好的事情、个人性格的缺点），因此看过后不知所措、不敢相信、当我神经病、甚至被吓住，干脆敬而远之。

    9.我个人的事情涉及当事人太多，不愿意因为我争公道而得罪那么多人。

    10.我的事情时间太久远，没有新闻时效性。

    11.这个世界，现在的中国，苦难太多，比我惨的大有人在（即便校园暴力受害者中，比我悲惨的也难以计数），所以我的事情排不上号，或者要排号慢慢等。

    在8、9、10、11的因素影响下，我的建议书和请愿信、希望相关人士和媒体关注普遍性校园暴力问题的呼吁也被忽视了。

    除了这些不同时期相近的社会制度和环境、国人和世人人性共通的固定性原因之外，恐怕也有时代变化的因素。在2013年之前的胡温时代，中国公民运动蓬勃发展，公益组织、维权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例如，我如果有机会参与许志永、郭玉闪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运动，为中国民主转型出壹份力，我想我不仅可以得到救助，还完全可能实现我的将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受害者组织起来的目标，并依托组织大展宏图（如参与教育改革、教育平权的研讨和实践），成为公民运动的先锋和骨干。在那时，新闻自由度也较大，我的呼吁也可能如同“躲猫猫事件”、“邓玉娇事件”等得到媒体关注（我的事没他们严重，但我的主动性强，个人能力强，且我所反映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教育弊病，与他们的壹样，均为以个案反映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我在那时维权，很有可能得到来自社会四面八方的关注和声援，在爱的鼓励与正义人民的保护下，有了维权组织和其他维权人士的支持，就能够掀起对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及教育改革问题的关注、讨论，并推动问题的解决。

    可自习近平上台后，舆论管制日益收紧，而民间组织更遭遇外科手术式打击，公盟被解散，各种维权和平权性质的组织销声匿迹，其余公益机构也日益败落、名存实亡。整个社会风气也日益堕落，在开明年代大家觉得关心国计民生、捍卫公共利益是理所应当，而如今“自扫门前雪”的精致利己却成了国民的“本分”。我所反映的社会黑暗面，不符合习时代宣扬的主旋律与正面价值观，以揭黑为荣的维权时代已经壹去不返。我个人的维权和呼吁，自然也在时代的疾风骤雨中雨打风吹去了。

    个人的命运，总与国家的兴衰荣辱、时代的潮起潮落，息息相关。对试图与时代相搏、有灵魂的个体，影响尤甚。

    这些只是我个人头脑所能想到的，当然还有许多我意识不到的因素。因为我遭遇严重的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又在很长时间内独居，性格孤僻、生活孤立，确实很多思想与社会大众格格不入，我无法理解甚至根本不能完整清楚的知道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国人内心都在想什么、心机有多深、思想多阴暗。（当然，随著时间推移，见识增多，我现在（书写本文时）对人心的恶毒与社会的黑暗又多了许多认识）

    无论他/她们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总之，这壹年零9个月，我饱尝了他/她们各种无声的拒绝、狡狯的敷衍、彬彬有礼的提防、居高临下的嫌弃。这些位居中上阶层，其中壹些还不乏知名度的各界人士，其言行、嘴脸，让我大跌眼镜，既失望更愤怒。

    在此不妨举出两例。我维权和呼吁的第壹站，就是南方周末。我是在阅读南周中度过中学时代的，它对我的意义非同壹般。南周的影响力、公信力无疑是国内报刊中的佼佼者。哪怕经过2013年新年献词事件的挫折，其在非政治性议题的报道上仍极富权威。因此，我对南周寄予厚望，希望他们以我的案例为切入点，通过专题报道来呼吁社会关注和防治校园暴力问题。2016年9月，我奔赴广州，去南周总部面见记者。之所以选择去面见，就是为了引起他们的重视。当面陈述我遭遇的校园暴力情节会更具感染力，口述可以提高可信度，问答交流中还可以引出、增补更多需要讲的东西。我想方设法给家里要钱（我当然没办法说是为了去南周），此时正值父亲大病初愈，我姑姑还掌握著部分财产支配权，所以又发生了丑陋的争吵，最终拿到了壹千多块钱。我就拿著这些钱坐火车抵达了广州，在大学城找了小旅馆住下，住的50元壹天的空调小单间。虽然广州有许多景点，我所住的附近就是中山大学，但我没有任何心情看景色、逛校园。我此行唯壹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南周的关注和报道。

    在去南周总部之前，我壹改颓废和不修边幅的形象，换上新衣服，从头到脚洗的干干净净，刮干净胡子，头发也在不久前理好了。我做这么多，当然是希望给接待我的记者壹个好印象。此外我还把自己高中时写的随笔之类带上，以证明我的文字功底和知识水平。抵达广州后多次打了南周的电话，他们转到了应该是关注社会新闻方面的记者组。总之，我为了这次接受采访，做了很多准备，而且是带著壹种崇敬的态度去见南周记者。

    当我到了南周总部所在地--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在大门口的登记室，保安要求先打电话联系。我又打了那个电话，然后等待。过了壹会，壹位女记者到了，她叫丁捷。她确认了我的身份，告诉保安，“是来找吕宗恕的（当时我只听到这个名字，不知道是哪几个字，后来我搜索南周记者名单，才知道是“吕宗恕”这三个字）”保安刷了我的身份证，打印了壹个类似通行证的东西。然后我就随这位记者去了大楼餐厅。

    我问她这算是正式采访吗？她不置可否。我问现在谈话有没有正式做录音，她说没有。我第壹次和记者见面，比较紧张，言谈状态不好。壹开始我自己对个人遭遇做大致叙述，后来我说可以她问我答，这样更好壹些。然后她粗枝大叶的询问和记了壹些校园暴力发生的时间、地点。整个谈话过程中，她既不热情也不算冷淡，不过明显有敷衍和缺乏重视的语气。最后她问我有没有文字材料，我说还没来得及写（当时去的比较急，并且想以口述为主，以后补充文字材料，所以就没来得及写，毕竟写起来必须从头到尾内容很长，写的短了又说不清）。临走时我向她要了邮箱，告诉她写完之后会发给她。她满口答应收到后就会回复处理。本来安排应该是见吕宗恕记者，但是她在全程并没联系吕记者和我见面或者通话，只有她自己壹个人跟我谈话，或者准确说是在应付我。我不知道这是她自作主张还是怎么回事。

    在从广州返回河南的火车上，我就开始写个人自述和关于校园暴力的分析文章。我花了将近壹个月，回忆著那些痛苦经历，回忆各种看过的关于校园暴力问题的资料，然后又在网上查询确认，拾遗补缺，才写完了有10万字（后来修订、扩展到12万字）的《壹个“特殊”学生的自述》、7万字（后来修订、扩展到9万字）的《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壹些思考》两篇文章，然后发到丁捷的邮箱里。她给了壹个非常简短的回复，说已收到，阅后回应。结果从此之后壹个回应都没有。我后续又发给她邮件，问她是否方便将材料转发给南周壹位资深记者C和评论员戴志勇，因为二人都适合报道校园暴力，后者在南周写过关于校园暴力的评论文章且知识丰富，前者关注弱势者的权益且做的报道大都客观理性。QQ邮箱发QQ邮箱可以撤回，于是我撤回邮件看看她有没有读，显示撤回失败，她读过了，但是没有回应。后来我多番询问，她都不说话。而我后来给C记者微博发私信，问他有没有收到他同事丁捷转发的关于校园暴力的两份材料，他说没有收到。此后我又给丁发过几次个人情况的补充说明和前面文章的修订版，她依旧没有回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那时是非常愤怒的。前面已经说过，我为了这次见面，费尽心力的准备了那么多，千里迢迢从河南赶到广州，对南周充满美好的期待。然而这位丁记者，连对我最起码的尊重和礼貌都没有。如果她看完认为不适合报道，难道不能回复我壹下，哪怕简单的写几个字解释壹下理由？我让她转给C记者和戴志勇评论员，如果她认为不方便，也可以直接告知我，但是她读过之后不说行不行，完全不回应算怎么回事？做出拒绝报道决定后不给当事人任何回复，是南周所有记者都遵循的默认规则吗？还是见人下菜碟，对不同的来信来访者区别对待？而且我不同于许多发给南周接收新闻线索的公共邮箱的读者，我是亲身到了南周总部与记者面谈过的，邮件是发给南周记者个人工作邮箱的。此外，我后来在百度上查到她当时只是实习记者，那么她有没有把我的材料转给吕宗恕等同壹新闻组的资深记者共同阅读和商讨？壹个实习记者有权单独否掉壹个可资报道的案例吗（后来C记者是说过可以报道的，他把我的材料给了上级编辑，原则上都通过了）？我付出那么多心血，在经济非常拮据的情况下好不容易来到广州，换来的就是这样无礼的对待？这种不置可否的态度，是不是严重耽误了我去找其他人和机构呼吁？作为南周记者，有没有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与修养？对得起“南方周末”这个金字招牌吗？我为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呼喊，把这次会面当成极为重要的决定命运的事来准备，却被中国最大的自由派媒体以如此冷漠的方式拒绝。虽然现在没那么愤怒（很大程度是因为经历和耳闻目睹类似的人和事太多了），但依旧觉得很是恶心。

    这件事也让我感到，包括许多记者在内的中国自由派中产，对待中下阶层的老百姓，是不懂得也不会去尊重的。各种礼节往来，仅限于同阶层之间。他/她们文字上写的都是对底层的关怀，心理上却将自己和老百姓做了清晰的区隔。我不认为自己的情况是特例，国内媒体记者对待求助的老百姓，恐怕大多都是如此（关于这壹点，我看到听到过壹些例子，篇幅所限，在此不记述）。至少我后来求助的对象，大多数都与丁捷很是神似。当然也有还不错的，例如前面提到的南周资深记者C，我与他在近两年内联系了十多次，他还在咖啡馆请了我壹次（当然主要是为了找个安静环境谈话）。不过这种好人凤毛麟角，而且在某些关键时刻，还是把自保当成首位，后面还会提到。

    丁捷这个例子是媒体界的，下面再举壹个高校的例子。关于我为什么要找高校学者及高校本身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在致各高校的信中有清晰解释，在此节选《致中国人民大学的请愿书》中的壹小部分内容为例说明：

    “我也向包括贵校在内的全国各大知名院校发出请愿书（即本文），将我写的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信发给妳们。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中国最优秀的以人文社科院系为主的高校，在校园暴力、网络暴力、青少年成长、教育改革、公民社会建设等方面的研究自然应当仁不让的成为高校中的先驱和表率。我希望妳们学校及相关院系也能在研究校园暴力的成因、背景、危害及如何治理方面得到创造性、实用性成果。

    正如我在《建议书》中提到的，要建立专门研究校园暴力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研究校园暴力发生的成因、危害及治理方式，为治理校园暴力提供智力支持。委员会应包括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公安和司法界专家（例如刑侦专家、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学者等）、传媒学专家、科技与医疗卫生专家及其他有与治理校园暴力相关的各种专长的专家学者，集思广益，进行分学科、跨学科研究，并与学校及政府、NGO等对接，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极大的加快防治校园暴力进程，在防治校园暴力方面实现突破性、创新性、革命性进展。而高校无疑是该委员会运转最重要的平台，而高校师生则是研究校园暴力问题的中坚力量。

    如果人大携雄厚之社科研究实力，让社科类院系的师生集思广益参与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研究，辅之以充分的研究经费投入，必定会取得巨大成果。而人大利用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和影响力，更是足以将防治校园暴力的研究成果推向实践、让社会广泛关注校园暴力、让政府、司法机关、学校、NGO、新闻媒体发挥各自职能，让学生、学校教师、学生家长、政府公务员、警察和法检狱政人员、社会活动人士和公益人士等有关各方根据妳们的研究来科学合理的参与到防治校园暴力中来，共同为防治校园暴力而努力。如果妳们这样做，将会惠及亿万未成年人，让未来的孩子们不再受校园暴力的伤害，都能安全健康的成长。我在此替受校园暴力伤害的孩子们感谢妳们，他（她）们知道妳们的努力后，即便没办法直接道谢，内心也会感谢妳们的。”

    因此，我赶赴各大高校，想要见到我比较熟悉（单向认识）的学者递交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及我个人情况的材料。我想见的学者中，就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2017年晚春初夏之际（我忘了具体时间），我赴北京，其中壹站就是拜访张教授。

    去人大之前，我已去了北大。北大虽然开放参观，但每个学院都不允许外人自行进入（例如钱理群教授所在的文学院、贺卫方教授所在的法学院，我都去了其学院门口，但都不许入内，我也约不了人家那样地位的，后来只好发了EMS），必须事先和要见面的学者预约。而清华在工作日直接大门就不让进，公安大学则是任何时候都不许外人自行进入（同样必须有约定才能进），两个学校门卫在大门口就把我阻拦下来了，院子都没进去。而张教授所在的人大国关学院大楼，只需登记就可入内。

    我到了楼上，找到了写有“张鸣”牌子的房间，敲了半天也没有人开门。于是我去学院办公室问，被告知张教授已退休，不常回学校了。我心壹下子凉了。我原本很期待当面给张教授陈述我的遭遇，让他帮著将有关材料转给他认识的官员和搞相关研究的同事朋友，我还预想见面后如何慷慨陈词，没想到是这样不幸运。而我又无法长期在北京待下去，更不方便每天跑到人大来等他。然后我问有没有张教授的电话，办公人员给了我壹个他办公室的电话，人都不在，我打了自然打不通。不过我在走廊里打电话，能清晰听见张教授办公室里电话的响声。于是我又返回办公室，问能不能联系壹下张教授，我很想见见他。坐在椅子上的壹位学生模样的人说，“张教授不是想见就容易见到的”，这言下之意教授也和官员壹样倨傲难见吗？办公室里的人都拒绝提供张教授的其他联系方式，我只好作罢。等了很久还没人，我就走了。

    我后来连续好几天给张教授办公室打电话，竟然有壹次打通了。接电话的人说，他是张教授的学生（不知道是否是那天在学院办公室见的那位），我就告诉他我也是学生，有壹些个人材料想交给张教授，能不能提供张教授的联系方式。他说我可以在微博上给张教授发私信，我说发过但是张教授没有读（未显示已读，可能张鸣教授不看陌生人私信）。后来他说让先发给他，告诉了我他的邮箱。然后我就把相关材料发了过去。而且在信的内容里，我对他非常尊敬，当然也少不了感谢之类的话。对方说收到了，然后就再没回应了。不过这时我已经遭遇过不少拒绝，只追问了壹次不再联系了。我估计他也没有将材料转给张教授。他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没有包括姓氏。现在已经忘了（好像带“德”字？），邮件也早已删除（为安全起见，我经常删除邮件已避免被盗而泄露信息）。不过他在2017年有张鸣教授办公室的钥匙，并且替张教授接电话，应该和张教授关系很亲密，张教授可能是他的导师什么的吧。如果有人想知道姓甚名谁，问壹下张教授或他身边的人哪个学生在2017年春夏两季时有他办公室钥匙、帮他处理部分工作，就立即知道了。现在有人提起那人名字，我肯定能回想起来。（越是没有透露、我没有记录名字的，我越会想办法打听到）

    现在分析此人的心态，估计壹开始把我当成其他高校的学生，以为是什么公事或与张教授熟识，所以愿意接收材料。他看过之后发现全是诉说苦难和抨击社会不公，以及呼吁防治校园暴力这种社会运动方面的东西，并不认为与张教授有关；也从字里行间了解到我是高考失败的高中生，没有什么身份地位，就不再搭理我了。很明显，阶层之间的界限是很分明的，对待有利益瓜葛和个人爱憎的熟人和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也是天壤之别。就像人大东门许多卖假学生证、残疾人证的农村大妈，和几十米外人大院里的天之骄子们--人大学生，是每天都能互相看见却没有任何交集的两组国人。二者同样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华夏儿女，甚至来自相同的家乡，却如同生活在两个世界，互不相交。而我的行为，在张教授的那位学生看来，不仅很怪异，也无疑破坏了不同阶层不相交的等级关系，是壹种“僭越”。现实中的北京没有物理意义上的折叠，然而各种有形无形的界限同样分明和残酷。（而且人大学生之间是平等的吗？人大本科毕业生雷洋和人大自考生李宁（山东蓬莱访民李淑莲被虐致死案中李淑莲的女儿，为其母被害而鸣冤、奔波、抗争已有十年），得到社会重视程度壹样吗？前者有大批校友签署联名信、利用人脉等资源互联和声援其家人，后者有壹位人大校友、老师或学生为她和她母亲说过壹句话吗？）

    至于张鸣教授如果知道了我的求助，会不会帮忙，我也不确定。他自己也能力有限，最多只是把我的材料转给其他人或者在网上公开壹下。当然他也可能根本不理睬，毕竟我把材料邮递、发送给其他几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后，除个别的，大都毫无回应，张教授也难例外。

    篇幅所限，在此只暂举这两个例子。在壹年零9个月中，我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期间遇到的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以后会另写文章详细讲述。本文主要讲在港经历和流亡前的生死挣扎。

    总之，当面被敷衍、被假模假式的客套应付、吃的各种闭门羹，让我在残酷的校园生活后又体会到人情冷漠世态炎凉；看著没有回音的求助私信、显示已读却渺无音讯的电邮，就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冰冷和无情；透过手机屏幕，仿佛就能看到收件人冷漠、鄙夷、嫌弃和不屑的脸，看到人间满满的恶意。我越来越怀疑，他/她们在自己的书籍、文章中写的，在各种演讲、访谈和微博微信上说的，是发自内心的真话，还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空话、甚至伪装？我写的每封信都字斟句酌、根据不同收信人的不同身份与情况做针对性的恳求，壹腔热血写的肺腑之言，代表百万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受害者的几十万言的无声呐喊，最后换来的就是壹言不发或矫饰虚伪的对待。其中壹字不回、壹言不发的最具阴深，让妳找不出“把柄”或者批评的由头，从根源上、壹开始，就断绝或者不开启联系、帮助，直接摆脱我呼吁、求助带来的“麻烦”。但壹言不发背后，也能推断出其各自冷漠、自保、精致利己的内心。

   （当然也有好人，有些温暖的回应，但很少，最宽松计算也只有十几人（不到我联系过的人和机构的10%），回应也很有局限，在实质上并没帮到我，并未公开呼吁关注校园暴力，只是做到了对我最起码的尊重和理解）

    他/她们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讲、充满忧患意识的文字、对不公的愤怒之语与对苦难者的同情之言，和在我求助后的推搪、沉默，甚至提防，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他们每人分别只有壹副皮囊，但都有两套灵魂，可以在写作、公开场合活动时用壹套，私底下拆掉那套换上另壹套。或者不止有两种面孔两套灵魂，而是有许多套，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面对不同的人，熟练的换上自认为最合适的壹套……（这些人还是我个人认为中国社会中地位和学识较高、品性比较好的，甚至许多是百里挑壹的好人。他们都如此，那么其他人呢？可想而知、壹目了然。这个社会残酷的让人（至少让我）不寒而栗）

    毫无疑问，他/她们并没有强制性义务帮我、呼吁和参与防治校园暴力（政府和其他责任机构除外）、推动教育改革，他们不需因此承担任何法律上的责任。但公共道义呢？社会责任呢？以及更深层次的公民义务呢？他们真的看不到校园暴力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了吗？那么多校园暴力案例、未成年学生被殴打、凌辱的视频和照片，视频中受害者屈辱的求饶、撕心裂肺的哭喊，难道他们看不到吗？以万计十万计的最严重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受害者，根本难以正常学习和生活，前途命运被摧毁，处于绝望的深渊中，只需壹拉，这些饱受欺凌的孩子们就得到新生了。“救人壹命胜造七级浮屠”，为什么这些名人、显要人士就是不去帮助弱者呢？精英的良知与正义呢？哪怕只是做壹下呼喊、壹次转发也好啊。对他们来说，这并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相反有时对他们自己还有好处，例如关注校园暴力这种社会丑恶现象可以提升自己的形象、成为伸张正义的表率。当然，他们也有许多担忧，就如前面提到的那些。权衡利弊，按如今扭曲而灰黑的价值观论，的确是弊大于利，至少大于实际的、物质的利益，于是选择拒绝和沉默就不难理解了。其实现在冷静下来，我当然能够明白，而且非常清楚明白。但是在那无助而挣扎的两年，就当局者迷了，无法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我也知道自己的求助和呼吁方式在中国人看来的确比较怪异、难以理解、脱离国情，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用这种方式求助和呼吁，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失败之后，我还有别的出路吗？

    我也在想，如果我是名校学生，乃至社科院研究员、大学教授，如果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是不是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到处碰壁，而是能得到壹些响应、做出壹些成果了？但如果我能考上名校，那恰恰会是在遭受校园暴力程度不严重的情况下，那样反而不见得有现在这样的动力了。换做其他人，更是会在成功之后做个精致利己主义者，放弃对普遍性问题的抗争。即便报复，也只会报复当年欺凌自己的加害者个体，而非改变社会结构性不公、青少年圈层普遍的丑恶。这些成功者是不会为弱势群体说话的。我后来在写给香港社会活动人士的信中就提到了这个问题：

   “我以前的忍耐，都是为了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高校之后，再利用影响力去做现在做的维权的事情，毫无疑问那样做更好，因为我有了身份、地位、人脉和各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现在难以实现了，只能就现在这样没身份没地位的做。

    其实这也是许多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和各种青少年受害者共同的困境、悲剧：人生刚刚开始，就被摧毁了正常的学习、生活，被摧毁了学习能力、人的精神被击垮、毁掉了人际交往的意愿、无法正常的进行学业和工作，自然也没有充足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反过来，那些校园暴力加害者、旁观者，却因为没有被欺凌，没有受到以上这些损害，甚至从欺凌受害者中得到心理的满足与愉悦（就如强奸犯壹样从强奸中得到快感），正常的学习和工作，甚至取得很好的社会地位与收入。他们是青春期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愿意提及曾经的校园暴力，甚至轻描淡写、歪曲事实以打压受害者的控诉。青少年受害者的话语权，已经被“扼杀在摇篮里”、摧毁在萌芽中。

    因此，这本身就是悖论：受害者话语权是不足的，就是因为他们是受害者，他们受的伤害，害得他们没有身份地位和各种条件。反过来有话语权、有能力与条件的，是加害者和旁观者，他们没有动机去讲防治校园暴力、甚至替校园暴力辩护。这在我发的《思考》壹文中有详细讲述。相对来说，我是受程度较严重的校园暴力受害者中条件（尤其知识水平）最好的，这也是我能够做这么多的原因。”

    的确是悖论啊，而且何止是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中国所有弱势群体难道不都是这样吗？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话语权反抗、呼喊，缺少抗争所需的资源，而非受害者甚至是加害者，恰恰是更有权力、金钱、人脉关系、话语权的成功者、既得利益者。这就是人间的讽刺和悲哀。（当然，在如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即便我是名校学生，也不见得能够做出什么成果。即便背负盛名，也需要看双方甚至多方力量的博弈。就像北大岳昕事件和佳士工运事件的结果就是例证。在佳士事件中，北大、人大、南大等知名高校的学生不也壹样被骚扰、威胁、抓捕、殴打、软禁了吗？我的呼吁虽然没有政治性，但依旧是反映社会黑暗面的、涉及大量利益相关者的、带有社会运动性质的敏感行为。岳昕请求公开沉阳性侵事件档案就是非政治性的诉求，但仍被打压。在保护既得利益阶层（尤其特权阶层）为目的的维稳体制下，相对弱势壹方连发声、求援都会被阻止（这就是中国体制特别邪恶之处）。而她们的同学、老师也同样的冷漠、袖手旁观，并不因她们是自己的同学、学生而有哪怕壹点呵护与声援）

    “物质决定意识”，我在维权与呼吁防治校园暴力过程中的壹系列失败，将我的心态、思想、精神面貌，强行由指向“希望”的正值，掰到对准“绝望”的负值。我从壹开始遇到没有回信的情况就心中壹紧、身上发凉，到后来日益麻木，浑浑噩噩的去发电邮、寄EMS，不再指望能够回信，只机械的把寄递、发送邮件当成任务；从看到读了私信和邮件却不回复的愤怒、连珠炮发私信质问（即便这样我还是压著怒火没有说脏话），到后来爱回不回，对明显敷衍的回信出于礼貌和残存希望感谢壹下，不回信也不再当回事；从壹开始的充满热情，重燃豪气的到处奔波，到碰壁后失望的在旅馆玩手机游戏以逃避失败。这时候，我的耐心、自信心逐渐被销蚀，后来，读书的兴趣和耐性都没有了，有时就跟行尸走肉壹样，不规律的暴食或断顿、嗜睡、以游戏麻醉自己。而思维能力、记忆力也在下降，经常丢三落四，手机、电动剃须刀、钱包，都丢失过。急躁易怒、自言自语，也比较明显了。那时的我，就如老舍笔下原本乐观争胜但却屡遭生活重击的祥子，日益被逼向精神上的崩溃与灵魂上的死亡。（当然，维权和呼吁后期的这种恶劣，反过来也影响了求助的效率和质量，例如不那么认真甚至自我敷衍的追问，或过于急躁追问，都会影响对方态度和回应情况。不过即便我态度很好、十分认真、礼貌和谨慎的发信息，就像中前期所做的，结果不也就如前面所说的那样而已吗？）

    而心理咨询也不顺利。我在两年间，和大约9个心理咨询师对谈（我也记不准几个了，大多数只谈了壹次），共做了至少30次心理咨询。这些心理咨询师基本都是善良的，有些对我很不错。但心理咨询作用非常有限，如同吃感冒药治重伤寒壹样。在咨询师建议下，我也去医院做了心理诊断，结果为中度抑郁症，也服用了壹些抗抑郁药物。但吃药和心理咨询壹样，也是治标不治本，相反精神状况在日益恶化。因为吃药和心理咨询只能缓解精神上的焦虑抑郁，却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无法让我重新恢复到像2013-2014年那样能够考入名校的状态，无法把毁掉的前途命运重新修补起来，也无法让那些欺凌我、给我人生造成毁灭性影响的人得到惩罚、不能让正义得到伸张。而在这些创伤和扭曲经历影响下，我也无法融入社会，难以正常学习、工作与生活。这些现实问题不解决，我的抑郁永远都好不了，壹切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都是隔靴搔痒而已，反而加重了经济负担。至于防自杀热线，我也打过多次，不但很难打通（北京市心理危机与干预中心的，总是占线），而且通了之后听到接线员例行公事般的语气、透著“无能为力”的回复，以及冗长的问卷调查式提问，只是增添了我的无助和绝望。我发现，看似健全的公益性心理咨询体系，都是流于形式，直白点说就是摆设。我曾经看到过说心理热线救了许多自杀者、帮助了多少万人之类的新闻报道，可我打过电话后的感受与报道描述完全不同，温暖和美好只存在于宣传中罢了（而且就我的了解，我的感受不是个例而是普遍，如知乎、贴吧也有相关评论）。关于我心理咨询、去医院求医、打公益性的热线中发生的具体的事情，也有许多有写作和研究价值的、值得反思的东西，我以后也会撰文详细讲述和分析，在此不详述。

    我家庭条件的恶化，让我失去了继续温和维权的经济基础。自从2015年4月我父亲脑中风，我家的经济状况就急转直下。虽然我祖父母和父亲、姑姑都是事业单位职工，有著较好的福利保障和还算不错的收入，但90年代中期发生的壹系列事情，导致我父亲暂时失去工作，回来后只能去后勤上做壹些普通工作。2010年后，我祖父母相继患上了严重的慢性病并发症且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医疗开支甚巨。虽然医疗费报销了大部分（至少80%），但未报销部分及他们二人的衣食住行（例如去医院租车费用）也是很难承受的数字。而我父亲中风，则重创了这个家庭。我家时不时需要借贷度日（现在还在借）。虽然2016年后我父亲逐渐恢复，但中风后遗症导致行走不便、反应迟钝，仍无法上班。

    家境的日益败落，也是我拼命维权的壹个原因。我看到我家如此悲惨，由小康之家变得壹贫如洗，想到如果我当年考上名校就不会这样，我就能养活自己甚至家庭（哪怕家人给我造成过创伤），因此也更加愤恨校园暴力给我造成的伤害，更痛恨欺凌者；就下定决心要扳回损失，惩罚恶人，讨还公道；越发坚定了我要在防治校园暴力领域做出成就的决心。也只有如此，才能改变我的命运，否则就是死路壹条或者壹生生不如死。而我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以及上学时的抗争，共花费了10多万元，占据了家庭开支的最大份额（十几万元对于富裕家庭算不了什么，但对我家则是巨款）。我父亲壹直给我寄钱，让我能够生活和学习，但对我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之事基本不知情。我利用这些有限的生活费，省吃俭用用以维权旅行、上访和寄递信件，以及用以支付其他相关开支。（其实这也是很多维权者、上访者共同的心态和行为动机。旁观者往往不理解，壹个人都困难到壹贫如洗甚至濒临家破人亡的地步，为什么还要花费这么多精力财力去上访，为什么不找个工作先生存、过日子，改善生活条件？他们不知道，上访者往往是没有退路的，生存条件越差，越有诉说冤情、报仇雪恨的动机；家境越是恶劣，越是无所顾忌，越是需要公平正义包括金钱补偿来弥补；越是上访受挫，付出的代价越多，也就越发难以自拔，越不愿意半途而废。既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不过维稳体制是可以让失去太多的上访者失去更多的：如果说维权者受难就像由正数变成零，那么维稳的迫害就是将零变成负数），也没有放下壹切、重新生活的物质条件和心理状态，只能在上访的道路上壹条道走到黑。）

    但到了2018年4月，家里情况进壹步恶化，我也知道，我父亲很快可能就无法寄给我充足的生活费用，我自然也不能在继续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了。其实，我此前就多次濒临身无分文的境地，有两次给我为数不多的朋友借了500元，才免于露宿大街。至于我母亲，就壹分钱都不会借给我。而不断给我父亲要钱，我自己也不心安，毕竟他自己都穷的穿著破旧的衣服，吃著馒头和菜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日益失去耐心，变得越发急躁，经常发怒，自律和克制能力越来越差。

    这时我也加快了上访的节奏。极富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处理问题流程缓慢，工作人员态度粗暴，充满推诿扯皮，似黑洞般吞噬公民的宝贵光阴、若赌场般消耗著冤民的金钱，如绞肉机般搅碎上访者的精力与意志。更恐怖的是，还有壹个“截访”体制伴随著“信访”体制。对于上访影响地方政绩和形象、尤其威胁到地方权贵利益的，会有地方政府勾结黑恶势力，暴力绑架上访者、并送往黑监狱甚至精神病院羁押，让上访者受尽折磨。在此之后，还会被作为长期（甚至终身）的稳控对象，被限制人身自由（例如限制出远门，尤其不被允许去北京。在现在火车票甚至汽车票已实名制，且交通、通讯、住宿信息均与公安联网的情况下，很容易掌握稳控对象行踪），甚至部分人还会被黑恶势力贴身跟踪、在家门口“驻扎”，遭到直接辱骂与威胁（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如王全璋之妻李文足、郑州维权老兵尚庆林、壹些P2P受害者维权骨干）。

    因此我壹开始是通过发送EMS的方式反映问题，以相对保守的方式信访，避免被稳控而失去人身自由。但在我向包括教育部在内的政府机构发出多封EMS后没有回音（倒是我赴港前夕投诉河南省公安厅信访办而发的那封EMS，得到了壹个敷衍的回应。新乡市公安局卫东派出所也有壹个态度、语气上还不错的回答，但无法解决我的实际问题）。我耗尽心力写的关于校园暴力问题的分析文章和建议书，却被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完全忽视，不知扔到哪个垃圾桶里去了。我想到小说《沧浪之水》中，主人公池大为在大学毕业前，也与我壹样，和两个同学做了很久的农民问题田野调查，写成几百页报告后寄给政府，却石沉大海。他们此后也在现实的打磨中逐渐放弃了理想，走上追名逐利的道路。在中国，理想主义者真是壹事难成啊。

    于是我决定当面向有关机构递交我个人举报材料，以及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请愿信。我相继去了新乡市纪检委、市信访办等机构，也打电话给教育局，却遇到推诿扯皮，几句话就被打发走了。在新乡市牧野区法院咨询立案和申请人身保护等问题，对方说除非涉及暴恐之类的案件，其他普通案件根本就不可能给原告人身保护。我也曾经在壹场消费维权方面尝试过法律诉讼，主要目的是为起诉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者做铺排和试验。果不其然，与我通过媒体了解到的其他许多人壹样，我在诉讼过程中深深感受到法律途径的复杂、艰难，以及法院等机构的官僚主义与不负责任（关于这件事，也很复杂，与本文没多大关联，就不再此记述了。以后会另写文章详述）。在同样的事情中，除了诉讼，我也还以其他方式如举相关投诉/举报信件的方式，来为在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问题上进行街头抗争和去学校及相关政府机构门口呼喊做预演。然而结果也不理想，而且如果是大闹式的，基本注定会被拘捕。

    而我在省教育厅和省公安厅的正规上访，壹处遭遇的是敷衍与冷漠；另壹处遭到了包括侮辱谩骂在内的各种恶劣对待（我专门写有《在河南省公安厅的遭遇》壹文描述详情。我非常理性克制，信访工作人员却野蛮粗暴，也对其他访民同样粗暴），更没有接受我的举报信和建议书等材料。在信访时，他们也登记了身份证信息并当面输入电脑。而这时，根据其他信访者的经验，越级上访会进入稳控名单，如果下壹步我去北京，或继续在省级部门上访，就很可能被抓捕、监视、软禁（相应的案例不胜枚举，在防火长城外到处都能看到此类信息）。而即便我不再上访，也有可能成为稳控对象，且不会有任何书面的、甚至口头的告知，但却会在行动上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对我施加像对其他上访人员壹样的威胁、殴打。

    值得壹提的是，有壹起很知名的女访民李蕊蕊上访被强奸、被威胁要关到精神病院的事件，就恰与校园暴力有关。李蕊蕊因上学时年龄大了几岁，受到老师的侮辱和同学的嘲笑，且后来被拒绝入校学习，剥夺了她受教育权，所以她踏上上访之路，遭关进黑监狱，且被看押她的保安人员强奸，后又被威胁要将她送入精神病院（仅仅因为她上访动机较为特殊，政府和当地居民甚至她的家人都不认为因校园暴力问题需要上访。而这种“与众不同”就被认定为“精神病”，显然是严重违反人权、违反人身自由权的）。在媒体和其他维权人士（如三鹿奶粉事件受害者家长赵连海）的营救下才回到家乡。此事当时影响很大，在网上可以检索到许多信息。她的情况与我多有类似之处，我当然也会有被关押在黑监狱和精神病院的危险。

    此外，壹系列的实名举报，还让我有被被举报者打击报复的危险，这比被政府打压可能性更大、危害更直接。无论是那些带有帮派色彩的流氓恶棍学生，还是个别老师，都可能对我打击报复。为避免这些，我不轻易透露手机号码和微信号（微信加过少数人如旅馆老板，绝大多数联系过立即删掉），注销了贴吧账号（我里边出了800多道知识竞答题，都是我的心血，许多吧友都知道。但因为在学校贴吧上过，担心被流氓学生定位IP地址，不得不注销）、停用了以前的QQ（无法注销，为防止定位我几乎壹年没在QQ联系任何人）、微博也用小号，想方设法保护隐私（现在想很幼稚，真想搞我，用这种小手段根本躲不过，只是自我安慰）。因为这些都可以被轻松定位，查到登录的IP地址、我的准确位置和行动轨迹等。中国国内出售个人信息的产业非常发达，随便网上壹搜就有花钱用社交账号或手机号定位、身份证和手机号互查的非法业务，500-1000元壹次，而查询户籍和住宿记录等更多个人资料也并不难，央视等媒体对此有过专题报道（例如2017年2月，央视就售卖个人信息、通话记录、打车记录、户籍记录等进行过暗访和报道）。如我在举报信中所说的：“ ……2.我所举报的情况牵涉许多人，他们朋友多人脉广，很可能采取各种龌龊阴暗手段来对我的举报活动进行阻挠和破坏，例如查询我的户籍信息、出行和开房住宿记录、盗取我的社交账号、查询我的通话记录、查找我的位置信息（就像央视报道的非法买卖个人信息新闻中讲的那样；就像巫山县政府监控马泮艳微信聊天记录那样）……”

    这时，我已经走入了绝境。我尽了自己所能做的壹切，却似赤身走进冰山，到处是严寒般的敌意，要把我冻死在冰冷的人间。我总是在想，我家庭都成这样了，几乎壹贫如洗，我还能做这么多事，那些有地位、有影响力、有人脉、有金钱的知名人士，为什么就不肯帮我发声，为什么不肯投身于包括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在内的公民运动之中？对媒体来说，做防治校园暴力问题的专题报道很难吗？对学者来说，把校园暴力作为研究课题或转给相关同事做研究很难吗？对社会活动家和知名人士来说，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人脉，呼吁壹下媒体关注校园暴力问题很难吗？至于政府部门，当然是有义务保护公民的安全、受教育权，有责任保护未成年人身心不受伤害的。而我壹腔热血为国家献言献策，自费印制那么多材料递交给他们，结果不仅没有回音，在信访机构还遭遇侮辱和刁难。相反，那些精致利己的富人和中产，毫无社会责任心，却悠哉悠哉的过著美好生活；尸位素餐的政府公务员，却拿著高薪和享受平民难以企及的福利保障。我将自己的时间、精力、思考与写作、生活费用……的大部分都投入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可以说竭尽所能，却落得贫病交加（耗干了金钱，抑郁症日益加深），何其不公？我为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付出壹切，他们却不愿付出哪怕千分之壹。

    他/她们不知道，我作为壹个孤独的个体，为了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做了多么惊人的努力、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我为了省钱去奔波，壹天只吃两顿饭甚至壹顿饭（当然这也和我本来就不习惯于吃早饭有关，但我也能省就省），吃的都是兰州拉面、黄焖鸡米饭或者沙县小吃这种便宜的快餐（不过确实好吃实惠，能吃饱。点外卖都是两份甚至三份米配壹份菜，尽量吃饱又便宜；住在壹天30-50元的青年旅馆四人到八人间，和各式各样的人在壹起，大晚上听见各种打呼噜声音震天响，夏天冬天都不全天开空调，热的冷的无法忍受却又不得不承受；从上到下的衣物都是穿了超过壹年的，不烂就不买新的；顶著酷暑抑或严寒，汗流浃背或浑身发抖的挎著提包四处奔波。有时踏著没到脚踝的雪奔走数里，双脚冰凉，鞋里浸著雪水；坐著火车汽车累计行程至少十几万公里，长途颠簸，挤公交或地铁，很少坐出租车或叫滴滴……（关于我的出行记录、住宿记录、消费记录，其实有点渠道的人都很容易查询到，有心人可以清晰画出壹副我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的奔波地图）

    至于别的努力与痛苦，前面已经说过不再重复。虽然我也有以旅行转移压力、散心、做心理咨询的目的，但至少说半数以上的精力，用在了呼吁防治校园暴力的事情上。何况我还有严重的抑郁症焦虑症，精神状况很差。在有拖延症状、曾极力逃避现实的情况下，无论是各种奔波和拜访，还是写作相关文章，以及寄送信件，都要比常人付出更多勇气、更强的毅力，必须强打精神与恶劣的精神状况斗争。这壹切，虽有争取个人利益的目的，但更有推动制度变革与维护公共利益的追求。在西方国家，这些行为是再正常不过的社会运动；而我个人则是标准的社运人士，是为改变落后制度与反抗社会不公的革命者。

    然而，我换来的是什么呢？我不再重复前面已提及的遭遇及感受，但在我心中，对这些冷漠、残酷、羞辱性的对待，已经反复咀嚼了几百次，由痛苦到剧痛，由剧痛到麻木，然后重新清醒，又如落入冰窖。虽然有时我也能够理解他们，就如我前面提到的那11条原因。但理解不等于认同，也不代表没有痛苦，更不能消解现实的绝望。我本来就因校园暴力身心受创，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求助和呼吁，却得到这样的结果。我平日就更头昏脑涨、记忆力下降、反应能力下降，精神已处于崩溃边缘。

    从社会的冷漠，到体制的压迫，既无人相助，又无法如在西方国家那样以街头和广场请愿、游行的方式引发舆论关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专制的体制，与我个人的悲剧息息相关。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泛滥与难以治理，与维稳体制、与低效而腐朽的政权、与对弱势者申冤和呐喊渠道的阻塞，与独裁者对公民运动、社会运动的镇压，与统治集团奉行的形左实右、高度社会达尔文化（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思想与行为体系，都紧密相连。

    我已经竭力抗争，做到了壹个没有权力也没有雄厚财力的个人可以做到的壹切。可是孤掌难鸣，再坚强的个人，也敌不过冷漠的世界。水滴石穿，需要亿兆水珠的接续；愚公移山，需要无穷子孙的不懈。而我，壹个人，能做多少呢？无人响应的现实，让我的壹切希望化为泡影。

   （关于那两年求助和呼吁的详细经历，我会在未来完整的书写下来，包括公开所有真名实姓的当事人，包括所有回应和不回应的，总数有100多人。他/她们大多数在互联网上很活跃，有些人在自己所处的圈子里可谓知名度很高，有的也至少算小有名气。除我主动认为需要保护其名誉、安全（如涉及政治敏感）的个别人之外，我不会用化名描述，而是百分百使用其真名姓。另外，如有权威媒体愿意就我的事情进行相关采访、访谈，我也会提供这些人的名册。这既是为了体现叙述内容的真实性，也是为了让国内外人民都清楚与直观的了解壹下中国社会的残酷，展示在中国维权和求助的艰难、做社会运动的阻力之大、弱势群体的无助之深。当然，许多我求助的对象也有各种各样的无奈、不得已，我也能够理解。这些我会替他/她们解释、讲出他/她们没有帮到我的原因。但其中另壹部分人的言行和嘴脸，是很丑恶也很有意思的（求助过程中我自己的嘴脸有时也很扭曲、难看，我也会照写不避），比前面举的两个例子中的人物更恶心的大有人在，写出来既残酷又有趣。如他们看到我的文章，欢迎据实做出评论包括批评；如对我的描述包括细节提出异议，我愿意用文字、视频和面对面的方式对质。我也愿意为我所描述内容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及壹切其他责任）

   （五）绝望中再生赴港之念

    这时，我想到了去香港维权。其实我此前就有赴港或出国的念头，但后来对在大陆维权和呼吁还抱希望，赴港又需要很大花费，就搁置了。然而在大陆奔波两年却处于绝境，因此我又有了赴港的念头。

    为什么想到去香港呢？我在致香港泛民主派的信（壹封请愿信、壹封求助信）中详细讲述了动机，不需重写，就直接摘录（两封信混摘）于此：

尊敬的

工党李卓人先生

工党张超雄先生

港中大周保松先生

教协叶建源先生

民协冯检基先生

民主党何俊仁先生

民主党涂谨申先生

社民联梁国雄先生

土盟朱凯迪先生

香港各位立法会议员

香港各位社会活动人士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各大学、社科机构学者：

    我是壹位来自大陆的学生，我在中学时期遭遇了严重的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持续数年且影响至今，我的身心受到极大创伤，个人前程、人生被毁掉。我也耳闻目睹了身边许多人和在互联网上了解到的其他许多陌生人都遭遇过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有许多经历的伤害远比我的遭遇严重。因此我决定开展维权活动，壹方面希望中国大陆相关机构重新调查我的遭遇，还我公道，让毁掉我前途命运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另壹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我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呼吁中国政府和社会、公民关注校园暴力问题，例如我采用了向政府、高校及壹些专家学者投递建议书、请愿信等方式，以促使其关注和解决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

    但是在维权过程中，我遭遇了许多挫折，而且还有很大的危险。在中国大陆，我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在我的名誉受到诋毁与污蔑、个人生活被骚扰、个人安全受到侵犯时无法被有效制止，这已经发生过了，具体情况可以发给妳们。且被我举报的人，有可能对我实施打击报复，而壹些地方政府也可能对我“截访”，限制我的人身自由，遭遇与初高中学校流氓学生那种跟踪与威胁（我对这种事本来就有心理阴影，我不希望再遭遇），甚至如许多大陆的上访者壹样，被关进黑监狱、精神病院。而且在大陆，我无法真正享有游行、请愿、结社等自由，无法在公共场合进行反校园暴力的宣传和呼吁（例如发传单、在相关政府机构、学校门口请愿、抗议），甚至还会被当场拘捕、殴打，以及其他可能的更可怕的事情。虽然现在我还没遭遇这些，但是已经有那么多人的前车之鉴（例如最近报道的山东于欢案中吴学占团伙做过的凌虐女访民事件；例如“巫山童养媳”案中马泮艳被地方政府限制自由、跟踪、威胁、监视通讯，且对其遭遇网络暴力不闻不问，却对其网络言论了如指掌），而且我也已经在河南省公安厅信访办遭遇恶劣对待，已经是先兆。如果等事情发生，就来不及了，我那时也会被限制出境，无法维权了。

     （以上所述的我的遭遇、诉求、可能遭遇的危险的来龙去脉和证据，都在我写的相关材料中，因为太长，就不在此摘录了，会随本文壹起发给妳们。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请愿信，也是壹样）

    因此，我希望在香港进行我的维权活动，也希望得到妳们的帮助，例如保障我的安全，保障我在遵守香港合理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进行反校园暴力的宣传、个人维权活动、在中联办、中环等机构和地域举牌宣讲、向香港各大媒体及政府机构、社会组织、高校和新闻媒体递交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信与请愿书等行动。还有，因为我是旅游签证，我现在的入港时限只有7天。但是7天肯定是完不成这些的，而且我回去之后永远都没机会再来香港了。我不希望在我完成这些目的之前被遣返、抓捕。如果我被遣返回大陆，下场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些，或者还有牢狱之灾（虽然比起前者，牢狱之灾似乎不算太糟，因为其他的更可怕）。我因为受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本来就身心受创，还得了抑郁症，精神脆弱，身体虚弱，如果回陆遭遇这些，可能就死了，或者彻底精神崩溃，发疯，然后在屈辱中死去。死还不是最可怕，最可怕是被冤屈、以及死前遭遇各种欺凌、侮辱。我恳请妳们帮助我。如果妳们愿意做更进壹步的协助，例如提供壹些可以用于表达诉求的牌子、提供相关宣传材料的印刷、指引我到合适的地方去宣传、请愿，介绍壹些香港的社运常识、以及为我提供创伤后心理辅导（就是我这些年遭遇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维权挫折造成的创伤）之类，那更好，不过这些次要要求有没有并不重要，我完全也可以自己摸索著自己壹个人去做。

    我也希望妳们及妳们所在的政党、妳们参加的各种社会组织也关注校园暴力问题，积极参与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防治工作，为香港、大陆乃至许多国家打击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出壹份力。我也会在与妳们或妳们所在党派的工作人员接触后，把相关建议书和请愿信发给妳们。其他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求，都写在相关文章中了。

     我只是想为陆港人民，尤其与我遭遇类似甚至更严重的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受害者做些事。他/她们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能力像我这样四处求助，发给政府和社会知名人士、媒体的。因此我更需要舍命替他/她们说话，为这些没有能力没有勇气发声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发出声音。

     我所写的建议是根据我亲身经历、所学知识思考后写成，有些意见并不成熟，而且大陆与香港社会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建议不适用于香港，但是香港与大陆在防治校园暴力方面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香港的经济、政治、社会条件远比大陆平均水平要好许多，因此可以在防治校园暴力方面起到表率作用。此外，如果可能，我也希望妳们能够利用香港在中国的独特地位，将我的建议书广而告之，通过妳们的影响力及香港媒体的影响力，促请中国大陆的中央政府、教育、公安等部门关注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打击校园欺凌者、惩办失职渎职的教师与其他教育工作人员，解救受校园暴力伤害的未成年人。

     之所以求助妳们，壹是因为我知道妳们都是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同情心同理心的社会活动家，壹向关心港人与大陆民众的民生疾苦，乐于更勇于为民发声，为民请命，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二是我的个人政治倾向与妳们大多数人类似，都是传统泛民的政治取向，因此我也更信任妳们，更有亲近感。

     我在大陆维权艰难，因此希望在政治相对宽松、社运更为自由和活跃的香港呼吁防治校园暴力，扩大我的呼吁的影响，希望诸位社会活动人士、立法会议员、及香港政府机构（包括教育、警务等）推动校园暴力的防治，让每壹位青少年都能在安全、自由、不受欺凌的环境下健康成长。

     如果我的建议能够被讨论、采纳，哪怕只采纳壹点，哪怕只讨论壹下，哪怕并没有被采纳但是被社会关注到了，妳们这些社会活动家、社会知名人士、以及立法机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的公民们，能够听到受校园暴力伤害者的呼声，让人们知道校园暴力受害者所受的苦难，我就非常欣慰了。如果这样，我这么多年所受的欺凌、屈辱就没有白白的承受，我的忍耐、我关于校园暴力问题的呼吁也终于有了壹些作用，能够让许多其他的孩子不再重蹈我的覆辙。……

   ……我在此也替他/她们这些校园暴力受害者向妳们致谢。也希望妳们继续为港人、为包括大陆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争取权利，维护陆港人民的民权民生，推动中国全境的革新与进步。”

    此外，我也希望能够在香港泛民人士的帮助下，转往第三国（尤其法国、德国）寻求政治避难，离开社会环境极为恶劣、充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冷漠无情的中国大陆，到外国展开新的生活。如果那样，我就可以投身于民主运动与社会运动，也能治疗我的抑郁症，生活在充满爱和自由的世界，再不会受欺凌、歧视，不用忍受不公，更可壹展才华，实现理想与追求。

    如同迷失于深山丛林与石壁间的旅人，突然看到远处升起的壹缕炊烟壹样，我似乎从绝望中看到了希望。在这样的动机与期盼下，2018年5月28日，我从上海浦东机场乘机（此前我在上海呼吁，包括去上海市教委、市信访办和复旦大学，以及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等媒体），于当日下午抵达香港，开始了我带著美好期望，却得到始料未及的噩梦般结局的香港之行。（我已于2017年5月，办理了港澳通行证和台湾通行证、护照，且申请了壹次旅港签注。当时未当面信访，没有被稳控，所以也就顺利办下来了）

     （当然，2019年下半年香港“反《逃犯条例》”抗议中，许多港人包括我曾经很崇敬的人的言行，让我对香港、大多数香港人的看法，发生了极大变化。此外，近壹年来在墙外互联网上看到许多港人的价值观和言论，尤其对大陆人的态度和举动，让我深深的感到自己当初去香港的选择是自作多情、走错求助方向了）

第二章 兴奋、失落、迷茫、绝望--在港的十日奔忙

   （壹）在盲目乐观中抵港

   5月28日上午，我抵达浦东机场，心中非常兴奋和忐忑。因为我的打算是，这次赴港，就不准备返回国内了，壹定要在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得到香港媒体和政党的关注，得到有组织的支援，然后寻求政治避难，转到第三国。（当然后来的经历让我明白我这些想法真是极为幼稚和不切实际）

   乘坐摆渡车时和登机之后，我还高高兴兴拍摄了浦东机场登机口、从机窗拍了停机坪、拍摄了即将离开（当时以为是永别）的上海、中国大陆。在航班起飞之际，我以为这或许是我在中国大陆拍摄的最后的影像，以为自己摆脱了被“截访”的可能，也离开了危险与冷漠的环境，将会有全新的未来。兴奋之下，我还把照片发给壹位同病相怜的孤单的弱者，壹位大陆较有知名度的底层女性受害者M女士；以及大陆社运领袖、公民运动组织者、民主革命家X先生等社会活动人士，告诉他/她们我去香港了，发送了诸如“我自由了”之类的讯息。对比后来在港被关押23天的经历，出境时我发的这些信息真是莫大的讽刺。（我仅仅只是告知他们，他们与我的行为没有关联）

    14:30左右，我所乘的航班抵达香港赤蜡角机场。（因此次香港之行距今已数月，加之精神状况不佳，所以本文中提到的行程和许多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当时真实时间可能会略有偏差，个别事件有可能因记忆偏差在顺序上有颠倒，但总体时间线我记得还是比较清楚）

    下机后在海关的入境口，我把港澳通行证递给看起来像是印度裔的关员，他操作了壹通电脑之后，交还给我通行证和壹张超市小票大小的纸片，上面写著“批准逗留至6月4日”的字眼。我在抵港前就知道我的签注只能在港停留七天，但对根本无归意的我来说，至少当时并没在意这壹点。

   出关后，我在ATM取了几百港币，购买了八达通。这时我才开始搜索我要找的相关机构。我在地图上搜索香港最大的泛民党派民主党（的办公位置），只搜到壹个“民主党（九龙西支部）（下称民九支部）”，位于太子站附近。虽然当时已经大约4点了，但是我还是决定今日就去拜访，顺便在市区找壹家旅馆住下。然后我乘坐地铁，几经转乘抵达了太子站，循地图找到民九支部。这时大约5点钟。自从下机、乘地铁，然后步行到民九支部，壹路听到的都是香港话，看到的也都是竖立的繁中招牌，已是到了与大陆迥然不同的地域。

    （二）初见泛民，顺而无利

    到了位于恒利大厦三楼的民九支部办公室门口，我没有马上敲门，站在门旁犹豫了很久。虽然我来香港有壹个大致计划，但真的到了之后怎么说，我却并没仔细准备过（因为考虑后就会想到与素不相识的人求助并不容易，而且在大陆都遭到那么多次拒绝了，所以壹直拖延关于具体怎么说的思考。不过我倒是在28日当天急匆匆写了壹封致几位香港立法会议员/前议员的求助信，比后来我发的请愿信和另壹封求助信都要短）。

     我犹豫的另壹个原因是，我虽然在以前，通过互联网上的新闻报道、各种文章，对泛民有所了解，但毕竟从没接触过真人，所以很紧张。

    但我想到既然已从大陆来港，且打定主意不再回大陆，怎么能临阵退缩呢？于是鼓起勇气敲了门。壹位年龄大约20多岁的女士（像是普通书记员）开了门。我说我是中国大陆来的学生，有事情要求助，她要我稍等。过了壹会，壹位大约30多岁的女士（可能是支部负责人？我当时没想到问她姓名和职务）和壹位年轻男士分别从两个里间办公室出来，与为我开门的那位女士在谈论关于游行示威方面的事。这是我第壹次亲眼看到香港泛民、政治反对派，但看到之后并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也就没那么忐忑了。

   然后我又做了壹遍自我介绍，把自己带来的文字材料（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写的分析文章等）给她们看，并告诉她们1.我在大陆可能遭遇政治迫害（拘禁和殴打上访者、阻碍维权和社会运动也是制度性迫害，虽然是牵强了些），遭遇社会性歧视和欺凌（这个在我的自述中讲的很细，我确实无法在中国这样壹个对抑郁症患者、对特殊性别特质的人非常歧视的环境下生活，何况还有网络暴力和流言造成的集体霸凌、长期性霸凌），心理遭遇极大创伤，希望寻求政治避难；2.我想要在港宣传防治校园暴力，在香港中环等闹市区示威请愿，宣讲我的遭遇和防治校园暴力等，也希望去中联办、各大高校民主墙张贴我写的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书和建议信；3.希望有政党能够帮助我。然后我也把还没来得及印刷的那封当天刚写的求助信根据她们提供的电邮发过去。

    她们简单浏览了我的纸质材料，把发的邮件打印出来，读了邮件中我的请求，对我表示同情和理解。那位负责人女士听到我要去中联办张贴请愿书，就很惊讶，说“啊，妳要去中联办啊，那样妳就回不去了”。她们善意提醒我，当时过几天就是六四，时值敏感日期，如果我参加相关集会或此时在中联办张贴什么，会大陆后就很危险。我说我就没打算回去了。于是她们就帮我印了壹些她们认为可能帮到我的机构，如支联会、国际特赦组织等许多机构的联系方式和地址等信息页，香港四大纸媒的联系电话，以及各大学的网站和地址（其实大部分我可以在网上搜到的）。我还提到关于在香港提出“酷刑声请”的问题，他们给了我入境处的相关材料和联系方式。她们听到我还要去很多机构和政党，还热心的将我发的求助信邮件打印出来了很多份，把我印的防治校园暴力的材料也复印了几份，用她们办公室的夹子夹好交给我。她们热情对待我这么壹个素不相识的大陆人，也为我提供了其他机构联系方式，我也不好再提更多要求（况且要求都已写在邮件中了，她们已看过，并无进壹步表示），于是就道谢告辞离开了。

   这些工作人员没有大陆党政单位干部那种死板、扯皮、爱搭不理、居高临下的官僚气息，她们是善良和热情的。但是……似乎我无法得到进壹步的帮助，例如和民主党进壹步讨论能否借助其力量宣传校园暴力问题、给予我个人以声援、为我构想的游行和请愿提供支持。当然，她们并没义务进壹步帮助我，无论如何我都感谢她们。

    通过与泛民的这次“初见”，我已隐隐约约感觉到，在香港恐怕没有人能帮我脱离苦海和达成诉求，不会有人真正付出人力物力帮我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为我争取政治避难。壹切还是要自己来。

    我从民九支部离开后，看了几个组织机构的地理位置，发现支联会、立法会李卓人办事处（我知道李已不是立法会议员，但还是很想见到他，李卓人先生是我最尊敬的香港泛民人士之壹，他如果能帮助我就再好不过）距此很近。虽已是傍晚，但我还没找住处，索性先去看看。

    步行左拐右拐，用了十几分钟就到了民九支部给我那张纸上提供的支联会地址--好望角大厦。我到了楼上，看到门上贴著支联会纪念六四的各种海报。但进去之后找了半天却没找到支联会的办公室，里边好像全是教协的工作人员（后来我才知道支联会是借用教协的地方工作）。我问了壹位女士支联会在哪办公，她又问了问身边的人，告诉我支联会的人今天没有在。然后她给了我壹个电话，和民九支部给我的是同壹号码。我看天色已晚，且担心语言不通，就没打电话。

    从教协离开后，我来到地图上搜到的“立法会李卓人办事处”所在的“弥敦道557-559号”。地图上写的是15A，但我到了楼上之后，发现好像是壹个健身房。我用普通话问房间内的人，他用香港话回答我，说了半天他才搞懂我找谁，然后建议我去8楼。然而8楼也没有（我也忘了8楼是什么）。我就回到楼下，大厦保安也说不知道。我正要离开大楼时，突然瞥见标示各楼层机构的分布栏中的壹行写著“香港职工会联盟”。李卓人就是职工盟的啊。因此我问询了保安确认后，我就赶快乘电梯到了职工盟所在的19楼。

   这时已经是晚上8、9点钟，但幸好职工盟还有人在。我敲门之后，壹位20多岁的男职员开了门，我把在民九支部打印的求助信给了他，并告诉他想见李卓人先生。他告诉我李卓人恰巧不在香港，到周四或周五才能返港。于是我向他要李卓人的电子邮箱，他爽快的写给了我李卓人先生的邮箱地址。

   （三）心事重无心览景，物价贵焦虑日深

    离开职工盟，我才从急于求助的紧张中回过神来，打量入夜后的香港。自乘地铁到市区、小步快跑的连去三家机构，心事重重，还壹直用手机查交通路线和机构地址，根本没注意看身边的街景。

     炫目灯光照耀下的旺角，与我看过的香港电影、新闻影像中的香港街市，并无二致。对首次到香港的普通游客来说，亲眼看到东方之珠的夜景，如熙熙攘攘的市场、街头巷尾透出的英式风情，都会或多或少激动壹番，逛街、拍照、品尝特色美食、参观景点、购物……不过我完全没有这些雅兴，景色对我没任何吸引力。我置身于香港的中心，心中有波澜，甚可说心潮难平，但是因思索维权、求助之类而起，和这座看起来很美丽、中国唯二特区的街市与风情无关。这些年遭受的累累创伤，维权挫折，求助中遭遇到各种无情的拒绝和冰冷的眼光，令我身心俱疲，痛苦不堪，自然也毁坏了我欣赏美的心境。所以，身处繁华的旺角，我也只跟翻阅不感兴趣的娱乐杂志壹样，粗看了几眼周围的楼宇和招牌，就开始找住处。

    查找结果让我备添烦闷。无论是我常用的美团，还是爱彼迎、携程，显示的附近旅馆房价都不便宜。我在大陆京沪的青旅，壹天住宿仅仅30-50元，而现在看到的，绝大多数都在200元以上。价格较低的也有，但差评很多，大致看了几个差评，竟然还有店主辱骂威胁、不退押金什么的。旅馆条件简陋倒没什么，但我初次来港，又是为了办事，怕节外生枝，所以不想住这种问题房源。因此壹时半会竟然找不到便宜且安全的住所了。

    入夏的香港，天气湿热，挥汗如雨。我只好找了壹家麦当劳，想边吃边在网上找旅馆，最重要是吹空调降降温。我点了壹份套餐（忘了具体吃的什么，反正有汉堡薯条），60多港元，比在大陆贵了壹倍。看来寸土寸金的香港不仅住宿昂贵，吃饭也不便宜。

     看到高昂的物价，本来就烦闷的心情更为焦虑。我本来就没带多少钱，家里又越来越困难，如何承受在港的消费。我机械的嚼著薯条，毫无感觉，跟味觉丧失了壹样，注意力都转移到找旅馆和对物价的烦恼上了。不过还好，几番搜索，终于在美团找到了壹家评价不错、小单间壹天200人民币（美团上还是人民币计价）的旅馆--新d方宾馆。虽然也不便宜，但总不能睡大街吧。睡大街太热还在其次，主要是休息不好头昏脑胀，会严重影响办事。

    胡乱的吃完快餐后，我看著百度地图（我用的是中国联通手机卡，即便在香港用Google地图也要翻墙，所以在港期间大多数时候用的都是百度地图），沿著弥敦道，找到了旅馆所在的新兴大厦。

    进了大厦找到电梯，等电梯到了，上去却发现没有宾馆所在的楼层（我现在忘了在几楼了）。我问身边的人，壹个个都摇头、面无表情，甚至毫无反应，也不知道他们是不知道怎么到我说的楼层，还是听不懂普通话。后来找到保安，才找到可以去宾馆的大厦另侧的电梯。我来港之后，遇到类似的麻烦和不适应，比比皆是，例如把电梯按钮中的①当成大陆的1楼，总是出错电梯停的楼层……至于部分港人在大事小情上的冷漠，与大陆人“各有千秋”，我后来体会的更多（尤其是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歧视，更明显）。

    宾馆老板很热情和蔼，登记之后，我找到了自己所在的房间住下。我进房间第壹件事就是打开空调，实在是热的受不了，下机之后几个小时的奔波，浑身被汗水浸透。洗漱之后，我分别给民主党和李卓人的邮箱发了邮件，讲了我大致情况，还把防治校园暴力那几篇文章的电子版发给他们。在给民主党的邮件中，我提出希望见到涂谨申议员（当然后来并没有得到回复）。

     给李卓人的邮箱发邮件，结果发送失败。我当时以为是WiFi问题，但试了多次都是如此，而发给其他人就正常。虽然有提示，但是是英文，我头昏脑涨也没仔细看。后来第二次去职工盟，才知道是我把手写的邮箱地址“ctu”看成了“cfu”。如果在前两年，我立即就能察觉为什么发送失败，对这类小事马上就能明白原因。但几年间不断受创受挫，我脑子越发不好使了，反应能力下降，时常在这类小事上不知所以，用我们老家方言就是“不机灵了”，心理创伤的影响就在这些细节中体现出来。

    正所谓“心静自然凉”，反之，即便空调客房凉爽怡人，各种担忧仍令我焦虑的无法入眠。前面已说到，在民九支部的经历，说明我得到的帮助可能仅止于印刷文件这种细枝末节。连香港最大的泛民政党民主党都是这样，恐怕其他政党和个人更不可能帮到我。

     而更迫在眉睫的危机是，我的钱不够了。本来来港时就剩壹千多元，即便我父亲每三天寄给我500，也不够我在港的开销。如果我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帮我的人，或者免费的住处，我就不得不露宿街头或者被迫返回大陆。想到这壹点，我不禁打了个冷颤（这次在香港没成果，以后恐怕永远都没机会翻身了），内心更为烦躁。我在来港前本就应考虑到钱紧的问题，但壹直逃避直面现实，尽量想乐观的却不切实际的可能性。然而昂贵的物价把我强行从理想拉回现实。钱，住，吃，超过了维权，成了压迫我精神的主要因素。

    明白了寻求帮助的急迫性，我决定加速求助进程。当晚我就搜索了民协、社民连、国际特赦组织等机构的地址，筹划在港第二天的行程。有了目标，心中平静了许多，安慰自己“车到山前必有路”，不知不觉就在空调的凉风中入睡了。

   （四）造访国际特赦组织和民协，二赴支联会

    次日（5月29日）上午（应该是这壹天，但因时间太久，也可能是稍晚的壹两天），我首先去了国际特赦组织。敲了门后，壹位戴著眼镜的30岁左右的女士（不知道是香港本土人还是华裔）开了门。我问“我可以进去说吗？”，她堵在门口，面无表情的用生硬的中文问我“妳可以说英语吗？”，我告诉她我英语不太好，主要是想寻求政治避难，希望得到她们的帮助。她站在门口犹豫了壹下，示意我在门口等待，回办公桌写了壹个电子邮箱给我，要我把情况先发到邮箱。然后就跟我说再见了。简短的交谈期间，还看见来了两个20岁左右的女生（可能是组织的实习生？），被她迎进房间，我则不得不壹直站在门口。离开之后，我心想，国际特赦组织官僚习气也挺重，对求助者十分冷淡。她们难道不知道，来求助的人往往都是走投无路，甚至有生命危险、正处于极大的危机中吗？这么草率敷衍，谈几分钟话或作个记录都不肯（做个记录很重要，因为壹旦出事，就有据可查，相当于“留了个记号”，不会完全“失踪”），让我对大名鼎鼎的国际特赦组织大跌眼镜。不过我后来在网上了解到，国际组织在亚的机构普遍冷漠虚伪，如在泰国的联合国难民署也是如此，我也就比较释然了。

    我又到了民协总部。民协大门敞开，屋内灯光昏暗，虽然是工作时间，却壹个人都看不到。我又是敲桌又是高声问询，才有壹位年纪很大（大约60岁？）的老太太走出来。她只会讲香港话，交流非常困难。后来她找出纸笔，告诉我民协的人平常都不在此办公，只有下午五点开会时才有人。在好几个机构都扑了个空，我非常失望。我告诉她我希望联系民协议员，她就写了谭国侨和何启明议员的联系方式（后来我才想到他们是区议员而不是立法会议员），然后要我留下材料和联系方式。我在求助信空白处写上自己名字和邮箱、手机号交给她，问她冯检基的联系方式（我对冯先生略有了解，而且他也是传统泛民，所以我认为他是值得我信任、可能帮助到我的好人），她写给了我。我道谢离开。

    我出门就打了冯检基办公室的电话，却听到香港话的智能语音，没听太懂，好像是无法接通之类的意思。我想起昨天支联会没人，决定再去壹次。

    然而今天还是没人。于是我询问教协职员，她们答应帮我联系，然后就给了我壹个电话号码。我拨打电话，传来壹位女士的声音。我告诉她我是大陆的学生，在大陆遭遇政治迫害，希望寻求支联会帮助，申请政治避难。她告诉我，在香港是无法申请政治避难的，因为香港是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下。简短说了几句后，我告诉她我想和她见壹面是否可以？她立即就同意了。然后我把电话交给工作台的职员，她帮我写下了见面的地址，以及这位女士的名字--冯爱玲。

   因对香港不熟，为避免迷路或路上耽搁而迟到，我就提前两小时去了铜锣湾。因物价太贵（在饭店吃壹顿午饭大概60人民币，还吃不饱），我壹个外来旅客也找不到便宜实惠的饭店，中午干脆就没吃。所以我到铜锣湾后，就在7-11便利店买了壹份孜然烧春鸡（壹小只整鸡，30元，很实惠），去了麦当劳买了套餐配著吃，边吃边等。吃到壹半，还被服务员警告不让在店内吃外带的食物，即便我也买了份麦当劳。我只到港壹天多，就在几件事上感到，香港比大陆更强调规矩、更少通融。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文明的体现。

    （五）与支联会冯女士的第壹次谈话

    晚上7:40分，离约定时间还有20分钟。我从麦当劳去约定地点见面，地图上近在咫尺，但在小巷子转了好多圈才找到具体位置，看到了教协的牌子。这才想到这里和好望角大厦壹样，支联会都是和教协在壹处办公。幸亏我提前去，否则就迟到了。

    到了教协所在的二楼，我告诉前台职员要见冯爱玲女士。她打了电话，要我稍等。等待期间，看到有许多老人（应该是教协会员）在楼上看书、交谈；海报上张贴著教协日常活动和发放赠品的说明，很像大陆企事业单位的活动中心。教协虽为泛民主导的组织，但办公处并没什么政治色彩。

    过了壹会，壹位大约60岁、满头银发、面容和蔼的老奶奶走出来，跟我打招呼。她就是冯爱玲女士，也是我在港期间，给了我最大帮助的人。后来我被关到警局和精神病房，如果没有她的帮助，尤其与我父亲的联络、对我的探望，我所受的苦难会更多、受苦时间更久。

    我随冯女士到了她的办公室--位于教协所在的阁楼上的壹个类似杂物间的房间。房间很小，屋内堆放著支联会的各种海报、杂志之类出版物，标语牌、桌椅之类占满了房间。这就是声名远播、在八九民运中出钱出力甚巨、为呼吁平反六四和纪念六四坚持了近30年的支联会办公场所（之壹，但其他的恐怕条件也不好）。它寒酸的还不如中国壹个贫困县县委县政府大院内的储物间，却是国际上对六四事件介入最深、对六四问题研究最多、对六四后续关注最久的组织的办公室之壹。

    我从堆积如山的各类物品中拉出两把椅子，和冯女士面对面坐下。我壹边作自我介绍，壹边把求助信和防治校园暴力的材料递给她。冯女士用心的看著我的材料，问我的情况、来港有何打算。我就简短的讲了我遭受的校园暴力的苦难，以及维权历程。

（以下是当时对话大致意思，并非壹字不差，部分对话记录是将口语意思“翻译”为书面语，本文中部分其他对话亦如此）

（因时间太久，只记住了与支联会冯女士的壹部分谈话内容，我只挑记住的和比较重要的写出，实际谈话要比这长很多）

我：“我因为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得了严重抑郁症”“高考考砸了，人生都被毁了”……我不断诉苦。

冯：“我们也经常遭受到网络攻击，就像支联会在网上（Facebook）被五毛谩骂诋毁。”冯女士对我的遭遇很同情，也告诉我网络暴力哪都有。

我：“妳们是壹个集体，谩骂的不影响妳们（现实）生活，而且还有支持的（所以受网络暴力伤害较轻）”、“各种威胁、谣言，传播照片挑衅，被围攻，我自己面对（承受），不是妳们能想象的。”（壹个孤立无援的个体、普通人承受网络暴力，和社会组织、名人承受的，完全不同，尤其我是在封闭的小圈子遭遇的网络暴力，就跟在监狱里被欺负壹样，无法躲避和求助，且吃的是哑巴亏。而这壹点恰恰很多人不理解）我解释著这些细微却关键的区别、严重的伤害。

冯：“我理解。”冯女士应该是理解了我的心情，但恐怕难以真的感同身受。

我：“我很希望得到香港泛民政党的这些帮助（就是求助信中提到的希望给我标语牌、印刷材料、以及给我关于香港游行示威的指导）。”我指著求助信说。

冯：“现在香港很少关注大陆的事情，恐怕（他们）帮不了妳。”的确，香港近几年反大陆风潮日甚，传统泛民败落，本土派崛起，港人大多对大陆内部事务包括人权问题已经不怎么关心了。

我：“我觉得校园暴力是个世界性问题，香港也有吧”

冯：“香港有啊，听说有中学生（因校园暴力）自杀的”

我：“所以我很希望利用香港这种自由环境，宣传校园暴力的严重性”；“校园暴力受害者需要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就像同性恋（群体）壹样，我希望在香港能建立防治校园暴力的组织”

冯：“妳好像多次提及同性恋（群体）（我前面也有提到，不过对话就不壹壹列出），为什么想到和他们（比较）？”

我：“我觉得同性恋（群体）与校园暴力受害者有许多相似，都是弱势，同性恋（群体以前也是被歧视、欺负，但是后来组织起来，就争取到社会的尊重和法律保护了。校园暴力受害者也应该（效仿）”

我：“韩国对于校园暴力问题很重视，但是我没有条件去，语言也不通”。我当时壹心想著国际社会的帮助。

冯：“这个我也不了解”

我：“我准备去中联办门口请愿、举牌、张贴防治校园暴力的材料，不知道有没有作用？”

冯：“中联办门口每天都会发生很多事（不会引起多大影响），即便传媒报道了，（热度）也很快就过去了”

我：“我很想为防治校园暴力事业而奋斗、牺牲，就像中世纪的布鲁诺，布鲁诺，您知道吗？”

冯：“妳还很年轻，很多事不是像妳现在想的（那么容易实现）。”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我的幼稚。

我：“我学习成绩很好，原本可以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这些大陆最好的学校的，所以如果能为我提供条件，我肯定有很大成就。”对于与名校失之交臂，我壹直耿耿于怀，经常提及，跟祥林嫂念叨“阿毛……”似的。

冯：“那妳还不如回去考学，或者上夜校，上了大学，以后工作有了收入，再去实现理想。”许多人都这么说，却不理解那根本不现实，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下，身心受巨创，谣言满天飞，不可能正常学习，考学之路已经毁了。我的上访之路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我：“我回去就没有出路了，还可能被抓，我想在香港申请政治避难。”虽然我已经在电话里得到对此事的否定答复，但还是不死心。

冯：“在香港是没办法申请避难的，有许多比妳（受迫害）严重的，很有名的人，在香港都没有（申请避难）成功，最后还是回了大陆了。”冯女士重复了这样壹个残酷现实。

我：“可是我回去没有办法生活下去啊，那些网络暴力还在影响我的名誉，我抑郁症也没办法工作学习”……我把本文中提到的我的绝望处境大致讲了壹遍。

冯：“有时候，遇到困难就要去勇敢面对”

我：“如果我去欧美国家可能就好了，也能做很多事。”我到香港的两大目的之壹就是想转往第三国，逃离中国。

冯：“在欧美生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想做事，还是要从生活的地方，从身边做起、斗争，不能离开（大陆）”

我：“在国外没有歧视，生活自由，我可以做社运人士和职业革命者”

冯：“不是妳想的那么好，外国也有很多歧视，还有要解决生计问题”

我：“我6月4日滞留期限就到了，到时不回去会被遣返吗？”此前并没考虑过这壹点。

冯：“会，大街上经常有查证件的，查到就会遣返”

我：“那我怎么办（不能政治避难）？”听到说可能会被遣返，我心中壹沉，但我的确没有别的路。

冯：“妳就把这次来港当成壹次考察吧，多逛逛，散散心，以后有机会再说（出国或申请避难）。”

我：“……”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了。如果我有良好条件，还有钱，家庭还好，我当然可以多尝试，找各种途径。但现在没有金钱，更没多次试错的机会，无路可走，且拖延不起。

……

    谈话中，我也提及了关于六四、支联会、大陆维权的艰难、舆论环境的恶化、我对如已故的司徒华先生、现任支联会领袖李卓人等泛民人士的敬仰、香港政治情势等许多方面的事，也向支联会为六四、为中国民主事业、为中国人民的付出表达了敬意和感谢。这些谈话内容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且时间太久记不清具体对话内容、篇幅很长，就不具体写出来了。

     我告诉她我想去港中大找周保松教授，以及在港中大和港大民主墙张贴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信和建议书。她说她听说过周教授，但没见过面。我说我壹直很景仰周教授，想去拜访他，听他出出主意，看看他能否帮我和关注校园暴力问题。冯女士说香港各大学都放假了，中大半月前就放假了，港大也要放假了，去了之后不壹定有人。我来的确实不巧，但又没第二次机会。所以我还是决定第二天去至少其中壹所高校。

    我们事先就约定只谈半小时。谈话结束时，我索要了冯女士的邮箱（也是支联会的工作邮箱），冯女士又给了我两期支联会的刊物《港支联通讯》，以及纪念六四活动的宣传册。然后我就告辞离开了，冯女士壹直送我到楼梯口。

    这是我第壹次与香港泛民人士详谈。冯女士壹直注意倾听我的诉说，也很有耐心的回答了我许多疑问和想法。虽然她道出了香港无法帮助我的现实，让我感到失望，但她只是陈述壹个事实罢了。谁能壹下子扭转现实呢？就像冯女士在谈话中提到的：“我们呼吁平反六四这么多年了，（中共）就根本不理我们，我们只能做到坚持（虽然支联会事实上做了更多实事，如帮助“天安门母亲”群体）（这么呼吁下去）”。

    现实总是残酷的，受侮辱与损害的弱者常常是无力的，正义的伸张遥遥无期。六四如是，校园暴力受害者亦如是。只是前者举世皆知；而后者，连个协助和保护受害者的组织都不存在，连集体发声的平台都没有。甚至，几张海报、几副标语牌、哪怕壹次游行请愿都没有。

   （六）二赴职工盟，造访立法会

    从教协阁楼返回旅馆后，我就把防治校园暴力材料的电子版（壹共约10份，包括给大陆壹些机构和个人的信）发给了冯女士。我也写了壹封感谢信，对冯女士今天愿意会见我、倾听我的诉说、为我提供建议表达了感谢。此外，我也表达了希望再次面谈的意愿。

    第二天（5月30日）早上，我就收到了冯女士的回复，她非常愿意在今天同壹时间同壹地点再次会面。因为我在去信中提及“死亡”、“牺牲”，她还劝说我要珍惜生命。

    我决定再次去职工盟，看看李卓人先生在不在，或者其他人能否帮我。前天晚上见的人并不在，免不了又要问询和解释。之后，壹位姓洪（好像是姓洪？因时间过了很久，不太确定。如果是，就和之后我被关在精神病房打电话联系的那位职工盟洪先生是同壹个人）的30多岁男士接待了我。我道明来意后，又给了他壹份求助信。他拿著看了起来（说明我那天晚上的求助信并没被那位工作人员传给其他人看）。我又打开手机电子邮箱，问为什么发给李卓人先生的信失败。他看了壹下告诉我发错了，我才发现原来我把“ctu”看成了“cfu”。

     在我请求他们帮助后，他打了壹个电话，告诉我，有壹位负责大陆方面事务的职工盟职员--林祖明先生，会由他与我面谈具体沟通事宜。但他在另壹处工作，而且今天生病去医院了，下午可能才能赶来见面，也不确定时间。我计划的是下午去立法会，既然下午不确定能否来这里，那就再过壹天再说吧。我把我的身份证号和港澳通行证编号写在求助信上留给他，指望他们可能帮我办理延期滞留或政治避难手续。

    我又向洪先生问了问关于港大、港中大的位置和情况，就道谢告辞离开了。这次谈话中，洪先生还是比较热情和负责的。这样相对亲民的工作作风，估计和职工盟关心基层的政治定位、常与基层工友打交道的经验丰富有关。

    午间，我乘地铁抵达位于金钟的立法会大楼。在乘地铁期间，我看到旁边壹位女士拿著写有香港最高法院字样的材料，于是询问她最高法院是否和立法会在壹处。她听到问话立即用手遮住材料，很不高兴的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并不是有意看她的材料，仅仅无意间看到，然后就正好向她询问下法院的地理位置（因为地图有时候不准，容易绕晕）。看来香港人很重视个人隐私。

    从地铁出口到立法会，中间经过商场、天桥、立法会内部天桥……等等壹大堆乱七八糟、让我晕头转向的路程，到了壹个好像是立法会接待来客的大厅（位于二层，与两个天桥交接处）。

     立法会接待处很像宾馆的前台，壹位女性工作员询问我有什么事。我拿出身份证件和材料，告诉她我希望面见几位立法会议员，并在立法会前请愿。她并没接我的证件和材料，只是告诉我这需要预约，而且并不是所有议员都在立法会大楼办公。

     我告诉这位女士，自己并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于是，她请我把手机交给她，连上立法会大楼的WiFi帮我登入了立法会网站（我的联通4G网络需要翻墙），翻到了写有议员们办公室电话、工作邮箱和办公地址的PDF页面。她也建议我，现在正值午间，电话可能打不通，可以去距此不远的访客大厅休息。我道谢后立即截屏和手抄了几位泛民议员的联系方式，告辞去访客大厅了。

    又走了壹段很短但也令人晕头转向的路程，到了访客大厅（准确说可能不是这个称呼，但我也记不起它的学名）。没想到的是，我在大厅安检处体验了壹把中国大陆机关安检的待遇。我来到安检口，几个男女安检员毫无礼貌，脸上洋溢著大陆基层干部那种小人得志的神情，用训斥的口气说话，我听不太懂香港话，壹位女安检员就冲我大喊大叫，颐指气使让我站这做那。她们问我带著什么东西，搜了壹通包，把指甲剪都搜出来放外面，然后用器械结结实实的从头到脚搜了壹遍身体。经过验包、搜身、问询几通程序，才给了我个牌子让我进去，而且要我把包存在保管箱内。壹位保安员尾随我进到保管室，让我把包里东西拿出来放到保管箱，指著我掏出的充电器、另壹部手机，还有厚厚的文件材料、毛巾（天太热我随身带著擦汗），以及壹些透明胶带（贴标语和材料用）、耳塞、镜子、八达通卡、硬币等乱七八糟的小玩意，说“这些妳都要带进去？”我说：“妳们不让带这些吗？”他不置可否，我就壹件件把它们放到保管箱。稍后他又说“这些可以带进去”，我只好又壹件件的放回包里。

    我被他们这通野蛮的安检和没逻辑的支使整的晕头转向，比刚才晕头转向在各种天桥和立会各大楼间转的还晕头转向。我就冲这位保安人员说：“妳们这的官僚主义都快比上大陆了”。他打著哈哈回：“妳们大陆现在发展的比香港好”，也不知他没理解我说的意思还是故意打马虎眼。

    终于进到楼内，还要在工作台填表登记，和大陆信访部门壹样，要填写个人信息和出示身份证件。弄好之后，我就拿出刚记的号码打电话。

    我第壹个电话打给了教协叶建源议员办公室，是壹位张姓女士接听的。她壹开始让我声音大壹些，可大厅禁止喧哗。我转了半天才找到个角落提高声调讲话。我告诉她，我是中国大陆的学生，想在香港呼吁防治校园暴力的问题。而教协作为香港教育机构，自然与防治校园暴力有关。因此我想把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呼吁发给叶议员，希望他能够关注校园暴力问题，利用议员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及教协这个组织，壹方面推动香对港本土校园暴力问题的关注和防治，另壹方面辐射、促请和影响大陆对校园暴力问题的关注和治理……（也就是本文前面贴出的请愿信中提及的来港维权动因）。最后，我还提到要在立法会和香港政府大楼前举标语请愿的问题，问她如何请愿、叶办能否给予支持。

     这位张女士说，“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请愿，关于怎么请愿我们不了解。妳先把材料用电邮发过来吧”。我又问她我能否面见叶议员，当面递交由我签字按手印的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书与建议信（这样比较正式，有象征性意义、易引起重视）。她在电话那头似乎犹豫了壹下，大概意思是说的“叶议员不在，不方便与妳见面”、“我们都在工作，也是不方便到楼下和妳见面的”、婉拒了见面的要求。我道谢后挂断电话，简短的写了封致叶议员的信，连同相关材料发了过去。

    第二个电话打给张超雄议员办公室。壹位男士很爽利的说，妳先把材料发过来吧。

    本想打第三个电话，是要打给朱凯迪议员办公室，然后转念壹想，还不如直接发邮件算了。

    于是我分别给张超雄和朱凯迪写了封信，把信和材料发到他们的工作邮箱。

    写信字斟句酌，用了将近半小时，等到发完邮件，看时间已经是中午了。我问大楼内有没有打印纸质文件的地方，有人告诉我在大厅里的图书室。我到图书室问询，被告知只能复印不能打印。堂堂壹个立法会，竟然连个对外提供打印服务的文印部都没，这又和中国大陆机关很相似了。

    这时，我又给叶办打了电话，想确认壹下是否收到我的邮件。拨通之后，是壹位男士接的电话。于是我问他知不知道刚才我对那位张女士说的那些事，他说不知道。我问他看到我发的防治校园暴力问题的邮件了吗？他说：“我是看不到邮件的”。于是我又耐心的把对那位张女士说的话又重复的讲给他。说到壹半，他打断我的话说：“这为什么要找我们？”。于是，我在电话中仔仔细细的解释：校园暴力是陆港乃至世界都有的问题、大陆维权艰难而香港有壹定的自由、香港也需要解决校园暴力问题、香港关注校园暴力可以辐射影响大陆……我还没讲完，他又来了壹句“但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愤怒的挂断了电话。

