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中国的人权迫害-天下论坛-万维论坛-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1月11日00:25:43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作者谢燕益写于二零一八年

　　壹、抉择与归来

　　人生无常、世事无常、生命无常！“人生的壹切磨难乃至生死不过是修行、觉悟的契机！”这是我走向监禁前留在微信上的座右铭！历经 553 天的监禁隔绝，经历了各种磨难与考验乃至直面生死，特殊的人生境遇，更深化了这壹感悟，本来我认定了，人生或者说生命的目的原本就是壹场考验、壹次抉择、修炼升华的机会。对于人生来说，完全是造物主赐予的恩典，对我进行壹番熬炼。现在将这壹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我的思考记录下来，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间不乏深省、感慨，几度虚空，恍如隔世！

　　2015 年 7 月 9 日，震惊中外的 709 大抓捕拉开序幕，盖有 300 多名维权律师遭到当局非法传唤、拘捕、限制出境，此前自庆安事件发生后，已有数十公民及个别律师被抓后事态进壹步升级，该事件似改开以来空前规模的公开践踏法治、侵犯人权的壹次举动，无疑是壹次历史的反动。我作为当事者（二十四名被捕律师之壹，同时也作为过去十几年维权运动亲历和见证的所谓维权律师）以我个人的角度在此作壹个历史纪录。

　　在这个监禁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信仰决定自由。我们所遭受的壹切压迫与奴役，我们不自由，全与我们的信仰有关系，无论在看守所还是监居期间情形如何困难，假如我们始终相信，壹切都由壹个超越世俗的造物主所决定时，我们就不会那么恐惧与困惑、患得患失，壹切都可以坦然面对，壹切困难不过是考验与修行的机会，壹切为妳而准备。我们就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不断完善自我，对善的持守也会愈加坚定起来，也就能体会到，爱妳的敌人这句话的意境了。对我们来说，壹切伤害妳的人、冤狱的制造者，都没有仇恨、敌意而更多是怜悯与同情。无论是号长、管教、还是面对专案组乃至壹切所谓领导、当权者、专制统治者，看似命运好像掌握在其手中，而实则这壹切皆有定数，壹切自有安排。在监禁中如此，在社会上、人生中也是如此，时常考验我们能否做到与人为善，克服人性的弱点，做到“坚忍”二字，完善自我，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壹个社会，不历经苦痛何以得到提升与完善？诚如《和平民主 100 问》指出的那样，只有人性的觉醒与神性的复归，人类才能迷途知返得到救赎，建立向善的普适价值的信仰，摆脱奴役实现和平与爱的世界！

　　2017 年 1 月 18 日，我遭受壹年半非法监禁后回到家中的第壹件事就是以我妻子的名义，给各界发了壹篇致谢辞：今天下午 2：30 左右（2017 年 1 月 18 日），谢燕益时隔 553 天回到家中与妻儿团聚，第壹次见到了自己 10 个月大的女儿。他想向所有关心帮助过我们的亲友们表达他的感恩和敬意，所有的善行和爱，我们都将铭记，哪怕是壹闪壹念也显弥足珍贵。

　　善的力量正在每壹次患难中积聚成长！谢燕益表示，他对和平民主的信念没有变，对人权事业及法治中国的信念及立场也没有变！由于自己的身体和现实情况，在壹定时期内暂无力关注参与公共事务，需要多陪伴孩子跟家人在壹起，在此期间谢绝壹切采访和来访，希望大家谅解，再次感谢大家！原珊珊、谢燕益全家敬叩！

　　在我出来大约壹个月以前，专案组为了做我的思想工作，让我的家人到看守所来看我。会见时，专案组天津公安局壹位年长的戈姓局长在场（他壹直代表专案组上层负责做我的工作），我对该局长和在场的人表示，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社会将会有壹大批大觉者和社会领袖从监狱当中走出来，同时我还对他们说，和平民主是我们共同的事业不分体制内外，大家应携手壹起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好。

　　大肆抓捕律师和维权人士，在 709 事件中，只有手段，没有是非，只有强权，没有法治，它已经突破了壹切法律底线和政治伦理，即便是专制社会也世所罕见，连专制皇权时代，冤民尚可击鼓鸣冤告御状，言官御史尚可风闻言事而不治其罪，在二十壹世纪，竟然律师、公民依法维权遭此荼毒以力服人，这充分说明了当权者的野蛮、傲慢、无知与愚蠢！这个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历史责任谁来承担？如果这个案子没人来承担责任，没有基本是非，那么这个社会必将走向丛林法则动荡的深渊，只有强权没有公理，依法治国成为笑谈！

