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農民的基本特徵 四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1月09日02:24:39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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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獨立農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前言 本文屬於漫談性質的文章，匯集了不同的農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觀點，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的中國農民的生活，充份的論述了中國農民的基本特徵。 殘害農村 作者 茆家升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彭湃毛澤東兩位所謂“農民王”， 是終結中國數千年“鄉村自治” 的始作俑者。他們以俄為師，在中國廣袤農村，推行暴力革命，消滅私有制。對貧苦的鄉村，做徹底的剝奪，不惜大量殺人。受害的首先是土地紅利主要提供者，也是士紳文化的傳承者，中小地主階層。而延綿數千年的宗法制度，也被徹底摧毀。億萬農民失去生存的家園，和文化道德的依託，再加上異族的入侵，從此近百年的大動亂大災難開始了！
彭湃本人的經歷和其家族命運的跌宕起伏，更有其標本意義。
上世紀二十年代，彭氏發動海陸豐起義，成立中國第壹個蘇維埃政權，先後以土地革命名義，大量殺人。大動亂曾迫使當地八分之壹人口，逃避粵港；六十年代被殺者後人，在文革期間，又以“革命委員會”名義，大量殺傷彭氏後人親屬！
暴力革命致使如此冤冤相報，還不該發人深省嗎！ 中國歷來農耕立國。由於千年皇權不下縣和綿延數千年的宗法制度與土地私有制形成的鄉村自治狀態，先民們過著自耕自給，遠離皇權相對自由散漫的生活。幾千年來，歷經多次皇朝更迭的大動亂，戰爭、災荒、瘟疫等種種劫難，先民們憑藉腳下幾畝薄田，幾片山林，幾畦菜地，和吃苦耐勞，艱辛發奮的精神，都堅強地生存、繁衍下來了。
但是，也因為幾千年帝制的桎梏，儒家三綱五常的束縛，還有分散的單壹的小農經濟，產量低，物資匱乏，缺乏競爭力。加上多年的固步自封，已與世界潮流脫節，直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國保守的大門，被外強的堅船利炮轟開。古老的中華民族，才切身感受到危機的到來。 於是壹批批有識之士，在認真反思本國本民族種種積弊的同時，也紛紛走出國門，去見識滾滾前進的世界潮流。當然，紛紜繁雜的世界潮流之中，也是泥沙俱下、五顏六色，其中發光的不全是金子，嗓門大的不壹定就是真理。
果然，各種正說邪說正理歪理，都戴著各種面具，藏著各種野心禍心，打著各種旗號，湧進中華大地這塊閉塞已久的土地上來了。中國延綿數千年的鄉村自治’生態，被徹底終結，近百年來的大動盪也壹發而不可收了。
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主要是兩股思潮：壹是以英國工業革命、法國的人權宣言、美國的獨立宣言，所帶來的在器物、制度，和文化上的大變革，和由此行成的民主、科學、憲政、自由、平等、人權和市場經濟的大潮，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主要就是指它們。認識它，接受它並在中國傳播開來的代表人物有魏源王韜林則徐梁啓超孫中山宋教仁蔡元培胡適等，當然也包括鼓吹‘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的陳獨秀。
在這樣的世界潮流推動下，近壹百多年來，中國發生兩件變革性的大事：壹是由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數千年的帝制，成立了亞洲第壹個民主國家；壹是由胡適陳獨秀蔡元培等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批判舊文化舊禮教舊制度，引進推廣民主、科學，及自由、平等、人權等普適價值。
可惜，這股民主大潮，由於人所共知的原因，在大陸中斷了，以後只在偏居壹隅的台灣島上，才有延續與發展。
其二就是發端於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所帶來的紅色大潮，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用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手段，砸爛舊世界，建立壹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的新世界，要消滅私有制，包括剝奪農民和小工商業的資產；要和舊的傳統做徹底決裂，甚至要破除婚姻和家庭的“束縛”，據說那樣就可以到達人人都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極樂世界了。
今天來看別說這樣的烏托邦是如何的荒唐與充滿暴力血腥和滅絕人性，但其開始鼓吹的反剝削均貧富的主張，確實也蠱惑了壹批知識分子，願意為它赴湯蹈火，甚至流血犧牲，從而也成就了壹些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其代表人物有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肖楚女、夏明翰、彭湃等。
有兩位人物，特別值得關注。就是共有“農民王”頭銜的彭湃和毛澤東了。他倆應該是終結中國鄉村延綿數千年的‘鄉村自治’政治生態的始作俑者，是在中國廣袤鄉村推行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消滅私有制最有力的鼓吹者和頑強的推行者。由此帶來的鄉村乾坤大顛倒，其後果是福兮？禍兮？他倆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是農民的大救星，還是災難連年的災星？兩位之間有何異同，歷史應該如何理性客觀地評價他們？
說來話長，還得從中共成立說起。 中國共產黨1921年的成立大會, 是在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荷蘭共產黨員馬林的主持下召開的。（據葉永烈先生文章，1921年10月4日下午2時，巡警突然包圍了上海陳獨秀住所，逮捕了陳獨秀和夫人高君曼、壹大代表包惠僧、楊明齋、柯慶施，是馬林花了保金500兩白銀，保五人出獄的。）
以後長時期中共只是共產國際壹個支部。共產國際有責任給中共支部以物質援助和理論指導，比如定期發放壹定數量的盧布，當然也就有了對中共指手畫腳的種種權力，包括領導核心人員的組成，重大方針政策的制定等等。以後共產國際的駐中國代表如鮑羅廷、越飛，直到長征時的指揮官李德，都是中共頭上的太上皇。不釐清這個事實，就不能理解中共的許多政策，為何和蘇聯驚人的－致。中共領導人都在說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當然也有個別不聽話的，比如陳獨秀，但很快被邊緣化，直至開除出黨。
但是，中共和蘇共所走的路並不壹樣，中共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路，也就是說中共是發動農村革命起家的。雖然中共早期也搞過奪取城市的鬥爭，比如南昌起義、兩次攻打長沙、攻打贛州等，但因為都失敗了，才決定革命從統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廣袤的農村開始，即土地革命。
中共黨史通常稱1927---1937年為土地革命時期。其實這個時間，還可以提前，至少可以提前到1924年7月3日，即第－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農講所）開學的日子。
雖說那時中共還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沒有根據地，“打土豪，分田地” 還停留在紙上談兵階段，“農講所”還是以國民政府的名義舉辦的，但我們只要重溫壹下當時廣州“農講所”，和1927年3月成立的武昌“農講所”里，所學習的科目，和因理論聯繫實際需要，而採取的革命行動，就能理解那短期培訓班式的“講習所”，在中共的革命史上，起到過怎樣的指導作用。
如廣州農講所第壹屆共有學員38人，其中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20名，彭湃為主任。講習所注重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既開設基礎理論課、專業課，如《帝國主義》、《社會問題與社會主義》、《中國史概要》、《中國農民問題》等，也開設軍事訓練課程，軍訓時間占1／3。此外還組織學生深入農村調查研究中國農村的現狀及問題。學生畢業後須回原地，從事當地的農民運動。
再看看武昌農講所。1927年3月，毛澤東在董必武等支持和幫助下，創辦了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招收了700多名學員。3月7日開課。4月4日，正式舉行了開學典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教職員中有惲代英、方志敏、彭湃、周以粟、夏明翰等。毛澤東親自參加學員的討論會，指導學員下鄉調查，通過實踐掌握革命的理論。
學員經過3個多月的學習和參加鎮壓麻城縣地主武裝紅槍會的反革命暴亂，以及粉碎反動軍官夏斗寅的武裝叛亂的實際戰鬥，不僅學到了革命理論，而且得到了革命實踐的鍛煉。
1927年6月18日結業後，學員們響應“到農村去，實行農村大革命”的號召，奔赴農村從事農運工作，這些人後來絕大多數都成為革命的骨幹，和老壹輩革命家。
這些骨幹們可以是壹群人或十幾個人，有時可以是壹個人幾個人，走進本來是相對平靜的農村。去幹什麼呢？去造反！具體點說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就是農村暴力革命，就是去終結在中國廣袤鄉村延綿數千年的“鄉村自治”的政治生態。
中國共產黨的興起, 就是這樣起家的。以上提到的中共早期領導人, 有兩個人最受注目。壹是廣州農講所第－期和第五期主任彭湃，另壹位當然是靈魂人物毛澤東了。他倆有－個共同的頭銜：農民王！彭湃烈士1929年就死了，而毛澤東則主宰了中國人命運幾十年。 今天，我們是否可以客觀公正地評述兩位農民王，特別是毛澤東，當年都幹了些什麼，當然是黨史上明確寫著的是，1927——1937年的土地革命，即由“打土豪，分田地”發軔的暴力革命，如暴力土改、消滅私有制和階級鬥爭等等。直到主要依靠農民的力量，奪取了全國政權。 然而未想到的是，在新政權里，幫助毛澤東打天下的農民們，卻受到的傷害最大：從戶籍制度分成農和非農，把億萬農民作為二等公民，圈死在農村里；再到經濟政策上的產品價格剪刀差，把農產品價格壓的很低；實行“統購統銷”，剝奪農民土地產品的支配權；當然最嚴重的還是，以農業所謂社會主義改造為名，強制推行農業合作化，小社、大社、直到政社合－的人民公社。億萬農民不僅失去了土地耕牛農具等所有生產資料，最後連活命口糧，也被以“反瞞產私分” 強行搜颳走。結果僅三面紅旗－役，就餓死了三干多萬老百姓，其中主要是農民。而這壹切罪惡的始作俑者，竟然都是號稱“農民王”的毛澤東！
為什麼會這樣？是毛澤東背信棄義，建國後忘了幫助他打天下的農民兄弟，而致在農業政策上，出現的壹系列失誤，釀成的惡果，還是毛澤東這個所謂農民王，從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起，就是虔誠的馬列主義信徒，主觀上就是認為它是終極真理，所以即使到農業合作化已徹底失敗，大批農民被活活餓死，土地荒蕪，百業雕零，乃至神洲陸沉，依然我行我素，頑冥不化，死不悔改，典型的古巴格瓦拉式的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者？
毛澤東是否背信棄義，欺騙了幫他打天下的億萬農民，今天還有討論價值嗎？稍加回顧，僅從延安以毛為首建立邊區政府起，看看毛們向國人，乃至國際輿論，由其喉舌《新華日報》為代表的白紙黑字公開聲明，和毛本人回答中外記者的談話，不都是信誓旦旦，壹再表明，我們決不搞壹黨專政，要保障新聞自由，要軍隊國家化，要壹人壹票無記名氏的選舉領導人，壹句話要實行美國式的民主。試問毛掌權之後，哪壹條實現了，遑論農民問題。
再說說毛是否為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者，或曰毛是什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那什麼是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呢？在下草民是壹頭霧水，壹竅不通。只知道這股紅湯，流到那裡，那裡就是災難、動亂、血腥！
也有人說毛本人並不讀什麼馬列的書，壹生都鑽在中國的古藉線裝書裡，僅二十四史就讀了多遍，此言不謬，已有毛圈點批註二十四史出版為證。那毛從古藉中都學到什麼呢？對此毛倒襟懷坦白，公然鼓吹“天下苦秦久矣”的暴君秦始皇，還要“百代都行秦政事”， 還有就是讚賞並身體力行，以韓非、李斯、商鞅為代表的酷刑與陰謀詭計！壹國領袖竟然鼓吹這種封建糟粕，毛制下國人還有安穩的日子過嗎？
從1924的“農講所”開始，到1976年9月毛死掉，別問中共換了多少屆領導人，從農村暴力革命的角度看，毛澤東是當之無愧的領袖群倫的壹號人物，始終站在舞台中心。也就是說中國農村問題，幾乎全憑毛澤東主宰，而且數十年是壹根“紅”線，貫穿到底的，並沒有建國前後的區別。
或是說就中國農村的變革而言，不能說壹切功過是非，全由毛－人擔當，比如大躍進時數千萬農民被餓死，只追究毛的壹個人的罪責，固然是不公正的，但從已披露的史實看，毛澤東絕對是罪魁禍首，且怙惡不悛，到死也沒有壹絲省悟。縱觀其壹生，如中共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先生在中央四千人大會上所言，是古今以來中國第壹暴君！ 對這樣禍害中華民族至深至重的惡魔，只能永遠把他釘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國人永遠以此為戒！
毛給國人帶來的災難，對廣袤鄉村來說，歸根結底還是土地問題。文前曾說土地是億萬鄉民的命根子，也可以說是鄉民們的保護神。我們中華民族能相對平靜地綿延數千年，其中重要的壹條，就是土地私有制，和與此相關的“鄉村自治”政治生態。只要億萬鄉民固守著腳下屬於自家的土地，戀戀不忘“落葉歸根”，中國就亂不到哪裡去。反之，廣大鄉民們壹旦失去了土地，就是失去了生存的根本，就是無根的浮萍，就是壹群失魂的浪人，那什麼樣意想不到的怪事壞事都會發生，包括自身受到侵犯和侵犯他人。
有人說土地私有應該包括土地所有權、土地經營權、和土地產品的支配權。其實本來沒必要這麼細分的。在屬於我的土地上，我想種啥就種啥，想怎麼種就怎麼種，乃至土地想買想賣，都是我自家的事。至於種出來的莊稼，除了交公糧，當然歸我所有。就像我開－家商店，買什麼賣什麼，是賺了還是虧了，當然也是我自己的事，除了納稅，資產也當然歸我所有。會有什麼問題嗎？
未想到這些常識範圍的事，在毛時代天翻地覆了。農業合作化愈演愈烈，農民們剛到手的土地證，未捂熱就沒了。壹句工商業改造，妳的商店工廠也沒了。既然土地商店工廠都沒了，還談什麼經營權和支配權？既然國家資源勞動成果和勞動者本身，都屬於執政者，在領袖專政完成之後，財富勞力都成毛的私產。還有百姓的活路嗎？出現餓殍遍地、經濟衰退，乃至文化毀棄、道德淪喪，是必然的事。而這壹切都生發於消滅私有制和暴力革命。
應該承認，毛死後鄧主政，實行改革開放，是歷史的進步。就土地而言，宣布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製，即所謂“上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來都是自己的”，也就是可以理解為在土地產品分配權上，執政者向土地耕種者，作了壹些讓步。
近年據說開了壹個大口子，農民有了土地經營權，政府向土地耕種者，發放了類似城市房產證的小本本。雖然它還不等于田契，還不是土地所有權，沒有突破土地權屬於國家的所謂紅線，也算是時代的壹大進步了。進步大小都是好事，都比固步自封好，更比倒退好！這也是歷史的必然。
說遠了，再說說另壹位‘農民大王’彭湃的故事。 而另壹位被毛親口封的什麼“中國農民運動大王” 彭湃，他的遭際，他的大家族命運的跌宕起伏，則給了我們有關農民運動，更多的信息，甚至可以說，對他的反思，有著標本意義。
彭湃的身世與毛澤東大不壹樣。毛只是壹個出身於小地主家庭，卻不安心務農，也不認真讀書，只是壹個遊走在城鄉之間的邊緣人物。彭湃則出身於大地主，或曰名門旺族，自幼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及長留學日本，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曾是基督教徒，後受俄國十月革影響，信奉馬列主義，歸國後積極從事農民運動，從理論到實踐都有重大影響，是國共合作期間，國民黨政權創辦的農講所的創始人，又是重要的理論教員。
應該說彭湃對馬列主義的信奉是真誠的，他歸國後的所作所為，都是他的主觀行為，並非受他人蠱惑。
彭1921年夏回國時，曾被主政廣東的陳炯明任命為海豐縣教育局長，後辭去。1923年發動農民運動，任農會會長。農會會員達兩萬戶十萬人，後農會快速發展至全省，彭任省農會會長。後因利益矛盾與災情，陳炯明下令解散農會，農會骨幹轉入地下，彭湃投反陳炯明的孫中山。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部分勢力在上海開始清黨，捕殺中共成員，並成立南京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對立，史稱“四壹二政變”、“寧漢分裂”。彭湃時任武漢國民政府中華全國農民協會執行委員兼秘書長，被南京國民政府通緝(《國民政府通緝共產黨首要令》)。 4月底，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彭湃當選中央委員。7月2日，汪精衛武漢政府宣布解散共產黨機關。國共分裂後，彭湃參與領導了南昌起義。
1927年10月，彭湃發動海陸豐暴動，占領海豐、陸豐兩縣，發動、組織農民，成立農會，彭湃當眾燒毀自家祖傳田契，將自己的農田分給農民無償耕作，同時自己過著儉樸的農民生活。1927年11月21日，成立海陸豐工農兵蘇維埃（工農兵民主）政府，為最早的中國蘇維埃地方政權，形成割據勢力。制訂和頒布了“土地革命法規”，主張“壹切田地歸農民”，實踐“耕者有其田”。因“四壹二”清黨開始的“白色恐怖”地主得勢時採用恐怖手段濫殺農民、農會成員，而當地農民復仇時則以牙還牙也採取恐怖的方式折磨虐殺反對者。
彭當時的職務是“中國共產黨東江地區特委書記”。蘇維埃政權里的共產黨員有85%是當地農民，2.3%是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行使大部分政治權力，而他們同時嚴格受到“東特”的控制。目前沒有史料證明彭湃有過試圖阻止屠殺的行為。1928年2月29日，蘇維埃政權被政府軍擊潰，彭湃率領殘部撤至大南山地區。
1928年7月，彭湃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年底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軍委書記。1929年8月24日，由於軍委秘書白鑫的出賣，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張際春5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閘路經遠裏白鑫家中舉行江蘇省軍委會議時被捕。彭湃在獄中屢遭酷刑，拒屈，8月30日被國民政府淞滬警備司令部秘密槍殺於上海龍華刑場。
以上是摘錄於維基百科的彭湃詞條，應該是信史。
早年他是出於信仰拋棄財產而投身革命，以後歷經磨難，依然革命意志堅定，九死未悔。直至被叛徒出賣被捕，獄中屢遭酷刑，堅貞不屈，終遭殺害，年僅32歲。表明中共早期的領導人彭湃烈士是革命的壹生，是光輝的壹生。
但是，彭湃烈士革命的壹生，還告訴我們壹些什麼呢？本著尋求歷史的真實，和對烈士的事業，尤其是他這位“農民運動大王”所從事的農民運動客觀公正的評價。如果不為烈士諱，彭式的農民運動，總體來說，和毛澤東壹樣是失敗的，它並沒有給他那個國中之國的海陸豐蘇維埃政權的子民們，帶來幸福安康和富足。由於延綿數千年鄉村相對平靜的“鄉村自治”的局面被徹底打破，帶來的是相互仇恨和殺戮，是動亂逃亡，以致“40萬人口的海陸豐地區，有超過5萬名民眾逃離到香港、廣州避禍。
此乃為何？是有悖於彭湃投身革命的初衷，還是他也奉行的是從馬克思到列寧斯大林，倡導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消滅私有制的歪理邪說？網上有材料表明，應該是後者，即海陸豐的農民運動，是暴力革命的後果！
至於施行過怎樣的暴力？造成怎樣的惡果？網上還有壹篇題為“恐怖的海陸豐起義之革命綱領可供參考。下面是此綱領的要點：
壹籍國民黨者殺。二，反土地革命者殺。三，曾任文武官員者殺。四，曾充民團警兵者殺。五，曾充反動政府機關差役伙夫者殺。六，壹切地主土豪者殺。七，討租討債者殺。八，還租還債者殺。九，藏匿契據者殺。十，立妾蓄婢者殺。十壹，不服徵兵者殺。十二，當堪輿命卜者殺。十三，當巫婆媒婆者殺。十四，吸鴉片者殺。十五，慣作盜竊者殺。十六，盲目者殺。十七，瘋癲者殺。十八，殘廢者殺。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殺。二十，信仰壹切宗教者殺。
也許事實並沒有如此恐怖，但暴力革命地區八分之壹的人口，不得不逃難，即可反證暴力革命的殘酷、暴虐和恐怖！而維基百科中的這壹句話，“目前沒有史料證明彭湃有過試圖阻止屠殺的行為” 說明彭湃對這樣的惡果難辭其咎。
為了說明壹種歪理邪說帶來災難的廣泛性，我們不妨再抄錄壹段，1947年邊區暴力土改時，農會公布的有關條例，來證明毛澤東、劉少奇氏的暴力土改，和彭湃的海陸豐起義，是壹脈相承的。
根據毛澤東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指示“壹切權力歸農會” 的精神，率先成立鄉農會，農會貼出《告農民書》，前五款是：
1，地主階級必須徹底打垮，不問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裝窮的地主，化裝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不管他是怎樣的人，大家要怎樣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
2，富農的封建剝削和封建壓迫，也必須消滅。富農多餘的壹切財物，必須拿出來。罪大惡極的富農，大家要怎麼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
3，農民當中少數惡霸、敵偽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麼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
4，中農必須拿出多餘的土地抽出來分。
5，僱農丶貧農，是實行平分土地最堅決分子。這些人當中，有小毛病，不能給他們戴上二流子丶傻瓜丶懶漢帽子。 《告農民書》最後強調：“共產黨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們，有監督、審查、批評、處罰、表揚、教育的權利。” 人民法庭既然有政府的支持，那麼，我們可以鬥爭，可以處分，可以撤職。（見《晉綏日報》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認真分析壹下，兩者有相同也有不同。海陸豐蘇維埃時代還可以避難港粵，而晉綏土改則壹直延續到1949年之後了。當然，49年之後的海陸豐，農村問題上，和全國壹樣，只能是亦步亦趨了。 未想到的是，上世紀1920年代，彭氏農村暴力革命所帶來的相互仇恨和殺戮，居然會在40年後，文革時期竟風雲再起！
1966年文革開始，海豐發生了反彭湃事件： 彭湃的堂侄彭科於1967年被斬首示眾（涉案者文革後被追究法律責任）；曾任海豐縣長的彭湃三子彭洪從廣州華南農學院水稻生態研究所被抓到海豐批鬥，1968年遭殘害致死；年近百歲的母親周鳳亦遭到批鬥致傷並被捕入獄（周鳳早在1956年赴京，即受到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人的接見，被譽為“革命母親）， 後經周恩來干預方獲救。
就在彭家人在北京為營救周鳳老人而奔波時，千里之外的海豐，“反彭”浪潮達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史料記載，1967年，“反彭”分子揚言獲得林彪“批示”，在海豐製造了血腥鎮壓和長達半月的圍剿，100多名幹部群眾被殺害，800多人被打成殘廢或重傷，3000多人被打傷---
關於 彭湃之子彭洪被抓走批鬥，曾失蹤十年成謎，最後確定被害致死。網上有壹張貼子：
1968年9月1日晚，彭洪從牢房被押走。接著，緊挨著的公安局大樓內，響徹著吆喝、毒打、慘叫、呻吟的聲音，持續至深夜。壹會兒安靜後，雜亂、急促的腳步聲又出現了。壹個老幹部偷偷爬上窗口望出去，只見幾個人用床板抬著不能動彈的彭洪，把他扔回關押的牢房。9月2日深夜，兩個農民抬走了包裹著的彭洪屍體……1978年11月，為了查明彭洪的死因，工作組決定提棺驗屍…
試問誰有這麼大的膽子，敢對正宗的革命烈士，毛澤東御封的“農民運動大王”，中華大地第壹個蘇維埃政權的締造者，彭湃的家族，進行如此喪心病狂的迫害？而且還那麼“理直氣壯”。四人幫垮台後，習仲勛主政廣東時，在對彭氏血案平反過程中，還有人頂著不辦，還揚言要上告中央？下面轉壹個小貼子。 力排阻擾，習仲勛揭開“反彭”蓋子 1978年，習仲勛主政廣東後，隨即揭開海豐反彭湃烈士事件的蓋子。這年6月，省委四屆壹次常委擴大會議進行整風，習仲勛提出，應為這起駭人聽聞血案中的死難者平反昭雪。《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中記載了這樣壹個細節：有人表示，對“反彭”事件中死難者，不能平反昭雪，否則就上告黨中央。習仲勛勃然大怒，對這個“殺人有理”的傢伙說：“妳要是不上告，妳就是王八蛋！” 彭氏血案終於在葉劍英、習仲勛等領導的直接干預下，獲得了平反。但卻並非如善良的人想象的那樣，好人揚眉吐氣了，壞人受到了嚴懲。對此網上也有壹個小貼子，談到此事。
3200多人獲平反 彭氏後人未要求嚴懲兇手
在彭家獲平反昭雪後，陳平和兒女沒有要求嚴懲迫害彭洪的兇手。彭伊娜說，當時國家百廢待興，我們家人壹致認為，要向前看。彭家冤案是“文革”特定歷史時期出現的問題，不是個人的問題，不應怨怨相報，否則永無了結。但是，黨、國家、民族不可以忘卻這段歷史；我們所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們，都應該自省和反思。
於1929年為革命被國民黨殺害的彭湃，在九泉下或許不會想到：他的歷史功績曾壹度遭到篡改，他的骨肉也為之蒙難。今日前來瞻仰彭湃烈士的後輩，或許也並不了解這些。
既然實地採訪的記者，都不談此事，我們後來人還能說什麼呢？但總是感到疑慮重重，它究竟是文革中的孤立事件，還是與40年前的海陸豐蘇維埃成立時的相互廝殺，有某種關聯？如果是前者，別說是對彭湃烈士的母親和後人，即使是普通刑事案件，100多名幹部群眾被殺，800多名重傷殘，3000多人受傷，亦是壹件極嚴重的事件，按常理那些涉案人員，在爾後的清理文革三種人活動中，必定會有相當多的案犯和作惡者，受到應有的懲處。可是我們在網上並未查到相關報道。更不可解的是，為何彭家後人等，在3200多人獲平反後， 彭氏後人未要求嚴懲兇手。只說“不應怨怨相報，否則永無了結”嗎？還是歷史根源太深，抑或有些難言之隱？
其實僅“怨怨相報” 四字, 已經透露出很多信息了，起碼表明它不是文革中孤立事件，而是積怨已久。而怨從何來？雖未見正式記載，但回顧歷史，只能是40年前的暴力革命了。只能推測出，當年的濫施酷刑濫殺無辜，是極其嚴重的，仇怨經久積聚，等待時機，終於在文革中，據網載以“革命委員會”的名義，施行殘酷的報復了。
行筆至此，我十分理解，也非常敬重彭氏後人未要求嚴懲兇手的寬容精神。我們中華民族是很講恕道的，所謂仁者愛人。他們提出的“不應怨怨相報，否則永無了結”，無啻於天籟之音。是毛時代什麼階級鬥爭為綱，全社會成了壹架碩大無朋絞肉機年代，久違了的聲音。但願我的祖國，我的同胞能早日從人整人人吃人的噩夢中驚醒過來。同胞之間互敬互愛，共建美好的家園，應該不是奢望。無論現在中國存在的問題再多，都是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改革的方式解決的，都沒有理由要回到階級鬥爭為綱的恐怖年代，它帶給中華民族的傷害太大太深太重了。
結語：“鄉村自治”的政治生態，是基於千年皇權不下縣，土地私有和宗法制度的共同基礎。數千年來它既保護了我們先民的生存權利，也限制了鄉村的發展。在世界潮流的推動下，走向衰落直至消亡，是歷史的必然。
但是，中國人的不幸，“鄉村自治”的消亡，緣於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為代表的紅色大潮的侵入，緣於在鄉村黨組織和政權機構的無遠弗屆。以彭湃毛澤東兩位“農民王”為代表的極權者，竭力推行暴力革命、階級鬥爭、消滅私有制，和與傳統決裂，所帶來的血雨腥風、殺戮、仇恨，和餓殍遍地、文化與道德的衰退。很多傷害是長久的，很難恢復的。 農村的處境 作者 王曉陽 寫於 二零一六年 很多年前，在老家聽來的真實的故事，就讓我很震驚：壹位地主被批判，地點在他出錢捐助的小學的操場上，時間是1960年代。他當地主時蓋的房子，依然是這個村最好的建築；他蓋的學校，依然是方圓幾十里最好的學校；再往外走，即便有更好的學校，那壹般也是其他地主修建的。同樣的命運是：這些地主紛紛在自己修建的學校操場被批判。 這個地主是怎麼死的？被批鬥後，他走出學校，走到壹座小橋，這橋也是他出資修建的。他抬起那顆剛剛被按在地上踩得青腫的頭顱，睜開模糊的雙眼，看到夕陽西下，殘陽如血。壹口真正的鮮血從他胸口湧出，大叫壹聲，栽倒水中。我腦海總是幻想著這樣壹副圖景。與真實相比，能有多大差距嗎？ 任何壹個群體中都有好有壞，地主也不例外。而幾十年前中國主流文化對地主的妖魔化可以說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地富反壞右”中，地主不僅語序上排名第壹，其被妖魔化的程度，也是絕無僅有的。對此，我不想舉太多著名例子了，大家可以看文章後附的那篇文章。 我想說的是：當年地主中的壞分子，即所謂惡霸，遠遠比農民中的壞分子，即所謂無賴貧農，要少得多。在那樣的年代，多數地主都是有文化的，都是勤勞致富，多數貧農都是遊手好閒所致。壹位朋友跟我講過，他們家當年是地主，雇著很多長工。吃飯的時候，地主和長工先吃，然後才是地主家的女人和孩子吃。因為在那樣的年代，勞動力是需要被尊重的。每到過年過節，不認字的農民會來地主家討要對聯，地主要自己貢獻紙張筆墨，寫好了送給農民。 壹種蠱惑性極強的口號從歐洲傳到了中國，即西方那壹套。於是，煽動農民，搶劫地主。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歷史了，現在已無法改變。如果大家從此過上平等的生活，也就算了。權當80年前的地主被犧牲了壹次，換來眾生平等。（此處的平等，指的是財富結果平等，不是機會平等。80年前，機會是平等的。） 可惜，歷史不是那樣演繹的。80年後，我們又看到了新的地主。幾個月前，我去北京某地，當我看到壹位村主任指著壹塊又壹塊土地說“這是我的，那是我的”之時，我無語；當看到這位新地主的豪宅類似歐洲領主的莊園時，我更加無語。類似的情況，這些年已經聽到、看到了很多。 我始終不反對地主的出現，因為基本的經濟學理論已經告訴我們，如果追求財富的機會相同，那麼，每個人的結果必定不同。那麼，80年來地主的變遷，僅僅是浪費了80年時間，現在我們又回到從前了嗎？ 可惜不是，從80年前舊地主到今天的新地主，其出現的原因、過程、結果是完全不同的——舊地主大多勤勞致富，新地主幾乎全部是依靠與權力的勾結來攫取財富；舊地主造福鄉里，新地主橫行鄉里，只是偶爾趾高氣揚地施捨壹下。 如果僅僅是財富的不公平轉移，倒也罷了。問題在於：新舊地主兩重天，導致了中國鄉村文化的破產，這才是要命的。 幾千年來，中國總有壹些野心家打著奉天為民旗號，爭權奪利，導致戰亂，民不聊生。但是，中國幾千年能夠順利延續，其中，鄉紳文化是個重要原因。無論怎麼戰亂，以鄉紳為主體的社會群體，他們始終勉力維持著各自所在地區的生態。中國幾千年的社會文化，基本以鄉村文化為主題；鄉村文化基本以鄉紳文化為先進文化的代表。 當鄉紳文化被徹底批倒批臭以後，中國的文化就徹底被官府壟斷了，中國的政治生態與文化生態終於墮落到了壹個表面最強大、實際最脆弱的境地。新地主既然是與權力勾結所致，那麼，缺乏文化底蘊的他們，僅僅是壹群暴發戶，他們對鄉村生態非但沒有任何有益的建設，反倒是無盡的破壞與摧殘。 新舊地主的變遷，意味著生態徹底惡化，我們失去了傳統文化的承載實體，失去了祖先的佑護。 我們失去了鄉村。 在我們失去的眾多事物中，這僅僅是壹小部分。 農村的本質 作者 趙建華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中國的未來就是工業化和城市化主導的發展過程，農民人口相對減少，農村社會相對縮小，農村進步並與城市融合是主要的具體內容。 中國農村問題為中國社會問題的根本內容之壹。中國農村問題主要可以以農民、農業及農村等諸方面入手。但根本的問題是農村現代化及城鎮化的提高。以農村的縮窄和城市化的全面推進為根本。因對農村問題的關注，認識到尚有若干問題需要補充，以作為農村問題的補遺。 其壹，農民的結構與變遷。現在，中國農民已經有了較大的自由活動的空間，自由活動正在接近人口自由遷徙這個世界人口管理和人權保護的慣例。中國農民由於農業經濟的發展及異地就業的興起，有了較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在結構是得到反映。農民人口，壹般認為農村出生、農村長大並將戶籍落在農村的人口，農民人口即農業人口，這是壹個以往壹直使用的定義，至今尚未完全變化。從壹般的法理含義上講，農村人口即農民，就是戶籍在農村的人口。從實際的情況來看，農村人口與農民之間有差異。其原因在於農村人口已經獲得較大的自由空間，可以在異地，尤其是城鎮地區就業及居住。這些人口的數量在今天已經非常大，占農村的人口總量不小，占城市人口的總量也不小，是城市實際人口（暫住或常住）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人口雖是農村人口，但不是農民。壹般的農民，則是生活在農村，以務農為主。在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農民均生活在農村，外出農村為法律和政策所禁止。農村人口100%生活在農村，允許外出打工和數量的增加是在80 年代以後，並與城市化進程同步。現在，中國經濟發展進步迅速，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農村的社會經濟也是如此。中國農村的人口結構因此也有了巨大的變化。今日中國農村的人口結構的變化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主要的方面。壹，老年人口多。中國人口數量雖還處在慣性增長之中，而且中國農村的人口增長較城市要快壹些，但中國的農村人口結構問題中還是出現實際老齡化的趨勢，這是中國農村人口中的首要特徵。中國人口在全國範圍內出現老齡化的趨勢，農村當然也沒有例外。中國農村人口老年人多的原因，壹方面是人口自然增長結構導致的老齡化，另壹方面，是大量年輕人口外出打工並長期居住在城鎮，造成農村人口的實際的老齡化。中國農村人口外出打工者非常多，在農村外出打工者中，以年輕人為多，年輕人以其精力充沛、受教育程度高、技能掌握多、易於流動、樂於進取等等受到城鎮異地的歡迎。這些人口在農村居住的時間越來越少，有的甚至成為城鎮地區的常住人口。在90年代末以前，農村外出打工者還在逢年過節回家，而在本世紀以來，農村外出打工者成年累月在異地工作和生活已是非常普遍。中國的農村人口外出打工過程中，由於他們與當地社會的密切聯繫和易於融入以及城鎮在接受外來人口中的政策的鬆動而從根本上脫離了農村生活。現在，農村老年人口的實際數量非常高，在江南壹帶的農村，最突出的就是老年人口多。其二，青少年人口多。與老年人口相比，青少年人口數量的比例稍微低壹點。農村青少年人口比例偏高的原因如出壹轍。農村因為大量的外出打工的青壯年人口而出現大量的留守少年兒童，這些人口不能隨父母外出，只能留在農村，在農村生活和學習。其三，就是青壯年人口的數量比例較低，留在農村的青壯年人口，大多數是文化程度較低、缺少手藝與技能的原因，不外出打工，而在農村當地務農或就業，這些人口就是現在主要的農民人口，是農村當地的精壯勞動力，是市場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民，這些人口的數量現在越來越少。現在，中國農村的人口結構的這種情況還會進壹步加劇，其最嚴重的後果是老年人口和青少年人口的養老、社保及教育等問題。 其二，農村人口素質問題。農村人口素質就是農村人口的教育水平，教育水平的含義是相當廣泛的。首先，是科學文化素質問題，即壹般的所謂受教育程度。農村九年制義務教育及高級中學與職業教育都在不斷的發展鞏固中，農村人口的素質處在不斷的提高之中。在過去的二三十年裡，壹直這樣的軌道上。農村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是相對較快的，速度和程度甚至超越城鎮人口。這有利於農村的發展，也有利於城市化的推進。其次，政治法律素質問題。在農村人口中，包括長年居住在農村的人口和長年外出打工的人口，政治法律素質的提高參差不齊，有接觸社會現實及國家政策較多而獲得較好的政治法律素質的人口，也有農村社會媒體的教育和宣傳水平較低而人口的政治法律素質相對較低的人口，更要接受正規教育和社會教育的機會少而造成政治法律素質較低的人口。中國正在走向社會主義的法治和社會主義的民主，人口的政治法律素質顯得極為重要。其欠缺就意味著社會適應和社會生存能力的欠缺。未來農村發展，農村人口的政治法律素質的提高是人口素質提高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內容。中國農村人口素質出現了大幅度的提高，這是與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同樣重要的進步。其中的根本原因有兩個。壹個是農村社會的教育程度和水平的不斷提高，另壹個是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村融入城鄉壹體的全國的化的程度的不斷提高，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和平等抉擇提高了農民的素質。再次，農村人口的素質在不斷提高並減少與城市人口素質的差異的同時，還是存在農村人口的素質相對落後於城市人口的素質的問題。農村人口素質有待於提高。在現在的城鄉教育體制的基礎上施行必要的改革，農村人口的素質即可以在此基礎上有巨大的進步，可以逐步達到城鎮的人口的水平。今後的農村發展，還將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最重要領域，中國農村的人口的素質的提高也將是壹個重要問題，中國的農民的素質問題還將是中國人口政策和農村政策的關鍵。 其三，農民教育問題。教育是國家發達和社會進步的根本大計。中國農民素質的提高和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的進步要以教育為根本。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的進步的取得以及今後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現代化，尤其是以工業化和城市化推動農村現代化和城鄉壹體化進程，中國農民的教育問題更顯突出。中國農民的教育問題在過去幾十年裡取得了重大的進步，從根本上提高了農民的素質和農村的進步。當前，中國農民的教育存在以下幾個問題，需要著力解決。壹，學齡人口的教育水準的提高。農村絕大多數的學齡人口在接受國家的國民教育。在小學、中學階段，農村享受國民義務教育，農村人口的入學率已經普遍提高，農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大為提高。但在學齡前及高中以上階段等人口中，農村人口的受教育機會和程度比較低，有待於大力提高。其二，社會教育的重視與展開。農村地區，地廣人稀，教育基礎設施及師資力量分散而薄弱，與城市地區相比，差異巨大。在社會教育方面，尤為嚴重。要提高農村地區的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質，必須重視和展開社會教育。壹方面，農村地區可以舉辦無形或有形的社會教育，以就地提高農村人口的素質。另壹方面，可以開放城市的教育資源，向農村地區輸送社會教育。現在，城鄉之間的交通、通訊及人員交流十分頻繁，展開城鄉聯繫及壹體化教育十分有利。三，國家在農村教育中的支出的增加及收費的廢止。中國農村，絕大多數是地廣人稀的零星部落式據點，生產作業和生活方式落後。農村發展並不是以此種落後的方式取勝，而是以人口素質的提高、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建設來實現進步與現代化。農村教育在此種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非凡。國家在農村教育中的支出需要增加，國家在農村的稅收需要減少，這是國家的宏觀手段。這些費用最終用於對農村教育的支付。如取消農業稅、免除農村高中以下學生的學雜費、補償農村學生高中以上和職業教育階段的書本費等等。提高農民子弟從小學到大學的獎學金、助學金的標準。農村教育是百年大計，要常抓不懈。 其四，農民生活問題。農民成為中國社會經濟中的壹個特殊階層，有別於壹般的非農民(絕大多數的工人及幹部)，此種情形由來已久。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改革和建設首先從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和人民公社解體開始，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民眾生活改善也首先從農村開始，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因此發生巨大的變化。現在，農村社會和城市社會的相比，差距依然存在，有些方面還有差異擴大的趨勢存在。農民生活問題是其中的主要內容之壹。中國農民生活與城市居民生活差異總體有所下降。城市社會的交通、通訊、醫療、衛生以及自來水、排污等等基礎設施無法向農村延伸，兩者差異巨大。農村的人口的生活水平等等因此受到直接制約。中國農民的基本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娛樂等等方面需要大力改善和提高。農民生活問題不但是中國農村的重大問題，而且也是中國社會的重大問題。農村生活問題的解決，壹方面，在於農村自身的改善和提高，如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另壹方面，在於中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將農村人口聚集到城市，減少農村人口數量，撤併小鄉村，減少鄉村數量。農民生活的解決是中國的現代化的基本問題之壹。 其五，農民就業問題。中國農民階層在全社會占50%左右的意見，這些人口的上來源主要在於其自身的勞動，其中包括年長的農村人口。中國農民的生存有著比城市人口更為艱辛的社會制度環境。中國農民在過去幾十年裡的巨大進步依賴於三個方面。第壹，是農村人民公社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解體以及分田到戶承包責任制的落實，這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糧食生產和副業生產立竿見影，增加了農民的收入，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農村在短短幾年時間裡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第二，是農民異地打工。許多農村勞動力從低技術、低水平、低效率的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到城市地區打工，掙到意想不到的錢，實現了致富之路。第三，是農村副業和鄉鎮企業的大發展。這壹方式介於農村聯產承包和外出打工之間，是第三種的新的農村就業方式。這種方式，不但讓農民可以適當從事農村勞動，以減少田地的荒蕪，而且還可以就地發展工業，可以促進農村的工業化及減少城市就業壓力，是壹種非常好的農村就業方式和農村生產方式。現在，農村及城市的面貌大為改善，農民就業問題的內外條件和環境大為改善。農民就業問題，不但是農民和農村問題的內容，而且也是城市社會的問題。其中，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城鄉壹體的勞動力市場的初步形成，中國農民的就業已經處在市場的原則限制之下，政府行政限制已經較少。農民與城市居民的就業的最大的限制就是農村人口與城市人口在自身的能力上面的差異。其次，農民自身素質的提高，壹方面，是農民文化素質的提高，另壹方面，是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的現狀和經歷已經造就了新時代的新農民，農民就業在農民自身而言已經具備了市場適應和競擇能力。當然，國家政策，尤其是城鄉壹體的政策，為農民就業打開了廣闊的市場。中國農村相對落後，這種落後相對體現在農民的生活水平方面，而中國的農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則以中國的農民的就業政策為根本途徑。這是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重要體現。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就是將廣大人民群眾的福祉放在根本位置。農民就業的根本出路在於農民的國民化。 其六，農村社保問題。中國農村社會處在變革過程中，這種變革是制度的改革和社會的變革，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然之路。中國的農村，雖然東西南北中的區域差異巨大，但存在異地同構的基本特徵。農村的富裕的根本出路大致相同，即農村聯產承包，農民外出打工，農村鄉鎮企業發展等等。目前而言，大致的情形相同。現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進入壹個較高的水平，中國農村社會相對較為滯後壹點。但從中國農村的本身來看，也存在飛躍性的發展。這可以從中國沿海絕大多數的城市的巨大數量的外來工人的情形可以看出。中國外來工人的主體就是農民，即農民工。這些農民具有較高的收入和較高的生活水平，還有養家糊口的能力。這個人口數量約在3億左右，這個人口數量應放在農村人口的總體中，用來衡量農村的社會經濟現狀，除非這些人口完全脫離農村，進入城鎮上體系。目前，中國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正在催生全社會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其中，農村相對受到忽視。中國農村人口眾多，深刻影響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進步。因此，中國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建設必須將農村包含在內。中國的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是壹個複雜的問題，其中的影響和制約因素包括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農民收入、農村管理水平、農民積極性等問題。 其七，農村規劃問題。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長期受到國家政策的深刻影響和控制。在人民公社期間，中國農村完全是純粹的計劃經濟和集體勞動，社會控制相當嚴密，農村和農民完全在國家計劃和指令下生產與生活。農村的巨變始於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和人民公社的解體，壹方面，生產關係得到調整，計劃經濟和集體勞動完全改變，農民從桎梏中解放出來，另壹方面，生產力得到解放，經濟和生產水平快速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農村開始發生革命性的深刻變化。現在，中國農村在中國城鄉社會經濟中長期的快速發展後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和進步。這些進步主要表現在農村的不斷富裕、農民素質的不斷提高、農民就業定居的不斷提高及農村生活水平不斷進步等等諸多方面。農村的進步是全面的。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國農村存在著諸多方面的問題，與其他涉及農民的焦點問題壹樣，均對中國農村及農村中國城鄉的整體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其中之壹，就是農村的規劃問題。 在中國，規劃受到重視亦在八十年代以後。在八十年代以前，規劃因各種因素出現過停頓。八十年代以後，市場經濟的改革與建設步步為營、步步前進，規劃也成為其中的壹個核心，受到重視。在城市城市發展過程中，規劃被稱為龍頭。現在，中國城市化及城市發展過程中，規劃受到重視，科學合理和經濟主導的規劃得到廣泛應用。規劃的質量從八十年代以來壹直在提高之中。這其中，壹方面，規劃的技術水平不斷提高，另壹方面，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再者就是社會的全面開放。 中國農村是中國社會的壹個重要內容，就地域而言，比城市廣闊，就人口而言，比城市人口多，就資源和環境而言，農村也有其重要意義。農村需要有城市壹樣的重要的規劃。目前，中國農村，因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帶動而產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的根源並不是國家對農村的投入所產生的，而是中國城市經濟發展與工業化、城市化省被動帶動的，中國的農村富裕來源於農民進城打工和鄉鎮企業的發展。這種背景之下，農民的富裕和農村的發展面臨諸多問題。其中，農村的無序的發展成為引人注目的問題。這種發展，浪費土地，浪費資源，破壞環境，影響人居，極為不科學和低效率。究其根源，就是農村規劃的欠缺和落後。 農村是零星的居民定居點，往往是幾百人壹家。在空間上，不易展開大規模的規劃，既有的規劃也往往得不到落實，即使落實的規劃也得不到良好的效果。八十年代以來，中國農村就有不少的鄉鎮規劃、村鎮規劃，但由於指導思想陳舊，多半是壹些非常低水平、陳舊的指導思想，根本未把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及城鄉壹體發展的大背景吃透。因此，農村規劃成功者較少。 農村邁向現代化是中國社會的必由之路，壹方面，農村的人口肯定會不斷較少，農村的居住點的形態也會不斷地變化，另壹方面，農村的人口的生活水平也會逐步與城市接近。農村社會所需要的基礎設施在內的人居環境也必須是與城市接近的。實質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壹體化規劃和壹體化發展。農村以其特殊的自然環境及人居特點與社會經濟發展現狀，在規劃上肯定會有壹定的特殊的要求。中國的農村社會，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有許多的差異，但在人居分散、經濟落後、基礎設施薄弱等等方面卻有共同點。 中國農村規劃，首先，要放在城鄉壹體的統壹規劃之中，城鄉壹體的規劃是國土規劃、經濟規劃、基礎設施規劃、文化科技規劃等的綜合規劃，全國壹盤棋要包括城鄉壹盤棋這壹因素。其次，農村規劃要放在工業化、城市化不斷進步之中考量，農村的社會縮窄、農村的村莊合併等等超前發展。其三，農村規劃針對的是人，以人的標準衡量城鎮規劃，也同樣以人的標準來衡量鄉村規劃，鄉村規劃以人為本，城鄉規劃在人的層面上統壹。 其八，農村管理問題。中國農村發展的諸多問題之中。農村的管理問題也是較為突出、較為尖銳的問題之壹。中國農村長期以來是低生產率水平、低素質人口、低生活水平的結合地，農村實際上成為中國的落後之地。在今天，中國的經濟取得巨大的發展，社會進步巨大，農民生活大變樣，農村獲得長足的進步。但與城市相比，落後依舊。中國農村落後是全面的，物質落後不必說，非物質的落後也是相當突出，其中之壹的管理就是如此。 農村的管理，大者就是國家對農村的管理，即國家的行政管理。以中國的特殊的現狀而言，還包括中國共產黨對中國農村的管理和控制。小者就是農村社會本身的管理，即農村社區的管理。現在，中國國家法定的行政管理的最低層級是鄉鎮壹級，村壹級則沒有正式的國家行政管理機構，村壹級的管理有自治和鄉鎮代管。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則由村壹級開始，壹般的村莊均設有村黨支部，村黨支部的權威要高於村民自治委員會，即黨支部的權力大。目前，農村的社區管理機構是村委會，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村委會主任，由村委會主任負責管理工作。這個村委會負責村壹級的自治管理，並向鄉鎮壹級機構負責。村委會壹級的領導人有壹定的工資收入，但並不太多，他們壹般另有兼職。村的黨支部是書記負責制，由全體黨員選舉產生。 現在，村黨支部加上村民委員會的農村勞動模式在全國範圍內已舉辦建成。這種領導結構在農村的管理中，有不少成功之處，應予肯定。但是，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政治文明建設的深入發展，農村管理工作還有待於大力提高。 首先，是農村領導制度的法制化，要制定規範、詳細的村鎮管理法律法規體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做到事事有法、處處有法。同時，要將法律教育、宣傳到位，做到人人知法、人人懂法、人人守法、人人用法。 其次，要精簡鄉村領導機構的人員。現在，鄉鎮壹級的政府機構的工作人員非常多，要全面地撤併與精簡，做到精確高效。村壹級，黨政兩套班子及其輔助人員在內，數量也相當可觀，也需要進行必要的精簡。村壹級的組織，以社區管理為目標，不以行政管理我目標。中國的鄉鎮和村兩級的機構可以在面向社會和市場，以服務為目的，以精確和效率為追求目標，首先落實小政府大社會的目標。 再次，要全面公開村務，將鄉鎮和村壹級的政府機構處在公開和透明狀態，隨時注意接納社會和群眾意見，隨時可以接受檢查、接受批評，問責制、罷免制切實落實。 其九，農村市場問題。中國是壹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市場經濟制度自八十年代以來，得到逐步的建設，從原來的壹大二公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國家管制經濟慢慢轉軌自由競爭和法治規範的市場經濟，期間，中國逐步建立了全國城鄉壹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目前，中國市場經濟建設還在不斷的先進之中，中國的農村作為中國市場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建設和改革中得以發展。 中國農村的市場，由於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以及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素質、社會管理等諸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還有許多缺陷，與城市地區相比，與規範的市場經濟相比，與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相比，均有較大的差距。中國農村需要進行市場建設。 中國農村的市場，壹方面，是農村產品及鄉鎮工業品進入並交易的場所，另壹方面，也是農民進入並交易的場所，於農村而言，與城市而言，農村市場均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農村的廣闊的地域及中國農民龐大的數量，決定中國農村市場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國農村市場存在以下幾個主要的問題。首先，是中國農村市場管理問題。市場管理是壹個複雜的系統工程，要有健全、合理的法規，要有切實可行的政策，要有科學的手段和發達的技術，要有訓練有素、敢負責任的管理者隊伍。現在，許多農村地區，假冒偽劣泛濫，投機取巧泛濫。其中，中國農村市場中的食品安全問題，尤為嚴重，需要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注，需要引起國家職能部門的高度重視，並著力解決。其次，是中國農村市場建設問題。市場經濟的有形目標就是市場，市場建設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市場經濟的建設不但是經濟發展的動力，而且也是生活進步的源泉。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市場建設尤其是城鄉壹體的市場建設是壹個關鍵。再次，中國農村市場問題中，還有壹個農村如何利用要素市場的問題。由於要素市場具有技術規範、資源精粹密集的特點，要素市場的主體必定在城市，但以城市為基準和中心的要素市場必須延伸和服務於農村市場。中國農村市場的全面規範建設和管理是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之壹，有著國家發展的戰略意義，這不但是農村與城市的經濟壹體化的必要，而且也是農村與城市社會壹體化的必要。 其十，農村基礎設施。中國農村是相對落後的社會經濟發展區域和社會生活進步的區域，中國農村的落後是壹個綜合現象，是經濟發展、人口素質及基礎設施等等諸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 中國農村的基礎設施的內容相當廣泛，包括硬的和軟的，有形的和無形的。目前，中國農村的基礎設施是全面落後於城鎮社會，這是社會經濟落後的產物。在壹般的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使城鄉之間的基礎設施大致處在同壹水平之上。城市地區僅有某些地方優於農村地區。總體而言，城市與鄉村的基礎設施都需要大力發展。中國的未來發展必然會趕上當前的世界先進水平，鄉村地區的城市化和城鄉壹體化發展也將是必然的，鄉村地區的基礎設施的發展與城市壹樣重要。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中，尤以交通、通訊、能源、給排水等為重要。目前，中國農村地區的交通和通訊已經有了長足的提高尤其是通訊，農村地區與城市的差距已經相當小，而在能源等方面的差距，還是比較大。 農村基礎設施的提高是農村社會經濟的進步的必要內容，也是中國現代化的必要內容。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壹方面，需要全面滿足農村社會的需要，使農村社會的生活水準因基礎設施的改善而全面提高，當然，農村地區也會因基礎設施的改善而促進經濟發展。另壹方面，也要全面考慮中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所要付出的巨大的成本以及基礎設施建設所能夠帶來的巨大效益，要將農村的分散、零星率先通過集村並鎮及城鎮化進行解決，以求科學、合理地進行農村基礎設施的規劃與建設。 其十壹，農村資源問題。中國農村有著豐富的資源，也是農村的優勢和特點所在。中國農村的資源，從廣義上講，可以分成兩大類，即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就是農村勞動力，中國有近7億農民，其中，勞動力在四五億之間，這是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庫。由於中國農村人口生活低水平等原因，中國農村勞動力具有非常低廉價格的特點。中國農村勞動力價格低廉是中國在全球社會中最大的競爭優勢。中國經濟發展，尤其是外貿出口的增長，都有賴於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的競爭優勢。中國廉價勞動力的源頭在農村。中國未來發展，還是以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充分的價值實現為基礎，廉價勞動力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源泉。中國農村的自然資源主要是耕地和牧場等等土地資源，直接由農民經營。礦產資源、石油天然氣等屬於國家所有、國家經營，與農民沒有關係。在農村的耕地和牧場等資源是中國農民的立足之本，是賴以生存的資本。就目前農村而言，耕地和牧場等資源存在著浪費、破壞等不良狀況，其中的原因，有與農村生產方式落後、管理水平落後等原因。在江南的某些地區，存在土地荒蕪、土地被城市化所侵占等狀況，而在西北等地區則存在大量的牧業過渡發展導致草原沙化等惡劣情形。這些情形對農村地區的資源及社會經濟發展均有極大的破壞作用。是中國社會經濟和現代化進程中的巨大障礙。 中國農村資源問題，即人力資源而言，主要是積極提高素質，使勞動力的價值不斷提高，在國際國內的競爭中發揮出色的作用。中國勞動力低廉的深層次原因，就是勞動力素質在當前的科技發展主導下的工業社會中顯得低下。許多產業需要有高級的科技和管理人才，而中國缺乏這樣的科技和管理人才，在中國的農村地區尤其顯得突出。因此，中國的許多高科技和資金密集產業無法取得競爭優勢，無法形成世界優勢。中國在世界工廠的建設中，在充分利用農村勞動力的低廉優勢的同時，要全面著力提高中國農村勞動力的素質。中國農村勞動力不但低廉，而且豐富。中國農村存在勞動力的過剩。在中國農村發展過程中，充分消化和利益勞動力是壹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業是民生之本，充分利用農村勞動力，是中國農村及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中國農村的土地資源對自然資源的出路，在於積極保護和合理利用。壹方面，要充分地實施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針對新情況，制定新戰略，如更加十分珍惜和保護受破壞的農村資源，以做到長久的資源可持續開採利用。 其十二，農村環境問題。中國農村的發展依地域而言，有巨大的差異。中國農村的發展給中國的農村帶來了巨大的變化，生活水平提高，人口素質提高，農村面貌大變。中國農村的發展也給中國農村帶來了不少的負面影響，其中，中國農村的環境問題是顯得最為突出的壹個。 中國農村的環境污染主要來自於以下幾個方面。第壹，是農村生活垃圾。當前農村，農民外出就業和居住頗多，長年常住農村的人口大為減少，但是農村生活垃圾卻比以往更多了。究其原因，壹方面，是農村的人口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量的日用消費品轉向採購，垃圾不斷增加，這與以往的農村人口眾多但消費品缺乏、生活垃圾少不同。農村的人口減少不及農村的生活垃圾的增加。另壹方面，是農村的有機肥料的減少和無機肥料的增加，農村的生活垃圾許多並不像以往那樣轉化為肥料，而是轉化為垃圾，放置於農村的許多角落，長年沒有得到合理的處置。第二，是農村的鄉鎮企業及城市工業所排出的污物，這些污物給農村造成惡劣的環境污染，許多無法因垃圾處理設備的運用而得到解決，農村污染因此有加重之勢。第三，農村破舊房屋等原來的生產、生活用品的放棄，是介於生活和生產垃圾之間的垃圾。在農村，清污、除污、排污的條件頗差，環境問題十分嚴重，給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中國環境問題是未來中國農村發展的根本出路之壹，解決此問題，根本出路在於管理和技術以及資本的投入。壹方面，要從污染的源頭上解決問題，即將生活垃圾、生產垃圾、工業垃圾等集中排放、集中清潔，另壹方面，要將現在的污染地進行綜合治理，清污、除污、排污，清潔環境，美化環境。建設現代化的新農村，解決環境問題，不但迫切，而且長遠。 其十三，中國農村的房產資源問題。中國農村自八十年代以來，發生了社會經濟的巨大變化。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人民生活水平極大提高。其中，最具有標誌性的是農村的房產。中國農村，在八十年代以前，幾乎沒有多少的變化，尤其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房子。在八十年代以前，房子造得很少，造的多半是壹些堆放雜物和圈養畜牲的小屋。而在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國農村的房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量新房拔地而起。原來的農村面貌壹下子大變樣。新房子壹般比老房子要好，在房子的面積、房子的造型、舒適度、實用性等等均有明顯的提高。其原因，壹方面，在於農民外出打工或參加鄉鎮企業工作後的收入，有大量的剩餘資金用於房子的建設。另壹方面，是國家在農村建設給予的必要的支持，主要是房子建設的宅基地的審批的放鬆和低廉價格。現在，中國的絕大多數農村，房產資源充裕以及房產空置是十分突出的，許多地方已經成為壹種非常突出的資源浪費現象。這在富裕的沿海城鎮郊區農村顯得尤為突出。 任何科學合理處理農村房產資源問題是今後中國農村以及整個中國社會的壹個重要問題。壹方面，大量空置農村房產的資源浪費和資源破壞已經成為中國農村和中國全社會的大問題。農村的房產，新舊房子在壹起，人均而言，已經大大超標。許多地區，在新房子建設的同時，並沒有將原來的舊房子拆除，新舊房子在壹起，完全超出人們的實際需要，房子過剩成為突出問題。房子過剩，帶來諸多問題。首先，是資源浪費問題，其次，是未有人居住的房子的壽命會相對較低，再次，大量的土地占用，變相閒置，影響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另壹方面，隨著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國農村人口進城就業居住的趨勢還將不斷的持續下去，中國農村人口減少的趨勢還將保持。中國農村的房產的過剩也會持續不斷的加劇，這是中國農村必須著力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以目前的情況而言，科學合理地處理農村房產資源的空置與浪費的方式就是將農村房產推向市場，使農村房產成為商品，任其流通和流轉。壹方面，可以在市場中獲得壹個房產的合理價格，另壹方面，可以在市場中流轉房產，使房產流轉起來，不但可以解決農村房子的空置和浪費，而且可以解決市場上的房子的需要者。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已逾二三十年，許多商品已經市場化，僅有農村房產這樣少數的大宗物件尚不可以流通，這是極不妥當的。農村房產流通後，農村房產即成為商品，成為市場上有形的價值物，農村房產的新陳代謝即納入中國市場的宏觀範疇，是中國未來農村市場經濟、社會經濟發展和農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必要的舉措。 要實現中國住房的流通，有兩個方面的基本問題需要解決，壹個是農村房產土地價格的市場化，即農村現有房產的土地使用權完全商品化並附著於工業化之上。壹個是農村人口戶籍登記的便利化和自由化，即買房者落戶的自由，以及農村買房者戶口進出的自由。農村房產流轉需要中國戶籍制度的配套。 實現農村房產流通及戶籍開放後，農村納入中國城鄉壹體的社會體系，農村即成為開放的系統，不再封閉和愚昧，農村社會改革大為進步。這是壹項必須及時實行的農村政策。同時，落實此項政策後，中國農村的財富會得到真正體現，中國農村的富裕度會上升，是調整目前城鄉、工農貧富差異的佳策。 其十四，農村工業化問題。中國在八十年代發展了鄉鎮企業，這是中國八十年代工業化和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之壹。鄉鎮企業及其低技術、勞動密集、產品價廉物美等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在八十年代初，成為中國農村工業化的潮流，在當時的農村是十分有益的。但在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後的今日農村，鄉鎮企業已經不再像以往那樣有影響，農村工業化出現了問題。農村工業化有諸多弊端，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其壹，技術落後。在農村地區，勞動力素質較低，發展工業僅能夠發展壹些勞動密集型、技術水平低、資金需求少的小工業，其效率和水平均相當低。其二，污染高。工業發展帶來的廢物不可避免地遺棄在農村地區，而農村地區又缺乏環保的發展鄉鎮企業技術和產業，不適應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其三，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包括交通、通訊等在內，相對落後，不適應工業化所要求的標準，阻礙工業發展和效率取得。至此，中國農村的工業化問題不能像以往那樣就地解決，而是應該放在農村地區的城市化的框架下發展，中國農村地區的工業化要以製造業產業集中化形式出現，即以製造業基地、產業基地、開發區等等形式出現。實質上是壹種大規模的產業化、工業化並與城市化結合來實現農村的工業化。這是壹些發達國家走過的慣常之路。 其十五，農村農業問題。中國是初步工業化的新興工業化國家，農業正在工業化。中國農業在GDP中的含量已經非常低。中國農村的未來發展，農業作為產業分量而言，並不是壹個主要的問題。中國農村的發展未來，壹個是人居的現代化，另壹個是人口的城鎮集中化，農村將是壹個人居現代化的形態的地方。農業問題是壹個集約化和工業化的問題，農村提供廣闊的土地資源和水利資源。農業以科技和管理及資金投入為發展動力，農業就業者是技術人員，而非傳統意義上的農民或農村人口。目前，中國農村農業零碎經營者頗多，這是中國聯產到戶、個體經營的延續，但是，這已經非常不適應現代社會和現代農業的需要。壹方面，是農村因此經濟效率低下，農民因此不得繼續富裕和發達，另壹方面，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面前，其比率日小，日益被邊緣化。中國農村的農業也需放在中國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中，以工業化和城市化來推動。農業以科技、解約、管理、人才和資金來推動。中國農業是壹個工業化發展的問題，是壹個農業現代化的過程，而不是農村問題。農村現代化的問題，與其說是壹個農村問題，不如說是壹個城市化的問題。實質而言，城市出發解決農業問題，實現農業現代化，更能夠養活農民及非農民，而以農村出發解決農業問題，則是農村本身的問題，僅能夠解決農民的溫飽及其小康問題。農業產業問題要把握農業占據國民經濟壹定比例的工業化國家的指標，中國也須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其十六，中國農村社區建設與有效管理問題。中國農村有中國共產黨和村民委員會雙重領導，即黨政共同領導，村委會受到村黨支部領導，村黨支部和村委會分別由黨員大會和村民大會選舉產生，其中，村黨支部由兩級民主集中制選舉產生，黨員大會選舉村黨支部委員，委員選舉產生黨支部書記。村主任由村民代表大會直接選舉產生。在壹般的村里，村由若幹個村民小組組成，由組長領導，組長有村民直選或指定。大的村成立黨總支，黨總支與村支部壹樣，是黨的基礎組織。這樣黨政兩套班子管理村事務並向上負責。與以前人民公社相比，村黨支部兩套班子的領導和控制力遠為減少，許多地方幾近鬆散狀態。村黨政領導與以往相比，有兩個明顯的特點。壹個是黨政兩套班子均有選舉措施，大致代表基礎民意，這與以往的上級任命和虛擬選舉相比，進步很大。壹個是黨政兩套班子的領導職能較為公開，村務公開成為常規。再壹個是黨政兩套班子從以往的控制轉向服務，面向村民，為村民服務的意識深入到兩套班子成員之中。當然，並不排除壹些村領導的徇私枉法和貪贓枉法的情形。農村黨政兩套班子的領導的進步是中國農村進步和發展的重要成果。 目前，農村社會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之下發生著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以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人口素質提高為動力的，農村社會的領導和管理也隨之突出許多變革的要求。其中，現代社會的社區建設與社會管理是在現在農村控制和管理的新模式。其特點包括，壹，社區建設更加注重人的因素。以農村社區的村民為本施行社區建設和管理。二，社區建設注重服務意識，以提供各種服務為目的，以滿足村民的需要為目的。三，社區建設和管理注重低成本和高效率，以義務為主，收費為次，較現在的兩套領導班子的運作費用低得多。這是壹種現代意義的小區管理模式。四，社區建設和社會管理以公共服務和自願為原則。不強制於人，不壓制人，是以人的自由和自願為原則的。社區建設和社會管理以國家的法律法規為指導，是壹種規範化、科學化的管理和服務模式。六，社區建設和管理是壹種公開透明的模式，管理者、服務者與其對象開放、互聯、融為壹體。 毒害農村 作者 鴻路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寬甸縣位於遼寧省東部山區長白山脈，山水清秀，民風淳樸。可是，壹提起幾十年前的土改運動，便有人發出這樣的感慨：“窮山惡水出刁民。”這是說“颳大風（土改）”那年，寬甸打死了很多人。當年，負責遼東土改運動的是中共元老陳雲，包括協助其做此項工作的江華（最高法院院長）。然而，寬甸土改之真相到底如何，卻如壹道緊閉的城門。但事情往往越是遮蔽，人們越是想探個究竟。終於，這段歷史得到了真實的記載，即尚振生先生主編的《寬甸風雨錄》，雖然，有些資料未能如實收錄，但畢竟有助於對土改真相的了解。 寬甸縣土改始於1946年6月初，貫徹中央發出的“五四指示”，即《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中共寬甸縣委抽調幹部組成土改工作團、工作隊或工作組深入鄉村開展土改運動。但猶如壹出戲的序幕，不到半年，國民黨軍進占寬甸（1946年11月2日），土改被迫中斷。正如中共所宣傳的那樣——國民黨是“兔子尾巴長不了”，剛過半年便倉皇潰逃，中共壹舉收回寬甸縣城（1947年6月7日）。隨之，土改的大戲又繼續上演了。
6月中旬，中共寬甸縣委組織工作隊下鄉，去各鄉發動群眾向地主“要糧要地”，即土改時農民分得的土地和糧食，國軍進占之後，又被地主要了回去。工作隊在各村組織“要糧委員會”，除此而外，還有“翻身委員會”、“翻身隊”、“解放隊”、“窮人頭”、“農民黨”等等，猶如雨後春筍。開始去地主家要地要糧的人，大都對於“要地”心有餘悸，“擔心要了地國民黨再回來，白出力得不到糧食。”（引自《寬甸風雨錄》，下同）所以，覺得以“要糧”為上策。“男女老少壹窩蜂，冒著雨到地主家要糧”，不給糧的就“牽牲口、拿東西，甚至拔鍋，逼迫地主交出糧食”，甚至不交出糧食就要殺牛。但是也有的“地主把糧食藏起來，哭窮說苞米倉子是空的，沒有糧食，要糧等秋後給”。由於，“群眾不敢要地”，結果，“造成部分退出的土地荒蕪或者拋棄”了。
六月初夏，小荷才露尖尖角，七月便是驕陽似火了。東北局發出了《關於挖財寶的指示》，隨即全縣轉入“砍大樹、挖財寶”的鬥爭，所謂砍大樹，就是把地主鬥倒，比如把樹砍倒；挖財寶，又稱挖底產、浮產，就是除了沒收土地、牲畜而外，還要搜出地主家隱藏的家底財產，又叫“封產挖浮”。8月初，縣委工作隊在鄉村舉辦訓練班，培訓了壹批骨幹力量，掀起了鬥爭的熱潮——大川頭鄉用下“請帖”開會的欺騙手段，將全鄉地主、奸霸（當時用語，包括壞蛋）集合在圈場村小學校里，全部關押起來。由訓練班每天拉出地主、壞蛋若干名批鬥，次日打死3人，打傷30多人。由於壹窩蜂似的群毆，有的“翻身隊”員被誤傷，“區委書記李鐵壹也挨了壹棍子”。
長甸鄉對訓練班的150多人進行“洗刷”（整肅），將三代之內有地富分子的人清除，留下了“根正苗紅”的70人左右。然後，開展“封產挖浮”。“蘇甸村組織13個貧農小組，闖進地主家鬥了31戶”。全鄉14個村，逮捕300多人，村村都有拘留所，凡是地主每斗財物必分光。
下露河鄉“訓練班80多人壹同去地主家吃”，因為地主供不起這麼多人的酒飯，便動手將東西查封，把人押起來。“馬架子村群眾將地主李某、石某家墓塋挖開，挖出塊銀牌子”。同時，“被斗的地主壹律趕到山上破屋裡住，讓他們開荒，要飯吃。給地主掛上牌子，見了群眾站在遠處彎腰脫帽，鞠躬問安……”虎山鄉“太平村查封了27戶，不管窮富只要是壞就鬥爭”。王某當過國兵，後參加共軍，聽說家裡人被翻身隊關押起來後，帶著部隊的信函回來要求釋放家屬，結果，被翻身隊的捆綁起來，用亂石砸死。
樺樹甸子村打死60多人。
中小學教師被“打死了32人，教師普遍被卸職，受到打擊，認為 教師沒有壹個好的”。（1948年10月“中共寬甸縣委的工作總結”）
石湖溝鄉“楊木杆子村（農會）邱會長將地主心挖出來咬著吃了。”……
在這場“大風暴”中，從縣城到鄉村，無論是種地的，還是經商的，或者是教書人，等等，說不清有多少人被抓、被關、被打、被殺，還有死於襁褓中的嬰兒。
中共縣委書記劉文伯說過“全縣打死幾千人”，以至“寬甸在全國解放區是最突出的了”。由此，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接著筆鋒壹轉：“但有近萬人參軍參戰”，此時“遼東在久戰之後急待補充兵員”（陳雲）。江華曾言，“黃凱同志（曾任中共安東省組織部長）報告了參軍熱潮，陳雲笑著說好啊！”（劉文伯《會議記錄》1948年第壹本）在“打江山”人的眼裡，打死幾千人，換來近萬人參軍——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林彪）中共不搞“和平土改”，而搞暴力土改，殺地主，分田地，讓得到土地的農民“保田參軍”，成為共產黨源源不斷的兵員。學者丁抒認為，毛澤東通過這種發動群眾，奪回土地的辦法，為了把農民吸引過來，武裝起來，讓農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對立起來，農民走投無路，只能跟著他走，此乃秘而不宣之目的。
寬甸縣，人稱“八山壹水半分田”，土地與山水相比顯得寥若晨星。在這片珍貴的土地上，寬甸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復壹年，似乎已忘記了腳下的黑土地浸透著多少無辜者的鮮血，包括年輕人。 暴力土改 作者 季鵬 寫於 二零一八年 總體看來，所有毛式運動都是罪惡的代名詞，包括毛所謂的“人民內部矛盾”的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和 “三大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它們本質上都是毛為實現其極權統治、徹底奴役全國人民而使出的分化瓦解、分而治之、殺雞儆猴的把戲，其目的、本質與對敵鬥爭壹樣，並無區別。 不過，從源頭上看，從其罪惡的烈度、廣度及後果的影響上看，為首卻當推“土地改革”（簡稱土改，又稱為“土地革命”）。然而偏偏這壹毛共製造的最大、最早、最惡劣、最殘忍、最後害無窮的“運動之母”，卻壹直沒有受到清算，沒有徹底平反昭雪和正本清源，如果不對毛式土改加以批判、清算，對毛主義的罪惡認識就是極不徹底，甚至棄本逐末的。今天，應該到了對這個罪惡之源進行徹底清算和反思的時候了。
壹、土改是毛和毛共製造的最大、最惡劣的冤案