     我回到立法会接待处，说要投诉这位工作人员。我又拨通了叶办电话，我把电话交给了接待处的女士，她听电话时对方已经挂了。然后再打就打不通了。我恼怒不已，在接待处发了壹通火。我自费赴港，为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又花钱又出力，当天又汗流浃背的从旺角赶到金钟，谦恭客气的求助，却得到无责任心的粗暴拒绝。而且发生纠纷后，他从中作梗，我就很难和叶建源议员联系了。那位女士告诉我可以选择联系别的议员，我说：“明明错的是他，为什么让我换其他人联络？”这时壹位男工作员过来，建议我去专门向议员递物品的收发室（也记不得学名了，以此大陆类似的“收发室”暂代），可以写留言给叶议员。

    我照他的指引，找到了收发室，在壹张A4上写了壹整页留言，表达了对叶办工作人员的不满和希望叶议员关注校园暴力问题的期望，让工作员放到叶议员收件箱，然后就离开了。

    （现在想来，人家并没有义务帮助我，我生的是哪门子气呢？包括后来对方回复辩解时候我的愤怒，又有多少理由和必要呢？）

     我这时才观察起立法会大楼四周的面貌。立法会大楼与政总大楼、行政长官办公楼紧挨著，组成了装载香港政治中枢的楼群。虽然从地图看，楼群位于闹市，但置身其中，才发现周围非常荒凉，与商业区、步行街之类人流密集地几乎物理隔绝，甚至壹个便利店都没有。楼群四周是立交桥、绿地和不明水泥建筑（未完工的水泥墙壁？没看懂什么用途），非常不利于群众聚集。如果是个人请愿，就更不会有人注意到了。即便有组织成群结队的到大楼前请愿，也不会有多少过往行人看到，反而像围场中的猎物，方便被警方包饺子。不知这是不是港府在建设时，就为了隔离群众与官府、防止民众抗议和聚集围观，而有意设计为这种荒滩堡垒式办公楼群。

     看到这么个景象，我就放弃了举材料喊口号示威请愿的打算。当我要离开时，看到有电视台在搞采访（好像是有线电视台），我就想凑上去问壹下，看看有没可能趁机举个牌喊口号让他们拍下来，有个采访当然更好。但他们大队人马都往楼里去，我问了采访车里的人，他壹直摇头（可能听不懂普通话？），我看上镜无望就走了。

     经历安检和叶办工作人员的粗暴对待，我发现陆港的官僚主义作风是相通的，基层办事员尤其执法者的粗暴与傲慢也是各种形似和神似。两地政府机关也都是壁垒森严，仅仅进个门，官本位与等级制的腐气就扑面而来。不过，此后几十天在香港的壹系列经历，才让我真的知道了什么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相比起来，在立法会这里的遭遇简直太“温柔”了。

    （七）赴港中大拜见周保松教授未果、参观中大民主墙

    我第壹个高校行程是去中大。5月30日中午，我到了地铁大学站，看到外面壹片荒凉。原来，地铁站距校园还有很远。虽然好像有巴士，但我弄不清他们是怎么停靠、是只载学生还是也拉游客，所以我决定徒步去中大校园。

    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个错误决定。壹是因为天太热，二是因为路太长，而且还是上坡的山路。我走了十几分钟，已经大汗淋漓，也没商店可买水。幸亏路上有壹栋楼（忘了叫什么），我进去吹起空调，拿出毛巾擦汗，累的直接坐到地上。这时有位清洁工阿姨关心的询问我，我告诉她我是来找壹个老师，不熟悉中大，所以迷路了（当时已分不清方向，百度地图定位不准）。她告诉我可以在地铁站乘坐学校班车，虽然名义上拉的是学生老师，但壹般也不会查证件。她还提醒我休息的这栋楼壹个安全出口外，有自动贩售机，可以用八达通买饮料。我道谢后赶快去买了瓶冰水喝起来。

     喝完水擦了汗继续前行。我查到民主墙位于“文化广场”，就循路走去。但明显地图不准，我竟然走入死胡同，前面全是草树。不过我看到远处有路，就翻越栅栏，连走带爬的穿越树丛翻到了对面。

    走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到了文化广场。不过我找了很久，才发现了民主墙，在不起眼的角落，上面空空荡荡几乎没贴任何东西，而且好像是这里（忘了具体位置），贴著只允许本校学生在民主墙张贴标语的告示。而校园明显是放假后的景象：人寡车稀，壹片寂静。

    我又到了学校办公楼，说要找人，保安给了我学校办公室的电话，并指著外面让我离开大厅去楼外打。外面热的要死，阳光很强，看不清手机屏幕。我找个阴影点开屏幕，打电话给校办，想要问壹下周保松教授在不在。结果接听电话的女士不懂普通话，只大概听到我找政治系（正式称呼是政治与行政学系），我说了好几遍“周保松”，她没听懂，然后我手机屏幕上全是我手上、脸上流的汗，带著汗水的屏幕贴到脸上很不舒服。我又热又是汗水直流，难受的很，来回踱步，费尽口舌，都几分钟了，我急了就挂了。

    我对此很惊讶。按说中大的陆生比例也很高了，但校办职员竟然不懂普通话。以此看来，壹方面香港普通话教育在发展，另壹方面壹些学校还坚持以香港话作为办公语言，以彰显其独立性，甚至用以抵抗大陆“文化入侵”。不过就我个人的体验看，这估计苦了大陆来的学生，以及普通来港办事人员。

    我决定去学生会问问情况，例如了解下在民主墙能否张贴我的书信。问路到了学生会，发现并没有人。倒是想打印材料时，在楼下复印部（无法打印）遇到壹个普通话很好的中大学生。我问他周保松教授在哪里，他用Google搜到周保松的联系方式给了我（都是办公用的电话邮箱），告诉我周教授在郑栋材楼，但现在放假可能不在。

    我道谢离开后，在旁边壹个半露天的餐厅吃了点饭。饭是港式的蔬菜沙拉之类，我很吃不惯，跟干吃黄瓜西红柿差不多。我吃完了也没饱，不过毕竟算吃了午饭。

    吃完后，我壹路来到郑栋材楼。我先打了刚才得到的电话，无人接听。我就根据地址找到房间，敲门无人。我到楼层另壹边的办公室询问，壹位女士在窗口告诉我，周教授不在，什么时候在、在哪能找到，她也不知道。

    我下楼后，坐在壹楼沙发上，按邮件地址给周教授写了封信，把请愿书和材料发给了他。然后我坐著休息和等待回应。期间，还去了不远的壹个复印部，发现也没有人。我坐在沙发上写《个人情况说明》，壹直坐到傍晚，周教授还没回复，办公楼上还是没有人。我就离开了。（至于为什么不提前发邮件联系，我在前述的在大陆维权过程那部分已经提及了，那样更难见面）（此外，截至本文书写到本段时，周教授都没有对我所发邮件做回复，我此后（2018年7月）向周教授所发邮件迄今同样无任何回复）

    回到来的那条路上，看见中大的大巴，我就坐上去，也没人问，壹路回到地铁站。

    在地铁站（还是换乘站？我忘了），我搞反了回港岛的方向。问壹位地铁工作员阿姨，她告诉我通过地下通道去对面坐，然后给了我壹副嫌弃的脸色，撇嘴斜眼。我也不知为何，我自我感觉很礼貌，估计她和我因口音不同，多费了几句口舌嫌我麻烦？或者就只是对大陆人有意见？我道谢离开，去对面坐上了地铁，回到住处。不过港铁大多数职员还都很友善的，如在机场站的港铁服务员；只有两三个，如上面这位，似乎因我口音和沟通，就不怎么友好了。

  （当然，在2019年8月，我将这些资料包括求助周保松教授的过程，发给他本人之后，他的回应，以及他在香港反《逃犯条例》事件上的许多看法，让我知道当初我壹腔热情满怀期望的找他，实在是自贱、所托非人）

     （八）壹赴中联办、与冯女士的第二次谈话；看到香港“笼屋”

     我也决定去中联办看看，考察壹下地形和环境，以便按图索骥去贴标语、举牌、请愿。（在港维权的十天，我去中联办去过好几次，而且时间很久，分不清哪壹次分别看见什么，所以下面所写并不是仅壹次看见中联办的见闻）

     在我心中，中联办是壹个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前面已提到，我壹直坚持看时事新闻，对中国的民运、社运和维权活动始终保持关注，即便维权奔波期间也不例外，情绪极糟时也没停止。因此我很清楚，香港是中共政权控制领土中民运社运最活跃之地；而中联办则是中共统治香港的象征，是香港的“中南海”，如同“太上皇”般左右著香港政治。除此之外，中联办还有壹个特殊之处：它与大陆中央与地方的党政机构大院壹样，是中共政权直接所属，且位于中国领土上（这与美英法德等国的中国使领馆有根本区别，也是其对于抗议者意义特殊之所在）；但它外面却是至少名义上高度自治、允许政治反对活动的香港区境。在此和平请愿或示威，壹般情况下（我后来遭遇的情况就“不壹般”了），不会像大陆那样被“消失”，也不会像大陆那样没有媒体敢于报道。因此中联办自然是直接向中共抗议、对中国政府表达诉求最合适的场所。我看到过许多次有关于港人或大陆维权人士在中联办门口抗议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形式的报道。因此，我也把在中联办前请愿，当成在港维权与呼吁防治校园暴力计划中最重要的壹个步骤（当然，毫不避讳的，我也有以此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借此向他国申请政治避难的目的）。

    到达中联办门口之前，我以为那里会聚集著众多香港乃至港外的抗议者、媒体记者，以及摆放著许多标语横幅之类，政治色彩浓厚、气氛紧张而有活力，如同六四前的天安门广场。如果那样，我的请愿就可以得到媒体和各种政治社会团体的关注，我呼吁防治校园暴力的努力就会有突破性的成果。

    但当我满怀期待来到中联办所在地，眼前的情形却令我大失所望。中联办的门口以及周围，没有壹位抗议者，也没看到有任何横幅和标语。更糟的是，这里与立法会大楼壹样，四周行人稀少，中联办大门正对立交桥，做什么事都很难吸引人群关注。

    为什么眼前的景象与我在传媒上看到的完全不同？我很快明白了。第壹，发生在中联办的抗议都是短暂的，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有人抗议；新闻媒体自然也只在有抗议示威活动时才会来这里，只会报道中联办门前有抗议时的景象。第二，我在新闻中看到的关于在中联办抗议的图片和视频，都只拍摄了中联办门口栅栏前（或沿干诺道从东侧拉著横幅走来）的抗议者，并没拍四周无人的空旷地带，更不会去拍中联办大门对面的立交桥。没有来过中联办的人，自然会在看到新闻报道后，产生壹种中联办门口经常有人抗议、四周都聚集著抗议人群的错觉。我就是被这种错觉误导了。

    其实我对香港的错觉不止于此。我在媒体上看到过很多有关香港占中运动和七壹游行、六四晚会的新闻，于是认为香港是政治气氛很浓的城市。但我在港期间，除了六四那日，其他时候在大街上没有看到过任何游行示威活动，只在旺角壹带看到过两次大陆组织“法轮功”的成员，他们在地上展示“审判江泽民”、“法轮大法好”等标语，许多行人匆匆从他们身边走过，没人围观和问询。看来，大多数香港人和大陆人壹样，并不怎么关心政治。另壹部分港人，也只愿意在特定时间参与街头运动，平日也看不到他们抗议的身影。再往后看到听到的壹系列事情，更确认了这壹点，后面会有提及，在此不记述。

    （当然，2019年下半年香港“反《逃犯条例》”抗议及壹系列事件，又颠覆了我那些天在香港人政治冷淡的认知。也让我发现，许多长期不参与政治的，壹旦参与，则会比经常参加政治的各国和地区的公民更加狂热、极端、是非不分，陷入集体无意识的狂暴之中）

    这些错觉也让我明白，没有亲历，就容易产生误解和偏见。无论是好的期盼还是坏的歧视，都和见识少与刻板印象有关。

    失望归失望，来了总要仔细观察壹番。但似乎中联办没什么可看的。除了位置偏僻、和港府壹样坐落在人烟稀少、多障碍物的地带以防群众聚集外，建筑没什么特殊的。只有黄底黑字、中英双语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牌子，提醒人们这里是中共政权在香港的“总督府”，是中共在港公开且最醒目的存在。

    值得壹说的是，我第壹次去时并没看见香港警员，只看见两个穿著白色警官制服的大陆方警卫人员在楼门口戒备。看来中联办内部警卫工作是由大陆方负责。这时中联办的铁闸门是打开的，但我在的几分钟并没什么人出入。

    此外就什么都没有了。而我后来又有两三次去中联办时（包括割腕写血书那次）的遭遇，以及被警方羁押时听说的事，让我对中联办有了更多了解。不过那都是后话了。

    看到没什么可看的了，我就走了。我边走边想，这样的情形，我如何请愿和吸引媒体注意呢？没有人关注，我的请愿或示威就没什么用，我总不能指望中联办官员发善心帮我。然后我就赶赴铜锣湾去见冯女士。

    到了铜锣湾之后我逛了逛商场，又去麦当劳吃饭和消磨时间。在麦当劳附近的商场，我想上厕所，询问值班工作人员，他带我去了工作人员使用的卫生间，还要开锁开门。他告诉我香港壹部分商场楼层没有公共卫生间。而中国大陆基本每个商场每层都有开放卫生间。这是香港落后了？还是香港发展的太早，在硬件配置的细节与生活习惯上还保持著早年的样貌？

     晚上8点，我第二次与冯女士见面。这次谈话壹部分内容与第壹次内容相近，为方便起见，就不以对话形式书写了。

     我在见面前就告诉了冯女士我在立法会的遭遇，表达了对叶办工作人员的不满。冯女士跟教协的工作人员很熟悉（后来我知道泛民圈子互相都很熟悉），答应帮我问问。见面后冯女士告诉我，叶办工作人员说“我们只是要他把材料发过来啊”。我听到这种辩解真是觉得“陆港壹家亲”。我又讲了壹下和叶办通话情况，并告诉冯女士，职工盟答应可能会帮助我。冯女士很高兴，说他们能帮到我挺好的。

     我又说了下在中联办的见闻，表达了没有人关注的担忧。冯女士说，中联办壹直都是这样，即便媒体报道热度很快也就过去。还有人在中联办门口露宿的，也没解决问题。冯女士还是劝说我这次维权如果不成功，还是回大陆吧。

    我又提到住宿问题。我告诉冯女士，我壹天200人民币的住宿费承担不起，又听大陆维权人士说教会有可能收留，所以问问有没有什么教会能帮我（当然我个人是无神论者）。冯女士说，香港寸土寸金，教会也不太可能有什么住宿的地方提供。而且现在香港许多教会接受政府方面资助，以及……也不太可能帮助我维权。冯女士也说，壹天200人民币的旅馆，在香港已经是很便宜的了。

    此后又讨论了些其他政治社会方面的问题，我也提到要去六四纪念馆看看，并且参加六四晚会。不知不觉时间到了，冯女士也要下班回家。然后我就告辞离开，返回旅馆了。

    其实，我在新兴大厦住宿期间，也见过更便宜的“旅馆”。有壹天我看见我住的楼层有另壹个廉价旅馆，壹个阿姨正在开门，我就去问，她就带我去看她家的“旅馆”（如果那算是旅馆的话），说1000港币壹个月。我进屋之后，看见房间有五六个床位，远比大陆青年旅馆破旧，住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从穿著和摆设可以看出极为贫穷，房内充满难闻的异味，不知谁的手机还是收音机开著刺耳的音乐外放，整个房间给人以壹种破落、死亡的氛围。有的床用蚊帐罩著，据阿姨说，空调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开。我进去壹分钟就感觉屋内湿热的令人难受，而那些长住的人更不好受吧（或者已经习惯、麻木了？）。或许这就是香港的“笼屋”吧。也不知道我看见的那些老人，是没有身份的大陆偷渡者，还是香港本地老无所依的居民。他们几乎可称为破烂的家当全堆在壹张床上，人看起来就像露宿的难民，毫无精气神。而他们居住的这栋楼外，就是繁华的旺角，银行、商场、高档餐厅、珠宝行、赌场、酒吧……星罗棋布、密密麻麻、华贵典雅、富丽堂皇。香港，与大陆壹样，有著惊人的贫富差距，有著长年在底层社会挣扎、散发著垂死气息的人。

（九）造访港大，在港大民主墙张贴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信和建议书

    5月31日上午，我乘地铁来到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坐落在山上（具体山的名字，我后来查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好像是好几座山连著的），从地铁站出去，就通过电梯升到位于山间的大学校园。我乘电梯前因不知道哪个门通往大学，还误推了壹个侧门，然后警报呜呜叫，我看到上面写的“如果擅自推门面临检控”之类字样，吓了壹跳。当然后来没人因此检控我，但著实被香港复杂且与大陆不同的环境弄的晕头转向。虽然香港与中国大陆都是用汉语，但口音不同，口语交流依旧麻烦，各种标识繁简的字体差异和语意差异也让人反应延迟。至于壹些设施功能和设置差异，也让我不能适应。因此无论是寻人还是找机构，都比大陆费时费力的多。当然，这也与我那些天越来越焦虑、紧张、担忧有关。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很难正常高效的办事。

    香港大学内道路复杂、纵横交错，高架桥壹堆，各大楼也分布纷乱，应是因依山而建，没有什么规律。而百度和Google地图定位都不准（校园毕竟是小范围区域，而且地形高低起伏复杂），我摸索半天才找到壹个超市，位于庄月明文娱中心。在超市又买了固体胶、胶水，以备在民主墙张贴使用（当然后来全没用上，因为民主墙只允许用大头针）。然后我又到了这栋楼的食堂吃了午饭。吃的饭和花费记不清了，好像是鸡肉饭之类，比外面便宜许多。

    吃完之后，我就开始找民主墙。问了壹位学生，她告诉我路径。但是我走了两步就晕头转向了，看指示牌上的地图，也搞不清东西南北。我后来在路上又问了几个人，才最终找到民主墙。这时离进学校都快2个小时了，又是热带的夏天，我浑身上下全部湿透了，不停的用毛巾擦汗。

    看到民主墙之后，我非常激动。虽然民主墙比我想的要小，但神圣是无疑的。大陆的中学我上过八所，维权和呼吁时去的高校也很多，但绝没有允许张贴学生个人的政治性标语和宣言之类的区域。谁敢在布告栏张贴这壹类东西，不用说被发现后立即就会被保安制止、拿下。当然，没人试过，我也没。所以，港大民主墙象征著言论自由，象征著自由、自由，可以自由的表达。我内心能不激动吗？终于可以贴我的呼吁了啊。

    这时才发现，我带的建议书在民九支部复印时印成双面了。而且也没有致港大的信，贴这些会让港大师生摸不著头脑。

    于是我只能先找打印店。问了附近图书馆，图书馆说非本校师生不能进，如果打印要去学生会那里或者到校外。然后我又找壹位学生问具体位置，她在手机地图上帮我找到壹家在般咸道附近的打印店。

     我在民主墙旁边的椅子上匆匆写了壹封《致港大诸位师生的公开信》，然后去打印店。我出港大几乎用了进港大的壹多半时间，顺著山路下到般咸道。

     我先问了般咸道那家打印店，竟然3港元壹张，多印不减价。我又走了很远（至少2公里山道），找到壹家便宜的（忘了名字，打印店门两侧是黄色贴纸或漆装饰）。然而这位50多岁的老板态度奇差，爱答不理，偶尔回话也跟吃了枪药似的没壹点好声气。我说能不能在电脑上修改下字体（手机有些格式在电脑上不匹配），他说“不行”。我想在电脑上改几句话，还是“不行，妳在电脑上改耽误事”。让我自己在手机上改，然后忙著和另壹个人说话去了。我在手机上改过后，又发他邮箱壹遍，他让我等著，让后来的壹个人先印壹堆文件。我大汗淋漓，拿著毛巾问他有没有水我擦下脸，凉快壹下。在山路上来回的奔跑，到店时不仅浑身是汗，热的脑子也都不清楚了。他说，“没有”……我只好壹边拿干毛巾擦汗，壹边问他字体是不是与我手里大陆印的壹致（因为发现香港字体与大陆格式不同，我怕字大了或小了难看，我在大陆印的那个字号和字体恰好），他说“我没空看，反正就这样，妳印不印”，我让他各印壹份，心想剩余几份去其他地方印算了。印出来我给钱之后，终于如释重负的离开了。

    现在回忆在立法会和这店里的经历，我脑子里冒出来鲁迅小说《非攻》结尾的壹段话。

    那段话的原文是这样的：

    “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壹则力乏，二则脚痛，三则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来时更晦气：壹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著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壹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墨子来往宋楚，解灭国之忧；我奔波陆港，为反校园暴力。我虽然在身份和成果上与墨子有天壤之别，但被基层吏卒和庶民折腾方面，简直是同病相怜了。虽然这些人也有孩子，而且大多没条件当校霸的吧（校园暴力加害者大多有钱有势，至少带头欺凌者如此）。此前，我在旺角的住处附近问哪里有打印店，不知是语言不通，还是别的原因，壹位卖药的年长女店主（也可能是店员）也是对我壹脸鄙夷，皱眉撇嘴的说“香港没有这个东西”。我拿出壹张纸比划、解释，她也还是摇头、嫌恶的看著我，然后我就走了。我也不知道她是真没听懂我的普通话，还是因为往是大陆人或别的原因歧视？经历这些，我也更能理解为什么许多人没有公益心、不愿做好事了。从上流社会到平民大众，歧视、冷漠无处不在，如无形的荆棘与围墙遍布大地，让前进者受伤、气馁。当然，后来我遭遇了更惨的创痛，不是这种程度的形容了。

    我沿般咸道摸索著往回走，在港大东门附近，找到了另壹家打印店，是叫“快易印”什么的。店面非常狭窄，昏暗的灯光下，印刷设备、柜台和另壹面墙之间只能容壹人勉强通过，香港的寸土寸金果然处处都有体现。老板是个年轻人，他的五六岁的孩子和他在壹起。我问了问价钱还合理，多印便宜，就将材料都印了两份，还彩印了两份《熔炉》剧照、两份我的EMS邮递单集合图片。在电脑上修改了字体字号。他普通话很糟，我说的话他也听不太懂，但他孩子却完全听得懂我说的普通话，说起普通话也基本上字正腔圆。看来，香港的“普教中”推广迅猛，成效显著。印完后只花了20多元港币，我道谢后离开。

     终于回到了民主墙。此时的民主墙上，大多数区域已经被张贴上东西了。占据民主墙的主要是三幅标语（因我还保留著当时拍的照，所以内容都能查到）：“声援岳昕，北大打压可耻，中华人民共和国壹切权利属于人民”；“捍卫百分百言论自由，香港有（应为“是”）自由讨论港”；“5月9日启吾辈，民主固存，#GE14#马来西亚”。都是壹张A2或A4纸壹个字，贴占了民主墙四分之三的区域。民主墙最左侧有著类似于“使用说明”的文件，上面写著不允许贴人身攻击性内容、正常情况下贴的东西保留七天、只允许用大头针固定纸张而不许用胶水之类……等说明。

    我看到民主墙左侧还有壹块空白，就推开玻璃窗开始张贴。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张贴《致港大诸位师生的公开信》、《致香港各位社会活动人士的请愿书》、《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以及《熔炉》中那句经典台词“我们壹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不让世界改变我们”的剧照、我在大陆发送EMS的邮递单图片。

    致港大师生的信内容是这样的：

    “我是壹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校园暴力受害者（也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当过许多次旁观者，在反抗校园暴力的过程中也给壹些人带来过麻烦甚至伤害），因此现在我写了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并发送给新闻媒体、知名学者、政府机构、社会活动人士，希望能够为社会关注和解决校园暴力、网络暴力以及其他教育问题、青少年成长问题提供壹种参考。我不仅是为了自己，也希望能够帮助比我更悲惨的受校园暴力伤害的孩子们。

     港大民主墙全港闻名，是关于各种政治、社会议题观点争论的平台。我所贴的请愿信与建议书，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校园暴力也算是很值得关注和讨论的社会议题吧。我对民主墙张贴内容的要求不太了解，如有有违规定的行为，在此提前表示歉意，也希望观看我张贴的书信的老师与同学们指出。

    我的建议有许多不成熟之处，如有异见欢迎反驳与辩论。其实，防治校园暴力，正如我的建议书所说，需要集思广益，需要社会各界尤其高校师生的参与。只有不同意见的争鸣，才能更全面的揭示校园暴力问题的复杂性，为解决问题提供更完善的方案。此外，港大及其他高校的每位学生、老师都可以讲述、分析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者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各种校园暴力，尤其较严重的、如给受害者带来严重的、持久性伤害的案例，通过将这些实例和理论相结合，理解校园暴力受害者遭遇到多么大的苦难，和校园暴力受害者有真正的共情、对受害者有更多同情，为研究和参与防治校园暴力提供条件和动机。我希望港大做出更多关于校园暴力的研究成果，继而呼吁全社会关注和解决校园暴力，让孩子们都安全、自由、有尊严、平等、不受欺凌的度过青春期。

    至于其他的，都写在建议书与其他我张贴的信件中了。建议书内容较长，请谅解。如果内容太简略，就很难系统、完整的表达我的建议的具体内容、可行性。

    谢谢妳们，也谢谢港大提供这样壹个平台，让人们通过自由的表达、思想的争鸣，促进社会的进步。

（若妳们认为与民主墙要求内容无关，可撕掉，谢谢）”

    然后我又在信末尾签上名字（应该签了名字，我记不太准了）（傍晚又补写上时间）。

    我把书信用大头针壹张张的固定在民主墙上，很快就占满了这片原本空白的区域。还剩余四五张，怎么见空塞纸都贴不下了。因为贴的建议书内容前后相连，如果贴到民主墙另壹侧空白处，就把想表达的东西搞乱了，也不方便学生、教职工和游客看。因此我干脆把剩余几张半折叠的放在民主墙和玻璃窗之间底座的缝隙，然后拉上玻璃窗。就这样，紧凑著贴完了三封书信和两张图片。

    在我张贴时，就有几个学生和游客走过来看，我就很兴奋的向他们介绍我的情况，以及贴的东西内容、意义，并希望他们关注校园暴力问题，他们纷纷点头称是，有位阿姨说：“校园暴力确实是很重要的事”；壹位男学生问我家乡是哪里，怎么来到这之类，我壹壹回答。看到他们关注，我非常欣慰。

    贴完之后，我就坐在民主墙右边的椅子上，壹边喝水壹边看民主墙，时不时走到我张贴书信那片墙的前面反复看自己的“作品”，来回踱步，内心既激动又忐忑，期待著更多人看到我的呼吁信件。我坐了几乎壹下午，也就有约百多人经过，只有五六十人驻足看了我张贴的信件，有几个人对著我的材料拍了照。我问了附近坐著的港大学生，才知道港大已经放假了。虽然比较失望，错过了人流较多的没放假时间，但有不少人看，也不错了。每当有人驻足观看我写的信件时，我都激动不已。我想，在这座世界知名学府民主墙张贴防治校园暴力的呼吁和建议书，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事，是进壹步行动的试水与前哨。

    激动了很长时间，我的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这时已经是傍晚了。我突然想到，刚才在看民主墙“使用说明”时看到说民主墙归港大学生会管理，而我贴的因与政治无关，会不会在我离开之后被撕掉？虽然我在张贴的信中说不符合就会被撕，但如果真的很快被撕掉，那我的张贴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我决定去学生会问问，如果会被撕，我就请求能不能通融壹下保护我贴的东西。

    经过壹进壹出再壹进，我对港大校园已经相对熟悉了。我很容易就找到学生会大楼，看到玻璃窗里有壹位学生模样的男生在值班。我道明来意，并把复印的与在民主墙张贴内容完全相同的书信给了他看。他认真翻看后说我的这些都是挺好的，也没有什么极端的或敏感的言论，不会被撕；如果七天后没有人在那块区域贴新的东西，我的还可以继续保留。我欣喜不已，心中那份担忧也放了下来。他还给了我壹个邮箱，好像是用来申请延长张贴时间的联系方式？我忘了它的用途。

    这时他又仔细翻了翻我写的关于校园暴力建议书和请愿信，想了壹下，很热心的给了我壹个建议。他拿出壹份杂志递给我，告诉我：“港大学生会有壹个刊物《学苑》，妳可以去试试找找他们能不能发表（我的书信）”。《学苑》杂志我是听说过的，它因被梁振英批评有“港独”倾向而声名大噪。我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我最缺的就是舆论的关注，如果我的个人经历和呼吁建议等书信能发表在港大刊物上，当然是极好的事情。他把那份《学苑》杂志送给了我，告诉我杂志办公室在太古楼，可以明天上午去。我道谢后告辞离开。

   让我感到暖心的是，整个交谈过程中，这位男生非常诚恳和热情。我在香港遇到的青年学生和年轻警察，基本都是很善良热心的。

    我决定立即就去看看。这时已是晚上8点左右，港大校园很昏暗。我在大陆许多高校拜访学者或旅行时，即便晚上9点，也灯火通明。这是说明香港高校更爱惜电力呢？还是基础设施落后的又壹次体现呢？或者只是因为放假所以关了灯？见仁见智吧。

    壹路问路来到太古楼。我到了《学苑》杂志办公室门口，看到大门紧闭，门上贴有“香港独立”的字样。我心里壹沉。虽然我知道《学苑》的“港独”风波，但我认为那是梁振英的挑拨和夸大。当我真正看到这个标语时，内心是不舒服的。我的政治倾向前面请愿信中已经提到，是传统泛民的政治倾向，支持国家统壹，有大中华情结，也就是本土派港人说的所谓“左胶”。我对港独壹向反感，虽然后来我对他们中的部分人有些同情，但同情的是个人，对港独价值观还是反感的。而且主张港独的，大多对中国大陆人权漠不关心，甚至对大陆人有偏见和歧视（当然，对这些歧视，大陆人也要承担部分责任），我获得帮助的成功几率很小。所以此次香港之行，我只找了传统泛民，没有找任何本土派、自决派和港独派（建制派更不用说了）。来到《学苑》杂志办公室，也是那位男生的建议。看到这“香港独立”的标语，我求助他们发表文章的心就凉了半截。不过后来我还是来了几次，也很想和他/她们当面对话，探讨壹下香港及陆港之间的各种问题，顺便也讲壹下我的事情。但可惜的是，每次都是大门紧闭，可能是因为已经放假了吧。

    不过来太古楼有壹个收获，就是发现了壹个很好的餐厅。我当晚就是在那吃的饭，壹份牛肉饭加红豆冰，30多港元，非常好吃，尤其是红豆冰凉爽解渴。后来我又来了几次港大，都是在这吃的饭。

    吃完饭离开后，我想到中联办距此不远，决定看看夜间的中联办，万壹有意外收获呢。此前我在端传媒上读到有反人大释法游行就是大半夜进行，中联办为终点。我希望遇到个热闹的游行之夜，但路上行人稀少，走了半个小时后到了。晚上的中联办门口也是没什么人，更没抗议者。然后我就坐巴士返回旺角了。

    港大之行相对成功，甚至让我短暂忘却了烦恼。不过当我回到旺角的旅馆，支付200元住宿费时，我的脑子壹下子清醒了，清醒的感到脑子又浑浑噩噩了，思绪也弹回到绝望的现实中。

   （十）与职工盟林祖明先生交谈、造访社会民主连线试图拜访梁国雄先生未果

    我31日赴港大之前，就又去了壹趟职工盟。我到了之后，就提到上次约定的会见。壹位上次见过面的女士要我等下，进到里屋和另壹位工作人员耳语起来。我就把头扭开看屋内的陈设，心里想著，我执著于面谈，但可能人家根本没放在心上，并没安排见面，也没想到我今天又来。而对我来说，能否会面非常重要。就那时的情形看，除了职工盟，恐怕没组织可以帮我，如民主党、张超雄和朱凯迪议员办公室，都没有回复我的邮件。再没帮助，我很快就要躺大街上了。但他们似乎并不了解我处的绝境，更无法体会到我从陆到港求助不断遭拒的痛苦心境。

    看著厅堂内朴素的陈设环境，各种工运和活动宣传海报，默默忙碌的职员，我也在想，机构是好机构，职工盟确实是挚诚的为工人服务，但因我是大陆人，也不是工人，却遗憾的难以得到协助。

    过了壹会那位女士出来了，给我壹张纸，上面写著周五（6月1日，也就是第二天）上午11:00见面。我就道谢告辞离开去港大了。

    6月1日上午，我照约定来到职工盟。稍等之后，我在壹个类似会客室的房间见到了林祖明先生。

    林先生30多岁，壹米七左右的身高，说著壹口带香港口音的普通话，也和他的身份契合--负责联络大陆人士、处理涉陆事务的职工盟香港籍干事。我进来之后，他与我握手寒暄，面对面坐下。在连续遭遇挫折后，我把希望都寄托在职工盟的帮助上了。因此我很著急的把材料递给他，然后开始讲我的情况。

（以下是当时对话大致意思，并非壹字不差，部分对话记录是将口语意思“翻译”为书面语。另外，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部分对话不便透露，毕竟他们在香港，在中共统治区域）

我：“我的情况（材料）您看过了吗？”我很希望他清楚的明白我的事情严重性。我说话很客气谨慎。

林：“前天（职工盟职员）告诉我妳来这边，当时我在生病，去医院了。我昨天晚上，啊，我呢……和支联会的冯爱玲女士通话聊了半个小时，听她说了妳（我的情况）”，林先生告诉了我他和冯女士认识，似乎还很熟。林先生说话较慢，很清晰。

我：“您和冯女士认识，很熟悉吗？”我很有些意外。

林：“我们认识啊，职工盟和支联会是兄弟组织（或者说的是“友好机构”？反正大概这意思吧）……有很多合作”，这壹点我倒是早就知道，所以也就马上理解他和冯女士为何如此熟识，这不是巧合，是我找的机构属于香港同壹政治支系（也就是壹个圈子）。

我：“那妳看我这个情况……”我很想知道他如何对待我的求助。

林：“（看著材料）我听她讲啊，妳经历的主要是校园暴力，还有……网络暴力，……，是这样吧？”，看来林先生只是了解了个大概。

我：“是的，我从上初中就是……”，我又把告诉冯爱玲女士的以及信件中的重复了壹遍。

林：“妳是在上大学还是高中，现在是什么状况？”没有直接接触，就很难了解清楚这些。

我：“我已经退学了，还在尝试高考，但是，校园暴力伤害很大，生活就被……摧毁了，我有严重的抑郁症，没办法正常学习……”，我又重复著。

林：“这个职工盟呢，妳知道，它主要是关注工运的，像……，……，学生方面……”林先生提到了职工盟主要关注工运，但是学生这方面就没什么参与。

我：“我知道，我很清楚，我就是因为校园暴力，啊，这个缺失，得不到应该的关注，没专门的组织，所以我就是希望在香港建立壹个这样的（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组织。现在香港有其他关注学生方面的机构吗”，我最大的期望就是建立防治校园暴力的专业性组织。把校园暴力受害者组织起来、和社会主流连接起来。

林：“关于校园暴力这方面的（组织、机构），香港也没有”，证实了我的了解。

我：“那现在职工盟有条件有人力抽调出来去运作（校园暴力问题）吗？”我现在想起这句话觉得很幼稚。

林：“这个很难，职工盟现在人力物力也都有限”

我：“妳们能不能联系其他组织和社运人士帮我”，然后我指著那封求助信说，信中包括何俊仁、李卓人、冯检基、梁国雄等人。

林：“过几天我看看，现在支联会那边主席就是何俊仁嘛”

我：“我现在还需要媒体关注，香港这边媒体您有熟人吗？”此前我发给过香港媒体邮件，他们都没回复采访事宜，还是要通过熟人途径。

林：“媒体的话，就需要先找几个那边的熟人，然后看看材料，如果有新闻价值的话呢，就做采访。采访壹般是开发布会，来好几家媒体……不过如果只有壹两家媒体或者没有人来，就不好了”

我：“这需要多长时间联系？”我是想最好几日内就能联络的。

林：“估计壹个月吧”，听到后，我心壹下子沉到底。

我：“可是我只能在这七天，不能现在联系吗？”我肯定没条件呆壹个月啊。

林：“这个需要很多工作、沟通，不可能那么快的”

我：“……我这个签证能不能延长，6月4日就到期了”，我沉默了壹会才说。

林：“这个不能延长，壹般除非是工作啊，需要开证明”

我：“妳们能不能开壹个，就以学术交流这些（名义）？”现在想来肯定是不适宜的请求，但那时我不能回大陆，前面已经都提及过了。

林：“这个不行的”

我：“那我怎么办？”

林：“这次妳就先回去吧”

我：“我还想要游行、请愿这些，例如去中联办……”

林：“过几天就是6.4，还有6月6日湖南工运人士李旺阳的纪念日，日子很敏感，如果妳现在在这（参加），回去之后会很麻烦。例如……”，林先生很好心的劝我不要在敏感日期引起中共注意。

我：“李旺阳，啊，我知道他的，我不想回去，我是想政治避难，去第三国，例如我找国际特赦组织了……”

林：（我忘了他怎么回答了，大概意思和冯女士说的壹样，是不能避难吧）

……

    因为谈话已过了很久，我所记得的大概就这些，还是意译。

    谈完后，我说怎么与他联络，他把邮箱写给了我。后来我说用WhatsApp短讯更便捷，林先生想了下就写给了我他的手机号。然后，他又复印了我的材料，也帮我印了几份。我就道谢告辞离开了。

    这次谈话虽然形式上比较友好，但就实际意义看，是很不理想的。前面已说过，相对于其他政党或组织，职工盟是最可能也最有条件帮助我的。因为职工盟深植于基层，服务工人和职员，扶弱济困，行动力强，有帮扶能力，社运经验丰富，我的情况相对比较符合他们帮助对象的特点。但林先生在谈话中，字里行间都透露著无能为力的意思。虽然没有彻底拒绝，但即便要等待壹个月就有好结果，我也没钱撑著等啊。如果连职工盟都帮不了我，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帮助可能就更为渺茫了。（根据后来的情况，以及对港媒及香港社会更多的了解、接触，即便林先生和职工盟愿意帮我，也不见得会有记者来关心我壹个大陆高中生的事。我即便真等壹个月，最终九成九也会不了了之）

    我决定抓紧时间，再求助壹个机构。我想到还没去梁国雄先生所在的社会民主连线，决定立即就去。

    关于梁国雄先生，我算是比较了解的。他与李卓人、刘千石壹样，都是香港为数不多关心基层工人和弱势群体苦难的社运领袖、民意代言人。但相对于李刘二人，他更具草根情结、极富战斗精神。他也是香港知名政治人物中，唯壹壹个旗帜鲜明信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无论在立法会，还是街头，梁先生总是倾尽心力为底层人民呐喊、与权贵抗争。他的行动力在港无人可比，发起和参与示威游行不计其数，中联办前常有他的身影，立法会上也总是为民请命。他几十年如壹日，嫉恶如仇，宁肯坐牢也不屈服，在香港这片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城堡中坚守著平等、正义、扶弱济贫等社会主义理念。梁先生不仅爱香港，也爱著中国人民。纪念六四、声援高智晟、纪念刘晓波和呼吁释放刘霞、为709律师奔走呼号……他从不缺席，且往往冲在最前线。我相信，他如果倾听了我的诉说，了解到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所遭受的欺凌、伤害、痛苦之严重，壹定会仗义执言，为劈荆斩棘开辟防治校园暴力之路提供帮助。他当时虽因宣誓风波被剥夺议员资格，但丝毫无损他的影响力。相反，宣誓时高喊“平反六四”，正彰显了他坚持正义、不畏强权的优秀品格。因此，我找社民连，主要是为了见梁国雄。

    当我来到社民连所在的泰昌工厂大厦，看到四周都是货柜车，以及稀稀落落忙碌的工人。而地图上显示的四周建筑，大多都是工厂、货仓之类。社民连设在这里（而非像其他政党办公地都在商业区写字楼），正显示了它亲近基层劳工的本色。我问值班保安社民连是否在这里，他说是的，但是很可能没有人在。我到了楼上，看到社民连办公室果然锁著门。我问隔壁壹个办公室窗口里的女职员，她也听不懂普通话，于是我不再问，在求助信上写了姓名和联系方式，从社民连办公室门下的空隙塞了进去。而此后，也并没有回音。

   （十壹）壹段插曲及关于中国女权问题、网络暴力问题的感想与评述；去圣德肋撒医院、再访港大

    我返回住处后，焦虑不已。晚饭没吃，也睡不著觉，哪怕白天奔波很困。

    我现在写回忆时，是平心静气讲那段经历，无法完全代入当时的心理状态，因此对那时的心境很难原封不动的复述。简单说就是，时而空虚的什么都不想，只感到空调的凉爽；时而又焦虑于没钱吃住下去（没钱活下去是当时我最迫在眉睫的事）；想到维权失败，愤怒的已经怒不起来，好像麻木了；却不时又回忆起校园暴力的情景，对不能惩罚和曝光他们而不甘心，心中惊悸，皮层下神经似在抖动般（类似电流穿过身体）。我抑郁症发作的比较严重时就会这样，以前在遭遇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和维权挫折时，也不时的有这种状况。

    像精神上打了壹场内战，身体躺在床上看著很安静，心理上却被折磨著。晕乎了好长时间后，我觉得这种精神状态下去不行，说不定很快就崩溃了。我决定找医生开点药，看看香港有无更好的治疗抑郁症的方式。（我那时还天真的以为，有可能得到香港医疗机构的免费医疗支持。我到香港目的之壹就是治疗抑郁症（当然后来在精神病房的遭遇，经历了壹些医疗程序，反让我抑郁症加剧，更添惊恐和麻木，经过了几个月才从惊悸中回复））

    我勉强从床上爬起来，强打精神下了楼，找老板问附近有没有大医院。老板说有壹个法国医院，正式名称是圣德肋撒医院。

    我晚上在7-11便利店买了烧鸡和面包，返回旅馆吃了。然后我就看推特。在港期间，我多次用推特和大陆维权人士联络，如壹位居住在安徽合肥的残疾人维权者。此外，我也将个人维权的过程，包括在港部分维权经历发到推特上。但因我上推特比较晚，发的消息少，并没多少人关注。

    说到这里还有壹个插曲。这段插曲和我在网上的壹段经历有关，我有必要大致写出来。

    在港维权期间，推特上壹位叫“雪夜曼陀罗”的台湾女生，很关注我的境遇，对我很同情，建议我找壹位叫“爪姐”的香港推友，她好像是女权人士、社运人士。但此人（常用昵称“三爪”）我在微博上曾经接触过（明显与推特上为同壹人），印象不好。（当时为避免被我举报的人人肉和追踪，用的是尽可能不暴露个人信息的小号“远海明灯”、“冰山上的猫咪”）

     第壹，我数月前曾经发私信问过她壹句如何在港申请非政治性难民庇护问题，她并没回应。我当时维权连续受挫，所以很焦虑，看显示她读了就追问了壹下怎么没回复，她就摆出壹副傲慢的姿态，大概意思是说，她帮助过壹些大陆人，但是什么时候帮助是否帮助是她的自由之类，应该是嫌我催她壹次就打扰她了。还说别的什么没有我就记不清了。此后也没再回复我的问题。当然她是否帮我的确是她的自由，我完全尊重，所以我自然不再次求助她。

    第二，我曾经和她在壹些公共议题上做过简短的探讨，发现她心肠不坏（或者某些方面可以说很好），但知识水平有限，思想狭隘，评论往往有失偏颇。例如她批判中共统治后，香港政府就变得亲商亲权贵，我说从港英时就是了，中共是延续港英的经济模式和分配政策。她反驳说港英时期殖民政府是抑制富商的，这明显不符合事实。我就找出端传媒的文章截图反驳，她就说“反正就是那样”……之类的。此外，关于大陆安检问题等各种话题，她都批判错位。壹个搞人权和社运的港人不了解香港政治常识，也缺乏对大陆社会问题基本的判断力。与缺乏常识和判断力的人说话，往往非常麻烦，也不利于解决我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算了吧。

    不过这都是次要的事，也不是我想讲的重点。

    第三，则是壹些很值得提及的事。我曾经和包括她在内的壹些陆港台女权人士活跃的微博圈子接触过（2017年底至2018年那维权的最后几个月，我偶尔上微博看新闻、求助和参与讨论。次数很少，但还是看到了壹些人事），在推特上也争执过壹次，对这个圈子印象很差。

    这圈子有几大问题（至少其中壹部分是这样，当然整个女权圈子是庞大而复杂的，人上壹百形形色色，不能对所有人壹概而论，但以下这些问题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普遍）：

    1.拉帮结派，屁股决定脑袋，不仅对外撕斗，女权圈内部也跟文革红卫兵壹样，总要分成两派甚至多派，不讲道理只凭声高话恶人数多寡的互撕，至少我亲眼看见过壹次两波人互撕与围攻，只不过无法像红卫兵那样动武罢了。壹个人瞎胡闹没事，壹群人就能产生巨大负面影响；例如我说了壹些对事不对人的评论，帮巫山童养媳事件当事人马泮艳争辩了几句，就被卷入两波女权分子的是非漩涡之中，自拔不得（非要把妳卷进去），我再礼貌的感谢、为无意加入壹方而道歉，都得不到善意回应，反而被攻击谩骂，受了不少气。而我因受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对拉帮结派深恶痛绝，既反感别人合伙找事，更拒斥自己变成某些团伙的成员帮他们欺负其他人，也不想被人当枪使。（当然，她们其中壹些人不承认拉帮结派。但是好几个人明里暗里呼应，帮腔和站队，不算拉帮结派？那什么算？当然，她们相互联系的程度肯定比不上许多网络圈子的男性流氓恶霸，但说她们拉帮结派我认为也没错）

    2.不容异见和批评，而且公然反对理性客观中立，只能顺著说，只要提出不同意见，哪怕妳非常和气，毫无冒犯之辞，都会扣妳“男权（分子）”、“直男癌”、“圣吊”、“大傻X”等各种帽子，而且不跟妳正经辩论，而是各种挖苦讽刺，壹群人阴阳怪气的嘲讽。如壹个叫“心血来桥”的女权分子，就是特典型壹个例子。她的壹些朋友也喜附和她，和她壹起明里暗里讥讽他人。而我在推特上评论说“许多残疾人生不如死，有时候活著还不如死了，可以少受很多罪”之类，主张残疾人有有尊严的结束生命的权利，以及客观陈述残疾人活著有多么悲惨、受到多少歧视和欺凌，就被她们完全曲解成歧视残疾人、要残疾人去死，然后结伙围攻……无论后面我说了多少论证，并说若有冒犯表示道歉（虽然我并没错，但我愿意为那个残疾人感觉被冒犯而道歉）她们就是不理解（辩论过程在推特上有记录），骂完人辩不过就拉黑。这些人既蠢又没有同理心，缺乏对残疾人问题复杂现实的认知。我在自己的自述里多次提及维护残疾人在内弱势群体权利的重要性，并在防治校园暴力的文章和建议书中提及保护有残疾的未成年人的具体方案。如果严重的抑郁症也算残疾，我也算残疾人。如果说我不能对残疾人感同身受、同情残疾人，那这个世界上就没几个人算得上同情残疾人的了。

    3.女权主义者对女权问题的关注偏离重点，既极端又不坚定。例如过于强调性别偏见等争议议题且日趋教条化、贵族化，而对更急迫、更有社会共识的女权议题缺乏投入和实践。如中国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问题（及中国农村女性极高的自杀率问题）始终非常严重，而建立健全反家暴法律法规和监督其执行、建立包括切实有效的庇护机制在内的妇女人身保护体系等问题，以及确保离婚权和人身保护令的切实执行，就是当务之急；而在反性骚扰方面，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和公民互助保障女性有条件有勇气反抗性骚扰、性侵犯（而不是像现在普遍沉默、担心被打击报复和污名化），同样是值得女权主义者研究和推动的；女性在职场遭受的各种歧视性对待，也应是女权反抗的重要方向；女性由于不同于男性的各种生理特征，在工作中面临诸多不便，因此产生了改善工作环境的需求（如哺乳问题，就需要公司有哺乳间）。推动对女性友好的工作环境的构建，无疑需要女权人士的鼓与呼；而落后地区女性在受教育权方面的面临的各种挑战，更是需要维护女权力量积极介入的。此外，女性之间的团结互助，建立以反家暴、反性骚扰等为目的的互助组织，相互之间提供紧急而关键的救助（如临时的人身保护、居所提供、传递求救信息），也是很必要且有条件做到的。总之，女权主义者应该在关于女性基本的安全、生存、发展的问题上竭尽全力；把追求男女公民均应享有的、易达成共识的基本人权作为主要面向；把保护底层、残疾等弱势女性基本尊严和权利作为女权运动的重点目标；把追求的女性权益具体化明晰化作为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关键；将身体力行从自己做起作为基础运动方式。

    但现实中，大多中国女权主义者恰恰在走相反的路径。壹方面，她们不愿意行动起来，对于亟待解决的侵犯女性权利的问题没有充分的关注，更没有实际的参与推动解决，即便在宣传和口头呼吁上也没有尽力而为，不够投入、缺乏坚持；另壹方面，她们却又把女权理论教条化极端化，将大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大而化之和极端的观点与言论的争执上，为了几句话几条新闻骂的不可开交。这和“小粉红”每天执著于民族主义狂热而无脑爱国，却对国民的民权民生视而不见壹样，既愚蠢又冷血。女权分子即便不用像我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这样投入全部身心（更不用像我这样割腕流血），也至少要拿出收入的千分之壹、付出时间和精力的百分之壹，去为维护女性权利做些实事吧？但她们没有。这称得上是“女权主义者”吗？

    更荒谬的是，哪怕他人同意大多数捍卫女权的主张，只要不同意她们的壹部分观点，或者不够激烈，就会被打成“直男癌”、“男权分子”，然后划清界限口诛笔伐。女权圈子内部也会因为壹些分歧互相攻击诋毁，闹得不可开交，给对方扣上“伪女权”、“吊癌”之类帽子。这与反右和文革中将壹些人的异见言论无限上纲上线，打成“特务”、“反革命”在逻辑上如出壹辙，只不过前者危害很轻，不至于给“批斗”对象带来多大实际伤害。女权的这种极端化倾向，不仅不能推动社会对女权问题的关注和妇女权利的保护，反而导致了大众对女权的疏远、抵触、拒斥，使得女权主义者日益孤立与封闭。这用中共的壹个术语评价，就是“脱离群众”，无源之水怎能波涛滚滚？无根之木又如何枝繁叶茂呢？

     此外，还有女权日益贵族化的问题。女性中权利受侵害最严重、处于水深火热境地、最急需救助的，无疑以农村和落后地区女性、城乡底层女性为主，但是她们恰恰是女权主义者实际上相对最为忽视、受女权运动影响最为微弱的群体（这与印度部分地区底层女权运动的如火如荼对比鲜明、可悲）。就像我在推特上讲过，略作删修复制于此：“从豪门到平民家庭，尤其底层，数百万计的女性遭受著严酷的家庭暴力，每年大约30万妇女自杀……而公知圈媒体圈的女性，控诉在酒局上、办公室被性骚扰……后者当然有权利控诉。但和那些受家庭暴力而自杀却悄无声息的女性比，总觉得哪里不对。例如壹位知名的人权活动家、作者Z女士，在metoo运动中指控她曾经采访过的壹位男性作家，对她展示肩部的麻疹，以及疑似“拍了屁股”。且不说真假与缘由（即便Z女士的指控完全为真），这件事和神州大地比比皆是的将妻子打伤、长期虐待，女性却未得到任何保护、男人没受任何惩罚的案例相比，算得了什么？和几十万不堪凌辱自杀的妇女比呢？如果是壹位小城镇普通女孩，因为这点事控诉，会被人们看成什么？矫情？神经病？可这位知名女士的控诉，却得到广泛支持。……上流社会名媛的壹瞬触觉和视觉，比成千上万底层妇女的人生和生命都金贵。当然，我对这位女士无不敬之意，她也为中国人权贡献良多，她也完全有权利控诉。我只是陈述壹个事实。女权运动、metoo运动，都不应贵族化，不应演化为上流社会才能用的高级器皿。壹切不立足于广大人民利益的运动，是不能长久的，是无法扎根的。人民的苦难、百姓的生命，无论何时何地，都应高过上流和中产男女们的触觉、视觉。

     人人生而平等。”

     谁的命不是命啊。

    4.这批人中部分人人品不坏（较有影响力的，人品不坏的居多，还要顾忌影响；普通博主，那就脏话和挖苦、极端更甚，毕竟匿名生物更没顾忌），甚至在壹些事上很有正义感，但往往思想偏狭、知识水平低、分辨是非能力差、批评有余（且往往批评不到点子上，谬误百出）建设不足、视野狭窄、评人论事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缺乏对人与事复杂性的认知能力、讲问题只讲壹面理、缺乏自省和同理心、辩论时不断偷换概念和歪曲他人语意、脏话连篇……言论风格很像川粉（即特朗普的支持者）和红卫兵，壹副文革做派，典型的民粹作风。甚至还有个别人猥琐、阴损，心机很深，颇有坑人技巧。例如壹位台湾的女权社运者（她声称是台湾女权活动家苗博雅的“迷妹”，还听过社运学者范云的课），在壹次关于马泮艳女士事情的微博辩论中，在评论区主动要私信我，然后我就跟她私信交谈。上午说话好好的，下午就突然和我翻脸，跟她壹群朋友诬陷我私信“骚扰”她，然后谩骂我和马泮艳。后来我贴出她主动联系我的截图，这位又改口狡辩，最后因为各种原因注销账号跑了（这个事我以后必要的话会专门写文，作为网络冲突的壹个案例评析）。她/他们的网上言行，与她们反对的男权分子、政府、社达，形异实近，只不过是处于较弱势壹方、没有实际为恶能力罢了。（这次及之后接触的壹些港台看似进步、关心人权的人士，越发让我大跌眼镜，连范云、苗博雅的粉丝都这样素质）

    壹方面，她们相对于那些五毛、社达、川粉、男权主义者，各种极右派，各种歧视与欺凌弱势群体的恶人比，相对没那么野蛮、暴力、阴毒、肮脏、无耻。女权圈子在互联网各种圈子里，肯定算不上最糟的（甚至不见得低于全体中国互联网网民、所有圈子的平均水平。  后来我看到推特中文圈同样甚至更糟糕、恶毒。

    例如我流亡海外后在推特等处接触的壹些自称是进步人士（如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不少圈子推主（普遍是动漫之类花里胡哨的头像，应该基本都是日本动漫之类的吧））的推特用户同样素质低下、思想偏激、手段恶毒，普遍是逆向民族主义者，满嘴“支那”不离口（其中有些极端亲日，虽然五毛乱用“精日”、“日杂”之类词汇党同伐异（例如前面提到的董佳博居然污蔑我壹个坚决反日的是“日杂美分”）但的确有的真正极端亲日的挖了其祖坟都不解恨，壹群汉奸、二鬼子），动不动“恶俗出道”（然而他/她们却匿名猥琐的不敢显真身）、P图恶搞与霸凌、集体围攻、查他人甚至全家户籍和冒名造谣。而且这些人还反对自己的对头这么做，搞彻彻底底的双重标准。虽然他/她们的敌人如五毛也很恶毒，但他们的手段、对对方的伤害程度与对方具体个人的罪恶程度匹配吗？我和他们接触较少，但也清楚的看见了壹例他/她们对同为进步主义者两个人的恶毒围攻，且根本不必要。此外也断断续续、部分的（我没办法搞清所有前因后果）看到了这些人对其他人的不少类似的恶意攻击案例。在他/她们的言论和价值观中，我看到了蒯大富、宋彬彬、聂元梓的影子，当年红卫兵的幽灵就在这些东西身上若隐若现。只要有作恶的条件，他/她们就壹定会把恶发散出来（关于这些人的言行，我也都有相关截图和言论记录，在此不具体记述）。

    回到女权者的行为上，我当然知道男权分子的恶劣言辞和手段、中国网上和线下对女权普遍且强烈的恶意敌意，是她们选择以恶武装自己的原因之壹。女权等圈子的阴暗，和整个互联网互掐互斗互害的大环境密切相关，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换句话说，女权界的种种丑陋，也是中国恶劣的互联网生态的缩影和壹个例证。更远壹步说，中国女权界的低劣现状，和中国恶劣的体制、糟糕的教育密切相关。

    但是，她/他们既然站在进步阵营，就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更多的自省自律，至少得有基本的是非观，而不是为了屠龙，把自己也变成恶龙。品格低劣者，怎么配做女权分子、进步主义者？何况，即便以恶制恶，也要局限在必要范围内，把攻击重点对准大奸大恶之徒，节制使用激烈手段，不需把自己也变成恶人，也不应对所有异见者都用恶毒言辞攻击（事实上恰恰有相反的表现：她们面对壹些对女权主义、女权主义者言辞和行为非常恶毒的人（例如“肉唐僧（徐志戎）”、“二逼瓦西里（邱欣宇）”、“吐槽鬼（真名暂时未知）”、“壹个有点理想的记者（张洋）”等），恰恰反击力度不足，攻击并不剧烈。当然，这也是国人的通病：欺软怕硬，女权分子不例外不奇怪，这某种程度是“人之常情”。虽然她们抱起团，拿出内斗时的勇气和力量，是足以对这些恶人发起壹些激烈进攻的，甚至打击恶人的实际生活、线下利益（这在国内外已经很常见了），但她们却没有做，哪怕这些人作恶多端理应严惩）。如果自身的言行不检，也会给不怀好意的人污名化女权提供口实。不能正己，又何以正人呢？不得已犯错可以理解，故意为恶就不能原谅了。总之，提高道德修养和知识水平，尤其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对她们是当务之急。这不仅适用于女权主义者，也适用于壹切站在进步阵营中的人。进步人士，必须要对自己比对敌人的要求更严格、更加自律，不欺凌弱小、不片面极端。

    女权分子都这样吗？自然不是。也有很不错、虽有壹些缺点但人品格优良、知识水平较高的，不过凤毛麟角。例如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女权作家陈亚亚（她和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不好的女权分子还是朋友或关系很近、至少相互认识。不过并不奇怪，壹颗树上还既有好苹果，也有烂苹果呢，何况人）。她心地善良，看问题较客观理性，且不乏深刻，也比绝大多数女权人士更关心底层的苦难。虽然她在壹些事上也没有做到充分的公允，但在如今非常肮脏的舆论生态里已经不错了。此外，她个人性格比较直率，但本质善良，即便说话激烈些，也能看出是好意或出于激愤。

    我前面已经说了，女权圈子的人不能壹概而论，确实有许多在某些问题上出发点是好的的人。但是，在坏人作恶或采取不合适方式对待他人时，这些好人对朋友这么做并不及时制止而是放任与选择性沉默；而对与自己或自己朋友有矛盾的对头，不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反击，而是认可以暴制暴且超出必要限度的手段，没有采取持平和中立的态度。壹个人犯了错，而且壹而再再而三犯错，他/她的朋友就有必要去规劝；越是肮脏、混乱的环境，就越需要相对明事理的人去矫正。可她们并没这么做。所以这些比较好的人对女权圈子环境的恶化，也是有责任的。

    至于我惹上是非的过程中，我自己有没有什么不当行为，我觉得可能有以下几点别人认为不当的。其中有些上面已经提及过，为解释清楚，在此只好重复壹遍。

    1.在不认识的人微博下发表异见、提出批评，包括例如为温儒敏“歧视女生”辩护，说他的言论不是“性别偏见”只是陈述事实，就被“心血来桥”等人说是“好为人师”，然后被组团冷嘲热讽。我觉得发表不同意见，只要没有辱骂、嘲讽或人身攻击就可以，意见越是多元才越能互相理解。但是别人看来可能这是来“挑事”、“砸场子”，哪怕和和气气都会被认为别有用心。她们分不清嘲讽和提异见的差别。我当时莫名其妙，后来也就理解了，哪怕微博这种公共场合，有些人的评论区也只是为自己圈子里的人开放的，陌生人不能多嘴多舌，更不要说提出反对意见了。虽然很明显，提出意见肯定以批评为主，我不会吃饱撑的专门长篇大论到别人评论区赞同谁的意见。我认为这壹点从道理上我没什么错，但是可能不符合网络圈子潜规则，算我多嘴。（关于温儒敏的言论是不是“歧视女性”，我可以单独写评论论述，在此不详述）

    2.没有坚定站在她们其中壹方，而是试图客观中立，然后就被认为是挑拨矛盾。我想的是恰恰不能偏袒壹方，支持某壹方多了，必须再去讲另壹方的好处或批评赞扬过的壹方，以保持平衡（除非壹方特别正义、足够善良；另壹方特别坏劣、罪大恶极，才可以有鲜明的支持其中壹方的立场，而且也应该建基于理性判断与正义原则之上），这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她们却不能理解。这壹点我不认为自己有任何错误，相反我认为这非常必要，我壹定会坚持这种评论方式。

    3.有时候我说实话，例如上面提到的“中国残疾人普遍生不如死，死了反而少受许多罪”，是大实话，没有恶意，相反是想让她们明白中国残疾人处境的恶劣（讲了恶劣情况才有改善的动力和切入点），以及捍卫他们选择死亡以减少痛苦保持尊严的权利，结果被她们当成攻击残疾人。我觉得我没什么错，最多我的话措辞激烈了些，但是结合上下文及我说的事情本身，我都是陈述事实，是同情残疾人而不是歧视和攻击。在我自述和防治校园暴力的文章中，用了很大篇幅提及对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弱势学生保护的必要性及具体措施。

    4.在壹场关于马泮艳的争议事件中，我劝阻A方不要满嘴脏话，也不要拿我的事做攻击的借口，不要乱用我提供给她（圈子里绰号“北欧”）的私信，要把激烈手段局限在黑恶势力等那些罪大恶极的人身上，不要对普通人（前面说的那位台湾女生）那么激烈，也感谢了她前面的帮助。然而我感谢和规劝了好多次她不听，于是我为了表示中立和试图向B方去解释我的观点，把和A方的私信内容发给B方的壹个叫“徐铃铛”的人，以证明我是客观中立的，不同意污言秽语骂人。而且提前通知了A方的人（网名“王小能”），但是还是被认为是出卖A方。首先我本来就极反感拉帮结派，更不愿意被当枪使。第二我感谢和劝告了多次，A方不听，我只能这样做，哪怕两边都得罪，我也不愿意被壹方绑架成她们阵营的。我既然不属于某壹方，当然谈不上出卖。这件事我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不过，很久后我在微博又看到了壹个对马泮艳侮辱诽谤的人，而其语气、言辞内容，极像那位污蔑过我、但我感觉人不是特别差、曾经和我有过友好交流，所以为她说了公道话的女生。我如果知道她换了个号又来辱骂诽谤马泮艳，我当初不会给她求情。所以某种程度我也错了，而那些站在马泮艳这边对对方死打到底的人倒更适合整治这种人）

    5.我没有及时退出，被卷到她们的是非窝里不能自拔（虽然并不是我愿意卷进是非的）。我当时就应该不争辩早点离开，结果我想争辩出是非，反而越来越说不清。这件事我认为我的确大错特错了。对牛弹琴有毛的用，早剃头早凉快。（当然这也变相证明互联网“劣币驱逐良币”、理性客观不抵侮辱谩骂的现实）

    最后，我算不算女权主义者呢？这个不好定义，关于是否为女权主义者的判断标准本来就很混乱，我也不能确定自己算不算女权主义者。毫无疑问，我是支持女权的，我对于保护和发展合情合理的女性权利当然持支持态度。我自然也不是男权分子，不是“直男癌”。当然，我也反对极端女权主义，也认为当代中外女权运动的观念和实践存在诸多问题甚至错误。

    至于别的，我相信她们早晚会看到我这篇文章，也立马能对号入座，欢迎她们指出来我本文没提及的我的错误或者她们认为的我的“错误”，我会壹壹回应。

    关于如何界定是不是女权圈子的，我觉得有三个标准吧。1.她/他们是否自称女权主义者或积极支持女权；2.她们是否经常、持续性的参与女权议题讨论并为女性发声；3.她们是否参与女权为主旨的网络圈子且相互互动或者互闹频繁。

    以上全部三点均为“是”的，我认为就是女权圈子的人，但并不壹定是女性。

    在这个圈子里我看到的具体东西、和我有关的事情详情，写起来需要壹定时间和占用不少篇幅，与本文主题没多少关系，就以后再说吧。我会单独写壹篇文章讲这段事情。

    考虑到这些不好的情形，我当时就放弃了找“爪姐”以及她的那帮朋友帮助的建议（当然，就我的判断，即便我请求，她们也不会帮助我，根本不是壹路人（“壹路人”其实又如何呢？嘴上都讲的好听，现实中谁肯拉壹把？）。而我后来流亡出境，更看到这些人与我政治观点、价值观的巨大分歧，简直是政治上的对立面，她们又怎么可能帮我）。后来我才发现，那位帮我的台湾女生也有如上述的许多“女权人士”类似的毛病，然后争吵后互相拉黑了。她帮助我是真心的，而且还是我在艰难处境中为数很少和我保持联系的网友，但后来她壹系列错误言行也是事实。这件事在我推特上有记录，在此不记述。

    （这些事本身并不是什么大事，我也不会和其中还没有极糟极恶的“女权人士”计较（极糟极恶的女权圈子里还是非常少的，男性社达、有才无德的权贵和精英恶棍才远比这可怕。这些人有金钱、知识、人脉，甚至有些还有权势。他们不仅在言论上阴毒，更有实际作恶的能力），但是上述情形反映出的女权界乃至中国舆论圈的各种问题，却很值得分析思考。我写这些，也是希望人们了解女权界的壹隅，看到问题才能改变，否则女权运动至少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在中下层次会越发跑偏，最终必然不利于女权运动发展、不利于中国进步主义事业、不利于维护中国女性和更广大人民的利益）

     （当然，我综合前前后后看到各种圈子的事情，无论是中外媒体对体制内黑暗的揭露、间接听闻到的权贵的嚣张、直接看到的互联网上各种社达、极右、川粉，乃至自由派、民运人士的各种黑暗面，其实女权圈子这点事真的是“小黑见大黑”、“轻脏比极脏”了。）

    看了推特和壹些新闻后，壹天的疲惫涌上头。抑郁严重发作那个劲过去，就平静许多了。我虽然睡眠质量不好，例如容易做噩梦，或者拖延症下入睡时间点会不断延后，但还是能睡著的，失眠并不严重。就这样，不知是几点，我就睡著了。

    第二天我起的很晚，快到中午才出门，乘公交去圣德肋撒医院。

    医院位于壹段很偏僻的道路附近。当时行走匆忙，没注意过道有什么值得壹说的东西，不过感觉比大陆医院安静、装潢更好、人也较少。

    我壹路到了服务台，问壹位接待的工作人员。因不懂普通话，他拿出纸笔，我们通过文字书写来交流。我问他门诊有没有心理医生，我有抑郁症需要治疗。他好像不清楚，又叫来旁边壹位女士。那位女士说周壹才有。我问能否使用大陆医保或申请费用减免，她说不可以。我道谢离开，坐到沙发上休息。谈话中，这位女士的语言和表情，跟我听闻过的那种大陆医院基层老员工倒很神似，我也曾亲眼见识过，接触过的应该都有体会。香港和大陆有许多相像的地方，这又是壹个例子。

    钱这个东西，真是到哪里都需要。当时我的钱越来越少，我父亲寄的已经没我花销的多了。如果再看医生，估计又壹大笔开支，至少也几百港币。她说不能减免费用，我也就打消了求医的念头。

    说到求医，我在香港还发现壹个现象，就是中医诊所很多，闹市区几乎每条街道都能看到，可以说和香港的银行壹样密集。此前两天感冒拉肚子，旅馆老板也是给了我壹管中药。她当然是好心，很善良热心，我也表达了感谢。不过我壹直对中医中药不信任。香港的中医这么兴盛，也说明这个国际大都市，封建残余依旧根深蒂固。在某些领域，香港比大陆有更多传统文化的烙印。

    坐了壹会，我决定去香港大学，看看民主墙上贴的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信和建议书还在不在。顺便，我也在港大转悠下缓解精神压力。

    这次轻车熟路，很快找到了民主墙。我的书信都完好的贴在墙上，没贴上那几张也都在玻璃窗里放著。于是我就放心了。我坐在民主墙右侧的长椅上，继续写《个人情况说明》。虽然写完后要印的话，只能到周壹，因为文印店都歇业了……

    我在路上就感受到了香港与大陆周末时的区别。周末的香港，除了大型商场和饭店人潮汹涌，闹市游人如织，其他商行，无论是文印店，还是小卖铺，各种杂货店，都纷纷歇业。至于公共机构和社会组织，更是大门紧闭空无壹人了。连医院专科医生都要周壹才上班。我也无法去任何机构求助，打电话也全不通。而在大陆，除了政府机关和壹些国有企业，绝大多数商铺都不会休息，节假日都是照常营业（除了春节）。

    港人严格遵守休假规制，确是文明社会表现。至于利弊，就因人而异了。每周休息二日，自然是保障了工作者的个人休假权利，保护了职员和劳工利益；却也很明显会给消费者、办事者带来各种不便。在大陆，无论周末还是工作日，想买百货随时都可，生活服务也每天都能找到人。但在香港，就什么都要等到周壹，至少对收入不高的普通人是如此。我壹直赞同增加劳工休假时长，维护劳工权利。而当我作为办事者，在香港亲身体会了壹把处处吃闭门羹的周末后，又感觉大陆商户的勤劳也值得称赞，因为他们牺牲休息，为大众带来了便捷，也提高了自己的收入。这就是大陆经济某种程度上比他国和地区更有活力、商人更具竞争力的原因吧。这也让我对包括休假权在内的劳工权利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果然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啊。

    我写完之后，就在港大闲逛。这类走到哪算哪的乱逛式散心，是我自上初中前到现在，许多年养成的习惯。只要烦闷时，旅游或者闲逛，心情就会好点。但维权这两年，日益无心散心。满脑子都是事，什么景色都进不到脑海，走到某个终点才会回过神来，才真正看几眼景色或建筑。在港大也是，我走了半天也没看几眼香港大学的景致，走路时脑子基本是空白的。然后我就回旅馆了。

    （十二）到访六四纪念馆

    我在翻找手提袋里的材料时，翻出了冯女士给我的支联会杂志和宣传册。因此我又想起要参观六四纪念馆的事。我前几天壹直在忙于求助，就把这事放下了。现在是周末，我决定赶在六四前去纪念馆。对我来说，80年代的民主运动是令我无限向往的革命历史，六四英烈是我仰望的丰碑。如果我早出生20多年，我壹定投身于民主运动，会去牺牲，死在那个壮烈的夜晚；而不是像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饱经屈辱过了24个年头，壹事无成。

    我来港时就希望参观六四纪念馆，而我来的时间又恰逢六四，参与纪念是理所当然。在参加六四烛光晚会前，参观纪念馆，可以更好的了解六四、感知六四。至于那些烦恼，都没有六四重要。不管未来是死是活，纪念六四都要做。

    中午，我按宣传册上的地址乘地铁来到石硖尾。在地铁站附近简单的吃了点饭，就步行去纪念馆所在的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纪念馆位于艺术中心二楼的壹个小房间内。房间只有壹间中型办公室大小，四壁贴满了关于六四的图片、海报；房子正中放著壹台老式电视机，电视机前放了大概七八张椅子。房内安静肃穆，访客不多，有两位女性志愿者（应该是带薪志愿者，或者是工作员），壹位坐在靠门口的办公桌后面忙著工作；另壹位在整理馆内资料，见我进来就跟我打招呼。我看到桌子上的捐款箱，就拿出50港币放进去，那位志愿者连声道谢。我告诉她，我是中国大陆的学生，多年来都在关注六四、了解六四，很敬仰六四英烈。她很感动，说中国的未来都在我这样的学生了。我很不敢当，告诉她不仅我个人，许多我接触的大陆人都同情六四中遇难的学生，对民主自由很向往，民主中国壹定会建立的。听到这些，她非常欣慰，热情的给我介绍纪念馆。我问她纪念馆为什么这么小？她说这是临时地点，而此前，由于壹些人捣乱，出现法律纠纷……被迫迁到这里。

    中共对港人纪念六四行为的抹黑、打压，我早有耳闻。现在又听她们亲口讲述中共的骚扰逼迫，亲眼看到支联会如此不易的坚持，我既感动又感慨。我向她表达了谢意，告诉她，支联会所做的这壹切，大陆人民都会铭记在心（大致意思是这样）。说了壹会话，我才正式开始参观。（大致对话是这样，记忆会略有偏差）

    电视在播放著六四纪录片，此时正播到袁木恬不知耻的撒谎那段。而这类纪录片我在YouTube上看过，所以转头去看墙上的海报。

    海报内容分两大类：关于六四的背景、事件经过，和中共在大陆近70年的统治概况、近况；关于六四的照片，有壹部分我曾经看过，还有的就是第壹次见。其中有壹张北京市中心的地图，标注了上百名牺牲者被杀害的具体位置，以及他/她们的姓名（或无名氏）或职业。其中最知名的，是“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之子蒋捷连。还有壹些大学生、壹位“四川万县保姆”，及许多无名氏。这些身份不同的人，都“平等”的牺牲在了那个悲壮的夜晚，共同成为民主革命的殉难者。

    地图上标注牺牲者的符号，是壹个个红点。而墙壁上的屠杀照片，则直接血淋淋的展示著中共政权的残暴，为这壹个个红点做注。再看到六四前他/她们和平请愿、高举“德先生，妳好”等各种支持民主自由的条幅满腔热情参与学运的照片，两厢对比，霎时就透出历史的残酷。而那些记录海外华人、国际社会在六四前声援中国学运，及屠杀后游行示威谴责暴行的照片，看起来令人振奋。可想到当今华侨华人对六四的普遍遗忘与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淡漠、西方国家对中共专制政权的绥靖及合法性的默认，这些影像反而让人直观的感受到历史的倒退。善恶、正邪的对比，总能让残酷更残酷、丑陋更鲜明。

    墙壁壹隅的海报，讲述著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脉络。从五年计划、三面红旗到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开放、八六学潮、八九民运，中国曲折的历史本可以像韩国、拉美、苏联与东欧那样，在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为专制画上句点。可是，密集的枪声打烂了自由的幻想，轰鸣的坦克碾碎了民主的希望。纵使有WangWeilin在坦克前的昂首挺胸，哪怕三轮车夫们因学生市民的死难而垂泪与呼喊，人民的勇气与善良，至少在壹时，是抵不过武装到牙齿的暴力机器的。

    墙壁所张贴的，大致就是这些。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正式的六四纪念馆，明显比我去的临时纪念馆大的多，墙壁上张贴的六四事件资料应该也更齐全。

    关于六四的书刊，壹本本陈列在书桌上。我问刚才那位女士能否翻阅，她说当然欢迎取阅，看完放回原处就好。我大致看了几本，多为图册，记录著六四的前前后后、点点滴滴。其中还有壹本中共方面印制的宣传册，目的是为了向国内外宣传六四为“反革命暴乱”，照片的注解都是抹黑参与民运的学生和市民的，包括军车燃烧的图片。看著这些照片和文字注解，我在想，当年的中共还敢公开许多影像，甚至在国际上辩驳壹番。而如今的中共，则完全通过信息封锁、舆论控制的方式维持统治。相比而言，习近平时代的中共更无自信，也更为狡诈。

    还有的书刊，就提到六四死亡人数的争议。我此前就看到许多不同说法，纪念馆的书刊和报刊截图也是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数字，如壹张图片中的剪报提到英国档案揭秘有壹万多人死于屠杀。其实，六四无论死伤几百人，还是上万人，都是惨烈而巨大的悲剧。壹张张清纯的面庞变成长安街上残破的尸块，是不争的事实。与三年大饥荒、文革暴力、南京大屠杀壹样，死亡数字的争议不能成为掩盖罪恶的借口。未来民主中国建立后，包括具体死亡人数在内的种种关于六四的谜团，都有真相大白（或得到最接近真相的情形）的壹天。

    我在翻图册时，那位女士告诉我，下午有壹个活动，有两个作画的艺术家来纪念馆，她们会指导参观者将对六四的感受用笔画成图画。她问我是否参加，我说当然。于是我就拿著图册坐到椅子上，壹边看图壹边看纪录片。虽然纪录片里的片段我看到过，但在纪念馆再次看到那些游行请愿的场景，又壹次热血沸腾起来，默唱著《国际歌》，心潮澎湃，似乎和纪录片中的学生队伍壹起在长安街上行进，为了民主自由而不惜壹切……

    下午3点左右，人开始多了起来。从我坐下到后来离开，大概有50多人参观，少数是大陆的，绝大多数是香港人，还有几个外国人。每当参观者有问题时，那两位志愿者女士都很热心和详细的解答，为他们讲述那些关于六四的图文背景和故事。看她们熟练的对参观者讲解、更换著那几部纪录片的磁带（好像是磁带吧），应该是已经在纪念馆工作很久了。她们与我见到的冯爱玲女士壹样，都对纪念六四这项工作有著全情的投入。从她们工作时的言谈举止及刚才的交谈中，可以看出她们对八九六四那段历史有著深厚的感情，是以虔诚的心来工作，或者说，在履行良心的使命，而非只是为工作而工作。

    过了壹会，来了两位女士，就是刚才那位志愿者告诉我的绘画艺术家。壹位年龄约40岁，不会说普通话，和我基本没法交流；另壹位不到30岁，我和她大致可以互相听懂对方的话。我，以及另外两位参观者，和她们两个坐在壹起，五个人壹起画关于六四的感受。

    我因为没上过小学，初高中时学校也多把美术课换成考试科目，所以基本没正经学过绘画，连最基础的线条都画的毫无筋骨，只能粗粗勾勒壹番。另外的那两位参观者就画的算画了。壹位女士画的是监狱还是什么的，另外的壹位男士画的什么忘了。我画了壹排阶梯，阶梯中途断裂（还有别的什么，画的比较复杂，忘了）。我告诉她们，这象征著六四摧毁了前面十多年中国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六四后国人的堕落，以及六四前后的对比。六四前的中国，理想主义滋润著国人尤其学生的心田，民主与法治成为各阶层共同追求的目标，平等博爱是知识界壹致的理想；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下，社会的黑暗被揭露、专制与暴行被批判……六四之后的中国，却每况愈下，政治专制、高压维稳、不择手段发家致富成为社会主流，国进民退国富民穷、贫富差距日益加大、阶层固化愈发严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利己主义大行其道，道德沦丧、诚信破产、知识分子犬儒化、国民公共意识淡漠……六四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宛如隔世。这就是我在图画中想表达的“对比”，也是我壹直对六四事件极为重视的原因--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让国民走入是非易位善恶不分的时代。而我自己的命运，客观上也被六四及它后来的影响所改变了（试想，如果我出生后是在民主自由的中国，我的人生又是如何呢？）。后来，我和其他两位参观者在纸片上的画，都用别针别在了展览幕布上。

    活动结束后，我又看了壹会图册，拍了十几张照片（后来因为在中联办割腕被抓，所以返回大陆时和其他敏感照片壹起删了），才告辞离开。临走时我告诉那位志愿者女士，我会去维园参加六四晚会，然后相互挥手告别。

（十三）发出最后壹波求救信

    回到旅馆后，我因参观纪念馆而激动不已的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我翻看短信，看到我父亲问我“出什么事了吗？”，我只好回了壹个“没有事，住旅社开支大”。他之所以这么问我，是因为这几天我要的钱明显多于往常，壹周要了1500左右。他当然不知道我在香港，还以为我要备战高考。今年的高考我也报了名，6月7日就开考。但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如何能正常学习和考试。

    前几天，我发给许多香港社会活动人士的请愿信，也附上了求助信息，但大多没有回音。只有张超雄议员办公室回了壹封信，却是说无法帮助，反而建议我去支联会求助，还附上了支联会地址和联系方式。我当时就把这封信转给了冯爱玲女士，然后还说“妳们也（和大陆壹样）踢皮球”。（不过后来我被关到精神病房，张超雄所在的工党、几位重要成员还是帮了我壹些忙的，我此前说他们踢皮球也不太厚道，他们确实难以帮更多的忙，也没有义务）

    因此我才又写了《写给各位香港泛民主派人士的求助信》和《关于我个人情况的说明（兼答与我沟通的各位社运人士）》两封信，做最后的求助尝试。《求助信》已经在前面和请愿信壹起混贴出来了，我在这里就只把《个人情况说明》贴出来。内容较长，但基本将我的处境和诉求全部简明扼要讲出，还提及了校园暴力受害者的苦难，因此我把全文贴在这里（其中表强调的加黑加粗的，也原样保持）：

        关于我个人情况的说明（兼答与我沟通的各位社运人士）

诸位社运人士：

    为便于妳们简单明了的了解情况，我就逐条的讲壹下，现在脑子很乱，可能写的不很清楚明白，就这样能看大概意思就行了。

    1.虽然我的事情许多已经过了很久，但是我受到的伤害持续至今。就像在2008年和2012年在滑县和新乡市发生的事情，却在2014年的济源市（离那两个地方数百公里）再次造成恶劣影响。我都已经尽力逃避、躲避了，可是谣言与诽谤、以及当年事情留下的心理阴影和恐惧感焦虑感、抑郁症、心理创痛……都还影响到我现在的生活。不解决根本问题，不搞清事实和惩办欺凌我的人，问题就永远存在，尤其那些照片的传播和散布，迄今仍旧存于我认识的人圈子里的流言蜚语，就会让我永远生活在歧视与孤立之中（还有可能被直接暴力伤害，因为歧视等冷暴力，我更易与他人冲突）我就永远无法正常生活。尤其那种被孤立、歧视、威胁的滋味，只有真正经历过的才知道多么痛苦，文字根本无法那么有力的表述出来。且这些伤害下，无人声援并反复发生，我这么多年还能坚持活下去，已经是奇迹了。

     因此并不是我放弃、放下仇恨，就可以重新生活了。不澄清真相、不惩办恶人，我就壹直处于被伤害和被伤害威胁之下。我不可能壹辈子躲在出租屋不出门、不接触人、不建立社交圈子。但是只要做这些正常生活的事情，立马就会被伤害，因此我自己必须做现在做的这些事，也就是追责、曝光和哪怕没人帮我，我也只能壹条道走到黑。因为其他路更黑。

    2.我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就像举报信中所说：“2018年的我，如果没有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伤害，我可能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看看我在2013-2014年的成绩，尤其2013年底那几个月，老师和部分同学都可以作证），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开学仪式上，或者已经在壹些媒体、中国社科院或其他社科研究机构实习、工作，实现远大理想，通过学习和分析研究、实践，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走出困境，无论做社科研究员、记者或编辑、律师，还是大学教师，都能发挥壹技之长，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优秀公民。但是现在呢？我的前途毁灭，精神崩溃，抑郁症日益加重，且永远无法消除以前网络暴力、校园暴力的各种谣言、曲解、诋毁造成的恶劣影响以及引发的伤害，整日逃避现实，浑浑噩噩，在麻木与回忆痛苦中度过，曾经受到的伤害的阴影壹直挥之不去，摧毁了我的人生。”

    此外，我家庭因此也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因为转学、在外地各种费用，以及我这些日子维权，花费累计至少十几万，对壹个县城工薪阶层、家庭又有病人（祖父母长年卧床和壹年几个月去大医院看病，祖父已于2016年去世，我父亲2015年脑溢血，现在还没好利索，我自己也有抑郁症）的家庭，已经是耗尽积蓄了。如果没有这些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我早就正常考入名校学习、工作了，有了收入回报家庭、维持自己生活，乃至做更多的事情，就如上面所说。可是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毁掉了这壹切。

    这样的仇，怎能不报？这样的冤，怎能不诉？这样的伤害，怎能不反抗？

    3.我以前的忍耐，都是为了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高校之后，再利用影响力去做现在做的维权的事情，毫无疑问那样做更好，因为我有了身份、地位、人脉和各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现在难以实现了，只能就现在这样没身份没地位的做。

    其实这也是许多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和各种青少年受害者共同的困境、悲剧：人生刚刚开始，就被摧毁了正常的学习、生活，被摧毁了学习能力、人的精神被击垮、毁掉了人际交往的意愿、无法正常的进行学业和工作，自然也没有充足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反过来，那些校园暴力加害者、旁观者，却因为没有被欺凌，没有受到以上这些损害，甚至从欺凌受害者中得到心理的满足与愉悦，正常的学习和工作，甚至取得很好的社会地位与收入。他们是青春期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愿意提及曾经的校园暴力，甚至轻描淡写、歪曲事实以打压受害者的控诉。青少年受害者的话语权，已经被“扼杀在摇篮里”、摧毁在萌芽中。

    因此，这本身就是悖论：受害者话语权是不足的，就是因为他们是受害者，他们受的伤害，害得他们没有身份地位和各种条件。反过来有话语权、有能力与条件的，是加害者和旁观者，他们没有动机去讲防治校园暴力、甚至替校园暴力辩护。这在我发的《思考》壹文中有详细讲述。相对来说，我是受程度较严重的校园暴力受害者中条件（尤其知识水平）最好的，这也是我能够做这么多的原因。