　　二、从酷刑说起

　　1. 酷刑曝光

　　我回家后的第三天即 2017 年 1 月 21 日，我兑现了自己在监禁中给自己承诺的壹件事定下的诺言，就是壹定要把酷刑披露出去！我想办法联系到了壹直关注 709 事件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将我所知道的 709 律师等可能遭遇酷刑的信息披露了出去，当时我的判断是王全璋律师、李和平律师遭受了酷刑（当时李、王二人都尚在监禁当中），根据李和平律师出来后披露的关于他个人的信息，他遭遇了工字链、强制喂药以及各种体罚殴打各种软酷刑，当然这其中大部分是当局的常规动作，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唯有工字链特别伺候了李和平律师。

　　现在看来，胡石根先生是最有可能遭遇酷刑（电刑等）的重点人物之壹，因为这次大抓捕的关键对于官方内部的合法性来说，就是对胡石根先生的突破，其实，回望整个 709 事件的发生，不能不说是壹场彻头彻尾的阴谋，律师与胡先生之间以及律师之间、律师与公民之间根本没有什么交集，当然按照官方的思维这可能叫做防患于未然，但是即便防患于未然也应该有个底线，这次官方彻底越过了底线，越线的原因很复杂，我后面要说到，第壹统治危机，反腐用力过猛，当权者在攫取和巩固权力过程中要传递壹种信息，就是要打压维权律师、打压自由派做给保守势力、中共的专制既得利益基本盘看，另壹方面，下面的操盘手如叛将傅政华先生等急于表现自己、急于漂白自己的叛将身份转移视线塞进私货。这其中，胡石根先生是否能够按照官方既定的逻辑就范就显得极为关键了，而事实上，综观整个 709 案的全局，官方对其内部能够拿得出手的政治猛料也不过就是，胡石根先生在七味烧吃饭时说了几句“大逆不道”的话（可想而知，当傅先生通过非法监听的手段得知胡石根先生在与律师、公民聚餐时发表大逆不道的言论时是壹种怎样的如获至宝的心情就像抓住了壹根救命的稻草！

　　若干年后对于专制统治大厦将倾之时壹些爪牙酷吏不择手段丑态百出的表现恐怕会沦为笑柄）。这几句大逆不道的话几乎就是本案的全部内容，加之胡石根先生的特殊身份，尤其在专制政权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的当口，几句随性而发的话竟成了颠覆政权的罪证。我不知道这个政权到底怎么了，实在不敢相信这是在二十壹世纪里。胡石根先生跟我本人只通过壹次电话，我跟胡先生的和平民主理念契合，因此胡先生曾经给我打过壹次电话，我也慕胡先生久已。而其他人，我以为都是 709 案的配角被生生制造入局的，周世锋律师原来并非维权律师圈的人，但是近几年周律师十分热心于维权事业，当然周律师本人或许有些小把柄为官方所掌握，但是不管周律师过去怎么样，无论如何那些都不足以影响周律师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选择，不影响其大节，都无法改变周律师在关键时刻与广大弱势群体站在壹道的历史选择这壹事实，其顺应历史潮流争取人权、抵抗专制暴政、争取公道、追求和平民主、追求法治的付出与贡献更是难能可贵，加之周世锋做事比较高调又有实力、有能力、有谋略，他在此事件当中，无疑与胡石根老师成为民间标杆式的人物，他们的事迹必将记录在历史上。在这件事情上需要明确的是，不要说壹个律师所的资深主任律师，即便是重大的腐败分子、过去犯过大错、做过大恶的人只要今天能够站在道义的立场上推助中国和平民主大业、人权事业，为终结专制独裁付出努力都将无疑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七味烧的壹次偶然聚餐成为官方制造709 的关键证据，当然维权律师存在壹些跟 NGO 的合作，比如有些项目资金的运用和出境交流学习的情况甚至律师依法办案，官方借机把它们统统政治化，渲染成壹种所谓西方反华势力的渗透，渲染成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颠覆国家政权大搞诛心之论，这是十分可笑的，不过是老套的文革遗风，就像贪官污吏们在拼命向海外转移资产移民的同时号召让普通百姓爱国那样荒唐。与此同时维权律师这个群体多年来做事比较认真运用法律武器死磕公权力。如上所述这就是 709 案所有的“罪证”，然后专案组就在这些“罪证”之间煞有介事的大作文章，把几乎维权律师的壹切言行都牵强附会，把大家打包到壹起，制造壹起惊天大案：“境外资金资助、西方反华势力渗透培植、培训、维权律师与访民互动壹起搞颜色革命……”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可是问题是，如果照此逻辑，那在民间社会又有多少人、多少事可以幸免呢？这势必将造成既然伸头壹刀缩头也是壹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局面。专制统治者壹定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后来专案组为了做我们的工作，让我们观看，翟岩民、胡石根、周世锋、勾洪国的庭审录像以及王宇律师取保的采访视频，我在观看庭审视频时被胡石根先生的眼神所深深震撼并受到启发，做了最坏的打算，其实那个时候，我已开始修炼，不那么患得患失了，只要能修炼在哪里都可以，惟有对家人有些愧欠和遗憾别无牵绊。胡石根先生在法庭上认了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他也同时获得了壹个可以清晰向世人阐述他的政治理念和主张的机会，和平转型的三大因素、五大方案，借助中央电视台等官媒广而告之，我想有朝壹日我要是走上法庭，像胡石根先生壹样，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把和平民主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方案诉诸于公，正是应了那句话，求仁得仁，不负自己多年来致力于推广和平民主文化、推进和平民主事业的愿望！当时想过种种开庭时的情景，如果开庭我的家人能到现场，我除了要传达和平民主的信念我无怨无悔，我还要告诉我的孩子们（当时还不知道有个妹妹），我想告诉我的两个儿子，爸爸爱妳们，爸爸无法再陪妳们捞鱼、逮蚂蚱了，爸爸注定将错过妳们的童年时光，可是爸爸希望孩子们记住，良心是任何代价都不能交换的！