中共搞的“土地革命”運動是在蘇共的直接指使、指導下進行的。1923年5月，共產國際告訴中共：“只有把占中國大多數的農民，即小農吸引到運動中來，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指示中共“進行反對封建主義殘餘的農民土地革命。”後又多次批評中共的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不力（即不夠廣泛、殘暴和血腥）從此,中共走上了以暴力逼使農民“革命”、借土地革命之名走傳統的發動農民造反奪取政權的道路。 讓毛澤東與土地暴力結緣的是他1926年冬天到湖南進行的為期壹個多月的所渭農民運動考察，其後便寫出了那篇臭名遠揚的、也是毛主義奠基之作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這篇報告裡毛初次顯露了他鍾情暴力、喜好殘忍的本性，他把這場引起當時全社會包括左、中、右各派人士壹致譴責和痛恨的“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稱之為“革命先鋒”，把全社會壹致認為“糟得很”的評論說成是“好得很”，把令人髮指的暴行說成是革命中“必須要造成的恐怖現象” 而對其大加讚賞。這篇考察報告初步卻又充分展示了毛的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流氓無賴本性和“反潮流”精神，此後毛和毛主義的壹切言行、“理論”都是這篇報告的的發展、發揮。40年之後的文化大革命更是那場痞子運動的直接傳承、發揚光大。 1926年的湖南農民運動是中共土改運動的早期樣本，它壹出籠就展示了其邪惡、卑鄙、血腥的反文明、反人類本質，引起了當時全社會對共產黨和其“共產主義革命”的同仇敵愾，也引起了廣大國民黨人對與共產黨“合作”的反思，直接導致其後的“馬日事變”、“4.12”清黨”和汪精衛“7.15分黨” 行動。之後，中共也就壹不作、二不休，進行了空前殘忍、暴戾的燒殺擄掠的十年“土地革命”，其瘋狂和殘忍又超過湖南那場痞子、惰農運動。（有關對毛的《中囯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以及毛在地主與農民問題上散布的謬論的分析和批駁，請參閱本書第八篇）。 土地革命亦即土改，之所以稱其為毛共罪惡之首、階級鬥爭之源，皆緣於其屠殺、殘害人數之多，手段之野蠻、殘忍，以及其“理論”之荒謬，影響（後遺症）之巨大。 先說殺戮之多。拋開各地分散的“土地革命”屠殺不計，單以毛共的主要根據地江西而論，據民國時期的人口統計資料，1926年秋毛去江西之初，江西全省人口為2000萬，到1936年毛共撤離江西之後，全省僅剩1000萬人口，淨減1000萬。如果加上這十年間正常出生的人口，以當時平均年人口增長15‰計，十年間最少應增400萬，如此，全省十年間損失人口應為1400萬！這1400萬人口死亡大部分就是發生在“蘇區” 的“土地革命”中。也許，有人以為那是圍剿和反圍剿戰爭中的死亡，其實戰爭中直接死亡的人數並不多，所謂五次反圍剿，加起來雙方戰死者絕對不會超過100萬，可見百分之九十不是死於作戰，而是死於毛共的殘暴統治，其中主要就是其“土地革命”及其後續惡政。 除了江西，全國類似的中共根據地還有多處，它們加起來，比毛的“中央蘇區”人口還多得多（如1931年11月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福建的“中央蘇區”只有三百多萬人口，而加上全國各地的中共根據地，人數最多時達到900萬）。這些根據地無不實施統壹的“土地革命”政策，即對地主富農及其他有產者斬盡殺絕的政策。這些地區加總起來，在十年土地革命中屠戮的人數絕不會比江西蘇區少。 毛共土改殺人的第二個高峰是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夏至1948年春，在毛統區開展的土改運動（實際上大多為“二次土改”，因為之前中共毎到壹地首先就是搞“土地革命”）。1948年初，毛共統治的地區已達1.6億人口，按照毛自己的估計，以10%的人口為“地主富農”（實際打擊面不限於此），地富及其家屬總數即為1600萬左右，這次土改毛共實行的是極其慘毒的對地富肉體上消滅的政策，在運動中被消滅的地富，以及因“掃地出門”而死亡的有多少呢？這筆賬雖然無法計算，但僅以地富中的人口百分之十計，也達160萬，而實際上肯定不止此數。 土改殺人的第三個高峰是毛建國之後的全國性土改，這時除去毛的“老區”之外，全國農村列入土改的人口按毛澤東所說尚有三億壹千萬。這次土改殺人總數後來毛共有壹個含糊的說法是八十萬，我們按上述算法是310萬，實際數字會只多不少。 這樣，我們把毛共三個時期土改殺人的數字加總起來，大概形成壹個初步的概念，應在1500——2000萬左右。那是十分嚇人的數字！我們知道，鎮反是毛共殺人最多的單項運動，毛承認殺了71萬，據後來中共中央研究室等編寫的有關著述披露的數字，鎮反共“鎮壓”152·61萬人，其中判處死刑的87·36萬人（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第10期載）。這個數字比起土改殺人實在是小巫見大巫（鎮反中被屠殺的也有壹部分地富分子）。也許土改殺人還比不上大躍進躍的死人數（4000萬以上），但這是不同的概念，“大躍進餓死人”毛可以推說 不是它的“主觀故意”，所以他壹直不認賬；而土改則是毛直接指揮的殺人狂潮，被害者都屬毛的政策範圍內要消滅的“階級敵人”，是“故意殺人”。又如文革，文革中的死人是壹個廣泛的概念，情況複雜，毛和毛共都推卸責任。而土改殺人毛和共產黨是推脫不了的！何況，文革中被害者中也有相當部分也是土改的倖存者及其後人。 土改殺人的另外－個特點是，其手段極其殘忍，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殺人的方式大多不是正規的槍決（槍決也使用開花子彈，專打頭部，以造成恐怖），而是使用原始的石頭、木棍、鐵器、匕首等；更多的是死於酷刑，包括火烙、吊打、抽筋、剖腹、挖心等等。毛共在土改中提出壹個口號（壹項政策）叫做“貧下中農想怎麼辦就怎麼辦”，也就是鼓勵其無法無天。 於是農村中的流氓地痞歹徒惡棍——土改積極分子們，獸性大發，各顯其能，充分發揮其殘人作惡的想象力，把聽到的、想到的古今中外的酷刑全部用於對地主的“實驗”， 開展殘人取樂 ，殺人競賽，以滿足其獸慾。創造了古今中外在政府組織下對手無寸鐵者的無辜者前無古人的施暴記彔。 其三是，土改的後續影響最大、最惡劣。具有其他運動所不具備的連續性、永續性。 土改運動延續幾十年，影響幾代人。而且，壹般運動的受害者，如“反革命”、“壞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受到懲罰只是其本人（起碼名義上不包括其親屬）。而土改則不同，土改要“劃成分”， 不但壹劃定終身，而且延續無窮，被劃為地主、富農，不但本人（假若未被弄死）成了永遠的“階級敵人” ，永久的專政對象，而且，其家屬、後代仍要傳承、背負這壹“十字架”，地主後代要繼承地主的“帽子”，列為國家名正言順的、法定的“階級敵人”，永遠的專政對象、“賤民”和奴隸。 在土改中，對劃為地主富農的家庭，除了鬥爭、虐殺其主要成員之外，對其全部家庭成員，包括嬰兒、幼童釆取的是“掃地出門” 的政策，即每人只給壹個碗、壹雙筷，根本不分給土地或“分給” 其幾塊不毛之地，其餘“壹無所有”。令其立即陷入絕境。在當時情況下，壹般親朋是不敢救援地富家庭的，很多地富家庭成員便死於饑寒交迫之中。幸而存活下來，則要永遠背負“剝削階級”的十字架，成為以後各種運動打擊摧殘的標本、對象。 地富的家庭成員如此，其親戚也難逃株連。在毛統治時期，所有與地主、甚至與富農沾親帶故的家庭、人員，也被列入“另冊”，受到或明或暗的歧視打擊。於是，地、富成了“不可接觸者”、“政治麻瘋病患者”。這種情況有些近似古印度種姓制度下的賤民——首陀羅，但是實際境遇要遠慘於首佗羅。古代印度低等種姓成員只是在職業上受到限制，在種姓內部並未受到迫害，內部可以通婚。而毛帝國的“賤民”在社會上根本無容身之地，即使從亊最低賤的工作，過最貧苦的生活，仍然是是合法的任人欺壓的對象，不但常年要服勞役——從事無窮無盡的“義務勞動”，更在實際上剝奪了其婚姻權利，沒有女人敢嫁到地富家來，面臨斷子絕孫的現實。當政治運動來臨的時候，地富家庭成員幾乎不可避免受到打擊迫害、甚至殺戮。毛的意圖很明顯：讓這些倖存的“階級敵人”成為階級鬥爭的活靶子，供其他社會成員欺辱、壓迫、奴役，讓人們看到被共產黨列為“階級敵人”後的可怕下場，最後讓他們絕種。以達到他對全民分而治之的陰險、惡毒的目的。 其四，土改殘害的對象地主富農最冤，毛讓他們獲罪的理由荒誕不經，卑鄙惡毒，構成千古奇冤。 人們都知道，毛共建國之初，把“民族資產階級”即資本家暫時劃歸“人民內部”，並允許在壹定時期內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其在城市開工廠、開店鋪，僱傭工人都屬合法行為，後來毛髮動了針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資本家的經商權被徹底剝奪。 然而，在農村只要購置了不多壹點的田地，僱請了長工或短工耕種，或出租給農民耕種收取壹定的地租，就成了地主，成了十惡不赦、禍延子孫的滔天大罪。 地主、富農經營管理自己的田地，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自己的家業，難道就不是勞動，不是經營管理、不是勤勞致富？退壹萬步講，就算地主 “不勞動”，但那也是他在此前有了勞動的積累，有了可以坐享其成的條件，就像當今富豪們坐吃銀行存款利息或投資紅利壹樣。如果是從祖先繼承的財產，作為繼承者享用，也合理合法。古今中外，有哪條王法說它是非法呢？ 古往今來，哪壹種財產使用權轉讓不收取“租金”？出租房屋要收取房租，銀行貸款或私人借貸要收取利息，古往今來，從來如此，天經地義。為何出租土地收取租就成了彌天大罪？ 其實，從源頭上看，中國的地主除極少數外，不外乎是勤儉積累、祖宗留傳、經商做官所得轉移這三條路。對於廣大中小地主來說，主要是第壹條路。他們無罪。其中壹些人致富後致力於發展鄉村教育和架橋修路等公益亊業，更是有功。 最早指出毛的土改理論錯誤、荒謬，並對毛的“暴力土改” 進行勸諫的是中國農民黨主席、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董時進於1949年12月給毛澤東寫了－封八千字的長信，從多個方面論證實行沒收地主土地的暴力土改的不合邏輯、不合情理和可能招致的不良後果，其中首先駁斥了所渭“封建地主”和“封建剝削論”。 董氏首先指出中國地主不具備所謂的“封建性”，不構成封建剝削。“中國的土地制度是可以自由買賣及出租的私有制度”，“在財產私有制之下，－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買賣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車輛船舶機器等，無壹不是如此，對於這些物品既不認為是封建性的，何以獨認為土地是封建性的呢？”接著指出：中國不同於歐洲和俄羅斯，農村不存在領主—農奴制。地主的土地和財產不是來於帝王封賜，除了極少數軍閥官僚之外，主要是來源於自己的積累。他舉了兩個事例：壹個三輪車夫三十年來用他的血汗錢陸續買進了壹百二十畝地；董的壹個老奶媽，做了二十多年奶媽和傭工，隨時將她的工資積攢了寄回家去，零零星共買了二十多畝田地，加上原先所有，共有三十餘畝，打算晚年回鄉下去養老。結果他們都將成為地主，這兩位吃苦耐勞、勤儉積累的勞動人民不但他們自己要遭殃，連同他們的親人、後代都要打進十八層地獄。 董又說到，他的壹個不甚遠的親戚壹家有兄弟三人，二十年前分了家，各分得田地七、八十畝。老大是壹個守本分的老實人，在鄉下務農兼做小買賣，生活極其簡樸，歷年積下錢來，又添置了五六十畝田地。老二嗜賭兼吸鴉片，分家後不多年便將田地賣光。老三將全部田產賣掉，將錢拿到城裡做買賣，發了財，在城裡買了幾處房產，有不少現款和商鋪。共產黨奪得了天下，按照毛的政策，老大將要作為“大地主” 打入萬劫不覆的地獄；老二成了“貧下中農”， 政府的依靠力量；老三也幸運，他是民族資本家，受到政策保護。“最壞的老二占便宜了，笑了，最勤儉的老大吃虧了，哭了。任何人也不能不為老大叫屈。” 董還指出：新民主主義規定要保護小資產階級。而農村的中小地主是“中國最大的小資產階級”，為什麼城市的大資產階級都要保護，而農村的小資產階級卻要消滅呢？ 董還分析了實行平分土地可能帶來的不良後果。建議等到搞社會主義改造時壹次性實行土地社會化。 （以上引於《炎黃春秋》2011年第4期《董時進致信毛澤東談土改》） 董時進的勸諫有什麼效果呢？董的信發出之後毛去了莫斯科，信件沒有下文。後來，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約見董時進，向他當面宣布：取締中國農民黨！董時進設法去了香港，否則，估計他絕對難逃土改的滅頂之災。 董的勸諫實在有點與虎謀皮、對牛彈琴，因為他不理解毛要搞暴力土改的真正目的，不理解毛的階級鬥爭理論。毛為達目的，是從來不擇手段的！ 說穿了，毛共要如此野蠻殘暴地消滅地主富農，就是為了拉攏、收買、利用貧苦農民為其造反奪權賣命，用壹部分人的生命財產去取悅、籠絡另壹些人為自己充當炮灰。雖然這種“均貧富” “等貴賤”的方法歷代農民造反都用過，但在奪得政權之後仍然繼續實施這種做法，以達到分裂社會、挑動族群內鬥、分而治之的目的，則是歷代造反者所沒有的。可見毛的卑鄙毒辣又在歷代農民造反者之上了。 有壹句名言：手段的卑鄙決定了目的卑鄙。土改或曰土地革命是毛共奪取政權的主要手段，這個手段是如此卑鄙、殘忍、血腥，也就決定了在其奪得政權即所謂“革命成功” 之後，建立的必然是壹個暴戾、邪惡、黑暗、醜惡的國家和社會，比它推翻的更加惡劣十倍、百倍。所以我們說“土改”是毛共－切罪惡之源！
二、駁斥關於土改運動的種種詭辯
迄今為止，毛時代很多運動受害者都平反或“改正”了，有的運動雖然沒有公開否定，但作為受害者的個案其罪名也洗刷了。然而最早、最惡劣的“土改”卻仍屬禁區，不得觸動。雖然鄧小平執政以後廢除了地、富、反、壞戴帽管制的制度，但當局對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那壹幕幕慘絕人環的土改醜劇，卻仍然諱莫如深，所有有關中共的歷史、黨史和其他宣傳品中，依然堅持毛時代的腔調，包括維護有關土改的謊言，繼續讓這些謊言掩蓋歷史真相，毒害人們的靈魂，也阻礙了今日中國回歸正常社會。 為了維護毛共的歷史形象，維護暴力土改的正當、必要、合法性，長期以來，毛共及其御用文人，或明或暗、或隱或現製造了大量“理論”根據，這些有的我們前面我們已經簡單駁斥，但未盡其詳，還有壹些尚未提及。這是壹些被混淆、被顛倒了的問題，必須壹壹加以澄清。 所謂“封建地主”論 “封建地主”是毛製造的壹個概念，壹種罪名，有了這個罪名他殺地主、搞土改就是正當的了，就是“反封建”、是“新民民主義革命”。關於“封建地主”的荒謬性這壹點，我們己在前面簡單提到並作了駁斥，這裡再補充幾句。 認真地說，中國的“封建制”早在兩千多年前秦始皇統壹中國之後，就已被廢除退出歷史舞台了。秦以後中國實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權的郡縣制，這個體制在農業和土地方面的基本特點就是廢除周以後的井田制、亦即封建的領主土地所有制。轉而實行田地可以自由買賣的土地私有制。農業內部任其自由競爭，於是，地主、富農、貧農、佃農因此產生。但它與封建的分封毫無關係。這應該是常識。在中國的封建土地制度取消兩千餘年之後，毛居然捏造出“封建地主階級”在中國農村普遍存在這壹天大謊言，實在是無中生有，無恥之極。 其實毛自已也知道這是謊言，有壹件事情可以說明毛在自打嘴巴。 1960年1月27日，毛乘著他的專列駛進廣州珠江上的小島賓館，隨後組織他的隨行人員成立“學習小組”學習“革命理論”，毛在學習小組上高談闊論，賣弄學問，其中他說的－段是： “我國很早以前就有土地買賣。《紅樓夢》就有這樣的話：‘陋室空床，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在蓬窗上。’這段話說明了在封建社會裡，社會關係的興衰變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潰。這種變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權的不斷轉變.....” （引自《文革前夜的毛澤東》第58頁。邸延生著，新華出版社2006年版） 既然在紅樓夢及其之前的年代，農村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流轉、所有者不斷變化， 就說明已不存在“封建地主”（順便說壹句，“封建地主”這壹概念是不能成立的，由國君分封獲得土地的只有“領主”，沒有 “地主”，領主的土地是分封得來的）。到了民國，皇帝都沒有了，又哪來皇帝分封的“封建地主”呢！ 其實出身農家的毛澤東比壹般人更清楚。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就是靠勤儉發家的新興地主的典型。毛很清楚，中囯近代不存在“封建地主”，提出這壹概念完全是其陰險毒辣，別有用心
（二）所謂地主代表最落後、最反動的生產關係，“是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進步作用的階級”，所以必須徹底消滅之。 這是毛在其《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和《中國革命與中囯共產黨》中的說法，是毛共制定的“土改”（ 土地革命）政策的理論根據。 中國的經濟、科技發展緩饅，在近代落後挨打。於是，壹些人便把中國的落後歸咎於長期存在的封建（實際上是皇權）社會制度。毛共則趁機把中國的落後，歸咎於農業土地制度，特別是地主的存在。為自己推行殘暴、醜惡的“土地革命”張目，提供依據。 其實這完全是壹種謬論，壹種惡毒的誣衊。 我們首先要弄清的是，兩千餘年存在的土地制度和農業生產方式是自然形成的，是適合其生力水平的生產方式，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以土地土地私有、自由買賣為特徵的土地制度比之封建時代固化的領主土地所有制無疑是壹種進步，它能促使人們努力生產、發家致富，爭取成為競爭中的優勝者（即地主富農）。兩千餘年的中國科學技術也未能創造出壹種新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來取代它。歷代很多造反者和改革家都發現土地不均的事實，都想以“平分土地” 來改變它，但都以失敗告終。被均分的土地很快又重新組合，恢復不均衡的原樣。所以，地主的存在是壹種歷史的必然，在壹定意義上是－種進步，它促進生產的競爭和優勝劣汰。 與毛共認定說地主代表落後的生產關係、阻礙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論調相反，地主富農恰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我國兩千多年土地自由買賣制度下競爭的優勝者，農民中的出類抜萃者。再從現實看，現代先進國家的土地經營都朝著進壹步集約化發展，都實行家庭農場制度。這種家庭農場主正是由地主、富農發展而來。可見，地主富農代表了壹種集約化發展趨勢，它與新的生產工具結合，便成了家庭農場，推動農業生產達到新的水平。反之，毛共強制堆行的“農業集體化”、國有化，實行平均主義大鍋飯才是壹種破壞生產力、反歷史潮流的倒行逆施，這些都已為歷史所雄辯地證明了。 由此我們就知道毛澤東宣揚的“地主萬惡論”、“地主反動無用論”是壹種基於其惡毒用心和卑鄙陰謀的謬論，壹種無理、無恥的污衊。 質言之，中國農業經濟發展緩慢是否因為科技不發達，沒有新的生產工具，新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無法出現。為什麼中國沒有發明蒸汽機、發生產業革命呢？這雖然不是壹兩句話能說清的問題，但其主要原因應是中國皇權政治制度的落後性制約了科技的發展。與地主無關。 至於說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進步作用”，則更是信口雌黃的誣衊。毛澤東在其《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不是也說了嗎，“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亊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而這壹切都在以地主和農民為主要生產關係的農業文明中創造的，那些偉大的XX家們，絕大多數都是地主或富農階級的子弟。不是地富家庭也是接受“地主文化”教育的結果。能說地主階級“絲毫無用” 嗎？能說他們只是阻礙社會發展的廢物嗎？ 退壹萬步，我們假說某壹階級現在確實無用了，成了社會累贅和阻礙了，難道因此就要把他們斬盡殺絕嗎？就如在壹個家庭、或家族中，出了壹些殘疾人、老弱病患者，他們只消費不生產，難道就要將其消滅? 可能只有毛那樣的人才會如此。 簡而言之，毛式土地革命要打擊、消滅的恰恰就是農村社會的先進群體，而扶植起來的則是如“湖南痞子”那樣的社會沉渣和破壞力量，所以，土改後的農村政權立即呈現黑惡化，成了毛的極權統治的堅實基礎。 （三）中共所謂的土地革命的本質 毛的暴力土改是以平均地權為幌子，挾持農民跟共產黨造反的壹種方法、手段，很快。土改完成不久毛共又將將土地全部“歸公” 為“國有，實即共產黨所有了。 毛澤東的暴力土改不僅無償剝奪地主的地產，而且要以恐怖的手段將地主甚至富農從肉體上消滅。 （四）所謂土改是奪取中國革命（即共產黨造反奪權）勝利的必須手段，也就是必須通過暴力土改將農民捆綁上中共的造反戰車上，才能取得共產革命的勝利。 這壹條只能作為毛共內部的解釋，或壹些御用學者為中共的辯解詞。但壹般人也認為，這是毛共要實行暴力土改的真正原因。直至今天，壹些非共產黨人士和外國學者還普遍認為，毛式的暴力土改雖然極不人道，但對於毛共動員農民參與其奪取戰爭卻是必須的，非常有效的，有人認為毛共主要依靠這種土改發動起來的農民戰爭，才取得了勝利。 此說有壹定道理，但不全面，有些似是而非。要說清楚這壹問題必須進行深入分析。 首先要弄清的問題是，毛共的勝利是否由於土改動員了農民參軍，並以階級仇恨的教育使士兵作戰勇敢才取得的？鑑於這壹問題複雜，這裡只能長話短說，概而言之。毛式土改在上述方面確實起到了壹定作用，但從全局來說不是決定作用。毛共的勝利主要由於內、外部的大環境促成，最主要的是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這點連毛澤東都承認。所以在建國後幾次與日本人的會面中，毛都毫不掩飾地說：應該感謝妳們，給伱們發個大獎章才對，沒有日本皇軍的侵略，哪有我們（共產黨）的今天！毛說的是肺腑之言，正是日本侵略引起那場長達八年的全民抗戰，才使得瀕臨絕境的毛共起死回生，得以在後方的真空地帶將自己的軍隊由4萬餘人發展到壹百多萬，並占據了近億人口的根據地。而他們的對手國民黨則被日軍打得筋疲力盡，元氣大傷。從而使雙方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再者，現代戰爭並不是只靠士兵的勇敢就能取得勝利的。早年中央蘇區的紅軍也是毛澤東用土改和階級仇恨武裝起來的不怕死的軍隊，可是它不得不在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中全面潰逃。從歷史上考察，起義、造反的農民軍大都非常勇敢，因為他們已經走上了不歸路，沒有了退路。可是決定事業成敗的是多種因素，單靠作戰勇敢不壹定能成事。因此，即使毛共利用土改、動員農民為“保衛勝利果實”而參戰，獲得了足夠的兵源，但並不等於能獲得最後勝利。以為毛是靠暴力土改煽動的農民戰爭才奪得了天下，是片面、淺薄的說法。 有壹個相反的事例，可以證明毛共如實行比較開明的政策或和平土改，可能更利於實現他的奪權目標。那就是在抗戰時期，在毛共控制區壹度被迫放棄了暴力土改，改為比較溫和的“二五減租”，政治上實行“三三制”，贏得了包括地主和紳士階層的由衷擁護。在中共某些根據地，出現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同仇敵愾、全民抗日的局面。這壹時期出現了不少開明紳士（即大地主）毀家紓難幫助共產黨抗日的動人故事。毛共自已都承認並有所記載。所以，毛共如能堅持比較開明的政策，在土改中放棄殘暴、野蠻、血腥的從肉體上消滅地主、富農的政策，可能會更得人心，更有利於他奪取政權的目標的實現（其時國民黨政權確實腐敗無能，喪失人心）。 可惜毛這個徹底的流氓惡棍、暴君和冷血動物，始終不改他那嗜血成性的本性抗戰前期被迫執行的非暴力土改政策，沒有堅持多久就名存實亡了；待到日本投降，毛的真面目再次暴露，為了與囯民黨爭天下，不久他就發動更加殘忍更加血腥的土改運動。同時將抗戰中壹度參加共產黨政權、為其奔走賣命的士紳階層，再次打成“土豪劣紳”交給暴民虐殺。毛的這壹無恥叛變，也連累了共產黨幹部成為了殺人兇犯。 由此可見，毛的暴力土改並非其不得已而為之，並非只有實行暴力土改才能奪天下。退壹萬步，即使承認在爭奪天下時推行暴力土改有其“必要性”，那麼，在1949年全國勝利後，毛共穩坐江山之後，就絕對沒有這種必要了。人們也期待毛仿效歷代開國之君“大赦天下”，捐棄前嫌，團結全體人民開創國家建設的新局面。可惜人們的願望徹底落空！心如蛇蠍、壹日不殺人便如坐針毯的毛澤東，壹坐上那把龍椅，便立即下令進行全國性的大屠殺，先是“鎮反”，接著便是毛式暴力土改。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再次陷入血雨腥風之中…… 這壹事實從反面證明了毛之所以堅持他的暴力、殘忍的土改政策，並不只是出奪取“革命勝利”的需要，從全面看，除了他的蛇蠍本性使然，更是為了實現其建立極權專制的恐怖帝國而對人民實行分而治之、分而斗之需要。
三、毛式土改罪惡點滴
要全面清算、講清毛式暴力土改的罪惡是不可能的。為了掩蓋這壹空前的反人類反文明罪行，幾十年來毛共採取封鎖訊息、造假宣傳、銷毀有關原始資料以及殘酷迫害知情人、揭發者等手段，致使這壹駭人聽聞的惡行幾近演滅無聞，歷史的真相被徹底改頭換面，冤沉海底。然而隨著毛的死去和中國的對外開放，終於使這壹奇冤露出冰山壹角，雖然近年來見諸文字的仍然是其真相的九牛壹毛，但滴水可見太陽，我們仍然可以從這些零星的揭露中看到當年土改運動的“壹斑”。 （壹）康生、陳伯達的土改試點 1946年，毛髮動奪天下的內戰在即，因而決定恢復被壹度中斷了的暴力土改，通過土改，壹方面放縱、滿足農村中壹些流氓地痞、惡棍暴徒的貪慾、獸行，來贏得他們對共產黨的擁護和對戰爭的支持；另方面，通過土改製造的極度恐怖氣氛，迫使其統治區的人民竭盡財力、人力毫無保留地投入毛共這場奪天下的“人民戰爭”中去。 此時，毛共各根據地有的已自動恢復了土改政策。為了統壹政策、統壹行動，毛決定由劉少奇主持制定壹個有關土改的政策法規（毛知道這是件卑鄙、惡毒、遺臭萬年的差使，因此叫劉少奇出面去干）。但是此時，正是國、共兩黨在美國的“調處”下大談和平的時候，國內的輿論也都呼籲和平、反對打內戰。所以，順應這種形勢，劉少奇搞出的“五、四土改指示”不是很左，如只提出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不動地主土地以外的財產；壹般不動富農。等等。 很快，美國和平調處失敗，毛共挑起了全面奪權戰爭。毛立即指責劉的土改指示“右傾”，命令停止執行，並推倒重來。但由於胡宗南的國軍進攻延安，戰事緊迫，新的土改方案被迫推遲。 新的土改政策不僅因為戰爭推遲，還因為毛自己還未找出新的最佳方案。因為，毛的統治區實際上大都已經搞過不同形式的土改了，有的地方還不止壹次；加上八年抗戰，民生雕敝，農村破敗，地主富農已經累受重創，已有名無實，且少得可憐了。這種情況下的土改如何搞呢？如何榨出油水讓“貧下中農”嘗到甜頭呢？這壹切不是簡單發幾條指示就可以解決的。於是毛決定先行“試點”。 毛選擇了他最信任的兩位“極左”能臣去擔負這壹試點重任，壹個是康生，這是個以整人出名、最善於製造恐怖的老手，中共的特務頭子，時任政治局委員、社會部長；另壹個也是以極左聞名的流氓文人、毛的政治秘書陳伯達。毛相信他們定能搞出好的、有用的經驗和方法來。 這個土改試點工作團於1947年初組成。毛非常重視這次土改試點，特意將他從蘇聯回來不久的大兒子、未來的接班人毛岸英託付隨團去鍛煉。毛岸英化作康生老婆曹軼歐的侄子，跟隨康生左右。工作團的其他成員也是毛共級別很高的幹部。試點工作團因胡宗南對延安的進攻而推遲了幾個月，三月間才從延安出發。 試點地選擇在中共的“老區”晉西北，屬中共晉綏分局領導管轄區。工作團成員先到達晉西北的臨縣集中，然後分成四個分團分赴臨縣。靜樂縣、朔縣、保德縣與當地幹部壹起開展運動。其中康生選在臨縣的郝家坡，陳伯達選在靜樂縣的潘家莊坐鎮蹲點，並指導面上的工作。 這些地方都屬中共的“老區”，在抗戰中都建立了中共的政權，據說有“很好的群眾基礎”，也就是說老百姓早就是中共的順民，為抗戰中中共的發展壯大，作出了“巨大貢獻”。但這些地方本來就貧窮，加上長期戰爭破壞，農村經濟雕零，原來的地主富農土地也賣了，人也窮了，而且人人都參加勞動，按照毛的《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標準，這裡已經沒有地主、富農了。怎麼辦呢？ 這些“困難”當然難不倒康生、陳伯達，不久他們就將試點裡的土改搞得轟轟烈烈、雞飛狗跳，上演了壹幕幕慘絕人環的大劇。 根據親歷者、知情者的回憶，康、陳的土改模式大致如下： 首先，把土改與整黨結合起來，即所謂以整黨推動土改，以土改驗證整黨成果。 整黨整什麼呢？整“右傾”。先將各級幹部集中起來，不准外出，不准互相接觸，製造住恐怖氣氛。然後是檢查、坦白，互相檢舉各種右傾思想和行為；接著查三代，揪出壹些“階級異己分子”批鬥，殺雞儆猴，人人過關.....，經過三番五次檢查、批鬥而且“過關”、獲得“解放”後，便告知讓他們去搞土改。這有如在壹群餓狼的尾巴上點上火把，讓它們沖向羊群......。 康生為土改制定了“村村點火、處處冒煙”，“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的總方針和指導思想。 工作隊進村後第壹項工作是“訪貧問苦”，尋找所謂土改“根子” ，發現積極分子， 先把這些人組成農會、充當農會幹部。然後進壹步擴大農會和積極分子隊伍，成立基幹（武裝）民兵，便進入鬥爭階段。 在開展鬥爭之前，最關鍵的壹著是尋找、確立鬥爭對象。前面講過，晉綏地方真正的地主已沒有幾個了，那麼，如何尋找鬥爭對象呢？為此康生發明了“化形地主”壹詞，化形地主是指過去（包括祖上幾代）曾經有過較多田地、後來破敗，或者改行從亊其他職業的人和其家庭；還包括在抗戰中響應毛共號召，把自己的土地、房屋捐獻給政府和窮人的“開明士紳”，以及參加了毛共的“革命工作”的幹部家庭。另外還有破產地主，工商地主等，都歸入鬥爭對象之列。 按照規章，土改只限於鬥爭、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和財產。但是單是這些家庭沒有多少財產可供瓜分，積極分子們如果沒有實惠，積極性是難調動起來的。所以實際上凡是家裡有點“油水”的，如工商業者和手工業者，自由職業者，都要被劃為工商地主、化形地主遭到滅頂之災。為了進－步擴寬財源和製造恐怖，又增加兩類“罪名”，壹是“惡霸”、 二是“壞分子”。對他們 不限成分，只要在日偽和國民黨政府、軍隊做過事、當過差的，或者對共產黨和幹部有過不滿言論的，或者農會幹部不喜歡的人，都可戴上這兩頂帽子。而且辦法簡單，在群眾集會的場合，只要有人提出某人是“惡霸”， 某人是“壞分子”， 會上有人附和，主持會議的就可將其人揪出批鬥，壹般會被當場打死。 這樣就大大增加了運動的恐怖性，更進壹步擴展運動的威懾力。 按照毛共原來限定，土改中的地主、富農應占農戶總數的10%左右，試點地區都超過了這壹規定。靜樂縣的婁煩地區當時有10954戶，找出地主富農2028戶，占總數的18.5%，有36個村地富占30%以上。 解決了鬥爭對象問題之後，就是發動群眾向這些人鬥爭了。所謂鬥爭，就是刑訊逼供，追浮財，打人、殺人。壹般是先控訴其所謂“歷史罪惡”，對於絕大多數地主富農來說，所謂歷史罪惡只是壹些家長里短的瑣碎事，如有人控訴：某次他去拾柴，地主婆罵罵咧咧說偷了她家的棗樹枝，這被上綱成“斷了窮人的柴路”；某窮人某次去某地主家要飯，被地主家的狗叫著趕出來，這被說成放狗咬人要置窮人於死地。如此等等。鬥爭會上，除了壹些沒有油水、幹部們又討厭的可以立即打死的以外（打死人要土改工作隊員同意），壹般不能立即打死，要留下來“追浮財”（ 又叫底財），即追繳隱藏的金銀財寶、現金等。土地、房屋、生產資料都是明擺著的東西，而 “浮財”是看不見的，也是人們最想要的，所以鬥爭會主要成了追浮財會。鬥爭壹方總是獅子大開口，被斗者則極力否認苦苦哀求。談不攏，就用刑……很多地主、富農受刑不過，只好胡亂招供，民兵依照其招供按圖索驥去尋找，卻總是落空。於是回頭來對招供者施以更加酷毒的刑罰。這樣，幾個回合下來，被斗者很可能就給活活弄死了。 最初，雖然工作團已經做了充分的發動工作，明確表示對地主等被鬥爭對象可以釆取任何手段。但是，也許人們對殘忍還有壹個適應過程，初次的鬥爭會總不能令工作團滿意。郝家坡第壹次鬥爭會之後，康生召集村幹部和積極分子總結說：“我們對地主太客氣了”，“要死人”。“多死點地主分子沒關係”。 只要有人鼓勵和撐腰，任何地方都會有人面獸心的歹徒，畢竟由動物進化而來的人類仍然殘存著獸性的壹面，這正是毛共的土改和階級鬥爭能夠在任何地方橫行無阻的原因。當第壹個流氓拳腳交加把鬥爭對象打趴在地，不但未受到譴責反而獲得表彰獎賞後，第二個流氓就會把人打死；第二個打死人的兇手照樣收到表彰後，就有更多惡徒加入打人、殺人的行列。 在運動高潮時，鬥爭會變成了地地道道的刑場。鬥爭會場擺滿了各種刑具，如用來炙人的炭火、火柱、熨斗，還有老虎凳、鐵鍬、棍棒、竹籤、擀麵杖、醋柳圪針、麻繩、刀具、細鐵絲串著的艾繩、甚至還有蠍子、毒蛇。被斗之人看到這場面三魂都已經去了七魄，往往還未動手就己癱倒在地。除了動用場上的刑具之外，最普通、被斗者常常領受的科目是跪瓦渣、用鞋底抽嘴巴，在寒冬臘月剝光衣服，從廁所里舀來糞便從頭淋下，等等。 雖然如此，但鬥爭的成果仍然不大、被斗者交出的底財不多。土改積極分子和工作團有些喪氣，但決不甘休。在郝家坡，積極分子們發明了“挖祖墳”之法。因為他們知道，地主富農現在確實變窮了，交不出多少“浮財”，但他們中有的祖先曾經富過，是否會像歷代帝王那樣把金銀財寶埋藏在墳墓里呢？這個推測壹旦提出，工作團本著“群眾想怎麼辦就怎麼辦”的原則給予支持，積極分子們的勁頭又上來了。於是壹場空前的“挖祖墳”運動先郝家坡，後在其他地區蔓延開來…… 所謂鬥地主決不限於地主本人，地主家的任何人都不能放過。地主妻子被抓去與丈夫同斗。地主幼小兒子被稱為“小地主”，被貧下中農的小孩子圍攻辱罵、毆打，有的被打得頭破血流甚至當場被打死。有的村莊還有“創新”，將地主家年輕女人作為“勝利果實”分給土改積極分子和那些沒有妻室的二流子、無賴，有的女人不堪凌辱而自盡。還有的地方對地主實行五馬分屍的酷刑。（香港《動向》雜誌2015年第9期第34頁的作者在回憶中說，1969年他下放到北大荒挿隊落戶的村子，村民告訴他，壹個姓胡的地主在土改中被五馬分屍，其小妾被村支書據為己有。） 由於有了“化型地主” 壹說，很多出身地主家庭但早已參加了毛共隊伍的幹部、教師，亦被當作地主被抓捕、拉回村內鬥爭，因為怕其重新回幹部隊伍，這些人壹旦抓回村必死無疑。晉綏地區在抗戰時期是中共根據地，壹些當年的“抗日英雄”和中共的高級幹部也在土改中慘遭殺害，抗日英雄郝圓臉是潘家莊行政村所屬城東溝村人，抗戰中曾任民兵中隊長，1944年出席晉綏邊區的群英會，被授予“勞武結合特等民兵英雄” 稱號。1947年4月在陳伯達主持的土改中首先被槍決。 1947年冬，延安中共黨報《解放日報》記者郭克卿在赴晉察冀邊區採訪途中，隻身回老家郭家莊探親，郭帶有警衛員，可見不是壹般幹部，但他把警衛員留在馬坊鎮沒有帶去。郭打算勸說家人主動交出土地、財產，接受土改。可剛進村未及回家便被村民圍住活活打死。 晉綏邊區高等法院院長孫良誠，地主家庭出身，本人少年時代即在外讀書，後在中共邊區政府工作。在中共晉綏邊區分局召開的土改經驗交流會上，孫良誠聽到康生的“化型地主”壹說，康生並舉出時任晉綏邊區臨時參議會副參議長、開明士紳劉少白為例，說劉少白當年獻地是“假開明”，即是“化型地主”。 孫良誠回到高等法院傳達會議精神時，表示了對康生說法的異見，孫說：“劉少白獻地是假開明，那麼，什麼是真開明呢？”想不到有人就此向邊區分局告密。1947年年中，孫出外辦案時路過家鄉興縣固賢村，回老家住了壹夜，第二天天亮即被土改工作團派人抓捕。關到11月，在固賢村召開的壹次聯村鬥爭大會上，先拿6個地主活活打死，孫良誠被最後帶上場，宣布罪名為：對抗土改的地主分子。立即被壹個兇手用鐵棍從肚子捅進，立即死亡。（為了節省子彈，土改中殺人壹律用棍棒、刀斧、石頭） 靜樂縣婁煩馬家莊的劉肇津，為著名開明士紳，而且在1937年中共在該縣建黨之初就加入了共產黨。劉還兼通醫術，經常義務為八路軍三五八旅官兵治病，時任三五八旅團長的中共將領楊秀山曾患傷寒，劉邀至家中治療40多天，直至其康復痊癒。1947年土改試點時，劉肇津在興縣中共晉綏分局辦的豐記商店當坐堂醫生，被本村群眾抓回去活活打死。劉肇津如此，其餘可想而知。 （以上取材於《炎黃春秋》2003年第7期曾彥修：《康生在土改中把馬克思主義燒了》，2011年第4期張貴桃:《婁煩土改及其糾偏》等） 土改的最後壹道程序是分田分地。按規定，好地分給貧僱農，中地給中農，賴地分給曾經占過便宜的村幹部，至於地主則是掃地出門，即地主家那些倖存未死的人每人只給壹只碗、壹雙筷子，其餘什麼都沒有。他們不是立即餓死就是淪為乞丐任其慢慢自滅。 簡言之，任何人壹旦被劃為“地主”，本人等於宣判了死刑，全家也要遭殃。假如地主家幸而有人大難不死，也將被列為階級敵人永遠受到專政、奴役。富農稍好壹點，沒收田地財產後可分給賴地。（但富農如果兼有工、商行為則被劃為“雙富農”， 等同“惡霸”，可立即打死，見後文） 中農也不能倖免。中農雖不像地、富那樣悲慘，但其土地也被強行沒收後再平分，也會損失部分好地。按當地農民的說法是：“砍倒大樹砍小樹，砍倒小樹拔圪針”（圪針系方言，原指植物枝梗上的刺狀物，借指稍有壹點財產者）。 雖然康生、陳伯達在晉綏地區的土改試點如此恐怖，如此左得可怕，然而負責土改的劉少奇等領導人仍不滿意，認為“右” 了。1947年夏，劉少奇離開延安帶著新成立的中央工委去到晉綏，在聽了康生等人的匯報後，對晉綏地區的土改給予尖銳批評，基本上否定了前段的土改工作。劉少奇給晉綏地方的領導人賀龍、李井泉、張稼夫寫信說：“妳們的幹部不信任群眾，違反群眾路線，不尊重與傾聽群眾的意見”，“ 在各種組織中存在與地主妥協的傾向，某些分子或明或暗的有阻礙破壞群眾運動與土地改革的現象，也很嚴重。”劉還與同行的朱德打電報向中央匯報說:“晉綏土地問題基本上還未解決，只有少數地區農民已分得土地……如果不釆取有效辦法，改善現狀，確難繼續支持長期戰爭。”筆者引用的這篇文章作者並未說明劉少奇對晉綏土改有那些具體的指責和要求，而且文義也不太明晰。（原文見《炎黃春秋》2012年第11期《土改中的蔡家崖的鬥牛大會》。）但筆者推斷，劉少奇所指責的主要應是兩個問題：壹是沒有拿全部土地包括中農的土地按全部人口平分，這樣很多貧僱農仍然分不到土地（所以後來劉主持的”土改法”規定要拿中農的土地平分）；二是沒有堅決執行對包括共產黨幹部在內的“貧僱農想怎麼辦就怎麼辦” 的政策, 對幹部中的右傾分子的打擊不夠狠。所以劉認為“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劉因為由他主持的1946年的土改“五四指示” 受到毛的“右傾”批評，為了將功補過，此時變得奇左起來，後來在劉親自主持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上，把他的壹套極左思想全部貫徹於會議中。因此這個會議之後的土改特別殘忍，特別血腥。 晉綏地區後期的土改、除了前面講到的酷刑外，壹位知情者又補充列舉了另外的幾種酷刑： 壹種叫“磨地”。 先在地上撒上有稜有角的爐渣或六棱八瓣的波菜籽，這些東西比木銼還要鋒利。將被斗者脫光衣服，推倒在地讓兩人提住兩腳來回拖，後又發展為正反兩面拖。用不了壹會就會使被拖者血肉糢糊。如果還交不出浮財，或交出的不能讓施刑者滿意，就要繼續拖，直至慘死。壹個開藥鋪的叫周二掌柜的受刑後交出了三百大洋，被認為不老實，便在其肚上加上石磨並坐上人拖，周的後腦被磨塌，腦漿流了壹路，立刻斃命，白森森的肋骨壹根根排列著讓人不敢正視。 第二種叫“坐圪針櫃”。 將壹個衣櫃抽空，在其箱底散滿剁碎的酸棗樹圪針，把被斗者剝光，赤條條放進去，蓋上蓋子。然後在櫃腰底部放壹根木頭做橫梁，從兩頭按下揺晃，有如幼兒園的撬撬扳。晃幾下問壹句：交不交待？ 有壹個叫余務本的七旬老人，做生意有些錢，被抓來受此刑。但老人耳背，外面的人問話聽不到。於是被認為頑固，壹陣猛搖之後，打開壹看，早已血肉模糊斷了氣。 第三叫“扔四方墩”。 當地人把長城的烽火台叫做四方墩。四方墩有三丈高，把人往下扔必死無疑，這是對付那些被認為是頑固分子的最後辦法。為了怕其萬壹不死，還在其下面的荒山野坡上鋪滿各種石頭，後來改為先扔人，然後對著人扔石頭。壹個姓韓的教書先生被打成化形地主。韓妻生性節儉，提著籃子撿料炭，被認為裝窮，抓來施以火鉗燙、磨地、坐虼針櫃等酷刑，不死。最後被扔四方墩砸死。 最後是槍斃。如另外壹個寡婦經營磨房、當鋪、糧庫等，被認定浮財多，當作重點鬥爭對象，先後受到火柱燙、磨地、在耳朵里鑽進捻子點燈，仍未死。最後由鄉里的法庭槍斃。 （以上引自《炎黃春秋》2013年第2期《晉綏土改中的酷刑》） 由於全國土地會議後強調土改中不但要對付地、富及農民中的“壞人”，而且把這壹條擴大到對付共產黨的幹部上來，叫做“審查幹部”。為此壹些中共基層幹部也遭了殃。還是上面那篇文章中，作者引用中共高幹牛蔭冠的話說：當年他“從興縣搬到寧武縣，沿途發現被打死的區鄉幹部不少，其中有壹位區長（名字記不清了）被邦在樹上，用樹皮刮他的肉，滿身是血，刮到骨頭，最後刮死。”又如興縣黑峪口村黨支部書記劉玉明被活活打死之後，還被人剖胸挖心。 康生的前段工作雖然受到劉少奇的批評，但後來仍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讚揚（在受到劉的批評之後，康生搞土改變得更加瘋狂和血腥起來，見下文）。1948年4月1日，毛澤東路過晉綏分局所在地的興縣，召開幹部會議並作講話（這篇講話收入《毛選》第4卷，題目就叫做《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毛在講話中說： “.....晉綏分局獲得上述成功的原因，就領導方面來說，主要是：（甲）在去年春季劉少奇同志當面指示和去年春夏康生同志在臨縣郝家行政村工作的幫忙下，晉綏分局去年六月召開了地委書記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批判了過去工作中存在的右傾偏向，徹底揭發了離開黨的路線的嚴重現象，決定認真發動土改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方針。這個會議是基本成功的。假如沒有這個會議，這樣大的土改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毛還掩飾不住他對整黨和土改造成的人人心驚膽戰的恐怖局面的喜悅，他說，晉西北地區的幹部和群眾都被制服了，害怕了，他們說：“‘從此以後，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厲害了，再也不敢貪污了’。這是晉綏人民的話，這是晉綏人民對於我們的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所作的結論。” 使用如此殘酷的手段，將人民整得膽戰心驚服服貼貼之後，毛卻如此得意洋洋。這就清楚地表明了毛對慘無人道的土改和整黨（整黨也是為了土改）的由衷讚賞和喜悅，同時也使我們清楚了，毛所謂的人民群眾對共產黨的“擁護”意味著什麼。 由於康生能幹，毛在當年10月下旬派他去山東搞“二次土改”，以扭轉那裡土改工作的“右傾”。康生於11月初到達山東，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按照毛的意圖和他在晉西北創造的經驗，迅速地、雷厲風行地掀起了山東中共根據地的土改狂潮，所有中共的幹部和根據地的群眾立即被捲入血腥的恐怖之中。 康生先參加在中共渤海區黨委所在地陽信縣召開的渤海區土地會議，會上他認定渤海區中共各級黨政機關的領導都是壹批“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他們在思想上政策上犯有類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錯誤。”因此開展了“搬石頭”運動，即把原有各級幹部撤換或開除（有的被法辦），換上殺人不眨眼的流氓惡棍掌權。 康生自己帶頭示範，他到陽信的壹個鎮，那裡原來沒有什麼暴行，康生指示說所有鬥爭對象“不管有無罪惡，壹律加以肉體消滅。”於是120人在鬥爭會上被活活打死，有的罪名僅僅是“同情地主”，其中兩個是七歲兒童，被兒童團的“紅小鬼”折磨而死。 其他地方仿效康生的做法，大肆亂打濫殺，壹時間慘聲震天，血腥遍地。 渤海區的土改“補課”差不多了，康生又馬不停蹄趕去膠東地區搞二次土改，如法炮製，重複渤海區的恐怖壹幕。 就這樣，山東的土改為後來共軍全殲張靈甫（國軍抗日英雄）的七十四師和淮海戰役的勝利奠定了“群眾基礎”。 （二）習仲勛眼中的老區二次土改 1947年8月，中共中央將習仲勛從軍隊調到地方，讓他主持西北局的工作。西北局主管陝甘寧邊區，是老根據地，這時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土改。但對於大部分是“老區”的西北局來說，土改早就搞過了，這次實際上是二次或第三次“土改”了。 習仲勛能做到毛共的“大區”壹級幹部，當然是久經考驗、立場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絕對不會是“右傾分子”。因此，從他眼中來評判那壹場土改，應該比較客觀，絕對不會對那場運動“歪曲”和“污衊”。 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國土地會議通過的《中國土地法大綱》，下發各地執行。西北局於11月1日在綏德縣召開了傳達、學習貫徹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和《土地法》的大會，後稱“義合會議”。會上由西北局宣傳部長傳達全國土地會議精神，其實就是晉西北土改的翻版，如提出要讓“貧僱農打天下坐天下”，“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翻底財，搬石頭”，所有工商業者和中農、都在“共產”之列。 會議的空氣很緊張，壹批領導幹部如張岱峰、高峰、周興等被叫到台上接受批判，稍有分辨，就被“拉下台”。還把晉綏地區在整黨中把“五台山大廟炸了個稀巴爛”壹事廣泛宣傳，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習仲勛雖然是會議主持者之壹，但據參加會議者的記述，發現他“說話較少，神情鬱悶。”後來習仲勛說：“義合會議潛伏壹種‘左’的情緒。”但是，作為領導人，他在會上不敢有異議，只能遵守、執行中央的既定政策、法令。 義合會議之後，各分區、縣立即召開會議進行貫徹，壹場以土改和整黨為中心的大規模運動迅速在西北局所轄各地開展。習仲勛下到各縣調查巡視，發現運動中出現了各種“極左”的偏向，如：不加區別地平分壹切土地；所有生活較好、財產較多的農民都成了土改鬥爭的對象；把早已轉化為農民的舊地主、富民又拉出來鬥爭；甚至在共產黨政權里任職的公教人員的家屬因缺乏勞動力而僱請農民種田者，也定為地主、富農。在棗平林街，所有商店、鋪面全部被查封。 武鬥和酷刑更是觸目驚心，延家岔的貧農會規定：誰鬥爭地主不積極，就用亂石打死！各地土改工作團都指定了專門的打手、劊子手，專門從事捆、打、吊、考、殺人的“工作”。鬥爭會成了閻王殿，除了壹小撮幹部、兇手，與會者人人恐慌，膽戰心驚。 習仲勛在壹份調查報告中寫道：土改壹到農村，就發生極“左”偏向。凡是動起來的地區，過多強調“貧僱農路線”，反對所謂“中農路線”，都是少數群眾（不是真正的基本群眾）起來亂鬥、亂扣、亂沒收財物，亂掃地出門。最嚴重的是佳縣，有好幾個村莊，連貧農、中農的東西都壹律沒收。幹部家屬倖免於斗者很少。張達志（時任晉蒙軍區副政委）家人也被斗，索要銀洋。有的烈士家屬也被掃地出門。佳縣亂搞不到五天，竟壹塌糊塗。我看壹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壹切破壞得精光......（本小節資料引自《炎黃春秋》2007年第10期賈巨川的文章：《習仲勛在土改中防左糾偏》） 有意思的是，習仲勛報告裡所說的情況“最嚴重”的佳縣，正是毛澤東呆的地方，自1947年8月16日至11月21日毛就住在佳縣，因此對那裡的情況他壹清二楚。張戎《毛傳》第278頁記述：送給他（指毛）的壹個報告說，那裡的土改“有用鹽水把人淹在瓮里的，還有用滾油從頭上澆死人的。”有個地方甚至“規定誰鬥地主不積極，就用亂石頭打死。”筆者對照，給毛這個報告的，很可能就是習仲勛，或由習轉呈的。因為壹般人不可能給毛遞報告，更不敢遞這種報告。 1947年12月7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米脂縣召開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或稱“楊家溝會議”。習仲勛趁參會向毛匯報工作之機，談了自己對邊區土改中存在問題的看法，還向毛反映綏德縣在土改中將著名的開明人士、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副會長安文欽也抓去鬥爭，抄沒了他的全部“浮財”，並且“掃地出門”。 這時恰恰曾被毛肯定過的另壹個“開明士紳”、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去世，習仲勛與林伯渠商議後共同向毛建議：為李鼎銘召開追悼會要請黨外人士參加，請安文欽致悼詞，藉以為安文欽“平反”。毛澤東接受了這個意見，並且承認“下面做法過火了”。可誰都知道，沒有“上面”的支持，“下面”敢“過火”嗎？毛還用他那套特有的“黑色幽默”說：“美國記者愛潑斯坦在延安訪問時曾講過，共產黨真厲害，把地主、開明士紳請出來當了副主席，副議長，現在壹搞土改，又把他們的浮財給分了，趕出家門。有朝壹日這位記者再問起安文欽先生時，妳們怎麼交待？”毛這裡用了“妳們”壹詞，仿佛這都是別人幹的，與他無關，何其鄙也！（毛類似的“黑色幽默”還有：事實證明，人的腦袋割了，不會像韭菜壹樣又長出來。他把這當“笑話” 取樂。） 面對習仲勛對土改中過火的、殘忍的做法的批評，毛表面上既沒有異議，也沒有反駁，但實際上並不認同，也不接受。他在聽取習的匯報後談到對壹些問題的看法時，故意顧左右而言他，他要習仲勛擠時間來讀書，說什麼：壹個人的經驗是狹隘的，受時間、地點、條件的限制，要使經驗上升到理論，就得學習。只憑老經驗辦事，不能適應新形勢。.....這顯然是對習的“反批評”。不過，他知道習是忠心耿耿的，是從大局出發的善意勸諫，所以忍受了。 但轉眼間，在會議閉幕上作結論講話時，毛對習仲勛以及其他壹些在會議對土改提出批評的人給予變相的“回擊”：他先說在土改中反右傾的問題已經解決了，現在出現了新的問題，就是對待中農、對待中、小資產階級和黨外人士出現了“左”的偏向。不過，這好比壹河水，這河水十個浪頭八個是好的，只有兩個浪頭有點偏差。這當然只是“小問題”了。毛故意迴避人們反映最強烈的亂殺、虐殺問題，只是說地主階級作為整個階級是要消滅的，但作為個人要分別情況對待。 習仲勛似乎感到他反映的問題沒有引起毛足夠重視。就在楊家溝會議結束後的第七天，即1948年1月4日，又寫了壹份致西北局並轉中共中央的報告，報告共有五個方面的內容。除了開頭是對毛“熱烈擁護”的套話之外，其他主要是強調陝甘寧作為老區的特殊性，如說“平分土地對我不利”；老區的地主富農比新區少得多，不應規定地主富農占全體農戶8%的“標準”（可見，那時已下達打擊的指標了）。而且提出，對老區的地主，應該查實其剝削關係、及是否參加勞動，和勞動時間的長短來決定其現在的成份。還提到許多地方名義上說是自發的群眾運動，實際上為各種動機不純分子所操縱、把握，等等。 習仲勛所反映的問題，擊中了毛式土改的要害，毛與劉少奇、康生本來就是想利用農村中那些“鬥爭勇敢”的流氓惡棍、積極分子，製造足夠的恐怖，然後將農民整治得服服帖帖，就算達到目的了。他們對如何劃階級、分配土地才能達到公平、如何限制那些“動機不純分子”的從中搗亂，以及對地主富農的濫刑亂殺根本不感興趣，更不想糾正。 不過，習仲勛既然已經指出了這些問題，老奸巨滑毛也就不得不表示“同情”。並叫習仲勛去“巡視綏屬各縣”，“每個縣住幾天”， 調查了解情況。 習下到子洲縣，在那裡呆了9天，超過了毛的規定期限。因為他在那裡與地委和幾個縣的幹部群眾廣泛接觸，了解到更多的情況，如，各地都出現了趁運動渾水摸魚大撈壹把的投機分子；子長縣欒家坪的土改變成了幹部黨員之間的鬥爭；澗峪岔附近的四朴橋鬥爭（打死）壹個舊保長，逼其妻剖腹自殺殉夫；交口有五六十名群眾住在地主家，殺雞宰羊，大吃大喝了八、九天，臨走還撈上壹把……。 19日，習仲勛就陝甘寧邊區近期的工作特別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問題，再次致電毛澤東，並提出了壹些糾偏的建議。 習的報告和意見，差不多等於全面指責和要求糾正毛和劉的土改政策方針。這時的土改已經因為過度殘忍血腥而引起社會上廣泛的指責，也引起了毛共內部壹些人的不安，且這時土改己進入尾聲，毛的土改目的已經達到，他正想找壹個台階下來收場。於是，他利用習仲勛的意見書給自己製造壹個虛心納諫的假象。2月6日，毛致電習仲勛等人，就新、老“解放區”不同的土改政策徵求具體意見。不久，正式下文推廣了習仲勛在自己轄區綏德縣搞的“黃家川經驗”， 但這時毛的二次土改也接近收場了。 當年的習仲勛是幸運的，他提了那麼多“糾偏”的意見，居然沒有被毛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算是壹個奇蹟。不過他不可能永遠這麼幸運，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還沒等到文革，毛藉口壹部小說把他打成“反黨集團” 頭頭之－，投進了監獄壹關七八年。 再說說“新區”的土改情況。 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第二野戰軍於1947年8、9月間挺進大別山，壹路“解放”了不少縣城，9月19日攻克了安徽岳西縣，與地方游擊隊合作，建立了中共岳西政權。 這個新政權的首要工作就是土改，當然也得執行毛、劉的統壹模式和政策。 縣委把這個縣分為五個區，各由壹個工作組帶領當地幹部發動土改運動。其中負責河圖區的工作組負責人叫張殿鑾，是個從劉鄧大軍工作團下到地方的幹部。他是河南人，地主家庭出身。大概在之前的“反右傾”、“整黨”中被整怕了，因而特別左（在毛共的隊伍里，凡是出身“不好”的幹部，都特別“左”，因為非如此不足以證明自己的階級立場堅定和對“黨” 的忠誠，難以在“革命隊伍”里立足。劉少奇、康生就是這種典範）。張殿鑾“左”的表現首先是不問青紅皂白大殺階級敵人。他每到壹處都人頭滾滾，在很短的時期內就在河圖區殺了200多人。地主是必殺的對象，地主躲起來了，就抓其家屬來殺。又以其他名義如“惡霸”、“反革命”、“國民黨狗腿子”等名義大抓大殺，總之只要有人舉報，抓來就砍了。 因張殿鑾殺人太多太濫，激起了民變。那些估計自己沒有活路的人（包括壹些貧下中農）聯合起來，反過來殺共產黨幹部。共產黨縣委大怒，下令“先下手為強”，殺光壹切階級敵人！於是整個岳西大地浸泡在血雨腥風之中…… 岳西縣委和張殿鑾至少犯了兩個錯誤，壹是太急，沒有耐心去發動群眾，越俎代庖自己動手殺階級敵人；二是這種地方不同於老區，國共雙方的軍隊還在進行拉鋸戰，共產黨還要顧及聲譽，顧及影響，如此大開殺戒，不但把階級敵人殺怕了，也把自己的“基本群眾”也趕到敵人的方面去了。所以無功有罪。 上級發現了岳西土改變成了壹場大屠殺後，下令糾“左”。為了挽回民心，決定首先把張殿鑾這個“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拿來當替罪羊，殺了平民憤。 岳西土改驚動了鄧小平，鄧指示“糾左”。鄧說：“如果亂殺人，壹定要失敗。”可見鄧小平不是反對殺人，只是不要“亂殺”。 不過從鄧這個講話中也透露了當時這個“劉鄧大軍”的點滴真相，鄧還說：“我們到大別山後，部隊很苦，紀律不好，老百姓當時對我們提出兩個問題，壹是妳們可以搞得好些嗎？二是妳們還肅不肅反？（意思是還借‘肅反’ 之名大肆捕人殺人嗎）”。從這短短的兩句話中可知，這個“劉鄧大軍”是何等的不得人心，何等的擾民、害民。不然，鄧怎麼能說自己的部下“紀律不好”呢？共產黨從來都說它的軍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與當地群眾的關係是“血肉相連”，是“魚水關係”云云。 （鄧小平這個“反左講話”，收在《鄧小平文選》第103頁。） （三）土改受害者點滴 1、毛統區1947年土改知情者的片段回憶。 壹位署名李晉的作者撰文講到他父親在1947年土改中的遭遇（見《炎黃春秋》2003年第12期李晉文）：
“......我的故鄉是呂梁山。我的父親李時光（字春生），是清末最後壹屆貢紳（優貢）。他壹生以教育為業，在上世紀前30年，先在靈石創辦雙池高小（雙池鎮現為交口縣所屬），又在運城創辦菁華中學，為了培養師資，最後執教河東師範，是故鄉小有名氣的教育家。在抗戰期間向八路軍、決死隊（共產黨的山西新軍）輸送了壹批又壹批知識青年。抗戰開始後，日本人把城鎮燒了、把學校炸了。父親回到敵後鄉村老家，全力支持以共產黨員王磊（解放後任商業部長）為縣長的抗日民主政權，積極開展抗戰活動，是故鄉小有名氣的開明人士。曾記得王磊常來我家，從日出談到日落，夜裡就睡在我家炕上。那時我年紀小，睡在王磊與父親的中間，聽他們談壹些我似懂非懂的問題，雄雞打鳴了，他們還談個不停，這些事直到現在還記憶猶新。 抗戰勝利後，我隨校到晉中、冀中讀書。1947年冬，忽然聽說父親在土改中自我解剖，走了不歸之路，沒有留下壹句話、壹個字……”
李晉在說到其父之死時只用壹句“自我解剖”搪塞，不知究竟如何“解剖”法？為何要“自我解剖”？作者仍不敢直言。但這件事已說明了毛共的野蠻、殘忍、背信棄義、恩將仇報的醜惡面目。 不過，與李時光同為晉西北土改刀下鬼的山西興縣大地主牛友蘭及其兒子牛蔭冠的故事，比上述李家故事更清楚，也更震撼人心。鑑於此故事較長，放在本章之後作為附件。 已故北京大學教授、著名作家張中行曾對《文化自白書》的作者張者說過壹個他家的土改故事。他家所在的那個村沒有富戶，沒有吃“剝削飯”的地主，按有關政策是找不出地主來的。可是“上面”要求必須找出個“地主”來，條件不夠便在“矮子裡面抜將軍”，降格以求。眼看留在家的張的妹妹有被劃作地主的危險，而壹旦被劃成地主，就意味著全家的滅頂之災。當時張中行家裡大概只有這個妹妹在村中。為了挽救整個家族，妹妹想出了壹個不得已的辦法：逃走。但這時民兵已經“封村”，所有進出村子的路口都有武裝民兵把守，任何人不得無故進出。這時張這個妹妹恰巧有壹個剛出生的有點殘疾的女兒，母親決定犧牲這個女兒。她把這個女孩摁在水缸里淹死了，然後以掩埋小孩屍體為由騙過民兵崗哨出了村，壹出村便按預定計劃逃出了虎口。 張中行對此事的評判是：“這雖然犧牲了壹個生命，但卻救了全家人的命。” 這件事情從側面反映了壹個事實：壹旦被劃為地主，就等於全家都被判處了死刑。這就是毛式土改的可怕真相。毛式土改就是如此野蠻、殘忍、恐怖!
3、建國后土改殘暴如昔 1949年毛共勝利了，政權到手了。這時的土改怎麼搞？是人們曾經翹首以盼的問題，善良的人們希望毛能發善心，改弦易轍，因為此時大局已定，沒有利用土改引誘農民參軍“保衛勝利果實”的必要了，幾百萬國民黨軍隊都消滅了，趕跑了，手無寸鐵的地主富農絕對不可能與新政權對抗，對土地的重新分配只需要制定壹套辦法，下壹道命令就行了。何況新朝開囯，新皇登基，按慣例應大赦天下。 可惜毛不這樣想。他想到的是：大權在握了，可以對階級敵人盡情報復、盡情蹂躪、盡情殺戮、大展平生之願了。何況，沒有了暴力土改，以後的階級鬥爭怎麼搞呢？而不搞階級鬥爭，還要共產黨幹什麼？ 筆者分析，在全國勝利後，毛堅持暴力土改，原因至少有三： 其壹，為以後的階級鬥爭奠定基礎。毛共幾十年的歷史，就是搞階級鬥爭的歷史，靠搞階級鬥爭起家，靠搞階級鬥爭發跡，靠搞階級鬥爭奪得天下。而階級鬥爭之首就是土改。有了土改，才有每壹個人的“階級成分”、“家庭出身”；有了土改，才有日後的鬥爭對象；有了土改，才有人世間的仇恨；有了土改，這幾億人的大國才好統治......總之，沒有階級鬥爭，毛實在不知道怎樣治國，他的雄才大略也就無用武之地了。 其二，讓毛共龐大的幹部隊伍，特別是新加入幹部隊伍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和民主黨派人士，“經風雨、見世面”，讓他們與過去的中共幹部壹樣，去參加土改，經歷階級鬥爭的腥風血雨，並且親手沾上壹點階級敵人的鮮血，讓他們除了跟共產黨走，再沒有退路。也讓他們看到地主的悲慘下場，才會更加忠於黨、聽毛的話.....所以毛下令所有的幹部都要過“土改關”。毛把“土改關” 與“戰爭關”相提並論，認為1949以後戰爭關已過，就剩下土改關了。（參見毛在全國政協壹屆二次會議上的講話：《做壹個完全的革命派》毛選第五卷第25—29頁）。 其三，讓全國人民經受土改的洗禮，見識共產黨的手段和厲害，為以後的極權統治打下基礎。土改是個大課堂，讓國人知道共產黨喜愛什麼，討厭什麼，“親不親，階級分”，徹底破壞幾千年形成的社會結構和淪理道德、價值觀念，為接受毛式的馬列主義“新教”打下基礎。 就在毛澤東緊鑼密鼓準備新壹輪土改的暴風驟雨之時，農村中那些待宰的羔羊們卻全然不知，他們絕不知道等待他們的將是什麼。當然，也有知道在共產黨統治區搞土改真相的國民黨人告訴人們毛式土改的血腥恐怖，但很少有人相信，以為那是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共產黨要搞土改“平均地權”人們已經聽說了，作為地主和富農，要把自己“多出”的田地拿去“共產”， 雖然是不願意的，但他們知道天下易主，改朝換代，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只能服從新朝的政策。他們還想，共產黨的政策只是平分土地，自己捐出多出的部分，還可以分得平均的壹份，今後生活還是不成問題的。他們還想到，自己只是普通老百姓，沒有與共產黨作對，結仇，新政權沒有理由跟自己過不去。何況，壹般的地主也沒有能力去港、台或國外躲避。總之，人們儘量往好處想，自己寬慰自己，提心弔膽等待決定他們命運壹刻的到來。 這裡面應特別提及鄉村中的士紳階層。這是地主中有文化、有知識、有社會地位、受人尊敬的壹群。他們有的是自已創業發家，有的是繼承祖業，有的是從官場退隱田園。他們深受中國古代的“鄉紳自治”“鄉村建設”思想的影響，決心為建設家鄉、造福桑梓出力，就象前面提到的李時光壹樣，他們首先熱衷於辦教育亊業，為家鄉培養人才，還做些修橋鋪路，或辦實業之亊，以振興家鄉經濟盡壹點力。這壹群體壹般都受過傳統教育，是儒家文化的傳承者，傳統道德的守望者。他們在當地擁有廣泛的人脈，享有聲望。他們都是大小不等的地主。他們對時事不甚熱衷。對國民黨沒有太好的印象，對共產黨也沒有太壞的印象。他們還知道共產黨優待開明士紳，而他們堅信自己就是開明士紳。他們之中有部分人有能力避居海外，但他們更戀棧家鄉，而且堅信共產黨會優待他們，所以共產黨來了他們不出走。 由此我們便可知道他們所想象的共產黨與實際的毛共差距有多遠！他們做夢也未想到自己是中共首先要消滅的死敵，第壹批要宰的羔羊！ 待到鄉紳們發現當局這種意向時，已經無路可逃了，當局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這些待宰的羔羊統統逮捕在案，很快就當做“惡霸地主”、“ 土豪劣紳”，舉行公審大會槍決了！殺人布告上都寫著：“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毛共在建國後的土改中屠殺的士紳不計其數，也無從考證。但其中有兩位父親的兒子中國人大概不會不知，那就是後來名滿中華的武俠小說大師金庸（查良鏞）和梁羽生（陳文統）。這兩位的父親都在土改中被中共當作“惡霸地主”處決了。這兩位的兒子當時都在香港，可以想象，如果他們早知如此，去香港躲避壹下絕非難事。還有壹位據說被蔣介石封為“民國第壹鄉紳” 的湖南祁東縣名儒周聆琴先生（網上小說《民國鄉紳》主人公），其子曾任蔣的總統府秘書，此時也在美國。但周聆琴也不出國避風頭，結果坐等當局以“惡霸地主”之名處死。（1982年已由祁東縣法院平反。估計金庸、梁羽生的父親也會“平反”，因為他們都有作為名人的兒子。沒有這種兒子就別想申冤了。） 有關毛式土改的野蠻和慘無人道，前面已經說得不少，現在補充幾個較完整的故事，以便讓毛式暴力土改的“功德圓滿”。 1、李忠邦案。 李忠邦，雲南屏邊人，當地頗具傳奇色彩的豪紳。李具有民主主義思想，對國民黨的壹黨專政和官員貪污腐敗極為不滿，對毛澤東、共產黨倡導的建立壹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十分嚮往。在經商致富之後，李置下了田地產業，並致力在鄉里辦學校、興教育。李為人豪爽，極富正義感，在鄉里扶貧濟困、除暴安良，還積極支持反政府的學生運動。因而曾兩次被縣裡的常備隊抓捕。然而李則毫不畏懼，針鋒相對，自組武裝，親自帶領隊伍繳了縣常備隊的槍，因而名聲大震。在屏邊當時還廣泛流傳著“李忠邦智打貪官”，“李忠邦單槍匹馬救少女”，“李忠邦神算懲惡賊”等傳奇故事。中共的地下黨組織看到李忠邦能量頗大，又得人心，便暗中與之聯繫，李也不避風險，慨然與地下黨交往，其家壹度成為地下黨的聯絡點和黨員避難所。 壹個人物促成了李忠邦正式投奔共產黨，那就是國民黨第60軍軍長萬保邦。李忠邦乃萬保邦侄女婿，兩人關係自然非同壹般。而萬保邦也是壹個有“反蔣”傾向之人，在“民革中央”的策動下，萬保邦毅然舉行反蔣起義，宣布成立“滇黔人民自衛軍”，自任總司令。李忠邦被任命為萬部最具實力的第三團團長。後來滇黔自衛軍與國民黨軍大小戰鬥百餘次，有效地牽制了雲南國民黨軍的主力，使得中共領導的地下武裝“滇桂黔邊區縱隊”得以順利建立和發展壯大。而李忠邦則被國黨政府列為“通共匪首”緝捕，李家被抄三次，全家只得常年在深山老林中避難。後李忠邦徵得萬保邦的同意，乾脆率部投奔中共“邊縱”的麾下，被任命為邊縱第四支隊第33團副團長兼獨立大隊隊長，成了中共壹支地下武裝領導人。 加入中共地下武裝後，李忠邦作戰勇敢，多次獲得縱隊、支隊的表彰。及至雲南“和平解放”，李忠邦所在的“邊縱”與中共正規軍會合整編，李忠邦被派赴家鄉屏邊剿匪，任屏邊剿匪大隊長。臨行前部隊首長勉勵其再立新功。 歷經千難萬險，屏邊的剿匪任務終於勝利完成。征塵未洗的李忠邦被上級招去談話，人們都以為上級要對他嘉獎或提升。可是做夢也沒有想到，李去到立即被當場逮捕。幾天之後即被槍決，罪名是“惡霸地主”。 原來這時中共正在大搞“清匪反霸”。以李忠邦原來擁有的財產，以及他在當地人民心中的威望，完全符合毛共的“惡霸地主”條件，當局早已把他列入要消滅的對象，只因為他的“剿匪任務”尚未完成，才讓他多活壹些日子。而今土匪剿滅了，這個剿匪大隊長的末日也就到了。 處決的當然不止李壹人，李的部屬、骨幹近20人同時被捕殺害。更多的部屬則在遣散後陸續被害。李忠邦的家人按照地主“待遇”被掃地出門。其時，李忠邦的兒子李斌已在中共的第四野戰軍第13軍文工團工作，其創作的劇本獲得全軍文藝匯演壹等獎，有關領導正要送其去相關院校去深造、培養，就在他準備動身之時，軍部保衛處突然將其逮捕。莫名其妙的李斌，有如晴天霹靂，細細打聽之下，保衛處才告訴他：地方政府來函，告知他父親已作為“惡霸地主”被槍決。他理應受到政治審核。 後經調查，李斌被無罪釋放，但清出部隊。之後李斌在家鄉艱難謀生，輾轉多年，終於謀得在壹個山區小學當民辦教師。李斌努力工作，還受到教育當局的嘉獎。但終因家庭出身和父親的“罪過”，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極右分子”，送勞動教養，妻子離婚，孩子隨母而去。 經過20多年煉獄似的教養農場的磨難，九死壹生的李斌終於幸運地迎來了右派“改正”，但已家破人亡。 （以上取材於《往事微痕》第63期李斌文：《對我父子悲慘遭遇的回眸與思考》） 2、“宋森案”。 廣東作家牧惠撰文說，他收到過去武工隊的老戰友宋群寄給他的壹本書，書名《宋森傳》，是寫其父的生平事跡。於是牽出他對宋森的回憶。 宋森，廣東鶴山人，壹位有名的左傾人士，從 “大革命”時代、“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到國共三年多的內戰，宋森都堅定地站在中國共產黨壹邊。他以各種方式支持中共，出錢出力，宋森還創辦了壹份叫《鶴僑報》的小報，為中共幫腔造輿論，他還把自己三個子女送進毛的“革命隊伍”。 宋森的家鄉被中共“解放”了。其時他在香港，出於勝利的喜悅，他跑回鶴山，在縣裡謀得壹份編縣誌的差事，終於如願以償參加了中共的“革命工作”。 他工作積極，熱情高漲，帶頭響應政府的壹切號召。當時正值“抗美援朝”運動，他帶頭捐款為志願軍購買飛機大炮。可也就在這個時候，土改來了。土改是毛欽定的壓倒壹切的“運動之王”，任何人只要在土改中被劃成地主，就成了鐵定的階級敵人，他以前的壹切表現，壹切榮譽，為共產黨立下的汗馬功勞都得壹筆勾銷，宋森就屬此類。可是，宋森家只有兩畝多田，怎麼能劃成地主呢？可是事實就是如此，兩畝多田出租收租，也是滔天的剝削大罪！牧惠的文章中沒有說宋森的其他“罪惡”，依宋森的政治表現，估計也不會有什麼“政治罪惡”。可就是這兩畝出租地，宣判了他的死刑（仔細推想，宋森過去也算有錢、有文化、有社會地位之人，又生活在香港，大概這些才是他被劃作“階級敵人”的真正原因）。 可憐又可悲的宋森在知道自己被劃為地主在劫難逃之後，選擇了主動“自我了斷”，不過，他沒有像李時光那樣不留壹字就“自我解剖”，他知道自殺也是壹種犯罪行為，而且他還有三個子女在共產黨手下工作，所以，自我“了斷”前特地寫下了壹封遺書，再次向“黨”表忠並表明自己的清白，末了交待家人：“將我的金章和我補助填數的款（原文如此）壹壹交到人民銀行，作為抗美援朝的捐款，不能少欠分毫。” 幸運的是，他的三個子女沒有受到太大的株連，只是被打入“控制使用”的另冊。 宋森的故事平淡無奇。比較起來，下壹個故事主人公就頗賦傳奇色彩了。 3、莫雄案。 。莫雄可不是壹般之人，他早年參加過同盟會，參與1911年著名的“3.29”起義（即廣州黃花崗之役），是名符其實的國民黨元老。北伐時，莫雄任國民革命軍師長，與蔣介石是好友。北伐後期，莫雄思想轉向左傾，不過，他仍然留在國民黨的陣營里。1930年，莫任上海警稅團團長，在其部下的共產黨員嚴希純、項與年（項南之父）的影響下，思想迅速“赤化”，成了共產黨的地下戰友。1934年，莫被任命為江西德安行署督察員兼德安地區保安司令。其時，蔣介石正在發動對中共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蔣在廬山召開秘密軍事會議，莫雄參加了會議。會上蔣介石部署根據德國軍事顧問制定的圍殲紅軍的“鐵桶計劃”。莫感到紅軍處境危急，偷偷將代號“鐵桶計劃”的重達壹、兩斤的文本帶了出來，回到駐地便把會議的布置和鐵桶計劃的文本和盤告知並交給了嚴希純和項與年。嚴、項感到情況緊急，連夜將計劃要點用密藥水抄寫在4本《學生字典》的空隙之上。然後項與年化裝成教書先生，步行六天，進入了紅軍占領區，親手將“計劃”交到中共軍事領導人周恩來手中。十天后，紅軍主動撤離江西，踏上了“長征” 之路。 莫雄對中共的貢獻還不止此。不久，莫調到貴州畢節地區任專員兼保安司令（蔣介石總是把莫雄調到與紅軍接觸的關鍵地方和崗位，可見其對莫信賴有加），剛好賀龍的紅二方面軍長征要經過畢節，莫不惜冒違抗蔣介石的命令的風險，擅自將紅軍放行過境。蔣聞訊後大怒，以“通共”之罪將莫解押送進南京監獄。但不知出於何種考慮，不久蔣又將莫放出，並降級任命他為廣東南雄縣縣長。莫雄決定壹不做二不休，利用職權將被國民黨大員余漢謀關押在南雄的數百名共產黨員和被俘的紅軍全部釋放了，莫自己則跑去了香港。 中共奪得政權後，當時在廣東和華南主政的葉劍英算是不忘舊恩，給莫雄去信，誠懇邀其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莫雄自恃對中共有功，慨然回到廣東，受到葉的熱情接待。接著莫又在參與剿匪，為中共再立新功。 可是，世事莫測。這期間葉劍英在廣東搞土改試點，鑑於廣東僑屬多的特點，葉採取了比較溫和的土改政策，獲得壹片好評。誰知這事被人告密到毛和中央，指其搞“地方保護主義”和“和平土改”。毛在其他任何問題上都可以妥協讓步，唯獨在土改政策上是沒有半點通融的餘地的，據說，葉劍英在紅軍長征中對毛有救命之恩，可他仍然不能容忍葉在土改上的“右傾”。毛立派他的親信、公安部長羅瑞卿急赴廣東，調查並扭轉廣東土改中的“右傾”和“地方保護主義”。 羅瑞卿以欽差大臣身份在廣東大展拳腳，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地方保護主義”和“和平土改”高潮，製造了這次運動中的“四大冤案”，大批廣東本地幹部紛紛落馬，壹些人鋃鐺入獄，甚至被處死。葉劍英則被毛調離了廣東和華南。 失去了葉劍英保護的莫雄這時也在壹夜之間由共產黨的座上賓變成了階下囚。莫的家鄉農會派人到廣州抓捕莫雄，這時莫背負有諸多罪名：蔣介石的走狗、反革命儈子手、地主、惡霸....其中任何壹項罪名都可以置其死地。而且，此時的莫雄不是國民黨在職高官，不享有被“統戰”的資格，所以只有死路壹條。莫雄家鄉的地方政府已經做好了準備，莫雄押回後立即召開萬人公審大會當場將其處決。 可是，就在這千鈞壹發的時刻，事情出現了轉機。原來身居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要職的古大存，知道莫雄乃葉劍英邀請回國的“特異人士”，現在葉劍英雖然調走了，但是不能不顧及老上級的面子。於是他向接替葉劍英主持廣東和華南工作的“壹把手”陶鑄進言，詳細說明了內情，求其網開壹面。陶鑄斟酌再三，終於同意刀下留人。 從鬼門關走過來的莫雄死罪雖免，活罪難饒，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莫言被劃為“極右分子”。但仍然多虧了古大存的關照，莫雄得以倖存下來，直到1980年病逝。 只是，後來陶鑄與古大存有了矛盾，古大存被陶鑄以“右傾”之名拉下了馬。 莫雄的案子算是特例，全中國的地主、反革命分子能有這種幸運的沒有幾個。下面彔兩個“正常”案例，為本章作結。 4、張翅翔案。 《鳳凰周刊》2005年第14期刊登了壹個叫張翅翔的人的文章，談到其全家人在土改中的遭遇。 張翅翔，湖南人，出生在壹個地主大家庭。1939年，抗日的烽火然遍中國大地，當時還在讀初中的張翅翔，被愛國激情所驅使，毅然投筆從戎，和當年很多熱血青年壹樣，他選擇了共產黨，奔赴延安。 1949年毛共取得勝利，經過多年生與死考驗的張翅翔回到湖南，這時他是壹名共產黨幹部，在省城長沙壹家出版單位工作。闊別家鄉十餘年，他急切地想回到故鄉，見到魂牽夢繞的親人。 可是，當他通過各種渠道打聽到家人的消息後，挨了當頭壹棒，熾熱的心靈像是被猛然潑上壹盆冰水，激情熄滅了，心緒降到了冰點。他得知自己的家不是遭到壹般的打擊，而是遭到了滅頂之災！他有家難歸，實際上無家可歸了。 張家由祖父創業，祖父茹苦含辛打拼壹生，創下壹份家業，在當地算得上是較大的地主了。可是誰也沒有料到，祖父的壹生奮鬥，留給他的子孫後人卻是無窮無盡的災難，讓他們墜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祖父生有4子，各立門戶。土改降臨，張家首當其衝，第壹場開局，就選擇張家兩個兄弟開刀祭旗，兩兄弟在同壹天同時受戮，拋屍荒野。另壹個弟弟也是地主，只多活了幾天，便被農民用亂棍打死。最後壹個弟弟不成氣候，家道中落，只劃上“富農”，按理，該給他留壹條活命了。可是貧農團的兇手壹合計，四兄弟已去其三，這壹個斷不能留下作為後患，於是把這個富農關進土牢，折磨得奄奄壹息，估計不能活命之後才放其回家，讓他死在了家裡。 第二代被消滅乾淨了。 張家人丁興旺，第三代有十三個男孫，17個孫女。13個男孫中，兩個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壹個慘死獄中；壹個外逃，被抓回後抓去勞改，壹去30年。另有3個被劃為右派分子管制勞動；2個流落外地他鄉。2人終生無妻。 17個孫女，被迫自殺的3人，最小的壹個夭折，壹個患抑鬱症長期臥床，余者或被迫嫁與殘疾人為妻，或遠嫁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過著與野人無異的生活。 張翅翔屬第張家第三代，雖然自己少年即參加中共的“革命”，但地主家庭出身的沉重十字架，把他壓得踹不過氣來，得知家人的遭遇後，悲痛之餘，他更是謹小慎微，如履薄冰，夾著尾巴生存。但共產黨這個隊伍註定不能容許他的存在。1955年“肅反”時，他被無端誣為“叛黨”；兩年後反右時，又被劃為“極右分子”，送勞動教養。直到1980年，經過25年勞改、九死壹生的他才走出勞改農場。 “改正”後的張翅翔在壹個出版社當壹名編輯。25年的勞改生涯，全家幾代的毀滅，在他心靈上留下了永遠不能癒合的創傷。他循規蹈矩，低眉俯首，戰戰兢兢度日，仿佛壹具行屍走肉，苟延殘喘。 可是不料生命在垂暮之年忽然迎來轉機，1991年，張翅翔獲准移民美國（估計是其子女中有人已移民美國）。此時張翅翔已年過花甲，若按常理，壹個人老年離開故土，多有眷念不舍、依依惜別之情。然而這時的張，卻有壹種無法言表的興奮，壹種再生的喜悅。在異國他鄉，張著有《西山漫憶》壹書，其中壹段描述當年他跨出國門時的心情和感受： “跨過羅湖海關之時，自我感覺像壹條從古堡深井裡躍入浩瀚大海的魚，其暢快喜悅，比之為受難時之苦恨不能高飛遠逸，壹生壹世夢想終於實現。” 張翅翔的壹家是不幸的，但比起更多的被“斬盡殺絕”的地主或“反革命”家庭來說，卻還算是幸運的。特別是他在暮年，終於脫離了禁錮他幾十載、毀滅他壹家三代的囚籠而“展翅遠翔”，死而復生。我們為他祝福。 下面再講壹個更加不幸的故亊，卻是土改中非常平常的故事。 5、吳之伯家族案。 因為原文作者叫吳之伯，我們姑且叫吳之伯案。吳之伯，1928年9月出生於雲南宣威縣西澤鄉。1947年考入雲南大學外語系，１949年4月加入“民青”，後又參加中共的邊縱六支隊，為中共黨員。建國前夕轉入地方。在會澤、威信、昭通等地工作。1956年任威信縣縣長，1958年3月整風中被打成“極右分子”、“威信縣反黨集團骨幹分子”，開除黨籍、公職，押送彝良大坪農場勞教。1962年1月“摘帽”，當局賞給碗飯吃，讓他在鎮雄縣農水科任林業員，月薪28.5元。後當過五年英語教師。1979年6月右派“改正”，1988年離休。下面是吳自撰的原文：
上世紀二十年代我老祖和爺爺挖銅礦發點小財，買田置地，修了上下兩個四合院和壹座土碉。爺爺生下父輩四兄弟和壹個姐姐。每家分得三間住房，三畝水田，十二畝多山地和小片山林作燒柴之用。解放前十年，父輩各家累遭匪患，逐漸破落。大人們不論男女，人人勞動，也僅能糊口。大伯家每年還差兩三個月口糧，根本達不到土改劃地主的標準，即：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勞動，全靠剝削為生。1952年家鄉的土改是按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和老區打土豪分田地的痞子運動來搞的，再小再窮的村子，也要找出壹兩家地主富農來，父輩們房屋好壹點，有點飯吃，被劃為地主，在劫難逃。 （壹）祖母浦三妹，土改時71歲，拿不出根本沒有的“銀子”來，雙手指頭被裹上棉花浸上菜油“十指點天燈”，在疼痛喊叫中昏去，又被四名痞子抬起四肢，架在火上當眾烤死，再把殘存的屍骸丟進山里水溝。 （九）我前妻父母也是我舅父母，同樣在52年土改中自殺身亡。 （十）1963年正當我在農水科任林業員時，壹位農村姑娘宋儒芬不嫌我是壹貧如洗的“摘帽右派”，願與我重建家庭。婚後生下三女二男，其中最小的兒子興文，剛滿三歲,因感冒導致肺炎，本屬小兒科常見病，文革中儒芬因我成為控制對象，加之農村缺醫少藥、交通不便，我得知後從百餘里外的坡頭步行趕來，背他進城醫治，不到半路，小文就死了。 （十壹）大伯家兒子吳之才，不滿十五歲的孩子58年被逼去修公路，餓死在外地。 土改理論 作者 宋永毅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土地改革，字面上很好理解，中國的土地制度不合理，要進行改革。 掠奪行為 作者 凌滄州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壹場腥風血雨的浩劫降臨神州大地，無數中國人的尊嚴、自由、生命、人權被踩踏，土地的權屬被貢上了共產主義革命的祭壇，仿佛瑪雅人和阿茲特克人需要部落活人的心臟祭奠太陽神，鮮血塗滿金字塔壹樣，古老的東方神州，伴隨著地緣政治的共產主義鐵血征服，暴力集團、犬儒階層與愚民群氓合力打造的壹次次政治運動，不僅讓暴力集團自我造神的人造紅太陽曬得神州赤地千里，而且在壹場場殺戮狂歡和集體逼迫清洗中，布局了綿延70餘年的共產主義黃金時代的謊言與神話，讓血污、遊魂與真相永遠沉埋在深深的地底。 最近，加州的州立大學教授宋永毅主編的《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運動70周年歷史回顧》出版。仿佛對70年的歷史中沉埋地底的血污與屍骨，進行了壹次深度挖掘和科學 “考古”。70年後，在網絡戲稱“厲害國”進行造神新長征的時代，在“寬衣帝”指示“兩個三十年都不能否定”的時代，宋永毅的聲音很具穿透力：“重新研究和否定毛澤東的土地改革運動，還有什麽特別的歷史和現實意義？答案是非常肯定的。這不僅因爲70年來中共官方製造了種種關於他們的土改的“偉大成就”的政治神話，導致毛澤東土地改革的血腥真相至今還沒有被全部揭露；還因爲70年前的土地改革的後果正阻滯著中國大陸現代化的健康進程；更因爲而當今的中共領導人千方百計地想讓整個民族遺忘歷史的教訓，以便他們可以順順噹噹地沿著這條獨裁和極權的道路走下去。”（上冊P12.）
土改時代的先知：曠野的呼喊
要對70多年前的政治運動和社會變革進行文化與科學意義上的“考古”，就必須先對“考古遺址”挖掘出的歷史材料、“血污與骸骨”進行科學意義上的鑑定與探索，要定義和質疑諸如 “是什麼、為什麼、怎麼了、人物與劇情、時間與地點、規模與手段、工具與細節、後果與效應”等問題。 關於“土改”是什麼的問題，書中專家與學者都有迥異於中共編織70年的神話的判斷。宋永毅認為，土地改革有“三個特徵和要素：1. 階級劃分的運動理論基礎；2. 法外殺人的群斜┝π問劍�3. 劫掠私產的國家財政機制。”（上冊P12.） 學者程映虹在書中橫向比較了北韓與北越的土改，認為共產國家的所謂土改，本質上是壹種“國家農奴制”。他寫道，“得到土地，失去了自由，下壹步就是淪為國家農奴。”（上冊P42.）書中的大部分學者都有這壹共識：土改只不過是中共控制中國人民和中國財富的手段之壹。 1949年，在神州晦暗如鐵、山河陸沉的血腥歲月里，無數知識精英要麼趨附，要麼屈膝，有壹人秉承古仁人志士風範，“雖萬千人吾往矣”， 先是向毛澤東上書，請毛澤東“立即下令停止分地”（下冊 P85.），此人最後被迫出走流亡。1951年他在香港出版《論共產黨的土地改革》和《我認識了共產黨》。他孤獨而警醒的聲音，70年後讀之，仿佛能感受到華夏民族在沉淪煉獄前有人在曠野中的呼喊，如同耶利米時代墮落衰敗的以色列民族即將淪亡於異族前遭到先知耶利米的泣血哀求與怒斥警告。此人就是中國的農業專家董時進。董時進的文字，使我們得以壹窺那個時代先知的洞察力和預言能力：“ ‘中共的意向是人人不許有土地。’ ‘共產黨的真正目的，並非是要耕者有其田。這不過是他們壹時應用的壹種策略，是在革命過渡時期用來拉攏壹部分的貧農和流氓地痞的手段。他們的真實意圖是要將壹切土地社會化，這即是收歸國有。將來壹切人都不准擁有土地，壹切土地都歸共產黨的政府，使那個政府變成獨占全國土地的大地主。’……‘共產黨的土地改革，實際上就是假改革之名行搶劫之實。’ ” （丁凱文《董時進 VS 毛澤東》，收入《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下冊P84）。對於中共頒布的《土地改革法》，董時進先生是這樣評論的：“這《土地改革法》最重要的壹條即是第二條，‘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餘的房屋。’有了這壹條，搶劫就合法化了。這個‘法’的產生沒有經過民主合法的手續。現代國家的通例，凡是立法必須經過人民自己或其代表的承認，然而這個《土地改革法》僅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少數幾個人便將人民大家的土地財產，不問罪名，不加審判，壹起沒收了。假使這也可以算是‘法’，那末，壹群強盜，向人民大眾宣布，他們的財產都要壹齊交給強盜，也應該算是‘法’了。”（同上）。 土改這場浩蕩的暴力搶劫運動，雖然沒有像蒙元滿清征服與立國之初，搞出無數屠城的劇目，也未必如秦國虎狼之師擊敗六國，坑殺降卒，伏屍百萬，流血漂杵，但卻也是赤禍綿延，殺人盈野。宋永毅指出：“如果我們把土改作爲毛澤東時代第壹個政治運動，把文革作爲毛的最後壹場政治戰役，它們的共同點即是對某壹社會階層的大規模屠殺。不幸的是，這壹社會階層就是中共土地改革運動的主要打擊對象——地主富農及其子女。 文化大革命中有過三次震驚全國的對土改對象的大屠殺事件，其方式都是土改“法外殺人”的運動形式的延續和翻版……1967年底到1968年下半年的廣西大屠殺。據機密文件透露，至少8.9-14萬人遇難，而其中土改對象、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占了56%左右。如果我們進行壹下更深入的調查和比較 ，還不難發現，上述三次文革中的大屠殺都不過是建國初期土地改革運動的延續和發展。例如，道縣和廣西發出殺人指令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其實不過是土改時期“人民法庭”的某種翻版。而施害者所採用的對受害者們先開“殺人現場會”鬥爭、再宣判，後用“刀殺”、“沉水”、“棍棒打死”、“活埋” 、“火燒”等方法處死，完全是土改虐殺地主的全套流程。至於那些野蠻的私刑，也和土改中法外殺人的暴力壹脈相承。值得注意的還有：劊子手在殺戮受害者的事前事後，還常常公開引用他們集體無意識裡深深積澱的“土改經驗”。例如，加害之前，兇手們常常先追逼受害者的“浮財”——有的甚至是第壹次土改時埋藏的“光洋”。並欺騙他們：這是“土改政策”，交出妳的錢來，便可以買下妳的命。而在殺光了受害者全家以後，兇手們壹定不會忘了土改的傳統——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財物——包括受害者的家庭裡的青年女性。如果說有什麽不同之處，那就是暴徒們再也無法從受害者那裡分得土地。”（上冊P15-P16.） 宋永毅根據中共的官方材料，統計出：“自土地改革以來的24年裡，中國的地主階級共有1808.3萬人死亡。他們或是在土改後的各種政治運動中被迫害致死，或是在貧病交迫的政治歧視中漠然逝世。作爲壹個有兩千多萬人之械鬧泄輝Ｅ┟竦摹敖准丁保恢泄泊尤饊逕喜腥痰叵鵒恕！保ㄉ喜酨18.） 僅僅土改的幾年時間的暴力死亡人數，應該遠超歷代征服屠城的人數；如果把暴力土改、大饑荒、反右、文化大革命以及六四屠殺等受難的人數累積相加，則是古今哪個暴力王朝和政權都望塵莫及的。
