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解颜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社会环境

　　前言

　　我的祖上定居于中国北方壹个小镇旁的农村已经有十几代。我的父母在那个村子里出生、长大，然后在小镇上工作、度过人生的大部分时光。我生于小镇，在那里长到十八岁。可以说我是小镇的纯而又纯的出产品。

　　在我离家上大学、出国留学、定居之后，我多次回到小镇度假、探访，并在平时与小镇上的父母、亲戚和同学保持各种联系。

　　在对小镇的回忆中，有壹个主题不断在我眼前出现，并且开始变得清晰：那里的权力结构。我意识到，小镇的权力结构是壹个教育体系，它塑造了我和每壹个小镇人性格和价值观的许多方面，并且保证它们完好无损地传承给下壹代。反过来，小镇人的价值观是这个权力结构的精神基石，保证了它的高度稳定、不因王朝的更迭而改变。

　　本文的写作动机是探讨小镇的权力结构与小镇人的价值观之间的互动。我首先讨论小镇权力结构的每壹级，然后讨论小镇人的价值观的几个侧面以及它们与权力结构的互相影响，最后讨论这些价值观的传承。

　　因为价值观深藏于每个人的心底，其资料难以在书面记录中获得，我的叙述以我的记忆为主线索，从中试图解析出我自己和我最熟悉的人的价值观的壹些侧面，以及影响它们的因素。

　　在壹些地方，我试图把这些记忆连接，把视角放宽，勾勒出典型小镇人的价值观的壹些侧面。在另壹些地方，我试图把我的记忆与公开出版物中记录的中国其它地方、其它历史阶段中发生的事件连接，从中推断中国人普遍具有的价值观的壹些侧面。

　　虽然每个人的性格和价值观各有差异，同壹个文化中的个体之间仍然有许多共性，否则文化和传统这样的概念便无从谈起。本文旨在探讨同壹个文化、或同壹个子文化中的个体之间的壹些共性，而这并不表示他们之间没有差异。

　　文中有些关于小镇人的概括性描述是我的印象；由于时间久远，我已经想不起具体的事例来支撑它们。但这些印象在我的记忆中清晰而强烈，我相信它们的真实性 – 不壹定是客观的真实性，而是从我个人的视角看出去的主观真实性。壹只恐龙早已死去数千万年，而它在河滩上踩出的那个脚印壹直保留到现在；虽然看到这脚印的现代人不能完全断定它必然是壹只恐龙踩出，但还是可以根据各种支持证据做出壹些有用的推断。所以我仍然把这些印象记录下来。

　　还有壹些分析和结论是我自己的主观理解，其中带有囿于我自己价值观的偏见，而非纯然客观的结论。

　　总之，用有限的事例、久远的回忆和个人的可能带有各种偏见的认知能力来构筑壹个比较完整的图像壹定会有各种缺陷。这些还要请读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取舍。

　　1. 小镇的权力结构

　　为了比较系统地理解小镇的权力结构，在这壹章中，我首先讨论有关的概念和它们之间的联系：权力、权力欲、权力关系、权力结构、地位等。然后，我叙述小镇的权力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政权、机构和家族权力。最后讨论权力的几种特殊形态：动态权力结构、权力作为商品、社会规范的权力和对自然界的权力。

　　1.1 权力、权力欲、权力结构与地位

　　许多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权力给过定义。本文从韦伯的定义出发开始讨论：壹个人或群体在多个不同的人或群体的意愿中使自己的意愿得以行使的能力。

　　权力欲是人从其动物祖先开始便早已具有的原始欲望。人出于权力欲的活动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并且经常是纯粹出于壹种精神满足。罗素认为，在基本的物质需要满足之后，人的权力欲便成为比物质需要更基本的生活驱动力，这意味著把人的物质需要认作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的马克思理论是错误的。【1】

　　可以说，对权力欲的追求和满足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只有意识到权力欲是诸多重大社会现象的肇因，才能正确解读历史，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1】

　　围绕著权力欲的活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行使权力、保卫权力和扩张权力。

　　大众通常理解的权力欲有这样的特征：

　　（1）只存在于于己无关的政坛和职场的高处。

　　（2）多限指权力欲的第三个方面：扩张权力。

　　（3）与野心是同义词，是只有在未来才能得到满足的欲望。

　　在这壹章中我试图说明：

　　（1）不只是社会上那些拥有显赫权力的人才有权力欲；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都被不同程度的权力欲驱动。

　　（2）对于多数普通人而言，行使权力和保卫权力是比扩张权力更经常在每日生活中实践的活动。

　　（3）权力欲不只是在未来才能得以满足的那些宏图大计背后的动机。它与食欲壹样，产生于每天最平凡的时刻，也在许多下意识的活动中被满足。

　　可以把权力关系定义为被权力欲驱动的人际互动关系。

　　并非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权力关系，比如，两个相知很深、而彼此都尊重对方的独立意愿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不是权力关系。维系他们之间关系的不是共同利益，也不是权力欲，而是人类的另外壹些需要，如归属感、交流探索的智力需要等。

　　基于爱的关系也不是权力关系。但在现实中，很多人际关系中既有爱的成分，也有权力关系的成分。本文中许多例子反映了这种复杂性。

　　壹个社会的各种权力关系并不是纷繁纠结的壹团乱麻，而是高度有序，构成壹个树状的权力结构。

　　壹个人的地位是他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其权力来自权力结构给他的背书。为壹位政府高官的权力背书的是政权。为壹位经理的权力背书的是机构权力。为壹位父亲的权力背书的是忠孝文化。

　　上游者在为自己的权力自豪时，也为给其权力背书的权力结构自豪。他不仅在物质生活上依赖于这权力结构，也在价值观中认同它。

　　地位是权力的源泉，权力靠地位得以实现。在本文中，我用上游者和下游者的说法来分别表示壹个权力关系中地位高的壹方和低的壹方。

　　由于权力关系的上游者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他们得到社会成员的仰视、羡慕。下游者被蔑视、被众人视为失败的例子。这样的视觉激励使得追求地位和权力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的生活理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样的说法便是从家族权力结构的角度对这种人生奋斗历程的写照。

　　另壹方面，地位和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的极度重要性使得对失去现有地位和权力的担心成了现代人不安全感的重要来源。

　　壹个权力关系的垂直度可以定义为壹方对另壹方的影响能力的大小。在相对平坦的关系中，上游者对下游者的影响能力较小，即下游者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且双方有较深层次的交流。权力关系越垂直，上游者对下游者的影响能力越大、影响的单向程度越高、下游者的行动自由度越小、交流的层次也越浅。比如，现代企业中壹个具有壹定专业素质的雇员与他的雇主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平坦的。古代的皇帝与他的壹个小官吏之间的关系则高度垂直：前者对后者有很大的制约能力，双方之间也不存在深层次的交流。

　　如果壹个人的核心价值观是追求在壹个权力结构中的更高地位，这说明他认同这个结构的合理合法性、这个结构是他的价值观的基石、他的感情的依附对象。他的安全感决定于权力结构对他的信任程度。

　　壹方面，个人要依附于权力结构；另壹方面，权力结构依赖于个人的认同而存在。壹个权力结构的多数成员在价值观中认同这个结构的合理合法性时，这个权力结构便具有了高度的稳定性。

　　1.2 政权的权力

　　从几何学上说，树的结构具有“自相似”的特征：树干上有六七个大枝，每个大枝上有六七个小枝，每个小枝上有六七个末枝，每个末枝上有六七片叶子。家乡小镇上的权力结构正是这样的树状结构。

　　树根并不可见，但决定著整棵树的生死荣枯。小镇权力之树的根是中央政权的权力。小镇的政府则是这棵树最显眼的部分：树干。树干支撑起所有的旁枝、末枝和树叶。

　　小镇是县委和县政府的所在地。根据党领导壹切的原则，县委书记是壹个县的最高领导，称为壹把手。县长是二把手。出于简便起见，本文把县委和县政府统称为政府。

　　政府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决定壹个县所有官吏的认命和罢免；管理所有的企事业单位、民间经济；掌握司法权；控制所有物资的流通与配给。

　　政府的权力决定了在政府中工作的个人的权力。政府官员是小镇上地位最显赫的壹个群体。

　　1970年代，我的父亲主管当时还是管控物资的建筑材料的分配，母亲在执掌人事权的县委工作。他们头衔中尚未带“长”字，只是有壹点实权的普通干部，而每天到我们家来求情说事的人已是络绎不绝。

　　到家里来说事的目的是要得到公事公办得不到的好处，也就是“走后门”。

　　那时访客的习惯是：被访者没有隐私、没有属于个人的时间和空间、来访不必预约。大家都是直接上门，且并不敲门，而是直接推门而入。

　　每个人来都带著礼物，主要是各种食品，如罐头、糕点、水果。如果是农民，带的通常是自家种的粮食或蔬菜。客人送的食品是我们家每日食谱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还是会有很多东西不能及时吃完。每过壹段时间，父母会把家里吃不完的食品转卖给离家不远的小卖部。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父母亲的月工资壹共不到壹百元，他们收受的礼物可以说是家中相当重要的补充收入。

　　在小镇上，办事找关系走后门是常态。由于政府掌握了所有的资源，所有的人都必须找到某种方式依附于这巨大坚实的树干才能把生计维持下去。

　　托洛茨基说：“在壹个政府是唯壹的雇主的国度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古老的原则，已经被‘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代替。”这话基本适用于小镇。

　　我小时候，有时能在父母的工作单位见到政府的大人物。县长、县委书记的行政级别是处级，我见到的这些“大人物”之中级别最高的也就是处级或副处级。干部的级别是中国的权力结构中的关键概念。中央机构的处长、地方上的县长和军队系统的团长在权力结构中是同壹级。

　　在县城里，处级和副处级干部有皇帝壹样的威风。见到他们时，我能感到他们扑面而来的优越感、高度的自信、对场面的控制欲和驾驭壹屋子人的谈话的能力。他们的地位显然给他们以精神上的满足。

　　那时我只有十岁上下，但已能感觉到官员的气场与平民百姓的气场大不相同。这说明我那时的价值观已经在被权力结构塑造。

　　我在家乡小镇生活的1970到1980年代，机动车辆很少，且全部属于政府机关和企业。能坐车出行（长途公共汽车除外）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司机会对不及时给车让路的行人破口大骂。这是纯粹出自习惯的、下意识的动作，看起来似乎与壹位政坛新秀的勃勃野心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同是出于权力欲的驱动：前者是行使权力，权力欲在当下即得到满足；后者更多著眼于扩张权力，其权力欲是对未来的期望。

　　有时候，父母叫了单位的车，带我回老家探亲，坐在后排的我听到司机大骂路旁的行人时会感到紧张，怕引起壹场斗殴，但从未见被骂的行人还口。这应该是他们知道自己与有权动用车的阶层之间的地位差异。

　　体制内和体制外都没有人挑战政府的权力。不同级别的党政干部之间的权力关系高度垂直，党政干部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权力关系也高度垂直。对于任何壹个小镇人而言，他的上级就是整个政权权力结构的代言人，所以挑战上级就是挑战整个政权。

　　政府的权力得到每个居民的认可，权力结构上游的成员受到普通百姓的尊敬、羡慕。不少人花很多精力去跟权力结构的上游拉关系。他们的投资通常都会得到丰厚的回报。他们自己也因这样的努力而逐渐向权力结构的上游攀缘。

　　垂直的权力结构在中国的其它地方也普遍存在。路遥描写同壹时期北方农村的著名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写：“现在这农民见了咱们公社的干部，就像兔子见了鹰，怕得要命。”兔子与鹰的关系是动物界的权力关系；它与小镇上的权力关系是出于同样的生物本能。

　　父母在退休前几年被组织安排到在权力市场上价值不高的部门。家里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时，母亲感到失落。她的权力来自于她所依附的权力结构，那么当她没有了这个依附时，她的权力也不再存在。

　　1.3 机构的权力

　　以政府为树干分支出去，每个企事业单位、乡镇（前称为人民公社）、农村（前称为生产大队）都各自有其权力结构。这里以我比较熟悉的学校为例来说明。

　　学校和老师的权力壹部分为政权所赐。学校是政府机构的壹部分：学校领导都由县政府的教育局任命、学校所有老师和行政人员的工资都由政府发放。

　　学校的权力的另壹部分来自于文化传统之中对教育的重视。比如，在惩罚学生的问题上，学校和家长的立场通常是壹致的。

　　理论上，学校里的师生关系并不总是权力关系，比如，如果老师与学生的互动是平等的交流、对未知世界的共同探索，这样的关系中就没有权力的成分。但在小镇上，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平等的。

　　老师通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意愿施加于学生，也经常会有学生反抗。反抗的存在只是由于学生不依靠于学校来供养他们的生活，所以学校对学生的惩罚是有限度的，并不意味著师生之间的关系比政府官员与平民之间的关系更平等。

　　这里引入个人空间的概念。壹个人的个人空间包括他的身体、他的私有财产（包括衣著、住所）、他对各种事物的判断及其有形记录（如日记）、以及他的自尊、自信、生活习惯等。个人空间对人的心理健康起到保护的作用，如同皮肤对人的身体健康的保护作用。

　　老师对孩子的辱骂和挖苦是他们凭借自己的上游地位对孩子个人空间的侵入。这样的侵入之所以每天在小镇的学校里上演，有几个原因：

　　（1）侵入权力关系下游者的个人空间是小镇人的习惯、或下意识的自然反应。这种习惯的驱动力是行使权力的满足感。

　　（2）权力结构和群体价值观允许老师们以这样的方式行使权力。

　　（3）老师们意识不到学生的个人空间该被尊重；这是他们的认知领域的局限。

　　那时小镇的壹句俗话“家有半斗粮，不当孩子王” 反映出权力是小镇人价值观中的重要衡量尺度：壹方面，“王”是得以充分行使权力欲、对下游者随意呼喝的崇高人物；但另壹方面，这“王”的权力欲行使的对象是整个权力结构的最底层：孩子，这又说明这“王”不过是游弋于社会底层附近，作这样的“王”是完全失败的人生之路。

　　人的独立判断能力和自信心越强，其个人空间抵御外力入侵的能力就越强。同样的辱骂和挖苦，在个人空间强大的成年人那里不会产生持久的效果，但在个人空间弱小的孩子那里会产生强烈且持久的效果。这样的效果会进壹步阻遏孩子的独立判断能力和自信心的成熟，形成恶性循环。

　　在小学低年级，老师对教室纪律有绝对的控制。到了小学高年级，反抗的学生开始多起来。老师采用辱骂、起绰号、体罚等手段制裁。有的老师会挖苦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

　　在初中，许多不听话的孩子开始挑战老师，尤其是对课堂控制能力弱的女老师。老师会使用各种手段反击。老师与这些孩子的关系基本上是敌对关系。

　　高中入学的淘汰率很高，让老师头痛的学生几乎全部被拒之学校门外，因此学生与老师的冲突比初中大大减少。对于不多的冲突，老师主要的管控办法仍然是高压政策。与老师发生冲突的学生会被扇耳光。老师会使用学校的权力结构，把学生送到严厉的校党委书记那里。书记会罚他们去作挖树桩、运煤等重体力劳动。

　　老师打骂学生是中国教育传统中的壹部分。美国在华传教士Arthur Smith（汉名明恩浦）写于清末的《中国人气质》有这样的记载：

　　“我们曾经见过壹个学生从他的老师那里来。老师教他写应试文章的秘诀，但是他没学会，于是被老师打。他被打得好像是刚从街上的壹场群架中出来，满脑袋是伤，到处淌血。经常有学生被怒不可遏的老师打骂的事。这些孩子不幸在学堂受了罚，回到家被母亲发现后，还往往被母亲引为奇耻大辱，而将他们再打壹顿。”【2】

　　老师对自己处在权力关系上游的地位极为在意。学生跟老师开并无恶意的玩笑、或指出老师讲课的错误，都会让老师恼羞成怒。老师的这种反应是出于保卫权力的本能。

　　不存在老师与学生的讨论、协商。真正意义上的讨论和协商意味著双方的平等关系，而小镇的师生之间不是平等关系。

　　老师在让学生做某事、接受某个观点时，从来不使用征求意见的口气。他们发号施令依据的唯壹理由是他们在权力关系中的上游位置。这种号令方式也是对孩子个人空间的侵入，但绝大多数孩子对此已经习惯。

　　在小镇上，权力关系上游者剥夺下游者决定自己行为的权利是合乎传统价值观的。

　　孩子在这些交流中学到的人生之道是：权力即真理。这种教育方式的每日的潜移默化的结果是修改了孩子的价值观列表，把权力放在了比真理更高的位置。

　　或者，如果在孩子的价值观列表之中，权力原来就占据了比真理更高的位置，学校的教育方式会将这个排序进壹步加固。

　　据博讯网站报道，2020年1月19日，武汉肺炎爆发初期，国家疾控中心病毒所“还在开大会传达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的指令，要以‘政治第壹、安全第二、科学第三’”。【3】这里的“政治”就是权力。把这样的排序与小镇的教育方式对比，可知权力比真理更重要的价值观不是政权上层的专利，而是深植于普通中国人心中的。

　　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发生重大火灾，又称为“让领导先走事件”。中小学生在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剧场为市领导文艺演出时，舞台布景燃起大火，市官员因被组织首先撤离而全部生还，而中小学生死亡288人。这说明从政府官员到老师到学生的垂直权力结构是全国的普遍现象。

　　在学校正常运行时，学生对老师的敌意被压制。有更高的权力介入、要借助学生来实现另外的目的时，这种敌意会被释放。下面是文革之初的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壹些学生对待副校长卞仲耘和另外几位学校领导的手段：【4】

　　“有壹个红卫兵拿来壹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没她全身。”

　　“红卫兵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壹字排开跪下。”

　　“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所用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那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壹打就在肉上戳出壹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壹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

　　“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壹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这些行动的参加者应该都是女学生。她们的这些行动并无功利的目的，而是纯粹出于精神上的满足：以行使权力来满足权力欲。

　　学生这样心态的种子是全社会，包括学校和家庭，播在他们心里的。

　　广而言之，文革中的许多迫害可以说是权力关系下游者平时被压抑的权力欲在政权权力的鼓励下的突然释放。

　　壹方面，学校的下游者与上游者之间充满了敌意。另壹方面，他们的价值观与行事习惯又很相似。这是因为他们都受到群体价值观的深刻影响。

　　1.4 家族的权力

　　在小镇权力结构的末稍是家族的权力结构。下面讨论这个结构的几个方面。

　　重男轻女的现象

　　重男轻女现象的产生有几个原因：

　　（1）女孩不能继续父亲的姓氏，也就是断了族谱。

　　（2）古时候是体力劳动为主，尤其在农村，而女孩在体力方面大逊壹筹。

　　（3）养育女孩需要资源，而在她们长大成为劳力后却要出嫁到婆家生活，所以是“赔本买卖”。

　　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在父母的心目中，女儿是自己手上的有形资产、是用于实现自己愿望的工具，并无属于她们自己的价值。

　　父母与女儿的关系是垂直的权力关系。父母处在上游，其权力不仅来自于他们对孩子的抚养投入，还来自于社会大环境中的忠孝文化。女儿处在下游，对自己被安排的角色并无反抗能力。通常，因为她们从小就被安排了这样的角色，她们也意识不到这是对她们不公平的安排。

　　我母亲有三个姐姐。二姐和三姐都出生于1930年代，小名分别叫“拴弟”和“拽弟”。从两个小女孩被取的这两个无任何美感可言的名字可以看出外祖父母对孩子的自身价值的尊重程度。

　　即使有儿子降生，也只是壹个好劳力、壹个给父辈传宗接代、在乡亲父老面前光耀其脸面的工具，也没有独立的价值。

　　我母亲出生时，外祖父见是女孩，壹气之下险些将她溺死，后来外祖母心软将她留下，打算送给别人家，派母亲的几个姐姐四处打听愿意领养女孩的人家。孩子们打听了两个月，没有找到愿意领养的人家，而此时家人也渐渐跟这个小生命建立了感情。母亲侥幸逃过壹劫。

　　而外祖父在无子的打击之下精神渐渐变得不正常，几年后悬梁自尽。

　　杀死女婴是当时中国农村比较普遍的现象。据王笛记载，在1920 – 1930 年代，中国的知识界开展了许多乡村建设工作，其中的壹项是“教育农民移风易俗，在缠足、吸毒、赌博、早婚、买卖婚姻、溺杀女婴、婚丧陋习等方面，开通民智。”【5】

　　在我上小学的1970年代，重男轻女现象已经开始改观，但仍然严重。我的壹位同班女生的大名叫“变弟”，她在给陌生人自我介绍时会说“是变出壹个弟弟来的变弟”，这应该是她的父母教给她的。她的父母都是政府干部。

　　不能生孩子是抬不起头来的事。领养孩子的家庭都把领养的事严格保密，对外宣称孩子是自己亲生的。我外祖父的壹位堂弟在领养了壹个男孩后立即与妻子和孩子搬到很远的地方，没有把新住址告知任何老邻居，然后跟新邻居说孩子是自己亲生的。有的孩子在与父母关系不顺利时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并四处打听自己的亲生父母。

　　传宗接代的思想体现出人的生物天性，但即使在这个目的之下，子女仍然不是这个任务的主角，而只是为祖先接续后代的工具。在家族里，活著的子女们远没有已经死去几十年、上百年的列祖列宗重要。

　　2020年3月，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中国基本上所有问题，都集中到这个权力究竟把不把人当人看。……不光是医护，我觉得，在中国，所有人，包括我们学者和教师，在这个权力眼里，都是工具，我们都没有被当作人。”【6】把这个对当代社会的大尺度现象的观察与数十年前小镇的家族权力关系放在壹起比较，可以发现上游者把下游者视为工具的价值观是渗透于中国社会每个角落的普遍现象。

　　否定孩子的判断

　　小镇上的父母不认为孩子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也想不到孩子需要独立判断的历练。母亲从来都是以没有任何商量空间的命令式口气与我说话。我的任何不同意见都会让她严重不快。母亲在每件事上都替我做决定，且认为这是爱孩子的表现。

　　在这样的环境中，幼年的我习惯了在每件事上都向母亲请示。直到我上大学放假在家，母亲让我去坐壹锅开水，我还要去请示锅里应该放多少水。我想不到这件事本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我自己可以根据我的理解决定，即使不符合当时情形的要求也很容易修正。

　　在另壹些我知道壹定会让母亲不悦的事上，我对母亲守口如瓶。这是我力图保护自己的个人空间的努力。但我对保有这样的个人空间有负罪感。这种负罪感壹直持续到中年，在我第壹次确认了自己个人空间的合理合法性时才消除。

　　父母会为孩子的福祉替孩子全权作出决定。他们不认为孩子对自己的福祉有任何判断能力。

　　人在幼年时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父母是他们的天和地，是他们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基石。如果他们对事情的判断经常被父母否定，他们就会放弃给自己的价值观构筑地基的努力。

　　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是构筑于他人的地基上，当他们为人父母时，他们认为自己有给孩子的价值观构筑地基的绝对权力。

　　即使孩子到了婚嫁的年龄，多数父母仍然会强力干预孩子对配偶的选择。“抗婚”是从古到今许多经典悲剧的题材。

　　对孩子的羞辱

　　与学校的情形相似，壹些父母的权力也经常被他们的孩子挑战。据我的观察，邻居的父母们解决与孩子冲突的主要手段是羞辱、恐吓和殴打。

　　小镇上每个家庭通常都有多个孩子。父母通常不会在其他孩子面前掩饰自己对某个孩子的偏爱。他们也会经常跟某个孩子说他不如别人家的孩子。

　　孩子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所以他们会把父母的羞辱接受为对他们的终极判决。父母的羞辱伤到孩子的自尊的准确率是百分之百。父母骂孩子笨是很随便的事。我在上小学时，几乎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壹名，但还是经常被母亲骂笨。每次这样的评论都给我的自信以重击。

　　父母骂孩子与老师骂学生的动机壹致，都是出于行使权力的满足感。

　　父母随意羞辱孩子是许多中国传统家庭中的气氛，并且代代相传。在美国长大、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越南人的Lac Su博士回忆：【7】

　　“在我的整个童年，我的父母总是骂我笨。…他们总是指责我的学习成绩不行。…他们相信，靠著骂我笨、无用、是废物，我就可以做出伟大的事来。…当羞辱和殴打没有让我聪明起来，他们想到了用壹种中国疗法来治疗我的笨。我三年级时，壹个星期六上午，他们让我坐在饭桌前，端过来壹块圆圆的、颤抖著的、有垒球那样大的粉色肉块，啪的壹声放在桌上。我知道那是肉，但不像我吃过的任何壹种。那是牛脑。父母亲让我每周末吃壹块，吃了壹年。我没有变聪明。

　　“直到现在，我还是每天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笨蛋。直到我上研究生院，我从未在课堂上举过手，因为我真心相信我这样的笨蛋没什么值得表达的。“如果殴打、羞辱和恐吓不能奏效，父母会在邻居面前感到颜面尽失。用讨论和妥协来解决冲突的渠道不存在。

　　父母对孩子的羞辱并不说明对他们不负责任。相反，许多随意羞辱孩子的父母，如上文提到的Lac Su博士的父母，对孩子高度负责。他们愿意为孩子的身体健康、学业优秀和事业成功而牺牲许多东西。他们日夜劳作，愿意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对于许多的父母而言，他们愿意为孩子付出壹切，如果孩子按照他们的意愿做事。

　　1.5 动态权力关系

　　没有长期稳定关系的人之间形成的因短期互动而产生、因互动结束而消失的权力关系可称为动态权力关系。

　　服务窗口前

　　壹种动态权力关系是等候服务时的排队。小镇的人没有排队的习惯。在商店里买东西、在售票窗口买电影票、在长途公共汽车站上公共汽车、在火车站上火车，大家都是壹拥而上，将窗口（柜台、车门）团团围住，即使电影是冷门电影，票根本没有售罄之虞。上汽车、上火车时，有时候要用尽全身力气才能挤上去，年老体弱者根本没有上车的希望。在所有等待服务的窗口，都是力气最大的和最不为他人著想的胜出。

　　在票没有售罄之虞的窗口前加塞，其主要动机应该不是物质需要，而是精神上的满足。这符合罗素的观察。

　　各种拥挤不堪的窗口前都是扒手收获最大的地方。

　　不只是家乡小镇如此。1980年代末，我在北京上大学时，上公交车时也是如此的景象。

　　广而言之，除了电影院售票口等有形的窗口，还有许多无形的窗口，在每个窗口前都有许多人等候服务。所有的等候服务都是个排序的问题，排队者之间的顺序需要以某种规则来决定。在小镇，权力链上游的人从来不必用身体去排队；他们自动排在每个队 – 如看病、购买高质量的食品 – 的最前面。在我小时候，我的父母亲从不用去电影院门口买票。也就是说，他们永远都在买电影票的队伍的最前面。他们在百货公司的关系让他们从来都排在购买紧俏商品的队伍的前面。

　　自然还有比他们排在更前面的人。

　　窗口前等候服务的人与窗口后发放服务的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关系亲近的是内线；没有亲近关系的是外线。不管内线任何时候需要服务，他们随时都排在窗口的最前面，不断把外线挤到后面。内线与外线之间并没有直接交流，但内线在无形之中对外线施用了权力。

　　对这样的场面，外线除了自己想办法变成内线之外并无他策。这就是我小时候家中访客盈门的原因。可以说，在每个有形和无形的窗口前，内线与外线之间的关系是高度垂直的权力关系。

　　在同属内线的人群中，因（1）各人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的不同和（2）与窗口后发放服务者关系亲疏的不同又可以细分为不同的等级。

　　窗口前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同胞、同类，而是敌人、路障。

　　对自己在每个有形和无形的窗口前的位置的不满构成小镇人主要的焦虑。窗口前的排序就是权力的排序：靠前的是上游者，靠后的是下游者。他们每日生活的奋斗目标是把自己、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朋好友在这些窗口前的位置向前提。这会给他们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物质上，他们得到最早、最好服务的实际好处；精神上，他们挤到了上游，满足了面子，证明了自己在生存斗争中胜出的能力。

　　脸皮厚、不讲理、无赖、暴力倾向都是把自己在每个窗口前的排序向前提的有效手段，所以都也是有效的权力。性格内敛温顺的只能不断被挤到后面，这导致他们对生活的无奈感。

　　学习成绩排名

　　另壹种排队是学生在学校的考试成绩排队。如果从学习是每个学生自己与未知世界的互动的角度来看，学生的学习成绩似乎与权力无关。但小镇的中学的做法是将每个年级所有学生的考试总分从高到低排列，用毛笔写在许多张大大的红纸上，贴在教室外的大墙上，吸引许多学生和家长驻足观看。小镇人看待学生成绩排名的态度与当代人看待中央领导人排名顺序和财富排行榜的态度本质上是壹样的。观者这样的态度就使得学生成绩排序有了权力关系排序的意味。

　　如果孩子学习成绩不好、总是排在后面，父母会痛心疾首。父母的这种反应出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压力：物质上，他们担心孩子在未来的权力结构中不能占据较高的位置；精神上，孩子在学校排名靠后让他们自己颜面扫地。

　　每年夏天，高考录取结果是牵动小镇人心弦的最热门话题。小镇父母对高考的重视程度与古人对科举的重视出于同壹种心理。孩子上了有名的大学，他在壹个对家族荣耀最重要的无形窗口前的排名就大幅度向前提了。

　　高考录取与其它排队情形的不同在于，由于中央政权对整个高考过程实行的森严纪律，高考录取的窗口前很难加塞，考生父母的权力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政权的森严纪律是有深刻考虑的：这个窗口前的排序是每个家庭的价值空间中最重要的排序，其重要性是买电影票和买电视机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没有强权的约束，高考录取过程会比1980年代北京公共汽车门前的拥挤还要惨烈许多倍。

　　虽然加塞的机会被强权剥夺，但大众对高考制度心服口服，因为大家都想象得到若没有强权的约束将会是个怎样的场面。这是每个人心中的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壹方面，想在所有的窗口前挤到别人前面；另壹方面，希望看到壹个公平的排序，而自己也愿意遵守这个排序，即使这意味著他们会排不到最前面的位置。

　　梁实秋的壹段回忆从另壹个侧面说明强权在这样的动态权力结构中的作用：“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北平，家人告诉我许多敌伪横行霸道的事迹，其中之壹是在前门火车站票房前面常有壹名日本警察手持竹鞭来回巡视，遇到不排队就抢先买票的人，就壹声不响高高举起竹鞭飕的壹声著著实实的抽在他的背上。挨了壹鞭之后，他壹声不响的排在队尾了。前门车站的秩序从此改良许多。”

　　这个故事说明几个问题：

　　不排队的人知道自己的行为不符合自己的内在价值。他的内在价值并没有死亡，只是被暂时压制。

　　压制了这些内在价值的是他在窗口前的动态权力结构中的屡屡得手。

　　外界的另壹种强权的介入 – 壹种他完全无法抗拒的恐怖式强权 – 促使他重新发现自己的内在价值。

　　外界的强权迫使壹个人或壹些人意识到他们忘却多时的内在价值的现象可称为鞭子效应。民国时和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思想的发达都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精英阶层痛切意识到在西方强国面前自己的弱小，都可以说是“鞭子效应”的例子。

　　等候服务的另壹种可能的秩序是自律的先来后到的排队。这需要另壹些条件：窗口前的每个等候服务者都能把自己的需要和他人的需要放在平等的位置；窗口后的发放服务者有亲疏无别的价值观。这些条件在小镇上不存在。

　　排序的三种状态是无律、他律、自律。多数人吃够了无律的苦头，但又没有自律的条件时，最好的结果只能是他律。壹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已经被许多人诟病多年而难以被另壹些听起来能更全面衡量学生素质的考察机制取代，壹个重要原因是后者难以实施公平的他律。

　　鲁迅说，中国历史只是在两种时代之间循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就是在大众没有自律的能力时，他们只能在无律和他律之间循环。这是中国的垂直权力结构直到现代还具有充分的合理合法性的主要原因。

　　孩子群落

　　另壹种动态权力结构是孩子群落中的权力结构。有暴力倾向的孩子建立帮派性质的势力范围，在教室里搞恶作剧，当众羞辱弱小的孩子、挖苦嘲弄有生理缺陷者。其他同学不敢与他们争锋。

　　他们在嘲弄、羞辱弱小者时面带满足的微笑。这是行使权力的满足感。

　　不同的帮派之间不时以打群架来解决纠纷。群架通常都是事先约好时间和地点，是孩子之中的大新闻。有许多孩子围观。

　　孩子围观群架、成年人围观在刑场枪决犯人、和古罗马人围观角斗都是出于同样的心理。

　　1.6 权力作为商品

　　小镇上最活跃的经济不是以货币为交易媒介的经济，而是以权力为交易媒介的经济。在我家，父母亲可以靠著他们并不显赫的地位拿到免费电影票、买到限购的“凯歌”牌电视机、买到盖房子的低价建材。电影院的经理可以靠赠送免费电影票把自己从官员升迁窗口的外线升级为内线。孩子犯了罪，有权势的父亲可以在公检法系统疏通关系，让孩子得以轻判。虽然高考录取的纪律极为严格，每年高考结束后，县教育局住省城的高考录取联络人都会成为小镇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因为他认识各个高校来省城招生的老师，至少在考生家长的心目中，他有可能影响录取结果。每个人手中拥有的权力都可以用来换取各种有价值的东西。

　　出售低价建材的人并不壹定马上用得到我父亲的权力；他只是将它储存起来待将来使用，或者转让给他的亲戚朋友使用。换句话说，权力具有了真正的货币的功能，既可以购买实物，也可以储存、转让。

　　我父亲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时间的壹大部分花在聊天、看报纸、喝茶。可以说，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全时职业是权力的批发、转卖、零售。

　　县政府壹个中级干部直接把握的资源并不巨大，但权力的商品化大大扩展了他的势力范围。

　　在机动车很少、生产力短缺的1970和1980年代，百货公司售货员和机动车司机也都因手中控制的资源而有了相当的权力。比如，那时并无专业搬家公司，因而司机们手里的机动车就成了每家每户搬家时必须使用的紧俏资源。售货员对顾客的态度经常很凶恶；这是他们在享受行使权力的满足感。

　　每个人的势力范围因权力的商品化而互相交织。由于这样的关系，小镇的权力结构兼有树和网的特征：既有树结构的层次分明，又有网结构的互相关联。这个树/网结构被大众认可，大家都按照这个结构确立的规则来生活、规划理想。每个人在这个结构之中都有壹个被定义好的位置和向上爬升的路径。

　　这个结构的致密也意味著没有能力在其中航行的人会终生处处碰壁。

　　1.7 社会规范的权力

　　加尔布雷斯把权力分为三种：惩戒权、奖励权和潜移默化权。【8】县政府的权力有相当壹部分来自它的奖励权：所有的公职人员的工资都从它那里发放，而全县所有的非公职人员（如农民）都在公职人员的管辖之下。政府也有对辖内任何壹个不驯服者的惩戒权。

　　父母和老师都有对孩子的惩戒权，且他们经常使用这权力。

　　惩戒权和奖励权都有明显的强制色彩。它们也是人类驯化动物时使用的主要手段。权力结构的第三种权力则微妙得多：用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将各种社会规范直接写入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之中，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接受、拥护各级权力结构的合理合法性。

　　作为潜移默化权的教育与以育人为目的的教育的不同是：

　　（1）作为潜移默化权的教育是封闭式的：不管过程如何曲折，教育的最后结果壹定是回到教育者事先指定好的结论。以育人为目的的教育是开放式的：教育的最后结果是发现真理。顾名思义，如果壹个真理还未被发现，它就完全可能以出人意料的面目现身，否则它就是已知的真理。出人意料，自然也包括出乎教育者的意料。

　　（2）作为潜移默化权的教育中，教育者以自己行使权力和学生完全顺从为满足。在以育人为目的的教育中，教育者以发现真理和学生身心成长为满足。发现的真理越出乎教育者的意料，学生得到的成长越多，教育者得到的精神满足也越多。

　　这里讨论小镇权力结构的潜移默化权的几种施用方式。

　　媒体

　　如果把全国的整个权力结构比作壹棵大树，那么中央政府就是这棵树的树干，而小镇的权力结构是末枝。连接树干和末枝的壹条重要纽带是媒体。媒体包括广播、电视、报纸、电影、戏剧等。对媒体内容的消费是小镇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媒体内容的主要生产者是中央政府及其控制的机构。

　　媒体内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也是高度垂直的权力关系，这是因为媒体并不是独立运作，而是政权的壹部分。

　　在电视普及之前，小镇上每壹户都接入了播放县广播站节目的有线喇叭，电影院和剧院经常都是座无虚席。从1980年代开始，电视迅速成为小镇媒体的绝对领衔主演。

　　媒体节目的内容可分为两类：壹类是以当前的权力结构为时代背景，主题是歌颂权力结构上游者的伟大；另壹类是以当前中央权力的各种敌人为时代背景，如国民党、日本侵略军、古代封建王朝、“四人帮”、敌国政权，内容是描写这些权力结构中的厚黑。

　　如果懂得人性相通的道理，自然会质疑两类权力结构何以有这样截然的反差，但我没有听到过任何观众产生这样的质疑。

　　两类题材的背景都是垂直权力结构，故事都是各种权力斗争。几乎没有节目反映平坦权力结构中的故事、或不被权力欲驾驭的人际关系。这应该是由于节目的创作者和审批者们没有过平坦权力结构中的生活经历。这样的宣传的效果是消费者大众认为世界上只存在垂直的权力结构、世界上的所有矛盾都是发生在垂直权力结构中的权力斗争。

　　在媒体上，歌颂政权、机构和家族权力结构的几种内容互相支持。这是从古时传下来的文化传统。比如，在古时候，官员是“父母官”，平民百姓是“子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鞠躬尽瘁的父母与懵懂幼稚的孩子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说法把政权权力与家族权力自然而然地放在同壹幅画面中。

　　这样的价值观代代相传，如这首在1980年代流行的《党啊，亲爱的妈妈》：

　　妈妈哟妈妈 亲爱的妈妈

　　妳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

　　扶我学走路,教我学说话

　　党呵党呵 亲爱的党呵

　　妳的形象多么崇高伟大

　　党呵党呵 亲爱的党呵

　　妳就是我最亲爱的妈妈

　　亲爱的妈妈 亲爱的妈妈 呵

　　我母亲很喜欢唱这首歌。它把母亲对外祖母的感情和对共产党的感情自然地联系在壹起。

　　在我长大的1970和1980年代，媒体中有许多歌曲歌颂母亲抚养孩子的劳苦。没有任何主流媒体作品宣称母亲抚养下壹代不过是所有高等动物都要尽的义务，否则它们的种族就会在地球上灭绝。