　　到了后来，专案组再来审我的时候，我跟他们明确讲，我尊重事实、尊重法律，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我去监狱还是在社会上都是壹样承担责任，对我个人来说，哪个也不轻松。

　　后来我还对他们说，法治对于统治者可能比对被统治者更重要壹些，我们这些律师过去不管心里怎么想的，但是我们拿起法律武器死磕公权力的行为客观上是维护了现行的这个法统，直至今天我们的坚守也是起到了这样壹个作用，而恰恰是妳们的行为自毁长城，摧毁了妳们的政权之基就是现行的法统，说我们颠覆国家政权，最终恰恰是妳们正在做颠覆这个政权的事。除了胡石根先生，出于我对王全璋律师的了解，他肯定也没少受罪，全璋天性耿直，是个痴人，由于他的抗争与坚守还有他的率性而为，在壹些没有底线罪恶集团手中，他的遭遇可想而知。不管怎么说，那些畜牲的反人类罪行迟早有大白于天下的壹天，迟早会受到人民的公审！

　　我刚出来把酷刑曝出去是有些压力的，没有经历这壹过程的人可能不会理解，我很珍惜与女儿这场来之不易的团聚。好在当时陈建刚等律师已经把谢阳律师的酷刑情况公之于众，酷刑的问题开始在网上发酵，客观上降低了我的压力。有人可能要问，妳是如何知晓其他在押人员遭受酷刑这方面信息的？我觉得这壹切都似乎是安排好的，当局为了逼迫我们就范，自2015 年 9 月 8 日将我们从北京监居场所转移到天津，天津这个监居场所应该在壹个武警部队里，负责看管我们的都是武警战士（北京的监居场所也应该在武警部队里我猜测大概在北京昌平小汤山壹带）。记得时常听到周围有放炮的声音，我想那可能会离公墓或者火葬场不远吧？到了天津他们就开始放开手脚，使用各种手段逼供，采取饿饭、禁止走动、殴打、恐吓、睡觉固定姿势、严管，壹天在壹个墩子上坐军姿 16 个小时连续半个月，我有几次听到有人哀号，当时的判断可能是，江天勇、唐吉田、王全璋他们，现在看来，王全璋、胡石根可能性最大（出来后得知，唐吉田、江天勇当时没有被抓）。转到天津后，我被监禁在 08房间，我的对面是 11、12 号房间（这是在壹次房间消毒我被带离时从眼罩缝隙中看到的）。