殺戮狂歡：神州處處是刑場
今天當我們追溯1950年代時，絕對想象不出那個時代由毛氏“總導演兼總策劃”、億萬中國人出演龍套、配角、道具、炮灰的暴力大片是如何血腥、荒誕、殘忍、不倫與野蠻。清代著名詩人徐述夔曾寫下：“江北早已無淨土，乾坤何處可為家？” 我覺得套用於1950年代的中國，也無比貼切。不僅是“神州何處可為家”，而且是“神州處處是刑場”。 學者譚松在《土改運動中的殺人和酷刑特性》說，“中共土改運動中的大屠殺，有壹個很顯著的特點，就是把殺人現場布置得轟轟烈烈，熱鬧非凡。首先廣泛動員，儘可能四面八方的人都前來觀看......其次是組織文娛活動，如打腰鼓、扭秧歌、演唱......還有就是組織啦啦隊，像觀看體育比賽壹樣，把殺人現場搞得熱火朝天。”（下冊P224.） 譚松敘述目擊者講的故事：“1952年的3月2號，秀山槍斃了壹個名叫楊卓之的名人。我親自到現場觀看。楊卓之跪在地上，壹槍打了。打了之後，我看到楊卓之的腳還在壹抽壹抽的。這時上去了三個人。壹個手提壹把菜刀，另壹個拿了壹個小鍋和壹個菜板.......”(下冊P242-243.) 簡言之，就是在刑場十多米處，燒起火架起鍋子，爆炒楊卓之的心臟。 至於暴力土改的殘暴下流，對婦女兒童的摧殘，那就更不在話下。譚松列出了當時壹些對婦女的酷刑，可堪與與唐代酷吏來俊臣的《羅致經》中的十大酷刑壹拼，都可以載入史冊。其酷刑手段有：“釣美人魚”，“吊秤砣”，“吊乳頭”，“豬鬃毛戳乳頭”，“燒飛機洞”，“包穀球球”，“褲襠里放動物”，“用鐵條（或竹條、木棍）插入陰道， “看風景”，“摸洋錢”，“火馬草磨或塞入下身”。（下冊P250-254.）這些酷刑，我不必複述，僅從名稱，就可窺見端倪。 南方的土改既殘暴下流如斯，北方就更加沒有淨土。學者智效民的《晉綏邊區暴力土改的背景與真相》不僅記錄里“各種酷刑觸目驚心”和“分房分地分老婆”（上冊P255-259.），而且更記錄里土改對中國傳統人倫的毀滅性示範作用。在蔡家崖“鬥牛大會”上，共產黨的幹部牛蔭冠目擊他的地主鄉紳父親牛友蘭遭遇人生滑鐵盧。“61歲的牛友蘭被反綁雙手，與很多地主富農跪在主席台上。鬥爭進入高潮後，有兩個人按住他的頭，將壹根鐵絲穿進他的鼻孔，並強迫坐在主席台上的牛蔭冠下來牽上‘老牛’遊街示眾。牛蔭冠下來後，據說牛友蘭不堪這種傷天害理的污辱，用力把頭壹甩，鼻翼下面的脆骨被拉斷，頓時血流滿面......沒過幾天，牛友蘭便慘死在關押他的窯洞裡面。”（智效民，下冊P251-252.） 另壹個滅絕人倫的故事是這樣的：“劉象坤被打死後，正好他的兒子劉武雄因為被開除公職從蔡家崖回來。劉武雄回來後就碰上批鬥大會，就直奔會場，上台講了壹番話，‘大意是他受他惡霸老子的連累，現在決心要和劉象坤劃清界限。’隨後，他‘跳下台來，從民兵手裡接過壹把刺刀，沖他老子屍體胸口上捅了兩刀。’ ”（智效民，下冊P254.） 這些故事現在大多沉埋在地底，不會在中國主流媒體與出版物上出現。骸骨深埋地底，鮮血澆肥沃土，記憶遺忘風塵，洗腦常洗常新，這種普大喜奔的局面，最有利於謀殺者、劫掠者以及他們的繼承者與後裔。因為他們屁股底下的贓物已經洗白並且合法化。集體謀殺與集體劫掠的主嫌，現在肉身已經刷金鍍彩，被無數群氓愚民吹吹打打供奉進靈堂和廟宇。他們的血緣孫子們和精神孫子們在夢裡都為他們的暴富和崛起笑開了花。 反觀1950年代左右的中國農民，則是另壹幅卑微淒涼的劇目，可憐可嘆可憎的劇目。中國農民在土地－－這壹散發著魔力的“魔戒”前面，無法抵抗它的試探和引誘，壹個個淪為謀殺犯和搶劫犯的幫凶，如同被裹挾的半獸人、強獸人的部隊。幾年之後，集體謀殺與搶劫得來的土地，再被暴力集團以堂皇的藉口掠奪走。中國農民全體淪為農奴，繼而在大饑荒年代成批餓死，這是對他們的手上也沾著受害者的血的天譴與報應。這壹宏大的暴力搶劫史詩的主謀者、執行者、參與者、脅從者、旁觀者、沉默者，絕大多數都得到了他們該得到的報應。權力絞肉機使今日的謀殺者、施害者很快在明日變為被謀殺者與受害者，底層群氓如是，頂層如劉少奇、林彪者也最終被權力絞肉機絞碎。即使“總導演、總策劃”毛澤東氏，也難免被浸泡福爾馬林溶液中，陳屍“臘肉堂”，其屍骨未寒之際，遺孀江青即被捕，終至懸梁。 但那些在土改暴力年代斷命亡身的婦孺，她們又招惹了何人？若非這個民族的愚昧、原罪與癲狂，她們何至於遭受如此血腥與恐怖報應？如果有地獄，有陰間，她們的遊魂在鬼門關、奈何橋等地點與毛劉林周朱等人相遇，是不是也像話本小說中被謀殺的人物，在黑暗中厲聲高叫：“還我命來！還我父兄的頭顱與土地來！”
“暴力必以謊言為繼”，謊言必為暴力先導
俄國文豪、諾獎得主索忍尼辛曾有名言說：“暴力必以謊言為繼”， 在我看來，謊言也必為暴力先導。因而，研究土改暴力前後的謊言，也應該是真正的歷史學家們不應忽略的功課。 暴力土改既是新政權殺人立威的手段，也是劫掠民財的手段，通過腥風血雨式的清洗，完成通向極權國家之路。我們只要看看這場土改30年的結局，中共在其82“憲法”中，明確地寫進 “全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城市土地國有”的詞句，雖然中國農民早在50年代合作化運動中已經喪失了土地，但這時腆顏將劫掠結局寫進其“憲法”中依然頗具喜劇效果，因為把這壹條與50年代中共在《土地改革法》中白紙黑字寫下的“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現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對照看，就知道他們給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完美土地騙局與劫掠以“憲法”的形式背書，如同給壹具具躺著這些愚昧無知、悽然無力的農奴們的早已冰涼和發臭的屍體的棺材釘下了最後壹根斷魂釘。本書所收裴毅然《蘇區‘土地革命’實況實質》和譚松《從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到土地財政》等論文，基本梳理出了暴力集團百年來不變的土地劫掠史綱，為後來的研究者鋪設了路基。 然而對於50年代的完美土地騙局，宋永毅在批陳史料之後，揭示了騙局製作者們早已經機謀秘設、等愚民上鈎的真相。宋永毅寫道：“但‘實現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神話，已經被史實證明是歷史笑柄了。因為在全國土改還如火如荼地進行中的1952年， 毛澤東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了《中共中央轉發東北局關於推行農業合作化的決議（草案）》（1952年5月10日）。文中明確指出：“中央同意東北局關於推行農業合作化的決議草案。並將此決議草案發給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參考仿行。”換句話說，在地主們的土地剛剛開始分配、即“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還沒有被消滅之際，中共已經在策劃把要取代它的“農民土地所有制”也壹並消滅，而以國家的集體化來沒收所有農民的土地來。因而，有關“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承諾，完全是中共和毛澤東對中國農民的壹場言不由衷的欺騙。”（上冊 P376-377.） 迷醉外來馬列邪教乃至走火入魔的毛氏及其同謀們當然不會承認這是史上壹場最成功的完美騙局與劫掠。早在國共內戰快到尾聲、百萬生靈已經塗炭、共軍揮師渡過長江之際，毛氏就如同叢林部族的酋長，拿著死人的頭骨在火堆邊慶祝勝利、唱歌跳土風舞壹般，附庸風雅地賦詩：“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蟠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即使在餓殍遍地、農奴們面有菜色、人相食的歲月，毛氏的土風民謠依然靠著權力的力量播弄被其征服的全境：“唯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學者高王凌稱：“中國的土地改革不僅是‘改朝換代’，而且是‘改天換地’，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上‘鬥爭土改’的道路。”（上冊P29）我以為，是否可以更進壹步地判斷說，豈止是改天換地，簡直就是偷天盜地，甚至是毀天滅地。當文明淪陷，野蠻癲狂，最後淪落到霧霾漫天，污染遍地的時候，這種毀天滅地的神功也是天下獨步，連他們的祖師爺馬恩列斯，在墳墓里復起，也會非常驚訝。 政治流氓 作者 陳憲輝 寫於 二零一五年 中華蘇維埃國 蘇俄在華建立國家 九壹八事變後，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了在各地發動暴動，罷工，遊行，示威，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指示，同時派周恩來到江西接任蘇區中央局書記，操辦建立蘇維埃國。周恩來不是空手來贛，而是帶著共產國際起草好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於經濟政策的決定》等全套建國文件。 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召開了工農兵蘇維埃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國，公布了莫斯科制定的上述文件和經斯大林批準的下列人事任命：任命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主席，項英、張國燾被選為副主席，朱德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也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 兼紅軍總司令，博古為中華蘇維埃國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周恩來、朱德、瞿秋白、鄧發、張鼎丞、王明、彭德懷（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賀龍、孔荷寵、林彪、王稼祥（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關向應、方志敏、任弼時、沉澤民、譚震林、曾山、夏曦、劉少奇、鄧子恢、羅炳輝、陳毅、張雲逸、徐特立、阮嘯仙等6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 與幾個月後成立的滿洲國壹樣，中華蘇維埃國也是外強扶植的傀儡國。不同的是，後者以推翻國民政府為宗旨，直接威脅著中國的首都，對中國的危害更大。中華蘇維埃國在各方面都體現蘇俄屬國的性質：其壹，建蘇維埃國是共產國際的決定；其二，建國日是共產國際決定的蘇聯國慶日；其三，建蘇維埃國的全套文件由俄人在莫斯科制定；其四，其憲法大綱申明中華蘇維埃國隸屬蘇聯；其五，蘇維埃國與廣州的國民黨政府壹樣，高層成員名單全由俄人決定；其六，蘇維埃國的工農兵蘇維埃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執行委員會架構是蘇俄引入產物；其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發行的貨幣上印的是列寧頭像；其八，《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關於國徽、國旗及軍旗的決定》中規定的鐮刀錘子國徽、五星紅旗國旗取自蘇俄寓意；其九，蘇維埃國的外交、軍事、勞動、財政、土地、教育、內務、司法、工農檢察等九個人民委員部和國家政治保衛局（GPU）?（九部壹局）從名稱到架構都照搬自蘇俄；其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十四條宣布：“我們贊成中國境內的所有少數民族都能夠從中國分離出去，都能夠獨立自成壹國”。誰都知道，莫斯科是絕對不允許蘇聯境內的眾多民族有權分離出去的。少數民族獨立條文是莫斯科專為將中國滿、蒙、新疆併入蘇俄版圖的目標所制定的。這時的蘇俄通過其控制的“中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外蒙政府、東蒙（呼倫貝爾）政權、新疆盛世才的自治政權控制著中國半壁江山；其十壹，中華蘇維埃國的宗旨是“武裝保衛蘇聯”，《紅色中華》刊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紀念宣言》說得清楚：“準備和組織著自己的力量，隨時同帝國主義軍隊直接作戰；並領導全國工農勞苦群眾和紅軍武裝保衛中國革命的朋友——蘇聯”。 蘇俄通過中華蘇維埃建國文件給中國帶來了諸多禍害。其壹是“專政”說。《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二條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國家。蘇維埃政權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壹切勞苦民眾。在蘇維埃政權下，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壹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壹切剝削人的人和反革命份子沒有選派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其二是剝奪私有財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規定：“沒收壹切封建主、軍閥、豪紳、地主的動產與不動產，房屋、倉庫、牲畜、農具等”。這些文件以人民概念代替公民，規定共產黨享有政治特權，有權剝奪指定階級的公民資格，經濟權利，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蘇俄蘇俄引入的專政說和剝奪說在中華蘇維埃國存續的幾年中造成控制區內人民大批死亡，人口大幅減少，在後來的新中國帶給中國人數以千萬計的死難。 對於外敵入侵之時成立的蘇維埃國中之國，蔣介石在國民黨四全大會上指出：“國家社稷被斷送的最大威脅來自共產主義，共產黨人不僅是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大敵，而且是以虐殺為樂的妖魔……他們必定要在家庭中和同村的各戶中挑起糾紛。他們特別慫恿青年人不顧道德敗壞。總之，他們向中國的家庭生活和壹切倫理觀念宣戰。”[1] 蘇維埃國的社會 蘇維埃國將蘇俄統治模式複製到了中國。這種模式對百姓全面監視，取締自由。蘇俄建立政權後設立肅反機構——政治保衛局（格伯烏GBU）。最初，肅反機構主要是對付布爾什維克黨的變節者，後來對付範圍擴大到全體人民。建立中共的同6102;，共產國際開始為中共培養政治保衛系統的骨幹，從赴法勤工儉學生中選中周恩來作為政治保衛和情報特工培養對象，送周赴英國、德國接受系統培訓。在建立黃埔軍校的同時，蘇俄開始將其政治保衛系統引入中共。1926年，鮑羅廷通知陳獨秀，蘇共將幫助中共培訓政治保衛幹部，建立情報特工機關，中共選派了要員顧順章、陳賡和陸留三人從上海登俄輪赴蘇，被蘇共安排到伯力、海參崴等地蘇俄紅軍特種部隊接受各項特工訓練。訓練內容包括偵破、審訊、刺殺、爆破、劫獄、射擊、秘密通訊等等。幾個月後，中共的第壹批政治保衛幹部攜蘇俄特工部門頒發的畢業證書歸國。1927年，共產國際在武漢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腦的中共中央特務科（特科），下設負責中共中央領導人和機關安全的保衛股、負責鎮壓脫離中共者的特務股（紅隊）、情報股和負責收編江湖武裝的匪運股。從蘇俄受訓歸來的顧順章兼任了保衛股長和特務股長，陳賡擔任了情報股長。1928年，蘇共在莫斯科召開了中共六大，在《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中正式規定中共的各政權都要建立肅反保衛機關。六大會後，莫斯科安排全體中共代表接受了政治保衛培訓。隨著在中國建立蘇區，蘇俄將其政治保衛制度移植到中國，在各蘇區建立保衛部和肅反委員會。中共中央轉移到江西蘇區後，成立了中央政治保衛處，由從莫斯科受訓歸來的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處長。 現代政黨都有加入、退出的自由。民初以來，中國政黨如雲，壹人身兼數黨者大有人在。沒有哪個政黨殘酷對付想退出者。幫會、黑手黨和革命黨都有報復變節者的作法，但設立專門機構對付想退出者卻是蘇俄的作法。蘇俄將這種史無前例的作法引入到中國。中共特科傳承了蘇俄以極端手段對付變節者的傳統。特科壹號首腦周恩來、二號首腦顧順章曾率領紅隊殘酷報復了不少前同志，壹起策劃暗殺了變節者白鑫。顧順章變節後，周恩來率康生等壹批原先與顧沒有私人關係的紅隊人員來到上海顧宅，將顧的家屬，上門的朋友及雜工等十幾人（壹說30多人）斧劈，繩勒的極端方式“滿門抄斬”，埋屍庭院，上澆水泥封蓋，以殘酷報復警告黨員變節的下場。周領導的滅門報復行動受到斯大林的誇獎。[2] 相比會黨，共產黨報復變節者更加殘酷。共產黨明確要求只講黨性不講人性，黨的利益高於壹切，其信條是為黨的利益沒有不能做的事。 按照共產國際的要求，中共在中央蘇區設立了政治保衛局，照搬蘇俄名稱為GPU，下設偵察部、執行部、紅軍工作部、白區工作部、政治保衛隊，在其它蘇區也設立了政治保衛分局，政治保衛處或肅反委員會。中央蘇區政治保衛局主要幹部都經過蘇俄培訓，莫斯科受訓歸來的鄧發接替王稼祥任治保衛局局長，上海轉移來的中共特科成員們成為政治保衛局的骨幹，歐陽毅、張然和、李克農、錢壯飛、李壹氓、汪金祥、李玉堂、吳烈、海景州、馬竹林、卓雄、譚震林等人先後擔任了政治保衛局下屬各部部長。政治保衛局屬下保衛隊官兵武器裝備最先進，配有長短槍，佩戴綠色加紅框的領章，這壹“綠領章部隊”就是後來中共公安部和總參謀部情報系統的前身）。 蘇區的政治保衛局在各地設有各級分局，在基層單位和鄉村派有特務員。與在蘇俄壹樣，政治保衛局不僅監視和對付中共幹部，紅軍將士，還監視、對付區內全體民眾。與蘇俄的“契卡”和政治保衛局壹樣，中共蘇區的政治保衛局也權力無邊，常常壹句“保衛局請妳去問話”就將人帶走。政治保衛局可隨意拘捕、審訊、處決他們指稱的反革命分子而不走法律程序，被傳去者多數就此失蹤。保衛局還負責執行肅反屠殺，按照革命黨的規矩，以槍斃，暗殺對付變節者、逃兵，以使每個黨員和紅軍戰士清楚變節和脫離革命的嚴重後果。1932年1月，中共中央根據蘇俄政治保衛局模式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組織綱要》，規定政治保衛局實行垂直領導，下級對上級的命令絕對服從，政治保衛局向政府、紅軍部隊派出特派員，向高級官員派出保衛員，規定政府和紅軍指揮機關無權改變和停止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命令。這樣的政治保衛機構使蘇區陷入恐怖。 在蘇維埃國，民眾的日常活動受蘇維埃政府監視。蘇維埃政府在路口設卡（遞步哨），實行“赤色戒嚴”，盤查與逮捕被認為的可疑份子，村民離開村子須有路條，甚至串村走娘家也須事先報告，否則會被扣押。[3] 民眾被強迫編入數不清的蘇維埃外圍組織，如：貧農團、赤衛隊、赤色工會（蘇維埃國中並無工人階級，長工，推車子的、抬轎子的、挑腳的、做短工的、手藝人等被要求加入赤色工會）、僱農工會、青工組織、女工組織、革命互濟會、省縣區鄉各級反帝大同盟、兒童團、少先隊、慰勞隊、歌舞隊、婦女隊、情報隊、破壞隊、運輸隊、擔架隊、洗衣隊、補衣隊、攤鋪隊、清潔隊、口號扇子隊、選舉委員會、擴大紅軍委員會、土地委員會、土地登記委員會、山林委員會、建設委員會、水利委員會、橋梁委員會、倉庫保管委員會、沒收委員會、查田委員會、教育委員會、衛生委員會、防空防毒委員會、紀念會籌備委員會、糧食委員會、戶口委員會、工農檢察委員會、赤色戒嚴委員會等等組織。上述組織像壹張大網，將蘇區的全體民眾網羅進去。蘇維埃政府不允許有人獨立於共產黨的領導之外。所有的人都被網進上述組織中的壹個或多個。上述組織中設有監視、互相檢舉揭發的制度，包括常委會制度、代表值日制度、內部評審制度、開生活會制度等等。[4] 民眾為保全身家，不得不參加組織，接受政府安排的任務，參加諸如唱國際歌、少先歌、十罵反革命、十罵國民黨、十罵蔣介石、紅軍歌、燒菩薩、換農民家裡的“天地君親師位”為“革命始祖馬克思”等等活動。[5] 蘇維埃政府通上述組織和制度向老百姓攤派人、財、物，諸如：向每村攤派慰勞紅軍的毛巾、黃麻草鞋與布草鞋；強迫老百姓買“革命戰爭公債”；發動“退還公債運動”，要求買了公債的農民將所購的公債券退還給政府，變購買為捐獻；號召捐獻首飾銀器等以支持革命；開展“借糧”給政府運動（政府不會償還）；開展節約糧食支援革命運動；組織勞動合作社與耕田隊，自帶飯無償為紅軍家屬耕田；發動兒童團員“交月費壹銅板慰勞紅軍”；“擴紅”：強制性派給各村擴紅（參加紅軍）人數指標，其中長岡、上才溪、下才溪等鄉，全部青壯年男子七至九成出外當了紅軍或給共產黨做工。[6] 毛澤東在調查報告中承認，由於財政危機，蘇區的學校、醫院等福利設施日漸荒廢。學童被組織成兒童團負責崗放哨，就連列寧小學的兒童也有“捉來罰掃地的，有罰禁閉的，有罰餓飯的”。[7] 毛澤東將蘇區這種高度軍事化、組織化的社會模式確立為自己的理想社會模式，後來在延安時期和奪取全國政權後均以蘇維埃國的社會模式為樣板，要求將全體人民納入壹張大網，聽從他壹個人的指揮，在二十多年後按蘇區的集權社會模式建立了全民軍事化的人民公社制度。 殘酷搜刮下沒有反抗是不可想象的。在蘇維埃政府成立壹年間，中央蘇區爆發了數十起武裝抗爭。更多的老百姓選擇逃出蘇區。為防止民眾逃亡，蘇維埃規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發現誰家接待了客人，不論什麼人，都要和客人同罪。逃跑者被抓回可重至處死。曾有個管錢的管理員花錢買了張路條試圖逃跑，抓回後被處死。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殺頭。儘管如此，逃跑仍大量發生。住在紅區邊緣的人逃跑的機會要多壹些，有的基層幹部也加入逃亡，有的地方壹晚上逃走幾百人。於是，蘇維埃將懷疑可能逃跑的幹部調到跑不出去的紅區中心地帶。逃亡無路時，自殺事件大量發生。自殺者中包括大批共產黨幹部。蘇維埃報刊譴責“自殺是革命隊伍中最可恥的分子”[8] ，間接反映出蘇區自殺情況之嚴重。 參加圍剿蘇區的蔣鼎文晚年披露蘇區情況說：“談到共產黨在江西所採取的政策，壹言蔽之就是赤色恐怖。他們在地方上利用地痞流氓當幹部，用革命翻身鬥爭清算為誘餌，鼓動對富有的親友鬥爭，殺死親友留下血債，使人們因怕報復便只有永遠跟共產黨走，永遠脫離不了共產黨的羈絆。在國軍進剿時，這些地痞穿著便服，拿出手槍威脅老百姓，不准向國軍吐露壹點匪情，甚至誰與國軍接近誰便遭殃。我們進入赤區，老百姓不敢和我們多講話，並不是老百姓不歡迎我們，而是老百姓害怕這些流氓匪幹的殘忍殺害。國軍是流動的，不能永遠駐下來保護老百姓，老百姓不能冒身家性命的危險來和國軍合作。匪軍可以殺人放火帶走壯丁，留下殘弱婦孺，國軍不能這樣做，國軍進入赤區探不到壹點匪軍消息，匪軍可以留下匪幹，留下兒童做國軍的情報，反而對外宣傳說老百姓厭恨國軍，說老百姓願意與共產黨合作。甚至他們殺死不穩份子也誣賴是被國軍屠殺的。我在江西行軍時，時常發現被共匪屠殺的殭屍無人收殮，慘不忍睹。”[9] 蘇維埃國的土地革命 ?建立黃埔軍校的同學會，蘇俄將暴力血腥的農民運動引入中國，在廣州開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彭湃和毛澤東是蘇俄選定的兩任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經蘇俄培訓，二人成了中共土地革命的兩個代表人物。1928年，毛澤東奉共產國際之命推行暴力土地革命，以紅色政權的名義頒布了《湘贛邊區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該土地法中“沒收壹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條文是他在農民運動講習所學來的，也是共產國際《中國問題決議案》中的主要內容。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等人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意見為中共的蘇維埃第壹次代表大會起草了《土地法草案》。這壹草案與《井岡山土地法》大同小異。 蘇維埃國的土地革命照搬蘇俄的暴力剝奪，不給地主、富農活路的政策，要求“豪紳地主分不到壹寸田，富農分不到壹丘好田”。按當時中央蘇區約三百萬人口有百分之五地主、富農計，至少有六萬人在土地革命中被完全剝奪財產與生路。蘇維埃國沒有可持續財政來源，存續主要靠無償剝奪。剝奪完地主、富農後，土地革命不能結束，需要繼續以相對富裕者為剝奪對象，繼續剝奪中農，最後剝奪到貧農頭上。經過幾年的土地革命，不僅地主、富農被消滅，連中農也被消滅，人民全體赤貧，蘇區的經濟基礎被摧毀，經濟壹片衰敗，人口迅速減少。不少懷有為人民謀利益理想的紅軍將領對此感到幻滅，脫離了革命。例如，紅軍創始人之壹龔楚因看到蘇維埃政權對蘇區人民殘酷壓榨違背了他投身革命的初衷而投降了國民黨。1934年，紅軍撤離了中央蘇區，國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提出重建江西，廢除中共土地革命中的土地分配，制定了以“物歸原主”為原則的土地處理條例。他在調查黎川和廣昌兩個縣的重建情況時發現，多數農民沒有耕種在中共土地革命中分得的土地，任其拋荒，少數農民耕種了分得的土地，但收穫後悄悄地把相當於地租的錢或糧送給原地主以維持地主和僱農的關係。熊式輝問農民為何這樣，得到的回答是：“天地良心，怎麼可以把別人的地搶過來，這是地痞流氓才幹的事情。”[10] 《井岡山土地法》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是典型的強盜法，體現共產革命的真諦——暴力搶劫他人的財產，也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否定私有產權，政府任意剝奪，為所欲為，不受監督與制約。兩土地法又可稱為奴隸法，因為它們規定蘇維埃政府有權剝奪壹切私有土地，實際宣布農民只能為蘇維埃政府勞動，全體成為政府的奴隸。以這兩土地法為代表的蘇區土地革命帶來的不是人民解放，而是奴隸制度。中共建國後推行的暴力土改，對工商業改造，人民公社化，大躍進等運動的源頭要追溯到馬克思的暴力剝奪理論和蘇俄暴力剝奪實踐，要追溯到蘇俄在華開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講習內容，要追溯到蘇俄在華開展的蘇區土地革命，以及根據蘇俄綱領制定的《井岡山土地法》。蘇區土地革命和《井岡山土地法》將幾片蘇區變成赤貧世界。二十年後，毛澤東將蘇區土地革命的套路推向全國，通過土改和合作化將土地全部收歸政府時，將蘇俄引入的災難擴大到極致，將全國農村變成了赤貧世界。 蘇維埃國的財政 ?蘇區的兵民比例遠超歷朝歷代，龐大的中共機關和十幾萬大軍遠非貧困蘇區的經濟所能供養。幾年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在延安問毛澤東：“井岡山6102;期，蘇區的面積只有那麼大，人口只有兩百多萬，每年的稅賦有限，妳們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糧餉的？”毛澤東“環顧左右而言他”，迴避了斯諾的提問。中共前總書記向忠發的供詞是這壹問題的重要參考。他披露中共的財政說：“共黨經濟來源：（甲）國際供給者：國際幫助中國共黨每月壹萬五千元美金，中國五六萬元，實際上國際的款是俄國共黨供給的……；（乙）赤區接濟者：在赤區中所沒收或搶掠的財物，統統都換成現金，再由在蕪湖開發金鋪子的同志張人亞兌換成現洋及鈔票，交來上海給中央。……此外尚有大批現金由赤區運來；（丙）綁票或搶掠：共黨的經濟，有時因國際的關係壹時中斷，款子不能來，亦有的因赤區的接濟沒有到，因此就時常採用綁票和搶掠的方法。”[11] 蘇區的實情正如向忠發所披露，紅色割據賴以生存的財源，次要是靠蘇俄資助，主要財政來源是靠搶劫，即“打土豪”，勒索富戶的錢財來解決軍糧軍餉。紅軍“打土豪”與土匪的傳統辦法相似。毛澤東喜愛《水滸傳》壹類遊民小說，熟悉江湖上打家劫舍的辦法，上井岡山後主持制定了“打土豪要歸公”（後來改為“壹切繳獲要歸公”）和“不拿群眾壹針壹線”的紀律。其意思是紅軍只搶大戶，不許見老百姓就搶。這兩條紀律顯示出革命黨的無恥，居然在“打土豪”時標榜“不拿群眾壹針壹線”。蘇區都是各省邊區，也是貧困地區，有錢人本來就少，軍隊大規模地“打土豪”很快將大戶打光。於是，蘇維埃將“大戶”的標準迅速降低為普通農戶，打土豪也就成了見財就搶。壹段時間後，蘇區及周邊鄉村看得見的財富被搶劫殆盡。因治安和災荒等原因，老百姓通常都會埋藏些積蓄。看得見的財富被“打”光後，紅軍轉以百姓埋藏的財富為目標，稱“挖浮財”。紅軍編制了“挖浮財”的指導文件，培訓如何利用綁票逼出百姓埋藏的財寶。如紅四軍政治部編了壹份《籌款須知》，專門向紅軍戰士傳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農綁架勒索財物的勒索。這份勒索教材的要點包括： 第壹步 精密調查：“要找到貧苦勇敢的工農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財物或鴉片煙，酒肉等，秘密給那些貧苦工農、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許賞他們金錢以引誘他“說實話”； 第二步 在周密調查後迅速捉人（綁架）：人是活寶，只有捉到人，籌款就容易。捉人的方法要注意運用便衣隊，而部隊中要注意找本地人參加組織。隊員出發時要化裝成各色土民（每次化裝要不同），暗藏手槍，特別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曉、黃昏這兩個時候； 第三步 貼條子：地主、商人本人雖逃走了，但他走不遠，有走狗隨時為他們打聽消息。這時必須用貼條子的辦法，指出捉人的理由、要款的數目，限期接頭繳款。條子要貼得多，不管地主、大商人、富農，凡在政策允許下可以籌得的，都要貼，以免漏網。但出款的人壹來心疼，二來難辦到，故在寫條子時要充分估計到出款人此地現有財產所值，特別是動產，按照他的能力開數目，留有交涉餘地。如果數目太大，把出款人嚇翻，或他此地所有動產還不過如此數目，他則索性不理，只要有壹個不繳，就會形成困難，即使再減也失去了威信； 第四步 軟硬兼施加緊催款：條子既貼，絕對不要聽任土豪延抗不交，或只派代表交涉，企圖延期不繳，必須有計劃有步驟的派人分頭加緊催款。催的手段貴乎厲辣，在必要時，沒收壹家的財物，燒壹家的房子，或殺壹個土豪； 第五步 “做好做歹，雷厲風行”； 第六步：優待土豪代表； 第七步 挖地窖：封建地主是守財奴，有了錢，放債怕對方沒有能力還，營商怕虧本，故無論城鄉土豪都喜歡埋窖，只要有好的技術熱心挖窖，對於籌款當有絕大幫助。窖常埋伏在人不注意處的廁所、糞缸下、豬池下、隔樓板、瓦罐里、煙囪中，總之凡可以埋藏處都會埋藏，而這些地方都須詳詳細細地尋找，要檢審首先要有精密的調查，特別要找土豪守家的說話，找普通人暗中觀察他的行動；在那裡睡覺，在那裡吃飯，常到那裡去，他的眼睛注意到那裡，特別當妳或別人進去東找西看的時候，他的注意力在那裡。如果妳有了相當把握時，便壹面繼續宣傳偵察，壹面便可以正式挖地找窖。這時可以酌情拘押守家者，恐嚇，或不拘捕，暗中監視之，看他著急不著急，看他會守在那裡不動。但主要靠自己用各種方法，如潑水於埋款地上，看水透快慢，快的土松的就有貨，挖土看色氣，看鬆緊，新色土松的有，用心量房內外的寬窄，牆壁的厚薄，是否有夾牆，量了樓下要量樓上，有的在樓板以下起隔牆，看了屋檐要開天花板，拆出看是壹層還是兩層，總之不妨翻天覆地大找壹場。萬壹沒找到也不要放棄，還必須按屋大小，派便衣偵探潛伏周圍，看白日裡有甚麼人進去，都在那裡看了某處有好久時間？神色如何？看了出來之後又怎樣了，這時絕勿露形，只報告負責人，到晚上再派偵探，看他準備何時動手挖窖。因為他已挖動了，必定要趁夜裡取的，妳便在他挖掘時暗中派人監視，只把人圍好（防他的外面偵探知道）捉人，再強迫他完全挖出就是了。而且這種取挖人必是土豪親信走狗甚至是兒子或本人，絕對勿輕易放掉，必要時趁夜迅速找到那些藏起來的肥土豪； 第八步 拍賣； 第九步最後壹著：有時各家所罰捐款都繳齊了，而我們還嫌不夠，土豪商人還出得起，而時間還來得及，便要來個最後壹著，加捐，或加以“重利剝削，高抬時價”的罪名，或以曾控告過革命份子、摧殘過工農運動等之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強迫，在必要時，雖以前已罰或捐過款，也可以再殺壹個。要殺的必須更加重罰款，但這不是簡單的為著籌款來個最後壹著，還有政治上的重大意義。 紅四軍軍委書記陳毅在給上海中央的報告中寫道：“紅軍每月至少要需要五萬元左右，這筆款項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籌款的秘訣有以下幾種：1、城市籌款。紅軍……召集商人代表……提出最低額款項，限三日交齊。此款項由商人代表自行攤派，但須依照累進的辦法……每每紅軍寫信到鄰縣去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來。2、對豪紳的勒款。若捉住了豪紳家裡的人固然可以定價贖取，這個辦法比較難，因為紅軍聲勢浩大，土劣每每聞風而逃。此時只有貼條子壹個辦法，就是估量豪紳的房屋的價額，貼壹張罰款的條子，如可值壹萬元則貼壹百元，余類推，限兩日內交款，不交則立予焚毀，每到期不交，則焚壹棟屋以示威。這個方法很有效力，紅軍的經濟大批靠這個方法來解決。3、挖窖。豪紳許多現款藏在地下，紅軍壹到他房內便要搜查槍彈或現款，牆壁內、室內之低洼處，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試探壹下。有時用壹盆水傾在房內，某處的水先浸沒，則可查知該處土質松疏，從那裡挖下去，每每得到現款或金銀首飾。紅軍前後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兩，挖得之現款常常可得著數百元、數千元或至萬元不等。4、獎勵來報告土豪窩藏處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按所得的金額的百分比例獎勵他們。他們很踴躍來幫助紅軍。” [12] 中共湘贛省委的文件記載紅軍搶劫辦法說：“軍費很困難……我們對這壹問題是決定以下的辦法：1、責令蘇區土豪寫家信，利用游擊隊或土豪代表送信到他白區的家裡，限期送款來。對於某些反抗繳款的土豪立即殺壹二個威嚇其他土豪，並可將他的頭與罪狀送到白區去…… 3、組織短槍隊及精幹的游擊隊深入白區打土豪殺反動首領，發動群眾鬥爭和收土豪的款子（罰土豪的款子應按照他的經濟狀況，數目不要提得過高，務必使他很快地送現款來）……4、查田中查出的豪紳地主，除沒收其財物外，須嚴加審訊，追出他埋藏的，並向富農罰款，尤其是最近查出的竊取土地革命利益的富農，除沒收好田外應罰他壹筆錢。”[13] 中央蘇區勒索籌款的案例之壹是紅軍活捉了國軍師長張輝瓚後向國軍漫天要價，勒索贖金。贖金談成，紅軍派代表去拿錢，但手下人擅自殺了張，並割下張的頭顱裝盒放木排順贛江漂下，使“籌款”泡湯。鄂西蘇區紅軍常見作法是“綁活票”，即到縣城裡將有名的富戶每家綁壹人，不“撕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他家人壹壇壹壇不斷地送銀元去供養紅軍，直到無油水可榨，才把奄奄壹息的人質放回。當中難免有人質因驚嚇或折磨致死，家人壹次次送錢後結果還是撕票。[14] 蘇區的有錢人本來不多，紅軍軍費的需求無限。十幾萬大軍靠搶劫生存不可持續。當紅軍將農民藏匿的積蓄勒索殆盡，“打土豪”打到農民的生產資料，當期收成和種子農具時，蘇區的油水已被榨乾，“打土豪”的收入急劇下降。於是，紅軍到蘇區周邊的“白區”（國民黨占領地區）去“打土豪”，占領壹個地方，殺地主富豪，掠奪財物以充軍餉。很快，新“紅區”的土豪也被打光，紅軍只得將搶劫範圍不斷擴大。 紅軍到周邊地區搶劫的另壹方式是“打穀草”，又稱“打草谷”。“打穀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入漢境搶劫的術語。中共打草谷的作法是動員紅區的農民跟隨紅軍到“敵占區”去搶割成熟的莊稼挑回蘇區來，紅軍拿大頭，百姓拿小頭。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記錄說：“打草谷成了蘇區革命群眾最盼望的盛大節日”。他的這壹說法顯然源於列寧“革命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節日”之言。紅軍的“打草谷”不光使華南經濟衰敗，還造成華南百姓道德淪喪。逐漸地，打過穀草的蘇區農民不再願意辛苦勞作，只盼著跟隨紅軍外出搶劫糧食。紅軍和參加打穀草的蘇區農民都知道，打草谷是無所謂階級的，只是從別的佃農口中奪食。大家很清楚被搶了壹年收成的佃農將會多麼悲慘，但在紅色薰陶中慢慢習慣了搶劫為生，是為暴力革命戕害善良的壹個證明。紅軍到蘇區周邊“打土豪”、“打穀草”的結果是使蘇區周圍形成壹條數十里寬的無人區。紅軍只有不斷擴大蘇區，或長途奔襲更遠的城鎮搶掠才能維持生存。隨著紅軍搶劫範圍擴大，周邊的商人、百姓聞風而逃，整個華南陷入災難，無怪當時報刊和各界人士均稱紅軍為赤匪。 被搶劫之外，蘇區農民還遭受著蘇維埃政府苛捐雜稅、不斷征糧、攤派的壓榨盤剝。蘇維埃政府徵收名目繁多的土地稅、集資款、經濟公債和各種捐獻，攤派款，其中土地累進稅免稅額低至全家總剩餘糧食100斤，[15] 實際是向農民的口糧部分徵稅。以赤貧者為對象的蘇區稅收無論如何也搜刮不到多少錢。毛澤東承認：“都是山地，農民太苦，不好收稅”。[16] 收不到多少捐稅，蘇維埃只好對赤貧農民採取另外搜刮辦法——強派徭役。蘇區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紅軍，或征去做勞工，鄉村里青壯男子所剩無幾，傳統上不下田的小腳婦女成了田間耕種的主力。蘇維埃向婦女們攤派眾多無償勞務，諸如照顧傷員、洗衣補衣、製作軍鞋等等。 在工商業方面，由於紅軍搶劫形成的蘇區周邊無人區，蘇區與外界的貿易斷絕，區內物資奇缺，信賴流通的工商業難以生存。蘇維埃沒收小工廠主的政策使蘇區內本來就少得可憐又難以生存的工商業絕跡。毛澤東在調查後寫道：“紅色區域的許多手工業生產是衰落了，煙紙等項是其最著者”，[17] “工人，木匠失業百分之三十，裁縫大部失業，泥匠失業百分之三十……私人商店除壹家江西人開的藥店，全區絕跡”。[18] 工商業絕跡使蘇維埃政府稅收枯竭，更加依賴搶劫生存。蘇區龍巖的工商業衰敗是蘇維埃國摧殘工商業的壹個寫照。毛澤東有詩云：“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 收拾金甌壹片，分田分地真忙。”實際情況可不是“金甌壹片”。龍巖成為蘇區後，原有充滿活力的私營造船、農具、織襪、鑄鍋、雨傘、油布、煙絲、染布、陶器、製糖、榨油、錫紙、硝鹽、樟腦、竹器、木器、磚瓦、縫衣、竹簍、造紙等工廠作坊被蘇維埃沒收充公改成了紅軍的布廠、紅軍斗笠廠、汀州彈棉廠、四都兵工廠、濯田煉鐵廠、熔銀廠、造船廠、熬鹽廠、磚瓦廠和造紙廠，或改為公營的生產合作社，在幾年赤化中大批倒閉。 蘇區的財政另壹來源是金融剝奪。為開闢財源，蘇維埃國大力印鈔發債。1930年10月，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在給中央的信中說：由於經濟封鎖，已無土豪可打，同時耗費甚巨，均感困難，惟東古銀行票幣甚行暢銷，幾乎每天能印幾萬，都能銷出。於是，中共總前委發出“立即動手出票子”的號召，命下屬各蘇區大量印刷蘇維埃紙幣。蘇維埃國成立後，蘇維埃政府繼續大印鈔票， 先後發行三次公債，其中兩次為1932年發行的戰爭公債，吸收了大量民間銀元。不久，中共離開蘇區西逃，蘇區民眾手中的蘇維埃鈔票和公債都成了廢紙。1933年，蘇維埃政府發行經濟公債300萬元。由於地主、富農財產已被搶光，大批農民被脅迫參加紅軍，農民根本沒有錢買經濟公債。毛澤東在調查中披露，60%的兒童都買了公債，五角，壹元、二元、三元不等。[19] 攤派攤到兒童頭上說明，蘇區民眾的錢財已被榨乾。 隨著紅軍擴充，打土豪收入減少和農村經濟衰敗，蘇區的糧食產量越來越少，而苛捐雜稅、征糧攤派越來越多，農民生活狀況急劇惡化，紛紛逃亡到國統區討飯，原本糧食富足的華南蘇區陷入饑荒，蘇區農民們很快全體赤貧。至此，華南蘇區複製了蘇聯革命導致饑荒的過程。共產革命必然帶來饑荒，這被多數共產國家所印證。蘇維埃國財政的主要來源，打土豪、剝奪土地，苛捐雜稅，攤派公債，攤派徭役，金融剝奪等等說到底都是壹回事——搶劫。打土豪是搶劫，剝奪土地也是搶劫，苛捐雜稅，攤派公債，攤派徭役等等無壹不是搶劫。搶劫是土地革命、農民運動、共產革命、蘇區的核心內容和根本性質。 查田運動 根據共產國際的決議，中共在各蘇區內開展暴力剝奪地主、富農的土地革命。這種暴力、無償地剝奪私人財產的土地革命摧毀經濟基礎，摧毀稅收的源頭，雖能貼補蘇區財政於壹時，但不可持續。隨著打土豪的收入迅速下降，稅源枯竭，各蘇區很快都陷入了財政危機，迫使中共必須挖掘新的財源以解決蘇區財政問題。應對財政危機，蘇維埃政府的辦法是繼續在區開展土地革命，以剝奪私人財產補貼財政。在中央蘇區，毛澤東想出了進壹步搜刮百姓財產的辦法，起草了《關於查田運動的訓令》和《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等文件，在其中聲稱“要通過查田運動粉碎國民黨的圍剿，抓出藏在蘇區的內部敵人”。毛澤東查田主意的要點如下： 壹、降低標準再劃出地主、富農：在地主已被剝奪乾淨後，先向富農開刀，剝奪富農財產，再向中農開刀，將幾年前土地革命中的百畝地主標準降到十畝或更少，以“查階級”藉口將無數已經很窮的中農“查”成 “隱瞞田產的地主、富農”，然後沒收他們的財產，迫交“罰款”或“捐款”， 罰作苦役。[24] 在毛澤東試點的勝利縣（今於都），幾年前土地革命中已經剝奪了地主810家，富農766家。查田運動中，蘇維埃降低標準又“查”出地主、富農536家。土地革命中分得土地的農民又被收回了土地，甚至被“查”成了富農剝奪私產。[25] 二、株連：例如在長岡鄉，“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與工農結婚的六人，從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擔六斗”，[26] 顯示查田運動中的株連比歷史上的連坐更加厲害。 三、分財產：蘇維埃召集農民大會，以現場舉手通過的方式，被查人的財產，將其中壹小部分分給紅軍家屬，將大部分沒收充作紅軍軍費，鼓動農民當場瓜分被查人的其餘財產，將其雞鴨豬等煮了在大會上分食。 四、人身消滅。如同幾年前的湖南農民運動壹樣，“查田運動”也是暴力掠財運動。運動中，經貧農團大會多數人舉手通過，被查人或以暗藏敵對分子罪名處死。 1933年2月，中共蘇區中央局批准了毛澤東起草的文件，下達了《關於查田運動的決議》，要求將毛澤東在瑞金縣雲集區葉坪鄉試點的查田運動推廣各蘇區。中共在打土豪分田地時保證說，農民對分得的土地有買賣、租佃之權，不會再行分配。但隨著查田運動展開，蘇維埃政府將“有錢人”、地主的標準不斷降低，再查出壹批地主，壹些原本分得土地的農民成了地主，田地再被剝奪。這種反覆實施分田地作法被內部人稱為翻餅。有的地方壹年翻餅兩、三次，種田收成達到溫飽線者都不可避免地被劃成地主。農民認識到分得的田並不是自己的，隨時將被剝奪，喪失種糧積極性，糧食產量大幅降低。翻餅的結果是蘇區農業衰敗，饑荒蔓延。針對中央蘇區的翻餅式查田，王明提出批評說：“有壹種現象阻礙蘇區農業生產的振興，這就是再三不斷地重新分配土地”。[27] 王明作為共產國際的傳令兵當然不可能指出查田運動真正性質。查田運動實際是壹場打乾淨“土豪”後再以貧苦農民為目標的新壹輪“打土豪”運動。由於真正有錢人早已在“打土豪”中被打光，蘇維埃從貧苦農民中查出再多的“地主”也榨不出多少錢財，中共中央通過推廣查田運動解決財政危機的目標未能實現。 擴紅運動 為應付國民黨圍剿，中共蘇區不斷徵兵擴充紅軍。蘇維埃《憲法大綱》規定的自願徵兵制並不可當真。在蘇區，沒有人自願當兵，擴紅須依靠強制攤派兵額。蘇維埃政權通過共青團，赤衛軍，少先隊，貧農團，工會，女工農婦代表會等眾多團體控制到每壹個人，蘇區民眾在蘇維埃的擴紅運動中無處逃遁。 1932年12月，中央蘇區發動了新壹輪的突擊擴紅運動，要求在年底前擴紅25000人，派出突擊隊到各省各縣去抓壯丁，抓到後集中押送到紅軍各部。中共中央擴紅運動文件中有“保障路上不逃亡”， “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機關工作，如伙夫、事務員、交通員等等”條文，不僅說明擴紅強抓強迫，還說明不僅是壯丁，連少年、老弱也抓。毛澤東要求將“查田”、“抓反革命”和“擴紅”三運動結合起來，給各村定出指標限期完成。老紅軍劉英披露當時蘇區抓壯丁的情況說：“第二次擴紅，毛澤東直接領導我。他給我的批語是誰反對擴紅就殺誰。後來又來電話，要三天找出反革命。於是縣保衛局就抓來壹批人，硬說人家是改組派。在這種高壓下擴紅，創造紅軍壹百萬，誰敢不當紅軍呀？……當時蘇區的規矩是，誰家有紅軍，誰家的土地就由村民代耕，到最後抽壯丁抽到興國全縣無壹壯丁可抽，田只能讓童與姑們去代耕。”[28] 強迫抓來的兵壹有機會當然逃跑。江西蘇區政府的通令透露：“江西全省動員到前方配合紅軍作戰的赤衛軍模範營、模範少隊在幾天內開小差已達全數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過四分之壹，所逃跑的不僅是隊員，主要的領導幹部也同樣逃跑，如勝利縣、博生縣（今寧都）送去壹團十二個連逃跑了十壹個團、營、連長，永豐的營長政委也跑了，興國的連長跑了幾個，特別是那些司務長拐帶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29] “擴紅”運動中，不僅抓到的壯丁逃跑，蘇區百姓也大量逃亡。1934年“（於都）大部分模範赤少隊逃跑上山，羅凹區十分之八隊員逃跑上山，羅江區有300餘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區亦發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壹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親朋家中”、“新陂區密坑鄉精壯男子完全跑光了。”[30] 老紅軍李壹氓回憶道：“四十歲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陸續地跑出蘇區，到國民黨區投靠親友。有時搞到壹點什麼東西，也偷著回來壹兩次接濟家裡。他們在家裡實在是難以活下去。……這種逃跑現象各縣都有，特別是那些偏僻的山區裡面，跑起來人不知鬼不覺。”[31] 沒能逃亡的民眾紛紛以裝病、自殘逃避兵役，甚至自殺抗爭。[32] 有的農民被逼得自殘甚至投河自盡，有的青年女子怕當軍屬主動嫁老頭子。曾經在興國負責擴紅的劉守仁回憶道：“擴紅到最後是強制報名參軍；人們躲起來或乾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殺，有的人被擴進了紅軍，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槍斃，也仍有人開小差。”[33] 經過不斷擴紅，蘇區農村的青壯男子差不多都當了兵，務農的重擔落在老、幼、婦女身上，[34] “上杭縣才溪鄉，共有二千餘人口，在壹次壹次的擴軍突擊後，鄉里只剩下壯丁七人。”[35] 中共建國後宣傳國民黨“抓壯丁”黑暗，而上述事實告訴人們，真正黑暗的是蘇區的擴紅運動。 共產黨到來之前，各邊區都有土匪山寨。但土匪的擴張適可而止，邊區社會青壯男人務農者多，土匪少，經濟生活可以持續。然而在蘇維埃政權之下，青壯界人全都吃糧當兵，蘇維埃社會幾乎無人從事生產，只能靠到周邊白區去搶劫維持。在土地革命、打土豪、查田、抓反革命與擴紅等運動的多重摧殘下，蘇區經濟崩潰，區內土豪被打光，稍有財產者被“查”光，跑光，民眾全體赤貧，即使沒有國民黨軍圍剿，蘇維埃與紅軍也只能像游牧民族逐水草遷移壹樣，必須向有“土豪”可打的新區遷移了。 解放區土改 千百年來，中國鄉村保留著血緣社會的自治形態，不存在嚴重的階級對立，農民有土地，有遷徙、經商的自由，沒有革命的要求。清末以來中國農民越來越苦。鄉村自治領袖彭禹廷說：“十多年來受軍隊禍害，我們全縣六萬多家，沒有壹家不苦，不過有大苦小苦之分罷了。”他所言的河南鎮平縣情況代表了當時中國農村的狀況。1920年代，蘇俄將暴力土地革命引入了中國，其土地革命理論顛覆傳統的倫常、道德體系，把農民貧苦、不幸歸咎於地主的剝削，教唆農民欠債不還、剝奪富有者的財產甚至生命。其實，清末以來中國農民越來越苦的原因不是因為地主剝削，而主要因為革命，先是日本輸入種族革命，造成軍隊數量翻番和長期戰亂，然後是蘇俄輸入共產革命，造成軍隊數量再翻番，帶給中國更大規模的戰禍。革命戰亂之外，中國農民之苦來自自然災害和人多地少的現實。南京國民政府1934～1935年的全國土地調查結果顯示，農村小地主多，大地主少，全國80%以上的土地由小地主（即自耕農戶）擁有；千畝以上的大地主擁有的土地不到總耕地的2%，河北、河南、山東三省自耕農的比例超過七成，農村僱工經營者多，出租和放債者少；短期租佃者多，長期固定租佃者少；租額因經營變動者多，固定不變者少，多數地主給僱工的報酬合理，合乎當時的經濟情況，農民和地主和諧相處；農村土地不是高度集中在地主手中，在貧困地區，農村地主很少或根本沒有地主；全國農村人年均收入85元，地主人年均收入是這個平均值的3.6倍，是僱農的4.2倍，[1] 地主與農民收入差別不大。 禍害農民的軍隊中，以紅軍為最甚。中共主要依靠“打土豪”養兵，給農民帶來最慘的劫掠，幾年就將蘇區及周邊搞到民窮財盡。紅軍之所以長征，政府軍圍剿之外的重要原因是蘇區已經被榨幹了油水，紅軍必須去另闢根據地。西安事變後，中共宣布服從國民政府，承諾停止暴力土地革命，跟隨國民政府實行減租減息和累進稅制。抗戰期間，停止“打土豪”的中共收入減少，蘇聯提供的資助和國民政府提供的軍餉又有限，必須另闢財源。毛澤東為中共制定了避戰保存實力，專注擴張地盤和軍隊的抗戰時期總方針。其中，擴張地盤是為了擴大收租、收稅區域以供養不斷增加的軍隊。然而，地盤翻番的擴張速度趕不上軍隊數十倍擴張的速度，蘇聯又暫停資助，毛澤東採取了兩項辦法應對財政危機：壹是製售鴉片，二重拾暴力土地革命的套路，剝奪地主斂財。在剝奪地主方面，中共各根據地拋棄停止暴力土地革命的承諾，開始新壹輪的剝奪地主。例如，1942年在山東莒南等地農村以“雙減”、“查減”等名義，召開數千人乃至萬人的鬥爭地主大會，剝奪了數千地主。[2] 這時的鬥爭地主只是掩蓋暴力奪財的說法。因為，長期“減租減息”已使地主變成了貧苦農民，超過平均水平的財產基本被剝奪乾淨，在中共華北控制區內基本沒有了富豪的地主。當時“關中無地主”、“華北無地主”的說法正是農村人多地少，土地平均化，農民全體都窮情況的真實寫照。 在抗戰勝利前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在報告中稱中共將繼續實行減租減息政策。據此，陝甘寧邊區政府計劃試辦土地公債，稱以公債籌款徵購地主多餘的土地分給無地農民。這壹辦法既不合經濟常理，也不合革命黨的規矩。革命黨不事生產，生存只能靠搜刮民眾，所謂公債籌款到頭來只能另類無償搜刮。1946年５月４日，中共中央發布了劉少奇主持制定的《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五四指示》），其中要求地主退租、退息，將多年所收地租退給農民，退不出就以地抵租，將地契交給僱農，稱以此辦法實現“耕者有其田”。劉少奇主持制定的指示還沒實施，東北開戰，中共急需開闢財源應付暴增的軍費及償還蘇聯的軍火債。出院重新主持中央的毛澤東推翻了劉少奇剛剛宣布的“繼續實行減租減息”政策，指責贖買，和平土改政策為右傾機會主義，指責《五四指示》中“壹般不動富農土地、決不侵犯中農利益”的規定不適應戰爭的需要，要求重拾“打土豪”的辦法，實行“急風暴雨”的暴力土改。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暴力土改在東北解放區率先展開。曾是東北民主聯軍戰士的管惟炎教授回憶東北暴力土改之血腥寫道：中共軍隊進入村莊，只要看到房子比較好就認定是地主富農，要求主人繳出浮財，屠殺不從者。以東北的寬甸為例：當地有兩萬人，計有兩千人被殺，如此暴力屠殺的所謂土改在東北全面實施。[3] 在華北，地主富農家埋藏的金銀成為運動掠奪的主要目標。“所有大戶的祖墳都被掘開，多數地主逃亡或被殺，地主家屬被抓來拷打審問。”[4] 為逼地主富農交出財寶，土改主持者召開鬥爭大會、遊街示眾，侮辱毆打，用刑折磨。酷刑包括：吊打，壓槓，夾手指，灌辣椒水，指尖插鋼針，燒紅的烙鐵烙，毒打地主讓家屬目睹，毒打家屬讓地主目睹，有的地方還鼓動地痞流氓“積極分子”扒光婦女衣服，肆意侮辱，遊街示眾，甚至輪姦地主妻女，以逼迫交出埋藏的錢財。鬥地主場面通常伴隨撕心裂肺的慘叫聲。無數農民被指為地主、富農迫害致死，或不堪凌辱自殺。“壹位鄉長被捆在樹上，用樹皮刮出骨頭，慘死在路邊。”[5] 中共政治局委員康生與晉綏分局書記、軍區政委李井泉合作推出的山西興縣木欄杆村土改先進典型是中共華北血腥土改的壹個縮影。木欄杆村沒有地主，村中壹千多畝地屬於鄰村牛姓地主，五十多戶村民中除幾戶自耕中農外都是牛姓地主的佃戶。李井泉聽到木欄杆村無地主的匯報後說：全村沒有壹戶地主，這能說得通嗎？劃成分不能光看土地占有情況，還要看政治表現，看鋪的攤子大小，看祖輩上幹過什麼事情，是否曾經有過剝削行為。於是，土改工作隊制定了“查三代”劃成分的辦法，通過查看農民的祖墳劃成分，將十幾戶祖墳有圍牆、石碑的窮苦農戶劃為了地主、富農。在挖浮財行動中，工作隊挖出了張拖喜、張拖長兄弟多年積攢的200大洋，作為浮財剝奪。兩兄弟找工作隊投訴。工作隊認為，既然村里搞出了十幾地主、富農，就應當有惡霸地主，於是將張氏兄弟定為了“惡霸地主”。木欄杆村的村民了解張氏兄弟的為人，壹起為他們求情。工作隊宣布對惡霸不殺不能平民憤，處決了張氏兄弟。康生、李井泉得知試點村出搞出了惡霸，表揚了工作隊，要求推廣先進經驗。[6] 在冀魯豫解放區，土改運動主持人要求對地主實行“掃地出門淨光、浮財追光、果實分光”的“三光”政策，及對地主實行出門報告，身帶白條，否則格殺勿論的政策，要求地主逃跑要殺保人償命，以致地主家家準備棺材。更駭人聽聞的是，有地方把地主家的孩子摔死。[7] 在晉綏解放區，由牛友蘭等著名紳士在土改中遭遇可見中共土改運動之慘烈。牛友蘭早年於北京大學求學，後返鄉辦學並成為興縣地區首富。抗戰中，他的五座宅院和壹所花園被八路軍120師來占用為軍區司令部和邊區行政公署（如今的晉綏革命紀念館）。在中共的“四大動員”（擴兵、獻糧、獻金、做軍鞋）活動中，他還捐出2.3萬元大洋作為興縣農民銀行的基金，捐出大批棉花布匹解決了八路軍壹個團的冬裝。他捐出“8000銀圓和125石糧食。”[8] 在土改運動中，工作隊逼迫他再交出“底財”，將他在晉西北行政公署作副主任的兒子牛蔭冠拉來陪斗，逼其子鐵絲牽父遊街。被鬥爭、遊街後，牛友蘭絕食自殺。此外，著名紳士王作相被打死後開膛破肚，拋屍河中，著名紳士劉少白、孫良臣在鬥爭大會上被活活打死。毛澤東的《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壹文中提到兩位開明紳士，壹個是陝甘寧邊區的李鼎銘，另壹個就是晉綏邊區的劉少白。牛友蘭、劉少白、孫良臣都是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成員，這些曾經支持中共邊區政府鄉紳領袖都如此慘死，其他地主在土改運動中的命運只有更慘。1946年夏，中共永年縣的土改運動中召開了鬥爭漢奸宋品忍大會，將宋活剮幾千刀，最後將剩下的幾根骨頭餵了狗。[9] 鐵絲牽父遊街的牛蔭冠回憶晉綏土改的情景時說：“我記得我們晉綏黨校搬家時，從興縣搬到寧武縣，沿途發現被打死的不少，其中有壹個區長被綁在樹上，用樹皮刮他的肉，滿身流血，刮到骨頭，最後刮死。”[10] 1946年夏，劉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召開了交流土改經驗的“全國土地會議”。會上，晉察冀解放區介紹了把地主全家老小趕出家門去流浪、討飯的“掃地出門”經驗；晉綏解放區介紹了“查三代”“查”出惡霸地主的經驗，以及根據木欄杆村等地“土改試點”總結出的土改經驗。晉綏解放區土改經驗要點包括：派土改工作組（工作隊、工作團）秘密進村：繞開根據地原有的中共基層組織；“紮根串聯”：找那些衣衫、房子最破爛者為依靠對象（中共後來在建國後的土改運動、四清運動中沿襲了這壹套路）；“發動群眾”：啟發動員貧苦者的“階級覺悟”，激發農民仇富情緒，向他們灌輸“階級仇恨”觀念，動員他們訴苦；組織鬥爭：組織農民批鬥、毆打和迫害地主及家屬；剝奪地主財產。被毛澤東批“右傾”後，劉少奇轉而積極推動暴力土改以贏回毛的信任，在會上指示將上述土改經驗在各解放區推廣，主持頒布了中共中央《全國土地法大綱》（共16條）。 傳統鄉村中，勤勞，務正業者均有作佃戶和自耕農的機會。不務正業、好吃懶做的地痞、無賴、二流子最為貧窮，最具仇富心態。會議要求以這些最貧窮，衣衫襤褸者為“基本群眾”，依靠他們在農村中“串聯”，擴大“基本群眾”隊伍，安排這些人帶頭鬥爭地主，帶頭喊口號，給地主戴高帽、掛牌子，動手毆打地主，甚至穿上鼻子拉著遊街，稱這樣的局面為“群眾發動起來了”。“全國土地會議”的另壹決定是在全國解放區推廣將地主全家“淨身掃地出門”的經驗，要求每村必須按照下達的指標“劃出”地主。按照毛澤東、劉少奇的殘暴土改指標，各解放區在大會後“劃出”地主的比例高達近30%，其中晉綏解放區劃出地、富的人口比例更達到了40％。[11] 根據謝覺哉日記記載，200多戶的木庵康寧村在土改中被“劃出”了90多戶地主、富農；118戶的李家口村在土改中最初劃出8戶地主，2戶富農，後在上級的要求之“劃出”地主、富農多達53戶；泉台三井鎮壹康姓中農被“劃”成了富農，父子6人2人被殺，3人自殺，家產被全部沒收，唯壹剩下的八路軍兒子得訊回鄉後憤而自殺。劉少奇主持推出的《土地法大綱》是中國農村的另壹大災難。這壹大綱的主要內容為：按人頭平均分配土地、廢除土改以前的農民債務、土改的執行機關是農會和貧農團、組織人民法庭等等。大綱字面上沒有明說殺地主，但“以農會和貧農團為執行機關”，“組織人民法庭”等規定的實際意思是賦予貧農團和農民大會殺人權，是按照蘇俄在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唆的殺人奪財作法，鼓動農民殺人。由於農民大會在多數村莊不可能經常召開，貧農團成了農村中是最高權力機關。如同1920年代農民運動中“壹切權力歸農會”，農會隨意殺人情況壹樣，各根據地的土改工作隊鼓動農民殺害地主，讓農民手上或多或少沾上地主的血，交上“投名狀”，斷了他們的退路。 土地會議和土地法大綱給華北農村帶來了屠殺狂潮，中共在解放區土改運動中酷刑折磨、殺害了數以萬計的地主。在山西黎城，工作隊已宣布土改結束。然而當劉少奇在“全國土地會議”上的“地主殺我們壹個人，我們殺他二十個人”講話傳達到黎城後，工作隊趕緊執行指示，在壹個晚上就將關押中百餘地主全部殺害。親歷土改運動的農民回憶說：打死人很多，幾乎每村都有。有攀比風氣，人家村打死地主，咱村沒有，不代表咱落後了嗎？地主富農有的是被斗完後槍斃的，有的是被亂棍打死的，濱海區被殺者有壹萬多人”。[12] “批准殺人的權力在區壹級，二十來歲的區長或區委書記掌握著全區十多萬人的生殺大權。深夜，年輕的區委書記（或區長）坐在煤油燈下，根據各鄉上報的材料，勾畫明日的殺人名單。冀晉區阜平縣許多村莊將地主掃地出門，半月左右時間打死300餘人。冀東區殺死7600人，薊縣馬伸橋在打土豪鬥爭大會上半小時內打死48人，樂亭縣處決、自殺100多人。”[13] “壹些地方允許貧農團成立‘人民法庭’，冀東某村甚至讓村民投黃豆來決定誰該被劃為地主處死。有個農民因其祖父雇過壹個長工而被鬥爭，小學生們被動員起來用錐子、剪子、小刀、鐵釘在他身上戳眼、掏洞、割肉，直至他斷氣。”[14] 土改中殺人的方法有：亂棍打死、開膛破肚、“砸核桃”（石頭砸死）、“凍豆腐”（把人脫光淋上水在雪地里凍死）、活埋、吊死、“掌天燈”（燒死）、“磚頭會”（砸死）、“坐飛機”（摔死）、“倒拖蔥”（拖死）、“過篩子”（鐵篩子篩死）、“刮樹”（活活刮死）等等。在膠東、晉綏、河北等地，殺地主、富農的手段有剝皮、砍頭、活埋、石頭砸死、火燒、拖在馬後、樹上吊等等。壹種辦法叫坐針櫃。把放衣服存糧食的躺櫃拿來，中間去掉隔板，在裡面撒上棗樹針，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進躺櫃裡，蓋上蓋，然後來回搖櫃，搖到受害人肉腫皮爛；還有壹種辦法叫扔四方墩。將被鬥地主從長城烽火台上推下，不死拉上來再推，再推還不死，那就大石頭砸，直到腦漿迸裂。韓姓教書先生之妻被土改積極分子認定是壞人，從四方墩上推下摔死。土改積極分子田某有意在推前鬆開她的腰帶，拉住她的褲角管，讓她赤裸下身而死。壹個叫周二的藥鋪掌柜，被人剝光上衣，頭朝後著地，身上坐人拉著壹路狂磨，磨到後腦勺塌陷，肋骨露出，腦漿、鮮血壹路。[15] 貧僱農口號是：“斬草除根，將地主、富農全家殺絕”，甚至包括地主家懷了孕的女人。[16] 在人口很少的山西興縣，千餘人被殺害，近千人自殺，六十三人被掃地出門後凍餓而死。[17] 在晉察冀，土改政策被表述為“百分之九十五群眾要求打人、殺人，領導機關不能制止”； “百分之九十以上人的意見就是政策，就是法院”；“壹升租子也是剝削”；“將地主掃地出門”；“從肉體上消滅地主階級”。“土地會議”後，阜平縣土改工作隊在半個月中殺了三百多人，平山縣三天打死了壹百多人，晉察冀區土改複查統計顯示有四千多人被殺害，受迫害者有幾十萬人之多。[18] 被殺害的地主之外，有更多被“掃地出門”的農戶在東北、華北的寒冬中凍餓而死。上述例證顯示解放區土改運動殺人規模之巨大。如此殘酷屠殺的土改引致還鄉團回來殘酷報復毫不奇怪。壹場所謂的土地改革，將千百年來和諧自在中國農村變成了仇恨和仇殺的世界。 雷震遠神父評論解放區土改說：“共產黨執行莫斯科滲透中國的計劃，開展階級鬥爭。……農民中實際沒有什麼顯明的階級存在。因此共產黨必須造出階級的分別，煽動階級鬥爭以攫取人民財產。共產黨劃定階級並沒有確定標準，壹個村莊上田地最多的便被列為地主。劃分階級的尺度伸縮性很大，這個村莊的地主在另壹村莊上可能是中農。財產之剝奪通過暴力流血的方式。達成此目的的重要方法共有四種：第壹是翻身會，把工人和僱農聯合起來，變成他們原來主人的主人；第二是復仇會，讓窮人向富人報仇；第三是清算會，以償還舊債的藉口搶掠富人，每壹個活著的人或他的祖先所曾做過的任何壞事都須累積利息償還。壹件莫須有的壞事自然永遠可以找到；第四，貧農會，即窮人和僱農的組織。這部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享有優先權，直屬於共產黨中央政府行政機構的指揮。”[19] 中共發動土改運動的預定目標之壹是依照“支部建在連上”控制軍隊的作法，在每個村莊建立黨支部，實行“支部建在村上”、“財政建在村上”，以土改中認定的地痞流氓積極分子為農村領導。中共冀察熱遼中央分局副書記，熱遼土改工作團團長黃火青在1948年10月的土改總結會上說：“自願捐糧、捐款全是假的。侵犯中農，打擊面大。有中農說：‘當兵（參加傅作義軍）背起槍來打農會。’有的準備在火線上用槍打死鬥爭過他而又壹同參軍的貧農，熱中更影響到鞏固部隊，部隊大批逃亡，開小差。二流子打算著吃鬥爭飯，不事生產，侵犯中農。殺人如麻！為什麼殺那麼多人呢？ 因為有追浮財和肉體消滅思想。北票縣委宣傳部長就是這個思想的典型。有的人同志說：‘地主、富農抓住就殺沒錯。’見好院就搬，見東西就搶，亂打亂殺，解放區百姓大逃亡，壹個村壹個村，全村人逃往國統區、傅軍占領區。好多村子人都跑完了，搞成無人區。有壹些流氓成分的村幹部，敢說敢幹，不怕地主，鬥爭開始時，作用很大。但破壞有餘，建設不足，對清算積極，對土地和生產卻毫無興趣。群眾開始發動時，什麼積極分子都可利用，來者不拒，流氓和投機分子很容易混上台，他們做的壞事，群眾不敢說。”冀熱遼中央分局宣傳部長趙毅敏在冀察熱遼黨代表會報告中說：“在冀察熱遼，土改中提拔的幹部很多二混子與煙民。他們確起了先鋒作用，但由於流氓本性，只有壹部分改邪歸正，另壹部分則墮落腐化，揮霍經濟果實，認為是共產發財機會到了。”黃火青、趙毅敏的內部報告證明，傅作義關於他得到人民群眾廣泛支持，人民爭先恐後加入傅軍不用動員之說是真實的。親歷解放區土改的王寧（周小舟夫人）在回憶錄中證實：“我親身看了那個土改，想起來很難受。鬥地主，其實不是什麼大地主，只是勞動力缺乏，請個工人，種種地，就叫地主了。斗的時候，搭個架子，把那些人吊起來。幹部有的是痞子幹部，真正的老實農民到那時惹不起那些痞子幹部。” [20] 土改運動消滅了千百年來作為農村領導者鄉紳階層，代之以地痞流氓。流氓無產者原處社會邊緣，懷有怨恨、報復心理，壹旦掌握決定他人命運的權力必然濫用。河北曲陽縣獨古莊貧農團是土改後流氓、無賴在鄉村當權的典型。由流氓、無賴組成的獨古莊貧農團為勒索糧食，毒打中農張洛坡家四口，“用棉花塞住嘴，然後吊打、用火燒、暈醒後再用燈燒耳朵”，致張殘廢。無賴本性懶惰，缺乏生產積極性，掌權後要求“吃淨鬧光”，在土改中寧要浮財而不要土地，不願辛勤耕作，聲稱“吃吧，咱村地主富農多著哩”。該村早已進行過平分和複查，村中已沒有地主、富農，但他們為撈取好處而“見肥就咬”，封門、沒收財物。在工作組進村前後，貧農團接連封了八戶的門，將被封戶當天逐出。[21] “在分房分地結束之後，土改積極分子分了地主的妻女。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蹤了。這些女人被農會幹部統統招來，作為財產再分配給村里討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沒被斗死，可他的老婆還是被農會幹部強行奪走，再分配給別的男人。不僅僅地富和鬥爭對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農也不例外。”[22] 地痞、流氓不僅出現於土改運動積極分子中，還出現在中共幹部中。在晉綏黨校的“搬石頭”會上，家庭成分是地主富農的幹部被要求掛著“王八蛋”牌子，坐指定的“王八蛋席”，[23] 如此整肅設計應是出於黨內高層中的痞子之手。 中共土改運動的預定目標之二是要求農民無償為中共的戰爭服務，即“支前”（支援前線）。土地改革並不是要解決農村的經濟問題，而是要獲得“取之不盡”的財政資源，將巨額軍費負擔由分散的鄉村負擔。美國記者傑克·貝登(Jack Belden)考察河北土改後寫道：“恐怖的手段越來越厲害，人口中相當壹部分被消滅。土改的結果讓農民人人都害怕，極度緊張，因此中共要農民參軍、出夫、出糧、出錢時，農民壹句怨言也不敢發，還得表現積極。”動員農民支前與動員參軍套路壹樣的強迫手段。在土改中工作隊和貧農團隨意殺人的恐怖中，農民不敢拒絕支前。晉冀魯豫區領導人潘復生的說：“農村中的黨建、徵兵、征糧等壹切工作都必須圍繞著土改這個中心任務來完成，不進行土改就無法開展其他工作。只有黨在學會了通過階級鬥爭這壹核心任務來發動群眾以後，才開始走向勝利”。彭真在《平分土地與整頓隊伍》壹文中說：“農民壹翻身，就會要求武裝保衛自己的勝利果實，我們應動員大批黨員和翻身農民參加解放軍，依靠他們提高我們軍隊的質量，使之成為更能打勝仗更能堅決支持土改的人民武裝。”就這樣，中共通過土改控制農村和農民，徵集了難以想象的物資和人力投入戰爭：在遼沉戰役中動員了1.4萬副擔架、4萬輛大車、10萬隨軍民工，30餘萬人的民兵武裝；在平津戰役中動員了30餘萬民工和40餘萬人的民兵武裝；淮海戰役，共動員民工543萬人，徵集擔架20萬副，大小車88萬輛，挑子30萬副，牲畜76萬頭，總共籌運糧食10萬斤。其中，山東解放區籌集了糧食10億斤、食油72萬斤、食鹽87萬斤和難以計數的蔬菜送到前線，膠東、渤海、魯中南三區婦女做了軍鞋762萬雙，軍襪22萬雙，軍衣736萬套，軍被178萬床。[24] 劉少奇1949年4月在“天津講話”中承認：解放戰爭時期政府財政這樣困難，負擔最重的是農民，他們又要出公糧，又要當兵，又要當伕子，支持前線，優抗代耕，出教育費等等。如同土地改革運動在中共語彙中意味屠殺搶劫壹樣，中共動員意味著逼迫，意味著不響應召喚就沒有活路。可以想象，這樣的土改運動、支前運動對農業造成的摧殘有多大。事實上，土改運動使大片農田荒蕪，許多地區顆粒無收，是1946至1948年大饑荒的主要原因。 中共土改運動的預定目標之三是動員農民參軍。參與鬥爭和殺害地主後，農民為避免地主組織還鄉團回來報復被迫參軍，跟著共產黨去打國民黨。中共的革命史稱：農民得到了土地，翻了身，踴躍參軍支前。事實並非如此。農民不願離開土地和家庭去打仗，想盡各種辦法逃避參軍。臨沭縣土改中動員參軍的情況具有代表性。那裡的參軍動員是逼迫和哄騙相結合。逼迫手段包括“綁、打、押、罰”，“妳不去就揭妳家的鍋，封妳家的門”；哄騙手段包括：“保證到部隊後就回來”，“參軍後妳家就不受窮了”，“灌酒，趁精神恍惚時問‘願意吧’”等等。有參軍者後來回憶說：“誰自願是婊子養的。動員參軍比國軍和鬼子厲害，躲都沒處躲，逼得群眾砍手、腳，上吊、投井、喝滷水、裝瘋癲。”[25] 中共的暴力土改運動持續整個國共戰爭期間。暴力土改必然激起農民的大規模反抗。在蘇聯，革命後剿滅白匪內戰長期持續，蘇共所謂的白匪其實主要是反抗暴力土地革命的農民武裝。在中國土改運動的情況大致相同。從解放區逃亡的地主在國民黨軍支持下組成武裝還鄉團回鄉報復，然後大批被中共軍隊鎮壓。中共稱這種鎮壓農民武裝反抗的行動為“剿匪”。暴力土改從東北解放區開始，推向全國各解放區，所謂“剿匪”也從東北開始，推向了全國，壹直持續了十多年。與蘇聯的情況壹樣，被消滅的數以百萬計的所謂“匪”中，絕大多數是反抗暴力土改的農民暴動隊伍。 中共的暴力土改運動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罪行，是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災難。它開啟了中國農村最黑暗的時代。這場地痞流氓剝奪、屠殺正經農民的運動徹底顛覆了傳統道德，封死了勤勞致富的道路，開啟中國人道德敗壞進程。國民黨主張保護鄉紳，反對殺人奪財的土地革命，這是它與蘇俄決裂，與中共開戰的動因之壹。土改運動後，中共的黨文藝推出了無數作品長期歌頌著這壹運動。其中最有名的兩篇代表性長篇小說是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和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中共相關段落編入了小學教材，長久地向學生灌輸階級仇恨。兩作品同獲“斯大林獎金”，是土改災難之蘇俄輸入性質的壹個證明。黨文藝的土改文藝作品欺騙世人說，土改中的殘暴是由於“惡霸地主”破壞活動所導致。事實上，土改運動的殘暴是因為毛澤東指責溫土改右傾，明確要求土改要激烈、要暴力，即中共所謂的暴風驟雨方式。小說《暴風驟雨》的故事梗概是，1946年到1947年，中共“土改工作隊”在蕭隊長率領下進駐東北元茂屯開展土改，通過發動群眾，肅清了以惡霸地主韓老六和杜善人為代表的反革命破壞勢力，取得了土地改革的勝利。其土改運動背景是，“東北松江省委負責人張秀山公開主張農民對地主的打擊越激烈就越人道，強調農民的鬥爭‘不要受任何條文限制和約束，放手本身就是政策’”。[26] 六十年後，導演蔣樾來到元寶村“暴風驟雨紀念館”拍攝，問壹個農民當年扛長工的如何悲慘，農民回答：“我給他扛活他給我錢啊”。劉福德老人坦言：“是那些品質不好的人把土改運動掀起來的。地主、富農比壹般人寬裕點兒，也得去勞動，吃的也都是壹般粗糧。暴風驟雨就是武裝土改，每個人都有槍，許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鎮東門外槍決。當時，元寶村和相鄰的鋼鐵村會兩家攆（比），妳斃壹個，我也斃壹個，兩村共700戶人，土改運動中在鎮東門外共槍決了73人。”當年的土改工作隊隊員高鳳桐老人回憶《暴風驟雨》中地主“韓老六”的原型說，他在這裡幹了六年，擔任保長是群眾選的。他家窮不嘍嗖的，整兩個錢，也維持不著啥生活，老婆在小學教音樂，給小學生做點校衣，和那個書上寫的不壹樣。”[27] 2006年，記者田磊採訪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原型溫泉屯。當年參加土改的老人說：“那時其實並沒有大地主惡霸。但是，每個村都要求鬥地主，就鬥了有300畝地的顧家三兄弟和地更少的李家三兄弟。他們都是破落地主，人不壞，經常資助四鄰，在災年舍粥給鄉親。分地後，村民們暗地裡會覺得對顧家和李家不公平，分到的地並沒有去種。畢竟，那是人家的東西。”[28] 土改運動 中共暴力土改 ?抗戰後期，中共為貼補迅速擴張的軍費拋棄停止土地革命的承諾，在控制區內恢復了殺人奪財的土地革命，不過不沿用蘇俄輸入的土地革命之名，而改稱土地改革。經過抗戰6102;期長期的減租減息，地主的收入日益微薄，超過平均水平的財產被剝奪乾淨，農村呈人多地少，土地占有平均化狀況。在推翻國民政府的戰爭中，中共為了償還蘇聯軍火債和應付軍費開支，在解放區全面開展暴力土改運動，沒有地主也要斗出地主，將劃定地主的標準壹再降低。中共解釋農民貧困的原因為土地分配不公和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壓榨。事實並非如此。民國以來，中國農民貧窮的首要原因是兵禍。革命帶來軍隊暴增，使農民遭受越來越多兵匪搜刮和戰亂禍害。例如，紅軍靠“打土豪”維持，打完了大土豪就打小土豪，最後將稍有錢財者壹律剝奪。各路軍隊的軍餉、政府的開支以各種名義最終均由地主承擔。費孝通在考察報告中指出：“以1948年吳縣斜塘的壹份資料為例，每畝田要負擔十三項地方費用，有壯丁費、公路費、電杆費、慰勞費、自衛自治費、鄉鎮經常費、冬防粥、衣、彈藥費、臨時軍草、保丁、保幹事、保隊附餉費、難民費、船捐等。這十三項加起來，每畝田負擔85斤白米。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400畝上下。有田二三百畝的地主生活還趕不上壹個有田幾十畝的自耕農。” 建國前夕，中國農民黨領袖董時進博士上書毛澤東，請求共產黨停止土改運動。他在意見書指出：共產黨關於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政要講話提出的不到鄉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占有70%至80%土地的結論依據不正確。民國時期土地委員會對16省175萬戶農戶中調查的結果顯示，36%的農戶擁有五畝以下耕地，24%農戶擁有五至十畝，13%農戶擁有十至15畝，壹千畝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這壹結論與本人在四川，江西農村的考察結果大致相同。在中國，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制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中國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餘。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基於雙方自願，土地擁有者中絕大多數是靠勤勞和善於經營起家的。地主不是壹個階級，“有恆產”的傳統令工農兵學商個階層的人購買土地出租，例如進城女傭和黃包車夫蓄錢置地，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戶租出土地，另外又向地主租土地耕作為生的情況普遍存在。自耕農刻苦勤奮，目標是成為富農或地主。擁有土地不是犯罪，多數土地擁有者極少數人用不法手段奪取土地才是犯罪。如果平分土地，會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平分土地後，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土改後，分到土地者的高漲情緒過了壹段時期就會低落，因為他們耕種所得，都要上繳國家，沒有發家致富成為富農地主的可能。再者，土地改革後，由於失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稅，將給國家稅收帶來困難。地主富農是農村的先進生產力，他們的財產和土地不可侵犯，他們應當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殘酷地鬥爭。應當用技術手段改進農業，例如推廣良種，興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複種指數，推廣美國式的農場，實現機械化、化學化，同時提倡節制生育、優生優育，發展其他產業，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1] 中共要通過土改運動控制農村、農民和糧食，獲取資源，當然不會接受董博士的建議。 1950年6月，中共在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將已在解放區開展了幾年的土改運動推向全國。同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宣布土改的目的和任務是“廢除地主階級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家具、多餘糧食及其農村中多餘的房屋……統壹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無地少地及缺乏其它生產資料的貧苦農民所有，也分給地主同樣的壹份，使地主能依靠自己的勞動維持生活。保護工商業；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僱人耕種的地，其它財產”。中共在《土地改革法》中宣稱土改的對象是共產黨到來前三年間占有數量較多的土地，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的鄉紳。人們按常識理解，既然是改革，應該是作價轉讓。在《土地改革法》頒布後的政協第壹屆大會二次全體會議上，有代表們針對中共解放區暴力土改提出，中共只須頒布壹紙法令就能夠達到均貧富，重新分配土地目的，可以不搞階級鬥爭。毛澤東拒絕了政協代表的呼籲，要求將在全國展開暴力剝奪地主的土改運動。 雖然《土地改革法》中沒有說擁有較多的土地是罪行，但在土改運動中，中共對地主不僅沒收土地，剝奪金銀、耕畜、家具、糧食及房屋，還要發動農民鬥爭、毆打和屠殺地主。在土改還算溫和的江蘇，鬥爭地主的大會已經極為殘酷血腥了。中共在崑山縣的土改運動中組織了1，352次鬥爭會，每會批鬥五、六個地主，該縣1，751戶在鄉地主平均每戶經過三、四次鬥爭會。[2] 土改鬥爭大會的會場基本是酷刑折磨場。現場對地主實施的刑罰包括：捆綁、逼跪、毆打、吊、坐老虎凳、蹲水缸、澆冷水、頭上壓石頭、剝光衣服、逼爬、逼學狗叫、逼吃屎、戳乳房、燒陰毛等等。[3] 在高淳縣固城區安新鄉的土改中，中農趙仲生母子被綁起來吊了壹夜。[4] 中共江陰縣委在總結中承認，土改鬥爭會上毆打，逼跪，剝衣服、澆冷水、吊打的情況普遍存在。[5] 與鎮反運動的情況壹樣，毛澤東要求土改不得溫和，而要“狂風暴雨”，要求殺地主。按照他的要求，土改批准殺地主的權力也被下放到了基層區壹級，土改工作小組討論決定殺人名單，區長或區委書記根據各鄉土改工作組上報材料批准殺人。當年雲南省鎮雄縣羅坎區土改工作組成員張家正回憶說：“土改工作組下到農村後首先是訪貧問苦，串聯、紮根子，找壹些最窮的人用來做依靠對像。我們找穿得最破，生活最窮的人紮根子。這些人多是好吃懶做、偷雞摸狗的二流子。工作組再下壹步要做的就是先轟開，後攻入。先轟開，就是殺地主，確定了這個村第壹批殺二十個、三十個。殺地主的手段有：剝皮、砍頭、活埋、石頭砸死、火燒、拖在馬後、樹上吊等等。鬥地主的手段就更多了，把碗敲碎讓地主跪在上面，很多人的兩個膝蓋跪爛了。另外還有十指點燈，十個指頭纏上棉花，再沾上油點燃。”親歷土改的作家鐵流回憶道：“土改中殺人像殺只雞……也不脫衣服，也不賞酒飯，五花大綁，插上標子，甩上刑車。解放前有人說共產黨來了要開紅山（大肆殺人），誰也不相信，這回親眼看見了。殺第壹批時，我執內勤（外勤是當地農會的武裝，現稱民兵），那沒頭沒腦的屍體壹大遍，真叫慘不忍睹。”[6] 親歷者侯工回憶寫道：“1952年發生的事我大多忘記了，但是有壹件事至今還記得，就是去看鬥地主，地點就在侯氏宗祠門前。我親眼看到了共產黨鬥爭女地主的殘暴與獸行。她的田地早已被沒收，房屋（在村里算中上等級的房屋）也被沒收了。