    4.校园暴力受害者数量众多、程度严重，但是都处于孤立无援、被社会严重忽视的状态。其他的受害者都有组织，无论是讨薪教师、上访退伍兵、女权活动者、基督教会成员……他们都有组织、能够互相通气和声援，壹旦有人被捕被打，就能被社会广泛知悉。但是像我这样的校园暴力、家庭暴力之类的受害者，是没有办法被外面了解和声援的。壹旦被抓，就出不来了。

     这也是我在建议书中提到为什么要建立防治校园暴力的NGO、让校园暴力受害者组织起来、让公民们都参与防治校园暴力的原因。他们需要组织起来，更准确说是需要被组织起来，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能力组织起来，普遍处于孤立无援、眼睁睁看著、等著自己受欺凌却无能为力的状态。

     5.校园暴力受害者与《熔炉》中的残疾孩子类似，是属于必须有外力介入、他人帮助才能维权、正常生活的人（群体），他们与有自主维权能力的工人、教徒、退伍军人并不壹样，他们缺乏求助、组织、谋生、对抗的能力，无法自己去维权，必须要有非受害者也就是作为成年人的社会活动人士、普通公民等的帮助与声援。

 当今中国社会乃至其他国家对于校园暴力（包括各种冷暴力、歧视以及扭曲化的人际关系）的轻视，有壹个关键因素，那就是社会资源（权力、金钱、传媒舆论等）本身就是掌握在以前在学校属于旁观者、霸凌者以及远离严重类校园暴力（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市区户籍人民）的校园环境下成长的人。这个虽然我没办法统计，但是根据直观感受以及通过在现实以及互联网的壹些了解，似乎是这样的。壹些曾经在学生时代是流氓混子的学生毕业之后很多也比被欺负的人混的好，有些还是当地地头蛇、小干部（当然也不乏“大干部”）之类，其他地方官员、富豪恐怕也是旁观者或者霸凌者居多吧。至于被欺凌的人，在校园习惯了被欺凌，麻木不仁，到了社会上可能还是被剥削、受他人管理乃至被边缘化的人。对学习成绩的负面影响本身就几乎阻断了他（她）们进入社会上层的可能，甚至社会中层都不见得能给他（她）们多少席位。而掌握国家更高权力的官员、学者以及影响力很大的传媒的校园工作人员更多也是在沿海大城市市区重点中学学习，不了解大多数学校残酷的校园暴力，所谓“何不食肉糜”嘛。而且类比体制内与体制外、老板和民工、城市和乡村完全不对等的资源、地位以及与不对等的资源地位极为“对等”的话语权轻重，这个推论（社会资源包括话语权被校园暴力中的旁观者、霸凌者，以及远离校园暴力的“蜜罐人”控制）恐怕也是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

   韩国、日本、台湾地区难道确实比中国大陆整体的校园暴力水平严重得多吗？从常识就可以否定。只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弱者有了话语权，强者中也出现了更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者、同情者，加上新闻、电影的开放度，才有那么多反映青春期阴暗面的相关电影和新闻。壹个不重视家庭暴力、校园暴力问题的社会，并不是家暴和校园暴力问题确实很轻，而是这些受害的妇女、儿童、青少年、老人、残疾人的弱势群体已经被排斥出社会既得利益群体了，没有足额得到应得的教育或经济收入、没有得到平等的社会地位、没有与既得利益者公平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当然也没有充分的话语权，没有为这些弱势群体支撑的舆论阵地（或者虽然有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平台，但是对“主流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其他既得利益者冷漠以对）。相反，那些没有经受（或者受害很轻）家庭暴力和校园暴力的人，或者校园暴力就是施暴者、旁观者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了经济权力、政治参与权、社会文化制定权、社会舆论主导权，加上自身身体优势的暴力力量，又缺乏公平正义、平等博爱、扶弱抑强、同情心同理心的教育，这样环境中弱势群体所经受的痛苦和不公对待很容易被湮没，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很坦然很不在乎。既然这些人并没有在校园暴力中受害，自然总体上改变它的积极性就不是那么强（当然壹些人例外），甚至壹些人不觉得它是错的，虽然这些人中大多数恐怕并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处于校园欺凌的被欺凌壹方。

     因此，必须有拥有较高社会地位、更多话语权、更多权力与权利、有较高知识水平和见识与视野、有更多进步价值观的人干预、帮助，才能让校园暴力的严重性充分被社会了解和重视。

    6.在大陆遇到的最大可能危险不是公安和国安，而是来自我举报的人的打击报复，他们涉嫌有黑恶势力背景（否则当年就不会那么嚣张），拉帮结派，有N多种方式可以骚扰、威胁、伤害我，政府和公安完全可能袖手旁观，“借刀杀人”，借助这些人变相“维稳”。如果我在网上遇到攻击诋毁，并且发展到线下，直接在我现在孤身壹人的住所威胁和攻击，再次发生2008年时候那些事，我怎么办？求助谁？当年在学校作为学生都没有人管，现在我实际上已经不属于任何学校了，大陆警察又不愿意管理，那怎么办？

    7.妳们提及的如果我在香港滞留、抗议，回陆后会受到巨大压力。这个我明白，但是过去、现在，我已经承受了巨大的伤害和心理压力，2008年和2011-2012经历的校园暴力的心理阴影、2014年高考那年我的心理折磨把我都要逼疯逼死了，还有什么不能经历的？现在我的情况差的已经不能再差了。

    8.我已经拖了4年，精神状况越来越差，思维能力也下降和退化，记忆力下降的也是厉害，经常丢三落四，正常学习和生活难以维持。而我家庭也因为变故而很快无法在经济上和思想上支援我。我没办法再等下去了，等彻底发疯、流落街头、自杀，就都来不及了。最多只能继续在大陆河南的出租房再麻木的呆几个月（还是在（6）不发生的情况下），又有什么意义？那时我还有机会来香港吗？

     9.我回去之后还是只能去学校或者政府游行抗议，然后就会被抓和限制出境。教育厅接受材料壹个多月了（4月20日接收的材料），也没有回复。不闹的话，更得不到关注和回应，闹了就出不了境、人身自由和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我回去肯定弊大于利。当然，也恰恰是现在的绝望，才让我抛弃壹切幻想，重新维权、呼吁社会关注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此前我曾经犹豫的情况下放弃了南方周末壹位资深记者的报道邀请，现在我后悔不迭，我绝不会重犯二次这样的错误，绝不放弃现在的机会。

    以我的个人情况，例如精神状况、身体状况，社会背景（没关系没后台，性格还比较偏激，又缺乏人际交往能力，进了监狱或者精神病院，就很可能死在里边，出不来了。而且死前必然还会遭受欺辱，如果激烈反抗和抗议，还可能遭到残酷虐待。

     10.我现在非常需要媒体的介入。因为只有媒体的报道，才能让社会了解这些黑暗，引发人们对于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关注。

     我希望有严肃的、擅长做社会新闻与深度报道的、有人文关怀的媒体进行调查报道。例如纽约时报、南方周末、凤凰周刊、端传媒等。校园暴力是很复杂的，并不是简单的黑白对错，想引发社会深入思考，更是要避免片面、激进、口号化。只有完整的展示了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前因后果、内因外情，挖掘各种校园暴力事件各方背后的故事、联系各种专家学者探讨和交流，才能有真正的成效。像打了鸡血壹样用煽动性大标题怒骂壹场，是没有持久性和深刻性的，对于社会解决校园暴力没有太大意义。而且我也不愿意用简单的标签与口号，以“热点推动情绪”的手段煽动民粹。

    我现在最缺乏的是影响力，因此才四处发东西。就像美国的“me too”反性骚扰运动，就是需要知名人士的鼓励和宣传，当然还有强大的公民组织和媒体的支持，才能让处于相对弱势的女性讲出自己的经历，为预防性骚扰努力。她们说的事绝大多数也不追责了，但是并不是没意义。通过这些活动让女性更好的了解和预防性骚扰，也让黑暗之处的丑陋见了光，让受害者不再羞耻而是谴责加害者，并且让社会共同努力去防治性骚扰、关爱这些被伤害的女性，让悲剧不再重演。

    让丑陋见光，是解决问题的第壹步。我受到校园暴力伤害，壹方面是那些伤害本身造成，另壹方面（甚至我个人认为更重要）是由于这些伤害的隐蔽性，而且我因为反抗被冤屈，因为揭露（但是缺乏证据）被误解，然后我不断辩白和抗争，然后受到更多冤屈和误解……然后就抑郁了，甚至精神不太正常了。如果真相大白，让我受的污名化被洗刷，其实哪怕不追责也可以，只要查明真相，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走到现在这样，抑郁症和各种精神问题是外因还是内因，这本身对我就是巨大胜利。

    11.我希望利用香港这样壹个社运发达，个人相对自由的环境，推动中国反校园暴力与反网络暴力组织的建立与发展。现在无论中国大陆还是香港，相对于女权、劳工权利、LGBT权利、残疾人权利的组织，关于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弱势青少年（尤其男性弱势青少年）的保护组织、维权组织是处于几乎完全空白状态。而这与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严重程度、男性弱势（包括体格、人际交往、家庭背景弱势）青少年受到的极严重的伤害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尖锐的矛盾。这些弱势青少年，占总的青少年比例，是比同性恋群体占比还多的，受害程度也更严重（这壹点几乎毋庸置疑，1990年代之后，同性恋受到直接歧视与暴力攻击的有多少？而程度严重的校园暴力受害者又有多么悲惨的遭遇？对比壹下就知道了）

     因此，成立相关组织、并促使政府专门对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制定对策、把防治校园暴力纳入教育机构日常工作，成为教育领域壹项常态与重要的任务，都是迫在眉睫的事。

    12.绝大多数校园暴力受害者都没有能力求助、甚至没有勇气、更甚至根本不懂得不知道没有意识求助。他们更没有知识、视野、经济条件、人脉关系来香港求助或在大陆维权求助。我可以说99.9%的比我程度严重的校园暴力受害者都没有像我这样的这么多渠道去求助、发声。但是这并不代表那么多校园暴力惨剧没有发生，只是他们无力、也没有勇气求助。因为我现在做的事并不是只为自己，我是代表几百万受非常严重校园暴力伤害的大陆学生（或许香港青少年也有这种情况，我前两天还听冯女士讲香港有因校园暴力自杀的孩子）来请求帮助、希望建立相关组织、以后源源不断的帮助、营救校园暴力受害者，为他们维权提供壹切力所能及的支持。

    13.我个人的情况相对比较复杂、特殊，造成我现在这样状况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某种程度我遭受的校园暴力也比较“轻”，也就是说（暂时）没有残疾、彻底精神失常而发疯，但是那么多比我情况糟糕、且更为无辜、弱势、受到严重伤害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是急需、也更值得拯救。前面已经说过了，他们没机会求助和发声，因此我壹定要为他们争到支持，为他们引起社会的关注，引起陆港两地政府和公民们的广泛关注。例如媒体不报道我，而选择更具代表性的、更悲惨的校园暴力案例也很好，我可以为其处境做些解释、说出这些受害者无力说出的话。

    14.我已经说了：“校园暴力的本质，是壹种精神剥削，它与阶级压迫、政治迫害、种族压迫、强奸与性骚扰、历史上对LGBT人士的歧视与迫害（现在LGBT有很大改观但是还存在）、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权利剥夺与权益排斥等壹样，都是壹种伤害、压迫、迫害行为，会给受害者带来巨大损伤，包括现实利益的毁损与心灵创伤。”但是相对于阶级压迫、政治迫害、种族歧视与压迫、男性以男权夫权父权对女性的侵凌和压迫及性剥削、对LGBT人士的歧视与迫害、对残疾人权利的剥夺，校园暴力却明显处于被忽视、被遗忘的状态，尤其不被当做壹种普遍性、结构性问题对待（只有占总数比例极少的个案会被关注，且只会处理个案，而乏有推动根本对策的反思）。但校园暴力（以及12-20岁的青少年对同龄人的欺凌问题，并不壹定都是学生）的酷烈性与普遍性与以上这些伤害与压迫完全在同类程度的水平。校园暴力受害者数量庞大，但是因相对分散与孤立而无法同声共气的抗争与维权，无法让社会听到他/她们与其数量匹配的声音。

     还有摘壹段给大陆社运人士许志永的话：“死于政治迫害、因为政治问题、阶级、民族和宗教问题被压迫、伤害、欺凌，甚至毁掉壹生，和受校园暴力、家庭暴力伤害的，除了手段途径不壹样，结果难道不是壹样吗？难道前者就值得关注和拯救，后者就可以放下来以后再说？对壹个人来讲，无论因为以上哪种因素受伤害，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伤害的过程而不是动机。您（许志永）也是河南省的，出身平民，应该知道基层暴力多么猖獗，这些年很多地方还是这样。在学校被天天羞辱性的殴打、甚至被逼喝尿、在厕所里被打的滚爬的哪个县城中学都有不少，个别（虽然累计起来也是惊人的）被性侵犯（男性对男性），壹个人人格、尊严都没有了，人性就在20岁之前18岁之前毁掉了。不是麻木就是逆来顺受、暴力沉沦，然后再循环下去，制造出家庭暴力、给社会增加暴力。还有壹些以酗酒、抽烟、赌博还有各种方式麻醉自己，还有的就自杀了。还有的因为校园暴力尤其侮辱性伤害，发疯了，精神病，生不如死。我不觉得这些比死在坦克车下要好。而那些加害者的凶残程度，往往恐怕是要超过那些专政机器下的军警们的”。

     即便从2010年算起，受严重凌虐的校园暴力受害者也比南京大屠杀死亡的30万人要多。日韩和台湾地区都有校园暴力统计数字，至于大陆，我与许多人也都可以了解平均多少人中有壹个被严重欺凌的，数字肯定超过如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集中暴行。而且相对于这种有历史纪念的、已经壹定程度还了公道的，校园暴力受害者往往到死都没有得到道歉，更没有什么惩罚加害者、让世人了解这些散布在全中国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各种屈辱的冤魂在青春期的经历了。

    15.而校园暴力问题与网络暴力问题恰恰是社运空白，也是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忽视、却又严重的社会顽疾。西方国家虽然重视保护儿童和青少年，但是重点是保护儿童与青少年不受成年人、国家体制的伤害，但是忽略了同龄人对同龄人的欺凌，或者为了保护违法犯罪、伤害他人的未成年人，而相对忽视了被伤害的未成年人。而美国频发的校园枪击案则是校园暴力的极端表现。因此，针对这壹世界性难题，尤其13-20岁青春期男性的暴力，必须要加大力度研究和防治，绝对不能放任壹部分孩子成为另壹部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牺牲品。

    16.我壹个人能力有限，没有影响力，甚至连印材料都要自己提著两个大包到处找打印店，用很长时间才能修订好材料。我不懂香港话也是导致出现许多次交流障碍的重要原因。每去壹个地方发请愿书和建议信、张贴宣传，都需要很多时间。当然最重要壹点还是我没有地位、人脉和影响力，做多少都是茶杯里的风暴，作用很小。如果有相关的组织帮助、媒体介入、社会名人的呼吁，就完全不壹样了。

    17.我不仅希望社会关注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也希望做壹些其他社会活动，尤其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涉及到大陆和香港直接的民权民生的具体事情，例如推动关于教育改革、高考改革的进行；研究和促进中国大陆精神卫生体系的完善与文明化、帮助有精神疾病的公民维权；创建为例如弱势学生、重病患者与家属（相对于医院医生）、被黑恶势力伤害与威胁、遭受网络暴力的受害者、遭受家庭、校园及网络多重暴力走投无路的人、各种被歧视、孤立的人等发声的组织，给他们壹个维权的平台、提供暂时留置和保障安全不受威胁与伤害的处所，让这些人不再像我这样求助艰难、有那么多的曲折而悲惨的经历，让这些弱势群体不再因没有话语权而被忽视，也能够有尊严的活著。更进壹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说出他们的故事，让人们了解这些边缘群体的苦难，以促进这样的人群的境遇的改善，至少可以减少歧视和偏见。   

     刚刚大陆还有壹个新闻，壹家三口因欠债要自杀，后来鼓起勇气放弃自杀，却又因网络上的攻击谩骂而自杀身亡（两死壹伤），可查新闻“北京壹家三口在湖南自杀”，。这个例子并不是孤例。因网络暴力得了抑郁症、精神病、正常学习和生活被摧毁的大有人在。网络暴力给许多孤单的、弱势的人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却没有人承担责任、没有人被惩罚。而自杀或苟活的受害者却承受了多少伤害啊。我之所以受这么多屈辱还不死，就是为了通过与社会公民的呼吁，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至少减少发生，让他们有求生的渠道，对网络暴力，必须有制衡，对网络暴力受害者应该有救助和保护，而且这种救助，就像医院救治病人壹样常态化。（大陆如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环境，许多人毫无同情心、冷酷、缺乏人性，暴民很多，这样的环境我维权，不要说政府的打压和我举报的人的打击报复，冷漠、看笑话的民众就会让我丧失勇气）

    18.我还想去位于香港的许多机构，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难民署、平机会，还有壹些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新闻媒体，递交请愿书和建议信，希望他们关心非政治性的难民、弱势群体、弱势青少年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时间，我现在离开香港怎么做这些呢？

    19.我现在有严重的抑郁症，焦虑抑郁，紧张度高，回到大陆面临那些危险、无力反抗和维权（只能忍耐）会加剧我的病情。我希望延期逗留在港，以便于求医治疗。

    20.我希望在香港或第三国（例如欧洲）做社运，现在中国大陆根本就不允许有维权活动，尤其无法进行街头运动，只有在国外才有可能。

    当然，我以后肯定会回大陆做反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运动的，第壹，那是我的祖国，无论从感情上还是公民责任上，我当然要首先为自己祖国的人民争取权益，为保护祖国的青少年而做出贡献和牺牲。第二，大陆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显然比香港特区和许多发达国家严重，在大陆学习和生活的他/她们更急需拯救和保护。但是我现在必须在境外活动，以引起媒体、政府、社会组织、国际机构的关注，并引发他们的参与，然后才能最大限度的推动中国和国际上对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的关注和参与解决。如果我现在什么都没做到就返回，那有什么意义呢？

    我之所以没有自杀，之所以耗尽力量来港，就是希望在有关于防治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方面的请愿与呼吁有些突破。我忍耐了这么多年、逃避了这么多年，我就是为了现在，就是为了有发声的这壹天，就是为了自由的呼喊、为了通过社会运动伸张正义，为受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发声和求援。这壹次机会错过，永远都没有了。

    我将《求助信》和《个人情况说明》再次群发给了香港政界、学界、社运人士等各界人士，并附上联系方式。我指望我最后的呐喊，能让哪怕壹个人伸出援助之手，把我从没有钱维持生活又高度抑郁、恐惧不安的绝境中拯救出来。

    此前在大陆，我就在《举报信》和致各大媒体的信中发出类似绝笔的求救和宣言：  

   “1.如果我在未来改口，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放弃举报信中对相关校园暴力加害者及失职渎职老师的那些指控，那壹定是在他们的暴力或其他方式的逼迫下做的，或者是他们将我非法拘禁和控制、或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用我的名义发表的，希望各部委、厅局领导、媒体人士、乃至所有人都不要相信。哪怕我在视频或者录音里甚至当面否认举报信中的内容，也不要相信，因为很可能是在被威胁之下做的，我不是江姐、张志新，面对各种可能的恶毒手段，包括酷刑和恐吓，我有可能壹时屈服。尤其有黑势力背景的，什么恶心、恶毒、侮辱他人人格、让妳精神上彻底被击垮、让人饱受屈辱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例如最近爆出的山东于欢案吴学占团伙对待访民的行为），具体他们会怎么做我在这就不说了，他们有很多种极恶毒的摧毁他人精神、灵魂和基本尊严的方式，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和张纯如的书中都可以看到壹些这类行为的描述（当然也有南京大屠杀记录中没有描述的，描述到的只是冰山壹角。很多黑社会的行为比日军还恶毒）。总之，不要相信任何我否认举报信主干内容的表态（至于细节，因为时间太久可能个别地方会有修正，不影响整体指控）。

     2.我所举报的情况牵涉许多人，他们朋友多人脉广，很可能采取各种龌龊阴暗手段来对我的举报活动进行阻挠和破坏，例如查询我的户籍信息、出行和开房住宿记录、盗取我的社交账号、查询我的通话记录、查找我的位置信息，对我进行威胁和伤害。

    我对举报信所有内容负责，如有诬告，我情愿以诬告陷害罪入狱。我愿意在合适场合保障双方安全和平等（而非在“拉偏架”环境中）前提下与所有被指控者当面对质。

    2018年的我，如果没有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伤害，我可能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看看我在2012年10月至2014年3月的成绩变化，尤其2013年底那几个月，老师和部分同学都可以作证），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开学仪式上，或者已经在壹些媒体、中国社科院或其他社科研究机构实习、工作，实现远大理想，通过学习和分析研究、实践，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走出困境，无论做社科研究员、记者或编辑、律师，还是大学教师，都能发挥壹技之长，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优秀公民。但是现在呢？我的前途毁灭，精神崩溃，抑郁症日益加重，且永远无法消除以前网络暴力、校园暴力的各种谣言、曲解、诋毁造成的伤害，整日逃避现实，浑浑噩噩，在麻木与回忆痛苦中度过，曾经受到的伤害的阴影壹直挥之不去，摧毁了我的人生。

    只要我还有壹口气在，我就绝不会放弃要求查明真相、绝不会放弃追究责任；我也会不断呼吁国家、社会各界及广大人民关注和参与防治校园暴力，直到生命最后壹刻。我忍辱负重活了这么多年，没有自杀或者去杀死欺凌我的人，就是为了揭露校园的种种黑暗，将青少年社会的丑陋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

    其实，我的情况相对来说属于受较严重校园暴力受害者中情况较轻的。那些长年被殴打、凌虐（例如被逼吃屎喝尿、喝洗脚水、下跪、被扇耳光、羞辱性的围殴、男生被男生性侵犯如被迫口交等），受到各种身心伤害的校园暴力受害者，他/她们根本没有能力、条件去反抗，甚至已经丧失了反抗的决心与勇气。如果社会广泛动员起来揭露校园暴力，编纂成册、连载报道，这样揭露校园暴力的材料将会如同张纯如的《The Rape of NanKing》揭露南京大屠杀的详情那样令人震惊，让人们知道每年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都有数以百万计乃至上千万的未成年的校园暴力加害者在对年龄相近的孩子使用各种残忍、恶毒、隐蔽的方式加以欺凌，而这些受害者往往在孤独的忍受著伤害，以痛苦、恐惧、悲伤、麻木、焦虑、绝望等各种心理状态生活在伤痛之中，他（她）们原本应该美好的青春被毁掉，甚至壹生都生活在经历过的校园暴力的阴影中。这些都需要被揭露，只有向世人展示了残酷的真相，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才能为解决问题提供动力和条件。

    如果我死去（无论是被杀害、被逼自杀或其他原因去世），还会有人（无论是校园暴力受害者、旁观者，还是曾经的加害者后来幡然醒悟的人，还是媒体人士、老师、专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等各种愿意为防治校园暴力而努力的人）前赴后继，踏著我的鲜血，为公平正义而抗争，为反抗校园暴力而斗争，就如同历史和现在的世界上为争取民族解放、自由民主的中外先烈那样，在经过长久的、许多代人的英勇斗争后，防治校园暴力事业必定取得成功，终将迎来胜利的明天，开启让每位青少年都能平等、自由、不受欺凌的生活的崭新时代。”

    想到明天是六四，沉闷的心情又起了波澜。我想，能够参加维园的集会，也算来港壹大收获。在大陆，不能在任何公共场合纪念六四。自上初中至今的十年，我也仅有壹次点蜡烛在房间默默悼念过。明天，终于可以和港人壹道，公开向六四英烈致敬、为民主而呼喊。

   （十四）维园六四日，烛光泪莹莹

    六四到了。我上午就整理好行装，准备赶赴维园。虽然晚会晚上8时才正式开始，但我已迫不及待想去，而且或许白天就会有很多预备性活动，能赶上最好不过。

    不过这时我又想到，我今天是合法逗留的最后壹天，干脆去入境处看看，能不能延长逗留期限。于是我先去了位于湾仔的入境处大楼。

    我到了之后，看见入境处门口有两位穿著灰黄色衣服的保安人员，都是南亚或东南亚裔的，连基本的汉语都不懂。我说要去入境处，其中壹个个子很矮的保安，竟然不知故意还是无意的，把我指到相反的通往商场的方向。我发现走错后，非常愤怒，但他不懂中文，我冲他喊叫发火也没用。后来到了入境处办理延期逗留的窗口，在排队时，我想，自己也没什么证明材料，恐怕根本没可能得到延期许可，说不定还会惹麻烦，因此我转身就离开了。然后我乘巴士赶往维园。

    到了维园，看到确实已经有支联会等机构人员在，他们正在搭纪念台，但是没有什么活动。在维园正中，好像有几副悼念刘晓波、六四纪念者的花篮，还有壹个六四遇难者纪念碑树立在园中。这时天气非常炎热，现在又没有纪念活动，我决定去维园对面的香港中央图书馆看书休息，等到晚上再来。

    中央图书馆内部阔大、很是凉爽。我本想找几本书看壹看，但自己情绪起伏不定，完全看不进去，连坐都坐不住。口渴想喝水，工作人员却说没有，我只能出了图书馆跑了很远买了两瓶又折回来。回来之后，我还是看不进去书，脑子纷乱。处在无路可走的绝望中，即便遇到我很看重的重大纪念，校园暴力和眼前的经济困难造成的痛苦依旧缠绕。我就在图书馆来回上下楼、绕楼层转圈踱步，焦躁不安。

    我决定打电话给那些我发去求助邮件的议员和机构，虽知获助希望渺茫，但已无路可走了，试壹试总归比不试好。打给张超雄议员办公室，壹位女士告诉我收到邮件了，已经回复让我去找支联会。我说我和支联会人员见过面了，她们无法帮助。她说那我们这里也无能为力的。我道谢后挂掉，又打给朱凯迪办公室，我对接电话的女士说，朱凯迪先生也曾经被黑恶势力威胁过，又同情基层百姓苦难、为乡民争取土地正义，能不能也帮助壹下我呢？她说很抱歉，香港议员没办法管到大陆的事。我道谢后挂掉，而此前打过民协和周保松教授办公室的电话，全都打不通。本想再打几个，我想到还是会被拒绝，或者总是没人接，就绝了望，不再打电话。

    后来我头脑冷静了，才勉强坐下来休息。我抱著书包用手扶著头，就这么打瞌睡了。我愤怒、痛苦之后，就会疲累，想睡。虽然这样肯定睡不安稳，但有壹种逃避感和安全感。

    打了壹会瞌睡就醒了，壹共也就半睡不睡的休息了半小时。我觉得坐在图书馆又没心情看书，还不如去维园。于是我就通过天桥，回到维园。

    这时的维园已经有不少人了，而且好像正要召开壹个新闻发布会。很快，我在主席台看见了李卓人，还有其他许多我不认识的泛民人士。我就和许多在维园的市民围拢过去，和记者壹起听他们讲话。这是我第壹次看到李卓人真人，非常激动。他们讲话慷慨激昂，但可惜的是，都是香港话，且因话筒增大噪音，我基本听不懂，只能听懂中国、中共、709、威权等个别名词。

    快要讲完时，突然下起了雨，演讲者、记者、市民都纷纷找地方避雨或打伞。我也挤到壹个记者棚避雨。过了壹会，李卓人过来了，接受记者们的采访，距我只有不到5米。我其实是有在这时拿出材料直接求助李卓人先生、引起旁边记者关注的念头的。但想了想，六四是个大日子，我个人的事算得了什么，我怎么能搅局呢。退壹万步，即便没什么负面影响，在六四这个时间点让记者关注我的事，也非常不合适。于是我打消了这个念头，眼睁睁看著雨停后李卓人离开，记者也都逐渐散去。当然，后来我被关到警局和精神病房时，后悔异常。如果我当时举著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书和建议信请求李卓人帮助甚至呼喊口号，就可能会是另壹种结果。但现在想，这样做的确不合适，不是搅局也变成搅局了，而且可能发生壹些意想不到的恶劣后果。

    雨停后，我看见支联会的职员推著募捐小推车，在公园推来推去。这位职员至少50岁了，推车上的募捐箱简陋的似乎像破的壹样，他默默的弯著腰推著。我壹阵心酸，走上去捐了20港币，他连声道谢。我也对他道谢，因为支联会成员们为纪念六四、为中国民主事业，坚持了29个年头。如果不是我当时心事重重，壹定会和他攀谈壹下，问问他已经在支联会工作多久了、对六四有哪些思考……

    这时地面已经干了，只有壹点坑洼还有水迹。许多市民都坐在广场上休息，还有带著小帐篷来的。我也拿报纸垫著坐下，等待晚会开始。期间，看见有记者在采访市民，不过好像对我没兴趣，我看见她们采访了我不远处的老奶奶，估计她们认为老奶奶参加过许多年六四晚会，故事更多吧。还有中大的学生在发中大刊物，也给了我壹本。我顺便问她中大民主墙外人究竟能不能贴，她说不可以，而且贴的话还要实名的。这时又淅淅沥沥下起小雨，我拿出雨伞把自己团在雨伞下，翻著中大刊物，不知不觉睡著了。

    从日落西山到夜晚来临，也不知过了几小时。我从迷迷瞪瞪中清醒过来时，维园已经人山人海了。我坐在离纪念大讲台二三十米处，不远也不近。有人在发节目单和蜡烛，我没领到，后来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发的人领了壹份。

（由于时间过去很久，以下描写可能会出现时间顺序的颠倒）

    大约8点钟，晚会开始。台下壹片静默。女主持人首先是介绍出席纪念的泛民人士代表，不过又是香港话，我只听清了何俊仁和李卓人的名字。后面女主持开始讲话,虽然香港话我难以听懂，但我还是努力试图听清壹些话。她大致提到了六四、中共对公民社会、言论自由、维权律师的打压，重点提及了709事件，多次提及王全璋的名字。在香港甚至国际上，这位已失踪三年多（这次六四晚会时他已失踪2年11个月）的维权律师，已成为中国维权律师受难和不屈的象征。

    讲话完毕，支联会代表向六四纪念碑敬献花篮。我距离太远，并没直接看到。我和维园全体市民转身面对纪念碑，三鞠躬。我的身边，有穿著像白领的青年男士，有大学生模样的女孩，有中年大叔，有六七十岁老奶奶……他/她们都安静的举著蜡烛，向为中华民族争取自由民主而牺牲的英烈致敬。鞠躬后默哀壹分钟，全场寂静无声。我在想，29年过去，许多上了年纪的大陆人已淡忘了六四，新壹代也多不知、不解六四，只有港人，每年都会纪念。烈士们在感慨世事悲凉时，也会略感欣慰吧。

    悼念结束后，在大讲台上开始播放视频。视频是天安门母亲的控诉，她们已经控诉了29年。我想起曾看到过采访丁子霖的壹段报道，报道中说，丁子霖她们以为，六四会像1976年的四五运动那样，很快得到平反。可是，六四事件已经过了29年了，她们还是没有得到壹个公道，但却在渐渐老去、去世。“含冤而死”，“冤”和“死”结合在壹起，意味著黑白颠倒，意味著死不瞑目。六四英烈牺牲了，她们的母亲、家人，竟也看不到平反那壹天、等不到正义得以伸张的那壹刻了。她们比阿根廷“五月广场的母亲”更为悲惨，后者看到了残暴的军政府覆灭的结局、也等到了刽子手陆续被清算的新时代，而六四英烈的母亲却看到中共政权的日益壮大、统治集团越发反动和凶恶，以及刽子手和他们子女的权势熏天、尽享富贵荣华。世间何其不公！不去改变，又待何时呢？

    之后播放的是王全璋妻子李文足的谈话。我个人认为，709大抓捕，与南周新年献词事件、修改宪法废除任期限制之举，是习近平时代专制高度强化最露骨的三大象征性事件。而其中尤以709为暴力、野蛮，且是三件事中，被压迫壹方最弱势却反抗最激烈也最持久的。而709律师的妻子们，为了她们的丈夫，为了正义，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奋勇抗争。抗争中遭遇的各种屈辱不胜枚举，如果是我早就发疯或自杀身亡了，而她们却坚持了下来。她们是勇敢的，也是孤独的。对她们来说，外界尤其国际社会的声援至关重要。之所以她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像其他上访者、维权者和社会运动人士被抓捕，还能有壹定自由用以抗争，国际社会的关注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愿六四晚会上她的视频谈话，能够让香港和海外人士更加关注709律师及其家属的遭遇，为他们争取壹些主动。

    此后，是壹些组织的讲话。还是因为语言问题，我听不清楚。后来查阅新闻，应该是“左翼21”等青年组织的代表讲话。新闻中还提到，香港几大高校的学生会，已经连续多年拒绝出席六四晚会。这壹点我非常痛心。我不能理解，为什么香港、台湾的青年人，非要把“独立”置于普世价值之上？为何非要急于与中国大陆切割，并因此不惜对六四这样的反人类罪行冷漠待之。哪怕有著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都应该对其他族群的苦难给予关怀、为其呼喊，何况两岸三地同文同种，都是大中华的组成部分。大陆人民是有各种劣根性，品德败坏之人比比皆是，我深有体会，本文就会讲很多。但我们需要做的，是去改变，是要惩恶扬善，是通过团结与奋斗让十多亿国人变好，而不是自扫门前雪，不顾他处瓦上霜。我也不是不知道他们有壹些说得过去的理由，但作为大中华主义者、国际主义者，我还是不能赞同港独、台独及与此相近的各种分离主义、国族主义主张。至于梁颂恒、游蕙祯以“支那”蔑称中国，及其他极右势力的仇陆仇华行为，我就很是厌恶了。马克思曾经说过，“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我也认为被压迫的人民，不应有国界和族群之分，更不应故意新创民族和国家以区隔同胞，而应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共同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而斗争，开辟中国乃至世界的美好未来。我壹生都会秉持这样的原则。

    “释放刘霞”，也是晚会主题之壹。刘霞的丈夫刘晓波为中国民主事业而牺牲在牢里，她也因协助丈夫抗争而身陷囹圄。但他们深爱并为之奋斗的大陆人，连知道刘晓波的都是少数，听说过刘霞的恐怕更是连千分之壹都没有。众多港人和欧美人士，却普遍知道她被中国政府软禁的遭遇，并为争取她早日获得自由而呐喊。两相对比，既有安慰，又是讽刺，更是悲哀。另外，刘霞因长期遭受迫害，有严重的抑郁症。而我也有抑郁症，对她的痛苦感同身受。看到她因软禁等各种迫害而痛哭的照片，我就想到自己绝望时的挣扎。没有得过抑郁症的人，是很难理解抑郁症患者受到迫害时那种更刻骨的痛苦的。刘霞热爱自由，却连家门都不能迈出，被监视和管制，就足以令相对脆弱的她痛苦的难以承受，灵魂深陷在抑郁的苦海中绝望挣扎。看到网上许多人批评她不够坚强，甚至指责她“张著大嘴哭”“表演”，我更是感到愤怒。抑郁症患者当然不需要被供著让著，但是也请体谅她们远超常人的无力感、痛感、绝望感，多壹些理解与关爱，少壹些刻薄和苛责。

    此后，是演唱几首纪念六四的歌曲。《血染的风采》、《自由花》、《民主必战胜归来》……或悲壮、或激昂，我虽不会唱，也跟不上用香港话唱的歌词，但依旧受到歌声的感染，热泪盈眶。身边也有市民流起眼泪，十几万支白色的蜡烛也似流著泪，在黑暗的夜色中为人们带来光明。我相信，正义早晚会战胜邪恶，光明会驱散黑暗，民主必战胜归来。

    在歌声中，晚会走向尾声。台上台下齐喊口号：“悼六四、抗威权”、“结束壹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喊声响彻维园。在喊正式的口号间隙，还有人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虽然人数很少，但声音也不小。我是赞同支联会用“结束壹党专政”而非“打倒共产党”为六四晚会口号的。有时候做政治运动，既需坚定，也要讲求技巧。港人在高声喊口号时，并不仅是纪念六四和呼唤中国民主，也在表达对回归以来中共对香港政治社会渗透的不满、对中共侵蚀香港自治的愤怒。激昂的口号，也证明港人并非如自决和港独派所说纪念六四是“行礼如仪”。相反，至少壹部分港人，悼念六四时是自觉自愿并深情投入、将“建设民主中国”作为深入骨髓的价值信条。我也认为，民主的中国，才能真正保障香港的法治与民主免受侵蚀、使香港的自治得以保全。

    晚会结束了。市民们有序的退场，我也随人流离开。这是我出生以来第壹次参加政治集会。因语言不通，我无法完整倾听晚会的所有演讲、活动。但我还是完成了悼念六四英烈的心愿，与港人壹起鞠躬、默哀、唱歌、呼喊口号。29年前我未出生无法与英烈们在壹起，29年后我与他/她们的灵魂在壹起。

    这次集会，也让我看到了许多港人对六四、对大陆人权、对中国人民的关心，感受到了港人的正义感与同理心。我也衷心的希望港人能够坚守住香港的自由、法治，坚持到中国大陆也迎来民主的那壹天，与大陆人民携手建设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当然，当2019年下半年香港“反《逃犯条例》”抗议，及许多港人表现出的诸多言行和态度，让我对香港及港人的看法发生了很大改变。心系大陆的、关心大陆人民的，只是港人中的少数。甚至，参加六四晚会的，也并不都是支持中国大陆民主事业和陆人疾苦的，而是出于其他想法。但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感激和敬佩那些真心关注祖国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港人，哪怕他/她们是为数很少的）

    坐上返回旺角的地铁，激动的心情迅速转换为对自己前途的绝望。6月4日是我合法在港逗留的最后壹天。当时，我真有直接坐地铁到罗湖以返回大陆的打算。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回去，又有什么出路呢？精神几乎崩溃下参加高考？那是在自取其辱。在港滞留当然也没希望，但能拖壹天算壹天吧，说不定有转机。如果没有转机呢？那就自杀吧。

   （十五）赴联合国难民署和明报编辑部，以及回忆造访端传媒的过程

    第二天我很晚才起来。我决定去联合国难民署看看。虽然此前就已听冯女士说过，香港的联合国难民署并不接受来自中国大陆的难民，我以前也看过大陆政治难民在香港的难民署被拒的事（例如民国派人士张向忠在港难民署求助被拒的遭遇），但还是想试试看。

    我步行来到位于上海街250号的难民署所在大楼，许多香港政府机构或机构的九龙分部都在此办公。我直接坐电梯到了难民署所在楼层，但却有玻璃门隔开了办公区和电梯口。我只好看提示打了办公楼保安人员电话，对方要我稍等，很快就上来了。她上来之后，我告诉她想进难民署申请政治避难，她说这里是不会接受来自大陆的避难申请的。如果非要联系，就先发邮件吧。在楼下，她写给我难民署的邮箱（和前面许多人写给我的联系方式壹样，都是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查到的），我道谢离开。

    然后我决定去找媒体。香港的媒体，我曾经联系过凤凰卫视，当时找了《冷暖人生》节目组，是壹位叫“郑大牛（不知道是真名实姓还是昵称）”的编辑接收和回复的邮件，对方还是很温和礼貌的。当时我因为还担心上电视影响我日常生活，还没放弃高考，对方也建议我可以匿名发表文章到微信号投稿。但后来我又忙于向其他人维权和求助，就耽搁了。当然后来我很后悔没有把握，那时对方没说我的案例能否上节目，我也还没到绝境，所以我也没紧追要求，就过去了。我后来还曾经去过位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楼的凤凰卫视上海新闻中心，想当面递交材料，也希望最好能面见壹些主持人或记者，却被工作人员告知不收新闻材料，也不能进到里边找主持人和记者。

    赴港后，我去的第壹个媒体是端传媒（我记不准是哪壹天去的，应该就是6月2日至6日那几天）。2016-2017年初，我看了有半年多的端传媒文章，还以“冰山内的烈火”为昵称，经常在文章评论区发表壹些个人看法。但后来我维权呼吁，以及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就很少看、直到现在基本没看了。我感觉端的文章很有深度，价值取向也与我多有重合，所以很期待他们关注我的事情。而且那时我还收到过端传媒的壹封邀请邮件，大概是说因为我在评论区很活跃、评论质量佳，所以邀请我参与端的壹个新功能（“圆桌”？记不清了）测试，说我是被选中参与测试的壹百人还是壹千人之壹。我当时很高兴，因此我把自己校园暴力的经历发给了端传媒。但只得到壹个简短回应，说以后报道校园暴力问题时，会参考我的材料，此后再无回应。我当时还根据端发给我的邀请邮件中的联系方式，打过他们壹个驻上海的大陆联络人员的电话，言谈间他很热情和气，我说如果以后我去香港能不能去端传媒办公地点看看，他说如果采访需要先约定，如果只是想说说话聊聊天当然可以。

    于是我现在就去了。到了端传媒所在的弘富产业千禧广场，上了楼，看到了端传媒的标志。我也忘了是叫开的门还是直接就推开了。办公室右侧是接待来访的服务台，壹位二三十岁的女性在值班。我简单道明来意，说想见壹下编辑或记者。她说现在都出去采访了，有什么事发到邮箱吧。然后写给我壹个邮箱，和我在网上查到的是同壹个。我说我以前发过，但是没有回应。然后我指著左边壹排格子间和人说，这不是有记者在吗？我能不能谈壹谈。她表情语言都表现的有点不耐烦了，还是说让我发邮件，她说会给编辑说壹下留意壹下我的邮件。然后我就走了。看来说话聊天什么的实际上并不可以（当然我也不是为了聊天）。如果我是什么很有身份的人，掏出个高校或者企业名片，她就态度不壹样了吧。人与人的不平等、影响力的差异无处不在啊。我也再壹次明白，传媒人员现实中的行为，和传媒文字营造的形象，是有很大落差的。看文章感觉到的媒体是高大的，现实却是壹地鸡毛。南周如此，端传媒也壹样；大陆如是，香港亦如是。不过严格说来，这位工作人员做错了吗？无论从规则制度，还是从道德价值，她都没错。反过来，似乎还是很尽职的把门、保护媒体工作地点的安宁、安全呢。至于我的死活，他/她们并没义务管。（当壹年后我流亡出境、再次在端传媒评论区评论时，我提到了此事，而且此时我恰在评论区遭遇网络暴力，而端传媒的回应和处置再壹次让我领教了什么是“文明的冷漠”。再后来，我还对其前总编张洁平及其许多同事、朋友壹干人等有了更多的认识）

    6月5日，我去的是明报。明报距我出发地油麻地很远，我坐大巴车去的。壹路颠簸不已，我当时人都是晕的，眼神飘忽不定，懒得看任何街景，整个人又晕又蔫，如同柔软的僵尸。坐了至少20站，才到了明报所在地明报工业中心大楼。到了明报编辑部所在楼层，前台有壹位女士，还有壹个保安。我告诉她希望见壹见记者，她说他们都在工作，只能打电话或发邮件。我拿出签过字和按了手印的材料，给了她，希望她转交相关编辑记者。她收下了。我问如何联系，她给了我明报中国组的联系邮箱。我想对前台拍个照，她说不可以，我于是只能对墙自拍壹张。然后我就道谢离开了。

    我就再没去别的地方，直接回到旅馆把自己塞到被子里捂著头逃避现实，昏昏沉沉的睡著了。醒了之后又死马当活马医般的给联合国难民署写了封求助信，然后继续蒙头大睡。

    （十六）向中联办递交请愿书；参加纪念李旺阳先生的晚会

    6月6日，我感觉不能再拖下去了，今天就去中联办请愿。我先坐车去了港大，看民主墙上我贴的东西还在，又去了太古楼吃了饭。吃完饭就步行去中联办。

    没想到的是，离中联办就壹二百米了，突然下起大雨来。我好不容易鼓足勇气，这老天阻挡我干什么？而且雨越来越大，壹时半会很难停息。虽然我带著雨伞，但雨实在太大，如果冒雨在中联办门口请愿的话，文件和标语都会湿了。我看到对面是西区警署，不知怎么想的就走了进去。进去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是想确认壹下在中联办请愿警察会不会干预，有什么规定。我进去之后发现和大陆派出所的场景差不多，几个警察有的在操作电脑、互相谈笑，还有的可能是外勤，站在屋里避雨。我问坐在服务台最左侧的年龄大约四五十岁的老警员，我是大陆学生，想在中联办请愿可不可以。他边和同事聊天，边随口问我请什么愿、几个人？我说是关于校园暴力的，就我壹个人，他说可以。说话之间，他很不正式严肃，和同事壹直在谈笑，完全没把我当回事（和后来我割腕后，西区警署如临大敌比起来，对比鲜明）。 （另外，关于香港警察的称呼，好像普通警察都称为警员，我也弄不太清。因此为方便起见，在本文中，除特殊情况外，我会把不特定或群体警察都称为“警察”，具体的不超过两人、个体的警察都称为“警员”）

    过了壹会，雨停了，我就去中联办准备请愿。此前，我买了壹面五星红旗，大小正好够我披在上身或举起来挥舞（后来查了下，大小应该是60×40cm这个规格的），准备把请愿信和旗帜壹起举起来。

    到了中联办门口，我看到有两位香港警员正在整理栅栏，除此之外没什么人。我就站在正对中联办的花坛旁边，拿出国旗和材料准备请愿。然后那两位香港警员马上就过来了，他们把我劝到中联办东侧壹个很破旧的大楼的楼道里。其中壹位年龄较大（约50岁？）的警员很和气的问我要做什么，我说我要请愿、递交请愿书。他说，如果妳这么做（以举牌请愿的方式），中联办反而不会收，是没用的。他建议我把想递交的材料整理出来，然后他会叫出中联办工作人员，让他们收下。我想了壹下就同意了，而且他壹番热情好意，我也不方便反驳和拒绝。于是我就翻找需要递交的材料，他劝我不要急，慢慢找。我把请愿信、建议书、防治校园暴力的分析文章，举报欺凌我的学生及失职渎职老师的举报信，以及请愿用的标语“请求中央政府防治校园暴力（大致意思）”壹份份整理好，然后跟著两位警员回到中联办门口。

    那位老警员进到中联办，叫出了壹位穿白衣服的工作人员，40多岁，似乎级别不低，有点像督察员之类。他出来问我有什么事情，我就非常庄重严肃的说，我是中国大陆的学生，要递交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和请愿信。然后，我后退、鞠躬，双手拿著请愿信等材料，恭恭敬敬的像递交国书壹样，对他说，“大陆学生向中联办递交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信（大致是这么说的）”，把整理的整整齐齐的、签了字按了手印的请愿信、建议书、分析文章、举报信、标语壹并呈交给了这位中联办工作人员（但我也不能百分百确定他是中联办/大陆方面的人员，也可能是香港的警务督察之类）。他收下后，我对他道谢，他点头，拿著我的材料返回中联办办公楼。这时是大约下午两点。

    我随即也对两位警员表达了感谢。我想记下他们的警号，他们欣然同意，把肩上的警号对著我让我记录，他们的警号分别是：49004、52945。

    我正要离开，走了没几步，正好迎上香港泛民人士纪念李旺阳的队伍，以及随行报道的记者。他们正在喊著口号朝中联办走过来，其中包括梁国雄先生。于是我就下意识的跟著他们往回走。

    走到中联办门口，他们壹字排开，记者也都正对著他们拍照。我还没想好站在哪，就被警察劝说让开地方。于是我走到中联办西侧那边观察情况。我看到梁国雄他们在大喊纪念李旺阳、要求追究李旺阳死亡责任的口号，而中联办的人在门旁很冷静的观察情况，看来他们久经战阵，早已对这种抗议见怪不怪了。其中壹男壹女两个穿白衣的中联办人员在门旁，女的看见我在看他们，她也看著我，然后给男的使眼色让他注意我，二人还低声交谈。

    这时我在考虑是否应趁著许多记者在，展开标语和拿出材料，吸引媒体注意。但和在六四晚会时考虑的壹样，我不愿意搅局，影响他们纪念李旺阳的活动。而且，如果我这么做，也有可能被泛民人士误以为中共方面派来搅局的，尤其在我包里放著国旗的情况下。在香港，挥舞五星红旗的基本都是极端亲共分子，如陈净心之流。我带著国旗，主要是想以妥协和表达爱国的方式，促请中国政府解决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问题。但这很容易被误解。而且刚才递交了壹套完整的材料后，现在剩余的材料凑不完整，记者来了我材料不全很尴尬（虽然手机里有）。所以我陷入犹豫。

    这时，集会散了。记者壹时半会还没有走。我终于决定趁机行动。我赶快走过去，准备拿出标语和材料，以引起媒体注意。然而这时几个警察围拢过来，其中壹位年轻女警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想呼吁中国政府关注校园暴力，想请求媒体关注。我壹开始还把她错认为媒体记者（因为香港警服和大陆的不壹样，而且好像她还穿著雨衣），后来才看出她是警察。这时刚才劝说我的那位老警员也过来跟我说“妳看，他们这样（抗议），（中联办）就不会理会”。我表示同意。这些警察并没阻止我什么，但就这么壹耽搁，记者就都走了。后来只剩下还有几个摄影师，我问壹个身高体壮的扛摄影器材的人，他说他是东方日报的。但大多数记者都走了，他好像又只是摄像的，东方日报好像还比较亲中共，我就没再举牌、请求采访什么的。

    就这样，我丧失了最后壹次用和平方式表达诉求并引起媒体注意的机会。我如果当时大呼口号、高举标语，就可能让媒体报道我的事情，并得到同情和帮助。或者，我追赶上离去的梁国雄先生，不管怎么请求，如果他帮助我，或者至少建立联系，为我在大陆搞反校园暴力活动争取声援和有限但宝贵的保护，都比后来被关到警局和精神病房遭受壹系列屈辱性的的对待，回到大陆后又遭遇各种挫折和伤害要好。就算这样做求助失败，我又能失去什么呢？优柔寡断让我丧失了最后的机会。

    稍后，我也看到了联合国难民署回复的邮件。不出所料，难民署说只能接受在原国籍以外地区的人的庇护申请，我在中国，所以无能为力（大致意思）。虽然早有预料，我还是愤怒不已，回信说“妳们怎么这么冷血呢？我都要死了”。他们此后也再没回复我任何消息。

   我从中联办离开时想到，职工盟的林先生说，6月6日有纪念李旺阳的活动。我作为左翼，对中国工人运动有所了解。李旺阳是湖南工运领袖，因支持八九学运和呼吁平反六四而入狱，受尽折磨。我对他很敬佩，因此决定参加他的纪念活动。虽然我疲惫不堪，但多参加壹场纪念，也比什么都不做更好。或许，参与对李旺阳先生的纪念，可以给我更多抗争的勇气。于是我就在网上搜索，在Facebook上看到尖沙咀文化中心有纪念李旺阳的晚会，于是赶了过去。下午又在下大雨，我进了文化中心大楼内，又累又难受，浑身瘫软，想在供休息的沙发上躺壹会，刚躺壹分钟，就被工作人员提醒不能躺，我只好在地上半睡半坐窝了几小时，跟流浪汉壹样。

    等到晚上，纪念李旺阳的晚会在文化中心外的露天平台开幕。相对于六四，当然规模就很小了，只有大约百位观众坐在台阶上参会。我那时已无参加六四晚会时的精气神，脑子乱七八糟。我大致只记得纪念者致辞、播放李旺阳妹妹李旺玲的谈话视频，以及壹系列纪念李旺阳的音乐节目。看到“砍头也不回头”的标语，我在想，自己没有李旺阳这种硬汉的骨气，但总能有赴死的勇气。晚会虽也有激昂的口号、感人的音乐，但我怎么也无法像前天六四晚会时那样投入和激动了。自己的麻木与无助感越来越深。

    深夜，我回到了旅馆。回去之后，我还向老板的丈夫要了香港法律援助署的联系方式。但我想到壹系列的拒绝，连联合国难民署都不提供庇护，香港的法律援助机构又能帮我什么呢？

    那就死吧。

第三章 血洒中联办，手铐加身

    （壹）为什么非要用流血与死亡的方式来请愿呢？

    为什么我要自杀？其实，前面两章中的许多段落都已提到了，尤其在《个人情况说明》中，也清楚的阐述了自己的绝境（其实，如《自述》在内的我此前的别的文章也都提到自己的处境和绝望）。我在此再汇总壹下，也再补充壹些原因。

    壹，生活条件和精神状态都在日益恶化，难以维持正常生活，更遑论学习和工作，根本无法有尊严的活著。 从2008年至2014年，我的青春因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被毁灭。从2014年至2018年，我又拖了4年，都25岁了，不适应社会，缺乏人际交往能力，无法正常上学和工作。 “虽然我的事情许多已经过了很久，但是我受到的伤害持续至今。我都已经尽力逃避、躲避了，可是谣言与诽谤、以及当年事情留下的心理阴影和恐惧感焦虑感、抑郁症、心理创痛……都还影响到我现在的生活。……尤其那些照片的传播和散布，迄今仍旧存于我认识的人圈子里的流言蜚语，就会让我永远生活在歧视与孤立之中（还有可能被直接暴力伤害，因为歧视等冷暴力，我更易与他人冲突）我就永远无法正常生活。尤其那种被孤立、歧视、威胁的滋味，只有真正经历过的才知道多么痛苦，文字根本无法那么有力的表述出来。”……因此并不是我放弃、放下仇恨，就可以重新生活了。”

    “我已经拖了4年，精神状况越来越差，思维能力也下降和退化，记忆力下降的也是厉害，经常丢三落四，正常学习和生活难以维持。而我家庭也因为变故而很快无法在经济上和思想上支援我。我没办法再等下去了，等彻底发疯、流落街头、自杀，就都来不及了。最多只能继续在大陆河南的出租房再麻木的呆几个月（还是在（6）不发生的情况下），又有什么意义？那时我还有机会来香港吗？”

   “妳们提及的如果我在香港滞留、抗议，回陆后会受到巨大压力。这个我明白，但是过去、现在，我已经承受了巨大的伤害和心理压力，2008年和2011-2012经历的校园暴力的心理阴影、2014年高考那年我的心理折磨把我都要逼疯逼死了，还有什么不能经历的？现在我的情况差的已经不能再差了。”

     还有单独想提的壹些话，就是无论在校园断断续续7年的经历，还是后来呼吁和维权的两年，以及在互联网上看到听到和经历的许多黑暗的事情和现实，都让我对这个社会非常失望、绝望。鲁迅、契诃夫都看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黑暗，但他们更多是壹个旁观者、记述者，自身生活还是相对优渥的、与苦难还是有所隔离的、自身的安全和尊严还是很有保障的。而我，不仅旁观了种种丑恶，也亲身经历了许多黑暗，是受害者、无助的弱者。

    我像祥林嫂、魏连殳、涓生，贫穷、孤独、历经磨难，没有出路或出路就是堕落；又似格罗莫夫、契基尔杰耶夫、姚纳，社会不公和生活艰辛如滚烫的沥青般倾泻在我头上，将我烫的满地打滚、身体和精神都受到腐蚀的酷刑。其中最惨痛的无疑是高考的失败（当然这个我个人要负很大责任）。因此，我对于各种丑恶、黑暗和不公，既体会更深，又无力逃脱和抗拒。所以我不仅有鲁迅和契诃夫二人的清醒和愤怒，还有无助和绝望。而且，即便能生存下来，不仅自身还要受屈，还会沾染这个时代的恶，自己也成为黑暗社会的壹部分、丑恶行为的参与者，在互害社会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在校园暴力过程中，我不就是有过加害者的壹面吗？而社会比学校更复杂和肮脏，各种受害和加害，我以后必然遭遇/参与更多而不是更少。当然，对我这样的弱者，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受害方。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下去，只会不断遭受屈辱，却无法讨得公道，反抗只会碰壁更多、冤屈更大、受伤更深。而我又没有逃避这种丑恶环境所需的权力、金钱、人脉关系和社会地位，欲逃无路。与其如此，不如壹死了之，即便自杀引不起关注，也能免受未来生活中更多的伤害。

    二，理想破灭，人生无望。“对我来说，没有考上如中国人民大学（或至少211、985）等院校，就等于我彻底失去了实现理想与追求的机会，没有了改变充满不公与黑暗的社会的条件和地位、丧失了以名校学生身份参与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可能，我的政治抱负化为了泡影。而我的性格和身体状况，做壹般白领和基层工作人员又不甘心（更重要是不能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导致再次被孤立与歧视，害怕受欺凌和伤害），自然也绝不适合于打工，家庭又很贫困，不能考上名校在个人前途上也没有出路。”如自述所说：“心有冲天壮志，命如脚下污泥”。6月7日就是高考日，我却早已丧失了追求理想的机遇。看到这个巧合的时间，更加剧了我自杀的念头。

     三，因上访、维权和做社运，返回大陆后可能会遭遇来自政府部门的体制性迫害。“我回去之后还是只能去学校或者政府游行抗议，然后就会被抓和限制出境。教育厅接受材料壹个多月了（4月20日接收的材料），也没有回复。不闹的话，更得不到关注和回应，闹了就出不了境、人身自由和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以我的个人情况，例如精神状况、身体状况，社会背景（没关系没后台，性格还比较偏激，又缺乏人际交往能力，进了监狱或者精神病院，就很可能死在里边，出不来了。而且死前必然还会遭受欺辱，如果激烈反抗和抗议，还可能遭到残酷虐待。”

     在此特别需要说明都是，大陆对待上访、维权者的行为是很不确定的。有时候他们会放任不管，有时则会严厉对待（例如抓起来投入黑监狱，关到久敬庄那样的监狱式“访民中心”虐待），还有在敏感时刻会限制其自由（如“两会”、“十x大”召开期间），派人尾随威胁上访者、在上访者家门口堵门等。更严重的积极维权、为社会不公发声的，则可能直接被拘捕。此外有时政府部门还会派人去上访者工作地骚扰，迫使老板解雇上访者，但有时也不会这样而是给上访者壹条生路。所以其实无法准确判定政府或公安会如何对待我。但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会导致压力、恐慌，影响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这样的案例在“维权网”和“民生观察”等网站很多，例如湖北荆门的刘艳丽、安徽阜阳的李卉，就是积极为人权发声，壹开始被骚扰、丢工作，后来直接被长期拘留的较知名案例。

     四，返陆后可能会遭遇流氓恶棍学生打击报复。“……我举报的人的打击报复，他们涉嫌有黑恶势力背景（否则当年就不会那么嚣张），拉帮结派，有N多种方式可以骚扰、威胁、伤害我，政府和公安完全可能袖手旁观，借助这些人变相“维稳”。如果我在网上遇到攻击诋毁，并且发展到线下，直接在我现在孤身壹人的住所威胁和攻击，再次发生2008年时候那些事，我怎么办？求助谁？当年在学校作为学生都没有人管，现在我实际上已经不属于任何学校了，大陆警察又不愿意管理，那怎么办？”

    五，就是我在大陆与香港壹系列的维权与呼吁的失败，让我彻底丧失了信心，没有了希望。以前支撑我的，就是期望能够有知名人士或媒体的关注，让我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呼吁产生社会反响，也能改变我的人生命运。可是，我奋力呼吁，得到的却是连续不断的失败。对此，前面已有详细描述。“对这些冷漠、残酷的经历，已经反复咀嚼了几百次，由痛苦到剧痛，由剧痛到麻木，然后重新清醒，又如落入冰窖。……我本来就因校园暴力身心受创，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求助和呼吁，却得到这样的结果。精神已处于崩溃边缘”。人的承受能力总是有限的，而我已经承受了上百次失败，其中有至少20次都是亲身前往求助，但依旧无果。我还要怎么忍耐、承受呢？

    “壹个人要能够勇敢战斗，需要感觉到背后有庇护、侧翼有支持、脚底下有大地。”索尔仁尼琴的话真是至理名言。我危险重重、连受打击，精神濒临崩溃（或者某种程度已经崩溃），却孤身壹人，四处求助全都碰壁，既无人保护，也没有声援，如双脚悬空挂在悬崖边，处绝地而难生。我怎么可能坚持的下去呢？

    况且，我将近两年的维权，最终几乎没有成效，我没有完成呼吁社会关注和解决校园暴力、网络暴力问题的目标。这样的情况下，我难道不应该殉难于事业、以死亡来展示我的决心、体现我付出的牺牲吗？

    而促使我自杀的导火索，还是钱的问题。这壹点毋庸讳言，我并不高尚。前面已经提到，我父亲得了脑溢血不能工作之后，家中已捉襟见肘。在2015年之后，我多次处于身无分文的边缘，虽然依靠给朋友借钱和网上贷款勉强度过，我父亲后来又接济上来，但这种有惊有险的金钱危机早晚有壹天会真正酿成危及生存的灾难。因为，我家里的钱越来越少，父亲越来越拿不出钱来，而我的开支却并未减少，反而时常有额外需要。在2015年之前，我要钱基本没有什么障碍；但2015年后，经常需要催促、死皮赖脸的要更多的钱，才能支撑我的维权呼吁、吃饭住宿。我对这种要饭壹般的生活，以钱来维系的家庭关系深恶痛绝，却又无法摆脱。我的维权和呼吁，以及家庭成员看病，已经吸干了我的家庭几乎所有财产。我在香港时，已经断定家庭对我无法继续接济下去了。

    如果我还有钱，哪怕几万元，我就会选择继续在港滞留，有更多耐心，以更温和的手段求得支持，再去找各种机构和个人，如各政党、媒体、学者；也有钱购买各种宣传道具，以温和手段如举牌等方式请愿；哪怕激烈壹些，也只会在中联办、中环、维园这些场所，进行宣讲、绝食，吸引香港市民的注意与同情，看看是否会有转机，而不是用激烈手段自杀，至少不会那么快自杀。当然，假设我有更多的钱，例如几十万上百万，那我可以去许多国家和地区进行求助和呼吁。但问题是，我就剩几百元了，包括所有港币和人民币，银行卡里也没钱了。当然，给我父亲要还是能要壹些的，但还能要几次呢？要的钱又能撑几天呢？（说到这我又想说，比我、比我家有钱的那么多，但为什么没有壹个人愿意像我壹样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呢？为什么没有人肯推动制度性和普遍性的社会变革呢？）

    我当时也以为，我在中联办门前的自杀很有可能引起媒体的重视，能够让我的事情广为人知。如我自杀未遂，就可以接受记者的采访，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更进壹步的，如我在《致纽约时报的壹封信》中所说：

    “我若被监禁或杀害、被逼自杀，希望人们知道，我是国内因公开揭露和反抗校园暴力而牺牲的第壹人，我希望我的死亡能够成为反抗校园暴力的壹个里程碑，我愿做21世纪反抗校园暴力领域的布鲁诺，用燃烧自己的生命刺破黑暗，引发人们对于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关注，推动对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防治，拯救这些处于痛苦而绝望，却又被社会忽视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受害者。”

    或许，我可以成为防治校园暴力领域的布鲁诺，成为与校园暴力抗争、挑战青少年社会结构性不公与暴力的第壹人。如果那样，我就和布鲁诺、释广德、帕拉赫壹样，死得其所、死的光荣伟大。

    活著，要面临那么多绝望与屈辱，无路可走，且最终还是会悲惨的死去；自杀，却可能得偿所愿，壮烈辉煌。所以，选择自杀，已是顺理成章。死去反比活著更有价值，至少也是壹种解脱。更简单的说，活著，有那么多坏处；死了，却有那么多好处，为什么不死呢？

    那就行动吧。

  （二）为自杀做准备

   关于自杀的心理准备很充分，但是物质准备却非常仓促。直到当天上午，我才开始写遗书、在路上才买工具。（其实这也是拖延心理（或者说拖延症）的壹种表现。而且，我难道真的那么乐意死吗？）

    6月7日，也是中国每年高考的日子，今年我仍然报了名，但现在不在考场而在香港，不是赴考而是赴死。

    我上午起来后，就开始写遗书。遗书是写在前面提到的《熔炉》的剧照彩印图片的背面，剧照中那壹行中文字幕“我们壹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不让世界改变我们”，也可作为我死后的墓志铭吧。遗书大致内容是：1.我是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2.我受到那么多伤害，但无法报仇雪恨了，其中提到两个人，壹个是电视剧虚构人物、用暴力方式复仇的刘华强，壹个是北京首都机场自杀无他人伤亡的爆炸事件（现实版《恐怖直播》）制造者冀中星。我说我没有能力做到他们做的事，只能自杀；3.我提到以前曾经帮助过我的同学、老师、陌生人等，我说感谢他们，但以后永远都没机会报答了；4.我说关于我的事情具体情况的文字材料，都在我随身携带的包里；5.我说了自杀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媒体和社会关注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

    最后，我写上了几句口号，记得应该是：

身殉祖国，血谏中华！

祖国万岁！

人民万岁！

正义万岁！

真相与真理万岁！

    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写完之后，我像往常壹样，带著两个包离开旅馆。这时应是上午十点。

    然后，我找到了壹家超市，买了壹把十几厘米长的水果刀。买刀时，我内心很忐忑，但情绪还平稳。其实，为准备写血书或自杀，此前我已买了壹把小的折叠刀，还有壹把美工刀，但觉得都太小，很难用来自杀。于是我就买了个大的。

    买完刀，我先去了港大。首先还是去看了看民主墙。看到我张贴的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与请愿信还在。然后，我就去太古楼吃饭。用八达通刷卡，差不多刷完了余额，还是红豆冰和牛肉饭，吃饭时想到要去自杀，比较激动，不过吃饭倒没影响，壹口气吃完了。这期间基本没想太多事情。吃饭时应是中午十二点到壹点，因很紧张没注意时间。

    吃完后，我就步行奔赴中联办。顺著山路壹路疾走，快到中联办时又下起雨来，而且又是瓢泼大雨。但再大的雨，都不会让我的决心动摇。我走到壹个好像烂尾楼还是未完工的楼房之类避雨。这时，我想起来包里还有支联会、港大、中大的刊物，如果带去自杀地点，自杀后会给支联会和港大中大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说不定中共会诬陷支联会等机构教唆我去中联办自杀。即便不死，带著这些刊物，无论被构陷还是误会，也都说不清了。因此我把这些刊物、宣传册之类全都拿出来，扔到楼旁垃圾桶里。

    随后，我又把遗书拍下来，发给了几个和我联络比较频繁的人。

    这时雨停了。我毫不犹豫的向中联办走去。

   （三）血洒中联办

    大约下午壹点半，我走到了前面提及过的中联办东侧的那栋旧楼楼道那里。我大汗淋漓，于是脱掉了外套，扔在了壹张不知谁放置的空椅子上（这件外套此后就再也没找回来）。然后，我掏出水果刀，又放了回去，又拿了出来。现在想，我当时下意识的想法可能是，究竟到中联办门口再掏刀，还是先拿出来。最后，我把国旗拿了出来，把刀用旗帜包著（说实话，我虽反对中共，但对共和国和国旗这个国家形象还是有感情（哪怕共和国也不能真正代表中国），我这样做的确不地道不庄重），拿著遗书，然后跨著包走向中联办。

    我走到中联办门口正中时，正好壹队穿著西装、公务员模样的人群背对著我走出中联办，他们丝毫没注意到我。我原本是想展开国旗，披在身上，然后自杀。但真的到了现场，紧张至极，这壹切仪式都忘了。后来，把自杀的流程也搞乱了（或者说根本没有构思自杀流程）。

    我当时非常慌乱，拿著遗书想往刻著中联办中英文全称的那个牌子上贴（但完全没想到拿胶水），然后没贴上，我就把它放地上，把水果刀拿出来。然后大喊口号“身殉祖国，血谏中华”，拿刀对准自己心脏（或腹部？反正就那壹块）刺去。但刺了壹下，又压了壹下，刀子竟然没有插到身体里，只是破了壹点皮。我立即右手拿刀割左手手腕，第壹刀不浅，皮肤完全割开，但没流出血（后来才想到等壹下才会出血，而且割错了位置），于是我对准第壹刀割的伤口处猛的割了第二刀，血迅速流出来了。我就把刀放地上，拿右手手指在伤口上蘸血，然后又拿起遗书，往遗书上涂血、试图写血书血字。

    这时，中联办的人和香港警察全都跑过来了。刚才我喊著口号刺心脏时，就看见有白衣中联办人员发觉并探头张望，但警察出来还需要时间，我就趁这个间隙成功割腕。现在，我在试图往遗书上写血书，香港警察就冲了过来。壹位大约30岁的警察紧紧抓住了我的右手，而我已割腕的左手举著遗书，在流血。然后我大致看到有好几个人冲我拍照，冲遗书拍照，既有警察，也有便衣（看形象气质，有可能是驻中联办的大陆国安或其他负责安全方面的人员）。我就大喊，当时太紧张，现在忘了喊的什么，大致应该是我想请愿防治校园暴力之类。然后控制住我的那位警员对我用生涩的普通话说：“妳是为了让这个国家变的更好，对吗？（这应该是他从我的喊话及携带的国旗判断出的）”我说：“是的，我并不反对中联办，我与中联办工作人员无冤无仇，我只是要表达我的诉求（大致意思）”。他说“好的，妳要冷静，要冷静，不要动，我们也是为妳好的，不会伤害妳（大致意思）”。期间有几个路人在看和拍照。还有警员在搜查我的包，应该在找证件，以及有无其他攻击性物品。

    然后，又有几位警员过来，拉著我往中联办东侧走，他们壹边拉，我壹边喊“打击校园暴力”、“血谏中华”等口号，我这时还看见，昨天见到过的那个中联办白衣女工作人员正面露笑容看著这场景。我就对这些香港警察说：“妳们看见没有？她们还在笑，大陆教育出来的都是冷血动物（当然后来我才知道许多香港人及其他海外的人同样是冷血动物，哪怕接受过高等教育）。

    这些警察把我拉到了中联办东侧壹个门洞里。好像就是这时，有人用纱布还是什么裹住了我手腕上的伤口。他们把我拉到这之后，又在拍照。这时，壹位女警对我说：“妳还认得我吗？”，她就是昨天跟我说话的那位香港女警员。我说：“我认得”。然后我对著围著我的这些警察还有其他不知身份的人员说：“妳们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今天自杀吗？6月7日是中国大陆高考的日子，我因为校园暴力受到伤害，高考失败，所以我才这样（大致意思）”。其实我选择6月7日自杀，前面已经说了，有这个考虑，但更多是时间上的巧合。如果我7月份来香港，也不会等壹年再割腕。

    警察们沉默著听我说了这些，然后有人对我说：“我们要在这里等著救护车，我们要把妳送到医院去”。我对著这些警察说：“我要求政治避难，妳们不能够把我遣返回大陆，这是违反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大致意思）”，接著我又说：“我希望去第三国，要申请政治避难”、“我要得到人道主义待遇”。壹位50多岁的老警员（也可能是警官）“嗯”了壹声，就没下文了。当然我后来明白，这些话和前面提及的壹些对香港不切实际的想法壹样，又很幼稚。我说的这些，他们压根就没当回事。

    过了不长的时间，救护车来了。我说我的材料和信息都在我的两个包里。两位香港警员（为方便记述，分别称为A警员和B警员，后面的以此类推，特殊情况的单列）跟著我上了救护车，把我的两个包也提了上来。

    （再往后面的经历，由于我自杀造成的情绪波动、在恶劣环境导致的身心痛苦，所以对部分事情记忆没有此前那么清楚，但总体还是清晰的）

    （四）抵达玛丽医院，做检查和缝合伤口

    上车之后，A警员用很温和的口气告诉我，因为我的港澳通行证（刚翻出来了）显示我已超期居留，因此要拘捕我，然后给我戴了手铐。我说我当然会遵守香港的法律，伸出手非常平静和服从的让他给我戴上手铐。不过后来想到这事，我觉得只是因为他们怕我再自杀或出意外才铐的我，超期拘留只是借口罢了。

    路上，A警员用香港话说了那句“妳可以保持沉默，但妳所说的壹切都会成为呈堂证供”的话（应该就是这句，虽然我听不大懂香港话，但这位警员强调我壹定要听）。两位警员还问我在港这些天住在哪里，我告诉了他们。并且说，我做的壹切事情包括自杀，都与旅馆无关，老板完全不知；我也没在旅馆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或者准备性工作，所以不要连累他们。警员告诉我不会的，只是问壹下。我对他们表示了感谢。我又告诉他们，我有抑郁症，需要心理医生帮助，他们说会有的（当然后来想到这，真是壹大败笔，反成了认为我精神有问题而强制送院的借口）。我还向他们说我如果拘捕，我希望单独关押，以及重复了希望寻求政治避难等问题。他们不置可否。我还说我这样做是希望引起媒体注意，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把我割腕写血书的视频发出去。A警员安慰我会有人发的（后来结果截然相反，至今我都没有看到有人上传相关视频或图片，虽然当时有不少人包括路人拍照）。我又表示了感谢。在押送我去医院期间，我至少对警员说了两次感谢，说话很客气和温和，没有任何激烈或不当动作和言辞。

    到了医院（后来知道是玛丽医院），他们把我带到类似于门诊初诊的壹个门诊台（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我去的大陆医院都没有）。壹位女医生问我哪里受伤，是怎么回事？我指给她割腕的地方，告诉她我是割腕自杀，还有胸腹部破了壹点皮。她问我为什么自杀，我就大致讲了壹下关于遭受校园暴力的情况。她问我有没有别的疾病，我说没有身体疾病，有抑郁症。我这么说是指望能够得到心理治疗，因为那时惊魂未定，本来精神状况就很糟，割腕之后更惊惶无助。如果有心理辅导之类的帮助，就可以减轻我的焦虑抑郁。但没想到，我如实诉说我得了抑郁症的情况，或许恰恰成了后来我被送入精神病房观察的动因之壹。

    换上纱布包扎以后，警察们把我带到对著门诊楼大门的壹个似乎弃置不用的服务台后面。他们打开我的两个包，仔细进行搜查。他们拿出了我包里的的全部文件，包括防治校园暴力的标语、请愿信、举报信、建议书等所有文件，并壹壹拍照记录。壹位老警官问我为什么要在中联办自杀，我说我找了很多政党和媒体，但是没有得到关注，所以才割腕自杀。他听后也没说什么，看表情似乎对我有些同情。这时我才想起问这是哪里，警察告诉我是在玛丽医院。期间我壹直安安静静坐在椅子上，没有任何反抗或激烈的动作，或者说，完全没任何动作（如果腿发抖不算动作的话）。

    然后，刚才押送我的那两位警员，把我带到了门诊楼的壹间很狭小的空房子里（好像是候诊室？姑且认为就是候诊室吧）。候诊室里有壹张床，我就双手铐著（还好不是背铐著）坐在床上。很快过来壹位护士，要我签署缝合伤口的同意书。她大致给我讲了壹下可能会留伤疤的后果，我没任何犹豫就签字了。

    紧接著，来了壹位精神科医生。她问我为什么要自杀，我说是因为校园暴力的伤害，还有来香港求助失败等等。然后她又问我这些天心理状态之类，例如感觉上怎么样，我说我感觉有时候低落、焦虑之类（大致是这样说的。我维权连续受挫，马上要身无分文，情绪能不低落和焦虑吗？）。她又问我在中联办自杀前心理上有什么感觉，情绪如何之类，我说会感到很激动之类（具体记不太清了，反正就是说情绪有波动。如果自杀之后情绪没有变化，那不是才不正常吗？）。然后她就走了。

    就在这位医生询问我的前后，警察换班了。C警员和D警员替代了前述的AB两位警员。他们走了我才知道是换班，所以立即向C警员说，我托他向离开的AB两位警员表达感谢，希望他能够转达，他同意了。C警员很年轻，20多岁，普通话很好，说话和长相都很温和。D警员年龄较大，基本听不懂也不会说普通话。（因为不允许用笔记，更无法用手机，所以这些警察的警号我自然很快就忘了，哪怕我当时努力去记）

    随后是漫长的等待。这时，我才在想，刚才自杀，虽然有那么多心理准备，但真的临阵，却慌张不已。为什么没死呢？刀子太钝是个原因，这东西又没办法提前在身上试，在别的东西上试又不准。没经验也是原因，考虑过许多次自杀，却没演习过壹次。但最主要是下意识不想死吧。我割腕，割的是胳膊外侧，切动脉难道不应该在里侧吗？看见血管怕疼了？虽然我割那两刀时，壹点疼痛都没有，像割餐盘里的熟肉壹样，自身毫无感觉。如果我当时猛的朝手腕砍下去，或者选择抹脖子，应该死亡几率就有90%了。

    我确实没有必死的决心，刀子割下去，全凭运气死与活。我前面也提到，如果我自杀未遂，说不定会引起媒体的关注。显然，暂时希望落空。可是，如果能上法院也好，我可以在法庭慷慨陈词，批判大陆的政治体制，陈述自己遭遇的不公，引发香港乃至国际社会的关注。但如果我死了，会引起更大的反响。遗书和包里的材料，就可以让我成为呼吁防治校园暴力领域的布鲁诺。然而现在是没死。没死就继续抗争吧。但后来有惊又惨又险的遭遇，尤其各种屈辱，让我多次后悔割腕时对自己下手不够狠，没有壹刀毙己。不过死了，现在也没有机会写这些了。

    我问C警员，我可能得到律师帮助吗？他说会的。后来我问他，警方可能会怎么处置我，他说可能会交给入境处。我说如果请求政治避难可以吗？他说这些话妳可以向入境处那边陈述。这时，我根本没想到会出现后面可以说最坏的结果--被关进精神病房。因此，情绪还相对平稳。心里虽忐忑不安，但也壹直安静的坐著，或躺著休息壹下。我告诉他关于校园暴力的事情，他说妳可以在国内发微博什么的爆料，我说那没用的，没有多少人关注，而且可能被删帖（后来我回到国内，和我预料的差不多，后文我会再讲）

    过了好长时间，C警员带我去手术室缝合伤口。缝合时打了麻药，不疼。那时，我还强打精神露出笑容，对C警员说，“这（伤口）是牺牲的标志，这就是抗争的代价（大致意思）”，把自己当成抗暴英雄。我还说能不能帮我把伤口未缝合时情况拍下来，他说不能，说“这个妳以后自己拍吧”。整个过程我依然很平静。

    （五）接受精神科医生的问询，命运的恶性转折

    缝合完毕，回到候诊室。过了壹会，来了两位医生，有刚才那位女医生，还有另壹位三四十岁的男医生，应该也是精神科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们可以决定我是否被强制关进精神病房。

    他们比较具体的问了我自杀的原因，以及校园暴力的情况。他们好像问了说遭遇的校园暴力是真的还是想象的，我说当然是真的。这种提问真是荒谬至极，我哪有那么大想象力想象持续七年的校园暴力。他们问我抑郁症得了多久了，我说有10年了（我从2008年开始算的），是中度抑郁症（有2017年在郑州市的诊断证明）。

    这时他们提出了个问题：他们问：“妳是真的想要自杀，还是就是只是想割腕引起关注？而且女医生此前还此后说了句，“妳不是想要真的自杀，对吧？”然后我很诚实的说：“不是，我是真的想自杀”。现在想起来，我的这个回答是我被判强制送院的又壹原因。我诚实回答，却为后来受难埋下伏笔。

    期间，他们要求看壹下我写的校园暴力的材料。然后C警员就拿出包里装的材料，我就指给两位医生看，例如遭遇校园暴力的具体情节。然后他们又问为什么要在中联办自杀，我说在大陆遭遇不公平对待（这个前面有提及），我希望在中联办割腕引起媒体关注。他们问我现在想怎么办？我说我想去第三国，寻求政治避难。还有壹些别的问题，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应该没什么重要的了。

    这时，他们提出了壹个问题，现在想来很坑人，并且实实在在把我坑苦了。他们问我，如果我的事情（举报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没有解决，还会不会自杀？我又实话实说：“会的”（或者说的是“会自杀”）。而这个回答，估计就是将我强制送入精神病房的关键因素。

    然后他们就走了。在此期间，他们并没有让我做任何关于判断是否有精神疾病的测试、问卷，也没有对我做出任何正式的诊断。甚至，询问时都很不正规，是在候诊室而不是医生办公室；问话像唠家常随口问，而非严肃、正规的询问，给人的感觉就像随意的聊天。我在他们询问时，虽因刚刚自杀未遂，情绪不会像普通人那么平静，但也未表现的非常激动、躁狂之类极端情绪，也无其他异常举动。

    后来我想，他们在询问我以上这些问题，尤其是否还会自杀的问题时，并未如警察拘捕嫌犯时必须说的“妳有权保持沉默，但妳说的壹切都会成为呈堂证供”那样，告知我的回答会有怎样的后果。我根本不知道我对这些询问的回答，将会影响我是否会被强制送进封闭式精神病房。相反，他们采用了具诱导性的言辞让自杀者说出可能还会自杀的心理动态（虽然那位女医生前面也善意说了句“妳不是真想自杀吧”，但此后也未告知我如果说自杀会有什么影响。那个男医生更无说任何提醒的话），自杀者的诚实反成了他们强制送院的口供。

   过了壹会，有两位护士来了。其中壹位告诉我，根据评估情况，我需要到精神科病房入院治疗。我大脑像被重击了壹拳，整个人几乎崩溃。因为我在大陆，就听说过精神病院内的种种内情，如捆绑、电击，各种虐待，知道关到精神病房会有多可怕。当然，最重要的，是会失去自由。自由，对我来说比生命还要珍贵。（后来，我从香港医院出院后，迄今为止，我看了大量大陆精神病院的内幕（如网站“知乎”中关于待过精神病院的抑郁症患者等轻型精神疾病患者、被家人无辜送入的正常人、探望者、病人家属的叙述，非常可怕），还有壹些上访者、维权者被强制关押于精神病院的案例、在病院的遭遇，以及壹些新闻报道。虽每个案例都不同，但大多数讲的都是很黑暗可怕，少则欺凌，严重有虐待，还有各种捆绑、电击。相对于香港，大陆的精神病院恶劣至极，许多地方还不如监狱。后面我会用插叙和总结的形式具体叙述相关例子。而我会选择许多知乎上的案例展示和分析。因为相对于其他平台，知乎上的案例叙述更加详细、完整、清晰。而如微博、贴吧的绝大多数都是非常简短（往往只有100-200字乃至几十字），很难了解这些被关进精神病院者的详情。越是完整清晰，越有利于判断真伪和了解事情来龙去脉，以及当事人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的痛苦。当然，知乎也有许多不可信或扭曲事实的内容，我会尽力去伪存真。而且我把相关案例基本都全文摘抄，是否真实、客观，大家也可自行判断）

    因此我立即表示反对。护士告诉我，可以找法官申诉，不过需要等待。她问我是否要见法官。我说需要，她说好的，她会把法官请来，然后就走了。

    我的心情从相对平静迅速变得极为焦虑不安。我没有想到，我壹直表现的非常正常，也在割腕后没有再做任何过激动作，甚至自杀后的情绪都没有很大波动起伏，跟警察也非常礼貌客气，却得到要送进精神病房的结果。

    我就坐不住了。我壹会躺下，壹会坐起来。中央空调的冷气也吹的我受不了。因为外衣落在了中联办旁边，我此时只穿著壹件T恤。“心静自然凉”，但我感到恐惧时，反而更觉得冷了。刚才并没感觉太冷，他们说要把我送到精神病房，我壹下子烦躁起来，连带著也感到冷气的刺骨。

    C警员试图安慰我，说壹会法官来了还有机会申诉，不要太焦虑。我激动了壹会，也有点麻木了。脑子壹片空白。

    过了至少壹个半小时，法官才过来。这位法官看起来30多岁，壹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他询问我的申诉理由。我告诉他，1.我自杀是壹种抗争，并不是因为精神病。2.我有抑郁症，但没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不需入院治疗；3.如果我被强制入院，对我名誉有不好影响，容易被污名化。此外，我还举例说，许多人都会用自杀来抗争，还有自焚的，例如释广德。当然，当时我说的时候没现在写的这么条理清晰，比较慌乱，但是以上几点都提到了。

    他听完就去见医生了。期间，他只说了我要申诉什么、以及应和了句我担心污名化这两句话，谈话过程也就壹分钟左右。他根本没告诉我这就是询问的全程，更没说他不会再回来了。

    过了有至少十几分钟，护士过来，告诉我，法官听了医生的陈述后，已经决定了，同意医生而不是我的意见，也就是我要被强制送院治疗。我又是恐惧又是愤怒。我说我要见法官，护士说法官已经走了。此前我是相对平静、心境也不很糟糕的。正是因为他们把我送进精神病房，我才急躁起来，焦虑和恐慌也极大加剧了。我恐惧和恼怒之下，就大喊起来，用铐起的双手敲打床铺、墙壁。护士见状就离开了。我几乎是哭著对C警员说，我被从中联办带过来到现在，我壹直很配合执法，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我本来不想自杀，妳们这样是逼我自杀。说完，为表抗议，我用头部撞了壹下墙壁。然后，C警员就有点慌了，用比较夸张的语气对著外面还是对讲机喊了句“快来人啊，要自杀啊”。