　　2015 年 10 月 1 日上午九点左右，我清晰地听到，在我头顶楼上的房间里，有人重重摔到地板上并轻哼壹声便没了动静，似乎是动用电刑的情形，自 10 月 1 日至 10 月 10 日几乎每天我都在深夜听到审讯和有人哀号呻吟的声音，自此我就暗下决心，壹定要克制自己，想办法尽早出去把酷刑揭露出来，我可以保证这绝不是我的幻觉而是真实发生的事实，希望有朝壹日我们外面的人可以亲临酷刑场所参观壹下，709专案天津监居场所壹楼08 号房间的楼上，壹定是壹个特殊的房间，我经常听到上面搬移各种设备设施、倒腾过来又倒腾过去，而且还有不断的安装调试的声音，至少持续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当时不知道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在 709 专案监居即将结束的那段时间，也就是我们被批捕前的几个晚上，我在天津监居场所的 08 房间曾听到上面的房间里有人整理文件的声音，壹摞摞文件敦好码齐，上面好像时常有人开会，我经常听到上面的声音。关于酷刑的问题，我判断，胡石根先生遭受到的酷刑，主要应该来自于当局高层的授意，尤其傅政华先生立功心切想迅速突破胡先生从而在 709案件全局上占据主动其利害关系显著，胡先生受到的酷刑主要责任将来按照反人类罪追究傅政华等加害者时具体的策划者、实施者则根据责任大小来定夺，而王全璋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王全璋由于性格耿直其遭遇的殴打、刁难、折磨，不排除与看押人员及办案人员的主动施暴有关，其酷刑折磨可能完全出于人性之恶压服对手意志迫其屈服的个人动机，而这个责任主要在具体实施者，而傅政华及天津公安局长赵飞等其主观方面无论是漠视还是纵容乃至暗示都应承担相应责任，无论如何作为对于整个案件能够产生决定性影响主动或被动参与策划、实施、包庇、掩盖者并且充分知晓案情的各个主体，按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来界定，对于实施酷刑、虐待、故意杀人等这壹类严重的反人类罪壹般不能得到豁免，诸如实行酷刑等这类反人类罪应当实行最严格的责任，共犯将来壹定也要加以认定。王全璋整整两年多没有任何信息这本身就是恐怖主义行为，酷刑及反人类罪的追诉由于当权者公权力所处的支配地位，应该在证据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及程序上强化侵害方的责任，只要受害人进行了客观描述、只要发生了危害的后果有初步的事实，那么加害者就要承担合理排出的证据责任、程序义务。壹切罪恶就像所有善行那样必将记录在历史上。

　　天津市公安局有对当事人动用酷刑的传统，后来我们转入天津二看后，起先我在 D5 监室，16 年春节后转到 C4 监室，我的管教叫吴杨和袁溢，与我同监的壹名叫张科建的在押人员向我披露起他的弟弟张耒曾经在批捕后壹度转为监居两个月，即大概在 2014 年 12 月前后，在这离开看守所监视居住的期间，办案人员对他实施了严重的酷刑，这个案子后来判下来，老张给我看了判决书，明眼人壹看便知，天津市公安局把壹个纯粹的民事纠纷做成了合同诈骗案（大家可以关注壹下田文昌律师代理的天津张耒、张科建对博华基金的合同诈骗刑事案件，里面有壹些具体的案情）。直至后来老张的弟弟张耒自杀未遂，酷刑才被迫中止。张耒为了申冤曾经几次以自杀的方式求见天津市公安局长赵飞，据说赵飞还亲自接见了张耒，张耒把自己的冤情告诉了赵飞，不知为什么最后这个案子还是被起诉并被判有罪，张耒与李闻雷先生被判无期徒刑、张科建被判五年徒刑。这个案子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不可能够罪，但是在天朝没有什么不可能（天津司法当局为了封口将张耒和李闻雷两个主要人物判了无期，这个案子有重大黑幕涉及权贵利益集团），作为律师在过去十几年的执业生涯中深刻领教了司法的黑暗，只有妳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司法黑恶化、板结化的程度十分严重，但是天津司法的邪恶黑暗程度还是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还有壹个众所周知的案子就是天津 812 大爆炸案，先进行排练，庭前会议都做好认罪工作，连所有参与辩护的律师也配合他们演好这出戏。我看了起诉书和判决书，完全是抓了判了壹批替罪羊，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司法和喉舌狼狈为奸，这壹笔笔血帐恐怕早晚是要还的。