雖然已經壹貧如洗，但是仍然有人懷疑她有金飾沒有交齊。參加鬥爭的人採取“擠牙膏”方式對她施加各種毒刑，她始終還是說沒有。殘暴之徒將壹個黑蟻巢放進她的褲襠里，再把褲腳綁緊。因為她的手被反綁著，她只能哇哇叫喊著在地上打滾。當天晚上，她因為被辱就上吊死了。” 調查十二縣市，採訪四百位土改工作隊隊員、民兵、倖存地主、地主子女的學者譚松介紹川東土改情況說：“川東是貧窮山區，很少良田千畝的大地主，土改前川東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僅十四點五九畝。許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實是自耕農，或只是相較富裕的農民，而且中共劃分地主非常隨意，甚至有當教師不需下田勞動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窮的巫溪縣，壹家有兩個煮飯鼎罐就被劃為地主。中共在土改中設立人民法庭，下放殺人權，鼓勵殺人。壹位當年土改工作隊員戴廷珍說：‘批鬥之後就是槍斃，我們每到壹個地方都要殺人。’土改中作隊為逼地主交出浮財使出種種殘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諸如‘背火背篼’（強迫背炭火鐵皮桶）、‘抱火柱頭’（強迫抱燒紅鐵管）、‘吊木腦殼’（捆頭吊）、‘燒飛機洞’（脫光女子褲子火燒下身）、‘點天燈’（在頭上用粘土圍壹個圈，注入桐油點燈）等等。壹個地主媳婦交不出金銀，被脫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中共利用地痞流氓對地主施殘暴酷刑，積極分子、民兵公開對地主女子施行殘忍的性虐待，強迫未婚女子脫褲分開兩腿被人摸下身，將木塊、鐵條和脫粒後的玉米棒插進女人下體反覆朝里捅。壹位叫黎明書的男子回憶說，他的姐姐黎瓊瑤當年二十出頭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錢，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後被扒光衣服用豬鬃毛扎乳頭，無法忍受當天跳堰塘自殺。壹位土改民兵連長李朝庚接受採訪說，土改時忠縣有個未婚女子梁文華還未結婚，本身不是地主，因為是全縣著名美女，就被十多個土改民兵抓去輪姦致死。土改徹底改變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土地制度，摧毀傳統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文化傳統，消滅了農村精英階層，使中國農民淪落為無法自由遷徙的農奴，為中國帶來長遠的惡果。” [7] 在廣東，華南大員葉劍英、方方根據僑鄉的實際情況決定不學北方的暴力土改，提出“寧慢勿亂”，制定了較為溫和的《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規定土改不激烈鬥爭，剝奪地主但給活路。毛澤東對葉、方的溫和土改政策不滿，稱“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稱廣東、廣西、福建是土改中的“三個小烏龜”，“犯了土改右傾錯誤”，調曾在東北主持血腥土改的陶鑄、趙紫陽主持中南局。毛欣賞陶在廣西“剿匪戰”中血腥屠殺，欣賞被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鄧小平贊為“寶貝”、“土改專家”的趙紫陽在東北和晉察冀的暴力土改經驗。陶、趙清楚毛澤東嫌葉劍英、方方、古大存主持的土改不夠暴力，到任後立即提出 “對地主要狠”。廣東本地幹部抵制南下大員帶來的血腥土改經驗，於是陶、趙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廣東土改落後原因在於幹部不純，建議整肅廣東本地幹部。毛澤東批示“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掛帥”，將代表廣東本地幹部的葉劍英、方方調離廣東。在毛澤東支持下，陶鑄發動了“反地方主義”運動，以“地方主義分子”、“反黨集團案”罪名整肅了數以萬計的廣東本地幹部，整肅的手段包括關押，用刑，殺害，例如將中山縣有數十位反對血腥土改的幹部和廣東全省約5%的土改工作隊員被殺害，將更多的土改工作隊員清洗。[8] “反地方主義”的同時，陶鑄廢除了葉劍英制定的溫和《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下達鬥地主，殺地主的計劃指標，將批准殺地主的權限下放到區級，要求“絕不讓壹個階級異己分子漏網”。在陶鑄、趙紫陽的主持下，廣東的土改運動“村村見紅”，每個村子至少要殺壹個地主以向上級交差，全村沒有夠格地主就降低標準以最富裕的農民為“頂替地主”殺害交差，每縣殺人數千，全省殺人數十萬。當時的農村沒有暴富機會，地主的家財都是祖祖輩輩的血汗積累。對於數代積累的家財壹朝被暴力剝奪，外加人身凌辱，多數地主都無法承受，自殺事件大量發生。例如在粵西地區，僅在1953年初就有1165人在土改中自殺，很多地主全家老幼綁在壹起投塘自殺，池塘漂屍在土改中見多不怪。[9] 廣東是被毛澤東批評土改右傾的省，那些受毛讚賞的省更加血腥。 1952年，中共將土改劃定地主的標準降低，從中農中再劃出第二批地主，對他們再展開鬥爭和屠殺，並對不願要地主的財產，不願參加鬥地主的老實農民以對抗土改的罪名展開同樣的殘酷的迫害。這種降低標準再劃壹批地主的作法再現了當年紅軍降低標準再打出壹批土豪最後將稍微有點錢財者都打光的作法。到1953年春，中共宣布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國三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分得約七億畝土地，近300萬頭耕畜，近4000萬件農具，以及3800萬間房屋和105億斤糧食，而將暴力剝奪和殘酷迫害上千萬地主、富農以及中農，屠殺了兩百萬地主、富農和奉行溫和土改的中共幹部的罪惡隱瞞。 土改運動是共產革命禍害性質的壹個標誌。蘇共在建立共產政權後立即發動了消滅富農的運動，中共在蘇維埃國時期已經開始了這種殺人搶劫運動，國共戰爭期間將此運動推行整個解放區，在建國後再推行全國。蘇共的消滅富農運動，蘇共發動的土地革命，中共在蘇區的“打土豪分田地”與中共建國前後的土改運動本質上都是壹回事，都是共產革命打消滅剝削旗號，召集地痞流氓搶劫殺害正經農民，以搶劫的民財充軍費的運動。在推翻國民政府戰爭中，中共通過土改運動控制了解放區的農村和農民，將內戰的巨額軍費分散給解放區的幾億農民負擔，調動數百萬農民為戰爭提供資源和服務。建國後，毛澤東立即挑起了向世界宣戰的朝鮮戰爭，需要更多的資源，因此要進行更大規模的“打土豪”，要控制全國的農村和農民。因此，他稱土改運動為“取得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首要條件”。 在土改運動這樣的史上最大規模殺人搶劫中，沒有農民揭杆而起是不可想象的。在幾年前的國、共戰爭中，中共最早在東北推行暴力土改，導致解放區周邊的地主活不下去，不得不組織還鄉團報復，解放軍再以剿匪名義鎮壓反抗者和還鄉團，因此中共的所謂剿匪戰也最早在東北展開。隨後，中共的暴力土改擴大到華北，所謂剿匪戰也擴大到了華北。從1946年東北“暴風驟雨”土改到1955年的農業合作化的十年間，中共在各地大規模的剿匪戰沒有停過，有260萬反抗武裝被中共正規軍武力鎮壓。[10] 這些被鎮壓的所謂匪中，大部分是反抗暴力土改的農民武裝。中共在歷史教科書中讚揚歷代的農民暴動，卻以剿匪戰的說法掩蓋了建國前後十年間反抗土改暴行的農民暴動。這些暴動中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這段歷史有待重新書寫。 土改運動帶來的壹大災難是消滅了鄉紳階層。孟子曰：“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11] 他在兩千年前就指出，擁有壹定數量的財產是讓人遵守社會秩序、維持善良的必要條件，壹無所有的遊民必然作惡。傳統中國社會中，人們抱有“有地才穩”的觀念，認為有產業，才有責任心。所以不論在城、在鄉、為官、為商、為民都會以余錢置田產。千百年來，中國政府規模很小，縣級官員很少，小縣衙數人而已，縣衙之下無官府，廣大鄉村由鄉紳領導。鄉紳，即地主，擔負著鄉村興辦學校、賑濟災民、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舉辦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鄉村文化活動的責任。他們絕大多數樂善好施，憐貧恤老，肩負著鄉村中的社會救濟責任。例如，1842年無錫連降大雪，無錫訓導余治奔走於同城士紳之間，募資設立“恤寒會”，貧民得有棉衣，攤販得有風帽，孤老得有暖被。該會更僱人挑擔送炭，以濟貧凍之家。余治還呼籲無錫各鄉設“庇寒所”供大雪毀屋之貧民借宿；1843年蘇州降雪奇寒，士紳每日預備炒飯和薑湯，凡過往貧民皆得壹碗；光緒年間，陝西鄉紳嚴作霖等傾力賑災，為地方志贊為“其行誼有超出古今任俠之上者”。嚴作霖發出募災公啟說：“好善之士，凡遇各省災荒，無不慷慨解囊，救援恐後。然未有壹省之災關係全天下之局，普天率土，皆當引以為切膚之痛，而不容稍存漠視，如今日秦中之賑務者也……數十萬饑寒之眾，倘無以還定安集之，其關繫於大局者實非淺鮮”。[12] 上述善舉代表著鄉紳群體的積善傳統。 鄉紳地主多是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的“田秀才”，種田的“好把式”。他們受教育程度高，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壹定規模，有動力、有知識去提高生產水平，改進農業技術，培育良種。他們的農、副業產量是當地最高水平，他們的先進耕作方法為農民起著示範作用，代表著農村的先進生產力。古詩中的春社就是鄉紳領導鄉村的寫照。春社是春耕大忙季節之前的村民大會，由村中德高望重的鄉紳地主召集，每個農戶的當家人出席，商討本年度耕牛、農具、種子、肥料、水資源的分配和調劑、預防旱澇災害等生產大事。鄉紳是鄉土中國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科舉廢止後，各地的新學堂幾乎全部是士紳捐資創辦。鄉紳們是理所當然的鄉村領袖，是民國時陳炯明、閻錫山、梁漱溟、晏陽初等人推動鄉村自治所要依靠的“好人”。然而，千年來領導中國鄉村的“好人”階層被中共以土改的名義暴力消滅，農村從此失去了有責任心，有救濟責任感，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精英階層。 土改運動帶來的另壹大災難是痞子無賴成了鄉村的領導者。這些人就是孟子所說的“放辟邪侈，無不為已”者。他們缺乏同情心，沒有道德底線，易於被煽動起仇恨，什麼壞事都敢作，他們大多文盲，能力素質低下，沒有責任感，不事生產，好吃懶做，很多人在土改分得田地後不去耕種，而是轉賣給別人立即揮霍。這些人掌權後將人性中的惡充分發揮。幾年後，他們成了全國農村造假，吹牛，“放衛高產星”的帶頭人，成了大饑荒中的挨家挨戶搜刮糧食的基層打手。他們沒有領導鄉村生產的正經本事，卻能創造出駭人聽聞、下流至極的迫害招數。 土改運動帶來的第三大災難是劃分階級成分。中國自古有地主，但沒有地主階級說，有富裕農民，但沒有富農階級說。地主階級、富農階級，甚至富農概念與土地革命，蘇維埃說法壹樣，由蘇俄在華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時引入中國的邪說。共產黨在農民運動中推出富農說的用意是，在夠不上小地主的農民中再劃壹批人稱為富農，以便多剝奪壹批民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950年8月發布的《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稱：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為生的，叫做地主……；富農：富農剝削的方式，主要是剝削僱傭勞動（請長工）；富農出租大量土地超過自耕和僱人耕種的土地數量者，稱為半地主式富農”。從字面上看，中共的這壹決定好像是對農民經濟狀況的壹種評估。而實際上，中共將農村中的富裕階層劃定為罪犯，不但要財，還要命，對不殺者也要作為長期的打擊、整肅對象。土改運動中，中共宣稱地主、富農經過三年“改造”後可以改變成分，屆時只有農民，不再有剝削階級。但土改運動後，中共給倖存的地主、富農戴上“地主分子”、“富農分子”的帽子，在此後三十年中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力、居住行動自由，對他們殘酷迫害，使倖存的地主富農戴著地主分子、富農分子的帽子含冤離世的，使他們的子女承襲種姓之罪，繼續成為“成分不好”，“出身不好”的賤民，在上學，就業等方面長期受到歧視和迫害。常言說，打了不罰，罰了不打。像這樣將有產者剝奪後到赤貧後再殺，再斗，再長期株連迫害，是共產革命所獨有的罪惡，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惡毒記錄。 中共的土改運動是對世界文明潮流的反動。它否定生命權和財產權，否定人與人平等，否定妥協和寬容，煽動鬥爭、仇恨、搶劫和殺人，讓痞子、無賴、懶漢不勞而獲，並作農村的領導者，顛覆勤勞致富的傳統道德觀念，使世代和平相處，和諧自在的鄉土中國變成了謀財害命的仇恨世界。它在人民中劃分階級，給全體農民留下了難以癒合的創傷。從經濟學角度講，土改運動摧毀了土地和地租的市場，使土地不可能再向種田能手集中，使農業失去活力，使農民失去生產積極性，造成農民長期貧困，城鄉差別越來越大。土改後三十年間，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下降，農村經濟雕敝，農村基層領導劣質化，是土改災難的繼續。文革後，中共對建國之初被剝奪的部分有影響的工商業者有所退賠，但是對在土改中被剝奪殺害的地主無平反，無退賠。土改運動五十多年後，中共提出了“和諧社會”的口號，但拒絕為當年殺害兩百萬地主富農謝罪天下。 土改運動展現了中共領袖們靈魂的醜惡。毛澤東、劉少奇為代表的壹大批地主出身的中共高層比誰都清楚小地主的疾苦。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中鼓勵鬥地主，殺地主，燒地主宅子，提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同時保護自己的地主大宅。張國燾在土地革命問毛說：“所謂‘有土皆豪’，難道有壹小塊土地的自耕農，也算是‘豪’嗎？妳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壹位紳士，難道也‘劣’嗎？”“他（指毛）是個不肯認輸的人，只是大笑壹陣，說不過是為了當前實況的需要，才說出這些話的。”[13] 毛澤東不只是隨便為了情況需要說些激烈言論，而是積極鼓動農民殺其他人家的地主。劉少奇在回憶文章中強調其地主祖父、地主父親是老實厚道的莊稼人，克勤克儉，苦心經營而逐漸發家，但在土改運動中，他和其他中共革命家們都與毛澤東壹樣，壹面保護自己的地主之家，壹面大力推動屠殺其他地主。 對於在土改中分得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的農民來說，土改運動是壹場騙局。因為，中共在建國之前就策劃好了要實行農業合作化，將土地收歸政府控制。土改運動中，中共中央於1951年9月召開了第壹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於1953年2月作出了《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強制農民加入合作，以集體的名義將農民的私有土地和主要生產資料收歸政府控制。廣大農民的自耕農夢只作了壹年多，在土改運動分得的土地連同土改前的私有土地被中共以合作化的名義全部沒收。經濟學家楊小凱指出：“1950年在中國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不但違反了抗戰中共產黨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財產的憲政承諾，而且犯下了許多刑事罪，殺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屬。這種國家恐怖主義行為不但是壹種對經濟學的無知，而且也是國家機會主義的極端，國家政權犯下反人類罪，謀殺罪。這類罪行的合法化，為日後歷次政治運動中國家犯下的反人類罪行開了先例。中共官方的宣傳壹直聲稱土改得到農民支持。土改雖被宣傳為解放生產力的手段，但它實際被用來作為政治動員的手段，用政治迫害和威脅來動員群眾，樹立起共產黨的權威。在土改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等壹系列運動中，用任意侵犯人權，不經司法程序，用黨所控制操縱的群眾運動來推動政府的政策等等，成為1950—1979年中國執政黨治理國家的主要手段。土地改革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是長期的，只能從國與國長期發展的表現看出來。土地改革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人對財產權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政治權利的財產權基礎。對人們投資和經營私人財產和企業有根本性的影響。”[14] 為維護土改運動的合理性，中共在土改運動後長期醜化地主、鄉紳，將編造的惡霸地主故事選入教材，煽動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白毛女》是這種煽動的代表作之壹。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求文藝要有階級性，要為階級鬥爭服務。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魯藝）院長周揚組織賀敬之、丁毅等人，按照“階級鬥爭”要求改編“白毛女”故事，在楊白勞欠債不還的事實上虛構出，黃世仁為霸占喜兒要求本利全還，將楊白勞逼上絕路、大春參加了八路軍等情節，將黃世仁描寫成為富不仁，逼死人命，霸占少女的惡霸，編出了歌劇《白毛女》劇本。1943年5月，歌劇《白毛女》在延安公演。周揚感到該劇雖有了階級鬥爭主題，但在體現“文藝為政治服務”方面還不夠力度，決定對其主題再次“提煉”為“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並以這個劇向中共七大獻禮。中共七大召開前壹天，七大代表們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觀看了《白毛女》。毛澤東、劉少奇盛讚了該劇，劉並表示黃世仁罪大惡極應該槍斃。根據劉少奇此言，故事原型，鄉紳黃世仁被槍斃，成了中共“黨文藝”的犧牲品。土改運動後，歌劇《白毛女》成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代表作，被冤殺的黃世仁在死後成了惡霸。 中共全面腐敗 1989年11月，中共在東歐巨變的背景下召開了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壹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其中要求採取兩大舉措：壹是實施緊縮財政信貸，以繼續控制“洋躍進”以來的通貨膨脹；二是大規模整肅官倒公司以平息民怨。緊縮財政帶來了經濟蕭條，全國個體戶註冊商戶和私營企業大幅減少，留下企業間互相拖欠的巨額“三角債”。在整肅“官倒”公司方面，中共只能作壹些撤銷官辦公司的表面功夫。因為，官倒、腐敗的背後是不受制約的黨權，中共堅持黨權不受約束，對官倒、腐敗等黨權產物當然不可能真正觸動。六四民主運動的兩個主要訴求限制特權和反腐敗。民主運動被鎮壓後，真正能限制特權與腐敗的反對黨和獨立媒體不能出現，於是 “官倒”、腐敗迅猛泛濫。 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推動經濟市場化之名掀起了“下海熱潮”、“圈地運動”和房地產熱潮。在權力尋租的格局中，有權力背景的個人和公司無需真正投資，甚至無需預付定金，即憑權力背景即可以通過行政審批拿到計劃價的物資、進出口指標、外匯額度和最賺錢的“紅線圖”（建設用地規劃定點界限圖），即地皮，轉手即可獲得數倍，甚至十數倍的暴利，同壹塊土地被轉幾道手普遍發生。在權力尋租的格局中，紅色家族為主體的“官倒”們通過權力交換，攫取了行政審批價和市場價之間數千億元的地價差、匯價差、雙軌物價差，掠奪了比1980年代官倒更大規模的國民財富，迅速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變身為新壹代的官僚資產階級和紅色家族財閥。東亞的日本、韓國、台灣都存在財閥模式，但日本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壹勸銀，韓國三星、現代、LG為代表的東亞財閥在自身成長的同時幫助實現了民富和公民社會成長，是社會進步因素。而在中國，紅色權貴財閥幫助維護壹黨獨裁，是阻礙社會進步，造成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反進步力量。 在中共的獨裁體制下，領袖的地位不取決於民意，而取決於軍權。江澤民被元老們選中上台，但在黨內軍中均缺乏權力基礎。應對這種局面，他上台後後採取了幾項辦法鞏固權力地位。其壹是縱容軍隊經商。軍隊經商不是江澤民開啟，而是鄧小平時代的產物。掌握最高權力的同時，鄧小平發動了“洋躍進運動”，造成整個1980年代國家財政虧空。政府無錢應付開支，國防預算只夠約70%的軍隊開支。於是，鄧小平決定讓軍隊經商，號稱“以軍養軍”，主持中央軍委兩次下達了允許軍隊經商的文件（1986年5月；1989年3月）。楊尚昆、王震等元老為軍隊企業題詞，積極支持軍隊經商，軍隊腐敗從此泛濫。江澤民當上軍委主席後繼續放縱軍隊經商。在他縱容下，軍辦公司爆炸性增長。這些公司利用特權為所欲為，不受監管，逃稅，走私，經營特殊行業，無惡不作。軍隊經商的腐敗規模超乎想象。例如南京軍區壹名上尉成立了壹家“宜興中國人民長城公司”，以優厚的分贓條件，從銀行貸得巨款，貪污了三個億；軍委辦公室主任董良駒擁有建於全國名勝之地的九幢豪華別墅和十五輛豪華轎車；廣州軍區司令員以軍辦公司名義買了六幢花園別墅，四輛豪華轎車；廣州軍區七名軍級幹部搬家裝修，僅衛生間設備就花了120萬美元；海軍副司令王守業貪污了1.6億元。軍頭們手中有了錢，又不受監管，驕奢淫逸，為所欲為，黃色產業泛濫。各級軍隊機關的俱樂部、招待所、療養院、渡假村遍地開花，成為高級將領尋歡作樂的場所。其中，有些特級場所設施極盡奢華，配備醫務所，急救直升機。例如，總參三部屬下就有15間娛樂場，編制外招聘了數百“六陪”女郎，更發生了女青年被姦污後自殺的事件。軍隊文工團從來就有高層“後宮”之稱。前海軍司令員王守業被調查後，其媒體就報導出他至少有五個情婦，且分別來自南京軍區文工團、總政文工團、北京軍區文公團，幾乎遍布全國軍隊的文工團。 比黃色產業更大的軍隊禍害是武裝走私。軍隊動用軍用車、軍艦、軍用專列，出動士兵保護走私。僅1998年上半年軍隊開槍、開炮打死海關緝私人員及公安武警、司法人員450人，打傷2200多人。1998年7月26日，為四艘來自北歐的走私油輪保駕護航的北海艦隊四艘炮艦、兩艘獵潛艇與公安部和全國海關總署調集的十二艘緝私炮艇在黃海炮戰，造成八十七人傷亡。中共將此罪惡作為機密隱瞞。朱鎔基在壹次“反走私”會議講話中提到，統戰部走私汽車壹萬輛，與政協黨組合夥分贓23億元，軍隊走私每年5000至8000億，以逃稅為貨款的三分之壹計，約兩億走私收入的八成以上進了軍中各級將領私人腰包。軍中走私貨物中包括毒品。菲律賓國家安全顧問戈萊日表示，在中國東部五個省內有些非法毒品製造廠由身兼二職的中國軍隊人員經營，僅向菲律賓販賣冰毒量每年就近12億美元之巨。[22] 中央軍委副主席遲浩田在西山軍委、軍紀委生活會講話中承認：“1994年以來，軍隊所辦經濟實體的資本及收入80％以上被高、中級幹部挪走私分，每年軍費中有50％以上是花在高、中級幹部吃喝、出國旅遊、修建豪華住宅、購買豪華轎車上。”1998年軍費加超支共1311億，50％是655.5億，加上從軍中經濟體挪走的共計貪污公款1863.5億，也就是說軍中幹部1998年揮霍了相當於當年940億軍費預算兩倍的國民財富。 眼看軍隊爛掉，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不得不於1998年秋下令停止軍隊經商，將軍隊產業轉交地方，撤銷軍隊、武警、公安經辦的經濟實體。號令壹出，軍隊將領立即掀起了武鬥，私分，轉移，捲逃的狂潮，軍隊、武警為分錢、分贓頻繁爆發武鬥，動用槍炮甚至裝甲車開戰。例如，廣東軍區副政委和南海艦隊副政委各領部下在酒吧間瓜分財產，席間鬥毆，廣東軍區後勤部唐處長和海軍湛江基地政治部肖主任喪命；十三軍副軍長崔國棟向西昌軍分區後勤部宋副部長索要2000萬元，被宋槍殺，驚動總參謀長傅全有、總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和軍內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周子玉急飛西昌處理善後；華東軍區屬下安徽省軍區，合肥市警備區和安徽省武警總隊，三方合夥經商，安徽軍區首長移交前先私吞了大部分款項，結果三方在省軍區禮堂混戰，僅軍官就傷亡三十多人；蘭州軍區與甘肅省軍區合營經商，移交前雙方開火，傷亡72人，打死軍官12人；遵義駐軍與貴州省軍區為爭奪260萬元展開槍戰，傷亡90餘人，打死官兵52人；遼寧錦西駐軍與二炮部隊合營經商，移交前二炮全員出動，將駐軍大樓包圍70多個小時，沉陽軍區司令員，二炮司令員乘直升飛機奔赴現場說和；沉陽警備區、三十九軍壹壹六師、遼寧省武警三家為瓜分1.2億元利潤開火，死傷40多人；因經商瓜分不均，山西大同西坪二十八軍軍部被炸，死亡軍人63人；在位於河南南陽空軍飛機儲存中心，軍人因經商所得贓款分配不均而引爆機庫，炸毀飛機81架，軍人傷亡90名，直接軍事損失11億。1999年2月，國務院、中央軍委緊急通知：“堅決制止爭奪經濟體資金、財產的流血事件發生”，總參、總政、總後、總裝備部發出命令：“堅決查辦爭奪、攤分、轉移經濟體資金、財產的違法、犯法行為”，國務院、中央軍委再發緊急通知：“立即停止爭奪經濟資金、財產活動，依法嚴懲動用武器、爭奪經濟體資金財產的肇事者。”在中共中央向軍隊連下三道“金牌”的壹個月中，各軍、兵種，各大軍區、各省軍區之間及內部為私吞走私費用，發生了大小數百場激烈槍戰及數百起殺人滅口、攜巨款潛逃等惡性事件，巨額資產在轉交過程中被軍隊將領們瓜分。軍事檢察機關立案了數千貪污、挪用、攜公款外逃等大案，數十名高級將領挾巨款逃亡海外。經過如此瘋狂的火拼、私吞、捲逃，約兩萬家軍隊所屬企業中只有不到五千家向地方交接。因為軍隊層層腐敗，追究對誰都沒有好處，軍隊企業資財基本上是壹本糊塗帳，交接事宜涉不了了之。張萬年在全國軍隊、武警、政法機關移交企業清理、處理工作會議上明知故問說：“現在，在名義上、表面上、形式上，軍隊所經營的經濟停辦了，在辦理移交，脫鈎了，但是數千億元的資金沒有了，這筆大賬到那裡去了？”。 縱容軍隊腐敗之外，江澤民鞏固權力地位的另壹辦法通過加官晉爵。從1993年至2004年，他送出上將軍銜、警銜79個，其它將軍銜近千個。後來人們知道，江的加官晉爵與賣官鬻爵區別不大。當時軍中有“百萬雄師”說法，後來又有了團長百萬的說法。江時代軍隊的基本整體糜爛，中央軍委、解放軍各總部和各大軍區的高層基本都有嚴重的腐敗問題。 地方的腐敗與軍隊腐敗的程度與規模不相上下。1990年代的多起重大貪污案，如“遠華案”、“周正毅案”、“劉金寶案”、“上海招沽案”等都涉及天文數字的貪污受賄、侵吞公款。這些重大案件幾乎都涉及中共政治局委員、常委家族。江澤民主政十多年間，龐大的利益集團網絡形成。從“遠華案”可以看出，政府、海關、公安、金融、稅務等部門形成了腐敗壹條龍。 地方和軍隊的腐敗主要圍繞最有油水的資產——土地。1980年初，深圳成立了中國大陸第壹家房地產公司，並以政府的名義收取“土地使用費”，深圳政府推動全國人大立法加以追認後，土地被房地產大肆占用。“六四”運動被鎮壓之後，圈地運動更是大行其道，耕地以驚人的速度迅速流失。1993年，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就土地私有化展開激烈爭論。當時主管農業的中共副總理田紀雲意識到農業面臨的嚴峻形式，提出討論會議上原本沒有的土地議題。他批評說，執政黨的會議如果不以國計民生為頭等大事，政權遲早會出現危機。在中共黨內改革派萬里、喬石、李瑞環的支持下，會議臨時改變了議題。當時有數名省級領導人贊成“在農村逐步落實已承包土地歸己所有”的方案，田紀雲在會議上提了兩條建議，第壹、向農民宣布他們各自承包的土地從此在法律上歸私人所有，農民則向國家繳納土地稅；第二、尚未分配承包的荒地、山嶺、灘涂等，可宣布收歸為三級國有（國家、省、縣），今後的開發者須依法向政府購買或訂立承包合同。支持田紀雲的萬里宣布在農民中搞的壹個調查，農民說：共產黨曾許諾窮人可以得到土地，土改的時候我們倒是分了土地，但壹個合作化又都收回去了，號稱是集體所有。可現在，又要把土地賣給我們，這土地原來就是我們的，憑什麼要賣給我們？最終，江澤民拍板走所謂的“土地公有制”道路，將田紀雲土地私有化的提議擱置。此後，本來產權模糊的土地制度蛻變為了土地官有制，政府瘋狂場地，瘋狂吞噬國民財富。 江澤民之後，胡錦濤繼續執行鄧小平定下的“黨的基本路線”，拒絕政治體制改革，拒絕對黨權的任何約束，縱容腐敗，使規模繼續擴大。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萬億”投資刺激計劃。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包括各類形象工程，其腐敗尋租成本壹般都在20%以上。如果這個估計成立，則政府主導的四萬億投資項目和各級政府以及銀行配套的三十多萬億投資中有超過六萬億通過不同渠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貪官以及各類代理人的私囊之中。2011年，網絡曝光廣東煙草汕尾市公司總經理、汕尾市煙草專賣局長陳文鑄的業務招待費壹個月高達200多萬元；中國石化廣東石油分公司利用行政招待費購買150多萬元高檔酒。2012年上市公司年報統計顯示，央企的招待費數額極其巨大。其中，中國人壽業務招待費高達到14億元，中國鐵建8.4億元，中國交建、中國水電、葛洲壩、中國北車、中國重工、中煤能源、中國化學等9家上市公司的業務招待費過億。可以肯定有據可查的上市公司揮霍只是國營企業腐敗的冰山壹角。 現代民主國家杜絕腐敗的壹大利器是獨立的新聞媒體。民主國家的新聞可以掀起“扒糞運動”，即挖掘政要的各種醜聞，包括腐敗與各種有違公德之舉，信息的真實性則由記者與媒體自行負責。在壹黨獨裁體制下，獨立新聞媒體被取締，“扒糞”運動無法發生。沒有反對黨和獨立媒體監督，黨、政府、國企的揮霍、腐敗只能越來越嚴重。沒有相應政治制度改革制約的“改革開放”不斷刷新著腐敗記錄。例如，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在軍產房的開發和轉讓中收受了巨額回扣。他染指的二環黃金地段周邊軍隊地產達數十塊，僅在上海賣壹塊軍產地就能收受壹億多。軍產房和小產權房壹樣，是指在軍隊使用的土地上開發建設所有權歸軍隊所有的房屋。軍產房價格要比同類的商品房低三分之壹左右，過戶時手續簡單，交稅少。軍用土地是劃撥土地，沒有成本，在城市占據黃金位置，是開發商垂涎的肥肉。谷部長利用軍用土地轉給開發商的尋租機會輕易聚斂財富200多億。中共軍委副主席徐才厚是制度造成腐敗的典型。剛進北京時，他家中連空調都沒有，生活水平跟普通的老百姓沒有多大的區別。隨著軍隊大規模經商，原本廉潔的徐腐敗規模百億計。貪腐數百億的谷俊山賄賂徐不會是小數目。據海外報導，徐在香港多家銀行存款百億，家中查出現金十數億。英國《金融時報》報導中提到，調查人員在查抄徐才厚家時，發現巨額現金和價值不菲的寶石。現金都被整體地擺放在箱子裡，每個箱子都有向徐才厚行賄買官者的名字。其中壹些箱子內裝有的人民幣達數百萬，從未被拆封過。搜查人員用了壹周時間才清查統計完徐宅中發現的現金和寶石，查出的現金就超出壹噸重，徐宅內各種古玩字畫、金銀珠寶多不勝數，贓款贓物裝了12輛卡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斂得財產包括周北京、上海、廣東等地豪宅數百套，大批黃金、白銀、金幣、現金、名家字畫，據外媒報導，加上存款、證券、債券，其家族總資產近千億元。 高層的腐敗規模驚人，“小官巨腐”的規模同樣驚人。例如，河北省紀檢監察機關披露，河北省發改委前主任劉學庫，省委前常務副秘書長梁樹林，河北省人大城鄉建設和環境資源委員會前副主任委員張連德，大名縣委前書記邊飛等縣處級以上幹部238人被查出貪污腐敗，其中市車管所數十人受賄數千萬元，有交警支隊長受賄超千萬元，有市人社局幹部監管不力致醫保基金被騙取近2000萬元，有的縣國土資源局原局長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總額近千萬元，有村幹部利用協助徵地受賄百萬元，大名縣委原書記邊飛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在職務晉升調整、項目協調審批、工程承攬建設等方面謀取了億元利益，秦皇島市北戴河區供水總公司總經理馬超群涉嫌受賄、貪污、挪用公款，其家中搜出逾億元現金，37公斤黃金，68套房產手續；廣州“處級貪官”張新華貪腐金額近4億元，同時被查出的廣東貪腐官員有七八十人，可想官員貪腐的規模之大。中共茂名市委書記羅蔭國是當今中共官員的壹位代表。他是子女已加入澳大利亞國籍，家族已將巨額國家財產卷到國外典型“裸官”，在2008年全國黨風廉政建設工作電視電話會上曾介紹反腐倡廉的“茂名經驗”，聲言狠抓黨風廉政建設，要做到“四親自”：親自部署重要工作，親自過問重大問題，親自調重點環節，親自督辦重要案件。然而，他受賄十多億，在接受調查期間他還供出了同夥100多名貪污官員。在被判死緩後坦言：“要說我是貪官，說明共產黨官場都是貪官！妳們憑什麼專整我？妳們有本事，真讓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個月三年，我能把茂名官場翻個底朝天！”“妳們以為我是貪官，關鍵，誰不是貪官，妳們能說出壹個我這個級別的不是貪官的嗎？全中國，我這級別的，有壹個不是貪官的嗎？共產黨不就是腐敗分子提拔腐敗分子嗎？共產黨不就是貪官查貪官，腐敗分子反腐敗嗎？難道這個還要我告訴妳們？”“查辦我的人，難道妳們就清白嗎？妳們誰敢說自己是清白的，看看妳們的穿戴，看看妳們抽的煙，戴的表，哪個不是十萬八萬的，哪位壹年抽煙不得幾十萬，妳們的工資夠妳們壹年抽煙的嗎？”“像我這樣的級別的，誰不能供出百八十個人來，這個，太平常了，大家都是貪官，妳們為什麼抓我，要抓壹起抓，從村長開始，壹直抓到“中國長”，誰比誰更清白嗎？”“誰他媽的說自己不是腐敗分子，叫他站出來，公布公布財產。我不信，誰不會吹牛逼，說的好聽，為國家奉獻幾十年，不謀私利。既然這樣說，妳先公布財產。”“都腐敗，沒有壹個是乾淨的。心裡知道都算了。妳不講我，我不講妳，妳要講我，我必講妳，妳講死我，我講死妳，這就是現在的官場，這就是新三講教育。”。 在“黨和政府”中千萬元貪官，億元貪官，十億貪官、百億貪官、千億貪官遍布全國的情況下，中共的反腐只能是服務權力鬥爭的選擇性反腐，對於高層巨大規模的貪污腐敗秘密審理，也禁止媒體詳細報導，以維護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在共產陣營覆滅，世界各國走向民主的二十年間，中共最高層的紅色家族基本都變身為百億家族，壟斷著國民經濟關鍵行業。例如，鄧小平家族掌控有色金屬、軍火行業，江澤民家族掌控著電信行業，李鵬家族掌控著電力行業等等。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中國社學院共同完成的《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顯示，131萬中國縣團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占有全民財富的80%，其中沿海各省官員及配偶擁有財產平均在800萬至2500萬之間。鄧小平拒絕接受對權力的約束，在“允許壹部分人先富起來”口號之下讓權力者家族暴富起來，讓中共元老的後代及中共高層領導人的子女成了中國新富豪的主體。如果將特權階層的蔽收入、灰色收入、非法收入以及尋租收入考慮進去，今日中國的基尼係數高達0.7，是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壹。 大躍進與文革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大躍進”釀成了1958-1962五年時間的全國大範圍饑荒，學術界認為共造成了3600-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 壹、“大躍進”之前的中國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政治制度開始確立。 1953 年 3 月 26 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要求各地有領導地大量發展勞 動互助組，在有基礎的地區，有重點地發展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1953 年全國有近半數的農 戶參加了互助組，組織起來的合作社也比 1952 年增加了三倍多。農村生產合作為未來的人民公社做了鋪墊，也埋下了罪惡的根源。 1953 年 11 月 19 日，政務院第 194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銷售的命令》， 11 月 23 日公布，從 12 月初開始，除西藏、台灣外，全國城鄉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統購統銷即“統壹銷售，統壹購買”，農民種什麼品種的糧食、種多少、吃多少均由國家統壹制定，除徵收糧食外還低價收購糧食並高價返銷給農村，相當於控制了農民的飯勺子。 1955 年 9 月，毛澤東親自主編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壹書，12 月出版。他為這本書寫了序言 和 104 條按語，對合作化和其他許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傾機會主義”，給予尖銳的批評。序言中說： “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 1967 年，糧食和許多其它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 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百分之壹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 年 1 月經最高國務會議通過了經毛澤東審定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農業 部部長廖魯言對這個綱要作了說明。“說明”指出，到 1967 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 1 萬億斤。（事實上直到1993年全國糧食總量才達到這個數字） 1956 年 2 月 6 日，由於指標越來越高，周恩來感到壓力很大。他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 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決定在計劃和財政會議上，把指標“壓壹壓”。 195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報》在壹版頭條登出由劉少奇、陸定壹、胡喬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論， 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這篇社論的重點是批評急躁情緒。這篇社論是“反冒 進”的標誌性文件。 1956 年 9 月 5 日到 27 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八大”政治報告認為：“我們國 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 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1956 年，農業集體化在幾個月內快速完成。年底，96.3%的農戶加入了合作社，87.8%的 農戶參加了高級社。原來預計 18 年完成的農業集體化，7 年就完成了。 1956 年，在全國範圍內完成了對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 1957 年，就工業而言，全民所有制、 集體所有制和公私合營三者合計占工業總產值的 99.1%，再加上農業集體化，私有經濟基本被消滅。 計劃經濟體制從此全面確立，國家壟斷了壹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城鄉居民的壹切生活資料都由政府按國家確定的定量供應。 1957 年 4 月中旬到 5 月下旬，發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縣在 33 個鎮中有 29 個鄉鎮先後農民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退社，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鬧事後，在全縣 302 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 的有 116 個，部分垮台的有 55 個。 1957 年在城市開展反右派鬥爭的同時，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教育的中心題目是：第壹， 合作社的優越性問題；第二，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第三，工農關係問題；第四，肅反和遵守法制問 題。就上述問題開展大辯論，弄清大是大非。壹大批“有資本主義傾向”的農民遭受打擊。 1957 年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處理了廣西餓死人事件，省委第壹書記陳漫遠、省委書記郝中士等 12 人受到撤職等處分，《人民日報》18 日發表社論《堅持同漠視民命的官僚主義作鬥爭》。改 組後的廣西省委常委、副省長陳再勵、常委王夢周、委員廖原、駱明、王浩、候補委員廖聯原等陳漫 遠、郝中士鳴不平，認為餓死人是合作化與糧食統購統銷的惡果，中央在農村工作中“犯了路線錯誤”， 後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壹切職務。 （廣西在大躍進前糧食就很緊張，加上農村合作化導致了部分地區缺糧並餓死人事件） 1957 年 11 月，毛澤東率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11 月 18 日，毛澤 東在莫斯科會議上說：“赫魯曉夫告訴我們，15 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們也可以講，15 年後， 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 1957 年 12 月 2 日，在中國工會第 8 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 共中央致祝辭，公開宣布了毛澤東的這壹設想，從而成為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 二、“大躍進”的發動 1957 年冬到 1958 年春，上千萬到上億的勞動大軍，從南到北大搞農田水利建設。規模較小的農業合 作社沒有力量辦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領導人就產生了將小社合併為大社的想法。毛澤東曾壹再強調“大社的優勢性”。 1957 年反右派鬥爭，60 多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從而堵塞了壹切言路。再加上輿論壟斷，與政府 不同的意見不能發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封鎖群眾信息來源的同時，也封鎖了自己的信息，從此， 他們聽不到真實情況，聽不到對錯誤政策的批評。 1958 年 1 月 11 日到 22 日，南寧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毛澤東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詞，這是 政治問題。壹反就泄了氣，6 億人壹泄氣就不得了。”周恩來作了檢討。他說，反冒進是帶有方針性 的動搖和錯誤，是壹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這壹反冒進的錯誤， 我要負主要責任。 會後，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批右傾，爭躍進”的潮頭。 1958 年 4 月 7 日，中央正式批發《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要求各省、自治區儘快使本地區 的地方工業總值趕上或超過農業總產值，並把達到這壹目標的時間由原來規定的 5 年到 10 年縮短為 5 年到 7 年。這個文件下達不久，壹個聲勢浩大的辦地方工業的高潮在全國形成，各地力爭在 5 年左 右，使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6 月到 8 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各大協作區要建立比較獨立、 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各地出現了盲目建廠，亂上工業項目的熱潮。 1958 年 4 月 20 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5 月 5 日，改名為嵖岈山人民公。這是全國第壹個人民公 社。 1958 年 3 月－9 月月陸良事件。雲南省曲靖地區陸良縣，從 2 月到 9 月，全縣發生腫病 33319 人次， 占總人口的 13%，因腫病死亡 5203 人，占發病人數的 15.6%，占總人口的 2.04% 1958 年 6 月 17 日，薄壹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其中說，1959 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6 月 22 日，毛澤東對此件批示說：“超過英國，不是 15 年，也不 是 7 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裡主要是鋼。只要 1959 年達到 2500 萬噸，我們鋼的產量就達到英國了。” 1958 年 6 月 19 日晚，毛澤東在北京住地游泳池召集了中央壹些領導人，毛問冶金部長王鶴壽：去年 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壹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壹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1958 年鋼產指 標為 1100 萬噸（對外公布是 1070 萬噸）。從此全國掀起了大辦鋼鐵的群眾運動。加上其它戰線直 接或間接支援的，全國投入大煉鋼鐵的人數超過了壹億。 1958 年六、七月間，上海市奉賢縣在“掃除殘餘反革命”和“反擊富裕中農進攻”的口號下，發生 了亂關、亂鬥的現象。到 1958 年深耕深翻、興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戰三十晝夜”，“不完成任務拿頭來見”，“要用殺人之心去搞生產”等口號，在全縣範圍內普遍發生了捆綁吊打，亂罰、亂鬥、 亂關等現象。造成了 960 人非正常死亡。 1958 年 7 月 14 日到 18 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他參觀了台前社畝產將達 3 萬至 5 萬斤的 玉米，3 萬至 5 萬斤的穀子，30 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 15000 斤籽棉的豐產後，讚揚他們說：“妳 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妳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 1958 年 7 月 19 日和 8 月 6 日，周恩來兩次參觀河南省的“小麥豐收展覽會”，他除了肯定河南的高 產衛星以外，還大力稱讚河南的公共食堂。 1958 年 8 月 6 日，毛澤東視察河南省七里營人民公社時說：“看來人民公社是壹個好名字，包括工 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 1958 年 8 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壹步了解那裡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中，提出 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 1958 年 8 月 4 日，毛澤東視察徐水。8 月 6 日，陳正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到這裡來搞“共產主義試 點”。《人民日報》大力宣傳徐水的試點吸引了全國各地的 32 萬人到徐水參觀。中共中央領導人幾 乎都到徐水參觀過。從此全國颳起了共產主義風。11 月 6 日，毛澤東在《山東范縣提出 1960 年過渡 到共產主義》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壹首詩，似乎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 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共產風更加強勁。 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 議》。決議指出：“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壹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 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壹些時間。”決議最後豪邁地宣布：“共產主義在我 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當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壹條過渡 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到 1958 年 9 月 29 日止，全國農村實現了公社化。除西藏以外的 27 個省市自治區，共建起人民公社 23384 個，加入的農戶 112174651 戶，占總農戶的 90.4%，其中有 12 個省達 100%。到 10 月底， 農村共有人民公社 26576 個，參加的農戶占農戶總的 99.1%。 1958 年 9 月 30 日《人民日報》報道：劉少奇在江蘇省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問鄉黨委書記：“秋後， 即將實行糧食供給制，群眾擁護不擁護？”公社黨委書記連忙接上來說：“大家壹聽說吃飯不要錢， 都高興得跳了起來。”少奇說：“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制，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話，給 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更加積極了。” （“吃飯不要錢”成為1958年糧食短暫富足期的常態，普遍浪費糧食間接導致了1959年大饑荒的來臨） 1958 年夏秋以來，《人民日報》經常在壹版顯著地位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糧食高產“衛星”。 1958 年 6 月 16 日，當人們對高產衛星產生懷疑的時候，在全國享有很高聲望的物理學家錢學森在《中 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他寫道：“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把每年射到壹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 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 光能把空氣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壹 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 20 多倍！” 1958 年 10 月 26 日，雲南省祿勸縣大松樹新村煤礦發生了以李光榮為首的“中國人民起義軍”的反革命暴亂案。次日，暴亂首犯及骨幹均被民兵擒獲。28 日，平叛工作組到達出事地點，共拘捕 117 人，大搞逼供信，打死 24 人，打傷致殘 36 人（致死 7 人），判刑 50 人。平叛有嚴重擴大化問題。 1958 年 11 月 2 日至 10 日，第壹次鄭州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 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體所有制。指 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還要大發展。 1958 年 11 月 25 日晚，雲南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 4 個區、20 個鄉，發生“土匪暴亂”。他們提出“反對三化”、“反對公共食堂、反對托兒所”“反對日夜苦戰”的口號。公安部隊組織力量即時圍殲。 1958 年 11 月 28－12 月 10 日，八屆六中全會。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 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 產力。提出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觀點，強調繼續發 展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 作越做越細。 1958 年 12 月 6 日，中共雲南省德宏地委《關於少數民族外逃情況的檢查報告》中說：從今年 1 月到 11 月 20 日止，已外逃 56267 人占邊沿縣總人口的 14％。 三、“大躍進”的失敗 1959 年 1 月山東“館陶事件”暴露。自 1959 年 1 月份以來，館陶縣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狀態迅速 發展。社員四處覓食，到處逃荒。不能遠出者就近拾凍地瓜、凍蘿蔔度日。生產停頓。餓死多人，慘不忍睹。 1959 年 1 月 27 日，中共廣東省委送上《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 （值得壹提的是最初提出“瞞產私分”現象的人是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 1959 年 2 月，《經 濟消息》第九期發表了《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認為“目前農村所謂糧 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徵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 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真地做好當前的糧食工作。”這兩個報告都提出了“反瞞產私分”的經驗。 2 月 22 日、28 日，毛澤東先後對這個報告作了長篇批示。全國掀起了反瞞產私分的運動。 1959 年 3 月 25－4 月 5 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 八個問題》，決定對“壹平二調”的財產清算退賠，強調生產隊的部分所有制和壹定的管理權限。通 過《1959 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經濟指標。 1959 年 3 月，山東“濟寧事件”暴露。從 1958 年冬到 1959 年春，這個地區的農民除了挖麥苗、剝樹皮吃以外，把枕頭裡的糠也扒出來吃了。全區水腫病發病人數曾達 67 萬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9 年 4 月 6 日，國務院秘書廳送上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 月 9 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 2517 萬人無飯吃。毛澤東於 4 月 17 日作了批示：壹、 將這兩個材料印 30 份，15 份在 3 日內送到 15 省委第壹書記手中，請他們迅速處理；二，給 15 省在 京開會的人大代表每人壹份。實際上，從 1958 年年底開始，農村不斷出現餓死人的情況。毛澤東和 中共中央壹直把餓死人當作個別現象，當作“暫時的緊急危機”，不承認糧食不足，繼續加緊糧食徵購。 1959 年 4 月 18 日至 25 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批准了中共八屆 七中全會確定的 1959 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將這些高指標正式公布。 1959 年進入第二季度，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嚴重後果進壹步暴露。農業方面，當年夏季作物播種面 積比上年減少 20%。夏收糧食、油料大幅度減產。蔬菜、肉類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業方面，鋼鐵生產上不去。由於“以鋼為綱”，其他工業部門特別是輕工業被擠占，人民日用品生產下降，許多商品 庫存減少，到處供應緊張。 1959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 日，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廬山會議”。 第壹階段是“神仙會”，主要是反左氣氛。7 月 14 日，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著 重指出大躍進以來的壹些嚴重問題及其原因。7 月 16 日，毛澤東在彭德懷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懷同 志的意見書”這個標題，批示：“印各同志參考”。7 月 23 日，毛澤東召開大會發表講話，向彭德 懷發起反擊。8 月 2 日至 16 日，在廬山舉行了八屆八中全會。大會小會展開了對彭、黃、張、周的 鬥爭。最後，會議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 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等文件，決議正式肯定“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 “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廬山會議的結果不僅沒能糾偏，反而讓原本已經糟糕的現狀更加惡化） 1959 年 8 月中至年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全國有上千萬的幹部遭到批判。 1959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頒布的壹些向農民讓步的政策不僅停止實施，還當做右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斂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又重新刮了起來。農村的社會 主義教育運動和反瞞產私分相結合，和完成糧食徵購任務相結合，加劇了農村糧食短缺，加劇了饑荒。 1959 年 10 月，山西壽陽發動“挖糧集資”運動。從發動到 1960 年 1 月被制止，經歷三個月時間， 據運動後統計，全縣 283 個管理區中，有 259 個管理區發生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 435 個生產隊中，有 11159 戶被抄家搜查，24063 戶被“集資”，3116 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 349 人之多。後稱“壽陽事件”。 1959 年 10 月到 1960 年 4 月，河南省信陽地區因飢餓和持續八個月的“反瞞產私分運動”而死亡的農民超過壹百萬人，反瞞產手段極其殘酷，包括松針刷牙、剁手指、吊打、扣糧、扣飯、點天燈、火烙乳頭、活埋等。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陽事件”。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全縣人口減少了三分之壹。被稱為“通渭問題”。 1959 年，國家出口糧食 415.75 萬噸“貿易糧”，創出口糧食最高紀錄。這些“貿易糧”相當於 500 萬噸原糧。這壹年進口糧食折合原糧只有 0.2 萬噸。不僅出口糧食，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稀缺的食品。 1960 年 1 月到 8 月，廣東省羅定縣發生了大批餓死人的事件，稱為“羅定事件”。占全縣壹半左右 的公社，約 27 萬人的地區，發生了極其嚴重的浮腫、瘦弱死亡情況。據全縣 1－8 月統計，死亡達 17000 多人，占全縣總人口的 2.62%。 1960 年春，貴州省遵義農民成批成批餓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絕，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現象也有發生。成為驚動北京的“遵義事件”。 1960 年 3 月 4 日，毛澤東中共中央對貴州省委的《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作了批示。3 月 6 日 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國，要求“全國仿行，不要例外”。貴州省委的報告用“群眾的話”的話 歌頌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辦好食堂有依靠，飯熱菜香吃得飽，社員勁頭高又高”，還主張取消 自留地。此時，貴州省的農民正在大批飢死。 1960 年 3 月 25 日，餓死多人的“中寧事件”被揭露，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工作組進駐中寧，接管了 縣委，在全縣範圍內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算原縣委錯誤的鬥爭。 1960 年春青黃不接之際，各地農民大量餓死。這是大饑荒期間餓死人最多的時候。 1960 年 5 月 28 日，四川省開縣滿月公社發生了萬全堂暴動。道首劉志善帶領 300 多名道徒搶走公 社民兵槍支 18 條，子彈 1200 多發，洗劫百貨商店、供銷社，占領國有林場，打死、打傷黨員幹部 4 人，綁架幹部 16 人。搗毀大量救災物資。 1960 年 6 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暴動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曾開倉放糧的縣長飲彈自盡。因虛報糧食產量而激起民變的縣委書記也投河身死。 1960 年 6 月 10 日－18 日，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 14 日的講話中提出 降低計劃指標，提出鋼鐵要講質量、品種、規模，把這個放在第壹位，數量放在第二位。會議期間他 寫下了《十年總結》，開始反省前幾年經濟建設中高指標的錯誤。 四、“大躍進”的中止 1960 年 8 月，主管計劃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躍進”難以為繼，提出了“整頓、鞏固、提高”的 方針，後周恩來改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成為八字方針。但由於認識不壹，八字方針此時 還無法貫徹。 1960 年 1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代食品會議，譚震林副總理在這個會議上的報告，號召全 國開展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 運動的緊急指示》。接著，各地組織成千上萬的人上山下水，尋找各種代食品。代食品為緩解飢餓起 了壹點作用，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農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數。 1960 年 11 月 15 日，毛澤東看了關於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的報告，寫信給周恩來，信中用“以階 級鬥爭為綱”的觀點，對農村形勢作出了嚴峻的判斷。他說，有三分之壹地區壞人當權，打人死人， 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1960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財貿書記會議“關于堅決做好秋冬糧食工作的討論紀要”》 1960 年 12 月 24 日晚，宣威暴亂。雲南省宣威縣阿都公社發生了暴亂，波及增平、翠華、兩個公社。 暴亂涉及 13 個管理區的 37 個生產隊，共 417 人。暴亂分子提出的口號：“實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戶，不交公糧，不賣餘糧”、“解散公共食堂，糧食分到戶，隨便吃飯”、“恢復自由市場， 不要糧票、布票、飯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還各”等。 1960 年 12 月 24 日－1961 年 1 月 13 日，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會議除子討論國際共運的問題以外， 著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和 1961 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 1960 年，中國出口糧食 272.04 萬噸。這些“貿易糧”折合原糧 326 萬噸，相當於壹千萬人壹年的口 糧。當年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稀缺的食品。這壹年進口糧食只有 6.63 萬噸。1960 年大量餓死人後，1961 年進口糧食 580.97 萬噸。出口糧食減少到 135.5 萬噸。 1961 年 1 月 14 日－18 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 實、提高”。當時的提法是“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速度，在已有勝利的基礎上，采 取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但由於認識上不壹致，真正的調整是在 1961 後下半年開始的。 1961 年 3 月 28 日，安徽省委第壹書記曾希聖召開省委常委會，確定在全省搞“責任田”。為了減少 搞包產到戶的阻力和猜疑，1961 年 4 月 27 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送了《安徽省試行 包工包產責任制情況的報告》。與此同時，全國各地都搞起了責任田。這是當年拯救農民最有效的辦 法。 1961 年 4 月 19 日晚，經毛澤東同意，以胡喬木為首的中央調查組在韶山大坪大隊陳家灣召開社員大 會，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員皆大歡喜。 1961 年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1]323 號，以《中央批發主席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為 題，向全國轉發胡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這是第壹個主張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報告。 1961 年 12 月 9 日，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北京市委擬了壹份報告：《關於在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和壹 部分負責幹部副食品供應問題的請示》，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同意這份報告，並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 全國。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北京市即可照此辦理。各省、市、自治區可以參照這壹辦法執行。”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召開。劉少奇在會上代表黨 中央初步總結了 1958 年以來黨在經濟建設上的缺點和錯誤，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 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 1962 年 2 月 21 日到 23 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簡稱“西樓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陳雲對經濟形勢作了比較嚴峻的估計。“西樓會議”和 2 月 26 日的國務院擴大會議 以及 3 月 13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了壹整套進壹步調整經濟、克服困難的辦法。 1962 年 4 月底到 5 月中旬，廣東每天都有大批人從邊境偷渡去香港。據統計，參與這次偷渡外逃的 有 11 萬多人，其中 6 萬人越境到了香港。從 4 月 27 日到 6 月 24 日，港英當局遣返 4 萬人，留在香港 的大約有 2 萬人。 1962 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和所屬塔城地區，6 萬多中國邊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 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逃往前蘇聯。 1962 年 5 月 7 日至 11 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西樓會議、國務院擴大會議、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形成的文件，落實調整經濟 計劃的部署。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按照劉少奇“要退夠”的指導思想，根據陳雲的意見，採取了比 較徹底的措施，即“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 1962 年 7 月，田家英、陳雲、鄧子恢等向毛澤東談了搞包產到戶，毛澤東堅持集體經濟。事後，毛 在游泳池質問劉少奇：“妳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劉少奇說：“陳雲、田家英是 在黨內談的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妳講，沒有錯。”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 在內容！他們都找了妳，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壹片黑暗，妳急什麼？”劉壹吐為快：“餓死 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妳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妳 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1962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4 日，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8 月 6 日，毛澤東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 題的講話。他又在中心小組會上多次插話，繼續講他的觀點，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 風”。毛澤東說，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使 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壹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1962 年 9 月 24 日至 27 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會議公報說：“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 整個歷史時期內，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 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 八屆十中全會成為了後來“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基礎。 1963 年－1965 年，全國農村開展“四清運動”。重點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1966年由毛澤東發動並持續十年的重大政治運動，非官方觀點認為發動文革的原因是毛為了挽回在大躍進中所犯錯誤而造成的執政風險，藉此搞掉劉少奇。文革被稱為“十年浩劫”並不誇張，幾乎每個家庭、每個中國人都在當年不同程度捲入到這場運動之中，造成的死亡、損失迄今無法準確統計，非官方觀點認為至少造成了200萬人死亡、超過1億人被整、財產損失五千億元。 壹、文革前的醞釀 1964年到1965年舉國大批判達到高潮。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大力開展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對文藝界、學術界等各個領域進行大批判，八屆十中全會強調階級鬥爭、中蘇大論戰和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大批判，城鄉社會主義教育的實踐，逐漸形成壹套完整的理論體系，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壹套理論體系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評論戲劇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是毛澤東精心策劃的，是文革的導火線。 彭真抵制姚文元的文章，僵持了18天，11月30日，《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欄轉載姚文。編者按把姚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 1965年12月8日到15日，由毛澤東主導，在上海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批判羅瑞卿。上海會議壹結束，就撤銷了羅的總參謀長職務 1966年2月４日，許立群等根據彭真的意見，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這個提綱對已經開展的大批判加以約束，把它置於黨的領導之下，並限於學術範圍之內。 1996年４月１６日，毛澤東在杭州劉莊賓館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的錯誤，撤銷了《二月提綱》。５月１０日，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由李雪峰接替彭真北京市的工作。 二、文革正式發動 1966年５月１６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全體壹致地通過了《5·16通知》。 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大字報，批判校長陸平等，受到毛澤東支持，《人民日報》在6月2日全文發表。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 5月2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位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會上決定，派工作組進人民日報和北京大學。6月4日，北京新市委向各校派出工作組。工作組在各校名為領導文革，實際就是抓右派。 從6月初到7月底，劉、鄧主持工作的黨中央與各大區、各省市的中共領導人, 大抓右派，把“反右鬥爭”鋪開成全國性的運動。這次反右比1957年“反右”更為廣泛、更兇猛。全國各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相當於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十倍以上。 三、文革進入高潮 1966年７月２９日晚，北京市委在人大會堂召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被工作組打成右派的人全部平反。這些人中的壹些人以後成了造反派群眾組織的領導人。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讚揚他們的“革命造反精神”。