    然后壹下子进来两个还是三个警察（当时慌乱记不清了，看来西区警署布置了至少两层看守我的警员），除了刚才提到和C警员搭档的D警员，还进来壹个身高至少175，既健壮又非常肥胖的警员，这个警员长相很凶，至少有200斤重，膀大腰圆。胖警员警告我不要大声喊，这里是医院。我说他们要把我关精神病院，所以呼喊是为了求救，跟他大声争辩。然后他就凶神恶煞壹样的冲我吼：“妳再喊再动就把妳捆起来”、“现在就能把妳绑起来”之类威胁言辞。我就喊：“我要见律师、我要见律师”，胖警员伸过头，把他的脸几乎贴到我脸上，吼叫般的回答我：“没有、没有”，还带著壹种得意之气。然后我就不说话了。这位胖警员和D警员也走出候诊室。

    胖警员威胁我时，我又感受到了极度的惊恐和无助，汗毛直竖，就像以前遭遇校园暴力时壹样。候诊室除了三个或四个警察，没有任何其他人，我孤立无援，没有人可求助，也无处可逃。即便被打了、被捆绑起来，或者别的暴力对待，也不会有人看见和知道；也没有媒体会拍到，这间小房子也没有监控。我听说过香港的“七警案”，知道虽然香港警方总体文明，但如果暴力起来，也是很可怕的。我又是大陆人，他们打起来或许更无顾忌，不太担心被追究责任。

    现在想来，除了警察的粗暴，还有壹个更重要的问题需要提及，就是刚才倾听我的申诉后还是判令我应被强制送院的法官的行为。他只听了我说的几句话，仅仅交流了1分钟左右，既没有详细了解我的自杀动机、精神状态，又没有倾听完整我的详细陈述，且在没有告知他只倾听这壹次、不会再回来的情况下离开。相反，他和外面医生的交流时间却较长，过了至少十几分钟护士才通知我需要入院。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他没有给我反驳医生的机会，也没有把我和医生叫到壹起当著他的面互相辩驳，并且更倾向于医生短促的判断而非当事人的陈述。如果类比司法审判，就相当于没有做到“程序正义”。

    我现在正在写《香港精神卫生体制现状分析》，刚写了个开头，我重点分析了这件事并提出改进措施：

    “2.询问法官应用更长时间（至少5-10分钟）详细听取公民个人意见，完整的了解公民自杀或做出过激举动的前因后果，多与公民交流，亲身判断公民的精神状况和行为动机，而不是单方面只听医生的意见，以保持真正的平衡和中立。

    3.无论是医生还是法官，都须坚持“疑病从无”的原则，尤其要区分轻度精神疾病（如抑郁症等）和重性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等）的差异，不能简单的仅仅“有病”就关起来，否则全香港需要关起来上百万人、全中国要关起来近亿人（据世卫组织统计，中国有精神疾病的人占总人口7%（另有中国官方发布的《浙江省精神卫生资源服务蓝皮书》，其统计数据说有17%，可能与世卫组织界定标准不同），而香港则是有七分之壹的人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也不能因为有壹次过激举动就关起来，而应该了解做出过激举动更多是因为精神疾病还是现实所迫他人所逼，综合判断是否应该入院治疗、进入哪种类别的病房（是监狱式的全封闭病房、还是有壹定自由的半封闭乃至开放式的复康病房）进行治疗。对于损害他人利益、伤害他人的，可以依法判入惩教署或监狱，而非精神病房。

    此外，医生和法官也应体谅弱势群体的处境，应该出于人道主义尽可能避免将公民送入医院而非为了稳妥而牺牲公民自由和权利（法官应该清楚以目前香港的医疗卫生理念（大陆更是如此）、尤其全封闭式病房管理状况，把病人送进去是被剥夺各种自由、受苦的，而不是进去享福），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这篇关于精神卫生体制问题的分析文章，我写到入院部分就先放下了，等于只写了开头。我缺乏专业知识，只能凭通识知识加个人经验写壹下，现在重点写在港经历的回忆，所以这篇理论文章以后才能完成）

    那两个警员走后，C警员又试图安慰我，说要去的东区医院也是壹所很普通的医院，跟这里壹样（是全科医院），不要担心。我当时就不相信，到了之后果然是被关进封闭的精神病房。东区医院当然是壹个综合性医院，内外各种专科都有，但我是被关进完全封闭的精神病房，和关在精神病专科医院完全没有区别。这位警员对此不会不清楚，这种欺骗很令人不适，虽然他对我还不错。 

    这时我脑子时而壹片空白，时而紧张不安。我当时估计，香港的精神病房应该会比大陆文明许多，但究竟如何，完全不知道，只能听天由命了。除此之外，其他的事倒基本都没想，下意识逃避各种思考。我壹直担心在大陆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却没想到居然在香港被送进精神病房了，真是莫大的讽刺、恶劣的结果。

    又晕晕乎乎的坐了至少壹小时，我耐不住这种面临不确定性的等待，于是主动问C警员何时送我去医院，他说很快。不过显然不是很快。我又焦虑不安的坐了很久，才有几个警察和护士（或护工）抬著担架，带我去东区医院。

    我也忘了是在候诊室还是在救护车上躺上担架的。反正躺上担架后，护工立即用又宽又厚的麻布类绳子绑住我的两个手腕和两个脚腕，四肢被固定，动弹不得。我那时很麻木，也没有任何动作，壹言不发。CD两位警员坐在车里，我躺在中间，仰头看他们。我问C警员几点了，他说8点了，我才知道距我在中联办割腕已过了6小时。从车窗可以看到外面漆黑的夜晚，我的心也如这夜晚漆黑壹片，充满对已知和未知的恐惧，不知道会在精神病房遭遇什么、被强迫住院多久。

   （后来我才知道，玛丽医院壹男壹女这两个精神科医生，在我整个被判入精神病房及对我制造污名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

   （由于1.我被强制送入精神病房以及在病房中各种不好的遭遇，导致精神状况变糟、记忆力变差，浑浑噩噩；2.在病房内大多数时候每天生活都很单调雷同，虽然护士台下面有更新日期的贴纸，但没有可以记忆时间的参照事件（只有个别特殊事件记得日子）。所以，以下讲述经历的事情中，大多数无法提供具体日期，且部分事件顺序可能颠倒，壹部分事情可能记忆不够完整清晰）

   （如前所述，大陆的精神病院远比香港的恶劣，大陆精神病院中各种欺凌、虐待、捆绑、非常普遍，甚至时常不守规定的过度使用电击。因此不要把香港相对不差的情况误以为是中国精神病院的常态。香港是特例，与中国大陆精神病院的恶劣情形不能相提并论。我也会在讲述在香港精神病房经历时，以插叙我总结方式讲述我从主流媒体、学术文章、“知乎”和微博等互联网论坛、及其他维权者那里听说的大陆精神病院的残酷内幕）

   第四章  焦虑、顺从、麻木、煎熬--囚于精神病房的二十三日

    （壹）痛苦的挣扎与被迫的调试--初入精神病房

    1.浑浑噩噩的入院过程

    也不知过了多久，汽车停下了。我不安之中完全忘了从救护车里到的精神病房门口壹路看见了什么，反正是在担架上被抬进去的。

    被抬进病房后，出现了壹个穿蓝色制服的护士。他笑著指著自己的工作牌，自我介绍他叫卢伟杰，开玩笑说可以叫他卢sir。虽然他衣服上有“护士”字样，但我当时精神恍惚，把他当成医生了。

    他和警察进行了交接，登记了港澳通行证后，C警员告诉我，什么时候离开医院，警察会再把证件还给我，然后警察们就离开了。

    卢伟杰和另壹位身穿绿色制服的“支援人员”（类似于护工吧，以下就以护工指称这类人员）把我叫到病房中间的桌子前，要我脱光衣服，且要壹丝不挂连内裤全都脱掉，以换上医院的病号服。而且，他们并没选择找个单间或让我在厕所、浴室换衣服，而是当著他们面，他们也不到屏风后面回避。这当然是非常屈辱的事，如果在警局，我反而可能会抗议。但是在精神病院，我早就耳闻对不服从者的捆绑、电击，且刚才就是被绑著四肢送过来的。那种潜在的暴力阻吓，足以让人不敢反抗，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到那种环境的威压。因此我就顺从的在他们面前脱的壹丝不挂，然后换上了病号服。其实，他们即便不提供换衣间，至少也可以做到转回头不看我，但是他们没有，那个护工更是壹直看著我。说白了，他们对于病人、并未确诊的入院公民，并不当作有尊严的个体来尊重。而后来在病房壹系列的遭遇和见闻，也证明了他们对病人的态度，很像狱警对犯人的态度。脱衣的整个过程，我像机器壹样机械的脱掉内外衣，精神麻木。

    换完衣服，卢伟杰和绿衣护工开始清点我的财务和其他物品。看到国旗，卢伟杰用夸张的、抑扬顿挫的声调说，“我爱我的祖国”。我感叹了壹句，“国家机器就是厉害啊”，指的是我在中联办割腕就被送到精神病院的行为。卢伟杰没说话，表情却有点难看。从进来到现在，卢伟杰的言语动作，就让我感到这人表面上爱笑，却更像笑面虎，给人壹种比较阴的感觉。后来证明果然如此。而我把他们说成“国家机器”的壹部分，可能他内心很不满。

    这时我也看到那位绿衣护工工作牌上的名字--郑明。这个郑明三四十岁左右，矮胖的身材，壹张堆著横肉但并不可怕的脸，不太懂普通话。在后来的20多天里，看到他属于护士和护工中比较严厉的，但并不坏，平常面无表情，很少和病人说话。

    用了至少20分钟，他们才把我的物品整理完毕，让我在清单上签了字。这时我才知道卢伟杰是护士，而值班医生还没来。然后，我就被安排在4号病房壹张床铺上休息。

    4号病房有十几张床铺，大多数床位都躺著人。和壹房子精神病人住在壹起，原本是应该很害怕的。但我似乎并没特别的感觉，也可能只是因为都在睡觉，看不出与正常人有什么区别。这时我手里拿著壹张医院的入院通知单，写著医院和病房名称--东区尤德夫人那达素医院K4病房。上面签著我的名字。我自己都忘了我刚才什么时候签的名了。

    过了壹会，值班医生过来了。这位医生姓林，大致问了我的情况。他应该是有玛丽医院那边询问我的资料，他问我2008年抑郁症诊断情况，还以为我那时就已确诊抑郁症。我说那时候并没有诊断，是我自己感觉抑郁的，2017年才去做了诊断。他有点惊讶，说：“啊，是这样啊”。这其实也侧面证明玛丽医院那两位精神科医生并没仔细对我诊断，连问都没问清，粗枝大叶的询问后就把我判入精神病房。然后我说我晚上睡不著，能不能开安眠药，他说可以。我再问其他的问题，如何时诊断和出院，他就要我等第二天见我正式的主治医生再说。

    吃药之前，护士拿走了我的眼镜，保存在护士站，此后每晚都是如此。吃完安眠药，也不知是药物作用，还是下意识以睡眠逃避，或者就是因为被折腾的身心俱疲，总之我很快就睡著了。从入院到入睡，整个过程跟做梦壹般，恍恍惚惚的。或许只有下意识的模糊自己的心灵，让它不那么敏感，才能逃避屈辱的、丧失自由的现实吧。

    第二天醒来，去护士站拿眼镜，他们都在忙，问了几遍才给我。

    戴上眼镜，我才大致看到了病房的样貌，不过当时浑浑噩噩，没搞清楚全貌，呆了几天之后大概才了解清楚。这个K4病房是壹个大约300-500平米的全封闭式病房，入口有两层厚厚的门，都需刷卡才能出入。大病房包括1、2、4、5四间大病室（为方便起见，以下也称为病房），均为于从门口向里走的方向的左侧，每房都是十几个床位、壹台高高挂的电视；1、2和4、5号病房中间，没有3号病房，而是有三个分别约5平米的小单间，门上写著“观察室”，是安置特殊病人或禁闭不听话的病人使用。观察室前面是几张沙发和椅子、壹张桌子，供打牌、看电影用，新来的也在这吃饭。紧挨1号病房、靠近大门的是大餐厅，也作为病人与亲友的会见室。而相对的左侧，对著餐厅的是几张沙发和电视，还有供病人联系家属的电话机。从门口往里方向，过了沙发和电视机，依次是小卫生间、大卫生间、浴室，隔过护士站B再往前是治疗室、又壹个小卫生间。护士站A靠近门口，护士站B正对三个小观察室。两个护士站下水泥上玻璃封的严严实实，门也是要刷卡才能进的坚实厚门，只有小洞壹样的凹型窗口，两个护士站就像堡垒壹样监视、看守著病房里的病人们。A护士站左侧就是医生会见病人的诊疗室，和病房也用厚厚的门隔著。病房里有好几个监控探头，至于护士站里边有没有不得而知。（因为“病人”这个词带有污名化意味，而且我不希望轻易定性他人为“病人”，所以本文后面会更多使用“住院者”这个词。但为了强调精神病房住院者以“病人”身份下的处境，有些地方也会使用“病人”壹词）

    拿完眼镜，就被叫到桌子前量血压。我整个人有气无力，看著各种看起来正常或明显不正常的精神病人走著或坐著，感到很不适，虽然他们并没对我怎么样。

    开始吃早饭了。我是新来的，所以就坐在观察室前面推过来的早餐桌上吃。我完全没有胃口，第壹顿早饭是什么粥忘了，反正感觉反胃喝不下去。顺带说下第壹天的午饭和晚饭。午饭是米饭和闻起来非常刺鼻的肉块，我也根本吃不下去。那种刺鼻也可以说成是香，但香的明显太过头。于是我只吃了蔬菜和米饭，肉完全没动。晚餐还是粥，倒是因为太饿喝了半碗或者更多。总之，我第壹天吃饭吃的相对比较少。

    2.觉知失去自由的痛苦

    吃完早饭，我就在病房走了壹圈，最后回到了自己的床铺。这时我才真正知道失去自由的滋味。

    我上初中至今，还从没失去自由过。无论在居住的小城逛街、购物，还是出外旅游、散心，以及后来的为维权与呼吁防治校园暴力而奔波，我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而我因校园暴力伤害而休学时，脱离学校和同学伤害我的环境，乘车去陌生的地方，也让我得以暂时缓解因歧视和欺凌造成的痛苦。即便因抑郁症而产生逃避、拖延的症状而窝在旅馆很久不出门，也是自愿而非强迫，我随时都可以外出。哪怕我壹辈子自己不出门，但能自由选择和被监禁，是完全两码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被监禁之后的痛苦，只有被真正监禁过的人才真正知道。

    最重要的，是自由本身的可贵。虽然因为中国的专制制度、维稳体制，以及我比较穷钱很少，让我可享有的各方面的自由大打折扣，但我生活中依旧有许多自由，有选择住哪里、去哪里、吃什么、做什么、看什么、玩什么、以及回避什么和拒绝什么、这壹天下壹天都怎么过……等等各种自由。自由，就是有权选择如何生活，可以选择干什么不干什么，是基本人权，是人生活的尊严与价值所在。

    而在病房里，我没有自由，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我只能在狭窄的病房里来回走动，或躺在病床上。我躺在旅馆单间的床上时，可以用手机看想看的文章与书籍、玩游戏、看电影……在这里，没有手机，也没有独立与安静。四周都是躺著或坐著的病人，有的病人嘴歪眼斜，有的双目呆滞，有的头始终歪著，还流著口水，他们没有攻击性，但是看著他们、和他们待在壹个房间，的确不舒服。这算是歧视吗？就算是吧。而且，如果居住的更久，那么那些真正病的很重的精神病人的精神状态，壹定会“传染”给没有病或者病情轻微者的。另外，我自己吃住，都是想什么时候吃饭、睡觉都可以。在病房，我必须按规定的时间作息，不能根据自己的生物钟和习惯吃和睡。对比较自由散漫的我来说，这又是无形的痛苦折磨。

    此外，我在精神病房，壹切都被护士看著，包括洗澡前后换衣服时赤身裸体的被监视。至于走路、躺下，都被人看著，这不仅不自在，而是丧失了隐私和自由言行的权利。试想壹下，妳在家吃饭、看电视报纸、踱步、睡觉……壹直有人盯著妳（哪怕那个人或者那些人并没有阻止妳，只是看著），会是怎样的感受？会不会没有束缚感？壹言壹行被盯紧，隐私和尊严是不是被侵犯？何况，这里并不是只看著，还随时随地可以管束妳，以及把壹言壹行记录下来，作为他们判断“有病”或者“没病”，以及“什么病”、“病的多重”的标准，妳每个动作，都是没有隐私的、供人品评的。

    我焦虑抑郁，原本在外面可以通过看手机、做事转移注意力，以缓解压力、减轻焦虑。而在精神病房，我既不能做任何事，又要和各种精神病人待在壹起，还要接受各种管制、监视，焦虑、抑郁和恐惧反而加强了。我在割腕前发的求助信中提到，自己因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等伤害，患有抑郁症，希望得到治疗、帮助，却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得到“治疗”，也就是在受罪。这和精神病房医治病人的目的对比，又是壹种讽刺。

    在这种没有自由的环境中，我也感到了自己的虚弱。我的精神壹直是脆弱的，身体也总是虚弱的。但我被关到精神病房后，感觉到身心愈加虚弱。周围都是精神病人，医护也是陌生人，没有自由和选择权，还有潜在可能受到捆绑、关禁闭、电击等惩罚。精神病房与监狱类似，大体上是与世隔绝的，与外界联系受到严格限制（这个后面会具体提到），除了在精神病房被管束、“治疗”，完全无法触及、参与世界上的任何事。如果有很多亲朋好友尤其至亲密友的人被关进来，更会几乎失去生活交际的壹切。而我虽然很孤立孤独，没有失去亲朋好友的这个痛苦，但也因此在封闭的监狱般环境中，更感觉孤立和恐惧。而且，这种隔绝本身就是痛苦，更何况，这让我更没有了得到声援和呼应、和他人自由顺畅联络的条件，远比在外面时更为孤立无援，充满著无助和无力感。当然，还有未卜的前途--不知有在这没有自由的精神病房关多久、即便回到大陆有没有可能被投入监狱或精神病院……都让我身心俱疲、惊恐不安。这种精神状况下，我自然感到自己愈加虚弱，精神萎靡不振，身体垮的像摊泥。

    我现在后悔，没有在维园遇见李卓人时向他求助、没有在中联办门前遇到梁国雄时求助，哪怕下跪哭闹向他们陈情，哪怕失败也算试过了；也没有趁媒体记者在时举牌、自杀。或者更早些，没有积极争取南周那位资深记者C的采访、争取凤凰卫视《冷暖人生》的报道。可惜，对我这样没权没势、形单影只的人，是没有那么多试错的机会的。我错失良机，选择了最不适当的机会自杀，而且还没杀死自己，于是就被囚于牢笼之中。对我来说，精神病房比监狱还要让我厌恶。在这里，只要情绪激动，就被视为不正常，可能会得到捆绑和电击；而我听说香港监狱的壹些情形，倒应比精神病院文明，至少没有肉刑，至少把犯人当成正常人来尊重吧。

    被监禁过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贵；而懂得自由的重要与神圣的人，才能理解我对自由的渴望。

    3.流血呐喊成泡影，重获自由很遥远

    我斜躺在床上，拿起给我的那张东区医院入院通知单。我看到上面有关于精神健康覆核申请的内容，在绝望中生出了壹点希望。虽然我隐隐觉得，这个覆核程序会很麻烦。

    这时，我请求联系家人和朋友。他们此时不允许我用手机打电话和上网。至于给病人用的公用电话机，只能打香港的电话或手机，不能打给大陆。而冯爱玲女士等人的手机号，我并没记住，在手机通讯录和纸张上。护士们要我等。后来我又请求，他们还让等。不知道过了几小时，我至少请求了三次，他们才把手机和包裹给我，让我记下几个联系方式。在医院里，不管要什么、请求什么事，大多数情况都要至少求三次，才有回应。

    我从手机上记录下了冯爱玲女士、职工盟、明报、张超雄和朱凯迪办公室的电话。我还从包裹里拿了从民协抄的冯检基等人的手机号那张纸，以及纽约时报驻上海分社的联系卡片。护士就拿走检查了壹下那张纸和卡片，只允许我拿走联系冯的那张纸，把纽时的卡片扣下放回包裹了。他们不见得是担心卡片，而是不让联系媒体（虽然联系也没用，况且后来想起来那是大陆电话，打不通）。

    我紧接著就给冯女士打电话。我把情况大致说了壹下，然后问冯女士外面有没有我的什么新闻（我在中联办割腕的事）。然而我大失所望，她说没有听到和我有关的新闻，没有媒体报道。我这时更为后悔没有在6日记者在的时候自杀。我就哭著求助冯女士，让她联系媒体，还有把我的材料转给梁国雄先生，希望梁先生来看我。她答应转过去材料，让我有耐心，在病房里等著，听医生安排。我就表现的很脆弱，告诉她，我质地脆弱，受不了精神病房这种环境，让她想办法把我救出来。她说她会和林祖明先生商议，也会尽快来看我。然后我又说了壹大堆乞求的话，才挂断电话。

    我的确是脆弱的。我无法像张志新和林昭她们那样有堪称伟大的勇气与意志力。即便没有任何酷刑，仅仅是失去自由，我都受不了。如果我在大陆搞社运被捕，估计被审讯第壹天就会垮了。如果在大陆的精神病院，我可能关不到半个月就会真的疯了。

    应该是在这天下午，我终于见到了壹位医生。但似乎这次见的不是我的主治医生，而是另壹位30岁左右的男医生。这位医生姓陈，他算是我的“副治医生”？我也不好下定义，总之也负责我的诊治，但不是主治大夫。他不会讲普通话，但是能够听得懂普通话。因此他可以听我说话，但他询问我和回答我的疑问，是在纸上写字给我看。

    时间过去太久，我当时精神状态又极糟糕，所以很多对话都忘了。我记得的大致只有以下这些：

    他问我好吗？我礼貌性的说还好（其实并不好）。我告诉他，我是为了维权抗争，才选择在中联办割腕。他说（准确说是他写，为方便记述，以下权当说吧），维权可以维权，但是不应该伤害自己。此外，他是在这次还是后来还说到，大陆的事情还是要回大陆解决，这里是香港。对他这些话，我有壹万句回应，但没办法都说。于是我只说，妳们这样关押我壹个维权者，是中联办政治迫害的帮凶（至少客观上是）。他说，他是医生，维权的事不归他管，他只管我的精神健康状况。我问他我何时能够出院，他告诉我，这视医生的判断和我的精神状况而定。我问他关于精神健康覆核申请的事，他说，如果申请覆核，整个程序至少要6个月时间（或者说的是“大约6个月”）。我大吃壹惊，他看到我的惊讶，又对我说“所以还是要在现在多配合医生，争取早日出院”之类的话，意思是别指望覆核了，费时太长，还是争取当下吧。此外还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最后，他要我写家人的联系方式，我把我父亲的手机号码写给了他。然后他就跟我说再见了。

    4.对恶劣的精神健康覆核制度的评析

    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最有实际价值的壹句，就是这位陈医生说，精神健康覆核程序需要等待6个月，也就是在医院病房里申请覆核之后，还要等半年才能有人来审查我或者其他任何申请覆核的住院者的精神状况是否可以出院。

    我深深震惊于香港这种称得上恐怖的官僚主义、漫长而繁琐的制度与程序。我在想，如果有人误诊，或在病情轻微或病情比较严重但无伤害他人或自杀风险，并不需要强制入院治疗情况下，被医生判断需强制关进精神病房，然后要过半年才能覆核、出院。那么这半年时间，住院者失去自由、无法像普通人壹样工作、学习和生活，会给他/她造成多么巨大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失？如果是学生被误诊或者高估病情而被滞留在院，中学生和大学生的学业要耽误多久？如果是职员、工人乃至白领等受薪者，又要损失多少收入和福利，以及相对隐形的绩效和升迁机会的损失？这些谁来弥补？还要在医院受到各种管制、和真的严重精神病患者住在壹起，要受多少罪？带来多少潜在和长期的伤害？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更可怕的是，把壹个正常人或者如抑郁症等轻度精神问题的人和如精神分裂症、狂躁症等在内的有严重精神病的患者关在壹起，并用管理精神病患者的方式在病房关押管理6个月，我敢断言，绝大多数没病或者病情轻微的也会被关的疯疯癫癫、精神异于常人，导致真的得病或病情加重，甚至造成影响终身的身心创伤。而这时精神健康覆核的结果，反而极可能将入院时没病的人诊断为有病，因为诊断的是入院6个月后住院者的精神状况，而不是入院时住院者的精神状况。如果这样，住院者岂不是要无限循环且恶性循环的永远住在医院？这样壹个好好的人的壹生岂不是就被毁了？

    香港号称东方之珠，竟然会有这样糟糕的精神卫生制度。当然，在中国大陆，有更加恶劣的精神卫生体制，媒体有诸多报道（如纽约大学法学院研究员殷驰、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合作撰写的《中国的精神卫生、强制收治和任意拘留》、凤凰周刊《被“精神病⼈”的⾃我救赎》、《从铁笼到病房——内地精神病⼈强制医疗制度变迁》等⽂章；央视的《新闻调查》、《新闻周刊》、《今日说法》等栏目也对精神病⼈权益等问题做过调查报道）。但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各项社会指标如人类发展指数都名列世界前茅，却有著有致命缺陷的精神卫生体制，真是件可耻又可怕的事情。这关系到许多可能被冤枉而送入医院而失去自由、失去正常生活者的人生，危害与司法冤狱相比有何区别？但却远没有司法上的冤狱、程序正义缺失等问题那样得到社会重视。

    连相对发达而文明的香港都是如此，那中国大陆呢？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呢？可想而知在糟糕、恶劣的精神卫生体制下，中国、世界上会有多少和司法冤狱恶果相同的精神病院强制收治受害者丧失自由、受到各种生理和心理伤害，毁掉了人生。

    当然，我也看到香港的法院审理案件，也是有很长的时间排期；香港其他内外科做手术，也是需要预约和等待。但无论是原被告，除非特殊罪案，壹般都不会在监狱里等待（涉及刑事犯罪也可以保释，而且许多待处理者的取保金似乎不多）；做手术的也不会都待在医院等手术开始，而是可以在等待期间做许多事，有相当的个人自由。因此，这些情况和被强制关在精神病房等待覆核的人的处境，是完全不同的。

    5.强打精神在病房写诗写文，最后放弃

    见过医生，我就更加绝望了。看来，我在短期内是很难出院的。

    记不清是第二天还是又过了壹天，我的精神就有些崩溃了。我受不了没有自由、有各种管制和限制的环境。我脸趴在护士站的台子上，跟虚脱了壹样，告诉护士我想出院，想回家（回我自己租住的房子）。护士说，那要听医生怎么说。

    我又坐到了病人打牌的桌子旁边。好几个病人虽然看起来明显精神有问题，但都不坏。而且能打牌的，脑子都相对清醒。护士总体比较冷漠，这些病人（或者称他们为“住院者”更恰当）对我反倒更为友好。有壹位口齿很不清晰的住院者告诉我，有什么话可以找护士要纸笔写下来。于是我就找护士要了壹张纸和壹只笔芯，开始写想说的话。但在精神崩溃之下，根本就没有定力去长篇大论写东西。

    我在这张纸上，只写了“这是政治迫害”、“连监狱犯人都有辩护律师，为什么我没有犯罪，在精神病院却没有人可以为我辩护”、“没有自由很痛苦”之类的话。壹共只写了几行，交还给了护士。护士直接把纸笔放在壹边，也不知道他们后来看了没有。关于政治迫害壹节，我当时并不知道香港的医院是独立的，中联办或者香港政府并无能力干涉（更主要是因为我这么个小人物，也不值得他们干涉），在惊慌之下误以为我入院和中联办或港府有关。后来种种迹象表明，与中联办或港府并没有关联，中联办没有能力也不值得介入警方和医院对我的处置。至于我在中联办自杀，就被羁留、送入精神病房，这种客观上对流血请愿的打压行为是否合理、处置是否适当，就是另壹回事了。

    后来又有几天，我还想再写东西，但是护士只又给过壹次纸，再要就说没有纸了。于是我把壹些东西写在入院通知书和索取的精神健康覆核申请书背面。而笔也是基本只给笔芯，还又是必须请求好几次才会给。不过我自己也没有写多少东西。本来想要学那些在狱中等待赴死的烈士写诗，但马上就感到自己不是那块料。在惊恐忧惧之下，我连笔芯都拿不好，脑子里更没有诗思了。只是想到了以前高中时写过的纪念林昭、张志新的诗，又在病房重写了壹遍：

暗夜珍珠闪宇内，巾帼勇士战魔魁。

万马齐喑唯壹鸣，就义悲歌断头人。

凄风冷雨半世过，明月空照赤县民。

唯今大地共山河，犹记烈女献英魂。

    此外还写了几首关于六四和李旺阳的诗，既很差又不押韵，索性也就不再写了。

    此后，又写了壹些关于住在精神病房的感受，也很简短，情绪糟的根本写不下去。同样，在这里也没有任何心思冷静思考事情，反而更加在焦虑与麻木中循环。

    通过这件事，我也明白了，人与人是不壹样的。不是每壹个人都能有那些在牢狱中抗争的革命者那样的勇气。我即便再强打精神，都受不住监禁的痛苦、更承受不了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命运的重压。面对监禁带来的精神折磨，凭意志很难抵抗，尤其我这种心理脆弱、没有被长期关押经验的人。当然，也有我孤立无援，也没有新闻报道的原因。我壹个人抗争再多，在这囚室般的精神病房抗争再久，但没有几个人知道，也无声援，更不能起到任何作用，我又有什么动力抗争呢？如果大陆、香港，乃至世界上，成千上万乃至更多的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受害者声援我，如metoo运动那样受害者群起响应、媒体争相报道，我还会如此的软弱、颓废、绝望吗？

    但无论如何，我都更加佩服那些政治犯。他们在封闭的、环境恶劣的监狱，还坚持写作，用文字来抗争。有些甚至写在衣服上、写在烟盒上，还有写在身上的。如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壹个人能够在酷刑、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写出那么多充满爱与坚强的文字，需要莫大的勇气，是多么的了不起。当然，也必定有许多人在绝境中写出的记述、呐喊，没有传播出去和流传下来，狱方壹次“成功”的检查，就让足以载入史册的作品永远湮没在历史中了。他们都是伟大的。我自愧不如。

    6.打电话求助，冯女士来探望我，联系父亲

    精神病房的探视，是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的。东区医院精神科K4病房只允许病人亲友每天下午3点到5点前来探视（每周六还是周日上午还开放两小时，但壹周只壹天）。我打给冯女士几次电话后，她终于抽出时间来探望我。她每天都有很繁忙的工作，如果在壹天内抽出壹两个小时倒可以，但必须在下午3-5点，就比较难了。因为东区医院位于港岛柴湾，远离市区，探视者路程上花费的时间可能比探视本身用时更久。医院严格限制探视时间，自然是为了医护人员工作和管理方便，但把麻烦变相转移给了探视者。

    我好几天都没见到病房外的任何人了。期间，我曾打电话给朱凯迪办公室，告诉接电话的壹位女士我是此前发过邮件的大陆学生王庆民，因为在中联办割腕被送进精神病院，希望朱议员能够救救我。她告诉我，他们无能为力，但建议我要冷静、表现的正常壹些。我说我想早日出院，她告诉我，可以给医生说妳要回家。我说医生不会同意的。她说，不会不同意的，妳是大陆的，签证也到期了（我在此前发给他们的邮件中注明了这壹点），香港不会壹直关著妳。妳要多给医生说要求回家，医生会同意的。我道谢后挂了电话。我想，外面的人真是难以了解医院的情况，我签证早到期了，也请求过医生了，我怎么说都没用，他们根本不同意我出院。

    我也打给了明报。他们把电话转到收到我纸质文件的中国组需要时间。而电话旁墙上贴纸规定每次通话不能超过10分钟，而且后面其他病人还在催，根本没办法拿话筒等。我打了大约5次才接通明报中国组。在病房里联系外界过程中的各种麻烦、障碍，造成的各种耽搁事和误会，外人是很难体会的（后面还会讲到）。打通后，他们说收到我的文件，但当时忘了递交举报信等关键信息，材料不完整，而我在医院又不被允许使用手机发邮件，于是他们没办法进壹步调查。至于我希望他们报道我在中联办割腕被关押在精神病房，他们的口气明显没兴趣报道，只说会跟进的。我在香港多次听到“跟进”二字，后来感到，“跟进”这个词在大多数时候，其实和大陆政府机构人员说“我们会处理的”、大陆媒体或壹些人说的“我们知道了”、“有消息我们会联系妳的”，是壹样的托辞，只不过更高雅、简约、文明壹些。

    在这无人相助的孤立境况中，我就更盼望冯女士早点来探望我。

    我和冯女士约好下午三点多的探视后，我从下午壹点就开始在走廊里转，焦急的等待著见面。到了三点，我就壹直探头往餐厅看，看看冯女士有没有来。然而，过了三点半也没有。我又打电话，冯女士说正在路上，不要著急。后半个小时我几乎就是在电话机、餐厅门口来回探头张望中度过的。我又打了壹次电话，冯女士说刚到医院楼下。她五六十岁了，腿脚并不方便，也没有义务必须看我，按说我应该体谅。可是在那样焦急、恐惧的情况下，我反而是在催促她快点来。人在自身处于危急的情况下，总是顾不得体面、也没了同理心，此后壹次次得到证明。

    已经过了4点，冯女士才从餐厅通往病房外的那个入口出现。壹位护工把我叫了过去，确认是来看我的，才放我进餐厅。此外，探视时也严格限制探视者给住院者东西，食物需要寄存。探视者看住院者如同探监壹般。

    我和冯女士见面之后，我就哭了起来。然后把入院通知单给她看，说可能至少还要呆几个月。她叫我不要担心。我拉著她的手，请求她壹定要救我出去。我说，我要见梁国雄先生。她说，已经把材料转发给梁先生了，但他也很忙，很难立即顾得上看。我说想和梁先生见面当面说我的事情，她答应会转达。我当时是非常急切想见到梁国雄先生，我认为只有他才能理解我、也壹定会救我。那种急切，几乎想在壹分钟后就能见到梁先生。

    后面我还对冯女士说，希望找媒体报道我的事情。再往后说的什么我都忘了。

    然后，我就用冯女士的手机打电话给我父亲。我大致讲了壹下我在香港自杀的情况。他并没有责怪我。我说能不能来到香港，他说家里要照顾奶奶，而且家里没钱，没办法来，最好是我自己回去，或者先回到深圳，到深圳就好办了。他并不了解情况，我连医院都出不去，当然就出不了香港，怎么回深圳？

    时间很快到了，我只得挂了电话。冯女士给我留了壹块面包，寄存在餐厅柜子里，然后告别离开。

    7.和主治医生的第壹次谈话

    终于和我的主治医生见面了。主治医生是壹位30岁左右的女性，和上面提到的我的另壹位医生壹样，也姓陈。

    陈医生说话语气很温和。她开始询问我遭遇校园暴力的详细情况。我就从前到后大致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虽然谈的时间较长，但毕竟无法在壹个小时内完整讲述我20年的人生遭遇和七年的校园暴力经历，只能大致讲壹些。我告诉她，因为事情起因复杂，必须从最开始讲，才能理清来龙去脉。我也告诉她我患有抑郁症的情况。谈话中，我还纠正了她对我遭遇校园暴力时间记述的错误（应该也是看了玛丽医院不全的资料所致）。而后来数次谈话中，我纠正了她好几次类似的错误。

    为证明我的个人情况，我也向她提出希望她看看我写的文字材料，以及在手机里的关于网络暴力的壹些例子、证据的图片。但是她说这以后再说，现在只希望听我直接口述。后来我又提到过希望她看这些文字和图片，但她拒绝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不看能够证明我所说是否真实的证据，也不看能够反映我这几年四处奔波维权目的、也能反映我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的文字材料，反而只听我口述。这或许是她们诊疗的规定，但这种规定就像法院审理案件不看物证只听原被告陈述壹样，很是荒谬。

    她问我家庭情况，我告诉她，我父母离婚，我和父亲、姑姑和祖父母生活在壹起。但其实我从2007年上初中壹年级，我壹直在外面租房子住，没回过几次家。除了2015-2016年我父亲瘫痪在床时，很少和家人在壹起。但当时我没来得及提及这壹节，可能她误认为我壹直和家人住壹起（后来我和父亲见面，问起医生问他的过程，似乎医生以为我和家人壹直在壹起）。

    此外，我也提及是否能够出院且留在香港申请避难，或去第三国，因为我参加六四晚会等事情，以及维权活动，回大陆可能会遭遇政治迫害。我忘了她怎么回应了，她好像是故意回避了正面回答。（壹年多之后回想起来，我真是太自作多情了，香港人对大陆普遍充满厌恶与鄙夷，怎么会赞同我留下。至于东区医院，只是把我关押起来，而不是愿意帮我脱离恶劣环境）

    她问我，现在在病房是否感到安全，有没有感到害怕或者危险，有没有人迫害我。我说还好，在这里没有人迫害我。这是废话，我当然是对于现实可能的危险做出反应，而不是凭空说谁迫害。

    她还问我的腿为什么发抖。我自从在中联办自杀，又被强制关进精神病房，突然转换了环境，精神受连续打击，当然比较紧张。我壹紧张就容易抖腿，这个倒是有很久了，而病房比较冷，我更是容易发抖了。这么长内容我也没办法说清，就说是因为紧张所以发抖。

    她还问，我在中联办门口拿刀割腕时，有没有持刀冲进中联办的打算，我说当然没有。这种恶意揣测真是令人反感，我与中联办工作人员没有私仇，哪怕他们是中共政权的组成部分。我割腕是为了和平抗争，没有任何发起攻击性行为的想法。

    我也说，我是为了维权抗争才选择割腕，结果却被关在精神病房。现在我待在病房，穿著这种病号服，形同虐待（如囚服壹样，是壹种标签化、服从者的标志，很难看，而且病号服里不允许穿内裤），因此希望早日出院。我也告诉她，我出院后会向媒体反映自己的遭遇，包括讲出在精神病房的经历。她说需要为我的安全负责，现在没办法确定我的状况，所以不能立即让我出院。她也说，她们需要进壹步观察我的情况，并且与我父亲联系之后，才能安排出院事宜。

    言谈之间，她看起来是很客气的，语气温和，也没有任何训斥或辱骂。但有壹件事也很恶心。就是我当时就提出能不能去那种开放式或半开放的病房，而不是这种全封闭的病房，以得到更多的自由。她说，这没有开放的病房，她也没有权力决定我换到别的病房之类。但后来我和壹位护工熟识后，他告诉我，我所在的K4病房下壹层，就是相对自由的半开放式康复病房，而且有病人从我所在的封闭病房转到过下面。后来我快要出院时，也问过另壹位男性陈医生是否可以搬到楼下康复病房，他说如果很快出院就不用了，也证明既有这种半开放的康复病房、医生也有权让病人去这样的病房。但她却撒谎。如果她说我的情况不适合去，并给出合适理由（如担心再次自杀），倒还好些。但是她选择对我撒谎，是非常不尊重我的表现，并不把我当成有尊严、不应欺骗的个人来看待。（当然，当我知道后来的事情，就明白这种温和外表下，她和其他医护能够做出怎样的类似司法判决中冤假错案的残忍行为了。这已经不是道德问题了，是侵权问题、法律问题，乃至决定人的名誉和命运的问题）

    这次谈话大概进行了壹个小时（也可能更长壹些），是我住院期间和医生交谈时间最长的壹次。主要是因为与主治医生第壹次谈话，我要讲自己大致的背景和人生经历，尤其经受校园暴力的过程，所以时间就长了些。而此后每次与医生的谈话，基本都没超过20分钟。我不知道这么简短的谈话（而且如前所述，医生还存在记述错误），如何能够搞清壹个人复杂的人生、怎么能够准确判断其自杀的复杂心理动机。而搞不清这些，又如何能够有对他/她有没有精神疾病、有多严重的精神疾病做出准确判断呢？

 （二）被动而强制的“适应”--对病房生活的日益习惯、麻木

    1.饮食习惯剧烈的改变；评析大陆精神病人恶劣的饮食条件

    我被强制关在精神病房三四天后，开始变得相对麻木和不舒服的适应，这种“适应”，壹直持续到出院。

    这种适应最明显是体现在饮食方面。我壹开始吃不惯香的发腥的肉块，也喝不下不喜欢喝的橙汁。只有有鱼块和牛奶的餐食，我才吃。而蔬菜也只吃叶子不吃梗。但是过了三天，我感到非常饿，对那些原本感觉香的难闻的肉块壹点不觉得反胃，壹口就吃下去了，橙汁也喝个精光。至于蔬菜，基本连叶带中间白色的梗都吃光，米饭壹点不剩。甚至再后来，感觉都不够吃了，反而想方设法要双份饭，无论什么饭都行。饥饿，会破坏味蕾，让人放弃对食物的挑剔，为了填饱肚子不计较味道。或者准确的说，那种对特定食物、味道的厌恶感，在饥饿时就自动消失了。我这时才真的理解那些饥荒年代吃树皮、草根、观音土的人。饥饿，真的能让人变得什么都肯吃。

    我在被关在精神病房之前和出院之后，读过壹些曾经进过监狱的政治犯、刑事犯对监狱生活的描述。他们也有人提到，刚进去什么都吃不下，尤其馊了的饭菜闻著都想吐。但是过了几天，就会如风卷残云般吃个精光，吃起来如美味佳肴。在饥饿而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人的身体、嗅觉味觉、器官的反应，都会发生改变。如今我自己也体验了壹把。只不过，我比他们吃的东西好的多，有肉有菜有牛奶或橙汁，只不过有些食物我比较不习惯吃罢了。

    简单的说壹下病房里吃的东西。先说下碗的大小。除了通心粉用的大碗，其他所有的三餐都是用小碗，小碗就跟大陆卖黄焖鸡米饭的餐厅盛米的碗差不多大。早上是壹小碗粥，里边有时候是肉，有时候是别的什么，记不清了。中午是壹小碗米和壹小碗菜和肉，当然肉壹般只有几小块，剩下的就是蘑菇豆腐青菜之类，也可以额外盛粥。晚上还是粥。中午饭是壹天最重要的，然而不知道是本身饭少，还是因为被关押导致恐慌性的饥饿，或者就是因为大多数时间没事可做，我感觉非常饿。护士说可以加壹份饭，然后我告诉护士两次后，护士说帮我在电脑上加上了，但是我去拿饭时还是壹份。后来我又问，他又在电脑上加壹遍，结果还是壹份……护士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这件事我几乎每天中午都问，差不多问了有十次（没任何夸张，的确有这么多次）才知道，他说饭加上了但是不知为什么没办法和名字对上，所以我只能每天拿饭时自己去给发饭的另外再要。此外，晚上还有“夜宵”，其实就是发两小包饼干或两个小面包，每包面包大小都和超市里“蛋黄派”小面包差不多，饼干更小，都是几口就吃没了。此外还有壹小碗橙汁或牛奶。如果有亲友送进来各种零食，也都只允许在这时吃。如果送的有泡面，医院会帮著煮。而我只有冯女士带来的几个面包，有的住院者也会分给我壹点，我尽量节约著吃。

    与大陆精神病院的病人相比，我在香港精神病房所吃的东西也可以算是山珍海味了。据我所看到的相关讲述，大陆精神病院的饭食普遍非常糟糕，可以类比监狱的伙食。当然，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情况肯定不同，如京沪的病院与内陆小城市、县城的精神病院伙食必然有巨大差别。但毫无疑问，大多数精神病人，都在没有选择的吃著糟糕的食物。关于这壹点，论坛“知乎”有相关描述，甚至有壹位把妈妈接出精神病院的女儿（在提问“如何在精神病院证明自己是正常人”下，知乎昵称8X23，有700多粉丝，共回答了300多个问题，所有回答迄今（“迄今”指我书写本段时，以下相同）壹共获超过4500赞同，近700感谢，本回答212赞同，132评论。所以回答内容有很大可靠性）说“可能有很多人无法想象精神病人的伙食，用壹句话形容，猪都不吃的东西”。

    即便不那么糟糕的，也是说（在同样的提问下，回答者知乎昵称刘s河，迄今粉丝260多人，回答50多问题，共获2400赞同，近700感谢。本回答获142赞同，34评论。同上具备很大可信性（我所引用的知乎及其他的材料，都是得到较多关注、得到不少认可的，而且符合国情和社会情况，以及有事实和逻辑，还有壹些是权威报道、论文，均有充分可信度，为方便起见，后面的引用会省去这句话，但和本段壹样均有充分可信度））“医院的饭很差，因为壹个病人是10元/天的伙食费，医院必须保证成本最小”，看其整个问答及其他问答，应该较熟悉内情。在腐败和克扣行为猖獗的中国大陆，连贫困儿童的营养餐都克扣、幼儿园和小学都有过期或劣质食物。而在毫无监管与保障、吃饭者被监禁无力举报的精神病院，精神病人的饮食之恶劣可想而知，恶劣的普遍性和程度只有监狱才可相比。

    大陆精神病人糟糕的处境必须要改变。我之所以穿插著写大陆精神病人的处境，就是希望国内外都能关注到中国大陆精神病人遭遇的各种的虐待、欺凌，并且去改变。这也是我写作本文的目的之壹。相对于大陆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病人、疑似病人、没病却因各种原因被关到精神病院的人的各种悲惨遭遇，我受的这点罪根本算不了什么，香港的精神病房和大陆比也算是天堂了。

    此外，我在割腕和被关进精神病房之前、在大陆的时候，因为预感自己上访、抗争而可能被逮捕，还曾经在推特上询问壹个曾经坐过牢的大陆异见人士在监狱是否可以绝食抗争，以为是壹种很值得骄傲的行为。当我真的被关起来，关到精神病房，才知道这种有点浪漫化的想法根本不现实。因为我是被关在精神病房，如果绝食会被视为不正常，更无法出院。据壹位护工说，住院者绝食会被强制灌食。而且，我没几天就饿的主动要更多的饭吃了，绝食的想法也随著饥饿和恐惧而消失了。即便不是精神病房而是监狱，我同样也受不了。我被关之前那些绝食之类的想法非常幼稚。这时我这才更明白了，抗争、牺牲，都是痛苦的，不是壮烈又美好，而是持续的煎熬、被迫的“适应”，甚至经常要无奈的服从。没有被监禁、失去自由的人，绝大多数根本无法真正体会到被监禁者的痛苦。当然，能够熬过这类残酷监禁的古今中外的对抗强权强人的反抗者，都是真正的英雄。

    2.逐渐与部分住院者熟识、相互沟通

    另壹个适应的表现，就是从与周围病人/住院者完全不说话不打招呼，到能够和医院的其他住院者建立相对良好的关系，或者至少相互熟识。

    我刚入院时，非常恐惧，担心里边的精神病人有攻击行为，以及其他会造成伤害和恐惧的情况。但可能是有攻击性的精神病人并没关在这里，或者香港的精神病人大多都较温和，至少这个病房中没有具攻击性的病人。当然也有壹些病人会做侵扰到他人安宁的行为，这个放在后面讲。

    K4病房精神病人/住院者按神智清醒程度分三类，壹类完全神智不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长期被绑在床上或躺在床上，瘦骨嶙峋和不清醒的程度如同养老院濒死的老人（虽然这些病人有的看起来只有二三十岁）。这壹类占到病人的10-20%。第二类是神智不太清醒，说话也多口齿不清，与他人交流不便，但是能够自己吃饭、上厕所，时不时也看电视的。这壹类占到病人的60%左右。第三类就是看起来和正常人差不多，沟通交流能力与普通人相同，但因为做了壹些激烈的事情，或者因发生什么变故而精神受刺激等原因，需要强制入院治疗，或者是自愿入院治疗的，不过自愿的占比应该很少。这壹类占到病人/住院者的20-30%。我有所交流的，当然只有后两类，说话比较频繁的，只有第三类。

    住院几天后，我认识了几位住院者。为保护他们隐私，知道真名的壹律用拼音或部分名称来称呼，而不用全名。其实吃饭和吃药时候都要点名，但是用的是香港话，我听不太懂，只有壹部分交流过或者看到过他们名字的才知道姓名。

    壹位叫李gx，身高体壮，仪表堂堂，是香港本地人。他看起来基本上没任何精神疾病。他告诉我，他是因为喝酒喝的比较多，然后就和妻子发生了些矛盾，情绪比较激动，行为过激，于是就住院了。其实他的情况完全可以不住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也在这种封闭病房里。

    李属于学历比较高的，家境也是中产，对政治也比较关心。他主动问我是哪里人、为什么进到这里。我就告诉他我遭遇校园暴力，在大陆维权失败，所以来香港，但是没有人关注我的事情，于是在中联办割腕，然后就被送进来了。他对此很同情。那时我处于惊惧不安中，听到他关心就非常感激，也感觉到温暖和依靠。我说我很想见梁国雄先生，他说他家恰巧就和梁国雄的壹个助手是邻居之类。我很高兴，希望他能联系壹下。他答应了，说下次给妻子打电话时会提及这件事（不过后来并没什么结果）。此后，我也和他有至少五六次聊天。

    壹位是外国人，叫James（外国叫James的比较多，而且不是全名，就直接叫他James吧）。他既是香港公民，又拥有美国国籍（好像还在英国待过），算是有中美双重国籍的人。他基本不懂中文，我英语也不好，但他边说边比划，我大致能听懂他说的壹些话。因此我和他可以用英语做壹些简单交流。有时李gx也会和James、我三人壹起聊天，李的英语好，可以为我们做翻译。跟他比较熟了之后，他告诉我，他好像是因为母亲（或者祖母？我记不清了）去世了，他很爱他母亲，因此受不了至亲去世的打击，心理受了很大刺激，得了精神疾病。具体是哪壹种精神疾病，我英语不好就没听懂，但看起来不严重。

    James是那种很典型的有活力、性格开朗热情的欧美人。据他说他是电影编剧还是演员什么的。他听到我遭遇校园暴力，后来自杀的事情，也很同情我，拥抱我。在病房里，他常常会大笑、和其他院友或护理人员说笑，声音很大。后来看世界杯球赛，他看到好球也会喊叫（当然这些喊叫、大笑以及壹些夸张举动不是病态那种，而是和许多人在电视或现实中见到的那种大大咧咧的老外壹模壹样）。

    但有壹点，就是他在病房明显有壹些类似特权的特许。例如1.其他病号很少给纸笔，我找护士要大多数时候也不给；但他就能每天都拿到笔（而且很多时候拿到的是笔而不是笔芯），可以写日记或者学汉语；2.别的病号都不允许穿内裤，我却有壹次看见他换衣服时穿著白色内裤，也不知道是偶然壹次还是壹直这样；3.他经医生准许每周还是半个月可以自行回家（他告诉我他家在湾仔）壹次，虽然几个小时后就必须回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符合医院规定，为什么其他病人全都不被允许这样，哪怕放个风都没有；4.有时候他在晚上可以借护士站B的白色无绳电话（我也不知道那具体是什么，反正很像大哥大）给家人打电话，不用白天和其他人壹起在那个黑色固定电话前排队。5.他玩闹或者喊叫壹般都被宽容，偶尔批评两下。但其他人如果情绪激动些就会被关禁闭。我看见有壹次他玩闹推撞了护工的椅子，也没被批评。其他住院者就没谁敢有这么大动作，平常回病房慢了、玩牌太久了都会被批评。当然，也可以视作他玩闹、说笑喊叫都是感情流露，其他人则不正常。但这个双重标准怎么看都不太对。就算是病人，其他人不应该有喜怒哀乐吗？有病就不能像正常人壹样，在愤懑时喊叫以发泄情绪吗？5.无论护士还是护工，许多护理人员对他和其他病人，态度明显是不壹样的。许多普通香港人在面对在港的普通欧美人和亚洲人时，有没有这种差异的态度呢？答案其实不难找寻。

    壹位是住在我旁边的病人。他大约20多岁，平常戴著眼镜，看起来斯文些，有时候看起来比较忧郁阴沉，不知道名字，就叫他眼镜男吧。眼镜男经常躺在床上看书，我偶尔借他的书看。他的书是在医院移动图书车借的，有三国演义，还有壹本忘了名字的关于三国的书。他自己看三国，我只好借另壹部看，都是繁体字和竖著排列的字，我看的很不习惯。最主要是内容很差，全文几乎都是骂诸葛亮的，水平也属于地摊文学。我当时实在没别的可看，忍著恶心看了壹些，最后还是看不下去了。除了借书，和他基本没有别的对话。只是他有壹次因为看书，让我找护士关掉头顶上的电视，我就去了。护士说别人还要看呢，不要理他，我也就没再说别的。不过病房里电视的声音是很大，尤其躺在邻近电视的床位上，白天根本难以休息。

    壹位比较胖，大约20多岁，就叫他“胖子”吧。他比较爱说话，壹说就说个不停。除了和病友说话，他还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打电话，占用电话机时间很长，甚至壹天占著电话断断续续打几小时。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什么特点了。

    还有壹位很爱说话的，看起来只有30多岁，但不知为何有许多白头发。他走路总是哆哆嗦嗦的挪动，说话同样哆哆嗦嗦，口齿不清，说话时总是带著夸张的哭腔。可能是被关在病房太久了很孤寂，有机会就站别人身边壹直诉说，我也听他说了两次，大多数内容没听懂，只听懂他说“病房里没有自由啊”、“被欺负啊”之类。

    壹位年龄比较小，应该不到20岁。他是我出院前几天才入院的，说话慢慢吞吞，看起来略微痴呆，但交流还是没什么问题。他问我为什么进来，我就告诉他关于校园暴力的情节，以及自杀情况。我问他香港的学校怎么样，他同学有没有欺负人的，他说他同学都很温柔。他还说，我应该改变心态，把被欺负当成壹种乐趣看待。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壹位叫林xs，有50多岁，平时沉默寡言。他心地善良，吃宵夜时，他经常把自己带的面包饼干给我壹点，或者他吃自己的，把病房发的两个小面包/小饼干推给我。在我经常感觉肚子饿吃不饱的情况下，他给的那份零食很珍贵。虽然这听起来像是“壹升米的恩人”，尤其和后面出院后壹两个像“壹斗米的仇人”比起来的话。

    壹位叫杨x，是美籍华人，家乡是纽约。我在这个病房壹共看见过三个外国人，香港国际大都市的特征，在精神病房也有体现。他身体特别肥胖，跟日本相扑选手的身材几乎壹样。他也是比较清醒、温和的，关于他，我后面讲的事情中还会提到。（这三个外国人，除了前面提及的James，另外还有壹个叫Robert的外国人，五六十岁，我跟他没有多少交流）

    壹位年龄有60多岁，看起来很老很瘦，据他自己说以前是建筑师，就叫他“老建”吧。“老建”在这应该住了很久了，他妻子和女儿常来看他，给他许多吃的东西。他脾气有点古怪，和其他住院者闹过两次小纠纷，不过心肠不坏。有时候喜欢给别人讲他的人生经验什么的，别人想插话或者回应，他就“妳听我说”的驳回去然后自己继续说，而且口水四溅。他口齿也不太清楚，说的香港话我只能听懂小半部分。

    “老建”和其他几位壹说话就说个不停而且有些病态的病人壹样，应该都是和在病房呆太久、孤寂感无处排解有关。病房就像座大监狱，人的心理和语言都会变异。这里心理医生来访频次很低，虽然有院牧和心理辅导师补充，但绝大多数时候病人还是处在孤独和封闭的心理状态下。当然，可能壹些类型的精神疾病本身就会让人这么说话不太正常。我处于惊恐、焦虑、愤怒的情况下，也会在说话/文字交流时有类似情况出现。

    除了这几位，其他的就基本没有了。个别涉及壹两句话交集的，后面会提到。

    3.树欲静风不止，壹场换房风波

    原本我变得有些麻木和适应了。但这时突然发生了壹件事。住院的第五六天左右，前面提到的那个护士卢伟杰，突然把我叫过去，要我从4号病房换到5号病房。而他并没告诉我任何理由。我当时也没想太多，就搬过去了。

    我搬过去之后才发现，5号病房与其他病房很不壹样。5号病房就是我前面说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第壹类病人，以及第二类病人中会滋扰他人的病人。我后来才知道，4号病房主要是接纳新来的住院者，病房口正对值班座位，方便观察新入院者的情况。而1、2号病房则是住著神智较清醒、也没有影响他人行为、有自理能力的病人。5号病房呢？

    5号病房的病人，都有各种严重精神问题、行为问题。有的病人经常大小便失禁，我住的那两天，闻到5号病房味道和另外三个病房完全不壹样，臭气很大，非常难闻。虽然护工很快就来擦洗，但是味道没办法立即去除，然后味道未散尽又有新的屎尿味（而且5号病房还有个门（1、2、4病房都没有门），把门关上后护士闻不到臭气，住院者却要闻更多臭味）。有的病人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白天晚上都经常用双手敲打床铺，或“呜呜”喊叫或自语，还有壹位经常“waiwai”的大喊，我根本没办法休息，只能等大半夜他们安静了才能睡觉，白天想躺下安静休息壹会都不行。另外，这些人，尤其被绑在床上或轮椅上的病人，大多面目狰狞，壹看就不是正常人的脸，是标准的严重病患的面庞，而且身体骨瘦如柴，扭曲变形，和另外三个病房的病人看起来天壤之别。虽然他们并没攻击我，但是也是比较可怕的，天天都面对肯定不适。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嗅觉、听觉、视觉方面都承受了很大痛苦，看到本文的想象壹下就知道。而我原本就有抑郁症，又因为被强制送院焦虑恐惧，换到这么糟糕的病房更是雪上加霜。

    于是我就在和李gx等人聊天时提及了这个问题。李告诉我，5号病房都是关壹些不听话或者病情比较严重的，妳做了什么错事了吗？我说没有啊。而且我虽然当时焦虑惊恐，但是外表、思维各方面都比较正常，和1、2号病房的人类似，明显不是生活不能自理，更没有大喊大叫或者骚扰影响别人什么的。他就说，可以找护士请求换房。其实我本来并不很想求护士，因为以前无论借东西还是吃饭什么，请求事情都得低三下四求好几遍，但我在5号病房待了壹天，实在受不了了。

    于是我去护士站B，而负责护士就是卢伟杰。我说希望换到别的房间，他说没有空床位了。然后就去忙了。我又问其他护士，为什么把我调到5号病房，有护士告诉我4号病房要腾出空位子给新来的。我就想，4号病房比我来的早的很多，例如旁边的眼镜男就是比我早，为什么把我调走，而且调到全是重病号的5号病房？

    我离开后，又和李等人商量，他告诉我，这房间有壹个空铺位，妳再问问护士。我又去护士站B，然后其他护士还是说要我去找卢伟杰，是他负责。然后我又找他，告诉他能不能换铺位，并且说有人告诉我有空余的，在某个铺位。

    然后没想到他突然发起怒来，拽著我的胳膊还是肩膀，拉著我去1号和2号病房，问我是谁说的、谁指使我换床位的。我当然不能说了（如果是违法犯罪的事，我当然不袒护任何人，不为之隐瞒。但是李的行为是帮我的，而且不是犯法、做坏事，我当然不能出卖），就壹言不发，说我不换了。然后他还不罢休，壹方面拉著我继续逼我说究竟是谁说的有空铺位，又拉我去那个空床铺，说这里早就有人了。我最后只好连声说不换床铺了，他才罢休。整个过程他都拽著我，说话也很凶，大喊大叫，言语动作都很粗暴。

    这件事，以及后来出院前又发生的壹场和卢伟杰的冲突，让我明白，即便相对文明的香港精神病房，也壹样有恶人。至于为什么要专门把我挑到5号病房，是随机还是故意的？我当时还不知道，但后来几件事，让我感觉卢伟杰八成是故意的。至于后来的事，后面再说。

    第二天见到主治医生陈医生，她问我感觉怎么样，我就把换房间的事给她说了，但没提及卢伟杰的粗暴行为，担心节外生枝。我说把我调到主要是重病号的5号病房，严重影响我休息。她问我那些人攻击伤害我了吗？我说没有，但是不舒服。我说为什么要调我去，这是不是对大陆人的歧视？她问我和以前校园暴力中感到的歧视壹样吗？我说应该不壹样吧。她对此并不当回事，而完全不理解不同病房环境的巨大差别，已经恶劣环境对我造成的滋扰、带来的身心痛苦。医生和住院者/病人在同壹间大病房，但医生完全无法与病人共情。如果她是男的，在5号病房住壹天；或者她去女病房同样环境的病室住壹天，才能真的理解环境多恶劣，相对清醒的病人或者“被精神病”者有多痛苦。

    后来，我又趁卢伟杰不在，乞求其他护士，好言好语求了很久，不断说好话乞求，才给我换了壹个2号病房的床位。虽然还是被关押在病房里，但是换个病室也好很多。看来并不是不能换，只是要看人、看护士心情，以及自己要低声下气恳求。说到这里，我又想到对政治犯的采访，他们也提到，有时候不同的监室，牢头狱霸不同，犯人生活就有巨大差别。例如新疆政治犯宁慧荣说（作家马萧写过壹系列的政治犯访谈录，宁是采访对象之壹）：“每个地方的看守所对在押人都不壹样，甚至同壹个看守所不同的监室，乃至同壹个监室换壹个牢头，对在押人都生活都有很大影响”。精神病房何尝不是如此，我遇到卢伟杰这种人，而且被他当成欺凌对象，就倒霉了；换到重病号的房间，就无法正常休息了，甚至心神不宁、抑郁焦虑加剧。而被关押者，无论是精神病院住院者，还是监狱犯人，都是无力反抗的、没有选择权的、无处逃避伤害的。就像壹位后来和我关系还不错的护工当时说的：“这里是公立医院，安排妳住到哪，妳就要住到哪”。当然，香港的情况很轻微，中国大陆才是封闭环境中欺凌和虐待的重灾区。关于中国大陆精神病院的各种粗暴管理、虐待现象，放在后面说吧。

    4.与病房部分护理人员熟识；对病房其他日常生活的适应、麻木

    前面提到了与其他住院者的熟识，下面讲壹下护理人员。 K4病房的护理人员分两种：“护理师”，就相当于大陆正式的护士，穿蓝色制服；“支援人员”，相当于大陆的护工，但是也会承担部分类似于大陆护士做的事，穿绿色制服。为了方便，以下就分别以“护士”和“护工”来称呼这两类护理人员吧。护士大多数时间坐在护士站内，负责安排病人入院出院、管理病人档案、通过监控录像观察与记录病人情况、为病人量血压和配药等。而护工则是坐在病房门口、大厅和餐厅之间，也就是护士站外面，实时监控病人情况、打扫卫生、晚上在各病房点名等。而为不能自理的病人擦洗、喂药，自然也是护工负责。当然，护士和护工的工作也有交叉重叠之处，例如护理无法自理病人、病人亲友探视时巡视、抬担架等。总体来说，护士负责处理比较重要的事情；护工处理相对琐碎的事情，也就是为护士“打下手”。这些护理人员前胸都带著工作牌，但是有时候牌子是反著的，而且我也不方便把头伸过去有意的看，所以超过壹半的护理人员的名字我都不知道。

    凭心而论，这些护理人员大多数都还好，除了前面提到过、后面还要提及的卢伟杰，其他护理人员没有壹个算是坏的。其中还有几个很不错。例如以下几个：

    万y贵，护工。他生在中国大陆，后来才定居香港。他老家是江苏苏州，自然普通话说的比较好，也是病房里与我说话次数比较多的护工。他算是对我很好的护理人员之壹。因为他来自大陆，对大陆政治社会情况较了解，所以对我因维权被关到精神病房很是同情。他有时候说话带著教训口气，其实是壹种关爱。

    姜g来，护工。他也是对我很好的护理人员之壹。他普通话说的不好，但是我基本能够听懂。他对香港政治比较关心，政治倾向也是泛民主派。他也比较了解我为什么进到医院，说看著我就不像有病，感觉很正常等等。

    陈y良，护工。他也是比较友好和蔼的，但平时说话不多，不过帮过我几次忙。壹般求其他人什么事，都要请求好几遍，请求他的时候壹遍就行了。

    朱s男，护士。他很年轻，不过反而是职位较高的护理师。他普通话说的很不错，我跟他有不少交流，我询问事情他壹般都会有回应。

    李w拱，护士。他年龄约50岁，我和他说话没超过3次，但是有壹次却帮我免于再多关押至少壹周的悲剧，此事后面再提。

    关w国，护士。他40岁左右，也算比较好的护士，性格比较和蔼。

    还有壹位护士，虽然我和他说话很多次，但他的工作牌始终反著，看不到名字。他也是很年轻，就像大学刚毕业的男生，就叫他A护士吧。在关于餐厅加饭问题上，我跟他说过很多次话。

    除了这些，其他的态度也有好的，但是不多了，而且因为牌子反著，我看不到他们的名字（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也不便于要求那些与我不熟悉的护理人员把牌子反过来）。而有些就比较冷漠甚至态度较差（对这些人，我更不方便看他们反著的牌子了，牌子正著我都不方便凑上去看）。而这壹点（他们的牌子反著，或者虽然正面放著但字很小还是繁体，不伸头看不清），此后包括到现在，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例如壹位50多岁的护工，也是牌子总翻到里边看不到名字，在我吃药时候非要让我把嘴张开、把舌头伸出来转，转壹次还不行还让继续伸转舌头，把舌头翘起来，看看我有没有把药含在嘴里，还呵斥著，和监狱检查犯人壹样。而大多数护士护工并不会这么干。我和另壹位护工谈话提到这件事，他就说，如果和妳熟悉的，就不会这样做；但是不熟悉的，就要查查看妳有没有把药咽下去。他也说，按规定护士护工有权这样查，他可以选择不查妳，但是查妳没有错。借用壹句话就是“不查是情分，查妳是本分”。还有壹位30多岁留著胡子的护士，我请求他拿出我的手机给父亲打电话，他说必须下午三点之后才行，还不让我打太长，只允许五分钟，还拉著脸。而能不能打电话、打几分钟，也是他“自由裁量”。在这种监狱式环境，绝大多数事情都不是按规矩制度来，而是都在管理人员个人的性格脾气、对被管理者的态度、甚至管理者壹时半会的心情。管理者如果想刁难被管理者，那被管的只能乖乖听话忍耐，反抗不仅没有用，还会被严厉惩罚。我和壹位护工谈话时，他也告诉我，有时候不同的值班护士，在处理病人请求时，就会有不壹样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和我谈壹些涉及病房内部规定、他们同事的事情及其他与他们自身利益相关问题的人，我不方便公开名字，当然以后有人有调查求证之类需要，我会单独告诉其这些话具体是哪壹位护理人员讲的）

    不过即便态度好的，许多时候请求事情也需要三番五次，而且还不壹定同意帮妳做。

    为什么请求或询问壹件事需要多次呢？；1.权力总要用起来，而拖延、推搪、拿架子，就是权力的体现。2.他们还是没有做到对病人和普通人壹样尊重。例如我借纸笔，前面已经提到，总是需要多次请求。他们有时候手头在忙别的事，哪怕笔就在旁边，也要妳再三请求，而且有时候就不给了。而且病房没有严格规定是否可以给病人笔或笔芯，所以这种有自由裁量权的事，就完全看护士心情和对病人的主观态度了。他借给妳，可以，不借给妳，也可以。这就是权力。当然，不止借纸笔，有时候问护士今天医生是否与我会见、询问社工何时来到、和父亲通话何时安排、精神覆核申请书什么时候给我……反正各种琐碎的事，都要请求少则两遍多则四五次，而且必须小心翼翼、好声好气的请求，而不是正常的两个平等的人之间对话。双方的关系和口气，其实就跟和大陆老百姓在机关单位窗口办事时的情况差不多，去过政府部门办事的普通人应该都能明白。老百姓要好言好语、低三下四，而办事员则可以大声呵斥、各种刁难。当然我在香港医院，除了卢伟杰和上面所说那个检查我吃药的护工，其他人倒并没呵斥过我。其他护理人员也就是拖延壹下，我有事需要多求几遍，也谈不上刁难，但是那种麻烦劲是壹样的（而且语言的障碍也增加了壹重麻烦），求人所需的语气是壹样的，双方的关系地位也是类似的。如果说有不同，第壹，就是在政府之类权力机构办事，或者求人，还是有壹定自由的，有时还有壹定选择余地的。而精神病房是完全没有自由、必须百分百求人的；第二，去政府或者求人，虽然也是迫不得已，但毕竟是主动求别人的。而绝大多数被关进精神病房的，包括我，则是被强制关进来的，我并不想在这呆，他们不强行把我关押起来，我也就根本不用这样低三下四的求人，连和他们接触都不会有，更用不著低三下四求他们了。

    至于护理人员对住院者没有像对外面的正常人那样同等尊重，通过对比更能体现。例如他们壹开始不允许我使用自己的手机给父亲打电话，当然也不能上网。我多次请求使用我自己的手机都不被许可，但是后来冯爱玲女士在探视期间对护士提出，希望护士从存储柜里拿出我自己的手机联系家人，护士考虑了壹下就同意了。用了几次后手机电量很少了，我希望护士帮我充电，他们也拒绝了（后来冯女士拿了自己的充电宝在探视时让我充电）。但是后来出院前我当著护士的面向冯女士说护士拒绝给我手机充电，壹位护士立马就说“我们给妳充电，我们给妳充”，冯女士走后他立即就帮我充上电了（如果我早点当著探视的冯女士或者林先生的面提出这个问题，或许他们早就同意给我充电了）。我出院时，护士还把两部手机都交给我，说“我们帮妳把电都充满了”。我表示了感谢。现在想来，真是很有意思的事。除此之外还有壹些别的事，也能体现出来这种差别对待，后面会讲到。

    病房的另壹项日常是洗澡。这又是体现病人没有隐私的壹个例子。洗澡间是有门的小隔间，但是洗完澡出来后，必须壹丝不挂的站在护士面前换上新的病号服。当然这可能是为了安全起见，但是客观上就是让病人赤身裸体对著护士，暴露人最基本的隐私。而且洗澡和换衣服都是强制的，每两天必须至少洗壹次澡，也必须当著护士的面换上没有内裤的新病号服。我不知道监狱是不是也不允许穿内裤，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精神病房不允许穿。是换洗麻烦？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其实最简单来说，对医护人员，住院者必须做的就是服从、服从、服从。指使与服从的关系，就是医护与精神病房住院者双方关系的本质。

    病房的作息都是整齐划壹的。吃饭方面，三餐和夜宵都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我壹开始无法适应这种格式化的生活，毕竟我已经离开学校四年了，早习惯了自由散漫。但是不知不觉也“被适应”了这种作息。因为大多数时候没什么事做，报纸就那几张，因此填饱肚子成了壹件令我期待的事。每当开饭了，我也就能从在病房里来回走动中解脱出来，吃饭过程就等于在忙于壹件事，不会那么无聊了。吃饱了的感觉也能带来壹种满足感，让焦虑的心情平和壹些。晚上熄灯休息也是统壹的。因为医院发安眠药，所以我还是可以比较正常的休息。但是有几天，例如出院前夕，因为紧张，还是没有休息好。至于早上起床，虽然可以早壹点或晚壹点，但是壹直不起床，护士就会强制叫起来。有壹次我用被子捂著头想多睡壹会，被那个叫郑明的护工直接把被子拉开，叫我起床。

    每周有三四天的上午10点左右，在餐厅会有壹些课程，课程持续壹小时左右，使用投影仪来讲课。这些课程其实就跟中学的思想品德课差不多，内容很枯燥，都是壹些如何培养乐观的心态（很类似于于丹的鸡汤理论，如换角度看问题心情和生活就变好了，虽然许多情况下，例如饭都吃不上的人、天天受家暴之类欺凌的人，换什么角度心情都难好起来。如果饱受欺凌、壹贫如洗，心情还能“好起来”，那才是真疯了、傻了）、如何与人相处、预防性骚扰之类的课程。而且我呆了23天，课程内容已经开始重复了，例如预防性骚扰，讲了两次。课程结束后，每个病人会得到壹小杯奶茶或者可乐。讲课者有时是医生，有时是“心理辅导师”什么的。“心理辅导师”和心理咨询师还不太壹样。这种辅导师除了讲课，有时候还会与病人谈心。我也曾经和壹位叫“潘w聪”的辅导师有过交流，这个后面再说。同样是10点、在餐厅、壹个小时，每周还有壹两次点歌活动，让病人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然后音乐师在投影仪上播放带视频的歌曲。除了这些，基本就没有别的活动了。虽然活动表上写著“天台活动”，但是绝大多数病人从没被放到天台或者病房外任何地方放风，据护工说只有个别三五个人被允许去和楼下康复病房的病人壹起种花什么的。相对于漫长而枯燥的病房日常生活，这些活动微不足道。

    病房还在壹些天的下午发茶水，让病人用自己的饮料瓶去接。这时倒是不用排队和叫号，但茶水有限，晚到的就没有了，所以往往挤成壹团。我除个别次去领茶水，大多数时候看见那群病人挤著，就不去了。或许我还是有那么壹点残存的尊严，也或者隐隐算是对精神病人的歧视，总之我不愿意去和那些人去抢茶水。

    除此之外，就是看电视。但是电视除了滚动播出重复多次的新闻，就是电视剧，全是香港话，我精神状态又不好，也看不进去。我在5号病房时，电视噪音还严重影响到我休息。

    有时还会有基督教牧师“院牧”来病房。我壹共见过两位院牧，和其中壹位聊过。我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说我是大陆维权人士，为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在中联办割腕被抓，送到了这里。我还告诉他我很是担心回大陆后遭遇抓捕和虐待，他告诉我放宽心壹些，而且据我讲的详细情况，他认为我回去后应该不会被抓。我告诉他我很希望免于遣返，申请政治避难去第三国。他说香港现在是中国政府控制，所以没办法政治避难，让我从长计议。

    而护理人员对住院者的惩戒虽远比大陆为轻，但是也不是没有。在此举壹些我看到的例子。

    1.病人“冲门”被捆绑。我在前面提到了病人美籍华人杨x，他是我看到的唯壹壹个试图“逃离”病房的病人。他刚进病房，应该是感到很不适应，于是就趁护士不注意跑向厚厚的病房大门。其实他当然出不去，需刷卡进出的门既厚实又严丝合缝。但是护工看见之后，就立即招呼其他护理人员说“要冲门啊”，于是护士、护工们共七八个人都跑到门口，壹拥而上，把这个至少有150公斤重的胖大病人拽到担架上，用布带捆绑住四肢，关到“观察室”里。再往后有没有强制打针吃药什么就不知道了，反正没有电击。整个过程算不上粗暴，处置基本上得当。但被关起来之后关多久，恐怕也没有明文规定，而是护士“自由裁量”的。关于这个杨x，我后来和他说过好几次话，平常也很温和。他之所以“冲门”，不止是“不适应（其实没人能‘适应’精神病房，能‘适应’才坏了）”，而最重要的应该是渴望自由吧。任何壹个神志清醒的，无论完全没病还是有些轻微的精神疾病，都不喜欢呆在在病房丧失自由、任人管束、没有隐私。

    2.病人互相推搡被关禁闭。可能是关押太久，呆在沉闷的环境里比较压抑，也或者是别的原因，有两个病人互相争吵起来，然后用手各自推了对方两把，护士就把先推人的关到“观察室”里。后来我看到连他的日常用品都拿了进去，估计至少要被关1-2天吧。前面说过，“观察室”很小，只有5平米左右，很逼仄，虽然有床和小桌子，但是关在里边肯定不舒服。我觉得短期关壹下可以，如果时间太长就不好了。关多久同样是护士“自由裁量”。这些如果发生在病房外面“正常人”之间，是很常见的小冲突，路人也就劝个架，打的严重才会报警，很少会因为这些被拘留、判刑。而在病房，则可以关禁闭甚至捆起来。再进壹步，这些壹定会被记在护士观察记录中，影响对其精神状况的评估，乃至进壹步影响其出院时间。至于会影响多大，显然就是看护士怎么写、医生怎么判断。而这里边，就有非常大的自由评断和裁量空间。（而我后来又搜寻了大陆精神病院的许多内情描述，对病人的捆绑更是普遍和滥用。有时病人没有反抗危险，只是为了安全，甚至是由于病人之间的矛盾，为了安抚多数病人，就把作为少数的个体病人捆绑起来）

     说到医护对住院者的“自由裁量”，还体现在这种捆绑、关禁闭时，倒不像对待我的精神覆核申请、联系我父亲时形式主义耽误事、繁琐的出院程序等教条化的“按规定办事”，而是壹群护士自主决定捆多久、关多久，甚至是否关、是否捆。当然，或许有壹些模糊的规定，但可操作空间很大。除了是否捆绑/关禁闭和捆绑/关禁闭时间长短，具体绑多紧（这对于痛苦程度影响很大）、需要大小便时护士让等多久，这更没有明文规定了，全看护士心情。而且，对于过严苛甚至欺凌住院者的护士，其他护士护工是视而不见的，例如我的经历和下面其他弱势病人的例子。在监狱，各种规定相对明确，对虐待犯人也有明文规定惩罚。而精神病房呢？什么法律条文都没有（或者模糊不清的提及），更没有监督者和独立的类似于驻所检察官那样的可求助对象。

    3.病人唱国歌被威胁捆绑。有壹位看起来病的比较严重的病人，20多岁，平常弓著腰，木木呆呆，目光呆滞，说话呜哩哇啦，吐字不清。不知为什么，他总是会在电视里播放国歌时条件反射般的跟著唱，唱的也是呜哩哇啦、荒腔走板，声音非常大。我呆了23天，就听见他至少七八次唱国歌。其中还有壹次，那个美国人James还开玩笑的跟他壹起站在电视机前唱国歌，唱完后两人握手，好似在表现中美友谊。大多数时候，护理人员都不会理睬他，如果声音特别大，会呵斥他壹下，此外也不会怎么惩罚他。

    但是卢伟杰却不是。我前面已经说了，这个人不仅仅是严厉，还带著壹股狠劲。有壹次正好他在值班，这个病人又荒腔走板的跟著电视大声唱起国歌。然后卢伟杰拿著捆人的布带式绳索就过来了，面露凶光、声色俱厉的冲著他吼了壹通，还拿著绳索对著他比划，然后吓得他不敢唱了，连连呜哩哇啦的求饶，卢伟杰才拿著绳索回护士站了。

    其实我听著这个病人多次荒腔走板的大声唱国歌，也比较厌恶，那种声调很是刺耳。但是是不是应该这样恐吓、威胁？而且病房非常压抑，又没有可以释放情感的条件，连放风都是极个别人的特权，有时候这种唱歌可能也是壹种发泄情绪的手段。那么就因为唱歌难听、声音很大，就声色俱厉的斥责、捆绑相威胁，合适吗？有多少是为了管理，多少是卢伟杰故意欺负人、发泄他自己的情绪？

     4.查在衣服里藏夜宵的老年病人。卢伟杰欺负患者，并不是孤例。再来讲讲他怎么对待老年病人的。前面已说到，夜宵只允许在餐厅吃，不允许带出去。但是有些患者在半个小时内吃不完那么多亲友带来的零食；或者吃了亲友送的零食，医院发的两小包饼干或者面包没吃完。于是，有些病人就会把零食藏在衣服里带出去，到饿的时候再吃。医院不允许病人将食物带出餐厅的规定是否合理呢？有合理的壹面，例如管理方便、避免发生什么噎著之类的意外；但是另壹方面剥夺了在其他时间吃东西的权利，这种权利剥夺合理吗？。而且三餐又比较少，我相信不止我壹个人感觉吃不饱。所以，有些病人留壹些零食到饿的时候吃也情有可原。

    对于这种偷偷的藏起零食的行为，大多数护理人员都不会刻意的像盯著罪犯壹样防著病人藏零食，偶尔看见会让病人交还没吃完的零食，更偶尔的会在门口检查壹下，让藏零食的把零食交出去。

    但卢伟杰又开始“粗暴执法”了。壹次，壹位大约60岁的老年病人在衣服里藏了壹两包饼干，夜宵结束后就和大家壹起往餐厅外走。走到门口，站在门边的卢伟杰猛的壹把扯开这个老病人的衣服，然后饼干掉到地上。然后卢伟杰恶狠狠的瞪著老病人（我忘了他有没有出言训斥），最后老病人和大家壹起回病房了。精神病房里的住院者相对于医护已非常弱势，而卢伟杰则挑选弱势中的老弱欺凌。虽然我只看见了几次，但是是在23天内，而且是卢伟杰上班的时间（他并不是每天都上班，那23天他也就上班十几天）。这些天之外难道卢伟杰会是另外壹个性格和行为方式？难道正巧我在的23天，遭遇和看见他多次欺凌我和其他住院者（且我是偶然看见，23天中的大多时候我也注意不到、也没心思去关注他的言行），而他在我23天中没看到的时候、在病房工作的其他几个月、几年甚至更久时间，都很文明礼貌？

    卢伟杰的这次“执法”过程，和对待唱国歌的病人壹样，态度和行为都非常粗暴。而且都是利用某些“正当”的理由，以维护病房秩序为借口，来欺凌病人。什么叫做“滥用职权”，什么叫“粗暴执法”，这就是。管理人员以正当的“执法”为掩护，使用暴力或其他手段欺压、伤害被管理者，是非常恶心的行为。因为他的粗暴行为披上了“执法”、“维持秩序”的外衣，很难像普通人之间的纠纷那样被指责和惩处，被欺凌者就被堵住了嘴；而有了权力做后盾，欺凌被管理者往往也更肆无忌惮。而且在这种封闭的精神病房，就相当于监狱，根本逃避不开。被欺凌者如果反抗，就成了“不服从管理”，会招致打击报复，而且要面对整个执法机器（例如住院者在病房要面对全体医护人员；在大陆，反抗警察粗暴执法，要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至少也是整个壹个派出所的公权力和合法暴力），根本无力反抗。就像病房的护士，是有权关病人禁闭、捆绑病人、记录病人的日常表现和精神状况的。而记录的病人日常表现、精神状况，是医生判断病人能否出院的重要依据。如果反抗，只会认为妳是在发病，会把妳关更久。在这种力量极不对称情况下，病人只能忍受欺凌。至于举报，后面我会提到自己亲身举报后会有什么后果。

   在病房里，我和李gx说话时提到卢伟杰的行为，李说，医院也是为了有不同性格的人来管理精神病房，要不容易控制不了住院者（大致意思）。其实，如果住院者有非常暴力或者伤害他人的举动，以严厉的方式阻止乃至惩罚当然没问题（不过也应该将详细过程记录在案），但是卢伟杰的行为例如我举的这些例子，以及后面还要提及的，住院者并未做出任何暴力行为，作为护士的卢伟杰是根本不必要使用恐吓等暴力的，显然不是对等、适当的工作需要，而是滥用权力、以其个人心情和住院者软弱程度恶意欺凌的。

    （除了对我的欺凌（后面还会提到）以及以上提及的对其他住院者的欺凌之外，我在出院前夕，还看见过壹次卢伟杰在过道里走路时，用手揉搓壹位看起来比较老实、有点“憨傻”的病人的头部。揉搓那个住院者的脑袋时，卢伟杰的脸上还带著壹种恶心的笑意。而这个病人显然完全没有惹他，也没有违反病房什么纪律和规定。）

    5.“胖子”因争执被关禁闭

    前面已经提到，“胖子”特别喜欢打电话，壹天打好几个小时。而我也要联系冯爱玲女士和其他人，所以也要用电话。有壹次，我在等待转接过程中，他壹直催促我快点，我说让他等会，他还催促个不停。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跟他说“妳来打电话吧，妳打”。这时候护工过来了，把他带走，说让我打电话。我就又等待转接，还是没人，我就挂了。我在病房来回踱步时，发现“胖子”被关在“观察室”了。我立即去护士站，告诉护士希望把他放出来，护士说“和妳没关系”。我走了之后感觉很明显有关系，就又回去，说没必要关他，护士还是说不要我管了。壹位护工说，他不是第壹次这样了。我就去“观察室”那边，看壹个护士正在和“胖子”在“观察室”门口说话，我就过去告诉护士，希望把“胖子”放出来，没必要关禁闭。然后护士批评了“胖子”两句，就把他放了。我还感到很不好意思，“胖子”倒是说“没事”。

     我认为因为这壹点小事就关禁闭，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管理过于严厉了。不过和我所了解的大陆的精神病院中动辄捆绑、电击的行为比起来，香港的精神病房还是“相当人道”的。

     而在5号病房，则长期捆绑著壹些病情严重、缺乏自控能力的病人。这些人中大部分除了上厕所，就没有离开过床铺。甚至还有少数几个，即便大小便也是在房间里、在轮椅上。所以5号病房才壹直臭气熏天。这些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惩罚”，但是同样是对人极大的约束。当壹个人四肢都被粗布绳子捆住，完全动弹不得，还不如猪圈里的猪们有自由。至少就我看来，他们这样的生活是没有尊严、生不如死，不如被安乐死。