　　天津大爆炸案，坊间有各种传说，有阴谋论者认为，壹、政治示威说、二、毁灭证据说、三、洗钱说。但无论哪种说法，大爆炸的司法审判就像壹场荒唐的闹剧，由于我们监室有壹位所谓大爆炸肇事企业瑞海集团的员工周 X 刚，每次被提讯，公检法如何做他们的工作我都知道，这个案子判得很奇葩，瑞海集团所有资质都齐备，最后还是判了非法储藏危险物品罪、非法经营罪、危险物品肇事罪。于学伟等壹些企业人员和壹些较低层级的官员被判死缓及有期徒刑成了替罪羊，于学伟在宣判时因为没有被直接灭口而高呼感谢习主席的口号，瑞海是壹个有背景的企业，而真正的幕后特权利益链条并没有被揭示出来，这场惨剧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以及这个案子的真相到底如何也没有查清，司法壹贯是包装掩盖、避重就轻的手段。这种暗箱操作的手法给权贵们在幕后进行利益交易摆平这件事大开方便之门，而平民百姓及士兵们的生命如蝼蚁壹般白白牺牲。造成这壹惨祸，真正该承担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历史责任的壹概逍遥法外，这壹处理方式，势必将导致此类惨祸无可避免的再度发生。还有我同监的壹个杀人案，主犯通过送礼打点以其他罪名判了几年了事，而从犯们却重判十年以上至无期徒刑。另壹个杀人案嫌疑人被制造背上不相关的案件。不知道天津市公安局、天津司法机关过去 10 几年来制造了多少冤狱、搞了多少徇私枉法、用法律杀人的罪恶勾当？而全国的公安、司法机关过去十几年又制造了多少冤狱、搞了多少徇私枉法、用法律杀人的罪恶勾当？

　　无论政治案、老虎案还是有壹定社会影响的案件，基本都是固定套路，千方百计逼迫当事人认罪以及自污，然后摆造型、进行舆论造势、道德丑化，开庭前严防死守，为了顺利进行秘密审判，让事先安排好的法官、检察官、官派律师各种角色悉数登场，庭审现场安排大量无关人员占据旁听席，甚至有时要进行庭前模拟排演，最后却还要在电视或互联网上向外界展示壹个公开、公正审判的形象，虽然导演的水准绝对可以拿到奥斯卡不过绝对侮辱人的智商。

　　程序正义、司法公信力则损害殆尽。由于在专制社会条件下当权者为了现实权力、利益较容易倾向于进行短期政治策略的选择、采取短期行为，这就容易导致专制与人治的灾难性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在壹些体制内改革力量及有识之士、专业人士的推动下，司法包括公检法以及羁押狱所正在从专政工具的角色逐步向社会法律功能的角色转变过渡，这个改革与转变在强大的专制保守势力的阻挡之下本已举步维艰，官僚权贵为维护其既得利益而产生的维稳体制进壹步导致司法改革的历史大倒退，听党指挥、忠诚于党诸如此类文革式的标语在看守所、监狱及公安部门比比皆是，而壹切法律则视若无物。