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此後又7次接見了壹千多萬紅衛兵。與此同時，中央允許紅衛兵免費乘車、免費住宿，到全國各地串聯，到運動還沒有起來的地方煽風點火，衝擊官僚體系。從此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壹兩年間，是製造“天下大亂”的重要力量。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壹中全會在北京舉行。5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矛頭指向劉少奇。8日，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林彪在中常委中由名列第六升為第二，劉少奇從第二降到第八。 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初，以幹部子弟為骨幹的老紅衛兵大搞“血統論”，抄家、破“四舊”，打、砸、搶,把鬥爭矛頭指向政治賤民和知識分子，製造了恐怖的“紅八月”。 1966年8月底，北京昌平縣和大興縣屠殺“四類分子”（地、富、反、壞）及其子女數百人。殺人的方法是，棍棒打、鍘刀鍘、繩子勒，對嬰幼兒用腳踩住壹條腿，用雙手抓住另壹條腿，使勁往上壹提，孩子就被撕成兩半兒。 1966年8、9月間，各地官僚集團繼續壓制群眾起來造反，工作組撤走前扶持的“革籌小組”等機構繼續掌僅，利用官辦紅衛兵繼續鎮壓群眾，如湖南“抓黑鬼”，湖北“抓南下壹小撮”。有些地方黨委動用軍隊、出動警察鎮壓學生、組織工人農民圍攻學生。毛澤東稱這種現象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966年10月2日，《紅旗》雜誌發表了第13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道上前進》，號召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6日，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召開10萬人的“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的誓師大會”。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排除文化革命的阻力。從此，矛頭指向各級領導幹部的群眾造反運動掀起了新高潮。批判資反路線是文革的壹次重要轉折。絕大部分當權派都受到衝擊，其中壹些人受到殘酷迫害。 1967年1月，上海發生“壹月風暴”，上海工人造反組織奪了上海市委的權。此後，全國各地都仿效上海開展了奪權運動，由“三結合”的領導班子接替了原來的權力機構。 1967年2月中旬，周恩來主持中央碰頭會，副總理譚震林、陳毅以及葉劍英元帥等在會上強烈批評文革中全面打倒老幹部的作法，被稱為“二月逆流”。2月以後，各地支左部隊強力鎮壓造反派，將很多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還製造了壹系列流血事件，後稱為“二月鎮反”。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及附件》下達，這個文件指出“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不准亂捕人。·······被打成‘反革命’的，應壹律平反，被捕的，應壹律釋放。”“二月鎮反”中挨整的人被解放。造反派的行為更加激烈。 7月20日，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支持的保守組織“百萬雄師”扣留隨毛到武漢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後被宣布為“反革命事件”。隨著陳再道被打倒，全國範圍內掀起揪“軍內壹小撮走資派”高潮。 七八月間，受武漢事件的鼓舞，全國各地造反派空前活躍，軍隊、外交等各條戰線受到衝擊。8月22日，北京的英國代辦處被燒。形勢全面失控。8月底，為了扭轉全面失控的局面，毛澤東拋出了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不久又拋出了戚本禹。七月至九月，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提出群眾組織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聯合，說“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走資派是壹小撮，對幹部要擴大教育面。毛澤東開始轉變戰略。 9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毛澤東在文中加了壹段關於抨擊“5·16反革命集團”的話，從此全國開展了清查“5·16”運動，在支左部隊的主導下，對造反派群眾開始了又壹場大規模的血腥鎮壓。 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零陵地區道縣對“五類分子”及其子弟進行大屠殺，受道縣的影響，零陵地區其它十個縣市也不同程度地殺人。全地區包括道縣在內非正常死亡人數為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迫自殺1397人。殺人的手段有十多種：槍殺；刀殺；沉水；用炸藥炸死；丟進岩洞或廢棄的礦井；活埋；棍棒打死；用繩子勒死；火燒死；摔死（主要用於孩子）。 1968年3月24日，北京人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撤銷楊成武代總長職務、撤銷空軍政委余立金的職務並逮捕法辦，撤銷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的職務。 1968年5月，《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經驗》下發，全國規模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正式開始，製造了大批冤案，受害者以千萬計。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布告，嚴禁破壞交通、搶劫軍用列車、衝擊解放軍機關。“7·3布告”對制止武鬥起了壹定的作用，有些地方利用這個布告，對群眾組織進行軍事圍剿。 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出3萬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清華大學制止武鬥。28日，毛澤東接見造反派“五大領袖”。毛澤東和造反派的蜜月結束。各地都仿效北京，派出大量工宣隊進入學校和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工人宣傳隊和支左軍人壹起主導文革。造反派開始被邊緣化。 1968年9月5日，新疆自治區革委會最後壹個成立，實現了“全國山河壹片紅”。 1968年10月13日至31是，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全會批准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壹切職務”的決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召開，這是造反派勝利的大會，更是軍人勝利的大會。毛、林之間就起草政治報告產生罅隙。毛警惕軍人勢力的過分擴張。 1970 年1月31日，《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中央文件下發，在全國開展了“壹打三反”運動，數以萬計的人被殺。 四、毛林分歧與林彪事件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在會上，林彪集團借設國家主席、“三個副詞”的名義，要揪出毛澤東信任的張春橋。毛澤東寫了“我的壹點意見”，拋出了傾向林彪集團的陳伯達。 1970年國慶節後，開始批陳整風運動。黃、吳、李、邱就廬山會議事作檢查。 1970年11月6日，按毛的意見，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原來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江青、張春橋等掌握了中央組織宣傳大權。 1971年4月15日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毛用“挖牆腳”、“拋石頭”、“摻沙子”的辦法瓦解軍委辦事組。毛逼林彪作檢查，林彪拒不檢查。 1971年8月15日到9月12日，毛澤東南巡，沿途發表講話，將火直接燒向林彪。林立果企圖在沿途謀殺毛澤東、實行“571”（武裝起義）的計劃落空。 9月13日，林彪出逃，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林彪、葉群、林立果等9人全部死亡。林彪事件，這壹震驚世界的政治醜聞敲響了文革的喪鐘。 五、保衛還是否定文革階段 從1971年底到1972年，周恩來發表談話、採取措施，糾正左的傾向。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的篇幅發表了批判無政府主義文章。糾左，勢必否定文革。11月4日，上海《文匯報》的內參《文匯情況》 312 期 登了壹篇上海工人座談對《人民日報》這版文章的批評。12月5日，王若水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批評《文匯報》對《人民日報》的批評。12月17日，毛說：“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極左思潮少批壹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毛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1972年5月21日到6月23日在北京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批判林彪極右的實質。周恩來奉命檢查六次路線鬥爭的歷史錯誤。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 1973年7月初，毛批評外交部的《新情況》153期對國際形勢的判斷。7月4日，剛做完膀胱癌治療的周恩來連夜給毛寫檢討。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周恩來代表中央宣讀張春橋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王洪文代表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十大完全肯定九大路線。 1973年11月18日，根據毛澤東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 1973年12月4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作了壹個“上綱很高”的檢討。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針對周恩來和葉劍英批評：“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毛澤東宣布了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的決定。 1974年1月25日，據毛的布置，召開中央機關、國務院機關和所屬單位的人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全國開展了批林批孔運動。早已被邊緣化的造反派又起來企圖恢復在文革初期的地位。 1975年1月8日到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召開，鄧小平得到了他終生最高的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還是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掌握了軍隊的實權。 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了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保衛文革不再是支持造反派起來造反，而是向群眾灌輸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四屆人大召開。張春橋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周恩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實現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在四屆人大的權力分配中，務實派占優勢，文革派退居次要地位。 1975年4月20日，文革派讓新華社上報了《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這個報告 提出了“認識和批判經驗主義的危害，自覺克服經驗主義”。批經驗主義是針對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幹部。4月23日，毛在新華社的這個報告上作了批示，說：“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壹項，放過另壹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壹種表現。此問題請提政治局壹議。”務實派借毛澤東的批示批評江青壹個月。 1975年春，鄧小平開展“會面整頓”。“全面整頓”開展了半年多，壹大批進入革委會的、堅持派性的造反派領袖受到打擊，鐵路交通和生產秩序有所好轉。 1975年8月14日，毛澤東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 文革派利用毛的這段話，組織了很多評《水滸》的文章，批判“投降派”，暗指周圍恩來、鄧小平。 1975年8月13日，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向毛澤東寫了壹封告狀信，告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10月13日，他們又寫了第二封信，狀告遲群和黨委副書記謝靜宜兩人。 1975年11月2日，毛澤東說：“有兩種態度，壹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們（指劉冰等）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妳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從此開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1月28日，毛澤東讓華國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交出了全部權力，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進入高潮。在鄧小平整頓中受到打擊的造反派頭頭開始活動，企圖利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機會翻身。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群眾借悼念周恩來的機會表達對文革的不滿，文革派壓制群眾對周恩來的悼念。這種鬥爭持續到清明節，釀成規模宏大的“四五運動”。 六、文革結束，從毛澤東時代進入鄧小平時代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文革派和務實派為爭奪權力處於劍拔弩張，雙方各有所行動。 1976年10月6日，懷仁堂事變，華國鋒、葉劍英等抓捕了“四人幫”。 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在中共十壹大的政治報告中說：“粉碎‘四人幫’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壹個偉大勝利。”“歷時11年的我國第壹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宣告勝利結束了。” 從1976年10 月到1980年前後，各地對文革激進分子進行了大逮捕。同時進行“揭批查”運動，數以千萬計的人受到打擊。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對“林彪反革命集團”和“四人幫”舉行了公開審判。 1980年到1986年，全國開展清查“三種人”運動。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因文革罪而被打入另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把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社會主義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提出了對權力過分集中的國家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改革。 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理論務虛會議第壹階段，對文革和文革前的政策、路線進行了深刻反思，這是黨內高層的壹次民主化運動。黨內民主運動與“西單牆”的民間民主運動相互推動，成為壹次民主浪潮。 重慶武鬥紀實 所謂”武鬥“主要是指文革初期造反派奪權後發生分裂所進行的意識形態鬥爭，很多地方的武鬥從最初的冷兵器互毆發展到真槍實彈的內戰，其原因是軍隊支持壹派或像重慶這樣的兵工廠提供了武器。 1967年6月5日，位於北碚區的西南師範學院“8·31”戰鬥縱隊與同校的“8·15”派的“春雷造反兵團”武鬥，市內“8·15”和“反到底”兩派都派人到西師增援自己的壹派。重大“8·15”支援西師武鬥後返校途中，在北碚不遠的施家梁遭“反到底”派截擊，重大“8·15”總團負責人、市“革聯會”副主任熊代富等被俘，遭到關押毒打，注射麻醉劑後押送北京“交中央文革處理”，在赴京的火車上被“8·15”派認出，到京後組織人救出。
在兩大派“全面內戰”期間，出現了壹些專業武鬥組織或指揮機構。重大“8·15”建立了“衛戍司令部”和專業武鬥組織301野戰隊（專事校外武鬥）、302部隊（專事校內武鬥及治安）。“反到底”派建立了北碚區的“猛虎團”，在南岸區制高點黃山上建立了“反到底黃山警備區司令部”。
７月１日，兩派在重慶醫學院附屬壹院武鬥，死二人，傷數十人，“反到底”派《東方欲曉》報主編於可被鋼釺刺死。“反到底”派在解放碑鬧市區，為於可等“烈士”舉行了規模空前的追悼大會，號召為於可復仇。
7月8日，“反到底”派“猛虎團”前往被“8·15”派控制的（北碚）紅岩機器廠營救被抓人員，兩派展開大規模武鬥，死9人，傷多人，變電所被炸毀，全廠停產。
7月10日，駐守在戰旗小學的重大“8·15”的武鬥隊，以自制噴火器和土炮伏擊“反到底”派武鬥隊，燒死2人，燒成輕、重傷各2人，鋼釺刺死1人，重大“8·15”武鬥隊自己燒成重傷1人。當天上午，重大“8·15”武鬥隊又在該地區突襲了過路的“反到底”派的河運學校的武鬥隊，刺傷、俘虜多人。這次武鬥中，重大“8·15”武鬥隊使用了私設的電台聯絡。
７月１４日，路經重慶的中央代表謝富治、王力在重慶警備區司令部接見兩派代表，要求立即停止武鬥。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籌組組長張國華、副組長劉結挺上午９時發布停止武鬥的六條命令。重慶國防工業系統兩派達成停止武鬥１４條協議。謝富治主持了簽字儀式。兩派代表3000多人召開“團結大會”。但協議轉眼就被雙方撕毀。武鬥再次發生。
7月20日至21日，兩派在大型兵工廠長江電工廠武鬥，“8·15”派攻占全廠，打開成品庫運走大批槍彈。
７月２５日，因“反到底”派控制的重慶市工業學校位於連結沙坪垻區至市中區的公路的壹座山坡上，對來往於兩區間的“8·15”派形成威脅。“8·15”派組織多路人馬用了輕重機槍及步槍攻打工業校，占領了該校。守方死亡10人，攻方兩人死亡。“8·15”抓獲俘虜200多人押回重慶大學毒打審訊。“反到底”派的“軍工井岡山”得知“8·15”用機槍占領了工業學校，以壹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了打開軍工倉庫發放槍支的決定。 重慶是中國兵器工業基地，在武鬥中，這個兵器工業基地成了取之不盡的武器彈藥庫。
７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嘉陵機器廠、建設機床廠、望江機器廠等幾家大型兵工廠兩派爭相搶奪軍兵械庫和成品車間武器彈藥，並向廠外同壹派群眾組織擴散。
７月３０日，望江機器廠“反到底”派武鬥隊以改裝炮艇與長江電工廠“8·15”派武鬥隊對戰，長江電工廠油庫中彈，漏油５噸，傷亡各壹人。
7月３１日，大型兵工廠空氣壓縮機廠的“8·15”派武鬥隊從廠內向鶴高路居民區發射燃燒彈，燒毀區勞動調配站、廢品收購站及民房１８間。８月１日，解放軍重慶警備區司令部制止武鬥和進行救護的人員遭到槍擊，死２人，傷１０人。
８月２日，兩派在空氣壓縮機廠武鬥，動用了坦克。廠俱樂部被燒毀。重慶大學“8·15”的301武鬥隊３人被擊斃，重傷致殘１人。“8·15”派占領全廠後，將從家中抓出並殺害的無辜群眾數人，並拖往石灰窯焚屍滅跡，途中發現有未死者補槍致死。
８月３日，兩派在建設機床廠大規模武鬥。“8·15”派占據的制高點——謝家灣的弧形建築（辦公樓）。在“反到底”派的強力攻擊下，“8·15”派被迫撤退，撤退時倒上汽油燒毀。同日，重慶軍分區交通艇被“反到底”派望江機器廠“金猴”武鬥隊的高射炮擊沉，解放軍３人遇難。
8月4日，“8·15”派北碚“捍紅總部”為奪回被“反到底派”搶去的裝運子彈車輛，攻打845廠並占領了全廠。在攻占中，“8·15”數人身亡。845廠內的“反到底”派和守廠的多名人員，在武鬥中身亡或被俘後遭到槍殺。
8月5日 ，“8·15”派進攻建設機床廠，兩派在該廠制高點清水池大規模武鬥，動用了坦克、高射機槍等武器。連續三天武鬥中死25人，傷數十人。
８月８日，望江機器廠“反到底”派“金猴”武鬥隊為向建設機床廠“反到底”派運送增援物資，用改裝“炮艇”三艘組成“艦隊”，沿長江溯江而上，沿途與占據東風造船廠、紅港（朝天門碼頭在文革中的名稱）、長江電工廠等地的“8·15”派武鬥隊交戰，打死２４人，打傷百人，打沉船隻３艘，打壞１２艘。當時稱為“八八海戰”。
８月１１至１３日，“8·15”派攻打設於解放碑西北側的交電公司大樓上的“反到底”派廣播站，從馬路對面的東方紅（原“和平”）電影院樓頂集中幾支信號槍向該樓四層（最頂層）窗口內齊射，引燃樓內易燃物起火燒毀。附近數十家民房也遭火災。
8月12日，兩派在嘉陵機器廠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數十人。直接經濟損失達357萬元。“8·15”派占領全廠。
８月１３日，“反到底”派望江機器廠的“金猴”武鬥隊，向占據著郭家沱中學的“8·15”派據點發起進攻。“8·15”派居高臨下， “金猴”武鬥隊被打死１０人，傷數十人；“8·15”派也有重大傷亡（後查明，此事不是反到底派與“8·15”派衝突，而是反到底與駐厂部隊衝突）。同日，“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團二中隊”、“五中隊”在行進於二十二中學至北溫泉途中時，被河對岸“8·15”派機槍掃射死3人、重傷2人。“猛虎團”在召開“烈士追悼會”時，將俘虜北碚“8·15”派武鬥指揮唐天倫槍斃“祭靈”。
嘉陵江大橋將嘉陵江南面的市中區與北面的江北區連成壹體。市二輕局大樓位於南橋頭。1967年6月，“反到底”派控制了這座大樓，對“8·15”構成威脅。７月７日，“8·15”發起進攻，經過幾次拉鋸戰，市二輕局大樓被“8·15”派占領。8月14日，在反到底主要負責人李木森和江北指揮部負責人蘇靜康等指揮下，炮擊“8·15”占領的二輕大樓。炮聲斷斷續續，從夜間直到次日晨。
8月18日至20日，兩派在潘家坪高幹招待所至大坪壹線展開大規模武鬥，使用了榴彈炮、三七炮、高射機槍、坦克，死亡超百人，郵電器材廠壹幢宿舍被“8·15”派炸毀，僅被燒毀的潘家坪高幹招待所房屋和設備損失即達4百餘萬元。陳列於潘家坪高幹招待所供國家領導人觀賞的館藏珍品碧玉香爐等10件珍貴文物被武鬥組織搶走。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區武鬥，“8·15”派攻打九龍坡黃葛坪王家大山制高點，兩派死45人。 8月21日，中央調查組壹行30人於18時抵達重慶，下令兩派就地停火，令兩派頭頭到警備區談判。第二天，“反到底”派的“黃山警備區司令部”向南岸“8·15”派的制高點發起進攻，死22人，傷數十人，打壞房屋7幢，抄砸部隊、機關、企業、商店17個和居民34戶，搶走辦公用具、電訊器材、手錶等物資件和糧食2650餘公斤。
參加武鬥的年輕人大多是大中學生和青年工人。多年的階級鬥爭教育和革命英雄主義教育，使他們充滿了奉獻壹切的革命熱情，他們“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視死如歸。很多人在“為毛主席而戰”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8月23日晨7時，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發來經周恩來審定的制止重慶武鬥的特急電報：壹、立即停止對壹切工廠、學校、機關、商店、街道和居民點的火力進攻和射擊。立即停止對空氣壓縮機廠的進攻，並撤除包圍。二、絕對不允許對解放軍防地、巡邏哨和軍車射擊。三、雙方立即達成停火協議並保證切實執行。
8月23日，“反到底”派向楊家坪地區“8·15”派大舉進攻。楊家坪中心區的“8·15”派據點建設電影院被高射炮擊中起火，周圍燃成壹片火海。空氣壓縮機廠“8·15”派武鬥隊撤退前槍斃“反到底”派俘虜5人（其中孕婦1人）。
8月28日凌晨，“8·15”派出動大批武鬥人員，向占據通信兵技術學校的“反到底”派據點發起進攻。武鬥中，雙方動用了坦克、裝甲車、輕重機槍、高射機槍、122榴彈炮、迫擊炮、無後坐力炮等武器，用私設的電台指揮榴彈炮射擊。雙方死傷數十人。“反到底”派被迫撤離，“8·15”派占領北碚全區，喜稱為“8·28大捷”。
1967年七八月間，重慶市幾乎是每天炮火連天，硝煙瀰漫，老百姓生活在恐懼之中。
9月5日，中共中央下達“九五命令”。9月8日至9日，重慶兩派在警備區談判停止武鬥、收繳武器，達成協議。武鬥趨於緩和，9月11日，撤到成都的“反到底”難民2000餘人乘601次列車返回重慶。
9月後武鬥稍有平靜。但是，12月27日，重大“8·15”將該校“反到底”派“重大井岡山”趕出學校後，單方面組建了重慶大學革命委員會。支持“8·15”派的四川省革籌組副組長、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和重慶駐軍領導人韋統泰、藍亦農、白斌、唐興盛等出席表示祝賀。同壹天，與梁興初等觀點不同的四川省革籌組副組長劉結挺在自貢接見“反到底”派代表，表示支持。上層軍政高官各支壹派，近於熄滅的戰火重新燃起。
12月30日，“反到底”派萬餘人衝擊市“革籌組”，兩派發生武鬥，多人被打傷。 在槍炮聲中進入了新的壹年。 1968年，1月7日，“反到底”派25萬人在市體育場召開批鬥李井泉、廖志高大會。會前“反到底”派赴會途中多處與“8·15”派衝突，會後遊行時發生槍戰，死6人。
1月9日，重大“8·15”武鬥人員將返校“複課鬧革命”的“反到底”派“重大井岡山公社負責人”打成重傷，已返校的“反到底”派學生再次出逃。
3月15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接見四川黨政軍領導幹部，指出重慶“8·15”和“紅衛兵成都部隊”（“紅成”）打倒劉結挺和張西挺是錯誤的。成都造反派也和重慶壹樣，分為對立的兩派，壹派是“紅衛兵成都部隊”（紅成），壹派是川大“8·26”。成都的“紅成”和重慶“8·15”反對劉結挺、張西挺，支持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成都的川大“8·26”和重慶的“反到底”支持劉結挺、張西挺，反對梁興初。周恩來說：打“劉結挺張西挺”就是為劉（少奇）鄧（小平）復辟。周恩來還傳達了毛澤東對“反到底”支持的態度，周恩來批評54軍對“反到底”的打壓作法。“反到底”派利用“3·15”指示大造聲勢；“8·15”也不示弱。武鬥又進壹步升級。3月22日、24日、25日、26日，每天都有武鬥。其中3月26日嘉陵江南橋頭的武鬥死3人，多幢建築被燒。抗日戰爭期間的“民主之家”特園化為灰燼。
4月7日，重慶兩派分別以嘉陵江北岸的大型國防企業長安機器廠、江陵機器廠和重慶鋼鐵三廠、第十八中學、曙光中學、江北糖果廠，嘉陵江南岸的大溪溝搬運站、第六中學、第四十壹中學（今巴蜀中學）及市中心和第二十九中學等地為據點展開槍炮戰，動用了高射機槍及多種火炮，壹些房屋被毀。同日，兩派在長安機器廠大規模武鬥，全廠停產。
4月27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再次接見四川黨政軍領導，說“反到底”打謝（成都軍區副政委謝家祥）反梁（省革籌副組長、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也是錯誤的。要54軍把腰杆挺起來。“4·27”指示實際是對“3·15”指示的糾偏。周恩來說：“重慶不能再亂了。”
4月28日，周恩來令四川省革籌組負責人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等火速到北京參加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要求重慶兩派立即停止搶武器，令兩派將搶去的武器通通交回，否則嚴辦。
4月29日，周恩來再次打電話給張國華，就重慶市大規模武鬥問題作出4點強硬指示，要求對28日發生的“8·15”派搶奪351倉庫的武器和長安機器廠辦公樓起火、反到底派打死打傷消防人員必須嚴肅處理。下午張國華、劉結挺、張西挺、韋統泰、藍亦農接見北京學習班兩派代表各10人傳達上述指示，要求馬上落實。
６月１２至１３日，兩派在北碚第13中學和北碚區新華書店武鬥，死６人。“8·15”派攻占“反到底”派“猛虎團”占據的新華書店大樓，在武鬥中被擊斃的“猛虎團”頭頭王樹良等３人被暴屍街頭示眾3天。“8·15”派隨後實行戒嚴並手提衝鋒鎗挨戶搜捕“反到底”派人員。
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２日，兩派在空氣壓縮機廠大規模武鬥，動用了三七炮、四聯高射機槍、坦克、裝甲車、輕重機槍等，“8·15”派攻占全廠。
7月7日至9日，兩派在大坪地區大規模武鬥，“8·15”派攻占後字242部隊、煤炭設計院、重慶醫學院等單位。多處房屋被毀，物資被搶劫，傷亡多人。後字242部隊“反到底”派“紅總”負責人張龍寶在撤離途中身亡。
7月9日至12日，兩派在江陵機器廠大規模武鬥，壹些家屬區房屋、職工住宅被打壞，4個重要車間遭破壞，附近民房也遭到炮擊。傷亡多人。“8·15”派攻占全廠，隨後實行“戒嚴”、“清鄉”。
7月16日，重慶“8·15”派及鄰近幾縣同壹派的武鬥隊在成渝鐵路線隆昌石燕橋以火力攔截軍列，將五車皮援越軍火搶劫壹空。周恩來聞訊後急電四川省革委主任張國華：這是反革命的政治事件，不論哪壹派搶去的都要全部追回。
1968年7月底“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學校以後，學生造反派紅衛兵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學生“上山下鄉”，群眾組織已經不能支撐。在重慶陷得很深的54軍也換防到雲南。武鬥漸趨平靜。8月22日，因武鬥外逃的“反到底”派群眾首批4500餘人從成都遣返，到達重慶火車站。以後數日，每天都有數千“難民”返回重慶。
９月２３日，重慶市革委會、警備區作出決定：嚴令壹切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持有武器，必須於１０月１５日前無條件上繳壹切武器、彈藥、運輸車輛，拆除武鬥工事、據點，解散壹切專業武鬥隊。
10月15日，重慶市在人民大禮堂舉行“兩大派革命群眾組織撤銷總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師大會”，兩大派群眾組織宣告撤銷。此後，重慶主城區及附近地區兩大派群眾組織間真槍實彈的全面內戰基本平息。
重慶武鬥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見到壹個統計數字，不過，據《重慶公安大事記（1949-1997）》記載：1971年“6月5日，省人保工作組在《重慶市武鬥殺人案件情況的調查匯報》中記載，全市在文革中共發生22起較大的武鬥殺人事件，造反派以‘叛徒’、‘俘虜’、‘探子’等名義殺死1737人（其中五類分子14人），作案兇手878人”。這1737人不是在武鬥中死亡的，而是被抓後殺死的，即“殺俘”。重慶武鬥死亡人數應當大大超過這個數字。另資料稱：據最保守的估計，直接死亡人數在3000人以上，受傷1萬人以上。武鬥毀掉的房屋、機器設備、因武鬥而造成的交通中斷、工廠停產而造成的經濟損失無法統計。 清理階級隊伍，簡稱“清隊”或者“清階”，是文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起源於毛澤東說“黨內及群眾里混入了壹小撮反革命分子，需要發動群眾進行清理。”各地掀起的清理階級隊伍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 清理階級隊伍到底有多少人受害？旅美華人學者丁抒研究了大量縣誌，他的結論是“除極個別的縣份外，壹般揪斗人數都超過萬人，死於清理階級隊伍的都在壹百人以上。丁抒認為，在清隊運動中總計有三千萬人被斗，五十萬人死亡。魏昂德、蘇揚據文革後1500多個縣誌取得的信息，對農村地區的運動進行分析，這份研究估計大約有3600萬人遭到迫害，被殺害的人數在75萬至150萬之間，大概有同樣多的人致殘。官方文革史承認：清理階級隊伍中，製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加上他們的親屬和各種社會關聯的人全國被株連的群眾多達1 億人。 安徽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就全力以赴地清隊，到1968年底，全省就清出各種“壞人”43萬多人。對清理出來的“壞人” “大會批態度，小會短兵相接（武鬥）”。打罵、體罰，刑訊逼供是清理階級隊伍的主要手段，使用幾十種酷刑。到1969年4月統計，“清隊”中清查出來的43萬“壞人”中，被縣以上專政機關關押的就有188，225人，這些人在關押期間被逼自殺的就有4，646人，被群眾專政人員當場活活打死的1，074人，因被打受傷而死亡的359人。1968年5至9月，霍邱縣在“清隊”中被打死、活埋、推水淹死90人，自殺445人。 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市僅市壹級的專案辦公室列為重大案件的就有965起，重大集團性案件731起，被立案審查的達169，405人，有5，449人被迫害致死。上海文化界相當於文藝六級以上的知識分子幾乎全部遭受衝擊，八成以上被立案審查。1968年9月23日，上海市革委會上報中央的《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報告》中說：“到目前為止，全市已經挖出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共142，453人，其中，過去掌握和處理的53，344人，新挖出來的89，109人。此外，還揪出現行反革命分子8893人。 江蘇的清隊壹直延續到1970年，1971年11月13日，省革委會向國家公安部匯報材料稱：在清隊中，全省共挖出各種“反革命分子”83，190多人。 在清隊中受到牽連的人遠遠超過此數。僅高郵縣1968到1969年的清隊中，就有13，326人被審查。江蘇武進縣革委會提出“刮二十四級紅色颱風”的口號，將縣壹級的的“牛鬼蛇神”108人關進棚，共揪斗14，600多人。 浙江省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全省被關押揪斗數十萬人，被逼致死9198人。有的整個村莊被打成“反革命村”、“土匪村”。 從1968年至1969年2月，廣東全省處理各類“階級敵人”25萬3200人。至1970年3白，又挖出各種“政治集團”20，291個，批鬥重點對象63，297人。從1968年7月到10月，廣州市全市共舉辦“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28，261期，近217萬人參加了“學習”。7月到11月，共揪出“階級敵人”、“有嚴重問題的人”28，738人，壹批人被迫害致死。僅廣東河源縣在“清隊”中揪出10，200名“敵人”，被害死亡26人，還製造了“雙江反革命集團”冤案，株連數萬人。 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廣東省革委會專門制訂了《處理港澳海外關係幹部的6條意見》，使廣大歸僑、僑屬和有港澳台關係的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視和迫害。台山縣有4000多名幹部被迫填表表態“斷絕海外關係”，佛山地區有15，000多戶“僑改戶”，有壹半以上被戴上了地主、富農帽子，很多被抄家、凍結存款。 廣西南寧地區1968年在全地區普遍地開展“大揭發、大批判、大鬥爭”，向所謂“壹小撮階級敵人括起十二級颱風”，78，746人被揪斗，17，372被迫害致死。 陝西省主管清隊的官員認為：“1949年陝西解放後，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陝西省委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招降納判，網羅了壹撮叛徒、特務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民主革命不徹底，和平土改，鎮反不力，又包庇了壹批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解放前陝西地下黨嚴重不純，是黑黨、假黨；······” 陝西還有“彭德懷死黨”、“習仲勛反黨集團”等。根據這個基調，全省先後被揪斗、審查關“牛棚”者就有40多萬人，被整幹部62，000多人，補劃地主、富農5萬多戶。壹批人含冤致死。 甘肅省在清隊中被關押的幹部群眾達30多萬人。僅甘肅定邊縣刑訊逼供，清理出“階級敵人”3091人，查出“反動組織”15個。 據山東省革委政治部清隊辦公室統計，山東省清理出113，605人。其中，叛徒23，596人；特務9，131人；死不改悔走資派5，609人；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58，985人；現行反革命分子7，238人；其他9，046人。這些絕大多數是冤假錯案。 截止1969年10月30日，石家莊地區挖出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現行反革命分子和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人104，643人，其中按“敵我矛盾”實行專政的24，252人。 1968年12月16日，黑龍江省革委會批轉的人民保衛部的《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報告》中說：據11月底統計，全省清查出各類階級敵人和嫌疑分子達10萬多人，其中，4，100多人非正常死亡。挖出了壹批“特務集團”、“反革命組織”、“叛徒集團”、“特務據點”等。 吉林省從1968年4月開始全面清隊，到9月末，共挖出“階級敵人”90，090人，挖出各種反革命特務集團560個，集團成員12，464人。長春地區從1968年5月至12月，在“清隊”期間，無辜受害者數千人，因清隊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訊後致死184人，自殺1745人。 遼寧省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在搞“五群”：群眾專政、群眾偵察、群眾審理、群眾判決、群眾管制，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據毛遠新後來交待：從1968年到1989年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數兩萬多人。 農業官員 作者 申有連 寫於 二零一八年 當代中國的權貴資產階級大約占全國人口的1%左右，但卻攫取了整個國民收入90%以上的財富。這些紅色富豪是如何斂財暴富的呢？他們中有的為什麼成了老虎或蒼蠅呢？
人們通常認為他們是通過暗中以權謀私，非法貪污斂聚的財富。其實不然。他們都是“光明正大”地公開通過合法合規的方法暴富的。而且在中國，法不上黨，刑不上書記。“非法”這個詞在基層黨委書記這個級別就基本沒有多大意義了。至於老虎和蒼蠅，只不過是被踢出紅色俱樂部的倒霉鬼而已。
粗看壹看：土地政策、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糧食平、議價格雙軌制、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收入分配雙軌制、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等等等等。不但紅二代，紅三代，官二代，官三代藉此扶搖直上，權、財雙收，各級官員、黨委書記和各個權利部門也各顯神通，個個賺得盆滿缽滿。壹夜暴富不是傳說，就看他們心底還剩下幾分人性良知。然而，“改革”浪潮是欲望放縱的浪潮，人性良知早已經被黨性原則殺得片甲不留。這壹切，恰都是在“法律”的保護下，在政策的助力下實現的，他們並不是違反了什麼法、規，他們只是喪失了人性。
以糧食平、議價格雙軌制為例，我原在的貴陽市雲岩糧食供應公司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施行平議價雙軌制，居民糧食定量被大幅削減，議價市場的糧食供應漸漸充足，且質優但價高。對收入較好的居民，他們逐步放棄了購糧本上的定量，只在議價市場購買糧食。這部分人約占平價供應戶的壹半左右。按理，這部分居民主動放棄的計劃供應平價糧食應該返回國家糧庫，以減輕國家財政負擔。但是，雲岩糧食供應公司黨委第壹副書記王華貴卻全部將之從國庫提出，送到糧食議價市場賣出。僅此壹項，他們壹伙每月就有幾百萬元的黑心暴利。這筆錢除了上交承包費和改善職工福利，剩下的數額仍然非常可觀。加上用議價購進的劣質米置換從國家糧庫調出的優質平價米賺取的黑心錢，其利可以令人癲狂。資本家的300%利潤效果也不能與之比肩。
按照當時相關法律法規的字面理解，這應該是貪污無疑了。但是不，平、議價格雙軌制政策下的貪污空間沒有限度，由此形成的利益網會竭盡其利。這壹切，都是以違法的形式卻是以符合貪污規則的方式實施的，其實質就是貪污的合法化。因為它雖然在現象上觸犯了法律，但實質上卻不受法律追究。這是壹種官至壹定級別後就會產生的 “合法貪污”權力效應，級別越高，這種效應就越強越大，以至於能大過天。叫“無法無天”。
對自己放棄平價定量糧的居民，王華貴的貪污對他們沒有什麼傷害。但貪慾是沒有止境的，他們根本不在意貪污會傷害到誰，只在意貪污的經濟成果。王華貴的摯佳由歟煜蛄四切┲荒芤攬科郊哿肝牡褪杖刖用瘛�
糧食價格雙軌制的推行，本身就是因為有這部分低收入人群，這點定量糧食，對他們就是救命糧。王華貴雖然只是壹個基層糧食公司黨委第壹副書記兼第壹副經理，但他仗著上層有靠山，竟然黑心到拉來幾十萬斤霉變到發綠成塊的大米，強行分配到各個平價糧店，規定這些糧店必須先賣完霉變米才能賣好米。這明顯就是為了阻止那些只能依靠定量供應的平價糧為生的窮苦百姓到糧店來買他們的救濟糧。這跟搶劫有什麼區別？我當時是那樣“膽大包天”（黨官語），竟然把這些苦命人叫進糧店，把好米賣給他們，而無視那些連牲口都不能吃的霉變米把門的殘酷性，以致付出了巨大代價。但代價再大也值。
王華貴這樣做的時候，當時貴州電視台正在播放台灣電視連續劇《包青天》，其中《紫錦錘》這壹集中的大、小兩個王子貪污救濟糧使用的手法，也不及這位黨委書記的手法黑。但兩個王子很快就被包龍圖送上了斷頭台，證明那時認定貪污救濟糧是違法也是違規的。而這位公司黨委第壹副書記卻很快升任了國家糧食儲備庫主任兼黨委書記。這證明他貪污救濟糧不但合法、合規，而且有功。
貪官的貪慾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貪污制度培養的。“糧食價格雙軌制政策”如果單獨來看，並沒有多大不是。但它如果和權力合併在壹起，那就是魔鬼的天堂。 我當時是這個公司業務科的職工，這些交易我全看在眼裡。看來民運人士天然就是貪官污吏的對頭。在政治上敢於對專治者剝奪公民基本權利的霸行提出異議，在現實中，對貪官污吏的具體行徑更勇於抗拒。我公開抵制過這些做法，也多次公開和不公開的舉報過。我這樣做對自己是不利的，因為我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但社會正義必須有人堅守，否則我們這個民族就不會有希望。
壹次，我在經手壹筆16萬斤平價大米轉議價的業務中，乘貴陽市糧食局長盧伯民在場，將這筆違法業務的8份6聯調撥單直接呈交給糧食局長，指給他看正在卸貨進議價倉庫，有國家糧庫專用6聯調撥單證明是平價糧的大米。這是實實在在的現場人贓俱獲。在犯罪證據的分類中，這應該是最硬的證據。糧食局長當時顯得很正派。他說他壹定要嚴肅處理，要堅決杜絕。還說他會保護舉報人，就把這些平價糧食調撥單作為證據要了去。
但過後證明，他說的全是假話。他向我要去的證據第二天就由糧食局紀委書記交給了被舉報人。在這個貪腐利益鏈中，級別越高，利益會越豐！當然，我很快就被調離崗位，以免妨礙他們貪污。
在這個體制下，貪污是規則，反貪只是清理門戶。被清出的有兩類人，壹是觸犯了威權的，二是那些堅守人性良知底線，不願深度同流合污的。社會公平、正義的堅守者在這種環境中堅守正義，是必須的，但卻沒有多大作用。只有根除合法貪污制度存在和產生的根源，將公權力和利益隔離，打破貪污規則，才能杜絕貪污，還人間清平。
試想，劉志軍、谷俊山等等能不能在壹次兩次 “偷偷摸摸” 中貪污如此巨額財富？薄熙來、周永康等等會不會長時間在“暗中”為自己和家人謀取巨額資產？他們其實都是在這個貪污規則中公開所為。不要說這些大老虎，就是蒼蠅級別的王華貴，沒有貪污規則的保護，他能壹路貪下去無人能阻？這是壹個公權力傲慢橫行，法律在權力下發抖的社會。
我在舉報中就深有感觸，有的接待人對我說，上面有要求，要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有的說，水至清則無魚，叫我不要太認真。有的就在證據上兜圈子，反覆要我拿證據，完全無視已經把證據交給了他們。而本身舉報只是提供線索，但他們要去了證據還向我又要證據。如此堅如磐石的趙家規則，任妳有多少證據，也無濟於事。
這些事實證明，鼓勵舉報貪污只是忽悠百姓的，妳真要去舉報，就是在壞他們的規矩，他們豈能容妳。這就是“合法貪污”的既成規則，它才是腐敗的根源。抓幾個貪官不能說沒有意義，大不了用新來的餓官填補被抓走的飽官。貪污規則不破，權力和利益不分隔，貪腐只會“蒸蒸日上”，永無止境。 農業經濟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一二年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政府所推行的資本主義城市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正使億萬底層農民飽受壓榨，農村社會日益破敗，小農濟岌岌可危，大量青壯勞動力外流，農民作為壹個階層正在逐步消亡。 此前的毛澤東時代嚴格執行的戶籍制度原本是專制僵化的官僚計劃經濟用來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的“鎖鏈”但在以工農剪刀差盤剝農民和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同時，也以土地和集體化經濟提供相應的生存保障。 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對勞動力的渴求和城市化的發展，這壹束縛農民的鎖鏈本身也日益成為阻礙市場經濟發展的絆腳石，市場（其實質就是資本）對於勞動力與利潤的需求，不停地撬動了這壹對億萬農民的束縛。遍佈中國的2到3億農民工在經濟屬性上已經越來越成為自由的“工資奴隸”，但是在法律上卻仍然受到城鄉兩元戶籍制度的限制。 因此，不僅是資產階級民主派越來越呼籲要徹底取消戶口制度，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和建立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即使官僚專制當局為維持現行的經濟發展模式，也開始推行“逐步有計劃地”農轉非（農民的農村戶口轉換成非農村戶口）和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官僚們希望以此實現生產力兩大要素勞動力與土地“可控制的”的商品化和市場化，也就是資本主義化。 地票 “地票”就是當局這壹政策的產物。目前在重慶和四川成都等地，地方政府將農村宅基地（農民用來建房的土地）及其附屬設施用地、鄉鎮企業用地、農村公共設施和農村公益事業用地等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經過複墾，從而可以增加出虛擬的城鎮建設用地指標（俗稱“地票”）。在中國的農村，土地並不是國有的，而是集體擁有的，迄今名義上作為集體構成的每鄉每村的農民從整體上擁有當地土地的產權，而個體的農民則擁有有固定期限的某壹塊田地的使用權。 由於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需要，且缺乏有計劃的控制，各地官僚政府為追逐利潤將大量農村耕地無序開發和佔用成為城市建設用地。而中共當局出於糧食安全和維護統治的整體考慮，設定了18億畝耕地紅線，要求新增的城鎮用地要和新增的耕地掛鈎，這項制度設計被稱為“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鈎”政策。基層政府通過將新農村建設和農民集中居住等方式（“農民上樓”）而節省出宅基地，以產生這些建設用地指標（“地票”），企業只有通過在專門的交易所購買這些“地票”，使自己的工業建設和商業住房開發納入當地政府新增建設用地計畫中，以在城市周邊增加相同數量的城鎮建設用地。 （以西南某縣檔，賠償按照房屋建築面積計算。而據筆者瞭解該縣的補償水準在當地並不算是很低的標準） 簡易結構（簡易柵房） 然而用所謂“增減掛鈎”的方法真的守住了“18億畝耕地紅線”了？根據媒體的報導，各地地方在耕地面積和庫存存糧方面都存在虛報的現象。至於複墾出的土地是否能生產糧食，糧食產量是否真如官方所稱的年年增產，則並不為官僚們真正在意，而成為了又壹個統計上的數字遊戲。 大量土地閒置、城市擴張不斷、由於缺乏農村基礎水利建設投入和短視逐利，如今中國很多省份幾乎年年都能遇到的“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近幾年來糧食進口逐年大幅增加就已經證明糧食產量已經無法滿足國內需求，當局現行制定的耕地保護和農業政策已經不能實現其目標。 資本家和官僚集團為追逐利潤而進行的房地產開發和工業擴張是絕不會因為各種表面惠民的政策而停步。而“建設用地增減掛鈎”政策本身也成為了官僚和地產投機商追逐利益的手段。 土地私有化 雖然中共當局並沒有將明確的土地產權私有化作為法律或者政策大力推廣，然而當局所推行的重商和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事實上的土地私有化。 土地流轉是壹種比較普遍的變相的私有化方式。幾十個農民的大量土地壹起租給所謂的“種糧大戶”或者幾個富農跟中共的村級官員作為股東組成官方性質合作社。“大戶”同時能夠享受政府給予的農業補貼。而很多小農由於種植小塊地沒有多少收益反而有可能賠錢。由於大量農村青壯勞動人成為農民工外出打工，而很多土地事實上閒置，因此很多外出打工和從事其他產業的農民也希望把土地流轉（租給）“大戶”。大戶依賴資本和現代化耕作，加之僱傭少數本地農民以管理農田。租期通常為十年到三十年不等。 很多大戶往往就是本地村委會成員、村主任、村支書，或者與鄉鎮官員有密切聯繫。另外也有很多在外地賺了錢的資本家回到原來的村子競選上村主任，甚至在鄉鎮擔任黨政職務，把持政權，新富階層和官僚勾結的情況屢見不鮮。 另壹種增加農民的“資產”的 方式是大規模引入金融資本。現在在壹些省份進行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頒證。讓農民可以更容易將土地流轉到其他人手中或者抵押給銀行。同時在全國範圍給 農民宅基地上的住房頒發房產證。之前根據法律解釋由於農民的房屋是附屬在宅基地上的，而宅基地為集體所有不能抵押，因而農民的住房無法抵押。如今農民能將 房屋和土地抵押給銀行，使金融資本可以進壹步進入農村土地市場。 同時在東南沿海的壹些靠近大中城市的鄉村自199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當地官員通過把集體土地出租給資本家建設工廠或建立開發區然後收取租金，每年可以得到可觀的分紅。其中部分的村子的官員可以得到大量的分紅或者租金。然而2004年開始中央政府“禁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非法出讓、出租集體土地用於非農業建設。”（《國 務院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後，直接把農業用地租給資本家建工廠的現象基本消失，但原先已經把農業用地租給資本家的官員仍然可以繼續維持這種租賃關係，並繼續得到分紅。而由於投資的資本家在當地建立工廠帶動周邊其他產業，部份村級官員通過把農村附近的房屋租給外來打工的農民工和相關服務行業的方式每年也可以賺到不少錢因此成為了壹批不需要工作依靠土地的食利者。當然就全國範圍而言，這些人絕對數量很少，其在農村人口的整體比例中也是少數。 但是，由於貧富差別、戶籍不同、政府歧視性政策和地方官僚的利用，造成這些富裕的本地食利者與外來打工的農民工之間的產生各種隔閡與矛盾，並在社會衝突尖銳的情況下，很容易轉化成為地域主義衝突，並在各種群體性事件中有所反映。如在中國常常發生的群體性騷亂事件中，這種由於階級差別和利益差別產生的矛盾都被表現為地域衝突而擴大與畸形。 小農的消亡 經過30多年以東南沿海出口依賴經濟模式的發展，中國出現了2到3億在戶籍上仍然是農民，但主要通過在城市打工而維生的農民工，他們也成為中國工人階級中飽受剝削和最為主要的部分。在資本主義復辟的浪潮中，由於當局所推行的上述土地流轉和農轉非（農村戶口轉成非農村戶口）政策。當農民贏得“被剝削的自由”的同時，也將喪失原本擁有的土地使用權（和間接擁有土地所有權）可能提供的保障；成為純粹的無產階級。這在實質上不過是從原本“專制的國家佃農”變成了“資本的工資奴隸”。 為此自然也引起了廣大農民的抵制與反抗，根據中國社科院的壹份調查顯示，八成農民工不願意放棄農村土地而轉成城市戶口。貴陽公安局發現98.7%的農村居民不願轉戶口。(這也在側面反映即使中國社會福利保障體系的衰弱，對農民毫無吸引力。)各地專制政府蠻橫而欺詐地徵收農村土地過程導致農民反抗不斷，在群體性事件佔據三成多的比例。 由於工業化造成的農業和工業產品之間巨大的剪刀差，使農民從事農業和進城務工之間存在巨大收入差別。平均壹戶農民每年通過耕作在他們的土地上壹般只能得到幾千元的收益，這還是風調雨順的好年景，如碰上大的自然災害可能顆粒無收。根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農村居民平均年收入僅為5,919元。而所謂的農村居民中還包括了大量在外打工而戶口在農村的人。因而真正只靠種地為生的農民家庭的年收入只可能低於此水準。 如在城市裡打工，收入比在農村多幾倍。例如在東南沿海打工的農民工工資（包含加班費）很多超過兩千。巨大的收入差異導致很多勞動力從農村來到城市。甚至在農村基本看不到年輕人，特別是青年或者中年男性，農村裡只能看到老人、兒童、婦女。而很多留在農村的家庭成員更多地依靠在外打工的家人的收入而不是依靠他們的土地。許多農村的土地荒廢了，特別是那些遠離鄉鎮中心偏遠的或者 尤其是那些貧困地區的土地。這也造成大量父母外出打工的留守兒童，他們通常由祖父母或者其他家庭成員代為撫養，因此很多留守兒童都存在心理和教育的瑕疵。 壹方面，大量80後和90後農民進城打工，其中很多是“第二代農民工”，他們無法像他們的父輩壹樣靠土地為生，很多是離開校門就直接進入廠門，在原籍老家根本沒有種過地，既不會種地也不會願意回去種地；而另壹些是“農民工第二代”，他們隨著作為“第壹代農民工”的父母長期成長在城市，有些甚至出生在城市，戶口本上的原籍對他們來說只是遙遠而陌生的他鄉，與他們沒有什麽直接關係，也不可能返回去從事農業。新工人群體越來越脫去農民的特徵，成為工人階級的壹部分。另壹方面，土地大量集中到大戶或者外來投資者（農業資本家）手中，大量農民失去土地的使用權。由於這些農民得到租金很少，遠不夠維持生活，他們只有成為真正的無產階級，通過進入城市地區打工，或者在本地打工維持生計。 中國的農民應該堅決反對中共內部改革派所鼓吹的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實行土地私有化，這只會導致土地集中到少數資本家、金融資本和大公司人手中。這會進壹步加速貧富兩極分化，絕大多數農民會成為赤貧的無產階級而成為資本家的工資奴隸，將今天仍然在法律上“非法的”官僚和資本家非法徵地與圈地合法化，從而推動資本主義復辟的進壹步發展。 當然了，也不應該支持中共內部的保守派主張的回到專制官僚控制的以戶籍制度捆綁的人民公社，農民失去自由而被束縛在土地上絕不是社會主義。 中國民主化之後應該在土地農民所有的基礎上，建立由廣大自耕農組織的完全民主和獨立的農村自治委員會。廢除戶籍制度和強迫性的計劃生育政策，廣大農民需要發動民主運動，並將之與工人運動相聯繫以捍衛他們的權利。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重建農業集體化生產。要實現大規模、可持續發展，環保的農業生產只有通過組建自願和民主的合作社才能實現，而這需要由真正的民主政府和國家資源的支持。國家應該承擔農村基本設施的建設並向農民提供免息和低息貸款。 農業用地掠奪 作者 於代松 劉俊 近年來，為了應付建設項目用地指標的短缺，西部省份壹些地區熱衷於異地耕地置換。異地耕地置換本來是個別地區處理土地問題的應變之舉，近年來卻為越來越多的地方仿效，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壹些地方的異地耕地置換操作很不規範，還出現了藉機變相亂占耕地的現象，若不能遏制這種勢頭，必將帶來較大危害。本文以四川省的相關資料為依據，就這壹現象的原因及後果加以分析。 壹、 異地耕地置換產生的背景 象全國其它地方壹樣，四川省許多地方的城市建設不斷擴張，需要大量占用土地。但是，不少市縣政府受制於“保持耕地總量動態平衡”這壹政策的限制，在本地又無法找到可開發、補充耕地資源的後備土地（指未利用土地），於是便請求省土地管理部門加以通融，讓土地短缺地區的市縣與土地相對充裕、經濟相對落後的市縣協商，由後者將生荒地稍加整理，作為補充耕地（指標），而前者提供必要的補貼，從而既維持省壹級範圍內的耕地占補平衡，又讓土地短缺的市縣更多地合法占用土地（耕地）。有人認為，異地耕地置換既符合國家“占補平衡”的政策，還能置換出建設用地指標，是壹舉兩得的好辦法。 各市縣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造成了不同地區之間對土地需求，特別是工商業及市政建設的土地需求的極大差異。中國經濟增長的GDP崇拜和地方官員政績評價的唯經濟增長範式，進壹步催生了各地方政府（官員）對招商引資的狂熱迷戀與相互比拼。四川省連續幾任壹把手都提出“工業強省”發展戰略，成都、德陽、綿陽則成為工商業發展的主要區域。類似的相對發達地區（特別是大城市經濟輻射區）在地理位置、配套設施、產業條件、市場潛力等方面具有優勢，能夠聚集項目、資金、人才並拉動消費，於是大量的工商投資項目、特別是大型投資項目紛紛選擇入駐那些相對發達地區。加之經濟發展的“馬太效應”和國家經濟政策上對強勢地區的扶持，其經濟發展勢頭強勁，對土地的依賴和需求被不斷放大。同時，這些地區的土地價格和房地產價格飛速攀升，反過來又刺激了對土地的強大而持續的需求。比如，2007年四川省郫縣縣城所在地郫筒鎮的商業用地價格已上升到平均每畝400萬元左右，同期成都市繞城路內商業用地的價格平均每畝更高達500萬元以上。[1] 近年來伴隨經濟的快速發展，地方政府特別是相對發達地區政府的“錢袋子”（地方可支配財政收入）越來越依賴土地，“土地財政”早已成了壹些地區的主要運行模式。因此，儘量獲得更多的土地徵用指標、最大限度地把本地的土地轉變為工商業和建設用地，從而獲取儘可能多的土地轉讓收益，成了發達地區的主要政策目標之壹。然而，這些地區的土地本來就使用得較充分、徹底，後備土地資源極為有限，所以可開發土地十分稀缺。在巨大的利益驅動下，這些地方的政府便想方設法去打通土地瓶頸、突破土地政策的限制。而經濟上相對落後的地區則有較寬裕的土地資源，當地歲入短拙，財政的轉移收入僅能應付政府的日常基本開支，於是這些地方的政府便把“出賣”耕地指標當作簡單便利的生財之道。只要把生荒之地草草整理壹下，作為耕地（供給）指標賣給其他地區，耕地置換收入就唾手可得，何樂而不為呢？因此，耕地置換的不菲收入誘使經濟落後地區的地方政府熱衷於此類交易。 由於經濟發達地區對耕地（指標）的需求強勁，而經濟欠發達地區則有供給耕地（指標）的巨大衝動，只要上級政府在政策上提供方便，異地耕地置換這樣的交易便活躍起來，並且堂而皇之地走向前台，成為壹項“政策發明”。何況，“工業強省”發展戰略這樣的號召，為經濟相對發達地區解決土地問題提供了全省各相關地區、部門默契地參與配合的理由。土地主管部門壹方面出於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大義”，另壹方面很難拒絕耕地（指標）需方和供方完成異地耕地置換的強烈願望驅使下的有力遊說，何況，支持這種交易活動帶來的部門收益也不小，結果就為耕地置換大開方便之門。近年來攀枝花和成都之間的耕地置換就不斷發生。 本來異地耕地置換有壹個最大的障礙，即“保持耕地動態平衡”、確保18.3億畝耕地保障線的國家土地政策。但該政策只是泛泛地提出了耕地控制的數量目標，並沒有區位、質量、使用效率方面的指標要求，這就給了地方政府和土地管理部門從事異地耕地置換以操作空間。對這些慣於“玩弄”上級政策的官員來說，實現“耕地總量平衡”還不簡單？鄉內不平衡就縣內平衡，縣內不平衡就市內平衡，市內不平衡就省內平衡，實在不行就全國平衡！異地耕地置換這種堂而皇之的突破國家土地政策的偷梁換柱之舉，竟然成了地方經濟發展的壹項“成功經驗”而得到推廣。 二、 異地耕地置換的現狀與趨勢 異地耕地置換背後蘊藏著如此巨大的經濟利益，短期內對參與各方好處明顯，於是就沒有人再從長遠考慮、關心耕地面積的實質性減少會產生何種負面影響，異地耕地置換因而在各地追捧中愈演愈烈。以前，異地耕地置換是個別地區為滿足特殊項目而發生的偶然現象，涉及耕地的數量、規模也有限，往往以幾十、幾百畝的置換為主，超過上千畝的案例並不多。但近年來，異地耕地置換成了各地特別是相對發達地區大城市周邊地帶的普遍現象，成百上千甚至上萬畝耕地均通過異地指標補充而成片被改成建設用地。以成都市為例，繞城路內外幾十平方公里的原有耕地中，有相當部分都通過異地耕地置換而被徵用。四川省的可耕地面積原有6,661萬畝[2]，過去5年中平均每年有大約32萬畝到35萬畝被異地耕地置換，5年合計達160萬畝至175萬畝，占全省可耕地面積的2.7％左右[3]。從整個西部地區的初步調研數據來看，在過去5年中，大約有1,500萬畝耕地通過異地耕地置換而變成了建設用地。更需要警惕的是，全國的異地耕地置換風潮正大規模向西部轉移，若不及時採取措施，將危及到西部地區的耕地整體規劃。 前幾年異地耕地置換主要發生在同壹個縣的不同鄉鎮之間，近年來已升級為市域內、省域內的耕地置換，個別重點項目甚至通過全國不同省區的異地耕地置換來解決建設用地。於是，異地耕地置換的空間不斷擴大，距離不斷延伸。近20年來，中國的耕地數量呈現不斷減少態勢。1986年至1995年間，僅建設占地便使耕地減少1.45億畝，相當於韓國耕地總量的4倍。1996年到2006年間又淨減少1.23億畝，平均每年淨減少1,230萬畝。儘管中央政府制訂了嚴格的耕地保護政策，例如凍結審批、嚴查、垂直管理、建立土地督察制度等等，但耕地保有規劃屢被打破。以1996年為基期的“第二輪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曾確定，2000年的耕地保有量為19.4億畝，2010年的耕地保有量要控制在19.2億畝。事實上，2000年全國的耕地保有量就已下降到19.2365億畝，比總體規劃確定的“底線”還少1,635萬畝；到2005年，全國耕地只剩下18.31億畝；2006年又進壹步下降到18.27億畝，直逼18億畝耕地保有量這壹紅線[4]。 以往，異地耕地置換主要由企業操作，地方政府（耕地指標的引進、輸出方）配合，土地主管部門睜隻眼、閉隻眼勉強通融。近年來，因發達地區的土地越來越緊張，而異地耕地置換產生的利益越來越大，企業活動（力）加強，監管者的默許成了日常狀態，地方政府更是強勢出擊，土地主管部門有效配合甚至主動介入（設專門辦理機構），由此導致普遍、大規模、經常性的異地耕地置換。壹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市、縣政府為了招商引資、出政績，乾脆將異地耕地置換作為重要的政策選擇。國土資源部執法監察局局長張新寶指出，2006年全國發現的土地違法行為及立案查處的土地違法案件，無論是案件數量，還是涉及的面積，都較2005年有大幅度上升。[5] 三、大規模異地耕地置換的危害 從整個國家的長遠利益來看，這種異地耕地大規模置換帶來的負面效益非常嚴重。首先，損害耕地質量、危及耕地安全。據國土資源部最新公布的2006年全國土地利用變更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06年10月31日，全國耕地面積為18.27億畝，比上年末縮減了460.2萬畝，人均耕地減至1.39畝。[6]而按照國務院1996年制定的“第二輪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要求，到2020年中國的可耕地不能低於18億畝。大規模的異地耕地置換顯然使上述目標受到巨大挑戰。 毫無疑問，相對發達地區以異地耕地置換為名被占用的耕地，通常都是優質、高產、高效利用的耕地，在地形地貌、區域位置、配套設施、利用效益等方面也遠遠優於異地開發中整理出來的補充耕地。前者對農業生產的價值絕非後者可比。出讓耕地（指標）地區相對偏僻落後，住民稀少且青壯年外流，原有耕地的耕種質量本來就差，產出也比較低[7]，現在為了完成置換任務而開發、整理出來的新耕地，其質量比原有耕地更為低下，當地農戶可能（也只能）在些許利益的驅使下作完成任務式的應付型耕種，甚至成片撂荒。筆者近年在攀枝花調研時，就發現了較為普遍的新開發耕地低效使用及撂荒現象。如此則通過異地耕地置換而保持全省“耕地占補平衡”實際上更像是壹種自欺欺人的數字遊戲。 提供耕地（指標）的地區多屬於落後山區，可開發、整理為新耕地的土地資源極為有限。但那些地方的政府在利益的誘惑、驅使下，卻大面積地開發坡地、草地和生態脆弱的未利用土地，這必然危及土地生態[8]。以攀枝花為例，大面積海拔較高的山地（坡、台地）原來尚有表層植物覆蓋或土壤相對板結而起壹定的水土保護作用，雨水沖刷後的泥土流失量有限；壹旦被開發或轉化為耕地後，表層鬆動且經常翻動，留下了水土流失的隱患。加之攀枝花屬於乾旱河谷地區，降水高度集中，原來荒草覆蓋的土壤開發為耕地後，如果沒有高質量的水土保持配套工程，很容易引發嚴重的水土流失。 但是，異地耕地置換者所關心的只是在不發達地區整理出來的補充耕地之數量，以及發達地區耕地改用指標的獲得，以敷衍中央土地主管部門。至於耕地的質量、產出潛力、利用能力、生態保護等，完全不在其考慮範圍之內。顯然，異地耕地置換在整體上會導致耕地質量的不斷下降，同時令耕地最低保障線（國務院確定為18.27億畝）成為假達標的數字遊戲。[9] 確實，異地耕地置換讓相對發達地區突破了土地利用規劃的限制，欠發達地區在短期內也獲得壹些資金補貼，但卻強化了區域競爭的“馬太效應”：在強化發達區域經濟發展條件的同時，也形成了經濟上的“虹吸效應”，攔截了本來可能適合落後地區投資建設的產業項目、資金、消費（市場）、人才，從而延緩了落後地區改善基礎條件、發展環境的步伐[10]。欠發達地區因為大面積地為發達地區提供耕地（指標），不僅犧牲了自己未來工商業發展及城市建設的空間，還會因土地過度開發、生態破壞等問題而妨礙未來的發展。 由於異地耕地置換存在著巨大的利益空間，參與其中的企業、“購買”及“出賣”耕地（指標）的地方政府、上級土地主管部門都極力推動這種交易。以四川省成都市、攀枝花市的耕地置換為例，成都市要獲得耕地（指標），需要上級土地部門支持，攀枝花市爭取耕地開發出讓指標，也需要上級土地部門放行。而要大規模、跨區域、多次性的促成耕地置換，更需要繞開相關的法規、政策限制。這時，相關機構特別是土地主管部門可能被動或主動地捲入利益分享，利用自身的權力、地位，去配合完成壹些“合法”的耕地置換交易。從官場慣例看，這種異地耕地置換將產生大量的尋租機會。 異地耕地置換從個別地區應對土地短缺的權宜之舉，演變為壹種普遍採用的“新政策”，必將引發有關耕地底線（數量與質量兼顧）不保、糧食安全、土地生態、土地管理腐敗等嚴重問題。從可持續發展和區域均衡發展這壹基點出發考慮問題，中央政府應當對異地耕地置換（背後是大規模占用優質耕地）現象實行嚴格的限制與監督，避免異地耕地置換這壹自欺欺人的數字遊戲引發更嚴重的問題。由於土地監管部門已經參與了異地土地置換的利益分配，可以考慮讓民間組織、公共媒體、地區住民等各種力量有效參與監管，形成立體、交叉的監管體制。 中共對佃農的掠奪 作者 蔣巍 寫於 二零一三年 北大荒是中國著名的糧倉，年產糧330億斤，可供京津滬、解放軍三軍、港澳地區和青藏甘寧四省區居民壹年的口糧。北大荒繁榮的背後是無數農民的血淚。中國十數億民眾沒有壹寸自己的土地，所有的土地都是“黨”的，他們想租誰就租誰，想收回就收回，地租想抬高多少就是多少。我們不僅要問，他們為什麼如此霸道？難道天下就沒有什麼能管管他們嗎？
壹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壹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摘自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829頁
第壹章 引言：欣欣向榮的北大荒到底發生了什麼？ ——“兩自理”帶來的“三大重要變局” 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願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項權益。 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摘自胡錦濤同志在慶祝建黨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立此存照 當年小日本進中國殺人殺少了，應該把妳們都殺掉！ ——黑龍江省農墾總局信訪辦主任任少軍對盧鳳琴、趙桂榮等十幾名上訪農工說
妳們不是到處告狀嗎？等到我把官司贏下來，來年妳們交多少錢，也不讓妳們種了，妳們不聽喝（咬喝），就捲鋪蓋滾蛋！ ——古東河林場場長劉某對農工說(2011年初，該林場已經正式通知相關農工，收回他們承包的耕地)
我不操妳媽，妳們不知道我是妳爹！妳們想要公正，就去找有公平的地方，農場的政策就這樣！妳們再上訪，來年就別想包地！ ——濃江農場幹部在會上對農工們說的話，劉景奎等人在場
我相信共產黨的政策不會變，所以我才上訪告狀到今天！ ——七星農場農工薄義，因自費開發的耕地被無償剝奪，上訪17年，先後被拘留4次。
壹、壹段發人深省的錄像 可惜，在這本《中國紀實》上，我不能把手中這張影碟放給讀者們欣賞，只好用文字加以表述，其中對話全部按原樣復錄。 時間：2010年春耕時節。 大興農場農工趙成凱走進畫面。他面色黝黑，敞著襟懷，說話粗聲大氣，壹望而知是個能吃苦不要命的漢子，更是雄心勃勃的實幹家。他和另壹位農工劉燕合股創辦的家庭農場叫“興凱農牧場”，自主投資開發國有土地7000多畝，還養了200多匹馬，500多頭牛，規模宏大，十分興旺。 他身後展開的是壹片廣闊的黑油油的耕地。趙成凱正在指揮他的拖拉機手耕作土地，準備播種。 畫面中，大興農場公安局的幾個民警開著警車到達現場，趙成凱的拖拉機仍在轟轟行駛，繼續耕作。 趙成凱問民警（他們之間很熟）：“妳們干哈來了？抓人來了？” 民警開玩笑：“抓啥人啊？我們也沒咋的妳呀？幫種地來了。” 趙的態度很平和：“妳們也不敢咋的！妳們這樣狐假虎威，老百姓還能活得了嗎？不耽誤俺種地嗎？” 不多時，壹位衣著乾淨、十分年輕的作業區管理幹部，帶著幾位隨從匆匆趕到現場。 幹部嚴肅地問趙成凱：“通知妳交費沒有？” 趙的語氣很悠然：“通知了就給妳呀？” 幹部：“農場有文件，（不交費）妳有什麼權力耥地呀？” 趙：“我的地，我為什麼沒權力耥呢！農場是啥呀？他不得聽胡錦濤、溫家寶的嗎！” 幹部：“胡錦濤、溫家寶說地是妳的啦？” 趙：“對！” 旁邊有看熱鬧的農工插話：“妳們來這麼多人是干哈？不是搶地是來玩的呀？” 幹部對趙成凱：“地證寫了妳的名是對的，那妳咋不交費呢？” 趙：“憑啥給妳交呢？妳這是敲詐！國家不讓交費了，免稅免費！妳多讀讀書，妳不懂。妳拿國家紅頭文件來，讓交不交我就蹲笆籬子（東北方言：監獄）去，妳偏搶人家地幹啥呀！大興（農場）能代表國家嗎？得拿真傢伙，啥叫真傢伙？國家1號文件！廣播電視天天講，妳不懂還當官呀？帶著公安司法來敲詐老百姓啊？妳拿紅頭文件來，我們起頭就走！” 跟作業區領導來的隨從幹部口氣很強硬，對趙成凱吼：“妳再干，我就站（拖拉機）前頭去！” 趙很憤怒：“妳敢站前頭，我就敢軋妳，不就二三十年笆籬子嗎！” 隨後，管理區三個幹部當著十幾名農墾民警的面，走過去站到拖拉機面前，阻止機械手耕作。憤怒的趙成凱大步走過去，喝令機械手下來。他跳上駕駛台，不顧壹切猛壹加油，拖拉機噴著濃烈黑煙向前衝去，嚇得三名幹部趕緊閃開了。 民警們抱著膀子站在旁邊看熱鬧，沒上前。 不多時又開來壹輛警車，大興農場公安局副局長帶幾個幹警趕到。畫面中能看到，現場已經有了近10名民警。 現場有壹位趙成凱請來的律師，他上前對作業區幹部和民警說：“為什麼國家三令五申加大農業補貼，促進三農力度，為什麼要創造和諧社會？就是讓老百姓消停種地，為國家多打糧食，這就是貢獻。妳作為場長，應當和中央保持壹致。” 作業區幹部：“我這邊根本說不上話（意指場長），副場長見場長得預約，我們見得排號，站長這級基本上就別想。” 律師：“多大派頭啊！多大官呀？” 公安局副局長和藹地對趙成凱說：“妳應當交費啊，農場不是有1號文件嗎？” 趙：“農場那1號文件算個啥？我還有1號文件呢，那是中央的1號文件！還有警察深更半夜搶人家的地種，種得亂糟糟的，俺都錄下來了……農場的1號文件能代表國家嗎？農場是第幾個國家呀？” 副局長：“農場是個大型企業，它有權對外發包土地，妳要（覺得）合適妳就種，妳要不交費，那就給張三李四種了。” 律師：“妳說對了壹半，還有壹半道理：關鍵這塊地是誰開發（即投資開荒）的。是妳農場花錢開發的？還是國家投資開發的？還是人家個人投資開發的？這有國家政策。” 趙：“國家有文說：‘誰開發，誰受益。’這是國家的土地，我們是國家的公民！” 接著，律師拿出國家和省里下發的壹厚夾有關惠農政策的文件，指給管理區幹部看，並壹條條念給他聽。從錄像中看，那位管理區幹部似乎對這些政策非常陌生，他聽得非常認真，還拿過來仔細翻看了足有10分鐘（錄像到此結束）。 當前，我國處在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樣壹個社會轉型期。這段錄像所反映的大興農場干群之間的矛盾、雙方截然對立的觀點和激烈的情緒，正是在這個轉型期凸現出來的問題之壹，而且在黑龍江墾區某些農場帶有壹定普遍性。這是本文闡述的核心問題之壹，值得讀者朋友研究和思考。
附錄（壹）： 舉報信 尊敬的中共中央習近平總書記： 我壹直關注、研究黑龍江農墾的民生現狀，2013年7月18日我主持召開了《黑龍江農墾民生與法律研討會》，現在我實名舉報黑龍江農墾某些領導嚴重腐敗、弄虛作假、非法收取農工高額稅費、截留種糧直補與退耕還林補助資金、向中央瞞報巨額非法收入與大量“黑地”、殘酷剝奪與欺壓農工、對於維權農工毆打、非法拘捕與勞教的罪行！ 同時，我實名舉報黑龍江農墾當局在改“四風”、群眾路線教育活動中不是真心落實總書記的號召、反省自己、認識錯誤，調整其政策，檢討其腐敗，而是以“誹謗”罪頻繁訊問、傳喚來北京參會的農工代表、四處“滅火”刪除網絡視頻與微博、非法搜查農工住宅、沒收農工電腦及其他私人物品的罪行。 以上舉報，敬請調查、核實、查處。 中國問題學、弱勢群體經濟學研究者 胡星斗 2013-8-12
附件壹：《黑龍江農墾民生與法律研討會》的專家發言摘要，附件二：研討會速記，附件三：黑龍江農墾農工血淚記錄，附件四：中國作家協會創作部原主任蔣巍的紀實作品《泣血的草根聲音》摘錄，附件五：法律意見，附件六：關於將農墾林墾企業所屬的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剝離出來劃歸地方國家機關的建議。
附錄（二）： 關於將農墾林墾企業所屬的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剝離出來 劃歸地方國家機關的建議 全國人大、國務院：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國有農墾林墾系統的經濟效益不斷好轉，國有農墾林墾系統內部員工與領導層之間的矛盾和利益糾紛也在增加。最近十幾年來，國有農墾林墾系統內部普遍存在某些公檢法人員淪為企業領導打手、公器淪為私人保護傘、幹部淪為特權享有者、職工淪為現代“農奴”、“膠奴”問題[參見中國作家協會創作部原主任蔣巍的紀實作品“泣血的‘草根聲音’——北大荒墾區上訪問題調查”《中國大紀實》，2011年8月：huxingdou.blog.ifeng.com/article/15289260.html；海南省委黨校原校長李克致海南省委書記的長信：huxingdou.blog.ifeng.com/article/12637750.html]。這些現象嚴重侵害了廣大農工和林工的合法權益，破壞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國有企業系統內部設立公檢法這些國家公權力機構，本身就違反了中國《憲法》第三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為從源頭上解決這些問題，按照政企分開、社企分開、司法獨立、公平正義的原則， 我們建議： 壹、農墾林墾企業的公檢法劃轉地方管理，工作人員轉為公務員。 二、從財政上、組織上、制度上保障公檢法的獨立性，即公檢法不再聽命於企業領導，而是致力於維護社會秩序與社會正義。 三、農場林場的學校、醫院等後勤服務產業同時交予地方政府管理（2006年，國務院下發“國辦發[2006]25號文件”進行國有農場稅費改革，免去農業稅、鄉村道路維修費和計劃生育費等五項統籌，但由於公檢法沒有剝離、學校醫院沒有社會化，農場承擔著政府職能，致使國務院文件無法執行，大大有損於國務院的權威）。 四、在國有農場林場開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活動，廢除幹部特權，調查非正常收入，清查貪污腐敗，嚴懲執法犯法，平反冤假錯案，公平對待上訪，實現司法正義，改善墾區民生。 以上建議如蒙採納，則是農墾林墾萬眾之大幸，也必將推動國家的司法改革與公平正義，我們對此抱有強烈期待。 二、欣欣向榮的北大荒和我的困惑 當我疾風烈火般在電腦上敲完這部調查報告時，整個生命仿佛被凍結了，那是驚愕與疼痛的寒流包圍了我的身心。 我曾在北大荒做過8年知青，那片土地寄放著我那麼多鮮活而悲壯的青春記憶。我生命中的壹部分，我的青春熱血，永遠像壹片花草生長在那片豐饒的土地上。那裡曾經的壯烈和如今的輝煌，壹直是我的驕傲、摯愛與嚮往，當然還有深深的牽掛。我深知，從壹群赤腳中國軍人用血染的肩膀拉動“東方第壹犁”的那壹天開始，三代北大荒人前仆後繼，流血犧牲，無私奉獻，把亙古荒原打造成今天繁榮昌盛的“北大倉”，北大荒人是頂天立地的黑色群雕。每當在電視上看到噴灑農藥的飛機（全部由農工付費）掠過千里沃野，康拜因（全部屬於家庭農場私有）轟鳴著駛過金色麥海，壹架架塑料大棚（全部由農工自費購置）綠意盎然，膚色黝黑、滿臉汗水的北大荒人在田間辛勤勞作，我都倍感親切，感慨萬千——那就是我青春年華的第二故鄉，那就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啊！ 因此，從開始這次田野調查到完成本文的寫作，我度過人生中最為沉重的壹些日子。 我並非有意為之。完全是因為壹個偶然因素，不期然撞上我所熟悉的北安分局引龍河農場農工唐維君。因為上訪，他遭到農墾公安部門的抓捕，正處於逃亡中。2003年，我曾為他寫過壹篇紀實文學《妳代表誰？》，因此他第壹個打電話向我求救。他是壹個從來沒有學會屈服和沉默的漢子，文化不高，卻在同不法行為鬥爭的過程中把自己鍛煉成“法律專家”，國家制定的有關扶助“三農”的法規，這傢伙倒背如流。我寫作此文，得到兩位法律工作者，也得到他的許多指教。 2010年8月下旬的壹天，我和唐維君在北京見了面。他講述的那些帶有區域性、“政策性”的傷農害農問題和悲慘的個人遭遇，讓我深感震驚。在今日繁榮昌盛的祖國，在“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的北大荒，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出於對那片土地和那裡父老鄉親的感情，也出於作家的良知和責任感，我決定進行更為廣泛深入的調查。 當我幾乎徹夜不眠，激烈地敲擊鍵盤的時候，指下砰然作響，仿佛能濺起火花。今天，改革開放的中國正在書寫前所未有的輝煌與壯麗，激流勇進的中華民族正在創造舉世矚目的成就與奇蹟。從首鋼烈焰熊熊的巍峨高爐，到遍及貴州大地的扶貧工程，從高速鐵路的建設工地，到南水北調的移民村落，在熱氣騰騰的中華大地上，我經歷了那麼多的激昂與振奮，目睹了那麼多的雄心與激情，傾聽了那麼多的自豪與歡笑。也因此，當我踏上北大荒這片久違的熱鄉熱土，看到壹派欣欣向榮的豐收景象時，我無比振奮。同時，當我聽到壹些農工的哭訴，看到失落在某些角落的“陽光下的眼淚”時，我不能不震驚了。 蓬勃發展、執政為民的中國不能漠視每壹滴眼淚！ 構建和諧社會的中國不能容忍每壹滴眼淚！ 社會主義的中國必須關注每壹滴眼淚！ 對此，壹個作家無權保持冷漠和沉默。 考慮到事關重大，涉及面較廣，2010年11月3日，我將10餘萬字的調查報告《疼痛的黑土地——寫給黨中央、國務院的舉報信》實名寄送有關部門。 附信中，我提出如下問題： 壹、在北大荒墾區，少數農場拒不落實黨的惠農政策、侵害群眾利益的問題已持續多年。農工們為此奔走呼號、上訪告狀多年，為什麼相關部門長期麻木不仁，無所作為，聽之任之？ 二、農工們反映的事情，調查起來並不難，是非判斷也並不複雜，但為什麼他們總是“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迫使他們不得不十幾次、幾十次進省入京上訪，最後甚至被扔進囚室關押。各級接訪部門付出極為繁重而艱辛的努力，但農工們的合理訴求依然沒能解決，接訪部門大量的和驚人的“重複勞動”意味著什麼？ 三、壹些上級單位派去的調查人員，到那裡走了壹圈後，歸後沒有任何結果，農工們反映的問題依然“江山依舊”。這個責任究竟誰負？ 顯然，我聽到的是壹些長期被拒絕的“草根聲音”。 2010年12月初，我的調查報告經國家有關部門批轉到黑龍江省委。12月9日晚4時，黑龍江省委督察辦公室主任周先生致電給我，說省委領導高度重視我的調查報告並作了重要批示，相關調查核實工作將很快展開。我深感欣慰並提出幾點懇望和請求，其中壹條是請黑龍江省調查組“壹定要保護好接受我訪談的上訪農工，不能讓他們再次受到傷害。”12月下旬和今年1月，黑龍江省調查組抵達墾區，就我所反映的問題開始了認真的調查核實工作（屬於林業系統的古東河林場尚未進行）。 在我深入黑龍江進行調研的過程中，坦率地說，那時我對於墾區少數農場出現的問題及其根源還缺少深入的考察與梳理，情緒還比較激憤。當我開始動手改寫這部紀實文學的時候，我覺得必須釐清自己的思想並做些深入的、理性的探討了。 （未完待續）