    还有壹些住院者，从被送进精神病房，就壹直被绑在床上，有时壹绑就是壹两天，然后才解开束缚的绳索，允许在狭小的病房内走动。我被关押的23天内就看见了两次。而据我向护工打听，平常经常有这种进来就绑很久的。而原因好像是这些人是喝酒或者和人发生冲突，但没听说有伤人的。如果仅仅为了预防，就捆绑这么久，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显然是非常不人道的。而且相对于前面那些神志不清的严重病患，这些被捆绑起来“观察”的住院者，神志都相对清醒（甚至有些很清醒，除了情绪低落，言谈与正常人无异。我近距离和其中壹个被捆绑者说过话），四肢全被捆住、只能抬头看天花板，想上厕所都得喊护士护工，回来又被捆上。清醒的情况下，被捆著的滋味自然更加不好受。

    相对于罪犯或嫌疑人戴手铐脚镣可以走动，精神病房的护理人员把人像待宰的猪羊壹样捆绑四肢、不能动弹，后者更痛苦、更限制自由、更加不人道。医护人员当然美其名曰“为了保护病人安全”，而客观上显然是壹种体罚、羞辱。这些拘禁、体罚、羞辱，在正常环境就是重罪。即便在监狱，惩罚也要有度，也要顾忌监规和法律。而在精神病房，这壹切都成了“合理合法”的行为，而捆绑多久、如何处理住院者的请求、是否及如何责罚医护认为“有麻烦”、“不老实”的言行，并没有细致和具体的条文，主观随意性很大，更没有什么监督、投诉的渠道。精神病院/精神病房，几乎就是壹个法外之地。

    除了这些惩罚，病房还有壹些耐人寻味的小细节。例如墙上贴的“防性侵犯小贴士”（明显是指同性性侵），提到了身边的人如病友、亲属、陌生人都可能是性侵者，并且教住院者遇到性侵如何防范和保留证据。但唯独没有提及医护人员也可能是实施性侵者。而事实上，对病人最具权力优势、和病人接触最频繁的医护人员，才是可能性最大的潜在性侵者。这样的案例即便爆出来的就很多，Google上壹搜壹大堆。

    如美国国家体操队队医纳萨尔性侵超过125名女性，还包括三名奥运金牌获得者。而自闭症等精神疾病患者因缺乏反抗和告发能力，也是可能被性侵犯的高危群体。这样的例子和相关研究同样可以在Google上搜到许多。例如台湾立法院壹项提案就提及：“立法院议案关系文书 院总第246号 委员提案第20686号……台南壹家安置机构，在（民国）105年（2016年） 1 月初发生教保员性侵女院生;壹名张姓教保员，对自闭症、极重度智障等多重障碍的17岁女院生伸出狼爪，只不过，事过壹年，106年（2017年）2月份台南市社会局才接获检举，院方疑似，隐匿案情，长达壹年……”提案还提及“近 10 年来台湾性侵案件频传，民国 97年到105年受暴人数总共累积88,382人，性侵案件中被害身心障碍者人数8,635人，比例高达9.7%。”

    更令人惊悚的，是2018年12月美国亚利桑那州壹家护理机构的女植物人被性侵怀孕并产下壹子事件。而后来警方调查证明，护理院壹个36岁的男护士是性侵者（而且这个男护士还有妻子和4个孩子，在外人看来似乎并非那种“光棍”、市井流氓、无子女的“典型”强奸犯）。植物人被性侵怀孕极罕见，但性侵弱势群体、身心残障而未怀孕也未被发现的，无疑更普遍和更难发现。如果这个女植物人没有怀孕、男护士性侵时做了壹些“防范措施”，或许永远都没有人知道这起性侵（而且很可能是长期性侵）了。连聋哑和精神疾病的受害者都难以求助，何况是完全没有自主意识和表达能力的植物人了。

    这些由护理人员侵害身心障碍或其他弱势者的案例，都是发生在相对封闭、极不易觉察的环境中，有些如果没有特殊的、偶然的因素（如被性侵者怀孕、受害者死亡或被其他人意外发现），就可能被永久隐瞒。因此，被发现和揭露的，只是千分乃至万分之壹了。而电影《熔炉》反映的真实案例的残酷更是众所周知。所以最需要防范的潜在性侵者是谁呢？

    另壹个细节是，在餐厅有壹个意见箱，病人可以把对医院的意见写在壹个意见信（我也忘了意见信从哪拿，好像是在护士站）上，有人会定期收走。不过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认真看。另外，我还遇到过壹次医院人员（是壹位50岁左右的女性，应该是代表东区医院的或者整个精神科的）在这个病房的护士陪同下来病房征求意见，我就提出了不能使用手机和缺乏书报的问题。这些问题他们还会考虑（例如护士告诉我每周二还是周四的上午有图书车，我从来没见过，他说我可能在睡觉，所以最后壹周我特地注意了壹上午，都没有见有图书车），但是如果更严重的呢？涉及到医护人员的违规甚至违法行为呢？我说了后面还会提及我举报（当然不是给这位工作人员，而是向其他护士）后给我带来的严重伤害和危险。所以这些东西基本和大陆机关单位的“意见箱”、信访或投诉科室壹样，都是形式和摆设罢了。

     此外就是前面提到的，在病房活动通知栏纸张上，印著壹些日常安排，其中如壹些讲座、放电影，是有的；但诸如“天台活动”、“电子游戏”等安排，现实中完全没有。但护理人员还是每周更换著这些纸张，其形式主义同样和大陆政府机关、教育医疗单位等机构如出壹辙。

    当然，这壹切与大陆的精神病院相比，的确是“文明”太多了。

  5.看报纸与书籍杂志、看电视，获取信息与新闻；对这些信息、新闻的感想、联想

    我前面提到，刚进精神病房，什么都做不了。壹方面是精神状态糟，另壹方面是不熟悉病房情况。过了几天，我才大致了解了病房各种事情，包括报纸的发放、取阅。

    整个K4病房每天只有两份报纸，壹份是苹果日报，壹份是星岛日报。偶尔看见过明报和东方日报，是其他人的探视者送进来的。病房里壹共近百人，虽然大多数神志不清不看报纸，但剩下二三十人也会很快拿光报纸。只要少数人不把报纸放回原位或壹直占著看，其他人就没得看。后来我才找到窍门，就是上午10点左右刚发报纸就去拿，或者到沙发上找。偶尔看其他人桌上有就去借，但尽量不借。

    对我来说，这些报纸非常珍贵。我转移注意力以缓解焦虑、了解外界信息，主要就是靠这些。本来我希望冯女士送壹些书，例如在精神病房重读《壹九八四》、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必然有新感慨。但是她很忙，没空去找，最后给了我几本教会发的小册子。而那里边除了少数励志故事，大多都是宣扬基督教思想，包括壹些根本不科学的迷信、明显虚假的类似于“显灵”之类的故事，我自然没兴趣看下去。里边居然还有壹篇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的文章，讲他遇袭后的心路历程，字里行间都在夸赞“神”、“主”。这样的敢言之士也堕入这种神学的泥潭，我很是遗憾。我大概翻了几次也就不看了。（当然，文中也有讲基督徒行善、救助弱势者的故事，但是篇幅很少，大多数还是宣扬教义和各种迷信（例如将壹些巧合归为“神迹”，当然荒诞不经、不值壹驳））

    而据护士说，每周二还是周四上午，会有流动图书车，但是我在的23天，基本是过了三周多，壹次都没看见有图书车进来。无书可借下，我借过他人的书看，但是书很不好看，有位住院者给我杂志，也只有两本，还是娱乐杂志《东周刊》。所以，能看的主要就是这些报纸了。虽然看报纸平均每天只能消磨壹个小时时间，其他时间还是来回走路或躺床上难受。但有总比没有强，而且，有些新闻，在被关押时读、经历过关押后回想，别有壹番感受。甚至，这些新闻可以和自己的遭遇、自己耳闻目睹的各种事情联系起来，产生很多新闻本体之外的联想。当然，大多数感想、联想，是在出院（或者更准确说是“重获自由”、被释放）之后、安顿下来之后，才想到和构思完整的。有些新闻内容是通过现在再查相关新闻或资料，和回忆当时所看，结合起来写的。在被关押在精神病房时的精神状况很糟，看报状态差，记忆的东西也有限。

  （以下新闻因过去很久，而且有些新闻现在查不到原文了，记忆的细节可能会与原文有壹些偏差）（想到哪个新闻就写哪个，除结尾涉及校园暴力和性骚扰问题，以及精神病院的虐待事情外，其他的无特意的先后次序）

    我住院期间，在报纸、电视和杂志上看到这么些个新闻（有些新闻电视节目也会提及，但主要是来自报纸）和文章、信息：

    1.美国边境未成年偷渡者被虐待事件

    当时有几日的苹果日报，报道了美国边境的偷渡者问题。香港报纸称他们为“人蛇”，出于习惯，我还是称其为偷渡者吧。

    报道中说，有许多未成年偷渡者被关押在美国边境的拘留中心。他们无法适应恶劣的环境，好像是吵闹和表达不满了，结果就被铐在单间椅子上。他们就更愤怒和不服从，然后就更受虐待，壹直被铐著不能动弹。媒体曝光后，拘留中心否认虐待这些未成年偷渡者。这篇报道我现在搜不到原文了。

    看到这新闻，我在想，这和我多么相似啊。我就是越反抗，越被打压和伤害、越不被理解，然后我被激怒和感到屈辱，于是通过壹些激烈的言语和行为表达愤懑、反抗不公，反而被关到这精神病院里，和这些偷渡者壹样失去自由。那些剥夺我、剥夺未成年偷渡者自由的管理者、执法者，难道不想想，很多反抗恰恰是妳们不合理对待造成的，甚至很多算不得什么反抗，只是呐喊几句、动弹几下，却要被进壹步压迫，并可能带来终身的创伤。此外，我和这些未成年偷渡者壹样，面对体制暴力、面对封闭的环境、面对管理者的绝对暴力优势，都是很无力的，任人摆布，无力反抗，只能承受屈辱而无可奈何（当然，弱者的这种绝望处境，恰恰是许多心地阴暗、崇尚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幸灾乐祸的谈资）。

    依靠暴力的压迫、拘禁、虐待，不是解决问题的合适方式，这只会制造对立、增加仇恨，最终导致伤害链条的出现和延长，发生更多罪案，对社会和公民产生危害。这些偷渡者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违法犯罪伤害他人偷渡者如黑帮另说），可以合法遣返、可以温和对待，何必暴力相加？而我是受害者，不是加害者，是为了反抗校园暴力而呐喊，是做正义的事业，通俗点说就是在做好事，也没有给任何他人造成伤害，为什么反而要把我关押在精神病房？

    2.屯门医院护士伤害老人致死事件

    苹果和星岛都报道了屯门医院护工在护理老人时捅破其肛门致其死亡事件。当然这件事据报道可能是意外而不是虐待。但结合上壹件事，以及我看到的陆港两地养老院、残疾人护理院的虐待丑闻，如震惊全港的“康桥之家”院长张健华性侵患有智力障碍的女院友的丑闻，很能反映管理/医护人员的不当甚至恶意虐待行为会带来多大危害、弱势群体（尤其身心有障碍者）又多么容易受到伤害。而精神病房发生的事情，医护对患者的欺凌，由于住院者特殊的身份和全封闭式的环境，相对而言就更难以举报和反抗。在知乎提问“如何在精神病院证明自己是正常人”下，知乎用户“圣f锦意”（迄今22万关注、210万赞同、21万感谢；本回答190赞同18评论）说的清晰明了：“所以，当妳被贴上精神病这个标签，还是精神病医院这种“比较权威”的地方贴上去的。妳到底是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有无数的人只认识妳这个标签。妳的喜怒哀乐，是精神病的喜怒哀乐。妳壹切的言论是精神病的言论。妳的壹切动作是精神病的动作。妳就算不说话不动，妳睡著了。人家也是说，妳看，那个精神病终于睡著了。”（我在本文中引用的曾经被关到精神病院的人，在知乎等互联网平台上发言大都匿名，原因也是如此。如果公开真名实姓，将会对其名誉造成极大损害。因此，在精神病房被欺凌乃至虐待的，绝大多数都不敢公开站出来投诉、起诉，不仅涉及到非常恶心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也就是想起诉精神病院及其医护，先得证明没有精神病或者有足够的民事行为能力），还有反而会让自己蒙上污名。司法冤狱者敢翻案，“精神病冤狱”受害者则更多只是选择沉默）

    自然，精神病人对医护人员欺凌的反映、举报，也是“精神病的举报”，自然不被人信任，即便他/她有举报机会的情况下。例如“康桥之家”的智力障碍女院友，就因其“精神健康问题”难以出庭作证，差壹点就让恶院长张健华逃脱惩罚了（只是后来张健华反咬壹口，索取诉讼费，才让媒体重新关注，大幅曝光了此事）。而更多时候，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连举报的机会、受理者都没有。至于反抗，那在香港就等著捆绑和禁闭，在大陆就等著被殴打和电击吧。至于“和理非”式“公民抗命”，在外面是正常理性的，在精神病房搞这些“非暴力不合作”，百分百会把妳判定为精神病、发神经。同样，在警署被审问时，可以保持沉默，但是在精神病房，这壹定被认为是“不合作”的壹种精神病表现，即便不采取什么手段，至少是出不了院的，可以无限期关押下去。

    因此，香港的精神病院/病房虽远好于大陆，但毫无疑问，无论哪里的精神病院/病房，实际上对被关押者的软性硬性控制、及主客观欺凌的“弹性”都要大于监狱。因为在这里，他们不把妳视为正常人，而是“非正常人”，在较恶劣的精神病院直接就是“非人”了。我关进监狱还或许能应付，但精神病院怎么做，都可能把妳当成不正常的行为，哪怕在外面、“正常人”的世界只是小事。不过据冯女士说，即便警察把我关到监狱，监狱也有医院的，如果认为有精神病也会采取措施的。我想，那地方肯定不会好于东区医院。总之，在“精神病”这个标签下，怎么对妳都有某种“正当性”，自然更容易导致医护人员更加肆无忌惮滥用权力欺凌，且受害者很难追责。

    关于这个问题，以及相关案例，我后面还会再讲，在此就只引述这位知乎用户的话作为评论，以“康桥之家”性侵案这壹知名案件为例。

    3.壹位男性嫌犯在审讯室自杀事件及其后续影响

    报道中说，壹个叫林继伟的涉嫌非礼女性的嫌犯趁看守警员外出，用布条在北角警署自杀。我当时可能因为脑子太乱，看成了那人刚自杀，现在重搜新闻，发现是前年自杀，今年是宣判该案，所以报道旧事重提。在报道中，提及了警员的疏忽和应该承担责任。而这个自杀事件及其他同类事件应该对于警局对拘留者管理有很大的影响，也和我后来在西区警署羁留室受了很大的罪估计很有关系，就留到后面讲吧。

    4.壹席区议会补选事件

    因为我记得新闻中参加那次补选者的名字，所以现在都能搜到，是佳晓选区补选，由植洁铃、李凤琼、陈真真三人参选。香港区议会有458席，而仅仅壹席补选就能得到连续几天且篇幅不小的报道，说明港媒对选举的重视、香港选战普遍的激烈。而我从有关补选的新闻中也看到，连个区议会选举都能有壹些不光彩手段，例如选择性利用民调，以及相互攻击，只讲对自己有利的话。虽然以前从互联网了解过许多香港选战，但直接看选举地媒体对小选举的连续具体报道，还是第壹次。当然，相对于立法会选举和香港三司十二局更肮脏的争斗和“官商乡黑”的各种利益勾兑，这场区议会选举已经相当“文明”了。在立法会议员中，无论是建制派还是泛民主派（包括本土派、自决派），都有不少素质更加低下、选择性歪曲变造事实甚至明显撒谎的。看过这次补选报道后，又想到以前看到的香港从特首到议员选举的各种负面现实，让我对香港民主运作有了更复杂的感知。不过，要民主，就要容忍许多公开的对立与丑陋。因为，没有民主，会有更多看不见的争斗与肮脏。我也在想，连这样的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谈不上清白无暇，何况普通香港人，以及精神病房里的医护呢。即便香港，离真正文明进步的社会，也还有很长的距离。

    还有壹个感想是，既然政治需要保持多元化和竞争以相互制约，像监狱、精神病院这些封闭场所，难道不需要独立监管机构的监督与透明化管理吗？精神病房住院者不需要类似于律师性质的“辩护人”以维护其权利不受侵害吗？

    5.梁天琦被判入狱事件

    这则新闻是我被关押期间看到的最重大新闻之壹（另壹个是特金会）。报道中说，梁天琦因参与旺角骚乱，以暴动罪被判处六年徒刑。报纸上的相关新闻和评论有很多。例如“胖子”家人送来的明报上就有壹篇《梁天琦与“全共斗”》的评论（我在餐厅看这壹篇时，还有壹个护士说“不要看这个啊”，意思是说这是宣扬暴力的东西，不适合看。因此我回到自己床铺才又打开看），对比了香港和日本、欧美带有暴力色彩的社会运动之异同。还有壹篇星岛日报的《惨过梁天来》，借梁天琦事件讲了壹个历史上的冤案，戏称香港青年人不知道“惨过梁天来”，却能明白“惨过梁天琦”……诸如此类，不壹而足。

    关于旺角骚乱，也就是骚乱支持者所称的“鱼蛋革命”，我是有所了解的，不过没有比对另壹场香港动荡“六七暴动”了解的多。因为我是左派，所以对后者更关注，哪怕时代很久远。在我看来，旺角骚乱是社会各种不满的大爆发，既是香港回归以来自由日益萎缩的激烈反弹，也是香港贫富差距巨大、阶层固化严重下的必然产物。但我认为，旺角骚乱缺乏清晰的政治立场，最终不可避免的沦为实实在在的“骚乱”，而不是“革命”。六七暴动虽造成壹些悲剧，且有外部力量影响，但毕竟是被压迫人民对社会不公和港英殖民政府腐败与专制压迫的奋勇反抗，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此外，旺角骚乱是由持港独倾向的本土派领导的，更让我增加了对它的负面感知。

    关于香港香港社会问题，我壹直认为香港最大的问题不是中共的渗透，而是从港英至中共时期自始至终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低税率、高房价等亲商政策下，香港贫富差距极大，阶层固化程度远超中国大陆，是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中共对此有壹定责任，但把黑锅都扣中共头上显然不合适，这个锅最主要应是港英当局和香港权贵阶层自己背。香港的极度亲商亲权贵亲资本主义的政策，主要就是港英时期英国和华人太平绅士合作搞的，中共后来沿袭了港英当局的基本政策，是英规共随罢了。英国不仅在香港，在新加坡、印度、南非搞的都是这壹套，不顾平民死活，为了自己商业利益壹味扶植大资本家大地主，纵容当地人做土皇帝作威作福，也就是“特别统治主义”。这种对权贵的扶植和对社会的放任，就导致社会不公的不断加剧。这就是我对香港社会问题的基本看法和立场。

    因此，我对于香港本土派把香港社会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大陆，认为香港独立就能解决问题的观点，很不赞同。他们以“民族”自决而非维护小贩等下层市民权利为出发点发起暴力，我自然不支持。虽说梁天琦他们也是反抗体制暴力和压迫，上述的明报那篇文章就提到，市民和学生发动暴力行动，无论是席卷法兰西的“五月风暴”，还是日本“全共斗”制造的壹系列事件，都是为了反抗更大的暴力--来自体制的军警乃至整个国家机器的暴力、暴力压迫，有壹定合理性和正当性；但是，暴力就是暴力，何况我认为香港本土派并没1960年代席卷世界的壹系列社会运动那样有很明显的正当性，相反充满狭隘、排外（主要就是排陆）、短视与自私。因此，他们受到惩罚是理所应当。至于是否过重，就是另壹回事了。

    刑罚是否过重呢？仅以“暴动罪”判六年，我觉得确实过重了。因为这个罪行主要强调公民对体制的暴力反抗，而不是对个体的具体伤害。壹个体制的威权程度严厉至此，也就和专制差不多了。我作为弱者，充分体会过大陆专制的严酷，又被香港警方抓捕和关到精神病院，自然明白个体公民面对国家机器的虚弱。如果再严惩反抗者以助长威权，会进壹步让香港向专制极权化沦落。真正需要惩罚的，还是具体的暴力行为及其所造成的伤害、破坏。

    虽然我对港独持反对态度，但是对梁天琦等入狱者还是比较同情的。他们也是有理想的人，并且肯为理想付出代价、做出牺牲。虽然我与梁的理想大相径庭，在香港的统独问题上态度截然相反，但至少都反对专制与强权，都反对中共独裁统治。对于其他因骚乱被判入狱的，我同样是不赞同其观点但同情其勇气与牺牲。他们中许多人都是20多岁，正值大好年华，却不得不忍受数年牢狱之苦。这让我想到参加六七暴动的那些青年学生和工人，许多人也因坐牢和被打压，毁掉了壹生。即便回归之后，除了少数成了风光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大多也是边缘没落之人。中共反而与他们的敌手--富豪资本家以及港英政府的“旧电池”们合作，真是悲哀。我看到那段历史，更感到中共的可恶，他们不仅独裁专制，还抛弃了曾经为理想而抗争、伤痕累累的、战斗在壹线的革命战士。理想主义者，总是被追求壹己私利的权贵集团所利用，成为了工具、炮灰。

    此外，我还在报纸上看到游蕙祯坐牢的事情。我对她的评价，与对梁天琦的基本壹致。相对于梁，她更缺乏对香港历史现实和中国文化的充分认知，这从她在纽约时报上撰写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例如她说“自从1997年从英国手中接管这座城市以来，中国已经侵蚀并几乎摧毁了香港的民主。……人们在相对开明的英国统治下所珍视的公民自由和权力分立等概念，正在遭到抛弃”。这显然与事实不符，港英时期比现在更专制，除了彭定康担任港督的最后几年。而纽约时报另壹篇关于她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她壹方面主张港独以抵制中国大陆的影响，另壹方面却对中华文化劣根性和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历史缺乏认识（例如她说《论语》对她世界观影响很大；她“中意”中国封建王朝，“特别中意”秦朝）。而最后给出的药方：“只有从中国分离出去，香港才能拥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的这个“只有……才……”句式更是荒谬。认知错位导致判断错误，是香港青年民主人士的通病，而本土派、港独的崛起，这种思想谬误“功不可没”。不过她敢于承担宣誓风波中冲击立法会的责任，入狱服刑，而不是像壹些倾向于港独或自决的选择逃跑，我还是比较尊重和同情的。

    我出院后，在推特上看到支持“上海独立”的上海人胡诚宜被送进上海的精神病院且遭拘禁和电击事件。而在香港，单纯主张港独并不会被抓捕，更不会被认为精神不正常而被送进精神病院。那么精神是否正常，究竟是根据本人精神状况判断的，还是大环境、大多数人的意志“决定”壹个人有病还是没病？我既反对港独也反对上海独立，但不赞同因为他们思想相对特殊，就认定为“不正常”。即便中世纪反抗教廷思想垄断的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也只被视为“异端”分子而不是精神病。同样，我主张防治校园暴力，并提出诸多建议，并四处奔波呼吁，确实没有其他受害者这么做过，至少在中国是第壹人。然而，这应该被视为“不正常”吗？如果涉嫌违法犯罪，就按法律惩办；如果没有违法犯罪，就可以自由讲话做事，包括提出与众不同的主张、做有别于主流的事情、选择特立独行，为什么要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并关押在精神病院？

    还有，反对暴政、反对粗暴执法的社运者和小贩可以暴力反抗警察、城管，那么精神病院，尤其大陆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精神病院的病人，遭遇医护人员欺凌、虐待及各种不公对待时，又如何反抗呢？恐怕是完全没有反抗能力和条件的，只能完全忍受、任人欺凌。

    关于入狱的梁天琦等人，我最后想说的就是，希望他/她们在狱中平安生活，也思考下究竟做怎样的事，对香港人才更有利？香港和大陆的关系究竟应是怎样的？如何更好的应对大陆人入港旅行、炒房、“文化入侵”造成的各种滋扰、危害？如果简单的想驱逐“蝗虫”，是不是很像美国和南非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这符合现代文明吗？到底是“民族/城邦主义”和“香港独立”才能救香港，还是选择和大陆人民壹道，和香港传统泛民团结，共同反抗中共的专制极权，建设民主的中国与改造国人、重建自由的中国香港？

    （当然，我自己也在反思，我的大中华情结、大壹统理念，与中国社会现实有哪些冲突？是不是需要修正？虽然现在我没有转变念头，并认为会坚持下去，但的确有动摇。关于这个问题，我会另外撰文分析，在此就不展开论述了）

  （在我写作本文期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香港反《逃犯条例》抗议（当然此时我已写到返回大陆之时（2019年7月初）那部分，不是写到这里时），及衍生的壹系列暴力行为。我不仅看到了这些，还看到事件中港台陆及其他地区相关人士的言行、表现。这让我对香港问题的认识、对这些港人与涉此问题的非港人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了更深更具体的认知。不过论述起来篇幅极长，就不在此进行评论了）

    6.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晤

    特金会是我住院期间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新闻，无论香港报纸还是电视新闻，都密集报道了此事，病房里的电视新闻节目不断循环播放二人握手和会谈的视频。不过这特大新闻反倒与我没什么直接关系。但是现在想来，也有壹些感想。对特朗普，我持很负面的看法，这个在此不展开讲，后面我还会提到。至于金正恩，众所周知，他是朝鲜第三代独裁者，与其祖父和父亲壹样，将治下的大多数人民置于地狱般的处境之中。仅仅在1990年代，朝鲜就有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人死于饥饿。而遍布朝鲜的集中营更在制造累累罪恶，就如《平壤水族馆》中叙述的那样可怕。而国际社会总把朝鲜核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却对朝鲜人权问题相对忽略，甚至为前者牺牲后者。我想，当金三风风光光与特朗普握手时，死于其家族世袭暴政的朝鲜死难者灵魂何安？至今仍没有自由和处在饥馑状态下挣扎求生的九成以上的朝鲜人民又作何感想？只谈核问题而完全回避人权灾难的特金会取得成功，是朝鲜的福音吗？还是金氏家族得到了继续奴役人民的护身符？

    7.镇江老兵维权事件和卡车司机罢工事件、大陆医院医生违规操作致病人感染艾滋事件

    港媒对中国大陆的报道，总体较少，且不同媒体所占篇幅不同。报道中国大陆新闻最多的，是倾向反共的苹果日报，至少占到主要新闻板块的五分之壹。而亲建制的星岛日报就相对较少。至于电视新闻，则很少提及大陆，偶尔只有关于中美贸易冲突的新闻，是当作国际新闻来报道的。

    镇江老兵维权事件、卡车司机罢工事件性质类似，就放在壹起说吧。两起事件都是大陆非政治性的维权事件，港媒的报道也算比较详细了。例如镇江老兵大半夜被殴打、扔到沟渠里、不允许战友去医院探视等。关于卡车司机串联罢工，也报道了壹些细节。在大陆媒体几乎无法报道任何集体维权事件的情况下，香港媒体的报道，起到了壹个很重要的窗口性作用，有助于港人及有条件看到港媒的大陆人知晓这些在大陆被封锁的消息、对大陆的黑暗面有具体的了解和更多的关注。

    还有壹件在苹果日报看到的新闻同样值得说壹下，就是大陆壹位医生因为违规操作致使5人感染艾滋病事件。我重获自由后，又将在并病房里看到的该新闻做了更详细的查询。据报道，浙江省中医院医生赵金方严重违反“壹人壹管壹抛弃”的职业规定，致使5人感染艾滋病，其中竟然还有两人已经怀孕。此事在内地曾长期被封锁，只有如新华社等少量报道，直到判决书公开才大规模曝光。而最后的判决结果是，仅仅以“医疗事故罪”将赵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这说明：1.医疗事故罪罪名量刑很轻；2.没有使用“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合理吗？）。而其他责任人仅仅是各种警告、免职（相当于暂避风头）处分，无壹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而受害的5个生命，和另外两个即将成为生命的胎儿，则都毁掉了。如此轻罪重罚，是非常荒谬可怕的。

    因为我比较关注社会新闻，加上我好几个家人（奶奶、父亲、姑姑）都在医疗系统工作，而我又和报道医疗方面的记者有过接触，所以对于医疗界壹些内情有所了解。关于这件事，我在推特上有过评论，整理壹下搬到这里吧。

    相对于公检法和其他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理工技术人员违法犯罪，有时造成的后果并不亚于政府和高官，但这些“非权力机构”和“非官员”的罪责往往会被轻视、忽视。他们违法行为难道可能比政府部门的失职渎职情况少吗？但他们同样有著和政府类似的特权帐幕。例如医患冲突和司乘冲突，当然需要就事论事，根据每件事是非曲直做孰是孰非的判断。但我个人在总体上是会更多批评医方司方的。因为无论是医生还是司机，都是有壹定的环境优势、技术优势，甚至可称为“权力优势”的。当然细分明显医生更具备此特征。医司类似于政府，患乘则像老百姓，双方资源力量是不对等的。因此医疗人员违法犯罪往往难以被追责，追责后也受罚很轻。例如杭州输血导致艾滋事件，医生只被判了两年多，这还是闹大了才处理。如此重罪轻罚，自然有恃无恐。社会地位较高的理工中产俨然成了次级特权阶层。

    中国理工网医界常年存在的各种乱象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壹方面是因为中国政府的专制、渎职，及缺乏法治的大环境，另壹方面是自由派等社会批判者过度集中于关注政治乱象而忽视了工业、IT、科教文卫等以精英和中产为主体的行业和领域违法犯罪的泛滥（甚至许多自由派自己就是这些行业中产岗位的既得利益者），在政府和平民间出现了对以上机构人士批判与管制的真空带，导致社会关注的不足与社会治理的缺位。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些行业组织是壹个国家的躯干，是弱于政府但强于平民的既得利益团体，壹旦作恶或发生严重过失，其利用技术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的优势隐瞒、变造事实，政府又不作为、司法腐败、中上层勾结和枉法，老百姓就会深受其害而无力申冤。而这又会助长这些“次级特权阶层”的违法犯罪。这种恶劣状况亟待改变。例如，要促进相关行业和其服务对象话语权的对等，让冲突双方的声音都能被社会听到，才可能公平公正的解决各种纠纷。而第三方的监管与仲裁机制的建立健全及其实质化中立化，更是重要且必要的、不可或缺的。

    （我个人对医生并没什么恶感，我遇到的绝大多数医生反而都不错，例如在河南和外省好几个城市和县城的医院、社区医疗服务中心，我体弱多病多次打针输液甚至住院，医护大都挺好的。但是有些重病医院就不壹样了，例如北京、郑州那些大医院的各种医患冲突、医疗事故，以及壹些医护人员恶劣的态度、言论、行为。在香港东区医院这里，也只有卢伟杰壹个护士很恶劣，其他的人没有表现出特别坏，最多是有的比较冷漠、缺乏尊重和礼貌。但够的上非常恶劣的只有卢伟杰壹个人。但我也不能因为自己在大陆各医院就医相对较好的经历去抹除其他病人和家属的痛苦。如今医患双方在舆论场（例如知乎、微博等各互联网平台）的声音完全不对等，医护人员都是抱团讲壹面理，垄断话语权，实在太嚣张了。还有例如前面提到过的“壹个有点理想的记者”张洋，以及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医生“烧伤超人阿宝”宁方刚等人就是沆瀣壹气、狼狈为奸、颠倒黑白，疯狂攻击谩骂对医护人员进行批评的记者、患方及其他人士，是嚣张跋扈的典型。2016年，正值习近平政权疯狂打压维权人士、民间公益组织和维权组织纷纷被取缔时，“中国医疗自媒体联盟”宣布成立。“医自盟”的成立是习近平时代倾向强势壹方的社会达尔文政策的衍生物，并和将医疗纠纷中的“医闹”打成“黑恶势力”相辅相成，加剧了医患之间权力、话语权的不对等（患者方面就没有也不会被允许组建“维权联盟”、“患方自媒体联盟“）。医护人员在医患关系中处于绝对优势，有著远多于绝大多数患方的金钱、人脉、人数（暴力）优势，更有医疗卫生部门的权力后盾（甚至医院自己就是壹个“准权力机构”并有著依医院级别和规模而不等的大量资源和人脉），以及更关键（也往往是致命且难以制约的）专业技术及其医疗纠纷诠释上几乎完全的垄断性话语权。他们利用以上诸般优势欺凌弱势方，然后还反而把和他们有纠纷的病人和家属全都打成“医闹”，把自己说成白莲花，我才在医患关系方面发言。对于这些恃强凌弱的，我非常痛恨。我很看不惯某壹方借助壹些特殊优势欺凌弱势，无论是政府还是黑恶势力还是别的利益集团）

    关于前两件新闻和我的关系、看了这三件新闻后我的感想，前述《个人情况说明》中的壹段话恰好可以应答：  

  “4.校园暴力受害者数量众多、程度严重，但是都处于孤立无援、被社会严重忽视的状态。其他的受害者都有组织，无论是讨薪教师、上访退伍兵、女权活动者、基督教会成员……他们都有组织、能够互相通气和声援，壹旦有人被捕被打，就能被社会广泛知悉。但是像我这样的校园暴力、家庭暴力之类的受害者，是没有办法被外面了解和声援的。壹旦被抓，就出不来了。

    这也是我在建议书中提到为什么要建立防治校园暴力的NGO、让校园暴力受害者组织起来、让公民们都参与防治校园暴力的原因。他们需要组织起来，更准确说是需要被组织起来，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能力组织起来，普遍处于孤立无援、眼睁睁看著、等著自己受欺凌却无能为力的状态。

   5.校园暴力受害者与《熔炉》中的残疾孩子类似，是属于必须有外力介入、他人帮助才能维权、正常生活的人（群体），他们与有自主维权能力的工人、教徒、退伍军人并不壹样，他们缺乏求助、组织、谋生、对抗的能力，无法自己去维权，必须要有非受害者也就是作为成年人的社会活动人士、普通公民等的帮助与声援。”

     而以上这些话，也基本适用于因维权、家庭矛盾等“被精神病”者和真的精神病人，尤其被强制关押在精神病院的人。面对强大的、傲慢的、垄断专业话语权的医疗机构，及其中医护人员组成的利益共同体，这些“被精神病”者和精神病人同样、甚至更迫切需要他人的帮助，需要被组织起来，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8.港铁沙中线丑闻

    关于港铁沙中线丑闻，也是病房电视新闻中循环播放的要闻，在两大报纸上同样占据大量篇幅。因它涉及到许多技术性问题，我就不多讲新闻本身如何了，只讲讲感想。

    第壹，香港的法治、权力制衡、舆论监督，对于曝光和问责这类问题作用重大。如果在大陆，这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小事”，基本不会被曝光，引不起什么风波。在大陆，哪怕死人了，如果不是死在大城市或者死的不是大城市户籍居民、死亡人数不太多，都很难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和相关机构的问责。相对于港媒对“剪短钢筋”这么件不算太大的事密集的报道，大陆也就天津大爆炸和七二三动车事故有这种报道规模，而且要受审查和限制。至于反对派问责什么的，大陆自然是零。所以，虽然这些年香港民主自由萎缩，但至少在民生问题和非政治性事件的处置上，香港比大陆还是好太多太多。

    第二，无论大陆还是香港，包括知名企业在内的各种强大利益集团的嘴脸都很丑恶。我当时看到关于沙中线丑闻的新闻，还以为港铁肯定竹筒倒豆子承认各种过错。但是现在查阅维基百科上相关信息，发现与大陆许多人和机构壹样，同样各种撒谎、搪塞、隐瞒事实，很是丑陋。所以，人性恶的壹面根深蒂固，有权有势有钱的人、知名企业等利益集团同样如此，而且危害更大。他/它们看起来很有社会地位、权威和知名度，但却匿藏著丑恶的另壹面。同样，学校对校园暴力、精神病院对病房中医护人员的不当甚至违法犯罪行为、养老院幼儿园对虐老虐童行为，也会想方设法隐瞒真相、掩盖丑闻、避重就轻，而不是承认过错或罪行并去解决问题。如大陆涉及虐童的红黄蓝事件和携程幼儿园事件，如香港频发的虐老风波，均是如此。

    第三，沙中线事件其实并不十分严重，只是有壹些安全隐患，但是却引发广泛关注；但是每天大陆和香港都有的性侵犯、家庭暴力、校园暴力、虐待老人及精神病人与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事情，当事人承受著巨大的苦难，却无法引起社会同样的关注。这说明，人还是倾向于关注涉及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他人的痛苦。地铁人人都坐，自然担心安危，哪怕出的问题并不很危险；弱势群体生活状态恶劣，相当大比例的弱势群体还被残酷虐待，但弱势群体是少数，主流人群就事不关己了。

    例如大陆上访者朱永健，就曾被关押在苏州市吴中区精神病院（苏州是中国最发达的江浙沪地区最富有和市民文明素养最高的城市之壹），受到严重虐待。据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撰写的《“最黑暗的角落”--中国精神病非自愿收治滥用报告》所述，“精神病院里面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因上访被关进精神病院的肉店老板朱永健说：“他们里面的饭很难吃，我根本吃不进去，简直就不是人吃的，我想猪都不会愿意吃那种食物。再加上我被用大单的方式捆了2次，身体难受的要命，体重肯定会减轻的。”“大单就是双腿双脚捆紧，绑在床尾，再把两个胳膊拉紧，紧紧绑在床头，把人的身体就等于是拉长了，妳说那种感觉能好受的了吗？太惨无人道了！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关于病房伙食的描述，与前面提到的例子描述吻合，看来大陆精神病房住院者伙食条件极差很普遍，哪怕在苏州这样江浙地带的大都市也是如此）

    可这样的事情，在大陆却悄无声息。除了是因为涉及上访媒体无法介入等因素，公民对弱势群体权利的普遍淡漠，也是原因之壹。绝大多数在精神病院遭受虐待的人，并非因为上访，而是其他非政治性原因，我前面举有例子，后面还会列举。人们关注奶粉、疫苗丑闻，是因为他们也有孩子；他们不关注精神病人和残疾人权利，是因为他们家没有精神病人或残疾人，或者有也被他们送到精神病院当累赘抛弃了（关于这种情况，我后面还会引用权威文章讲述）。自私和冷漠，是人类精神的癌细胞，不去除，就会扩散、病变，让人与人之间充满隔阂与仇恨，对缺乏独立抗争能力的弱势群体、边缘人群的伤害是毁灭性的。

    9.“毒奶粉事件”受害者郭利维权事件

    就在我滞港期间，毒奶粉事件受害者郭利（他自己也被奶粉厂家陷害，已不止是“受害者家长而且也是受害人了）也到了香港，希望在香港起诉毒奶粉企业。郭利只和媒体进行了沟通和尝试走法律途径，他走法律途径有没有成功不知道，但至少得到了媒体报道。我找的组织机构更多，却因籍籍无名等原因壹败涂地。因郭利赴港，苹果日报中国组再次报道了他维权的事情（看新闻似乎苹果中国组以前报道过或至少联络过他）。这则新闻，最能看见我自己的影子。郭利被黑心企业陷害，我遭遇的校园暴力的表现就包括现实和网上的各种侮辱诽谤；郭利孤身壹人寻求翻案、因毒奶粉事件维权，我也是独自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郭利在监狱受到殴打且只能默默忍著不吭声、其他犯人不允许和他说话、吃已坏掉的肉、有段时间承受在被单独监禁在类似地下室牢房的孤独之苦；我因维权抗争割腕，被关进精神病房受屈辱（后面还被关在警署羁留室受罪）（当然，我受的罪明显比他轻）……

    而我和郭利最相似，也是郭利与我最痛心的是，朋友、亲属几乎都避而远之（我父亲也不支持我维权，我也是背著他做的），社会公众也没有任何协助与呼应。更糟的，如郭利所说，当他出狱后成功翻案，被宣判无罪后，打电话给朋友，“他身边的朋友全都不吱声了。“郭利说："因为（作假）这个环境大家已经习惯了，突然有人说真话，大家觉得挺不可思议的。"而我在2008-2014年面对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而抗争时、2016年受到互联网圈子里黑社会式威胁时、2016-2018年维权和呼吁过程中，以及我从香港出院返陆后的各种遭遇，如知情者的沉默、旁观者的冷眼、朋友的抛弃、面对我乞求时的拒绝与鄙夷，无不反映著这个社会的冷漠与残忍。有必要再重复壹遍索尔仁尼琴的话：“壹个人要能够勇敢战斗，需要感觉到背后有庇护、侧翼有支持、脚底下有大地。”可我在战斗时，谁肯庇护我？支持在哪里？脚底下则是悬空的万丈深渊。为何中国社会如此可悲？仅仅只是因为专制统治吗？国家的崩坏，有几人无辜？

    更讽刺的是，在讲述他的这些遭遇的新闻的微博评论区（大陆媒体也有报道，但相对于港媒，回避了部分内容），清壹色（说99%都不夸张）都是支持他的言论，对他的维权赞不绝口，同情与怜惜铺天盖地。此外，还有壹些批评他妻子、朋友冷血的评论也得到高赞。但是，这些评论者在现实中会如何对待郭利这样的人呢？我们根据日常经历，很明显可以判断出：网上这些很有正义感的网友，在现实中遇到郭利这样的受害者、遇到身边的这种不平事，几乎会和郭利的朋友壹样（难道会不壹样吗？），远离他，“不吱声”，至少也不会给予任何实际的支持和公开的声援；更不会去选择与受害者壹道，同恶人、流氓团伙、强大的利益集团、邪恶和腐败的政府等各种恶势力作斗争。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多次，例如本文开头提及的那起网络暴力中围观者的表现就是例子，此外还有更惨的情况。所以，这就和如今的国人批判文革和红卫兵壹样，只会批评他人和不相干的事，而缺乏自省，更不会在现实中自我纠错与改变。“好人都在网上，坏人都在现场”，这话没错，也是国人、世人劣根性之壹。国人不仅不能知行合壹，反而知行分裂，口头上都很有正义感，却在涉及自己利益和需要实际付出的时候都选择自私自利、沉默不言；甚至“知”也可以分裂，“行”更可以分裂，总是使用双重标准评判不同的事情、对待远近亲疏强弱贫富不同的人，对自己与他人更是完全两套逻辑且丝毫不觉得可耻。这就如同“四人帮”批判林彪壹伙、网友评论“小悦悦事件”中路人冷血无情壹样，并不把自己的恶行或冷漠包括在批判范围内，也不知道或装著不知道自己同样在作恶或纵容作恶。

    像郭利、我这样孤立而弱势的受害者，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被精神病”和精神疾病患者等各种弱势受害者们，如何才能安全和更有力的维权呢？我在《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中有专门论述，现摘录（并略做增补）如下：

    “第十，要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和公益志愿者参与到防治校园暴力中来，校园暴力受害者及其家长也应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就像现在壹些活跃的环保、教育、科研的NGO壹样，对于校园暴力问题，也需要社会广泛的参与。……其实我认为不止受校园暴力孩子的家人应该组织起来，现在社会上各种杀人、强奸、致残、被打砸、受敲诈勒索等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及其亲属也应该组织起来，组成例如“暴力犯罪受害者联合会”、“经济案件受害者互助同盟”等，即使具体遭遇往往大相径庭，但是有了组织就有力量，弱者（受害者不壹定都是弱者，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应该团结起来维护权益，这样才能和往往是政府机构及官员、地方强人、黑恶势力、企业（尤其国有企业又尤其其中的央企，例如金融、铁路、烟草、石油）、事业单位（例如医疗、教育）乃至其他有组织、有权有钱有关系后台的强势的加害者壹方抗衡，不至于让法院的调解或判罚因为外力而不公、不让受害者在诉诸法律之后再受强势者欺凌、威胁、袭扰等对维权的各种阻挠。当然这也需要政府和社会上层（公民运动领袖、知名学者、媒体人、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等）的帮助，给这些人牵线搭桥，提供财力支持、信息支持、智力支持、舆论支持、法律援助，帮这些弱者构建互相沟通、声援的平台，让弱肉强食的社会稍稍能够平衡壹些，不被野蛮时代的丛林法则残余过度的玷污当今时代的文明与秩序。”

    当然，想实现以上这些，有待于制度的变革和公民社会的成熟。最重要的，还是改变冷漠自私的人心，在人民中树立关心公共利益、他人利益的公民意识。此外还要强调的壹点是，受难者不缺少无用的、起哄般的鼓噪，缺少的是及时、切实、有力的支援。当然，旁观者的确没有强制性义务为抗争者提供物质支持。但是，作为壹个公民、作为有良心的人，当我们看到郭利这样既是“弱者”又是“勇者”的人、大写的“人”，如果我们有壹些物质基础，拿出哪怕年收入的千分之壹、甚至可以更少点（是的，更少，不用更多，更多当然更好，可更少但拿出来也行啊）支持壹下，难道真的很难吗？而且，如果人们能够团结互助，为敢于揭露社会黑暗、勇于抗争的人提供物质、精神支持，以及舆论声援、安全保障，最终也有利于自己与家人。就以郭利为例，他在客观上不就是为所有毒奶粉受害者讨公道吗？他的抗争让相关企业有所忌惮，让更多孩子免受毒害。对这样的人，我们难道不应该感谢并且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良性循环，人们才都能安全、幸福的生活。

   （关于这件事，还要补充壹点的是，郭利因曾是中产、知识阶层，通过努力至少部分得到了公道，例如服刑期满后提起诉讼得到无罪判决，但加害者依旧没有受罚，其也付出了五年牢狱之灾、工作丢失，身体和精神饱受摧残，当年担任翻译工作年薪百万的生活也回不来了，只能靠俭省节约的花微薄的残疾人补贴、低保，以及母亲接济的钱款度日。而还有更多没有郭利曾经的经济条件、知识和能力的弱势群体，连他这样半翻案的条件都没有。他/她们比郭利更悲惨，但却因为弱势，受难的没有生息、动静，就“残死如草不闻声”了）

    10.庆阳女学生跳楼事件

    港媒对发生在大陆的这个事件还是花了不少篇幅报道的，尤其对围观起哄者的反应做了重点描述。包括香港人在内的许多海外民众之所以歧视大陆人，与部分大陆人总是做壹些在相对文明的社会无法接受的恶行有很大关系（当然这并不代表对大陆人无差别的看待、进行歧视就是对的，相反我认为这不对，有原因不代表就对）。本事件大致情况是，甘肃庆阳壹位女学生被教师猥亵，起诉至法院，但法院以情节轻微为由做出不起诉决定，学校也拒绝开除涉事教师，女孩因此得了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无法正常学习和生活，感到不公和绝望，因而要跳楼自杀。然而，她试图跳楼时，四周许多围观者叫好起哄，“妳到底跳不跳啊”、“要跳就跳，果断壹点”、“楼下好热，快跳啊，妳到底跳不跳？”……等各种言语嘲讽、激将，甚至有人拍下现场视频传播，在视频解说中对女孩各种冷嘲热讽。最终，女孩挣脱营救的消防员，跳楼自杀身亡。

    这种讥讽、嘲笑、激将、侮辱，我自己早已经历过许多次，其中有三次给我造成极大创伤，是我考学失败、前途被毁、患上抑郁症、走上自杀道路的主要原因。例如2012年初在河南师大附中，我受到各种歧视和欺凌，加上其他原因，壹天晚上就站在墙边桌子上，许多同学都在拍照、起哄，让我去和有矛盾的人去决斗，别打扰他们学习（虽然这些人自习课根本不怎么学习）。后来还把我的照片传到QQ空间，各种辱骂讽刺……在我的《壹个“特殊”学生的自述》中有具体讲述，在此不详述。所以，我很能理解这位女生的绝望。她之所以没有立即跳楼，就是还有求生的渴望，还希望得到人们的鼓励和温暖（很多自杀的人在自杀行动前都会这么想）。但是她换来的却是恶毒的嘲讽和激将。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自杀、为什么过不下去的原因：国人太冷血了，生活中处处都能感受的这种冰冷甚至恶毒，冷漠是常态，温暖才是例外。上面那条关于郭利的新闻不也是吗？

    与郭利维权事件另壹处惊人的相似是，庆阳跳楼事件曝光后，公共舆论场又是壹边倒的谴责围观起哄者，却并不反思自己是否也是冷血残忍国人中的壹员、有没有在现实或网上刻薄的对待过他人。看平日许多非明星名人的普通陌生人自杀事件新闻的微博和论坛评论下，“自杀请在家，方便妳我他”等在文明法治的国家会被普遍谴责甚至足够入罪的仇恨言论不仅数量众多，还往往得到高赞，被顶到评论区上方。而且这次庆阳跳楼事件，之所以国人壹致谴责围观起哄者，似乎因为发现女生是因遭受不公、被教师猥亵受屈而自杀，且自杀时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反而自杀过程中又受伤害，所以是个“完美受害者”。相反，如果是因为做了什么错事哪怕只有壹丝壹毫个人责任而自杀、自杀时打搅了壹下别人的工作生活，死法不合群众的心意，就不会同情甚至恶语相加了（哪怕这个错小到拘留15天、罚款500元的惩罚都够不上（罪行够判5年、10年徒刑可以逼死吗？有权逼死吗？），甚至根本构不成违法犯罪）。例如北京地铁发生自杀事故后，地铁停运了壹两个小时，就有许多人抱怨影响自己上班，谩骂自杀者。连壹个平日心地相对善良、比较明白道理的Y姓女医生，且是壹位有400万粉丝的实名大V，在地铁自杀事件后，都在微博上公开说“自杀能不能不影响别人”之类言辞（虽然她也补充解释说本不应这么冷血）。

    更进壹步的，还有网友集体逼死自杀者的，例如四川泸州某网友直播烧炭自杀，竟有上千留言逼他去死。“11时20分，小曾在微博上留言“老子不死了行不行？”40分钟内，数百条留言涌进了这条微博下方的评论，有人说“不行”，有人说“妳赔我流量”，也有人说，“妳必须死”。……也有网友试图阻止小曾自杀。@折原林也_琳是两名参与劝慰的网友之壹。……@折原林也_琳看到更多的网友涌进了微博，咒骂的留言太多，每刷新壹次就会多出壹百多条。劝慰的声音瞬间被淹没……”（摘自新京报《95后少年：按不下停止键的自杀直播》）。

    这种认为别人做壹点错事、哪怕只是感觉不顺眼不完美、或稍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就觉得自杀不值得同情甚至讥讽咒骂的思想，普遍存在于国人心中，连平常的“好人”都是这样想，这才是比庆阳跳楼事件中围观者恶行更可怕的。因为前者得到普遍的认同、赞同，并时时处处都在发生，且对自杀者的恶毒言行大多没有被曝光批判，而是在暴民心照不宣的相互遮掩下，很快淹没在繁杂的生活中了（即便曝光又如何，就像新京报报道的这个事件，许多媒体都报道了，影响很大，但有任何壹个起哄叫骂者（间接的杀人犯）被追究责任了吗？死去的生命还能追回吗？现在还有几个人记得这件事？逼死当事人的那些网民当时就壹哄而散，如今有人为此忏悔、赎罪，用行善、劝诫他人不重蹈覆辙等实际行动弥补过失和罪恶吗？）。国人对自杀的人都如此对待，更何况对他人遭受其他不致死亡的磨难（哪怕生不如死）时的态度了。

    对国人冷血、残忍的批判，我前面就讲了许多，后面还会提到，在此就不过多重复。我想说的是，人心为什么坏成这样？我在推特上曾经写过短评，在此可以略微展开来讲。庆阳女学生跳楼时壹些围观者为何叫好？重庆公交女乘客为何抢方向盘/司机为何故意撞向大桥护栏？无数类似事件为什么不断发生？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残忍、野蛮？至少其中壹部分人的壹部分原因，是他/她们的童年、少年、青年，乃至半辈子壹辈子，都没有被温柔以待，而是不断受到伤害，如校园暴力、家庭暴力、网络暴力、职场暴力，而且没有得到公道和补偿，摧毁了他们的自尊心，埋下了怨愤和仇恨，最终转移发泄伤害，让社会陷入恶性循环。在互相伤害、斗争、羞辱中，人们也日益麻木，摧毁了人性中本应有的正常的是非观、感知力，变得愈发暴戾、阴损。我经受和见到听到的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只是中国漫无边际丛林社会中的壹小片洼地；全国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也仅是当今社会冷酷与暴力泛滥现状的壹个侧面。如《天通苑小超市老板娘的日常》中描述的融入国人壹举壹动的欺凌、奸诈、阴暗，与更大的犯罪如黑社会欺凌百姓、体制性不公，共同构成了“残酷人民共和国”的丑恶日常。在没有法治和适当福利保障的丛林社会中，弱肉强食、冷血残酷成了生存和成功的通行证，对不公的抗拒与对丑恶的敏感、富有同情心与心地柔软，反是被欺负、被排挤、感到更多委屈与放大伤害、被剥削压榨的墓志铭。许多国人总是不懂得呵护他人的尊严，却擅长实施各种羞辱，摧毁他人的自尊心，以让他人感受到痛苦为乐、为荣、为能。当然，他们欺负的对象，绝大多数是相对更弱势的人。如鲁迅所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国人总是欺软怕硬，不愿反抗强权和恶人，却把自己的怨毒发泄到更弱势者身上。“弱者”不仅包括残疾人和极端贫困者，只要和强者比，没有什么权势、社会地位不够高、金钱相对较少、人脉关系弱甚至形单影只、缺乏靠山和钻营的渠道……都是相对的弱势者，会被有优势的强者欺凌，如同动物世界的食物链壹样残酷。

    要想改变，就必须探析国人冷血残忍的根源，这需要正视、了解这些冷血思想和言行发生的原因，并想方设法去解决根本问题，而不是流于泛泛的批评、也不是对个别作恶者采取人肉搜索等以暴制暴的手段。当然，对涉及违法犯罪的冷血残忍行为，施加刑罚是必要的，但依旧治标不治本。许多人只看到中国人的冷漠、自私、狡诈、野蛮、残忍……却不去探寻国人为何变得这么坏，不去理解壹切恶行的来龙去脉。经历和耳濡目染了各种丑恶和饱经创伤的国人，在没有法治和正义、平民阶层仍在为基本的生存而挣扎、中产阶级工作生活普遍缺乏安全感、社会矛盾尖锐的当代中国，怎么可能善良、温柔、待人和气与公正。不去修复世间的创伤、抚慰遭受屈辱的国人尤其弱势群体，没有建立民主法治的制度、充分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国人的恨与恶就会无限恶性循环下去；摆脱暴力与仇恨的恶性循环，不仅仅要改变体制、改革教育，还要惩罚恶人，抚慰救助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保护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和解，达至文明的重生。这是壹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不懈努力。但可悲的是，这个过程现在在中国不仅还没启动，恰恰相反，国人之间的歧视、仇视、敌视愈演愈烈，在互害的深渊里越陷越深。

    在这个社会如此残酷运转的过程中，许多人受极大的精神压力，丧失自信、尊严被摧毁、承受不了痛苦的重荷，被逼出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疾病，精神分裂、彻底发疯的自然也大有人在。越是弱者，越容易被欺凌，越没有回旋余地，越容易心理扭曲精神异常，最后发疯。而且，被逼出精神病的，恰恰是心理比较脆弱、善良的，如章诒和所说：“高贵的灵魂总是脆弱的”，许多被逼疯的普通人的灵魂不见得多么高贵（当然，上流社会的人也并不多么高贵，当今社会更是遍地精致利己、有才无德者），但是和那些性格冷酷、心肠恶毒、不为苦难所打动、能够在丛林社会里游刃有余的人比，显然前者（至少前者中很大壹部分）是相对善良和值得同情的。篇幅所限，在此只举壹例，并结合我个人的遭遇说明。

    在知乎提问“精神病院发生过哪些细思恐极的真实事件”下，知乎用户“邓x长”（迄今10600多粉丝、41000多赞同、5900多感谢、7400多收藏，本回答得到26000赞同、有5500评论）曾因抑郁症自杀入院，在医院目睹了壹幕绝望而悲惨的场景（重点用粗体标出。原文以排比格式写出，无句号），在此截取回答中的部分内容：

     “……

     我记得有个女生，被继父虐待强奸，后来疯了，但是也会有醒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白天就跟著照顾我的护士阿姨到处走，就是绑著绳子，她走哪里我走哪里，    

     我白天不会犯病，除非我妈给我打电话或者突然出现

     所以说，我壹直很特殊，有的新人的家长壹直以为我是扮成精神病的护士

     有次，那个女生发病后注射了镇定剂，我刚好跟著护士阿姨去拿药，然后护士在门外准备她需要的药品和食物，我站在门口，门上的小窗是打开的，能看到里面壹切，也能听见声音

     那女生突然醒了，然后不停地动，喊著，为什么要绑著我，为什么啊，然后壹直说她继父是坏人为什么没有把他绑起来却要绑自己

    护士阿姨就拉著我说去喊医生，说药效过得太快了

    我就壹直听到她在里面大哭，说为什么不把坏人抓起来

    那个时候，是有多么的绝望，在壹个小房间里，就那么哭著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会突然清醒，然后发现自己被绑著，然后陷入黑暗，然后当妳发现的时候，他又疯疯癫癫了

    ……”

     而我呢？壹心为了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希望让更多孩子不再重蹈我的覆辙，因而奋力抗争。但社会各界不去解决我提出的问题，却把我关进精神病房，让我失去自由、被污名化，这难道不荒唐和可悲吗？我相信，因为受伤害反而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如上面这位被捆绑的女生，也例如我，在中国是很多很多的，我在壹些维权的网站和圈子也都看见过许多案例。相当大比例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国人中，在外面社会就是受害者，且往往受伤害很久很深，然后才得了精神病或者“被精神病”，国家、社会、亲属、朋友、老师、同学、同事没有去保护和抚慰，没有帮助他/她们走出伤痛重新生活，反而让他们陷入新的苦难，失去自由，甚至终身都生不如死的在精神病房度过，再也看不见外面自由的世界、再也不能过正常的生活。就像这位被继父性侵的女生，原本应该是可以通过壹系列心理和药物治疗修复创伤、回归社会重建生活，或至少在庇护所之类救助机构，在部分、短期限制其自由的前提下（以免因其精神状况发生意外），安全、自由而有尊严的活下去。但如今的中国，她这种情况不仅得不到救助，反而被关进精神病院再受折磨。这样违背人道的社会现实，和造成这种丑恶现实的制度，难道不应该改变吗？参与、放任弱势者在遭虐的恶性循环中毁灭的国民，难道不应该忏悔、反思吗？

    “无情者伤人，有情者自伤”，在中国这种道德逆淘汰的社会，坏人通过欺负他人、挤占夺取他人的利益神清气爽，名利双收；而许多因外部的、后天的因素患上精神疾病的人，普遍是受到各种伤害的人、至少是无辜无罪的人，却往往会被关进精神病院，如同在监狱壹样没有自由，受到欺凌和虐待。这种荒谬的现实必须要改变，要尽快改变。

    11.对香港报纸评论性文章的看法

    我壹向喜欢看评论性文章，因为它不仅在陈述事情，也在展示观点、与读者交流思想。但是我看了苹果和星岛的评论文章后，感觉港媒的时评质量壹般。我常看纽约时报、联合早报等报刊的评论文章，水准普遍较高。所以再看港媒的，就明显感觉到壹种落差。港媒的评论大多倾向性很强（如苹果批中共反建制、星岛批港独和泛民），实质内容贫乏，鲜有深刻与理性的好文。相对而言，只有“占中三子”之壹的戴耀廷教授在苹果上的几篇文章不错。

    戴教授的其中壹篇文章是讲四个特首，讲的还是比报纸上大多数评论文章平和与深入的，从中也能看出其学术功底和价值观。另外还有壹篇很值得评析壹下，它是讲的香港在占中之后要往何处去。戴教授提及了选民要积极通过投票，用选票壮大民主派的力量、夺取立法会控制权的重要性，我深以为然。我支持占中，但是我觉得它的意义远没有许多参与者自认为的那样大，甚至某种程度是失败的。政治亦如战争，声势是次要的，主要是要攻城略地，取得实际战果。但声势浩大的占中，最终并无什么重大的成果，真普选这个最大目标并未实现，香港民主也没什么进展，香港社会也是“马照跑舞照跳”没有变化。占中结束后泛民令人惋惜的走向分裂，在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中，包括港独派在内的所有反建制派得票并未提高多少；宣誓风波后的补选，更是让建制派夺回三席。所以，占中某种程度真是中共所说“香港壹部分人”的行为，而沉默的大多数，还是支持建制派或对政治无感的。戴教授壹再强调要用选票争民主，但占中后市民对政治反趋冷漠、泛民分裂，这两年民主派选票不增反减。因此，香港虽说有戴教授这样理性而清醒的学者，却缺乏温和而坚定做持久抗争的公民，争取民主和普选之路必然遥遥无期。

    （前面评论梁天琦的时候已提到，在我书写本文期间，香港爆发“反《逃犯条例》”运动，我对香港和香港人的看法发生变化。而我对戴耀廷及其文章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在此同样不详述）

    我看了报纸上壹些评论文章及其他新闻后，发现无论是亲建制还是支持泛民，都勇于批判特首林郑月娥，但在批评具体的其他官员和社会知名人士时，就会有各种取舍和遮掩。我此前发现台湾也有这种情况。在民主国家或地区，领导人成了壹个遥远而虚空的靶子，攻击他/她没有任何危险，每家媒体、每个公民都敢批判甚至谩骂，还能博得壹个“敢言”的名声；但对其他有头有脸的人物，就会有与是非无关的褒贬取舍了。至于涉及到黑恶势力和与自己利益关系紧密的身边人，就更三缄其口了，平民尤其不敢言。而极少数敢言者，则会遭遇临门式的威胁、突然的灾祸，就例如立法会议员朱凯迪、明报总编刘进图。不够成熟和平等的民主区域传媒界与社会舆论中的这种状况，如同人头顶上的疮疤，由头发遮著，不仔细看不易觉察，但看多了仔细看了就能发现这疮疤还不小。此外，香港的各大报刊还喜欢相互攻击，且多情绪化言论而乏实际性批判，且有些词句已经是辱骂了。这也侧面证明港媒的道德自律程度不高，和欧美报刊的差距很大。

    至于其他的评论文章，也有还可以的。只是与本文主旨没什么关系，所以只举上述戴耀廷的文章做代表。

    12.东周刊关于日本校园暴力的报道、教会性骚扰丑闻、自闭症“巴士迷”男孩被欺凌事件，及三件事微妙而残酷的相通之处

    在病房呆了壹周左右之后，“老建”借给了我两本很旧的《东周刊》。它是个娱乐杂志，最知名的就是在刘嘉玲裸照事件中刊登了疑似刘的裸照。我既对娱乐不感兴趣，也很厌恶刘嘉玲裸照事件中东周刊的行为。不过病房里没别的杂志可看，我就勉为其难的看了壹点。

    在这个以娱乐为主的杂志上，我竟然看到了关于校园暴力的内容。有壹篇文章是讲日本的校园欺凌问题，现在我在Google上怎么搜都搜不到它（我看文章时常会忽略标题，就导致更难找原文）。文章大致说的是，日本校园欺凌很严重，包括网络暴力在内的各种歧视、孤立等冷暴力普遍存在，全国有十几万还是几十万学生因此选择退学、休学来逃避（我忘了这个数据是壹年的还是许多年累计的）。后来政府还是社会组织建立了专门为校园暴力受害者建的学校，这些被普通学校歧视、孤立等各种欺凌的学生，都去了这种特殊学校，抱团取暖，重新开始学业。

    我早就对日韩地区不断曝光的校园暴力问题有所了解，但是还是没想到这么严重、并且有这么多的学生因此退学。即便如此发达的地区，校园暴力都屡禁不止，甚为猖獗，何况中国呢？我在《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中就专门论述过这壹点：

    “韩国、日本、台湾地区难道确实比中国大陆整体的校园暴力水平严重得多吗？从常识就可以否定。只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弱者有了话语权，强者中也出现了更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者、同情者，加上新闻、电影的开放度，才有那么多反映青春期阴暗面的相关电影和新闻。从舆论上看，当今中国看似并没有比这些国家和地区更严重的校园暴力（虽然也爆出非常多，但是和整个舆论总局面比，校园暴力还是壹个很边缘的问题，更缺乏像《告白》、《熔炉》（老师对学生的暴力也算广义的校园暴力吧）、《韩公主》、《怜悯》、《黑色18岁》、《惩戒者》、《妈妈不哭》这种震撼人心的影视作品），只是重视度不够罢了，很多人只当是司空见惯。壹个不重视家庭暴力、校园暴力问题的社会，并不是家暴和校园暴力问题确实很轻，而是这些受害的妇女、儿童、青少年、老人、残疾人的弱势群体已经被排斥出社会既得利益群体了，没有足额得到应得的教育或经济收入、没有得到平等的社会地位、没有与既得利益者公平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当然也没有充分的话语权，没有为这些弱势群体支撑的舆论阵地（或者虽然有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平台，但是对“主流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其他既得利益者冷漠以对）。相反，那些没有经受（或者受害很轻）家庭暴力和校园暴力的人或者就是施暴者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了经济权力（不仅体现在工作中的对女性性别歧视，还有家庭内部财产支配权往往也在强势的男性壹方，那些看韩剧或者都市剧长大的以为男人只能私藏“小金库”而女人掌控财产的人不要用“何不食肉糜”和断头王后安托瓦内特的视角去评价这种事）、政治参与权、社会文化制定权（例如儒家思想尤其程朱理学，当然还有其他的）、社会舆论主导权，加上自身身体优势的暴力力量，又缺乏公平正义、平等博爱、扶弱抑强、同情心同理心的教育，这样环境中弱势群体所经受的痛苦和不公对待很容易被湮没，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很坦然很不在乎。既然这些人并没有在校园暴力中受害，自然总体上改变它的积极性就不是那么强（当然壹些人例外），甚至壹些人不觉得它是错的，虽然这些人中大多数恐怕并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处于校园欺凌的被欺凌壹方。”

    而我在《东周刊》上看到的这篇文章，再次印证了我的判断。不过在日本，受校园欺凌的学生还可以得到救助，去专门接受受到歧视、孤立等各种暴力冷暴力伤害的学生的学校重新学习，即便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至少能够为受害者提供壹种缓冲。而在中国，只能忍受或者退学打工，壹辈子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了（当然绝大多数是往不好的方向改变，甚至有的壹辈子就毁了）。像我这样有能力转学好几次的，是很少的。而且日本有人关注校园暴力问题，这些歧视和欺凌至少能够被大众看见，能够慢慢的去解决或至少缓解，而中国则没有。于是，许多受校园暴力伤害的孩子的苦难，都在众人的缄默、冷漠中，淹没在这个残酷的世间了。

    另壹方面，连日本这样高度发达、很注重保护个人权利与安全的国家，校园暴力都如此严重，那么中国还要多少年才能将校园暴力压制在很低的程度呢？这必然是极为漫长的过程，可能是50年、100年，甚至更久。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还有亿万未成年人会遭受程度很严重的校园暴力的伤害，不太严重的、只受偶尔而非持续性校园暴力伤害的，那就无法计数，恐怕说占总人口的三分之壹都是乐观的。中国现在最令人愤慨的问题是，制度化防治校园暴力（及与校园暴力相关的网络暴力）的进程并未开启，社会公众参与防治校园暴力也还是空白，壹切都没有开始。

    出院前夕，我还看到壹则有关于教会性骚扰的报道，现在查不到在苹果日报看到的原文，但能查到其他媒体的相关报道：香港东网：“近日有教会爆出性侵丑闻，令人惊讶！团体“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性别公义促进小组”去年8月开始，于网上召集曾遭遇或见证教会内性骚扰的人士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收回55份问卷，当中51%人表示加害者为教会同工或信徒领袖，54%人曾向他人求助。 

    调查中，64%受访者自身曾于教会内遭性骚扰，其馀为朋友或教友的经历。方式依次为“触摸，抓捏或故意摩擦他人的身体”(33%)、“强迫进行性行为”(17%)、“引起性联想的评语，玩笑或提问”(5%)。56%受害人目前已转到其他堂会或已没有再参与教会聚会，但仍有29%受害人留在原来堂会。”

    BBC也有壹篇文章《宽恕还是反击 香港女基督徒举报教友性骚扰之后》提到该调查，分析更为细致，其中壹些结论让人痛心而愤怒，我对这些结论感同身受：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发表报告，50多名教会成员声称，曾在基督教圈子遭受性骚扰，当中10人声称被强迫进行性行为，超过壹半加害者为教会同工或信徒领袖。受害人身陷基督教的文化与体制之中，向教友或高层求助，反被指责没有宽恕的心，而加害者大多不用负责。   

    协进会邀请了当中5位进行深入访谈。在55份有效问卷中，三分之二没有留下联络方法，36%的指认来自朋友或教友的经历……香港#MeToo运动举步维艰，壹些公开自己遭性侵的女性，在社会上备受质疑……加害者中，逾半为教会内有壹定权力者，曹晓彤认为这反映“权力”是性骚扰问题中不可忽视的壹环。研究性别问题的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何式凝指出，教会内权力者与壹般信众关系并不平等，又重视“分级和谐”，壹些信众会盲目顺从，认为教会高位的人掌握更多真理，提出不同意见的则会被视为麻烦制造者……掌权者习惯了权力，以为自己情欲表达具有认受性，并不会考虑受害人身心承受的后果，亦肯定受害人不敢发声，故为所欲为。”而就算受害者报警，在调查过程中也蒙受巨大压力，调查人员如果训练不足，不懂得控制受害人的情绪，会倾向不信任受害人，问壹些难堪的问题，甚至反指受害人是否想诬告，令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

    本文中也举了大量具体性骚扰案例和细节，因篇幅问题，在此仅摘录壹则，且省去具体性骚扰细节，如需查阅全文，根据标题搜索即可。

   文中举例说，“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讲师黎明，是壹位站出来实名举报教友性骚扰的基督徒……来自上海的黎明，从不讳谈六四、民主、港独等敏感议题，曾公开维护学生的言论自由。在公众眼中她敢言无比，但她曾经有壹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曾在壹个基督教组织内，遭壹名男教友持续性骚扰。”而这位被化名为“陈先生”对她的骚扰行为包括强行握著她的手、强抱、强吻等，而且是多次、长期的性骚扰。她向教会反映，“希望他们向陈先生转达自己的意愿，但往往换来质疑、反问：“是否误会了、想多了？”……“为何妳仍与他独处？”另壹些则说会为黎明祈祷，希望主赐她有宽恕的心原谅陈先生。

    这让黎明深感宗教团体往往过于强调单方面的宽恕，却不著重为受害者寻求公义。

    “侵犯者说壹声对不起、表现悔过态度，所有压力便落在受害者身上：为何妳不原谅他、包容他、宽恕他？”

    即便在强吻事件之后，教友仍只劝黎明“不要放在心内”，无人出面制止陈的行径。黎明觉得，教友避免冲突、尴尬，担心破坏群体中友爱的氛围，宁愿追求“表面的和谐”。

    去年底，黎明撰文公开自己的经历，结果引来争议。不少人批评她破坏教会的形象，也怪她令大家不懂得如何面对陈先生。他们认定黎明在过程中有给予男方信号，有人更说她“收兵”（享受男性追求而不承认正式关系）……在其社交网站页面上，有人不点名批评她，指这种“不指名道姓又不报警”的“#MeToo”风气蔓延开去，或有人利用网络审判手段搏出位，或想搞同自己有私怨的人。亦有人指，“#MeToo”是壹种“白色恐怖”，令“求爱不遂”的人遭网上欺凌。

   “当伤害事件发生时，大家不是把加害者视为冲突的源头，而是把申诉人视为矛盾的源头。”黎明对BBC记者说。”

   看上面的调查结论和案例，性骚扰的普遍和难以治理，是不是和校园暴力、网络暴力被忽视、受害者举报后的遭遇（就例如我）有惊人的相似呢？其中关于权力在性骚扰中的作用，是不是和精神病院中医护人员与住院者的关系很类似呢？护理人员相对病患的绝对优势地位、护理人员对病患的各种惩戒权力，和教会领袖对信徒的权力优势比起来，是不是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而且，在黎明的案例中，她敢于就六四、民主、港独等敏感议题发声，却难以解决身边的性骚扰问题，也侧面说明了这种“微观的恶”比因公共敏感议题惹上麻烦的几率更高、更难以对付、更防不胜防。“阎王好哄，小鬼难缠”，对人们尤其弱势群体最大的伤害，往往并不是宏大的政治经济事务，而是日常生活中这些细微却如针扎般痛苦的受害经历。壹个常在身边的恶霸、熟人中的流氓，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骚扰与欺凌者，比政治迫害、制度压迫更具直接、现实的危害性。政治迫害除了坐牢的，大多只是偶尔被传唤、“喝茶”和被其他为难；但身边的恶人则是天天在壹起，接触频繁，随时随地会被欺凌、骚扰。而且熟人、生活圈子中的恶人对被骚扰被欺凌者更加知根知底，更能够在周围的工作生活环境中寻找到易被欺凌的“猎物”，更易抓住受害者软肋和把柄、攻击脆弱之处。所以人们对身边的恶人更不敢招惹，甚至噤若寒蝉、唾面自干。敢骂特首、总统、国家主席的，不见得敢回击老板、上司、长辈的骚扰与欺凌，甚至面对“平级”的同学、同事中的恶人、霸道强横者，都不敢且难以反抗。

    这样的情形在现实中比比皆是。例如我前面提到的前南都记者文涛，在赴黑龙江采访“建三江事件”时，虽明知有危险，但仍敢深入虎穴做报道；文涛还因为采编关于艾未未的报道而被拘押70多天。而现今他身在中国，仍敢提及这些禁忌话题，并继续发表相关敏感言论、表达政治异见（哪怕相对隐晦了些）。但他还在推文中提过，他在90年代在北师大读书时，面对体育系组成的“抓风纪”队伍搞双重标准（即壹边抓其男女学生谈恋爱，他们自己却经常勾搭女生的行为），文涛却并不敢反抗、吱声。文涛推文原文如下：“那时的校园风纪，还就对男女之事敏感。想起鄙校校卫队，多体育系，最热衷抓谈恋爱的，树林棒打鸳鸯，宿舍清查“拉帘子”。而所谓非法恋爱，体育系为甚，有时感觉他们专业搞对象，业余读大学，执法犯法，可以说是灯下黑，为毕业后参与相关工作做准备了。”而同样在90年代读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学者慕容雪村（本名郝群）也有相似经历。很明显他们都没有选择反抗。连名校学生，且后来成了知名人士的人都如此，何况普通学生、市井平民了。至于反抗的后果，我自己在反抗校园暴力后遭遇的打击报复、受到的严重身心伤害，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所以，身边的流氓恶棍式的同学、同事、邻居、朋友圈子的成员，乃至网上壹些圈子的流氓恶霸，对个体造成的恐惧感、压迫感是比独裁政权还要大的。

   此外，个体在隐蔽环境下所受伤害后，也普遍比群体被伤害更加无助，得不到温暖与支援，会因无处倾诉、缺乏舒缓、没有集体共担，而使痛苦感倍增。黎明在被性骚扰之后的遭遇和创伤，就是典型。作为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受害者，我对此同样有切肤之痛的亲历。

     当时，我还看到报纸上提到香港壹个未成年“巴士迷”遭遇欺凌事件。壹位14岁的自闭症少年，遭遇同为“巴士迷”的青年人欺凌，被骑在身上殴打，据说此前还遭遇掌掴，即便他下跪求饶都还被殴打。这件事情因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拍下照片及录像，引起媒体关注。这和狭义的校园暴力不同，但性质是壹样的。其实，99%以上的校园暴力行为都没有欺凌过程的照片或录像流出（这个比例有人质疑吗？），而严重程度往往不亚于大家通过壹些欺凌者或公共监控拍下的视频中看到的。性骚扰、职场欺凌，以及精神病院中存在的虐待行为亦是如此。这三件新闻将骚扰与欺凌的严重性普遍性，以及公开与阴暗处暴力关注度截然不同的对比，鲜明的呈现了出来。关于隐蔽处发生的伤害的普遍及危害程度之严重，我在《思考》壹文中也有论述：

    “很多人看见公共场合的恐怖袭击觉得可怕，可是，实际上在阴暗无人的角落（例如家里边，在卧室、厨房、卫生间或者锁著门的院子里，又例如学校的厕所、教学楼后面、学校外面后墙或者树林里、河边、废弃的烂尾楼，或者在晚上几乎没有人的时候的大街），发生的事往往比公共场合的更可怕更令人发指。尤其对于受害者来说，公共空间总是有获得帮助的可能，而且至少能让人看见对方对自己的暴行，而在阴暗角落则是完全无助的、绝望的、任人摆布的，在这种封闭环境中所感受到的恐惧绝对比在公共场合要严重的多。

    而且，越是没有人（至少没有参与殴打的“外人”）的地方，施虐者就更能肆无忌惮随心所欲的用各种毫无人性的手段来对待被欺凌者，例如烫烟头、用鞭子反复抽打、往身上头上撒尿等，在公共场合发生几率微乎其微，但是却能在封闭环境中疯狂的不需掩饰的做出来。现在新闻媒体披露的壹些新闻附有的照片或者录像，展示了壹些受到家庭暴力和校园暴力侵害的受害者身上各种伤痕，央视的社会与法频道就播出过壹些案件，尤其妻子因受丈夫或其他家人虐待而杀死对方，投案后警方在她身上验出的男人带给她的各种疤痕。其他平面媒体和互联网上也有许多。例如引述过的李彦案中，南方周末刊登的文章中就有她受家暴后的照片。

    而校园暴力中很多用砖头砸、乱踢乱踹、逼人下跪“认错”、扒光衣服、对著受害者撒尿等很多都是欺凌者拍摄的，网上可以很容易搜到相关信息。而事实上除了壹小部分嚣张至极、完全没有法律意识和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害怕的欺凌者，大多数人不会选择拍照留下证据，即使少部分欺凌者拍下这些凌虐图片，也只会在小圈子内部传看，或者只是当做要挟被欺凌者不说出去或者有助于他们以后继续欺凌的胁迫手段，更不会传到网上变成追究自己责任的把柄，所以可以推测在阴暗角落实际受到严重欺凌的学生远远多于现在媒体和其他互联网平台爆出的。至于采取城管手册的“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方式打人还让受害者确实很痛而且饱受屈辱，那就更难被发现和惩治了。而且如果阴暗角落中的弱者身体弱乃至有残疾，如卧床的老人、幼童、盲哑或者肢体残缺的残疾人被虐待，更是痛苦难以言状，但是却又非常普遍（看看各种爆出的新闻，如家人的虐待、养老院的虐待、残疾人学校的内幕等）。

   对于社会公众来说，不能只把能看见的、容易变成新闻焦点的可怕的事当成可怕，而对于看不见或者不能具体了解的丑恶现象不予关注。同样，我们不能只关注可能伤及主体人群的威胁（而且往往几率很低），而忽视对个体、对弱势群体的伤害。没看见不代表没有发生，相反，很难被看见的、发生在较封闭或偏僻环境中的罪恶远远比在公共场所发生的罪恶情节要恶劣的多，因为没有舆论的监督和众口评价，所以才会完全没有道德底线的疯狂作恶。就像在历史上和当今世界各种监狱、集中营、战俘营已被广为人知的各种酷刑，就说明了在没有社会公众的眼睛和耳朵的监督，人性恶的壹面就会被极度释放，给手无寸铁的弱势壹方造成往往生不如死的伤害。当然，有时候即使部分阴暗角落的恶被发现，只要强势的欺凌者有足够的权力（尤其暴力）封锁消息、压制议论，也能让恶继续发生。”

    还有很多想说的，但是篇幅所限，只说这么多吧。

   13.关于精神病房虐待患者的案例举例及分析

    校园暴力如此，发生在监狱、精神病房等封闭场所的各种欺凌、虐待，何尝不是如此。在前面好几个新闻的联想中，我多次提及精神病房存在的欺凌、虐待病人的行为，就接著上文，在此举两个例子做壹个集中的说明吧。

    例如知乎用户“莫f”（迄今520粉丝、4300多赞同、340多感谢、460多收藏，本回答有789赞同，146评论）在提问“如何在精神病院证明自己是正常人”下所述的在北京安定医院的遭遇（为保持事情完整性，只好全部贴出，篇幅较长，被欺凌等重点言辞内容用粗体标出）：

    “我打算说出这件事。也算解决壹个枷锁。2017年年末，我跟父亲吵架。吵架之后半夜。他打了北京安定医院的电话。然后把我绑走了。理由是我白天跟他电话里吵架的时候说了壹句。妳再这么逼我我就去死。然后挂了电话。当时我跟他不在壹起。也不在北京。在离北京很近的壹个城市。他半夜开了门强制给我带走。因为是强制。所以我连警都没报成。上了“120”之后。我情绪稳定了。想著跟他说说话。让他消消气。但是他壹句都不说。到了安定医院之后。因为是急诊。只有壹个“大夫”。当时我想跟这个大夫说话。结果他根本不听。(是真的不听)然后说是谁打的120。他说是他。当时那个大夫问了他大概10多分钟吧。然后出来就拿了收费的单子。但是这个时候我也没多想。我根本就没想到后来发生的事情。之后那个医生拿进去。里面出来壹个护士，拿著针。当时我就感觉不对了。就要跑。结果门口有保安。拦住我。然后护士就扒我裤子。保安也在旁边，摁著我。给我打了壹针。然后急诊旁边有个小屋子。他们就把我关在那里。大概1小时后吧。药开始起作用了。我就被带出来。架到三楼(我身体本来就不好。当时就没力气了)

    到了之后就看到壹道壹道的铁门。我进去之后被带到了壹个屋子(叫兴奋室)大概就是二十几个床位。放在壹个屋子。然后当时已经很晚了。我问护士。我住在哪，然后那个护士说：“没床位了。要不妳在走廊里睡壹宿吧。”然后指著地笑了两声。我发誓那是我人生中听的最刺耳的笑声。然后有壹个老奶奶。(后面会讲她。)看我在那。就说要不妳跟她壹起睡吧。(就是壹个小姑娘。)那个小姑娘才14岁。然后凌晨3点。我跟她壹起睡。(对了。半夜还接了尿。说要化验。里面壹切的检查全是强制的。)第二天6点。我被吵醒。护士会在走廊里大喊名字。然后妳就得起来。不起来肯定是强制。(说到这。想起来，进来的时候衣服什么的都被收走。包括所有的东西。然后给了我壹个粉的像布壹样的东西。特别破。(真的不夸张)头上都有监控。屋子里。完全没有任何隐私)然后简短点讲吧。6点起被抽了11管血。我本身就比较瘦。最后都抽不出来了还得抽。然后就被关进兴奋室。叠被等著“专家”来。8点了护士会推个车。拿药。不吃是肯定不行的。我壹进去就看见有人被绑著。每个床下面都有“带子”像那种束缚的。我在那有个女生仅仅说她想出去就被护士绑起来。然后挂水。因为会被认定是“情绪不稳”。8点的时候壹群人当面“专家”开始问我问题。我就说我是因为吵架进来的。跟家里有争执。结果那些医生听完什么都没说。然后我说什么时候能出去。见家属。旁边有个护工说妳来的第壹周可能不能见。医院规定。妳不在这待1.2个月别想走。当时我就又气又不能表现出来。(表现出来会被绑)那些医生专家每个就问几分钟。有的人根本不问。还TM看病。我看就是把人关起来喂药。(我生气是因为有个奶奶。里面唯壹对我好的人。重度抑郁。那种地方正常人都受不了。)然后我讲讲白天。白天护士会在屋子里说话。根本没法休息。因为我是凌晨进去。6点检查。所以第二天困的睁不开眼。我说了二十几个人壹个屋子。护士护工来来回回。到了第三天。我实在挺不住了。因为到了晚上灯是来著的。（黄色的灯）走廊的白灯都开。灯都会照进来。每天都有人打呼。我是有声音睡不著。被强制拉下去做核磁的时候我因为三天睡不著脖子抬不起来了。真的就是没力气。感觉精神彻底崩溃了。因为我想休息。但是那些护士，护工无时无刻会在屋子里说话。而且非常大声。聊旅游，聊吃什么。我拿纸堵耳朵都没用。有个护士看我拿纸堵著还特意更大声说。对了。每天不能喝水。起来之后。检查被拍到下午的话妳就没有水。就是干脆水杯都不给妳。到这聊聊吃的。吃的我在那8天。（最后我奶奶去付的钱）收了将近9000块。每天就是壹碗榨菜。粥。早餐。午餐大概就壹个菜？跟不好吃的那种。基本没法吃。说回来。我在里面我看医生根本不听妳说的。而且确实睡眠已经让我要彻底崩溃了。我第四天躺著的时候感觉真的濒死了。我活到现在20年没这么清晰的感觉自己要死亡。而且我还对那里的傻逼专家们抱有希望。我担心自己由于睡眠不足。如果他们问我话的时候状态不好真被判断成有病怎么办。我就彻底出不去了。后来第三天。真的很巧。我被拉下去做检查的时候进电梯。看我了我妈。（我妈其实从小到大事不关己的那种，我手骨折都没反应）她看到我披头散发。穿个那么破的布。当时没流泪。但我第壹次感觉她难过了。我这时候也知道她从老家过来了。我哭了，然她接我走。之后因为他们说见家属说我“情绪激动”。护士把我拽走了。晚上的时候护士发药。过来跟我说给我张电话卡。（进去的时候是没有卡的。每次吃饭会有个IC卡壹样的插卡电话，每次只能打10个人。每人三分钟。）说妳给妳妈妈打个电话。她跟我说我妈下午看我那样说怎么给孩子穿那么少。给护士站打电话骂她们了。所以她说让我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不冷。我当时想著先把卡拿了。然后我给我妈打电话（打电话的过程护士什么就在旁边）等到第二天。我再给她打。说为什么不接我走。她说问了医生，医生说没过急性期。不让走。我妈说孩子有什么病。要接我。他说谁签字送进来的只能谁签字接走。妳是她母亲也不行。所以这种情况直到第八天。我奶奶知道了。然后赶过来。把他大骂了壹顿。然后他们壹起到医院了。签字之后我出来了。后来我出来因为没手机。去派出所报了警。警察说得去绑妳走的地方。我又回了绑我的地方结果绑我的地方说那是妳父亲我们立不了案。他是妳监护人。我反问他我都20了还有监护人？他说“有”。他说这事我们管不了。妳愿意就去起诉。出来之后也给几个报社打了电话。说跟上级反映结果不了了之。也发了微博。奈何从来不玩微博。想买头条不通过。事情也没受到很大的关注。对了。安定医院出来之后有个病历。我出来第壹天低血压进医院了。怀疑是那些天给开的药的副作用导致的。然后病历上入院诊断是情绪冲动。出院诊断是精神障碍。除了这个所有的检查后面全都正常。