　　“尊师重教”的口号被不断宣传。电视里播放的儿童歌曲有不少是歌颂老师的辛勤工作的。

　　这样的媒体内容把政权对大众、父母对孩子、老师对学生的关系壹起定义为上游者对下游者的恩情的关系，造成互为道德支援的效果。在2.3节中会对此作进壹步的讨论。

　　教育和文化传统

　　学校是政权行使潜移默化权的重要阵地。这努力主要集中在两门课：政治和历史。

　　政治课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今权力结构取得的各种成就。

　　历史课的主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近代被外国频繁侵入的耻辱；共产党如何击败诸多敌人，领导中国走向重新辉煌。

　　这两门课的教学方法与数理化课程的不同是：在数理化课上，教材中会提出很多问题，老师也会提出很多问题。事实上，数理化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对问题的思辨。而政治和历史课不允许提问，只需要记忆。从这壹点上可以说，政权在中学政治和历史课中行使的潜移默化权也是高度垂直的权力关系。那时文科之所以不受学生和家长青睐，被认为是不够聪明的学生才去学的方向，其原因之壹便是其灌输式的教育方式。

　　在职人员也被教育。1970年代，父母亲每天早上六点到七点要赶到政府去参加政治学习。学习的内容与他们的本职工作无关，主要是上级传达下来的为中央政权中权力斗争服务的舆论，如“批林批孔”、”批《水浒》投降派”等。

　　许多人对这样的潜移默化权有微词，但政权和各级机构对他们的潜移默化坚持不懈。有微词者早已习惯了被政权牵著鼻子走的无奈感，政权也深知水滴石穿的道理。

　　另壹种潜移默化来自于文化传统。每个社会成员从壹出生就在父母、各种长辈、左邻右舍、朋友伙伴的熏陶之下，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比如，儿女听父母的话是壹种美德，这样的价值观就是文化传统的壹部分，并不需要媒体的反复强调。绝大多数在外面胆大包天为非作歹的孩子回到家被父母辱骂或殴打时都全无反抗。反抗父母的孩子被视为大逆不道。

　　权力的展览

　　学校经常要求全体学生在操场上列队，由校长和校党委书记训话。在政府和各种机构也经常有类似的大会。这是权力的展览，目的是让每个人看清楚自己在结构中的位置。这是实现潜移默化权的另壹种方式。

　　父母在家里打壹个不服管教的孩子是将父母的惩罚权在这孩子的兄弟姐妹面前的展览。老师在教室里体罚或羞辱壹个学生是将老师的惩罚权在其他学生面前的展览。在小镇的公判大会和刑场，执法者将罪犯五花大绑、宣布其罪名和判决，对其中宣布死刑者押在卡车上开赴刑场枪决。这对于当事者行使的是惩罚权，对旁观者行使的是潜移默化权。

　　在这些场合中，旁观者通常都站在权力关系上游者的壹边，抱著看热闹的心态，对被惩罚的下游者并无同情心。

　　促成这种娱乐围观心态的是几个因素：

　　旁观者把自己认同为权力结构的壹部分。冒犯权力结构就是冒犯自己，罪有应得。

　　在高度均质化的社会中，各种异类都被鄙视、嘲笑。冒犯权力结构者是异类的壹种。

　　除亲人和朋友之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调是敌意。同情心不存在。

　　对于没有安全感的人，他人的受难能给自己壹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安全感和自豪感。

　　生存是残酷的斗争。残忍和冷漠是比丰富的情感更适合在这种环境中存活的心态，因而是多数人具有的心态。

　　1.8 对自然界的权力

　　本文中讨论的绝大多数权力关系都是复杂的现代人类社会之中的现象。权力欲的起源比这些现象古老得多，在所有的高等动物中都存在，是追捕猎物、争夺势力范围、争夺配偶、争夺社群首领地位等活动的驱动力。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权力欲是比人类社会中的权力更基本的现象。

　　由此可以从权力欲出发来对权力作出另壹种定义：壹个人或壹个群体行使自己权力欲的能力。

　　这个定义扩展了行使权力的对象：除了人，也可以包括自然环境、野生动物、资产等。

　　从这个定义来看，中国近年来的严重环境污染可以部分归因于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垂直权力关系。大自然处在这个关系的绝对下游，对人的肆意侵入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近年来屡见企业主将工业污水注入地下水层的报道（如【9】）。这些企业主对自然界的态度与他们对自己的权力关系下游者的态度同是出于行使权力的心理动机。

　　从另壹个角度说，在壹个高度垂直的权力关系中，在上游者看来，下游者与无生命的物体没有本质的差别，都是供他们使用的工具、是他们行使权力的对象。

　　野生动物也处在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的绝对下游，几乎被斩尽杀绝。在小镇上，除了老鼠和麻雀，几乎见不到任何其它的野生动物。

　　人对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行使权力有的主要是出于物质需要，如将工业污水注入地下水层，有的更多是出于精神需要，如猎杀某些野生动物。通常来说，下游者越难以驾驭，上游者在行使权力时得到的精神快感也越多。

　　我小时候，小镇上有许多漂亮的古建筑：县衙门、孔庙、高大的城墙和城门，都有至少数百年的历史，都在1970年代被拆毁殆尽。这也可以理解为那时的小镇人之于古建筑是高度垂直的权力关系，后者处在绝对下游，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2. 小镇人的价值观

　　顾名思义，壹个人的价值观是他为其视野之中各种事物的标价：哪些东西有价值、给他以幸福感，值得去追求；哪些东西值得牺牲另壹些价值较低的东西去换取；哪些东西没有价值、不值得他的注意；哪些东西令他恐惧、他要极力逃避。

　　让壹个人恐惧、逃避的东西可以称为对他具有负价值。

　　人在幼年时的父母和环境的影响对他的价值观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皮亚杰认为，儿童对世界的认知有同化和调适两种方式。【10】他每新接触到壹个外界事物，如果是他已有的认知框架可以理解，他便将它消化吸收，使它成为他已有认知框架的有机的壹部分，这是同化的过程；如果不是他已有的认知框架可以理解，这个事物迫使他改变已有的认知框架，这是调适的过程。

　　人对新接触的壹个外界事物有两种可能的调适过程。第壹种是这个外界事物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激起他的好奇心，他靠思考来主动调适。思考的过程扩展他的认知框架、磨利他的判断力、增加他的智慧。第二种是这个外界事物靠强力来重新设定他的认知框架。这是被动的调适。

　　在小镇人的幼年，他们被强迫接受父母的价值判断，没有过与父母平等探讨问题的机会。在学龄，所有与政权、国家、历史、个人价值观有关的教学内容都规定了标准答案，没有提问的余地。其结果是他们的认知框架是被父母、老师和社会的大力设定的，而他们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参与权或发言权。

　　因为他们没有思考的历练，他们的认知框架是刚性的，难以随著见闻的增长而主动扩展。

　　成年之后，他们闲谈的内容主要是搬弄是非。我从小听过父母与家中来客的无数的谈话，谈话内容都是对人物和事件的各自表述，从未听到过产生出新思想、新见解的讨论。

　　读书是稀奇的事。我与长兄的爱读书成了街坊四邻的新闻。母亲自己不读书，也为我爱读书而焦虑。她怕我长大后成为书呆子 – 壹种被社会鄙视的异类。

　　小镇人不思考、不读书、没有兴趣分辨事情的真相。在他们看来，真相和真理是迂腐的书呆子才关心的东西。

　　在这壹章中，我首先引入描述价值观的壹些概念，然后讨论小镇人价值观的几个侧面以及它们与权力结构的互相影响。

　　2.1 有关价值观的几个概念

　　价值观是个极为复杂的概念，也是隐藏在人的心灵深处、难以研究的现象。为了能从关于价值观的讨论中有所收获，在这壹节里，我引入观察价值观的三对视角：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个人价值观与群体价值观、生活的获得模式与存在模式，希望借助这些视角来获得对小镇人的价值观的壹些侧面的比较有条理的理解。

　　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

　　壹个人视野之中的事物可以分为外在和内在两类。

　　壹个人的食物、银行存款、房地产、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等都不是他的身体或精神的壹部分，因而是他的外在价值。权力和地位都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因此也是外在价值。

　　壹个人的面子是由旁观者对他的态度来定义：被旁观者欣羡、仰慕时，他觉得有了面子；被旁观者鄙夷、轻视时，他面子尽失。所以面子也是外在价值。

　　壹个人的内在价值是其精神领域的价值：

　　在认知领域，包括知识、判断能力、是非善恶观、宗教信仰等；在心态领域，包括快乐、安全感、勇气、自尊、自信、体验美的能力、对他人的爱心和同情心等。

　　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之间并没有完全清晰的界限。比如自尊：如果壹个人的自尊更多是决定于他人的看法，这种自尊就在更大的程度上属于外在价值；如果壹个人的自尊不取决于他人的看法，这样的自尊就属于内在价值。勇气、快乐、安全感、自信等也是同样的情形。

　　人的心理成熟的过程也是自尊、自信、勇气、快乐、安全感等素质由外在价值逐步演变为内在价值的过程。

　　壹个人的外在价值的总和可以称为他的领土，或势力范围 (territory)。这势力范围中也包括他的权力关系的下游者；他在心理上视他们为资产。人对其势力范围的重视与大型猛兽对其势力范围的重视出于同样的动物本能。

　　势力范围与个人空间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近似，同指壹个人在心理上认定的自己。在本文中，我把个人空间用于壹个人作为权力关系下游者时的语境中，把势力范围用于壹个人作为权力关系上游者时的语境中。

　　壹个人的外在价值或势力范围可以被外力侵入、改变，因此需要他的保卫。事实上，保卫物质和精神上的势力范围是牵制了许多人壹生的绝大部分精力的活动。

　　虽然壹个人的内在价值也可以算作他的势力范围的壹部分，但由于外力无法侵入壹个人的内在价值，这部分势力范围不需要他的保卫。

　　人的所有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壹起构成他的价值空间。

　　个人价值观与群体价值观

　　同壹个社会中的每个成员被相似的环境哺育长大，所以他们对视野中的许多事物有相似的定价，这就是群体价值观。

　　群体价值观包括：哪些观念、行为、社会现实可被社会接受，哪些观念、行为、社会现实不被社会接受；哪些事是被社会成员普遍羡慕的荣耀，哪些事被大家鄙视、恐惧、嫌恶。

　　比如，在1980年代的家乡小镇，在商店买东西、在电影院的窗口买电影票时，不排队是普遍现象。总能成功加塞的人会因为有比别人更强大的生存能力而得到大家的羡慕，总被挤到后面的人被大家认为是生存能力低下。这样的看法被多数人共同持有，所以是群体价值观之中的壹项。

　　壹个人的外在价值，如地位和权力，有大的光环，容易为他人看见，所以外在价值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追求的理想，也是群体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壹个人的内在价值，如自尊、独立判断能力、好奇心、勇气等，是其内在的独特体验，难以为他人所见，也难以与他人交流，所以与群体价值观的重合度较小。

　　获取模式和存在模式

　　弗洛姆认为，人有两种生活模式：获取模式和存在模式。【11】两种模式都源自人的本性：获取模式源自人的两种原始欲望：求生欲和权力欲；存在模式源自人的更高级需要：体验生命、表达自我、实现自己的潜能、与他人的深层次的沟通等。

　　生活在两种模式之中的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不同：

　　（1）日常行为。生活在获取模式中的人的习惯性行为是获取或征服。获取的对象不仅包括钱、地位、权力、房产等有形资产，也包括并非有形资产的学习、记忆、交谈、阅读、爱、信仰等。比如，对于活在获取模式中的人，知识是壹种资产、是获取和征服的对象。古俗语“书中自有黄金屋”和1980年代初流行于中国主流媒体上的壹句诗“攻书莫畏难”可作为这种心态的两个注脚。生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的习惯性行为是体验或交流。对他们而言，生活的每个元素，如谋生、人际交往、学习等都是体验和交流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他们改变自己、成长自己。

　　（2）看重的价值。生活在获取模式中的人看重的是外在价值，如钱、权力、名望。学习不是终极目的，而是帮助他们获取其它外在价值的手段。生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看重的是内在价值，以自我在知识、心态、精神上的完善为快乐，以自己内心生发的标准为指导自己生活和判读事物的标准。

　　（3）对生活的态度。生活在获取模式之中的人把自己看成永恒不变的个体。他们关注的活动是在已有势力范围之内行使权力、保卫已有势力范围的权力、扩张势力范围以获得更大的权力。生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把自己看成壹种过程，而获得、成长、失去、死亡都是这个过程的壹部分。

　　（4）对世界的态度。生活在获取模式中的人排斥所有不符合他们现有认知框架的知识。他们拒绝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把要求他们改变的声音视为对他们的势力范围的挑战。能够改变他们的力量只有来自权力关系上游的强力。生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把自己向未知的世界开放，能不断从世界之中吸收营养而成长。

　　（5）心态。生活在获取模式中的人的情绪随其势力范围的增减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起伏。他们不了解自己的情绪，也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情绪。生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能感知、也愿意直接面对自己当下的各种精神状态。他们通过与自己的精神状态的交流而达到平安和快乐。

　　获取模式是被更多人采用的生活模式。广义上说，获取的欲望即权力欲，这包括对他人的权力和对物质资源的权力。

　　存在模式并不是个新概念。比如，佛经中早已指出物质的获取与快乐无关，如《无量寿经》：

　　“无田忧田，无宅忧宅，眷属财物，有无同忧。有壹少壹，思欲齐等。适小具有，又忧非常。水火盗贼，怨家债主，焚漂劫夺，消散磨灭。心悭意固，无能纵舍。”

　　《圣经》：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在近代，有更多的思想家倡导存在模式。比如，克里希那穆提建议，有志于改造社会的年轻人的生活模式应该是“有创造性的不满”。这种生活被好奇心、爱心和创造性驱动，从无限的未知世界中吸取营养。其结果是自己的成长和社会权力结构向更平坦的方向的改变。

　　但在现实中，“有创造性的不满”是少见的现象。更多人采用的是这三种模式之壹：（1）顺从于社会的压力：违逆自己的意愿而屈居于权力关系的下游。（2）对社会的敌意的不满：试图以有形或无形的暴力将自己跻身于权力关系的上游。（3）出世或遁世：试图与社会的权力关系完全脱钩，以求得内心的清净。这些都不会改变社会中的权力结构的垂直度。

　　弗洛姆认为，绝大多数人的身上同时存在著两种生活模式的可能性，而具体哪壹种模式占据支配地位取决于外部环境。【11】

　　2.2 面子

　　面子可以定义为在当事者的心目中，旁观者对其社会地位的评估。旁观者的评估是当事者对自己在社会中的重要性的衡量，因此面子也可以称为重要感 (self importance)。

　　面子的重要性

　　面子在小镇人的生活中占据中心的地位。这需要几个条件同时满足：1. 当事者与旁观者的价值观的高度壹致。2. 旁观者对当事者的言行的高度关注，且通常是非善意的关注。3. 当事者对旁观者的态度的高度看重。

　　如果当事者与旁观者的价值标准迥然不同，或旁观者对当事者的言行并不关注、或是纯善意的关注，或当事者对旁观者的态度并不看重，面子都不成为重要的问题。

　　比如，在小镇上，对壹对没有生育能力的夫妇，上述几个因素的体现是：1. 当事者和街坊四邻都认为不能生育是社会的异类。2. 每个人把很大壹部分精力用于关心其他人的事，所以这对夫妇会招来街坊四邻的议论和鄙视。3. 当事的夫妇非常看重街坊四邻的议论和鄙视，所以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

　　这几个因素在小镇上的同时存在可以归结为壹个原因：群体价值观的高度强大。群体价值观强大，而个人的独立价值判断发育不良时，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便具有许多方面的相似性。壹个人没有强大的内在价值空间时，其目光便只能聚焦在他人身上，也会极为在意他人的目光。

　　在群体价值观高度强大的社会中，众人的价值观如同整齐的士兵队列，任何壹个成员的不协调的小动作都异常显眼，马上被归为异类。对成为异类的恐惧使得面子成了社会成员行为规范的重要约束。甚至可以说，面子是除法律以外的社会成员行为规范的几乎唯壹约束。

　　壹对夫妇对外将领养的孩子谎称是亲生的也是出于面子。在传统之中，领养的孩子并不能算是传承了家族的血脉。被领养的孩子会成为左邻右舍的成年人们闲话的重要话题，也会被同龄的伙伴们歧视。但是，如果把领养的孩子说成是亲生的谎话成功地骗过了左邻右舍，就既成功地传承了祖先的血脉、讨得祖父母的欢心，又获得左邻右舍的认可。左邻右舍的态度比事实更重要。

　　有生育能力，却没有儿子，仍然会产生同样的面子问题。

　　绝大多数普通人家都会用尽终生的积蓄来盖房子。盖房子的首要目的是光耀面子，居住的方便反在其次。

　　父母对孩子的最大期望是为自己挣得面子。能服务于这个目的的孩子的成就包括：学习成绩排名在前；得到三好学生奖状；考上名牌大学；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等。孩子成绩不好的父母在人前喜欢说的壹句话是：我这孩子很聪明，但就是不用功。这是弥补他们面子受损的尝试。

　　如果他们能仔细思考问题的真正原因，他们会发现不用功实际上是比不聪明难对付得多的问题。如果他们还能就此开展补救的工作，他们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老壹套教育手段，帮助孩子发现自己的潜能和热情，给孩子壹个更好的未来。但是能这样愿意发现问题、也愿意改变自己观点的父母很少见。

　　丢了面子对壹个人的精神打击比物质损失要严重得多，如我的外祖父因为没有儿子而精神失常。他把在祖宗牌位前无成绩可示、在父老乡亲前低人壹头看成不能承受的耻辱。

　　在土改、反右和文革中全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羞辱后自杀。许多人自杀的原因并不是物质条件不允许他们活下去，而是不堪面子受辱。

　　弗洛姆的观察是：“人对成为异类的恐惧胜过对死亡的恐惧。”【11】如果壹个人没有强大的内在价值，这两种恐惧感在他的价值观列表中就会遵循这样的排序。当他的精神依托 – 他人的裁决 – 突然与他反目时，自杀就可能会成为他们的自然选择。

　　在这些运动中也有少数人有意与群体价值观保持距离。或者说，他们有强大的内在价值，不惧怕成为异类。结果是他们虽然受了皮肉之苦，但在精神上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摧残。

　　埃列娜.罗斯福说，“没有妳的同意，没有人能羞辱妳。”这说的也是建立强大的内在价值是抵御群体价值观的攻势的有效办法。

　　对面子的在意是权力欲的第二种表现：保卫权力。这是小镇人重要的精神需要。

　　壹个人的面子是他在生活的各个坐标系中 – 同事之间、邻里之间、家族成员之间 – 的地位的合理合法性。他的生活的主要目的就是证明他在每个坐标系中的地位的合理合法性。

　　他如此在意他的地位的合理合法性，因为他在任何事上的发言权不是由事情的对错是非决定，而是由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决定。

　　爱护面子不仅是小镇人的主要精神需要，也是他们的物质需要。由于小镇权力关系网的致密，不成为这个关系网的成员很难在小镇上生存下去，而成为这个俱乐部的合法成员的前提条件是被众人的目光审视。

　　因面子而起的各种冲突

　　由于大家对面子的看重，在有冲突发生时，壹种重要的攻击手段就是让对手丢面子。权力关系的上游以此作为对下游的惩罚，如小镇人民广场的公判大会以羞辱罪犯的方式来警示冒犯权力结构的严重后果。这警示对当事者和旁观者都有效。

　　我的邻居中有几位悍妇经常扯著巨大的嗓门骂街，其目的也是提升自己的地位、让对手丢面子。

　　对面子的直接侵犯是许多社会矛盾和摩擦的起源。并且许多起因于物质利益的冲突也被当事者解读为面子保卫战。比如，壹家在新建或扩建自己的院子时多占了邻居的壹平方米的空间，他们之间的冲突就会升级为面子之战。最终的胜者赢得面子，输者引为奇耻大辱。家庭中的夫妻纠纷、父子纠纷也经常是由小事而起，升级为面子之战。

　　为了保卫面子，权力关系上游者可以随意修改事实、随意羞辱下游者，不顾下游者的自尊心、安全感。

　　因为上游者并不关心事实如何，下游者对上游者通常并无信任。下游者需要做好的只是壹件事：讨得上游者的欢心，为此他也随意修改事实，毫不犹豫地说自己不相信的话。

　　老师很在意在学生面前的面子。很少有老师在课堂上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样，父母很少在孩子面前认错、机构的上级很少在下级面前认错。

　　自省是壹种罕见的美德：自省是承认自己的无知、发现自己的过失，这是内在价值的经营。多数小镇人不知道有这样的内在价值的存在。

　　由于对当事者最重要的不是事实本身，也不是当事者自己的判断，而是旁观者的判断，生活的目的都归结为向旁观者证明自己地位的合理合法性。

　　人要证明的自己只能是已知的自己，所以壹个力图证明自己的人无法将注意力向未知的世界开放。他将有限的自己对无穷无尽的未知世界封闭起来，无法从中吸取营养。他没有被改变的愿望，也没有感悟、发现、成长的能力。

　　也正因为无法从成长的过程中寻找乐趣，他只能通过不停地证明已知的自己来定义自己的价值。

　　各级权力结构的面子

　　各级权力结构也都高度重视自己的面子：

　　（1）家族的面子。家族里有人当大官、有孩子考上大学、女儿嫁给了有权势的门第，这些都是光耀家族脸面的事。反过来，壹个人做出所谓的“丑事”会给他的家族的面子上蒙羞。“家丑不可外扬”说的就是这种情形。面子的极度重要性意味著家族只能面对光彩，而任何壹点瑕疵都是羞辱。

　　（2）各种机构的面子。同许多家庭都用尽财力盖房壹样，每个机构都用尽财力修筑气魄宏大的建筑。学校热衷于搞校庆，歌颂自己的各种成就。中央权力机构热衷于搞豪华的运动会和世界首脑论坛、斥巨资兴办奥运金牌体育。

　　（3）国家、民族、政权的面子。中学历史课的主要内容，如中华五千年文明、近代被西方列强和日本侵入的屈辱、共产党政权的辉煌成就，都是从各种角度维护当今政权的面子的努力。政权尽力隐藏自认为没有光彩的事。1976年唐山地震后的第二天，新华社通稿对灾情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的话壹笔带过。【12】尽管政府对巨大的伤亡并无直接责任，他们对自然灾害的第壹反应是这损害了他们全知全能的高大形象。直接损害到政权的合理合法性的事件如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和八九年的天安门镇压则是严格禁止讨论的话题。

　　2.3 控制欲

　　壹个人对面子的重视可以解读为他保卫权力的努力。另壹方面，小镇人也见缝插针地在每日生活中行使权力，这体现在对下游者的控制欲。

　　免疫力与控制欲同时发育

　　母亲退休后，就小时候的经历写了比较详尽的回忆录。其中记载了这样壹件事：外祖父去世后，她的几个姐姐早早出嫁，她与外祖母两个人度日，与外祖母的几个妯娌（即母亲的婶婶）的家庭同住壹个四合院中，不时有摩擦。壹天，她到邻居大妈家借东西，把外祖母在家对妯娌的怨言，或许还加了自己的壹些想象，告诉了邻居大妈。母亲这话后来传回外祖母的耳朵里，外祖母勃然大怒，拿出壹根绳和壹把刀，让母亲选壹样了断自己。那时她大约十岁。

　　母亲壹辈子没忘儿时这壹幕，可见这事对她刺激之大。但回忆录的字里行间没有怨恨，而是感恩外祖母严格有原则。

　　这件事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1）母亲将外祖母的话转告邻居，是将最亲近的人之间的秘密外泄。如果母亲在谈话中还加入自己对那位婶婶的恶意，这是失之宽厚。以壹般的伦理道德来衡量，这都是过失。父母给以适度的惩戒是可以理解的。

　　（2）外祖母在背后说亲戚的坏话同样不合壹般的伦理道德准则。她的大怒壹部分是因为孩子的过失，壹部分是因为自己的做法被女儿暴露后面子有失。人保卫面子的壹个常见手法是迁罪于权力关系的下游者。

　　（3）外祖母的剧烈反应反映出其价值观的几个侧面：自己对孩子有完全的控制和任意惩罚的权力，使用包括死亡恐吓在内的手段；孩子没有安全感的需要，也没有合法不受侵犯的个人空间。这些以现代教育思想来看是极残忍的，不论孩子做了什么事。但是符合当时农村的群体价值观。

　　（4）外祖母做出这样剧烈反应的另壹个原因是她处在盛怒之中。我猜想，即使是在那个时代，多数人在心平气和时都不会对自己的孩子做出这样的举动。我的童年记忆之壹是小镇上的许多成年人都经常处于盛怒之中。他们或者是意识不到自己正处在愤怒之中，或者认为盛怒是他们此时此地唯壹合理的反应。他们不知道自己有驾驭自己情绪的可能。

　　（5）如果母亲作为壹个十岁的孩子在这件事上有过失，那么外祖母应该为这些过失负起主要责任，而外祖母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自责。

　　（6）母亲当时的反应是恐惧，而不是怨恨或指责，说明她在心中认同外祖母对她的恐吓。这是由于年幼的母亲在价值判断上完全依赖外祖母。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完全依赖、完全信任，外祖母的威胁在母亲心中刻下的伤疤要比某个不相干的人的同样威胁深得多。母亲在回忆录中提到几次最快乐的童年回忆都是被外祖母赞许的时候，由此似可见她在外祖母身边如履薄冰、急于取悦的心态。

　　（7）外祖母的严厉使母亲后来处事极为谨小慎微，这可能也让她躲过了不少麻烦，为此她感激外祖母严格有原则。但母亲在晚年仍然全盘认同外祖母的做法，视其为正常、合理，这意味著母亲继承了这样的世界观：权力关系上游者对下游者个人空间的随意侵入是世界的正常秩序的壹部分。所以她对她的权力下游者也会做出类似的事。

　　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是惊人的。在母亲长大的过程中，其个人空间被不断强力侵入，她也随之发育出强大的免疫力来保护自己。这免疫力就是她对自己的个人空间的紧紧守护，像溺水者紧紧抓住那块救命的木板。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对所有的来访者都客气而保持距离，小心藏好心中的真实想法。她没有任何推心置腹的朋友。

　　母亲只有在家里才能彻底放松神经，而这意味著她可以在她的丈夫和孩子身上施用外祖母曾经用在她身上的手段。

　　母亲与外祖母壹样，极在意面子、常常动怒、对孩子们极为严厉、意识不到孩子们的情感需要。这在我身上产生的效果是：

　　（1）我根本想象不出反抗她的意志是什么样的场景。阿伦特说，权力的反面是暴力。这话的意思是：上游者拥有绝对的权力时，下游者根本不会想到反抗，所以上游不需要使用暴力。母亲对我也不需要使用暴力；她的脸壹沉，我便全身被恐惧感笼罩。

　　（2）大壹些后，我见到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如高中的校长、大学的系领导、工作单位的大老板，便手足无措、思维停滞、口齿嗫喏。这只能是来自于母亲的影响：或是我把自己在母亲面前的表现用在了见到其他上游者的场合中，或是由于母亲自己在她的上游者面前的类似表现对我的耳濡目染，或两者兼有。

　　（3）我从小即不与她交流心中的任何想法。这可以解读为我紧紧把守自己的个人空间的努力。这与母亲的做法壹样，都是出于求生欲。

　　人可以无限制地侵入权力关系下游者个人空间的传统源远流长。Arthur Smith的《中国人气质》记载了这个发生在清末的故事【2】：

　　“壹位盲人找我来医治眼睛，讲起他的事。他是离家在外时惹了事，被人用生石灰烧瞎了双眼。他嫂子对他说：‘妳凭什么老是到我家来吃饭！我们这儿没妳住的地方。要硬的有刀，要软的有绳，妳只配要这些东西！’他说，如果没有办法医治，他大概就会在‘硬的’和‘软的’之间选壹样解除痛苦了。”

　　这位嫂子的威胁手段也是刀和绳子，由此看来外祖母的做法并非特例，而是中国近代威胁权力关系下游者的壹种习惯做法。

　　母亲大约十五岁时，外祖母决定改嫁。改嫁的主要原因是：

　　（1）家中孤儿寡母、久无男人撑门面，给外祖母造成巨大心理压力。壹个例子是，到了秋收季节，村里的壹些好吃懒做者会去没有势力的寡妇家的地里偷粮食。在这个权力关系中，外祖母是下游者，好吃懒做者是上游者。

　　（2）为母亲继续上学筹措学费。

　　寡妇改嫁，便成了被人在背后指点的异类，女儿在社区中的面子大受折损。在外祖母与母亲之间的权力关系中，外祖母开始成为下游者，而母亲成了上游者。母亲虽然知道继父给她提供了上学的所有费用，但壹直到自己三十多岁、继父去世时都对他相当冷漠。这不能不说是她理解和同情他人情感需要的能力极为有限，而播下这果实的不是别人，正是与晚年继父相濡以沫的外祖母。

　　另壹方面，虽然母亲对我的教育手段中包括威胁甚至恐吓，但是从未达到外祖母的刀和绳子那样恐怖的程度。这说明在教育方式的传承之中也有变异。变异的几个可能原因是：（1）母亲的性格不可能是外祖母的完全拷贝；（2）母亲受过师范程度的教育，而外祖母是文盲，因此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必然会有所不同；（3）时代环境的不同会对个人的做事方式产生影响。

　　在小镇权力结构之树的任何壹个分支，上游者都惯于随意侵入下游者的个人空间。这包括父母之于子女、老师之于学生、机构中的上级之于下级、政权之于冒犯它的人。

　　小镇上的异类，如生理缺陷者、智力障碍者、老实人、书呆子，处在所有人的下游。他们被大家嘲笑、起绰号。他们的个人空间被肆意侵入。大家嘲笑他们的动机也是行使权力的满足感。

　　终其壹生，小镇人的个人空间都被权力结构强势侵入：在幼年，被家族的权力；在学龄，被学校的机构权力；长大成人后，他不依附于由政权的权力、各种机构权力和各种动态权力结构交织而成的权力结构便寸步难行。权力结构日复壹日、年复壹年随意侵入他的个人空间，他得以存活下来的唯壹防御手段是发育出强大的免疫力、长出如久经枪林弹雨的老兵那样的钢铁神经。

　　同时他的控制欲也在日复壹日、年复壹年的耳濡目染之中发育、成长，他已经准备好了用同样的手段来对待在他下游的人。

　　以控制欲为前提的同情心

　　权力关系上游者对下游者的同情心并不鲜见。那时多数小镇人都壹贫如洗，且没有医疗保险，壹旦生了大病，普通人只能到他们的工作单位领导那里去求情，请权力结构解囊救济。他们的请求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得到回应。小镇上不时有叫花子挨家挨户讨饭。叫花子的存在说明他们能得到施舍，生活能维持下去。

　　小镇上叫花子的神态卑微、凄惶，与满脸自信的美国叫花子完全不同。他们只有把自己的地位降到居于所有人的绝对下游才能燃起大家的同情心。

　　同情心是建立在下游者完全顺服的基础上，或者说，建立在下游者对权力关系不构成任何挑战的前提下。可以想象壹个平时喜欢挑战领导权威的刺儿头在家人生重病时会遇到多大的麻烦。

　　官员对平民的“访贫问苦”等同情心的表示也都是建立在后者对权力关系不构成任何挑战的前提下。

　　母亲同情弱者，喜欢接济穷人。母亲在家中接待的访客许多是无权无势的平民，但我从未见过哪位客人被她怠慢。但母亲对我与对她的下属壹样控制欲极强。她不认为我们有独立的判断力、独立的价值观。我完全顺服母亲的心意时，她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

　　下游者对上游者的同情心不存在。2020年三月下旬，美国和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泛滥时，沉阳的著名品牌“杨妈妈粥店”“在大门外竖立充气拱门，挂上印有‘热烈祝贺美国疫情 祝小日本疫帆风顺长长久久’的横额”。【13】在横额作者的心理之中，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居于他的上游，所以在这些国家受难之时，他的心中有巨石落地的喜悦之感。

　　同情心和同理心的“同”字的意思是自己与他人的感受相同，这首先要求自己有能力体会到同样的感受。否则同情心和同理心就无从谈起。《晋书·惠帝纪》载：“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这位晋惠帝不理解百姓挨饿的感受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体会挨饿的感受。

　　同样，不看重内在价值的人也无法准确理解他人的感受。比如，如果父母自己没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习惯，就无法理解孩子的独立思考和判断是壹种合理合法的权利。反过来，父母自己在长大时因个人空间被频繁侵入而痛觉神经已经麻木，所以他们也想当然地认为孩子的痛觉神经也同样麻木。

　　父母对孩子的控制、羞辱、否定不等于对他们不负责。在改嫁前，我的外祖母养鸡而自己舍不得吃壹个鸡蛋，而是卖了攒钱做两件事：买盐；交母亲的学费。改嫁后，夫妻俩壹起供母亲上学直到师范毕业。在几乎家家赤贫、重男轻女仍然相当严重的1950年代的家乡农村，女孩壹路读到师范毕业是相当罕见的。这是外祖母以她自己的价值观来定义的母爱。这种母爱之中不包括鼓励孩子的独立判断、理解孩子的情感世界。

　　恩与孝

　　中文里有壹个字与同情心相关：恩。恩与爱类似，同指壹个人对另壹个人的在责任之外的善意帮助。两个词的不同是恩只适用于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对下游者，而爱与权力关系无关。权力关系的下游者没有资格对上游者施恩；向上的善意通常被解读为阿谀逢迎。

　　壹种重要的恩是父母对儿女的抚养之恩。从上壹段讨论的恩的定义出发，承认父母抚养孩子是壹种恩情需要承认壹个前提：父母对儿女并无抚养责任，或责任极为有限。溺杀女婴的做法说明这正是中国传统中的现实。

　　老师对学生的关爱也是恩情。这首流行的儿童歌曲《每当我轻轻走过妳窗前》是对这种恩情的叙述：

　　静静的深夜 群星在闪耀

　　老师的房间 彻夜明亮

　　每当我轻轻走过妳窗前

　　明亮的灯光照耀我心房

　　啊 每当想起妳

　　敬爱的好老师

　　壹阵阵暖流心中激荡

　　把壹种关爱定义为恩情也就定义了壹种权力关系，恩情的受者在其下游，要完全顺服于施者的意愿。否则就会被大众视为忘恩负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母的抚养之恩是壹种巨大的恩情，所以关于报答这种恩情的美德，中文里有另壹个极重要的字来描述：孝。孝通常包含两层意思：对父母生活上的照顾；顺服于父母的意愿，或顺服于父母的权力。

　　孝与忠的内容相似，都是提倡权力关系下游者对上游者的无条件服从。比如，在中国民间影响很大的《弟子规》中详细论述了儿女应该与父母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

　　这段话的逻辑是：（1）儿女行为的价值标准不是出于儿女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出于父母的好恶。（2）承担儿女行为的最终后果的人不是儿女自己，而是父母。

　　换句话说，孝与忠都是提倡权力关系上游者对下游者的绝对控制，是以道德规范的形式把上下游之间的权力关系固定下来，是整个社会对每个个人的潜移默化权。

　　孝心与爱心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的不同之处是：孝心是有严格方向性的，在权力结构中由下指向上，同恩情正好反过来。

　　3.4 不安全感和恐惧感

　　不安全感起源于动物的求生欲，即对死亡的恐惧。现代人拥有的资产比动物多得多，也就是说，他们比动物离死亡的距离远得多。按道理，这应该意味著他们的恐惧感比动物少得多。但事实并非如此。现代人的不安全感似乎与其势力范围的规模成正比：他的地位、权力、面子、各种有形资产、家人和朋友都是他的势力范围的壹部分，所以都是他的牵挂对象，而其中的任何壹个细节有损失的潜在可能性，都会给他带来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与恐惧感是内容相似、程度不同的概念：在不敢面对某件有可能发生的事时，人产生不安全感；在不敢面对某件极有可能发生、壹定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时，他产生恐惧感。

　　不安全感

　　没有能力进行独立判断、独立选择人生方向、并独立为自己的决定承担代价的人可以称为具有依赖型人格。依赖型人格必然导致不安全感：他们心理上的所有依赖对象，不管是父母、朋友、各种群体，还是自己势力范围之内的各种资产、对未来的各种期望，都有可能离他们而去。

　　孩子直到长成成年人之前都要在心理上和物质上依赖于父母。这些依赖导致了他的不安全感。如果父母能经常鼓励孩子的独立判断与承担、经常给孩子以冒适当风险的机会，孩子就有可能慢慢挣脱依赖型人格的保护壳，获得心理独立。

　　小镇人在摆脱不安全感和获得心理独立的路上有重重的阻碍：

　　（1）在幼年，他们的父母利用权力关系上游的地位威胁、羞辱孩子、否定他们的判断、提出各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如让他们变聪明、长成高个子。孩子并没有足够的心理成熟度来甄别这些判断和要求的合理性，因此时时为不能让父母满意而惶恐。

　　（2）在成长的年代，他们的父母把他们当作永远的孩子看待，不给他们以锻炼心理独立的机会，试图把他们永远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

　　（3）在成人之后，他们的个人命运高度依赖于权力结构。地位高的担心失去地位；地位低的不知道在他们每天要等待的有形和无形的窗口前，谁会随时插到自己的前面。

　　如前所述，面子是旁观者的态度，而旁观者的态度并不操在当事者自己的手中，所以对面子的看重也是依赖型人格的壹种表现。地位越高，旁观者越众，由面子而生的不安全感也越大。

　　人被不安全感驾驭的结果是耗费了生命的能量。由于现代社会的丰富生产力，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有壹定资产储备，这本来足以保证他们不至冻馁而亡；也就是说，他们在壹生中的绝大多数时候并不存在不安全的问题。但事实上，他们总在被不安全感驱使。这使得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来从事更有趣、更有创造性、更能表达他们的内在潜力的活动。