附錄三： 黑龍江農墾研討會發言摘要 中國作家協會創作部原主任蔣巍說：黑龍江農墾是“土圍子”，作為國有企業，黨政企公檢法六位壹體，是問題的總根源；只有黑龍江農墾農民現在還交糧交稅，負擔沉重，如此水深火熱！數百人被關押、拘留、勞教、被關進精神病院、黑監獄；黑龍江農墾存在大量的黑地，農墾公布的土地4000萬畝，實際5000萬畝以上，甚至有人估算8000萬畝。黑地不在國家賬上，所收稅費也不在農場賬上，巨額資金逃過審計、財務監督。 著名三農專家、北京大學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長彭真懷說：有幾個沒想到，黑龍江農墾公然違法沒有想到！把農民地變成黑地貪污腐敗，不僅是對農民的侵犯，也是對國家利益的侵犯，是犯罪行為！ 著名學者、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王占陽教授說：黑龍江農墾就是獨立王國，公然違法，還到北京抓人，是有組織的違法違憲對抗中央的行為！國營農場必須改革，必須統壹國家的法制。農場自養公檢法，公檢法成為打手、工具，這是荒唐的事！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改革報告主編陳劍說：在黑龍江農墾，公安、司法成為家奴，沒有基本的是非。壹些幹部不僅脫離群眾，而且演變成黑社會，進行犯罪，對中央政策屏蔽。 著名學者、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劉仁文說：用勞教對付農民是違法的，公檢法應當劃歸地方。 北京大軍智庫經濟諮詢公司主任、著名學者仲大軍說：反腐敗要打老虎、揭蓋子，要撤銷農墾總局。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魏宏、中央財經大學教授李軒、著名律師蘭志學說：要從黑地入手查處腐敗。 著名律師揚智勇博士呼籲撤銷農墾總局、撤銷農墾公檢法。 著名治理專家周鴻陵說：黑龍江農墾黑幕令人震驚，令人髮指！反映了正義的缺失，中國必須開展社會進步運動！ 著名媒體人王學會說：中國最大的三農問題就是北大荒問題，包括它的黑監獄問題。 高層領導信息網總編李曰仁說：不解決黑龍江農墾問題，不進行賠償，那麼北大荒將永無寧日！ 著名公益人士陳青林說：黑龍江農墾農民跌入合同陷阱、貸款陷阱、體制陷阱、身份陷阱，既不是拿工資的工人，也不是免除稅費的農民。 著名媒體人張銀平（改革內參記者、《名家論改革》主編）、楊宏生（中國商報主編）、歐陽勁（太平洋月刊總編）、孫偉林（民主與科學雜誌社社長、總編）等發言希望凝聚力量，形成合力，推到黑龍江農墾的土圍子。他們指出：調查組去根本調查不出問題。黑龍江農墾是沒有陽光的黑暗王國！ 北大荒，中國之冠上壹顆閃閃發光的綠寶石。 北大荒，是新中國開發建設史中最為激動人心、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之壹。北大荒精神是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的組成部分。開發建設了“中華大糧倉”的三代北大荒人有恩於國家。 1947年，按照黨中央和毛主席“關於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精神，壹批榮復軍人來到人跡罕至的北大荒，創建了寧安、趙光等第壹批國營農場。1958年，王震將軍率10萬復轉官兵挺進北大荒，掀起了墾區大規模開發建設的高潮。之後，由大批支邊青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和城市知青組成的百萬大軍相繼投身墾區開發建設。經過三代北大荒人的團結奮鬥，黑龍江墾區成為我國耕地規模最大、現代化程度最高、綜合生產能力最強的國家重要商品糧基地和糧食戰略後備基地。60多年來，墾區已累計生產糧食4504億斤，累計向國家交售商品糧3334億斤，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貢獻。 目前，墾區糧食綜合生產能力達到330億斤，提供商品糧300億斤，可保證京津滬三大直轄市、解放軍三軍、港澳地區和青藏甘寧四省區居民壹年的口糧供應。 作為國家重要商品糧基地，黑龍江墾區在關鍵時刻都發揮了重要作用。2003年“非典”期間，北京壹度出現糧食短缺，墾區迅速向北京調運1.5萬噸大米，及時緩解了糧食緊張局面。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墾區僅用三天時間就緊急加工2460噸優質大米，通過專列運往四川災區，全力支援災區抗震救災，有效發揮了作為國家抓得住、調得動、能應對突發事件的“中華大糧倉”作用。 不過，壹個讓我困惑的問題是：今日的北大荒欣欣向榮，繁榮昌盛，壹片豐收景象，但是為什麼多年來有那麼多奔波不停、持續不斷、難以阻隔的上訪人流？其中不少農工寧可舉債“抬錢”（即民間高利貸）當路費，甚至不惜被農墾公安部門多次拘留、勞教，也堅持進省入京反覆上訪，壹定要“討個說法”。墾區的管理部門和公安系統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來阻止這些上訪人員。訪談中我感覺，這些農工抗爭到底、上訪到底、哪怕以死相拼的心都有了！ 北安分局龍鎮農場的於德清含淚對我說：“實在討不出說法，我最後就跳天安門城樓！” 建三江分局七星農場農工薄義上訪17年，現在壹貧如洗，他上訪的壹切費用都是農友們義捐的。他對我說：“我和老婆離婚就是不想連累她，我寧可死了也要討出個說法！” 2011年1月上旬，黑龍江省調查組在建三江分局青龍山、前鋒、濃江等幾個農場場部調研時，據農工張桂榮、張麗英、劉景奎等人向我反映，聽說省調查組即將到達場部，不少連隊的農工們湧上去，希望向調查組反映意見，但都被事先安排到各個路口的身穿便衣的農場公安人員阻截住了，理由是調查組“點名找人”。 張麗英問那些民警：“妳們怎麼不穿警服？” 民警回答：“是領導下的令。” 如此眾多的農工情緒如此激烈，這究竟是為什麼？北大荒到底發生了什麼？ 確實需要深入探究。 三、“兩自理”帶來的“三大變局” 為方便讀者閱讀和思考，現將黑龍江農墾總局網站上張貼的有關墾區“簡介”摘要如下： 黑龍江墾區地處東北亞經濟區位中心，位於我國東北部小興安嶺山麓、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地區，屬世界著名的三大黑土帶之壹。轄區總面積5.62萬平方公里，其中耕地4000萬畝，是國家級生態示範區。下轄9個分局、113個農牧場，分布在全省12個市、74個縣（市、區）。總人口166.8萬人，其中從業人員91.7萬人。 接下來，“簡介”談到了墾區近些年來大力推進的新的改革方式和發展目標，包括“合併家庭農場”，這是值得讀者高度注意的： 在很多農村因為實行聯產承包而把土地分割到戶以後，黑龍江農墾正在合併分散的過多的家庭農場，使大片的土地連接成片。他們採取以“統壹經營為主導、家庭農場承包經營”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充分調動農工的積極性，既分散了風險，又充分發揮了機械化、大規模、技術密集的優勢，使黑龍江農墾在農業機械化、農業產業化等方面發揮出巨大的優勢，顯示出現代農業的勃勃生機。 通讀上述“簡介”，我必須強調指出，不知出於“疏忽”還是別的什麼原因，這份“簡介”忽略了墾區改革開放史上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決定著墾區現在和未來的壹個改革階段。不了解那段歷史，我們就不知道今日北大荒從哪裡來？到哪裡去？不知道如今欣欣向榮、繁榮昌盛的北大倉是誰、是怎樣創造出來的？不知道黑龍江墾區的體制和經營機制究竟發生了怎樣深刻的變化？ 那是北大荒發展史上最為重要的壹個“節點”—— 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製”的改革浪潮席捲中國廣大農村地區，許多年來壹直在嚴重虧損困境中苦苦掙扎的黑龍江省國有農場，也艱難而決絕地踏上改革之路。 他們改革的主要方式是： 壹、在職農工停發工資，自謀出路，幹部則保留工資； 二、墾區黨委號召廣大農工“勇挑重擔，投身改革”，積極創辦家庭農場。於是，墾區所屬113個國有農場，以土地、機械由廣大農工承包經營的方式，分解為上萬個家庭農場； 三、家庭農場實行“兩自理”：即“生活費自理，生產費自理”，並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坦言之，上述改革的實質是：困難重重的國有農場把計劃經濟時代多年積累的經濟困境、負擔和危機，以承包方式“分解”到廣大農工的肩上了。壹夜之間，壹直靠微薄工資養家糊口的農場職工，成了必須自己養活自己、必須自謀出路的“個體勞動者”。以黑龍江農墾總局為核心的墾區各級管理機構，對職工的生活，對家庭農場的生產，基本放開不管了。這就是“生活費自理、生產費自理”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基本含義。 那當是壹個慷慨悲歌的時代。 為保障農工基本生活、激勵農工創業和支持家庭農場生產經營，當時農場給予了必要的扶持，普遍實行了“扶上馬、送壹程”的政策。在那些艱難的時日，農場預借給農工部分生活費和生產費，秋後再行扣除。此外墾區還規定，每個在職農工配給15畝“基本田”（也叫“生活田”）用於養家糊口，家庭農場承包的其它土地叫“生產田”，收取較低的承包費。 很多農工向我回憶起家庭農場創業階段的往事都淚水盈盈。那時候，他們沒有了工資更沒有積蓄，家庭農場等於白手起家，只能靠舉債度日，維持生產。遭遇天災，有些人家難免賠得傾家蕩產。那時糧價低，種地難，國家也沒有出台今天的許多惠農政策。我們完全可以想見，改革初期“兩自理”的廣大農工，經歷了怎樣艱難困苦的創業里程。 龍鎮農場的於德清說，大冬天他連棉鞋都買不起…… 七星農場薄義的妻子到醫院揀人家的剩饅頭…… 大興農場的劉艷、洪河農場的張振學、前進農場的馮義龍開荒時，渴了就喝地溝里的水，因此幾次大病不起…… 1998年，前進農場許衛東的家庭農場因遭遇天災賠得精光，負債纍纍，幾無生路，幸虧哈爾濱壹位老知青張晉東慷慨相助借款10萬元，使他壹家人挺到今天…… 農工們對我說，現在還存在的家庭農場都是在風風雨雨中挺過來的。而在他們周圍，因天災等各種原因落得傾家蕩產、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或者因還不起債而舉家逃亡外地的，並非個別現象。 在中國農村地區的改革中，廣大農民沒有損失而只有收穫：他們獲得了承包的土地。在黑龍江墾區的改革中，廣大在職農工則付出巨大的犧牲：他們停發了工資，生活費用和生產投入需自行解決。 今天看來，黑龍江墾區這場改革是中國大變革的組成部分，是不得不為、不得不行的“華山壹條路”，儘管充滿艱辛、陣痛和眼淚，但歷史別無選擇、別無它途。正如鄧小平所言，不改革只能是死路壹條。不過，今天的我們壹定不能忘記，在北大荒最為艱難的時日，是百萬農工，是上萬個家庭農場，在墾區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下，以極大的改革勇氣和堅忍不拔的拓荒精神，扛起了這片悲壯的土地，創造了今天的繁榮！ 這是北大荒發展史上的壹個重要節點——由於改革以來實行至今的生活費、生產費的“兩自理”，北大荒墾區的經濟體制和經營機製發生了重要變革，即下面所說的“三大重要變局”。今天，北大荒墾區壹些農工不斷上訪，從根本上說，就是“兩自理”帶來的“三大重要變局”引起的。 而這個問題，似乎長期被有關方面忽略了。 經調查，墾區的家庭農場主要分為兩類：壹類是以承包國有農場原有耕地的方式形成規模化生產的；壹類是通過私人投資開發國有荒地並形成規模化生產的。 重要變局之壹 墾區實行“生活費自理、生產費自理”的近30年來，北大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驚人進步，其主體力量、發展動力和基本投入，絕大部分來源於類似於個體或私有經濟性質的家庭農場，而主要不再是國家投入。 上萬個家庭農場已變成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自負盈虧的經營單位、發展生產的投資主體。大片荒地是他們投資開發的，所有農機具是他們個人購買的，每年的生產活動是他們自掏腰包進行的，墾區管理部門的大量“服務性工作”（如飛機噴灑農藥、統壹供種、供肥等）是要家庭農場付費的，雙方變成了買與賣的關係。妳賣的東西質量差或是霸王價，家庭農場當然不高興或不接受。 自主經營的家庭農場，特別是靠私人投資開發了國有荒地的家庭農場，實際上已經“脫殼而出”，具有了相對獨立的法人資質和地位。這些農工事實上具有了民營企業老闆或場長的身份，不再是計劃經濟時代只能聽命於國有農場領導的職工。 家庭農場已經成為墾區生產的主體投資人和主體生產力。 重要變局之二 如今，墾區4000萬畝耕地基本上掌握在家庭農場手中。形象地說，國有農場已經成為母雞生育小雞後剩下的“空殼”。家庭農場已成為墾區的經濟基礎，國有農場那壹套行政架構已成為上層建築。面對墾區形成的新的生產關係和新的經濟形態，必須以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於”原則，慎重處理國有農場與家庭農場之間的關係。國有農場行政部門應大大增強服務功能，支持和幫扶家庭農場健康發展，以保護廣大農工和家庭農場的利益為原則，實行共榮共贏的運作方式。 我們都還記得，改革初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在全國剛剛興起之際，各地管理部門曾制定過壹些“歧視性”規定，今天已經全然改觀。但是在北大荒的部分地方，我發現，少數管理者對於家庭農場相對獨立的經濟地位，對於農工已經成為老闆和場長的身份轉化，至今缺少與時俱進的尊重和認知。“土地是國家的，我是國家的代表者，我想增加多少管理費用，想收回誰承包的土地，壹切都是我說了算！”本文開頭所引的家庭農場場長趙成凱與管理幹部的對話，就集中代表了這種利益和認知上的衝突。 重要變局之三 北大荒精神是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組成部分，北大荒文化是英雄的三代北大荒人創造的精神結晶，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是，北大荒的思想文化傳統也面臨著與時俱進的挑戰。 北大荒墾區最早是由解甲歸田的軍人開創的，壹直實行半軍事化管理，文革時期轉為“生產建設兵團”，更是直接由軍人領導。其中有部分農場還是由原來的“勞改農場”轉制過來的。那裡的管理方式代代傳承，養成了領導說壹不二的生硬的“軍人作風”，對此，當年的廣大知青包括我在內都有痛切的體會。但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等壹系列治國方略，給墾區管理者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必須改變歷史上那種“軍人作風”和半軍事化的管理方式，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地位。 從本文開頭所引的“立此存照”和所寫的大量案例中可以看到，墾區少數管理者並沒有與時俱進，他們沒有理解或不願意接受新時代的要求。有些人相當粗暴、霸道。他們強買強賣，不斷提高各種收費。他們依然把家庭農場的場長當作可以呼來喝去、頤指氣使的“職工”。他們無視或隨意否定家庭農場自主經營的權力，把農工承包合同視如壹張廢紙。他們公器私用，任意啟動公檢法甚至以刑事司法程序來對付上訪群眾。尤其隨著糧價、地價的上升和國家各種惠農補貼資金下發，極少數幹部心理發生畸變，開始與民爭利，家庭農場的自主權力和農工們的合法權益受到嚴重侵害。 回望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可以肯定，沒有以農墾總局為核心的墾區各級黨組織和管理部門的領導、動員、組織、協調、服務的作用，就不可能有今日北大荒欣欣向榮、繁榮昌盛的大好局面。同時，我們更不能忘記，人民是創造歷史的主體。這個大好局面，是成千上萬個家庭農場和廣大農工自籌資金，自行投資，自主開發，以養家糊口的血汗錢、銀行貸款和民間借來的高利貸，再加上汗珠子、血珠子和淚珠子，壹個個掉地砸出來的！是墾區群眾在黨的改革開放方針指引下，在國家惠農政策的鼓舞下，付出巨大努力和犧牲開發建設起來的！ 以墾區耕地為例：1978年，黑龍江墾區耕地面積為3000萬畝，截止2010年，耕地面積增加到4000多萬畝。其中上千萬畝的新增耕地，不再是農場依靠國家巨額投資，組織職工集體勞動干出來的，而是成千上萬的家庭農場響應國家號召，承受著巨大經濟壓力而自行投資開發出來的。這壹時期，國家為鼓勵農民多開荒、多產糧，主要是制定了壹系列優惠政策，用以促進墾區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 2010年，黑龍江墾區產糧330多億斤，出售商品糧300億斤，投資者、生產者就是上萬個家庭農場。 由此可見，在今天，如果以粗暴的、不合理的、不等價的方式“合併”、侵害、剝奪家庭農場，事實上就是對民營實體經濟和墾區生產力的傷害，連建國初期國家對私營工商業的廉價贖買都不如！ 墾區改革30年的歷史證明，穩定、發展、壯大家庭農場是壹條成功的經驗，“合併”、折騰甚至取消家庭農場實質上是改革的倒退。而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可以斷言，沒有家庭農場的穩定、發展和壯大，就沒有墾區的穩定與繁榮。 四、墾區管理者為什麼對土地“壹年壹發包”？ 關於“合併過多的分散的家庭農場”，墾區管理者的理由看起來是正當的和冠冕堂皇的，上述“簡介”中說： “在很多農村因為實行聯產承包而把土地分割到戶以後，黑龍江農墾正在合併分散的過多的家庭農場，使大片的土地連接成片。” 北大荒的土地壹望無際，本來就是連接成片的。除了統壹用飛機播撒農藥等極少的耕作環節，各個家庭農場從播種到收割，都是使用自己的或雇用他人的農機具進行獨立作業，他們之間很少有相互為敵的糾紛，倒是充滿了相敬相幫的感人故事。 因此，“合併”壹詞值得嚴重注意！ 就歷史的長過程和遙遠而輝煌的共產主義理想而言，消滅小農經濟當然是發展“現代化大農業”所需要的。我不是經濟學家，弄不懂過於複雜深奧的經濟問題。但作為作家，我看到大洋彼岸的資本主義的美國，至今並沒想到要“合併”家庭農場，那裡的農業照樣實現了高度發達的現代化和高產，農產品出口照樣給美國佬帶來源源不斷的巨額利潤。同時，中央壹再重申，中國依然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認為，解決家庭農場“分散和過多”的問題，主要地應當遵從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律和助強扶弱的社會主義原則。不顧現實條件，違背經濟規律，以強權和行政手段強行“取消”、“合併”壹些家庭農場，顯然極易傷害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尤其以“農場土地屬於國家”為由，隨意收回、剝奪由家庭農場自行投資、投勞開發的耕地，動輒取消他們的承包權，更是無償占有、“壹平二調”的行為！ 這裡，我堅決不能同意以實現“土地連片”、“統壹耕作”、“發展現代化大農業”為由，“合併”家庭農場的虛偽宣傳！ 這是壹種偽理論。試想，只要墾區以人為本，政策昌明，服務低廉，舉措給力，有利於廣大家庭農場降低成本，減少勞動強度，實現高產盈利，除非腦袋進水了或讓大皮鞋踢了，這些渴望發財致富的家庭農場場長怎麼可能拒絕統壹的、大規模耕作的先進技術呢！ 建國以後，中國農村由“合作社”迅速轉為“高級社”，再轉為“人民公社”，然後“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所帶來的深重災難和慘痛教訓，至今讓人們心痛不已。在全國上下都在學習貫徹科學發展觀的今天，違背社會發展規律和經濟發展規律的事情，重蹈歷史覆轍的事情，傷害人民群眾利益和感情的事情，我們壹定不能再做！ 不能以“國有化”的名義，讓家庭農場的巨額投入和大量投勞付之東流，變成“神馬都是浮雲”。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所在！ 我始終想不明白——即使站在墾區管理者的立場上來想——農場為什麼對耕地壹年壹發包？這樣做對穩定、發展和壯大家庭農場有什麼好處？ 2010年12月16日，由黑龍江農墾總局宣傳部長高先生帶隊的幾位三級負責人（即總局、分局和農場）到北京與我“交換意見”，他們堅持認為：“農場有權對耕地壹年壹發包。”他們給出的唯壹理由就是：“有的農戶遭遇困難經營不下去了，便於調整。” 我在北大荒當過8年知青。我以為這個理由並不成立。如有極少數經營不下去的家庭農場自願放棄承包的土地，可以另行發包。但除非遭遇特大天災，國家有這麼好的惠農政策，廣大家庭農場壹直在奮發圖強、種地打糧、發展生產，2011年產糧達330億斤。倘若大多數家庭農場年年遭遇困境，需要年年壹發包，北大荒的事業早就垮掉了。 很不幸，我們看到的唯壹現實就是：土地壹年壹發包，承包費和其它苛捐雜費壹年壹漲價！ 每年年初，各農場都會拿出壹個本場的“1號文件”下達各作業區，明文規定土地承包費、各種保證金以及其他收費上漲多少，要求作業區按這個標準，再每畝加價10元，重新發包；並且不問年度中是否遭災，秋天收成幾何，壹律在年初交夠本年度的承包費和其它各項收費（農工稱之為“上打租”，說“這比舊社會的地主老財還狠，地主還在秋後根據收成情況收租子哩！”）；交不上承包費或拒絕接受漲價的，就取消其承包權；超額完成“上打租”任務的基層幹部還會獲得大筆獎金。 這與中央每年下達的“1號文件”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馳的。農工們憤怒地對農場幹部說，是妳們的“1號文件”大，還是中央的“1號文件”大？正如本文開頭錄像中的趙成凱對農場管理幹部的質問：“農場是第幾個國家？” 耕地壹年壹發包，舉目中國和世界，天下哪有這麼折騰土地的！請問—— 其壹，作為墾區主體生產力的家庭農場，還怎麼穩定、發展和壯大？ 其二，墾區管理部門規定的承包費年年上漲，究竟有沒有壹個上限？國家制定的壹系列惠農政策究竟怎樣貫徹和體現？ 其三，改革開放以來，墾區新增耕地達1000萬畝以上，絕大部分是家庭農場投入血本開荒得來的，管理者僅僅憑著“土地是國家的”壹句話，就取消其承包權、經營權和受益權，那麼家庭農場為開荒投入的巨資與勞動誰來賠付？ 其四，正如我當面向墾區三級負責人指出的：“壹年壹發包，就意味著家庭農場的巨額投入白扔了，農田基本建設不能搞了，就意味著承包費可以年年漲，同時給某些基層幹部帶來許多‘黑箱操作’的空間！” 現在就來看國家是怎麼規定的： 關於土地承包期—— 2007年10月1日起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壹百二十六條規定：“耕地的承包期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為三十年至七十年。” 關於土地承包費—— 2006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深化國有農場稅費改革的意見》中要求： ——“從2006年起，對國有農場通過收取土地承包費等形式由農工承擔的類似農村‘鄉鎮五項統籌”收費予以免除。國有農場要採取絕大多數農工願意接受的形式和方法，將免除的類似農村‘鄉鎮五項統籌’收費的好處全部落實給承包土地的農工，嚴禁通過其他形式變相加重農工負擔。” ——“清理和規範國有農場對農工的其他各種收費。嚴格控制和清理國有農場面向農工的其他收費項目和標準。確屬必要的，應由職代會討論通過並按隸屬關係報國有農場主管部門和財務部門備案。要印製農工負擔手冊，凡手冊之外的收費，農工均可拒付。” ——“進壹步推進國有農場內部管理體制改革……減少管理層次和人員，降低管理成本……嚴格控制管理費用增長，防止管理費膨脹侵蝕稅費改革帶給農工的好處。” 而事實是：我調查的所有國有農場，都是耕地壹年壹發包，承包費藉機壹年壹漲價。我調查的所有農工，從來沒有、也沒看到過國務院規定下發的《農工負擔手冊》！ 同我“交換意見”的墾區管理者說：“所有漲價的規定，都是農場職代會舉手通過的。”天哪！除非是“橡皮圖章式”或權力操控下的職代會，有什麼人能愉快地“舉手同意”，讓自己的負擔年年瘋漲？ 天蒼蒼，野茫茫，多少農工淚沾裳！其實他們不再是農工，而是壹個個家庭農場的場長了。於是我們看到，許多合法權益被嚴重侵害的家庭農場場長，不得不踏上漫漫無盡頭的上訪之路。 我的調查就是從他們的眼淚和足跡開始的。 第二章 “沉沒的聲音”會沉默嗎？ ——曬曬壹份令人震驚的處罰名單 從2010年8月到2011年6月，我先後調查和訪談了黑龍江墾區各農場和林業系統個別林場的近百名農工，據不完全統計，其中如下人員遭到行政拘留、刑事拘留或勞動教養： 趙連發——58歲，北安農墾管理局引龍河農場職工，2010年8月至9月被行政拘留兩次，計15天。 楊乃利——37歲，同上，2010年8月至9月被行政拘留兩次，計15天。 唐維君——50歲，同上，2010年8月被行政拘留7天，後在外逃亡數月。12月中旬，其父病重，經我請總局宣傳部長高先生出面做工作，引龍河農場表示不再抓他了。 吳延敏——女，41歲，北安農墾管理局紅色邊疆農場職工，其丈夫富萬榮、哥哥富萬松分別被勞動教養2年和壹年半，至今在勞教所羈押。 嚴華——女，36歲，同上，其丈夫張廣傑被勞動教養2年，至今在勞教所羈押。 和富萬榮壹同上訪的職工中，另有7人被行政拘留。 劉長水——五大連池市良種場農工（屬林業系統），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 張國才——同上，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 劉玉雲——女，59歲，北安農墾管理局龍鎮農場職工，被非法拘禁3天。 張希恩——女，56歲，寶泉嶺農墾管理局綏濱農場農工，2008年4月被拘留10天，7月再次被拘留7天。 鄭淑華——女，50歲，建三江農墾管理局勤得利農場農工，2008年4月被拘留10天。 馬鳳華——女，同上，2008年被拘留10天。 李淑燕——女，50歲，建三江農墾管理局青龍山農場農工，2010年7月被拘留10天。 張桂榮——女，49歲，同上，2010年8月被拘留10天。 鄒振龍（56歲）、白文革（49歲）、張麗英（54歲）等5人——建三 江農墾管理分局前鋒農場職工，2009年春節前，在北京通州區被黑龍江農墾總局駐京辦秘密非法關押31天，春節後被北京市通州區公安局解救出來。 白文革、李明、鄒福祥——前鋒農場職工，2010年分別被行政拘留10天和7天。白文革的雙腿被打成重傷。 薄義——建三江七星農場農工，告狀17年，先後被拘留4次。 楊金輝——洪河農場農工，左腿被農場幹部打成粉碎性骨折。 王永成——1963年生，大興農場農工，2010年3月被拘留5天。 趙志清——1964年生，同上，被拘留10天。 暴文博——1964年生，同上，被拘留10天。 王恩江——1962年生，建三江前哨農場農民。2005年10月被拘留10天。 這僅僅是我訪談過的上訪農工被處罰人的部分名單。我無法進行全面而準確的統計，在北大荒墾區因上訪而遭勞教、拘留和其它處罰的人數究竟是怎樣的數字，我不得而知。 據我調查，他們都是靠誠實勞動維持生活的普通農工和家庭農場場長。“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的宗旨。勞動者是偉大的。人權是不可侵犯的。我堅信，所有把那些含冤受屈的善良而又誠實的勞動者關進囚室的人，他們的行為都將在自己的人生歷史上留下恥辱的壹頁！ 我們尤其不能忘懷第三代北大荒人的偉大貢獻。 “文革”結束後，上百萬知青壹夜之間潮水般涌回城市，整個墾區從機關、連隊、醫院、學校、商店、工廠，到所有的知青大宿舍，都變得空空蕩蕩，墾區生產幾乎陷於癱瘓。正是在這個緊要歷史關頭，當地老職工的孩子們和從全國各地應聘而來的青年農民，組成第三代北大荒建設大軍，他們肩起了“重新振興北大荒，打造中華大糧倉”的艱巨使命。改革開放30多年來，他們忠誠勤勞、毫無怨言地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獻給了北大荒，他們創造了北大荒今日的繁榮。現在他們都老了，他們是我們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我們每天端起的飯碗裡就有他們的汗水。讓我震驚的是，僅僅因為他們不斷上訪，反映少數國有農場拒不落實國家惠農政策，侵害家庭農場和群眾利益等問題，墾區某些單位就憑藉以至濫用公檢法等公權力，給予這些走投無路的人以種種嚴厲處罰，甚至亂抓人，肆意侵犯他們的人身自由！ 向政府反映意見是公民的權力；傾聽公民的意見是政府的義務。中央多次嚴肅指出，大多數上訪群眾是因為他們的正當權益受到侵害，他們的合理訴求遭到冷拒，各地方必須認真接訪，依法解決，以切實的行動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定團結。做得不好的，當追究當地領導人的責任。 2011年1月25日，溫家寶總理親自到國家信訪局，聽取了壹些上訪群眾的意見，他說：“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們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我們應該利用手中的權力為人民謀利益，負責地解決人民群眾的困難和問題。”“各類行政程序都要向社會公開，所有行政行為都要接受社會監督，確保壹切行政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少數地方官員因害怕暴露真相，影響“政績”和仕途，以種種違法手段對上訪群眾進行了多方圍追堵截和封鎖。我本想進行更廣泛和更深入的調查採訪，但辦不到了。北大荒墾區許多上訪職工因受到農場晝夜監控，各路口設卡嚴加防範，雖經再三聯繫，他們無法出來接受我的調查訪談。建三江農墾分局濃江農場女職工盧鳳琴在手機中對我說：“我現在走到哪裡，他們都跟著我，實在走不開了！”為審閱本文，年近六旬的盧鳳琴在農場兩名幹部隨身監視下到達哈爾濱，後來她設法甩掉“尾巴”，為印證本文所寫屬實，她含淚刺破手指，按下了血手印！ 截止2011年6月，在北大荒墾區的壹些地方，對上訪群眾的嚴格監控仍在繼續，而他們的訴求始終沒有得到公正解決。 很顯然，這些“草根族”的聲音被拒絕傾聽！ 2010年10月6日下午3時許，我正在哈爾濱聽取建三江農墾分局前鋒農場農工張麗英反映情況和意見，她的兒子鄭江峰從家裡承包的莊稼地里來電說，“農場法院人員和警察都來了，要搶糧”。我與正在現場的張姓法警直接通了話，請他給張麗英“留下壹些活命糧”。法警以“執行公務”之由，斷然拒絕了我的要求。最後，還是拉走了她剛剛打下來的400多袋水稻，每袋180斤，價值11萬餘元。 2010年8月，引龍河農場農工唐維君已被拘留壹次，當地公安準備第二次拘留他時，他不得不逃亡出來向我求援，我把他安排到北京壹個秘密住處暫時棲身達4個月之久。12月29日，就在黑龍江省調查組赴引龍河農場召開的調查會上，北安農墾公安負責人仍然蠻橫地當面對唐維君說：“現在正在解決妳的事情（指省調查組聽取唐的意見），解決以後還要拘留妳，因為裁決已經下了。” 考慮到這些農工的人身安全，幾個月來，我請所有接受訪談的農工廣泛轉告那些多年來壹直上訪的群眾：“從現在開始不要再上訪了，注意保護好自己。我作為壹個作家，會如實反映妳們的情況和呼聲。要堅信在社會主義中國，絕不會容忍坑農害農的惡行！” 所有受訪農工都含淚表示：他們相信黨中央、國務院，他們保證不再上訪了，他們會耐心等待結果。 聽到這些質樸而真誠的回答，我的眼睛濕潤了。 現在，壹個根本性的問題擺在我和所有讀者朋友面前——面對許多上訪農工的哭訴，面對他們講述的大量事實和提供的可靠證據，我們必須給出結論：上述那些被處罰的上訪群眾，和做出這些處罰決定的墾區幹部，究竟誰對誰錯？在北大荒那片遙遠的黑土地上到底發生了什麼？那麼多飽受摧折打壓的農工，多年來為什麼堅持不斷進省入京上訪？這些上訪人究竟是無理取鬧的“刁民”、“上訪專業戶”、“纏訪戶”，還是被無理壓制的受害者？ 我提出的根本問題是：誰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 第三章 本次田野調查的由來 1 我的調查是從2010年8月下旬開始的。 8月23日，黑龍江農墾總局所屬的北安管理分局引龍河農場職工唐維君，結束了7天的“行政拘留”，心情黯然地回了家。壹進門，他的妻子就哭了。50歲的唐維君默默坐在窗前，他不想也無須向妻子解釋什麼。全家人都知道，這是農場對他所謂“上訪過激行為”的懲處。不多時，他發現門口開來壹輛轎車，車上下來幾位幹部，有的是唐維君的熟人。他們不進門也不離開，就站在那兒抽煙聊天。唐維君明白，按照農場慣例，這是來監視他行動的人。 他出門說：“這是何必呢？而且妳們這樣做是違法的！” 來人也不見外：“領導交待下來的任務，沒辦法。” 唐維君警惕起來。 回身進屋打了幾通電話，有消息靈通人士告訴他，下壹步農場可能對他還要採取更嚴厲的懲處措施。唐維君思忖再三，決定逃出去避避風頭。他立即打電話找來壹輛熟悉的車，站在門口監視的幹部迅速報告了管理區領導，那位領導通過手機對唐維君找來的司機說：“唐維君有問題，妳還敢拉他！” 司機只好駕車離開。 唐維君更緊張了。 他又打電話找來壹輛朋友的轎車。車到門口，他跳上去就疾馳而去。 監控人員正在那裡聊天呢，見狀趕緊坐上車緊追不捨。路上黃塵滾滾，雞飛狗跳，兩輛車風馳電掣，猶如演出壹場驚險的好萊塢“飛車大戰”片。唐維君熟悉地形，知道前天剛下過雨，土路泥濘難行。途中他迅速換乘，跳上壹輛松花江微型麵包車離開水泥公路，改換方向，朝壹條土路飛馳而去！ 果然不出所料。後面緊追的轎車中途陷在泥濘不堪的土路上跑不動了，氣得監控人員在後面跳腳哇哇大叫。 唐維君終於驚險脫難。 事後證明，唐維君的預感是正確的。 當天下午，唐維君的“難友”、和他壹樣剛剛從拘留所放出壹天的楊乃利、趙連發，又被農場公安抓了進去，以在上海世博會期間“發錯誤信息”為由，繼續拘留8天。 兩天后，唐維君在藏身之地——大興安嶺地區的加格達奇市給我打了壹個電話請求幫助，我約他到北京見面。 2003年，唐維君因受假種子坑害而傾家蕩產，為躲債和告狀，他奔波流亡在外整整5年。那時我為他寫了壹篇《妳代表誰？》（見“第十節”），自此相熟了。 數天后，我見到了唐維君。他不敢乘坐火車，怕被農場公安人員堵住，而是乘坐公交大巴，從唐山繞道而來的。他介紹的壹些情況讓我十分震驚。與此同時，有些農工在網上讀了我的《妳代表誰？》，知道我是北大荒出身的作家，留言希望能見到我。數天后，我飛赴哈爾濱開始了與本文內容有關的全面調查。 2 出於壹種悲愴而莊嚴的心情，我把第二次返黑調查的出發時間定在2010年10月2日。因為在10月1日這個神聖的日子，我要留在北京觀看央視直播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及首都各界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籃的儀式。 節日的天安門廣場，到處點綴著絢麗的鮮花，飄揚著鮮紅的國旗，洋溢著喜慶祥和的氣氛。10月1日上午10時，在軍樂隊伴奏下，總書記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同首都各界代表5000餘人壹起莊嚴肅立高唱國歌，激昂的國歌聲騰空而起，迴蕩在北京上空，並通過央視屏幕響徹中華大地。隨後，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緩步登上紀念碑基座。總書記神情莊嚴凝重，走上前仔細整理花籃上的紅色緞帶，然後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緩緩鞠躬。接著，黨和國家領導人同首都人民、同全國13億人民壹起，共同瞻仰了巍峨的人民英雄紀念碑…… 這壹刻，我無比激動。 我想到了西柏坡——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從西柏坡出發，乘車前往北平。登車之前，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了幾句意味深長的話：“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我們壹定要考個好成績，決不當李自成。”“如果考不好，退回來就失敗了。”2002年12月5日，即黨的十六大勝利閉幕20天之後，新當選的總書記胡錦濤同志率領新壹屆黨中央領導集體，冒雪到西柏坡學習考察。這天雪花紛飛，漫天皆白。壹間間烏瓦黃牆的土屋，壹張張吱嘎作響的桌椅，壹幅幅用紅藍毛線標註的作戰地圖，以及毛澤東推過的石碾，周恩來用過的紡車和雨夜救鄉親的馬燈……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血脈相連、生死與共的親情，在這裡的每寸土地、每件陳列品上壹次次生動地印證著和重現著。 在西柏坡紀念館，講解員唱起了當年的壹首支前小調： 最後壹尺布用來做軍裝， 最後壹碗飯用來做軍糧， 最後的老棉被蓋在擔架上， 最後的親骨肉送兒上戰場…… 歌聲中，總書記胡錦濤的眼睛濕潤了。 他感慨萬千地對站在身邊的同志們說：“正是依靠人民的支持，我們黨的事業才獲得了不斷勝利的基礎。”“我們壹定要牢記毛澤東同志倡導的‘兩個務必’，首先要從自身做起，從每壹位領導幹部做起！”西柏坡之行不久，胡錦濤提出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深深打動了全國人民的心。 黃鐘大呂，日夜長鳴！ 此刻，我又想到北大荒那片遙遠的土地。 3 在我和太太雪揚共同撰寫的長篇紀實文學《中國女子大學風雲錄》中，記錄了抗日戰爭中發生在北大荒的壹些真實故事。我以為，在進入調查報告的正題之前，重溫壹下戰爭年代這裡黨和人民的血肉深情是十分必要的。 黎俠，原名黃曉英，其丈夫李范五“文革”前曾任中共黑龍江省委第二書記兼省長。我採訪她時，白髮蒼蒼的老人已經坐在輪椅上了。黎俠出生於北大荒原野上壹個鄉村中醫家庭，少女時代因受父親和中共地下黨員李范五等人的影響，成為東北抗聯中最小的戰士。1936年嚴冬，日本鬼子的“大清剿”把她所在的抗聯小分隊逼進牡丹江地區壹個偏遠而貧窮的小山村。十幾名戰士和幾個傷員悄悄住進壹個“堡壘戶”李大娘家，大娘的丈夫犧牲在戰場上，隻身帶著11歲的閨女小玉花生活。家裡壹貧如洗，壹點點存糧早就吃光了。戰士們連餓了好幾天，壹個個東倒西歪，走路的力氣都沒了，小黎俠也病倒了。那是壹個大雪天的早晨，大娘說，妳們餓著肚子怎麼打鬼子啊，俺出門借點糧食去。 天傍黑時，霜雪滿頭的李大娘背著沉甸甸的半麻袋玉米麵回來了，蒸出兩大鍋黃澄澄香噴噴的窩頭，戰士們吃得狼吞虎咽，興高采烈。不大工夫，壹個小戰士忽然跑進來報告說，不知為什麼，大娘正躲在院子裡抹眼淚。戰士們這才覺出事情有點不對。隊長四下瞅瞅，壓低聲音吼道，大娘的閨女呢？小玉花怎麼沒見？戰士們壹窩蜂湧出房門到處找，沒有！隊長急火火地問大娘玉花哪去了？大娘終於忍不住，掩面痛哭說，俺把玉花賣了，換了半麻袋苞米麵。 戰士們呆住了。撲通撲通撲通，淚流滿面的隊長和全體戰士，還有病重的小黎俠，齊刷刷跪倒在當院，在漫天大雪中向大娘砰砰咳頭不止…… 不久，黎俠隨同抗聯隊伍，帶著壹些逃難百姓轉移到林海雪原中。其中有個女村民叫丁志清，丈夫參加抗聯後在戰鬥中犧牲了，為了復仇，她毅然拋下剛剛7歲、4歲和1歲的三個女兒，跟著黎俠壹起到了抗聯。這三個孩子後來靠乞討為生，從黑龍江流浪到內蒙，竟然奇蹟般地活了下來，建國後通過組織才被找到。 黎俠記得，在山裡的壹個宿營地，壹位朝鮮族女戰士的孩子病得很重，隊長要派人下山給她的孩子找藥，她拒絕了，扯住隊長的袖子不放，說鬼子正在清剿，下山的同志太危險。入夜，這位女戰士要戰友和老百姓都放心睡覺，說她抱著病孩子反正睡不著，就守著火堆替大家放哨吧。第二天早晨，壹聲悲愴的驚呼把戰友和逃難的老百姓都喊醒了，大家跳起來壹看，只見這位朝鮮族女戰士緊緊抱著孩子坐在樹下，母子都凍死了。女戰士臉色晶瑩，嘴角微綻，渾身結滿霜雪，仿佛壹尊冰雕…… 北大荒的土地，珍藏著無數這樣感天撼地的故事，承載著黨和人民生死與共的魚水深情！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同時，每位共產黨員都應當牢牢記住，沒有人民的巨大犧牲和全力支持，就沒有今天的共產黨！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是黨的執政基礎。國慶之日，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籃、莊嚴鞠躬的行動，就是向全黨昭示，作為執政黨的全體黨員，絕不能忘記為建立新中國前仆後繼、流血犧牲的無數革命先烈，絕不能忘記在黨的領導下為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億萬人民群眾。 “執政為民”——這是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的立黨宗旨和鋼鐵意志。我正是懷著這樣的信念走向北大荒的。
第四章 “合作造林”的說法根據何在？ 講述人： 於德清，60歲，北安分局龍鎮農場壹區13隊農工，造林戶 劉玉雲，女，59歲，龍鎮農場場直農工，造林戶 王義峰，38歲，龍鎮農場造林戶 （三人還代表當地另外3戶農工劉興華、王紅彥、傅繼生、張雲峰。） 於德清，頭髮已經謝頂了，頦下留著短短的花白鬍子，模樣瘦弱蒼老，無力地坐在我對面的沙發里，看得出滿臉的滄桑和壹身的疲憊，那艱辛而愁苦的樣子透著壹種無望甚至絕望的情緒。談話中，於德清對國家相關政策條文“幾款幾條”、何年何月制定，張口就來倒背如流。顯然，這是他在長達7年的鬥爭中學來的。這是他唯壹可以用來保護自己的精神支撐和“批判武器”。 劉玉雲，個子小小的，膚色黝黑，同樣瘦弱，話不多，不過看樣子要比於德清來得剛強壹些。 王義峰，性格內向，話語不多，壹雙粗糙的大手總是緊緊握在壹起，好像神經壹直緊緊繃著無法放鬆。 1 猶如壹場大風暴從天而降，上世紀80年代中期，北大荒——這片廣袤而豐饒的黑土地被深深震動了。那些日子，中國農村地區全面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製”的改革大潮，迅速波及到黑龍江農墾系統。農墾人意識到，許多年來壹直在虧損困境中苦苦掙扎的農場不改，只能是死路壹條！黑龍江農墾總局決定全面改制，改制的基本方法就是發動廣大農工，實行“兩自理”（即生活費、生產費自理），農場實行“四到戶”（土地、機械、核算、盈虧承包到戶），鼓勵廣大農工以“家庭農場”為單位，自主投資，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各級管理幹部則繼續保留工資制。 眾所周知，在陳舊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北大荒墾區從“生產建設兵團”那個年代開始就長期處於嚴重虧損的狀態，群眾生活極為艱難。80年代中期，廣大農場職工等於壹夜之間“下海”了。計劃經濟時代，農工的工資只能維持生存，根本沒有什麼積蓄。成千上萬個的家庭農場，最初是廣大農工靠借錢、“抬錢”（民間高利貸）支撐起來的。農工壹家人只能靠在職職工分得的15畝“生活田”支撐生活。如果壹個家庭，上有雙親的老人，下有上學的孩子，僅靠壹位在職職工的15畝生活田來養家糊口，我們完全能夠想象出，那是壹段怎樣艱難困苦的日子！正是這場“背水壹戰、壯士斷腕”般的改革，促進了墾區生產力的巨大解放和發展。 於德清，是龍鎮農場場部工業連的職工，改制後，隊裡沒有土地，又停發了工資，他等於完全失業並失去了所有生活來源。好在他腦瓜靈，看到“家庭農場”紛紛搞了起來，農工對農機具的需求與日俱增，他便東湊西借弄了點本錢，瞅准機會做起農機具生意，十多年時間裡賺了幾十萬元。 劉玉雲的家也在場部，改制時壹家4口全部下崗，不僅無地無收入，下崗的妹妹還要交“檔案保管費”。在那些艱難的時日，劉玉雲壹家人湊錢買了壹輛二手小貨車，靠拉腳維持生計。 1995年，考慮到國家發展和糧食形勢，黑龍江省委省政府號召廣大農民開荒種地，“再造第二個黑龍江”，並制定了壹系列扶持措施和優惠政策。腰纏萬貫的於德清決心干壹番大事業，他傾囊而出，再加上部分借款，投入80多萬元開荒664畝。劉玉雲家靠借錢、“抬錢”（月息從3分錢到1角錢的民間高利貸），也開荒595畝。 兩個家庭農場就這樣靠自我奮鬥、自家投資辦起來了。 當時，龍鎮農場動員職工開荒時，曾許諾“開出的荒地永遠歸妳們使用”。簽署承包合同時，卻變成“壹包10年”，每畝地上繳20元“植被費”。後來“植被費”又變成“承包費”，年年漲，壹直漲到每畝地50多元。但是，事情並沒有完結。 回憶起開荒的艱難歲月，於德清老人幾次硬咽難言。 荒地大都在漫山坡上，是大森林砍光後剩下的雜樹林地帶。地下遺留的千年大樹根盤根錯節，堅如頑石，常常會把拖拉機拉動的巨大單鏵犁頂斷，挖出的大樹根要十多人才能抬走。開荒要買農機具，僱人工，清石頭，挖樹根，幾年下來，所有的投資都扔進去了，家裡窮得買糧吃飯都成了問題，入冬大雪封山時，連棉鞋都穿不上。過春節備年貨，還得向親戚朋友借錢。荒地靠山，離家很遠，為了省油和防止農機具丟失，壹家人就在山坡避風處挖個地窨子，打地鋪住在裡面。入夜成團的蚊蟲叮咬，下雨能把臉盆和被單漂起來……於德清就此落下壹身風寒病，嚴重時幾乎半癱，現在走路還壹瘸壹拐的。 那些年糧價不高，種地不賺錢，再加上“抬錢”的高利貸利滾利，“土地承包費”又不斷漲，使得響應國家號召、投身開荒的壹些家庭農場債台高築，難以為繼。王義峰說，他父親被外債壓得喘不過氣來，最後累死在開荒地里。王義峰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又忙累到現在，至今還是家徒四壁，外債纍纍。六隊的王成財當初雄心勃勃，抬錢買了四套農機具，開了2400畝荒地，最後連地帶農機具都被迫拿去頂債了，還欠外債上百萬元。好多外來開荒種地還不起債的，只好帶上全家逃之夭夭，至今不知去向。 曾擁有數十萬元積累的於德清也賠得精光，每逢年關就跑到外邊躲債。劉玉雲體衰力弱不能跑，過年時只好把門從外面反鎖上，壹夜不敢開燈，不敢出聲，不敢看“春晚”，壹家人在黑暗和眼淚中度過大年夜。 對於這些樸實的農戶來說，災難其實剛剛開始。 2 2002年9月12日，龍鎮農場召集各家庭農場的戶主們開會，宣布按照國家要求，要搞“退耕還林”，“妳們的地不能種了，要栽樹”，而退耕還林的壹切費用包括購買樹苗，投工投肥，都由家庭農場自己投資、“自行負責”。戶主們如雷轟頂，紛紛拒絕，“我們傾家蕩產，投入血本，好不容易把地開出來養熟了，正盼著種點莊稼養家糊口、掙錢還債，如果退耕還林都改種樹苗，幾十年以後才能成材，我們靠啥活命、靠啥還債啊？這個損失誰給補？” 場領導說：“這是國家規定，不服從的就收回土地！” 農戶們問：“如果是硬性規定，國家有什麼優惠政策給我們？” 場領導說：“聽說國家有補貼政策，具體內容還不清楚。” 事過很久，於德清等開荒戶才明白，龍鎮農場對他們撒了個彌天大謊！黨中央、國務院在全國農村地區推開“退耕還林”之際，充分考慮到農民利益，早在2000年就制定和公布了壹系列優惠政策。國家《退耕還林條例》第三十五條明確規定：“國家按照核定的退耕還林實際面積，向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提供補助糧食、種苗造林費和生活補助費。” 《國務院關於進壹步完善退耕還林政策落實的若干意見》中又規定：“實施退耕還林後，必須確保退耕農戶享有在退耕土地和荒山荒地上種植的林木所有權，並依法履行土地用途變更手續。”“在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基礎上，實行‘誰退耕，誰造林，誰經營，誰受益’的政策。農民承包的耕地和宜林荒山荒地造林以後，承包期壹律延長到50年，允許依法繼承、轉讓，到期後可按有關法律和法規繼續承包。”“國家無償向退耕戶提供糧食、現金補貼。” 但龍鎮農場並沒有向農戶傳達和宣傳國家的相關政策。在當時信息十分封閉的北大荒，長年風來雨去勞作田間的農工們沒有辦法、也沒有渠道獲知這些政策。 就在這次動員會上，龍鎮農場領導公然要求：“林木成材後，出售木材所獲利潤的30%要上繳農場。” 於德清心裡算了算賬，如果把自己664畝林地木材的利潤30%交給農場，等於交上12個50年、即600年的“土地承包費”！ 於德清、劉玉雲等家庭農場戶主們覺得，這樣的“退耕還林”太坑害老百姓了，但聽說這是“國家規定”，農場領導的態度又十分強硬，胳膊擰不過大腿，他們只能認了。 2003年3月20日，11戶開荒農工同農場簽訂了“退耕還林承包合同”。合同規定，“造林戶享受國家退耕還林優惠政策”，林木成材後，出售利潤的30%上繳農場作為“土地承包費”，承包期為30年。 合同簽完了，戶主們按上手印，農場工作人員當場把合同文本全收走了，說是“要拿回去蓋章”。 植樹季節已到，戶主們紛紛湊錢、借錢買樹苗。於德清買了25萬株落葉松，劉玉雲買了21萬株，然後全家老小齊上陣，又雇了許多臨時工，開始在自家辛勤開出的耕地上種樹。 那年鬧春旱，農工們不得不僱車往地里拉水保苗。同時，他們不斷向場裡索要那份“退耕還林承包合同”和《林權證》，但遲遲不見蹤影。 “蓋章”怎麼幾十天都蓋不回來？ 農場回答：“還沒蓋完呢，因為有些政策要重新擬定。” 《林權證》始終沒發，合同終於討了回來。於德清他們仔細壹看，農場竟然搞了壹把“狸貓換太子”，合同第壹頁給“調包”了：“退耕還林承包合同書”變成了“造林承包合同書”！場方還在合同序文中加上“國家給予的退耕還林政策由甲方（即農場）享受”！ 憤怒的農工們開始上訪。北安農墾分局林業處的何某這樣回答於德清他們：“妳們是承包土地幹活的人，農場就是國家，國家就是農場，農場是退耕還林的實施者，因此農場就該享受國家的優惠政策！” 這時的於德清等人已經查明並弄懂了國家有關政策（很多農工就是在“鬥爭”中通過查詢和自學成為“法律專家”的）。2004年12月10日，他們上訪到黑龍江農墾總局退耕還林辦公室，接待人員是個有級別的官員。聽了農工們的申訴，看到於德清放到他面前的國務院制定的《退耕還林條例》和龍鎮農場制定的“合同”，這位官員當著農戶的面給龍鎮農場負責人打了電話，他說了壹段發人深省的話：“現在人家老百姓醒了，老百姓明白政策了。妳們吃干的，也得讓老百姓喝點稀的啊！妳們要是整出事兒，連我們都得跟著吃‘瓜落兒’，妳們趕緊給人家解決！” 3 被逼無奈，2005年5月25日，龍鎮農場終於同意把“合同”發給農戶。 再仔細壹看，農場又玩了第二次“調包兒”。這次，他們把合同內文加上了農場與承包戶“合作造林”的字樣，因此，農場仍然是享受國家退耕還林優惠政策的“主體”。 於德清他們表示了強烈抗議：“當初開荒是我們投入的，退耕還林以後，從購苗、僱工、澆水、護苗，也都是我們投入的。妳們是買樹苗了，還是下地幹活了？什麼都是我們家庭農場用血汗換來的，妳們‘合作’什麼了？” 壹位場領導跟於德清等人講了心裡話：“說實話，要是知道退耕還林國家給那麼多錢，還能輪到妳們嗎？我早整到手了！農場就是為了得點國家補償費，才加上‘合作’這個詞。要沒這個好處，我把地包給妳們了，把國家好處費也給妳們了，我瘋了？” 北安分局的何某說得同樣赤裸裸：“我們不寫上‘合作’，拿什麼享受退耕還林政策？” 於德清憤怒地說：“妳們拿著共產黨的俸祿、老百姓的血汗，這樣欺負老百姓，還有天地良心嗎！” 他們壹直告到黑龍江農墾總局，沒有結果。 於德清、劉玉雲等5戶農工只好到北京上訪。國家有關部門嚴肅要求農墾方面，對上訪農工從速落實國家退耕還林政策。總局壹位主管林業的負責人對回來的農工說：“國家補貼只能跟著《林權證》走，妳們回去辦《林權證》吧。” 於德清他們滿懷希望地回到龍鎮農場，要求場方給他們辦證。 壹問再問，壹拖再拖。農場林業科遲遲不見動作，工作人員還說：“地方政府跟咱們農場的關係不好，是他們推拖著不給辦。”於德清他們急了，再三找新任的文場長。文場長終於點頭了，讓林業科長抓緊去辦。但科長就是“雷打不動”。有壹次，急切的農戶們自己出錢僱車，拉上科長到了五大連池市林業局，壹進門，那裡的工作人員埋怨說：“別的農場都辦了，就妳們沒辦！交錢吧，辦壹個證工本費5元。” 但是，林業科長兩手空空，什麼材料都沒帶！ 農戶們只好把這位科長再拉回來。就這樣，於德清等人連僱車帶招待辦事人員吃飯，先後跑了30多趟，總共花費2萬多元，《林權證》始終沒辦下來。 有壹次，於德清等人把到市里開森林防火會議的農場林業科壹位幹部堵在會場門口，要他就便到市林業局去辦證。這位幹部脫不了身，急了，脫口說了壹句大實話：“上邊不讓辦，我給妳們辦了，我還干不幹了！”然後登車揚長而去。 市林業局工作人員見這些農戶風來雨去跑了幾十趟，心生同情，私下也說了實話：“不是我們不給妳們辦，是農場做的‘扣’，假裝要我們給妳們辦，但就是讓拖著，根本不想給妳們辦。” 已經富有“鬥爭經驗”和法律知識的於德清得知這壹內情，覺得必須設法把龍鎮農場送到市林業局的相關申請報表拿到手，以防生變。他是在回程路上想到這件事的，於是立即調轉車頭，到市林業局通過“關係”拿到申報表，然後連夜拿到哈爾濱做了公證。 果然不出於德清的預料。第二天，農場林業科工作人員就把他們的申報表從市林業局要回去了！ 4 走投無路的農工只好準備再去北京上訪。 人民群眾是熱愛自己的國家的。大家多次聚在壹起商量什麼時候去北京。2008年春，大家說：“北京要開奧運會，咱們不能去。咱們就是冤死了，也不能給國家抹黑！”2009年初，“北京要召開兩會，咱們也不能去，不能給國家添亂！”於德清對我說：“其實我們已經沒信心了，實在解決不了，我就準備跳天安門城樓！” 說到這裡，於德清老人蒙面痛哭。 2008年9月，黑龍江電視台壹位富有正義感的朱姓女記者得知這壹黑幕，深入龍鎮農場進行了暗訪並做了報道。其後，農場領導開會做了怎樣的“反省”和應對研究，農工們不得而知，是不是做了怎樣的“暗箱操作”他們也無從知曉。該報道就此不了了之，再無回音。 龍鎮農場在退耕還林政策上的立場和態度依然故我。事後，於德清和劉玉雲專程趕到哈爾濱，對給勇敢正直的朱記者“惹了麻煩”再三表示了歉意。 2009年4月6日，於德清、劉玉雲等6位農工到了北京。於德清在路上與其他人走散了，得以倖免於難。劉玉雲等5人在馬家樓壹帶被黑龍江農墾工作人員截住，農墾駐京辦雇了壹輛奔馳麵包車（眾所周知，替地方政府攔截、運送上訪人員，在北京已經成了壹個興旺的“產業鏈”），連夜把他們拉回哈爾濱的總局信訪辦。接著龍鎮農場又派車把他們拉回場部，但任何問題都不予回答、不給解決。此後兩年間，於、劉等農戶去北京上訪告狀30多次，都被農墾工作人員截回，無果而終。劉玉雲說，有壹次，她被非法拘禁在農墾總局駐京辦，由4人日夜看守，整整3天不得出門！ 幾年來，龍鎮農場6戶“退耕還林”的家庭農場為上訪，食宿路途總共花費30多萬元（有票據為證），誤工損失更是難以計算。 黑龍江墾區農工的反覆上訪引起北京強烈關注。特別是2010年2月，北安分局的紅色邊疆農場多名農工到中南海新華門前上訪喊冤，引起極大震動，該農場領導被撤職。龍鎮農場顯然感覺到強大壓力，不得不答應給於、劉等人辦理《林權證》了。場長王立軍召集6戶農工開會，壹切都應諾得非常痛快。他說，退耕還林的補貼其實不是我們不給，是“總局不讓給”（不知此話是否屬實，還是他的推諉之詞）。“林木30%的利潤場裡也不要了，再過50年咱們都死了，要那個錢有什麼用！妳們讓我們過個消停年，等過了年就給妳們辦！” 場長既然答應了，於德清他們也放心了。過了正月十五，於德清、劉玉雲等6人幾次到場裡取《林權證》，依然沒有結果。3月8日，於德清問林業科壹位幹部，王場長親口答應的《林權證》給沒給辦？這位幹部回答：“不知道！” 忍無可忍的農戶們眼睛血紅，怒不可遏，幾乎要爆炸了！他們決定豁出所有的血汗錢，要和這幫言而無信的傢伙死拼到底！6人連家都沒回，當即在場裡雇了兩輛車，冒著風雪驅車數百里直奔哈爾濱，然後換乘長途大巴奔向北京。 北京是救命的地方啊！ 農場領導慌神了。他們知道，事情鬧大了，自己就可能像紅色邊疆農場的領導人壹樣，壹夜之間失去權位！壹路上，上訪農工們的手機響個不停，幹部們把話說得極其卑下：“妳們回來吧，這次要是再不給妳們辦證，妳就操我八輩祖宗！” 採訪中劉玉雲給我看了她的手機，手機上至今還保留著場長王立軍發給她的短信，話語非常禮貌：“劉玉雲同志妳好！我是王立軍，辦證的事正在進行著，我也從來沒說不給妳們辦，為什麼還要走呢？我希望妳們儘快回場！”手機時間標明為：2010年3月9日17時8分。 於德清、劉玉雲等人再次相信了場領導，中途返回。雙方坐下談判時，場方又企圖加上“合作造林”字樣和“上繳30%利潤”的條款，遭到農戶們嚴詞拒絕。第二天，場裡派車拉上5戶農工到五大連池市林業局，終於辦下了千呼萬喚、捨命爭來的《林權證》！ 這裡需要補充說明，2009年12月，當時在任的場長曾給另外13戶農工辦理了壹份《林權證》，裡面根本沒有標明家庭農場戶主擁有林木的“所有權”。場長解釋說：“上邊還沒轉過彎來，我先給妳們辦個假證，等以後緩緩再說。”教訓夠深的於德清當場拒絕，而其他13戶農工稀里糊塗把這個假證領回家了。後來農工們上訪到林業部，接待人員壹語中的：“沒有所有權，叫什麼林權證？” 2010年3月15日，龍鎮農場終於給於德清、劉玉雲等6戶農工辦理了《林權證》。據說，還有幾十個老實巴交、不敢上訪的家庭農場戶主至今沒拿到證。 5 我們也許該為於德清、劉玉雲等拿到《林權證》的6戶農工額手稱慶了吧？不！如果那樣，我們就對龍鎮農場某些幹部理解得太過浮淺太過簡單了！ 9月15日，我委託律師蔣媞、助手趙剛到龍鎮農場查看有關文件，看到於德清等人拿出來的《林權證》，兩人大吃壹驚！ 證中，在“林地用途”壹欄，赫然標明是“防護林”！ 國家退耕還林政策明文規定，農民自費植樹造林，農民擁有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而“防護林”顧名思義，任何人是不能採伐的！ 如果沒有法律工作者蔣媞、趙剛的揭露，於德清他們還蒙在鼓裡！ 他們歷經7年拼命抗爭、終於拿到手裡的這個《林權證》，竟然是個毫無價值的“林權證”。 壹計不成，再施壹計，從頭到尾，龍鎮農場設置了壹個又壹個騙局！ 龍鎮農場截流、剝奪了所有實施了退耕還林的家庭農場理應享受的國家補貼！ 據於德清粗略統計，從2003年到2010年的8年間，擁有林地664畝的於德清和擁有林地595畝的劉玉雲，兩戶理應拿到的國家補貼總計達上百萬元，那麼全場幾十家“退耕還林”戶理應享受的國家補貼顯然就是壹個驚人的數字！ 於德清、劉玉雲等6位農戶在上訪信中寫道： 宜林荒山改造已讓我們傾家蕩產，退耕還林還要我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更需要我們冒著天大的風險和連續不斷的艱苦付出，才可能完成。尤其是是長期、大量的投入和遙遙無期的回報，雪上加霜的經濟壓力，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我們背負著國家退耕還林的責任和風險，負債經營，自投巨資，成年累月進行造林、撫育、管護和三防，不斷為改善整體生態環境發揮著效益，我們卻無法得到國家壹分壹厘的退耕還林補貼！ 龍鎮農場上騙國家，下欺百姓，壹分不投，壹樹不栽，卻大把大把地拿著國家各項退耕還林補貼，還違反國家“誰退耕，誰造林，誰經營，誰受益”的規定，占有我們30%的林木利潤！ 鐵的事實擺在所有人面前。 農工們把話也說得有根有據、明明白白。 但從2003年至今，在長達7年的時間裡，儘管他們數十次上訪告狀，其合理訴求至今沒有得到解決，也沒拿到國家壹分錢退耕還林補貼。看來，龍鎮農場的管理者鐵了心要當“國家退耕還林政策的享受者”，那麼，龍鎮農場的上級單位為什麼對此沒有任何反應、任何動作，聽任龍鎮農場如此妄為？ 根本原因在哪裡？我將在後面給出答案。 第五章 被迫的沉默 講述人： 吳延敏，女，41歲，紅色邊疆農場二區十隊農工
這兩個家已經支離破碎了。在北大荒的勞動生活中，壹個家庭缺少男人的艱辛與悽苦是我們可以想象的。是誰奪走了這兩家人的團圓和歡笑？使這兩位女性只能默默吞下壹切苦水，以柔弱的肩膀支撐著孩子和老人的生活…… 吳延敏的丈夫富萬榮、哥哥富萬松，嚴華的丈夫張廣傑，現在都被關押在農場勞教所——因為上訪！ 北安分局所屬農場的廣大農工都知道這件事，都曾因這條新聞而震動。因為北安農墾電視台曾在壹周內連續滾動播出這條新聞。鏡頭前，身穿囚服的富萬榮和張廣傑滿臉苦痛和沮喪，承認自己“上訪不對”，“衝擊了中南海新華門”，保證今後“不再上訪”了。 2010年3月8日，並沒到中南海新華門的富萬松因被指認為“幕後指使人”，也被農場公安部門從山東省日照市逮捕歸案。播出的新聞鏡頭中，富萬松是戴著手銬從警車上下來的。 這兩條新聞在北安農墾系統產生了極大的震懾力。很多上訪職工被迫沉默了。但是，仍有壹些人決定“拼命也要抗爭到底”。吳延敏和嚴華的丈夫已經被關起來，為了正義、尊嚴和生存，她們沒有退路，仍然奔走在上訪路上。 2011年春節前夕，我和律師蔣媞專程到黑龍江省綏化勞教所看望富萬松。富萬松對我說：“我多蹲幾個月算個啥，把牢底坐穿又算個啥！只要我的命在，就要拼出個理來！” 1 2003年，紅色邊疆農場為改造大面積的沙化地，以拍賣土地承包權的方式，號召職工植樹造林和退耕還林。他們沒有公布國家有關退耕還林的補貼政策，農工們也不知道。富萬松、富萬榮兄弟拿出自己的全部積蓄，包括部分借款，先後購買了落葉松樹苗30萬株，承包造林900畝。張廣傑兄弟購買樹苗25萬株，承包造林750畝。農場與他們簽訂了承包造林合同，林木所有權、經營權歸屬造林戶，成材後利潤的30%上繳農場（看來這壹條是北安農墾分局所屬農場的統壹“政策”）。 兩個家庭林場就這樣靠自己投資辦起來了。 富家造林的主要投資人是哥哥富萬松。弟弟富萬榮壹家人壹方面幫助哥哥維護林地，壹方面在林地裡間種大豆以維持生活。頭幾年年景不順氣候惡劣，2003年大旱，60多天不下雨，他們只好僱人僱車拉水保苗，死了苗需要不斷補種，又花掉不少投資。2005年6月22日，壹場雞蛋大的冰雹鋪天蓋地砸下來，農戶們趕到地里壹看，堆積的冰雹仿佛六月雪，白花花壹片，壹尺多高的樹苗被砸得東倒西歪，樹幹都暴了皮，吳延敏和嚴華蹲在地頭大哭不止。第二年，兩家人只好再次大規模補種。為維護這片自己壹手栽培起來的綠色夢想，他們豁出身家性命，投入了太多的情感、期望和血汗錢…… 這片林地，是他們奮鬥多年留下的唯壹財富。 富萬松原是紅色邊疆農場的職工，勤勞能幹，頭腦靈活，農場改制後下海做生意，小事業發展得不錯，後來他到山東壹帶跑生意，覺得那裡環境好，生活方便，家就搬遷到日照市。 富萬松走南闖北，見多識廣，逐漸弄懂了國家政策也有了維權意識。他聽說造林戶應當辦理《林權證》，這樣就能享受國家關於退耕還林、植樹造林的各項優惠政策和補貼。富萬松恍然大悟，趕緊跑回紅色邊疆農場打聽消息，問幹部，要辦《林權證》，要國家給的植樹造林補貼。農場方面始終拒絕給他們辦《林權證》，幹部強調說，農場系統改制後是“大農場套小農場”，“大證套小證”（其實他們連“小證”也不給），國有土地的管理權、使用權在“大農場”手裡，因此“大農場”才是享受國家補貼的“主體”。 據了解，這壹說法在黑龍江農墾系統普遍流行，因此國家明文規定的有關農業、林業的各種“直補”，許多農場的農工得到的很少或根本沒有得到，大量款項被“大農場”套取或截流了。 2005年，富萬松從紅色邊疆農場的朋友那裡聽說，造林戶理應得到的國家直補款項，被農場裡有些人“用假名，做假賬，冒領兩年了。”而且，農場根本不把已經與家庭林場戶主簽訂的承包合同當回事兒。 農戶們還發現，紅色邊疆農場為欺騙和套取國家退耕還林、植樹造林的補貼，公然造假以矇騙上級。2005年春天，上級來人檢查退耕還林、植樹造林的落實情況，造林農戶們營造的大片林地不僅成了農場領導人的“政績”，他們還火速從外地購來成車成車高大的落葉松樹苗，連夜僱人挖坑，栽種在十壹隊邢姓農工承包的37垧耕地里，連包裹在樹苗根部的塑料營養袋都不摘掉。等到檢查團壹走，農場又派人把做假的樹苗壹棵棵拔掉扔在壕溝里——因為那是邢姓農工承包的耕地，人家還得種莊稼啊。 現在，這片耕地就種植著大豆。 國家巨額補貼資金就這樣被紅色邊疆農場截留在手！ 我手裡握有當時農場出錢被僱到地里造假栽樹的兩名農工的證言：“2005年春天，十隊前面、十壹隊後面，有壹塊地栽的樹沒把營養代（袋）拿下來，過幾天又把樹拔掉，扣溝里了。證明人某某，2010年9月30日” 農戶們當然都珍視自己的勞動成果，也熱愛自己的國家，他們怎麼可能壓抑住滿腔的怒火呢？農場不僅悍然截留國家發給農戶的大量補貼，拒絕發給《林權證》，還採取如此卑劣的手段騙取國家退耕還林的巨額補貼資金，農戶們當然不能答應！數年間，富氏兄弟、張廣傑兄弟等造林戶們再三找場領導要求辦《林權證》，又不斷上訪，始終沒有結果。 在沙化地上，家庭林場戶主們自己投資、投勞，又風來雨去精心營造、維護的林地，所有權不是他們的又是誰的？農場以“國有土地”管理者的身份，悍然截留國家為造林戶下發的補貼，造林戶不是成了“楊白勞”嗎？他們甚至不如楊白勞，楊白勞只是出賣勞動力，不必花費自家的血汗錢，開荒，買苗，造林。 事情的性質就是如此尖銳。 在紅色邊疆農場始終蠻橫地拒絕為造林戶辦理《林權證》、拒發國家補貼的情況下，造林戶們被迫屢屢踏上耗時費力費錢、漫長而痛苦的上訪之路。 不許他們上訪，就意味著他們連訴苦喊冤的權力都沒有了！ 2 2009年12月，忍無可忍的富萬榮、張廣傑、周國英（女）等十幾名家庭林場戶主到北京上訪要“討個說法”。16人集體到了國家信訪局，但沒等談上什麼，就被黑龍江農墾工作人員“接走”，說是“回家答覆和處理”——事後既沒“答覆”也沒“處理”，把人扔在家裡就不管了。 2010年1月16日，10名戶主又到了北京。此前他們從來沒逛過大北京，又擔心到國家信訪局再被農墾工作人員截走，想換個“說理的地方”，但壹時有點摸不著頭腦到底去哪裡？富萬榮就給在山東日照市的哥哥富萬松打了個電話，問怎麼辦？去哪裡？ 富萬松很慎重。他不希望把事情鬧大，更不願意把戶主與農場領導的關係搞僵。他先給紅色邊疆農場場長萬太文打了電話，告訴他：“妳們不給解決問題，現在我們到北京上訪了。”那意思當然是想給萬太文施加壹點壓力。但戶主們上訪“屢戰屢敗”的結果讓萬太文胸有成竹，他回話時態度很和藹，還開了壹句玩笑說：“妳們要想解決問題，就去中南海吧。”（本次對話有手機錄音） 富萬松火冒三丈，那就把事情鬧得越大越好，哪怕我們拼個壹死也要把妳拉下馬！ 事情和情緒就這樣被激化了。富萬松回頭給在北京街頭的弟弟富萬榮打電話說，上訪地點有三個：壹是國家信訪局，二是國家林業局，三是中南海，去哪兒妳們自己定。不過他還是叮囑富萬榮說：“不管到哪兒，都不要碰人家任何東西，咱們就是上訪，沒別的目的。” 當時10名戶主已經到了天安門廣場——那裡畢竟是北京最好找的地方。想來想去，他們就近選擇了中南海。廣場上人多，他們怕走散了，還揀了個小紙紅旗，好像是什麼導遊扔下的。農工們邊走邊打聽，終於找到中南海新華門。這些“老屯”確實不懂國家的嚴格規定，不懂國家最高首腦機關所在地的莊嚴神聖，以為那兒還是他們家的田間地頭呢，有人站到警戒線那兒，有人甚至越過警戒線，壹起發聲喊：“胡主席，我們冤枉啊！” 這種冒失行為當然會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10人當即被扣留審查，警方了解到他們屬於上訪群眾，並無任何惡意，於是很快通知黑龍江農墾把人接回。此事震動很大，中央有關方面要求查明情況，嚴肅處理並追究領導責任。紅色邊疆農場場長萬某、書記張某被撤職。不過這兩位同志還是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和能力的，沒過幾個月，北安分局重新啟用了他們。 3 真理是比較出來的。 現在就來看看各級領導機關對10名農工“衝擊中南海新華門”壹事形成的處置公文： 中央有關方面要求“查明情況，嚴肅處理並追究領導責任”，這無疑是正確的。 黑龍江省信訪工作領導小組發出2010年1號文件，就此事通報全省，文中說：“決定對省農墾總局北安分局予以全省通報批評，將紅色邊疆農場直接列入信訪工作重點管理單位……省農墾總局北安分局和紅色邊疆農場要認真落實省委和省政府領導的批示精神，採取得力措施，認真研究上訪人的訴求，按政策解決問題，並依法追責。省農墾總局要進壹步加強對信訪穩定工作的領導，督促北安分局和農場認真吸取教訓，查找問題，採取有效措施，切實改進工作，儘快改變信訪穩定工作被動局面。” 這壹文件明確要求農墾方面，要“認真研究上訪人的訴求，按政策解決問題，並依法追責。”這無疑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體現了“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立黨宗旨。這些上訪農工不明事理，擅自越過中南海新華門前的警戒線是錯誤的，當然要進行批評教育、嚴肅處理；同時他們上訪訴求中的合理要求，也應當按政策予以落實。 再來看黑龍江省農墾總局就此事通報全局的2010年“5號文件”。很遺憾，通讀全文，完全找不到對上訪群眾訴求的任何關切。其結語是：“總局黨委要求墾區各級各單位黨政領導，要以此次紅色邊疆農場發生的進京異常訪事件（“異常訪”為專用名詞）為警示，深刻吸取教訓，壹定切實加強信訪穩定工作的領導，做到靠前指揮，進壹步落實責任，加大‘五個力度’，即信訪隱患排查力度、信訪積案處理力度、敏感時期對上訪老戶的穩控力度、異常訪依法打擊處理力度和信訪責任追究力度，堅決做到死看死守，確保不再發生進京異常訪事件。” 什麼叫“異常訪”？“異常訪”又是怎樣產生的？“加大依法打擊處理力度”又意味著什麼？“死看死守”是否符合國家有關法律規定？為什麼不考慮上訪農工的訴求是否合理？ 結果是，這壹積案依然江山依舊，“隱患”依舊，上訪人卻被關進勞教所了。後來的事實證明，當飽受欺凌的農工奮起抗爭壹定要“討個說法”時，任何“死看死守”都是無法阻擋的！ 4 到中南海新華門前上訪的10名農工的結局是悲慘的。 周國英（女）等8人受到行政拘留處分，富萬榮、張廣傑分別被判處“勞動教養”兩年。2010年3月，這次上訪所謂的“幕後指使人”富萬松，被農場公安人員從山東日照市逮捕歸案，判處“勞動教養”壹年六個月。 這些農工去中南海越線上訪被稱為“異常訪”，農墾當局對於他們的處罰也像是“異常嚴”。 當國家號召退耕還林、植樹造林、保護生態之際，家庭農場的戶主們靠借錢、抬錢，吃大苦流大汗，開荒購苗，然後造林護林養林。他們為北大荒和我們的生活鋪展開壹片盎然綠色，而他們和自己的親人尚無任何收益。他們用血汗為我們留下壹片綠蔭，卻拿不到國家下發的補貼，甚至拿不到自己的《林權證》。他們為了維權和檢舉農場領導弄虛作假、欺騙國家，奔走呼號抗爭了整整7年而無結果，最終卻遭到農場如此嚴酷的處罰，是不是“異常嚴”，自有公論！ 現在，吳延敏獨自帶著上學的孩子和74歲的婆婆生活。北安農墾電視台滾動播出富萬榮、富萬松被“勞動教養”的新聞時，吳延敏總是設法不讓婆婆看到電視，老人到現在還不知道兩個兒子都被關了起來，否則，誰知道老人能不能挺住呢？兒子是個好學生，學業優良，在黑河市壹中讀高中，明年就要參加高考了。老實巴交、辛苦壹生的父親因上訪維權而被“勞教”，會給備考大學的兒子帶來多麼沉重的打擊和心靈的陰影…… 在這個美麗的國家，孩子的頭頂應當只有陽光。而父親的遭遇會讓他那顆稚嫩的心靈誤以為這個社會“很冰冷”。 張廣傑的父親84歲，母親79歲，兒子被“勞教”後，嚴華趕緊把老人送到外地的親戚家，她獨自壹人壹邊照料著上學的孩子壹邊看護著那片林地…… 吳延敏和嚴華多次去勞教所看望自己的丈夫，富萬榮和張廣傑都心灰意冷地說：“認了吧，沒指望了。” 就在我寫作本文期間，紅色邊疆的造林農戶又打電話給我，說農場剛剛迫使他們簽下“合作造林”的合同。我要問，面對那壹片片飽含造林戶心血汗水的綠蔭，農場管理者究竟拿什麼與農工“合作”了？ 只有國家的土地。 北安分局和龍鎮農場管理者堅持認定自己才是國家退耕還林補貼的享受者。在本文的後面，讀者可以獲知，他們直接違反、並壹直在對抗黑龍江省農墾總局2003年下發的文件精神！ 我不知道農場領導者想過沒有？林木要二三十年以後才能成材，這些造林戶無地可種，無糧可賣，無木可取，無工資可拿，他們究竟靠什麼活命？墾區管理幹部大都是在北大荒成長起來的農場子弟，曾和父老鄉親壹起度過艱難的歲月，是父輩們流下的血汗養大了第三代北大荒人。今天，這些父老鄉親被逼到這種地步，甚至還把他們關進拘留所和勞教所，良知何在？天理何在？ 2010年12月16日，總局宣傳部長高先生帶著分局和農場兩級幹部來北京見我時，北安分局壹位負責人對我說，他們不是沒收入，“劉玉雲是退休職工，她可以靠退休金生活。” 錯矣！這位先生完全搞錯了概念，也過於缺少人權意識了。無論劉玉雲是否有退休金，無論她是窮光蛋還是億萬富翁，凡屬她的合法權益都是不能受到侵犯的。她享有的退休金也不是國家和墾區恩賜的，是她用幾十年的辛勤勞動換來的。 舉目四海，天下有壹條到處通行的政治經濟學“潛規則”：沒有節制的權力會讓人變得冷酷。 2010年12月下旬，黑龍江省調查組抵達龍鎮農場，認真聽取了於德清、劉玉雲等人的意見。整個“聽證會”的錄音是頗有教益意義的，請讀者壹閱（參見“第十四節”）。 2011年春節前夕，我和律師蔣媞從北京專程到黑龍江省綏化市勞教所看望了富萬松。他身材瘦削，臉色憔悴，兩鬢白絲如草。他堅決地說：“勞教期結束我出去後，壹定和他們鬥爭到底，鬥爭到死！”站在壹旁的勞教所管理人員十分了解富萬松的情況，說了很多正義和同情的話，我也說了壹些安慰的話，並送給他幾本書和壹份北京烤鴨。 此前我曾多方運作，期望提前解除富萬松的勞教，讓他回家過個團圓年，但我的努力失敗了。離開那裡時，我的心情非常蒼涼。 第六章 大山深處的眼淚 ——“情為民所系”的感情在哪裡？ 講述人： 劉長水，五大連池市良種場農工 （此案屬於黑龍江省林業系統。審閱本文後，三位農工按下手印。） 2010年9月18日——恰逢我們民族歷史上壹個泣血的日子，五大連池市良種場的三位農工劉長水、張國才和呂金成，在我面前泣不成聲，淚如雨下，他們講述了在古東河林場屢遭欺壓的苦難遭遇。 1 1995年，黑龍江省委提出“再造第二個黑龍江”，鼓勵廣大農民積極開荒，增加糧食產量。 接到上級下達的墾荒任務後，“五大連池市良種場”立即動員本場職工響應國家號召，上山開荒。三位年輕力壯的職工劉長水、張國才、呂金成都是熱血漢子，他們挺身而出。雙方簽署了協議書，考慮到開荒要清林、刨根、整地，每垧地（15畝）投入成本接近2萬元，同時土地還有個“生養熟”的過程，因此合同規定：前5年免收承包費，之後每垧地年收取500元土地承包費，屆時按開發的實有耕地數計算，並按國家在農村改革中普遍實行的規定，壹包30年（1996年至2026年）。 農民是天然熱愛土地的。三條漢子雄心勃勃跑到山坡上踏查這片廣闊的漫坡地。它地處小興安嶺南麓，雜樹叢生，荒草遍地，因數十年的過度砍伐，已沒有什麼像樣的大樹，不過地下遺留了不少盤根錯節的老樹根。三位農民窮得叮噹響，哪裡有什麼開荒費，只好求人找銀行貸款，再從民間借“三分利、驢打滾”的高利貸（以10個月為壹年計息，俗稱“抬錢”），各自購買了“東方紅”拖拉機和壹批農機具回來。自此三家老小齊上陣，開始了揮汗如雨的墾荒大戰。冬天砍樹清林，夏天刨根整地。有些千年老樹根能把拖拉機的鏈軌板卡住，人只好冒著生命危險，鑽到機車下面先刨坑，再把樹根鋸開。老樹根清出來了，大石頭搬開了，壹畝畝耕地整治出來了。歷經7年奮鬥，到2002年，劉長水擁有了450畝耕地，張國才擁有了525畝耕地，呂金成擁有了1130畝耕地。3戶家庭農場就這樣辦起來了。可是，望著用血汗澆灌出來的大片金燦燦的小麥和大豆，他們並沒有太多的歡欣。壹是這裡地處偏寒，無霜期短，畝產不太高，有時大豆還沒收割呢，就被沒膝深的大雪捂在下面了；二是這種漫坡地只能靠天吃飯，雨大就沖沒了，無雨就旱死了；三是那幾年沒什麼優惠政策，糧價不高，農民辛苦壹年也賣不上幾個錢。三位農民儘管處於艱難創業的階段，但從媒體上，他們已經清晰地感覺到中央對糧食問題和“三農”問題的重視。而且，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美好藍圖已經展開了，他們覺得自己是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好日子不會太遠了！ 但是，三位戶主沒想到，半路上突然殺出個“劫道”的，他們開始要錢，後來等於要命！ 2 2006年2月，與五大連池市良種場毗鄰的黑河市古東河林場突然通知這三位農民到場部交“土地承包費”。場長說，妳們種的地不是良種場的，是我們林場的，我們有“林權證”，應該向我們交承包費。他獅子大開口，張嘴每垧地就要1800元，比良種場合同規定的數額高了近4倍！ 場長面帶笑容，和顏悅色，話里卻暗藏殺機：“妳們如果交不起，來年我們就把土地收回，外包給別人了。” 三位農工傻眼了。這片土地壹直由良種場管理著，怎麼壹夜之間成了林場的？於是，有三個令人不解的問題尖銳地擺在他們面前，同時也擺在我們面前： 第壹，三位農工在這片土地上忙碌了整整10年，開荒創業時林場不吭聲，現在生地養成熟地了，有收成了，林場突然冒出來索要如此高額的所謂“土地承包費”，這不是赤裸裸的宰人又是什麼？ 第二，三位農工連年借貸開荒種地，10年來債台高築，劉長水欠外債11萬元，張國才欠30多萬元，呂金成欠20多萬元，壹旦土地被收回，所有投資付諸東流，等於要了他們的命啊！ 第三，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國家規定，農村土地承包30年不變，後來又說“長期不變”。除非國家需要，誰都不能隨意收回或變更農民對承包土地的使用權。全國廣大“村長”都知道這個道理，可堂堂的黑河市林業局“直屬”的古東河林場，竟可以對國家規定熟視無睹，置若罔聞，儼然成了這片土地說壹不二的“大地主”，想收回就收回，想換人就換人。 三位農民找到“娘家”良種場，場領導也唉聲嘆氣沒辦法。歷史上良種場換了幾任領導，後來的人不知道建場時土地劃屬情況。 2009年，三人委託的代理人趙剛決定查查土地歸屬的歷史底案。 他帶上劉長水、張國才和呂金成，跑到五大連池國土資源局，要求調閱相關土地檔案。不知出於何種“隱秘原因”，他們連等三天，局領導就是不讓查。趙剛火了，拍桌子大吼：“政務公開是國家明文規定的，妳們不讓查，我就告妳們‘不作為’！”壹句話把他們嚇著了。壹查，成立於1980年的五大連池良種場，擁有1984年由黑龍江省政府頒發的128號“土地證”，三位戶主的開荒地正在該證規定範圍之內！而古東河林場的“林權證”是1989年由黑河市林業局下發的。趙剛指出，法律上有“先證優於後證”之說，因此，這片土地的使用權理應歸屬良種場。國家林業政策還有規定，因種種原因“造成林地滅失的”，應“辦理註銷登記”。現實是：三位戶主早已把這片曾經的漫坡林地開墾為耕地，因此應予註銷。 這壹法律糾紛原本是比較容易判決和調解的。古東河林場和良種場原來都歸德都縣（即現在的五大連池市）管轄，按“官本位”的說法是壹個級別、壹個“婆婆”，家裡人的事情總是好商量的。後來，黑河市林業局下令把古東河林場收為“直屬林場”，五大連池市（縣級市）又歸屬黑河市管轄。這就意味著古東河林場的“婆婆”換了，級別高上去了，自然不把小小的良種場放在眼裡了。新世紀初，因為本地另壹位農民所種之地的歸屬問題，良種場和林場打了壹場官司。壹審在五大連池市法院審理，良種場勝訴了，二審在黑河市法院審理，林場勝訴了。從此良種場的領導灰心喪氣，不敢再跟官大壹級的林場斗下去了。 法庭上唇槍舌劍，“林權證”和“土地證”鬥來鬥去，那些滿天飛的法律術語恰恰掩蓋了壹個最本質最核心的要害：林場領導和林業局就是在爭奪當“地主”的權力！ 2006年，良種場還不知道自己擁有合法的“土地證”，面對林場對良種場三位農工的威逼，只能無所作為。場領導說自己“腦瓜皮兒薄，實在頂不過財大氣粗的林場，妳們去告吧，上級如果派人來查，我們壹定如實提供情況。” 古東河林場提出的高額“土地承包費”是三位農工無法承受的。被迫無奈，他們不得不把地里的活計交給老婆孩子，踏上“上訪”的漫漫征途。 先到了五大連池市，再到黑河市林業局所在的黑河市，三位農工告到的所有部門、所有領導，都只有壹句極其類似的“樣板式”回答：“回去等信兒吧！”然後就是石沉大海，死壹樣的沉默！ 黑河市有壹位富有同情心的副市長趙桂英，她到五大連池市搞調研期間，得知三位農工的遭遇，於是出面向林業局“說情”，能否把原來要求的每垧地1800元承包費降到1000元。 林場“恩准”了。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遇上這樣的“大地主”，要命就得拿錢啊。走投無路的農民不得不“吐血”出來，2006年，他們按開荒的實際耕地數，劉長水被迫向古東河林場繳納了1萬元，張國才繳納了2.6萬元，呂金成繳納了5.7萬元，總計9.3萬元。債上加債，雪上加霜，他們忍氣吞聲，欲哭無淚。 請注意，正是在這壹年，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宣布廢止延續了2600多年的農民“交皇糧”制度，這無疑是中國農民的又壹次偉大解放。此後，中央不斷推出減輕農民負擔、扶持糧食生產、幫扶貧困人口的優惠政策，數億農民歡欣鼓舞。但是，在黑河市的古東河林場，卻是“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另壹片天地。 2008年春節前，農民們接到古東河林場通知：土地承包費每垧地增加到2000元。開荒農民們叫苦連天，只好再次投入“邊生產邊戰鬥”的征程，連同劉、張、呂在內，共有23位農民集體上訪到黑龍江省信訪辦，經調解無效，他們又集體到了北京。 黑河市林業局坐不住了，趕緊派壹位副局長趕到北京，勸農民說：“咱們回家解決，半個月內儘可能給妳們壹個滿意的答覆。”壹個月後，黑河市副市長李洪祥帶領相關部門負責人召開了聽證會，聽取農民們的意見。他講得很動情，他說：“農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要充分考慮農民的切身利益，切實減輕他們的負擔，農民多種糧食也是給國家做貢獻。”他希望林業局把每垧地的“承包費”再降到原來的1000元。散會後，李洪祥還勸林業局領導說：“我是農民出身，知道農民開荒種地不容易，妳們那壹百多垧地，就給農民種得了！”意思是別收什麼承包費了。 林業局神情傲慢，當場拒絕。林業部門自成系統，地方上有些坐擁其大的“林大頭”根本不聽地方指揮。過後，新到任的古東河林場場長楊玉祥通知農民，承包費降為1800元（算是給了李副市長200元錢的面子），“不交就收地”！ 又經農民們再三申訴、上訪、鬥爭，承包費降到1200元。林場大概也覺得農民總告狀，面子上不好看，於是逼著農民簽了壹份合同：每垧地承包費固定為1200元，30年不變（即從1996年到2026年）。農民都按了紅鮮鮮的指印。 3 第二天，農工帶上承包費，紛紛到林場交錢，可仔細壹看場裡拿出的合同文本，變了！30年的承包期，從眼下的2008年算起到2026年，還有19年，場裡的合同文本卻莫名其妙寫成15年。劉長水立即給林場場長楊玉祥打電話，問場裡為什麼把雙方已經商妥的合同條款改了？楊玉祥話里話外透出壹點兒“意思”，就是農民們必須向他“意思意思”。 歷史已經證明，“長工”跟“地主”是沒法硬碰硬的。劉長水他們知道，為了生存，必須滿足楊玉祥的那點兒“意思”。兩天后，劉長水和張國才帶上2萬元（這是5位農民按照自己耕種土地的數量，按比例湊起來的），來到楊玉祥辦公室。楊假意推託壹番，還是收下了，很快，合同上的15年改回到19年。 2萬元，救了5戶農民4年的命，還算便宜！ 嗚呼！在這位“楊地主”說壹不二、無法無天的權力面前，弱勢的農民能有什麼辦法呢？他們能放下地里的活計，置壹家老小的生活生命於不顧，天天去告狀上訪鬥爭嗎？他們不能。他們沒有時間，沒有財力，沒有“關係”，他們只能逆來順受。更何況正值秋收時節，幾十垧耕地已經夠他們勞累的了。寫作過程中，我幾次打電話給他們核對情況、數據和細節，三位農工都在地里忙著收莊稼，只能天黑以後“回家再說”。中秋之夜，看著電視裡繁花似錦、載歌載舞的晚會，想到此刻還在地里揮汗勞作的三位農工，我心裡不免陣陣痛楚…… 就在劉長水、張國才用2萬血汗錢“買”回4年合法權益不久，上任不到壹年就大撈髒錢的古東河林場場長楊玉祥因為有人舉報落網了，他把農民送的這2萬元交待了出來。此案由黑河、北安、嫩江三市檢察院聯手合辦，壹紙判決下來，認為劉長水、張國才、呂金成犯有“行賄罪”。劉長水和呂金成聞風而逃，張國才被辦案人員用手銬緊緊銬著，從黑河市押到北安市關了起來，直到家裡交了5000元保釋金才放出來。 農工當然不服，他們質問說：“這是楊玉祥索賄，應當辦他的罪！本來按商定的合同，我們還有19年種地的權利，林場硬給改成15年。我們為了活命，被迫無奈才送錢給楊玉祥，而且是5人湊的錢，按法律規定也不夠判罪的！” 但法庭認定，送錢到楊玉祥辦公室的劉長水和張國才是“行賄實際操作人”，2萬元全部算在這兩人頭上，就夠上“行賄罪”了。於是，北安市法院於2009年10月發出第71號《刑事判決書》，判處劉長水、張國才有期徒刑兩年，緩刑三年。“判決書”中如實說明了是“五人商量後湊齊人民幣20000元，”並宣布，“本院認為，被告人張國才、劉長水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行為，構成行賄罪……” 本來屬於農工的權利，被貪官污吏悍然剝奪，訴求無門又打不起官司的農工，被迫以如此可憐的行為，來保護和爭取自己的生存權利，這難道叫作“謀取不正當利益”？ 許多年來，全國各地發生的驚天大案數不勝數，索賄和行賄的數額都是令人咋舌的天文數字。而五大連池這個案子把5個農工湊的錢算在2人頭上，本身就不符合事實也是有違法律的。劉長水、張國才兩位農民被“判二緩三”，受賄的楊玉祥被“判三緩五”！辦案人員能把這個案子辦到如此程度，能對兩個農民如此嚴加懲處，“黑包公”活在今日也當有愧蒼生！ 也因此，劉長水、張國才跑到哈爾濱來見我時，還在緩刑期之內，當屬“有罪之身、逃亡之旅”！ 4 2008年，古東河林場逼迫農工們簽署了“每年每垧地交納1200元承包費，壹包30年”的合同，後來又命令農工補交了200元，實為1400元。為了保住活命田，農工們也認了，都按下血手印了。 但貪慾是無止境的。2009年初春，古東河林場又發出通知，嚴令農工於3月26日之前（這壹天是該場規定的每年必須交費的最後期限，就像楊白勞過的“鬼門關”），必須上交每垧2200元的“土地承包費”。 他們又壹次悍然撕毀了已經簽署的合同！ 所謂“土地承包費”連年遞增，年年瘋漲，什麼天地公道、黨紀國法、合同法規、道德良知，在古東河林場領導人眼裡什麼都沒有了，只有金錢，滾滾而來的金錢！ 又壹輪憤怒的上訪開始了。黑河市林業局副局長高某傲慢地回答：“地是我們的，我們想漲就漲，誰都管不著！” 劉長水、張國才知道自己是“有罪之身”，不能再到省城和北京上訪了，他們只能懷著壹絲微薄的希望，由張國才獨自出面，將古東河林場告到五大連池市法院。 結果是可以預料得到的。在某些“暗無天日”的陰暗角落，弱者的命運只能是“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2010年8月13日，五大連池法院發出第243號《民事判決書》，文中赫然寫到，原告張國才是“自願與古東河林場簽訂的土地承包合同書，主動向古東河林場交納的承包費用。”既然妳是“自願”和“主動”的，因此，妳又來狀告古東河林場收費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判決如下：“駁回原告張國才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3889元由原告張國才負擔。” 強姦民意到了如此程度，真是駭人聽聞！ 張國才他們當然不服，又上訴到黑河市中級法院。劉長水他們含淚對我說：“就是拿腦袋撞石頭撞死了，也要拼到底！反正是個死！” 古東河林場現任場長劉某的腦袋看來遠比農民硬得多，他對農民也發了狠話，他信心百倍地說：“這場官司妳們要是能贏，我把劉字倒著寫！”“妳們不是到處告狀嗎？等我把官司贏下來，明年妳們交多少錢也不讓妳們種了！” 5 現在我要跟古東河林場和黑河市林業局算算總賬。 劉長水、張國才、呂金成三位農工，從2006年到2009年，共向古東河林場繳納69.9萬元所謂“土地承包費”。此外，根據我收集到的壹份《古東河林場土地收入明細表》，上面清楚表明，僅從2005年到2007年三年間，另有183名農工向該場繳納“土地承包費”總計509萬元。那麼加上近三年的，這個小小的林場僅此項收入總額肯定在上千萬元以上。 需要指出的是，黑河市林業局作為管理部門，其宗旨理應定位於“貫徹國家政策，服務基層工作”，但也許是為了“加強基層管理”吧，1997年，他們把古東河林場等7個林場劃定為“直屬林場”。壹個古東河林場僅所謂“土地承包費”的收入就達上千萬元，7個這樣的“直屬林場”天天圍著黑河市林業局轉，這大概就是該林業局強硬支持古東河林場的根本原因！ 古東河林場和黑河林業局的這筆巨額收入，是不是需要審計壹下呀！ 新世紀以來，國家在退耕還林、植樹造林、保護生態方面做出壹系列嚴格規定，嚴禁毀林開荒，違者從嚴查處。但外包土地的高額利潤確實讓古東河林場喪心病狂了。張國才說，2009年和2010年，古東河林場在自己立起的“封山育林”的牌子後面，毀林開荒總計約400畝。張國才手中就握有錄像證據！ 現在，這三位農工還在與古東河林場“打官司”。 黑河市中級法院“依法做出終審判決”：劉長水、張國才、呂金成敗訴。三位農工被迫申訴到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前不久，真正“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黑龍江省高院莊嚴裁決：“此案發回重審”並“停止原判決的執行”！ 我們拭目以待，看看在社會主義黑河之天下，究竟還有沒有公理存在？ 第七章 強行攤派的神秘“稻種” ——高價“服務”：“統壹”還是壟斷？