    我从出来之后低血压住院。然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我奶奶在我报警之后给我跪下了。说能不能别去。看警察不管在旁边还说妳看他们不可能管。还说什么他毕竟是妳爸。先讲到这吧。有点累。我只想说壹句。他是畜生。不是爸。还有，北京最权威的精神病院原来能乱关人。强制的把壹个20岁的女生关进去八天。而且不检查不诊断就喂药。最后为了逃脱责任就写个精神障碍这么个什么个虚词。呵呵。”

    希望看到文章的人能注意到，这位“莫f”是住在中国大陆最好的精神病医院之壹北京安定医院，这就是中国大陆最好的精神病院之壹的内幕。如果认为孤证不立的话，再举壹个知乎用户“小h花”（迄今1500多粉丝，16000多赞同，2900多感谢，2700多收藏，其中本回答得到239赞同，78评论）在北京安定医院的经历（在提问“精神病院中发生过哪些细思极恐的真实事件”下的回答），重要内容仍用粗体标出：

   “有人说我是编的，不知道恶意在哪里，实话实说而已，附上住院那个手环吧，证明自己没有说谎，如果有机会再附上缴费单。

（此处为住院手环照片，包括病区、床号、住院号、姓名性别、年龄、住院时间，姓名打了码）

手腕上青色的是抽血抽的，因为做无抽壹手臂都是。

--2018.4.17

   安定医院，住院的时候17岁，现在18。全国最好的精神病院之壹，躁郁症进去封闭二十多天，这辈子宁愿死，都不再住院治疗了。进去了之后，妳的命就不是妳的了，是妳的家属和医生的，只要妳家属和医生觉得妳有病，妳就是有病。

    认识了壹个到里面戒毒的女孩，认知清晰，每天跟护士走的很近，人还算好，后来跟我们聊开了，知道这女孩是吸毒被母亲拖关系送进来戒毒的。她跟我说，这医院主要就靠住院和电疗赚钱。

    进去了不管不问，先打壹针弗派，大概是壹种情绪稳定剂，后面又打了几针，到了第三四天的时候，面部开始抽搐，舌头壹直吐在外面，无法控制。那时候意识模糊，大多数护士   面色都不好，没有主动和人沟通，有护士问询过，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做电疗的时候，做电疗的医生说:“舌头怎么了？”然后看了下我的用药单子，跟旁边不知道是助手还是什么说，弗派针对非精神分裂的病人会有这种反应。然后给我停了。

    病区里面什么样的病人都有，认知清晰的，认知模糊的，从精神障碍到失眠，吸毒的，戒赌的，什么样的都有。

    病房里有个认知不清晰的十七岁女孩，做电疗做到整个手臂内测都青壹块紫壹块的，总是在找护士护工借笔，不知道她要做什么，晚上壹圈圈地在走廊上走。

    她找到护士，叫她们姐姐，跟护士报自己的床号，告诉她们自己吃药吃的太多了，头很痛，护士只是不耐烦地把她哄到壹边，要不就是置之不理。后面忘了是因为什么了，可能是要对她做什么治疗，被捆了起来。我真的壹辈子都忘不了那些被捆起来的病人的表情，她们被捆起来的理由各异，她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呆呆地望著天花板，眼神空洞而绝望。

    不想说了，我现在在外面，过得很好。

    2018.3.29

    人渐渐多了，评论区也有好多在安定住过院的，再说几件事情吧。

    说护士态度好的我认为只针对认知清晰的病人，我刚做电疗那几天认知也是模糊的，基本上在床上躺了三天，起来了看到护士在护士站喝冰红茶，我不知怎么问了句:“可以给我喝壹口么？”她们就像是看怪物壹样看著我说:“妳脑子坏了吧？”后面我认知清晰了，对我态度就正常了。

    印象里有四个医生，壹个主人。医生态度都是壹般，有壹个医生很好，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病人都很温柔地对待，很负责。

    有壹个男医生很恶心，经常吓唬不想吃药的病人，说不吃药会死之类的，病人在他值班期间闹了就随便绑人，不会过来安慰之类的。我们几个病友私下都说这个医生才是有病，绑人爱好者。

    进医院之前吃了很久的抗抑郁药，刚进医院就给我停了，我也想不通为什么。结果十分不适应，开始情绪低落到谷底，每天只想著如何出去，医生来查房了就跟她反应这个情况，但壹直没有改方子。后来赶上壹回主任来查房，我跟她说了，她让我的主治把抗抑郁的加上，才得以活命。因为这次突然而来的断药，自己的抗抑郁药又加量了。

    每天上午都要去娱乐室活动，这个评论区也有人说过了，是强制的，我也有尝试躲在病房里不出去，确实成功了。最无语的是刚做完电疗那几天，身体极其不适应，只想睡觉，还被护士喊去娱乐室，但护士看我站都站不稳，放弃了。

    有男病人过来搭讪，壹个200多斤的胖子，我当时告诉了他我叫什么，后来没过多久就要我做他女朋友。真的很恶心，然后我跟护士反应，她们只是笑。接下来的几天我都试著躲著不去娱乐室，听见他在娱乐室大喊我的名字，没人管。但被护士发现还是会被哄过去，然后继续被他纠缠，还好有个护工阿姨看不下去了，把我带到了壹边，才得以解决。

    唉。。。世界真是荒谬啊。”

    而评论区有许多住过安定医院和其他精神病院的纷纷表示自己也经历过类似情况，对于几个质疑者，答主也做了回应。这个回答很容易搜到，就不壹壹列举了。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很明显，由于住过精神病院的人普遍知识水平、心理状况、个人条件都很差甚至极为糟糕，因此能够在知乎写出、愿意写出自己或亲属在精神病院的经历的，是凤毛麟角，但即便凤毛麟角，都有约数百个回答提及了精神病院存在的欺凌和虐待问题（且仅仅只包括含有“精神病”、“精神病院”等关键词的提问下的回答）。而那些被囚禁终身、没有亲戚愿意接出来、医护人员也知道他/她不会出院的，永远都没机会说出精神病房里丑恶的人，那些护士医生会对他/她们做什么呢？有多少未知的《熔炉》那样的暗角存在著呢？

    这个世界看不见的角落，总是在发生著各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许多事件酷烈程度并不亚于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中的许多具体案例，只不过前者每个个案中涉及的人数很少（如绝大多数校园暴力事件中只有壹个受害人）罢了。而前者累积起来，肯定要比奥斯维辛、古拉格以及南京大屠杀受难者加壹起还要多的。这些恶行大都发生在日常、发生在和平年代、发生在歌舞升平的大街外的小巷暗角、发生在外表清纯的未成年人的小圈子里、发生在“治病救人”的精神病房里……

    相对而言，我所呆的香港精神病房，的确算是精神病房中的天堂了。例如我至少还有几张报纸和电视新闻可看，后来还看到了世界杯（当然我并没心情看）。而大陆大多数精神病院哪有这些呢？但精神病房就是精神病房，即便是精神病房中的天堂，也不会有人愿意待在那里，因为没有自由。

    关于看到香港报刊杂志及电视新闻后的联想、评论，就只说这么多吧。再重复壹遍，这些思考绝大多数都是在出院之后，准确说是安顿好之后才想到的。在医院里，看报刊杂志和电视新闻的时间很短，绝大多数时候还是焦虑的在病房里来回的踱步。

    我之所以用如此长的篇幅写以上这些新闻及其关联的问题，壹是想通过这些新闻，进壹步阐述和强调校园暴力问题、网络暴力问题、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权利被侵犯问题的严重性、关注和解决的必要性；二是希望借这些新闻，表达壹下我对中国许多重要的政治、社会问题的观点，表明我的价值观，也尝试对解决相关问题提出壹些建设性的意见。

    6.真的就这么“适应”了吗？

    从吃饭到睡觉，病房日常的基本作息，看起来我似乎已经适应了，是吗？显然并不是。与其说是“适应”，不如说是壹种“忍受”和“顺从”。面对精神病房强大的制度压制，面对这个制度坚硬的部件：医护人员、封闭的病房、壹系列管理和惩戒措施，我柔弱的肉体只能选择忍耐服从。但这种服从更多是外表的、强迫下不得已的。相反，以前相对自由散漫、有尊严和权利的生活壹下子被改变了。人身自由被完全剥夺，言论自由、通讯自由也被严格限制或说部分剥夺；每天低三下四求护理人员，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充分表达喜怒哀乐，不能释放七情六欲，相反要接受从起床到睡觉、吃饭到吃药的各种管制，还要在洗澡后赤身裸体在护士面前护士换上衣服，作为人的基本尊严被剥夺了，自由生活、自由选择的权利也被破坏了。

    经历了这种由有自由到无自由、有尊严到无尊严、有权利到无权利的改变，我的心理状态、思想意识都被强行扭曲。就像原本健康的胳膊被他人拉的脱了臼、自由伸展的腿被暴力拧弯，我的精神也被外力强制弯折了。精神弯折的结果，就是比没有被关进病房前更加浑浑噩噩，在陌生而封闭的环境中紧张而焦虑，在各种约束管制下精神萎靡不振，思维和反应能力进壹步下降。精神的萎靡和脆弱，连带著也导致身体更为虚弱，有时感到身体疲累和沉重，有时又觉得整个人很麻木和飘忽。

   当然，我前后只在精神病房待了23天。如果呆230天、2300天，会是怎么样呢？会真的疯癫、驯顺、痴呆吗？就像我看到的病房的重病患者那样，每天只吃饭和拉屎撒尿、像僵尸壹样在狭窄的病房里来回踱步，像猪圈里的猪猡在封闭的病房呼呼大睡，如同行尸走肉壹般毫无生气的活著吗？我想90%会的。即便壹年半载内精神没有失常，恐怕也很快就从内而外完全服从精神病房的纪律和作息，反而不能适应病房外正常社会的生活了。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布鲁克斯，他宁可在牢里劫持狱友换取加刑，也不愿意被释放，因为他已经被监狱“体制化”了，也就是完全适应且无法离开监狱的生活体系了。相反，布鲁克斯无法适应监狱外的自由生活，出狱后最终还是自杀了。精神病房同样是将人“体制化”的机构，而且比监狱对人的精神重塑的更彻底，因为“精神病房”不仅限制人肉体的自由，还要“矫正”人的精神。只是，这种“矫正”，究竟真是在矫正，还是在破坏人追求自由的灵魂和精神的本真？

    被关到精神病房对我造成的伤害还不止这些。入院前我向法官申诉时，就提到住进精神病房会导致污名化的问题。而事实上，尤其对于不太了解精神疾病问题的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总是会对住过精神病房的人标签化为“精神病”，无论最后诊断结果是什么，歧视和污名都会形成，并如影随形般影响住过精神病房的人。

    另壹个连带的重大影响是，我被关到精神病房后，我的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活动就被迫中止了。在病房内，人身自由全无、通讯自由受限，根本没有办法像被关押前那样去各机构和媒体引发关注。期间，职工盟的林祖明先生来探视过我，他就告诉我，然后现在联系媒体，媒体都说因为我的事情发生在大陆，找不到其他当事人，不方便采访。本来我想通过割腕自杀引发媒体关注，促使社会重视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问题，结果现在不仅没能引起关注，我反而失去自由，在精神病房受罪，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面对被关进精神病房导致的直接伤害和间接损失，我只能选择忍受，没有任何反抗余地。连表达生气、愤怒都不可以，因为会被看成发病，就更难以争取到早日出院。我在以前遭遇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时，还可以表达愤怒、发泄情绪，甚至不满意大陆警察都可以投诉、提出异议，但是在病房，什么反抗言语和行为都不能做，做了还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这对于我这样性格执拗的人来说，是屈辱，是折磨。但这壹切最终还是忍下来了。

    除了吃饭、吃药、洗澡、看报、睡觉，从早上7:30到晚上10:30，15个小时中，大约12个小时都是在病房里来回踱步，或者偶尔在床上坐壹会，然后坐不住又开始踱步，脚都被拖鞋棱磨破了，但还是得踱步，因为躺床上壹动不动更难受（还有护工劝说我不要来回走路，我心想我枯坐在床上，什么事都干不了，没有任何转移注意力的工具。焦虑紧张，非得真疯了不可。所以还是选择来回走路，然后护工也没说再什么）。如此死气沉沉的生活，就这么壹天天的熬著。

    因此，所谓“适应”，只是放弃了反抗，变得相对麻木和驯服罢了。事实上我根本不能真正适应这样没有自由和尊严的生活，内心总是想著早日出院。

（三）“被入院”容易出院难--残酷的滞留、身心的挣扎、痛苦的思考

    1.和主治医生谈及自杀问题；我个人关于自杀问题的想法看法

    我和主治医生陈医生的谈话，平均两天壹次，除了第壹次，每次不超过20分钟，有时不到10分钟。

    我因自杀而被判强制入院，自杀问题当然是医生询问的重点。在玛丽医院被问询是否真的想要自杀，我诚实回答是要自杀；后来又被问如果问题没有解决是否还会自杀，我说还会自杀，结果就被强制送到精神病房里来了。因此在和病房的两位医生谈话时，我吸取前面这两次回答的教训，只好违心的说，我不是想自杀，只是想通过在中联办割腕引起媒体对我的事情、对校园暴力问题的关注，而如果我出院，也保证不会再自杀了，而是会好好生活下去。事实上，我当时很清楚，会大陆会不会自杀，取决于环境而不是我自己。

    这真是很荒唐的事。为什么香港、大陆的精神卫生体制和医疗理念，非要逼人撒谎呢？自杀也应是个人的自由，人应有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

    关于自杀是不是个人的自由，人类已经争议了很久。我在前面第三章的第壹节，已经很清楚的阐述了我为什么要自杀。而在我其他文章如《自述》和《个人情况说明》中也都有背景提及。我本不想死，但是理想的破灭、维权的挫折、社会的残酷、生存的艰难，都把我逼向了死亡。我已经承受了太多，从幼时的家庭暴力，到中学的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我常年生活在痛苦之中。好不容易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却还是因谣言和歧视倒在了高考的终点线之前，功亏壹篑。此后，整个人焦虑抑郁，濒临崩溃。无奈下我选择上互联网逃避现实，好不容易有了壹个相对友善如避风港般的朋友圈，又被壹群流氓恶棍侮辱和逼走。我住在自己的出租房里想逃避社会，家庭又突生变故，父亲中风，我生活越来越拮据，再拖也拖不起了。于是我鼓足勇气，奋起维权，投身防治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社会运动，却四处碰壁，遍尝世间冷漠。我尽力抗争了，可力量微弱，总是受屈和吃亏。这样没有尊严的、身心饱受折磨的活著，有多少意义呢？

    我前面提及了自杀的壹个原因是为了理想，为了抗争，为了做防治校园暴力领域的殉难者，如布鲁诺、释广德、帕拉赫那样。不过我没有那么光荣伟大，我为防治校园暴力奔走呼号、我的抗争、我的自杀，也是对生活绝望的逃避。

     就像古今中外的许多革命者，是不是完全是因为政治理想而参与革命、为革命牺牲呢？或者说，政治理想又发自于什么？毫无疑问，不只因为使命感正义感这些，有时就是因为把它当作精神寄托罢了。就像有些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许多也是中下阶层，他们并不见得真的理解民族利益和民主自由的本质和意义，很多时候只是以民族自豪感和参与政治运动掩饰生活中的失落。以政治理想代替壹般的生活追求，是对生活琐碎与不满的下意识逃避。

    我想到《纸牌屋》第三季中的壹段剧情。剧中女主角、第壹夫人克莱尔去营救因宣扬同性恋权利而被俄罗斯逮捕的美国人科里根。克莱尔劝说科里根，签了认罪协议，但科拒绝签署。克莱尔劝他要懂得妥协，他却说革命者是不能妥协的。看到这，科里根就像壹个争取LGBT权利的革命斗士，视死如归，宁愿关在俄罗斯监牢也不放弃政治理念。克莱尔为了进壹步劝说，就留下来和科里根长谈。克告诉科，他的丈夫在美国等待著他，难道不愿意回去吗？科才开始吐露心曲：他和他的同性恋丈夫，感情并不和睦。从壹开始的情投意合，到后来和许多异性夫妻们壹样，生活壹地鸡毛，乃至互生嫌隙。于是，科更投身于同性恋权利的宣传，甚至跑到明知有被捕危险的俄罗斯。谈完后，克莱尔睡著了。壹觉醒来，科里根用克的围巾上吊自杀。然后，在普京和安德伍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克莱尔拒绝粉饰俄罗斯的粗暴拘捕，声称科里根是为了信念，不甘屈服才自杀身亡，将科塑造为烈士。这样说道理上自然说的通。但前面那段对话，科里根的个人生活，与他投身政治、冒险赴俄、最终自杀，又有何种关系？

    政治，是宏大的东西。投身其中，可以给人以力量感，哪怕人本身的力量并没有实际改变。全情的投入政治，有时可以忘却生活的艰辛，至少在精神上，成为逃避部分零碎却也重大之烦恼的港湾。而为壹个伟大的政治目标而牺牲，也是比普通死亡更有崇高性的死亡方式。对饱经创伤、无法抵御现实各种伤害的人，更是壹种感觉上超值的解脱。

    所以，就说到我自己了。我的政治抱负、社运行为缘自何因？政治理想有几分纯洁性？十几年阅读积累的知识与价值观，和生活中遭遇的挫折与创伤，哪个是最重要的社运驱动力？而挫折与创伤这部分具体如何驱动？是因同理心和权利意识觉醒而投身社运，还是为逃避继续受挫而把身心由日常生活转向革命与社运？我在中联办割腕自杀的举动，是为了理想殉难，还是因生活绝望而选择了壹个更有价值的方式自我了结？

    说件我自己遇到的事情。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家里很困难，我乘车去了几十公里外的安阳市贷款，联系到了浦发银行壹个经理办信用卡。办卡还需要开壹个收入证明，我打印好证明，然后和父亲去他工作的医院盖章。医院办公室推给财务科，财务科却说父亲两年没有上班，拒绝盖章。其实，我父亲作为事业单位正式职工（正式工和临时工现实保障差别巨大），始终有权利享受与职称相称的保障和福利，还有正常存储的每月近400元（工资的12%）的公积金。虽2015年中风后没上班，但是都在医院工作快要20年了，以前是医生，后来因发生壹段家庭变故而离职（这件事发生在1995-1997年，当时闹得很大，滑县许多人都知道），回来后只好去了后勤。当然职位壹降低，变成个“扫地的”，财务上就看不起和借故刁难了。其实恰恰是因为生病没上班，才急需盖章办卡取钱救急，我也能多壹点生活费继续维权。还有，听我父亲说，医院在我父亲生病期间，没有发病假工资。而按《劳动法》规定，“前6个月病假工资按80%发放、6个月以上按65%发放（按10-20年工龄标准）”，等于医院在2015-2018年间扣发了我父亲至少5万元工资，即便抵上三年间需缴纳的五险壹金约壹两万元，也还有三万多没有发。还有关于事业单位病假工资发放的其他规定和政策，与《劳动法》大同小异，都要求单位发给长期病假职工类似比例的工资。但医院却根本不执行，我劝我父亲去医院要这些工资，我父亲说肯定不会给。当然，这种明显违反《劳动法》和事业单位职工病假工资发放相关规定的行为，在小县城算不上什么奇怪的事，连在职工作人员都欠薪，何况请病假的。但因此从情理上说，医院更有义务盖章帮忙以解燃眉之急，财务科主任只要同意就行，也不会给医院造成什么损失。然而不管我父亲如何恳求，各种说好话，科主任都不给盖章，这就是权力。然后，没有收入证明，信用卡自然没有办成。后来浦发银行的那位经理都说医院不近人情。

    走到楼梯口，我忍不住“妳妈那个逼”喊叫著骂人，我父亲赶快让我小点声，说我骂了之后医院就会找他（我父亲）的事（也就是找麻烦）。难道我想骂吗？我也在想，自己本来学习优良，壹表人才，如果没有那些校园暴力，我会在211或985院校里和同学们壹起研究政治、历史和社会，举止温文尔雅，才华横溢，是国家的柱石、时代的希望。可如今的现实却是，我在这跟泼妇骂街壹样的说脏话、大喊大叫。而且也不是壹次了。短暂的几次回家或去父亲、奶奶住的医院（爷爷已经于2016年去世），跟小时候对我长期殴打虐待、实施家庭暴力的姑姑见面，又多次激烈冲突，在医院大庭广众下打的不可开交，她力气大我打不过，最后我把水果刀都亮出来了。我什么时候变成穷凶极恶的歹徒壹般了？2017年初，我在上海，因为父亲暂时接济不上，我差点流落街头，不得不向包括我母亲在内的人借钱……然后壹些事现在都感到羞愧不安。我怎么沦落到这步田地？尊严、礼仪、修养，我全都没有了。还不得不撒谎。这样壹个人，还活著做什么？活下去只会重复这些粗鲁和肮脏的言行，壹步步堕落下去。我不想堕落，不想变成我看不起、看不惯、受不了的人。可我抑郁症日益严重，没有能力改变自己，那只有死亡才能避免堕落、不让自己再这么没有尊严的活下去。（除了以上的例子，我在《自述》中也提及我遭遇的很多让我为自己行为而痛苦、愧疚的例子，篇幅所限，在此就不记述了）

    知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中，根据动机将自杀分为四种：1.利己性自杀；2.利他性自杀；3.失范性自杀；4.宿命性自杀。从定义看，四种自杀动机有些互斥，例如利己和利他性自杀。但我倒是感觉，这四种自杀因素我全都或多或少的具备：我既处于与社会的相对疏离状态，受到歧视欺凌，因此感到孤立和痛苦（符合1）；又希望以我的死唤起社会对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问题的关注，成为社会运动的殉难者（符合2）；面对丑恶的、颠倒黑白的、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我丧失了生活的信心（符合3）；中国没有法治与自由、在专制压迫下弱势群体处于欲喊不得、欲逃无路的绝望境地，我活著的痛苦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符合4）。涂尔干当然不鼓励人们选择自杀，但他的理论清晰的阐明了人选择自杀的各种动机及其在情理上的自恰性。我自杀的理由难道不充分吗？我活下去的意愿，远不抵选择死亡的动力。我自杀不是壹时冲动，而是必然选择。

    我无法忍受歧视与欺凌，不愿意壹而再、再而三的受辱吃亏；也不想再有那种厚著脸皮撒谎以免流落街头的行径了。在《自述》中我已经很清楚的讲了自己在家庭和学校遇到的许多次伤害，本文也提及了遭遇的包括网络暴力在内的谩骂威胁，以及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过程中的各种挫折和打击，在此就不重复了。我抗争断断续续有十年，维权也近两年，结果还是失败告终，我难道不应该选择殉难、以死明志吗？不应该用生命的代价表示为呼吁烦防治校园暴力事业付出了牺牲吗？历史和世界上有多少人为了摆脱迫害和追求真理而自杀，除了前面提及的释广德等人，还有因同性恋倾向被迫害而自杀的艾伦·图灵、无法承受经历和目击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强奸惨剧而自杀的魏特琳、在文革期间遭受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而选择“自绝于人民”的数十万乃至更多的知识分子及工农大众、希望从极权压迫的痛苦中解脱而自焚的壹百多位藏人……淹没在历史中的男女自杀者有千千万万，知名的也不胜枚举。我就是想像他/她们壹样，有尊严的、有价值的、壮烈辉煌的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至少少受些痛苦，为什么不可以？我适应不了这个残酷的、充满不讲理、暴力、谎言、不公平的社会，想壹劳永逸的摆脱，为什么不可以？其他人有什么权利阻止我自杀？有什么权利因为“担心”我自杀，就把我关在精神病房让我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令我饱经创伤后再受折磨？

    还有，难道我愿意死吗？如果中国有充分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我遭受校园暴力后，学校、教育机构和公安司法机关都能够负责任的、合理合法的处置，保护我的人身安全、惩治校园暴力加害者，让各种欺凌、歧视、殴打、威胁不再发生；对于网络暴力，公安司法机关、通讯运营商、社交网站能够坚决打击，通过社交账号查到实施网络暴力的个人，涉嫌违法犯罪的严惩不贷、并且消除给我带来的不良影响；对我与他人的纠纷能够积极处置、合理裁决，对于侵犯我利益的人坚决依法惩处（反过来我违法犯罪也壹样）；社会能够对我这样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因家庭冲突频繁且严重的无法在家生活、因外部伤害无法正常学习和工作、导致抑郁症、不能融入社会的人，给予基本的福利保障和适当的补偿……我当然不会自杀。可现实却是，我在八个学校中的六个都遭遇校园暴力，其中在两所学校极为严重，我自己反抗过却因势单力孤而失败，反受更大伤害；我也从班主任到校长再到教育局都求助、上告了，可是遇到各种推诿扯皮、敷衍了事，根本不能阻止校园暴力继续发生。至于网络暴力，现在网上比比皆是，绝大多数报案根本不管，没有警察肯去查造谣诽谤、传播他人隐私的人（例如查IP地址和他的基本信息，并追溯到现实进行处罚），而许多受到网络暴力攻击的人则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至于私力救济，我缺乏权钱和人脉，当然也无法做到。这些年我即便躲在出租屋逃避社会，或者去陌生之地旅游，时不时还会遇到不平事而难以解决（就例如前面提到的在壹个答题圈的遭遇）。而中国社会福利保障之低、更是世人皆知的事（以及许多人不太知道的申请保障和救助之难）。我连吃饭住宿都成问题，更没办法体面而有尊严的活下去。在本文前面（后面还有）及《自述》中我已经举了自己在恶劣境况下我现在愧疚不已的行为了。在壹个黑暗的、不讲理的、恃强凌弱的社会，我自己也免不了沾上脏污，生不如死，还有什么勇气活下去呢？

    说句激烈的话，假如对我实施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人都能很快被惩罚，该抓的通通抓起来，犯罪的严格按照法律判刑关进监狱，而且能够保护我以后永远不再受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及其他各种伤害和打击报复、不再受任何欺凌，谁找我麻烦就百分百“法办”谁，再给我100万人民币（美元欧元更好，给我更多我也不反对），那我肯定不会自杀了啊。这当然是气话，但是本质的确如此。壹方面不给我提供好的生存条件、基本的法治保障，壹方面又不让我为抗争而死，这是怎样违背人性的逻辑？

    可是，香港的精神科医生和法官却以阻止我自杀为由，把我强制判入精神病房；精神病房的医护人员也以担心我自杀为由，把我强制关在精神病房。这不仅是对人自由的剥夺，也是对人天性的扼杀。而在大陆，同样会以壹个人可能自杀为由将他/她关押在精神病房，关押几个月、几年，甚至终身。这就是东方式精神卫生体制的保守和陈腐：宁可让人痛苦的活著，也不允许他/她有尊严的死去。相反，在壹些西方国家，安乐死已经扩大到许多无法承受心理创伤（而不仅仅是身体上患了绝症）的年轻人：在荷兰，壹位遭受性侵犯后患上PTSD（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创伤后应激障碍）的20岁女性被允许安乐死，结束她痛苦的生命；另壹位荷兰的29岁姑娘，也因为“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伴随著严重的焦虑症、妄想症及强烈的自杀倾向（多次自杀未遂）”，最终被允许安乐死……而荷兰现在又在起草新的法律，准备进壹步放宽安乐死的适用范围，允许那些认为生无可恋、再活著没有什么意义的人选择通过安乐死结束生命。除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瑞士也都允许壹定条件下的安乐死（而且是主动性的安乐死）。这才是人本主义的医疗态度和手段。当然，这些案例和提案也伴随著巨大的争议，但最终人们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为修改法律打开窗口，而不是逼迫她们痛苦的活著，更不是把她们强制关在精神病房让她们丧失珍贵的自由与尊严。这就是东西方人文理念的差异、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价值观的差异、是服从社会与集体的价值观还是遵从个人意愿的差别、遵循传统扼杀人性还是发扬人道尊重人权的差距。东方文化影响下的这种压制性的、陈腐性的、反个人主义的、保守性的社会风气和精神卫生理念，伤害了多少追求自由、尊严、宁静的生命啊。即便作为东方之珠的香港，个人的意志也被制度的高压与传统的惯例所剥夺，壹个人生还是死，本人却不能做主。这些包括警察、医护人员在内的保守而愚昧的国民们，他们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在乎），什么是生不如死；他们不知道，对有些人来说，自由、尊严、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比生命还重要。

    东区医院精神科医生逼人撒谎的行为很可恶。强迫人痛苦的活著而不让人有尊严的死去的社会理念和精神卫生体制，是必须要改变的。

    2.关于联系家人问题的麻烦与拖延；我父亲试图来港过程中的波折；对香港医院严重的官僚主义、繁琐误事的形式主义问题的评析

    我没有想到，关于联系家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竟然成为影响我在精神病房滞留时间延长的最主要因素，将我出院的时间延迟了两周左右。也就是说，如果在这壹点上没有麻烦，我很可能十天左右就能出院，而不是在精神病房被囚禁了23天。而且中间医生还出过壹次严重差错，如果不是我及时发觉和纠正，可能我还要待更久才能出院。

    ①关于医生联系我家人问题上医院荒谬的规定及造成的后果

    两位陈医生都告诉我，需要和我家人联系，有了家人对我精神状况的佐证，才能够确定我是否可以出院。关于由家人影响甚至决定住院者能否出院是否合理，我后面还要分析和举例讲述，不过这个问题暂时放到壹边，先说医生与我父亲联络的曲折过程。

    我已经说过，在入院第二天，那位男陈医生就已经记下了我父亲的手机号。再后来两天，主治医生女陈医生也记下了我父亲的手机号。但他们并没有与我父亲联系。我告诉女陈医生，说可以把我自己的手机拿来，让她和我父亲通话，但是她不同意，说医生是不能使用住院者的手机联系家人的，这违反医院的规定。我后来又问她，能不能用她自己的手机联系我父亲（我相信大多数香港人的手机卡都能打国际长途），她说这也是不行的。我当时就气的不行，却又不能发作，壹生气她就会认为我在发病，更出不了院了。而医院的办公电话又无法打国际长途，这事就耽搁了。从此我的出院进程开始了漫长的拖延。

   我没有想到香港医院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有如此严重，没有任何变通的余地。既然妳们想要通过我父亲了解我的日常精神状况（虽然明显没法了解日常状况，我好几年都不和家人住壹起），那就应该想方设法联系到我父亲，无论是用我的手机，还是医护人员的手机，或者东区医院任何壹部能打国际长途的手机、固定电话。医护人员的和我的手机都在病房放著，用壹下非常便捷，但是为什么就是不肯用呢？不符合规定？有明文规定说医生不可以用个人手机或住院者本人手机联系住院者家人吗？如果没有明文规定而只是约定俗成，那为什么不可以变通壹下？如果有这样的明文规定，荒谬不荒谬？后来这件事拖延了两周，我就在想，如果是监狱，会不会因为壹些技术性问题，就额外将罪犯多羁押两周？我在精神病房没有自由，每天受各种管束，甚至偶尔还受欺凌，还要和各种精神病人呆在壹起，估计比在香港坐监狱都痛苦。然后就因为医生不能用个人手机或我的手机给我家人打电话，就让我在形同监狱的环境中多关押两周？这是负责任的、人道的行为吗？说句难听的，让医生和护士与我换换位，他们住在病房被管制，吃饭睡觉整齐划壹，每天穿著病号服无所事事、趿著拖鞋来回踱步，看看他们能坚持几天、受不受得了。

    ②我父亲试图来港的波折

    这时，女陈医生又问我父亲能不能来香港，我说我也不确定，需要和父亲再联络壹下才能知道。她的意思应该是，如果我父亲能来，就更能说清我的情况，而且如果我可以出院，就由我父亲直接领走，比较安全。其实，如果我父亲很容易来香港，我也非常希望我父亲来接我。

    但现实是，我父亲来香港有很多麻烦。1.他没有港澳通行证，如果办理至少需要几周时间，在县城更麻烦，办加急的也不见得顺利（后来问了果然如此）；2.他还要和我姑姑壹起照顾我奶奶，我奶奶完全瘫痪在床，且几乎没有任何意识，吃拉睡全都要我父亲和姑姑照顾，家里离不开人；3.我父亲中风未痊愈，行动不便，身体虚弱，且有再次中风或突发其他疾病的风险，不方便千里迢迢来香港。4.家里非常拮据，我父亲来港要花很多钱，他舍不得。

    不过那时我著急出院，虽然知道这些，但还是很希望父亲能够来香港。于是我给冯爱玲女士打电话，告诉她让她联系壹下我父亲，而且再来探视我壹下，我用她的手机给父亲打电话。

    冯女士联系了我父亲，但是她说我父亲告诉她，公安不让他来。我当时以为因为我在中联办割腕，所以他被稳控了。但是听起来好像又不像，因为没有提及具体有什么维稳措施如警告、拘禁什么的。过了两天，冯爱玲女士来探视我了，我才和父亲直接联系上。这时我才明白，我父亲是觉得香港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壹般人是来不了的，大陆政府不会同意让他来。我父亲自从96年那次离职事件后，二十几年来与社会脱节，加上后来脑中风，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所以对赴港旅游问题壹窍不通。于是我只能慢慢的、大声的（他听力不好）、重复著给他解释，告诉他只要办个港澳通行证就行了，最好能以探病为由办个加急的，让他去派出所或者公安局询问。然后探视时间到了，也就没办法继续说了。

    前面已经说了探视非常麻烦，所以冯女士只能壹周来壹两次，其他时候只能用病房的电话联络。我只能通过冯女士做中间人，了解我父亲那边的情况。而我父亲本来听力就不好，冯女士说的又是香港口音的普通话，加上我父亲具体内容表述不清，然后冯女士再传过来，和我父亲想表达的意思就不壹样了。这种麻烦没经历过的很难体会，最大问题是容易耽误事。

    经过几次联系，终于大致知道，我父亲那边说需要香港的医院开具壹个证明。于是我告诉女陈医生，她说会开壹个。过了壹两天，她开了壹个英文的信函，我也没注意写的是什么，应该就是证明我在这住院之类的。但是这时又有壹个问题，就是我父亲不会用智能手机，发的图片传不到他的手机上，这可怎么办？我想了半天，感觉只能把图片发给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让他们帮我把图片保存，想办法联系到我父亲，然后我父亲再找有微信、QQ的邻居或朋友来接收图片，然后再打印出来交给公安的出入境部门。至于为什么我不自己做这套流程，因为在病房里我平常不被允许用手机，没办法长时间等我父亲找到邻居朋友接收。在通讯自由受限的情况下，就是这么麻烦，还会耽误事。许多政治犯被关进监狱的附带伤害就包括没有通讯自由，与外界联系被切断或严格限制压缩，很多重要事情都被耽搁。

    然后，又是经过再三的恳求，他们才允许我坐在餐厅使用自己的手机半小时，将证明信拍照和发给朋友。这是我第壹次被允许较长时间的使用手机，而且还被他们看守著。

    ③首次被允许使用手机上网，联系外界

    这时我已经有壹周以上没有使用手机了。打开手机，我立即拿著证明信拍照，再拍壹张我手持证明信的照片，期间还被护士说不要拍到其他人。拍完之后，我请求护士能不能把照片发给朋友，让他们转给我父亲（这就有点自我审查、习惯性服从的意味了），他们同意了。于是我打开微信，迅速简短的把自己因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在中联办割腕自杀、被关到东区医院精神病房的事，告诉为数不多的几个相对熟悉和见过面的人（前面已经说了，我以前求助过那么多人，但是得到回应的、值得信任的，少之又少。而且很少的人中也大都也没有加微信，发邮件则等不及）。这几个人包括南方周末的C记者、湖南异见人士陈女士、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的钟记者、壹位在香港上学的女权活动人士武女士、河南的壹位维权者刘先生……

    其中C记者我最熟，前面提到我和他有过十几次邮件往来，他还和我见过面，在咖啡馆请过我壹次，有壹次当面谈话。本来曾经有壹次契机，他要报道我的事情，但是我犹豫了壹下错过了。后来我再三恳求他报道我的事情，他却又不愿意了，机失则不再来，我丧失了被南周报道的唯壹机会。他的拒绝也是我不得不来香港的壹个动因。现在我第壹个想到他，就把情况大致告诉他，他就说“妳太不冷静了（我走投无路了怎么冷静？）”，我问他能不能转告壹下我父亲，把我发的证明信图片转给父亲，他问我为什么不找家里的亲戚，我心想我家亲戚都是老家农村的，早就不怎么来往了（除了我祖父去世时，还有我父亲中风期间短暂来过，也并不是情愿），据我父亲说有些亲戚还和我家有矛盾、各种嫉妒（虽然我家现在都壹贫如洗了，但以前全家都是事业单位的，反正这些亲戚的心态就是“恨人有笑人无”）。我当然没办法说那么多，只能说联系不到，希望C记者帮帮忙。他说这不行，他做不了，还是让我自己联系家人。估计是因为看我说在中联办门口割腕，他担心自己牵连上政治麻烦吧。然后我发现他迅速把我拉黑了。习近平时代，舆论管制急速收紧，新闻界人人自危，生恐和公民运动、政治抗争问题沾边（虽然我当时并没反政府，自杀时还带著国旗，是和平请愿），他这样做也是能够理解的。

    然后我又发给了陈女士，并且希望她帮我联系媒体，把情况公开在互联网上。陈女士又让我补充了壹些具体情况，当即就同意替我把信息发到推特上。然后我才想到搞壹个群组，把几个人拉到群里。那位刘先生告诉我，他很快就会给我父亲打电话。后来他还问了很多，但是时间有限，我没办法壹壹回应。而另两位的回应就非常谨慎了。当然，我也能够理解（除了理解，别的以后再说吧）。此外，我还用短信把信息发给了另壹位社运人士，同样请求他联系我父亲。然后时间就到了。如果我写壹份然后复制粘贴就会省很多时间，但是当时著急忙慌，脑子乱成壹团，就壹个个的回复，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转眼就半个小时了，护士要把手机收走，我只能关机，把手机交给护士。至于接收到我信息的人究竟发不发、是否联系我父亲、能不能引起媒体关注，我就完全控制不了，只能听天由命了。

    然后又进入了漫长的等待。我给冯女士打电话，让她联系我父亲，她给我父亲发了短信，但是没有回复。我后来从我父亲那里才知道，当时他正在托人打听情况，试图让其他人来香港救我出去。

    期间，我还接到我高考报名学校王老师的电话（正巧在我用手机时打来），说我父亲联系不上我，问我在哪。我只说了在香港医院，希望老师转告我父亲。这位王老师几年间在我报名考试方面帮了不少忙，我何尝不想争口气呢，但却没办法正常考学。有时候我的确会给别人带来壹些麻烦，虽然从根本上说这些麻烦是其他人带给我，我又传导给其他人的。

    对我来说，每多呆壹天都是煎熬。我无法及时了解外部的信息，只能默默等待。

    冯女士又壹次看望我的时候，她给护士提出把我的手机拿出来，让我用自己的手机和父亲联系，护士同意了（我自己早就提出过，护士不同意。如果他们早点同意多方便）。我给父亲打电话，父亲说办通行证需要很长时间，办加急的需要去省里批准（这就是小县城的麻烦），所以壹时半会来不了。我就非常慌张，希望他早点来，他让我不要著急，安安心心在病房该吃吃该喝喝（在这种环境，我怎么能安心的了？）。然后我问他有没有接到其他人打的电话通知，他说接到了。我又催他尽快来，他说正在找人想办法。然后我就告别挂断了电话。我父亲还告诉我不要关机。我每次只有冯女士来探视时或护士特许才能用手机，平均壹星期才壹两次，剩余时间反正不许用，不关机就没电了。他完全不了解情况，我解释半天他也不明白。这不止我父亲，许多人都没住过封闭病房或者呆过监狱，根本不了解也不理解被关押者处境多么糟糕、有多少不便。

    我拿著手机又联系上次联系的人，陈女士说已经把我的材料转给了媒体“香港01”的壹个记者（后来她告诉我这个记者姓杨），其他的消息就没有了。而那位刘先生则说，已经联系上了我父亲，但是我父亲希望公安机关来把我从香港接回去，他自己不敢来（还是前面说的见识原因）。他们还在群组里讨论我父亲有没有被稳控的问题。其他几个人也没什么回复，我也不好意思继续追问。时间很快到了（冯女士每次探视都是4:30分左右来，所以只有半小时联络时间），我只好把手机交给护士。然后冯女士和我告别后离开。

    从这几位为数不多联系到的人那里，我大致感觉到应该没人关注我的事情。虽然陈女士已经将信息发出去了，但并没什么反响。而我父亲明显壹时半会也来不了，我还要继续煎熬、在病房里耽误。

    拖了两天，我在又壹次见到女陈医生时，再次提出用手机联系父亲的问题，她依然拒绝。精神病房无法发火抗议的环境，也让我没办法进壹步说什么做什么。而医生则并不在乎拖延多久，她们按照传统惯例行事，只想免除自己的责任，即避免我出院后自杀，而不考虑我呆在病房没有自由的痛苦。

    又过了两天，我父亲打来电话，说很可能来不了了，因为我奶奶在家病重，家里很难离开人；而他自己身体也不好，来香港太远，还是希望我去深圳。他希望我自己告诉医生我思维很清楚，完全可以出院。但是问题是医生必须听我父亲亲口说，我说没有用（而医生又拒绝用便捷的方式联系我父亲）。此前，我还让我父亲联系壹下我母亲，看她能不能来（我母亲是高中教师，收入还算可以，还曾经出过国（旅游），也不像我父亲对大多数信息时代的事完全不懂，智能手机之类她当然会用。我出院和父亲见面后，知道了情况。当时父亲给我母亲打了电话，说我在香港，她能不能来香港把我救出去。然后我母亲就对我父亲说“妳不是骗我的吧？”，拒绝来香港。不过这倒在预料之中，我父母之间的关系、我母亲和我的关系壹直都非常不好。只是当时实在没办法，才想尝试壹下，结果又多了壹次三方（我、父亲、母亲）都糟心的情况。

    这时，事情已经拖了壹个星期。在这壹周内，医生并没再问我太多事情，每壹两天就是例行公事的把我叫到办公室问几句“感觉怎么样”的话。根据这些情况，以及两位陈医生对我说“妳暂时还不能出院，现在只是需要和妳父亲了解情况”之类的话，说明对我的询问和观察也已经基本结束了。也就是说，如果医生壹开始就和我父亲通话，我就能提前壹星期出院（其实也就是出狱）。但是现实并不是这样，相反还在拖。

    ④用了壹周时间等待社工，为此多在病房被监禁壹周

    医生通过护士告诉我，打国际长途联系父亲，需要找社工。但是现在精神科唯壹的社工王姑娘去休假了（东区医院精神科只有这壹个社工，也真是……），所以要等社工休假回来才能开始著手联系我父亲。然后给了我壹个电话号码，是社工王姑娘办公室的电话。我试著打了，第三次还是更多次之后才打通，是壹位男士接的电话，说王姑娘不在，要等到下周二。

    这也就是说，我需要如坐针毡的在病房多呆壹周，多在病房踱步七八天，除了偶尔看报纸无事可做的多失去自由将近300小时。而这些本可以免去，假如社工没有休假而是正常工作的话。这和医生因为医院的“规定”而拒绝直接联系我家人导致延误我出院进程同样严重、糟糕，造成的后果前面已经提及，就不重复了。医院和医护人员不知道人在精神病房被关押和在监狱并没多少差别吗？因为妳们的官僚主义、休假调整，就让壹个被强制关押在精神病房的人白白多关押两周，如果是拘留所或者监狱这样平白无故多把人关押两周，需要赔偿当事人多少损失？相关责任人会受到怎样的惩办？关于中国大陆对精神病人的强制收治、任意拘留的新闻和研究有很多，揭示了中国大陆精神病院肆意侵犯他人自由的情况之普遍和严重。但香港呢？虽然相对来说程序比较严格，但是也可以因为各种乱七八糟的原因让住院者强制延期关押于病房，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任意拘留的标准同样远比监狱宽松，随便把人多关几天壹点责任不用负（当然，在由“观察不超过7天”到“延长观察不超过21天”的转换中，让我在壹张新通知书上签了字。但是延长观察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告知我或者家人（假如能联系上家人的话）？此外，我也没办法拒签。怎么抗拒？不签就能放我出去了吗？）。

    还有，为什么东区医院整个精神科只有壹位社工？精神科仅仅在K4病房就有至少15位护士和护工，而整个精神科的社工只有壹个？或者其他社工不负责给香港之外的住院者家属打电话？其他科室的社工不可以借调吗？又是为了程序，就可以置住院者利益于不顾？壹位护工告诉我，“香港这里原来是英国的，比较重视程序，什么都按制度”。但制度难道不是为人服务的吗？这种僵化官僚的管理，和大陆政府部门尤其公检法机构的各种拖延、敷衍、不负责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有什么区别？

    于是我每天白天就在病房里来回走，走壹通就是壹小时，坐床上歇会继续走。踱步时拖鞋棱把我的脚磨得更严重了，但是已经感觉不到多疼了（不仅心理麻木，肉体也麻木了）。只有这么来回走动，才能排解没有自由的焦虑。这种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又被人为的加长了壹周。丧失自由带来的痛苦，前面已经提到过壹些。但其实，对精神状况的破坏、身体变得更虚弱、心理上的打击和挫伤，主要是在出院之后显现的。我会在本文中详细描述。

    这期间还度过了端午节。端午节加周末的三天假期期间，医生都放假了，只有护士和护工在值班（似乎护理人员人数也减少了？不确定，反正感觉很冷清），住院者都被关在病房。医生在病房外休息休假，而我则需要没有自由的在病房里等待医生吃饱喝足玩好之后回病房上班，决定我何时出院。当然，病房伙食里多了壹份粽子，估计价值二港币吧。

   此外，我还看见几个护士笑嘻嘻的哄著壹个看起来不太清醒的住院者吃很大的几只粽子（应该是供给给护理人员的，明显与住院者吃的不同），善意的想是在给病人过端午节，是壹种人道关怀。不过也可以诠释成“在哄傻子玩”。至少这件事上，这些护士主观上应该没有恶意，但客观上并没有把病人当成需要平等尊重的人对待，从他们平日对待病人的许多言行包括表情笑意之类，都能看出壹二。

    等到端午节过去了，社工终于来了。这时离医院通知我安排社工与我父亲通话，已经过了壹周左右。

    3.打电话与探视--隔离中的缝隙、脆弱时的依托

    在病房期间，除了偶尔能看报纸和电视，以及吃饭，只有两件事还能转移注意力，成为脆弱无助状态下的依托，就是向外打电话、和探视者谈话。当然，这两件事性质壹样，也可以说是壹回事。

    前面已经说了，打电话是很麻烦的事。壹个问题是有时间限制，壹次只能打十分钟；另壹个麻烦是打电话的人多，电话只有壹部，我正在打电话，后面的病人就不停的催，他们多数也没什么礼貌；反过来，我也得慢慢等其他人打完电话。站在旁边等，有时候得站壹个小时；离开去踱步，回来其他人又占了电话……总之，打电话很麻烦，和求护士办事、白天想安静休息等病房里其他各种事壹样麻烦、困难。

    麻烦归麻烦，电话总得打。我见缝插针，半趴在桌子上，壹只手支著桌子，壹只手拿话筒，和外界通话。

    “外界”对我来说并没几个人。我半数以上的电话，都是打给冯爱玲女士。整个被关押期间，我给她打了至少三十次电话，有时候壹天打好几次，虽然往往每次只通话几分钟。诉说被关押而没有自由的痛苦、请求她找人找媒体和想办法救我出院等各种可能实现或不著边际的想法、讨论我回大陆后各种可能的命运、联系我父亲、催促她来探视我……越是无助、脆弱和孤独，话就越多，内心越焦虑和急躁，同理心也被消噬的越严重--难以顾及冯女士工作的忙碌与她个人生活的自由。她每天工作都很忙：打电话时经常听到她在相对嘈杂的室外；她有时也告诉我，她要工作、要陪家人，很忙。但是在病房中无依无靠的绝望感压倒了同理心，我总是不断的给她打电话，还催促她来看望我。

    她也是探视我次数最多的（其实只有两个人探望过我，另壹位是林祖明先生），她那么大年龄，每次来医院都需要换乘地铁（或公交），必然会在路途上--无论是从办公地去地铁站还是从地铁站到医院病房--奔波劳累（回程同样辛苦）。她还要专门腾出时间，把事情早些做完或交给他人，才能来医院探视。我从没说“妳不来也没事，少跑几趟吧”，反而催她快点来、多来几趟。现在想来很是愧疚。她壹般4点半来，只能谈30分钟（但是她在路上来回就要用两三个小时）。她来了之后，我就问她能不能联系媒体、找其他社运人士帮助我，还谈到害怕回大陆遇到维稳、不测……以及许多事情。我还托她带进来壹盒牙膏和牙刷，避免长时间不刷牙口臭，影响和医护对话时医护尤其医生的印象，进而影响出院。结果冯女士第壹次带进来的牙膏没过壹周就丢了，护工也说没办法。后来我让冯女士又拿了壹副。

    后来护士允许我用自己手机给父亲打电话，我就趁探视时间和父亲联系，再挤出片刻时间向外发邮件、微信、短信。如果没有冯女士探视，我就很难有机会给父亲打电话。总之冯女士的这些通话、探视谈话，让我有了几分安全感；为我与父亲通话、与外人通信架起了桥梁；最重要是成为我在香港这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中唯壹的“熟人”（虽然被关押前我和她也只认识了不到十天）、最大的依靠，不至于叫天天不应的完全孤独无依。她前前后后对我的帮助很多，以后有机会再报答吧，没有机会那就非常遗憾，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打给职工盟和林祖明先生的电话频次也是比较高的，虽然远低于打给冯女士。我打给职工盟时，有时是壹位不知姓名的女士、有时是壹位姓洪的先生接的电话。那位女士似乎是普通职员，不负责具体事情，只传话给洪先生和林祖明先生。那位洪先生接到电话后，大致听了壹下我讲的情况，告诉我林先生休假了（我真倒霉，那位社工王姑娘也在休假，不巧都让我赶上了。或者香港人休假本来就频繁），要我等他回来。而职工盟和其他人都不方便提供林先生的手机号码（我此前记的那个找不到了），我只能干等著。过了几天林先生才返回香港。但他却不在职工盟总部办公，而是在另外壹处。于是，我只好打给职工盟总部，再让接电话的职工盟职员传话给他，直到他来探视我后给了我他办公地点的电话号码。

    林先生前两次探视我时，我主要和他谈了三个问题，壹是媒体能不能介入报道；二是能不能滞留香港或者去第三国申请难民，而不是被遣返回大陆；三是我被遣返回大陆的话，如果中共政府因为我在中联办割腕的事件对我采取壹些不利措施，我该怎么应对。

    林先生告诉我，他已经联系过壹些媒体如南华早报、明报，但是对方说不能只听我壹面之词，我的事情发生在大陆，不方便调查其他当事人，所以没办法报道。这真是很讽刺。因为我就是没办法和那些学生和老师对话，才希望用媒体的影响力和调查能力挖掘真相，有了媒体才能促成调查和对话。而现在媒体反而说因为我壹面之词没办法报道，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当然，香港媒体的确很难因为我这么个无名之辈，而投入很多人力物力在大陆大动干戈的调查访问。虽然对我个人来说，我的遭遇毁灭了我壹生；但是对于其他媒体而言，我的事只是每天香港和大陆发生千千万万事件中的壹件，并不认为有重大的报道价值（虽然我相信如果他们有耐心和我当面详谈，会明白其中价值的）。林先生还问我为什么要自杀而不等著他的消息，我心想即便等壹个月，不也是这样吗？我在大陆已经奔波了近两年，耗尽精力和物质，不得不这样选择。关于我自杀的原因，前前后后我说了很多，在此就不详述了。我对林先生也没说太多，就是说等不及了，希望以自杀引发关注。

    关于避免遣返和申请难民问题，林先生说没什么可能性。我说如果回去会有很大危险，因为我毕竟在中联办割腕（虽然并没喊反共反政府或其他政治性口号），遗书中还提到冀中星（遗书内容被中联办人员拍下），还参加了六四晚会和纪念李旺阳的晚会（虽然林先生此前就特意告诫我不要触及这两件事，我还是去了。除了本身很想参与纪念，我又有多少想借此得到政治避难的条件呢？毫无疑问，我的行为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所以担心至少地方政府会对我采取壹些措施，例如关进黑监狱和精神病院，或者直接以寻衅滋事罪拘留、判刑。所以能不被遣返当然最好。我还提到了壹位叫谈雅然的大陆女孩，她作为被领养子女，其居港权存在争议，被法院判定为非法滞港，但在新闻报道后得到许多香港民众同情，获得了居留权。我告诉林先生这件事，说希望能够和她壹样得到港人同情和支持。不过现在我觉得这想法很幼稚可笑，我跟谈雅然情况差别太大，在香港人眼中的形象也必然大相径庭。以我的政治观点和行为，许多港人对我不会有好感。出院后这几个月，我对香港民间排外（其实主要就是“排陆”）情绪又多了些了解，发现港人对大陆人的反感程度之严重，远超我以前相对保守的估计。而香港人对大陆人权的关注也在日渐消减，越发呈现“自扫港城雪、不管大陆霜”的状况。即便对大陆维权人士，许多港人也不赞同给予多少支持，认为大陆人自己的事不应该影响到香港，而应该在大陆解决。（当然，2019年下半年香港“反《逃犯条例”抗议活动中大多数港人的表现，尤其其中壹些极端分子在线下和互联网上的言行，让我彻底明白了主流港人对大陆人的态度。当然，也有壹些对大陆友好的港人，但显然是少数）

     那么我回到大陆又该怎么办？林先生说，我的事情没多大影响，除我之外也有许多大陆人到香港来维权，很多也没什么事。如果万壹被捕，那只能聘请维权律师进行辩护（其实涉及政治的，聘请维权律师也基本没什么用（最多能向狱外传个话），709之后连维权律师自己都被迫认罪了）。我说如果被关在正规监狱还好办，如果被关在黑监狱或者精神病院又怎么办？林先生怎么回答我记不清了，大概是说了些宽慰我的话。我告诉他，我希望在大陆能够得到壹些人的帮助照应，这样会更好壹些，无论是公益方面还是别的领域的人都可以。他说会考虑这个问题。我也给他说了几个我算是有所了解的大陆社运或异见人士的名字，但他不认识没办法联系，说会考虑找其他的人。然后他也做了壹些嘱托。

    虽然现在我用文字回忆那段对话时条理清晰，但其实当时我都比较紧张，说话又乱效率还低，和被关进病房前那种思路清晰，对事情表述完整的状况完全不同。至于我和林先生的其他通话、谈话，会融入后面其他事情的记述中。

    另壹个联系比较频繁的对象是张超雄办公室。我给几个个人和媒体打电话，没有得到什么回应，本来不抱希望也不想再打电话了。但后来我看到记电话号码的纸上还有张超雄办公室电话没打，于是抱著试试看的态度拨打了电话。

    壹位男士接了电话，他告诉我他姓郭（后来才知道他是工党主席郭永健）。我把我的情况跟他说了壹下，并告诉他我前些天曾经往他们办公室发过个人材料的邮件，详细情况都在邮件中。然后我就请求他是否能够帮助我出院，以及关注我的维权和呼吁等事情。我还告诉他，支联会的冯爱玲女士了解我的情况。他回复我说，他会看看我的相关材料。而且他认识冯女士，他会在问过冯女士之后回复我。我表达了感谢，结束通话。

    但我和郭先生只通话过这壹次。因为病房的电话只能打出不能打进，而郭先生也不常在张议员办公室，后来几次都是其他人接的。其中有壹次我打电话，接电话的男士说郭先生恰巧离开，他去追没追上。再往后的至少5次通话，都是壹位姓梁的女士接的。她告诉我，郭先生是工党的主席，平时工作很忙。我听到郭先生是工党主席时，很出乎意料，非常高兴。落难时候更希望抱大腿，人性就是这么的讽刺。我把前面告诉郭先生的话以及想补充的话又讲给梁女士，希望她转告郭先生。不过因为在病房里那种状态，加上每次打电话有时间限制和他人催促，我说起话来就又是比较乱，而且怕梁女士没有记住，就重复好几次，每次打电话说的大同小异。结果壹些重要的话没说到，说过的连续重复，讲的杂乱无章。我自己也知道这样挺不好的，她也说我重复的太频繁了，后来我就减少打电话了。这再壹次证明，人处于危机和慌乱情况下，思维和表达能力都变差甚至表达不清语无伦次，对他人的依赖性大大增加，脸面啥的也都不顾了。

    我也打给了苹果日报。我看到病房报纸上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就打了过去。我告诉接电话的女士，我在中联办割腕自杀，被关到精神病房。然后这个女士就打断我，告诉我自杀不是正确表达诉求的方式，如果再说自杀医院肯定不会让我出院，还让我不要再说了。我只好挂了电话。期间，我为了避免被护理人员听见是打给媒体，还压低声音说话，就这壹位和我关系还不错的护工还过来看了看（可能我压低声音拿著报纸打电话动作有些鬼祟吧，但是大张旗鼓更不行了）。如果是关系差的护理人员，估计更不允许我打给媒体了吧。

    打给明报和朱凯迪议员办公室的情况，在前面已有提及，在此不重复。他/她们当然有权拒绝帮助。

    至于我壹直想见的梁国雄先生，虽然应该已收到了冯爱玲女士转给他的信息，但可能他太忙，接收的信息太多，尤其在打官司（剥夺立法会议员资格后向法院申诉，当时病房的电视中的新闻节目也报道了此事），或者别的原因，因此没有空来看我，也没有其他形式的回复。直到我出院也没能和他见上面，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见到他了。

    由于我在香港并没什么朋友，加上在病房绝大多数时候不允许用手机上网，没机会去查媒体和机构的联系方式，我也就只打了这些电话。此外，我还趁为数不多的探视时，给十几个人发了求助的电子邮件（绝大多数是大陆的），大致讲了我割腕和被关在精神病房的情况，还附上了在病房特许拍照时（就是给我父亲发证明时）拍的照片。因为只有每次半小时探视，我没办法挑出发给谁，只能随机点壹些联系人发过去。然而直到我出院（以及到现在），也并没有壹个人回应邮件。有些人怕担责任，有些人对我不了解，总之不愿意惹上麻烦（然后我自己更麻烦了）。虽然此前我就连续求助失败，但这次在中联办割腕后发求助没有回应，恐怕也有我被关在精神病房的污名化的影响。另外，如果是其他政治犯或因壹些更传统的因素（如司法冤狱、强拆）做出激烈的行为，可能就会声援了。而我是因为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这些别人误认为“不严重”（虽然事实上非常严重）或者是“新兴问题”（其实校园暴力自工业化时代以来就已经很普遍了；网络暴力尤其社交媒体上的威胁与诽谤，也至少有了20多年历史，最近几年更是越发猖獗、急剧恶化），缺乏对其严重性的了解，也是这些人没有回应的原因吧。

    虽然总体上联络的效率很低、大多数没有起到作用，但是那少部分起到作用的，对我产生的积极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也想到许多政治犯被关押在看守所或监狱时，也会壹样孤独和无助。虽然他们比我坚强太多，但长期处在封闭的、基本没有反抗余地的环境中，也都很渴望来自外界的帮助，至少是声援和鼓励。只有借助外力，他们才有可资抗争的力量和空间；有外部及时声援和呼应，他们的抗争也才有更多的现实意义。对他们来说，每壹次探视、每壹通电话、每壹波声援，都弥足珍贵。这会让他们感到自己没有与世隔绝，在精神上不再那么无助，成为坚持下去的动力。即便他们在监狱无法联系外界，如果狱外的人们为他呼喊、声援，在客观上也会让他们的牺牲有了价值。

   （此外，我在支付宝的蚂蚁借呗上有欠款（壹期1000多元，共计还有3000多元，当然我如果当时在中联办成功自杀死了，只能我父亲代还了（事实上平时每次还款也是父亲打给我钱，我死之后和之前还款来源壹样，只不过我死了支付宝方面会联系我父亲，让他还款。但我总不能因为这3000块钱不自杀、放弃自己的抗争吧，而且我父亲会还钱给支付宝的）。而我此前从未逾期过（这个我和支付宝官方那里都有记录，此前（2018年5月及之前的每月）每次都是在还款日前还款，但因由沪赴港及在港花费太高累积了这么多），为保持良好信用，我希望父亲寄钱让我还款，但他却不放心，要等我出院才给我钱。于是我还专门让冯女士查了香港支付宝客服联系方式，我用病房电话打给香港的Alipay服务热线，告诉她们我不是恶意逾期，希望她们记下来我的大陆支付宝账号并对我的来电做记录。她们让我打大陆的，我说我在病房没办法打；她们又让我借别人手机，我心想我自己手机平常都不让用，借医护人员的更不行了。即便后来在冯女士请求下，也只能有给家人打电话和求助的那壹点时间，无法等待支付宝客服慢慢沟通回应。然后和香港的Alipay沟通也很是麻烦，需要等待客服问询其他人，而我这边又有其他住院者也要打电话，然后经过好几次通话、换了好几个客服，才有壹位做了记录。当时我还很在乎这个信用记录。不过后来几个月的落魄，让我也顾不得征信这些问题了。后面我还会提到相关的事情）

    4.终于等到社工；关于医院联系家人、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中的壹些事

    过了端午节，社工王姑娘终于来了。

    王姑娘30多岁，普通话很好。她首先询问了我入院的情况，我就把大致经过告诉了她。我说我原本以为在中联办自杀可以得到媒体的关注，让我达到维权的目的。她告诉我，媒体不会关注，警察只会把妳（我）送到这里（精神病房）。谈话中，她拿出了壹个申请医疗费用减免的表格，告诉我如果无力缴纳住院费用，就需要申请这个医疗减免。我当时还以为需要把这个手续办完才能出院，心里又凉了半截（后来才知道，只需要我填了表格交上去就可以了，不需要等减免手续批准）。我的确无力缴纳住院费用。冯女士说我住在医院估计壹天花去好几百港币住院费，壹位护工也说如果在私立医院，壹天可能要数百甚至上千港币。我被关在精神病房，又受罪又消耗香港纳税人的钱，简直是“双输”。不过庆幸的是，不至于像大陆许多精神病院，因为家人不支付住院费，干脆不许住院者出院（虽然这只是会导致住院费用累积更多。因此这个逻辑也很复杂很讽刺，相关案例、评析可以查到）。

    此后王姑娘才谈到联系我父亲、让医生和我父亲通话的问题。她告诉我，需要申请长途电话（具体怎么申请她没说），申请完毕才能让医生和我父亲通话。我问她这个申请需要多久，她说可能需要几天。然后我把已写给医生的我父亲的手机号码又写了壹遍交给她。我也向她提及回大陆可能遭遇政治迫害，能否帮我联系政党和国际机构申请政治避难的问题（后来才想到她只是医院社工，不是政治和社运社工），她说她只负责关于医疗费用减免和联系我父亲的事情，其他的她无能为力。

    她把我的壹些档案材料拿出来，上面贴著西区警署的联系方式，我才想起出院也会是西区警署接我出去（这壹点似乎被医生忽略了，医生说担心我自己出院可能发生意外）。她问我在香港还有没有别的联系人，我告诉她我和支联会的冯爱玲女士及职工盟有联络，然后把冯女士的电话号码写给了她。然后我道谢回病房。

    此后，我从护士拿要了我的手机给父亲打了电话，告诉他要时刻保持手机畅通，注意接听电话，医生会找他问话。我告诉他，对医生问的问题实话实说就行了。通话期间，护士就在旁边，也只给我五分钟通话时间。

    但等了壹段时间，医生还是没有打电话联系我父亲，关于办理免除个人住院费用的手续也没有处理。于是我给张超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希望工党的郭永健主席给社工打电话讲壹下我作为维权者的情况，给医院打个招呼，促使医院早日联系我父亲，方便我早日出院。接电话的是梁女士，她答应会转告。

    然后，是当天下午还是第二天上午，社工王姑娘就和我见面了。她问我是不是认识工党的主席郭永健，我说认识。她告诉我郭先生给医院打了电话，医生马上就会跟我父亲联系，她也让我立即填报申请住院费用减免的表格。很明显郭先生的电话起了作用。包括后来我不至于继续长期滞留医院，也可能和郭先生、林祖明先生打了电话关照、告诉他们我的情况有关。否则不知道还要多关多少天。我想，看来哪里都需要找关系、求“贵人”，香港也不例外。有影响力、有头有脸的人，和普通人说话就是不壹样。我追求平等博爱、争取公平正义，在现实里却还是需要利用某些特殊关系（虽然我和郭先生算不上认识，更不熟，仅仅通过壹次电话。他也是看在冯爱玲女士面子上帮我，而且是合理合法的帮助我，没有任何违反法律和制度的言行。同样，冯女士、林先生都是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帮助我的，也没有任何违反法律和制度的言行）才能脱困，真是讽刺。（当然，医院也可以冠冕堂皇的说，“我们不是看在谁的面子上，什么时间给我父亲打电话、何时出院，都是正常安排。”反正究竟是怎样的，他们自己心里有数）

    前面我提到有医院人员在病房护士陪同下来病房征求意见。那已经是在社工给我父亲打电话之后、我出院前壹周左右了。我当时就提出为什么社工这么晚回来，医生又不直接联系父亲，影响我早日出院。那位护士（也是不知道名字）就跟我说，整个精神科只有这壹个社工，而且她和我（第二次）见面之后下午就帮助医生联系我父亲，已经很快了。我心想，那还不是因为工党的主席给妳们医院打电话，妳们医护和社工才重视的，否则不知又要拖到什么时候。

    然后在她的指导下，我开始填申请减免医疗费用的表格。首先需要填住址，以及与谁壹起居住。我告诉王姑娘，我好几年都独自居住，来之前在上海市住了壹个月，此前三年（除赴京沪等地维权和呼吁外）则常住在河南新乡市的出租房里（而那位女陈医生在这壹点上（即我是否与家人常住和现居住地）还没社工问的详细，如此马虎不知道如何有准确诊断结果）。她就说那我填壹个人居住就行了，地址也填成了位于河南新乡市牧野区的旅馆。填到现在的收入，我写上我父亲每月给我的钱，不包含房费每月平均1000多元。至于现在个人财产，我说，现金只有在医院保存的这几百港币和人民币，两张银行卡里估计都是只剩几十块钱了（的确只剩这么点了，我在之前和后文都讲述了我的具体经济情况）。王姑娘说那就这么填吧。我指著表格写的需要提供银行流水证明之类的说明问她，是不是需要把银行卡拿到银行刷壹下开个证明？她说不需要，既然现在不方便，直接填就行了。我不知道香港其他人申请医疗费用减免，是否也是这样不需查实就可以随意填写。这对我的确是壹种方便，但是我觉得这种只凭个人诚信填写资料的规定很容易让人钻空子（后来我在网上看到，有人爆料壹些来自大陆的新移民的确利用香港这个漏洞，在填报各种信息时弄虚作假，引起港人反感）。其他还有壹些内容记不太清了，也没什么特别需要说的。最后要简单写壹下申请理由，我就写我是大陆维权人士，不得已自杀维权，没有钱支付医疗费（虽然是被强迫消耗医疗资源的），只能申请减免医疗费用。填完之后我道谢回病房了。

    5.医生与我家人通话；对以住院者家人描述来判断住院者有无精神疾病/病情程度的不合理与危险的评析

    医生与我父亲、姑姑通了电话。通话开始和结束时，社工王姑娘都告知我了，因此可以推断大约通话了壹个小时，也是医生与我父亲及姑姑唯壹的壹次通话。据我父亲后来所说，女陈医生问了壹些我的精神状况，以及校园暴力的情况。我父亲大致说的是：1.关于我的精神状况，我父亲说我的思维很清晰脑子很清醒，希望我早日出院；2.关于校园暴力，我父亲说那些事已经过去了，都是比较小的孩子之间的冲突，（壹部分）事情也得到了解决。医生问我父亲，据他（王庆民）所说，曾经因受校园暴力而站到别人桌子上（闹腾），被人拍下照片传播，有没有看见照片？我父亲说没有看到。3.关于我父亲是否来港问题，我父亲说家里有病人，我的港澳通行证到期了，让医生允许我自己回去。至于我姑姑说了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前面提到，大多数时候我跟她关系非常糟糕，所以我也没法问（问了她也不壹定给我说实话），我父亲也没告知我。总之，东区医院医生与我家人的通话，仅此壹次、仅此约壹小时。

    那么根据家人的证言来评判我的精神状况是否合理呢？如果只是作为壹种参考，当然可以。但是如果把它当成判断我精神是否正常、患有何种疾病及严重程度的决定因素，那就大错特错了。

    就我个人来说，我自从2007年上初中，就极少回家（大多数时候在出租房住，少数时候住校），也很少和父亲见面（见面都是在他工作单位--县中医院，而不是家里）。只有在2015-2016年，因为我父亲突发脑溢血，中风后无法行动，我才不得不在我父亲住院的医院和他们待在壹起过壹段时间，也才见到好几年不见的姑姑，且冲突不断。我父亲能够行走后，我就又很少回去了。也就是说，在 2007-2018年这11年时间内，我很少和家人生活在壹起，他们不是很了解我的情况（而且我父亲不会用智能手机，也没办法微信QQ之类视频交流，只能用电话和短信）。此外，我和父亲、姑姑还有明显的价值观差异，对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及对我造成的伤害程度有很不同的看法，我与我姑姑还有激烈的矛盾冲突。这都导致他们无法准确证实我的精神状况如何、所说的情况是否为真。

    以我父亲关于校园暴力事件的回答为例，我遭受校园暴力时，他都不在场，也只对壹部分事情知情，对有些事并不知道或只了解个大概。例如我的照片被人散播的问题，他们大多数都是背后传播，且我被孤立和排挤，绝大多数时候看不到他们朋友圈，我主要通过欺凌者对我的拍照举动和歧视行为推断，以及听个别好心同学的转述，我自己只偶然看到过相关图片，是在2012年初在网吧电脑上登陆QQ和微博后看到的，其他网络上对我的威胁、关于我的侮辱诽谤言论（例如“早就想打他”、“精神病患者也能上学啊”之类），我也只亲眼看过壹部分。而当时我已离开学校，认为事情可能就过去了。我更知道法律程序非常艰难，而且越是怕他们传播他们更会传播，所以也就没有保存和起诉（当然后来我追悔莫及，没想到恶劣影响持续数年、恶毒诽谤传播到新的学校）。而我父亲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平常也不和我住在壹起，他怎么能看到相关照片和言论？至于是否真的有相关照片，许多同学和老师都清楚，尤其2011年底在河南师大附中高二13班那件事闹的很大。当时我因连续遭受校园暴力等原因愤懑至极，晚自习时站在壹个与我有纠纷的学生的桌子上大吵大闹，班内30多个参加当晚晚自习的学生都在围观，有的人就拍照，连外班的都围在窗户和门口围观，也有人对著我拍照或录像，至于看到过相关照片的，经拍摄者的朋友圈传播，估计有成千上万人。所以我说的难道可能是假的或者幻觉吗？（当然，这些复杂而具体的情况，医生是无法从与我累计也就两三个小时的谈话中了解到的）

    关于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严重性，我个人遭遇巨大创伤，尤其歧视、孤立、威胁等冷暴力，最终无法正常学习、多次休学退学、高考失败、前途毁灭。我父亲虽然对此有所了解（只要有时间和机会，我都在给父亲讲），为我转学付出很多，也曾经为此去过学校很多次和老师沟通（尤其2008年，去过至少几十次），但他总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换个学校就没事了，对于网络暴力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破坏力大的特征也不了解（他自己不会用智能手机也不会用电脑），要我从心理上克服、向前看，并不能体会我精神上受到的巨大创伤、名誉上的严重破坏及造成的长久现实影响。

    我父亲对我遭遇的校园暴力问题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是众多校园暴力受害者家长的普遍心态。校园暴力问题之所以得不到重视、受害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和家长的轻视、不在意关系很大。我父亲还算比较重视，多次去学校交涉的，还有许多家长连管都不管。更有甚者，本身就是经常虐待子女的家庭暴力施暴者，更不会关心孩子是否受校园暴力伤害了。此外，在未成年人中也流行被欺负不应该找家长和老师的风气，如果不自行解决或不吭声，而是依靠家长和老师，就会受到歧视、排挤、孤立和更多欺凌。这就导致受欺负也不敢跟家长说。

    而家长的这些反应（或者没有反应、不知晓）恰恰也就是校园暴力加害者敢于欺凌的原因：被欺凌者没有家长撑腰保护。而被欺凌后无法得到家长保护，更受欺凌，然后恶性循环，以致于长年累月生活在流氓校霸的拳头和运动鞋之下，甚至在厕所被群殴，还有的被性侵（鸡奸），受尽侮辱无人相救。还有些欺凌者会把这些欺凌过程拍下来，以供娱乐取笑、威胁受害者，而这些视频、照片很难被家长（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家长）看到。我亲眼见过其中壹些情形，也看过互联网上许多他人叙述和新闻报道的案例（之所以被披露，大多是欺凌者拍摄欺凌视频，然后“不小心”公之于众）。因此，通过学生家长了解孩子是否遭遇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遭遇校园暴力的程度，显然在大多数时候是不准确、不完整的。而精神科医生通过我家人了解我遭遇校园暴力的情况，以研判我精神状况，显然也是容易误判误诊的。

    （关于我的个人经历，尤其经受的校园暴力伤害的具体情节，都在我另壹篇文章《壹个“特殊”学生的自述》中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在此就不展开讲述了。看到之后我相信会判断出我所说的是否为真。而且我愿意与当事人对质，如果警方、学校、通讯运营商、相关网络平台愿意配合调查更好。而且我在《自述》末尾附上了涉事人名单。而关于上段所述校园暴力问题的分析及案例举例，我在《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中也有具体分析，相关案例和新闻也可以在网上查到，在此也不详述了。之所以不详述，是因为如果具体展开讲，会占非常大的篇幅，并使本文及现在这部分叙述偏离我想表达的重点）

    不止我个人如此，许多仅仅根据家人证言而判为精神病并强制收治的行为，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家人毕竟不是本人，不是24小时生活在壹起，甚至长期分居不同地点，不可能充分完全的了解壹个人本人的精神状况和言辞真伪。而且医生和这些被收治者家人沟通时间非常短暂，很多也就几个小时甚至更短，怎么可能清楚完整的了解壹个人的精神状况呢？法院判案都需要旷日持久，而医生诊断就凭这几句证言？当然如果结合了被收治者在病房的表现，那就会好壹些。但是事实上，许多医生仅仅只靠被收治者家人的证言就长期关押，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以上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因为这些是非故意、非主观恶意的行为。真正可怕的，是壹些人因家庭矛盾，利用亲属身份诬陷家人为精神病，捏造事实，故意将家人送入精神病院；或者夸大家人精神疾病的严重程度，将普通的抑郁症、焦虑症描述为更有危险性的狂躁、精神分裂症等，然后将家人送入和监狱高度雷同的环境之中。再有的，是对于确实有精神疾病但是已经治愈可以出院的，家人却拒不签字同意出院，导致精神病已经痊愈或不需要再住院的被收治者继续被关押在精神病院。

    关于这个问题，在纽约大学法学院研究员，曾在中国担任过六年法官的殷驰教授，和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所长，也是资深中国事务专家孔杰荣教授共同撰写的《中国的精神卫生、强制收治和任意拘留》壹文中有清晰阐述：

    “根据《精神卫生法》的规定，两名精神科执业医师的诊断决定就足以另壹名患者被收治入院（而且可能是收治终身）……中国有许多被收治住院的精神病人在正常服药的情况下都能够正常生活，但却多年甚至终身被困在精神病院。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的壹份报告估计，世界上每四个人当中就有壹人在人生的某壹时点会罹患精神性或神经性障碍……若要出院，必须克服包括其监护人在内的多重困难……讽刺的是，第三个也是最常见的障碍，是家庭成员时常出于各种原因，对医疗机构做出的患者已经康复并适合出院的专业决定持否定态度。他们或拒不出面到医院办理出院手续，或试图反对可以出院的诊断决定。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正常生活被打扰，或有时在涉及例如遗产继承的案件中，他们也许希望可以继续享用本应用于被收治住院患者的财产……”

    而被家人诬陷或夸大病情送入精神病院或类似机构关押的案例，是非常多的。在社交媒体、各种网络论坛上时常可以看到这种事（例如前面我举的壹位女生因为和父亲吵架被送入北京安定医院的事件，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主流媒体上也有不少报道，包括央视的《今日说法》都曾经报道过相关案例。在此选取《郑州晚报》首发，被“民生观察”、“新浪河南”与知乎等多家网络平台转载的壹个案例，案例中壹位老板被前妻诬陷而被抓进精神病院，全文如下：

    “郑州汪飞（汪w桦）董事长事件

    编辑

    汪飞被精神病

    49岁的汪飞（化名）是河南省酒类销售的大腕儿，他经营著壹家酒业销售公司，自己是董事长。

    2012年7月20日，他早早来到公司，和员工壹起忙碌著生意。不知何时，壹辆救护车停在公司门口，车上下来6个彪形大汉，直奔汪飞而来。“就是他！”瞬间，汪飞就被几名彪形大汉包抄并按倒在地。还没等在场的员工楞过神，汪飞就被控制得严严实实，继而强行搜身，手机、劳力士手表等物品被全部掳走。“妳病得很重！”“我没有任何病，我没有……”不容分辩，汪飞就被强行架上救护车，拉到了郑州某精神病医院。

    等汪飞明白时，他已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医院戒备森严，他被绑在病床上。“我真的没有病，正常得很。” 被强行拉到这家“戒备森严”的精神病院后，只要有机会，他都极力向医生解释自己没有精神病，然而医生根本不听，反认为“病人”已失去理智，是不想配合治疗。汪飞说，进到医院，“我的手脚全部捆绑到病床上，腰间还系壹根绳子，这样的捆绑持续了24个小时”。住院后，医生、护士强行撬开汪飞的嘴巴“喂”药，还注射针剂。汪飞稍有解释或不配合，医护人员就打他。因为病房“与世隔绝”，他的活动范围仅限病房、楼道，里面都是穿著病号服的精神病人。没人可以沟通，也不准和外界联系。

     医院不放人

     2000年，他和前妻离婚，因经济问题他们发生过矛盾。

     汪飞的前妻“委托”精神病院把汪飞非法拘禁在精神病院。汪飞辩解：“如果我是精神病人，还会有人来找我做生意？”

     接受“救治”的第三天，趁有人到病房探望，汪飞多次乞求后，得到壹位病人家属的怜悯，给他使用手机。他的四弟小汪接到求救电话后，联系律师参与营救。当天下午2点，他们赶到了这家精神病院。折腾了几个小时，医院仍是不放人，小汪无奈报警。民警明确告知院方，凭直觉“患者”汪飞没有精神病。院方负责人和医生均声称没有家属，也就是汪飞的妻子同意，医院无权“放人”。

    “入院”第四天，小汪和律师再次来到精神病院，要求出院。但是，医院医政科长宋某、精神科主任王某仍解释，“谁送来的谁接走，必须要有汪飞的妻子殷女士到场才能放人”。“殷女士不是他的妻子，他俩早离婚了。”汪飞弟弟说。但是院方说：“他们是不是夫妻，医院不负责查实。”

     胞弟、公安民警、律师反复交涉，郑州某精神病院就是不“放人”。

汪飞知道这壹切都是前妻“设计”的， 可是，他不明白，医院为什么不做检查，单凭前妻的壹句话，就认定他是精神病人。“被精神病”80多个小时，医院逼他口服、静脉注射药品，并被无端捆绑、殴打，苦不堪言。

    小汪又向几家媒体反映，迫于各方面压力，当晚6点30分左右，已失去人身自由长达80多个小时的汪飞才获得自由。

诉讼和索赔

    为讨要说法，汪飞将医院告到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律师认为，精神病院非法收治正常人，限制汪飞人身自由80多个小时，严重侵犯他的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要求赔偿20万元。院方逼迫他吃药，并遭到无端捆绑、殴打，严重侵犯他的身体权、健康权，要求赔偿10万元；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共计40万元。并要求医院公开道歉。

    院方承认，后来得知汪飞和殷女士已办理了离婚手续，但当时，殷女士拿出两人的户口本表明两人还在壹起生活，而且她还和孩子壹起送汪飞来医院治疗。医院还举证说，“病人”汪飞不积极配合治疗，打骂医护人员，为稳定情绪，才给他使用了药品。根据精神病诊治流程只有送病人入院的殷女士才能签字，为其办理住院和出院手续。因殷女士壹直不愿出面才导致汪飞住院三四天。

    法院认为，精神病院仅凭殷女士办理的住院手续，就擅自派人将汪飞带往医院诊治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汪飞的身体权和自由权。

    最终判决，医院当面向汪飞赔礼道歉，并赔偿汪飞精神抚慰金3万元。

    2013年元旦前夕，收到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判决书的那壹刻，汪飞热泪纵横。

    说法

    精神病院收人谁说了算？ “医院凭壹面之词就能将人强行带走？”汪飞非常困惑。

    可喜的是，我国《精神卫生法》2013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防止医院和医生“错判”“误判”，《精神卫生法》增加了法律救济渠道，规定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认为行政机关、医疗机构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的，可以提起诉讼。”

    根据殷驰和孔杰荣两位教授的文章分析，《精神卫生法》是“可喜”的吗？看完他们所写的文章全文就会明白，该法不仅有重大缺陷，而且在中国如今的政治社会环境中，相对进步的部分也根本无法得到真正而普遍的执行。

    这位化名汪飞的先生是大老板，有金钱和亲朋好友，也有壹定社会地位，因此在朋友、警方和媒体的帮助下很快出院并且得到了壹定的补偿。而那些没有金钱、地位、人脉的呢？例如壹位知乎用户在问题“为什么没有受害者对杨永信进行报复”下的匿名回答，虽然点赞很少，但讲的很有道理（杨永信的网戒中心和豫章书院这些机构毫无疑问也是另类却也符合“精神病院”定义的监禁机构）：

    “因为“受害者”们能力不足，要是智商情商够的话，哪会和父母闹到被送进网瘾学校的地步。（间或声泪俱下哭壹场间或撒撒娇间或诚恳跪地恳求改过自新，人家吸毒多少年家人都舍不得送去强制戒毒的大有人在。）

    哪会连离家出走都做不到就被家里押送进网瘾学校。家里人要计划终极手段了少年们居然壹点不知道，反正不想读书了怎么不离家出走。出去洗盘子发传单当网管当代打也比被关起来（壹开始受害者可能不知道电疗那么痛苦）好吧。

     那些真正聪明伶俐有独立能力或者敢杀敢打的网瘾少年，是不会进网瘾学校的。受害的那些，没能力制定精密的复仇计划，没能力筹集万把块的活动经费，没足够的情商联络几个当年的“同学”并不被人发现，最主要也没毅力，只能网上打打嘴炮造造舆论。

    明知道自己仇恨的人在自己的壹亩三分地上活得自在得意。

    ……”