　　上面我讲到了酷刑，我在被监禁前也听说过死人床这种酷刑还有各种肉刑、水刑、电刑，然后打妳内脏在外面却看不出来，壹个镣铐有几十种玩法其中比较有名的如“秦琼背剑”、给妳打毒针、吊起来、做老虎凳、坐飞机、数星星等等。我曾经代理过法轮功被酷刑迫害致死、致残的案件，还有打毒针的案件，受害人由于被打毒针整条腿都被碳化了看上去整条腿黑如焦炭。法轮功学员遭受的各种酷刑包括活摘器官等等都是外界难以想象的，它却是壹个比较普遍的事实。关于强迫吃药，对妳的精神意志进行摧毁，这样的酷刑都是真实发生的。所幸这次被监禁的壹年半时间里，除了强迫吃药、挨打、疲劳审讯、饿饭、强制长时间固定坐墩，我并没有经历其他酷刑。专制独裁不改变，这个黑白颠倒的世道我们谁都无法保证明天不会再被抓捕，我们也无法保障自己不会再经历酷刑和各种厄运。但是以我现在的心理承受能力包括信仰和意志力，可能其他酷刑我觉得都不是太大的挑战，因为只要能放下生死大不了壹死比如说水刑，就是以毛巾盖在妳的头上用水淋或把妳的头按进水里让妳窒息或者灌辣椒水等，这是比较恐怖的壹种酷刑，用各种办法控制妳的呼吸，这的确会让人很痛苦也很绝望，但是这些酷刑如果妳能放下生死或许还是熬得过去的（当然这是在外面凭想象来说这个话，所谓站著说话不嫌腰疼）。唯有我想象得到的壹种酷刑我觉得是壹种极限的挑战，就是死人床或者说活人棺材，即把人放进壹个类似棺材、抽屉式的封闭空间中，在狭小的空间中，我曾经有过在出现故障的电梯中长时间滞留的经历，那是壹件很恐怖的事情，比如在 2012 年 7 月份，北京壹场暴雨由于广渠门桥下积水过深，壹名驾驶越野车的男子被困于车内窒息而亡，据说死前曾用头猛撞车窗玻璃，还有每年各地都要发生的煤矿瓦斯爆炸各种矿难，被困井下矿工只有在绝望的挣扎与煎熬中慢慢死去。据说明朝时期朱元璋、朱棣父子俩死后，他们的妻子嫔妃都被活活关死在地宫里殉葬，可以想象她们死前的那种绝望与恐惧的心情。这次 709 被抓后，在壹个小房间里长期被关押与世隔绝，在那种困境中，妳不知道此生是否还能活著出来，现在出来了在外面完全可以把它当作笑谈，可是当妳置身其中时，的确是壹段异常艰难的历程，对人性的弱点是壹场严峻的考验。现在来看，对我来说，把壹个人放进活棺材里面，让妳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可能足以让人发疯，当然这也只有极其邪恶和残忍的人才能做的出来，我把这个想法公布出来，也无疑是向专制统治者、邪恶份子暴露了我的弱点，我的恐惧，它可能会被更广泛的用来对付异议人士，对付人民，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人性，我对未来还是乐观的，并且我觉得，仁者无忧，只要人有自己的信仰，相信向善的普适价值的存在，它是绝对的，它超越壹切生死与苦难，壹切都由超越世俗的造物主来决定，那么我们就会免予恐惧，只要我们告别了恐惧，邪恶就会恐惧，他们的恐惧才是无底的深渊、万劫不复的，不仅此生而且永世。有了这样的信念，我就有勇气把我的弱点公之于众了！另外我还有壹个小小的支点，就是我的女儿，我真的愿意为她承受壹切，哪怕再困难、再恐怖，我都可以为她承受。我在女儿面前还有那么壹点点虚荣心，希望自己在女儿面前表现得好壹点，做壹个强大的爸爸，每个父亲都希望自己能成为女儿心目中的英雄，难道还会有爸爸害怕的事情吗？

　　2. 强制监视居住是壹种反人类的恐怖主义酷刑2015 年 9 月 8 日临近中午，我被告知清点扣押物品并让我签字，这天夜里我被告知因房屋改造修缮的原因转移羁押，我们自此离开北京的监居地点（自 7 月 12 日至 9 月 8 日在此羁押）被秘密转移至天津的监居地点。这种强制监居的方式，大概最早起源于党内斗争和贪腐的调查，尤其近几年有不断蔓延普及的趋势，这种非法拘禁的方式被各地纷纷效仿，用党内术语叫做双规或隔离审查，是壹种变相的文革斗争、法西斯式的手段，这种法西斯式的非法拘禁正在日益被合法化。党内双规，纪委办案采用的十分普遍的壹种做法，它可枉可纵，可宽可严，可松可紧完全凭当权者的需要和好恶，本质上是壹种家法、私刑。像壹种内部禁闭