　　中年时的父母亲享受了不少他们并不大的权力带来的利益，而他们耗费感情最多、对他们心理压力最大的事也正是工作单位上的权力斗争。母亲抱怨同事的嫉妒、小报告、未被提拔。父亲抱怨被同事挤压、被上司欺负。他们害怕壹次又壹次的廉政反腐运动查到他们头上。

　　母亲从三十多岁开始严重胃痛，经常要将胃部紧紧抵住桌角来缓释。退居二线后，胃痛不治而愈。

　　五十岁时，母亲又患上心脏病住进医院。检查发现心脏和血液指标壹切正常。七十多岁后，她的心脏病也不治而愈。

　　阿德勒说：“即使是成年人都很难了解自己、很难把握自己的心理成因，也就是说，很难弄清楚自己的好恶和情感究竟缘起何处。”【14】小镇人在勤勉地获取权力和势力范围时，不知道驱使他们辛勤劳作的动力是自己心灵深处的不安全感，而这种动力已经将他们的生命能量蚕食殆尽。

　　恐惧感

　　母亲年轻时的不安全感与中年后的恐惧有所不同。年轻时不安全感的来源是近处、有形的；引起她不安全感的威胁消失，她的不安全感也随之暂时消失，直到下壹个威胁出现。中年后的恐惧的来源是人生更根本的问题：衰老、疾病、死亡，它们永远不会消失。她所依附的群体价值观也无法就这些问题给她以壹个满意的答案。

　　死亡的问题是对获得模式的严峻挑战。壹个人的死亡意味著他在世时获得的所有的东西都彻底失去，这使获得模式成了竹篮打水壹场空。

　　壹部分人对这个挑战的回答是宗教。寺院和道观里经常挤满了香客，他们之中的许多都在祈愿在现世和来世能继续他们的获得模式。

　　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把获得和失去都看作人生体验的壹部分，所以能以更平安的心态对待死亡。

　　养儿防老的传统就是来自于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感。父母抵御这种恐惧感的武器是处在他们权力关系下游的孩子。他们普遍希望孩子长大成人后能留在自己身边，在自己老而无依时陪侍左右。

　　死亡也是在孩子们之中引起巨大恐惧感的话题。幼年的我对死亡极度恐惧，这应该来自于父母的影响：（1）父母自己对死亡的恐惧与无奈对我的耳濡目染。（2）父母与我之间对此没有坦率的交流。（3）母亲用自杀来威胁父亲，而作为旁观者的我对世界的了解还没有成熟到那样的程度，看出这只是壹种权力斗争的手段。

　　对于心理不能独立的人，如孩子，对其心理依赖对象的威胁比对他自己的威胁更加令他恐惧。威胁到他自己时，他会下意识地缩回他的依赖对象的怀抱之中；这是他全部安全感的寄托所在。但是，如果他的依赖对象自己的生存悬于壹线、或要离他而去时，他的所有防御都坍塌了。

　　如果壹个人的价值观高度依附于群体价值观，而群体价值观突然与他反目，会给他以同样的极度恐惧感。

　　1989年学生运动时，我在北京读书。虽然我并未积极参与其中，但是经常去天安门广场，目睹了运动的全过程。这已经让家乡的母亲担忧不已。听到6月4日电视台发布平暴命令，母亲便六神无主、失魂落魄、满院子磕头求神告佛，像疯了壹样。共产党曾是她的全部心理依赖，而那天晚上，这巨大的靠山忽然变成了向她压下来的大山。

　　我的壹位同学在省城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地方公安机关通缉，在外地藏了半年多，躲过牢狱。其父却在不久后心脏病突发去世，当时刚五十出头。

　　这是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被镇压之后几位被通缉的学生运动领袖的父母的情况：（1）王超华于同年辗转逃出大陆，她的父亲、著名历史学家王瑶，于同年12月去世。据戴晴回忆，王先生是“差不多因她而死”。（2）1990年，柴玲的母亲在柴玲逃离中国后不久去世，年五十岁。（3）张铭的父母“在电视上看见通缉令上儿子的照片才知道他干的事。他此前没有告诉父母，因为他知道他们壹定会设法阻止他。看到他成了国家的敌人，父亲血压突然升高，险些丧命，后来留下好几种后遗症。”【15】

　　我没有听到、读到过任何壹位学生运动领袖的父母视他们的儿女为英雄。他们的个人价值观的大厦在群体的土地上扎根太深，没有能力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再修筑壹座了。

　　禁忌话题

　　逢年过节、生日寿诞、各种聚会上，可听到各种吉祥祝愿，通常围绕著三个主题：福（连年有余、岁岁平安等）、禄（官运亨通、平步青云等）、寿（长命百岁、寿比南山等）。这些愿望的反面是禁忌话题。

　　诸多禁忌话题的存在与多数小镇人活在获得模式之中有关。获得资产、扩大势力范围是人生的成就，失去势力范围是丢脸的事。没有人愿意成为人生战场上的输家，所以没有人知道如何面对这些失去。对耄耋老人，大家都会说他壹定会长命百岁。对重症病人，大家都会说他壹定能战胜病魔。没有人与他们讨论如何面对另壹种大得多的可能性：在地平线不远处的死亡。

　　小镇人以权力斗争的心态面对死亡的话题：要么把死亡置于下游，拿出不怕死的大无畏态势；要么被对死亡的恐惧感驾驭，完全回避这种讨论。这可以称为权斗式思维。他们不知道有以平等、开放、平安的心态讨论死亡，并从中发现生活的新意义的可能性。

　　他们也用同样的权力斗争式思维来看待其它壹些话题，如钱：要么终日被利驱使，要么作出视金钱如粪土的清高姿态。

　　活在不安全感之中的人寻找安全感的对策之壹是如南极冰盖上的帝企鹅那样抱团取暖、与群体紧紧依附。在这铁板壹块的群体之中，任何个人的独立意志都被视为异类。小镇上的各种被嘲笑挖苦的异类都是因为他们无法成为铁板壹块的群体之中的合格成员，即使这些人可能只是有与群体相异的外表，如生理缺陷，而并无独立于群体的意志。为个人信念殉难的林昭和张志新都是被抱团取暖的群体排斥。她们殉难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些人的名字还是媒体上的禁忌话题。权力结构不知道如何讨论这样的话题而不丢失面子。

　　自己的精神无法独立，所以也不允许别人精神独立，这样的心态可以称为窒息式团结。中国的海外移民潮壹百多年来持续不断，除了经济的诱因，对这种窒息式团结的抗拒应该是原因之壹。

　　抱团取暖的群体虽然体量巨大，其成员们的安全感仍然脆弱。比如他们不敢面对其中某个子群体的独立意志。即使它只是精神意义上的独立，而非地缘或政权意义上的独立，这仍然会严重损害群体的面子，导致整个群体的不安。中央政权压制边疆异议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给它们贴上地缘独立的标签，把他们打为异类。这就点燃了华夏大地上抱团取暖的十几亿人心中的不安全感，使得持异议的子群体不再只是政权眼中的麻烦，而马上成为全民共讨之的公敌。所以持异议的子群体如藏族、维吾尔族、港人、台湾人等都压制自己心中的想法，把“独立”这个字眼视为在公开场合严重禁忌的话题，以免引燃那个体量巨大的不安全感中蕴藏的毁灭性力量。

　　个人的不安全感被权力结构鼓励

　　权力结构乐于见到个人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死心塌地地依附。中央政府的每壹次大批判、大镇压、县政府的每壹次公判大会、老师对每个挑衅的学生的体罚和羞辱都是在不同尺度上的惩罚权的展览，以在观者心目中壹次又壹次地加固他们的恐惧感。

　　与高夫曼熟悉的监狱等全控机构【16】不同的是，小镇权力结构之中的每个人既是囚犯也是狱卒。小镇人小时候每天在家接触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学校接触的老师和同学、长大成人后接触的同事和上级，都被或多或少的不安全感驱使，都有同样的从感情到物质上对权力结构的依赖、同样的对陌生人的敌意和排挤、同样的面对老去、疾病和死亡的无奈和挫折感。榜样的力量每天都在小镇上演，观者把这些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然后在自己的生活中做出来，给别的观者作榜样。

　　缺乏安全感的人如溺水者，身边所有可以抓得到的东西都是他的救命稻草，这包括他自己的孩子。他把自己给孩子的付出当作恩情，因为没有安全感的人也不觉得自己对他人有任何义务，尤其是对在自己下游的人。

　　3.5 多重价值标准

　　人壹生的无数过往经历塑造了他对各种事物的许多不同看法，在每壹次重大的选择关头也有许多不同维度的考虑。这些都是他的价值空间之中的成分；其中的每个成分都有影响他的每个人生选择的潜力。

　　可以以买房作个比方来观察人生的壹次重大选择的过程：

　　（1）买房者有许多个方面的考虑，如面积、户型、价位、地段、学区等。

　　（2）完全满足自己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要求的房子在市场上并不存在，并且有些标准之间甚至是完全自相矛盾，如面积、地段和价位。

　　（3）买房者必须了解每壹项要求对自己的相对重要性，然后割爱那些相对不重要的项目。这可以说是壹个整合价值空间的过程。

　　（4）如果对自己在每壹个方面的要求对自己的重要程度了解准确，他的整合是成功的；他作出的选择会让自己在今后很长时间中受益。反之会在未来出现种种问题。

　　同样，人的每壹次其它的选择也都是价值空间中的各种价值发生冲突、竞争的过程。善于思考的人把这些冲突看作了解、整合自己的价值空间的机会，在比较和判断中选择对自己更重要的价值，放弃另壹些重要性较低的价值，也为此决定承担代价。

　　不断整合自己的价值空间的努力通向孔子说的“吾道壹以贯之”的境界。这话可以理解为用壹个统壹的价值体系来指导生活的所有方面。

　　小镇人不作这样的努力。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价值标准，且并不为之感到困惑。下面讨论这种多重价值标准的几个方面。

　　群体价值观之中的自相矛盾

　　我的父母亲在他们的同事之中属于胆小守法的壹部分。看到周围的众人用手中权力大肆给自己捞取，他们心态矛盾。壹方面，这有违他们心目中的道德准则和政权的明文规定；另壹方面，他们认定那些胆大妄为的是社会主流，而自己是处处吃亏的胆小鬼。

　　造成他们这矛盾心态的有两个因素：1. 群体价值观之中的多重价值标准：政权和文化传统中标榜的价值标准与现实世界里通行的价值标准南辕北辙。2. 这两套价值标准也同样在他们的意识之中南辕北辙，而他们没有能力进行独立的价值判断，不知道自己该用哪壹套。他们既不敢面对由于胆小怕事而放走了眼前利益的后果，也不敢面对由于胆大妄为而被政权惩罚和羞辱的后果。

　　那时有壹种说法：学校的政治课老师都姓吕，上边壹张口说的是壹套，下边壹张口说的是另壹套。

　　诗人北岛的最广为人知的两句诗是：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两句诗得到最多的读者共鸣的原因也是他们强烈感受到的社会中两套价值标准的鲜明对比。

　　这样的对比可以上溯到古代。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记载，明朝大学士申时行“对理想与事实的脱节，却有壹番深切的认识。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

　　“阳”和“阴”两套价值标准如同计划经济中的官市和黑市。官市居于大街闹市、美轮美奂，但货架空空；黑市被官方宣布为非法，只能在小巷深处交易，但商品琳琅满目。懂得灵活游走于官市和黑市之间的人是被群体价值观青睐的俊杰，无此能力的是被大家嘲笑的书呆子。

　　“阴”的价值标准不被允许合法存在，是因为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必须要把自己打扮成伟大光荣正确、没有任何过失的英雄。在垂直的权力关系中，不管是政府官员对下属、老师对学生，还是父母对子女，上游者比下游者遥遥高出的地位都需要这样的形象来维持。

　　西方社会对这两套价值标准的矛盾的因应措施是承认阴面的存在，并发展出公开制约的制度：选举制度，以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产生互相制约；三权分立，以在不同领域的管理者之间产生互相制约。每个人都需要被公开的制度约束，没有人需要把自己打扮成完美无缺的伟大人物。这样的制度就把权力结构变得平坦。

　　价值标准因权力关系而异

　　高夫曼认为人有前台和后台两个自己。前台的自己是表演给周围众人看的，后台的自己是脱下了戏装的自己。【17】根据这个理论，可以说小镇人因观众的不同而有多个前台：他们对权力关系的上游者温顺，对下游者强横。

　　鲁迅注意到同样的两面表现：“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著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

　　下游者对上游者的温顺只是由于上游者的更高的地位；或者说，只是由于上游者的外在价值。如果外界环境的变化使得上游者和下游者的位置发生互换，曾经的下游者的态度便会逆转。这样的例子包括土改期间贫雇农对地主富农的关系和文革期间中学生对老师的关系（见1.3节）。

　　这种两面表现并不是中国人特有的现象。德国社会学家阿多诺用德语中的壹个俗语来形容这样的人格：“骑单车者人格”，意为对上哈腰、向下猛踩。

　　两面表现并不矛盾：对上游者温顺是出于求生欲，对下游者强横是出于权力欲，两者都出自人的动物本能，如丛林中的动物见到弱小的就霸凌，见到强大的就恐惧。

　　价值标准因亲疏而异

　　小镇人的同情心和爱心只适用于熟悉的人之间，包括亲人、邻居、同事、朋友等。这是因为熟人之间的关系不只是权力关系。他们之间还有频繁的交流，他们之间的关系中有爱的成分。这满足了他们的归属感，也拉近了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亲情和友情是小镇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陌生人之间的关系的基调是冷漠和敌意。在小镇附近的公路上曾经发生过长途汽车上满车的乘客被两三个匪徒逐个洗劫的事。匪徒只有匕首，并没有枪。整车乘客的力量加起来比匪徒强大得多。如果是在壹个陌生人之间有基本的信任和默契的社会中，这样武装程度的匪徒恐怕没有将整整壹车旅客逐个洗劫的胆量。

　　孩子之间也是同样的情形：同情心和爱心只存在于最亲近的朋友之间，与其他孩子的关系基本上是以大欺小的丛林式关系。

　　对于任何壹个人，他的社交圈子的体量只是他所在的社会的体量的极小壹部分，这意味著他的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于他而言都是陌生人。这有两个重要的后果：

　　（1）由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的基调是敌意，他必须懂得在致密的网状权力结构中生存的艺术，否则他就几乎无法在小镇上生存。事实上不管遇到任何比较重大的生存挑战，小镇人的第壹反应就是：找关系。

　　（2）每个人对社会的基本态度都是冷漠和敌意。个人没有对社会的主人翁意识，不觉得自己对社会负有责任，其结果是公共意识的欠缺。自己的家里装修得金碧辉煌，而院子外的路上污水横流、小镇的大街上到处是垃圾。

　　各种互相矛盾的价值标准能和谐地存在于小镇人的身上的原因是：这些价值标准并未经过他们的主动消化，或调适，而是被各级权力结构强力嫁接到他们身上的。而他们的思考能力也早在他们幼年时就被夺去，让他们再无调和这些矛盾的动力和能力。

　　人不对自己的价值标准进行重新整合的代价是：他苦苦追求的目标很可能并非真正对他有价值的目标，而他却没有能力发现这个致命的问题。比如，他人的肯定和仰视与自己的平安和快乐本来并无直接的关系，所以，如果壹个人壹生汲汲于他人的肯定和仰视，他可能就会永远与平安和快乐无缘。在我的记忆中，小镇人似乎多数时间都处在盛怒、不安、恐惧、嫉妒、懊悔等各种负面情绪中，这与他们没有能力整合自己价值空间之中的各种矛盾有关。

　　3. 价值观的传承

　　安全感是孩子心理健康发育的基石。没有安全感，爱心、好奇心、思考能力都无从谈起。在安全感中生长的孩子有接受或不接受壹个观点的主权，他们用思考来主动调适、扩展自己的认知框架、发育自己的价值判断、发育对世界的爱心和好奇心。这是在不被权力欲主导的家庭里发生的孩子的成长过程。

　　在垂直的家族权力结构中，孩子的成长环境是：

　　（1）在心态方面，父母对他们的个人空间不断强力侵入，这导致孩子的安全感被不断打破。于是，摆脱不安全感成了孩子生活的主要动力。为了摆脱不安全感，他们极力取悦于父母，为此他们会说自己不相信的话。他们认为自己的意愿只有壹个：迎合父母的意愿。他们不会去追问自己的真正意愿为何。

　　（2）在认知方面，人的幼年本是如饥似渴的学习和成长的时代，但孩子不被父母给以主动思考的机会，对世界的好奇心也得不到用武之地。这导致他们停止思考、在挑战面前封闭自己、无条件接受群体价值观的强制嫁接。

　　（3）在人际关系方面，孩子从父母那里学到的道理是丛林法则：权力关系上游者对下游者可以任意处置，下游者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存可以不择手段。给他们以精神满足的主要活动是权力欲的三个方面：行使权力、保卫权力和扩张权力。

　　在安全感中成长的孩子的个人空间是壹片农场。它是壹个开放系统：它从外界接受阳光、雨水、土壤中的养分；它需要主人的关注和呵护；它与外部世界分享其产出。农场周围的世界呈现的是友善的色调。

　　在不安全感中成长的孩子的个人空间是壹座堡垒。它是壹个封闭系统：堡垒外的世界充满了敌意；堡垒的主人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外界，而堡垒内空无壹物，似乎并无必要守卫；堡垒的坚硬墙壁是防御外敌所必需，也把自己与世界的交流完全断绝；它拒绝从外界吸收营养、改变自己；它被改变的唯壹途径是被外界强权摧毁。

　　当孩子继续长大时，他与学校、各种成人机构和政权的权力结构相继谋面。这些结构与家族权力结构有相似的垂直度，对待他的手段也是相似的侵入式。并且，当他放眼看去，周围的所有人都是同样的生活方式，这更让他坚信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正常且唯壹的生活方式。于是他在幼时发育的心态、认知和人际关系三个方面的价值观都将完好地保持终生。

　　他们在变成权力关系上游者后也会对下游者，包括比他们弱小的同伴、他们将来的下属，实行同样的控制。他们成为父母之后，会以同样的方式教育他们的孩子，将价值观传承下去。

　　虽然小镇人的价值观高度均质化，但每个家庭、每个个人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每个父母亲对孩子的个人空间的摧毁程度也不同。壹种较为善意的传承方式是：父母习惯性地侵入孩子的个人空间，但能充分满足孩子的物质需要。当孩子看到社区中的许多父母都是这样的教育方式，他们就会认为这是最合理的教育方式。他在为人父母之后也会采用物质上充分满足、精神上充分控制的方式，且坚信自己做法的正确性。

　　也有对孩子个人空间摧毁程度较重的传承方式，如阿德勒的观察：“在幼年时，他们被虐待，这经历促使他们变得心肠坚硬、心怀嫉妒和怨恨。他们不能忍受其他人生活在幸福之中。不只是坏人中才有这种充满嫉恨的人；常人之中也有不少。当他们教育下壹代时，他们会认为孩子的幸福不能超出当年的自己。他们不仅会把这样的观念用于自己的孩子，也会在监护其他人的孩子时施用在他们身上。他们的这些想法并非真是心存歹意，而只是由于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非人的待遇。”【14】

　　观念在垂直权力结构中长期传承的壹个例子是缠足风俗。缠足的风气始于宋朝，终于民国，前后壹千多年。女孩小时候的缠足极度痛苦，《夜雨秋灯录》称：“人间最惨的事，莫如女子缠足声”。

　　父母不是不知道女儿的痛苦，但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替孩子决定如何处置她们的身体、也有权力替孩子决定身体的痛苦是壹笔好投资，可以换来高回报，如在婚恋市场上更高的身价。孩子并不是这个决定过程的参与者。父母们还得到群体价值观的大力相助：当社会中每个人都奉行这样的习俗时，他们便更深信不疑他们为女儿的身体做决定的权力。

　　孩子终于发育出强大的免疫力来熬过痛苦、长大成人、将父母的价值观牢记心中，准备好了在她们的下壹代身上施加她们认为值得付出的痛苦。

　　在我长大的1970-1980年代，小镇人价值观的传承与缠足传统的传承遵循的是同样的规律。传承的方式是垂直权力结构的各个分支对个人的每个成长阶段实行的侵入式教育。权力结构和个人价值观互相融洽、互为因果，保证了它们壹道稳定传承下去。

　　共产极权政党

　　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地下建立，之后只用了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便壹举击败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民政府，控制整个中国大陆，其崛起堪称奇迹。其中的原因，除了外因，如苏联的强力援助和日本侵略对国民政府剿共计划的打断，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起了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作用。支持这个因素的壹个证据是中共赢得了从目不识丁的贫雇农到受过海外教育的众多高级知识分子的几乎横跨中国社会整个民意光谱的狂热支持。

　　本文试图为这种强大生命力提供壹个理解的角度：在对大众思想的动员方式上，共产主义理念与历史上的成功宗教有许多相似之处。

　　虽然中共自称为唯物主义，刻意与所有的宗教划清界限，但许多人都已经注意到共产主义的宗教色彩。比如，哈耶克的观察是：“像国家社会主义（注：即纳粹主义）或共产主义这壹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堪与之相比。”【1】

　　杨继绳写：“毛泽东以73岁老年之躯，不辞劳苦地壹次又壹次接见红卫兵，颇有壹点宗教色彩。他像布道的主教壹样，将他的思想传播到年轻人之中，希望在与他同代的官僚们去世以后，下壹代就会以他的思想改造中国社会。被接见的人好像教徒接受了主教的洗礼壹样，无比光荣，无比幸福。”【2】

　　华沙大学教授Marcin Kula的分析是：“共产主义在许多层面的问题上都采取宗教式的办法。令人惊异的是，甚至它与宗教的斗争也有浓厚的宗教气息：这斗争的壹个目的是，除了体制批准的神之外，大众不能崇拜别的神。”【3】

　　壹平作出如下的比较：“如果我们考察壹下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就会清楚地看到它的宗教化。比如：偶像崇拜，其英雄的 ‘高、大、全’形象，其领袖之神明；至高的‘主义’——教义信仰；诉苦——受难；自我批评——忏悔；迷狂式的群众歌曲和大会——弥撒敬拜。最具象征性的是，保留领袖的尸体，供民众敬拜——尸体崇拜是原发性的低级宗教。”【4】

　　这些观察分别著眼于共产主义理念在信徒心中激起的情感强度、比个人寿命更长久的生命力、排他性、以及在信徒信仰生活中的各种表现形式。

　　本文从世界观、组织、及信徒的生活方式等几个方面讨论宗教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壹些异同，试图说明两者都是人类历史上极为成功的灵魂工程。据传是马克吐温说：“历史虽不重复，但常常押韵。”通过这样的讨论，本文试图把中共的崛起放入历史的上下文中，说明共产主义理念与历史上成功的宗教至少是押韵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成立，那么在未来，与共产主义理念继续押韵的大众思想总动员还会以不同的名字不断回到中国的土地上。这也就是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中共的理念最初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列宁的苏维埃实践，后来又加入了许多本土化的成分，并且在建政之后把其现行体制称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把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终极理想。为了行文简便，我在本文中将中共的理念通称为共产主义理念。

　　在文中讨论宗教的壹些普遍特征时，我提出的主要依据是我比较了解的主流基督教和佛教。我假定这些特征是许多宗教的普遍特征，但不壹定是所有宗教的共同或必备特征。我引用的材料多数是公开发表的记录，还有壹些我自己的经历、见闻。

　　在每壹个宗教中，信徒之间的虔诚程度都有差异。本文中讨论的主要是各宗教及共产主义理念中的较为虔诚的信徒的思想和行为。我假定，虽然他们在各自的宗教组织中不壹定比三心二意者的人数更多，却是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壹只头雁足以决定整个雁群的前进方向。虽然三心二意者的人数可能占优，但他们更多时候是作为附和者的角色。

　　1. 宗教的几个特征

　　宗教是如此巨大的话题，涉及的是人认知世界的基本判断标准和终极目的，所以讨论宗教的全貌是极为困难的事。在本文中，我把关于宗教的讨论基本上局限于我自己比较了解的基督教和佛教，而它们之间的差异已经足够巨大，可以作为宗教的多样性的壹个量度。基督教认为神是万物的主宰，人是神的创造物；而佛教认为人人皆是佛，不同只在迷的程度。在本文中，我沿用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 (William James) 的说法，把信徒心目中的那个至圣至高的存在通称为神圣秩序 (divine order)。【5】

　　心理学家诺伦扎扬把各种宗教中的神圣秩序分为两类。壹类是全知、全能、无处不在、并且有强烈的道德色彩，称为大神 (big gods)。【6】当代世界上主要的几种历史悠久、信徒众多的宗教都是大神宗教。与之相应，道德色彩不那么浓烈、对信徒生活的干预也较少的神圣秩序则可称为小神。中国民间崇拜的灶神、财神、妈祖等可作为小神的例子。

　　按照这样的定义，本文中的讨论对象都是大神宗教。

　　1.1 宗教作为系统的世界观

　　宗教不是关于世界的某壹个方面的理论，而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壹个宗教的教义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提供壹个系统而自洽的解释。壹个历史悠久的宗教对世界的解释通常都经过了许多代的虔诚信徒和理论家的工作，通常至少是自圆其说的。这里的“自圆其说”指的是信徒们自认为他们信仰的理念可以解释世界的万事万物；这不等于非信徒们也接受这样的解释逻辑。神话学家坎伯 (Joseph Campbell) 对此的观察是：“壹个人的宗教是另壹个人的神话。”

　　宗教的教义存在于经典中、宗教领袖和理论家的阐释中、及信徒的心中。信徒心中的教义即是信仰。

　　宗教的教义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是对世界现象的解释，但它们之间又有几个显著的不同之处：

　　首先，每壹门科学之中都是由壹些基本原则及无穷无尽的细节组成，两者之间的联系完全靠严密的逻辑来完成。其知识体系只有少数在其中耕耘多年的学者才能彻底把握。不掌握细节，就谈不上对基本原则的透彻理解。比如，只记住牛顿定律的那几个公式并不等于理解了牛顿定律，只知道供求关系这个概念也不等于理解了经济学。宗教的教义也是由壹些基本原则及许多细节组成，但两者之间的联系是靠直觉、比喻和信心来完成。这使得许多普通人不必用逻辑和细节来证实其基本原则便产生坚定的信仰。基本原则与具体细节之间的这种联系方式导致阐释的自由度，每壹个宗教中林立的门派便由此而生。

　　其次，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而好奇心和想象力无限。人的有限认知能力决定了科学的局限性，即每壹门科学只能研究世界的壹小部分。即使把所有的科学门类的知识综合在壹起，它们达到的对世界的理解仍然只是宇宙间真理的壹小部分。而人的无限的想象力则促使宗教的创始人们发展出对整个世界作出大壹统的解释的理论。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这样宏伟的理论大厦似乎来得太过容易，但大众并非严格的学问家，所以如果壹种理论既能满足他们无限的好奇心，又能自圆其说，就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由于科学与宗教的涵盖范围的差别，不同的科学门类之间并不互相排斥，而不同的宗教门派之间是互相排斥的。

　　第三，科学对未知世界开放。换句话说，科学不设终极结论，允许不断修改。并且，如果这修改得到充分的证据支持，那么对现有科学面貌的修改幅度越大，其科学价值也就越高。在每壹门科学中，不仅细节可以被修改，基本原则也可以被修改，而后壹种修改被推崇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的革命，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牛顿时空概念的修改。宗教的教义是终极判断，信徒可以用自己的经历来为之作见证，但不可以修改教义。另外，宗教的教义之中通常都预言了世界的最终归宿，如基督教的审判日和佛教的永脱轮回。这些都不可更改。

　　最后，科学通常只与事实打交道，不作道德判断。而道德判断是宗教教义的必要成分。甚至可以说，宗教教义对世界现象的认知只是手段，其终极目的则是道德判断。

　　如果把壹个人对世界和自己的所有认识称为他的认知空间，那么每壹门科学分别占据这个空间中的壹个角落，而他所信仰的宗教教义则高居于这个空间之中的最高处。信仰这个词是极为形象的描述：需要仰视才见，并且经常是虽仰视而不得见。在信徒的心目中，宗教教义的地位高于任何其它知识，是科学所不能撼动的。基督教中的神造万物、耶稣死里复活等教义，及佛教中的六道轮回、前世种因后世得果等理论，虽然有悖现代科学的常识，但信徒们能够以自己的逻辑来自圆其说。

　　在教义与亲情伦理抵触之处，前者也高于后者。壹个经典的例子是《圣经》中亚伯拉罕得神谕杀子的故事。有的佛教徒为了自己的修行而放弃家庭的责任。

　　从阐释力而言，教义也在信徒认知空间的最低处。如果说信徒的认知空间是壹座房子，那么他的信仰就是房子的地基，提供对世间所有现象的终极解释。

　　由于宗教的全权阐释力，宗教不能容得与它矛盾的任何关于世界认知的科学、个人信仰或其它宗教。这是宗教教义的排他性。由宗教教义的排他性引起的冲突、战争、迫害等在人类历史上层出不穷。

　　每个信徒对其信仰的排他性的程度有不同的理解。对于偏向于原教旨的信徒，他信奉的宗教教义是世界的客观真理；或者说，他自己的认知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其它的世界观没有合法地位。持异端的人只能要么悔改、皈依本教，要么迎接地狱的烈火。对于有自由倾向的信徒，自己的信仰只属于自己；其他人有各自选择的自由。

　　1.2 宗教作为组织

　　理念和理论只是空中楼阁，它们要在个人的认知空间之中扎根、成长、占据高位之后才能化为现实世界中的威力。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宗教组织。宗教组织的主要功能包括教育功能、归属功能和扩张功能。

　　(1) 教育功能

　　宗教的教义是宏大而自相融洽的认知体系，在横向足以解释世界的全貌，在纵向足以解释世界的起源、去向和归宿。人类之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智慧来独立建造起这样的认知体系。宗教的教育功能填补了这个巨大的空白，让普通人可以通过学习来掌握对大千世界的壹个统壹的解释体系。而这种功能要靠宗教的组织性来实现。

　　宗教组织有强大的资源。与在商品市场上不同，信徒与他的宗教组织为金钱讨价还价是壹种羞耻。信徒的慷慨导致了宗教组织的雄厚财力。组织中通常有专职的理论家、教师、个人修行者。佛教和基督教中都有培养理论人才的高等教育机构，如佛学院、神学院。这样的结果是每个信徒都有机会得到关于教义的系统的教育。并且，对于许多宗教而言，接受这样的系统教育是所有正式成员应尽的义务。

　　宗教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目的不同。宗教教育是封闭式的：教育的结论已经被设定；教育的目的是见证这些结论。科学教育是开放式的：细节、实证和逻辑的地位高于现有的结论；后者可以随时被修改。

　　人的精神价值通常可以归结为三类：真、善、美。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教不仅是知识体系 – 涉及世界之真，而且是道德体系 – 涉及世界之善和美。因此，除了理论教育，艺术教育也被广泛使用于宗教的教育活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基督教音乐。在巴洛克时期，教堂音乐几乎可以说是欧洲唯壹的音乐形式。巴赫的音乐至今仍然有能力在许多非基督徒中激起神圣、美好、善良的情感。

　　视觉艺术是另外壹种艺术教育的形式。基督教的雄伟堂皇的教堂、宗教题材的绘画和雕塑、佛教的庄严精美的佛寺和佛像都起到在信徒心中激起宗教情感、帮助他们与神圣秩序沟通的作用。

　　教育的另壹个重要功能是将教义代代相传，以保证宗教的长久生命力。再完善美好的教义，如果没有有效的传承机制，也只能是壹世而斩。

　　（2）归属功能

　　宗教组织壹方面促成个人与他心目中的神圣秩序的交流，另壹方面也促成信徒之间的交流。有同样价值观的人之间比价值观南辕北辙的人之间有多得多的共同语言，也就更容易结成亲近的关系，所以同壹个宗教的信徒们通常有更亲近的交往，这满足了信徒感情依托的需要，也大大减轻了他面对重大人生挑战时的心理负担。以基督教为例，信徒们把神比作父亲，而把教中的同道称为兄弟姐妹，如此就构成完美的家庭。这对信徒的心理健康助益匪浅。

　　宗教组织中通常都有各种仪式，比如佛教的受戒礼、早晚课；基督教的洗礼、主日崇拜、圣餐等。这些仪式的壹个作用是灵魂的训练：以潜移默化的办法来改造信徒的信仰阐释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把它们不动声色地纳入组织的统壹规范之中，从而大大提高成员思想和行为的均质化程度。这类似于军营中为士兵设置的各种训练科目，其目的是改造士兵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它们不动声色地纳入掌握军权者的规范之中。【7】

　　与宗教中的领袖和英雄人物有关的地方和实物等经常具有神圣的地位，比如佛教中的释迦牟尼舍利子、中土佛教的四大名山、基督教中的圣城耶路撒冷和圣徒骸骨等。这些是宗教组织的壹部分，是信徒与组织之间的另壹个重要交流渠道。

　　（3）扩张功能

　　壹个宗教的长期生存和繁荣壮大依赖于其吸纳新鲜血液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几个来源：

　　（1）乐善好施的人类情感倾向。古语说：达则兼善天下。如同壹个慈善家愿意把自己的钱布施给穷人，壹个对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有高度自豪感和优越感的人也有把自己的信仰分享给他人的强烈欲望。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是这方面的突出例子。

　　（2）榜样的力量。如果信徒们达到了壹种平安、快乐、互相之间有情感支持、或许也在物质上富足的生活方式，这会对组织之外的好奇者产生吸引力。另壹方面，许多人未能发展出独立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因此在下意识之中期待著附著于壹个强大的外界力量身上。两个因素都导致宗教组织的壮大。

　　（3）宗教组织的物质资源。比如，基督教会的强大的物质资源可以帮助传教士们了解传教目的地的潜在需要、给他们以足够的当地语言文化训练，然后给他们的传教活动提供充分的经济支持。宗教组织印行的经书在他们的圈子之外广为散发，也对不断吸纳新的信徒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宗教组织的各种教育方式，如音乐、视觉艺术等也有助于增加旁观者对宗教的亲近感。

　　1.3 宗教作为信徒的生活方式

　　宗教教义不仅是信徒认识世界的框架和地基，也是他们的行为指南。与壹本小说或壹本地理书对读者的作用不同，宗教直接对信徒的生活作出指示、也对信徒的每个行为作出道德审判。

　　宗教对信徒的生活方式有几个方面的影响：

　　（1）将信徒的价值观重新排序

　　对于多数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或宗教信仰不够虔诚的人，自己是行动的主体，生活的目的是满足自己的物质或精神需要。对于虔诚的信徒们，自己不再是自己的终极主宰，而是完全顺服于壹个更高的秩序；它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也更长久。他们生活的最高目的不再是自己的生存、发达，而是完成教义所赋予的使命。比如，基督徒的使命是将福音传播给更多的人，佛教徒的使命是使自己和他人超脱轮回之苦。

　　基督徒经常称自己为“肢体”和 “器皿”，其意思都是：自己是壹个更大的使命的壹部分、是壹个神圣秩序的工具。这些心态都可以称为交出自己。

　　在确立了壹个更宏大、更美好的目的之后，信徒仍然有无数的俗世切身问题需要解决：他仍然需要生存，也仍然需要每天面对自己的恐惧、贪婪、软弱、疾病、不幸、衰老、死亡。宗教就此通常给信徒以两个渠道的帮助。首先是许诺壹个美好的未来。信徒相信，自己的自律、修行、自我纯化、遵循神的意旨的生活会换来未来的美好世界，如基督教中的天国和佛教中的西方极乐世界。其次是帮助信徒增强对应当下挑战的心理承受能力。比如，基督教认为人当下的苦难是神对他们的试炼。这说法的理论根据是《圣经》，但同时也符合心理学的道理：人在与所有的严峻挑战打交道时，他唯壹有改进空间的武器就是他自己。这两个帮助会大大增加信徒应对现世挑战的精神力量。

　　（2）为信徒树立英雄和崇拜对象

　　宗教的领袖和英雄们既是信徒的行动榜样，也是他们的崇拜对象和心理依赖。两者的不同是：英雄更具道德楷模的色彩，给信徒的是壹种感情上的激励；领袖则更有智慧、权柄和魅力，更适合作为信徒的心理依赖。比如，在《圣经》中，因坚持信仰被石头砸死的司提反是英雄，而耶稣则是领袖人物。

　　对于有独立判断力和价值观的人，他们主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现实条件来作出自己的生活选择，所以领袖和英雄对他们的影响较小。生活经历尚浅的年轻人和缺乏独立判断力的人则要依赖于模仿来为他们的生活开辟道路，所以领袖、英雄和偶像对他们的影响巨大。

　　信徒们通常都有壹个或多个崇拜对象。他们有人的身份、人的情感，却行出了非常人可为之行，于是在身后披上了炫目的光环。这方面的例子如佛教中的释迦牟尼和各个流派的宗师和高僧们，以及基督教中的耶稣、诸先知、诸圣徒。信徒与其崇拜对象的关系如同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后者给前者以心理上的支持，是前者的做人做事的榜样。

　　（3）为信徒提供交流的对象

　　信徒心中的神圣秩序，如基督徒的神、佛教徒的释迦牟尼佛，有人的情感，可以作为交流的对象。交流的方式包括祷告和忏悔等，信徒以此解脱心头的重负、减轻对自己以往过失的负罪感、得到前行的启示。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圣秩序与朋友和长辈在信徒那里起到的作用相似。

　　但信徒心中的神圣秩序作为交流对象与普通朋友也有重要的不同。比如，信徒在他的神圣秩序面前（如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保留、没有任何隐私。他们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

　　（4）在信徒心中激发出独特的情感

　　詹姆士认为，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但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宗教作为世界观之中的壹种，有其更具体的内涵，所以，说每个人都有宗教是过于笼统的说法。宗教的这种具体的内涵就是：宗教的信徒在面对他心目中的神圣秩序时，他的心中升起壹种独特的情感：庄严 (solumnity)。【5】如果把这种情感与世界观中宗教色彩比较淡薄的人面对宇宙和人生的终极问题时更经常表现出的情绪 - 轻蔑、傲慢、玩世不恭、漠不关心、或充满苦毒 – 作比较，这种对比会更加强烈。

　　与这种情感有关的壹个事实是：信徒心目中的神圣秩序通常是不可见的：基督教中的神没有形象；佛教认为佛不在寺院中，而是在自己的心中。所以信徒在面对自己心目中的神圣秩序时，是有形面对无形、有限面对无限，如同康德面对浩瀚的星空，由此而生出庄严的情绪。