    所以，每壹个被曝光出的“汪飞”“被精神病”的遭遇背后，就有壹千、壹万甚至更多个没有被曝光、没有讨得公道、甚至永远都会被关在精神病院没有自由的“被精神病”的人。是的，是人，是天性自由的生命。而且很明显的，随著近年来新闻自由的日益收紧，对负面报道的压制越来越严，能够得到媒体关注和披露的“被精神病”案例只会越来越少以至趋近于零；得不到报道，甚至发不出声音的，则会越积越多，如万人坑里的骷髅，堆挤在地下永不见天日。

    就例如知乎上另壹个昵称为“飞g天空”在“如何在精神病院证明自己是正常人”问题下的回答，这个人几乎没粉丝，回答时间也很晚，因此本回答只有10个赞和7个评论，但我却看的心惊肉跳：

   “首先说结论:无法证明！！！我家小区对面就是市级的心理医院（群众口中的所谓精神病院）！没有图片没有故事，只有壹个简单的真事！

    这个医院不算繁忙，院区里大片停车位出租，所以我在里边租了壹个车位，医院后是壹大片绿地花园还有篮球场，附近社区居民晚上常去遛弯，所以医院里很多普通人往来（这是背景）。

    壹天周末中午我刚停好车，看见医院正门处几个人在争执，走进了看到是壹个中年男人，壹个略微年轻的女人，壹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人，围著壹个坐在轮椅上的中年女人。

    那中年女人对把著她胳膊的年轻女人说:我没病，别送我进去。

    那年轻女子敷衍著:嗯，妳没病，咱就进去看看。

    中年女子摇头，猛然起身想要离开！

    三人把她围住，死死拽住她。

    她哀求:我真没病啊！

    年轻女子转身进了医院，大抵是去喊医生了。

    中年女子对壹直拉著她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人说:傻孩子，妳把妈送进去妈就完了。

    她儿子目光茫然却并不说话。

    过壹会，医院里冲出几个推著急救车膀大腰圆的护工。

    女子被架上了急救车。

    其时，四周很多人在围观，议论纷纷。

    我曾问了壹句那女子身边的亲属:我看她不像有病啊？

    但没有人理会我……

    而除了我这句半疑问……至始至终，再没人帮她说壹句话，也没有人听她说壹句话，更没有人认真回她壹句话。

    因为大家认为她是精神病！

    尽管她打扮得体，言语清晰，思路也未见混乱，更不曾做出暴力举动，但她还是被送了进去。

而我始终记得她被人死死压在急救车上后说的壹句话，也是唯壹的壹句话:我完了！

    是啊，她完了！

    壹辈子被打上精神疾病的标签，壹辈子只要有自我情绪的流露，触及了谁影响了谁，就会被道德绑架:妳看，我就说她有精神病吧！

    而当时说完那句话，她就再也不挣扎了，这可能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吧……

无能为力，只有记录！”

    这样的事情，不知道全国每天、每月、每年，会有多少起。当然，这个回答赞和评论都很少，发帖者也几乎没粉丝（虽然连续几个月都有赞同、回答的轨迹，而不是死账号），真实性如何呢？看文中所说的情形，是符合如今中国大陆强制收治的现状的。此外，也没有看到其编造该故事的动机、没看到有什么利益相关。而且，这种没有几个赞、没有多少转发（如果在微博等可转发平台上），只有现实或网上只言片语的记录，才是普通人受难后舆论反应的常态。得到广泛关注的受害者，上了微博、新闻头条的，则是万里挑壹，不幸中的大幸了。

    在舆论相对自由的年代，壹些被家人诬陷而送进精神病院的案例得到了报道，从自由派的南方周末到代表官方的央视，这些影响力巨大的媒体都报道过，然而又如何呢？这么多年有什么改观吗？精神卫生领域的强制收治方式有改变吗？那个《精神卫生法》和差不多同时期颁布的《反家暴法》等看起来比以前有所进步的新法律，得到有力执行了吗？得到普遍执行了吗？有哪怕10%的受害者因之获益了吗？和习近平治下高压维稳、牺牲弱势的实际政治方针比，这些好听好看的空头法律又有什么鸟用？

    除了制度和法律的缺陷，还有保守文化下精神卫生理念的落后。我前面就提到香港东方式精神卫生体制的保守性，大陆自然更是如此。我认为，壹个人首先是他/她自己，而不是其他家人的附属品、连带物。因此，由其家庭成员决定送入精神病房治疗，本身就是违背当事人意志、侵犯人权的。哪怕壹个人有精神疾病，也应该在医院及中立的第三方科学判断并给予其本人充分申诉、辩护和选择权基础上，决定是否应该住院治疗、住院多久、何时出院，而不是由其家人决定。如果壹个人精神状况如何全凭其家人壹张嘴（或几张嘴）决定，医生完全听信其家人的壹面之词，这难道不是比证据不足情况下制造出的司法冤狱更具危害（也更荒唐）吗？而当医疗机构认为病人已经痊愈，不应该再需要其家人签字才能出院。他的病既然已经好了，有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当然要尊重其本人的意愿，凭什么还要由其家人决定其是否享有人身自由？如果不改变将被收治者与家人捆绑的精神卫生体制，那么强制收治制度就是家庭暴力的帮凶、亲属构陷的工具。此外，对于那些亲人亡故、与亲人离散的精神病人或者疑似精神病人，又如何对待呢？没有家属，就要永远被关在精神病院吗？

    关于精神卫生制度和理念的弊病，在此就暂时只讲这么多。我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后面还会再分析。

    6.壹次医生严重疏失险些让我在精神病房又多关押壹到两周

    女陈医生和我父亲、姑姑通完电话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她告诉我，她已经和我父亲、姑姑通了电话，了解了我的情况。我问她我何时能出院，她说要等我父亲和姑姑来香港之后。我非常惊讶。因为我父亲此前明确告知我他不会来香港了，我姑姑更不可能来香港。他两个都来了，我奶奶谁来照顾？我们家又请不起家政，也不放心请便宜的家政人员。我又问她，我家人确定要来？女陈医生说，他们说要来，只是证件有些问题，需要等待。我当时整个人脑子就晕了，因为这和我从父亲那里听到的完全不同。沉默之后，我说那好吧，我就等他们来。

    出了会见室，我立马准备给冯女士打电话。我忍著急躁等前面的病人打完电话，拨通了冯女士的号码。我告诉她，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突然又要来香港了。她说如果来也好啊。我说，问题是我父亲以前说不来了，现在为什么又要来？我请求冯女士给我父亲打个电话或者发短信问问，我父亲究竟来不来。我也告诉冯女士，我和我姑姑有激烈的矛盾，是不是她从中作梗，给医生说要来，然后故意耽误我出院？我对这些壹概不知，只能在病房里猜测（当然这些又不能给医生说，说了这些猜疑她只会认为我在发病）。冯女士说她会问的。然后我道谢挂断了电话。

    我整个人处于焦虑不安之中。因为我无法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监禁的壹个危害就是信息的隔绝。在这封闭病房里，我无法与父亲联络，也没办法干预到外面的情况。难道真是我姑姑故意搬弄是非、破坏我正常出院？或者只是发生了误会？也或者我父亲真的改主意要来？或者中国大陆公安人员已经干预过了？与外界隔离的环境，让我对事情真相壹无所知，脑子壹团乱麻。我只能指望冯女士早点问清楚。

    后来我想，干脆求壹下护士拿出我的手机，直接问壹下我父亲。然后，我找到壹位年龄约50岁的护士（他工作牌反著，看不到名字），我告诉他，我父亲对我说不来香港了，而我又听医生说我父亲要来，所以我不确定怎么回事，希望给父亲打个电话问清楚。他说手机在存放病人物品的柜子，不方便拿。我说我情况特殊，联系父亲需要用自己手机打长途，所以护士把我手机放护士站了。他说他会看看。然后他看到的确在护士站抽屉里，于是他同意我打电话。

    我开机拨号，然后打开免提，以便让护士听到（我猜测我父亲很可能不会来，估计医生搞错了，所以打开免提让护士作证，后来证明这个做法很对）。然后父亲接了电话。我就问我父亲医生大概问的情况，他就把我前面已提到的那些回答告诉了我。他说他告诉医生的是，我（王庆民）的港澳通行证要到期了，家里有病人，去不到香港，让我自己回去。此时我立即示意那位护士注意听，然后我告诉父亲，医生误会了，以为妳要来。我父亲让我再给医生重复壹下，说他去不了了，然后告诉医生我（王庆民）思维很清晰，不会自杀，让医生允许我出院。我说好的，然后挂断电话。因为我开著免提，站在护士旁边打电话，整个内容那位护士都听的壹清二楚。

    我立即对那位护士说，妳都听见了吧，我父亲并不会来香港。他说听到了，会记录下来告知医生。我说我需要看壹下他的名字（否则如果医生不信，我找谁作证呢？），希望他把工作牌翻到正面。他壹开始觉得不必要，我请求了好几次，他才同意。我看到他名字叫李w拱。我担心他没有清楚记录或者医生不相信，所以再三叮嘱他转告医生通话的具体情况。因为我从父亲这里听到了和医生不壹样的说法，而且我父亲的消息有利于我提前出院，所以我说话和表现有些激动、兴奋（我当时也就是看起来很高兴，语气兴奋些，并没有做任何激烈举动，连声音也是正常音量）。他要我不要激动，否则医生看到了就认为我情绪不稳，不让我出院了。我只好压著兴奋，尽可能不表现任何高兴情绪。这也是很讽刺的事情，连表达正常情感都不行。精神病房里的规矩时刻都在提醒这里是精神病房，住院者不许拥有正常人理所应当拥有的各种权利，包括表达喜怒哀乐。即便笑出声音、说话语速快壹些激动壹些，都是被看成情绪波动、不正常的。

    那么医生为什么说我父亲要来香港？很明显是医生听错了。这个肯定和口音差异有关。女陈医生是香港人，平常多使用香港话，普通话属于“外语”。而我父亲则是说的河南方言或者不常用的跑调的普通话，然后双方口音差别就很大了。女陈医生对普通话的掌握，就像中国中等水平大学生对英语的掌握，说的很流利，也完全听得懂纯正的英语，但是听英语方言就不行了。所以女陈医生就听错了。具体哪里听错，我估计是我父亲说“通行证到期了”这句。他是指我在香港滞留期限到了（我父亲当然不能准确说出“滞留”之类名词），然后女陈医生听成我父亲的通行证到期了，以为要办证之类以便于来香港。我父亲说要我出院之类的请求她肯定也没听清楚，导致错误没有得到纠正。此外，我父亲中风后，听力下降、说话也不很清楚，可能会答非所问，也会影响医生理解。这件事也证明，医生和我父亲的沟通质量不佳，甚至出现误听。在沟通质量如此低下，甚至出现听错我父亲来港与否这种低级错误的情况下，医生如何能从我父亲那里清楚的了解到我的精神状况和过往言行？如果从我家人那里听错的是关于我的精神状况和言行，那是不是会导致误诊？

    即便只是听错我父亲是否来港，也已经算是医疗事故了（我不知道从法律上这是否可以判定为医疗事故，但潜在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如果我不及时联系父亲，而是等我父亲久不来港才发觉，或者冯爱玲女士下壹次探望时才联系到父亲，那就会严重延误我出院的期限。如果我没办法联系到父亲，完全等医生看我父亲不来才重新联系，那会拖更久。而且即便我联系了父亲，听到了他不来港的消息，在没有护士作证的情况下，医生肯定信她的耳朵而不是我的转述，说不定以为我“妄想症”呢。然后我只能等她下壹次联系父亲（我请求她联系她当然不会听，至少壹星期内很难答应；答应了又得等和社工安排协调）。因此医生的误听导致我多在病房呆壹到两周甚至更长，是完全可能的。

    那位李护士安慰我，说妳早晚都要出院，即便搞错了也没什么，最多也就在医院多待壹两周。我心想，如果壹个被拘留15天的人，因为监狱失误多关了壹星期，他要受多少罪？按规定应该如何处罚失误的狱政人员？精神病房和医院壹样，都会让人丧失自由。至少对我来说，丧失自由是非常痛苦的（我相信对大多数人也壹样）。再说，如果因为多呆壹段时间，因为精神病房糟糕的环境，把我真逼疯了，我忍不住发起火来，仅仅做壹些在正常环境下不算很严重的行为（如大街上吵架、轻微肢体冲突的行为），那就恶性循环出不了院了。这样的后果比在看守所和监狱更恶劣。难道不是吗？总之这绝不是什么好地方，多呆壹分钟都没好处。还是前面那句话，让医生和护士与我换换位，他/她们住在病房被各种管制，吃饭睡觉整齐划壹，每天穿著病号服无所事事、趿著拖鞋来回踱步，看看他/她们感觉如何。因医生疏忽大意，变相“非法拘禁”的行为，后果、造成的伤害是很严重的。但这位女陈医生和护士居然不当回事。而病房其他医护大抵也是这样想的（难道会不壹样？）。

    在此举出知乎问题“精神病院中发生过哪些令人细思恐极的真实事件？”中，壹位叫“惜h”的用户的回答（该用户迄今获得4100多赞同、370多感谢、270多收藏，该回答获得4.1k赞、375感谢，283评论，这是她最受欢迎的壹篇回答）：

“22岁入院 

由于在家常态是闭著眼 不说话 流眼泪

被强制性用塑料胶布绑住腿 当时只穿秋衣秋裤 头发很脏 塞在后排座 连夜开到南京脑科医院

没有心理咨询 没有医生面诊

直接把我丢在医院住院部

晚上精神分裂的 幻听躁狂的 从小智障的 …

各讲各的 很大声

刚进院都要被绑起来观察

我被绑在床上

这样的环境让壹个被监护人认为是有抑郁症的人 怀疑所有的壹切 丧失安全感 充满绝望

…

见到许多不同病症的人

都是世间特别的人

细思极恐的事的体会是 人很孤独 无所不在枷锁之中”

    即便没有直接的虐待，投入这种环境，本身就是可怕的事情。甚至比监狱还没有自由，被捆绑、被当做“非正常人”，甚至就是“非人”。此外，这些病状较轻甚至只有普通抑郁的，还会被重病患者“交叉感染”，恶化精神状况。普通人和重症精神病人在壹起都会受不了，何况精神相对脆弱的抑郁症患者。我在香港遭遇的比这轻壹些，但被捆绑、丧失自由、和有著各种明显不正常言行举止的人在壹起，怎么可能不恐惧、焦虑，这是在治病，还是逼人得病、发病？

    因此，东区医院医生听错我父亲的陈述，难道算不上医疗事故吗？是不是和其他内外科壹样，给住院者/病人带来了潜在损失？然而会有谁被追究责任呢？即便中国大陆，出现司法冤狱、在监狱和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哪怕关15天，原则上也可以获得国家赔偿，责任人也可能受到处罚；如果在精神病院，无论关多久，即便最后证明没有病，绝大多数也会不了了之，壹分钱都不会赔偿、壹个人都不会处理。这种“误诊”或者说工作失误与普通内外科诊疗不同，带来的不是清晰可见的损失而是隐形损害，造成的损害不易被外人发觉和量化；而更糟的是，住院者在入院时就被贴上了“精神病人”的标签，他/她们的指控很难像普通人那样得到采信。这和我在前面评论“屯门医院伤害老人致死事件”中提到在精神病房发生的虐待事件无法与普通科室发生的纠纷壹样去投诉，是壹个道理。所以，哪怕耽误了壹两个星期，甚至更久，也会不了了之。

    （当然，数月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玛丽医院和东区医院真正的恶劣行为，这耽误壹星期相比而言都几乎完全不算事了）

（四）出院前的经历与波折

    1.医生劝阻我维权；对大陆利用精神病院迫害维权者的案例举例及分析、引述相关权威文章和调查报告

    和我父亲通话之后，我的出院问题终于提上日程。

    确认我父亲不会来香港后，我又见到了女陈医生。关于误听问题，她只说已经知道我父亲不会来了，根本不提她自己听错的事，更没有认错、道歉。对这些医生而言，估计她/他们认为住院者大抵都是“病人”，没必要当公民来尊重的，也不觉得她的疏忽导致我可能多关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算什么严重的事。至于责任问题，她脑子里恐怕完全就没有，作为医生并不比市井民众有任何更高的道德和责任心（虽然地位越高职责越重，责任也应该越大）。以回避掩饰了过错后，她就开始与我具体谈论关于我出院及出院后的问题。她问我出院后是否还继续维权，我说我会采用温和的方式（其实我自杀前也是采取温和方式维权的）。她说，能不能把这些事情放下来，重新生活，意思是不赞同我执著于维权。我说，我是希望通过把我的事情发到媒体上，然后进行呼吁，让社会公众关注、了解这些校园暴力受害者遭受的苦难；希望能够把受害者组织起来，互帮互助，也就是用建设性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仇恨和破坏）。在出院前夕的几次谈话中，她多次建议我放下过去，放弃维权。当然，这从她的角度无可厚非，因为她通过和我父亲联系，误认为我遭遇的校园暴力情况并不严重；而她的“职业责任”，是避免我出院后再做出过激行为如自杀。她认为我再次维权就可能再次做出过激行为，因此劝阻我不要维权。我担心如果我说要坚持维权她不让我出院，只好说我会放下过去、找工作、重新生活。

    我对这种劝阻的看法是，他/她们根本不了解受害者遭受的痛苦严重性和现实处境。对于我的个案，几位医生（包括前面提到的玛丽医院的）也没有理解我的维权与呼吁中包含的诉求的必要性。关于我的维权动机和目标，在本文第壹章已经有详细阐述。我因受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伤害，身心遭受严重创伤、前途毁灭，无法正常学习和工作，怎么可能壹笔勾销？而且除了维权，我也没有别的路可走。说句不好听的，妳们这些医护人员能替那些校园暴力加害者弥补我的青春、学业及其他连带损失吗？能帮助我恢复锦绣前程吗？即便不说那些巨大的伤害，哪怕能给我几个月生活费让我渡过难关吗？妳们100%不能，妳们只是把我关起来让我受罪，还浪费香港纳税人的钱。所以为什么要阻止我维权？

    更重要的是，我所做的事和追求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媒体报道、政府重视、知名人士参与，引发社会各界对普遍性（而非个案）的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问题的关注，推动制度化法治化防治措施的建立与执行，保护、救助、补偿受害者……总之，我是用正大光明的手段，呼吁用建设性的方式解决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问题，是在做好事、实事、进步的事。为什么做好事也不可以呢？我不是害人而是在救人，是在为同病相怜的受害者护权利争权益、避免未来的孩子们重蹈我和许多受害者的悲惨覆辙。为什么要阻止我做这些必要而又稀缺的事情？张平宜救助麻风病孩子时、高耀洁呼吁关注艾滋病问题时，应该阻止吗？难道要劝她们“别去救人”、“不要呼吁”吗？

    香港的精神病院/精神病房的医生对于维权者只是有所劝阻，即便客观上有问题，主观上并没有恶意，甚至她/他们还自以为是好意，医院对于维权者也不太会随意收治（我毕竟有自杀行为，哪怕后续治疗也有许多不合理的）。但中国大陆则完全不同。通过将维权者、上访者、民运社运人士、各种异见人士关进精神病院，以打压维权活动和社会运动，已经成了中国大陆地方政府频繁使用、中央政府默许和纵容的惯常手段。而习近平上台以来，这种“被精神病”手段变本加厉，且在高压维稳、新闻管制的状况下，受害者欲逃无路、求告无门。

    在此举出维权新闻网站“民生观察”（因中共的打压，网站在中国境内无法看到，除非使用VPN）对湖北枣阳被精神病人卫秀云的采访作为典型案例（重点内容用粗体标出）：

“《专访湖北枣阳被精神病人卫秀云》

作者：民生编辑1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8-08-29 23:19

采访对象：卫秀云（女）

时间：2018年7月24日

地点：湖北省枣阳市沿河西路

    共产党壹党专权下，壹些手握公权者借“被精神病”来打击报复维权者，来解决影响地方稳定大局的“不稳定者”，这壹现象已经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更是壹种野蛮的非法手段。强行“宣判”壹个健康人为“精神病人”，反映出公权力不受制约下对公民私权的肆意摧残和践踏。对涉及私权的公权力使用，仅仅依靠立法禁绝公权力为心术不正的当权者所用，无异于空中楼阁平地起、镜花水月思中存。必须从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顶层设计上予以有效制衡，才可能将公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去。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变饮鸩止渴式的公权力对私权的粗暴侵害，有效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不断增强民众的安全感，实现公权私权并行不悖基础上的和谐稳定、长治久安。

    本网获悉，湖北省枣阳市太平镇会计卫秀云（女），因坚持揭发单位领导向下级部门索贿问题，被镇领导和维稳警方多次送进医院精神科“强制治疗”。2018年7月24日，本网志愿者来到湖北省枣阳市找到了卫秀云，对她做了壹次被精神病情况的专访。

全文如下：

志愿者：卫秀云妳好！据枣阳维权人士白建强介绍，您因为常年举报镇领导的索贿问题，多次被政府维稳部门送进精神病院关押“诊治”，我们想对这壹情况做壹个了解，对妳做壹次专访可以吗？

卫秀云：好的，我愿意接受采访，希望大家关注我的悲惨遭遇，希望大家帮助我进壹步维权。

志愿者：请问妳是为什么事情被地方政府送进精神病院“诊治”的？是什么人送妳去的？

卫秀云：我原是枣阳市太平镇的壹名会计，因镇政府时常向下面的村委会索要数额不菲的财物，而我家也是村民出生，深知各村委的艰难，所以就于2004年开始举报镇政府的腐败行为。但是，不曾想我的举报非但没有人查处，反而被上级透露给了太平镇镇政府。事后，镇政府就把我调离了岗位，并且时常对我威胁恐吓，为此我就开始到襄阳市和北京信访局上访，之后镇政府就将我列为稳控对象，多次将我非法拘禁在家阻扰我出门信访。我第壹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关押是在2005年的元月3日。

当天，我们太平镇的镇政府工作人员马伟（音）带领多人，以帮我解决问题为由把我骗到湖北省武汉市，到了武汉市他们几人就把我押送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交给医院关押。期间，医院的医生问我们镇政府工作人员说：“她真的是精神病人？”镇政府人员说：“她很偏执，喜欢上访告状，所以不管妳们医院要多少钱，只要妳们给她弄壹个精神病（病例），我们就长期把她关在这里，妳们医院可以创收，我们镇政府也可以防止她去北京上访。”事后，我就被关在这家医院里壹天，次日该院的壹位领导来查房，发现我不像精神病人，就要求医生为我做壹次精神疾病体检，体检的结果显示，我的精神状态在正常范围（有检查结果证明书）。医院院长得到这个消息后，就立即通知精神病科室的医生说：“赶快通知镇政府让他们24小时之内来把这个人领走，如果镇政府不来领，就通知她的家人来领，这样伪造事实把壹个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是很严重的违纪问题，如果被曝光，我这个医院院长恐怕都当不成了。”后来，我的哥哥接到通知赶到医院来把我接出了医院。我和哥哥返回枣阳市后，我又开始继续上访举报。

上访期间，我又多次被镇政府人员和警察非法绑架、拘禁，时间最长的壹次是枣阳市维稳警察把我拘禁在北京的壹个收费室内长达七个月之久。

志愿者：妳此后还有没有再被关精神病院？

卫秀云：有。大约是2006年1月4日，我们镇政府的壹名工作人员突然通知我说“妳举报成功了，政府和检察院决定给予妳奖励和补偿，妳赶快到检察院去办手续。”，等我到了检察院门口，镇政府的几名工作人员就壹哄而上，把我绑架到了襄阳市精神病院关押“诊治”。期初，是镇政府人员的几个人把我推进医院的，进了医院后，又由医护人员管控我，他们很快就抢走了我的随身物品，然后扒掉我的外衣和皮带、鞋子，把我捆绑在壹张大铁床上，开始给我强行灌药，而我就拼命反抗，他们就使劲的把我的双手勒紧，直到把我捆绑了六天六夜无力反抗后，他们才给我松绑。松绑后，我的双手已经被肿胀麻木，失去了正常功能，时至今日都没有恢复，12年了，我的双手依然严重红肿疼痛，完全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基本残废了。还有，他们接连6天给我强灌不明药物，导致我的眼睛出现病变，长期流泪。

志愿者：妳知道绑架妳去精神病院人员的姓名吗？

卫秀云：知道，是太平镇党委书记王兴国（音）以及妇女主任等党委委员6人绑架我到精神病医院的。

志愿者：妳还记得那家精神病医院的名称吗？

卫秀云：记得，是湖北省襄阳市“安定医院”（音）的四病室。

志愿者：医生有没有给妳检查妳是否患有精神类疾病？

卫秀云：没有给我做检查，医院伪造了壹份病例说我有精神病，并且医生还多次恐吓我说：“政府把妳交给我们，就是要整治妳喜欢上访告状的毛病。现在，我们把妳和疯子们关在壹起，妳怕不怕？看妳还上访不上访了？”

志愿者：妳在医院里有没有被殴打的情况？

卫秀云：有啊！他们接连六天给我灌药，而我拒绝服用这些不明药物，这时医护人员就会揪住我的头发，打我的脸，然后捏住我的鼻子，再用筷子撬开我的牙齿往嘴里灌药。有壹次，我咬紧牙关坚决拒服，他们就拿来壹双筷子强行撬我牙齿，结果把我的壹颗门牙都撬倒了，嘴唇也撬破了，鲜血直流他们也没有住手，接著他们把筷子插进我的嘴里乱撬，直到撬开我的嘴把药物灌完才放手。灌了药以后，我就开始慢慢晕厥过去，毫无知觉，就连大小便都失禁了，醒来后我发现床上满是污垢，呼叫医护人员给我松绑清理，他们也不肯。直到现在，我的这壹颗牙齿都没有恢复，牙齿已经变黑还经常流血，我的嘴唇到现在还有壹块明显的黑色伤疤。

志愿者：妳跟精神病人住在壹起有什么样的感受？

卫秀云：医生把我和十几个女精神病人关在壹起，这些女病人有老有少，她们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她们会时常突然大喊大叫，或者突然高声唱歌，特别是在半夜里她们也会有这种情况，非常恐怖。还有壹些病人会将床被蒙在头上到处乱跑，跌跌撞撞，让人难以入睡。也有壹些病人会突然龇牙咧嘴，像是要打人的样子，我很没有安全感，精神高度紧张。我觉得，镇政府把我关在精神病院还有另壹种企图，就是她们想以此来恐吓警告我，让我以后不敢再去上访。再有，她们把我送进精神病院“诊治”并伪造病例，这样她们就可以说我是壹个精神病人，以后我的上访举报行为，就会被认定为无效信访。

志愿者：在妳被关精神病院之前，妳的日常生活都正常吗？有没有在医院查出患有精神病？有没有暴力自残或殴打伤害他人的情况？

卫秀云：在我被关精神病院之前，我的日常生活壹切正常，从来没有查出过我患有精神类疾病，我们家族也没有精神病遗传史，我也没有暴力自残和伤害他人的情况，我与工作单位的同事及邻居都相处的不错。

志愿者：妳最后是怎么出来的？

卫秀云：是我被关了六天六夜，我女儿的爷爷得到消息后，专程赶到襄阳市“安定医院”强烈要求放人，不然他也要去上访告状，我们镇政府怕事情越闹越大才通知医院放我回家的。

志愿者：经历了被关精神病院的折磨，妳此后还敢去上访维权吗？

卫秀云：刚被放出来的壹段时间确实有心理阴影，心有余悸，毕竟在里面被捆绑了六天六夜备受折磨。但是，随著我对法律知识的学习，我开始克服了恐惧，我觉得应该感到害怕的是那些违法犯罪的政府人员，而不是我。之后，我在家调理了壹段时间，修养了壹下身体，而后就又开始踏上了上访维权之路，时至今日我依然在坚持上访举报，目前我已经取得了壹些胜利，这就是枣阳维稳部门已经答应给我和女儿被他们殴打赔偿三万元钱。

志愿者：妳的女儿也被维稳人员殴打了吗？

卫秀云：是的，我女儿在北京上大学，有壹次我躲过维稳人员的监控跑到北京准备上访，枣阳市的维稳人员就追到了北京市，但是他们壹时找不到我的人，就找到了我女儿的学校。到了学校，他们谎称是镇政府给我女儿送助学补助的，以此把我女儿骗出了学校，我女儿走出学校后，他们就把她拖到壹处偏僻处拳打脚踢，把我女儿打的遍体鳞伤。此后，他们就要挟我女儿拨打我的电话求救，我接到女儿的电话后赶忙跑来，结果，维稳人员就把我强行绑架回枣阳拘禁了很多天。事后，我要求他们赔偿但遭到拒绝，为此我又多次上访投诉，最后经过我多年的努力，他们最终答应赔偿三万元。虽然他们对此事做了赔偿，但他们对其他的迫害行为却没有赔偿，所以我还是要坚持上访举报。

志愿者：好的，谢谢妳接受我们的采访，祝妳早日维权成功！

卫秀云：也谢谢妳们的关注，希望社会各界给予我帮助。谢谢”

    中国各地政府将维权者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关押的行为，在近年来已经普遍化、常态化，成为政府官员和精神病院管理者乃至医护人员心照不宣配合默契的潜规则，成为维稳体制的组成部分。因此，像卫秀云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仅仅“民生观察”网站“被精神病”壹栏就有近500条信息，涉及200-300名维权者。而在另壹个维权网站“维权网”中，也有129条信息，其中的壹些可以与“民生观察”网站的信息互相印证。更可怕的是，由于以下种种原因，能得到披露的“被精神病”事件，只是中国大陆比司法冤狱还可怕、更无法申冤的“被精神病”案例的冰山壹角：上访者遭受政府打压壹盘散沙很难联合、信息闭塞、普遍没有较高知识文化水平（这壹点对于写作和口述的质量有关键影响），很多“被精神病”的维权者没有能够与维权网站等取得联系，即便联系上也表达不清情况；政府对新闻自由打压异常严厉，维权网站维护人员被抓捕（例如报道该案例的“民生观察”网站负责任刘飞跃就被抓），采访报道维权者“被精神病”案例困难；政府和精神病院普遍抵触媒体采访……

    在这个案例中，受害者卫秀云仅仅是因为举报贪污腐败，就被政府两次送入精神病院，并在医院遭受残酷虐待，饱受创伤，还留下了后遗症，无法正常生活。但某种程度上，她还是幸运的（其他更多的人是不幸的）：1.她第壹次被关在精神病院，医院因担心被媒体曝光而释放了她。而时间是2005年。那时中国新闻自由度较高，各种侵权事件、维权事件较多的被曝光（例如广播和电视节目经常通过暗访，调查和播报地方政府的种种劣迹），精神病院及医护人员受到壹定程度的监督和制约（虽然依旧有“被精神病”危险，例如她2006年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就无媒体报道）。而2013年至今，已经没什么新闻自由了，负面报道被大规模封杀，揭露政府黑暗面报道更是寥寥无几，所以这种“被精神病”事件很难在大陆媒体传播。而海外的/防火长城外的网站在中国大陆影响力极小，绝大多数民众看不到，在这些网站或媒体曝光，对官方和医院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影响。2.她的家人壹直支持她，并且千方百计的营救她，在她公公的“闹”和坚持下，她才得到释放；她哥哥也帮助她。但从整体上看，许多家人因为感情冷淡、家庭矛盾及政府逼迫，对因维权“被精神病”的家人不会去救、不敢去救、不尽力救（更不用说那些主动把家人送进精神病院的了），都会导致受害者长期甚至终身被关押在精神病院。而那些永久性被关在精神病院的维权者，更易受医护虐待（因为不怕他/她们说出去），也永远没有机会诉说苦难和申冤了。还有壹些没有直系亲属、形单影只的，就更悲惨了，被抓进精神病院往往根本无人知晓，有人知晓也因不是亲属而无权要求医院放人。

    在此列举壹部分中国“被精神病”并被关押/曾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维权者或政治反对派人士：罗映华、李金平、钱进、胡荻、焦延寿、王群凤、钟亚芳、林秀丽、徐武、鲍俊生、耿兆红、韦朝芝、张军、王培剑、王国印、屈良富、邢世库、陈翠玲、王志锋、朱汉、李小萍、许大金、张治、张文和、曹孙忠、何芳武、彭兰岚、张海彦、朱明霞、孙立勇、都玲、施根源、宋再民、刘伟、马胜芬、黄枚芳、尤宝芬、沉佳君、朱广花、潘显阳、辜香红、夏付年、汪荷娣、陆立明、丁建勇、邓光英、蔡应兰、任迺俊、李本凤、潘斌、张起、王守安、陈碧香、张吉林、刘刚（非为六四学生领袖那位）、曹继月、杨志祥……他/她们中有些完全没有精神病，精神状况正常；有些因为蒙冤受屈、维权受挫、被打压迫害，贫病交加，导致焦虑抑郁恐惧或别的精神疾病，但是并没有自杀或伤人等危险行为及意图，不需要被关押起来封闭治疗；即便有个别的确有较严重的精神疾病，治愈、病情缓解了也应该被允许出院……但是他们大都被非法关押，而且无论关押还是释放，往往都是不合程序、需要家人或维权界难友费尽周折或求或闹，才可能救出。即便被允许出院，往往也是由政府而非医院决定。当然，他们还是相对幸运的，因为得到了舆论关注（没有得到关注的自然上不了维权网站），而且其中有壹些人地位和知名度很高，如作家、学者/大学教师、维权领袖/著名维权人士，容易得到关注和声援，所以他们中壹部分已经获释。而没有被披露的，不知道姓名的，都是没有知名度的维权者、上访者，他/她们恰恰被关押更长久、受难更严重，或许永远都要被关在精神病院，受到折磨也无人知晓。当然，在许多县市，人们或多或少都知道这样的壹些事，在知乎和微博上时不时能看到类似评论。但由于言论控制尤其删帖、禁言、封号，所以大多数事件不为人知。即便爆出的也往往没有具体的姓名、地点及基本情况。于是，壹个个鲜活的生命，毁灭于精神病房的牢笼中。

    关于中国泛滥的“被精神病”的状况，在前面已提及过的“纽约大学法学院研究员，曾在中国担任过六年法官的殷驰教授，和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所长，也是资深中国事务专家孔杰荣教授共同撰写的《中国的精神卫生、强制收治和任意拘留》”壹文中有著精准的分析和批判：

    “在中国，每天至少有上百人被精神卫生机构强制非自愿收治入院。在这些人当中，有的是通过其所涉案件的刑事程序。毋庸置疑，对壹个严重罹患精神障碍的患者是否收治，如何收治及收治多久，是壹个日益严重的世界性问题。在政府采用多种方式对公民进行拘留的中国，这些问题已被证实尤其严重。

    ……

    在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强制收治方面，任意拘留的可能性很大。就此，中国在保护公民人身自由方面仍大有可为。尽管《刑事诉讼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规定不尽完善，它们至少旨在分别为所谓的犯罪分子和违法人员提供壹些基本的保护。就算那部新出台的令人心畏的《监察法》--虽然与精神卫生强制收治毫无关系--授权壹个新的国家机构对政府官员或者国家相关管理人员因涉嫌各种不当行为而进行留置（尽管该期限很长）。但是，中国政府利用精神病院以及其他不太惹眼的壹些机构，包括针对吸毒和卖淫人员的强制戒毒中心、收容教育所、“政治再教育”基地和“黑监狱”等，利用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的方式，对公民进行任意拘留的做法，已经受到广泛批评。

    ……

    目前，在中国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程序中，没有属于真正中立的第三方的壹席之地。根据《精神卫生法》的规定，两名精神科执业医师的诊断决定就足以令壹名患者被收治入院（而且可能是收治终身），无需听证或者司法许可。因此，沿袭前苏联的模式，精神病院应官方要求对个人进行强制收治已成为打压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分子的便利手段。根据中国壹非政府组织“民生观察工作室”最近的壹份报告，中国的医疗界“在对批评政府的人士以精神障碍需要住院为由进行拘禁方面，继续向官方妥协。”

    《精神卫生法》本身也因为过于宽泛而难以适当贯彻。“精神障碍”是该法规范的疾病。令人遗憾的是，该法却将其模糊的定义为“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感知、情感或思维等精神活动的紊乱或者异常，导致患者明显的心理痛苦或者社会适应等功能损害。”尽管该定义外延宽泛，毋庸置疑，并非所报道的这全部1亿多遭受不同程度精神问题困扰的中国人都需要非自愿住院治疗。正当程序在如此重要的决策过程中的缺席，仍会损害数以百万的人们免于被任意拘留的基本自由权利。”

    同样，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撰写的《“最黑暗的角落”--中国精神病非自愿收治滥用报告》也对中国“被精神病”情况的泛滥的原因作了细致的分析（也附有许多个案佐证）：

    “2011 年 4 月的壹天，凌晨 2 点，徐武撬开窗户，通过铁栏之间的缝隙，从武钢职工二院精神科的监护病房里逃脱。四年之前，徐武所在的单位与警方壹起，违背他的意愿，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直到他逃脱。

    徐武说，他没有精神病，而是因为向政府部门投诉他的工作单位而被强制收治的。但是，他被医院诊断为患有“妄想症”，并且症状在四年内没有丝毫减轻。在成功逃脱后，徐武到广东参加了壹档电视节目的录制，讲述了他被原单位迫害和被强制收治的惊心动魄的故事。离开电视台时，徐武在南方电视台大院内被7名操武汉口音的男子(其中壹人声称是警察)塞进壹辆出租后离开。徐武随即被带回了精神病院，但却由此引爆了中国精神病强制 收治的舆论风暴。在网络上，人们对他是否有精神病，以及医院、武钢和当地公安机关在将他关押在医院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法律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的精神病非资源收治制度就像个黑洞。壹个公民仅仅因为有精神病，甚至仅因其家 庭成员、雇主、公安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声称他有精神病，他/她就可能因此而无固定期限的“消失”掉。

   据官方估计，中国每年有 80 万人被送进精神病院。 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像徐武壹样，是被强行收治的。医院接收这些人后就禁止他们离开，除非那些决定将他们收治的人(送治人) 同意他们出院。在医院里，病人作决定的权利被剥夺，除非医院或者送治人也同意该决定; 后者还在法律上被医院视为该病人的“监护人”。被强制收治的病人还要接受药物和电击在 内的强制治疗。中国的法律法规目前并没有对病人的精神状态以及收治的合法性进行独立审 查的规定，病人也没有请求司法复核和委托律师的权利。病人与外界的通信权利在通常下也 被剥夺了。

    非自愿收治制度滥用背后的原因

    不健全的法律制度以及司法不独立是目前非自愿收治被滥用的主要原因。中国目前还没 有壹部专门保护精神障碍者群体的法律。尽管有若干部全国性法律涉及到了非自愿收治的某 些方面，例如《刑法》、《警察法》等，但相关条文不仅用词模糊，对非自愿收治的具体情形和程序也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壹些地方立法机构也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对非自愿收治进行规范，但是这些法规对非自愿收治的情形的规定过于宽泛。此外，目前不管是全国性法律还是地方性法规，都没有对收治程序中的司法复核作出规定。壹旦病人提起对医院或者送治人的诉讼，法院往往不愿意处理并为非自愿收治的受害人提供有效的司法保护。

中国政府于 2011 年 10 月发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但草案提交人大表决的时间尚 未确定。从表面上看，该草案对当前违反《公约》的强制收治制度做出了修正。

    精神病非自愿收治被用于政治目的

    当前的非自愿收治制度极易被滥用。那些有“门路”(包括权力和金钱)的人可以通过 强迫或付钱的方法让医院拘禁他人，以此作为惩罚或让他们“禁声”。这些做法却往往被免于处罚。2002 年，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发布的调研报告表明，强制收治被政府用于政治目的，主要被用于对政见异议人士和法轮功学员的拘禁。十年之后，精神病收治制度被出于类似政治目的的滥用仍在继续。当前很多被强制收治的人是上访者、异议人士或活动家。在这些案例中，那些让政府官员恼火的人，包括向上级机关上访的人或发表批评政府言论的人，被送往精神病院作为惩罚。

    与此同时，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部分精神病院的私有化管理也加剧了这种滥用。壹 些富有的人可以付钱给精神病治疗机构，将他们想“摆脱”的人、近亲、员工等监禁或者强制治疗，监禁和治疗的时间长短取决于送治人的能力和意愿。在部分案例中，送治人同意付钱给精神病院，让医院收治其“有精神病”的亲戚或者员工。在接到送治人的指示后，医院的职工甚至会跑到大街上将送治人的亲戚或员工“抓走”。随著政府部门维稳经费的日益增加，公安部门开始付款给精神病院，由医院对当地的“麻烦制造者”进行变相监禁，精神病院也因此从中受益。……”

   （这份报告附有许多具体案例，每个个案也都有相对详实的讲述与分析，随便壹个个案都如冤狱般残酷，有些案例中精神病院的恶行与司法机关的不作为的细节令人发指。篇幅所限，在此不引述（在前后文需引述的地方，我会引用部分案例）。看到本段且需要了解“被精神病”造成的更具体的危害及相关案例的，可以在Google检索“《“最黑暗的角落”--中国精神病非自愿收治滥用报告》”，即可以找到原文全文）

    报告也提到，中国精神病院、政府机构、司法机关的许多行为，如剥夺非自愿收治的病人或“被精神病”者人身自由通讯自由、剥夺“病人”寻求司法救济和保护的权利、精神病院对“病人”实行暴力、虐待等行为，是违反中国政府于2008年批准的《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如《公约》规定的如下内容：

平等和反歧视(第五条)

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第十二条)

获得司法保护(第十三条)

自由和人身安全(第十四条)

免于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第十五条) 

免于剥削、暴力和凌虐(第十六条)

保护人身完整性(第十七条)

尊重家居和家庭(第二十三条)

健康(第二十五条)

    但在没有法治、对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的权利实行全方位剥夺的现实环境下，《公约》中的规定是多么软弱无力啊。虽然有孔杰荣和殷驰等权威学者的关注，以及他们和相关国际机构撰写的文章和调查报告的精准批判，中国恶劣的精神卫生状况尤其强制收治问题并没有改观，相反还在随大环境恶化而恶化。而对新闻自由的压制和封锁，也导致这些宝贵的声音难以广为传播。另外，在资讯爆炸的时代，这类对大众来说较为边缘化的议题，即便得到有限的刊发和传播，也立即淹没在亿万条信息的浊流中，难以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足够重视，哪怕这些文章和调查报告承载著数百万人的苦难与冤屈。

    我没有在大陆的精神病院住过院，在香港也只被关了23天，所以我无法亲身体会大陆精神病院恶劣的环境和住院者遭受的痛苦。而且即便大陆的精神病院，也是复杂而多样的：不同地域、不同城市、不同级别的精神病院，不同模式（全封闭或半封闭；严格隔离和有壹定活动空间）的精神病房，情况往往大相径庭；不同的医生和护理人员，对待不同病人也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和行为。但毫无疑问，哪里的精神病院，都会让住院者失去自由、受到管制、丧失在院外正常享有的各种个人权利；在这种受管制的、封闭的、医护和住院者力量完全不对称且无监督的环境中，被欺凌和虐待的几率，都大于在正常的、自由的、开放的、起码有壹定法律约束的、公共的社会环境。

    书写本文期间，我从头到尾完整阅读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索氏在书中把苏联劳改营、监狱、递解站和流放地的黑暗描述的淋漓尽致，分析的入骨入魂。但可惜的是，他在书中对苏联利用精神病院迫害异议者、滥用精神疾病强制收治体系关押人民的行为没有用专章进行描述，只是偶尔粗略的提及了几次与精神病问题有关联的内容（例如提及在监狱里的政治犯发疯、发狂后，立即被拖出去打死；刑事犯绝食、抗议，被送入精神病院），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而根据索尔仁尼琴描述的列宁--斯大林时代（及后来更频繁以“精神病”为借口迫害异见者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其他的证人证言和合理推测，很明显苏联的精神病院并不可能好于监狱。索氏对苏联精神病院描摹的缺失，或许恰恰证明精神病院比劳改营更加封闭和黑暗，被永久关押的比例更高，对被关押者造成的心灵创伤更严重，还有污名化影响到了人们对幸存者叙述的关注度和信任度。而这壹切，导致更难以有相关信息被透露出去，更鲜少有幸存者有能力和条件讲述内幕，当然也更难得到当时苏联国内（以及苏联解体后继承国俄罗斯历史、政治研究者）和国际社会及相关人士的关注。

    通过我这几个月来对于“被精神病”问题相关材料的阅读与对各类个案的了解，我相信，中国乃至许多欠发达国家的精神卫生体制尤其强制收治制度制造的罪恶，如果有人和组织机构能够协调起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做深度的调研、收集到足够的材料、进行充分剖析与解读，足以从中挖掘出在和平与发展年代的另壹个“古拉格”（甚至，壹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精神病院/病房也有不少恶行）。即便仅仅只研究中国，从1978年至今，就有至少数百万被不合理强制收治且长期被囚禁（其中很大壹部分被囚禁终身）的“精神病人”（例如80年代大量女知青因为各种原因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些人原本应该过正常而自由的生活，即便因各种外部伤害确实患上不同程度精神疾病的，也应该接受修复式治疗（而非监禁式管制），在痊愈后被允许回归社会；或在救助机构提供的特殊岗位工作、在福利机构疗养，或二者结合自给自足。但实际情况却是普遍被判了“无期徒刑”。他/她们遭受苦难的时间之久，远超改开前极左年代被关押在远至大西北和北大荒、近在京郊沪外各种监狱和劳改营的“右派”、“反革命”幸存者；她们受到禁锢和虐待之悲惨，大抵也等同于甚至部分超过了在同样封闭黑暗的劳教所、劳改队和监狱服刑的包括政治犯在内的各种受难者。

    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对于精神病院中的恶行与丑陋，只有数量不少但质量欠佳的口述和短文，而且普遍缺乏实名，还没有壹部足以震撼人心的作品为这些被强制收治者呼喊和正名。受难太轻的、学术与文字功底还不够足的，例如我，无法完成壹部足够像《壹滴泪》、《古拉格群岛》那样引发广泛的乃至世界性的关注的著作；而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例如许多作为旁观者的学者，都无法详细的、彻底的、本质化的对那些最悲惨的人的遭遇感同身受；受难最深重的，却没有机会写出自己遭受的苦难。这又是壹个残酷的悖论。

    2.出院前的壹系列谈话

   （因时间久远，以下所述只是当时谈话的大致意思，与实际情况可能略有偏差）

    到了6月25日左右，男陈医生把我叫去问话，还是用我说他写的形式。他问我，回到大陆是否还担心会受到迫害？我说，有职工盟的朋友帮助我，我不害怕。当然，那时候林先生还没找到可以帮助我的社工人员，而且找到也不见得能帮我太多。我当然还是担心的。可是为了出院，而且前两次因为诚实回答却被关在精神病房，我只好说不担心。男陈医生伸出拇指鼓励我（在精神病房里这么伸拇指鼓励，我觉得思想相对敏锐的都能感到其中客观的讽刺意味），告诉我，由于我在医院期间表现非常平静（其实是我不得不平静、忍耐，不平静我更出不去了），所以医生决定允许我出院。我非常高兴，问他我何时可以出院？他告诉我最快本周六之前就可以。此前我还从护工那里知道了楼下有半封闭的康复病房，因此我问男陈医生是否可以转到康复病房。他说如果很快出院，就不用转了。他还问我出院后准备怎么办，我说我会找工作和学习，重新生活。他又对我做了壹些鼓励，然后就和我告别。（此外，这位男陈医生和我说话时，多数时候戴著口罩）

   （前面已经说过，和我谈壹些涉及病房内部规定、他们同事的事情及其他与他们自身利益相关问题的人，我不方便公开名字。当然以后有人有调查求证之类需要，我会单独告诉其这些话具体是哪壹位护理人员讲的。因此，下面提及的护理人员的名字就隐去了。）

    我把事情告诉了和我关系比较好的护工，他们也为我能够早日出院而高兴。其中壹位，就是告诉我楼下有康复病房的护工。前面说过，我刚被关进来时，就曾经给主治医生女陈医生要求过住半开放式而非全封闭的病房，但她却推说没有，还说自己也没权力让我转到别的病房。但这位护理人员在端午节前后告诉我，我所在的K4病房下面壹层就是康复病房。他说，因为不属于同壹区域，他不知道楼下病房的具体情况，但大致了解到楼下管理的比我现在住的K4病房要宽松，活动空间较大。我问他康复病房是否可以使用手机，他说不清楚，肯定比K4病房宽松。我后来在网上查了下香港康复病房的情况，看到说有许多健身设施、有更多日常活动等。这位护工也告诉我，以前就有壹些住在K4病房的病人因情况好转而转入楼下康复病房的，然后好转了再出院。不过他也说，大多数病人是直接出院，没有中途转病房。而我询问男陈医生时，他说我很快出院就不用换了，等于确认了医生是有权为住院者换病房的。这和女陈医生的说法完全不同。我也明白了，这些精神科医生，撒起谎也是不打草稿也不脸红的。或者，精神科医生并不把住院者/病人当正常人尊重，觉得胡扯壹气或者敷衍了事很合理。而这关系到我的活动空间和日常生活状态，病房环境好坏和自由度大小还会影响我的精神状况，并不是不重要的。

    我也与这位护工谈论了精神病房的社会作用问题。我说，妳看我这样为了维权而自杀，却被关进精神病房，很是不公平。他说，精神病房的作用，就是为了治疗那些可能伤害自己或者别人的人，把他（她）们和社会隔离。他言下之意，应该是说精神病房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我说，我知道这些，但是把这些人关进精神病房，是剥夺了他们的自由，是靠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保障多数人。他说，确实算是壹种牺牲吧。他还告诉我，在香港，壹般对医生说出院之后不再自杀，医生就会让妳出院。不过我的感受不是这样，否则也不会被关23天，联系了家人才让出院。而中国大陆，更是不会这么轻易放人了，前面我已举过许多例子。

    我告诉他，我在香港被关在精神病房的经历，也算是壹段特殊的人生历练吧（虽然这个历练代价太大了些，不仅是被关押期间的痛苦，还有极大的后遗症）。他说也对，就当成历练吧。此外，我还和他谈及了香港政治方面的话题。他说现在香港越来越像大陆了，他是很敬佩与中共斗争的人的，他自己没有条件去和中共斗争，但是支持那些有勇气斗争的人。我还问到他这个病房的住院者最小的都被关多久，他说，就他看到和了解的，最短的只来了两个小时就走了，还有的已经住院10年了。而还有壹些则多次入院、出院、再入院。此前，我看见他和其他护理人员捆绑5号病房自残（例如不停的打自己脸）、大叫大闹的病人，以及给他们喂饭，还给他说过，这样的人这样活很痛苦。他说我们（护理人员）的职责就是照顾他们。我想，这些人估计就壹直这么折腾自己、被人折腾到死去吧。就我个人感觉，这种情形生不如死，显然不如安乐死更好。我看到有看起来十几岁的都被关进来，我问他最小的有几岁的，他说他看见过最小的十岁多（好像是这么说的）。我还征求这位护工的意见，是否愿意让我把精神病房的情况写下来，他说写吧，可以。我当时还对他和其他几个对我较好的护士和护工说，我离开医院后会对他们表示感谢。那时没想到后来发生了另外的事，让我发现至少说那些护士的行为，我明显是感谢错了。

    而另壹位护工，政治和社会观点就比较保守了。他听到我要出院的消息，就说妳还是找个工作做，养活父亲（我此前告诉他我家庭情况了），不要搞那些政治方面的事了。他说我搞社会运动是异想天开，劝我放弃。他当然是好意，但是我回陆后的遭遇，证明我的确没办法放弃。出院前两天，我又遭遇卢伟杰的威胁。第二天我把情况告诉他，他说，如果告诉妳（我）卢伟杰这个人（言下之意应该是说卢如何如何不好），妳肯定又生气。他还劝我说，不可能每个人都喜欢妳（我从来没希望每个人都喜欢我，但不喜欢也不应欺凌、伤害），很多事情要想开。他要我注意外表，要挺胸抬头走路，不要整天弯腰驼背。我还说出去之后会写壹些东西，例如关于在精神病房被关押的感受和评论，他就说我“妳看妳又犯了那些毛病”。我也跟他提到被关起来的不合理，他说，妳自杀，那就证明妳精神崩溃了，就是病人，需要治疗。我说我在这病房没有自由，是受罪，不是治病。他说，妳呀，妳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这里每天吹著冷气，吃饭睡觉不要钱（他知道我申请免除医疗费了），妳看看大陆精神病院（什么样子）？香港的养老院（什么环境）？（香港的精神病房的确比大陆的好，但终归还是精神病房，没有自由本身就是最大的伤害了。吃的饭经常不饱（哪怕是恐慌性饥饿），睡觉更是需要借助安眠药，即便如此有些晚上还睡不著。至于白天，更是无法安稳休息，连坐下来内心都不安稳）

    这位护工虽然壹直批评我，但是心肠是非常好的。他是站在平民立场，希望过安稳小日子的人。我很不赞同他的壹部分观点，但是很尊重他这个人。

    此外，还有护工提到了医护人员工资差别问题。壹位护工说，像护士（护理师）月工资有3-5万，护士长和比较高级别的护理师是6万至8万，医生壹个月十几万。而护工的工资则只有几千到壹万多，远低于医生和护士。我记得大概数字是这样，不过因时间过去太久，我当时也没刻意去记，所以记得可能不很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同壹间病房的医护人员之间收入差距巨大。这是在和他谈论关于香港政府对精神病房投入资金问题时引出来的。他说香港政府在精神病院建设方面投入巨大，如果需要妳（我）交住院费，壹天可能要上千港币。我回应他说，我感觉病房吃住条件也不算太好，在高楼上占地也不多，为何花那么多钱？他说主要是人工贵，然后就说了这些工资数字。

    其中护士和护工之间巨大的工资差额，我认为很不合理（至于医生的，我对其工作强度和专业技术性缺乏深入了解，同样不了解香港平均工资水准和各行业收入分配概况，没有参照物，不好判断）。前面我已经讲了护士和护工的职责大约都包括哪些了。就我看来，护士和护工所做的工作相差并不大，至少劳动强度相若。当然，护士比护工需要掌握更多专业技术，从事例如配药、记录病人表现、操作医学仪器设备等需要壹定文化水平的工作。但是这种工资差距未免太大，至少和多数发达国家相比分配不均。那么给予护士高工资，是不是真的有利于提高护士素质和效率？并不壹定。我看到的是护士和护工素质没什么差别。至于劳动强度，就更是很近似了。虽然护士做的专业性工作多壹些，但往往坐在封闭的护士站里边，比护工更为悠闲，实际上休息和做壹些私人事务时间更多。例如护工坐在外面，壹般不会也不方便拿出手机玩（除非发个信息），反而需要无聊的写壹些表格打发时间（没注意具体记录的是什么），护士则坐在很可能没有监控覆盖的护士站里经常使用手机，看起来不像是工作需要，有几次我从窗外看见护士明显在用手机玩游戏。在相对枯燥的工作环境中，能够更多使用手机，就是护士的壹个隐形福利（当然，在工作中用手机也无可厚非，我相信大多数人工作时都用过手机干非工作的事）。而护士中还有卢伟杰这样的败类，拿著高工资却欺凌住院者，没有基本的职业道德，还涉嫌违法犯罪。东区医院K4病房中医护人员内部显著的收入差距，也是香港贫富差距的壹个小小的缩影吧。

    而就在出院之前的壹周，我才见到了心理咨询师。在我入院不久，我就向女陈医生说，希望有心理咨询师来谈话，做壹些心理治疗。她说会安排。然后过了十多天，直到我快出院才见到。

    这位咨询师姓江，大约30多岁，很和蔼可亲，普通话也还可以。他告诉我，他是接到请求来为我做心理咨询的。我问他可以谈多长时间，是不是每天都可以咨询。他说请求咨询的人很多，他壹到两星期才会和我谈壹次，这次谈话可以谈40分钟。于是我就简短节说的给他讲了我的个人情况，包括童年经历和中学时期的事，以及我割腕自杀的原因。他听后表示同情和理解。他问我出院后有什么打算，我说看情况吧，尽可能找个工作，或者继续考学。期间，我还和他谈了在大陆维权的壹些情况。整个交谈过程很愉快，因为他是心理咨询师，与我有壹些互动谈论，而不是像医生那样只是死板的问我个人情况。谈话结束时，我告诉他如果我很快出院，应该就没机会再跟他做咨询了，但是万壹没能出院，就可能还见面。他就半开玩笑的跟我说，那还是希望不会再见面了，祝我早日出院。然后我道谢告别。

    出院前夕，我还与壹位“心理辅导师”谈了话。前面提到过，他叫潘w聪，是在他和同事向住院者讲课时认识的。因为他们用香港话讲课，我听不懂，有时这位潘先生就用普通话给我做些解释。除了讲课，他还会到病房和住院者谈话。我和他谈过两次，第壹次只聊了很短时间。第二次是在出院前不到壹周时。他说，是女陈医生希望他和我聊天的。他问我出院之后要做什么，我说上学或者找工作，以及继续做防治校园暴力的事。他说妳还打算维权吗？我说是，实话还是脱口而出，虽然我不应该说的。然后他又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医院的壹些活动，这些活动是针对病情好转的住院者开放的。我当时吓壹跳，因为据男陈医生说我很快就要出院了，然后潘先生又让我参加活动，是不是我的出院又搁置了？我就问他，他说不影响出院，但是我还是很担心。此后还和他探讨了关于学业方面的事，虽然事实上我恐怕很难继续学业了。

    潘先生走了之后，我很是担心因为说了还要维权，女陈医生不让我出院。于是，我在下午他来跟其他住院者谈话时，又特意叮嘱他，希望他转告女陈医生，我希望早日与家人见面团聚，早点出院，我会好好生活不会维权，也不会自杀了。他答应转告，说会把我说的话打到他们互相交流的地方（类似于内部聊天室吧），女陈医生会看到。我道谢告别。

    我此时在焦急的等待林祖明先生。因为我担心回大陆就被公安机关控制，所以希望大陆那边有人接应壹下。然后我就多次询问护士关于探视问题的事，了解探视时间和要求。护士问我是谁来探视，如果政治方面的不行。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是医生说的。然后我又问了另壹个护士，我说为什么听有的护士说涉及政治的人士不能探望我，他说妳这个情况比较特别（应该指在中联办割腕），医院是中立机构，不能受外界干扰。我说职工盟的也不行吗？他说应该可以，不要担心，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敷衍（不过的确在实际上没阻止探视）。当然，如果是在大陆，多数精神病院除了家属能探视，或者家属带人来探视，其他的人都是无法见到住院者的。如果是涉及政治的、维权上访的，连家人都不壹定能见到，更不用说见律师、维权性的NGO组织成员了。

    出院三天前，林祖明先生来探视了。整个谈话主要是关于我出院后的安排的（其中有些内容因政治敏感不便讲，在此略去。当然，在此需要声明壹点，无论林祖明先生、冯爱玲女士，还有其他泛民人士与我沟通时，他/她们都绝无让我在大陆搞任何政治行为，相反有的劝告我安下心来好好生活）。林先生告诉我，大陆那边不是很好联系，因为毕竟我在中联办自杀，所以像壹些社工人员就担心政治敏感之类不愿意接应。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现在还在找是否有合适的人接壹下。

    然后林先生告诉我，有壹位国内知名的“被精神病”领域辩护律师H女士，是他朋友介绍的，人在深圳，然后要我自己联络壹下（让我自己联络当然也有壹些合理且必要的考虑，不过连他都不直接认识，我和H女士素昧平生，又能联络出什么？），然后给了我H女士的手机号，让我加她微信好友，备注就说是河南的学生王庆民，然后立即就加上了。他让我直接打这个手机号问H女士是否愿意接我，我前前后后打了几遍，都是听到对方正在通话中，估计是自动设置为拒接陌生来电吧。而林先生让我用微信给H女士发信息，然后把大致情况告诉她。我发过去消息，H女士立即就回复了。她说，我能帮妳什么？我说我希望回深圳时有人接壹下我，避免失联。她问，妳没有家人吗？我说我家人在河南，离深圳很远，因此希望她可以在出关口接应壹下。然后我把几份个人资料文档发给她，让她了解壹下我的情况。然后她过了好壹会才回复，忘了具体说的什么，总之是不愿意接我。这时护工叫我，说医生要见我（早不见晚不见，非要占用这个探视时间），我只好离开探视室（也就是餐厅）去见女陈医生。用了十几分钟，见完之后我才返回探视室。我告诉林先生，医生说可能周五就让我出院了。然后给H女士打电话还是不通。我说看来这位女士不愿意接我，林先生说他会再联系其他人接我。

    我问林先生联系防治校园暴力方面的组织有没有什么进展，他说他打听了，没有专门防治校园暴力的组织，只有壹家位于北京的叫“同语”的同性恋权利保护组织，对校园暴力问题有关注，但主要是针对同性恋学生的。林先生问我我的性取向是什么，我说性取向是异性恋，但是性别气质有些女性化倾向。当时，我还趁机删掉了在六四纪念馆、六四晚会和纪念李旺阳先生晚会时拍的照片（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回大陆会发生什么，只好按最坏打算。我担心被遣返大陆后手机直接被公安扣查，到时来不及删）。然后又谈了壹些话，林先生说有什么事打电话联系，然后我就和他告别了。

    中间那次见医生，女陈医生和我说了哪些事呢？她告诉我，医院有可能在周五（6月29日）或周六（6月30日）安排我出院。她说会开壹个转介信，是英文的，然后让我在大陆医院再进壹步诊疗。我说这个是正式的诊断证明吗？她说不是。我说能否开壹个正式的、有法律效力的诊断证明，她说，没有办法开什么证明（可能是我住院时间太短无法确诊有无精神疾病及疾病类型、程度？），这个转介信也不是证明，只是讲壹下妳（我）的个人情况，以及在这里（东区医院病房）的治疗过程和表现，让妳回大陆后看医生时，方便医生了解情况。我说有没有中文转介信，她说没有。我说大陆绝大多数医院都不懂英文，能不能开壹个中英对照版的或者翻译壹下，她说她们不能翻译（又是程序问题，不是她们职责），让我自己找朋友翻译。然后她又问了遍我出院的打算，我说会学习、工作。她还问我做什么职业，我说想当助教之类的，她说那需要很高学历啊，我心想我想当年足够考上全国前20的名校的，但当面说估计会被认为是精神不正常什么的，讲起来又是很长的事她也没时间听，所以我也没反驳，只说会努力找工作，然后我道谢离开。

    值得补充的壹点是，我从始至终不知道两位陈医生的全名。尤其那位女陈医生，见过我不下七八次，但是从未对我以口头或通过展示工作牌方式告诉我她的全名。而我的出院与否，乃至未来人生，几乎全都在她手里，我自然不敢去主动问她全名是什么。虽然病房并无规定住院者不能问医护人员姓名，但壹种无形的压力让弱势方的住院者、医生眼中的病人不敢去问，生恐得罪了决定自己命运的精神科医生。这就是权力的厉害、强者壹方潜在的震慑/恐吓力。当地位严重不平等时，实力悬殊时，会让弱势壹方主动的、自我的放弃正常环境下许多合理的要求、重要的知情权，直接让弱者自己就不敢开口，连反抗、冲突都不发生，在“和平”、“和谐”的外表下，壹方悄无声息、直接认命般丧失权利权益了。这种情形，在社会各领域，无论是机关单位，还是市井江湖，到处都有。我在精神病房不敢问主治医生的名字，连决定我自由与否的人的最基本信息都不能知道，就是社会不公、制度压迫的壹个直观表现。（反过来，医护人员有我病历资料和其他身份证明，也可以询问我许多事情）（当我书写本文过程中，我找到了曾经拍照的那个证明我在那里住院、准备发给我父亲作为办签证的纸张图片，上面有医生的印刷名字和签字，印刷体写的应该是女陈医生的名字，叫Chan Lok Yan Tammy，又搜到其中文名疑似为“陈乐欣（陈乐欣）”。不过中文名字不完全确定）

 3.遭遇卢伟杰的威胁恐吓，几乎影响出院

    虽然此时我在医院丧失自由已有三个星期、受了壹些苦，但是最终要出院了。无论如何，这都是好消息。但没想到，此时发生的壹件事，让我差壹点无法按时出院，甚至发生更危险的后果。

    6月27日晚上，我坐在2号病房最靠外壹张床上，和李gx、James玩拼字游戏。我坐的床铺只和我住的铺位隔著壹张床。在病房里，相对来说和我共同语言最多的，就是他们两个人了，我和他们经常坐在壹起聊天。James的家人给他送来壹个英语的拼字游戏版。这个游戏需要好几个人壹起玩，进行比赛。我英语不好，很多单词早就忘了，但是James和李都希望我和他们壹起玩，我觉得凑个人数也好，于是就和他们坐在壹起，在小桌子上玩起了拼字游戏。中途到了夜宵时间，我和他们两个去餐厅吃东西，回来之后继续玩。

    然后就到了点名时间。每次吃完夜宵，护理人员都会对病人进行点名。不过我记得都是由护工而非护士点名，但这时身为护士的卢伟杰过来了。他突然指著我的铺位，瞪著眼冲我大喊：“坐到妳的床上去”，我正坐在刚才那个床位等李gx和James回来玩拼字游戏，被他这声大喊吓了壹跳。然后我就坐回仅隔著壹张床的自己的铺位去了。

    这时，我基本确定他是在故意针对我找茬欺凌了。前面我已经说了那次换房事件和他当时对我的恐吓威胁，也讲了他对壹位藏夜宵的老年病患和壹位唱国歌的青年病患的粗暴行为。其实不止如此，还有几件类似的事。这些事综合到壹起，足以说明他总是故意针对相对弱势的住院者进行欺凌。

    这个卢伟杰经常不理会我的问询。我趴在护士站窗台上问他吃药具体时间之类的事，他根本不理；我找他借笔（笔芯）和纸，他也不给。当然，这些还是小事。

    有壹次，我晚上睡觉穿著病号服（也就是睡衣睡裤。不管白天吃饭见医生，还是在被窝睡觉，都是那壹套衣服，既作为“正装”，也作为睡衣）感觉不舒服，就脱掉了睡裤，盖著被子睡觉。第二天早上我被卢伟杰和另壹个护工叫醒，发现我的睡裤掉在地上，然后卢伟杰就呵斥我要我把睡裤穿上，我还没来得及去捡，他就把睡衣用穿著皮鞋的脚挑起来，让我从他脚上捡。这种公然侮辱或许壹些在监狱待过的政治犯见过。我这时怎么办呢？难道扑上去和他打架？那我或许永远也出不了院了。我只能从他脚上，或者说皮鞋上捡起来睡裤。然后我在被窝里穿，他还壹直盯著看（这是不是变态行为？就算主观上不是变态，客观上这种行为是不是变态？难道不能把头转过去？），我穿好了他才走。

    关于这件事，后来我问了壹位和我关系比较好的护工。他告诉我，病房不允许病人脱掉衣服睡觉，需要穿睡衣，因为这是医院，不是在妳自己家。但是这恐怕没有明文规定。就算有这个“潜规定”，也并不合理。如果是白天穿正式的病号服，晚上发壹套软和的睡衣，穿睡衣也没什么。但是K4病房的睡衣和病号服是同壹套，它的设计主要是白天穿的，晚上穿起来就像和衣而卧，肯定不舒服啊。所以为什么不能脱掉睡？而且我是盖著被子睡而不是露著裸体睡觉。当然，最重要的是，护士没有长著手吗？用穿著皮鞋的脚把睡衣挑起来、让我从他脚上拿，是什么行为？有没有职业道德和起码做人的品格？就算是病人就不需要尊重了吗？

    从前面的四五件事，尤其换床铺事件、被威胁事件和用脚挑起衣服侮辱事件，是故意针对我的吗？结合后来发生的事，和他对其他病患的欺凌，我觉得他并非针对我个人，而是对所有相对弱势、好欺负的住院者都如此对待。至于我为什么成了他的欺凌对象，大抵和我遭遇校园暴力的原因类似吧。例如在我被卢威胁后，我把这件事告诉壹位护工，他要我挺胸抬头，不要低头弯腰走路。以前在中学时，就多次听人旁敲侧击说过这是我被欺凌的壹个原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妨碍任何人的走路姿势、身体姿势，为何成为被欺凌的理由。就因为我低头弯腰就表现出自己懦弱好欺负？所以就应该被欺负？

    此外还有壹个问题，就是护士是可以查看住院者档案的。将住院者的日常情况记入档案，作为判断住院者病情的依据，本来就是护士的职责之壹（关于这壹点，冯女士、林先生，还有张超雄、朱凯迪办公室的人员，还有和我关系好的护工，都或多或少提到过，也就是护士会观察和记录我的情况）。我在护士站外，经常可以透过窗户看到他们查阅、编写住院者档案。因此，卢伟杰肯定看过我的档案，了解我入院的原因，以及对医生说的话，自然了解我关于遭受校园暴力的事。而前面已经说了，卢伟杰这个人说话做事带著狠劲，和校园暴力中的欺凌者很类似。他的行为风格、面部表情，做类比的话，有点像《肖申克的救赎》里殴打、强奸安迪的那几个男犯，只不过他由于医院的规定和监控限制约束，以及香港较完善的法规，因而不敢那么干罢了。这样的人，恐怕学生时代就是校园欺凌者，在校园暴力中常扮演加害者身份（这壹点如果有媒体肯调查，查到卢伟杰在中学、青少年时期的表现并不难。甚至进壹步可以了解他现时邻居乃至家人对他的印象），是校霸，经常欺凌弱小。

    所以，他看到我的校园暴力经历，以及抗争经历、在中联办自杀以呼吁防治校园暴力的叙述，怎么能不对我产生恶感、欺凌的意图呢？我等于是他的天然对立面。这些也是我遭遇他壹系列恶劣对待后才想到的，除此之外我也不了解他的更多个人情况。而他则通过查看档案，以及作为护士居高临下的日常观察和冠冕堂皇的记录，对我的个人情况，包括经历、性格等等了解的很充分。在这种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他当然很方便了解我的弱点，也便于他利用职权借机找我的麻烦（其实，任何壹个精神病房中能够接触到住院者档案的护理人员，都能够通过档案了解病房内所有住院者的个人经历、家庭背景等个人情况，然后由此产生好恶与偏见，了解到住院者生活处境和个人心理上的弱点，很容易发生区别对待、欺凌虐待行为）。此外，我是大陆人而非香港本地人，他相对也不太担心有家人或者本人找上医院投诉，所以欺凌我更为肆无忌惮。

    而这天晚上卢伟杰对我的呵斥同样是故意找茬。即便有要在夜宵之后回自己床位的规矩，也是护工而非护士负责（至少我在的那些天看到的都是夜宵后护工负责点名）；完全可以正常语气说话让我回去，而不是跟对待犯人壹样，用训斥的语气冲我大喊大叫（当然对犯人这么做按理也是不对的）。这已经是他至少第五次找我的麻烦了。如果坐在哪等点名这种小事都可以作为训斥借口，那卢伟杰工作期间经常玩手机是不是也不符合规定？

    想到这些，我想到去护士站把这些事反映给其他护理人员，投诉他的行为，至少做个记录。现在想来，我非常幼稚。但如果只是向其他护士说壹下卢伟杰的行为，本来也没什么危险。可是意外总是会发生。

    我走向护士站B。走到护士站门口，看见有好几个护士在护士站B门前和里边（卢伟杰也在里边，有不少人，可能在换班），还有病人在问询护士什么事情。我就对站在护士站B门前的壹位年龄有50岁左右的护士（这位护士又是把牌子反著戴的）说这些事。然后悲剧发生了。这位老护士恰恰是病房中为数不多基本完全听不懂普通话的护理人员之壹。我跟他说了好几句，他别的没听懂，就只听懂了“卢伟杰”三个字。然后，他直接叫了在护士站B里边坐著工作的卢伟杰，我立即示意不要让他叫，他还是没听懂，我只能对著护士站里边的卢伟杰摆手，意思是不是在叫他。然后我给这位老护士解释说是想投诉卢伟杰，而不是找卢伟杰本人。他还是没听懂，以为我是要叫卢伟杰出来壹下，再次叫卢伟杰从护士站出来。这次卢伟杰直接就出来了，而且他又是瞪著眼睛很凶的盯著我。我那时候也没考虑太多，就直接对他说：“我是要投诉妳，妳太严厉了”，就这几个字，没有任何辱骂或者冒犯（当然，如果把投诉就当成壹种冒犯，那他前面对我的欺凌对不对？应不应该投诉？难道要我壹直忍著？）

    卢伟杰立即暴怒起来。他走到我面前，直接把脸几乎贴到我脸上，狠狠盯著我，冲我低声吼叫（就是控制音量的吼叫）：“妳投诉咩呀？妳投诉咩呀？”然后又凶神恶煞的冲我吼叫了十几秒，因为是香港话，我又很紧张恐惧，除了前面这两句，我都没听懂，不过很明显不是好话。打个比方，卢伟杰的这通吼叫，就像电影《黑鹰坠落》中那些索马里民兵冲著被围攻的美军吼叫，听不懂说什么，但是明显是攻击性的、带有恐吓性质的。然后我就想避开他，扭开头想离开，他却追过来。我往后退，他步步紧逼，壹边紧逼壹边冲我吼叫，还比划著作势要打人，眼露凶光，整个壹副脸和动作就跟正在拷打被捕者的狱卒壹样。这时候那位老护士才过来拉了卢伟杰壹下，劝住他。然后卢伟杰还觉得对我恐吓的不过瘾，指著我冲我大吼：“坐回去”。

    然后我赶快往回走，因为恐惧，我下意识的想离卢伟杰远点，就往大厅方向走，路上遇见壹个正在扫地的护工，我同样下意识的想向他求助（因为我不知道卢伟杰是不是还要打人或者捆人）。我还没说两句话，卢伟杰就在后面对那个护工喊，让那个护工把我带回我的床位。然后我也忘了那位护工怎么做的了，反正我自己走回2号病房了。

    坐回我的床铺后，我感到非常惊恐。因为在这个精神病房，护士捆人是完全可能的；卢伟杰在我的病历记录上写个“情绪不稳定”之类的让我出不了院，也易如反掌。我自己就是被绑著四肢送进来的。我也在病房看见过好几次病人被捆的情形。有些住院者被送进来后完全没有反抗，只是单方面认为其有危险性（据壹位护工所说是这个原因），就从送进来后壹直绑了至少壹天（或者更长），被绑在床上不能动弹。所以，卢伟杰完全可能找个理由把我捆绑起来，那个滋味不好受。而在病历上记录住院者情况，也是卢伟杰等护士本来就有的权力，可以冠冕堂皇的这么记录，至于究竟怎么“情绪不稳定”或者其他污蔑，为什么有情绪波动，他当然可以随意编造个理由（而不会说是因为和他冲突）。至于说香港精神病院相对讲制度、道理，是真的吗？虽然前面医生联系我家人、安排出院事宜，的确很讲制度，都讲的非常死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了。但如果真的时刻都按道理和制度，卢伟杰会没有顾忌的欺凌好几个住院者吗（而且他不可能正好只在我进病房后的这23天欺凌他人吧，不知道他以前已经欺凌了多少弱势住院者了）？如果真的处处都讲道理和制度，卢伟杰会在我合理投诉后如此明目张胆的谩骂威胁吗？

    我之所以很是恐惧，也是因为以前受到过校园暴力的伤害，被多次威胁、殴打、辱骂过，有严重的心理阴影，又有焦虑抑郁，所以卢伟杰的恐吓让我想起这些恐怖的事，壹下子整个人条件反射般的哆嗦起来了。本来在病房呆这么久已经逐渐适应了，这壹下子就跟真的疯了似的浑身颤抖，精神紧张，脑子里乱七八糟。

    这时候李gx和James已经回来了。他们叫我过去继续玩拼字游戏，我恐惧焦虑的哪有那个心情。他们看出我惊恐不安，就问我发生什么事了（他们在2号病房里，也没注意到发生了什么）。我就坐过去告诉李gx刚才卢伟杰威胁我的情形，他又把话翻译给了James,告诉他“Mr卢……”，然后James就立即过来拥抱我（他很喜欢拥抱朋友），说不要担心，我稍微安心了壹点。然后这时候卢伟杰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意的又过来了，冲著李gx说：“不要在这玩，把东西收起来”。于是李gx和James把拼字盘收起来，李gx说，我们去那边（供住院者打牌、吃饭用的大桌子，正对著护士站B，邻近“观察室”）玩吧。我觉得自己呆著也不安全，于是就跟著他们过去了。

    在桌边坐下之后，我当然还是没心思玩游戏。然后李gx看我状态实在不好，就让坐在桌旁的那位很胖的美籍华人杨x代替我的位置继续玩，我坐到李和杨的中间。然后，我就小声跟他们讲刚才遭遇的事情详情。这时候卢伟杰又从护士站B走过来了，站在我的身后，不知道想干什么。然后李gx就问他干什么，然后应该还提及了我的事（当时非常紧张没听清），因为我听到卢伟杰回答“我就是想让他坐回他自己床上啊”，所以李肯定问他了。然后卢伟杰就走了。我还想抱怨，李告诫我不要再说了，如果卢伟杰壹会再过来，“妳（指我）就麻烦了”。

    过了有十几分钟，时间大约是晚9点至9点30分，卢伟杰和其他几个护士下班了，背著包离开了病房。这时我才敢和李gx继续说话。我就对李和其他几个住院者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威胁”、“怎么哪里都有这种人（指以前在学校和其他地方遇到的各种恶人）”，李说，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什么人都有。他还告诫我不要去触怒卢伟杰（虽然明显是卢先威胁、侮辱我多次），说“他这个人很麻烦的”，然后还指著James说，“妳问James，他也被卢伟杰推搡过”，“他（卢伟杰）就是这么壹个人”、“他就是喜欢找比他弱小、好欺负的人的麻烦，妳看他就不会找我（李gx）的事情（李gx的意思是，他自己比较壮实、仪表堂堂，而卢只敢欺负弱小，而不会惹不好惹的。这与校园暴力的动因如出壹辙）”、“这个社会它就是什么人都有”。我说我是正当的投诉，为什么被这么对待，这不对。李压低声音对我说，“妳很快就要离开香港啦（还和卢伟杰冲突干什么？）”，要我别再声张，尽快顺利出院。我说壹定会反映卢伟杰的行为，这时旁边另壹位住院者（不知道名字，是我出院前几天才被送进来的，送进来时他被绑在担架上，但看起来很柔弱没什么威胁。过了有壹两天才不绑他了）有气无力的对我说，“没用的，他们不会相信，而且会说是妳自己的问题”。这我能够明白，就像性骚扰受害者反抗、举报骚扰，同事、社会，甚至家庭，反而会指责被骚扰、性侵犯的女生“不检点”，进行“荡妇羞辱”。那位很胖的美籍华人杨x也劝我不要想了。（那位李gx讲的的确很对，我看到的被卢伟杰欺凌的几个住院者，非老即弱，或者神志不清，以及像我这样来自大陆（不是本地人、以后家属也不会找上门）、有受校园暴力伤害等明显弱点的。卢伟杰知道欺凌这样的住院者，遭遇反抗或追究责任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所以才借故找茬。这和校园暴力欺凌者专挑好欺负的下手，如出壹辙。无论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网络暴力，还是精神病房中的恶行，不同年龄、不同环境的欺凌与虐待，都有某种相似性、共通性。而且，这些不同类型的暴力与欺凌，其加害者有重叠性，受害者更具重叠性。流氓恶霸在哪都更会做流氓恶霸作的恶，弱者或者有明显软肋的人在哪里都更易受欺凌）

    我那时感觉很惊恐。因为我不知道卢伟杰会不会在第二天再做什么事，尤其是找借口阻止我出院。而且我面对这种恐吓，总是希望要个说法。于是，在壹位年龄大约30岁、有很密的短胡须的护士走过时，我跟他打招呼，然后把我被卢伟杰威胁的事情告诉他。他却不以为然，回避我质问的卢伟杰在我投诉时的威胁，说“是妳先犯错的（指我没有坐在自己床上才引来卢伟杰呵斥）”。我说这可以直接告诉我，为什么冲我吼叫呢？我还说，以前换病房的事情时候，卢伟杰就拽著我拉到病房，并且对我呵斥。这位护士说，“那是因为劝说妳不要换病房妳不听，所以（那样做）警告妳，让妳听话”。我还提及了卢伟杰用穿著皮鞋的脚挑起我的睡衣，让我从他脏鞋上拿睡衣的侮辱行为。这位护士回答，“那是因为他没有戴手套，所以不能直接拣病人的衣服”。后来我又争辩，而这位护士壹直强调我“犯错”在先，而回避卢伟杰的粗暴、恐吓言行。后来我告诉他我还会投诉，他说那是妳自己的事情了。然后他就去忙工作了。他的牌子同样反著，而且我这时要求他说出名字，肯定会引起猜疑甚至转告给卢伟杰，我肯定就麻烦了，所以也就没询问他姓名。

    我回到桌子旁边，继续低声说这件事。李gx说，“既然妳已经给他们说过了，就别再说了”，让我早点休息，等待出院，别再发生什么事。虽然我被惊吓的难以立即入睡，但还是回床铺休息了。

    我回床铺躺下后，就在担心卢伟杰会不会在第二天继续找麻烦。据我从壹些护工那里以及打电话给那几位泛民人士时了解到，精神科的护士会在日常观察我的情况并记录，以此作为判定住院者精神状况、是否可以出院的重要依据。而我出院日期还不确定，如果他再找茬，尤其故意激怒我，在护士观察记录之类的东西上写上“情绪不稳定”、“有暴力倾向”之类的文字记录，那就可能导致我无法正常出院，甚至在此后如此循环的欺凌和恶意记录，导致我永远无法出院，成了“终身监禁”。至于医生，当然会更信任甚至偏袒护士、同事，而不是相信我。如前所述，卢伟杰还对其他几个弱势病患进行欺凌，说明是惯犯，阴招必定很多。

    想到这些，我非常担忧。我在精神病房本来就因失去自由而精神恶化，遇到这件事我更是恐惧、焦虑，精神萎靡，浑身瘫软。当然，更严重的身心不良反应是在离开医院后才更清晰体会到的，类似于或者就是PTSD（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创伤后应激障碍）。

     然后壹直睡不著，哪怕已经吃了安眠类药物。而晚上强制灭灯也没办法看报纸，任何转移注意力和排除恐惧的手段都没有，内心就这么壹直焦虑著。可能到了后半夜（我也不知道具体几点），才稀里糊涂的睡著了。然后早上醒的非常早，6点多就醒了。醒来不久我就看到了卢伟杰。我吓了壹跳，为了稳住他，于是下意识的试探著、带著如今让我蒙羞的歉意口气（因为当时很恐惧，怕得罪他出不了院）对他说，昨天晚上的事我不该举报妳的。他摆摆手说“没事”，我心想，妳说没事，但我有事了。本来被禁锢就加剧焦虑恐惧、丧失自由，遭了很大罪，这壹下又让我雪上加霜。而且他还欺凌其他住院者，仅仅在我被监禁的20多天就看见好几次（前面我都详细讲过），也亲身经历了4次（前面也讲过），怎么能轻易放过他。只不过我不想断送出院的机会，免得其故意在病历中护士观察情况上恶意写东西，只好在罪恶的屋檐下低头了。（当然，有时候卢伟杰也会表现好的壹面，例如我洗完澡想换个病号服的薄夹克式外套，他说可以，给我拿了个。但他对我的伤害远大于这种本身就是职责范围内的帮助，我不会成为那种类似于“被劫持但觉得劫匪表现出善良”而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

    如前所述，精神病院/病房特殊的环境，精神病房医护与住院者特殊的身份，都会让反抗、举报难上加难，甚至被倒打壹耙欺凌、监禁。如在知乎提问“精神病院中发生过哪些细思极恐的真实事件？”下，知乎用户“江t 809”（800多粉丝、14000多赞同，1600多感谢；本回答有127赞同，21评论）的回答所说：“可怕的就是：由于精神病院的天生属性，在精神病院里发生的各种不公平、欺压和侮辱（尤其是医护对病人的）都会被区别对待。这些如果发生在意识稍微正常的病人身上，只要病人做出了对外界而言正当的防卫乃至反抗，在精神病院里其唯壹的后果就是让人们觉得他病得更重。这是壹个可怕的怪圈。很难找出把柄来破解这个局。”因此，我根本无法反抗卢伟杰的欺凌，鼓足勇气去举报，却壹下子被吓得坐卧不安，甚至可能影响出院，让即将到来的自由失去。和卢伟杰早上打过照面、“服软”后，我还是惊魂未定。

    上午，我立即就给冯女士打了电话，把大致情况告诉她，说遭到护士威胁恐吓。她说那就告诉医生或者社工啊。我说担心因此又纠缠不清出不了院，她说那妳考虑考虑，她下午会来看我。我紧接著又给张超雄办公室打电话，是那位梁女士接的。我告诉了她我举报卢伟杰的壹系列欺凌行为，反而遭到威胁恐吓，如果出不了院怎么办。梁女士说，根据她对精神病院情况的了解（她也没说是曾经在类似机构工作过，还是从他人那里得到的了解），建议我不要再去护士站举报了。我听她这么说，更有点发慌。不过我没忘了告诉她，希望郭永健先生给医生或社工打个电话，帮我说壹下我的个人情况，变相算个担保，让医生允许我早点出院，以便早日回大陆、得到自由、见到家人。梁女士答应后我就道谢挂断了。