國家《種子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種子使用者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購買種子，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干預。”
講述人 劉景奎，40歲，建三江分局濃江農場農工
劉景奎，高高的個子，膚色如鐵，身材挺直，聲音洪亮，壹聽講話就知道他是屬於有知識有文化的新壹代農民，更是壹條響噹噹的漢子。他寫了許多類似七言詩之類的順口溜，來描述他在濃江農場生活的感受。訪談結束後，他把其中的幾首發到我的手機上，詩中充滿憤怒與悲愴。如《喪天糧》： 滿懷憧景北大荒， 農場坑農賠精光。 妻離子散無居所， 負債纍纍難回鄉。 再如《怒秋田》： 凜風飄雪初春寒， 揮汗灑淚盼豐年， 蚊叮蟲咬傷未愈， 當官可知我可憐？ “憤怒出詩人”。我相信，壹個農民不會因為喜歡寫詩而編造如此悲慘而憤怒的謊言。 濃江農場對上訪人員控制極嚴。劉景奎是以“購買農機具”的名義，張曉敏是以“出門串親戚”的名義，跑出農場來見我的。 1 劉景奎，原是黑龍江省綏化地區五營鄉的農民，他能吃大苦耐大勞，又雄心勃勃，壹直覺得在家鄉承包村上的那點土地無法施展抱負，更難發家致富。聽說農墾系統建三江那邊鼓勵農民承包大片土地，發展家庭農場，2005年，他和妻子帶上11歲的孩子，舉家搬遷到濃江農場第五作業區。他的這種身份不屬於農場正式職工，因此被稱為“代耕農”。 張曉敏身體瘦弱，說話低聲細語，她家在濃江農場第壹作業區。 2005年，劉景奎購買了壹些農機具，包地135畝，第二年又包地175畝，全部種上了水稻。正當他準備大展宏圖之際，卻遇到壹個令他和廣大農工極為困擾的問題：近幾年，濃江農場以“大面積作業”和“統壹管理”為由，向所有農戶實行“統壹供種、供肥”——這當然是正確和必須的。但是，墾區既然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國有大農業企業”，在統壹向自己所屬的家庭農場和廣大農戶提供生產資料方面，無疑應當遵從以下原則：質量品質應當是令人放心的；價格應當是更加低廉優惠的；服務應當是更為周到全面的。只有這樣，才能無愧於社會主義企業的光榮稱號，才能體現黨的“執政為民”的宗旨。 實際情況呢？劉景奎和張曉敏說，濃江農場統壹供種供肥的價格普遍高於市場價，而且是說壹不二的“霸王價”。“妳種我的地，就得買我的種子和化肥。”而且強行攤派，不得自行外購，不買本場的種子和化肥，就不發“種糧補貼”。如2010年，每噸化肥市場價格在1680元左右，濃江農場卻賣到1980元壹噸。 農工們說，“當爹的”賣給“兒子”的東西，全是高價！ 現在就來看看濃江農場強行推銷的神秘稻種“空育 131”。 2006年，農場要求所有種稻農戶必須統壹使用“空育131”稻種，結果稻田普遍發生大面積“稻瘟”（俗稱“掐脖瘟”，即稻穗底部受病枯死），水稻畝產驟降至700斤左右，平均每畝減產200至300斤。這壹年，劉景奎等大批種糧戶賠錢了。農戶們為此到場部提出意見，說場部強行攤派“空育131”稻種，給我們造成嚴重損失，應當予以賠償。 場領導回答說，“這是天氣異常，自然災害，不是稻種問題。” 劉景奎等農戶反駁說：“為什麼在同樣的氣候條件下，在同壹地塊，種植別的稻種生長情況良好，畝產很高，而種植‘空育131’就發生大面積稻瘟？說明農場統壹發售的‘空育131’抗病性很差，這隻有三種可能：其壹，它不是良種；其二，它曾經是良種，但種植多年後現在退化了；其三，農場提供的不是符合國家標準的高質量的種子。” 領導無言以對，但遲遲不給答覆。劉景奎等大批農戶被迫到地處哈爾濱的農墾總局上訪。他們剛下火車，就被濃江農場和建三江分局的工作人員截住，領他們到了壹家旅店，說“妳們不必上訪了，影響不好。我們已經決定，根據農戶受災情況，由‘陽光保險’負責理賠。” 接著，濃江農場與受災農戶達成協議：畝產800斤以上的不賠；畝產800斤以下的，由農場普遍推廣的“陽光保險”負責理賠。劉景奎說，這種“陽光保險”的操作也是不合理的，農戶每年必須按每畝5元交費，而且不給收據，不給保單。 2006年，劉景奎獲賠9000元，杯水車薪。但獲賠本身就證明濃江農場強行推銷的“空育131”稻種是有問題的！ 2007年，濃江農場依然強行要求農戶按照自己承包耕地的畝數，購買60%的“空育131”稻種，其餘40%的稻種可自行選擇。這年劉景奎吸取了教訓，沒敢多種，損失較小。 2008年，濃江農場依然故我，繼續強行攤派“空育131”。劉景奎沒有大面積包地，倖免於難。許多農戶被迫從農場以高價買回“空育131”稻種後，只是象徵性地種上壹部分，大部分當“高價大米”吃了，或以低價作為大米售出。農場只對強行攤派進行嚴格“管理”，只要妳把“空育131”買回去了，種不種、種多少？即不再多管。濃江農場第四作業區的孫長山等十幾戶聽話的農民大面積減產，損失慘重。他們集體上訪到北京，來自高層的壓力迫使濃江農場再次向受災農戶做了理賠。 2010年春，濃江農場仍然是“壹切按既定方針辦”，繼續強行攤派“空育131”稻種，而且由往年的“白種”（即帶殼稻種）變成了“包衣芽種”（即已經催芽並包上農藥的種子），“白種”價格壹般在1元多錢壹斤，芽種卻賣到3.3元壹斤！ 農場還要求，農戶在壹般作業區承包的耕地，種植“空育131”面積必須達到70%以上，示範帶（即靠近交通要道的耕地）種植率必須達到百分之百。拒絕不種、違抗命令者，不發給水稻良種補貼（每畝15元），明年還要取消承包資格。有的領導在會上對農工們說：“妳們種農場的地，就得聽農場的喝（咬喝），妳要想找公平，就去有公平的地方，農場的政策就這樣！現在地火，有的是人想種，妳愛種不種，不種就滾球子！” 結果，到2010年7月中下旬，農戶們發現，凡是種植“空育131”的又發生大面積稻瘟。8月19日，四區的劉景奎、壹區的張曉敏等10戶農民找到場部反映意見，場長劉志波出面接待。農戶們說，“損失是因為農場強行要求我們統壹購種造成的”，因此應由農場按正常收成予以賠償。 劉志波態度很和緩，似乎也很理解農工焦急的心情。他說，損失面那麼大，農場全面賠償是不可能的，農工家裡生活困難的，有孩子上學的，我們可以賠壹部分。 張曉敏家種了600多畝地，損失慘重，她說：“損失是共同的，有的賠，有的不賠，不公平，我們不能接受！” 劉志波面帶微笑，拍拍張曉敏的肩膀說：“沒事，慢慢接受吧。” 在濃江農場無法解決問題。2010年8月21日（星期日）上午9時許，10戶種稻農民上訪到建三江分局。值班人員說“領導不在”，10戶農民不肯走，壹直等到下午3時許，從樓里出來壹位戴眼鏡的領導（後來得知他是建三江分局的局長）。農戶們紛紛向他反映“空育131”稻種的問題，局長搖頭予以否認，說“‘空育131’是建三江的主打品種，抗低溫，米質也好，妳們不懂！” 張曉敏等人說：“妳不種地不知道，‘131’已經有過多年病史，把老百姓坑苦了，為什麼妳們還強迫我們種？” 局長說：“有的損失是自然災害造成的，不能怪種子。” 劉景奎說：“‘131’已經坑我們好幾年了，有些農戶寧可把‘131’倒進壕溝里，改種別的稻種。同壹地塊，別的稻種都豐收了，‘131’卻大面積稻瘟，用‘自然災害’能解釋得通嗎？” 局長說：“技術問題妳們不懂，我找技術人員跟妳們說！”然後他打電話叫來幾位技術員，他卻走掉了。 2010年9月23日，濃江農場各作業區召集農戶開會，第四區約有150人到會。大家都站在院子裡，管區幹部大聲說，場部決定，從今天開始，各農戶“預定2011年稻種”，所用稻種全部由農場提供，不得自行外購，並要求30%的耕地必須種植“空育131”（不知為什麼種植面積逐年降低？），另外70%的耕地，可在農場提供的稻種目錄上“自行選擇”。 農戶大嘩，紛紛表示抗議和不滿。但沒人聽。 2 近幾年來，在強行售賣“空育131”稻種的問題上，農場和農戶已多次發生衝突，干群之間的矛盾和情緒日趨激化。在壹次露天的農工會議上，管理幹部吼道：“我不操妳媽，妳們不知道我是妳爹！妳們想要公正，就去找有公平的地方，農場的政策就這樣！妳們再上訪，來年就別想包地！” 2010年9月29日，各管理區又電話通知農戶，趕快上報明年購種數量。毫無疑問，對於種植“空育131”稻種的廣大農戶來說，2011年可能又是提心弔膽的壹年！ 這樣的事情不僅僅發生在濃江農場。同屬建三江分局的青龍山農場農工張桂榮說，她所在的農場也壹直強行攤派“空育131”稻種，拒絕不種者不發良種補貼。2010年，為逼迫廣大農工種植“空育131”，青龍山農場同樣強行推銷不能吃、不能賣、也不敢種的“芽種”。 我手中有壹份青龍山農場與農工簽訂的《2010年農業生產承包保證書》，在“統壹供種”條款中赫然規定了如下霸王條款：“2010年分公司（即該農場）100%統壹供種，品種按分局（建三江）推廣品種供給，其中水田100%供應芽種，並統壹包衣（農藥）……對於沒有完成分公司統壹供種的種植戶不能享受良種補貼，同時按照供種協議面積，不予返還每畝10元的技術保證金。”協議還規定，“每畝供種4.5公斤”。 農場強賣，農工不得不買。張桂榮說，農工們花血汗錢把“空育131”稻種買回來，卻因多年減產、絕產的慘痛教訓，很多人不敢種。往年農場提供的都是“白種”，可以當“高價大米”吃掉或賣掉。2010年農場提供的是包了農藥的“芽種”，不能吃也不能賣，餵雞餵鴨都不行。張桂榮被迫花費近萬元，從農場購買了“空育131”稻種，大部分扔掉，然後又花了2.3萬餘元，在佳木斯種子公司購買了別的品種稻種，秋後她種的少部分包衣“空育131”得了稻瘟病，自行購買的稻種倖免於難。張桂榮說，她所在連隊的農戶，大多數把農場強賣的“空育131”稻種扔掉了！ 我不得不提出疑問，濃江、青龍山等農場（據劉景奎、張曉敏、張桂榮反映，這個問題同樣發生在建三江分局的其他農場）的農戶不斷反映、不斷告狀、不斷上訪，以大量事實證明“空育131”稻種連年發生稻瘟，造成大面積減產，使農戶遭受嚴重損失，為什麼管理部門依然我行我素，強行攤派？如果為了“統壹生產和經營”，自定的“霸王價”為什麼又大大高於市場？這不成了壟斷性經營了嗎？ 我看到，在“空育131”稻種的包裝袋上，赫然印有“北大荒集團建三江種業有限公司”的字樣。我查閱了農場強行“供種”收費後給農工的大量收據，所有票據都是“黑龍江北大荒種業集團”提供的。前鋒農場農工收到的票據上就印著：“黑龍江北大荒集團建三江種業有限責任公司前鋒分公司”。 我手頭有壹份證據：即2010年因“空育131”稻種遭災獲得“陽光農業保險公司”理賠的名單。據說，農戶的收成必須損失在四成以上才能獲得理賠。在嚴格控制獲賠範圍的前提下，已經公布於眾的該名單顯示，僅濃江農場第壹作業區、第四作業區就有285戶獲賠，近8萬畝地受災！那麼，全濃江農場有多少地受災呢？全建三江分局有多少地受災呢？ 多年來，墾區管理者壹直堅持“天災”的說法。 種子是個非常複雜的科學性很強的問題，我非專家，不能貿然做出什麼結論。“空育131”到底是不是抗寒抗病能力強的種子？還是使用多年、已趨退化的種子？亦或是個別農場提供了不規範的“空育131”種子（有農工猜測，會不會有人以未經嚴格篩選的“空育131”商品糧代替種子以謀取暴利）？這些都需要進行嚴肅認真的調研。但是，壹個可以確認的前提是，廣大種稻農工不可能吃飽了撐的，沒事找事，無事生非，非把壹個可以讓他們發家致富的高產的優良稻種說成是劣質稻種，為此四處奔波，多年來不斷上訪告狀——“空育131”壹定讓他們吃夠了苦頭！ 這究竟是為什麼？哪怕是壹個兒童，也不會硬說嘴裡的糖果是苦的呀？就此問題我進行了更廣泛的調查。農工們坦率地說，如果是好的真正的“空育131”稻種，米質不錯，吃起來口感好，加工出來好看，但單產低，抗病性差，因此多年的“掐脖瘟”壹直纏繞著“空育131”。這就產生了壹個尖銳而巨大的矛盾：農場向社會出售“空育131”大米可以獲得較大利潤；而農工靠貸款種稻子，他們只希望保產量保回報，害怕因稻子患病遭災而搞得血本無歸。管理者強迫種，農工們害怕種，“空育131”之爭，就這樣成了兩個利益群體之爭和干群之爭。 我的問題是： 第壹，國家《種子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種子使用者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購買種子，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干預。”農場應當按法辦？還是應當按官方意志辦？按官方意志辦了又遭了災，誰來賠償家庭農場動輒幾十萬元的損失？ 第二，墾區管理機構賣給家庭農場、廣大農工的種子和其它生產資料，價格比市場還貴，而且不許農工自行外出採購，“統壹經營”是否就此變成了壟斷經營？ 空洞的爭論沒有意義，正確的結論只能來自實際。正如農工劉景奎對黑龍江省調查組所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我們老百姓就認‘死理兒’：讓我們豐產高產、發家致富的種子就是好種子，讓我們減產絕產、傾家蕩產的種子就是壞種子！” 3 由農場造成的損失年年在繼續，土地承包費也年年見漲。2010年，濃江農場規定每畝耕地上繳承包費320元，每垧地高達4800元。至於國家惠農政策規定的“糧補”到底應當發放多少？農場根據什麼理由剋扣了多少？管理者們從來沒有公開、透明地說明和解釋過。本文中所寫到的各農場所有上訪農工、農民，都沒有聽到過農場關於國家有關政策和落實情況的通報。他們就像“長工”，老老實實地聽咬喝、種莊稼就行了。 據了解，在墾區許多農場還普遍實行壹些令人不解的“規定”：如每年農戶交納各種費用必須“上打租”，即開春就把壹年的承包費、技術保證金、飛機航化費（每畝收費16元）等等各種款項，甚至包括可能發生的“罰款”壹次性交齊，年終再“多退少補”。 我查閱了青龍山農場制定的、農工必須簽名同意的“2010年農業生產承包保證書”，其中赫然列出19項可以扣掉農工預交的每畝20元技術保證金的理由。農工觸犯其中任何壹項要求，技術保證金就會被全部沒收或部分沒收。 開春備耕，正是廣大農戶用錢的緊要關節，為了交納“上打租”費用，農戶們不得不向銀行貸款或四出借錢、“抬錢”，否則地就種不成了。壹年年下來，廣大農戶形成了壹個令人痛心的經濟生活“模式化怪圈”：開春備耕，向銀行貸款，向農場交納“上打租”；秋後賣糧，償還銀行貸款和利息，然後再貸款交“上打租”、備耕。如果年景不好或遭了災，農工們就成了為農場和銀行“扛活”的“楊白勞”。 農工們普遍反映，農場的承包費“災年不降，年年見漲，沒有上限”。 此外，非常奇怪的是，秋後農場對農戶賣糧也嚴加控制。糧販子到農場各家各戶購糧，必須把數萬或十幾萬、數十萬的購糧款打入管理區幹部個人的賬戶，管理區才能出具“路條”，讓糧販子把糧運走。 劉景奎說，他賣糧時，與其交易的糧販子必須把購糧款打入第四管理區主任的私人賬戶。 張曉敏說，她的賣糧款必須打入管理區出納的賬戶。 從開春供種供肥到秋後賣糧，農戶們就這樣受著農場的嚴格控制、“統壹管理”，按照他們的“霸王條款”辛辛苦苦地勞作著、犧牲著、“奉獻”著。 濃江農場的各項收費也高得驚人。全場推行農田井灌時，張曉敏等種植戶打了兩眼井，收費高達3.4萬元，另外每畝收“水電線路費”高達2950元。 說到這裡，張曉敏落淚了，她說：“現在我們種地不容易，頭上懸著壹把刀啊！” 4 劉景奎說，在濃江農場包地的“代耕農”很多是從黑龍江省綏化和慶安地區來的，農場流傳壹句順口溜說，“綏化慶安大虎B，賠了壹批來壹批。”他存有壹封今年寫給中央領導的上訪信，摘要如下： 由於農場近年來都是“統壹供種”，而且今年供的是水稻芽種“空育131”，並強制我們種植戶必須種植，種植面積要達到70%，示範帶100%（公路兩側），不種131就不發補貼。而且不允許我們大面積種植其它品種。現在種植的131稻種大面積發生我們無法防治的病害，且病害正在繼續漫（蔓）延，已造成無法估計的經濟損失。我們種植戶都是貸款和“抬錢”種地，每年就靠糧食收入來維持生活。現在我們已沒有經濟來源，傾家蕩產，壹貧如洗，今後的生活無法保障……農場領導幹部的做法與胡錦濤總書記倡導的“依法治國、以人為本”大唱反調，農民的真心感受只有渴望與無奈。 我們不想種植“131”品種的原因，是因為這個品種抗病能力低，發病率高。2006年秋天已經給我們種植戶造成嚴重減產，不少地塊絕產。2007年至2009年期間，農戶為了保住承包地，無奈從農場種子公司購買來高價的“131”種子，只能作為“口糧”吃掉，吃不完的又作為商品糧低價出售。2010年，農場又統購統銷“131”芽種，沒有發票、生產許可證、檢疫證、合格證，農民真的沒有辦法，扔不起才種。下決心把“131”品種扔掉的種植戶，改種其它品種，都獲得了大豐收，其他農戶種植的龍粳20、龍粳25、龍粳26、龍粳29等品種，都沒發生病害，可惜農場不讓我們種植。 農場的強制購種已經違反了《種子法》第39條、第41條、第69條之規定，嚴重違背了國家制定的惠農惠民的政策。當農民種了農場不抗病的種子受到巨大損失的時候，農場領導幹部互相推諉扯皮，百般抵賴，不予賠償，老百姓在狀告無門的情況下只有信訪，請求中央領導派人實地調查。我們所反應的情況都是屬實的，絕沒有半點偽造的不實情況，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劉景奎這樣形容自己的勞動生活：“起得比雞早，睡得比貓晚，幹活比驢多，吃的比豬差。”談到上訪，他決絕地說，他和其他上訪農戶相約，不能成群結隊壹起上訪，以避免“全軍覆滅”，大家要“輪番上陣，前仆後繼”，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劉景奎說，為避免上級了解真實情況和農工們的不滿，濃江農場對廣大農工特別是上訪人員採取了極為嚴格的控制手段。訪談中，我與同在濃江農場、多次上訪的盧鳳琴通了電話，盧鳳琴說，她現在“走哪兒都有人跟著，實在出不來了。”劉景奎說，每有領導來檢查工作，農場都派人把守住各個路口，嚴禁農工們接近。 有壹次，建三江農墾分局搞“稻米節”，有高層領導前來，農場把有意見、敢說話的壹些農工拉到附近飯店，好吃好喝好招待，門被反鎖著，不許出去。等上級領導和貴賓們走了，才把農工們放出來。 我在北大荒當過知青，從事過農業勞動。我知道那裡耕地廣闊的勞作條件和特點。 以往，為耕種方便，農戶的育秧大棚都靠近自己承包的幾百畝或上千畝的地塊。為了發展“觀光農業”、“旅遊農業”，濃江農場把農戶大棚集中起來，說是搞成“大棚基地”，實行“統壹管理、統壹育秧”。劉景奎等人說，這是不切實際的“面子工程”，大棚需要農戶重新購買，育秧也還是各家各戶自己去大棚勞作，結果大棚離自家的地遠了，運秧又增加了用工和費用。劉景奎說，這些“觀光農業”真是“惠農變坑農，勞民又傷財。” 青龍山農場張桂榮講，“農場為了顯示所謂‘社會主義現代化大農業’，強行要農工統壹購買農場提供的大棚捲簾門，每個門收費1850元，那有啥用啊？”“為了好看的‘統壹工程’，農場騰出壹塊空地，讓農戶們把自家的農機具集中起來統壹存放，可既沒有遮風的也沒有擋雨的，而且還要收費。自己花錢買的農機具，風吹雨淋能不心疼嗎？可是在自己家的庫房裡存放，連隊也要收費！” 今年，張桂榮在自家庫里存放農機具，場裡竟然收費2300元！ 這壹切是“服務”還是剝奪？是扶農還是害農？ 2010年10月14日中午，劉景奎致電給我說，前幾天濃江農場又“政策”突變，正式開會通知農戶，2011年不再以現金方式收取“土地承包費”，而改成交糧（大概因為糧食不斷漲價，行情看好）。張桂榮說，青龍山農場現在正強迫我們交“任務糧”，每畝上交480斤稻子，收糧的票子上竟然不標明價格——會不會隨時壓價呢？而且，農場還強迫農工們把糧食送到給價很低的場部“糧食中心”，不得送到其它地方。 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2006年即已莊嚴宣布廢除延“交皇糧”制度的今日，濃江農場竟然反而變本加厲了。 我算了壹筆賬：2010年，劉景奎上交的土地承包費為每畝320元。按照濃江農場的新規定，2011年每畝地上交水稻213公斤，按水稻收購均價每公斤2.5元計算，農戶每畝土地承包費實際上漲到632元以上，同比漲了近壹倍。 經上網查詢，“空育131”搞得建三江民怨沸騰已經有數年之久。2006年，農工們就開始對建三江分局所屬農場強行派購稻種“空育131”發出聲討，媒體也做了不少報道。這就是說，“空育131”年年發生稻瘟，不能年年都怪天災吧？ 現將有關網文和報道附錄如下： “空育131”：是天災還是人禍？ (2007-09-30 22:58:00) 用收購來的帶病商品糧充當稻種強行賣給稻農，壹片片水稻沒等成熟就大面積枯死，國家良種補貼變成了偽劣稻種，稻農血本無歸，欲哭無淚。這就是發生在黑龍江農墾建三江分局859農場的坑農害農事件。 本網訊：日前，本網接到黑龍江農墾建三江分局859農場幾個生產隊村民的來信，反映農場領導利用手中的權利，把收購來的帶病商品糧充當稻種，強行高價賣給稻農，截留國家給農民的良種補貼，撈取不義之財，致使全場發生大面積稻瘟病，給稻農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據村民介紹：今年他們種的稻種都是“空育131”，這是壹種緊穗稻種。這個品種2005年在本地就發生了稻瘟病。因此，稻農今年都不願意種這個品種。但是，今年春天，農場卻強行推行這個品種。生產隊的領導對稻農說：“如果不種這個品種，農場就不給良種補貼。”被逼無奈，稻農們只好在農場種子公司領取了這個稻種，但國家良種補貼現金卻由場裡從稻種中直接扣除。對此，有些農戶怕受害，就把每公斤3元多錢領回的“空育131”當成商品糧賣了或磨成米吃了，寧可花高價虧了，也不種這個稻種，再去買別的品種。這個場的11隊稻農以及其它隊的壹些稻農，出於對農場的高度信任，加之手中沒錢去買別的品種，只好聽天由命，種上了“空育131”。 據村民反映：859農場的這些作法實在太霸道，農戶選種都身不由己。強行截留扣取國家給農民的良種補貼，更是違反了中央關於“良種補貼必須以現金的形式直接發放到農戶手中”的規定。同時，農場發給的“空育131”稻種，根本不是從種籽基地調來的，更不是專業地塊，專業人員培育出來的。而是從農戶中收購上來的商品糧，經過精選，包裝後就充當種籽賣給了稻農。場裡收購時每市斤8角多錢，賣給稻農卻是1.59元，價格翻了壹倍。這其中牟取的暴利還有待調查。 事情如果僅此而已，農戶們也就忍氣吞聲的認了。可是更讓稻農們傷心和憤怒的是：水稻插完秧後，凡是農場發放的“空育131”稻種育出的秧苗都開始發病。為了防治稻瘟病，從6月底，稻農們就整天奮戰在水稻田裡。按場裡要求噴灑各種農藥，壹遍不行，就噴二遍三遍，但最終還是眼睜睜看著秧苗死去。每畝地僅藥費就支出20元到30元，結果是稻、財兩空。這個場的11隊已有3500畝稻田發生了稻瘟病。其中1500畝已絕產，剩餘的2000畝，也死了壹半。目前，稻瘟病還在漫延，秋末將全部絕產。稻農於山家種的280畝“空育131”水稻，已絕產200多畝。壹些插種幾十畝、上百畝的稻農，已全部絕產。放眼發病稻田，稻穗全白，放把火就能點燃。 面對這人為造成的災難和損失，農戶們紛紛找農場要說法，討公道。農場的答覆是，已請農業專家鑑定，結論是：不是種籽的事，是水稻戶自己管理不好造成的。但事實卻否定了專家的所謂鑑定。同樣壹個稻池子，壹樣的管理，壹樣的種植，為什麼別的稻種就壹點病沒有，長勢特別好。稻農於山除了場裡發放的“空育131”，還從佳木斯賣了另壹個品種的稻種卻沒有壹點病，現在稻子已壓圈，豐收在望。這樣的事實在全場隨處可見，而場領導和所謂的農業專家卻視而不見，硬說稻瘟是空氣傳染。但為什麼只傳染“空育131”，而不傳染別的稻種？場裡卻拒不解釋。 非但如此，據了解，場裡最近針對此事採取了高壓政策，明令各生產隊嚴加管理，不許四處上訪。並且宣布：誰要上訪，就取消明年的包地資格。另據農戶舉報，今春農場在不給收據的情況下，強行向農戶多收取每畝10元的包地費。 據了解，859農場共有水田面積20多萬畝，今年全場插種的水稻品種大部分是“空育131”，保守估算，今秋全場將有幾萬畝的水稻顆粒無收。 構築國家糧食安全，重視解決三農問題，這是黨中央、國務院的戰略決策。今年，建三江墾區已被國家命名為“綠色米都”。面對大好機遇，作為黑龍江農墾基層管理單位的859農場，本應為當地農戶保駕護航、排憂解難、服務於民、致富於民，反而做出這些損害農民利益的事情。這樣做的後果，必然損害黨在群眾中的形象，嚴重阻礙黨中央關於構建和諧社會主義新農村偉大目標的貫徹實施。 本網將繼續關注事態的發展，並進行跟蹤報道。 （中國百姓權益網）
新浪網友:2010-08-10 17:57:54 [舉報] 妳好！ 這段時間我們農場的稻瘟病很嚴重，上網查詢抗病方法時，無意中看到您07年寫的《空育131，天災還是人禍？》，沒想到三年後故伎重演，我們農場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 我們是黑龍江省建三江管局勤得利農場，與報道中的859農場同屬三江管局。今年，我場場領導在全廠範圍內強行攤派“空育131”稻種，所有使用該稻種的稻田，截止目前已有80%患稻瘟病，很多稻田近絕產。很多農民貸款數十萬元，此次全場稻田發病，致使非常多的農民不僅將多年的積蓄全部賠光，還欠下了數十萬的貸款。我暑假回家，看到鄉親父老整日唉聲嘆氣，希望能幫助他們討個說法，但憑我目前的能力，很難獨自完成，看到您的文章，我頓時感覺深有同感，希望您也能為稻農們伸張正義，以免再危害他人，謝謝您！ 新浪網友2010-08-24 07:12:31 [舉報] 空育131實在害人不淺，我今年也種植了250畝“空育131”，現在損失7成以上，原因也是種子問題。農場買給我們的種子根本不是正規繁育的。而是從農戶手中買來的商品糧，農場今年不讓農戶自己出去購種，必須買農場的種子，否則不給種子補貼。而農戶不想買131想要買別的種子，農場卻供應不上。致使我多年積蓄全部賠光，還欠下十幾萬貸款，我壹個農民不知找誰申訴，希望有好心人為稻農們伸張正義。 豐收時節吞苦果：天災還是人禍 2006年09月30日 來源：經濟參考報
農場強行指定購種渠道，農戶自購種被倒進水溝 談起稻種的來源，前哨農場的許多農戶都感到氣憤不平。他們告訴記者，購種渠道只有壹個，那就是農場規定必須在建三江農墾分局種子公司前哨種子分公司購買，沒有其他可選擇的餘地。因為妳不在那兒購種，就甭想得到國家給的補貼。 在前哨農場租地種的60歲老漢馬樹興和老伴劉志榮向記者哭訴了壹件傷心事。今年春天，他們覺得農場指定的“空育131”經過多年種植，已經抗病力低，所以就不打算種了，自己從慶安縣買了11編織袋別的水稻種。沒想到正在浸種之際，農場的人來檢查。農場第二管理區主任鄭勝良壹看不是在農場購的“空育131”，竟然把他家正在浸著的種子倒進了門前的水溝里，老兩口望著被倒掉的五六百斤稻种放聲痛哭。馬老漢說，農場不僅倒掉了他家的稻種，還揚言到秋收時要再罰1000元錢。 和記者講話之際，馬樹興就跳進了水溝，頃刻間就撈起了許多稻種，馬老漢說，這就是被倒掉的稻種，有五六百斤，太讓人心疼了，可是直到現在也沒找到說理的地方，更不知找誰賠。 馬樹興說，雖然稻種被倒掉壹部分，可他仍然堅持種了200畝被倒掉的品種，另有70畝種的是農場指定的“空育131”。馬老漢指著壹片穗大籽粒飽滿的稻田說，這就是被倒掉的品種種出的水稻，現在豐收賺錢已成定局。而另70畝農場指定品種種出的稻子，卻得了嚴重的頸瘟病，賠本也已成定局。 前哨農場第二管理區主任鄭勝良接受記者採訪時承認，農戶的稻種“是被我給倒了”。他解釋說，馬樹興家自購的稻種糙米很多，是不合格的種子，所以不能允許他種。當有農戶現場提出馬家自購稻種畝打糧很多並取得了豐收時，鄭勝良說：“就是打壹萬斤，妳的種子也不合格。” 鄭勝良說，農場推廣的“空育131”有長勢好的水稻。隨後他帶記者參觀了壹片長勢非常好的水稻田。可是等鄭勝良走後，該片水稻田的主人卻告訴記者，這片水稻的品種是壹種“390”，根本不是“空育131”，她家的“空育131”也得了嚴重的頸瘟病。 農場自製“壹號文件”，強收技術保證金和保險費 在前哨農場採訪，農戶還反映，農場不僅強制他們購種，還強制他們參加農業保險，強行收取他們種地的“技術保證金”和“植保金”。 該農場在2006年自行制定了壹個“壹號文件”，這個文件與中央的“壹號文件”相背離，新增加的壹些農戶負擔嚴重沖抵了中央惠農政策。農戶給記者複印了壹份前哨農場自行下發的“壹號文件”——《黑龍江省前哨農場文件(哨場發[2006]1號)》。在這份文件上，果然有這樣的規定：“凡承包農場熟地的必須參加農業保險”；“承包農場的耕地必須同農場簽訂土地承包合同、技術保證金合同和陳欠償還合同及各項管理文本，否則不應、不予承包土地”；“為加強植保管理，按0.3元每畝提取植保金”；“收取1元/畝的水利管理保證金……提取10元/畝的水利建設基金”；“為補充精神文明建設費用不足，各單位可根據具體情況另行加收3至5元/畝”；“凡在以往年度未經農場同意，沒有完成農場應繳各項費用的人員不能承包農場土地。”農戶們說，農場不斷給農戶增加各種負擔，而又通過地租的形式體現。所以動不動就以土地相威脅，現在農戶最怕沒地可種，但土地在農場手裡攥著，這對於租地者來說，農場增加什麼樣負擔農戶都只能承擔。 對於農場自行制定的“壹號文件”及農戶負擔問題，前哨農場副場長李文生說，農場土地與地方土地不壹樣，農場的國有土地是農場經營，企業經營要追求壹定的效益，同時要拿效益承擔許多社會問題，如教育、衛生。國家給農民減免的，農場也都減免了。農場與地方沒有可比性，所以不能參照地方。 該農場原工會主席、現農業協會會長司志軍說，農場的文件與中央的“壹號文件”是不違背的，但後來發現它有些不妥當。 農場方面說，農墾部門對種子的要求比較高 關於種子推廣問題，前哨農場水稻辦副主任張宗沂說，農墾部門比地方要求嚴，所以對種子的要求比較高。 黑龍江省農墾總局建三江分局種子管理處處長高原說，由於“空育131”是壹種“鐵稈作物”，優點特別多，所以分局才推廣它。今年發生頸瘟病，不是種子問題，而是天氣因素和農戶不按技術規範種植造成的。種子公司賣出的種子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她可以保證農戶用作稻種的不是商品糧。高原還說：“在科技推廣過程中，在我們為農戶做好事的過程中，不理解我們也是正常的。” 農戶壹方氣憤地抱怨農場，農場及農場指定的售種單位壹方卻說是為農戶著想。看來水稻嚴重患病影響產量的責任壹時竟難說分明。然而，水稻大幅減產的事實卻分分明明地擺在那裡。那麼，這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到底誰該為農戶的損失負責？ 第八章 她們的奉獻與勞動不應被遺忘 ——我的白髮蒼蒼的姐妹們 講述人： 張希恩，女，56歲，寶泉嶺分局綏濱農場 鄭淑華，女，50歲，建三江勤得利農場三分場,1980年曾獲農場授予的“先進工作者”稱號 於永香，女，54歲，北安分局長水河農場 李淑燕，女，50歲，建三江分局青龍山農場，1984年獲“五好家庭”、“致富能手”稱號 馬鳳華，女，54歲，同上，1982年獲“三八紅旗手”稱號，連續三年為“婦代會”代表 盧鳳琴，女，年近六旬，建三江濃江農場 （她們審閱本文後，都按下手印。盧鳳琴刺破手指，按下血手印。） 她們都老了，白髮蒼蒼了，訪談中多次泣不成聲。 在我看來，她們是我們國家不能忘記的壹代，她們是用血染的肩膀把北大荒扛進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新壹代拓荒者。她們用自己的青春熱血拯救了北大荒。 我是1968年上山下鄉的知青，1976年返城回到家鄉哈爾濱，後調入北京中國作家協會工作。我知道，隨著“文革”宣告終結和撥亂反正，中國上千萬知青拋下鄉村生活的壹切，從鐮刀到棉衣，甚至包括婚姻與愛情，如大海狂潮般湧上返城之路。這是歷史的必然，誰都無法阻擋。北大荒農場系統和“生產建設兵團”系統的數百萬知青就這樣壹夜之間離去了，連隊空了，醫院空了，學校空了，基層領導崗位空了，農場的孩子沒有上課老師了，連開拖拉機的人都找不到了…… 大地寂寥，人影稀疏，北大荒陷入壹片癱瘓！ 當時的領導者做出正確決策，壹方面鼓勵農場職工振作精神艱苦奮鬥，壹方面請職工向各自家鄉的父老鄉親傳話，廣泛召收和熱情歡迎各地農民到北大荒開荒種地，搞“家庭農場”。全國人民都知道北大荒黑土地肥得流油，“插根筷子都發芽”，從上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數以十萬計的農民滿懷憧景，紛紛涌到北大荒。 他們是我們這代知青走後立即接替上崗的“接班人”，因此他們有壹個統壹代稱叫“頂崗工”。 盧鳳琴性格沉靜，講話從容不迫，有條有理。 張希恩性格爽朗，快人快語，有壹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勁頭。她老家在山東省利津縣，1976年，22歲的她投奔姐姐來到綏濱農場，幾年後認識了丈夫於慶仁，在這裡結婚安家了。與她同來接受我訪談的三位女性，大體上都是在這種情況下，在青春如花的時候奔赴北大荒當了“頂崗工”。她們同所有紮根北大荒的人壹樣，也是“獻了青春獻終生，獻了終生獻子孫”的壹代人。因為她們和廣大農民的到來，在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下，壹度蕭瑟沉寂的北大荒恢復了生機，數以萬計的家庭農場如雨後春筍拔地而起，今日北大荒的繁榮局面就是沿著他們的腳印走過來的。 到1991年，這批“頂崗工”在黑龍江農墾總局屬下的各農場已經奮鬥近20年了，根據群眾要求，他們的身份和職業認定必須提到日程上了。這年，黑龍江農墾總局就此問題上報了壹份“59號”申請文件，農業部以“165號”文件做了批覆。具體文件我沒查到，詳情不得而知。但是，這以後卻遺留下壹個“大麻煩”，造成連年持續不斷、至今不能平息的女性“頂崗工”上訪人潮。按照那時制定的相關政策規定，改革開放以來進入農場的“頂崗工”，凡是年滿18歲的男性勞力都轉為正式職工，而女性“頂崗工”因為結婚以後變成“家屬”，就未給轉正。在奉獻了全部青春熱血之後，現在她們都老了，年近六旬，已到退休年齡，卻成了壹群“無業游民”！ 農場改制、停發工資以後，農墾總局規定，凡屬農場職工，每人有壹垧（15畝）免收承包費的“基本田”，用以維持生活。但到了退休年齡的人不給，上學的孩子包括上大學的孩子不給，長期在外打工者不給等等，這些沒有正當名份、已經年老體衰的女性“頂崗工”就更沒有了。改革開放以來，她們與男性勞動者並肩勞作，為振興北大荒奮鬥了幾十年，到老了卻沒有任何“名份”，因此也就沒有壹分田，領不到壹分退休金。當時依據怎樣的理由制定了這樣的具體政策，我無法做詳細的考證。我只想說，這樣的規定對女性顯然是帶有歧視性的，遺忘和拋棄她們是不公平的。 其結果必然引起大規模的上訪。至今，她們已經在上訪路上奔波了十多年，在遍及北大荒墾區的各農場，幾乎都有壹批這樣的“老太太”，在上訪中她們已經相互認識並形成壹個龐大的群體。她們經常相約，共同行動。本文訪談的四位女性就來自不同的農場。 據張希恩介紹，通過多年堅持不懈的上訪，已經有部分人解決了“名份”和養老問題。建三江分局屬下共有15個農場，其中八五九農場和創業農場本著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理念，全面解決和落實了這批女性“頂崗工”的問題，大家都能安居樂業、頤養天年了。讓人不解的是，同屬黑龍江農墾總局壹體化的系統，同屬建三江分局的“天下”，為什麼其他管局、其他農場至今沒有解決？ 在全農墾這批上訪“老太太”中間，建三江分局濃江農場的盧鳳琴是態度最為堅決、而且是有威信、有影響力的人物。她因受到農場嚴格監控而無法出來見我。她在電話中說得壹針見血：“有些姐妹解決了，有些姐妹沒解決，少數農場解決了，多數農場沒解決，這就是不公平！這就是我們堅持上訪的原因！” 據盧鳳琴介紹，至今尚未解決上述訴求的“老太太”在全農墾系統有“1萬多人”和“近3萬人”兩個說法。無論哪個數字，都是壹個駭人聽聞、持續不斷的“上訪大軍”和影響廣泛的“不安定因素”啊！ 面對涉及如此眾多的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上級機關理應認真傾聽，全面調查，從速進行相關政策研究並給出答覆、儘快落實。她們畢竟在北大荒最為困難的歲月做出過重大貢獻，她們是我們的老姐妹。在今日北大荒的豐收景象里，仍然閃耀著她們的心血與汗水。但是，在極少數接訪人員的眼裡，她們只是壹群“不斷找麻煩的人”，接訪態度很不耐煩，甚至是極為惡劣的。 盧鳳琴等壹些上訪老人說，黑龍江農墾總局信訪辦主任任少軍，大概因為上訪量太大，有點煩，對待上訪群眾的態度有時極為粗暴。 2008年9月24日下午，在省勞動廳信訪辦公室，接訪人員聽老人們哭訴了開荒種地那些年的辛苦和老來艱辛困頓的生活，有的工作人員忍不住潸然淚下。受命前來接訪的任少軍發了大脾氣，竟然指著盧鳳琴、趙桂榮等十幾位上訪群眾說：“當年小日本進中國殺人殺少了，應當把妳們都殺掉！” 老太太們憤怒了，上訪者之壹、王桂華指責他說：“小日本殺少了？殺多了還能有妳啊！如果小日本再侵略中國，我要能上戰場，就第壹個上去殺日本鬼子！” 壹位姓汪的老太太說：“那妳就把小日本再叫進來，把我們這些老太太都‘突突’了唄！” 2010年9月7日，葛淑芝、薄憲民、張艷華等50多位上訪的老太太群眾向任少軍反映和訴說眼下的艱難生活，任少軍又不耐煩地說：“餓死妳們活該！”他還指著盧鳳琴說：“政策出台之日，就是鎮壓妳們之時！”他經常威脅上訪老太太們說：“妳們再出去上訪試試？出去我就拘留妳們！” 坐在壹旁的省勞動廳信訪辦的畢主任實在看不下去了，他批評任少軍：“妳怎麼能這樣說話呢！妳們農墾幹部高樓大廈住著，但也不能把這些有貢獻的女職工老了就扔在壹邊不管了！”後來他對上訪老太太們感慨地說：“妳們農墾有的幹部，真不如老百姓素質高！” 過後，上訪的勤得利農場農工趙桂榮被拘留10天，第5天時她的心臟病犯了，被抬到醫院輸液，整整躺了5天。 訪談中，長水河農場的於永香流著眼淚說，1995年她和丈夫離了婚，獨自帶著孩子生活，沒有基本田，也沒有退休金，因為不是正式職工也沒有“低保”，生活十分艱難，沒辦法她開了壹個小吃店，兒子29歲了，至今無錢結婚，長年在外打工。 2008年4月，張希恩到北京農業部上訪，被農場公安部門拘留10天。此次她到哈爾濱來見我，是借了500元來的。行前丈夫還不放心地囑咐她：“快六十歲的人了，這次可別再給蹲進去了！” 建三江青龍山農場的李淑燕說，今年7月24日，她和幾位農工因上訪被青龍山公安局拘留起來，被抓人的家屬和周圍群眾聽說了，約有上百人於27日聚集到建三江分局大院要求“放人”。附近各農場公安人員受命紛紛火速出動，前往制止這場“群體性事件”，李淑燕的丈夫王為玲在院子裡被公安人員打傷倒在地上，群眾擁上前拉開公安人員，又找輛車把李淑燕丈夫急速送往醫院。可是他沒錢治傷，醫院不留。李淑燕丈夫流著淚對送他的群眾說：“妳們就別管我了，把我扔大道上吧……” 李淑燕被拘留10天。放出之日，她向看守所管理人員索要拘留證明，對方就是不給。李淑燕鐵了心，說“不給拘留證明，我就不出來！”逼得看守所長把自己的手機號給了李淑燕，說：“大姐求求妳，出去吧，以後有什麼事情就打手機找我。” 最後，這份拘留證明是李淑燕在青龍山農場公安局要出來的。 關於這批“頂崗工”，我無法進行更全面的調查，但在北大荒墾區肯定是壹個人數不少的族群。她們覺得自己在“獻了青春獻終生”之後被拋棄和被損害了。她們深陷痛苦與憤懣，為此奔波呼號、上訪告狀了十多年。讓我驚詫的是，整個北大荒墾區有壹套相當完整、層次分明的行政領導體系、經營運作體系和司法體系。“頂崗工”問題為什麼有些農場解決了，有些農場至今沒能解決？ 政策不統壹就是不公平。不公平就永遠不會有和諧與安定。 上訪群眾的問題不解決，墾區永無寧日！ 第九章 工人日報的“內參” ——“圍城”之困的鐵證 講述人： 鄒振龍，56歲，建三江分局前鋒農場農工 (他們代表了20位農工。) 鄒振龍，眉頭緊鎖，說話簡潔果斷，對國家農業政策和相關法律研究得很透，骨子裡有壹股軍人的倔勁。 張麗英壹邊吸煙壹邊講話，性情潑辣，話語乾脆，壹看就知道是個敢闖敢幹、敢碰硬敢拼命的女性。後來我開玩笑常叫她“孫二娘”。 白文革，圓臉，話不多，雙腿行走困難，訪談後我才知道他的腿被打斷過。 1 鄒振龍，原是黑龍江省明水縣農民，1973年參軍當了海軍航空兵，1977年復員回到家鄉。那時正是知青返城大潮席捲北大荒的時候，農場嚴重缺少勞動力，於是到處招工。明水縣共有34個復員軍人報了名，前鋒農場大喜過望，專門派車前來接鄒振龍他們到場裡，希望他們“大干壹番事業”。 家庭農場在農墾系統大規模興起後，鄒振龍靠借錢、“抬錢”40餘萬元，在七連東北部的荒草甸子（處女地）開荒2000多畝，勞作時渴了就喝沼澤地里的水，餓了就吃自帶的冷乾糧。1990年全部種上大豆。那時，鄒振龍對自己興辦的家庭農場充滿信心和憧景。 壹天，農場姜副場長找鄒振龍談話，劈頭就說：“根據農場統壹規劃和發展需要，場畜牧科要擴大，妳種的2000多畝地就劃歸場部畜牧科吧。” 鄒振龍大吃壹驚，當場拒絕，他說：“我開荒種地經過壹切合法程序，也是妳們批准同意的，這些年我總共投了幾十萬元成本，怎麼能白白送給畜牧科呢？” 姜副場長說：“土地是國家的，是農場管的，我們說收回就收回。妳是復員兵，覺悟高，就算響應國家號召，支持農場工作、照顧大局吧。” 經過再三爭取，姜副場長答應再免費給鄒振龍劃撥2000畝荒地，還答應補給鄒振龍開荒僱工費1.1萬元（實際上只給了7000元）。就這樣，鄒振龍開墾出來的2000畝耕地，連同已經播種的大豆、壹台鏈軌式拖拉機和全套農機具，都被劃歸場畜牧科了。 在社會主義中國，在黑龍江農墾這個現代化的國有農業大企業，怎麼會發生這種明火執仗、公然搶地的事情？我不得不再三向鄒振龍表示疑問：怎麼會這樣？不可能吧？ “真的！”鄒振龍淚流滿面地說，“不然我不會上訪到今天！” 不僅搶地，還要搶糧。入秋，大豆熟了，地里金燦燦的，風壹吹，豆鈴嘩啦啦響。場部畜牧科的人歡天喜地到鄒振龍的地里收豆子，鄒振龍站在地邊看著，淚如雨下。那是自己付出多年血汗和借來的幾十萬元巨資才開墾出來的耕地啊，那些大豆都是他的汗珠子啊，可場領導的壹句話，就歸了別人！ 就這樣，鄒振龍投入數十萬元開出的2000多畝耕地、數套農機具和價值14萬餘元的大豆，被前鋒農場全部無償剝奪！ 鄒振龍和我手頭現在握有多人提供的證言，證明了這次剝奪。壹個有著美好發展前景的家庭農場就這樣被前鋒農場“消滅”了！ 姜副場長最初答應的“再免費提供2000畝荒地”的事情，其後根本沒給落實。後來這位姜先生因病去世，鄒振龍的事情更沒人管了。 鄒振龍壹家人的生活自此陷入極度困境。他無事可干，無地可種，只好四出打工，老母親和妻子都有病在身，他甚至連25元壹盒的藥都買不起，抱頭在藥店門口痛哭。兩個讀初中的孩子因交不起費用也失學了，也跑到外地打工。至今他還欠著20多萬元的外債，每逢過年，鄒振龍就像《白毛女》裡的“楊白勞”，家門口堵滿了要債的人，壹家人只好東躲西藏。 1993年，場部畜牧科解散了，鄒振龍找到場領導，想要回本屬於自己的2000畝耕地。但歷時7年，從那時在任的陳宏有場長到後來的張貴春、竇玉敏場長，再到現任的宋寶玉場長，四任領導都以“這是歷史遺留問題，我管不了”為由，拒絕退還。 我要問，遭受這樣殘酷而又無恥的欺壓與剝奪，農工們能不上訪嗎？鄒振龍能不上訪嗎？朗朗乾坤，堂堂中國，難道還不允許他們找個說理的地方嗎？鄒振龍和其他壹些遭遇不同災難的農工逐級上訪，直到農墾總局，無人理睬，也沒有結果。 2009年初，臘月二十四，剛過完“小年”，鄒振龍、張麗英、白文革、楊玉學等5人到達北京。在天安門廣場上，民警問他們是做什麼的，鄒振龍如實回答“是來上訪的”。民警用車把他們拉到西城區壹個派出所，做了登記之後，然後又用車把他們送到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集中接待信訪的地方，俗稱“馬家樓”。數小時後，黑龍江農墾總局駐京辦主任帶車來拉他們，說“我接妳們到駐京辦談”。車開到農墾駐京辦門口，鄒振龍他們要下車，壹幫工作人員極力阻擋，把張麗英的衣服都被撕破了。然後車把他們拉到北京通州區耿家莊壹個鐵門掛鎖、高牆聳立的大黑院子，自此被非法關押起來，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裡面有個自稱“王主任”的人說，“我已經和妳們建三江局和前鋒農場聯繫了，過幾天他們就派人來給妳們解決問題。” 但壹直沒聽到“樓梯響”，也不見“人下來”。大鐵門整天鎖著，24小時有人看守，任何理由都不許出門，煙民買煙都由“工作人員”代買。有人要出去，不聽話就被暴打壹頓，打得鼻口流血。鄒振龍他們發現，這個大院子關了數十人，壹間房住8人或十幾人，壹打聽，有黑龍江、山西、四川、湖北的，全是上訪人員。鄒振龍他們被整整非法關押了31天，春節和正月十五都是在這個黑院子裡度過的！ 後來，當地派出所巡查時發現這個鐵鎖高掛的大院子很可疑，經調查才發現裡面關押了很多人。於是壹天夜裡，通州公安部門來了7輛警車和大批幹警，對這個院子進行了突襲和全面查抄，所有被關押的人被解救出來。農工們熱淚長流向派出所長表示感謝，所長說：“我們發現以後，下了決心要徹底拔除這個非法拘留點！” 農墾駐京辦被迫把鄒振龍等人送回前鋒農場，說“妳們的要求回去就能解決”。 寫到這裡，連我都不相信他們的許諾了！ 這裡必須指出，類似通州這種非法關押上訪民眾的神秘“黑院子”是近年在北京興起、生意日趨興旺的“地下產業”。據《新世紀周刊》2010年第40期所載劉長、何三畏報道（《作家文摘》報10月15日轉載）披露，2003年出現了有史以來的“信訪洪峰”之後，國家有關部門出台了壹系列政策，強調“將矛盾化解在基層”，強化追究信訪責任制。自此各地進京“截訪”愈演愈烈，壹些不法分子乘機在北京等地辦起“黑監獄”，替地方政府“截訪”和非法扣押上訪民眾，以此收取地方政府的巨額佣金。我在前文所寫的龍鎮農場進京上訪農工劉玉雲等人，就是農墾駐京辦雇用了壹輛黑色大奔，從北京直接拉回哈爾濱的。劉玉雲說，她下車時，開大奔的人要求農墾幹部“結賬”，她聽說費用為2萬元。 農墾攔截上訪農工投入的大量經費，肯定來自農工的承包費！ 2 鄒振龍等人返回後，所有的合理要求都如泥牛入海無消息。 2009年3月，鄒振龍、張麗英等4人再次入京上訪。他們遇上《工人日報》壹位姓趙的老記者，50多歲的樣子，人很正直，富有同情心。聽了鄒振龍等人的控訴之後，他深入到前鋒農場進行了三天暗訪。大量血淋淋的事實令趙記者十分震驚，他說：“寧可我不幹了，也要把這個黑幕捅開！”離開前，趙記者約前鋒農場負責人見了面，質問為什麼無償剝奪農工通過合法手續承包的耕地？這位負責人的回答是：“因為農場的家庭農場取消了。” 趙記者介紹了自己採訪的幾家農戶的艱難生活情況，負責人不為所動，仍然多方為農場詭辯。趙記者拍案而起，怒斥說：“有個寡婦孫海雲，自己帶著兩個孩子，住著破房子，連吃飯都困難，妳上她家去了嗎？妳們就不能救救她嗎？！” 這是多麼可貴的、高尚的、正義的、富有同情心和偉大人格力量的聲音啊！中國需要更多這樣的聲音！行文至此，我願意向趙記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可惜訪談時農工們壹時記不起他的名字了。 當時，趙記者與農場負責人吵了起來。過後，農場要“安排吃飯”，趙記者嚴詞拒絕。 2009年4月，鄒振龍等4人第三次入京，找趙記者詢問報道情況，趙記者說，前鋒農場和農墾上級機關“派人來報社做工作了”，但報社堅持正義，還是發了壹份《內參》。 這份《內參》是經過趙記者深入調查、廣泛聽取農工意見後寫出編發的，充分反映了前鋒農場某些不良現象和農工們的強烈呼聲，極具參考價值，現摘要如下。
花樣太多：不落實國家農業政策 （農場職工上訪信） 工人日報編輯部： 我們是黑龍江省農墾總局前鋒農場的職工，我們這裡地處祖國的最北端—黑龍江省撫遠縣境內。我們反映的情況是：第壹、前鋒農場對職工承包土地的租費過高問題。以旱田為例，2008年每畝收費180元，2009年每畝收租費則又提高到214元，完全違背了國家和黑龍江農墾總局明令的農場田地收費不許超過2005年的收費標準，而前鋒農場2005年的收費標準是每畝地每年125元。第二、幹部們大量占用農田等問題。按上級有關文件，農場掙工資的幹部不許承包土地，但前鋒農場很多幹部們都有數千畝不等的土地，而且有些土地他們只交很廉價的租費；第三、農場絕大多數職工生活困難的問題。農場許多職工沒有土地或者因為土地租費過高而生活十分困難，職工中有許多現在仍然住在破爛不堪的泥草房裡，有的家庭連電視都沒有。我們這裡的問題很多，但這裡的幹部們很有“辦法”，職工們反映的問題，他們給上級匯報時都糊弄過去了。我們希望新聞單位能把這裡的事情認真調查壹下，讓上級有關部門的領導能了解我們這偏遠地區職工的困難。 前鋒農場蒲建清、張麗英
記者調查 2008年11月12日，記者到前鋒農場進行採訪，現將採訪的有關情況歸納如下： 從興辦職工家庭農場談起 1984年，黑龍江省農墾總局根據中央（1984）1號文件，出台了《關於國營農場職工家庭農場的暫時規定》，這個“規定”明確：家庭農場與國營農場屬於土地承包關係，承包土地15年不變，三年不上交農業稅。而前鋒農場規定：土地開發壹切費用需要個人投資；開荒種植第壹年家庭農場每畝向農場交5公斤糧食、第二年每畝交10公斤、第三年每畝15公斤。農場職工當時承包的是沼澤荒地，“荒地”俗稱“生地”，經過多年耕種後才能成為正常生產糧食的“熟地”。種地所需要的種子、化肥、油料等壹般核價後，由農場先行墊付。開荒環境差、個人投資高、糧價低，由於以上原因，全農場當時只有部分職工報名興辦家庭農場。 到了九十年代，職工開墾的荒地成為“熟地”，糧食生產比較穩定時，農場以職工欠款為由開始收繳職工家庭農場的土地，但將沒有欠款的職工土地也壹同收走。例如農場職工周（鄒）振龍沒有任何欠款，他1989年從部隊復員，個人投資開發荒地2000餘畝，1991年農場畜牧科組建農業點，因為土地不夠，農場就強行收繳周（鄒）振龍的土地，同時把收割的大豆也壹同收走。 1998年，農場12連職工蒲建清與農場簽訂的家庭農場土地承包合同還未到期，農場以他欠款為由將土地收回，並將他個人投資價值十幾萬元的農用機械沒收。2006年農場以補充方式給蒲建清調配396畝土地，時任場長竇玉敏口頭告訴蒲建清：調配的土地不交任何租費。但到了2008年初，新任場長到任，農場開始對蒲建清的土地每畝按180元到220元收費，因沒有交費，2008年10月29日，農場出動公安、法院人員雇用裝卸工，將蒲建清當年收穫的糧食約6萬斤強行拉走，土地也同時沒收了。 馬久義、孫海雲夫妻當年開墾土地3000多畝，以後陸續被農場以各種理由收走，到2000年他們只剩下1000畝土地。2007年8月，馬久義因車禍死亡，2008年3月，農場將他家的土地收回，理由是馬久義死了，孫海雲沒有能力繼續耕種土地。孫海雲有兩個女兒，壹個上學壹個待業，母女三人現在仍然住在殘破不堪面積僅十幾平方米的泥草屋裡。家中壹貧如洗。馬久義、孫海雲夫妻開辦家庭農場二十多年，由於幾次遇到荒年和旱年糧價低等原因，他們累計欠農場的墊資款和承包費50多萬元。欠農場錢款在租地戶中是個普遍現象。因為欠賬要被農場收回土地，所以孫海雲夫妻從個人手中借債還給農場。馬久義2007年8月出車禍前，他們剛將農場的欠款還清，但目前仍有個人欠款30多萬元。因為土地被收走，孫海雲沒有了還債的可能，2008年6月，那些債主們將孫海雲告上法院向她討債。到目前為止，八十年代開辦家庭農場的職工只剩下六戶。 2002年8月29日，江澤民主席簽發的73號主席令，其內容有“不許將耕地收回抵頂欠款”的規定。 農場幹部擁有大量土地問題 職工們列表提供了壹份有40多人的農場各級幹部占有大量土地的名單，這些土地有的記在幹部自己名下，有的記在幹部親屬名下。例如剛退休的前場長孫鵬，有土地4000多畝；農場副書記呂宏（用其丈夫名）有土地10000多畝；農場副廠場長孟慶華有土地8000多畝；農場前副場長王樹文有土地4000多畝；農場副場長紀春武有土地2000多畝，連隊領導都擁有較大數量的土地。按規定由國家發給固定工資的農場幹部屬於公務員身份，不允許擁有土地。 幹部的土地大致有以下幾個來源： 第壹、是從職工家庭農場收回的土地，例如，職工白文革家庭農場的3000畝土地被農場副場長井洪偉、畜牧科長楊曉軍買走；孫海雲家庭農場的土地壹部分賣給雙鴨山石油公司，還有壹部分賣給了竇玉敏的堂弟。 第二、利用“連片地”名義買地。“連片地”是指八十年代開辦家庭農場時，在各戶農田之間有壹些地邊地角的低洼地，後來這些土地逐漸被開墾“連片”而種植莊稼，這些邊角地實際數量很少。九十年代後期，家庭農場的土地陸續被農場收走，此期間，農村幹部們陸續私自開墾濕地。例如農場原場長孫鵬以其小舅子的名義在十七連開墾濕地1500多畝，又在五連南邊開墾濕地1000多畝。又如農場孟慶華副場長在八連南邊開墾濕地2000多畝，在二十連西邊開墾濕地1300多畝，其他還有壹些農場領導也陸續開墾了數量不等的濕地。2007年5月，前鋒農場借“連片地”之名制定所謂的“連片地”政策，稱：已經開發的“連片地”歸個人種植，三年之內，每年每畝土地上交15元，第四年按“熟地”管理，私自開墾的土地從此有了合法身份。 第三、關於占用“養羊”和“林地”土地問題。2004年春，黑龍江農墾系統曾規定“可利用濕地養羊放牧”。前鋒農場當時也號召農場職工利用農場濕地養羊放牧。養羊當時占用五連、七連、八連、二十連、磚廠濕地約十幾萬畝，但到了2007年，因為壹些原因，養羊戶基本消失，僅剩下的幾個養羊戶也被攆到三江自然保護區，養羊戶騰出的濕地全部被農場各級幹部種糧食了。例如：四連李強連長在2007年將在濕地放牧養羊的李荷叔侄攆走，自己開墾濕地種植大豆2000多畝，2003年他又在王克印家庭農場門前開墾濕地2000多畝。2007年春，農場副書記呂宏以栽樹為名買走濕地4000多畝，幾個月後毀掉樹苗約20多萬棵，種大豆。被人舉報後才將樹苗補種上。2008年春，呂宏個人又在這片濕地周圍開墾濕地6000多畝。 壹些土地農場幹部以每畝40元到280元不等的價格以買“荒地”名義廉價買走，之後，他們辦理了30年的個人使用權，這些土地他們每畝地每年只需上交給農場16·5元的土地承包費。占有大量土地，又交少量租費的人，他們目前收入太豐厚了。 關於農場稅費改革的問題 國務院《2005年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通知》（2005）24號、中發（2006）1號兩個文件明確：在全國範圍內取消農業稅，國有農場則通過降低土地承包費的方式降低農場職工的社會負擔。為貫徹中央精神，2007年，黑龍江農墾總局（2007）7號文件制定：“黑龍江農墾國有農場稅費改革操作方案”，其內容明確規定：為解決農墾職工負擔過重，將農場職工負擔類似農村“鄉鎮五項統籌”全部免掉，2006年收取的此項費用要予以退還，2007年及以後通過降低土地承包費的方式給予部分免除，農場因此減少的收入通過中央財政轉移支出的方式補助。中央2006年給黑龍江墾區國營農場稅費改革補助資金8·94億元。7號文件同時明確規定：規模田收費控制在2005年以內，前鋒農場2005年旱田每畝收費120元。 依據國家和黑龍江農墾系統的對農業減負政策，2007年前鋒農場也制定了“稅費改革操作方案”，然而前鋒農場制定的方案有兩份，壹份報給上級機關，因為要領取國家財政補貼，這份“方案”要壹直上報到國家農業部農墾司，其中主要內容有：前鋒農場土地總面積44萬畝（而採訪中，接待幹部介紹，前鋒農場土地面積為97萬畝），機動地13萬畝、基本田2萬畝，每畝收費58元；規模田28萬畝，旱田每畝收費74·7元，水田每畝收費159元。這樣壹個“方案”表明前鋒農場依據國家政策為職工們減負了，而實際收費與此並不同。前鋒農場在收取土地租費問題上採取了壹個混淆實質問題的手法，即簽訂土地合同中在“耕地類型”壹欄中，壹律讓職工填寫“機動地”。個別也有填寫“規模田”的。如此，對上級匯報時，可以表示只是對隨行就市的“機動地”高收費了。但黑龍江省農墾總局黑墾發（2005）18號文件明確規定：“機動地原則上控制在耕地面積5%以內，並主要用於新增農業勞動力安置和基本建設占用地、自然災害損毀土地的調整”。農墾職工向記者提供的他們與農場簽訂的“土地租費合同”揭示了上述問題。 租費高、負擔重、職工生活困難的問題 前鋒農場近幾年中壹直在調高土地租費，以旱田為例，2004年收費每畝90元，2004年120元，2005年125元，2007年125元，2008年180元（水田220元）2009年又提高到214元(水田245元)。現在壹畝土地化肥、種子、農藥、收個費、機耕費、人工費、水費、大棚等，旱田成本約300元、水田成本約500元。在正常的風調雨順年份，旱田每畝收入不超過400元、水田每畝收入不會超過800元。如此，去掉給農場的租費，每畝地職工自己可得的利潤僅在百元以內，而基層連隊職工在農場規定每畝收取180元到200元的租費基礎上，還要由連隊再次收取水費、水利設施費、電費、材料庫費、油庫費、場地費、管理費、義務工費、機動車存放費、田地雜草費等，由此，基層連隊職工承包的土地租費實際還需再支出約50元，正常年份種地利潤也很微薄，如此，租種農場土地職工們生活困難就不難理解了。 採訪中，提到土地租費問題，幹部們多次稱：農場自己有公、檢、法、司、學校等機構，社會負擔太重，對土地的高收費迫不得已。 關於基本田：黑龍江省農墾總局2007年7號文件規定：具有農場戶籍、在勞動年齡範圍內實際參加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農業人員，包括在崗農業職工和沒有職工身份但實際參加農業生產活動的配偶、成年子女、落戶農民，以及有勞動能力的殘疾人可以分配基本田，數額是水田8畝、旱田15畝。基本田是在農場工作了壹輩子職工的養家糊口田。在採訪中，前鋒農場領導曾介紹了農場對基本田的發放政策：未退休職工、18歲以上、本地戶口、連續兩年承包土地沒有其他資源（指沒有規模田、養羊、林地）具有以上條件可人均分配旱田15畝或水田8畝。而有工薪收入、服兵役、在校學生、掙工資人員、有車戶、經商者等不分配土地，上述規定導致眾多農場職工失去分到基本田的資格，職工們反映前鋒農場95%以上的職工沒有基本田。在採訪中，曾問及無地職工的生活問題，農村領導回答：他們可以干別的活、做點生意或者給種糧戶打工，比如他們現在給種糧戶裝車每天收入也不少。在前鋒農場場部所在地的大街上可以看到壹群群站在大街上等待被別人雇用打短工的農場職工，這種短期臨時收入應該說無法保證職工生活穩定。 農場存在的其他問題 職工們介紹前鋒農場仍然存在“黑地”問題。前鋒農場介紹土地總量97萬畝，而2008年8月，上級有關部門航拍時測定前鋒農場的土地約120萬畝。 關於土地承包合同問題。農場實行的土地承包合同期有壹年、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三十五年、無年限和“連片地”八種合同，職工們反映說：如此多的合同方式，領導們怎麼辦，怎麼說都有理由，上級也難查出農場在土地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2005年農場職工醫院賣給個人成為私人醫院，職工的醫保關係現仍在職工醫院，因為費用原因，出現很多職工到私人小診所看病的現象。 前鋒農場壹直實行“上打租”政策，即每年開春職工們必須把土地租費預先交給農場，否則壹律由農場收回土地。如此，農場可以“旱澇保收”，而年成不好的欠收壓力卻由職工承擔。前面提到的馬久義、孫海雲夫妻欠農場50多萬元就有災年導致糧食欠收的原因，家庭農場職工欠農場錢款在當地是個普遍現象。 關於大集體職工問題。前鋒農場有近300名八十年代後期招收的具有大集體身份的職工，如今多是六十多歲左右的老人了，雖然當年招工手續正規，但他們的身份卻不被認可（相鄰的859農場、勝利農場與他們性質完全相同的職工已經辦理了退休手續）。他們沒有分地資格、老無所養。例如薛殿慶、石鳳玲夫妻都屬於農場的大集體職工，1994年離開農場的基建崗位下崗，他們目前沒有經濟收入，包括養老金。住在同樣給別人打工的女兒家壹間臨時搭出來的簡易房裡。他們的兒子死了，兒媳再嫁，老夫妻還要撫養今年正在上初中的孫女。今年10月份，66歲的薛殿慶剛剛找到壹份給私人旅館燒鍋爐的工作，每月可掙500元，但這只能在冬季干幾個月，剛剛57歲的石鳳玲已經老態龍鍾。三連職工白文革當年開辦家庭農場，1997年土地被收回，他沒有分配到基本田，平時靠打短工維持生活，如今租住別人壹間十幾平方米的簡易房子裡。在採訪中看到很多職工生活很困難，在壹些連隊，例如十連，總共壹百二十多戶職工就有六、七十戶住在破爛低矮的泥草房裡。 前鋒農場有上百萬畝土地，職工人均土地約壹百畝，如此豐富的土地資源，國家連續五年出台了壹系列的惠農政策，糧價逐年走高，農業形勢大好，前鋒農場職工們的生活不該如此。 大量事實表明，《工人日報》這份內參發出後，幾年來情況沒有任何改變，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3 2009年5月4日，前鋒農場農工白文革、鄒福祥、李殿坤等8人第四次入京上訪，結果又由農墾駐京辦出面，把他們截了回來。白文革、鄒福祥、李明經隔離審訊後，分別被行政拘留7天和10天。 請讀者注意，前鋒農場的張麗英與本文開頭所引的大興農場趙成凱事件，是性質相近的典型案例，在墾區帶有普遍性。因張麗英多次拼死抗爭，她的名字在建三江廣為人知，也算個“名人”了，農場有些幹部對她下手也就比較“狠”。 張麗英的老家原在吉林，1977年知青大規模返城期間，她來到前鋒農場。1993年，她和丈夫借錢開荒近1300畝，並獲得省政府頒發的《土地使用證》。後來她離婚了，就自己帶孩子耕種這片土地。 2000年，前鋒農場要求所有家庭農場必須“三帶”，即必須接受由農場統壹提供的、價格高於市場的種子、化肥和油料（與前文所說的濃江農場壹樣）。張麗英堅決拒絕了，為此多次遭到處罰。與此同時，前鋒農場的土地承包費也年年漲。因為張麗英不聽話，有壹年交了15萬餘元的“上打租”，還欠8萬多元。隊長擅自作主，多次把張麗英自費開發和承包的耕地發包出去。張麗英擁有省土地局頒發的《土地證》，她自然不服，進行了激烈抗爭。 2010年春天，農場把張麗英的900畝地發包給其他15戶農工，15戶農工坐著麵包車趕到地里準備開干。張麗英正在地里扣大棚，見壹幫人進了她的地，她操起壹把大鐵鍬衝到地頭站住，怒喝：“誰敢壹腳邁進我的地，我就敢把妳的腦袋砍下來！”她又走近麵包車對司機說：“妳要不開走，別怪我砸爛妳的車！”嚇得司機拉著那些農工趕緊跑了。 如此這般，豁出命來的張麗英前後攆走他們三次。雙方爭執不下，張麗英也就拒交“上打租”，前鋒農場因此向農墾法院起訴了張麗英。黑龍江墾區擁有自成體系、獨立管理的公檢法系統，農工告狀就等於在告農墾公檢法的“頂頭上司”。很多上訪農工對我說，他們在農墾系統告狀，經常連案都立不上。墾區進省入京的上訪人流持續不斷，這大概是壹個重要原因。從根本上說，這不是墾區公檢法工作人員的品質問題，而是體制問題。 張麗英多次敗訴。 她被迫加入上訪隊伍。2009年春節前後，鄒振龍他們被關進北京通州區壹個大黑院子，張麗英就是其中壹個。後來她回到吉林老家住在母親家中，前鋒農場竟然派人跟到吉林，就住在她母親家對面，整天監視張麗英的動靜。母親對他們說：“我女兒回去後，不准妳們處罰她，否則我就不放她走。”農場人滿口答應。但回到農場，公安人員就把她抓起來塞進車裡拉走了。她在車上給工人日報趙記者打電話求救，趙記者要她把手機遞給車上的公安人員，這位公安人員說：“我跟他說得著嗎！”不理。 2009年4月11日，建三江農墾公安局判處張麗英行政拘留10天。張麗英不服，申請複議到省農墾公安局，結果是“維持處罰決定”。 4 2009年4月，工人日報發出的“內參”引起各方面高度關注。不久，北京某機關派出壹個調查組，由壹位女幹部帶隊，到達前鋒農場，由建三江農墾分局、前鋒農場負責人等多人陪同，分別到上訪農工鄒振龍、張麗英、蒲建清家了解了情況。當著領導的面，這幾位家庭農場戶主如實講了他們的遭遇。農墾方面的陪同人員表情冰冷，沒有任何態度，還當場指責他們不該上訪。張麗英反駁說：“妳們不給解決問題，我們能不上訪嗎！” 這個調查組在場裡的其它活動，農工們就不知道了。 4月19日晚11時，上訪農工白文革從壹位朋友家出來，身後就有車跟上了，到了壹處僻靜的角落，前面又有車堵住出路，車上下來兩個大漢，拿著鎬把，二話不說，掄起鎬把就往白文革的膝蓋處猛擊，白文革頓時癱倒在地，之後兇手迅速跳上車逃之夭夭。此前不久，白文革在場部曾遇上壹位機關幹部，那人喝得醉醺醺的，見了白文革他就罵道：“因為妳小子上訪，場裡罰了我5000元，他媽的妳得把錢還我！”白文革說：“我上訪是我的權力和自由，和妳有什麼關係！”那人說：“早晚有壹天我把妳的腿打斷，叫妳再上訪！” 兩年多過去了，此案至今沒破。白文革找場長催辦十幾次，不知農場公安部門做了哪些調查工作，至今沒有結果。 白文革左膝蓋為粉碎性骨折，兩腿脛骨縱裂。他治傷共花費1萬多元，是上訪“難友”們湊起來的。 白文革悲憤已極，他只在醫院住了8天，4月29日出院後，他拄著雙拐由兒子摻扶著，和張麗英等人直奔北京，找到北京那個機關，那位調查組組長由秘書陪同出面接待。張麗英說話不客氣：“妳們沒去調查時我們還沒挨打，妳們去了，白文革的腿就給打成這樣，請問妳們的調查結果是什麼？總得給我們壹個答覆啊！” 女組長的答覆與農場領導人是同壹條理論，她說：“妳們不是地方的農村，農墾是國有企業，有權收回土地。” 張麗英、白文革憤怒地問：“他們是國有企業，就有權不貫徹落實國家惠農政策嗎？就有權隨便撕毀合同嗎？就有權隨便把土地發包給別人嗎？就有權年年瘋漲承包費嗎？” 雙方吵起來了。女幹部說自己“有會”，起身而去。 2010年10月6日下午，我正在聽鄒振龍、白文革、張麗英等人介紹情況，張麗英的兒子鄭江峰來電話，說家裡來了壹批農場公安、法院人員，開著壹輛大貨車，強行拉走了她的400多袋大豆（每袋180斤），價值11多萬元。理由是張麗英在農場起訴她的、由農墾法院判決的官司中輸了，需補交5萬餘元的費用。因張麗英沒行動，因此“強制執行”。我在電話中請求法警給張麗英留下壹點活命糧，對方以“執行命令”為由斷然拒絕。 張麗英的兒子鄭江峰在電話里泣不成聲。 5 鄒振龍、張麗英等人還帶來前鋒農場十二隊農工水新宏的壹份上訪信。 信中寫到，80年代中期，他和父親水維倫借錢開荒達7000多畝。1990年因農場建設排水幹渠，他家退出4000多畝，只耕種經營2500畝地。1998年，當時的隊長張繼坤不履行任何法律手續，強行把水家的2500多畝地無償收回，還將其自購的大批農機具、包括拖拉機、大犁、點播機、8噸油罐等扣留至今。水新宏壹家沒有了生活來源，只好四處流浪打工。這期間，隊長張繼坤竟然莫名其妙給水新宏增加了40多萬元的掛賬（即欠債），後來又增加到50多萬元！ 水新宏多次請求場領導，讓他承包壹些土地以維持生活。2010年，農場給他安排了200畝地，可這些耕地分別處在兩個連隊，又分為3個地塊，給他造成極大困難。 水新宏在信中寫到：“這樣給我安排土地，就是故意給我製造困難，打擊報復。” 在建三江分局負責人於2010年12月16日赴北京送給我的《反饋材料》中，同是這位水新宏，在12月12日寫了壹份新的證言材料，主要表述了農場領導對他怎樣“關心愛護”云云，最後說：“現在生活條件有所好轉，希望管理區能夠繼續幫扶我。” 是水新宏在前信中撒了謊嗎？ 我不知道前鋒農場要他寫第二封信時，水新宏是怎樣的心情？享受過那麼多的“關心愛護”，他該是多麼幸福快樂安康啊！他怎麼會編造出那麼多悲慘的“謊言”呢？ 第十壹章：壹個家庭農場的興衰 ——洪河農場農工姜寶貴的自述 我和建三江大興農場其他職工壹樣，1984年響應農墾總局的號召，與劉濤、孫萬寬共同創辦了家庭農場。 我們懷著美好的憧景，共同集資5000元買了壹台拖拉機，其他費用都是在農場“扶上馬、送壹程”的政策下，由農場先墊付種子、化肥和油料，熱火朝天開始了艱難的創業。由於對困難估計不足，我們幾次都差壹點就把家庭農場放棄了。 首先是土地條件。由於所有的崗地、好地都被農場開發完了，我們開的土地都是農場不能開的沼澤地。光是交通，就是難以逾越的障礙。拖拉機常常掉進沼澤里，有時陷得就剩下壹個駕駛室了，發動機也滅火了。我們只好求助其他家庭農場，找來幾台拖拉機，最多的時候找來五、六台拖拉機才能把我們深陷的拖拉機拽出來。壹拉需要幾天時間，太難了！之後還要修車，因為發動機進水，所有潤滑油都要換掉，類似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外加地勢太窪，再趕上春雨，等我們把地種完，最晚已經到7月15日左右了，連隊的崗地莊稼都長20多厘米了。這樣，莊稼的成熟期自然也就不夠。到了秋天，由於各種原因（低溫、干澇、土地生化、播期太晚），莊稼幾乎絕產。頭三年幾乎都壹樣，因為這叫養地，即生荒地必須經過幾年時間才能養成熟地，賠也必須要種，不種不賠，地就養不熟。 由此我們各自都背上了沉重的外債，“驢打滾”的利息使我們個個陷入絕境（月息3分以上，10個月為壹年）。像我們這樣子的家庭農場很多，因此很多都黃了，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都有。大興農場最典型的有孫福祿、呂江、王志、“豆腐劉”，他們的家庭農場全部破產，土地被農場收回了，人也不知去向，這是其壹。 其二，生活環境更是叫人不堪回首，冷熱不說，吃的喝的住的都是問題。由於地遠，我們就住在臨時搭的窩棚里，冬不遮風，夏不擋雨。播種期集中在壹個月左右，有時帶來的米麵不夠用，只好忍飢挨餓。我們白天黑夜連軸轉，好不容易回家壹次，有壹次忘記帶鹽了，後來十幾天也吃不到鹽。 喝水是就地解決，在地上挖壹個大深坑，喝雨水。蟲子、野獸、耗子和人共飲共用。有的耗子掉坑水裡淹死了，時間長，連毛都泡下來了，我們還得照樣喝。 前期還夠用，到了後期，水就不夠用了，再趕上長時間長不下雨，就更慘，做飯的水都沒有了，我們只好吃生米。 洗臉是壹種奢望，十幾天洗不了壹次是常事。回到家裡，連媳婦都認不出我了，簡直跟野人壹樣。 不得不提的就是漫天飛舞的蚊子、瞎蠓和小咬，用手壹抓就是小半把。人被咬的沒辦法，只好用黃油把人除了眼睛以外，全部用黃油塗上。白天更不好受，為了防瞎蠓咬，全身捂的壹點不露，汗水和黃油攪在壹起，叫人難以忍受。但稍不注意，被咬的地方就出很多血，因為瞎蠓壹咬就掉壹小塊肉，所以人們最怕的就是它。 其三，就是精神上的壓力，由於長期負債經營和體力上的透支，很多人被拖垮和病死。我就幾次差點兒徹底報銷，在炕上壹病就是壹兩個月不能下炕，我妻子也和我壹樣滿身是病。類似我這樣的豈止我壹個人。我以上說的這些，若不是我親身經歷，妳就是編也編不出來的。所以我們這些人對自己開出來的耕地的傾注，勝過我們的孩子和生命。 其四，人為製造的災難把我們坑了。隨著改革開放進壹步實施，土地條件逐漸好轉，這時墾區有些領導和機關幹部也把眼睛盯在了這片土地上，他們把地價逐年提高。前幾年年年漲，我們都有證據。特別到了2011年，大興農場制定了2011年“1號文件”，已經把承包費提高到每畝400多元。我們自己投入身家性命和血本開出的地，妳農場憑什麼收我們的“租子”？收得比舊社會地主老財還高！我們這些開荒戶，舊的外債還沒還上，新的外債又背上了，真是雪上加霜。 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每年大興農場全場貸款總額達到五個多億，按全場土地總面積均攤的話，全場80多萬畝土地，每畝負債600多元，這就是農墾大繁榮背後真實的壹面！我由開始創業時外債1700元，到現在已達到五六十萬元，我總計壹千多畝地，至今真是心力交瘁，無力償還。 以上諸多情況壹目瞭然。誰富了誰窮了也不用再說了。就這樣，他們還是變本加厲提高地租，如果妳不交錢，就收妳的地，賣妳的地。妳如果向上面反映情況，他們就造假說，妳種不起了，自願上交的。有哪個農工願意把比自己孩子和生命更重要的土地上交呢？這不是彌天大謊嗎！ 他們上欺下騙，騙不住就動用農墾公檢法強行鎮壓。我們農工怎麼抗得住他們的強壓政策？大多數人只好自認倒霉，默默忍受。我相信黨中央絕不允許妳們胡作非為的！上有天理，下有國法，總有壹天黨中央會還我們壹個美好的未來。 以上就是我二十幾年創業的苦辣辛酸，希望有壹天，在我開墾的土地上生長出幸福的鮮花，並把屬於我們自己投資開荒的土地使用權還給我們，讓我們安下心來多產糧食，為國家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第十二章 國家信訪局的正確結論 黑龍江墾區的上訪人流多年來持續不斷，似乎是個“頑症”和“死結”了。早在2005年，國家信訪局在匯總大量上訪人員反映的信息和情況之後，發出壹份綜合性通報，全文如下： 國家信訪局 關於交辦沉家荀等人10件來信的函 黑龍江省信訪辦： 現將我局2005年第85期《信訪情況通報（信）》，以及該通報所涉及的沉家荀等人的10件來信及來信列表隨函轉去，請研究處理，並請了解領導批示和有關部門處理情況，結果望告。 國家信訪局 國家信訪情況通報（信） 農墾職工負擔重 今年以來，黑龍江省農墾系統職工反應負擔過重、生產生活困難的來信呈上升趨勢。現將近期黑龍江省部分農場職工來信反映的情況綜合如下： 壹、職工負擔已嚴重影響他們正常的生產與生活 建三江七星農場墾區勞模滕兆華來信反映，中央明文規定,國有農墾企業執行與所在地同等的農業稅減免政策，可今年農村農業稅費不但沒減,反而大幅度上漲，平均漲幅30%以上，前鋒農場上漲50%。饒河農場職工沉家荀等300多人聯名來信說，中央為農民減負，但國營農場卻變著法加重職工負擔，加上這兩年農資大幅度漲價，職工們已被壓得喘不上氣。土地租金，2004年比2003年每畝多收10多元，今年又比2004年每畝多收30—40元，糧價好，租金就提高。農場領導還私扣種糧補貼，每畝補貼比附近農民少8·68元。依安農場“壹名共產黨員”來信說，該農場多年亂收費沒人管，今年每承包壹公頃要交4500元承包費，比2004年多交1000元，還要另交300元水費、500元抵押金、300元農時保證金、50元育苗基金。遜克農場“2300職工”來信說，他們和當地農民比，每種壹畝地，僅地租壹項就要多交110元。有四輪車的職工，交完養路費後還要向生產隊交300元“義務工”費，55型拖拉機要交500元。嫩北農場四隊職工項文龍等人聯名來信說，好年景每垧地能盈利六七百元，今年農場每垧地交的稅費比2004年增加500元，農工種地已無利可賺，有的還要賠本。由於前幾年災年減產種地賠錢，多數農工都欠農場的錢。這兩年年景好了，但賣糧款卻被隊裡扣下沖抵欠款了，造成農工生活困難，有的連基本生活都保證不了。山河屯林業局職工張書信等人聯名來信說，職工承包林場土地去年每畝承包費650元，今年每畝又被加收100元管理費。訥河市老來監獄農場職工趙曉苹等人聯名來信說，原來職工種壹垧壹等地交費1420元，二等地1170元。今年領導為完成上級指標個人多提成，把壹等地提高到1720元，二等地提高到1620元。八五二農場職工來信說，職工每年要交農機管理費、水利費、水利維修費、修路費、工程建設費、義務工、科技服務費、三庫壹場費、養牛費等，不交就取消種地資格。 二、造成職工負擔重的原因 （壹）職工沒有土地承包自主權和經營權，權益得不到保護 墾區勞模滕兆華說，“農場所有制”決定了農場與職工之間特殊的土地關係。職工不像農民可以享有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使用權，也不享有承租土地的自主權和經營權，權利和義務都是單方面的。種地賠錢時農場強迫職工承包，虧損、受災，職工自負；種地賺錢了，國家補貼了，又搞競價承包，或高價包給場外農民，或回收土地低價包給幹部，而讓職工下崗。多數來信反映，農場管理混亂，無章可循，場領導想怎麼幹就怎麼幹，只管“收租逼債”，不顧職工利益，不管職工生產生活中的困難。 （二）農場自定土政策，農場與職工爭利，幹部與職工爭利，是造成職工負擔重的主要原因。 饒河農場為搞“形象工程”，強迫職工統壹耕作制度，統壹機械作業，不計成本，增加職工承租費用；強迫職工購買農場種子公司質次價高的種籽，否則不退承包金；強迫職工把糧食賣給農場，壓價收購，亂扣款。七星農場不讓職工的小型農機下地作業，片面強調把土地集中起來用國外特大農機耕作，讓少數人作業，多數人下崗；強迫職工到企業指定的地方交糧等。遜克農場強迫職工使用幹部買的機械，不讓使用農工自己的；幹部拿著工資還承包隊裡幾千畝地。嫩北農場從場長、場辦主任到科室幹部掙著工資、獎金，還各自承包著幾十垧地。八五二農場四分場職工楊金權說，2004年他把收穫的水稻全部賣給連長家的米廠，結果壹分錢也沒給，糧款變成了米廠的周轉金；連隊會計可以隨便扣農工的糧款；2004年合同是空白的，不簽字不讓種地，簽了字合同由連隊隨便填寫；今年的種籽必須用農場的，否則不能享受國家補貼；糧食由連隊統壹賣到農場市場部，每斤糧價比市場價低壹角多。 來信職工強烈要求改變現有的農場管理和承包體制，落實國家農業稅減免政策，讓農工們過上好日子。 國家信訪局辦公室 國家信訪局這份“情況通報”是發人深醒的。 值得深思的是，國家信訪局總結的僅僅是2005年之前的情況。此後這些年，國家信訪局通報所涉及的許多問題，在少數農場不僅沒有得到有力解決和糾正，而且有愈演愈烈、競相效仿之勢，國家信訪局的“情況通報”形同廢紙！ 我行我素，無人理睬！ 在少數國有農場，管理層與家庭農場的對立與衝突，某些基層幹部與群眾之間的對立與衝突日趨激化，這是令人深感憂慮的。 