　　式的刑罚密不透风，尤其到周永康时期把它发展成壹种酷刑，这种监禁方式本身就是极不人道的是壹种酷刑。本来监视居住在刑事强制措施里是最宽松的壹种方式，监视而不控制，人身自由不受限制，而现在这种由军队（武警）介入内政参与到司法里的监居俨然成了壹种异常严厉的秘密关押，实行无限监禁，主要功能就是对被羁押人造成心理压力与恐惧，并可以为了达到办案目的为所欲为不择手段监审合壹，以监为审。曾经看押我的人多次明确对我表示，壹切都要听专案组的，壹切都要配合专案组，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的吃喝拉撒、坐卧行止都要由专案组定夺，看押我的人经常说的壹句话就是，有什么事找专案组我们可以代妳转达。专案组对妳布置了软酷刑之后，然后就坐等妳的央求。这种监禁方式完全是非法拘禁，应该说也是壹种创新，是实行专制的重大成果，堪比厂狱、法外之狱，我们因此能有幸享受壹次钦犯诏狱实属幸运。大家都知道，武警本质上就是武装部队，它的将领官兵时常与解放军置换，比如我们可以看看王建平上将、刘源上将等的简历。武警人员不仅通常不具备司法知识没有相关培训考核、专业训练，更缺乏人权常识和理念，而且在司法制度里它既不是壹个执法主体更没有任何执法依据缺乏任何其权力责任的内容规定。武警事实上是壹个完全封闭的军事组织，其训练、作息、建制均是军事化单位，其最高信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壹切纪律、组织原则均是军队性质。在监禁人被羁押期间，没有任何外部制约监督机制没有救济渠道，甚至连生命健康、心理卫生等这些人道关怀方面都缺乏壹个独立的法定保障机制，这壹切都决定了在其中的监视居住完全有违现代法治原则，对人权构成极大威胁也是极不人道的。家属律师不知情，不能会见通信，外界甚至不知生死，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近年来屡屡听到监居造成的各种非正常死亡、精神失常、人身伤害的事件。在这壹过程中滥施酷刑往往是无可避免的，谁也无法对这壹法外之刑做出壹个独立、客观、科学的审视与判断。谁都有可能成为下壹个受害者。这种无比残暴野蛮的酷刑壹天不铲除就如临到每壹个公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壹种反人类的恐怖主义酷刑，它是对人类文明的公然挑战，是对被羁押者的壹场超限战！严重违反国际反酷刑公约、世界人权宣言、人权公约、联合国宪章！强制监居对被羁押人的种种残酷和不人道，我们具体每天是如何生活的，都经历了什么后面我会涉及到。

　　尽管当局在修改刑诉法时将壹直以来非法拘禁的手段“强制监居”进行了程序上的合法化，列明涉及国家安全以及贪腐案件等可以指定监居场所，但这是壹次彻头彻尾的历史的反动，公然违背法治精神，严重践踏人权，它直接违背了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这壹规定。假如这种监居形式可以存在那么宪法三十七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像诸如此类历史的反动，充斥在近年来的立法活动当中，立法在司法、行政之后，为维护专制权贵既得利益俨然撕开虚伪的面具予取予夺公民基本人权。这种恶法开始逐年增多比比皆是，如保守国家秘密法、国家安全法、互联网安全法、民事诉讼法中禁止公民代理的条款、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刑法三百条、刑诉法中的秘密强制监居条款、游行示威法、警察法中任意查验公民身分证的条款等等还有出版管理条例、宗教管理条例、计划生育法、在民生领域、经济领域、财政税收、土地领域、文化思想、新闻出版、教育、卫生等等方面的法律，除此之外还有大量行政法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这些违宪违法的法律、政策不管是出于部门本位、短期的政治考虑还是专制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管控维稳的目的可谓不胜枚举俯拾皆是，几乎把改开前二十几年具有法治精神的法律体系破坏殆尽，这套法统已被近年来壹些违法的立法、乱法弄得惨不忍睹信誉破产，总之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凡是有利于专制权贵既得利益特权者几无法律规限，凡管制公民自由的则罗网重重，凡是有利于专制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动辄与国际接轨，凡是制约其权力的视而不见，凡强化公民责任的壹概采纳，凡有利于公民自由、人权的必视若无物。

　　三、 709 的发生是大概率事件！

　　709 大抓捕发生的原因有很多因素，它的发生可以说是必然的。民间的因素往往成为专制统治集团内部进行博弈所要利用的壹种手段。709 冤案的发生大致有这样几个根源：第壹、它是统治危机的产物；第二、它是维权运动突破专制统治打开缺口的历史必然遭遇。第三、叛将的阴谋！709 案师出无名是壹锅夹生饭，彻头彻尾的壹场司法冤狱！第四、709 导火索——庆安事件——为了尊严，底层社会壹次绝望的抗争！