    之后，有壹位“心理辅导师”，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经常在餐厅讲课的人，也是那位与我多次交流过的叫“潘w聪”的同事、同职位的人，来到了病房。我就告诉他，我想见潘w聪，我其实是想告诉潘先生我的遭遇的。我对于与卢伟杰关系密切的护士不信任，也不信任和卢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医生，但我觉得潘先生可以信任。而这位“辅导师”我没有过交流，所以不太方便给他讲。这位“辅导师”告诉我，如果我想找潘w聪，他可以让潘先生下午来壹趟，我说希望他来。这位“辅导师”就答应了。

    我为了减轻恐惧、转移注意力，就选择和我熟悉的护工多说话。我和壹位护工谈起了我来香港、经历的苦难，以及以后估计不会来了之类的半诉苦半打发时间的话。那位护工对我很同情，说我能尽早出院很好，以后有机会再来香港吧，他还开玩笑的说，只是别再进这里了。

    其实也说不了多少话，护工还要工作。我只好拿著报纸翻来覆去的看，捱过时间和恐惧。中午吃饭又是要了两份。下午来回走路等冯女士来。

    到了4点半，我就更加著急了。我给冯女士打电话，她说在路上。可是，到了4点45分，冯女士还没有到。我最后壹个电话打过去时，她说正在上楼。我问护工，护工说最后十分钟就关闭探视了。我叫苦不迭，没想到出院前（也可能出不了院）很关键的壹次见面竟然就这么没有了。在自己孤独、惊慌、无助的情况下，我是很有责怪冯女士的想法的，哪怕她并没任何义务探望我、帮助我。

    就在我绝了望，要返回床位时，突然护工叫住了我，说冯爱玲女士来了，而且护士答应可以让我与冯女士见面。

    我进到餐厅，和冯女士坐下的时候，已经差不多5点了。壹位负责管理的护士说，可以给我们10分钟的谈话时间。然后冯女士说让我给我父亲打电话，然后又要等护士把我手机拿来。等待过程中，我就向冯女士抱怨，说“我付出这么大牺牲，耗尽精力、流血抗争，换来的就是没有人响应、支持……”等等怨言。冯女士就在壹边听著，等我说完，她才说，现实就是这样，我们（支联会）都抗争了几十年了，也没有能够实现平反六四……我说我能够理解，也知道做社会运动不易，我心理脆弱所以承受能力差。然后护士把我两个手机都拿出来了，问我用哪个，我说苹果那个，然后赶快开机给我父亲打电话。接通后我父亲告诉我，林先生已经帮我找好社工了，在深圳和郑州都找到接我的人了。我父亲又细心嘱咐了我几句，让我听话、注意安全，入境后立即给他打电话，我答应后就挂断了。

    然后，我就说我手机快没电了，充电宝也没电了，如果回程手机没电无法联络怎么办？我当著护士的面告诉冯女士，这些人（医护人员）不让我充电（我请求过好几次，他们都不同意为我手机充电），然后旁边的护士立即说“我们给妳充、我们给妳充”，还问我是否就这两部手机，然后就把我两个手机都拿去护士站充电了。对比他们对我单独要求时和冯女士在场时的表现，完全是两种态度、两幅面孔。关于这件事，我前文提及过，在此不多叙述。

    这时候，冯女士从包里掏出壹个红包来，对我说，妳家庭情况很不好，而且路上需要路费，这些钱是大陆人士捐到支联会募捐箱的钱（人民币），都是零钱，不好兑换（不方便兑换成港币），给妳做路费，也算是壹点心意。我立即推辞，说这怎么行呢，我不要，冯女士却执意要给，还把钱从红包里拿出来数给我，那么多张“零钱”数目还不小。我说，这些钱是大陆人为六四捐的，我要这个钱不合适。冯女士还是要给，这时候护士听到了走过来，他说按规定探视者不能给住院者财务（这个倒是有明文规定，墙上贴著），如果要给等出院后在门外给吧。然后我说护士都这样讲了，您不要给我了。冯女士这才把钱收起来。这时候十分钟到了，冯女士又留给我壹块黑面包和壹瓶龟苓膏交给护工，让我出院时带走，然后才和我告别。（其实冯女士所给我的，也可能是她自己的钱，换成人民币给我；或者给了那些人民币捐款，她自己又拿钱补上。但无论是六四捐款，还是冯女士个人的，我都不合适收）

    就在这期间，我看到那位“心理辅导师”潘w聪从餐厅外面往门口走去。可能是上午他同事告诉他我要找他，因此他下午来见我，没想到正好遇上我和冯女士见面，他也就没等我，直接就走了。我也就丧失了壹次立即状告卢伟杰的机会。但现在想来，说不定潘w聪也可能偏向卢呢？而且他没有任何权力，即便我告诉他，他自己也没办法，还是会告诉医生或者医院，再调查、处理，又节外生枝影响出院了。此外，因为护士、护工壹直在我和冯女士身边，我也没办法当面给冯女士细说此事，也止于在此前电话里的几句了。这种对于卢伟杰有利，对我不利的环境，让及时举报成为了难以实现的事。

    4.终于看到自由的曙光

    虽然这时我还不确定是否能在几天内顺利出院，但至少看到希望了。我尽可能隐忍，避免节外生枝，也避开与卢伟杰的冲突。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和壹位与我关系不错的护工谈到了卢伟杰。我对他说了卢伟杰威胁我的事情，他说，“如果我告诉妳卢伟杰这个人（根据后面的话，从逻辑上推论，他想说而省略的应该是：“卢伟杰如何不好”之类的），妳就更生气了，妳生气对妳身体和心理都不好（大致意思）”。他还说，不可能每个人都喜欢妳，要放平心态，平常走路挺胸抬头，别低著头弯著腰走路。而这样的话我此前就听其他人说过多次。我也不知道我低头弯腰走路碍著谁了，为什么这会成为被欺凌的壹个原因（当然，我自己也知道挺胸抬头走路更好，弯腰低头的姿势习惯了，就不容易矫正）。至于对我说过“放平心态”的就更多了。我想，那些欺凌、伤害我的人为什么不矫正他们的不良心态？这个社会总是对受害者说三拣四，却对伤害他人者退避三舍（当然，我知道说这样话的同样有许多是出于好心）。这位护工也知道我很快要出院，叮嘱我回去之后找个工作，好好过日子，照顾父亲（我跟他说过我父亲中风过，家境也不好），别再搞那些政治方面的事了。我说我出院后会把在病房这些天的经历都写出来，他就说“唉，妳呀，妳……真是吃亏吃的还不够……”，虽然他说话是批评，但我知道他心肠不坏，语气也是关心的，本身是为我好。我也就没再说什么。

   关于我会叙述我在精神病房遭遇的事，我告知了多位与我关系较好的护工和护士，他们大多都同意我写。不过也有护工叮嘱我，“如果在外面说妳进过这里（精神病房），大公司是不会雇妳工作的”。我知道他是好意，不过这也又说明，即便在香港，社会对有精神问题的人（哪怕已经治愈或者说本来就没多大问题）的歧视也是比较普遍的。

   捱到第二天，我给林祖明先生打电话。他告诉我，已经在深圳和郑州找到社工人员了，可以接应。我告诉他，希望他把我在大陆有人接应的事告诉医院的社工和医生，以便于让他们放心让我出院。然后我把社工王姑娘的电话号码说给林先生。林先生答应会说的，我道谢后结束了通话。

    然后，我又给冯女士打了电话，再次声明我不要那些钱，那些都是大陆人为纪念六四表达的心意，应该用做关于六四的用途，我不能接受这些钱。冯女士答应了。此外，我还就那次探视时我发的火向冯女士道歉，我说不是针对她，而是我来香港抱著巨大希望，却遭遇如此悲惨境地，所以才发了牢骚。冯女士也表示理解。我告诉她如果我回大陆被扣，希望她和我父亲联络，冯女士也答应了。然后我又对她这些天的帮助表示了感谢。我也向冯女士告知了明天上午就出院，她恭喜我即将出院，还说第二天出院时会来接我。

   下午，我又给林祖明先生打电话，他说，已经告知了社工，社工会转达给医生的，但最重要还是我自己表现正常，这样医生放心我出院。他还说，回到大陆之后，可以和他联系，如果我失联了，他会联系我父亲。我又万分道谢、结束通话。（至于我为什么没有告诉林先生卢伟杰的事，是因为我与他的交流更多是“公事”，还有壹些其他交流细节中我也感到多说或许无益。因此我自己至少在这件事上选择“识趣”壹些，不再给人家添麻烦。不过我回陆后因其他事还是不得不“麻烦”了他和他的朋友，和林先生还是以不愉快的对话告壹段落（那件事与我求助太急有关），这我会在后文提到。不过无论如何，林先生前前后后也是帮了我的大忙，我也不应以“升米恩斗米仇”心态评价林先生）

    过了不壹会，护士就叫我见医生了。女陈医生说，我明天大约10点钟就可以出院了。她又壹次问我出院后会怎么样，我说会好好工作，重新生活。她问在病房期间，还有什么事吗？我不希望节外生枝，只盼及早出院，只好说“没有事”。她说，会开具壹封转介信（关于这壹点，我前面已经提及了，她只开英文转介信，而没有中文的。而且我问她，是否可以开具具有法律效力的诊断证明，她说无法开具），还会给我壹个月的药物（但也未告知我药物的名称、性状、作用）。这些都会在我出院时由护士交给我。我说能不能开壹些安眠药，我休息不好，她说可以开几天的。我对她表示了感谢，说了再见（我可是不想“再见”、“再进”了），然后告别。

    此后我又打电话告知了林先生，也打电话告知了张超雄办公室的梁女士。我还告诉梁女士，算了先不要追究卢伟杰的事情了，也不要郭永健先生向社工询问此事了，先出院，我先自由再说，然后我也向她以及郭永健先生这些天的关心表达了感谢。

    哪怕医生已亲口告诉我，我第二天就会出院，我仍然不敢确定，担心发生意外，让出院延迟，甚至无法出院。我知道，在精神病房里，哪怕做出在外面算不了什么事的举动，都会被视为“有病”、“犯病”，例如发壹下脾气、喊壹嗓子、锤几下墙壁，换来的就可能是半个月、壹个月甚至无限期的“徒刑”。至于大喊大叫抗议，后果就更可怕、难以预知了（例如可能会被电击，以及永久性监禁之类）。越是要出院，我越是提心吊胆，恐惧不安，担心万壹发生什么意外，或者我控制不住要出院而激动的情绪，表现出什么情绪波动而无法出院。我按捺著不安的心情，又去找和我熟识的护工说话转移压力。

    到了晚上，我吃了安眠药，却还是睡不著。失去自由22天了，终于熬到出院的时刻，终于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不受约束的走动、做事、生活了。虽然回到大陆，不知还有什么危险在等著我（在中联办割腕，中共、地方政府会轻易放过我吗？他们对待上访者的事例我很清楚），但走壹步说壹步吧，先获得自由再考虑别的。辗转难眠中，看著已经熄灯的病房，我脑子里很乱，不想也无法思考更多，只是想著早些自由。不知到了凌晨几点，我才不知不觉的睡著了。如果没有吃安眠药物，我不知道是否会睡得著。

    醒来时，病房内还是黑乎乎的，但能看见墙上的表，是大约6点。

    5.终于离开精神病房，以及对于中国大陆恶劣精神卫生体系的再评价（前面评论过多次了，但不够。虽然本段的评价也还是远远不够）

     6月29日早上，我6点左右就醒了。如果没有意外，我马上就能出院了。但我忐忑不安的心，并未放下。功亏壹篑的事多的是，而我又缺乏耐性，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不过，后来几个月的事情证明，我自己努力克制、忍耐，可是外部环境从没“克制”对我的有意无意的伤害。

     不过，我至少忍过了出院前的最后几小时。在病房来回踱步，等到开饭；吃完饭，又与护工说话，来回踱步，看旧报纸，打发时间。虽然只有几小时，却坐立不安，焦急不已。而住院者李gx今天也要出院了，我们互相恭喜对方将获得自由。

    上午10点20分左右，护士终于通知我，可以出院了。他把转介信和药交给我，又让我回自己铺位和抽屉检查壹下，看看自己有无落下什么东西。我把写的诗、杂七杂八的记录及写有几位联系人的纸张拿走，其余的如冯女士给我的教会的册子什么的都不要了。然后，护士、护工把我带到病房大门外的壹个房间，让我检查壹下存储的东西有无遗漏，护士还把我的两部手机给我，说“已经帮妳把电都充满了”，我表示了感谢。另壹位护工让我把冯女士送到病房的牙刷也拿走，说“妳路上还要用”，还说了壹句“这里（精神病房）不属于妳，回家吧”，让我有了壹丝感动。

    然后，我才拿回了自己的上衣和裤子，护工让我回病房厕所穿上。我到了厕所赶快脱下如囚服壹样标著“那达素医院（或者写的是“医院管理局”？记不清了）”字样的格子病号服，穿上久违的正常人的衣裤。我出来之后，其他住院者纷纷向我挥手，恭喜我出院，大都是壹幅羡慕的表情，我也向他们挥手致谢，内心也希望他们早日获得自由。我也和其他医护人员打了招呼（幸亏里边没有卢伟杰），告别了我住了22天零14个小时左右的精神病房--东区尤德夫人那达素医院精神科K4病房。（我被关进来的时间是6月7日大约晚上8点至9点）

    凭心而论，我在香港的精神病房，主要是失去自由、加剧焦虑和抑郁，但大多数医护人员还都不错。当然，医院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让我被关了22天有余。对于我这样渴望自由、无拘无束的人，已经是沉重打击。而出院后的“禁闭后遗症”，PTSD，才让我更加体会到拘禁带来的伤害。

    但大陆的精神病院中关押的精神病患（包括并不必要强制住院的轻度精神疾病、精神障碍、情绪病患者）、“被精神病”者、本来没有精神病却被折磨成精神病的公民，遭受的不止是失去自由，而是受到欺凌、虐待、不合理惩罚、长期甚至终身监禁。就像我在前文举的例子，住院者吃的饭猪都不吃，被捆绑、电击普遍而没有严格的规定和监督，壹些住院者尤其懦弱的病患被当做仆人被医护人员使唤，住院者中也有互相欺凌，而医护对待住院者更是歧视、欺凌十分常见，即便北京的安定医院、苏州的吴中区精神病院、南京脑科医院这些发达城市大型的精神病院都是如此，小城市、县城的呢？（当然，有人觉得那些人是壹面之词。那么，他们说的是否合情合理？有哪些明显虚假的？医护人员敢不敢和出院者对质呢？精神病院和监狱相比，有哪些异同？这些不难考证）

    知乎上有些例子详细说明了精神病院的恐怖，我前面已举过多例，其中包括壹位知乎用户“8X23（迄今共有740多粉丝、获得4700多赞同、731感谢、809收藏。本回答获得231赞同，34感谢，139评论）对县城精神病院的恶劣饮食环境的陈述。其实她还提到了更多丑恶，她的话简练而有力，既深刻又有同情心，很值得摘抄（重点部分用粗体标出）：

“我错了 我知道自己偏题了……对不起……

我说明壹下。我只是指我所在的这个小县城的唯壹壹家精神病院……

其他医院我不知道……我也相信这个世界有好医院 

这个世界有善

但是我也相信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壹定有坏……

人性 真的是壹个很奇妙的存在……

～～～～～～～～～～

我的母上大人是间歇性精神病患者，拿著国家发的那个精神残疾证的。

15年我陪麻麻去办证书的时候，是在当地的精神病院办的。

我想说，那个地方，是人间地狱。

在那里，医护人员，绝大多数医护人员都没有把精神病人当人看。打，骂，言语凌辱，到处是栅栏，人就像猪壹样被关起来。甚至会猪狗不如。

真的，是有多狠的心才会把父母送到那个地方啊！

我亲眼看见医护人员对待精神病人就像对待猪狗壹样，那些精神病人的眼神透露出的绝望才是这个世界最深的绝望，想死，死不掉，死了医院没钱，想活，不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对了，可能很多人都无法想象精神病人的伙食，我只能用壹句话形容，猪都不吃的东西。

在那里，没有人权。

精神病人也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

我痛恨那个地方，当时医生劝我把麻麻也送到那个地方，说，我到上海读书了就没人照顾麻麻了。不好意思，我拒绝。”

    而维权网站如“维权网”与“民生观察”等涉及“被精神病”的案例中也有千百条信息，这冰山壹角的丑陋已触目惊心，何况全中国超过百万的被以“精神病”为由的被拘禁者。他/她们所受之苦、之辱，处境的绝望，不是我的遭遇可以比拟的。

    患有轻重、类型各不相同的精神疾病患者，以及没有精神疾病或程度很轻但却“被精神病者”，是社会中边缘的边缘。对于身体残疾者，许多人还抱以同情、施以援手，而对于被扣上“精神病”这个帽子予以污名化的人，则会遭遇空前的歧视、孤立、排挤，以及恶人故意的刺激、诋毁、诽谤、散布谣言，导致心理疾病患者处境雪上加霜。如果辩解，壹句“妳有病、妳不正常”/“妳精神错乱”/“妳在幻想、妳有妄想症”，就可以堵住妳的嘴、摧毁妳的话的可信度、摧毁妳的生活。而且，这些“精神病”往往也会被家人歧视、欺辱（当然同时也有精神病人伤害家人）、抛弃，送进精神病院。

    而关进精神病院，则更是丧失了自由、没有了普通人拥有的基本生活，学业、事业、理想……什么都没有了，如犯人般过著没有尊严的日子，以及几率和严重程度都远超常人的虐待、欺凌。如果反抗，可以顺理成章的捆绑、殴打、电击，如果告状，而又有谁信妳呢？因为妳是“精神病患者”啊。何况，大多数人连告状、投诉的机会都没有（在监狱毕竟还可以见律师、有“驻所检察官”之类的独立人员（哪怕有些地方如中国大陆，那只是形式，但是有点能力的犯人还是可以求助的），精神病院有吗？监狱也有壹般性反映问题的渠道即找狱警，说不定个别的会发善心，但精神病院的医护会听住院者、“病人”的诉求吗？），壹辈子都会在比监狱还没有规矩和人道的环境中度过壹生，最终死于精神病房。而受到的壹切欺凌、虐待，甚至更严重的伤害，都飘散在火葬炉的烟尘里、埋葬在黄土或水泥之下了。

    但在舆论场上，人们更多停留在“精神病杀人不犯法”、“精神病证书等于杀人执照”之类极为粗浅、带有强烈歧视与偏见的认知上，让新闻爆料的个案遮掩了更多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失去自由、饱受虐待、生不如死、残死无声的现实。哪怕，有许多研究证明，即便真的精神病人，犯罪率也不高于甚至低于普通人。

    如BBC文章《大规模枪击案是否和精神疾病有关》中提到的研究表明，“精神障碍患者的暴力行为仅占美国整体暴力事件的3%-5％（远低于普通人群中高达18％的精神疾病患病率），这意味著“即使妳能够消除所有精神障碍患者，妳仍然要面对96％的暴力”。此外，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所犯的暴力大部分是轻微违法行为，如口头攻击或出手打人，没有杀人（然而自杀是壹个突出问题）”。相反，文章提到，“其实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成为暴力行为受害者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三倍，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伤害。”

    除了这篇文章，无论陆港台、新加坡等华人圈，还是欧美等发达国家，都有许多相关研究数据，证明精神病人并不比常人更具伤害他人的可能。而且有些研究认为（如BBC这篇文章），精神病人还比普通人犯罪率低。那么，难道要把全世界所有人关起来吗？否则，为什么单独针对精神病人，甚至仅仅被怀疑“有精神病”的人呢？当然，有人会说，精神病人犯罪更随机，更难预测。这的确是壹个问题。但事实上，大多数犯罪都是难以预测、预防的，且精神病人犯下严重罪行的概率是极低的。监狱的罪犯也有权出狱“重新开始”，哪怕二次犯罪的几率很高（这个同样有统计和研究）。而与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火灾和意外爆炸、工业事故等意外事故（这些事故突发性和随机性都极强，伤害巨大，致死率高，并不是防范就可以避免）导致的巨量伤亡相比呢？据统计，仅交通事故壹项，全世界近年平均就有125万（联合国数据）至135万人（世卫组织数据）死亡，2013年有5400万人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据中国官方统计，2018年中国有6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世卫组织则通过中国卫生机构收治数据测算，中国每年平均因交通事故死亡25万人（2015年数据）。

    而精神疾病犯罪造成的伤亡则不足这些意外事故的千分之壹、不足“正常人”恶性犯罪造成伤害的百分之壹。我们为了预防那微小的可能，就要毁掉他人、毁掉这个国家壹代几百万人、累计十数年即以千万计的人生吗？就像为了预防交通事故，难道应该禁止壹切包括汽车在内的现代交通工具，全部改成步行或坐轿子吗？何况，我们如果采取更多心理健康投入、心理危机预防、建设性治疗（而非监禁式隔离），这些也是可以得到很大程度预防、解决的。

    而且，我是赞同对伤害他人的精神疾病患者按照法律进行惩罚的，因为他/她做了伤害别人的事，不管精神状况如何，就应该承担责任（当然也要适度，例如除非特殊情况，不应该以“有精神病存在危险”为由而终身关押，但可以判处犯了无期徒刑罪行的精神病人终身监禁、犯了死罪的精神病人死刑。总之，应该尽可能把确诊或疑似的精神病人，类比对正常人的惩罚，并通过司法手段处理，而不是以“非正常人”甚至“非人”来对待），而不是把所有的、绝大多数没有伤害他人的精神病人乃至疑似精神病人都抓起来关起来（而且往往是关壹辈子）。

    这些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大多数并没有伤害过他人，犯下足够判处“终身监禁”的罪行的更是比例极低。相反，他/她们多为受害者，往往是因为遭受职场暴力、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网络暴力、政治迫害、家庭和人生变故（如巨大挫折、利益损伤等负面的事情），罹患精神疾病，或者只是因愤懑、耻辱、痛苦而有了心理问题（还没有严重疾病），却被关进精神病院里，遭受二次伤害，甚至毁掉壹生，这何其不公？至于“治疗”，如前所述，我所讲的大陆、香港的精神病院，真的是在“治疗人”还是在“治人”、“整人”、伤害人呢？这些难道不需要改变吗？更进壹步的，整体、具体上，要如何改变？我这篇文章就是在写这些，我也正在思考，未来也会写出更多相关文章。除此之外，也有许多其他人写的深刻的评析与拟出的方案。

    在知乎问题“如何在精神病院证明自己是正常人？”的回答中，有壹篇匿名回答，迄今获得了3.4k赞，470多感谢，150多评论，其论述极为深刻，说到了我的心坎里，全部复制于此（重点部分用粗体标出）：

“反对很多答案，不壹壹点了。

作为壹个有亲身经历的人，匿了。

我希望段子手们远离这个话题。我甚至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建设起美国式的逆向歧视。

因为精神疾患，和同性恋、性别歧视等其他话题都不壹样，它的特殊性在于，很多段子只要稍微写的真实壹点，都很可能被认为是真的。

比如某个高票答案居然说调戏护士……

要知道在壹个壹线城市，大部分病区看护也不过是护校毕业，甚至是社会无业人员。拿著两千多的月薪，全封闭的工作环境，三班倒，有的地方连手机都不让玩，无聊的工作中拿病人寻开心成了很多人唯壹的娱乐活动。

下面是答案。

装有病被治好没用。

装有病被治好没用。

装有病被治好没用。

该吃吃该喝喝没用。

该吃吃该喝喝没用。

该吃吃该喝喝没用。

报警没用。

报警没用。

报警没用。

（我就很奇怪妳哪找电话去）

因为现实就是，真有病的都得不到妥善治疗！醒醒吧，少年。

以下我会慢慢解释。

“精神病”的概念很宽泛。至少比大多数人认知中的“疯子”要宽的多。

在实践中，焦虑、抑郁、酒精依赖，都可以收治住院的。

所以，能不能出精神病院，并不想很多人想的壹样，是壹个逻辑诡辩。

这问题本质上是个社会问题，它是与：患者是否是家人送来的，是否是权力机关送来的，是否有人交医药费……有关。

而且在今天，第壹重要的决定因素不是医药费，而是医院是否会担责任。

因此监护人或权力机关的送诊至关重要。

问题不在于妳有没有病，而在于谁送来的。

谁送来的。

谁送来的。

谁送来的。

如果走了必要的程序送进去了，那几年内几乎没有机会出院。

这并不是因为患者是精神病，而是因为中国精神卫生机构的管理和治疗水平底下。很多有明显症状的人都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在精神病院终老壹生。或者反复的出院，入院，出院，入院。

对于误诊的，没有明显症状的人，根本得不到关注。

妳以为进了精神病院会有医生围著妳转吗？妳以为医生会把妳的行为当成症状吗？别天真了。

没人理妳才是最正常的状态。大夫查房时溜上壹眼，开壹种治不好也治不坏的镇静药（比如劳拉西泮）吃几个月，平时交给病区护工，才是正常状态。

医生见惯了病人，都有幸存者偏差。但在壹个低级的环境里，小小的偏差可能把“病人”困在病房里几年再正常也不过了。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而且，说句最通俗的话，送进去没病也能整出点病来。

就像很多人说的，被“冤枉”造成的情绪波动和初入院的镇静药物的使用，会形成恶性循环，会使人在困倦和暴躁之间交替，很容易被诊断为双相障碍。 

本身现代科学对很多精神疾患的发病机理和判别标准都还在研究中。其中也包括精神分裂，双相障碍和躁狂这些符合老百姓“疯”的认知的严重精神疾患。

精神病在临床判断中是症状指向的。

也就是，不管妳的情况是怎样的，妳表现的像个精神病妳就是精神病。

但是问题在于，以今天中国的科技、经济和社会水平，对精神病的判断是恨粗疏的。

而且说精神卫生机构，也确实是自己监管自己。

目前，我国的现状是，只有壹些大城市，只能做司法鉴定，即鉴定壹个人是否具有完全的刑事与民事行为能力。 够资格做这个鉴定的，壹个城市也只是寥寥几个专家。至于大家想象当中鉴定壹个人是否“有病”，这无论从技术上还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都是做不到的。

要知道，我国太多小的城市的公共卫生系统里甚至没有精神病院、精神科。

说壹句最明白不过的话吧，在当今中国，精神病院“隔离”的功能远比“治疗”的功能大。

再者，壹般的说来，“被精神病”的人，往往在生活中，本身可能就具有性格孤僻，社会关系不融洽等特点。或者卷入了壹些社会矛盾当中。本身很可能已经具有心理或情绪问上的题。 经历这样壹个过程，其情绪问题发展成精神障碍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精神疾患患者的权益保护和精神卫生制度的建设，是壹个社会问题， 只有通过壹场旷日持久的社会运动，就像同性恋权益运动、女权运动、关爱自闭症患者运动、关爱艾滋病患者运动那样的社会运动，才能推动精神卫生机构与制度的建设。

包括普及收诊前鉴定制度，建设第三方监管制度。这都需要巨大的经济投入。

可以想象，这个过程里会有ngo的推动，有义工的服务；有南方系的报道；有姚晨、濮存昕、司马南、袁立之类持不同政治取向的大V们去体验约束、体验分裂症患者的恐怖嚎叫，之后写下的壹篇篇催人泪下的微博；有马云这样的大老板捐钱；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建议、提案；有专家学者、壹线工作者的研究与奉献。 

但更多的，是有无数精神疾患患者和被误诊者的血泪。

只有经历这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甚至从大了说，整个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

愿每壹个精神疾患患者和被误诊者得到健康、快乐、幸福。愿我们的国家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

    这篇回答很悲观，又很现实。香港的精神病房，和大陆相比，的确已经是天堂了。而我被关在香港23天，而没有像大陆的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被关几个月、几年，甚至壹辈子，也是足够“幸运”了。那么，大陆以百万计、十多年累计就能以千万计的被关押在精神病房的人，怎么办？他/她们虽人数众多，但社会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这些人的话语权几乎是完全缺失的。相反，人们更多停留在“精神病杀人不犯法”、“精神病证书等于杀人执照”、“精神病人闹事打人警察都没办法”之类极为粗浅、带有强烈歧视与偏见的认知上，新闻爆料、众人口传的显性“精神病杀人”“精神病闹事”的个案，遮掩了更多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失去自由、饱受虐待、生不如死、屈死无声的黑暗现实。（当然，并不是每壹间精神病院都非常黑暗、每个精神病人都会遭受如此的虐待，但黑暗、虐待，的确是普遍的现象，而且我所列举的多数案例，都是大城市重点医院，那么更差的地区的精神病院可能会好（准确说是“不这么坏”吗？）（此外，这篇回答中提到许多精神病院没有电话，其实有又如何？也只限时限次打给家人而已。我能联系上香港泛民政党人士，是因为有知识、幸运的记录了他们的号码。如果换成其他被关进精神病房的，恐怕也不知道要打给谁才有用。而且我联系上议员和政党人士，他们也并不能做多少，哪怕帮的那点还是看在冯爱玲女士面子上）

    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群体只会进行形象思维，也只会被形象所打动。这些或是吸引或是吓住群体的形象，最终也成为群体的行为动机……刺激群众想象力的……其形式必然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鲜明形象，或是伴随著几个不同寻常的、神奇的事例……人们猜测壹艘穿越大西洋的汽轮也许已经沉没，那么这件事对群众的影响力能持续壹周之久。但是据官方的统计表明，仅仅1894年壹年，失事的船只就多达850条、汽轮203艘，从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来讲，它们远比那次大西洋航线上的失事厉害得多，而群众却从不会关心这些不连续的失事。”

    人们只看到了大庭广众的罪恶，却忽略了封闭环境中更多人的苦难。哪怕壹个人们眼中的“疯子”、“躁狂症患者”大闹地铁、公交，引发的关注（更不用说能够用作多年谈资的杀人事件的影响了。哪怕绝大多数的杀人者都被判别为神智正常，是“没有精神病”的人。关于比例数字究竟如何，有足够条件的也可以去查核），都远多于多少被拘禁壹生、毁掉壹生的“被精神病”者、屈死的囚犯。即便曾被广泛报道的杨永信用囚禁、电击、殴打等虐待方式“治疗网瘾”的事件，现在还有几人关注，有人去改变吗？我们没有亲眼看到，不代表没有发生。相反，没有看到的千万角落，恶人更能无所顾忌、敢于毫无忌惮的做出大庭广众极少有人敢做的恶行。黑暗的角落，有无数类似《熔炉》中描述的“地狱”之地，需要我们去关注、去“聚焦”。

    这壹切都需要被改变。我们不能眼睁睁看著21世纪还有如此多的罪恶、剥夺自由、欺凌与虐待、凌虐致死……桩桩件件不断发生，却坐视不理。

    关于对精神卫生体系的种种弊端、精神病院/病房的各种黑暗面，以及其他案例的评析，我会在后文恰当节点再做举例、引用、分析，在此就先只说这些了。

第五章 带铐辗转、蒸笼般羁留室过夜、PTSD的初现--捱过“最后”还有“最后”

    （壹）手铐再加身，繁杂程序的折腾

     我走出病房门时，西区警署的壹位警员已经在等著了。他带我走到电梯口，又有壹男壹女两位警员走过来，并且对我说：“我们现在要把妳铐起来（大致意思）”。他们铐我时，我看到了冯爱玲女士，她就坐在电梯旁边的凳子上。我被三个警察控制，手上正在带铐，连打招呼、说话都不便，我只能看著她点头示意。冯女士壹直目送我和三个警察进入电梯、关上电梯门。这是迄今我与冯女士最后壹次见面（当然通电话、短讯是有的）。也不知道在未来，我还有没有可能再当面见到她、感谢她了。她是壹位慈祥、善良的老奶奶，热心公益，为平反六四奔波，也在我个人的事情上多有帮助，我壹生都会感激她。

    终于离开了病房，终于重新看到了外面正常世界（哪怕还是东区医院里，但精神病房内外已是两个世界）来来往往的人流，立即有了和在病房时不壹样的感觉。但头脑浑浑噩噩的，我当时以为只是前晚没睡好。只是，后来我壹系列身心上的表现和感受，与PTSD很像，与壹些被长期关押过的人诉说的很像，基本也就是了。当然，这也不止是由于关押的这23天造成，后来我面临的壹系列恶劣环境甚至绝境，也加重或者说助推了PTSD的恶化。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押送我的三位警察，壹位年龄较大，有四五十岁，称他为E警员（按第三章的警员顺序排），另壹位20多岁的年轻男警称其为F警员，那位二三十岁的女警称为G警员。他们把我铐的很紧，勒的我手脖子都是痛的。我的两个包也被其中壹位警员拿著。穿过人流后，他们把我送上警车。

    我问他们要把我送到哪里，E警员和G警员都不怎么会普通话，我只能与F警员交流。他告诉我，需要先带我去做笔录，然后再去入境处。然后警车就开了。我壹路上很配合，而我提出把手铐换下位置，不要铐在恰巧磨到骨头的那块，F警员也答应并重铐了壹下，但还是很紧、很疼。F警就坐在我身边，E警和G警坐在前面。警车在各种立交桥、盘山公路上飞驰，我也没心思看路牌，脑子恍恍惚惚。这时我开始担忧回到大陆会怎么样，会不会旋即被拘捕，或者投入黑监狱和精神病院。想到这些，我心神不宁。警车在山道来回上下，虽然车速很快，但很久还没到目的地（我当时也不知道目的地是哪，不知道让我去入境处还是警局）。几乎走了近壹个小时，才来到壹个警局。他们告诉我，要在这里采集我的指纹等生物特征。

    三人把我带上楼，进了壹个类似审讯室的地方，但并没对我做任何审讯，只是拿出我的港澳通行证进行了登记，并口头询问确认我的身份。我问这是哪里，F警员告诉我这里是柴湾警署。

    然后，就是带我到拍照室之类的地方拍照，正面、侧面、背面，都被拍了个遍。不过这算是流程中最为顺利的了。此后又到了另壹个房间按指纹，才是真正体会到“正常流程”中会有多少繁杂与故障。

    如果曾经有过被拘捕经历、或者被传唤或其他需要被警方采集信息的，应该都知道，警察要对被扣押者的手掌、每根手指进行360度指纹采集，然后还要另外采集指头上的指纹。在采集之前，需要洗干净手，然后等手上的水干了，再“干活”。两个手掌和手棱、每根手指，都要在采集玻璃上用力按、用力滚动，如果电脑显示采集“不合格”，就要重新来，最终在几次重复动作中挑壹个“最佳指纹/指头印/掌纹”。仅仅做这些，我就用了30多次。

    但更加糟糕的事来了。不知为什么，当这轮采集完成（本来也就是要彻底完成采集了），他们的电脑却无法正常录入，于是两个警察就不断重启电脑，输入密码、登入程序，又让我重复这些动作。结果壹次又壹次失败，他们就让我重复这么做。他们来回开关机差不多有十次，而我的手、每根手指每次都要来回滚动，我都记不清多少次了。前前后后折腾了至少两个小时，也没有采集成功。我的手已经很疼痛了，筋疲力尽。我刚从精神病房出来，不但没很快恢复自由，又被这么折腾，头昏脑涨的。我问他们几点，他们说已经两点多了。我想，那我何时才能去入境处呢？（这件耽搁很可能就是此后警察没能在当天赶上送我去入境处的原因，然后我才被关在羁留室壹夜）

    期间，我还问到我在东区医院遭遇护士欺凌、恐吓，是要在这报案，还是联系医院管理局，壹位警员（我记不准是哪位了，好像就是那位能说普通话的F警员）说“那妳先联系医院管理局” 。我也想早点回大陆，避免再被送回精神病房“调查”，就没坚持报案。

    在折腾期间，年轻警员还向进来的年长警员请教怎么处理故障，老警员（或者是警官）也不会。折腾的实在没办法，他们又出去请示，最后让我换到不同楼层的另壹个信息采集室。结果在这不到半小时就完成录入了。我心想，妳们不早点换到在这边，非要在那个故障机器上折腾，这些警察受折腾，我更受折磨，两只手疼痛不已。我不认为他们是故意整人（这个我当然是能看出来的，无论从相关警察的神色举动、性格特征，还是遇到的电脑故障情况和处置，都和卢伟杰那样的故意欺凌完全不同），但明显是死板、形式主义、不知变通。而且值得壹提的是，虽然我在柴湾警署的遭遇不是被故意整，但大陆的警察、香港的警察对其他被拘留者（精神病房的医护人员对住院者也壹样，就像卢伟杰利用作为护士的权力对我及其他住院者的欺凌行为）、在其他事情上，完全可以利用他们对程序的熟稔、利用这些繁杂的程序，假装故障、程序问题，把人整得筋疲力尽甚至死去活来（还有更多客观上让人受罪的做法，后面很快就会讲到）。有权就是可以各种指使、折腾人，而且妳还抓不住明显把柄。

    采集完毕后，三人把我带上警车，又开始了很长的路程。我本以为这次终于要把我带往入境处了，或许他们会把车开到入境处大楼，我就回到大陆了。没想到，又是至少壹小时车程，居然把我送到了西区警署，也就是中联办旁边那个我曾经去过的警局。这时应该是下午4点左右。

   （二）在西区警署羁押间受苦

    我被带进西区警署后，直接被关进了警署大办公室里壹个类似铁笼子的小房间。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姑且称为“羁押间”吧。隔著铁闸门，可以看到办公室里许多警员在忙碌。

    房间里只有壹张长凳，地上还有血迹、毛发，头顶则是各种管道。不过庆幸的是，因为和大办公室通著，有冷气吹进来。期间壹位女警说会给我盒饭，还问我吃不吃橙子，我说都行。过了壹会盒饭送进来，米饭里有肉丝和辣椒啥的，还有壹杯橙汁之类，我壹口气全部吃喝完了。这饭确实不错。

    吃完饭，我在里边坐卧不安，询问警员我何时才能去入境处。结果不是不理睬就是让我等。后来终于有壹位警员过来，说今天不行了，明天才能送我去入境处。我壹下子慌了，害怕这壹天又有什么变数，或者我壹激动又被送回精神病房，那前面的忍耐就功亏壹篑。我要求给家人和朋友打电话，其实就是想告诉我父亲，以及冯爱玲女士和林祖明先生。然后他就让我等，我多次请求都是说“妳等著”，哪怕我的包和里边的手机就在不远处办公室桌上。

     等了至少壹个小时，壹位警员才把手机给我，而且只允许我打壹个电话，并且告诉我明天上午才能让我走。我打给了父亲，告知他警察说我明天才能回去。我父亲说“妳要听警察的话，注意安全，明天回来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结束通话了。我还想打给冯女士，这位警员说不行，我只好关机，把手机交给他。

    我呼喊警员，说要见律师。壹位女警过来，她问我有律师吗？我说没有，但是不是有那种替被拘捕者辩护的公派律师吗？她说没有，是需要自己花钱请的。我现在也没有搞清楚，香港警方在拘捕公民（无论本地人还是大陆人或外国人）时，被拘捕者有无权利请求警方或司法机构派遣律师维护自己权利。甚至更进壹步，当时我被羁押的具体理由、我所处的法律状态是什么，警方都没有任何告知。香港以高度法治闻名世界，可在执行层又有多少“细缝里的泥垢”呢？

    很快，来了壹个警员，拿著壹个表格，大致意思是要收缴、封存个人物品，还要我交出身上可能会用于自杀之类的物件。我这时也只好签字（还是和在精神病房被迫签字时壹样：难道我能不签吗？不签会有好结果吗？）。然后，他要求我把眼镜、腰带、鞋带都取下来给他。最夸张的是，还要把袜子脱掉。当我把眼镜摘掉、腰带和鞋带抽出来、袜子脱下来交给他之后，我才不断感到各种不便甚至痛苦。

    我高度近视，去掉眼镜，整个办公室就壹片模糊，我求助（例如上厕所时叫人）或者看东西就更麻烦了。而腰带去掉后，我得不断提起裤子，否则就会掉下来。而我又焦虑的坐不住，只好提著裤子在小房子（或者更恰当说是“小笼子”）里来回走动。连续提几个小时裤子，如果谁试验壹下，壹定知道不是好滋味。

    这时候，壹位穿著白色衣服的警官（在香港应该是叫“督察”之类）过来了，说“妳还认得我吗，妳在中联办（割腕）我就在场”，我说不记得了。我割腕时脑子壹片混乱，四周都是警察和中联办人员，我自然记不起这个人。他又跟我说了几句什么话（记不清了），然后就走了。

    他走了之后，我才看了下自己的形象：弯著腰、提著裤子、精神恍惚，而且没戴眼镜时我的眼色情况我也是知道的，总之壹幅败相，毫无抗争者的英雄气度。在精神病院，我摆出英雄气度也没用，在警署，我想摆也摆不出，反而像落败被俘的败兵，没有丝毫生机、气质。

    我努力提振自己的精神，在心中默唱《国际歌》，“起来，极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尽力不让自己这么颓废、荒唐的面对办公室里这么多警察。我想，梁国雄等抗争者入狱时，必定是很勇敢坚毅的，而不是像我这样颓废。而我应该向他们学习。

    但哪有那么容易呢？当我没有穿袜子，光脚穿著没有鞋带的运动鞋来回走动，鞋子晃晃荡荡，不壹会，脚就被磨破了，而且，脚上出的汗浸到鞋里，很快鞋子就像在雨水里趟过壹样，脚就泡到湿鞋里，不壹会就泡肿了，磨破的地方更疼了。我问正好走动到铁门前的警员，我能不能脱光鞋子赤脚走路，他说“那妳随便”。我赤脚之后，踩在又脏又凉又硬的水泥地上，脚被硌的生疼，感觉比泡在湿鞋里更不舒服，只好重新踏进湿鞋里。这种肉体折磨，还是那句话，谁自己做下试验就知道多痛苦。如果警察不收走鞋带和袜子，我就不用受这么多罪。

    他们收走这些，是怕利用它们自杀。可我羁押间上面的管道至少三米高，即便最能自杀的腰带也够不著，鞋带就更是了。至于袜子，又不是那种女式的丝袜而是没什么弹性的布短袜，我是想不到这个怎么用来自杀。再说，这羁押间连著办公室，警察对我在里边的壹举壹动随时都能看见，我又怎么可能躲避开他们的注意而突然自杀了呢？

    我曾经在前面提到，我在精神病房期间，看到壹则新闻，讲北角警署壹位涉嫌性侵的男性在审讯室自杀。或许是这起自杀事件让香港警方苛待被拘捕者，以免背上管理不力、囚犯自杀的责任。于是，警察对我（肯定还有其他可能有自杀倾向的被拘捕者）采用了这种“收走所有哪怕有壹点可能用做自杀‘工具’”的方式，以杜绝发生自杀事件、为自己和警队免责。

    但他们为什么不想想被拘捕者的感受、不考虑被如此对待者会受多少法外的伤害？就例如我，双脚泡在湿鞋里，几小时后就泡肿了，没有鞋带的鞋把脚磨的又红又肿又痛，身体和精神都严重受伤害。尤其对于焦虑、抑郁，有心理和精神问题的人，这反而加剧了他/她们的精神痛苦和身心疾病，埋下了其此后可能厌世、自杀的隐患。当然，那时候自杀，就不是警方的责任了，毕竟不是死在警局、监狱之类。而且，警方和社会得知当事人自杀后，反而会觉得在警署、监狱这样苛刻对待是正确的，因为后来“妳们看他/她果然自杀”了，以“印证”采用苛酷方式的必要性。但他们不考虑这种苛待、虐待，本身就是对拘捕者身心的伤害，更是强化其自杀倾向的诱因。而且，如果收缴了他们的腰带等物品后，当事人还是想到了各种高难度的自杀方式，那表明其已经非常的生不如死、实在不想活下去了。既然如此，基于人道，为什么不能遂了他/她的心愿呢（关于自杀的权利和自由问题，我前面已有过详细论述，不再重复）？至于看守警员的责任，不用追究就可以了。

    这让我想到此前北京驱逐“低端人口”和取消“互助献血”的事情。香港警方对待被拘捕人士的作为，以及我在东区医院精神病房的许多遭遇，其实和北京这两件事异曲同工。对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他们考虑的只是“妳/妳们别死在这”、“妳们别在我管辖的范围内出事”、“妳们别在我需要承担责任的层面出事”，然后机械的、极端化的执行残酷政策、规章，而让弱势者遭受更多身心和生活上的不便与折磨、不惜把弱势者逼到更加危险（但不属于他们责任范围）的区域、处境。

    例如北京驱逐“低端人口”，就是以避免再次发生火灾、改造社区环境和治安等理由（当然还有更深层次原因，不过至少表面上理由是以上那些），但粗暴的驱逐让他/她们更无处可去，面临丧失廉价住所、丢失工作、陷入贫困、让自己和家人陷入生存危机。而取消“互助献血”，名义上是为杜绝非法血液交易、保障输血的血液安全之类理由，但这会让更多急需用血的患者面临等待“正规血液”太久而失血死亡的危险。而香港警方及许多监狱、看守所、精神病院及其他羁押场所，对可能自杀者的各种苛虐措施（如扣紧手铐脚镣、用束缚带长期捆绑），同样严重伤害当事人身心。香港警方因发生过北角警署自杀事件或其他类似事件，就对我采取壹系列苛待手段（不止已提及的，后面还会提到更严重的手段），而且估计对其他有自杀可能的被拘捕者也如此苛待，是极不人道的行为，反而会加剧其脱离严酷环境后因PTSD等原因而自杀的可能。（当然，大陆警方、监狱系统、精神病院等地为“防止自杀”，采取的手段更不人道，如壹些政治犯的叙述）

    但无论北京政府，还是香港警方，以及香港精神病房的医护，嘴上却都说“这是为妳/妳们的安全著想”、“这是法律/制度规定”、“为了避免妳们遇到安全隐患/自杀”，把自己不人道乃至残忍的制度、政策、行为，说的冠冕堂皇、理直气壮，表现的“壹片好心”，而丝毫不考虑被管理者、弱者自己的选择权，也不顾及这些政策/手段对弱者带来的长远伤害，各种间接的、连带的伤害。这种行为轻则说是缺乏共情、不会将心比心，重则足以用“虚伪”、“残忍”、“无耻”形容。

    法律、制度、政策，都是手段，而目的则应该是让人有尊严、有自由、能够更好的生活，而不是颠倒过来，为了履行责任（同时也是壹种推卸责任），而不顾弱势、被执行壹方更根本的人权。如果法律、制度、政策违背了人性、侵犯了人权，弊大于利，就应该修改、废除、重新设计和订立。“以人为本”、“天赋人权”，说的都很好听，可现实呢？许多强力机构（包括精神卫生机构）、家庭，都以“为妳好”为名，行伤害之实，不给当事的本人自己选择如何生活、选择生死的权利。

    我在羁押间不断走动，越来越感觉难以支撑，胳膊和腿都开始发抖。我又问过路的警察何时把我送进可以躺下休息的房间，他说让我等。后来我去了羁留室（也就是过夜的地方），才明白还不如呆在这个铁笼里呢。

    在我难受的来回走动时，看到有几波男女罪犯（或者疑犯）被带进带出，不过这些男女都没有和我关在壹起，而是关到和我平行的其他羁押间。有些看起来像东南亚人，还有的可能是大陆人。他们被送走时，都是被用铐子串起来的。给了我壹个“单间”，可能也是怕我自杀或与其他人冲突吧。

    到了大约5、6点钟，壹位警员突然把我叫出来，并且拿起我的东西，把眼镜给我，告诉我现在就去入境处。我大喜过望，因为我壹分钟都不想在这铁笼子呆了。这时候壹位年长警官在打电话，虽然我听不懂他的香港话，但看旁边两个警员拿著我的包听他打电话，应该是和入境处交涉我的事吧。这时还有壹位女警官也站在旁边，我就对她说，我是来维权的，是受害者，我不应该受这样对待。她说，“我们尽可能提供方便，让妳早日回到大陆”。期间，我还告诉警察，我打印的许多材料和标语内容敏感，能否帮我扔掉。拿著我的包的警员说，妳自己在入境处再扔吧。然后，我听著那位男警官打了很长时间电话，然后又看见两位警员放下了我的东西，我知道八成是去不了入境处了。果然，这位警官打完电话，告诉我明天才能走，今天就把我安排在西区警署羁留室过夜。然后我又被关进那羁押间，重复了壹个小时前面说过的那些折磨。

   （三）蒸笼羁留室、与年轻警员对话

    到了晚上，他们终于把我带去警署内部的羁留室。羁留室位于警署半地下的壹片区域。壹个大的羁留室被分成壹些单间，我就被关进靠里侧的壹个单间了。本来我在想，终于可以躺下好好休息，明天就返回大陆了。但当我进去、呆了壹会之后，才知道这里比刚才更难受。

    首先，羁留室中根本没有空调（香港称为“冷气”），只有羁留室之间的过道里有两台巨大的风扇，吹的风都是热的。而羁留室大门和办公室完全隔开，办公室的冷气根本吹不到羁留室。而这时正值夏季，又是香港这种亚热带地区，羁留室里像蒸笼壹样闷热。我仅仅呆了10分钟，就热的受不了。而“床铺”则是类似于公园躺椅那样的光滑水泥板，还有壹条毛毯。大夏天，放个毛毯，也是要“热上加热”了。

    其次，这个羁留室并不是四壁完全封闭，而是有铁卷闸窗。我不确定西区警署的这个羁留室是完全在地下还是地下地上各半层，但壹直听到有火车（或者是港铁、轻轨之类）的轰鸣声、撞击铁轨声，以及汽车鸣笛和轧过马路的声音。此外，那两台电扇传来的嗡嗡声也闹的我更加心神不宁。这种噪音下，不要说入睡，连想安静的坐会都难。

    又热又闹哄的情形下，我精神开始趋向崩溃。壹位警员坐在椅子上，面对面在羁留室外（羁留室也是铁笼子那种）看著我，端坐不动，也不说话。而我则在里边来回走动，越走越热。而羁留室里虽然有厕所，但却没有水龙头，水只从便池流出冲秽物，根本没办法洗脸洗手。虽然我被送进来时候给了我壹包湿纸巾，但只有两三片，贴脸上壹分钟就没用了，实实在在是“杯水车薪”，无法消除暑热，更不要说凉爽壹下了。后来送来晚饭，我吃了两口就吃不下去了，谁能在那么闷热下吃得下热饭。我说医生还要我吃药，药就在我的包里。他说会把药送来，但直到第二天都没把药送来。

    羁留室里备有壹双鞋底特别薄的拖鞋，我穿上之后在水泥地硌的生疼，但穿上没有鞋带的运动鞋则被汗水泡的发肿。最后我就选择替换著穿减轻痛苦，但也把两种痛苦轮流都受了。

    我本以为香港的警政体系应该还是比较人道的，没想到环境竟然如此恶劣。我害怕在这样的情况下身体痛苦会逼使情绪失控，又被重新送进精神病房，把受过的罪重受壹茬。说不定，即便再入院再出院后，又被送进这羁留。因此，我只能来回走动，但不敢喊叫或者做出踢栅栏、墙壁之类表达愤怒的动作，火气都憋在心里，拼命忍耐。有痛苦不能发泄，这就更难受了。

    这时候警察换班了，换来了壹个20多岁的年轻警员，按顺序就叫他H警员。壹开始，他也和上壹位警员壹样，壹言不发的正对我的羁留室端坐著。看来，他们是要24小时轮班看护我，避免我做出自杀之类行为。我心想，妳们有这个人工费，怎么不把羁留室打造的人道壹些，至少有冷气、有报纸，让被拘留者心平气和的度过羁押，这本身就有利于舒缓被拘留者的不良情绪、减少自杀倾向。但香港警方却弄成如此恶劣的环境，而且警察也和我壹起受罪。这位H警员和上壹位壹样，壹身非常整齐且看起来不薄的制服，估计比我还热。

    我实在忍受不了身体和心灵的双重煎熬，满头大汗的把头伸到铁栅门缝隙，对那位年轻警员说，“我能和妳说说话吗？”。这位很年轻的警员说，“按照规定，我是不能和妳说话的。但是妳可以对著我说话，我当做没听见就好啦”。我看他说话很是和蔼，而且能听和说普通话，也就卸下了担忧，开始半自言自语的冲著他讲我的事情，关于遭受校园暴力、来港维权、在中联办割腕、被关进精神病房等事。H警员壹开始默默听著，逐渐的和我说起话来。（后面的对话，已过了壹年左右，当然无法完全复原对话，我只能凭记忆讲壹下大概内容）

     他跟我说，大陆的事情还是需要回到大陆解决的。我说大陆的司法、教育系统很黑暗，我没办法才来香港求助。我还告诉他，我找了香港许多政党、媒体，还有在中联办割腕，结果根本就没几个人关注我的事。他说，香港人都是工作很忙的，每天压力很大，都要为生活打拼，怎么可能管得了那么多事，大陆的事（香港人）更管不了了。我说好像香港01关注到我的事了（前面提到的那位民运人士陈女士讲的），他说那个媒体没什么名气，况且有那么多新闻，没有多少人关注的。我说此前有几个警察都听不懂普通话，但妳能够听懂。他说，老警察都不怎么会普通话，但年轻警员听得懂也说的了普通话，因为现在学校都会教香港话、普通话、英语，三种语言。我说，香港人要学三种语言，也真是挺辛苦的。他说是啊，很辛苦，都要学。我问他入职警队多久了，他说才四个月，而我则是他第壹个看守的对象。

    我说，我在中联办割腕，就是希望引起香港和国际上的关注。H警员就跟我讲，说中联办的事他们香港警察都不能干预，连中联办外出的汽车，香港警察都没有职权管（大致意思）。

     再往后，我就问H警员，为什么羁留室没有安装冷气，这么闷热，我都要被热晕倒了，饭也吃不下。他说妳猜为什么？我说羁留室是惩罚犯人的地方，所以没有冷气吧。他说不是，是因为有被羁押的人提出，这里全都是封闭的，而他们不是犯人（只是临时羁留使用，不关已判罪犯人），所以他们说希望“听到外面的声音”，和外界相通，否则是侵犯他们的人权。所以羁留室才设计了大卷闸窗，还能听到外面铁道上的轰鸣。既然和外面通气，当然没办法按在封闭环境才方便使用的空调之类了。我听完感到莫名其妙，我说现在闷热的要死，噪音巨大，响声震的我心神不宁，这才是侵犯人权啊，怎么会有那样（提出那种奇怪要求）的人。他说他也不知道，就是这样。

    后来，我又跟H警员讨论校园暴力问题，我说，我来香港，就是在大陆没有游行、请愿的自由，才来到香港，而且香港难道没有校园暴力吗？陆港应该壹起努力防治校园暴力。我还跟他说了我遭到各种殴打、威胁、骚扰以及黑势力学生的伤害的事。他说，这在香港绝对不会有，香港每个学校都有社工，如果发生校园暴力，学校、老师、社工都会制止的。虽然就我了解并非如此，如我后来看到香港的董之英中学就多次爆出严重的校园欺凌，而上水中学、圣约翰学院、玫瑰岗学校等院校都曾被媒体爆出校园暴力事件，且壹些连续发生，并未真正妥善处理。而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冯丽姝博士的论文《香港校园欺凌全球之冠，学校应如何对策及处理?》中开篇就提到，“2017年12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发表了于2015年于75个国家和 地区中的 15 岁学生身心健康调查结果，发现香港的校园欺凌情况全球最为严重。 有多达 32%受访者表示曾于壹个月内被同辈多次欺凌，相比加拿大(20.3%)及美国 (18.9%)还要严重……”。即便该调查对于校园暴力的定义可能较宽泛（因为据我所知日韩欧美更严重），但毫无疑问足以证明香港校园暴力是存在而且较普遍的。同样，我和冯爱玲女士交谈时，她也提到听说过有香港中学生因校园暴力自杀的事情发生。而这位H警员却说“在香港绝对不会有（那么严重的校园暴力和各方不作为）”，这就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吧，哪怕身处过校园，也并不能关注到身边发生的残酷暴力、不能和校园暴力受害者感同身受。

    然后，我还是拜托H警员能够关注校园暴力问题，向身边的朋友、亲人宣传这些。我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担心回到大陆没机会再说，就当效仿那些身陷囹圄还继续传播进步思想的革命者，努力再做壹下宣传，能影响壹个人算壹个人。但H警员还是说，“在香港不会发生的”，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时我也没办法拿出手机让他看香港的那些校园暴力案例。

    此外，我也跟他提及了我被关进东区医院精神病房的事情。他说“东区医院不是精神病院啊”。我说是被关进东区医院的精神科病房，他才明白。我告诉他在那里有护士（卢伟杰）欺凌、恐吓我，而且有监控录像，以他（H警）的经验，有没有可能查处他。他说即便有监控录像，但是大多数录像都是没有声音的，H警还用动作效仿著说“他可以说‘我是在跟妳说话啊（而不是恐吓）’”。看来控诉卢伟杰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哪怕有监控录像。

    跟H警员交谈时，为了离H警员近壹点，我只能伸著头弯著腰，梗著脖子挤在铁栅门的栅栏上，时间壹久，整个脖子都是疼的，我只好时不时缩回脖子揉壹下，然后揉下的都是汗和泥（在精神病房都没好好洗过澡）。我问H警员我和他聊了多久了，他说才半个小时。我想，我还要熬多久啊。这时我已经热的几乎要虚脱了。我身体壹边承受痛苦，心里壹边在想，我是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受害者，我是为了维权，还希望让香港、国际社会关注百万千万遭受校园暴力的弱者、受害者，是做好事，是做社会运动、做建设性的、有积极意义的事，为什么却让我遭受这样的折磨？

     我向H警员抱怨这些，他说他能够理解，但也没有办法。我说妳看我身体这么瘦弱，根本没有攻击力，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他说，就是看妳不像坏人，就是个学生，才把佩枪收了起来，以免让妳（我）感到恐惧。

    这时我热的实在受不了，就跟H警员说，“我能不能脱掉衣服和裤子，实在太热了”，他说“没关系，我和妳都是男生，没事的”。于是我就脱了汗衫，但在壹个警察面前脱掉上衣，我感觉很不好意思（即便我在精神病房已经这么裸体暴露、变相受辱那么多次了），很快又穿上了，裤子更没有脱。而且我脱掉汗衫，羁留室照样像蒸笼壹样，要把我蒸熟壹般。

    我又重复著抱怨这里太热了，受不了了，而且我也睡不著觉。H警员说，他自己也感到很热了。我问他这里这么热，以前没有被拘留者反映过吗？他说这里是西区警署的临时羁押场所，壹般关的都是非法入境、超期滞留等待遣返的大陆人，或者转送监狱的，据他所知最长的只关了4个小时，没有在这过夜的。而我关的这天，其他所有（好像至少有七八间吧）羁留室都是空的，只有我壹个人。我心想自己真倒霉，成了非人道羁留室的试验品了。

    我这时开始感到头晕目眩，浑身燥热，双手通红，不知道是不是中暑了。H警员也说看到我脸上、脖子都是红的。我说再这样下去我会晕倒，而且也不可能睡得著，我想去医院看看有无中暑，最好能在医院病床躺壹夜（当然不是精神病房病床）。H警员看我实在难受，他自己也感觉的确这里很热，就同意了，拿出对讲机呼叫同事，说这里有人生病。然后他告诉我，有两种可能，壹种是有医生来羁留室为我看诊，另壹种情况是会用急救车把我拉到医院。他还说，他知道在大陆像我这种情况根本就不会有警察搭理，但香港这里会给妳医疗救助的，妳请求看病，就会有人来。他还好心提醒我，除了热还有别的什么症状（只说热可能他们不会送院），我说我还头疼。其实那时候头疼主要是身体痛苦、焦虑造成，倒不是本身脑子疼。

    但等待的时间很漫长。据我估计，从我请求就医到后来急救车来到，至少过了壹个半小时。期间，H警员除了和我说话，就是端坐在椅子上，偶尔才看壹眼手机。某种程度，他和我壹样，都像囚徒，都不能随便走动，只不过他在铁栏外，我在羁留室里边。我这时热的已经受不住，壹会坐地上，壹会站起来，又来回走动。外面有个开门之类的响动，我就问H警是不是急救车来了。他每壹次都是给了否定的答案。

    期间来了壹位警官，H警向他报告了我的情况，这位警官看了看我的情况就走了。过了很久，H警告诉我，他得到通知（对讲机说的吧），会把我送到医院。我问是什么医院，他说是玛丽医院。我说我在中联办割腕后，就是被送到那里包扎的。他说那是因为玛丽医院是这附近最大的医院（中联办和西区警署挨著），所以都是送到那里。我问H警员，壹会去医院，能不能由妳带我去，妳对我有所了解，也能证明羁留室的情况。他说这不壹定，不过只要是他所在的壹队的，待人都很不错，不用担心。

    （五）重枷下被押送去玛丽医院

    很久之后，带我去急救车的警察终于来了。不过，他们不仅给我带上手铐并铐紧，还带上了脚镣。更夸张的是，这个脚镣不仅绑住脚踝，还有壹条挂在腰上的铁链。然后他们拉著我，脚镣哗啦啦的响，我拖拉著没有鞋带的鞋，壹路到了警署外的急救车上。到了车上，医护人员开始给我量血压，车里有空调，我壹下子就不热了。坐在我旁边的是两位警员，壹位20多岁，壹位长得很高的30多岁的警员，分别称之为I警和J警吧。也不知道和前面那位H警员是不是壹队的。我告诉J警羁留室太热，能不能送我到玛丽医院住，或者换个羁留室。这位J警板著脸说，“我们现在要送妳去医院，但是看完病还要回来。妳在路上老实壹点，我回来跟同事说给妳换个房间，如果不听话，那就没有（不换房间）了。”整个语气就是训斥犯人的态度（当然我在他眼中就是犯人）。我说刚才看护我的警员知道我的情况，他也说羁留室是很热，他都受不了。J警就又训斥我，“妳不要听他说什么”。那位H警也没有跟著我去医院。

    在急救车上倒是非常凉爽，我的难受劲壹下子少了壹大半。但是手铐、脚镣戴在身上，滋味也不好受。I警和J警壹左壹右“看护”著我，壹言不发。我想到壹会还要回到那蒸笼般的羁留室，就焦虑不已。也不知过了多久，急救车才开到玛丽医院。

    下车之前，J警又用训犯人的语气跟我说，“医院这里是公共场所，下车之后不要给我搞什么事”。然后他和I警壹起拉著我进了玛丽医院的门诊大厅。我被其中壹位（也忘了是哪个）用铁链紧紧拉著，铁链缠在腰上，警察拉著我就像牵著壹条狗壹样。而门诊大厅里有许多看病的和病人家属，都比较好奇的盯著我和警察，至于有没有拍照的就不知道了。在明亮的门诊大厅里，我看清了我自己这样像狗壹样被铁链拴著，被警察押送著，许多市民在看著，我当时已经很麻木的心理还是被刺激出屈辱和痛感。我在东区医院精神科病房被关押期间，看到报纸报道有个印度籍抢劫重犯（后来我又查了壹下叫文子星），因为很是凶悍，送往法院审理时由许多警员押送，也是被带手铐脚镣。我想，我壹个弱不禁风，也没伤害他人，没有违法犯罪，维权失败不得已才自杀的受害者，怎么也是重枷加身，手铐紧扣，双脚戴镣，腰上还拴著铁链？

    两位警员拉著我坐在四周人少的壹片区域的椅子上，其中壹位去和在医院大厅里的保安还是警察去交涉，过了壹会才回来，然后拉著我去那个我前面提到过的（我割腕后被送玛丽医院时）类似于初诊台的地方。那位接诊的医生问我哪里不舒服，我说可能是中暑了，而且还头疼。然后她让我测体温，还拿出壹张纸，问我的头疼属于上面的五个级别的哪种。其实我头疼主要是焦虑和太热造成，本身不很疼，我就指著中间那个（三级）。然后她就给了我壹张纸，写的是排队的号码。我虽然有气无力，但还是对这位医生道谢。然后我就被两个警员拉走了。

     两位警员把我拉到门诊大厅左侧没什么人的壹片空座那里坐下，I警坐我旁边看著我，J警坐在不远处翘著腿看手机。我看了下医生给的纸片，上面说我可能还要等到凌晨两点半之类。而这时候已经是凌晨了，但玛丽医院还是有这么多人排队看病，不过没有那天白天人多。

     这时候我几乎已经虚脱了，从早上6点到这时，超过18个小时没有睡觉，而且坐警车、急救车奔波劳累，最重要是在羁押间和羁留室站著（根本坐不住），这么多折腾让我感觉浑身瘫软、精神崩溃。我这时只想著千万不能喊叫、有反抗动作，否则又会被送回精神病房，最后的壹天壹定要忍下去（虽然也不壹定是最后壹天）。然后我双腿不停的抖动，不是因为冷，而是紧张焦虑。我以前遭遇校园暴力的时候，曾经有过长期失眠的状况，两天没有睡觉。我这时候的感觉就跟几天没有睡、又劳累又饥渴壹样的状态。然后还要这么煎熬的等待。

    雪上加霜的是，手铐铐的非常紧，勒的我两个胳膊肘部疼痛不已，稍把手铐挪壹点就卡住挪不动了。我知道手铐可以调节松紧，警察对我的铐法，无异于对犯了重罪的犯人。除了手铐，腰上和脚踝上像“狗链子”壹样粗长的镣铐更能证明这壹点。我在精神病房关了23天，已经比较麻木和顺从了，但被如此像狗壹般拴著，我还是非常能感到屈辱的。这我前面已经说了，在此我再说壹遍，我感觉不多。那种痛苦与屈辱，语言形容不尽，真的经受过才会知道。而且，这壹栓，从出警署到医院、在医院等待、返回羁留室，前前后后至少栓了三个多小时。当然，手铐也勒了同样久的时间、同样长的疼痛（除了中间见医生和上厕所松开过几次）。

    那我犯了什么罪？没有。香港警方也未对我做出任何指控。我做的事情危害他人和公共安全、公众利益了吗？没有。我在中联办割腕，是为了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而且是去了很多机构求助、呼吁无果的情况下，自己濒临身无分文境地下，不得已才选择割腕。我是受害者，受害者啊。我从不同意“我弱我有理”，也不认为受害者就应该被百般迁就，但受害者难道该被如此恶劣的对待吗？我从小时候遭受家庭暴力，我姑姑对我殴打、恐吓；到了初中之后，因为没上小学和家里特殊情况，又不适应学校，遭遇了断断续续长达七年、其中有两年极为严重的校园暴力，还夹杂网络暴力，因此高考失败，痛失进入知名院校的机会。后来又有两年沉浸期，我饱尝世事艰辛、各种不公，以及贫困。

    于是我才奋起维权，四处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从2016年9月至2018年6月底（也就是我在西区警署羁留室时、文中的此时），我抗争了近两年，撰写那么多关于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分析文章及呼吁和恳求的信件，到处找政府机构、媒体和知名人士，寄递EMS邮件，发送电邮，我尝试了壹切手段。我是在做好事啊，是为了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啊，当然我有报仇、改变命运的私心，但归根结底我做的事情不应该吗？呼吁的问题不重要吗？在这个过程中伤害到谁的合法权利了吗？如果让社会广泛关注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治理，这难道不是急需的大好事吗？

    那我为何遭遇如此的对待呢？在精神病房被当成病人没有尊严的被关了23天，被护士卢伟杰欺凌，还要忍受医护人员的管束，又在警署羁留室受苦受热，去医院就医时被粗大的铁链拴著、手铐紧铐，像壹条狗，或者壹个重刑犯壹样，这合理吗？我壹腔热血、身体力行，与不公抗争、揭露黑暗，然后换来的是这样的凌虐。这不是黑白颠倒，那什么才是呢？

    身体的伤害还在其次，这些虐待对于我精神的摧折，才是长期而酷烈的。不仅在此时，在我返回大陆后，这些伤害的后遗症都爆发了。即便到了现在，我精神时不时仍受困于当时在香港留下的这些创伤。

    后面的经历我在本文后面再讲。回到玛丽医院我遭罪的场景吧。

    仅仅只有前面那些痛苦吗？不止。因为我的鞋带和袜子被收走，我只能赤脚穿著运动鞋。在玛丽医院坐了不到半小时，本来就已经泡肿的脚更肿了，鞋里全是汗水。我把脚拿出来放到外面，J警立即过来（应该是闻到味道了），看了我的双脚，说，“这医院是公众场合，不允许把赤脚露出来”。我解释是因为被收走鞋带和袜子，脚在运动鞋里泡肿了，然后我又把脚半放进鞋里，说“这样可以吗”，J警没说什么就走了。后来过了很久，我的脚泡在湿鞋里实在受不了，然后我又把双脚伸出来放鞋上，询问J警说“我就把脚拿出来壹会，实在难受”。他说，“妳爱这样就这样吧”。我坐的附近没有什么就诊的市民，所以我就赤脚了壹会。

    再往后，我想起东区医院还开了药给我，包括治疗抑郁的和助睡眠的。而且我在警署时，警员答应把药从我包里拿出来送到羁留室让我吃下。但现在我到了医院，这药怎么办？然后我就问J警，他又是大声训斥我说“我们只会让妳在这看病，吃这里（玛丽医院）的药，其他地方的药不许吃。妳回到大陆之后爱怎么吃怎么吃”。这句话不仅说明了他们警署不仅内部沟通不畅，也基本证明了我前面的判断，也就是他们只是避免我以及类似情况的被拘捕者在他们羁押期间不出事，至于离开他们掌控、回到大陆，是死是活就不管了。

    此后，这位J警态度缓和了壹些。他说，“妳看到了，这里的人都在排队等著看病，我们也要等著”。然后他又说，“大陆公安执法也是这样很严厉的（意思是把我这么铐起来折腾）”，“我回去会告诉他们给妳换个房间，明天就送妳回家了。以后啊，不要再来香港了”。然后又坐回去了。而I警则基本没有和我说过几句话，壹直处于沉默模式，处理我的事情的决定权都在J警那里。

     说到这里，我前面还提过在玛丽医院（也就是我刚割腕后）被医生要求送进东区医院精神病房时，遭遇壹个胖警员威胁的事。这也让我思考，香港的警察有没有配备执法记录仪呢？我后来做了相关搜索，看香港警务处官网上说，从2006年起港警已开始配备“随身摄录机”，2014年扩大了使用范围。但是记录储存期只有31天。另外，我看见不少关于香港警察于民众、示威者、记者冲突的事情，没有看到另壹方要求警方提供执法记录仪的事件。所以，现在到底有多少香港警察配备了执法记录仪，我不知道。而威胁我的那个胖警员和这个态度恶劣的J警员身上壹堆东西，但是我认不出哪个是执法记录仪，能认清的只有手枪和对讲机。而且即便有，如果只储存31天，而且被拘捕者无法请求留存证据的话，有记录仪和没有也差不了多少。

    等了大约壹个半小时，护士叫到我的号了。可能晚上人比较少吧，所以比纸条上提示时间早壹些。两位警员押著我去了指定的诊室。我进去之后，看见壹位医生和好几位护士在房间里。医生拿出听诊器听了听，看见我手上的割腕伤疤，还有手铐脚镣，就问怎么回事。这时我下意识回头看两位警员，问J警，“我可以讲吗（这也是被精神病房医护和警方“驯化”的表现，不敢自己做主而是请求管理者同意）”？他说，“妳想怎么讲就怎么讲”。然后我才对医生和护士说，我在中联办割腕自杀，然后被警察拘捕，刚从东区医院精神科出来不久，又被关在西区警署羁留室的大概情况。他问我现在主要是什么感觉，我说现在有些头疼，主要是羁留室太热，没有冷气，感觉像中暑。但坐上急救车、来玛丽医院之后，就不热了。我说在羁留室还有巨大噪音，睡不著觉。

    医生说，我只能给妳开治头痛的药，至于没有冷气、噪音很大，那他没办法。我说能开壹份助睡眠的药吗？他说可以。我表示了感谢，然后医生让我出去等。过了十几分钟，医生把药开好了，两位警员又押著我去诊室拿药。然后我就在门诊大厅把治头痛的药和安眠药都吃了。但这时警察并没带我离开玛丽医院。过了好壹会，I警才问我，刚才医生是说让走了吗？我说应该是吧。然后警察才带我回到西区警署。

    回到警署后，我又向J警抱怨噪音太大，他说“妳太敏感了吧，我在这（办公室）就听不到啊”，我心想妳在办公室又不是半地下的羁留室，所在位置和封闭性都不壹样，妳当然可能听不到，但不代表我听不到。但又不能顶嘴，只能说“是不是可以换个房间了”？然后他就给我调了壹个房间，离风扇近了壹些，但外面汽车的噪音还是很大，不过后半夜车稀少了许多。然后我也没办法了，就凑合著吧。然后在蒸笼般的羁留室盖著毯子翻来覆去睡不著。过了至少半小时，可能是安眠药起作用了，我不知不觉才睡著了。

    第二天醒来时，应该是早上6点-7点左右，铁栅窗户外面有了壹些光亮，更有了更多的汽车声和铁轨撞击声，我就是被这些噪音“叫起来的”。这时换上的壹位看守我的警员几乎完全听不懂普通话。我问他几点了，能不能出来洗洗手（洗手台在外面过道），以及我什么时候能走，他壹概摇头听不懂。我就这么满脸大汗的在羁留室踱步。壹边走动壹边在心里想著，壹定要坚持下去，很快就会离开这里了。虽然这时我疑虑周六会不会让我回大陆，要再关到星期壹就不知道我会怎样了。

    过了壹会，壹位警官过来巡视，我向他提出洗壹下脸，他听得懂普通话，让看守我的警员打开铁栅门，我立即冲到洗手台用水冲了壹下手和脸。然后送来了早饭，是三明治，我几口就吃完了。

    又过了大概壹个多小时，壹位警官进来，对我说，再过1个小时，我就可以“回家了”，警察会带我去入境处。这时我精神才放松下来，哪怕我并没有什么“家”可以回。虽然回到大陆，会发生什么后果，会不会立即被收押，我完全不知道。但我在香港精神病房和警署羁留室受的罪足够多了，我壹分钟都不想呆了。

    大约上午9点-10点，终于有两位警员来到羁留室，说送我去入境处。然后又壹次给我戴上手铐，紧紧的铐住我的双手，不过没有脚镣。然后带著我离开了这个充满噪音的蒸笼羁留室。

    （六）不离奇的在港尾声：离港前的最后几小时

     终于要离开了。进了警车，虽然手被勒的很紧，但不热，而且正在向自由行进，哪怕回陆后可能又入陷坑。

     押送我的警察好像有4个（或者3个、5个？太久记不准了），不知我算什么重犯，对我如此阵仗。警车壹路上桥下道，走了很久。这时候我在想，回去怎么办呢？我想到那些同学，曾经对我好的同学，是否愿意再帮我呢？这时我已经感到，回大陆最可怕的就是孤立无援。我需要有人，尤其熟悉的人帮助我。在精神病房和羁留室被关押、虐待后，我对于得到关爱、保护，有无比的渴望。经历了这些陌生人的冷漠、残酷，甚至欺凌、虐待，我很想从熟人、朋友、同学那里得到慰藉、呵护。虽然冷静下来想，这很难实现。现在相对安定之后想，就更觉得不可能了（当然，我安定下来后，也不怎么需要为个人生存求助了）。如果他/她们早就对我很好、足够关心，我还至于走到今天这壹步吗？但在当时，我壹心希望得到帮助，壹心想要温暖。至于我父亲，我也想得到他的关怀，但我知道他能力有限，后来证明果然如此。

     几乎我这壹轮“心语”想完了，车还没到入境处。香港虽然看起来不大，警车走的也是人少的路线，但路途却还是很漫长。我手腕被手铐勒的生疼，皮都破了。我问他们还要多久，他们说快到了。然而并没有“快到”，而是至少又走了大半个小时，才到了壹个类似仓库工棚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入境处的遣返办公地。然后汽车又在这左转右倒，折腾了半个小时才开进入境处办公室后面的小门旁边。在这通倒车中，我还看见有“惩教署”字样的车在旁边，看来这就是遣返各种“不三不四”的人的地方，我作为维权者也位列其中了（当然林先生说过，有不少大陆维权者都来过香港，估计都是被送到这遣返的吧）。

    终于停下车了。几位警察从壹个小门把我押送进了这个很像大棚子的地方。进到这里之后，警察和入境处人员做了交接，把我的两个包都还给了我。然后很坦然的卸掉我的手铐。我下意识的表示了感谢。他们也就离开了。此后没几分钟，我就被关到壹个很大的铁笼子样的羁押间（姑且这么称呼吧）。这时我手铐脚镣全没有，也基本无人看管（入境处的人员都在较远处低头办公或四处忙碌），如果想撞墙自杀、用提包的带子勒颈自尽什么的，很是容易，比在羁留室或者在玛丽医院手铐脚镣加身时容易太多了。但警察就不管了。送到入境处，他们的职责就完成了，如果我自杀，和他们毫无关系。当然我那个时刻并不想自杀，我说这些，是讲警方、精神病房医护的虚伪。他们只是在自己负有责任的环节用过于严酷的手段防止自杀，不惜伤害当事人身心。但他们真的关心当事人生死吗？当他们交接完成，毫无顾忌的就把我手铐解开，然后扬长而去了（当然，即便人在此后自杀，也比把人关起来受罪好上百倍，至少解脱了）。

    很快，入境处人员送来壹份盒饭，是米饭和鸡腿之类，还有壹瓶矿泉水。我壹口气全都吃喝完了。然后我问外面的工作人员，何时遣送我回大陆，对方告诉我不要急，会让我和下壹批遣送者壹起走。

    我在羁押间无聊，想打开手机、拿出写的材料，结果发现香港警方把这些全都用结实的塑料袋彻底密封了，根本打不开。连我的人民币和港元、银行卡，全都封了起来。我连咬都咬不开，更撕不开。而且我也不方便在羁押间大动作撕扯这些塑料袋，说不定又违反什么规定被惩罚。我就向工作人员询问并索要剪刀拆这些塑料袋，对方不给，说“会给妳们统壹拆封的时间的”。

    然后我就在羁押间来回走动。墙上写著壹些阿拉伯文、英文还有别的不认识的文字，大概是讲入境处的壹些规定。我没心思研究这些，心里想的是回大陆后怎么办？警方盘问时我应该怎么说……不过我的心态和在精神病房与羁留室时很不壹样了。我进精神病房不到壹周，我心里就想“放我出去吧，我绝对不再维权了”、“放过我吧，我愿意放弃理想，凑合著过日子”。但我在入境处羁押间时，也就是到了“半正常”的环境后，哪怕因为睡眠不足和PTSD，依旧晕晕乎乎，却已经在想，只要有机会，我壹定会继续为改变社会而奋斗的，双拳又握紧了，也敢表露本真的感情了，内心有壹点点复原了，精神略微回到了本真、正常的状态，而不是像被囚禁的犯人、“精神病人”那样，处于完全无助、绝望、崩溃、麻木的状态。（当然，这也是很讽刺的事。人本应该越在艰难时越有勇气，但现实往往相反。我后面还会写到）

    这时，我看到栅栏外又押来壹批女性，有十几个人，应该也是等待被遣返的。看她们穿著打扮和神情，而且好像互相认识，我估计可能是在港从事非法行业（如色情方面）的大陆偷渡/非法滞留人员吧。她们也是讨生活的，很不容易。从根本上说，不也是因地域发展水平差异，她们生来身处贫困之中，才不得已到香港来找生存之路吗？中国哪个大城市没有许多这样的女性呢？她们和男性农民工壹样，各种基本生存权利得不到保障、没有尊严的活著。而且相对于男性农民工，她们更受歧视、更弱势、更需要依附于人。不过我在入境处看到她们时，她们脸上也没有悲伤或者痛苦，有些壹脸冷漠，甚至有的还和旁边的人谈笑。我对面的羁押间有两个女性，壹个年轻壹个中年，时不时互相交谈，也都很淡定。但谁又知道，她们在我看不到的地方，流过多少泪呢？（当然，或许我“自作多情”，人家并没有“流过泪”，反而为有机会脱离贫穷而感到高兴。哪怕，这个过程中有各种磨难与代价，受到多少剥削与欺凌，但她们或许已经麻木了、不在乎了）

    过了很久，入境处人员才打开门，带我去了壹个办公桌前坐下。壹位40多岁的工作人员给了我壹张表，让我填上个人情况，而我的港澳通行证、社保卡、身份证等证件已经由警方交给他了。我说，妳们是要把我移交给大陆公安吗？他说不会。他还说，我们会给妳方便，让妳以旅行者身份正常通关回到大陆。也就是我自己走回去就行了。我很高兴，至少没有被直接递解给大陆公安，或许可以免于被追查。我连声道谢。但我还是有所担心，这时又想到政治避难的问题，就问他，我想向联合国难民署申请政治避难，我想去欧洲例如法国，我是否可以在此向入境处提出。他似乎没听懂我说的话壹样，指著我的证件说，“妳有这个‘社会保障卡’可以在大陆申请签证啊”。我没明白他的逻辑，以为他没听懂，又重复了壹遍我要申请政治避难的话，我还强调在大陆可能受政治迫害。然后他又指著社保卡说，“妳用它申请签证过去啊”，然后脸上还露出比较意味深长的神色。我这时才反应过来，八成他是在装糊涂，故意回避我提及的政治避难问题。至于他为何拿我社保卡说事，可能他不了解大陆社保卡的性质，把它当成我在大陆的重要财产证明之类的了。然后，他说会让我跟著下壹批被遣返者壹起离开。我也识趣的不再追问了。

    办完手续，又把我送回羁押间。等了壹会，入境处的人终于带我走了。跟我壹起的，还有大约30个人。这时入境处人员又给我铐上了手铐，不过比警察的松多了，基本就是个形式。因为我材料太多，还有壹个包因警察给各种东西套了太多塑料袋已装不下，他们给了我壹个木箱。我壹个提包壹个木箱，又有手铐没办法拿，壹位入境处职员主动帮我拿著木箱，我表示了感谢。

    然后，我和其他被遣返者坐上了壹辆中巴，离开了入境处。壹位入境处女职员告诉我们，要送去罗湖口岸。期间，她多次要求我和其他人不要掀开窗帘向外看，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有碍观瞻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壹路无话，也不让交头接耳，被送到了罗湖口岸香港这壹侧的壹个休息间里。入境处人员把所有人手铐都打开，然后让大家在这把包都拆开。我这才发现，其他人和我壹样，各种物品也是被警方全都壹件件封存起来了。然后大家连撕带咬，扯开这些物件。有的人先拆了封著的钥匙扣之类的，然后直接用上面的指甲刀割开，大家互相帮助，就把袋子全扯开了。

    因为警察把我的东西分了十几袋，连港币的硬币都粘贴起来，还把手机卡和手机分离、银行卡被粘的很紧，仅仅整理这些就花了很久。然后我又把那些提及政治和个人避难求助等敏感文件（如给泛民的请愿信、求助信、情况说明）都扔掉，只留下《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等不敏感的东西。可能就是在这时，我把东区医院开的转介信丢失了（这是当晚我在深圳才发现的）。可能转介信混杂在这些文件里，我当时根本没有从被关押23天的恶劣精神状态中恢复正常（当然后来很久也没恢复好），又因睡眠不足，头晕目眩，刚刚自由后要虚脱壹样，所以丢了包括转介信在内的好几件书信（不敏感的文件）还有卡片。不过主要的证件、银行卡和钱没有丢失（这些被警察都弄到壹个袋子了），还有在中联办前自杀时没用上的国旗也在。我自杀时那个手写的遗书也没了，但不是丢了而应该是被警察没收了，因为我记得6月7日在玛丽医院时他们就封存了那个带血的、背面是《熔炉》剧照的遗书。“我们壹路奋战，不是要改变世界，而是不让世界改变我们”，但我壹人奋战，却已被世界（或者说我所接触到的世界）摧残的心伤身疲，被结结实实的“改变”了，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坏的改变。

    整个整理过程用了几乎壹小时。等到所有人都整理完，入境处人员才让大家陆续离开。我拿著港澳通行证，按照入境处那位工作人员说的，自行刷卡通关，然后果然过关了。这时是6月30日，大约下午4点。距我5月28日下午抵港，已过去了33天。其中的10天，是在四处求助却无助的奔忙中度过；还有23天，则是在绝望的牢狱（我始终认为精神病房就是壹种牢狱）中屈辱的熬过。但似乎终于“过”了，过关了、也过了这场劫难了。真的是“过去”了吗？（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摆脱香港的问题、东区医院的问题。相反，这件事及自己必须的反抗，会长期的进行下去。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在大陆，等待我的是什么呢？会有公安/国保的问询与传唤、地方政府的截访吗？捱过铁窗中的惊悸，返回“平凡的世界”，却为何又屡受屈辱、几近毁灭呢？相比在香港，我的生活、经历，“好起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