面對北大荒持續的上訪人流，國家信訪局依然忙得焦頭爛額，依然在做著大量的“重複勞動”，依然不解決問題。 我壹直非常奇怪，在政治昌明、政策透明、信息傳播迅速、群眾民主意識大為提高的今天，墾區有些管理者怎麼會壹直心安理得地認為，他們憑藉強行阻攔上訪，嚴密監視上訪，高壓控制上訪，甚至不惜多次把上訪者扔進拘留所或勞教所，就可以讓抗爭的聲音沉沒呢？ 第十三章 謊言說明了什麼？ ——對建三江農墾分局《反饋材料》的再調查 我不知道，讀了下述文字，墾區專程赴北京向我送達《反饋材料》的領導同志們是否會感到臉紅？對於這部厚達四指的《反饋材料》，我相信領導者是過於輕信了，而造假者則只能證明自己的無恥。 1 我同墾區高層領導和有關同志有過兩次交流。 2010年12月初，我向國家有關部門寄送調查報告《疼痛的黑土地》傳到北大荒。7日晚，專程赴京的黑龍江省農墾總局宣傳部部長高先生和駐京辦負責人，通過新聞界友人請我赴個“便宴”。 高先生性情溫文爾雅，說話熱情謙和。後來，又有幾十位農工被墾區公安抓走或關押，有的逃亡在外，我多次緊急電告，請他出面保護這些農工並放人回家，高先生都認真地辦了，為此我真誠地給他發了壹條短信：“足見高部是壹位愛民的好官。” 席間，高先生明確表示，他是代表總局高層，特意到北京來同我進行“交流並聽取意見的”，對此我深表感謝。然後我們單獨進行了壹番坦率和誠摯的談話。高先生首先強調，北大荒墾區的成績是主要的——對此我高度贊同，沒有異議。“當然”，高先生繼續說，“我們工作中也有壹些不足和缺點，基層幹部素質參差不齊，希望能聽取蔣老師的意見，認真加以改正。” 我很感動。我提出三條意見： 壹、北大荒的成就是廣大農工用壹滴滴血汗干出來的，老百姓不容易。應當讓那裡的父老鄉親能夠充分得到改革開放的實惠，享受國家的惠農政策，安居樂業。 二、請總局認真調查我所反映的有關情況。如果我搞錯了，我願意公開道歉認錯。 三、如果我反映的問題確實存在，請總局領導在政策和措施上拿出壹些強有力的辦法，對基層某些錯誤傾向加以糾正。我作為北大荒的老知青，願意就此同總局領導做壹次對話，交流壹下看法，以求達成壹致意見。 高先生說，會向總局領導反映我的意見。晚宴的氣氛是友好和誠摯的，雙方含笑而別。 但是我也想到，墾區部分農場存在的許多問題冰凍三尺非壹日之寒，壹些事情積重難返，壹些事情是政策性、觀念性的，解決起來不可能壹蹴而就，需要壹段時間進行必要的調研和調整。 如前所述，我壹直等到今天。 但是以後的情況並不見明顯改善。幾個月來唯壹的改善就是墾區對上訪群眾雖然繼續嚴加控制，但公安系統很少把上訪農工送進拘留所了。有些上訪群眾被迫簽署了“不再到北京上訪”的保證書後，被放了出來，但訴求怎麼解決？不知道。 尤為令我憤慨的是，壹些接受過我訪談的農工受到種種新的威脅和迫害。2010年12月9日，建三江農墾分局所屬的青龍山農場派出大批工作人員和車輛，到女農工張桂榮家搶奪所謂明年的“任務糧”（農工稱之為“上打租”，即提前預交壹年的“土地承包費”。現在糧食漲價了，有的農場又將承包費改為“任務糧”）。工作人員當場打傷她的兒子，並抓走3口人準備拘留。張桂榮哭著打電話向遠在北京的我求援，我緊急電告黑龍江農墾總局宣傳部部長高先生，熱心的高先生立即致電該農場，當地農墾派出所才被迫放人。 建三江農墾分局八五九農場有壹個“家庭農場協會”，是上世紀90年代經農場黨委批准成立的。這個協會在黨委領導下，在維護農工合法權益、維護農場安定團結局面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創造了許多有益的經驗。2010年12月，前鋒農場農工白文革、張麗英等因不堪農場的“土政策”，在徵求很多農工同意後，張羅著要模仿八五九農場的做法成立同樣的“家庭農場協會”，以維護自身權益，他們向農場黨委主動提出申請，並開始起草報告和協會章程。那天白文革和壹位“秀才”正在研究報告、章程的文本，20餘個農場公安人員闖進去，把兩人押到公安局審問了近3個小時。公安局負責人對白文革說：“上級沒批，妳們擅自起草報告、章程就是非法組織！” 白文革說：“我們還沒上交報告呢，上級咋批呀？而且我們還沒成立，咋叫非法呀？” 2 2010年12月16日上午，總局宣傳部部長高先生帶領北安分局、建三江分局負責人和幾位農場領導幹部近10人，第二次專程到北京見我，就我的調查報告《疼痛的黑土地》交換意見。三級領導幹部都來了，陣勢可謂強大，態度可謂真誠。所有人都壹樣的和藹熱情，但這次不再是聽取我的意見，而是帶來了他們準備充分、印製精良、極為正規的反饋意見。 北安分局負責人交給我的是：《關於北安分局退耕還林政策等情況的說明》，A4紙，共59頁。內容主要是國家和地方有關的政策文件，紅色邊疆農場農工赴中南海新華門上訪的卷宗文件，引龍河農場處理唐維君等人在上海世博會期間上訪的文件。這些我都知道，也認真研究過，沒有參閱價值，也不是對我的調查報告有針對性的反駁。 堪稱“奇文共欣賞”的是建三江分局負責人交給我的《關於對蔣巍同志〈疼痛的黑土地〉壹文所列事件的調查反饋材料》，印製於2010年12月14日，藍色封面，A4紙，洋洋灑灑共536頁。看來墾區的同志們很急，於16日就趕到北京送達我手中。 這是雙方第壹次真正的交鋒。我不知道建三江分局把這份《反饋材料》還報送到哪壹級上層機關？也不知道這份《反饋材料》對上級機關做出判斷會發生怎樣的影響？考慮到事關重大，為了以正視聽，明辨是非，我必須對真相加以說明。 乍壹看，這個四指厚的“大磚頭”很容易把我砸蒙。仔細審閱，這份反饋材料雖然“架子”很大，內容其實很簡單，主要是前鋒農場針對上訪農工鄒振龍、張麗英、白文革3人匯總的大量複印材料（3人反映的問題見“第九節”，請參照閱讀）。 我對這個厚厚的本子做了認真研究，並於12月下旬邀請這三位農工到哈爾濱逐頁進行了核對。 難道墾區的同志沒想到我會進行核對和再調查嗎？ （1）、關於鄒振龍的部分 前鋒農場聲稱：“鄒振龍是因負有債務，經營不起，自願把2000多畝地交還給農場，以抵頂債務的。” 其壹，經查證，《反饋材料》中就有“經領導決定，收回鄒的開荒點”字樣，堪稱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其中農場的報告也自稱，“1990年10月因農場組建畜牧科農業隊，與鄒振龍協商後，將鄒振龍家庭農場經營的土地劃歸畜牧隊經營。” “劃歸”——即以強權無償剝奪是真的。 “協商”——無須核對，壹望而知就是假的。 鄒振龍不是智障，腦子也沒進水，不會領導來“協商”幾句，就把自己投入數年血汗和幾十萬元創辦的家庭農場拱手相讓吧？那是他的命根子啊！ 其二，農場方面稱，鄒振龍交回家庭農場是“用以抵頂債務”，此說也是站不住腳的。農工春天種地要借債“抬錢”，秋天收糧再還債，這在墾區是普通現象。當年農場把鄒振龍的2000畝耕地和正在生長的大豆全部無償收走了，即使用收穫的大豆抵債，鄒振龍也還盈餘近3萬元。而且，國家法律明文規定：“不得用承包土地抵頂債務”。 鄒振龍還發現，《反饋材料》裡夾雜的許多所謂“鄒振龍的欠債票據”複印件被重複複印多次，最多的重複使用5次。鄒還指出：“農場建畜牧小區用的紅磚都下到我的賬上了，從第39頁到第45頁，除壹張票據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是從場裡的修配廠找來的，而且還多次重複使用。” 《反饋材料》被徹底推倒。 （2）、關於張麗英的部分 此次見面，北安分局和前鋒農場負責人當面對我說：“張麗英連每畝地15元的承包費都不肯交，所以才會沒收她的承包地和糧食。” 其壹，經查，《反饋材料》中有壹份《張麗英侵權強行種植土地證明》，其中標明：“2010年，張麗英在前鋒農場第四管理區種植土地2621.6畝，應交費用554116元。”如此算來，每畝地承包費高達210多元！壹年之春，張麗英要“上打租”提前交納55萬多元，農場的謊言不攻自破。 其二，農場方面告訴我，“張麗英強占了另外15戶農工的耕地，現在這些農戶已經起訴她了。”實際情況是，2009年，農場作業區以張麗英拖欠承包款為由，強令收回張麗英自投資金開發的900畝耕地，發包給另外15戶農工，遭張麗英斷然拒絕。現在來看國家《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承包期內，發包方不得以劃分‘口糧田’和‘責任田’等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標承包，不得將承包地收回抵頂欠款。” 張麗英擁有省土地局頒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有土地使用證》和省土地局駐前鋒農場土地科頒發的“五荒開發證”，其“四至邊界”面積總計3000畝。她不同意農場年年上漲承包費，她拒絕前鋒農場以此為由，無償剝奪她的家庭農場。於是前鋒農場公然搶糧搶地，擅自將她憑證開發承包的土地發包給15戶外人。 張麗英自費開荒在前，擁有《土地證》在前，農場以張麗英拒交連年上漲的承包費並在農墾法院“敗訴”為由，強行將其土地發包給15戶其他農戶，因此我拒絕《反饋材料》的解釋。 （3）、關於白文革的部分 其壹，白文革指出，《反饋材料》中的“徵用耕地協議書”是偽造的，他本人根本沒見過。這裡需做壹點自我介紹，我是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對文字當有壹定研究。經我仔細比照，這份“協議書”上白文革的“簽名”確實是假的。如有疑義，可到筆跡鑑定中心進行司法鑑定。 其二，《反饋材料》列舉的白文革大量欠款票據，絕大部分是其兄長白文舉的，與白文革無關。農場收回白文革的耕地理由不成立。 其三，沒收白文革的成套農機具以抵頂債務的“協議書”同樣是偽造的，簽名是假的。 其四，最令人憤慨、也令人啞然失笑的造假，壹種以“組織”名義進行的有密謀的集體造假，赫然出現在《反饋材料》中前後兩張的《家庭農場承包合同》上！ 第壹張：甲方（發包方）標明為“前鋒農場”，乙方白文革的“家庭住址”竟然跑到了毫不相干的“大興農場場部”。 第二張：甲方（發包方）標明為“前鋒農場”，乙方白文革的“家庭住址”則是“前鋒農場三隊”。 兩份合同簽署日期同為“2010年1月1日”（放假日）。 造假者也太“玩忽職守”了！同壹個白文革，在同壹時間被安放到兩個農場，而且有兩個家庭住址。這只能證明，兩份合同是假的，簽名是假的，日期是假的，壹切都是假的！ 壹堆謊言！這是以莊嚴崇高的“建三江農墾分局”的名義送達我手中的《反饋材料》啊，造假者把自己和自己的“組織”作踐得太徹底了！ 這個造假行為顯然不是前鋒農場工作人員搞的，他們不可能把自己的單位錯寫成“大興農場”，這次造假只能在更高層次的機關進行。在這麼高的“黨委”層次上，進行如此拙劣的造假，我相信會超乎全國所有公民的想象力！ 現在，建三江分局反駁我的《反饋材料》就擺在我的案頭，我怎麼看怎麼像壹場鬧劇的腳本。 2011年1月初，鄒振龍、張麗英、白文革在總局、分局、農場三級相關負責人在場的情況下，當面向黑龍江省調查組反映了上述的造假行為。全場鴉雀無聲，無人敢出來否認！ 3 發生在建三江的造假行為並不僅僅限於這本厚厚的《反饋材料》。 青龍山農場張桂榮向我提供了農場泡製的壹份“陰陽合同”，2010年3月，她交納的實際承包費比農場印好上報的“合同”文本多出30618.6元，這份“陰陽合同”是該農場統壹製作的。同樣，北安分局引龍河農場職工唐維君在場部辦公室，也發現了全農場統壹製作的“陰陽合同”！ 2011年1月9日，洪河農場的張振學打電話給我，聊起偽造白文革合同之事，張振學說，大興農場還偽造了有關他的壹份合同。2010年11月22日，在農場剝奪張振學家庭農場土地的壹場官司中，農場代表當場出具了壹份合同，標明張振學和都傑於1995年10月25日簽署了“轉讓合同”。張振學說：“我和都傑從不認識，在農場20多年也沒見過面，我們怎麼可能簽署過這份‘轉讓合同’？” 張振學已經複印了這份假合同，現在他手中。張振學說：“這沒什麼奇怪的，農場造假的事情太多了！” 第十四章 歷史在傾聽和等待 ——黑龍江省調查組聽證會實錄 2010年12月下旬，根據黑龍江省委領導批示精神，省有關部門組成調查組，奔赴北大荒墾區，就我所寫《疼痛的黑土地》反映的情況進行調查核實，聽取意見。事情進行到這種程度，我自然成了“信息中心”，接受調查核實的農工不斷把各種動態和信息反饋到我這裡。自《疼痛的黑土地》風聲傳到北大荒以後，每天我的手機響個不停，有我訪談過的，有我沒見過面的…… 黑龍江省調查組下去以後，農工們十分感動，覺得終於有人管他們的事了。他們說，調查組的工作作風是深入的，態度是認真的，工作方式是公開、透明、坦誠的，調查對象都是《疼痛的黑土地》中的講述者——我訪談過的農工。 農工們的心情非常高興和舒暢，儘管2010年的冬天如此寒冷，北大荒雪深盈尺，他們依然像盼來久違的艷陽天壹樣。龍鎮農場於德清、紅色邊疆農場吳延敏、引龍河農場唐維君等人說，這些年“告天天不應，告地地不靈”，奔波勞苦，傷心落淚，拘留勞教，挨整挨罵，“真是鬱悶死了”。看著電視上國家到處壹片繁榮景象，而我們年年月月壹家人“從來沒舒心過，這回上邊來領導了”，終於有人以鄭重、平和、耐心、公正、親切的態度，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讓他們暢所欲言，“吐吐心中的苦水，看來有希望、有盼頭了！” 建三江分局所屬的大興農場、洪河農場、紅星農場也有農工來電話問：“能不能讓調查組也到我們這兒聽聽意見啊？”（2010年12月下旬，我去哈爾濱完成壹項寫作任務，期間大興農場、洪河農場、前哨農場、前進農場、勝利農場有50多位農工到哈爾濱找我反映情況，還有很多要來的人，但多數被我的助手好言勸阻住了。） 省調查組首先到達北安分局。 其工作方式類似“聽證會”。黑龍江農墾總局信訪辦主任任少軍等人壹路陪同，所到之處，分局領導、農場領導、相關業務部門專業人士，以及我訪談過的農工共同參加調查會。農工們談意見和訴求，農墾官員做解釋、講理由和根據，雙方時有交鋒。這樣做是正確和便捷的——便於調查組充分了解官、民雙方各自的觀點，核對事發經過，聽取有關證據、依據。 與會農工那種渴望、振奮、重視、戰戰兢兢的心情可想而知。因此有人錄了音，有人做了記錄，連調查組到農場調查時，來了幾輛車和車牌號都記下了——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他們看來，調查組決定著他們的命運與未來！ 過後，與會農工們把記錄材料發到我的電子郵箱。 讀罷這些詳實、真切的現場記錄，我感慨萬端： 其壹，這樣的聽證會，墾區系統大小官員加起來常常是二三十人，而到場農工只有三五人，聞訊而去要進會場向調查組反映情況的其它農工都被墾區公安人員攔在門外，理由是“調查組見誰，都是點了名的”。可以想見，聽證會現場，從人數、官職到場面、氣派，那種不對稱的無形的威懾力，肯定會給農工心理帶來種種影響。但是，我不能不向這些農工表達我深深的敬意。會上，他們表現出大無畏的鬥爭精神和十分鎮靜、理性的態度。而且經過多年上訪，他們已然成了“法律專家”，引經據典，條條是道——這樣的老百姓越多，中國的事業和前途就越有希望！ 事實是對質出來的，真理是比較出來的。為便於讀者考察了解我的調查報告是否屬實，並客觀了解墾區官員和農工各自的意見與觀點，從而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斷，現將與會農工提供給我的錄音或會議記實，摘要錄之如下。 1、黑龍江省委調查組赴北安分局所屬龍鎮農場調查會紀實 （事見本文第四節） 時間：2010年12月28日下午2點50分。 地點：龍鎮農場會議室。 參加人員：黑龍江省調查組宋組長等3人；農墾總局信訪辦主任任少軍、林業局滿副局長等多人；北安分局王副局長、徐副書記、林業處孫艷波處長等多人；龍鎮農場王立軍場長、石書記、韓副場長、政研、林業部門等十多人。 退耕還林農戶：於德清、劉玉雲、劉興華、王義鋒、傅繼生、王紅彥6人。 下午4時，6家退耕還林戶被韓副場長引入會議室，韓事先告誡6戶農工：“反映問題要簡單，不要亂說。” 調查組宋組長：“妳們反映什麼事，有什麼要求？” 於德清：“1、我們要求龍鎮農場給我們落實退耕還林政策，全部給付各項退耕還林補助；2、要求龍鎮農場把《造林合同書》中有關農場與我們‘三七分成’的條款取消；3、要求農場賠償因該場違約給我們6家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30多萬元；4、要求享受國家給予的林業燃油、護林防火及各項林業惠民補貼。” 宋組長：“妳們是要退耕還林補助嗎？” 於德清：“對，我們要每畝50元苗木費、200斤補助糧、20元生活補助費。” 宋組長：“這個問題誰來解答？” 分局林業處孫艷波：“這個問題我說過多次了，我還說說嗎？” 宋組長：“說說吧， 當著大夥的面說說。” 孫艷波：“這個問題我和他們說過不止壹次。” 宋組長說：“是多次嗎？” 孫艷波說：“對，是多次。農場是國有農場，是全民所有制，包括承包種地的，人人都有受益權，農場代表國家行使土地管理權，是土地經營權人。根據《國有農場條例》第3條、第10條和《退耕還林條例 》第35條：‘國家按照規定的退耕還林面積，向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提供糧食補助、種苗造林補助和生活補助。’所以農場應享受退耕還林政策。” 於德清：“剛才孫局（處）的說法不夠準確，多年來他只接待我們壹次，而不是多次。農場是全民所有制，但並不是說妳是全民所有制，就可以侵權。農場代表國家行使土地管理權，對外發包土地，人人都可以承包經營。再說，土地經營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分屬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能混為壹談。《退耕還林條例》第35條規定是向‘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提供補助糧食、種苗造林補助和生活補助’，而不是向土地經營權人提供。因此孫處長的說法是偷換概念的說法，因此說由農場享受退耕還林政策的理由不能成立，於法無據。這片退耕還林的土地是我們95年開始投巨資承包、開墾、改造和熟化的，也是經發包方龍鎮農場再三動員而實施的。在實施的過程中，不是我們違約而是龍鎮農場多次出爾反爾，違背合同約定，給我們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我們剛開墾還沒熟化，農場就讓我們栽樹，以防被林場收回。為了平息地方矛盾，農場於我們的切身利益而不顧，今天讓我們栽樹，不栽樹就收回開荒地。明天告訴我們不准栽樹，誰栽樹就收回誰的開荒地。換壹茬領導，下幾茬命令，朝令夕改，使開荒戶苦不堪言。再加上天災，使我們生活舉步維艱，取借無門。有人為躲債遠走他鄉，有人喪命於開荒之中。我為開荒曾幾天吃不上壹頓飯，為解餓，我到別人瓜地想賒點瓜吃，因為沒錢，讓人指桑罵槐沒賒給，我只好忍餓含淚離去，我窮得冰天雪地只好穿單鞋過冬。大多數開荒戶由小康家庭變成了窮光蛋。各位領導，我們為了響應國家五荒開發，不但投入了多年積累了幾十萬元的積蓄，每戶還背負了幾十萬元的債務。我們每戶為此都投入了上百萬元的資金，難道說農場讓我們投入的資金還能用笤帚劃拉回來嗎？1995年，場長在開荒開始時對我們說：‘將來開荒地歸妳們長期使用’。因為當時的開荒政策是誰開荒誰擁有。開荒地剛熟化過來，正逢國家退耕還林，根據新出台的林業政策，龍鎮農場強迫我們退耕還林。2002年9月12日，農場召開退耕還林動員會，主管場長說：‘誰不退耕，就收回誰的承包地！國家可能有退耕還林待遇給妳們，以便緩解妳們的實際困難。’在被迫無奈的情況下，我們和龍鎮農場簽訂了30年的退耕還林合同。合同簽訂後，農場沒當場發給我們，說蓋完章後再發給我們。就此我們多方籌藉資金，到處購買樹苗，幾乎走遍半個黑龍江省。2003年4月25日，我們全面完成了植樹造林。可農場就是不發給我們合同。幾經多次催要，農場在5月25日才將背後偷改‘掉包’的合同發給我們，結果‘退耕還林合同’變成了‘荒山荒地造林合同’。04年2月，我們多次找農場理論，對農場上述欺詐行為非常氣憤。當時農場找來農墾北安分局林業處何工，否認我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身份。由於當時我們對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概念不清，我們問何工我們是什麼？何工說我們是‘退耕還林者’。現在用他們的說法，我們連‘退耕還林者’都不是了。為去除顯失公平的合同條款，我們雙方對合同進行了4項修改。可是龍鎮農場再次乘合同蓋章之機‘掉包’合同。我們發現後非常憤恨，就此上訪，多次找北安局，林業處何工壹語道破天機說，我們不加上‘合作造林’，用什麼理由來享受退耕還林政策？難道說他們單方塞加‘合作造林’，就成為享受退耕還林政策的理由嗎？龍鎮農場利用職權弄虛作假，實施合同欺詐的違法行為，直接損害退耕戶的合法權益。在座的領導，請看‘退耕還林工程’標牌：承包人是我，這個標牌不是我於德清造的，是龍鎮農場豎的。從承包人變成了合作造林，這到底是為什麼？讓龍鎮農場及墾區相關領導為此上下串通，顛倒黑白，捏造事實，製造謊言，甚至瘋狂。我們認為，是為的這十幾億的退耕還林資金！” 宋組長：“老於，妳所說的我聽明白了，妳們是哪年開的荒？” 於德清：“1995年，我們當時開的荒是龍鎮農場採伐完的荒山。” 宋組長：“妳們當時開荒時，是隨便開啊，還是交承包費？” 於德清：“交承包費呀！” 宋組長：“妳們95年開荒到03年，有8年了？” 於德清：“我們光開荒，改造，熟化，就5年多。” 宋組長：“妳們已經種了幾年了？” 退耕戶劉興華：“也不是全能種，隔三差五的種點兒。” 宋組長：“就是說種了點兒，到03年妳們就退耕還林了，對吧？妳們現在要的是不是退耕還林待遇？” 於德清：“是。” 宋組長：“農場認為退耕還林政策應該給農場，妳們認為應該給妳們，對吧？” 於德清：“對，這不是我說的，這是《退耕還林條例》規定給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 劉興華：“退耕還林是國家行為，不是企業行為，農墾是受黑龍江省人民政府委託實施退耕還林，妳不執行退耕還林政策，行嗎？國家給老百姓的退耕還林待遇，為什麼揣到妳兜去？” 宋組長：“我看到合同中有國家給予的退耕還林政策，由甲方享受。” 於德清：“第壹頁讓農場調包了。我們承包，怎麼變成了合作了呢？請領導看看這兩份合同，這份合同中根本沒有合作造林。” 宋組長：“到底是簽的時候沒有，還是原先沒有？” 退耕戶劉玉云：“簽的時候就沒有，他們拿去蓋章的時候給調的包，事後我們才發現。” 宋組長：“妳們的意思是說，當時與農場簽的時候就沒有這個內容，是農場拿回蓋章後就變成這個內容了？” 於德清、劉興華：“對。” 宋組長：“妳們所有的農場都是這個政策，不給個人嗎？” 劉興華：“其它我們不知道，龍鎮農場就有給的！前幾年讓我們簽字不給我們錢，我們當然不能簽字。前幾年有個叫高喜倉的，就領過退耕還林款。” 宋組長：“到底是苗木款，還是退耕還林款？” 劉興華：“是退耕還林款。當時我們將此情況反映給農場總局林業局，郭寶松局長接待我們，當時他給龍鎮農場打電話，是誰接電話我們不知道。郭局長說，妳們吃干的，讓老百姓喝點稀的行不行？當時龍鎮農場承認，為應付檢查給了壹部分。郭局長說，妳們要給也得給職工，也不能給外人，妳們壹碗水端不平，難道半碗水還端不平嗎？” 宋組長：“妳們知道龍鎮農場有給的嗎？” 於德清：“有，17隊有給的。” 宋組長：“給了嗎？” 王場長：“有，給了。農場的土地是全民所有，農場代表全民，和農村集體土地有所區別。農場是自負盈虧，自我積累，自我發展，上養老下養小，中間有病保。和農村不壹樣。農村的土地收益歸個人。農場不行，農場的收益是哪來的？農場的收益是通過退耕還林來的。農場向退耕還林戶無償提供土地使用權，如果妳交土地承包費，我就給妳退耕還林待遇。” 於德清：“王局，我打斷妳壹下行嗎？” 王場長：“妳等我說完。苗木費有這麼兩種形式：壹種是集中起來壹起購苗，壹種給付個人。另外，由於地價的上漲，我收取妳的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三十，都是收取的土地增值費。” 於德清：“我可以說了嗎?王局，妳的這種說法是代表墾區的說法，我們不能認可。當時‘五荒’開發的政策是‘誰開荒誰擁有’。妳說給我們無償提供土地使用權，妳為什麼還要收我們百分之三十的林木利潤？這不是承包費是什麼？我給妳百分之三十的林木利潤，妳還拿走了國家所給予的全部退耕還林補助，妳還說是無償提供土地使用權，妳這純屬不講理。我們的林權證，代表我們的物權所有，因為妳是全民就可以侵犯我的所有權嗎？妳這是為了掩蓋非法截留退耕還林款的違法行為，所找的各種藉口。” 王場長：“百分之三十，農場當時表示的是承包費，是嗎？” 於德清：“那王局，妳說那不是承包費是什麼？” 宋組長：“老於，妳說既然妳們交了承包費，退耕還林待遇就應該由妳們享受，是吧？” 於德清：“對啊！百分之三十作為承包費也是過高了。” 宋組長：“妳們1995年是第壹個合同嗎？” 於德清：“領導，我和妳說，實際上是這麼回事。當時龍鎮農場和五大連池打官司，龍鎮農場輸了，農場說歸他，地方說歸他，多方爭執。為了應付五大連池市，林業又給我們簽訂了5年合同，事實上我們是簽了10年五荒開發合同——《國有“荒地”土地使用權承包合同》。各位領導，我們造林去掉經營成本，再讓農場拿走30%的林木利潤，我們所剩無幾。我們要用三代人的艱苦努力去營造、經營、防護，用幾十年的時間去等待這點所剩無幾的希望。如遇天災人禍，這點希望就會化為泡影，還得為此背負幾百萬元的債務。農場不但拿走了30%林木利潤，還拿走了國家給予的各項退耕還林補助，還嫌少！我們百姓的希望在哪裡？” 宋組長：“他們拿走了壹半，是不？” 於德清：“是呀，他們拿走了壹半還嫌少。” 劉玉云：“現在國家政策這麼好，我們壹點也得不到，這不公平。” 劉興華：“我們從退耕還林到現在，壹分錢也沒得到，連苗木費都讓農場截留了。” 宋組長：“老於，妳們栽的樹還得多少年能採伐？” 於德清：“還得15年到20年。” 王場長：“妳們栽的什麼樹種？” 於德清：“落葉松。現在國家政策這麼好，哪怕給壹部分也讓老百姓心裡頭熱乎。” 宋組長：“好了，老於，妳說的我都聽明白了，妳們的事挺大的，看看國家退耕還林政策在農墾是怎麼落實的？我壹定把這事給妳們反映到最上面……” 於德清：“領導我再說點，農墾北安分局說我們歪曲事實，想修改政策。我們不是想修改（國家）政策，是要求落實（國家）政策！不是我們歪曲事實，是農場和北安局歪曲事實！” 劉玉云：“領導，我還有個事要說。” 宋組長：“妳說。” 劉玉云：“農墾總局駐京辦事處，2009年11月19日8點，在北京無故限制我的人身自由，長達三天四宿，我要求農墾給我個說法。” 任少軍：“這個事我來解釋解釋，（到北京）接妳是對的，我們肯定接到了相關部門的通知，以往這個事就是這麼辦的。我再說說這個合同的事，就算是農場將合同‘調包’了，這個退耕還林款也不該妳得，因為農場是土地經營權人，全墾區115個農場，沒有壹個給的。我們這種做法是經過省林業廳和國家林業部門肯定的。” 劉玉云：“這個退耕還林款是給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 任少軍：“哪裡寫著是給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滿局長，是嗎？” 滿局長：“是，是給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 於德清：“任局長，妳是管總局信訪的，妳不了解情況，不能亂給我們扣違約的帽子。” 劉玉云：“我們開荒不容易，有的人付出了生命，窮的連飯都吃不上。當時的合同約定不再收費，妳為什麼還收我們承包費？我們用幾代人、幾十年的時間來實施和維護這項退耕還林工程，卻得不到國家壹分壹厘的補助，這公平嗎？” 任少軍：“合同已經簽訂，不能因為妳困難而修改合同。” 劉興華：“妳在合同簽訂中既違規又違法，所以必須更正。妳農墾執行不執行國家的退耕還林條例？” 滿局長：“執行。老同志我理解妳，因為農墾有農墾的政策。任局長的脾氣不太好，心眼還行……” 於德清：“龍鎮農場在執行退耕還林中違背了《退耕還林條例》第5條、第24條、第35條、第44條、第57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第62條、第98條，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22條，請領導看，這就是農業法第62條，這就是法！” 宋組長：“好了，老於，妳們的事我聽清了。這事很大，很複雜，調查組還要詳細的調查，今天我也答覆不了妳們，我們得向上級領導匯報，看看妳們是個別現象還是大多數，壹定給妳們壹個明確答覆！今天就到這，妳們還有什麼個別事要談嗎？” 於德清：“我們想跟妳們調查組單獨談點事。” 宋組長說：“行，找個地方。” 於德清事後對我說：“在我們單獨反映問題的過程中，讓北安分局王副局長給制止了，他說調查組還沒吃飯，我們馬上要陪調查組去吃飯了。” 2010年12月28日下午7時，調查組離開龍鎮農場。 二、黑龍江省調查組赴紅色邊疆農場調查記實 （事見第五節。被勞教農工富萬榮的妻子吳延敏的自述） 省委調查組領導沒來之前，農場作業區長找我談話說，妳就說這些退耕還林的樹和地都是妳大哥富萬松的，跟妳沒有任何關係，在領導面前什麼也不要說，也不要參與，就說妳什麼都不知道，就想讓我大哥和我丈夫回來就完事了。 在區長找我談話以後，農場場長又用專車到我家來接我，說要和我談話，我沒去。然後又去找我大姐夫，和我大姐夫商量，讓我大姐夫去勸我，說農場會走司法程序，把富萬榮、富萬松釋放回來。 壹、2010年12月29日上午9點，作業區長找我去場部，說省里來人調查處理妳們這事來了，我就叫著我侄子（被勞教農工富萬松的兒子）壹起去的。到了農場會議室，農場區長他們不讓我侄子進會場，說領導不接見我侄子，理由是他沒有參與上訪，其實就是不想讓他進去，怕把事鬧大，給農場造成威脅。還有我們壹同上訪的人都沒讓去，都讓農場給XX了，我挨個打電話叫他們，他們都不敢來，都說農場找他們談話了，不讓他們參與了。 二、會議中，穿紫色毛衣戴眼鏡的人（農墾官員）說：“妳們上中南海就是個錯誤，勞教妳們兩年都是少的，都應該比這還多！” 我說：“上訪是有前提的。我們農場有（因為退耕還林問題）上訪回來的，農場給開會，講怎麼辦，我丈夫（富萬榮）想去聽會議精神，副場長在門外給截住了，不讓進屋參加會議，而且說，妳是上訪了還是上北京了？妳聽什麼聽！當時富萬榮說：‘國家政策都是公開的，妳們這會有什麼背人的！’不讓他聽。就因為這句話，回來的晚上富萬榮就決定去北京，後來萬場長讓我們去的中南海（公安局都有筆錄）。” 後來在調查會上，我本來要說我們農場場長被免職了，沒多久又重新上任了。現任場長說，這頁翻過去了，不讓我說。總之他們就是不讓我訴說我的冤屈我的苦！我壹說，場長就讓我翻過這壹頁，不給我訴苦說冤的機會，稀里糊塗的就結束了會議。 三、其中有個穿蘭毛衣的人（農墾官員）說：“妳們就是讓律師給貫通了，國家不給律師開工資，他們指什麼生活？” 我說：“他們沒有要我們壹分錢，沒有吃壹口飯喝壹口水！”那些幹部不相信，說沒有字據和金錢的利益，他們能給妳辦事？ 我說：“就是這樣！” 四、任少軍說：“妳態度這麼蠻橫，妳丈夫回來，妳不還得讓他上訪嗎？” 我說：“這都是妳們逼的，沒有辦法！妳們都是官官相護！” 他們就說我是埋汰他們領導，還有壹個人說農墾跟地方不壹樣，根本就沒有退耕還林這筆款，還說退休工人的工資、醫保、文教、公安等開支，都是從這地上出的。 我說，場裡為什麼還給了我們兩年的錢哪？怎麼到妳們那，這筆款就沒有了？他們不承認，他們說，發給妳們是錯誤的，還得朝我們要回來！ 三、引龍河農場調查實錄 （事見“第十節”） 時間：2010年12月28日10時許 地點：引龍河農場會議室 參加人員：黑龍江省調查組；農墾總局信訪辦主任任少軍，北安分局王副局長、徐副書記等多人；引龍河農場場長高和平及其他領導，引龍河農場林業科科長王維軍。 陳訴人：趙連發、唐維君、楊乃利 會議由任少軍主持 省調查組：“請妳們三人說壹下因購樓糾紛上訪壹事，有什麼要求儘管說。” 唐維軍：“我們沒有上訪，我們是通過法院用法律來維護我們的合法權益。可是農墾法院堅決不給立案，作為壹位農民連自己的訴權都沒有了，我們還能要求什麼？就是要求立案！如不給立案，應拿出不給立案的書面裁定，並說明理由。” 任少軍：“北安農墾法院為什麼不給立案？” 北安農墾法院劉文斌庭長：“關於妳們三個人所訴求的，涉及壹些國家宏觀上的東西，涉及國家政策的問題不給立案。” 楊乃利：“對於我們的訴訟請求，對與不對，符合與不符合立案要求？我們也不知道。符合立案的應給予立案，不符合立案的應給個書面說明。但我認為應該給我們立案，因為省高院、省人大給我們開了函，讓我們直接到北安農墾法院去。可北安農墾法院仍然沒有任何說法。” 北安分局壹位官員：“妳們在省高院打條幅是什麼時間？” 趙連發：“是2010年6月29日下午。這天晚上7點多鐘，省立案庭庭長崔洪志接見了我們，還有引龍河農場信訪辦主任王東光、公安局劉伏警官同時在場。崔洪志庭長說，妳們知不知道打條幅犯法？我們回答說不知道。崔庭長和和氣氣地說，以後不要再幹這種傻事了，有問題解決問題。既然妳們來到高院門下，歸我們管的，我們壹定要管。不歸我們管，我們儘量去給妳們協調好。請妳們三人相信我，給我幾天時間，我去給妳們協調。如果協調不好，下次再來，我該給妳們立案就給妳們立案。然而我們三人也有壹絲懷疑。這時引龍河農場接訪的兩位領導勸我們三人說，崔庭長已經這麼說了，妳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妳們三人跟我們回去吧。” 任少軍：“這問題是出在妳們法院身上，法院給個書面說明不就完了嗎？” 任少軍對我們提出的問題，讓有關部門做出了解釋。 北安農墾國土資源局領導說，土地是以劃撥方式取得的，沒有年限限制。 北安農墾建設局領導說，住宅使用年限70年，也可40年、50年，劃撥方式可無限期使用，商服是40年。 我們問，土地無限期使用的法律依據是什麼？據我們查證，設計部門設計樓房使用年限是50年。 他們無言以對。 引龍河農場建設科科長馮曉艷說，這是經濟適用房。 我們三人向省調查組提供了證據，即當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 這時馮科長解釋說，當時是為了給農戶貸款，才簽訂了此合同。 任少軍問馮科長：“樓房驗收沒有？” 馮科長回答說：“驗收了，進行了分戶驗收。” 任少軍又問：“土地使用證和房產證辦了沒有？” 馮科長回答說：“沒有辦。” 北安農墾公安局領導說：“至於妳們三人在省高院打條幅、去上海，是犯法的。關於妳們的上訪問題，公安局不管，但妳們觸犯了法律，擾亂了公共治安，我們公安機關就得管。還有唐維軍後續的8天拘留還沒有執行，壹直在逃。現在正給妳解決事情，等解決完以後將繼續執行，因為裁決已經下了。” （蔣巍按：真是奇怪的邏輯！當初做出拘留決定，就是因為唐維君為維權狀告引龍河農場，現在要“解決事情”了，“等解決完以後”怎麼還要繼續執行？看來受害農工以後的命運仍然不那麼美好，威脅依然存在！） 唐維軍說：“誰在犯法還不知道呢！如果我犯法槍斃都可以。但是必須查明誰在犯法？給我拿壹個書面答覆！” 任少軍問各有關部門和引龍河農場各科室以及各管理區領導：“妳們都聽明白了沒有？我是聽明白了。” 之後，任少軍讓趙連發、楊乃利退場。 任少軍：“關於唐維君退耕還林問題，妳們農場給作出解答吧。” 引龍河農場林業科科長王維軍說：“唐維君承包的造林地，是荒山、荒地造林。所以不享受國家退耕還林補貼政策。” 唐維君說：“我給妳講壹下什麼叫荒山、荒地造林？荒山、荒地造林是指在荒山上和荒草地上造林。什麼叫退耕還林？根據黑龍江省地方標準《造林技術規程》第3.5條規定：‘退耕還林地’是指林地經開墾變成耕地，或坡度在25度以上的耕地，叫‘退耕還林地’。” 唐維君接著出示了“家庭林場承包合同”和“轉讓協議”，都標明了他植樹造林的地方原為開荒地。 唐維君說：“這就說明了我就是耕地造林，這就是退耕還林！” 唐維君又出示了引龍河農場林權檔案，上面也明確標註，唐維君所承包的林地都在退耕編號之內。 任少軍說：“是退耕還林，補助也不能給妳！” 唐維君說：“妳給我念念國家制定的《退耕還林條例》第22條和第35條是怎麼規定的？” 總局林業局領導說：“《退耕還林條例》第22條把實施方案確定的內容落實到具體地塊和土地承包經營人，第35條規定，向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提供補助糧食、種苗、造林補助費，具體補助標準和補助年限，按照國務院有關規定執行。” 唐維君又向省委調查組提交了以下證據：林權證3本；黑龍江省地方標準造林技術規程；家庭林場轉包協議3份；引龍河農場林權檔案；退耕還林糧食補貼清單。 這份清單赫然證明，引龍河農場以領取退耕還林補貼為由，在龍鎮糧庫領走550噸小麥。 任少軍說：“第壹個問題說完了，妳講第二個問題吧。” 唐維君以大量實證，講述了農工負擔過重問題，質問農場方面，土地承包費為什麼年年只漲不降？ 農墾官員無人應答。 散會時，省委調查組的同志對唐維君說：“不要生氣，在家等待消息，好好過個年，這些證據妳自己保留好，等要用的時候我們會找妳。妳的問題我們都聽明白了。我們回去後開會研究，再做答覆。” 第十五章 用國家法規“驗明正身” 壹 通過第十四節中黑龍江省調查組召開的三個調查會實錄，讀者可以大致了解了墾區管理者的立場、觀點。 我們應當對墾區的理由給予必要的理解。 “農場辦社會”確實是壹個巨大的經濟負擔，比如推進教育、醫療等各項公益事業的發展，推進道路、橋梁等公共設施的建設，支付龐大的各級管理機構人員（直到生產隊幹部）的工資以及職工勞保、病保等各項開支等等。因此，墾區向土地承包人收取壹定的、合理的管理費用可能是需要的（儘管我表示贊同，但在此我使用了不確定語式，蓋因我無權發表肯定的意見。 2011年4月20日，溫家寶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出，國有農場、林場的管理體制要加快進行改革。改革以後怎樣解決這個問題，我無從知曉，自然也不能妄加議論）。 但是，在墾區管理工作中，有壹個根本性原則是不可動搖的：即所有收費必須符合和遵守國家法律和相關規定，必須充分體現黨的“執政為民”的宗旨和國家的惠農政策。絕不能壹味採取“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態度；絕不能無償剝奪家庭農場（林場、牧場），讓他們的個人投資投勞付諸東流，侵害他們的合法權益和切身利益；絕不能承包費年年瘋漲、沒有上限，壹再加重農工的負擔；絕不能為了追求高額利潤而損害社會主義企業的服務功能，甚至搞成壟斷性的高價經營，“不服從就走人”。 在這些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和合法權益的問題上，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們不需要討論更不需要爭論。國家相關法規的規定和內容是極其明確，不容置疑的！ 讓我們重讀壹下國務院辦公廳於2006年下發的《關於深化國有農場稅費改革的意見》，其中明確要求國有農場、國有林場等，要“納入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範圍”，“取消國有農場的農業稅，並將農工承擔的土地承包費（管理金或租金，下同）中類似農村‘鄉鎮五項統籌’的收費全部免除，確保將農工較重的負擔減下來。”“國有農場由於稅費改革而減少的收入，由中央和地方財政予以適當補貼。” 文件還細緻地規定，要“清理和規範國有農場對農工的其他各項收費”，“要印製農工負擔手冊，凡手冊之外的收費，農工均可拒付。”“國有農場要採取絕大多數農工願意接受的形式和方法，將免除的類似‘鄉鎮五項統籌’收費的好處全部落實給承包土地的農工。嚴禁通過其他方式變相加重農工負擔。”國有農場要“規範各項支出，嚴格控制管理費用增長，防止管理費膨脹侵蝕稅費改革帶給農工的好處。” 白紙黑字，堂堂正正，愛民利民，溫暖感人，這就是黨中央、國務院的態度和規定！ 再請看： 關於土地開發問題 ——1989年7月5日，國家土地管理局印發《關於確定土地權屬問題的若干意見》，其中第三條規定：“國有土地經開發利用，其國家土地所有權不變，依法開發利用者享有土地使用權”。 ——1994年3月5日，財政部頒發《財政部關於農業綜合開發的若干意見》，第九條第壹款規定：“在農業綜合開發範圍內，實行誰開發、誰利用、誰受益。在壹定時期內使用權不變，可以繼承，可以依法有償轉讓。” ——2003年，國土資源部頒布《關於做好土地開發整理權屬管理工作的意見》，第三條（十）款規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經濟組織開發、整理、復墾國有土地或集體土地，原土地所有權原則不變。開發未確定使用權的國有土地，土地使用權可確定給從事開發的投資者。” ——1994年，黑龍江省土地管理局發布《黑龍江省拍賣“五荒”資源使用權的暫行規定》，第八條規定：“‘五荒’資源使用權的出讓期限，可根據資源和開發項目的具體特點確定，壹般不少於30年，最長可至70年。” 關於退耕還林問題 ——國家制定的《退耕還林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國家按照核定的退耕還林實際面積，向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提供補助糧食、種苗造林費和生活補助費。” ——《國務院關於進壹步完善退耕還林政策落實的若干意見》又規定：“實施退耕還林後，必須確保退耕農戶享有在退耕土地和荒山荒地上種植的林木所有權，並依法履行土地用途變更手續。” ——“在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基礎上，實行‘誰退耕，誰造林，誰經營，誰受益’的政策。農民承包的耕地和宜林荒山荒地造林以後，承包期壹律延長到50年，允許依法繼承、轉讓，到期後可按有關法律和法規繼續承包。” ——“國家無償向退耕戶提供糧食、現金補貼。” 這裡，再向讀者提供壹份鐵證，看看黑龍江省農墾總局是怎麼規定的？我要問的是：總局什麼時候下令這份文件作廢了？或者墾區基層單位為什麼不把國家相關法規和總局文件放在眼裡？ 黑龍江省農墾總局 ——屬於總局退耕還林和宜林荒山荒地計劃內的造林任務，造林補助種苗費每畝50元。退耕還林者自行採購種苗的，農場應當在退耕還林合同生效時，壹次付清種苗造林補助費。 ——國家向退耕戶無償提供糧食補助，每畝退耕地每年補助糧食（原糧）標準按200斤計算，每斤糧食按0.7元折算，由中央財政承擔。 ——經請示黑龍江省糧食廳同意後本著就地就近的原則，到國有糧食購銷企業統壹領糧，再由農場統壹兌付給造林戶。糧食調運費用農場自行解決。糧食兌付要壹年結清，不結轉。 ——造林後，農場租住林業、農業等有關部門對退耕還林檢查驗收，建立退耕還林糧食兌付卡，退耕戶憑驗收卡和糧食兌付卡領取糧食補助和現金補貼，並逐級報賬。 ——退耕還林資金實行專戶存儲、專款專用，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擠占、截留、挪用和剋扣，不得弄虛作假、虛報冒領補助資金和糧食。 ——總局下撥的種苗造林補助費和生活補助費，各分局要按照有關規定及時下撥，各農場要按照國家退耕還林政策及時落實到農戶。 ——要建立獎懲機制。對沒有按國家退耕還林、基本建設和相關的財務管理規定進行管理的，要相應扣減種苗或現金補貼；對出現重大問題的，將追究項目責任人和相關人員的責任。 （二00三年六月三十日） 這是壹份多好的文件啊！為什麼從總局主管部門、信訪部門到壹些基層農場就是拒不執行？這份文件究竟什麼時候作廢了？ 二 國家憲法和法律至高無上。 人民的利益至高無上。 黨的執政為民的宗旨至高無上。 農民，是中國的最大多數並決定著中國的命運。自古以來，欺負盤剝農民的絕沒有好下場。多少封建王朝無論曾經怎樣的強大興盛，壹旦把農民逼上絕路，都必然走向衰敗直至土崩瓦解，灰飛煙滅。蔣介石先生和他的南京政府最終不得不逃到小島台灣去，壹個決定性的因素是土改後的幾億貧苦農民站到了中國共產黨壹邊。 新時期以來，數億農民最先衝決了舊體制，播種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春天。後來他們又潮水般湧進城市，以極低的收入和辛勤的血汗創造了“中國製造”遍及全球的“20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奇蹟”。農民，是今天欣欣向榮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開拓者和頭號功臣。2006年，延續了2600多年的農民交“皇糧”的歷史宣告結束，這是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英明決策！世世代代“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辛勞農民，用獨輪車把革命勝利壹直推到海南島的廣大農民，為這個國家付出的實在太多了，他們應當充分享受改革開放的實惠和自己的勞動成果了。為此，黨中央、國務院制定了壹系列向“三農”全面傾斜的扶貧和惠農政策法規，並通過媒體和各種方式向全社會做了公布。黨的陽光政策充分體現了黨的“執政為民”理念，給億萬農民帶來深深的溫暖！ 但是，本文所寫的大量事實表明，在北大荒墾區的少數農場，國家制定的壹系列惠農政策並沒有貫徹下去，很多農工沒有、或沒有充分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和黨的惠農政策理應帶給他們的實惠。更為嚴重的是，部分農場管理層甚至與農工發生尖銳的對立和劇烈的利益衝突，以至造成墾區持續不斷的進京上訪人流。 問題的癥結究竟在哪裡？ 這裡，我要特別提及北安農墾分局的壹份文件。這份文件公然與上面提到的總局文件相對抗！ 2010年初，紅色邊疆壹些農工進京上訪，造成壹個所謂“衝擊新華門事件”（見“第五節”），北安農墾分局就此事向總局呈送了壹份報告（2010年3號文件）。這份報告在“關於是農場還是造林承包戶誰應該享受國家的退耕還林政策的問題”壹節中明確說，國有農場管理部門應“享受國家退耕還林政策”，而且是“根據黑龍江農墾總局有關文件辦的”：即實行退耕還林時，“將任務落實到地塊，責任落實到人，政策兌現到生產隊，造林承包到戶。” 北安分局的文件還說：“農場造林承包戶承包造林的耕地並不是他們個人賴以生存的土地，而是農場賴以生存的土地。” 這句話本身就表明，國有農場似乎成了與家庭農場、林場相互對立、相互爭地的“實體”。 我只能說，北安分局的同志們太糊塗了，在讀書、看報、學習方面有點落後了。廣大農工和上萬個家庭農場、林場不靠土地活著還能靠什麼活著？農場改制後就停發了工資，大批退耕還林農戶既無工資收入，又無耕地可種，林木要十幾年或幾十年以後才能成材，這意味著他們完全沒有了生活來源，而農場管理部門又把國家退耕還林補貼拿走了，這些農工怎麼維持生活？ 國家信訪局在2005年第85期《國家信訪情況通報》中壹針見血地指出：“農場自定土政策，農場與職工爭利，幹部與職工爭利，是造成職工負擔重的主要原因。” 農墾總局明文規定，每位在職職工應給15畝生活田（也叫基本田），事實上有些農場落實的並不徹底。他們還制定了極其嚴格的“生活田”規定，如“上學的孩子、包括上大學的孩子不給”，“到了退休年齡不給”，“長期在外地打工者不給”等等，已經給的還要不斷削減——因為現在土地確實太值錢了！ 完善的體制、制度和機制，雖然不能把壞人變好，但可以防止好人變壞。不完善的體制、制度和機制卻可以使好人變壞。 馬克思《資本論》中的壹段話是極具警醒意義的：“壹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壹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巨額利潤會使意志薄弱者走向瘋狂，這是隱藏於人性深處和通行於市場的普遍規律，正應了西方壹句諺語：“上帝要人滅亡，必先讓其瘋狂。” 北大荒不是世外桃源，不是人間淨土，所有規律在那裡照樣起作用。大量事實表明，80年代中期墾區開始大規模興辦家庭農場的時候，糧價走低，農業疲軟，種地不賺錢。墾區各級黨組織和廣大幹部為重振北大荒雄風，打造“中華大糧倉”，動員和組織廣大職工艱苦奮鬥、奮發圖強，做了極為可貴和富有成效的努力。進入新世紀，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關注“三農”問題，出台了壹系列支農、惠農政策法規，國家各項補貼下發了，糧價漲了，土地火了，種地開始賺錢了。在我看來，正是從這時開始，極少數農場幹部的心理發生了畸變。龍鎮農場場長王軍跟於德清、劉玉雲等農工講的心裡話是極具代表性的：“要是知道退耕還林國家給那麼多錢，還能輪到妳們嗎？我早整到手了！農場就是為了得點國家補償費，才加上‘合作’這個詞。要沒這個好處，我把地包給妳們了，把國家好處費也給妳們了，我瘋了？” 引龍河農場農工徐萬忠、李文忠和傅永江，給我列出了近年來該農場土地承包費價位表： 2006年，1950元（垧）； 墾區的土地承包費就是這樣壹路瘋漲、不見上限的！ 今年許多農場的承包費又漲了。 2009年7月，引龍河農場農工唐維君為請求“落實退耕還林政策”找到場部。在“體改辦”的壹間辦公室，他看到壹位年輕的工作人員小王正在裝訂農場農工與場方簽訂的壹摞摞合同文本。每份合同上赫然寫著每畝地承包費為107元。但唐維君知道，全場所有農工包括他本人，每畝地實際上交的承包費為182元。這無疑是壹堆假數字、假合同、假簽名！ 當時他很想偷出幾份，但思忖再三沒敢動。據悉，引龍河農場總共有30多萬畝耕地，每畝地隱瞞承包費75元，總數就達2000多萬元！ 2009年如此隱瞞，其它年份呢？ 家庭農場上交的承包費的管理也存在不少漏洞。 建三江農墾分局青龍山農場農工張桂榮、陶長榮等15位農工反映，2007年，有關部門來查該農場第三管理區主任楊某的賬，195萬元資金“去向不明”，事後此人被調到“陽光保險公司”工作壹段時間，後來他變賣了所有家財，全家人都消失了。隨後，區里又來個壹把手，上台僅僅3年，又查出200多萬元資金“去向不明”，經向職代會公布後被免職，此人又調到別的農場。 墾區有規定，有工資收入的幹部不得包地。而農工們向我檢舉揭發了基層壹些幹部以親屬名義，把大量土地變相包到自己手裡（因我無法查證，故不能在本文中列出）。墾區三級領導幹部到北京來同我交換意見時，我當面指出這個問題，壹位農場幹部理直氣壯地說：“幹部也得活呀。” 法紀觀念蕩然無存！
第十六章 2011年，上訪的路還在延伸…… ——在社會主義中國，正義壹定占有壓倒性優勢！ 1 2011年，“十二五”的開局之年，國家和人民都充滿新的希望、新的期待的壹年。 但是，請廣大讀者，請農業部，請黑龍江省委省政府，請黑龍江省農墾總局，更請黨中央、國務院，在讀過本文之後，再來聽聽2011年春天墾區壹位女農工冒著風險給我發來的控訴！ 讀了下面的文字，我的心在顫抖，我的心在哭泣，我的心在燃燒！ 建三江分局青龍山農場的女農工張桂榮發信給我，原文如下： 農場下發的1號文件規定：2011年每畝收費477元，其中包括肥料款、種子款（117元/畝，價格高）、籌資籌勞款10元/畝，利費、水利建設費、水田基礎建設費、道路建設費、社會事業建設費，這些具體怎麼分的，我們也不清楚。此外收保證金30元/畝，私家農機具被強迫集中存放，每台大型機械收費500元。在個人家存放每台大型機械收費300元，小型收費50元。基本畝（即生活田）每個在職職工分8畝（作者按：總局規定15畝），2010年每畝收25元，今年漲到40元，連隊卻收320元，說是等國家補貼回來再‘多退少補’。從國家有補貼開始，農場的利費就快速上漲，中央的惠民政策我們根本沒有享受到。農場最初說，讓農工把自家地里的低洼地都整平種上，5年不收費，卻從第壹年就要錢，不管地好壞，都壹樣收費，這也太不合理了！ 2011年3月21日，開了全連隊（作者按：還叫“連隊”，證明“軍事化”管理遺風還在）大會，大概說了壹下農場1號文件的內容。文件讓農工於3月21日簽合同，但是當天沒簽。到了23日，信用社開始給貸款，五隊的張欣把貸款卡拿到自己手裡。連隊會計不讓，說必須把卡交給連隊，扣完利費再把卡給妳。張欣就給他愛人(省調查組接見的農戶王寶艷)打了電話。我也去了信用社，想和隊長(欒ＸＸ：服刑6年，現任三區五隊隊長)說明白，我們不是不交利費，等簽了合同就交。誰知還沒等我說完，隊長就喊上了：“聽說妳把卡搶走了，快點交上來！”我聽了很生氣，說：“我搶誰的卡了？我貸的款我還，妳開會說先簽合同，要是簽了合同，貸款卡我現在就給妳，任妳扣。”隊長說：“那我不管！”我說：“妳工作掙錢妳不管能行嗎？”隊長說：“我沒掙妳錢，我掙農場的！”我說：“要沒有我們農民交錢，農場有錢用妳，給妳開工資啊？再說省調查組的都說了，簽了合同再交錢是應該的。”隊長蠻橫地說：“妳就說妳交不交卡吧？”我說：“簽了合同就交！”然後轉身回家了。沒想到隊長覺得在人前失了面子，竟然想讓信用社的人把我的貸款卡作廢，信用社的工作人員沒同意。 今年，農場又強行攤派“空育131”催芽稻種，預收種子費就是強賣，很多人家不敢種，庫里爛了很多，沒人去領，但種子款已經被扣了，我們也沒辦法，要不回來。我到13連幫人家插秧，地頭扔著17袋“空育131”稻種，共1360斤，農場扣款近7000元，種子白扔了，錢也要不回來。 這幾年，我們簽的都是空白合同，上面沒有畝數、錢數，並且合同也不給我們。今年還是這樣，農工拿不著貸款(卡的密碼只有扣完利費，才告訴農民)。這樣我們就無法購買生產物資，無法備耕，沒辦法只能讓農場快點扣完各種費用，好把卡拿回來。兩會剛開完，溫總理在會上說：“壹定要關心民生，以人為本，讓‘十二五’開好頭，起好步。”農場的政策與黨中央背道而馳，根本沒把百姓的死活當回事，我們農工的血汗錢不知跑哪去了？他們從來不說明！有的就被貪官裝進自己的口袋了！這樣還能成為現代化大農業嗎？社會能和諧嗎？國家能繁榮昌盛嗎？ 據調查，張桂榮今年承包土地900餘畝地，貸款42萬元，全部被農場扣下作為承包費和其它各項收費，她只收到壹張貸款票據。今年生產所需的資金，她不得不以1分5的高利從民間“抬錢”了。
北安分局引龍河農場唐維君也發信給我，稱該農場2010年每畝地承包費為190元，2011年又漲到220元，並繼續實行“上打租”。 壹些基層幹部欺負老百姓到了這種程度，貨款卡不給本人，簽的是空白合同，承包費和種種苛捐雜費年年瘋漲，墾區的管理者不感到臉紅嗎？用農工上繳的巨額資金買斷的“北大荒頻道”，傾聽過、反映過這些農工的聲音嗎？ 2 2011年1月7日上午，建三江農墾分局所屬部分農場的農工，踏過冰天雪地，從遙遠的北大荒奔赴北京，要求向我反映情況。他們是： 薄 義——1957年生，七星農場農工 當天下午，他們離開北京，沒有壹人上訪，各自返回農場。薄義因家境極度困難，他的路費是同行農工們捐助的。 訪談中，奔波在告狀路上整整17年、4次被拘留的薄義說了壹句令人感動也令人震撼的話：“我相信共產黨的政策不會變，我才上訪告狀到今天！” 他們反映的情況和問題簡要匯總如下： 壹、騙走家庭農場的《土地證》 建三江分局洪河農場於1997年、前進農場於1996年分別向全場家庭農場開發戶發出通知，聲稱將要以舊證換新證。現將洪河農場通知摘錄如下： “洪河土地科根據建三江土地局的指示和要求……將統壹發放國有土地使用證，原由土地科發放的國有土地證由各場土地科收回作廢。統壹使用由建三江土地局地籍科發放的國土證，如有拒不執行土地局指示的，或者以種種理由拒絕換發新證的，洪河土地科將視其為違法占地，由土地科代表土地局收回其所開發的土地，交給農場或者作業區，重新發包給他人……” 但是，農場撒了個謊，他們在收走省土地局下發的有效土地證後，至今已經過去13年，仍然沒有下發新證。他們顯然怕打官司。 二、高價強賣農機具 創業農場黃培川、青龍山農場袁洪勝反映，農場強行要求承包土地500畝以上的家庭農場購買日本產的插秧機（俗稱“大洋馬”）。國家對農民購買大型農機具是有15%以上補貼的，因此在農場購買大型農機具，理應給市場價格更為優惠。但是，2010年，前鋒農場張麗英在市場上直接購買的“大洋馬”插秧機為6.4萬元，並直接送貨到地點，而農場農機科的賣價為8.4萬元。青龍山農場賣價為7.9萬元。 三、國有農場機構臃腫，加重農工負擔 以大興農場為例，全場人口約1萬餘人，場部擁有壹座辦公樓，公安局有壹座樓，其它還有壹些科室不是有自己的辦公地點，就是在外租借辦公室。這個農場僅公檢法人員就有數十人。據農工們反映，現在生產隊的領導幹部、工作人員也大大超過“生產建設兵團時期”。前鋒農場的文件規定，“對全年各項工作目標提前和超額完成的管理區，農場將增發全員年薪40%的風險收入。”也就是說，凡是足額和超額完成本區“上打租”收費的管理幹部，都有提成。 前鋒農場有：場部5層辦公樓，公安局4層樓，法院、工商、陽光保險等4層樓，種子公司4層樓，倉儲、基建科、林業科等5層樓，土地科3層樓（上有家屬房），交通科客運站2層樓。 天哪！壹個農場的農工們要養多少幹部和“以工代干”的人啊！ 怪不得收費這麼多，這麼狠，這麼漲！ 此外，洪河農場農工、共產黨員楊金輝反映，他先後投入160多萬元，開荒4000畝，創辦起家庭農場，2004年與農場簽訂了為期10年的承包合同。但第二年農場就撕毀合同，大幅提高了承包費，並要求楊金輝簽訂新的“合同”，不簽就不許賣糧，並派人堵在路口，強迫楊金輝按新的承包價賣壹車糧，交壹車錢。楊金輝堅決拒絕，結果被作業區主任杜某派人把他的左腿打成粉碎性骨折。當年杜某竟然被評選為該農場“先進工作者”。後經楊金輝上訪告狀，黑龍江省紀委強力干預，杜某做了賠償。 3 2011年6月4日，建三江分局前哨農場包地農民王恩江進省入京上訪途中，專門來見了我。他原是黑龍江省富錦縣農民，1987年看到前哨農場公布的招商文件，雄心勃勃購買了70頭牛，辦了壹個養殖場。沒想到那裡地勢低洼，牛爛蹄子，最後死的只剩了5頭。2002年，王恩江又開荒1820畝，與農場簽訂的合同規定為：每畝地上交10元農業稅和45元的承包費，以後按每年每畝5元遞增。這期間他通過繼續開荒連片，承包耕地面積達到3000畝，總投資近150萬元。 但是，2005年，前哨農場撕毀合同，要求每畝地承包費增加到120元。王恩江當然不能同意，於是被迫到省政府上訪，其結果是王恩江被前哨農場公安局拘留10天。2007年，農場擅自把王恩江承包的3000畝耕地包給農場之外的于姓人家，包地的人欺負到王恩江家裡，把他78歲的老母親打得多處外傷。自此，這片耕地的承包權就歸了于姓人。2007年當年，於家就以每畝120元的價格，把765畝地二次發包給別的人。王恩江的妻子患了癌症，生活雪上加霜，他的大女兒考上大學後，棄學不念去打工了。 迄今，王恩江進省入京上訪十餘次，每次都被農墾工作人員攔回。 2011年5月25日，前哨農場場長劉某給在京的王恩江發來壹條信息，這條信息現在還保留在王恩江的手機上：“恩江：妳好，我是劉XX，快點回來吧，在外面解決不了問題，不要給王書記（指建三局分局領導）添麻煩了，我給妳解決。” 5月31日，王恩江返回前哨農場。回去以後，他的訴求照例無人理睬，王恩江又壹次踏上漫漫無期的上訪之路。 有多少農工和家庭農場場長反覆上訪，又反覆被“好言好語”攔阻、劫持回來，但問題始終沒能解決。農工們只好“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始終不服，堅持上訪。我甚至都為墾區感到頭疼，這些矛盾和爭執什麼時候能消停下來呢？北大荒什麼時候能平靜下來呢？農場那些對上訪者“死看死守”的幹部太辛苦了，他們什麼時候能睡個好覺呢？ 我還想鄭重指出，從上訪農工的訴求內容可以斷定，許多問題和爭執出現在墾區壹些農場的現行政策和規定上，因此他們並非僅僅代表個人。在他們身後，還有相當部分的群眾抱有同樣的看法和意見。這是北大荒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4 更為嚴重的是，我所訪談的許多農工正在遭到無情的打擊報復： ——2011年3月18日，曾被重傷雙腿的前鋒農場農工白文革，遭到管理區幹部李某糾集的壹伙人痛毆，李某揮拳將白文革左眼打出血，經診斷為“視網膜破裂，眼底出血”，住院治療20餘天。 ——2011年3月18日，前鋒農場將張麗英名下的近千畝耕地外包他人，那些人將張麗英的10棟育秧大棚砸爛，張麗英的兒子對現場進行錄像時被打傷。4月下旬，管理區強行禁止張麗英抽水泡地（以備種植水稻），致使她的2000餘畝耕地全部過了種植節氣。5月6日，經我向總局宣傳部高先生反映，第二天前鋒農場趕緊派人播撒稻種（本該插秧的），說“見綠就行”。據張麗英說，他們播下去也是浪費，節氣已經過了，不是絕產也很難再有收成。農場管理者還鼓動新的承包農工起訴張麗英，遭這些農工拒絕，他們說：“不是張麗英不讓我們種地，是妳們不讓我們種地！” 因育秧毀棄，大棚遭砸，沒種上地，張麗英壹年就欠債60餘萬元，全家生活陷入深重的災難。 為防止張麗英繼續上訪，前鋒農場對其實行嚴格監控。5月4日晚10時許，第四作業區幹部給壹位司機打電話問：“妳把我那位‘張奶奶’拉哪去了？”司機答：“我不僅拉妳‘張奶奶’了，還拉妳‘楊爺爺’了呢！”幹部說：“以後妳拉‘張奶奶’去哪兒了，告訴我壹聲。”司機笑答：“那是不可能的！” ——2011年4月11日，北安分局龍鎮農場於德清、劉玉雲、王義峰、王宏彥、傅繼生5人到黑龍江省政府上訪。省農墾總局“信訪辦聯席會議辦公室”就此下發壹份正式通知，摘要如下： “龍鎮農場公安局： 2011年4月11日，龍鎮農場劉玉雲、於德清、王義峰、王宏彥、付繼生5人未等待省調查組關於退耕還林問題訴求的答覆意見，集體越級到省信訪局，且此信訪問題已三級終結，嚴重擾亂了正常信訪秩序。其上訪行為壹是違反了《信訪條例》的相關規定；二是違反了黑公通【2009】80號文件的相關規定及黑信聯發【2009】3號文件的有關規定；三是違反了農墾總局黑墾政發【2006】30號文件的相關規定……建議龍鎮農場公安分局對劉玉雲等5人依法進行處理。並落實好信訪穩控措施，確保不發生重複越級集體上訪。 此建議 黑龍江省農墾總局信訪聯席會議辦公室 看來，墾區信訪部門已經給劉玉雲、於德清等5人定了“三級終結”的鐵案，聲聲泣血的“草根族”聲音再次演變為“腸梗阻”！ 國家制定的退耕還林惠農政策同樣嚴重遭遇“腸梗阻”，對百姓而言成了壹紙空文，無異於壹張廢紙！黑龍江農墾總局2003年下發的文件，因何到了自己直屬的信訪部門也形同廢紙呢？正是總局的這位信訪辦主任任少軍同志，在接待盧鳳琴等多位上訪農工時公然說：“當年小日本進中國時殺人殺少了，應該把妳們都殺掉！” 如果任少軍同志不能徹底糾正他對人民群眾的蠻橫態度，他怎麼可能公正地處理上訪農工的問題？ 壹切情況都表明，在2011年初黑龍江省調查組到達墾區之後，上訪農工的訴求不僅沒有得到公正處理，而且事態愈演愈烈，接受我訪談的眾多農工繼續遭到蠻橫的打擊報復，我不能不表示強烈的憤慨。 結 語 現在我要問： 國務院紅頭文件所要求的“將農工承擔的土地承包費（管理金或租金，下同）中類似農村‘鄉鎮五項統籌’的收費全部免除，確保將農工較重的負擔減下來。”，這件事情辦了嗎？ 墾區要“清理和規範國有農場對農工的其他各項收費”，這件事情辦了嗎？ 各農場“要印製農工負擔手冊，凡手冊之外的收費，農工均可拒付。”這件事情辦了嗎？ “國有農場要採取絕大多數農工願意接受的形式和方法，將免除的類似‘鄉鎮五項統籌’收費的好處全部落實給承包土地的農工。嚴禁通過其他方式變相加重農工負擔。”這件事情辦了嗎？ 國有農場要“規範各項支出，嚴格控制管理費用增長，防止管理費膨脹侵蝕稅費改革帶給農工的好處。”這件事情辦了嗎？ 本文所反映的問題集中起來，其核心在於：北大荒墾區凸顯出來的諸多矛盾、紛爭和意見，是全面開花、自主經營的上萬個家庭農場與墾區現行管理體製發生的必然碰撞，是群眾保護自身利益的自覺意識和墾區基層極少數管理者剝奪行為的必然對抗，是渴望穩定發展壯大的家庭農場和“管理成本”不斷沖高的必然衝突。 這是北大荒發展到今天的壹個“瓶頸”！ 產糧330億斤的廣大勞動者的根本利益必須得到保護！ 可以肯定，“沉沒的聲音”絕不會沉沒，“草根族”的合理訴求如不妥善解決，北大荒永無寧日！ 北大荒的歷史是光榮的，北大荒的未來是美好的。北大荒的今天正處於壹個關鍵的歷史轉型期。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人為本，與時俱進，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和管理體制改革，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是北大荒人面臨的重大而緊迫的時代性使命。 正因如此，2011年4月20日，溫家寶總理要求，國有農場、林場要加快進行體制改革。 北大荒墾區，是英雄輩出、貢獻卓著的“中華大糧倉”。在黨中央、國務院以及黑龍江省委、省政府的正確領導下，數十年來墾區廣大幹部職工團結壹致、艱苦奮鬥、攻堅克難，為這片沃土的發展書寫了史詩般的新篇章，為國家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尤其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在墾區黨委的堅強領導和昂揚激勵下，數以萬計的家庭農場頂著“生活費自理、生產費自理”的巨大經濟壓力，白手起家，奮發圖強，創造了更加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 這個成就是前所未有、激動人心的，是我們不能忘記的。 歷史應當記住，三代北大荒人有恩於國家！ 他們的勞動應當獲得國家的回報，他們應當過上愉快、和諧、幸福的生活，他們的心靈不應當有陰影和傷痛，他們的眼裡不應當有淚水和憤怒，他們的勞動成果不應當被剝奪和侵害，黨的“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陽光政策不應當被“土政策”所阻斷！ 我和所有那些受到侵害的北大荒墾區上訪農工，正等待著最終結果和結論。 2011年6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警惕政府“無形資產”流失》，文中說：“每壹起突發事件，處理不好會成為損傷政府公信的消極因素，應對得當則可能是增加政府公信的契機。如果事情出現後不是銜恨披露信息者‘瞎捅婁子’，而是盡力促成政府與民眾的順暢互動；事態激化後不是推卸責任，而是著力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那麼，我們就會看到化危為機的‘雙贏局面’——政府提升了公共管理的水平與公信力，百姓實現了正當的訴求和利益的公平。” 民心是最根本的執政資源。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實踐證明，前進中的問題只能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絕不能開歷史的倒車，絕不能傷害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上萬個家庭農場是北大荒墾區的主體生產力和生產主力軍，沒有家庭農場的穩定、發展與壯大，就沒有墾區的穩定與繁榮！ 根本問題在思想路線。根本的解決辦法在於加快和深化改革。我相信，只要思想路線搞對了，政策調整好了，真正體現了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個有利於”，真正體現了胡錦濤同志提出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侵害家庭農場和群眾利益的現象得到堅決制止，上訪農工的合理訴求得到落實，基層的矛盾與糾紛會迎刃而解，干群團結會得到極大的加強，北大荒的事業將會向著更加光明的道路前進！ 目前最緊要的問題是：立即制止墾區少數管理者對上訪群眾的打擊與迫害！ 中共政權對中國農民的禍害 作者 梁之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北京的黨國英，上世紀九十年代是一名在全國小有名氣的雜文家。現在說出這種話，很不得人心，也很對不起農民，更對不起自己的“農村研究”。只是他萬沒想到，就因他“出言不遜”，瞬時間受到網民們一篇又一篇時文的討伐。現雖已過去幾天，人們仍“心存芥蒂”，還在講幾十年來中國農民所受的苦難。黨國英真箇是“求仁得仁”，何怨乎？ 凡歷史上發生而又沒有消失的重大悲劇事件，都一定會被人們一再提起。同時，那些製造悲劇者也絕不會被人們忘記，比如當年信陽的吳芝圃，四川的李井泉，說他們就是“屠殺農民“的劊子手也不冤枉。連劉少奇當年說的話不也記錄在案了嗎（“劉少奇曾明確說要犧牲農民保證城市糧食供應和工業建設需要）？至於還有現在不允許公開說的，比如導致餓死人的罪魁毛澤東，早已釘在無數中國人內心的恥辱柱上了。 記得七年前的三月，全國兩會期間，新浪網弄個訪談欄目，叫“建言時間”。3月10日這一期的題目是《向空氣、水、陽光和河流道歉》，主要是談“霧霾，何去何從”。節目請了兩位嘉賓，一位是人大教授周孝正，另一位是央視天氣預報主持人宋英傑，特邀主持人蔣昌建。看了節目，自己作了一文，到現在都記著文中幾句話，認為中國社會精神層面之所以墮落到今天這等地步，就因還有無數受冤屈受迫害者以及他們的後人沒有聽到政府以及當事人或當事人的家人、後代向他們道歉，以至於死者“冤魂不散”，活著的人心氣兒不順。 七年過去，就在這三月的頭一個早上，從微信里讀到三天前發在公眾號的一篇文章：《60年來，中國農民作了多少犧牲？》。瀏覽時，心情很不平靜：可憐的父老鄉親，可憐的農民兄弟姐妹，國家對不起你們，實在對不起你們。很遺憾，像咱這種百姓，代表不了國家，否則，我會給你們磕頭謝罪，甚至長跪不起。 那文章中有這麼幾段文字： “新中國成立最初幾年，農業收入一度占國家財政收人的40%。僅就農業稅而言，從1949年到2003年，全國累計徵收農業稅達3945.66億元。其中僅1949-1984年徵收的農業稅額有1000多億元，按照當時的最低價格兌換成黃金至少11.42億兩（相當於現在10萬億人民幣）。” “這還僅僅是上交給國家的農業稅，並非農民承擔的全部稅費，而在農民的稅費負擔中，農業稅是最少的，農民稱其為‘頭稅’，此外還有上交集體的‘三提五統’（指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農村教育統籌、計劃生育統籌、優撫對象統籌、民兵訓練費和鄉村道路建設統籌費），農民稱為‘二稅’，達標集資（指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集資、攤派、罰款等）則稱為‘三稅’。那‘二稅’‘三稅’到底有多少呢？” “1957年浙江安吉縣有幹部曾形象地描述說：‘一個農民種五棵稻：一棵是給國家種的，一棵是給社長種的，一棵是給會計種的，一棵是給五保戶、公積金種的，一棵才是給自己種的。’” “1985年全國農民農業稅交了47億元，而民辦教育16億，供養五保戶10億，照顧烈軍屬5億，文化衛生20億，民工建勤義務工20億，計劃生育32億，基層於部和脫產人員補貼70億，亂收費40億，總計257億元。也就是說，農業稅僅僅占農民負擔的五分之一不到，同1957年的情況差不多。” “農業稅僅僅是近60年農民付出的很小一部分，紛繁複雜的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才是農民的主要負擔，也難怪民謠說：‘頭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 在本人看來，一個出生在這國城市且又一直生活在這國城市裡的人，不說讀《60年來，中國農民作了多少犧牲？》的全文，即使讀了上面這幾段，若仍不感到心痛，那他的人性和良知都很值得懷疑。面對如此不公都無動於衷，還能說這人有誠實、善良、仁慈、友愛？ 說到這裡，又聯想到自己。那是1998年夏天，當時還在企業，聽到子弟小學中有家在農村的老師從鄉下回來後，給我描述了農村的景象，本人以此草成《誰能代表農民》，發表在1998年7月的《雜文報》上，後被北京大型文摘雜誌《新華文摘》轉發在當年第8期。 巧得很，在上面提到的“60年”一文中，讀到一首作於1957年的民謠：“一個農民種五棵稻：一棵是給國家種的，一棵是給社長種的，一棵是給會計種的，一棵是給五保戶、公積金種的，一棵才是給自己種的。”之前，自己沒有見過這首民謠，而1998年本人當地的那些農民們應該也沒有見過，然而他們時隔41年卻無師自通，有了類似的新民謠。本人把它們的話編了編，放到我那篇短文中，題目叫《某地農民插秧歌》，容我抄在這裡： “一棵交國家，/貪官也一棵——/一棵縣長吃，/一棵鄉長喝，/一棵送村長，/一棵免災禍……/一棵‘豬頭稅’，/一顆‘人頭數’，/一棵給‘修路’，/一棵給‘挖河’：/一棵又一棵，/之後才自個……/三令五申下，/效果又如何？/年年吆喝減負擔，/負擔反而多——/苛捐雜稅如牛毛，/且聽我唱插秧歌!” 之後不過5年，國家宣布：取消農業稅。當時聽到，真為農民高興：終於盼來了這一天。然而，只要讓說真話，國家雖取消了農業稅，可地方上的苛捐雜稅仍不少，每見到家在農村的職工，仍跟我叫苦，並希望我能為他們說幾句話。可我能說什麼呢？我說的起作用嗎？ 《誰能代表農民》一文，眼看就發表23年了，這期間，不少農民也確實富了起來；而到去年11月下旬，據說全國所有農村也都“脫貧”了。這當然是“大喜事“，容不得你懷疑。生活在這種國家，也不敢不信。可即使如此，我知道，二十年前李昌平提出的“三農問題”也還是並非完全解決了，尤其是剛剛“脫貧”的那些農民，絕不等於就過上了幸福生活。這也是為什麼黨國英那話一出立即遭到“炮轟”的重要因素。 我們知道，1949年前中國農村還有農會，而農會就是農民自己的組織（儘管後來變了味）。而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有成千上萬的各種行業協會，企業里的工會不說，像大豆協會、養殖協會、農民協會，等等等等，都是為會員們撐腰打氣，替他們說話。可中國農民，今天還有誰代表他們並替他們說話呢？黨國英這樣的“研究者”會為他們說話嗎？不可能。尤其是二十三年過去，本人依然認為，有資格代表農民的，還是只有農民自己；到現在我都不知道除他們自己之外，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家，還有什麼人有資格說他或他們能代表農民。 2021.3.1 附：60年來，中國農民作（做）了多少犧牲？ 來源：新三農 新中國60多年的經濟建設，從農民身上拿走了多少財富呢?具體的數據恐怕誰也說不清楚，我們只能用一些大而化之的事件和數字去估量這個群體曾經和正在付出多少東西。 1949-2003年農民交了近4000億元的農業稅 新中國成立最初幾年，農業收入一度占國家財政收人的40%。僅就農業稅而言，從1949年到2003年，全國累計徵收農業稅達3945.66億元。其中僅1949-1984年徵收的農業稅額有1000多億元，按照當時的最低價格兌換成黃金至少11.42億兩(相當於現在10萬億人民幣)。 這還僅僅是上交給國家的農業稅，並非農民承擔的全部稅費，而在農民的稅費負擔中，農業稅是最少的，農民稱其為“頭稅”，此外還有上交集體的“三提五統”(指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農村教育統籌、計劃生育統籌、優撫對象統籌、民兵訓練費和鄉村道路建設統籌費)，農民稱為“二稅”，達標集資(指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集資、攤派、罰款等)則稱為“三稅”。那“二稅”“三稅”到底有多少呢? 1957年浙江安吉縣有幹部曾形象地描述說：“一個農民種五棵稻：一棵是給國家種的，一棵是給社長種的，一棵是給會計種的，一棵是給五保戶、公積金種的，一棵才是給自己種的。” 1985年全國農民農業稅交了47億元，而民辦教育16億，供養五保戶10億，照顧烈軍屬5億，文化衛生20億，民工建勤義務工20億，計劃生育32億，基層於部和脫產人員補貼70億，亂收費40億，總計257億元。也就是說，農業稅僅僅占農民負擔的五分之一不到，同1957年的情況差不多。 1988-1991年，全國農民人均農業稅從8.6元增長到10.5元，人均村提留和鄉統籌費則由28.86元增長到44.55元，若加上亂收費、亂罰款等社會負擔，1991年農民負擔約為90元，農業稅只占九分之一。 2000年的情況據專家測算，全國農民人均繳給國家的稅約為45元，繳給鄉村集體的費約為185元，用於各種達標活動的集資約為100元.合計330元，三者比例約為1：4：2。農業稅只占農民負擔的七分之一。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4000億農業稅僅僅是近60年農民付出的很小一部分，紛繁複雜的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才是農民的主要負擔，也難怪民謠說：“頭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 1953-1985年統購統銷，從農民手中至少拿走了價值58億兩黃金的財富 為了保證城市的糧食供應和穩定糧價，也為了給工業發展積累資金，1953年開始政府開始實行對糧食的統購統銷，強制農民低價把糧食賣給國家，農民自己吃的糧食數量和品種也得由國家批准。國家以低於其實際價值的價格收購和出售糧食，而以高於其實際價值的價格將工業產品賣給農民，這就形成了“剪刀差”。 國家通過統購統銷的“剪刀差”從農村拿走多少財富呢?據王鋒博士統計，從1950年到1978年，國家從農業取得了5100億元收入(按照當時的最低價格兌換成黃金相當於至少58億兩，至少相當於現在的49萬億人民幣)，平均每年176億元;1979年到1994年，國家從農業提取了15000 億元收入，平均每年937.5億元。而90 年代以來每年“剪刀差”的絕對額都在1000億元以上。而據袁瑞珍統計，1953-1985年統購統銷過程中農民向國家貢獻的財富大約在7000億到8000億元。要知道，1978年中國全部國有工業固定資產也只有9600億。這種“剪刀差”讓農村一貧如洗。 統購統銷常年過度徵購農民餘糧，導致農民口糧不足。即便農業大豐收，農民仍吃不飽肚子。劉少奇曾有明確說要犧牲農民保證城市糧食供應和工業建設需要。農民將這種低價強制購糧的政策成為“暗稅”，民謠中說：“暗稅最要命”。 1959-1961年大饑荒：許多農民因為過度征糧被餓死 1959-1961年之所以會出現大饑荒，主要是因為大躍進中虛報糧食產量，導致高徵購，各省為完成徵購指標，逼迫農民把口糧上繳，致使大饑荒蔓延。為了完成徵購指標，地方官員無所不用其極。比如安徽鳳陽“很多社、隊成立了‘查糧小組’、‘調糧突擊隊’，翻箱倒櫃戳地鑿壁，逐戶搜查，吊打群眾，結果不僅將社員自留地收的少量糧食和留下的一點雜糧、種籽沒收，就連山芋葉子、雞蛋、藕粉、現金等亦被以‘反資本主義’為名搜走。” 同時，在人民公社體制下，基層幹部為自己享樂大肆占用農民口糧，導致農民缺糧餓死。如鳳陽縣“光大隊的幾個幹部有賬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春天，發給病人的白米、洋面，絕大部分被他們吃掉。大隊書記陳榮付，煮牛肉沒有柴草，就把社員任光衡的房子扒掉。” 當時實行的政策是保證城市犧牲農村，比如當時京、津、滬三地糧庫告急，中央決定犧牲饑荒最嚴重的四川，讓李井泉火速向外調糧。1960年糧食部副部長趙發生說：“四川每年都要調出大量糧食支援全國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農村食堂每人每天吃四兩糧。四川人民把方便讓給別人。”這種不顧農民死活的糧食高徵購導致了四川成為是餓死人最多的省。 大饑荒中餓死的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民，這三年間農民失去了多少糧食和財富權且不論，僅僅餓死了的人數，至今仍是個謎…… 1962年至今：農民私有土地被收歸集體所有，至今仍無土地所有權 從50年代開始，不僅農民的勞動成果被拿走，就連農民賴以為生的土地，也不再歸農民所有，而成為“集體”或國家的財產。 50年代中後期，當農民轉入高級合作社後，土改時分給農民的私有土地便轉為合作社集體所有。1962年《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進一步將農民的宅基地也劃歸集體所有，其第二十一條規定：“生產隊範圍內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生產隊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員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買賣。” 改革開放以後不僅沒恢復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反而在憲法層次上明確規定土地集體所有和國有，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 至此，農民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法理上完全喪失對土地的所有權，從建國初期土地的主人淪落成為現在“集體”土地的僱工，這也成為如今政府和開發商圈地過程中農民無法維護自身利益，最終連土地使用權也完全喪失的根本原因。 1962年為了緩解城市糧食壓力，城鎮人口向農村移民2000萬 1959-1961年饑荒威脅著數億農村人的生命時，為了減輕城市的糧食供應壓力，陳雲建議中央“動員城市2000萬人下鄉”。1961-1963年，全國共精簡職工1800萬人，壓縮城市人口2600萬人。後來毛澤東在談起這一條措施時很感慨地說：“我們的人民好啊!幾千萬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但他卻沒有想過2000萬人會給饑荒中的農民帶來更大的生存壓力。 為了防止農村難民進入城市逃難，1959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指示》和《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口外流的緊急通知》，嚴格限制農民進城。即便在大饑荒最嚴重的時候，也不允許農民逃離農村進入城市。 1968-1980年上山下鄉運動：知青與農民爭土地、爭工分、爭口糧 1968年毛澤東為降服紅衛兵和緩解城市勞動人口壓力，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據統計，在1962—1979年期間，全國累計下鄉的城鎮知識青年有1776萬之眾，加上幾百萬的機關幹部職工下放農村，總共有2000餘萬城鎮人口流入農村。城市人口轉移到農村，必然增加農民的生存壓力，知青的到來讓農民本就貧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官方資料也承認：“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區，由於安置人數過多，增加了農民負擔，形成與農民爭土地、爭工分、爭口糧的狀況，損害了農民的利益。” 同樣作為這場運動的受害者，知青群體或懷念或控訴，擁有強大的話語權，而農民至今仍然處於失語狀態，連表述的機會都沒有。 60多年來農民付出的勞役不計其數 除了上述生命財富損失之外，農民還有一部分巨額勞務付出經常被忽略，這就是攤派在每個農民身上的勞役。這些勞役付出主要用於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植樹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繕校舍等。 以水利建設為例，復旦大學教授張樂天說：“現在國家建水庫要投資多少億?當年都是農民干出來的。那時建設的水利工程，其總量遠遠超過現在，因為當年遍地開花，全都在干，像紅旗渠多著名啊。”水利工程會耗費多少人力呢?以湖北省為例，僅“大躍進”時修建丹江口水利工程就動用了17個縣的10萬名民工，依靠人力投擲的粘土、沙石，土法建成了一道大壩。放在現在，這需要多大的投入？而在當時，這都是按照義務工攤派給農民的勞役。據統計，上世紀50-70年代，中國水利工程建設“大躍進”，現有的8.7萬座水庫大部分建於那個時期，想想就知道當時農民付出了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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