　　出于同样的原因，没有基督徒可以宣称自己在世时已经获得了神的永生的许诺，也没有佛教徒可以宣称自己在世时已经成佛。

　　这种情形好像是孩子在壹位有权威、慈爱、又能看穿自己所有心思的长辈面前，他无处可以遁形，而必须完全诚实、完全袒露自己、以无比的诚意来聆听长辈的话。他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的渺小，做好了准备来接受教诲。不管这教诲是顺应还是违逆自己的心意，他都完全接受。这种庄严情绪的壹个最著名的例子是耶稣受难前的祷告：“阿爸，父啊！在妳凡事都能；求妳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妳的意思。”

　　1.4 权力在宗教中的角色

　　宗教经典中的教义是抽象的。信徒们必须对它们作出具体的阐释才能理解自己看到的日常现象、指导自己的日常行为。这种阐释部分来自宗教领袖、牧师、高僧的阐释，部分源于自己的过往经历。

　　由于每个信徒的经历各不相同，他们对教义的阐释不可能完全壹致，对生活中具体事项的主张更不可能壹致。其结果是在壹个宗教组织中，必然会经常有多个互相竞争的意愿同时存在。

　　韦伯对权力的定义是：壹个人或群体在多个不同的人或群体的意愿中使自己的意愿得以行使的能力。因为有组织的地方就必然会有多个意愿，那么根据这个定义，有组织的地方也就会必然会有权力的存在。

　　宗教组织的最壮观的例子是拥有十几亿成员的由天主教与东正教以及新教组成的基督宗教。传统教会之中、传统佛教存在著清晰的权力结构。

　　宗教组织的权力包括物质资源的权力和理念的权力。两种权力经常是互相支援的。比如，宗教组织的上游者既有对下游者的物质资源的控制权，在提拔下游者时也会优先考虑那些对教义的阐释符合自己心意的。这样就形成阐释权的淘汰机制，其长期效果是宗教领袖对教义的阐释版本成了整个组织的唯壹合法阐释版本，而普通信徒自己对教义的独特阐释被压制。在这种情形中，理念的权力因物质资源的权力而确立。而上游者壹旦获得了理念的权力，他们的物质资源的权力就更牢不可破。在这两种权力中，理念的权力是主导，物质资源的权力是辅助。

　　对于宗教组织内的壹个信徒，组织对教义的阐释可能会与他自己的阐释产生冲突，也可能与自己的良知、生活常识、文化传统产生冲突。由于许多普通信徒对自己的阐释本来并没有信心，再加上来自于组织的物质资源权力的压制，他们就会心悦诚服地放弃自己的独特阐释。

　　坚持自己的独特阐释的信徒就成为异端。

　　由于宗教教义的排他性，组织内的主流信徒们很容易认为自己的阐释便是终极阐释、是唯壹的真理，那么异端就理当被惩处。这是“五月花号”和后来众多门派的欧洲基督徒出走北美的原因。

　　壹个宗教作为壹个强大的组织，与外部的力量也存在权力斗争。近代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都是宗教与无神论者和壹个宗教之内的不同流派之间的权力斗争的例子。

　　1.5 宗教对信徒的意义

　　当代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宗教都已经存在至少壹千多年，其生命力长盛不衰的原因是它们满足了信徒的许多基本需要。这里试列举其中的壹些：

　　（1）安全感。比如，基督教中的神有无穷的权柄，且爱世人；信徒可以通过祷告来与神交流；这些都让信徒感到自己是壹个善意的宇宙秩序的壹部分。这给他以基本的安全感。另外，神对所有信徒施加的道德规范也使得社区内其他信徒的社会行为合于通行的伦理。用诺伦扎扬的话来说，“被审视的人是好人 (watched people are nice people)”，意思是壹个人在感到自己被审视时就会注意自己的言行。【6】这从外部给了信徒以安全感。

　　（2）认知需要，包括对世界和对自己的认知。宗教教义把世界之中的万事万物归纳为壹个自相融洽且简单明了的理论框架，这解答了信徒的困惑、给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以清晰的线索。与主要著眼于生存的世俗世界不同，宗教促使信徒面对人生中的壹些更根本、更形而上的问题。这帮助信徒了解自己性格之中的弱点，给他们以精神力量来对付实际生活之中的挑战。

　　（3）放下自我。教义促使信徒们把自己与广大的世界融合，把信徒的生活重心从自己的生存和福祉转移到去完成壹个更大的使命。他们从壹滴水变成沧海的壹部分，从而能以有限的能力和有限的寿命来面对无限的世界。这帮助信徒克服对人生路上各种困难的恐惧、以及对死亡的恐惧，让他们能聚集起勇气，做出普通人不敢想象的事业。这方面的例子浩如烟海，如基督教中的耶稣的门徒们、后世的圣徒们、近代从发达国家去蛮荒之地传播基督福音的许多传教士，以及佛教中只身步行万里去印度取经的玄奘。这种把个人安危和福祉置之度外的精神不仅存在于英雄们的身上，也不同程度存在于普通信徒的身上。

　　（4）归属需要。有同样信仰的信徒们组成社交团体，使他们能互相交流、互相支持。宗教组织的社交功能与社交俱乐部的不同在于，在宗教组织之中，组织对个人生活的介入程度深得多，成员的从众压力也大得多。世俗的社交俱乐部的成员则更容易保持自己的精神独立。

　　这里列举的都是教徒的精神需要。宗教起到的这些作用之中，绝大部分是科学无法起到的。这是科学无法取代宗教的原因之壹。

　　2.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几个特征

　　在这壹章中，我沿著第壹章的思路，从世界观、组织和成员生活方式三个方面讨论中国共产主义理念的体现，引用的例子主要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五十多年间的事件。

　　2.1 作为系统的世界观

　　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发源于马克思。马克思是杰出的思想家，其著作至今仍是欧美大学课堂的教材，并且欧美的许多学者和学生现在仍然相信共产主义的美妙，而它造成的灾害只是实际运作中的技术性错误。马克思的理论大厦精致严密，足以征服象牙塔之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其思想精髓则简洁而激动人心，足以震撼目不识丁的底层大众的心弦。这第二个特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壹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著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壹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壹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著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个宣言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1）理论图像极为简洁：现有制度的壹切皆为黑暗，而这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邪恶。壹个最简洁的叙述通常也涵盖最广阔的外延、越过了所有的技术细节，因而容易为最多数的人理解。这样的图像在社会矛盾激化的社会如俄国和中国尤其得到了社会底层人民的强烈共鸣。

　　（2）以人的物质需要立论，但很快将主旨转为道德审判。能触动大众心弦的理论不是连篇累牍的技术细节讨论，而是道德审判。而壹旦某个人、某个群体、某个阶级在道德法庭上被定罪，他们任何的抗辩都变得苍白无力。并且道德审判有强烈的排他性：对审判方的任何怀疑和对被审判方的任何同情都被视为邪恶势力的同谋。这种道德审判贯穿了从那时到现在的壹百五十年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全过程。

　　（3）其理念不仅是理论解释，而且是行动纲领，为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提供壹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案：“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大众可以感同身受、且为之感到激动的理想。

　　马克思呼召的主要对象是无产阶级，即工人。在中共后来的实践中，动员的重点转为农民，而提出的主张仍然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打土豪、分田地”、“翻身作主人”。这些主张继承了《共产党宣言》的特色：当今的统治阶级是万恶之源；我是正义的化身；以仇恨的情绪为凝聚力；以施用暴力为自豪。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壹九二七年）中宣告：【8】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壹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壹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壹个阶级推翻壹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比起这篇文章字里行间透出的壹脚踢翻整桌宴席的豪气，其对手国民党的靠对现有权力结构的缝缝补补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法显得苍白许多。

　　哲学和历史是共产主义理念著意耕耘的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被立为圭臬。历史的演化被归纳为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壹般规律，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归宿。其它的哲学流派和历史观都是被押上批斗大会场的小丑。

　　共产党建政后，在1950和1960年代，发动过两次看起来跟政治权力完全无关的批判：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论的批判和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批判。

　　“1952年６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文章，认为‘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是‘生物科学的根本变革’。进而，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基本被取消，真正的遗传学研究被停顿。遗传学家被迫改行从事其他方面的教学或研究工作。曾在美国从事草履虫的卡巴粒研究的武汉大学教授赵保国，因慷慨陈辞抨击李森科，在这场运动中受迫害而精神失常。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因是摩尔根的弟子而落选第壹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9】

　　1968年8月，中国科学院组织的 “批判相对论学习班” 完成了壹篇《相对论批判》讨论稿： “相对论的大前提是哲学的相对主义；相对论的时空论是资产阶级的唯我论；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根本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壹般学术讨论的范围，始终充满了两种宇宙观的搏斗，同政治斗争的联系极为密切。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相对论的哲学谬误，重新审查它的物理内容，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10】

　　发动这些批判的主观动机与在哲学和历史领域的工作相同，都是出于权力欲，即掌握对整个世界的阐释权。他们的对手是在这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耕耘已久的真正专家学者们，而后者的饭碗甚至身家性命都操在体制手中，并无胆量站出来反驳。这样，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就以物质资源的权力为杠杆，摘取了理念的权力。

　　比起物质资源的权力，理念的权力看起来似乎纯洁无害，实际上正好相反：物质资源的权力只能控制人的身体，理念的权力则可以控制人的思想。并且，壹方拥有了理念的权力之后，它也就以壹种更为彻底的方式拥有了物质资源的权力。虽然遗传生物学和相对论看起来并不涉及对人的行为实施控制的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其作用是给信徒制造官方理念全知全能的印象，那么信徒除了彻底的归顺之外并无其它的选择。

　　这些批判并不是双方地位平等、通向未知的真理深处的讨论，而是直接宣读早已拟好的判决书。由于普通大众并不理解孟德尔和爱因斯坦的理论的具体内容，他们并无能力评价这些批判中的内容细节，于是他们从这样的批判中学到的教训是：对于组织的判断，只需接受，不需辨别。

　　与对宇宙万物的阐释权相伴而来的是排他性。中国共产主义对反对者的手段之严酷远远超过了中世纪罗马教廷迫害异端最烈的时期。这方面的例子浩如烟海，此处不赘述。

　　2.2 作为组织

　　在这壹节中，我讨论共产主义理念作为组织的三个功能：教育、归属和扩张。由于教育在共产主义理念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直接决定了信徒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在这壹节中著重加以讨论。

　　如《共产党宣言》所示，共产主义理念不只是壹个知识体系；它还是严厉的道德审判和激动人心的行动纲领。这激励信徒们以最大的热情把他们信奉的理念传播给最多的人，如基督教中忠诚的传教士那样。

　　由于共产主义理念的概念之简洁、愿景之美好、手段之激动人心，它对底层大众的感召力从壹开始就是其对手所望尘莫及。下面这段话来自共产党高干、曾为红军战士的林开征关于红军的宣传工作的访谈：“‘国民党非常害怕红军的舆论宣传和政治攻势。’林开征告诉我们，国民党官员曾在给上司的报告中说：‘共产党对于宣传工作尤为注意，标语之多，满街满衢，门窗户壁，书无隙地。人心归附，如水下倾。’”【11】

　　宣传工作的作用是唤起观者心中被现实压制的欲望，让他们发现自己潜在的热情，投身于伟大的事业之中。

　　宣传的重要手段之壹是歌曲。比如1930年代在中央苏区根据地流传的《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

　　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著，

　　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

　　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小兄弟们呀，小姊妹们呀！

　　我们的将来是无穷的呀，

　　牵著手前进，时刻准备著。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帝国主义者，地主和军阀，

　　我们的精神使他们害怕，

　　快团结起来，时刻准备著。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红色的儿童，时刻准备著！

　　拿起刀枪参加红军，

　　打倒军阀地主，保卫苏维埃。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

　　这首儿童歌曲同样显示了共产主义理念的鲜明特点：

　　（1）愿景美好（“将来的主人，壹定是我们”）；（2）打击目标清晰（“帝国主义者，地主和军阀”）；（3）简明易行：成为壹个强大的组织的壹部分（“拿起刀枪参加红军”）。

　　天真明快的旋律给“打倒军阀地主”、“让他们害怕”的暴力行为披上了正义的包装，在赤贫、绝望的底层民众中起到的鼓动作用非同凡响。

　　1940年代问世的《东方红》则加入了另壹个重要成分：领袖崇拜。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忽而嗨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

　　壹个强大的组织是有灵魂的；其中的每个成员都能感受到这个灵魂的心脏的搏动，且为它感到激动。赋予壹个组织以灵魂的壹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树立壹个崇拜对象。这给了成员们以心灵交流的对象和可靠的心理依托，因此极大地增加了这个组织的凝聚力。

　　共产党建政后，《东方红》在如潮的红歌中逐步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谢选骏记载：“《东方红》在文化大革命中……事实上取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位置。文革爆发后，中国大陆很多广播电台及有线广播站的开始曲被统壹改为《东方红》。”【12】

　　在我开始记事的文革后期，每天早上正是在县广播站的《东方红》歌声中醒来。

　　许多歌曲是民歌格调，情绪或粗犷、或欢快、或深情，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用民歌风格来做教育手段的另壹个好处是，它给大众以共产主义理念受到最底层民众热情支持的印象。

　　民歌的壹个例子是我从幼时起即记忆深刻的旋律酣畅淋漓的《翻身道情》：

　　太阳 ------

　　壹出来呀

　　哎咳 哎咳哎咳 哎咳哎咳

　　满山 ------

　　红 哎 哎咳哎咳 呀

　　共产党救咱翻了（呦嗬）身（哎咳）呀

　　旧社会 ------

　　咱们受苦的人（是）人下人 哎 哎咳哎咳 呀

　　受欺压壹层又壹（呦嗬）层（哎咳）呀

　　打下的粮食 地主他拿走 哎咳呀

　　咱受冻又受饿 有谁来照应啊 哎咳呀

　　毛主席领导咱平分土地 哎咳呀

　　为的是叫咱们有吃有穿呀 哎咳呀

　　往年咱们眼泪肚里流 哎咳哎咳呀

　　如今咱站起来做了主人 哎咳呀

　　天下的农民是壹家人 哎咳哎咳呀

　　大家团结闹翻呦身 哎咳咿呀咳 大家团结闹翻身这壹段歌词同样生动地反映了共产主义理念的几个典型特征：

　　（1）黑白分明的善与恶、爱与憎。喜欢这首歌的人很难不油然而升起对地主的仇恨，也不难想象唱著这支歌的人掌握权力之后的地主们的命运。

　　（2）对于不满现状、心中郁结仇恨的人，翻身做主人是极为形象、极有吸引力的行动感召。

　　（3）出现太阳升起和领袖引领群众的意象，显示崇拜对象对信徒们的重要心理作用。

　　（4）忽略细节。租种农田的贫雇农与地主之间有壹个契约关系，地主作为农田的主人，收走壹部分的庄稼是合理的。歌中把与自己缔结了契约的另壹方视为完全的邪恶，这是以大我的貌似公义掩盖了小我的不义。

　　壹大批歌颂体制、歌颂领袖和英雄人物、歌颂普通人幸福生活的歌曲被创作出来，且传唱至今。它们旋律明快、情绪昂扬，不仅在宣传媒体中反复不断播出，而且得到大众的普遍共鸣。比如，我父亲只有小学程度，且不通音律，但很喜欢满怀感情地唱《社会主义好》：

　　……

　　共产党好,

　　共产党好!

　　共产党领导中国富强了;

　　人民江山坐得牢,

　　反动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社会主义社会壹定胜利,

　　共产主义社会壹定来到,

　　壹定来到!

　　歌中唱的共产主义愿景与基督教中的天国和佛教中的西方极乐世界有许多相似之处。

　　与音乐对应的视觉艺术教育工具是宣传画。在文革中，宣传画铺天盖地，所有的正面人物的脸上都没有悲苦、怀疑、玩世不恭、或轻浮。他们或幸福如孩子，或充满对敌人的义愤，而其底色都是詹姆士观察到的宗教在信徒心中激发的独特情绪：庄严。

　　共产主义理念的教育也在全国每个角落全面开展。1950年代，我的外祖母，壹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参加了文化补习夜校，思想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母亲的回忆录中记录：

　　“妈妈对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感情。她深深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伟大真理，她对毛主席无限热爱，视为救命恩人。她对新社会充满希望。她认为后半生所享受的壹切均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她对旧社会充满刻骨的仇恨。她反对贫富不均、反对压迫剥削。”

　　这段回忆反映出共产主义理念的教育在底层大众身上产生的巨大成效。外祖母对组织的教育照单全收，全部变成自己的信仰。

　　共产党建政之后，党组织遍布全国每壹个偏僻山村的每壹个角落，不仅控制了所有的物质资源，也控制了所有的舆论资源。对于外祖母这样的忠实跟随者，共产党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感情归属。对于虔诚度不高的成员，共产党作为有垄断权力的组织是他们的社交俱乐部。对于对共产主义理念敬而远之的人，离群的恐惧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向组织靠拢。

　　政权组织许多仪式和庆典。党员和干部们被频繁召集开各种会议，如党员生活会、政治学习、有领导讲话的各种工作会议。绝大多数的会议都是领导们的个人表演，其他参加者只有恭听和鼓掌的权利。新党员入党有庄严的仪式。“七壹”建党节、“八壹”建军节和“十壹”国庆节都有各种庆典、会议和仪式。

　　如同军营里的班长对新兵队列和驯兽员对动物不断发出的口令，仪式是权力结构上游者对下游者施行权力的方式，宣示组织的强大存在和生命力，提醒下游者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和在这个位置上该做和不该做的事。

　　与党史有关的壹些地方被赋予崇高的地位，如毛泽东的出生地韶山、毛泽东发动农民革命的井冈山、共产党命运发生历史性转折的延安等。毛泽东的遗体存放在天安门广场已经四十多年，至今参观者仍然每天络绎不绝。2013年，“共产党员网”报道，“落成36年来，毛主席纪念堂已累计接待中国各族民众和国际友人超过2亿人次。”【13】即，如果略去多次参观者，将近百分之二十的中国人已经亲眼瞻仰过毛泽东的遗体。

　　近年来，习近平下乡插队的梁家河也渐渐具有了圣地的地位。2018年，“人民网”报道，“如今，人们来到梁家河寻初心、求学问，仅2017年到梁家河参观的就有114万人次，最多时壹天可‘破万’，过百万的参观者中大多是年轻人。”【14】

　　共产党在建政前的奇迹般的成功得益于其招募新成员的优异能力。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仅有数十名成员。十多年后，红军的规模已达三十万人。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控制的军队约壹百多万。到了1949年，解放军兵力达到四百多万。这样的扩张能力的根本原因是共产主义理念与中国各阶层的大众的精神需要发生了强烈的共鸣。在第四章中将对此有进壹步的讨论。

　　2.3 作为成员的生活方式

　　2.3.1 将信徒的价值观重新排序

　　共产主义在中国播种、扎根、成长的过程中，涌现出过许许多多愿意为理念抛弃家财、地位，以至于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幼时的我耳熟能详的例子便不胜枚举，如出身大地主家庭而散尽自家土地、率领农民闹革命的彭湃；在枪口前从容就义的方志敏；宁死不屈的少年英雄刘胡兰；用身体堵住敌军枪眼的志愿军战士黄继光等。

　　近年来有人对其中壹些英雄事迹，包括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等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15，16】但不可否认的是，货真价实的为理念而牺牲的英雄还是大有人在。否则就很难解释共产党以短短的历史把强大的国民党打下海岛的奇迹。

　　方志敏在就义前说：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这代表了壹大批为共产主义理念献身的英雄们的价值观排序：信仰高于自己的生命。

　　把信仰看得高于自己生命的远不止少数英雄人物。普通士兵的作战士气也极为高涨。下面这段话是林开征对自己作为红军中普通壹兵时的回忆：【11】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向西转移，在剑门山前被迫停下脚步。剑门山72峰高耸入云，由北往南只有壹条人行道穿过主峰，敌人派出三个团在此设关把守。…“虽然有思想准备，但战斗的惨烈还是让林开征壹时难以适应。狭窄的进攻面上，不断有冲锋的红军倒下。敌人壹发炮弹过来，附近的人就变得血肉模糊，许多战友牺牲后，连身份都无法辨别。

　　“硝烟中，司号员迎著炮火吹响冲锋号，敌人壹排子弹打过来，司号员倒下了，很快又有另壹名战士捡起冲锋号……血红色的丝带在战场的热浪中飘舞，号声穿透隆隆炮声冲向山巅，听得林开征热血沸腾。

　　“经过三次冲锋，胜利的红旗终于插上了剑门山主峰。红四方面军油印的小报对剑门山战斗进行了报道。林开征把报纸看了又看，然后对折成小块，小心地放进上衣口袋，这张报纸，壹直伴他走完长征路。”

　　为了共产主义理念，有的英雄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有许多掌握组织权力者不惜牺牲他人的生命。

　　李慎之回忆：“自从壹七九三年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革命家维尔涅（Pierre Victurnien Vergniaud）说过‘革命会吞吃掉自己的儿女（Revolution may devour her own children）’以来已经两百多年过去了。这样的悲剧竟是愈演愈烈。法国大革命和它以前的革命且不说，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所吞吃掉的自己的儿女简直是指数式的增长（据初步统计，中国共产党自己杀掉的共产党员，就比中国国民党杀掉的共产党员还多好几倍）。”【17】

　　如果比较壹下文明社会中壹个普通人去杀另壹个人的心理难度，就可以发现虽然牺牲他人的生命比牺牲自己的生命或许可能来得容易壹些，但绝非轻而易举；其动机仍然须在操屠刀者的价值观之中占据至高的地位。

　　这自然是违逆被“吞吃”者的意愿的。在牺牲者的意愿和操屠刀者的意愿之间，有权力的壹方胜出。

　　2.3.2 对信徒思想的改造

　　对于虔诚的信徒们，共产主义理念不仅在他们的价值空间中占据了最高的地位，并且强力改造著他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这壹节里，我按时间顺序举几个例子说明共产主义理念对信徒的思想改造过程。

　　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记录了延安整风运动对干部的思想改造：【18】

　　“为了及时掌握延安各级干部的思想动态，1942年春夏之际，毛泽东作出决定，命令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必须写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质的反省笔记，并且建立起抽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广大党员犹如进了壹座思想高压炉。

　　“压力之壹，是来自个人内心的白我压力。……随著‘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知识分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过壹些如同 ‘狗屎’ 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尤其严重的是，自己甚至还会在客观上危害革命，简直是罪孽深重！这样的自我压力有如大山般沉重，使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原有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荡然无存。

　　“压力之二，是来自集体的压力。党公开号召党员在批评自己的同时还需揭发别人，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来自其他人的揭发和批判，而这些都是以集体和组织帮助、关心同志的面目出现的。……集体帮助的形式也有两种，壹种是温情式，另壹种为斗争式，在更多的情况下，两种方式交替使用。壹般而言，领导同志和整风小组的骨干分子会不厌其烦、亲自登门，苦口婆心地启发、引导当事者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历史问题，其态度之热情、诚恳。往往使当事者为之感动，于是将自己的‘坏思想’和盘托出。如果当事者仍然冥顽不化，拒绝深刻反省，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党组织立即采取下壹步行动，布置小组批评会，让所有的同志，包括与当事者有同乡、同学关系的人，对妳展开面对面的揭发和‘同志式的斗争’。首先‘帮助’妳端正态度，继而批评妳的‘错误言行’，众口铄金，千夫所指，使妳孤立无援，有口难辩，直至当事者彻底‘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延安整风运动的几个特点：

　　（1）大众通常理解的权力是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对下游者的行为作出要求。整风运动则更进壹步，是上游者对下游者的思想作出要求。虽然思想发生在头脑之中，似乎不难隐藏，但在组织的“不厌其烦、亲自登门，苦口婆心”之下，除了少数真正的大奸大猾之徒，多数人想要隐藏自己的思想并非易事，而只能接受改造。

　　（2）与孔子的“吾日三省乎己”不同的是，孔子自省的标准是自己的是非善恶判断，而延安整风运动的标准是来自外部的组织意愿。在这样的环境中，容易讨得组织认可的是没有独立价值观、壹切服从组织权力的人。恰恰是有独立是非善恶标准的人会在自己的标准与组织的标准冲突之处遇到极大的压力。他们只有两个选择：弯或折。王实味就是壹例。

　　（3）思想改造的目的与被改造者的信仰是壹致的；这是他们最终接受改造、整风运动大获成功的根本原因。其时共产党在中国的权力角斗场上仍然严重处于劣势：国民党打下延安之日，也就是干部们的人头落地之时。那么，他们既然来了延安，那就是抛下了自己的财产、地位和生命，而这都是由于他们的理想：他们要作共产党的壹分子、要抄起对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屠刀。既然怀抱这样的理想，“在客观上危害革命” 当然是“罪孽深重”，而“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 才是自己的解脱。

　　（4）思想改造中遇到的阻力来自被改造者守护自己仅有的那点独立判断的努力。这是信仰的大我与个人的小我之间的矛盾，是普遍存在于宗教信徒之中的矛盾。被改造者的抵抗最终被组织的强力摧垮，达到与组织的心甘情愿的合作，这是大我击垮小我的过程，是人的价值空间中发生的强秦扫荡诸侯、达到中央集权的过程。

　　下面举两个例子来看整风运动的效果。

　　文笔出众的刘白羽 “在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里” “惶恐不安，彻夜难眠”， “ ‘产生过种种幻灭之感’，后来在党校三部副主任张如心的具体指导下，竟写下‘数十万字之多’的自传资料。”

　　“‘我受到审干运动的冲击，才从孤悬万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在这个基础上，使我受益最深切，真正从精神领域进行壹场自我革命的，是用整风文件精神对照重新写自传，这是使知识分子客观地认识世界，对症下药良好的方法。’”……最终，“在党的热切关怀，强大威力推动之下”，他“才犹如壹只小船，‘终于漂向真理的彼岸’。”【18】

　　刘白羽最初的抵触是人之常情，而最后的完全交出自己则意味深长，显示出他的精神世界中杂质涤尽、信仰提纯、把自己的判断力完全交给组织的过程。

　　另壹位高级干部张闻天说：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首先使我深刻感觉到的，就是我过去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骄傲态度，曾经妨碍了我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关于我过去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的尖锐与深刻的批评，使我的骄病有了转机。这里，我首先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对于我的帮助。······为了真理，我曾经必须从我自己的身上撕去壹切用虚假的“面子”与“威信”所织成的外衣，以赤裸裸的暴露我自己的壹切丑相，我曾经必须打倒把我高悬在半空中的“地位”与“头衔”的支柱所搭成的空架子，使我从天上直摔到地下。······我的无产阶级的灵魂，就是这样，悄悄地在斗争中占了上风。【18】

　　这些近乎残酷的自我批评读来是真实的。被整风者最开始都有抵触：他们努力在心中修筑堤防，捍卫最后壹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但这很快被来自组织的强大海啸完全摧毁。他们真正经历了壹场灵魂的洗礼。可以说，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的理想是财产的公有制，其秘而不宣的理想则是思想的公有制。

　　从这些例子看出，对于相当壹部分信徒，虽然思想改造的过程是痛苦的，但结果是愉悦的。

　　“个人壹经获组织的肯定和接纳，就‘像越过壹道阴阳分界线’，精神面貌顿时焕然壹新，萎靡之气壹扫而空。有人形容这种感觉如同‘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看到鲜红的晨光’。”【18】

　　从个人的层面上看，思想改造的结果是成员们放弃了独立判断和独立思考。他们对组织的意志不仅口服，而且心服。壹个人心生任何的不同意见都会让他恐惧，他要马上将它扫入自己意识深处的见不得人的角落。

　　从组织的层面上看，思想改造的结果是：任何不同意见的公开和开放式讨论的氛围都不复存在。

　　共产主义理念取得政权后，在1950年代初，知识分子接受了又壹轮的思想改造。《费正清中国史》对此这样分析：

　　“思想改造壹般都有些共同特征：控制个人的私人生活环境及其能接触到的信息；理想主义和恐怖手段的交替刺激；在不断加强个人负罪感和羞耻感的同时把个人纳入壹系列恐怖的心理历程。……心理学家能够说明剥夺人身自由、长期不得安全的环境、紧张再加上过度疲惫和反复灌输教条怎样会使个人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为了逃避这种压力，许多人只好服从权威。……“为期6个月的典型思想改造课程往往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是自由讨论，许多人聚集在壹起自由发表意见。在这个阶段学员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共同讨论之后自由交换意见，从而在‘思想动员’中公开自己的想法。

　　“第二个阶段是触及灵魂深处的思想斗争。随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加强，个人开始感到压力而唯恐被改造运动拒之门外。……各参加者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面对斗争时都无能为力。很快他就会因为感到羞耻而低头认罪。这时他已经可以通过认罪悔过和自我批评来接受心理净化了。

　　“第三个阶段是服从和新生。壹旦学员的思想检查或悔过书得到通过，他会觉得受到净化而成为壹个新人。他受到的教育使他感到，本性给他造成了强大的情感压力，而只有服从党的权威，他才能从这种自造的紧张情绪中得到解脱。”【19】

　　费正清的分析指出思想改造的另壹个关键手段：打破被改造者的安全感。好像是把壹个不会游泳的人打入水中，让他彻底恐惧、彻底绝望，然后再给他伸出壹根竹竿。

　　1957年的“交心运动”遵循的是几乎同样的轨迹：

　　“上海水产学院某教授，交心时顾虑重重，经过小组同志多次说理、帮助，使他三次‘交心’，‘第壹次只交了壹鳞半爪，第二次仍未触及关键问题，直到第三次才交出全部真心话’。 多次反复‘交心”， 在交心运动中是普遍现象。‘交心’之后，很多知识分子表示‘觉得向党靠拢了，和党是壹条心了’， ‘心情更加舒畅，积极在工作上发挥作用’。 轻工业部有人以诗来抒发他们经过思想改造以后的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情舒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情绪开朗，并不是我得到了什么宝贝，实在是因为我把心交给了党。’”【20】

　　在“小组同志多次说理、帮助”的空气中，隐藏自己的思想是极为困难的事。

　　在同样的政治环境中，有独立价值观的顾准则有另壹些观察：

　　“我基本上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魇迎人的壹套。（日记；下同）（59年11月10日）“精神折磨现象现在开始了。下午栽菜上粪时，思及生活像泥污，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壹通，卑躬屈节，笑魇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59年11月23日）“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败坏，不能不成为普遍现象。（60年1月15日）“何（祥福）学好了，还是学坏了，上帝明鉴，他学坏了啊！（59年1月15 日）“水库六个月，赵淑仁学好了还是学坏了？学坏了啊！她现在感激劳动队为她脱帽。但是从脱帽得到了什么经验教训？钻空子，拍马屁，说谎话。……（59年1月15日）”【21】

　　从顾准的这些观察中可以得到这样壹些信息：

　　（1）虽然被打为“右派”，但毕竟曾经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的顾准仍然要“唾面自干”、“笑魇迎人”、“卑躬屈节”，可见那时的政治气候之严酷。

　　（2）在那样的环境中，即使如顾准那样的大智者，持守自己的独立判断和价值观都极为困难。

　　（3）强制思想改造会让人“学坏”：被改造者被迫放弃自己的良知，说自己不相信的话、突破做人的底线。思想改造运动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的原因是，如费正清的分析，它彻底击垮了被改造者的安全感。人被求生欲驾驭时，做出突破做人底线的事是毫不奇怪的反应。

　　另壹方面，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中，顾准仍然成功地保有了自己的独立判断。他的方法是观察自己的反应。察觉到自己的“卑躬屈节”，就会开始不那么卑躬屈节。

　　思想改造壹直延续到现在。比如，每个希望入党的人都需要向党组织递交思想汇报。思想汇报的话题将在第四章中继续讨论。

　　2.3.3 领袖和英雄人物的作用

　　在共产主义理念的传播过程中，对领袖和英雄人物的宣传和歌颂是重要的内容。这起到几个作用：

　　首先，英雄对后来者起到指路人的作用。英雄有普通人不具有的东西：胆量、能力和成就。由于他们的胆量，他们敢于为理想而抛弃财产、地位、以至于生命，这样的历练给他们以无数的机会遭遇各种险境，因而锤炼出他们超人的能力。有了胆量和能力，再假以合适的机会，他们便取得超人的成就。对于有志的后来者，具有这些素质和成就的人就是他们暗黑前路上的明灯。梁启超说：“我们想养成伟大的人格，最好是在历史上找壹个人作模范。拿破仑生平学凯撒，甚至于头发的分法都学他。苏东坡之学白香山，也是无微不至。” 这说的就是英雄和榜样对后来者的重要。不难想象，在举国崇拜毛泽东的时代里，他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豪情对普通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何等的影响。

　　其次，英雄们的行为衬托出他们为之献身的理想的伟大。壹个例子是：幼时的我并不理解共产主义愿景的内容和价值，但那么多的英雄们为之献身的故事帮助我在下意识中确认了共产主义理念的伟大。

　　第三，英雄和榜样不仅对于有宏图大志的人重要，对普通人也同样重要。由于中国数千年来从上到下的垂直权力结构，大众不习惯于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也无法以此决定自己的行为。对于这些人，领袖和英雄人物起到了狼群中的头狼、雁群中的头雁的作用，替他们决定了人生方向，避免了他们自己费心费力独立找路的尴尬。

　　最后，许多人没有独立判断能力，也没有胆量独立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他们需要强大的组织作为精神依赖、给他们提供安全感、为他们承担个人行动的后果。而正是领袖和英雄人物给组织赋予了人的灵魂，给成员提供了精神支持，让他们有安全感。

　　毛泽东在世时，大众对他的崇拜已是尽人皆知，也有无数的文献记录。这里只列出高华记录的延安整风期间几位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发言：

　　刘少奇说：“而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的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团结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18】

　　这段话的意思似乎是：找到毛泽东是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年以来的唯壹成就。刘少奇出此言的真实动机已经无人能够知晓，但可以猜测的是：他的话并非完全出于谄媚或恐惧。作为壹个靠暴力获取权力的组织，共产党需要树立壹个强有力的领袖作为其灵魂。他如此的赞誉不只是为了讨得毛泽东的欢心，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他的组织的生存和壮大。这个猜测可以从另外两位高级领导的发言得到壹些证实。

　　周恩来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壹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者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壹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18】

　　张闻天说：“他（毛泽东）的思想与情感就是人民的思想与情感，他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这是真正伟大的人格！······在这伟大的人格面前，我们感觉到真正的骄傲与光荣······而同时我们又感觉到我们自己是如何渺小呀！”【18】

　　同样，“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 也不完全是谄媚。壹个具有超卓战斗力的组织需要壹个精神领袖来为它赋予灵魂，如成吉思汗之于蒙古、拿破仑之于法国、希特勒之于纳粹德国。

　　借用张闻天的说法，可以说，在后人的心目中，分不出究竟成吉思汗是纵横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还是纵横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是成吉思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唱到：

　　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

　　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这里毛泽东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关系正是成吉思汗与蒙古骑兵的关系。

　　当组织中的壹个成员与代表了组织的这个伟大灵魂发生精神交流时，他就忘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成为这个伟大灵魂的壹部分。

　　《哈利波特》中有壹个“不可饶恕的咒语” (unforgivable curse) 叫作夺魂咒 (Imperio)，即夺取壹个人的灵魂，让他完全听命于自己。从某种程度上说，领袖崇拜可以说是领袖对他的人民施用的夺魂咒。

　　如果只用壹个词来形容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这五十多年中共产主义理念在中国人之中激发的情绪，那就是：亢奋。这种情绪，从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事迹中、从红军高昂的士气中、从《翻身道情》的酣畅旋律中、从文革时铺天盖地的宣传画中、从对领袖的溢美赞颂中随处可见。

　　3. 共产主义理念与宗教的比较

　　从前两章的叙述可以看到，壹方面，共产主义理念与流行的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另壹方面，共产主义理念也有不同于这两个宗教的特点。在这壹章中分别对两个方面给予讨论。

　　3.1 共产主义理念与宗教的共同之处

　　在这壹节中，我仍然从三个方面来说明两者的共同之处：理念或教义、组织、信徒的生活方式。

　　理念或教义

　　1.都是系统的世界观，在横向足以解释整个世界的全貌，在纵向足以解释世界的起源和演化趋势。

　　2.教义的核心内容都极为简洁。其外延涵盖万有，其内涵不容置疑。

　　3.都预期了世界的终极归宿。

　　4.都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对善恶有清晰的定义，且宣告了邪恶势力的可怕结局。

　　5.教义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都有大规模迫害异端的历史。

　　组织

　　1.都拥有强大的组织和丰厚的物质资源。

　　2.都有专业的教育机构、教育人才及全方位的教育手段。教育的方式包括理论教育、音乐和视觉艺术等。每个信徒不仅有机会，而且有义务受到教义的系统教育。

　　3.组织上游者既拥有物质资源的权力，也拥有理念的权力，即对教义的正统阐释。理念的权力通过教育来实现，让下游者不仅口服，而且心服。这比只依靠物质资源的控制能产生更强大的组织凝聚力。异见者被清洗。

　　4.都有许多与教义及领袖相关的仪式、圣地、圣物。这促成成员与组织之间的精神交流，也是组织行使其理念权力的方式。

　　5.旁观者不仅受到其理念的吸引，也受到其强大组织和丰厚物质资源的权力的吸引。这导致其“人心归附，如水下倾”的强大扩张能力。

　　信徒的生活方式

　　1.信徒都把教义置于其价值空间的最高处。许多信徒都坚信自己的信仰可以完全取代科学，且愿意为信仰而舍去家财、地位，有时抛弃亲情伦理，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

　　2.信徒都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有高度的自豪感。

　　3.信徒都愿意为了信仰而接受自我改造，即使这违背自己的本能反应。自我改造的结果是他们的信仰得以纯化，他们的小我被大我摧毁、放弃自己的独立判断。

　　4.教义都有能力在信徒的心中激起庄严的情感。

　　5.都有领袖和英雄人物。他们既是组织的灵魂，也是普通信徒的行动榜样和精神依赖。普通信徒在心理上与他们认同、与他们有精神交流。

　　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同样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督教和佛教等主流宗教有这样多的共同特征，这很难用巧合来解释。壹个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些特征是壹个对大众拥有强大感召力和动员力的思想体系的必备素质。

　　维系所有这些共同特征的根本特征是壹个强有力的神：它全知、全能、无处不在、有强烈的道德感、有能力促使信徒献出自己的壹切。这正是诺伦扎扬定义的大神的几个特征。【6】

　　在人的各种需要中，精神需要比物质需要难满足得多。而这些精神需要壹旦得以满足，它们释放出的能量比物质贿赂可释放出的能量也要大千百倍。很难想象壹个普通人会纯粹为了物质需要去死，但为精神需要而献身的例子则比比皆是。在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成千上万种宗教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小神宗教，而只有寥寥几种大神宗教最后遥遥胜出，这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信徒的深层精神需要。

　　3.2 共产主义理念的独特之处

　　共产主义理念与基督教和佛教也有壹些不同之处。下面我主要以基督教、兼以佛教为例来说明共产主义理念与其它宗教的不同。

　　（1）教义中的情感和伦理不同。《圣经》中阐述的伦理是爱邻如己、谦卑、“不只靠面包活著”等，提倡的情绪是爱和平安。共产主义理念提倡的主导情绪，如《共产党宣言》所示，是仇恨。组织内同志之间的爱是从属于这种仇恨的。如果组织需要，同志之间的爱随时可以变为仇恨，导致“革命吞食自己的儿女”。

　　（2）追求的目标不同。基督徒追求的目标，以天主教中的诸圣徒为例，是个人的精神生活。他们试图澄清人生的本质、试图与神更为接近。共产主义理念的信徒追求的目标是组织的权力。这样的目标更具有攻击性。信徒们不打算与敌人论理、协商；敌人是邪恶的，所以他们没有生存的权利，更没有发言的机会。

　　（3）行动的主体不同。在基督教中，行动的主体是个人。壹个不属于教会的基督徒仍然可以与神有深层的交流，而壹个不属于任何佛教组织的佛教徒仍然可以过充分的精神生活。在共产主义理念中，行动的主体是群体，信徒心目中的神就是群体的权力本身。群体的生存意义在于树立敌人，消灭敌人，而壹个没有敌人的共产主义者不是马克思和毛泽东眼中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也由于权力在共产主义理念中的至高地位，就排他的程度而言，当代的基督教和佛教与共产主义理念远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共产主义理念与其它宗教有许多共同之处，也自有其独特之处，那么下壹个问题是，是不是该把它看作壹种宗教。这涉及到宗教的定义。由于宗教教义的极度宽阔的涵盖范围和种类的极度多样性，我不对宗教给出全景式的讨论，而是只引用学者对宗教的两个定义：

　　第壹个是心理学家詹姆士 (William James) 从个人经历的角度给出的比较具体的定义：宗教是壹个人独自面对他心目中的神圣秩序时的感情、行为和经历。【5】这个定义的著眼点是“神圣”。衡量壹种秩序是否神圣的标准是：它要在信徒心中激起庄严的情感。

　　第二个是人类学家泰勒 (Edward Burnett Tylor) 给出的简洁定义：宗教是对精神的存在的信仰。【22】这个定义的著眼点是“精神的存在”。

　　把本文中的壹些例子用这两个定义来衡量，共产主义理念都应该被称作壹种宗教。而这壹节中讨论的它与基督教和佛教的不同应该被看成是宗教的多样性的体现。

　　需要澄清的壹点是，虽然共产主义理念自诩为彻底唯物主义，不相信来生，也不相信神迹奇事，但这不是把它划在宗教之外的理由。为共产主义理念献身的英雄们都把它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高，而他们也“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共产党的领袖们都“永垂不朽”。这些都表明对于虔诚的信徒们，共产主义理念是比生命更宝贵、更长久的神圣秩序和精神存在。这符合上面提到的对宗教的两个定义。

　　4. 中国共产主义的产生土壤

　　在这壹章中，我试图从理念与受众的匹配的角度来分析共产主义理念如何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席卷全中国。这种匹配像是种子和土壤的匹配：壹方面，壹颗种子拥有成长为壹棵大树的所有遗传信息，但它还不等于壹棵大树。另壹方面，每壹种土壤都有自己的偏好，只适合某些种子的茁壮成长。当壹颗种子遇到了适合自己天性的土壤，再加上其它的壹些辅助条件，它就得以充分生长，最终成长为壹棵参天大树。

　　在这个类比中，人如同土壤，有潜在的各种物质和精神需要、各种渴望，但它们常常被现实压制，没有表达的机会。当壹颗合适的种子落入他的心田时，其中蕴含的信息就与他的潜在需要和渴望发生强烈的共鸣。他终于找到了表达自己的方式。壹垛干柴遇到了烈火，他的生命能量爆发了。

　　4.1 清末民初的精神真空

　　要了解中共建党前后的时代背景，壹个观察角度是当时中国社会的鸦片问题。

　　据苏智良《中国毒品史》记载：

　　“‘嘉庆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延天下，自士大夫以至贩夫走卒，群起趋之，靡然而不返’。…… ‘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在上海居住的曾羽生看到：‘官兵无有不吸之者，由是沿及士民。’ 据吉林将军祥康指出，在沿海7省的官兵中，不抽鸦片者已是例外。

　　“他们不仅把吸毒作为壹种上等悠然的享受，作为浮靡生活的壹方面，而且还是比官斗阔、显示等第的方式。媒人说媒，以日吸几钱烟膏为衡量家财的标准；遇红白喜事，以排出多少张烟榻为场面大小。”【23】

　　鸦片之祸在民国初年达到高峰，据苏智良的统计，“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的烟祸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罂粟种植面积为8000万亩，鸦片总产量达6万吨，为各国鸦片产量的10倍，而吸食各类毒品者达8000万人。”【23】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平均大约五个人就有壹亩罂粟田。

　　毒品的问题在许多国家中都存在，但通常这问题集中于社会的边缘人群，并不对社会本身的生死存亡构成严重威胁。晚清的鸦片问题要严重得多。魏源认为，“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史未有之祸。”

　　鸦片之祸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鸦片。与其它众多的生态健康的社会相比，可以发现鸦片之祸的更深层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阶层对鸦片的巨大需求。鸦片只是迎合了这种需求，并因其成瘾性而导致了恶性循环。

　　至于鸦片受到中国主流社会如此欢迎的原因，苏智良的分析是：

　　“鸦片类毒品的特征是使激动得到镇定，让紧张变得放松，把分散加以集中，使人的心智达到无烦恼、无忧虑的解脱、宁静和平衡状态；仿佛可以远离人世的喧嚣、竞争、厮杀与骚动，进入壹种无忧无虑的超脱境界。”【23】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国人对鸦片的需要是壹种精神需要。他们没有壹种支撑起自己灵魂的力量，所以找了鸦片来填补这个巨大的黑洞。

　　与国民精神空虚相应的是军营中士气的低落。日本政治家（时任记者）尾崎行雄如此回忆他观察到的1884年中法战争的场面：“在七十岁的老将军后面，竟然有两三台妻妾的轿子，士兵各自背著雨伞，手里提著灯笼，还带著无数的旗和鼓等，其混乱真是难以想象。”【24】

　　在中日成欢之战（甲午战争的壹部分，发生在朝鲜）中，日本随军记者山本忠辅记录：

　　“清将聂（士成）仅次于清军副将叶志超，是李（鸿章）总督旗下的名将……聂之狼狈真是徒有虚名……当我军围攻聂营发起猛攻时，聂迅即弃营而逃，还脱掉军服，连大将寸刻不能离手的文书包也弃之不管……清军逃跑时，军服靴帽扔得到处都是，钻进农家，抢走朝鲜人衣服，改装而逃。……牙山是其根据地，本以为要背水壹战……岂料到牙山壹看，他们竟丢下几十万发弹丸、六七百袋军粮逃跑了。”【25】

　　聂士成是史书中记载的晚清著名猛将，随后的战役进展也表明他的溃败并不是有意的战略撤退。这样的狼狈情形固然壹方面是由于清军与日军的战力悬殊，另壹方面，清军的精神之萎靡在这段叙述中也是跃然纸上。军人的职责、国家机器的托付、皇帝的训令都随手抛于脑后。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那时的中国人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其“病”并不是身体之病，而是精神之病。

　　费正清把清末民初的军阀时代称为“绝望和耻辱的时代”。【19】梁启超称：“今日之中国唯有奸宄恶猾之徒方能昌达”。

　　如果把这壹节中描述的这些场面与红军在战场上的士气、延安整风中对自我的无情批判和酣畅淋漓的《翻身道情》比较，很难相信这是壹个历史悠久的庞大民族相隔仅仅几十年的表现。

　　但另壹种可能是，它们之间正是因果关系。1930年，毛泽东在其脍炙人口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宣称：“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萎靡腐朽的干柴与暴怒的烈火看起来如此不同，但它们之间正是完美的因果关系。

　　中国人找到了壹种新的鸦片。他们放下了烟枪，拿起了真枪。

　　4.2 种子与土壤的关系

　　虽然共产主义与宗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二十世纪初，佛教已经在中国流传上千年，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在中国也已经努力工作了数百年（如果从利玛窦等算起），而偏偏是刚刚扎根的共产主义理念如燎原的烈火般席卷了全中国。

　　在这壹节中，我讨论当时中国社会的两种主要情绪，以此说明那时的中国是最适合于共产主义理念这颗种子生长的土壤。

　　第壹种情绪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敌意。中国社会是上游者呼风唤雨、下游者命如蝼蚁的树状垂直权力结构，贯穿于整个社会的每个角落。【26】这意味著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力分配的严重不均。在每个王朝的初年，由于皇帝励精图治，吏治相对清明，权力分配不均的恶果尚不明显。到了每朝的末年，权力结构上游者的权力无限扩张，而下游者的生路被壹步步挤压，不同阶层之间的敌意便不断积累。这种情绪从许多文人的作品之中可以感到。比如，唐朝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明确透露出平民知识分子对“朱门”的仇恨。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俗语“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则反映了底层民众对统治阶层的又恨又怕的复杂情绪。《水浒》中的梁山英雄大多数是道德素质低下、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的恶霸，却被无数读者津津乐道数百年不衰，只因为他们挺身而出反抗了官府，这也反映了大众对社会现实的仇恨和绝望。

　　清朝灭亡之前不久的太平天国起义可以说是这种情绪的大爆发，导致数千万人丧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内战之壹。

　　第二种情绪是天朝大国在美欧日列强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的羞辱情绪。壹个著名的故事发生在1911年（即清朝灭亡之年）的沉阳东关模范小学的教室里。校长问大家：“妳们为什么要读书？” 13岁的周恩来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共产党建政后，这话成了传颂不衰的名言，也激发了无数青少年的强国之梦。

　　在周恩来的心目中，人生的理想是国家的强盛；这甚至比个人的生命更重要。也可以说，国家的强盛是他的信仰，是他的宗教的教义，是激起他心中庄严的情感的那个神圣秩序。

　　不只是周恩来这样的职业革命家才把强国理想置于个人价值观中的最高位置。比如，二十世纪初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温和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其名作《少年中国说》中慷慨陈词：

　　“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棰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是作人下人，屈居权力关系的下游；“称霸宇内，主盟地球” 是作人上人，雄居权力关系的上游。梁启超的思维脱不出不为人上人便为人下人的思维模式，同样是因为他壹生在垂直权力结构中生活，想象不到国与国之间可能存在平等共处的关系。在这样的认知局限中，个人的智、富、强、独立、自由就都只是手段，而中国的“指挥顾盼之尊荣”、“胜于欧洲”、“雄于地球”才是终极目的。

　　人为自己谋求权力通常会被视为赤裸裸的自私，但为群体谋求权力则可跻身于崇高之列，甚至可披上宗教的光环。其原因是群体之外的人不具有与群体之内的人平等的地位。在工人和农民阶级的权力面前，地主和资本家是“万恶”、是刀俎上的鱼肉；在国家的权力面前，其它国家的人民是蛮夷，是长相怪诞、智商不足、道德有亏的二等公民。所以，对群体之外的任何人的“指挥顾盼”都为正义。

　　把这样的时代背景置于在3.2节中讨论过的共产主义理念与基督教和佛教的基本不同之处的框架之下，就可以对它们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受到的不同欢迎程度做出壹些解释：

　　（1）教义中的情感和伦理不同。仇恨与暴力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不仅是正常的事，更是荣光的事。实际上，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仇恨史和“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暴力史。那么，以对统治阶级的仇恨为主导情绪、以暴力为主要手段的共产主义理念自然会在民众的心目中产生最大的感召力。相比之下，佛教的慈悲和基督教的爱人如己都与仇恨和暴力格格不入。

　　（2）追求的目标不同。共产党为中国人的两个许诺 – 对内消灭统治阶级，对外打垮帝国主义 – 都是当时中国下层民众和知识分子最渴望的理想。相比之下，基督教和佛教主要追求的是个人的精神生活和来世的天国和极乐世界，这对于当时多数中国人的需要都有远水不解近渴之感。

　　（3）行动的主体不同。在共产主义理念中，行动的主体是阶级这架大机器，个人只是其上的壹个无条件听从命令的螺丝钉。共产主义的信徒在自己的阶级之内没有任何个性和独特需要，也不必为自己的行为作决定、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的组织会为他安排好壹切。正好，中国人数千年来在高度垂直的权力结构中生活，【26】既没有独立判断、独立决策、独立承担的历练，也没有这样的要求，于是，壹切由集体来判断、决策和承担的共产主义运动堂皇登场时，他们大大松了壹口气：他们只要把自己交给组织，其它壹切均由组织来负责就好了。而基督教中的基本关系是个人与神的关系，佛教中的基本关系是个人与六道轮回的宇宙的关系，其行为主体都是个人，关心的是个人的终极命运。这些都与普通人的行事习惯相距太远。

　　这几个不同决定了佛教和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理念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的成功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5. 共产主义胜利之后

　　5.1 再次巨变

　　毛去世之前的十年文革是共产主义理念的狂热顶峰。狂热过去之后，毛的继任者悄悄打开了关闭近三十年的国门。当日本和美国的摩天大楼、高速火车、私人飞机、灯红酒绿在中国的电影和电视上堂皇登场时，中国人又壹次发现了自己的贫弱。

　　借用马克吐温的说法，这是与壹百多年前梁启超的“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完美押韵的发现。

　　我至今记得在1970年代末期听到的在成年人中传播的壹句话： “美国的拖拉机比中国的红旗轿车还要舒适”。那时我身处内地闭塞的小镇，说这话的人也没有受过大学教育，这印象如何传到他们的耳朵里现在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话透出的那时大众的深切自卑感。

　　几年间，中国人从文革时的亢奋陡然变成自卑、从全民壹起学“毛主席语录”陡然变成全民壹起学英语、从人人会唱八个样板戏陡然变成日本电影《追捕》和美国电影《未来世界》在电影院上映时的万人空巷。壹个数千年文明史的庞大民族又壹次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沧海桑田的巨变。

　　造成这次巨变的可能原因有几个：

　　首先，亢奋不是人的壹种基础情感。老子说：“企者不立”，意思是踮著脚站不了多久。亢奋之中的人不会思考、不会判断，只具有破坏性。在夺取政权之前，亢奋的情绪能激励大众打倒统治者、当家做主人、迎接新中国。而在自己成为统治者之后，共产主义理念在持续亢奋中的不断制造打击对象 - 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右派、走资派、投降派 – 也在不断地提醒大众这其中的荒谬。如同投向天空的石子终会落回地面，人也终会从亢奋的情绪之中醒来。

　　其次，共产主义理念并不解决人生的基本问题。就我自己熟悉的基督徒和佛教徒而言，他们中的多数靠著体行自己的信仰过上了壹种诚实、快乐、能平安面对生活中的风浪和不幸、对他人没有破坏性的生活。如果壹种信仰能够解决人生的壹些基本问题，能够帮助信徒过上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宗教就能不断吸引旁观者加入，就是有长久寿命的宗教。而共产主义理念只关心群体的权力，并不关心个人的问题。壹个人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如何面对自己的老去、疾病、软弱；如何求得自己与世界的和谐等问题都不是共产主义理念关心的东西。但这些基本问题永远都会存在，任何的壹时狂热和亢奋都掩盖不住；它们会在亢奋情绪过去后再度袭来。在这些问题的面前，共产主义理念无法不显得苍白。

　　最后，这种巨变只是表面的变化。正如壹个人的情绪可能会大起大落，但其深层的性格、价值观、欲望、偏见可能并未随之有丝毫改变，中国发生的这种看起来的巨变也只是壹个民族的情绪在外界刺激之下的起伏，而不代表其性格、价值观、欲望和偏见的任何实质性变化。比如，全民壹起学英语的终极目的仍是壹个世纪前梁启超的梦想，“称霸宇内，主盟地球”、“指挥顾盼之尊荣”。

　　5.2 权力的求生欲

　　毛泽东的继任者们仍然试图保持共产主义理念的完美无缺。他们不断尝试各种手段和口号，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唱红歌、“和谐社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群众入党，仍然需要写思想汇报。

　　这里是“第壹范文网”中的壹篇“思想汇报” 范文：

　　“尊敬的党组织：

　　“人生价值观对人的日常行为有很大的导向作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也是个体适应社会发展的根本需求。作为壹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否具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对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对壹个共产党员来说，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是正确的呢？

　　“首先，要树立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就需要我们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在新的时期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如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神七的顺利飞天等。现在我国正在向著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因此，我们应该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壹定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次，必须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即确立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生理想。理想就像人生的航标，它时刻指引著我们前进的方向，并给予我们动力。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即实现共产主义，因此，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不能满足于当前的壹点点成就，要有远大的目标，努力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27】

　　可以对这几段话作如下的观察：

　　（1）不是由心而生。只有短短三句话的第壹段堆砌了三个巨大的概念：“人生价值观”、“社会发展的根本需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者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显然不是因为他完全明了这个名词的具体内涵，而是因为他在跟著权力关系的上游者鹦鹉学舌。作者三次提到“人生价值观”，却避而不谈其具体内容。这样的写作，比起方志敏在枪口面前的掷地有声，不能不说是隔靴搔痒。甚至，如顾准所言，这样的写作可能是在权力的利诱之下“学坏”的结果。

　　（2）很难想象作者真的是仔细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并以此树立了自己的世界观。壹方面，很少人能真正把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内容。另壹方面，人的世界观是在其早年被其耳濡目染的无数经历塑造，并非自己有意识的选择。

　　（3）“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民族主义，严格来说与共产主义是矛盾的。

　　（4）这样的文章成了范文，从中可以折射出整个中国共产党试图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的并不成功的努力。

　　方志敏式的掷地有声需要仇恨的情感、需要定义壹个强大的敌人，并鼓起勇气来面对它。而这样的敌人在当前的中国不存在。

　　民族主义 -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为大众的仇恨情绪找到的唯壹著力之处。但这已经跟马克思的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南辕北辙了。

　　仍然可以从教义、组织和信徒生活方式三个方面把共产主义理念在当代的状况与在1921 – 1976年的状况作壹个比较：

　　（1）教义。马恩列斯毛的大旗仍然高高飘扬。虽然共产主义理念已经从宇宙间唯壹真理的庞大阵地向后有所收缩，不再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押上批判大会场，它仍然在政治领域保持百分之百的垄断、仍然严酷镇压任何不满和反对的声音。

　　（2）组织。共产党的队伍更加庞大。红歌仍然在大江南北唱响，毛泽东的纪念堂和故居仍然是瞻仰者大排长龙。

　　（3）信徒的生活方式。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景已经提不起多少人的热情。思想汇报中不再有方志敏式的亢奋，取而代之的是无病呻吟、拼凑感情。与清末民初的萎靡之像押韵的情景再现；对此有代表性的描述是对联“满朝文武藏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

　　从这些比较来看，从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开始，共产主义理念这棵大树仍然壹直保持著庞大的树冠和貌似婆娑的枝叶，但其根已经死亡。可以说，共产主义理念作为壹种宗教已经寿终正寝了。其寿终正寝的日子或许可以定在1970年代末，大众壹起学英语的时候。

　　比起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佛教和基督教，中国的共产主义理念可谓短寿。

　　至于短寿的原因，或许可以拿鸦片做个类比：清末民初的中国人在精神空虚时找到了鸦片，但鸦片的作用只是让他们变得更空虚。然后他们找到了共产主义理念。借用马克思的说法 -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 共产主义理念正是中国人民找到的下壹个鸦片。这鸦片同样让他们失望了。

　　他们又找到了两个新的成瘾之物：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个都与共产主义理念有同样的韵脚 - 它们都是权力 - 钱是对他人的权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对他族、他国的权力。

　　已经坐稳了江山的共产党并不肯承认自己已经背叛了《共产党宣言》的宗旨。他们祭出“不忘初心”的口号来显示共产主义的大旗仍然高高飘扬于城头。这是出于权力的求生欲：他们已经权力在手，不会轻易放弃，所以还需要这面大旗的保佑。

　　与这幅景象押韵的是：溥仪手中的军队虽然仍叫作八旗兵，他们已经不再是努尔哈赤手下以区区十万之众横扫上亿大明国民的八旗兵。

　　2018年，深圳佳士科技工厂发生劳资冲突。

　　“抗议发生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佳士科技工厂。工厂工人指公司存在超时加班、严苛罚款、欠缴公积金等违法行为，希望通过组建工会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今年5月，数名佳士工人开始筹备组建工会，但随后有积极组建工会的工人代表遭到不明身份人士殴打，也有涉事工人被开除。

　　“现场声援团的成员中，有很大壹部分是左翼青年。他们大多年龄在二三十岁，岳昕和沉梦雨就是两名‘90后’。岳昕说，不少参与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希望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国内左派人士的支持。《南华早报》早前报道，上周壹（6日）中午，声援团在深圳坪山燕子岭派出所附近举行了集会，其中40多名共产党员和退休干部到场参加，他们都来自左翼网站‘乌有之乡’。

　　“现场图片显示，这些共产党员和退休干部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举著毛泽东的画像和横幅，横幅上写著‘湖北 江西老工人 老党员 老干部支持被抓捕的佳士工人及其声援者’。”【28】

　　沉梦雨随后被警方扣押，岳昕和沉梦雨等被警方强迫在视频里认罪。

　　这里的试图组建工会者、左翼青年和“乌有之乡”的退休干部们与192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怀抱有同样的理想，而他们眼中的邪恶统治者的名字正是：中国共产党。这其实符合历史规律：当起义的农民高坐了金銮殿时，他们也就坐在了田里的农民的对立面。

　　如同奥威尔《动物庄园》里发生的故事，权力结构中的壹些上游者被打下来，壹些下游者变成了上游者；但他们许诺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并没有到来，结构的垂直度并没有改变，或许变得比从前更垂直。

　　5.3 中国人想要什么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可分为两类，缺失需要 (deficiency needs) 和成长需要 (growth needs)。缺失需要包括基本生理需要、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被爱、被尊重、被仰慕等。成长需要包括认知需要、审美需要、发现和实现自己的潜力和使命的需要等。【29】

　　缺失需要是维持人的基本健康水平的需要。“缺失”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人在缺失这些东西时会生病。生理上的缺失需要得不到满足（如营养不良）会导致生理上的疾病，而精神上的缺失需要，如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被爱、被尊重、被仰慕等，如果长期得不到满足，则会导致心理疾病。

　　缺失需要有两个特点。首先，缺失需要对人的价值随著人对它们的拥有量而递减。壹个人在没有这些东西时，它们会在他的心目中占据无上的地位，他会把所有的心思都用来获取它们；壹旦他开始拥有了这些东西，它们的价值就开始下降，而他会转而被其它的欲望吸引。壹个例子是人最基本的缺失需要：食物。对于饥饿已久的人，食物不仅是他最强烈的欲望，而且很可能是他唯壹的欲望。饥饿极甚时，为了得到食物，很多人都可以放弃自己的做人准则、亲情伦理。当他得到了足够的食物时，食物对他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当他已经吃得严重过量，眼前的食物便对他成了壹种负担，而他的心思早已开始绕著其它的欲望打转了。

　　换句话说，缺失需要对人的价值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会随著人对它们的缺失程度被无限放大。缺失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刻也就是它被忘却的时刻。

　　其次，缺失需要是人的外在价值，或者说，是“身外之物”。它们并不是人自己的身体或精神的壹部分。【29】比如，壹个人的安全感取决于他的外界环境是否对他有威胁；归属感和认同感取决于他人对他是否接纳；被爱、被尊重、被仰慕都取决于他人的态度。

　　与之相比，成长需要是人的内在价值，或者说，人在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中获得的价值可以变成他自己的壹部分，可以与他壹起成长。比如，人的知识、判断力、对美的识别力、心态的成熟、不断开发出的潜力等可以无限成长，没有餍足的时候。

　　中国人在价值观形成的孩提时代也正处在社会权力结构的最底层。他们生活的壹切被父母和老师的权力控制，他们的安全感被剥夺，要随时取悦于权力关系的上游者。【26】于是，他们在长大成人之后的追求便是他们幼时缺失的两样东西：安全感和权力。当壹种给他们许诺了 “翻身作主人”、“打倒地主和军阀”的强权出现在地平线上时，这愿景与他们心灵深处缺失的这两个需要发生了共鸣。

　　但当他们最终大获全胜，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时，他们像壹个饿汉子刚刚吃饱了饭，刚才吃了些什么东西已经全部忘掉。饱餐的亢奋渐渐消退，他们有些惘然若失。

　　从马斯洛的这个观察角度，可以说，同为大神宗教，共产主义理念比起基督教和佛教的短寿是因为前者满足的信徒的精神需要是缺失需要。比如，如果壹个人的心理疾病是由于缺乏安全感，那么，共产政权是给了他壹个可资依赖的巨大肩膀。但这并没有根治他的心理疾病，因为这个肩膀或许并不能真的像它当初许诺的那样满足他所有的安全感需求，也可能随时弃他而去。根治他的不安全感的唯壹方法是增加他自己的勇气，即通过提升他的内在价值来满足他的成长需要。

　　当代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向往也多半是出于强大的民族能给自己安全感的依赖心理，而不等于他们打算为这个民族牺牲自己的什么东西。这很像婴儿与母亲的关系：婴儿需要母亲的强大是因为强大的母亲能给婴儿以安全感；婴儿并没有为母亲做些什么的打算。只有拥有足够安全感的成年人才可能心甘情愿地为他人付出；没有足够安全感的人是心理上的婴儿，只知道索取。心理学家武志红的《巨婴国》对这种心理有出色的讨论。【30】

　　能使这些人心甘情愿付出的办法似乎只有壹个，那就是找到下壹个“夺魂咒”，将他们再次置于宗教的亢奋之中。

　　对缺失需要的壹次次追求、满足和失落的循环似乎可以为中国人数千年来的王朝轮回提供壹种解释。共产主义理念只是这个永无止境的寻觅过程的韵脚之壹。

　　日本武士、被称为明治维新精神领袖之壹的吉田松阴对中国有不客气的评价：

　　“支那人常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而壹变为蒙古，再变为满洲，所谓‘中华’之人，盖不能平矣。然其俗以统壹为大，丕炎（注：指魏和晋的开国君主曹丕和司马炎）以下，大义所不容，明教所不恕者。至于其统壹寰区，则举以为天子不移，况乃疑于蒙古满洲乎。父之所以为贼者，子可以为君；子之所以为君者，孙可以为贼。忠孝之训，虽载诸空言，不能施于实事。凡如此者，彼皆习以为常。

　　“夫洪钱（注：洪：洪秀全；钱：当指太平天国军师钱江），中华人也，率中华人攻满洲贼，其名可谓正矣。满洲，壹统天子也，奉王命，讨乱贼，其名可谓正矣。然则二京十八省之民，孰从为正，孰从为贼，是吾之所以为支那人深悲也。”【30】

　　这段话语带讥诮，但有几个敏锐的观察：

　　（1）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是尊卑的关系（“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以这样的期望值，如果现实是“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这会在中国人的心中创造出最大的缺失需要。于是，“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就成为他们最为迫切的期盼。

　　（2）中国人对国家只要求“统壹为大” ，而对统壹的方式和统治者的身份并无要求（“至于其统壹寰区，则举以为天子不移，况乃疑于蒙古满洲乎”：大意是，只要是统壹了全国，就是真命天子，哪管他是蒙古人还是满洲人）。这仍然是出于壹种依赖心理：国家是自己的心理依赖对象；只要国家的统治者足够强大，不管它是什么民族，都给个人以充足的安全感。武志红对这种心理给出壹个形象的例子：“无助的婴儿找妈，这种隐喻，在我们的文化中比比皆是。譬如，动不动就下跪的小民，都期待著完全无私欲的青天大老爷。” 【31】小民并不认为自己有选择青天大老爷的权利，所以也当然不会在意青天大老爷是蒙古人还是满洲人。

　　（3）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淡漠（“壹变为蒙古，再变为满洲”；“父之所以为贼者，子可以为君”）。努尔哈赤是中国人的贼，努尔哈赤的后代是中国人的君。在中国人的价值空间中，民族认同感排在很低的位置。这个价值观排序的壹个佐证是每次改朝换代时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惊人数量。这与“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并不矛盾。武志红对此的解释是：中国人的自我是集体性的自我，而不是个体性的自我。“只有个体性自我，才能培养出真正的良知，而陷入集体性自我的人，会缺乏共情能力，即缺乏真正的同情心。”【31】也就是说，对“中华”的热爱只是出于对集体性自我这个抽象概念的热爱，完全不等于对在大街上行走的实实在在的同胞的同情心。

　　这些观察再次说明中国的土壤之独特。在这片土壤上，个人的最强烈的需要是群体的权力，而自己则甘愿充当依附于这个群体之上的壹个没有独立行动力和担当的附件。

　　6. 结语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说的是比起浩瀚而纷繁变幻的世界，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但另壹方面，人的想象力、好奇心和精神需要却是无限的。宗教就是这样壹种天才的发明，既照顾了人的有限认知能力，又满足了他们无限的想象力、好奇心、和许多精神需要。宗教对信徒的思维世界的脱胎换骨之彻底、在信徒心中激发出的情感之强烈、信徒为之献身的意愿之决绝，都说明宗教是人类社会中何其伟大的灵魂工程。

　　在每壹种文化中，大众各有独特的生长环境，所以也各有独特的精神需要。在中国，这个独特的精神需要是：壹个拥有庞大体量和强大权力、能为他们解决世界上的壹切挑战、释却他们所有心理重负的心理依赖对象。在“绝望和耻辱”的二十世纪初年，共产主义理想给他们许诺了他们想要的壹切。于是他们把所有的热情，甚至生命，都献给了这场运动。

　　由于文化的强大惯性，壹个文化中的大众的精神需要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中都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历史“常常押韵”的原因。有学者指出，1920年代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在其不久前刚尘埃落定的太平天国起义有许多相似之处,【32，33】这是押韵的壹例。

　　谢选骏系统地比较了中国历史上从陈胜、刘邦到方腊、钟相、红巾军、太平天国，壹直到毛泽东的“神汉建国”的传统。【12】从这个视角来看，“神汉建国”的韵脚已经在中国历史上轮回了两千多年。

　　由此推知，在不远的将来，与共产主义押韵的某种宗教、理念或大众思想动员运动可能还会再壹次如烈火般席卷华夏大地。

　　根据马斯洛的理论，要避免这种轮回，唯壹的希望是中国人能意识到自己的精神需要是壹种心理疾病，然后治愈它。但是从现实到理想之间的路上有巨大的障碍。医治心理疾病的首要条件是自己意识到疾病的存在，而当壹个社会的多数成员都有同样的症状，弥漫其间的所有新闻、历史、艺术和教育也都是被同样的患者所创造，其中的每个人都会觉得这才是正常，而其它社会中的生活方式才是有病。

　　最后是给有耐心读到这里的读者的几句赠言。虽然壹个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个值得好奇的问题，但人生的意义不该只是当社会风云变幻的壹个好奇的旁观者。“壹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 的心态或可作偶尔的娱乐，而以此了却壹生则似乎不是足取的人生观。中国漫长历史上壹次又壹次“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轮回正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没有为自己当下的生活作出选择的能力，所以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某位许诺了无限美好未来的大神。个人有可能、也有能力选择自己如何生活 – 如何判断、如何行为、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 我认为这才是个人最该好奇的问题。壹个饱满的人生就是由壹系列的有意识的选择衔接而成。每壹次有意识的选择都会导致对自己了解更多壹点，离自己的潜力和天赋更近壹点；壹系列的选择就会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潜力和天赋。如果个人能有这样的行动力，壹方面，对个人来说，这将是壹个有趣而丰满的人生；另壹方面，即使这样的壹生对扭转社会的大潮并无多大的实际功效，壹个社会的发展正是在其中壹些人的不计较成功率的生活选择中成就的。

　　意识形态

　　数千年来，中国在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中循环。每一次，新政权在血流成河中诞生、重复前朝的权力结构、最后重复前朝的覆亡命运。本文试图论证中国无法逃出这个轮回的原因是权力欲在中国人价值观中的主导地位。挑战者唯一熟悉的挑战方式就是以自己的绝对权力对抗当权者的绝对权力。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争方式，也不知道一个社会有其它可能的运行方式。

　　引言

　　在世界上众多的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她是个在横向体量巨大无比、在纵向绵延数千年不曾间断的中央集权社会。没有任何一个文明有中华文明这样体量巨大而历史悠久的权力结构。权力是中国社会的血液。

　　权力欲也浸透了中国人的血液。数千年来，中国在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中循环。每一次，新政权在血流成河中诞生、重复前朝的权力结构、最后重复前朝的覆亡命运。本文试图论证中国无法逃出这个轮回的原因是权力欲在中国人价值观中的主导地位。挑战者唯一熟悉的挑战方式就是以自己的绝对权力对抗当权者的绝对权力。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争方式，也不知道一个社会有其它可能的运行方式。

　　在当代中国，即使是在最开放的1980年代，政权从来没有放弃过绝对权力，而那个最开放的年代也以政权祭出其终极权力杀器而在血泊中落幕。

　　近年来，绝对权力的触角越来越长，伸向社会的每个角落，国民的自由越来越被窒息。而政权的掌握者和多数反对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只认同绝对权力。同历代王朝末年的大众一样，多数的当代中国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不知道一个社会有其它可能的运行方式、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争方式。虽然建立一个民主和自由的政体似乎是反对者的共识，许多海外异议组织、自媒体和作者们都笃信权力斗争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手段：只要我/我们掌握了权力，我/我们就会搞民主和自由。他们崇拜西方的强权式政治人物，指望著外国的飞机导弹给中国空降民主。

　　刘宾雁曾说：“人人心中有个小毛泽东”，这说的就是权力欲在每个中国人的价值观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在历史上如此，在现在如此，在今后很长时间中也会继续如此。

　　本文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权力结构及其对中国人的价值观的塑造，展示权力欲在个人价值观中的主导地位，考察以权力欲为动机、以权力为目的的抗争方式。

　　许多西方学者对权力有过详细的论述，比较著名的包括社会学家韦伯【1】、福柯【2】、政治学家道尔【3】、夏普【4】、哲学家罗素【5】、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6】等。他们的研究实例主要取自西方社会。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由许多互相制约的权力关系组成。相比之下，中国社会中权力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结构对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产生的影响远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本文中主要使用韦伯给出的对权力的定义：一个人（或群体）在许多人（或群体）的意愿中使自己的意愿得以行使的能力。以上列举的其他学者给出的定义大同小异，不在本文中一一辨析。

　　权力在英文中通常译为power，但是中文里的权力和英文里的power的外延稍有不同。英文中的power外延较宽，既包括号令他人的权力，也包括征服大自然的能力、改变自己的能力等；这后一种意义在中文中近于“力量”。英文power的两个意义有相似的心理动机，都是使自己变得更强大的动机，但是对他人产生的效果不同。中文中的“权力”通常专指号令他人的权力，即英文中power 的第一种意义。

　　1. 权力的表现形式

　　权力和权力欲的历史比人类本身的历史更久远。哺乳动物的社群中，为争夺社群首领的地位而大打出手是常见的事。斗殴的结果是胜者趾高气扬，败者伤痕累累、落荒而逃。打斗者之间争夺的是社群首领的权力，驱使他们参与打斗的动力是权力欲。社群首领与手下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是权力关系；首领居于这个关系的上游，成员居于下游。

　　如果把人也归为动物的一种，人类社会这个动物社群的规模又是任何其它动物的社群无法相比。若把一个社群定义为成员之间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息和物质交流平台的群体，那么一个国家就是一个社群。这个社群是由成千上万个权力关系组成的一个秩序分明的权力结构。这个权力结构有许多的层次，在其中，每个人通常既是某些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同时也是某些权力关系的下游者。

　　大众话题中通常讨论的权力和权力欲多与官场中的权力有关，但是从权力和权力欲的心理动机来看，它们涉及的领域广得多：所有的一方试图以自己的意愿压制另一方的意愿的人际关系都是权力关系，而驱动这种关系的心理因素就是权力欲。每个人在其有能力产生影响的圈子里，包括对职场的下级、对社会上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对家里的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都有使用权力的欲望。

　　罗素把权力的作用方式分为三种：肉体权力 (by direct physical power over the body)、经济权力 (by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s inducements)和灵魂权力 (by influence on opinion)。【5】本文主要以这种分类方式开展讨论。

　　（1）肉体权力

　　这种权力以对下游者的惩罚，如关牢房、羞辱、恐吓、或处死等，为手段来左右下游者的意愿。靠军队和警察维持的政权权力、靠打手来立威的黑社会权力都属于这一种，其主要的机制是通过在下游者的心中制造恐惧感来迫使他们就范。这种权力是古时候统治阶级维持权力的基本手段，也是当代的威权和极权体制维持权力的基本手段。

　　在多数时候，上游者并不需要真的对下游者造成伤害来制造恐惧感；他们只要保持对下游者造成伤害的威胁即可，如农夫并不需要不停地抽打他的牛，而是只需要不时扬起鞭子。这种权力关系建立日久之后，上游者的威胁在下游者的眼中就变成完全正当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的耻辱，自己的日子也显得完全正常。在表面上看起来，上游者和下游者都安居乐业，整个社会和平而和谐。和平、和谐的前提是下游者的活动范围局限在上游者圈定的无形栅栏之内。

　　上游者行使权力的结果是下游者失去自由；如果下游者得以成功行使自由，这意味著上游者的权力失效。在这个意义上，权力与自由是反义词。

　　当下游者试图突破上游者指定的自由度时，上游者的肉体权力便露出牙齿。1989年5月，政府派遣约二十五万大军包围北京以对付城中的大规模反政府游行抗议。【7】那时坊间传闻中共高层的共识是“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太平。”杀人可以保太平，是因为它在观者中制造了恐惧感。杀人的数量与保太平的时间成正比，是因为杀人的数量与在观者中创造的恐惧感成正比。

　　如果多数的民众习惯了活在恐惧和不自由之中，认为这样的生活就是正常的生活，那么这样的权力关系就可以维持长时间的“太平”。

　　（2）经济权力

　　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权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开始由赤裸裸的恐吓转变为以物质诱惑来实现的权力。这种权力关系中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雇佣关系：下游者为生计所迫而被上游者雇佣，得到的是较好的生存条件，失去的是自由，包括行为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当代社会中许多人向往的自由实际上是摆脱受雇主的经济权力摆布的财政自由。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提高，得以对世界上许多不发达国家大举援助，以换取它们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政权合法性的支持，这是以经济权力来左右对方的意愿的一例。

　　肉体权力与经济权力经常只有一步之遥。2014年，习近平在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绝不允许有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一方面，这话强调共产党把持的经济权力；另一方面，也警告下游者，如果不服从就没饭吃。这就变成了肉体权力的威胁。

　　202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因批评习近平为“黑帮老大”而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取消退休待遇。【8】在这两个处罚之中，取消退休待遇是比开除党籍意义远为深长的措施。退休待遇体现的是上游者对下游者的经济权力；取消退休待遇体现的则是肉体权力，既惩罚了作乱者，又警示所有的观者若不服从可能招致的饥寒交迫的可怕处境。

　　（3）灵魂权力

　　古代妇女的基本伦理是“三从四德”；其中的三从是：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在现代人看起来是社会强加于女性的不合理的权力，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是大多数女性毫无怨言地遵从的信条。这是因为每个女性在从小长大的过程中一直都在被这样的信条潜移默化，她们终其一生也从未听过其它与此不同的伦理道德。这就是施加于灵魂的权力。这种权力与前两种权力的不同在于：在这种权力关系中，下游者的服从是心甘情愿的。

　　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在外面再顽劣作恶的孩子在家里被父亲责打时也乖乖顺从。父亲在这里的权力就是忠孝文化给他的灵魂权力。孩子反抗父亲不只是在反抗一个人，而且是在反抗整个忠孝文化；这几乎是十恶不赦之罪了。

　　在家庭的层面，一个孩子对母亲言听计从，母子都和颜悦色，母亲也没有用体罚威胁或食物和玩具的诱惑来让孩子听话，这不一定说明母亲没有在施用权力。如果孩子只有在遵从母亲的意愿时才能换来母亲的和颜悦色，而稍微越界便会遭遇雷霆之怒，那么这和平之态的维持只是因为孩子没有意识到他的自由。母亲的这种权力就是灵魂权力。

　　权力的这三种形式既存在于社会运作中，也渗透在个人思维方式和文化中。以中国的几句俗语为例：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说的分别是统治者对平民、社会上的强势集团对弱势集团、父母对孩子的肉体权力。

　　“有钱能使鬼推磨”；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书中自有黄金屋”；

　　说的是经济权力。

　　“众口铄金”；

　　“谎言重复千遍便是真理”；

　　说的是灵魂权力。

　　这些话中多有厌恶和无奈两种态度，反映出大众对权力践踏社会公正深恶痛绝，又不知道如何反抗，而不得不接受这些现实。

　　“棍棒底下出孝子”说的则是从肉体权力到灵魂权力的转化：肉体权力施行日久之后，下游者就接受这种权力关系为现实，他的行为就从被迫转为自觉，上游者的肉体权力就变为灵魂权力。

　　肉体权力得以产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的恐惧感。经济权力得以产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的贪婪。灵魂权力得以产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有限的认知能力和行动力。如果人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就容易相信听起来言之凿凿的论断。如果人不知道自己有自由、不知道该如何去实现自由，就容易听从他人的指令。政权的愚民政策施行的就是灵魂权力：通过屏蔽真实信息和不断重复虚假信息，大众便忘记了自己的自由之身，乖乖地在上游者指定的轨道之中运行。

　　因此三种权力的成功施行靠的分别是下游者人性中的三个缺陷：恐惧、贪婪和愚昧。这里的愚昧不是缺乏生存技能，而是意识不到自己生命的自由度和可能性。

　　人性的这些缺陷会永远存在，所以权力和权力欲对人类社会的强力干预也会一直存在下去，不管是在专制社会还是在民主社会。

　　人类也有弥补这三个缺陷的办法：教育。不是关于生存技能的教育，而是关于如何获得自由和独立人格、如何了解自己的生命可能性、如何不再恐惧的教育。

　　2. 权力欲及其心理起源

　　1958年，将数十万右派扫荡殆尽的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讲话：“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9】这段话的字里行间洋溢著一种愉悦。这是权力欲得以充分满足的愉悦。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兴高采烈的猫与在其利爪下心胆俱裂的老鼠的关系。

　　汉高祖刘邦平定江山后，高坐金殿之上，问老父亲：“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这也是在恣意享受权力欲得以满足的愉悦。许多人的人生奋斗动力是为了向父母证明自己的能力，而年少时被父亲冷落的刘邦大概也不例外，所以他在父亲面前的夸耀也就格外给自己以满足感。

　　权力是行使自己意愿、压制他人意愿的能力，那么权力欲就是行使自己意愿、压制他人意愿的欲望。权力欲的满足给人带来愉悦：这是一种作人上人的感觉、是在赛场上击败一个有分量的对手的快感。击败的对手越强大，胜者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也就越强烈。失败者则饱尝挫败感和屈辱。

　　在“打江山、坐江山”的说法中，“打江山”是被权力欲驱使的人生奋斗，而“坐江山”是享受权力欲带来的愉悦。刘邦和毛泽东的愉悦是所有渴望权力者的梦想。

　　人与动物的权力欲有质的区别：动物的权力欲只限于食物和繁殖，是易于满足的欲望。而人类的权力欲是永远都无法填满的黑洞。

　　心理学家阿德勒是研究社会因素对人的性格的影响的先驱。他认为人的权力欲起源于儿时的自卑感。【10】人在幼年时，周围所有的人都比自己个头更高、懂得更多、更有能力；自己的意愿总是被那些成年人忽略，而成年人总是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自己；兄弟姐妹比自己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同伴比自己得到更多的玩具。这些印象在孩子的心中刻下深深的自卑感。在其后的成长过程中，他竭力试图补偿这种自卑感，而补偿的方式是模仿那些有能力、有权力、能发号施令的人。他们都是他的榜样。“他向往能够打开门和搬动重物的高大身材和向许多人发号施令的能力。一种欲望在他心中升起：变得跟这些人一样强大，或比他们更强大。指令他周围的所有人成了他生活的主要目标。”【10】这就是权力欲的雏形。

　　补偿是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孩子并没有足够的智慧来发现让他自卑的真实原因，所以他的补偿通常是一种掩盖真正问题的企图，试图在别的方向上变得优秀，而这并不能解决他的真正问题。一个例子是，我的母亲自幼因天花而落下麻脸，备受旁人的嘲讽。她不明白使她自卑的真正原因是她对他人的幸灾乐祸太过敏感，于是她努力学习和工作，试图以事业的优秀来补偿她的自卑感。她的努力工作不是完全出自她对事业的热爱，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出于超过他人、获得一种优越感的欲望。工作优秀并不能给她带来真正的平安，她也仍然会继续为她的脸而自卑。其结果是她的自卑感和对权力和优越感的追求会一直同时存在下去。

　　自卑感和优越感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基于对他人的敌意，都是在自己与他人之间筑起高墙、将世界视为弱肉强食的丛林。

　　这样看起来并不成功的补偿策略是孩子心智不成熟时的下意识的想法，而等到他们心智成熟时，这样的补偿策略已经被他们实践了十多年、或几十年，已经与他们的自我完全融为一体，他们已经很难意识到自己的补偿策略与其初衷原来是南辕北辙。如果他们没有强大的自省和纠错能力，他们会将这种对自己无助、与他人竞争和为敌的活动继续终生。

　　如果成年人总是以权力降伏孩子、恐吓孩子、以自己的意愿碾压孩子的意愿，孩子就会认为敌意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正场☆态，而他的成年人榜样们的手段是处理冲突的最佳方式。虽然他离成年人的权力竞技场中的搏杀还在许多年之外，这种敌意和竞争意识注定了他的理解中的人际关系是一方赢另一方必输的权力关系。

　　对于大多数人，儿时形成的权力欲的雏形一生都不会改变，是他们的生命之舟的永不停息的马达。权力欲有两种表达方式：有的人努力学习、工作、在自己认定的某个方向上变得优秀、变得比其他人更强大；有的人扮成弱者、受害者，以博取他人的关注和同情，给自己带来好处。可以把前一种努力称为碾压型权力欲，后一种称为操纵型权力欲。

　　碾压型权力欲的一个小尺度的例子是孩子在年龄很小时就懂得以哭闹撒泼来使父母就范；一个大尺度的例子是一些国家的统治者把自己的国家说成是外国强权的受害者，在国民之中创造“国耻”等印象。这比只靠恐惧感的高压统治更能获得民意支持。中共于1942年的强迫每个干部“向党交心”的延安整风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一个原因是中共把自己扮成在强大的国民党和日本势力环伺之下的弱者，所以若不与领袖同心同德，我们的灭亡就在眼前。

　　如果成年人能放下身段，尊重孩子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节奏，宽容他的无助，给他的心结以恰到好处的点拨，为他的每一点进步喝彩，孩子会对这个世界生出友好的印象，他眼中的世界就不再是威胁环伺的丛林。他会发展出成熟的心态来对待他人。他会不只关心自己的意愿，也关心别人的意愿。善良、体贴的同伴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阿德勒把一个人为他人著想的能力称为社会感 (social feeling)。

　　人的价值观中通常是权力欲与社会感并存。权力欲让他与人为敌，社会感让他与人为友。如果一个国家中的多数人以权力欲为主导价值观，那么这个国家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调就是互为敌意、互不信任的权力关系。这个国家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也是互为敌意、互不信任的权力关系。

　　社会中有能力的人需要有释放权力欲的方向，而这样的释放必须不威胁到权力结构的生存。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的价值观就正好满足了这样的要求。这是依附于权力结构的攀缘，既让攀缘者的生命得以充实，权力结构也因此获得了生命力。

　　3. 恐惧感

　　我的父母亲在共产党新中国的教育中长大，也在恐惧感中长大。在我的儿时记忆中，他们的面孔是写满了惊慌的面孔，不断警告我在外面不要乱说话，否则必引祸上身 – 那时我还不到十岁。但他们并没有受过公开批斗和羞辱。他们只是那些场面的观众。

　　权力拥有者公开羞辱反对者、枪决地主和反革命有两个动机：一个是权力欲的满足，是神气的猫作弄可怜的老鼠的动机；另一个是在观者之中制造恐惧感，以巩固其权力的稳定。他们的批斗和公审大会是权力的课堂，其主要教育对象就是我的父母亲这样的平头百姓。通过羞辱一些人，他们给观者的意识中刻下这样的信息：谁不服我们，谁就是这样的下场。

　　在肉体权力横行的时代，大众的恐惧感尤为强烈，由恐惧感而生的求生欲在他们的价值观中就占有了压倒一切的地位。

　　人有极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在恐惧感中日久，恐惧感便渐渐从前景淡化为背景，以至于不再感觉到恐惧感的存在。同时，他们调整自己的行为习惯，不再挑战上游者指定的自由尺度，最终下游者和上游者达成默契，权力关系就这样达到稳定平衡。这个稳定平衡的条件是下游者的恐惧程度在自己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内，而下游者对自由的需要程度在上游者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内。如果下游者对自由的需要开始增加、或者对恐惧的容忍度开始减少，平衡就被打破。

　　如同有经验的农夫纯熟于驾驭他的牛，有经验的上游者也纯熟于驾驭下游者的恐惧感。下游者的安全感来自于对上游者的顺从、来自于在权力结构内做一颗不惹是生非的螺丝钉。即使是有了权力、控制了相当资源的人，其安全感也是有条件的，因为他们的权力和资源来自于他们对权力结构的依附，而权力结构随时可以沉下脸来，给他们釜底抽薪。近年来大批大陆富人和高官家属移民、移资海外都是由于不安全感。

　　刘邦和毛泽东并没能长久享受美满静好的帝王岁月。平生大愿得足之前，驱使他们奋斗的是赤裸裸的权力欲。平生大愿得足后，他们开始被失去权力的恐惧感驾驭。他们不断设局构陷曾在鞍前马后帮他们打下江山的一个又一个功臣。毛泽东整天疑神疑鬼，严重神经衰弱。

　　刘邦和毛泽东是在中国人看来实现了人生终极理想的人物。他们情绪紧张的后半生说明，一方面，权力欲是永远不能填满的黑洞；另一方面，恐惧感是比权力欲更基本的人类需要，所以，如同一个人再光鲜亮丽的衣著也掩盖不住他眉宇间的愁苦，他手中再大的权力也无法补偿他的恐惧感。

　　4. 权力的组织方式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首歌曲曾响彻大江南北。一群群成年人深情脉脉地唱起“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的场面有些滑稽，如同被施了《哈利波特》中的夺魂咒。不难想象，毛泽东在当时的中国翻云为云、覆手为雨，其权力是来自于大众的狂热支持。

　　罗素认为，“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概念是权力，就像物理学中最基本的概念是能量。”【5】权力在人类历史上有这样重要的地位，除了由于领袖们的永远无法填满的权力欲，另一个或许更为基本的原因是成千上万大众的忠实跟随。

　　大众对领导者的跟随出于几种心理：权力欲、独立判断和行动力的缺乏、和恐惧感。

　　（1）权力欲。虽然权力一词听起来有浓厚的强制意味，许多人对权力的服从是完全出于自愿。依附于强大的权力、聚集在某一面大旗之下、眼看著这架权力机器所向披靡时，追随者们感到自己也拥有了权力。这也是一种权力欲。

　　1951年，响彻全中国的歌曲是自豪感满满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志愿军战士和后方的支持者们唱起这歌时，是在与毛泽东一起享受著权力欲的满足。

　　罗素对此的观察是：“当人们心甘情愿地跟随一个领袖时，领袖率领的这个组织的权力就是他们渴望得到的权力，领袖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5】如果没有那么多愿意为纳粹事业肝脑涂地的德国人，希特勒就兴不起什么风浪。

　　当代许多中国人都为中国政府有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自豪、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而自豪。这也是跟随者的权力欲。

　　（2）独立判断和行动力的缺乏。在崇拜权力的文化中，做不依附于群体的自由人是艰难的。他要有勇气为自己独辟蹊径；他完全不知道这蹊径会将他带到哪里，而要独自承担起他的决定的全部后果。他享受不到依附于组织权力所带来的权力欲的满足，却要承担前路不知所终的恐惧感。只有少数在价值观中将自由置于恐惧感之上的人愿意这样做。

　　在多数人的价值观中，自由远不如求生欲来得重要，所以他们更愿意去依附于组织权力，丢失自己，把自己变成领导者的自我的一部分。

　　1936年，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后来，他把他与毛泽东的长谈记载在《红星照耀中国》中：“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斯诺话音未落，“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曲便响彻陕北的沟沟壑壑。救星替大众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达”，所以大众不必再费力思考，只要肝脑涂地跟著救星走就可以了。

　　另一方面，群体的领导者也不希望跟随者具有独立意愿。这是权力欲与爱心的不同：权力拥有者只希望下游者服从自己的意愿，而有爱心的人尊重对方的独立意愿，并帮助对方实现这些意愿。

　　领导者把跟随者们当作随时可以牺牲的筹码，而跟随者的自我已经完全融入了组织，所以“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也不再是极其痛苦的事。

　　（3）恐惧感。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多数下游者认同上游者的权力，这就会在余下的少数不认同者之中产生恐惧感，逼迫他们服从。不属于群体的人是一盘散沙，其中只有极少人有勇气与强大的群体对峙。

　　这三种心理因素在每个跟随者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一方面，跟随者需要领导者；另一方面，领导者也需要跟随者。首先，有人可供呼喝满足了他们的权力欲。许多把持了社会资源的上游者在说起自己手下有多少人时都有毛泽东粪土秦始皇时的那种满足感。其次，他们需要炮灰来铺他们的宏图大志之路。

　　组织的强大权力来自于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合作。在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中，跟随者把自我融入了组织，整个组织只有一个意愿。这就是绝对权力结构的一致性，千百万人跟随一个人的意愿起舞。一个典型例子是毛泽东和跟随他抛头颅洒热血的成千上万中国共产党员们：靠著领导者的权力欲、跟随者的权力欲、跟随者的缺乏独立行动力、和组织施加于每个成员的恐惧感，这个组织有了空前的凝聚力和空前的权力。

　　5. 绝对权力

　　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一句流传极广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那么什么样的权力是绝对权力呢？试比较几个例子：

　　（1）中国古代的皇帝对大臣的权力。这可以说是绝对权力的经典范例，因为前者对后者可以生杀予夺，而后者对前者无任何反抗之力。

　　（2）一个专横的校长对其手下的老师的权力。校长有权力训斥手下的老师、给他穿小鞋、甚至解雇他，但对老师并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如果老师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他有拂袖而去另谋高就的自由。但老师并没有任何能力影响专横的校长的行为。

　　（3）一个尽责却严厉的母亲对温顺的孩子的权力。这个关系与前两个例子的不同是：皇帝对大臣、校长对老师都可能有敌意，或许早已欲除之而后快，母子关系却是世界上最为亲近的人际关系。与前两个例子的相似之处是，这里的上游者（母亲）同样不认为下游者（孩子）有行使其独立意愿的权利，而下游者也同样没有能力影响上游者的行为。

　　（4）现代企业中一个经理与其属下的职员的关系。毫无疑问，经理有左右职员的意愿的权力，但是，职员拿出的最新调研成果可能会改变经理的意愿；职员做出的骄人业绩也会使经理即使对他有成见也不得不收敛。在这个关系中，经理的权力受到了制约。拉平了双方之间的权力关系的是职员的调研成果、业绩和公司的文化。

　　前三个例子中的上游者虽然职位不同，但对下游者的控制程度是一样的。他们对各自的权力关系的态度也是一样的：都不认为下游者有行使其独立意愿的权利，或者说，都不认为下游者的意愿有合理合法性。下游者都是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要么完全服从上游者的意愿，要么彻底否认这个权力关系，面临被严惩的代价。最后一个例子中经理的权力则受到来自下游者的一定程度的制约，所以不是绝对权力。

　　从这几个例子来看，可以把绝对权力定义为上游者不承认下游者的独立意愿、下游者没有能力制约上游者的行为的权力。这种权力关系可以存在于政权结构中、各种机构中、及家庭中。

　　绝对权力关系与非绝对权力关系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分界线。可以把权力的绝对程度用一个直观的几何概念 – 垂直度 – 来表示。高度垂直的权力关系就是绝对权力关系。

　　垂直权力关系的典型例子是军队，其自上而下的指令结构极为清晰，每个成员都以服从其上游者为天职，也容不得其下游者的任何异议。在这个垂直权力结构中的任何一个节点，比如一个团长，只要他服从于其上游的师长的绝对权力，师长就准许他在他的团里行使绝对权力。

　　团长得到了他的地位给他的权力，但也付出了代价：他失去了不服从这个权力结构的自由。如果他看重权力欲胜过看重自由，他就愿意承受这个损失。

　　在中国古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说法。这是皇帝的绝对权力。皇帝的权力来自于其先祖靠杀人立威树立的肉体权力，他们手中掌握的对臣民的权力也是肉体权力。

　　皇帝们并未完全把握灵魂权力。他们要依仗忠孝纲常文化和其衣钵传人来维持灵魂权力。即使是历史上公认的旷代明君如李世民和康熙也不过是以精明和勤政闻名，并不是时代的精神领袖。

　　中国共产党建政后虽然将国号改为共和国，也不再使用君臣的称呼，对权力的绝对控制却比古代大大加强。政权将三种权力形式同时使用：靠羞辱、公审和诛杀一部分人以树立肉体权力；靠夺走中上层阶级的财产以树立经济权力；靠强大的宣传媒体施行舆论教育以树立灵魂权力，使多数人心甘情愿服从，并让他们将这种心甘情愿传给下一代。

　　从近代开始，中国的暴动领袖们开始注重灵魂权力的使用。洪秀全和孙中山在这方面都成就卓著：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孙中山说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11】他们都成功地感召了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

　　最后的集大成者则是毛泽东。毛不仅拥有了古代皇帝的肉体权力，还拥有了古代皇帝没有的万民精神领袖的地位。其名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就是对只拥有肉体权力的古代帝王的蔑视。毛对中国人的灵魂的操纵程度超过了有史以来的所有帝王，毛的权力也是比古代帝王的权力更绝对的权力。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人有了多一些的自由，但政权的绝对权力的本质并未改变。改革开放是绝对权力让自己活下去的一种手段，所以在改革开放开始威胁到自己的生存时把它收回也是份内的事。绝对权力是如来佛，改革开放是其手掌中的孙猴子。

　　垂直权力结构中不存在不受母结构控制的其它任何组织，所以其中的个人之间是隔绝的。每一个可能的反抗者面对的都是他们个人与强大的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极少有人能在这样的对峙中不心生恐惧。这决定了垂直权力结构的稳定性。

　　绝对权力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许多的家庭中，父母亲的权力不容孩子挑战；在许多公司和学校中，领导的权力不容下属挑战；在学术界，学术权威独霸一方，垄断所有的物质和理念资源。家里的严父、公司领导和学术权威都是心中只有自己的意愿，没有下游者的意愿。这些都是绝对权力。

　　6. 绝对权力中的文化

　　可以从近代文学的高峰“四才子书”来观察权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

　　《三国演义》是组织权力之争的史诗。个人性格的各种展示，如关羽的忠、张飞的莽、赵云的义、诸葛亮的智谋，其终极目的都是服务于组织权力。权力的主要形式是肉体权力。普通将士是英雄们刀下的瓜菜：“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

　　在《水浒》中，英雄好汉们靠著肉体权力任意碾压平民百姓，而他们又被朝廷的肉体权力任意碾压，只好落草为寇。然后他们组织起来，于是矛盾转化为聚义厅中的小组织与朝廷的大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最后，小组织被大组织的灵魂权力 – “忠义” – 吸收消化于无形。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靠著赤裸裸的暴力在天上地下到处滥用其肉体权力，终被如来佛的无边权力降伏。唐僧与悟空的关系本质上是权力关系，靠两种形式来维持：恐惧感（紧箍咒）和忠孝伦理（师徒之名分）。它们分别属于肉体权力和灵魂权力。中国数千年的皇权秩序靠的也正是权力的这两种表现形式。

　　《红楼梦》写的是看重自由的年轻人对家族权力结构的反抗。主人公贾宝玉虽然是家族的嫡系正宗，是权力结构的掌门人贾母的掌上明珠，其反抗仍然是微不足道，对权力结构也毫发无伤。权力结构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抱著为他好的善意来限制他的意愿。在更大的尺度上，贾府的家族权力在朝廷的政权权力面前又是微不足道。

　　四本书中的权力关系都是绝对权力，其中的下游者只有两种命运：服从或灭亡。这几本书自问世以来，直到现在都影响巨大。由此可见，从古到今，中国人离开权力便无法思维。

　　在古代两种主要的治世理论中，法家的严刑峻法是上游者对下游者的绝对权力，而儒家的仁政虽然给下游者多一些的自由度，但其权力结构同样是上尊下卑、下游者不能“犯上作乱”的绝对权力。何为“犯”、何为“乱”都是上游者定义的。两种理论同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无法逾越的不平等，而决定尊卑之序的是“逐鹿”血战的胜者的肉体权力。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社会伦理，“三纲五常” 中的“三纲”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几个关系把宏观尺度的君臣关系与微观尺度的家庭关系不动声色地联系起来：如果孝亲是天经地义，那么忠君也是天经地义。三种关系的本质是一样的，都定义了上游者对下游者的灵魂的控制。君、父、夫的权力是来自于社会秩序、传统和文化，而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更高的道德、更高的智慧。

　　在当代中国社会，三纲的说法虽然早已进了博物馆，其实际影响仍然遍及每个角落。父母对孩子的绝对权力和丈夫对妻子的绝对权力在农村依然普遍，而政权中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力比古时更甚：每个体制中人都精于颂圣文章；反对的声音不仅微乎其微，并且得不到多数大众的理解或同情。

　　在古代，“三从四德”中的“三从”确立了社会对女性的绝对权力。但女性的服从并非心甘情愿，其权力欲也不因为社会环境的压制而泯灭。一旦得到机会，她们就会把手中的一点权力用到极致。在宫廷戏如《甄嬛传》中，后宫佳丽们的两个感情主旋律与男性世界中的主旋律完全相同：恐惧感和权力欲。她们发泄权力欲的最佳方式是折磨失败者、从他人的痛苦中发现自己的愉悦。

　　在民间，相应的说法是“最毒妇人心”。

　　7. 绝对权力中的教育

　　1989年5月28日，北京的天安门学生运动接近尾声。身心俱疲的学生领袖柴玲在对西方记者金培力的录影访谈中哭诉：

　　“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学逐渐被政府收买，他们作一种学生中的特务和奸细。……（问：你们有感觉吗，就是说有学生叛徒？）绝对有感觉，而且我们有证据。”……“我是总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12】

　　天安门运动是大学生对政府的绝对权力的反抗，而其领袖人物“一再要求”掌握对指挥运动的绝对权力，而其要求也听起来似乎合理：她的组织太不纯洁；她要用她的绝对权力来清理门户、给她的组织以强大的行动力。

　　柴玲的“一再要求这个权力”与毛泽东的延安整风有相同的心理动机：因为敌强我弱，所以只有将权力集于一身，我们才有胜算。这是操纵型权力欲。

　　柴玲在她著名的《绝食书》中呼喊的口号是民主和自由，然而在成为学生领袖短短十几天之后，在如山的现实挑战面前，她的诉求只剩下了权力。

　　刘晓波后来评论，广场上的学生领袖“有的只是对权力的饥渴”。这是因为民主和自由只是他们从书上看来、从别人嘴里听来的抽象概念，而权力才是真正浸透于他们血液中的价值。这是他们所受的教育的自然结果。

　　中国人在幼年接受的来自父母和学校的主要教育方式都是威权型教育。这已经在拙作《小镇的权力与教育》中讨论过。【13】孩子处在社会权力结构的最底层，他们的意愿不受成年人的尊重。在学校里，多数孩子都没有与老师平等的地位，其学习也不是开放式的探索未知、创造知识的过程。尤其是文史类科目，孩子只能记忆，不能提问。存在著各种各样的不准探究的禁区。

　　禁区的存在是权力的宣示，它们类似于圈养牲畜的电网。牲畜在被电击、或看到同伴被电击之后便知道了自己的自由度的界限，从此老实下来，不敢越雷池一步。各种禁区的环伺给孩子的下意识里刻下的印象是：权力才是人生中最有威力的东西。

　　普遍而言，中国父母是尽责的父母，他们有一个常见的说法是“一切为了孩子”。而这些付出的背后有一个条件：孩子要服从父母的意愿；或者说，孩子要服从父母的权力。父母与孩子之间平等讲道理的时候很少；他们之间的关系几乎是纯粹的权力关系。这就是孩子在价值观形成时期耳濡目染的全部世界。

　　阿德勒说：“威权型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它给孩子一个权力的榜样、告诉他权力带来快乐。它使得每个孩子都变得统治欲极强、野心勃勃、极其虚荣。”【10】

　　孩子在威权型教育之下成长起来时，他们看到的榜样是被权力欲充满的人，他们开始学会讨父母欢心、向老师献媚、与同学争宠、争班干部职位、为学习名次斤斤计较。这些都是谋取权力的练习。在老师和父母的鼓励之下，孩子把这些都看成是有上进心的表现。

　　阿德勒认为，研究儿童的心理活动对理解成年人的行为方式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以令人震惊的确定性证明了，一个人在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其心理活动的规律未发生任何变化。外在的形式、心理现象的某些言语表达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他实现其终极人生目的的基本动力和手段都没有变化。”【10】

　　罗素指出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威权型教育在培养暴君型的人的同时也培养奴才型的人，因为这种教育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只有一种可能：一方发令，另一方遵守。”【5】

　　暴君型的人的主要性格特征是权力欲，奴才型的人的主要性格特征是恐惧感。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同时具有暴君和奴才两种特质：在下游者面前显出权力欲，是暴君；在上游者面前显出恐惧感，是奴才。

　　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态度其实有相同的心理基础。两者都是把他人看作敌人的结果：敌人弱小时使出权力欲，敌人强大时显出恐惧感。这就是丛林法则。

　　8. 绝对权力之下的诚实

　　在这一节和下一节中，我讨论人被权力欲驾驭时另外两种价值观的生存状态：诚实和同情心。

　　1958年，华夏大地上发生的一件大事是大炼钢铁：

　　“毛泽东明确指出：‘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于是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7月底，用于炼钢的劳动力有几十万人，8月底，增至几百万人，9月上旬，增至2000万人，9月底，猛增至5000万人。……10月底，全国炼钢劳动力增至6000多万人，年底时则达到9000万人。加上其它战线直接和间接的支援，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超过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

　　“这么多的人，当然都不是进了钢铁厂，而是在农村‘大炼钢铁’，在田间地头建小土炉、小高炉，即用砖块、石头加上泥巴、石灰，垒砌起来的类似于做饭用的土炉子。……农民们饿著肚子，日夜不停，大干苦干，炼出了无数的含硫量极大、无法使用的土铁和废渣。”【14】

　　这样在现在看起来颇为荒唐的场面，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有上亿人直接参与其中，可谓是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试将各方参与者的动机做一分析：

　　（1）大跃进的精神领袖毛泽东不甘心只当一个穷国的山大王，他要“超英赶美”、坐上全世界的金交椅。领袖被权力欲障目，其它的一切都看不见了。

　　（2）多数官员急于向上游者献媚。献媚的动机同样是权力欲，为了保住现有地位和攀升到更高的地位。在权力欲和诚实之间，他们选择了权力欲。

　　（3）少数诚实的官员们看到公开反对大跃进的彭德怀等人被清洗，出于恐惧不敢再多言。在出于恐惧感的求生欲和诚实之间，他们选择了求生。

　　（4）掌握了炼钢所需要的真理的人 – 那些炼钢专家们 – 同样是出于恐惧感而不敢说出真相。

　　在这场上亿人出演的荒诞大戏中，被权力欲驱使的人不需要诚实，而被恐惧感驱使的人不敢诚实。

　　所谓诚实，是对事实、真相和真理的尊重。事实和真相通常指的是有确凿证据的、已经发生的事，而真理是事实和真相背后的内在关联。真理不只是理论家的玩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要有信任的基础；一个人与社会打交道时需要有能力分辨对方所言的真伪；循著错误的路径就达不到目的地；画饼不能真的充饥。任何人想要生存都离不开真理，这就是真理的价值。

　　自由贸易的双方需要真币。一方使用假币的贸易不可能长久，一方随意扭曲真相的交流也不可能长久。现代文明社会所谓的契约精神就是以双方交流中的诚实、诚信为基准的人际关系，而它只能建立在双方都自由的平等关系之中。

　　当一方对另一方有绝对权力时，权力欲和恐惧感就成为比诚实更重要的价值，而上游者和下游者都失去了遵守契约精神的动力。上游者要靠掩盖和扭曲真相来维持自己的合法性：要维持绝对权力，就要让自己显得绝对正确。而下游者要靠掩盖和扭曲真相来逃避自己的责任。

　　阿克顿勋爵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名言可以理解为：有了权力，就不需要真理；有了绝对权力，就绝对不需要真理。当一个市场中流通的货币多半是假币，腐败是必然结果。

　　共产党建政后，知识分子为权力拥有者做了许多文章。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钱学森在1958年的《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论证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可以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钱先生论证的每一步从普通人的常识看起来都是正确的，只在一个环节上有一个内行人才能看出来的问题：钱先生“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实际上，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效率很少能超过5%，通常只有1-2%。

　　由于钱先生的大科学家的崇高地位，官员和大众都相信钱先生的计算是科学真理。而真正掌握了真理的内行科学家们被恐惧感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敢指出钱先生的伎俩。

　　钱先生这样的文章与通常意义上的学术作品的区别是，前者的结论在下笔之前已经确定，其终极目的是迎合上游者的欢心，作者只需要考虑在哪个环节上做手脚就可以使得其理论看起来像真理。后者是开放的探索：作者承认真理是未知的、且在自己的先入之见之上；最后得出的发现可能会出乎自己的意外。

　　在真相和真理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追究真相和真理会把上游者和下游者的地位拉平。这是真相和真理不受绝对权力欢迎的原因。

　　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宪政学者张千帆在北大法学院作《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主题演讲时，这样评论绝对权力、恐惧感和真理之间的关系：“专制的维系是建立在臣民的普遍恐惧基础上的，专制淫威使每个人都变成在自己的职位、待遇、名利、家庭面前畏首畏尾。专制教育体制从来压制独立思考和信仰，用一套并不高贵的谎言教唆儿童说谎，让人从小就不敢面对事实、质疑正统、坚持真理。”【15】

　　9. 绝对权力之下的同情心

　　胡适说：“你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小孩子和女人是社会中的弱者。胡适考察的前两件事是一个社会中的同情心。有同情心的人不只是关注自己的意愿，也关注他人的意愿、且愿意帮助他人实现他们的意愿。同情心是阿德勒所谓的“社会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两句中国俗语显示了同情心在中国人价值观中的地位：“无毒不丈夫”和“妇人之仁”。两句话说的都是：同情心是权力之路上的拦路虎、是弱者之所以沦为弱者的心理包袱。

　　清朝乾隆二十三年 (1758年)，清军对新疆准噶尔部落的数十万平民进行了大屠杀。据魏源《圣武记》记载：“…帝怒于上，将帅怒于下。合围掩群，顿天网而大狝之，穷奇浑沌、梼杌饕餮之群，天无所诉，地无所容，自作自受，必使无遗育逸种而后已。计数十万户中，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

　　“必使无遗育逸种而后已”就是种族灭绝。

　　灭掉准噶尔部后，举朝上下称颂乾隆皇帝圣明，“盛世”之说由此开始在朝野流行。

　　后世的谭嗣同对这一事件却愤然评论道：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

　　噍类即劫后尚存的人。谭嗣同这话的意思是：幸好中国的兵力不强。假如中国的海军强如英法、陆军强如俄德，那么不但君主专制的祸害将越发不可思议，那些白人、红人、黑人、棕色人就都会是准噶尔的下场，哪里还能有活口留下来？

　　谭嗣同的义愤是出于他对那些被灭绝者的同情心。顾名思义，同情心是用自己的情感来理解他人的情感的能力，那么“他人”离自己的理解力越远，产生同情心的可能也就越低。多数人都有对自己亲近圈子中的人的同情心，对陌生人的同情心就少一些，对异族人的同情心就更少。在谭嗣同的时代，对被诛杀的边疆少数民族的同情心是凤毛麟角。

　　鲁迅在给青年的回信中写：

　　“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这也因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倘是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

　　鲁迅的“苦痛”是由于他的同情心，而在“革命巨子”的价值观中，权力欲遮蔽了一切，同情心没有地位。

　　陈宪辉的《二十世纪中国纪事》中记载：“仓促入朝的志愿军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穿著单衣，饿著肚子，大批冻饿死亡。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之役，志愿军冻伤人数高达达三万，其中四千人冻死。志愿军第二十七军战士邹士勇多年后回忆说，他所在的部队在死鹰岭发现第二十军一个担负阻击任务的连队，穿著单衣裤、单胶鞋，全体冻死在冰雪掩体中。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在致志司和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报告，严寒和饥饿给九兵团带来的巨大损失，第27军80师242团第5连除一名掉队者和一个通讯员外全体冻死在阵地上。在无力再战的情况下，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说明补给线随修随炸，部队遇到粮、弹、鞋、油、盐供应的严重困难，请求止步三八线，休整三个月。毛泽东复电拒绝说：‘我军必须越过三十八度线。’”【16】

　　这就是同情心在革命巨子的价值观中的地位。

　　共产党中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留给大众的最后印象是他的同情心。在文革的迫害狂潮中，周的同情心让他在私下保护了许多人免受迫害。但后来的许多历史资料显示周对毛泽东的每一条迫害指令的执行可谓是不遗余力；他的同情心只有在毛注意不到的地方才施用。换句话说，同情心在周的价值观中有一席之地，但不及恐惧感和求生欲来得重要。

　　人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越严重，同情心也就越缺失。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时的血流成河都可以归结为大众在兵荒马乱之年的恐惧感的上升和随之而来的同情心的缺失。以仇恨为主导情绪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到了广大底层民众的狂热支持，正是由于兵荒马乱之年大众同情心的缺失。

　　10. 绝对权力的生命周期

　　历史学者张宏杰认为，清朝从著名的“康乾盛世”转向衰败的转折点是乾隆后期：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大清王朝确实基本上像乾隆的判断那样，处于盛世顶峰。乾隆中前期，国势稳定，政治清明，官僚体系效率极高。然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时的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不复当年模样。……“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描绘大清朝：‘（清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们的评价更是发展为‘货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败的普遍程度时说，当时官员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这十分之一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场中混得并不好。‘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17】

　　可以说，政权在老年乾隆手中迅速腐败的直接原因是乾隆的绝对权力。虽然乾隆智力体力过人，且勤勉为政，是古代君主之中的佼佼者，但泱泱大国只靠一个人殚精竭虑，其他所有人都各怀鬼胎，其活力从何而来。他的一个重大失误是为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而对知识分子发起的从身体到灵魂的镇压：

　　“儒学既有强调等级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标社会正义的一面。社会正义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历代以来，士人都以守护社会良心为己任，能够在传统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却以虎视之态，粗暴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护良心之责，只给他们为稻粱谋这一个生存任务。从那时候起，士人群体便被抽空了灵魂，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本来，进入清朝之后，士节士气较之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已经大为降低，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更为松弛。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乾隆之后的中国，一蹶不振，人心沦丧，在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说与乾隆打断了官员和士人的脊骨表里相关。”【17】

　　这样的景象是垂直权力结构的普遍演化规律。领袖的高度独断导致权力结构的高度垂直。朝廷大臣们本是学识一流的人中龙凤，但一旦依附于这样的权力结构，他们就失去了自由。他们的所有理想和见识都无处安放，他们与这个权力结构的关系变成寄生虫与宿主的关系。于是他们的所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用来服务于一个目的：从宿主那里摄取最多的营养。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腐败是对失去的自由的补偿，是寻回自己生命活力的扭曲的尝试。

　　在一个垂直权力结构中，除了最高独裁者自己，无人对它以主人翁意识相待。

　　乾隆六十年，志得意满的乾隆皇帝宣布将皇位传给爱子，自己退位为太上皇。清朝历史上，皇权的继承几乎每次都是腥风血雨，这一次是最和平的权力交接。虽然退位，乾隆把嘉庆看作小学徒，把大事的决定权仍然操在自己手里。《饥饿的盛世》记载了年轻的嘉庆皇帝在太上皇那里谨小慎微的情状：

　　“（嘉庆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17】

　　对于听惯了万民称颂盛世的乾隆太上皇，他自己就是大清江山，大清江山就是他自己，他的意愿就是大清国数亿臣民的意愿，所以交出皇位就是交出他的自我，他如何能不为此食不甘味。

　　相比之下，在现代民主国家，总统和首相是选民的雇员，所以权力交接不会有这样的难以割舍。即使有人有难以割舍的感情，也没有恋栈的能力。

　　年轻的嘉庆皇帝陪侍在太上皇之侧时心里有一丝恐惧。他的几个兄弟已经因为皇位继承之事被父皇贬黜、吓死。他的对策是“韬光养晦”、小心隐藏自己的心机。他与太上皇的对话不是平等、诚实、通向真理、双方都有所收获的交流讨论。

　　古语说：“理不辩不明”，这说的是真理是在平等的辩论中出现的。这不适用与嘉庆与乾隆的对话。

　　毛泽东在考察其继任者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的时候、邓小平在考察其继位者胡耀邦、赵紫阳和江泽民的时候，这样的画面也不断重现。最终，善于“上皇喜则亦喜”的成为令万人欣羡的继承大统者。

　　虽然权力移交的过程和结果让乾隆颇为满意，这没能阻挡清王朝的加速衰败。从嘉庆年间开始，白莲教和太平天国的兴起给清王朝以重创。在太平天国暴动中，有数千万人丧生，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惨烈的内战。

　　鲁迅有过对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两个状态的著名论断：【18】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是兵荒马乱之年老百姓在恐惧感中惶惶不可终日的时代：“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是惊魂甫定的老百姓为带给他们安定生活的强权感恩戴德的年代：“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这几段话可作如下解读：

　　首先，民众的社会地位是奴隶，在战时和治时都没有他们的发言权。因为政权没有将他们当国家的主人看待，他们也没有对政权的主人翁意识，也不会自发奋起保卫政权。

　　其次，民众的思维水平也是奴隶。“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因为民众缺乏独立判断和行动力，有一股风过来他们就为之倾倒，这是中国无休止的王朝暴力更迭的根本原因。

　　第三，“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这段话可以说是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的准确预言。虽然皇帝称号消失了，中国的王朝更迭循环还在继续。

　　11. 权力欲的压制与仇恨的爆发

　　清廷遭受的致命一击来自于革命党人，而对革命党人影响最大的著作非邹容的《革命军》莫属：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绪论）“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戴狼子野心、游牧贱族、贼满洲人而为君，而我方求富求贵，摇尾乞怜，三跪九叩首，酣嬉浓浸于其下，不知自耻，不知自悟。”（第二章）“贼满人入关二百六十年，食吾同胞之毛，践吾同胞之土，同胞之深仁厚泽，沦其髓，浃其肌。吾同胞小便后，满洲人为我吸馀尿，吾同胞大便后，满洲人为我舐馀粪，犹不足以报我豢养深恩于万一。”（第二章）“吾今与同胞约曰：‘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驱除凌辱我之贼满人，压制我之贼满人，屠杀我之贼满人，奸淫我之贼满人，以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 （第二章）“曰奴隶也，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居处，莫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而其人亦为国人所贱耻，别为异类，视为贱种，妻耻以为夫，父耻以为子，弟耻以为兄，严而逐之于平民之外，此固天下奴隶之公同性质，而天下之视奴隶者，即无不同此贱视者也。我中国人固擅奴隶之所长，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谏夫，日日演其惯为奴隶之手段。呜呼！人何幸而为奴隶哉！亦何不幸而为奴隶哉！”（第五章）“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世仇满洲人，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于涉尔主权之外来恶魔，尔国历史之污点可洗，尔祖国之名誉飞扬。”（结论）这是自由的宣言，也是权力和仇恨的宣言。以权力欲为动机、以权力为手段来试图达到平等和自由的目的，其结果是文章中的自相矛盾：前文把满族人称为“游牧贱族”、“贼满人”，后文即提倡“人人平等之幸福”。“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是振奋人心的呼召，而接著的下一句“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则是冷血的种族灭绝。通过种族灭绝来试图达到“人人平等之幸福”是希特勒的想法。

　　正与邪、真与假、是与非交融混杂的文风在中国的革命文字中随处可见。作者的价值空间被权力欲充满时，也就没有了辨别真相、探究真理的动力。“同胞之深仁厚泽，沦其髓，浃其肌。”不是事实：汉人对满人的“豢养”不是出于“深仁厚泽”，而是出于对满人的肉体权力的恐惧感。

　　邹容著《革命军》时只有18岁，其思维的不成熟尚可原谅。而不可思议的是此书“风行海内外，重印20余次，销量达110余万册，居清末革命书刊之首位。”【19】以当时大众的识字率，这样的销量可谓惊人。

　　两百多年来，在清廷的绝对权力压迫之下，大众的自卑感早已麻木。在清廷终于从强者变为弱者之时，大众的自卑感也被邹容对奴隶的绘声绘色的描述唤醒了。

　　邹容的动机和做法与柴玲的相去不远：邹容说满族人“被毛戴角”，即宣布他们是动物、非人，可以当动物一样杀戮处置；柴玲把跟她意见不合的人打成“投降派”。平等是他们听来的口号，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根本没有交集。权力才是他们真正熟悉的生活。

　　鼓动大众情绪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人分成我与非我，然后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变得简单明了。非我就是非人，消灭了他们就消灭了世间的所有罪恶。仇恨和暴力戴上了正义的光环，千百万大众心中蛰伏的权力欲被点燃了。

　　二十世纪初，号召暴力推翻清廷的革命党人与号召温和改革的改良派在海外媒体上展开了激烈的论争。革命党人多势众，而改良派虽有梁启超这样的天纵之才支撑也无法抵挡，最终狼狈败下阵来。

　　《革命军》面世八年后，在1911年武昌起义之前，这本书“在大部分湖北新军士兵的枕头下，都能找到。他们人手一本，在操练之余互相学习。”【20】

　　可以说，辛亥革命的主要推动力是不是建立共和，而是民族仇恨。

　　武昌起义后，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杀满人狂潮，“在种族杀戮最惨烈的广州，长沙，武汉、杭州、西安等地，随处可见被砍下的满人人头，一些村镇的井甚至被满人头颅填满，然后再把各村的桶装满。”【16】

　　杀戮满人并不是由于弱者有了勇气面对强者，而是高高在上两个多世纪的强者忽然变为弱者，于是“墙倒众人推”。懦夫们的权力欲久被压抑，一朝领到了合法杀人执照，可以尽情释放对弱者的恶毒。

　　邹容发表《革命军》的二十世纪初年，清廷已摇摇欲坠，许多满人已经失去特权成为平民，满汉矛盾已经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武昌起义到清廷逊位的几个月的军事行动之中几乎没有流血，说明当时清廷对中国的控制何其微弱。

　　另一方面，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在庚子之辱后参照西方体制奋起改革：“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开启了五个大改革，影响深远。一是教育改革，废除科举，建立了新式的教育体系。二是司法改革，废除中国传统的中华法系，移植大陆法系。三是经济制度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对外开放。因而二十世纪上半叶，除了战争时期，整个经济都处于高速发展状态。四是预备立宪，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五是外交改革。开始组建现代外交机关，与各国平等相处。”【21】

　　而革命党人挟汉人对满人的仇恨，对这些本可以使黎民百姓免遭涂炭的和平转型的努力视而不见。驱使革命党人使用暴力推翻清廷的动机是他们的权力欲。他们要中国按照他们的意愿运转。这是鲁迅说的“革命巨子”的价值观。对黎民生灵涂炭的同情心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

　　考究后来的国共两党都奉为圭臬的革命一词，可以发现其历史是权力欲和仇恨。

　　以自己的权力欲来挑战他人的权力欲的思维贯穿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王朝轮回。秦晖总结了历史学家葛剑雄的中国古代人口研究结果，从中可见每次改朝换代时的惨烈：

　　“根据该书各卷的研究，……元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的比例与元以前相比，骇人听闻的程度并不稍逊。而整个大乱造成的人口减少绝对数甚至远比前一阶段更大。……显然，辛亥革命前两千多年帝制时代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书户籍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极端，也是够触目惊心的。世界史上别的民族有遭到外来者屠杀而种族灭绝的，有毁灭于庞贝式的自然灾变的，但像中国这样残忍的自相残杀确实难找他例。”【22】

　　辛亥革命后的仇杀满人比起毛泽东的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杀戮又是小巫见大巫。“纵容暴力、杀人立威是毛泽东发动这些运动的普遍特点。文革历史专家、加州州立大学河滨分校图书馆的研究员宋永毅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做出的推算，从1950至1954四年间，中国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0万。”【23】

　　未来的某一天，在中共失去权力之时，清末汉人对满人、解放后农民对地主那样的仇恨发泄还会以某种面目在中国大地上重现。这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

　　2011年，张千帆在作《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演讲时，长篇痛斥当今专制政体的残暴和腐败及其对国民道德良知的侵蚀。演讲进行到十五分钟时，第一次被学生的掌声打断，当张先生讲到这句话：“一个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只有靠枪杆子来维持，最终也只有靠枪杆子才能改变。”【15】

　　12. 权利对权力的制约

　　人类社会在近几百年来发生了许多翻天覆地的巨变，其中除了令人目眩的科技的突飞猛进，另一个巨变同样深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促成科技的巨变的推动力，这就是政权结构从绝对权力到受制约的权力的演变。

　　对这个巨变起到了关键作用的一个概念是权利。掀开这个巨变的序幕的古滕堡印刷术、马丁路德对罗马教廷的挑战、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都可以说是个人权利对组织权力的挑战宣言。权利的概念得到了艺术家和学问家的充分演绎，进而被大众广泛接受。其后的英国《权利法案》和美国《独立宣言》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定义为社会权力机制的基石。

　　美国的《独立宣言》称：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

　　权力和权利两个概念在中文中的发音相同，含义近似，并且权利是许多中国人非常陌生的概念，所以有必要加以区别分析。

　　权力与权利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可供自己使用的社会资源。

　　其不同之处是：

　　首先，在一个权力关系中，一方的意愿得以行使就意味著另一方的意愿被压制，所以权力关系是零和游戏，其中的双方是不平等的，好象是跷跷板，一头高起时另一头必低下去。权利则是一种保护自己的物质和精神资产不被他人权力侵犯的社会规范。受到权利保护的社会成员之间是平等的，一个人得到了他的权利不意味著其他任何人的权利有所减少。如果把权力比作社会关系中的矛，那么权利则是社会关系中的盾。如果每个人手中的盾足够坚固，那么矛的威力便被限制。如果弱者没有防身之器，社会就是强者横行、弱者被踩踏的丛林。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和权利是互为对手的概念。

　　其次，权力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所以权力欲是被大众嫌恶的东西，扩张权力的努力经常要在后门操作、在桌面下进行。中国政府在海外扩张“软实力”正是循著这样的思路。对权利的声索则符合大众心目中对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期望，所以个人权利的有效争取方式是公开争取。并且，因为个人权利的存在是基于社会成员的共识，所以不在公开平台上争取到的利益就算不得权利。

　　第三，如果某个社会集团对政权权力的挑战是以权力为手段和目的，这必然导致暴力冲突，因为权力是有限资源，下游者变成坐上客的一天也就是上游者变成阶下囚的一天，而没有上游者愿意不放手一搏便接受这样的下场。以权利为目的的声索则承认上游者享有同样的权利，这给上游者以体面地出让部分权力的选择余地，降低了暴力冲突的可能性。

　　弱势群体的权利如妇女儿童权利听起来似乎是只属于这个群体的特权，但这只是要求他们拥有与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同样的权利，而不是高于其他群体的特权。

　　声索同样的个人权利的人组成社会集团时，这个社会集团即拥有了组织权力，可以制约社会上现有的权力结构。社会中权力分配不均的问题由此开始缓解。

　　近代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个人权利不断扩张、个人和特权集团的权力不断被约束的历史。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并没有发生，原因便是下游者的权利声索对上游者的权力的制衡。比如，由于工会的兴起、社会福利系统的建立和各级选举制度的完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得以缓解，社会达到互相制约的动态平衡。

　　一个民主社会，从外面看起来好像数十年、上百年之间并无巨变，但其内部的各种组织之间，如总统、国会、司法三权之间、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选民与候选人之间、工会与雇主之间的利益互动和权力消长每天都在进行。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绝对的权力，每一方也都有生存、发声、成长的权利。这好象是一个人的容貌在十几年之内并无大变，但其体内每个细胞中都在进行著各种复杂的合成、氧化、排异、死亡等反应。这是一个正常的有机体的工作方式。

　　在当代的西方，权利是每个人的当然的福利。所有主要的社会运动都围绕著个人权利的声索来进行。没有人敢在公开平台否定任何人或群体的权利。个人的权利像空气一样存在于社会的每个角落，以至于许多人不再感觉到它的存在。他们也难以想象在个人权利不受保护的极权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个人权利得到保护之后，社会资源拥有者的权力比起他们在极权社会中的同行来便大大缩水。权力对于追求者来说不再有在中国社会中那样大的吸引力，这导致对权力的争夺者和争夺欲望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敌意减少、善意增加。

　　由于每个人都受到权利的保护，个人尤其是弱者不必生活在恐惧感之中。他们更容易诚实，也更容易生长出对他人的同情心、对他们所在国家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对野生动物的爱心。他们也因此可以随意伸展其好奇心和创造力、充分享受大自然和艺术，有热情去改造社会、保护环境、为大家的福祉做事。个人权利得到保障之后的个性的充分伸展是西方社会数百年以来的无限活力的源泉。

　　陈丹青说：“我刚去美国的时候，走在大街上，大吃一惊，看到街上的年轻男女，人人都长著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这样的脸就是个人权利受到保护的社会的作品。

　　在中国，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失败后，一些人开始探索用另一些方式来抗拒权力。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就是这样的尝试。其主人公王二抗拒对手的权力的方式是守住自己的尊严而不伤及对手的尊严、与对手共存而不试图摧毁对手的世界。这是以行使个人权利对权力的对抗。

　　在同时代的中国现实社会中，类似的努力是悄然兴起的维权运动。所谓维权，就是维护个人的权利。维权运动不挑战政权的合法性，或者低调挑战政权的合法性，因此有比以权力斗争为主线索的八九天安门运动更强的生命力。

　　甘地虽以领导印度独立运动而知名，他五十多年的社会活动的主要聚焦点是维权：先是在南非为印度侨民，然后在印度本土为底层大众。甘地的维权活动是对大众的个人权利的教育，唤起他们人格独立、经济自立、自政府的意识。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也开始尊重他人的权利时，国家的独立也就水到渠成。

　　13. 不同价值观对中美冲突的诠释

　　2020年，中国前驻世贸组织首席谈判代表、著名的“美国通”龙永图发表对中美紧张关系的看法：【24】

　　“最近，中国的对外关系好像让大家有点‘烦’。虽然谈不上什么四面楚歌，但始终让人觉得中国的日子不是特别好过，也没有太多朋友，不但美国、欧盟不断地给我们施加压力，更不要说日本直接和我们叫板，就连像菲律宾、越南这样一些国家也跟在后面叫唤，而且像朝鲜这些小兄弟也不听话。

　　“再加上我们中国虽然崛起了，但不是一下子就成为老大，我们现在还是老二，前面还有一个非常强势的美国。所以，我们中国如今在全球的格局当中还是处于很尴尬的地位。大家都知道，一个单位也好，一个公司也好，二把手是最难当的，是挺尴尬的一个角色。老大每天盯著你，生怕你抢班夺权，老三、老四、老五也都会怀著各种不同的心态来看著你这个老二。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在国际上的处境会比较艰难呢？主要是老二难当，二把手难当。

　　“现在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怎么处理好和一把手的关系。和一把手的关系处理好了，你的日子就好过，这跟在一个单位中的情况类似，二把手和一把手的关系处坏了，不仅三把手、四把手、五把手离你远远的，如果大家知道你和一把手关系不好的话，连司机都敢欺负你。”

　　龙先生眼中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官大一品压死人”的垂直权力关系。事实是，两种关系有本质的不同。中共机关中的垂直权力关系有政权的权力作背书，二把手对一把手的反抗就等于对政权的反抗。而在当代，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有古代“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那样的天朝帝国对番属国那样的权力作背书。大国对小国除了尊重之外没有其它方法赢得他们的善意。

　　而在这句话“就连像菲律宾、越南这样一些国家也跟在后面叫唤，而且像朝鲜这些小兄弟也不听话”中，龙先生对这些小国的不屑之意扑面而来。对一个国家不尊重，也不可能换来这个国家的尊重。中国利用经济权力来购买小国对其的政治支持，而一旦输血停止，这种权力关系也就不再存在。

　　人的价值观被权力欲充满时，鄙视弱者是自然的心理。在中国，北京和上海人鄙视外地人、城里人鄙视民工、特权阶层鄙视普通民众。在美国，许多从大陆来的第一代移民鄙视非裔和墨裔人，耻于与他们投同一个党的票。这些都与龙先生鄙视小国有共同的心理根源。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外地人和民工没有办法逃出中国这个庞大无比的垂直权力结构，也没有办法逃出这种鄙视；而小国与中国的关系是平等的，他们可以在自由之中选择合作伙伴。

　　在龙先生看来，每个国家都心怀恶意、虎视眈眈，随时会从背后插来一刀：“老大每天盯著你，生怕你抢班夺权，老三、老四、老五也都会怀著各种不同的心态来看著你这个老二。”事实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多数不是如龙先生想象的这样充满敌意。

　　龙先生的看法准确反映了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但与美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理解相去甚远。在权利写入《独立宣言》二百多年后，美国人眼中的与他国的关系，与美国社会中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以权利为基本出发点。这种关系更像是美国居民小区中的邻里关系：他不是特别在意邻居的房子是否比自己的高大豪华，但在意邻居是否遵守小区约法；他看到邻居不修剪草坪、破坏景观会侧目，看到邻居虐待孩子会报警。这是基于权利的思维：保卫自己的权利、不侵犯邻居的权利、对不尊重他人权利的邻居持有采取行动的权利。

　　同样是对于中美矛盾，中国人的认知是源自中国传统的以权力为出发点的价值观，美国人的认知是源自美国传统的以权利为出发点的价值观。

　　龙先生是职业外交家、中国人眼中的美国通，对美国的理解依然如此离谱，不难想象中国决策阶层其他成员对此的理解。不同的价值观难以互相理解是国家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的根本原因。

　　2020年，与新冠肺炎有关的一个著名外交事件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3月13日的推文：“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25】

　　普通人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作自己的猜测无可厚非，而国家外交部发言人的推文则是负有国家使命的。这是拒绝为对新冠肺炎的隐瞒行为进行负责任的调查，也拒绝为因此而导致的在全世界的大流行承担责任。对于习惯了绝对权力结构中的生存法则的人，这是很自然的想法。中国的绝对权力结构有人民解放军的枪杆子作为后盾，因此真理是个可以随意雕刻的橡皮图章，没有真理独立于这个结构而存在。赵先生可以对事实作出任意解读，并不在意下游者是否信服。

　　这条推文在世界上的效果适得其反：那些本来对中共没有好感的人更加反感，而那些对中共体制本来抱有好感的人开始领教到其险恶。战狼外交官们忘了一个基本事实：人民解放军的肉体权力在海外无效。如同在自由的贸易伙伴之间使用假钞不可能总能得逞，狡辩也不适用于不受绝对权力制约的人和国家。

　　这两个例子说明个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如何难以摆脱以权力为最高价值的文化的长期潜移默化。几乎不可能让鄙视民工的城里人开始意识到民工是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堂堂正正的社会一员，也几乎不可能让中国人意识到弹丸小国不比天朝大国矮一截。以权力为线索的思维方式与以权利为线索的思维方式之间的鸿沟几乎不可逾越。

　　14. 结语

　　绝对权力统治了中国几千年，权力欲也统治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几千年。其结果是：被权力压制，也会以权力来反抗权力；被权力压制越久，就越急于以权力来反抗。清末的革命派以自己的绝对权力推翻了清廷的绝对权力，最后一统天下的是一个比清廷还要残酷许多倍的绝对权力。如果大众的思维方式没有改变，中国的王朝更迭循环也不会改变。

　　中国人的价值观已被权力和权力欲充满，改变思维方式谈何容易。但是，西方近代史说明，权力欲和仇恨的火焰似乎只有在诚实、同情心和权利意识的生长之中才能慢慢熄灭。如何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在这样的现实中做一些有益的事是关心中国的有识之士需要思考的问题。

　　文化环境

　　在海外中文世界里，对中共政权各种行为的谴责和怒骂到处可见，反映出许多华人对它的仇恨和恶意。持这种态度的包括以推翻中共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也包括相当一部分普通大众。同样的态度在国内虽然没有公开表达的空间，但在民间普遍存在。

　　本文首先试图论证中共政权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异数、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孤立现象，而是深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与中国人的价值观水乳交融。中共不过是这个历史无比悠久、体量无比庞大的传统在当代的发言人。中共式的极权政体前有古人，后也还会有来者。从这个角度出发，如何对待中共政权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怒气、仇恨和恶意都不会起到改变传统的作用，而徒然招致传统的继承人们的怒气、仇恨和恶意。

　　另一方面，每一个在华夏大地上长大的人都是这个传统的继承人，所以敌人或政治对手身上的毛病也是自己身上的毛病。一部分华人对中共政权的怒气、仇恨和恶意正是中国的极权文化传统在他们身上的体现。这是在国内和海外都极为常见的“用共产党的思维方式反对共产党”的现象的一部分。以极权的方式起意、做事，最后也只能达到极权的目的。

　　本文然后讨论另一种可能的心态：把注目之处从远处的敌人那里转回到近处的自己这里，在自己的每日生活中努力摆脱传统的塑造、开始对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不同的人使用善意。这样的改变能让自己平静下来，由此注意到现实的表面之下的许多丰富的层次、发现越来越多的可为之事。从个人生活的角度来看，更有实效的反抗传统的方式不是仇视和咒骂传统及其发言人，而是体行颠覆它的生活方式。从大尺度的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向文明方向的代价较小而效果持久的演进更多时候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行进的。

　　一．极权体制的几个特点

　　中共政权所有遭到诟病和谴责的行为或许都可溯源到同一个原始动机：权力。在民主社会中，所有的权力，包括总统的权力、军队的权力、媒体的权力、法庭的权力，都是受到制约的权力。而中共政权的权力是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

　　权力的这种绝对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全方位性。中共政权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的权力，包括行政、财政、军队、司法、新闻媒体、文学艺术、教育，不是互相制约、各自为政，而是互为支撑、遥相呼应、铁板一块。最高权力在一个主题上弹出新的旋律，所有领域的权力都跟著奏起新的和弦，宛如一个庞大而精美的交响乐团。

　　其次表现在权力的管辖范围。率土之滨，所有成员都必须服从，没有例外。服从于其权力者可讨得一碗饭吃。不服从者则只有苦头可吃。在建政初期，给不服从者吃苦头的方式是公开羞辱、劳改、杀头。在当代，进化为电子监控、下狱、酷刑、恐吓其父母亲友、切断其生活来源。

　　权力的绝对性最后还表现在，在中共政权的价值观中，权力的稳固重于所有其它的考虑。是非、善恶、诚实、社会成员的所有权利以至于生命都没有自己手中权力的稳固来得重要。政府制定所有的政策、处理所有的案件和社会矛盾时所依据的最高准则都是看这些手段能否维护政权权力的稳固。在1960年代初，整个权势阶层眼睁睁看著三千多万大众饿死而心无所动，因为一个领袖要满足他当世界老大的权力欲、各级官员要保住他们各自的乌纱帽。

　　为了使大众乖乖服从，政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展开系统性的工作：（1）夺去大众的认知自由，让他们只知道一个完美自洽的官方版本的新闻、历史、世界局势，因而使大众没有动力去思考、也没有其它版本的事实和解读去比较。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愚民政策。（2）以对不服从者羞辱、迫害、下狱、酷刑等来在大众的心中制造恐惧感，让他们自己首先便为自己的异端之想害怕得发抖。（3）授予权力阶层以物质和精神上的特权，以此给大众以抱紧体制向上攀缘的视觉激励。

　　中共政权的这些特点和工作方式并非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之中所仅见，而是与其之前的各个王朝一脉相承。它们之间的不同是权力绝对化的量的不同，而不是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唯一有一些民主气息的政权是辛亥革命之后成立的民国政府，可惜它只存在了十几年就被蒋介石的党国体制所吞没。【1】

　　二．中国人价值观中的权力

　　中国人的价值观中与权力相关的内容可以归结为三个情结：

　　1. 服从情结

　　中国人对下一代的服从情结的培养从他们降生就开始了。培养工作在两个方面展开：

　　（1）摧毁他们的独立判断力。父母和老师只感兴趣孩子在学业上的成功，而压制孩子对问题的独立判断、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对各种权威论断的怀疑。于是他们在成年之后便只能将自己的世界观依托于某个领袖、强人、大师、主义、法师、祖宗法度。如果他们依赖的那个领袖对他们拉下脸来，或自己离世、爆丑，他们便惶惶不可终日，直到找到下一个精神靠山才安稳下来。

　　（2）让他们因恐惧而服从。父母和老师牢牢控制了孩子的命运；他们有一点不悦，孩子就被恐惧感笼罩。日久天长，孩子长大之后，他们的恐惧感慢慢变成生活的正常的一部分，他们就习惯了无条件服从权力关系的上游者，以此来换得安全感。

　　虽然政权的稳定大大得益于大众的服从情结，这样的服从不是经过他们自己的独立判断和比较之后作出的有意识的选择，所以只是权宜的屈服，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忠诚。一旦现有的强权摇摇欲坠、另一个强权带著美妙的许诺崛起，他们转眼之间就会倒向新的精神靠山。这使得中国成为形形色色的大师、造反者和革命家们大显身手装神弄鬼的沃土。

　　2. 竞争情结

　　中国人的竞争情结来自于两个驱动力：

　　首先是权力和地位带来的物质资源和心理优势的激励。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中国，孩子们眼前的说一不二的父母、老师和各种成年人都在给他们传达著同一个信息：权力是人世间最珍贵的财富。成年之后，权力是他们人生成功的首要标志、是自信心的主要来源、是夸口的本钱。

　　另一个驱动力是对在有限资源的争夺战中居于人后的恐惧感，如“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心态所示。父母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著周围那些“混得差”的人对孩子说“如果你现在不用功，将来就是他们的下场”时，一种恐惧感就牢牢确立在孩子的心中：社会是虎狼之地；自己若不能努力当猛兽，就只能沦为猎物。对许多人来说，吃亏不仅是物质上的损失，它带来的居于人后的挫败感更是精神上的打击、对自己无能的宣判，所以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也务必要胜出别人一分，在重大利益的关头就更要打破头皮。

　　中国人的竞争情结意味著他们把人分三六九等的状态视为社会的正场☆态。比自己地位低、收入低、出身低、长得丑的人，以及与自己语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口音不同的人都不配拥有与自己同样的权利、都是嘲笑和鄙视的对象。中国人并不满足于与他人平等的生活状态。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跳出现在所属的阶层、跳入在自己之上的那个阶层。与弱者平等是自己的无能。孩子之间比父母的身份；大学生之间比各自所在院校的名气；成年男人之间比官衔级别和车的豪华程度；女人之间比衣著饰品的名贵程度。比拼成功带来的优越感给中国人的每日生活赋予了意义，而比拼过程带来的不安全感是他们的生活压力的主要来源。

　　竞争情结意味著中国人更多使用外在的价值标准，即在与他人的比拼、在他人的欣羡和妒嫉眼光中实现自己生活的意义；更少使用内在价值标准，即以自己独立的是非善恶观来指引自己的生活。他们在国家社会的大尺度层面上也主要使用外在价值标准：他们最关心的不是这个国家应该为其公民解决什么样的实际问题，而是这个国家能不能在经济军事实力上超过某个标竿大国。他们眼中的国家跟他们眼中的个人一样也分三六九等。他们对强权的心态是嫉恨，对小国的心态是蔑视。毛泽东的“超英赶美”、当代人的“弯道超车”都是被外在价值标准驱动的结果。

　　中国人著称于世的勤奋和善于学习也不是出于对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而是被竞争情结驱使，在个人层面是实现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国家层面是实现四海蛮夷来朝颂圣的优越感。

　　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导致中国人对自己小圈子之外的人的信任度和同情心几乎是零，对陌生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的人的苦难视而不见。同情心是人在安全感得以满足之后的“奢侈品”，而竞争情结所致的时时的不安全感使得中国人很难拥有这份“奢侈”。

　　3. 统一情结

　　在中国，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的“皇帝”；在这个势力范围之内，“皇帝”是所有问题上的唯一内行，他的见解是唯一合法的见解，他要想尽办法用自己版本的见解来统一自己的势力范围。一个科长的势力范围是他的科，科里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科长的见解。一个母亲的势力范围是她的家和孩子们，家里的孩子们都必须服从母亲的见解；她喜欢吃的东西，孩子们也必须喜欢吃。任何疑议都被“皇帝”视为对自己的人身攻击和对自己地位的挑战，必遭致强力镇压。如果把“皇帝”的势力范围比作一盘棋，只有“皇帝”的规则才是棋盘上的唯一合法的规则，其他人要么遵守，要么走人。多数的夫妻纠纷都是由于一方想要以自己的意愿来统一对方的意愿而引起。

　　在社会上，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机构之内的开会和讨论通常都预设了这个机构的“皇帝”指定的结论，不预设结论的开放探索式的争论或对话几乎不存在。《新闻联播》拒绝讨论任何不同见解，“春节联欢晚会”拒绝显示任何不同感情色彩，而这些不只是政权习以为常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普通人习以为常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其渊源都是统一情结。

　　“皇帝”对其目力所及之处的所有的事都有百分之百肯定的结论，并会尽一切努力捍卫这个结论。他们对事情的真相并不感兴趣。在“皇帝”的见解与真相发生矛盾时，“皇帝”的地位赋予了他扭曲和掩盖真相的合法性。“皇帝”可以随意删除或修改真实世界里他不喜欢的地方，而他的手下人也并不觉得这有何不妥。从文革结束时到新冠肺炎期间的四十多年之间有许多人提倡过各种版本的“讲真话运动”，而每次都无疾而终，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政府的打压，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多数人对挖掘事实真相没有兴趣。

　　“皇帝”接受一个不同意见的情形经常不是因为他忽然开始尊重事实，而是因为那个意见的持有者比他的权力更高。驱使他改变的动力是他对那个更高权力的恐惧。

　　“皇帝”的统一情结需要手下人的忠实支持。中国历史上，不诚实的“奸臣”永远都是远多于诚实的“忠臣”；奸臣的能力就在于他们知道如何永远维护皇帝对世界的见解，不管它是何等的荒唐。少数诚实的所谓“忠臣”们是迂腐和不识时务的悲情角色。同样的“奸臣”和“忠臣”的悬殊比例存在于中国社会中所有大大小小的机构和组织中。

　　大众对于 “忠臣”的定义实际上一开始就注定了其悲剧色彩：他们既要服从于皇帝，又要诚实，而服从和诚实经常是矛盾的。大大小小的“皇帝”要求下属具备的首要素质都是服从，而不是诚实。

　　面子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概念。顾名思义，面子就是遮盖真相的那层表面修饰，是将真相施行整容手术之后的“皇帝”版本的世界。如同《皇帝的新装》里的那样，皇帝和手下人都知道面子不符合事实，但他们都必须坚持。这是对他人的不诚实，也是对自己的不诚实。不诚实的人在社会上左右逢源，且以不诚实为自豪。指出“皇帝”的问题的人是不识相的人；指出国家和民族的问题的人是汉奸和卖国贼。

　　中国人在国家、社会的层面上也有浓重的统一情结。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虎视台湾、镇压香港抗议活动和强迫边疆少数民族纳入汉文化的做法不仅是政府的行为，而且得到了多数中国人的倾力支持。不管在社会的哪个角落，只要提及“独立”二字，必会遭致全民共讨之的激愤场面。

　　政权的统一情结也延伸到了国境之外：它要投巨资购买其它国家对自己的赞歌；它对别人领土之上的反对自己的声音如芒刺在背，要虽远必诛，尽管发出那些反对声音的人并没有任何想要侵占自己领土的企图。这些作法是因为虽然“皇帝”的物理领土有疆界，其心理领土一直延伸到宇宙的最远处。

　　由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到如下的关联：

　　（1）中共的极权统治方式的来源是中国人的统一情结。

　　（2）保证了这种统治方式不会遇到大规模挑战的是中国人的服从情结、恐惧感和淡漠的是非观。

　　（3）中国人的竞争情结让他们抱紧体制，心无旁骛地向上攀缘，而体制也由此获得大批愿意效忠的人才，两个因素都进一步巩固了极权体制的稳定。竞争情结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疑心保证了被统治者无法团结一心对抗政权，也保证了政权在迫害一部分不服从者的时候其他人会袖手旁观、甚至喝彩庆贺。

　　（4）中共政权做事的遮遮掩掩的方式来源于中国人在各种强权的虎视眈眈之下为了生存而从小练就的不诚实。

　　政权的统治方式与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契合得这样天衣无缝，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尽管每个王朝都不断受到挑战，但每次硝烟散尽之后总是无悬念地回到极权体制。

　　所以中共政权并不是建筑于沙滩之上的城堡。恰恰相反，其地基无比深厚而坚实。虽然中共政权不是中国人选举产生的权力结构，却是适合于多数中国人的价值观的权力结构。中共政权做了那么多的不公之事而仍然能招摇过市，是由于多数中国人价值观之中的不公在纵容著这些事的发生。在反对中共政权的人之中，多数并不是出于对自由和平等的价值的真正热爱（下一节对此将有更多的讨论），而是出于想用自己的极权来取代中共极权的权力欲。一个尊重民主原则的人如果有勇气面对现实，他们会承认中共或中共式的极权组织是中国人应得的统治者。

　　近来美国政府试图把中共和中国大众进行切割、分别对待。看起来，中共是统治者，中国大众是被统治者，两者是一对矛盾，美国政府这样的切割是有利于他们外交运作的一个聪明的技巧，但实际情况是，两者之间的渊源要比表面看起来的深厚得多。

　　中国人的三种情结并非中国人所独有。它们其实都是人类的原始天性的一部分。在民主社会中，儿童教育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是花在鼓励孩子从这些原始天性中成长出来：独立思考、提出问题；对他人使用同情心和爱心；尊重他人的独特见解和行动自由。这些教育不可能完全消除孩子们的服从情结、竞争情结和统一情结，但把另外一些价值播种在他们的心中。这些价值随著孩子的心智成熟而不断成长，并且被成人社会的主流价值鼓励，对原始天性起到了有效的制衡作用。在中国，三种情结则在儿童阶段被父母和学校的教育体制、在成人阶段被社会现实一再加固。

　　三．中国人与民主政体的距离

　　与中共政权的深厚民意基础相关的另一个现实是：由于权力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的中心地位，中国向民主社会的转型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简单无痛。这里讨论这个转型之路上的三块拦路巨石。

　　1. 权力欲与自由和自律的冲突

　　权力欲与个人自由是互相矛盾的价值。权力欲是要求别人服从于自己、仰望自己；自由是拒绝服从于别人、仰望别人。一个被权力欲充满的人不认为他人有自由，而他自己的自由就等于呼喝别人的权力。在一个看重个人自由的社会中，权力必然受到各种限制；在一个看重权力的社会中，个人自由必然受到各种限制。

　　极权体制维持社会稳定靠的是恐惧感和他律：其社会成员做或不做某事不是因为他认为该做或不该做，而是因为他敢做或不敢做。在民主社会中，社会成员的自由度要大得多，他们驾驭这样的自由靠的是善恶是非观和自律。

　　在习惯了靠恐惧感和他律来行走于社会之中的中国人看来，是非善恶并不重要。中国政府高官龙永图曾撰文回忆：“我弟弟的孩子在美国出生，在美国受教育，他和国内同龄的孩子在一起，别人会嘲笑他是 ‘傻老美’ ——不会见风使舵，不会说假话，傻。我们的孩子精得很，看什么人说什么话。这是谁培养的？家长培养的，教师培养的，学校大环境培养的。” 孩子要想在家长、教师、学校大环境等权力的虎虎环伺之下生存，就必须忘掉事情的真伪和问题的是非，说自己不相信的话。这样的情形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被残酷的社会现实一再加固。对多数中国成年人而言，对是非感的追求远没有对安全感和权力的追求来得重要，这意味著如果他们的恐惧感一旦解除，他们得到的自由就是胡作非为。

　　这不等于说民主社会中的人完全靠是非感和自律来生活。法律之所以在民主社会中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圣人。但民主社会只能承受有限数量的精明人的存在；精明人多到一定程度时，民主制度就垮掉了。初尝民主滋味的民国政府就是这样垮掉的。驱使精明人上下其手的动机就是他们的权力欲和统一情结。即使某一天中国奇迹般地实现了民主制度，这个脆弱的小屋能经得住多大的风浪也值得怀疑。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未来的民主制度 – 假如它真的到来的话 – 不会重复民国政府的下场，最终灰头土脸地收场，被一个比上个政体更极权的政体取代。所以靠“变天”来救中国的想法是幻想。

　　2. 竞争情结与平等精神的冲突

　　在民主社会中，所有人的权力都受到制约，所以，在根本的意义上，民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不管是总统、演艺界明星还是亿万富翁，都是普通人。公司总裁会为司机与自己的平等感到骄傲，认为这是文明社会的标志。这里的平等不是收入相等、名气相等，而是个人权利平等。

　　当一个习惯于以权力来构筑优越感的人来到民主社会中，他会发现自己看不起的弱者能在经济上得到救助、在个人权利上得到保护，而跟自己平起平坐、跟自己有同等的发言权、或许比自己的音量更大，其代言人还可能靠选举取得立法权、行政权，将自己恨之入骨的政策定为法律。他会发现少数民族可以堂而皇之地宣扬自己的“落后”文化、抵制“先进”的强势文化的同化。他还会发现，不管他的事业如何成功，他很难体验到在中国常见的成功者的前呼后拥的威风，也没有对弱者呼来喝去的权力。他还必须尊重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对弱者彬彬有礼；他的言辞稍有出格就可能给自己惹出麻烦。这些都会让适应了极权社会的运作方式的人极不适应。他们习惯了被强者统治的恐惧感，却不能忍受弱者与自己平等带来的失落感。他们处心积虑要与他人不平等，所以即使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奇迹般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也要想办法将其踢翻。

　　3. 统一情结无处安放的挫折感

　　统一情结的实现靠的是自己与他人的不平等，这与民主社会的平等精神格格不入。在民主社会中，一个人的官职或财产数量并不保证有话语权、不保证别人会接受自己版本的见解。甚至父母也无法强迫孩子接受自己的意愿。所以一个人要想推行自己的意愿，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去搜集事实、厘清逻辑。他必须花最大的力气准备好他的观点、对听众的欣赏口味和独立判断力拿出最大限度的尊重和善意。他要做好讲完以后泥牛入海的准备、要做好被听者驳得体无完肤的准备。他需要有对知识的好奇心、有创造性的想法、有大量证据的支持。在做了所有这一切工作之后，他仍然不一定能使多少人信服。不管是政界领袖、商界巨贾、知名科学家，还是演艺界明星，只要停止对社会的贡献，他们很快就会被大众遗忘。对于习惯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过足了“皇帝”瘾的人来说，要想在民主社会中争取到说话有人听的地位，其投资将浩大无比而其产出将远不及他的期望。

　　中国人的这些价值观与民主社会的要求的矛盾表明，即使是中国哪天魔术般地建立了民主政体，它将会像地面上直立的一根细长的棍子，一股轻风就可将它吹倒。

　　即使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对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兴趣寥寥。历史学家宋永毅的观察是：“总体来说，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自由的追求，大大低于狭隘民族主义，和所谓的富国强兵的追求。这是他们的一个老传统。” 【3】受这样的传统的影响，清朝末年的开明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热衷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相比之下，在同时期的日本，福泽谕吉等思想家们大声疾呼的是“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4】、“假如个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则政府官吏亦不足惧”【5】、“农民也是人，天皇也是人，不必顾忌”【6】的道理，而这些道理也得到了日本大众的广泛接受。1949年江山易帜之际，除了胡适、梅贻琦、傅斯年等少数几个，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怀著对共产党政权的无限憧憬留在大陆，另有不少留欧美的知识分子热情洋溢地赶回来参与在中共体制之中，这也是竞争情结和统一情结所致。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国人就更是如此。多数鼓吹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中国人喊出这些口号的原因只是因为实践这些观念的欧美日都比中国富强；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价值与自己的绝对权力欲无法相容。如果极权手段能将中国重新送上天朝帝国的高位 – 这在当代正在变成现实 – 他们就会随手将民主和自由的口号丢入垃圾筐。

　　中国要想过渡到一个较为稳定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需要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观的根本改变。这不是换掉一所房子的室内装饰的难度，而是换掉其地基的难度。

　　2021年2月是“阿拉伯之春”十周年。纽约时报记者Ben Hubbard 和 David Kirkpatrick回顾了十年间的事态发展，这或许可以作为中国民主转型之路的一面镜子：

　　“点燃了阿拉伯之春的火花是突尼斯的一个贫穷小镇上的一个水果小贩。警察扇他的耳光，没收了他的电子秤，他忍无可忍，自焚而死。他的死点燃了整个阿拉伯地区的大众对他们的独裁者的怒气。独裁者们以暴力统治、中饱私囊，让大众在贫穷、腐败和无能的政府之下挣扎。

　　“在突尼斯的抗议者逼得其长期执政的独裁者本×阿里被迫逃亡之后，大规模的抗议在埃及、利比亚、也门、巴林和叙利亚爆发。到了2012年初，另有三个国家的首脑被赶下台。”

　　然后两位作者话锋一转，“但是大众把权力夺回自己手中时获得的那种快感未能持续。”

　　“十年之后，‘阿拉伯之春’的大众抗议运动与旧有权力秩序的冲突把这些地方的大片土地变成了硝烟弥漫的废墟。利比亚和也门的内战把这两个国家变成了各种武装势力割据的马赛克。在埃及、叙利亚和巴林，权力仍然掌握在独裁者手中，各种反对势力被一一消灭。突尼斯，据称是阿拉伯之春的唯一成功，在经济困境中艰难地领受著民主制度的好处。曾经让这个地区的大众兴奋不已的对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新时代的希望基本上被粉碎了。……“从许多角度来看，叙利亚是这些国家中最糟的一个：一场起义最后变成了一场内战，毁灭了整座整座的城市，促成了伊斯兰国和其它极端势力的崛起，数百万的难民被迫逃亡国外。”

　　文章最后引述了一位利比亚的抗议运动参加者的反思：“我们那时不成熟，不知道什么是冲突、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政治。我们以为我们只需要推翻那个暴君就万事大吉，但没有想到暴君已经将他的魔法施给了我们所有的人。”【7】

　　一种文化传统的体量越大，适合于这个传统的权力结构模式也就越稳定。这些阿拉伯国家的极权政体模式的稳定性已经够惊人，而中国文化传统比它们的体量还要大得多，所以适合于中国传统的权力结构模式还要稳定得多。一个证据是，数千年来，虽然历经许多次的改朝换代，中国的极权政体的格式除了昙花一现的民国政府之外从未有所改变。同样可以预期，在未来，只要中国人的服从情结、竞争情结和统一情结不发生显著的变化，即使中共政权在某一天不走运倒台了，它的“魔法”会保证接替它的是另一个极权体制。

　　四．怒气的起因和效果

　　由于中国人的极权式思维，中共式的极权政体在中国社会中的民意基础无比深厚。它的权力无边无际，无人可以挑战；它对成千上万人的不公得不到应有的追究，这激起许多人的屈辱感。许多人盼著中共政权赶快倒台、中国一夜之间变成民主国家，但中共政权与中国文化传统如此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它的倒台和中国的民主转型遥遥无期，这激起他们的挫折感。屈辱感和挫折感都导致同一种情绪反应：怒气。

　　怒气是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应对冲突的情绪：强者为弱者不俯首帖耳而发怒、弱者为自己被强者肆意踩踏而发怒、地位平等者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互相对对方发怒。竞争情结和统一情结的每一次受挫都导致怒气的郁结或发作。许多人都是在父母、老师、伙伴的怒气的潜移默化中长大。历史上被称颂的英雄，如荆轲、岳飞，都是怒气满腔。

　　发泄怒气的效果是让对方感到威胁，让他们恐惧、屈服，从而解决冲突，所以可以说发泄怒气是极权式的处理冲突的方式。另一些时候，比如冲突的对手比自己权力更强大时，人只能压抑自己的怒气，即俗话说的“敢怒而不敢言”。这并不是冲突的和平解决，而是在他的屈辱感和潜在暴力倾向中再记上一笔帐。如果日后得到机会，他会要对方加倍偿还。在这两种情形中，冲突双方的关系都是不平等的。

　　在双方关系较为平等的冲突中，由于如下的几个因素，怒气通常无助于解决冲突：

　　首先，冲突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双方在现有的视野中看不到非暴力解决的方案，所以冲突的解决需要当事者的创造力来帮他们跳出现有的视野。但人的怒气恰恰阻滞了他的创造力：怒气中的人只看到对方的缺陷，而意识不到自己认知的局限；把别人对自己的不公无限放大，而自己对别人的不公则视而不见。

　　其次，怒气和指责把责任完全推给对方，而事实上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改变对方，这会增加自己的挫折感，而更多的挫折感反过来会导致更多的怒气。长年累月活在怒气和指责之中的人徒然毁掉了自己的心情，也阻滞了自己智慧的成长。

　　最后，一个人的怒气的背后是他对对方的恶意，其效果是激起对方对他的恶意。同时，他的恶意和偏执也让他在旁观者的印象中大大失分，使他失去了本来可能得到的道义支持。不管是在历史书和回忆录中，还是在新闻报道和法庭陈述中，平静而准确的对事实的叙述比怒气冲冲而无法聚焦于事实的控诉有力得多，因为听者自有其独立的价值判断标准，本不需要当事者或转述者来替他们作出是非善恶的裁决。

　　由于这些原因，多数人会尽力避免对他人动怒；即使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而发泄出来，过后他们经常会为之感到懊悔。现代社会中常见的“怒气管控” (anger management) 技巧就是寻找对对方伤害较小的冲突解决方式的训练。在美国，怒气管控是孩子从小就会被父母和老师经常培训的处事技巧。以平和的心态解决冲突的方式保护了双方之间的平等关系。

　　大尺度的国家社会层面的矛盾互动与小尺度的日常生活中的矛盾互动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大尺度的矛盾互动通常纠结的仇恨更深、郁积的历史更悠久，也更容易使当事者把冲突以正邪划线，认定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而敌人则只配早日下地狱。这让他们更没有动力、也没有耐心使用智慧。

　　其次，多数人的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作用距离是有限的，所以，冲突双方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越远，就越容易起恶意、越难起善意。

　　最后，一个人的怒气经常是出于他无法完全掌控冲突走向的焦虑感。如果一个人对冲突的前因后果有完全的理解、对他该采取的心态和行动有完全的掌控，他没有必要发怒，而中国的极权体制树大根深，它的反对者们完全束手无策，只能不断郁积怒气和恶意。

　　把所有的注意力和情感都聚焦于中共政权、盼著各种恶事发生在它身上、盼著它倒霉和倒台的想法是一种统一情结。敌人无比强大时，持有这些想法的人除了空有一腔怒气之外一筹莫展。当世易时移，敌人一朝变得软弱可欺时，他们便忽然得势，郁积多年的恶气得以发泄，社会便成为血雨腥风之地。这就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躲不开的轮回。

　　在双方地位极度不平等的冲突中，弱势一方的怒气的一个积极作用是帮助自己摆脱恐惧感、鼓起与强势一方对抗的勇气；其消极作用是这样鼓起来的勇气不能持久。民众怒气大规模发泄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八九天安门运动。在运动的初期和中期，胡耀邦逝世、新华门事件、四二六社论和绝食行动激起大众对政府的怒气，这激励著越来越多的人甩掉恐惧感，加入到抗议的队伍之中，全国的游行示威参加者达到上千万人的规模。随著运动向纵深的发展，运动的驱动力从最开始的单纯美好的愿望演变成充满仇恨和毫无理智的空洞口号，而运动的组织则从充满民主和善意的活力演变成赤裸裸的权力倾轧。而在政权将运动残酷镇压下去之后，大众的恐惧感比运动开始之前尤甚。其后的数十年间，绝大多数当年的参加者对那场镇压的态度是在屈辱中缄默，然后在无奈中遗忘。这是以怒气为驱动力的反抗运动的典型运行规律。

　　极权组织的反抗者们的怒气和恶意也正说明他们和他们反抗的对象是同一个师门的弟子。许多反共的活动家、媒体、政治组织和宗教或准宗教组织并不比中共更有民主和宽容的精神。他们看起来似乎没有中共那样凶恶的原因只是他们还没得到充分的作恶的机会。

　　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农民起义和近代的辛亥革命也都是源于怒气。极权的延伸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铁腕控制使得绝望和暴怒成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唯一想得到的应对社会矛盾的方式。

　　五．普通人的可为之事

　　极权政体数千年来在中国稳如泰山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的服从情结。即使在一个王朝已经与大众离心离德的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也只是知道眼巴巴等著另一个强权崛起，然后欢欣雀跃、依附、服从。同样，对于当代痛恨中共政权的人来说，敌人无限强大，而自己无限弱小，他们的绝望之情无处安放，只能指望著外国的制裁、贸易战和军事对抗将中共压垮。这样的思路脱不出权力斗争的死结：自己的权力对付敌人差得太远，就在想象中加入一个站在自己一边的强权，好像是武侠小说中绝望的群众苦等著武功盖世的大侠从天而降解救自己。姑且不论国际冲突将会对每一方带来什么样的人道和经济的代价、是否真的会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有所推进，他们的问题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了强权们会做什么，而忘了自己虽然是个普通人，但仍然有随时听命于自己大脑指挥的一双做事的手。找不到可为之事的挫折感反过来更增加了他们的怒气。

　　如果一个人希望跳出在对一个强权的绝望和对另一个强权的盼望之间的永远轮回，他有另一种心态可供选择：放下望远镜，拿出显微镜；把注意力从远处的强权斗法转回到自己身边；从等著将来的世界发生什么大事转回到在当下寻找自己双手可为的小事；把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从未来的幻景变为每日生活的实践。这里讨论几个可能性：

　　1. 检视传统在自己身上刻下的烙印

　　人通常的思维方式是：别人的问题一箩筐，自己则完美无缺。实际上，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悠久无比、体量巨大无比，其中的每个人都是这个传统的产品，这其中也包括自己。所以，一个有益的出发点是检视传统在如何驾驭著自己，比如看看自己是否经常高坐道德法庭的法官宝座，给不喜欢的人和事定罪；是否经常以敌意看待价值观和行事方式不同的人；是否经常用蔑视和幸灾乐祸的眼光对待地位不如自己、教育程度不如自己的社会群体和种族等。

　　如果一个人不愿意以平等、尊重和善意来对待周围与自己价值观不同的人、比自己地位低的人，这就是极权心态。如果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那么他应得的统治者就是极权政体。多数中国人都可以归为这一类，所以中共式的极权政体就是他们应得的统治者。

　　如果一个人愿意认同民主、平等和自由的价值，那么他就应该从自己开始，放下统一情结，在与周围的人的交往中实践这些价值，视他们为与自己平等的人、给他们以相信自己价值观和继续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

　　有如昆虫的壳，一个人继承的传统保护了他在社会中的生存，但也限制了他的进一步成长。中国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人身上培养出来的壳尤其厚重。多数人终生都意识不到保护了他们、但也裹紧了他们手脚的这层壳的存在。如果能意识到它在自己身上如何强大地存在、如何遏制了自己的成长，人就有可能开始蜕去这层壳。而蜕壳过程的艰难也会让他对周围那些被传统的厚壳紧裹著无法脱身的人们产生真正的同情心。

　　2. 修改对成功的定义

　　近代以来，从清末的革命党人、其后的共产党人、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们，直到当代的以“反共”、“灭共”为己任的革命家们，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中国人都视野极为宏大，习惯于将注目处直指最高政权，非在最高权力那里作出改变算不得成功。他们的理想是：第一步，夺得政权或迫使政权作出改变；第二步，用政权的权力把社会中的个人改造为天使。

　　他们不愿意面对的事实是，从古到今，第一个努力每次都让华夏大地血流成河，而第二个努力每次都把大众改造得更加虚伪、恐惧、冷漠、残暴。

　　理想高远者们的想法出于两种心理：一种是“彼可取而代也”的统一情结，一种是被强权长期压迫的受害者情结以及由此产生的报复心理。

　　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注目点高、视野宏大就意味著自己与假想敌之间的力量差距过于悬殊，所以必须要依附于某个强权才能获得行动力。另一方面，他们的服从情结也正好决定了他们只能苦等著青天大老爷、武功盖世的大侠、精神领袖、外国的飞机导弹来救自己和自己的民族于水火。最终，他们的社会改造实践就演变为强权之间的血腥厮杀。

　　更有成效的使用一己之力的方式是将注意力从国家社会的层面转回到个人生活的层面。由此可以把成功的定义从发生在遥远未来的“灭共”等事件转回到每日在自己身上、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的一点一滴的改变。前者虽然宏大，但自己只是旁观者、鼓噪者、跟随者；后者虽然渺小，却是自己的行动力所成就。

　　这样的转变需要他们放弃统一情结，也不再把自己当成是可怜的受害者。这会给他们以自由、帮助他们把生活的重心从盼著敌人倒霉转变为提升自己的生活。人只有在自己获得自由之后才有可能给他人以自由。

　　3. 尊重自己不喜欢的现实

　　中国人远没有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已经准备好了接受民主政体。许多在欧美国家生活了几十年的华人、许多每天高喊民主自由口号的职业革命家们自己都无法摆脱专制思维，要求在中共体制中生活了一辈子的人哪天能忽然拥抱民主自由的价值就更是天方夜谭。极权政体在中国的长期存在是如万有引力定律和愚公面前的太行王屋二山那样无可回避的现实，而且不会有天帝派夸娥氏二子下凡来把山背走。

　　但这些人的统一情结又决定了他们难以接受自己不喜欢的现实。他们更习惯于咒骂现实、以自己的意愿代替现实。这与把身家性命全数押入股市的股民看著指数一天天暴跌时的心理活动如出一辙。

　　对待自己不喜欢的现实的更积极的心态是接受和尊重。尊重万有引力定律不等于不可以造飞机和火箭上天，与引力对抗。正相反，只有尊重万有引力定律的威力，了解其工作方式，人的创造力才能开始工作，从一个一个的零件造起，最终得以翱翔于高天。同样，人在愿意尊重现实时，他就开始注意到这个现实背后的那些无限久远的历史和无限精密的运作规律。他就可以开始与它和平共存，将自己从受害者情结之中解脱出来，然后在现实的框架中重新定义以自己的渺小能力可以做些什么。应对大的挑战需要大的智慧，大的智慧需要大的平安、耐心和专注。在耐心和专注之中，应对挑战的有效而可持续的路径就会显现。

　　一个儿时不幸的成年人可以一生都沉浸在对儿时的苦毒回忆中，也可以把他的经历转化为他的人生财富。同样，一个不喜欢他面前的现实的人可以把自己定位为现实的不幸的受害者，也可以把他的时代定位为让自己开了眼界、给了自己有所作为的机会的激动人心的时代。

　　4. 对具体的人报以善意

　　不管在哪个社会，在其间传播的所谓“事实”都难免带有这个社会的文化传统的染色，去伪存真是极难的事。这些所谓的“事实”塑造了每个人的价值观。然后，每个人的价值观又充当了他进一步获取“事实”的过滤器，而这些过滤之后的“事实”再进一步加固他已有的价值观。所以没有人能完全卸下传统的包袱。事实上，多数人会终生背著传统的包袱而不自知。每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事方式背后都有深厚的传统的支持，也因此几乎不可能被外力改变。这就是古语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所以，中共政权和它的激烈反对者们本是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传人。他们的理想和行事方式同是出于这个传统之中的统一情结；他们都认为只有自己的意愿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意愿，而别人的意愿都该被自己的意愿统一；他们都只关心如何操纵他人的命运、不关心如何改变自己的认知、提升自己的生活。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敌人的关系，而是同门师兄弟的关系。他们都在不经意之间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一份无比丰厚的“遗产”。

　　愿意对自己这份“遗产”有所作为的人可以尝试在每日的生活中对与自己价值观不同的家人、同事和朋友使用足够的尊重、善意和民主精神。他们会发现这比对遥远的假想敌喊打喊杀是难得多的事。开始习惯了对近距离的、具体的人使用善意，就有可能开始对更远处的人和更抽象的人群使用善意。

　　既然中共政权是适合于多数中国人价值观的体制，那就应该承认它有生存权，是与自己平等的对话和理念竞争的伙伴。

　　自然，中共政权和它的跟随者们不会视任何人为平等的对话伙伴。这是因为他们坚持要活在绝对权力统一全国的旧时代。但是欣赏自由、平等和民主价值的人们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活在不同理念能共同生存、平等交流的新时代。

　　对冲突的另一方使用尊重和善意也有实际的益处。在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有现出善意的能力，但只有极少数人有在冲突中被对方施以恶意时以善意回应的能力。所以，如果一个人对对方使用恶意，他几乎在所有的情形中都会被报以恶意，但如果他现出善意，他经常能得到善意的反应。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冲突的解决经常是由于一方首先现出善意而导致双方冰释前嫌。

　　甘地注意到，“如果恶意是人类社会的主要驱动力，世界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毁灭了，也不会有我写这篇文章，也不会有读者对未来抱什么希望。我们之所以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爱的存在。我们自己就是这件事的证明。”【8】

　　对对方使用尊重和善意不等于懦弱、回避冲突、或放弃原则。甘地对此的做法是：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理念的存在、坚持表达自己，一方面不强求对手接受自己的理念；承受对手的暴力，而拒绝对对手还以暴力，包括言语和身体暴力。在甘地看来，冲突双方之间的不同只是意见的不同；他们都有生存的权利，他们也都有表达的权利。在理想的意义上，这样的存在方式符合他信奉的“不伤害原则 (ahimsa)”；在实际的意义上，这样的存在方式在对手那里激起最小的敌意，因此给自己的理念以最大可能的生存机会。

　　5. 向不诚实的文化传统注入诚实的元素

　　人对安全感和权力欲的追求胜过对事实的尊重时，不诚实就是自然的行为。服从情结是服从于强者的意愿，即使这意愿与事实相悖；统一情结是迫使弱者服从于自己的意愿，即使这意愿与事实相悖。这些都是对事实的背叛、是对自己的不诚实。

　　对自己的诚实是接受现实、把现实置于自己的意愿之上、愿意根据现实来改变自己。现实首先包括外部世界的现实；这要求人承认对手的强大和自己的渺小、承认世界的复杂和自己的无知、承认自己的意愿并不具备“皇帝”的圣旨的资格，而只是社会中成千上万个意愿之中普普通通的一个。

　　现实也包括人的内心世界的现实；这要求人承认自己的恐惧感、挫折感、权力欲，也承认自己与对手一样，都被传统的厚壳裹紧，即使经过卓绝的努力也不可能蜕去多少。面对两种现实的诚实都需要勇气。对自己开始诚实时，对别人的诚实才有可能。

　　怒气是由于无法面对自己的意愿被现实压垮的事实，所以怒气也是对自己的不诚实。如果能够诚实地接受眼前的冲突超出了自己的驾驭能力的事实，怒气就会平息，人就开始获得平安。

　　诚实是平等的前提。在意见之争中，自己永远高对方一等；在事实面前，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平等才有可能。所以对于不诚实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无从谈起。

　　诚实也是民主的前提。生活在民主制度中就意味著经常会有自己不喜欢的政治人物赢得选举、有自己不喜欢的意见被通过为法律，如果多数社会成员不能诚实面对这样的现实，无法克制自己上下其手、做小动作、动辄要以暴力来推行自己意愿的冲动，这个政体就活不了多久。

　　如同诚实的商人使得商业交往变得容易，对自己诚实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容易：在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能达成共识的地方就是事实。在足够多的事实面前，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会找到共同点，社会的裂痕会慢慢开始弥补。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中，价值观不同的人不是处心积虑要置对方于死地，也不只是设法避免彼此碰面，而是设法彼此交流，通过交流发现冲突的表面之下的共同价值，一起创造新的文化。这个过程需要这个社会中的许多人的诚实。

　　总之，如果一个人希望给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注入一点新鲜血液，他有许多可为之事，这包括（1）检视传统如何决定著自己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2）将成功定义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的改变；（3）心平气和地尊重现实，不管这现实是自己如何不情愿面对；（4）以善意对待每日生活中的具体的人、尊重他们的独特价值观；（5）以诚实的态度面对自己的渺小、无知、恐惧感和挫折感，用事实与他人交流，而不是为意见争得面红耳赤，甚至生出恶意。

　　这些事也可以归结为放弃权力欲、放弃统一情结、放弃用自己的意愿来驾驭他人、修改现实。借用生物学的术语，这可以说是在自己身上实现对传统的变异。

　　一方面，这些事看起来都是不起眼的小事。另一方面，一个人要在实际生活中体行这些事谈何容易；这是要做一个不同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真心想让中国变成一个不同的社会，他除了首先让自己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之外并无它途。实际上，传统刻在每个人身上的烙印如此深刻，即使一个人用了全力去实践这些事，他也只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改变自己。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社会改造者都是只知道去改造别人，而他们的成效也有目共睹。

　　如果一个人开始去实践这些心态和行动，他会感到自己并不是只有束手无策、怒气和恶意。当他发现自己的双手也能做一点有用的事，不管有多小，他的挫折感就会开始消退，他就会平静下来、开始看到现实和理想之中的丰富的细节。这些认知的突破是对他自己的教育；他会因此发现更多的可为之事。他会开始尊敬自己：人的自尊不是来源于他高弱者一等的感觉，而是来源于他在面对强者时的镇静和行动力。当他的自尊多起来时，他就自己把自己拉出了泥潭，不再需要精神领袖、法师、武功盖世的大侠和外国的飞机导弹的解救。

　　如果一个人对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价值的欣赏只是叶公好龙，他去说服别人接受这些价值就是笑谈。反过来，如果他愿意改变自己、愿意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这些价值，他的口头语言和肢体语言的内容会在他自己的改变中丰富起来；这些会传染给周围的人。这就是他力所能及的对社会的改变。如果一种理想在一个社会中有潜在的生命力，那么当一些人提前活在这个理想中时，他们的群体就会如土壤中的一颗种子一样开始长大。

　　六．文化发明家的角色

　　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之悠久、体量之庞大，让任何改造它的企图都显得不自量力。但另一方面，一个民族的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一棵老树，虽然在远处看起来，其树冠的轮廓在几年之内没有什么变化，但仔细观察之下会发现它的细节处在不断发生变化：一些新枝不断生出，一些老枝枯萎、脱落。

　　社会中每一点这样的改变都不是自动发生，而是由一些人的有意识的努力促成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社会的文化。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大众对宗教的态度、对妇女投票权的态度、对种族关系的态度、对劳资关系的态度、对同性恋的态度、对环境保护的态度等都在不断演变。每一点演变都是许多人的毕生努力的结果。美国人不仅在发明著电灯、电脑、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也在不断重新发明著他们生存于其间的社会。

　　将新观念注入现存社会秩序的人可以称为文化发明家。文化发明家的使命并不是完全摧毁现有的文化 – 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他们也不是在发明一种全新的文化 – 也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发明的是一些新观念在现有文化中的成功生存。这并非易事：一个文化和一个生物体一样，都有强大的排异功能，会顽强抵制任何试图侵入他们身体的异物。所以在现存的文化中嵌入有生命力的新观念需要文化发明家的灵感和汗水，如同发明电灯泡需要爱迪生的灵感和汗水。当新观念在文化中扎下了根、获得了生命力之时，与之对立的老观念也就自动失去了生存空间。这是推动社会进化的代价较小的方式。

　　文化发明家面对的挑战比爱迪生面对的要严酷得多：爱迪生发明的是给大众带来便利、受大众欢迎的工具，而文化发明家发明的东西会遭致许多人的排异反应；爱迪生的烦恼只限于实验室的进展不够顺利，而文化发明家可能会搭进去自己的性命。文化发明家的每一个发明在最初都会碰许多钉子，其中的绝大多数夭折，但也有一些成功地扎根、发芽、长大，最终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美国近代最成功的文化发明家或许是马丁×路德×金博士。1954年，25岁的金博士从波士顿大学神学院毕业，来到南方的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担任牧师。当时美国南方实行种族隔离的政策。“如果一位游客在抵制公交车运动发生之前访问蒙哥马利，他会听到公交车司机管黑人乘客叫‘黑鬼’、‘黑猿’和‘黑母牛’。他会经常注意到黑人乘客从公交车的前门上车，付了车费，然后得下车，走到后门再上车。他有时还会注意到，在那个乘客走到后门之前，公交车已经带著他的车费开走了。这位游客还会注意到黑人乘客在空座位的旁边站著，即使车上没有一位白人乘客，而挤满了黑人乘客。黑人乘客被禁止坐在车最前面的四个座位上，因为那是白人乘客专用。更有甚者，如果白人专座已经坐满，而继续有白人乘客上车，坐在非白人专座上的黑人会被要求把座位让给白人。如果他们拒绝，他们会被逮捕。”【9】

　　次年12月1日，在蒙哥马利市的公交车上，坐在非白人专座上的黑人乘客帕克斯女士 (Rosa Parks) 因为拒绝给一位白人男性乘客让座而被捕。金牧师和另外几位同行决定发起抵制公交车的行动，倡议全市黑人以步行或个人拼车等方式上下班，以声援帕克斯女士。蒙哥马利几乎所有的黑人都参加了抵制运动。“抗议的精神如此深刻地成为每个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有时他们本来可以搭车却选择步行。对于许多人来说，步行有了重要的象征意义。一次一位拼车司机在一位步履艰难的老太太身边停下来，说：‘老奶奶，上车吧，你用不著步行。’老人挥手让他开走，说：‘我不是为我自己步行，我是在为我的儿子和孙子步行。’”【10】

　　白人控制的市政府采取了离间黑人社区组织者、以“反抵制法”的名义逮捕运动领导者、取消黑人拼车的保险单等办法以应对。抵制运动的组织者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金牧师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

　　“我讲了一些考虑欠周的充满仇恨的话。但我随后意识到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不能酝酿怒气，’我告诫自己，‘你必须承受对手的怒气而不还击。你不能苦毒。不管你的对手如何情绪激愤，你必须镇静。’”【11】

　　白人警察们不断找金牧师的麻烦。一天晚上，警察以超速的名义将他抓上警车，拐弯抹角开向荒郊野外。车经过一座废弃的桥下时，金牧师认为他们要杀人抛尸（当时白人对黑人的暴力私刑事件时有发生）。“我全身从里到外在发抖。我请神给我勇气承受我要面对的任何结局。”【12】当警车终于开到监狱门口时，金牧师才松了一口气，不禁自嘲刚才的慌张。

　　一些白人恐怖主义者好几次在黑人教堂里、在金牧师和其他一些运动领导者的家里投掷炸弹。“当我意识到我的妻子和小孩险些被炸死，我感到我心中的怒气在上升。……我又一次站在仇恨的边缘。然后我又一次拉住了我自己，说：‘你不能允许你自己这样苦毒。’”【13】

　　1956年11月13日，抵制公交车行动开始近一年之后，美国最高法院裁决阿拉巴马州的公交车种族隔离政策违宪。金牧师回忆：“最高法院裁决公布的第二天晚上，我家的电话几乎是每五分钟就响一次。一个打电话者说：‘如果你让黑鬼们坐在公交车前边的座位上，我们一个晚上就会烧掉五十个黑鬼的房子，包括你家的。’我平静地告诉他，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还没说完，他又说：‘黑鬼，闭嘴！否则我们现在就去把你的房子炸掉。’另一个打电话者大骂最高法院。他说他有证据表明所有的大法官都是共产主义者。他最后说：‘我们等著那个该死的布莱克法官回到阿拉巴马，然后我们就把他和你吊死在同一棵树上。’”【14】

　　那天晚上，三K党驱车到黑人社区示威。“平时，三K党威胁要来时，黑人们会躲回自己的家中，锁上门，拉下窗帘或关上灯。他们怕死，所以他们装死。但这次他们的反应不一样。三K党徒 – 报纸上说‘大约四十车穿白袍、戴白高帽的党徒’ – 来时，每个房子的灯开著，门也开著。党徒们开过去时，黑人们像观看马戏游行一样看著他们。……驶过几个街区后，三K党徒们感到有些困惑，拐到一条小路上，消失在夜幕中。”【15】

　　白人种族主义者们在这里使用的手段与中共政权一样，都是让弱势群体恐惧、让他们只能“装死”、乖乖就范。金牧师的对策是首先与自己的本能斗争：克服自己的恐惧、控制自己的怒气；然后帮助黑人兄弟们克服恐惧、控制怒气。在强权面前，于平静中生出的勇气比怒气中生出的勇气更持久，也更聪明。

　　虽然有了最高法院的裁决，黑人们回到公交车上与习惯了歧视黑人的白人乘客坐邻座同样是个挑战。在组织黑人们回到公交车上之前的那天晚上，金牧师在黑人社区大会上讲话：“这是我们必须保持冷静的自尊和智慧的自律的时候。我们必须阻止情绪变得疯狂。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使用暴力，……我们回到公交车上时，必须用足够的爱来把敌人转化为朋友。”【16】

　　第二天，蒙哥马利的公交车种族隔离政策正式取消，黑人回到公交车上。“一位（白人）老人站在司机旁边，尽管车厢后部有好几个空座。有人建议他到后面的空座上坐下来，他说：‘我宁愿死了下地狱也不坐在黑鬼的后面。’……一位黑人女士在下车前被一个白人男子扇了一耳光，但她拒绝报复。她后来说：‘我一个人就可以拧断那个小个子的脖子，但我在昨天晚上离开大会的时候就决定了照金牧师说的去做。’”【17】

　　历时一年的蒙哥马利抵制公交车运动有如下几个特点：（1）抗议的方式简单易行（拒绝乘坐公交车），因此呼召了众多的参加者（拒乘比例几乎达到百分之百，拒乘时间长达一年多）。（2）不谴责、谩骂对手、不喊大的口号，而是聚焦于一个具体的目标（公交车公司取消歧视政策）。正如高墙的倒塌是从一条小小的裂缝开始，从小事做起是应对大挑战的最容易取得突破的方式。（3）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保持自立和自尊。这些特点大大提升了这场运动在美国社会中的形象，由此导致的全美民意的转变是促成最高法院的有利裁决的重要推动力。

　　金牧师认为，“虽然最高法院的裁决是这场运动胜利的标志，但运动实际上在裁决宣布之前就已经胜利了。……全世界都看到，一代有勇气的新黑人在蒙哥马利诞生了。他们以清晰的轮廓出现，使白人不得不面对、甚至必须尊敬；使全美国的黑人仰慕、然后开始效仿。”【18】

　　蒙哥马利的黑人民众以改变自己的心态和行动给自己、也给全美的黑人照亮了变革命运的路径。他们的对手们则因为使用暴力和非正义手段而丢失了全社会的广泛的支持。

　　抵制公交车行动的成功催生了历时十多年的黑人民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种族歧视的法律法规被废除，种族之间的平等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今天，美国所有的少数族裔，包括华人，都在享受著这场运动带来的成果。金牧师刚到蒙哥马利时在公交车上见到的那些景象在当今的美国已经很难想象了 – 这不仅是由于法律的约束，更是因为当今美国社会的多数人认为那样的言行有违自己的是非观。

　　金牧师挑战的不只是某个政策、法律法规、执政团体，而是美国文化、尤其是美国南方文化中的一个痼疾。他的对策不是企图全面摧毁这个文化，而是从一件具体的事入手，在这个文化中嵌入一个新成分，以此来改变这个文化中的一些老成分。他对每个具体的人 – 文化的承载者 – 都抱有善意。在道德法庭上，他只是陈述自己的案情，并不抢坐法官的高椅；他尊重法官们 – 所有的对手和所有的观者 – 的裁决。只要他的陈述有足够的生命力，道德法庭上的法官们的良知就会开始做工作。对于那些早已习惯了用丛林法则来看待种族问题的法官们，金牧师的“用足够的爱来把敌人转化为朋友”的冲突处理方式给他们的视野之中加入了一个新的价值考量：是非感，这促使他们开始质疑自己那些丛林法则的正当性。这就是文化发明家的工作方式。

　　中国的社会改革者们面对的真正对手也不是中共政权，而是中国文化中的各种痼疾。两者的不同之处是：中国文化比美国文化对挑战者的敌意大得多、手段也狠得多，所以这要求中国的文化发明家们拿出比金牧师更强大的创造力、更强大的克制怒气和对对手展现善意的能力。

　　文化发明家与革命家的不同之处包括：

　　首先，革命家是被权力欲驱使、志在砸烂现秩序，自己取而代之。如黄巢诗云：“我花开后百花杀”，革命家要求别人都听自己的，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文化发明家则尊重现秩序，只是诉求自己在其中的小小的一席之地。但他们并不到权力组织那里去讨要生存许可证，因为一来他们不会领到，二来也没有这个必要：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所以只要自己的行为不伤害到他人，他们没有必要去寻求任何人的批准。他们只是坚持自己的存在、坚持发声、坚持对对手使用善意、承受对手的暴力而不还手。他们并不强迫对方做什么事，因为每个人做什么事本来是各人自己的权利。他们坚持与敌视和蔑视他们的人对话，但并不寄希望于后者的愿意参与。

　　其次，革命家的冲天怒气让他们对未来的理解只流于口号，而文化发明家从身边小事开始的心平气和的工作让他们能在当下就生活在未来的理想之中，于是未来的丰富细节不断在他们眼前展开。如果说革命家们的做事方式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的雷霆闪电，文化发明家们的做事方式就是不离不弃的润物细雨。

　　第三，革命家的仇恨发泄对象是对手其人，而文化发明家将人与事分开：他们尊重对手其人，只是促请他们考虑接受一些新的观念。革命家不感兴趣改变自己，也相信自己的权力是改变他人的唯一有效手段。文化发明家相信的是“心的大门只能从里边打开”。

　　最后，革命家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他们的成功靠的是大众的盲目追随，所以革命家的组织是极权组织，并且会在革命的过程中逆向淘汰，变得越来越极权。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文化发明家的成功靠的则是启发每个普通人的智慧和行动力，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当自己生活圈内的文化发明家。在文化发明家发起的运动中，每个参与者之间是平等的。蒙哥马利的抵制公交车运动固然得益于金牧师这样年轻有为的组织者，运动的成功最终靠的则是每个参加者改变自己的心态、甩掉恐惧感、感受到用自己的双手双脚创造的自尊。这场运动的每个参加者都是文化发明家。

　　不首先改变自己而试图去驾驭他人是出于权力欲。历史已经证明，通过权力争夺战来挑战极权政体带给中国的只是血流成河。通过自己的改变而在周围的人那里产生改变则是出于爱。对白人对他和他的黑人同胞的歧视、羞辱、打压，金牧师称之为“我们许多白人兄弟的在打瞌睡的良知 (the dozing conscience of many of our white brothers)”，【19】这是爱的心态。

　　借用金牧师的说法，虽然许多中国人看起来麻木、冷漠、自私、权欲熏心、有时残忍，但这同样只是良知在“打瞌睡”，也同样能被爱唤醒；它醒来需要的唯一条件是文化发明家们的坚持。爱虽然没有权力争夺战那样吸引大众的眼球、激起他们的亢奋情绪，它改变社会的步伐虽然是婴儿步，但走对了方向的婴儿步同样可以走得很远。每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最初都是从一个不及拇指肚大的种籽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