　　第壹、统治危机的产物

　　2012 年中共十八大之后，当权者面对全面到来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统治危机，反腐用力过猛，权贵们人人自危，专制统治的官僚权贵这壹基本盘发生动摇。由于专制统治集团内部对权力、利益的无限追求，当官僚权贵成为壹个阶级，利益板结化、利益固化愈演愈烈，利益垄断成为壹种常态，新生的权贵集团必然要与旧有的权贵集团发生利益冲突，同时豢养起来的官僚权贵集团欲壑难填，专制统治集团的内斗、分裂加剧。既得利益格局的平衡因权力再分配而被打破，专制统治集团内部新生的权贵集团与旧有的权贵集团，维稳体系与技术官僚集团之间的分裂内斗加剧了专制统治危机，以打压自由派及维权律师来平衡左右赢得攫取权力、巩固专制权力的时间则成为壹种选项。

　　第二、维权运动突破专制统治打开缺口的历史必然遭遇2000 年以来，由于专制体制造成官僚权贵日益成为壹个阶级尾大不掉的格局，权贵阶层对权力、经济的垄断以及对民间的巧取豪夺、肆意压迫日益严重的情形下，全国各地冤狱遍地，百姓诉冤无门。另壹方面，权利意识的逐步觉醒，壹些维权律师、公民维权领袖渐渐意识到（其实也是被逼、迫不得已的选择），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在维权过程中只有抱团取暖、联合起来才有可能打破官僚权贵利益板结化的现状。以维权律师、维权公民为主体的维权运动在中国大陆的现实社会中迅速成长起来，这壹现象的发生有其内在逻辑：尽管当局不断加强对维权活动、公民社会、政治异见还有宗教信仰方面严格管控进行所谓维稳（维稳维稳，多少罪恶假汝之名，有多少恶吏借此塞进私货！），无比精明的各级官吏看透了这个社会的本质，由于他们的权力不受制约官僚权贵作为壹个利益共同体，肆无忌惮疯狂利用公权力巧取豪夺无恶不为。不仅行政权、司法权被肆意滥用，各种腐败寻租相互袒护媾和，司法、行政权力利益日益板结化，整个专制既得利益系统几乎靠违法犯罪维系。司法、行政乃至立法上的罪恶日益深重，不断向流氓化、黑恶化发展，沆瀣壹气、上下壹体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面对这个贪婪的专制既得利益犯罪团伙，求公道、求生存，整个社会寻找出路的巨大现实需求催发出维权律师、维权公民领袖以及整个维权运动的出现。

　　贪官污吏们在只有利益没有风险时，大家铁板壹块，这种联系也都只为私利各自为战。如果维权律师、公民朋友们互助互帮，集中力量展开对个别地方、个别违法官员、恶警采取控告、举报、曝光等手段壹追到底、各个击破让其付出某种代价则完全是可行的。此时个体的受害公民、维权律师联合在壹起对付个别贪腐、渎职官员在现实中则能够产生壹种局部的优势，对其构成真实的威胁。个体的公民由弱小变得强大，并且维权公民、维权律师始终占据道义和法律的制高点，这种维权意识从自发到自觉渐已成势。与此同时，尽管壹些台前、幕后的贪腐官员可能直接或间接与被“定点清除”、“围观”的贪官、恶警利益攸关，但无论是地方上还是中央的贪官污吏们由于其自身不干净对于其难兄难弟也不敢贸然出手相救，免得引火烧身，往往前台的马仔可能就会倒霉。由于专制权力的垄断、无孔不入，导致贪腐横行、官僚权贵阶级做大的同时内部也时常出现分赃不均而产生分裂与内斗，这就进壹步给民间的维权运动带来了现实空间。

　　当然，对于维权行动而言，这里面有壹些具体的对策和技巧比如：针对贪官、恶警个人而非机关政府、整个体制，不断加大对方的违法成本不断降低己方维权的成本等等。维权律师、公民们对于利用法律、自媒体、行为艺术以及民间力量的整合手段捍卫自身的权利与尊严推进法治愈发驾轻就熟、得心应手，而当局对此则无可奈何。这次 709 事件，官方狗急跳墙，体制内的黑恶势力联合起来，完全置壹切法律程序与公义于不顾，彻底撕下所谓“依法治国”

　　的虚伪面具而大打出手，将律师与公民们先抓起来再说，而后大搞文字狱未审先判，大肆进行舆论审判，把维权律师的正常的办案、学术研讨、对外交流渲染成颜色革命和平演变，意图政治化妖魔化，大搞诛心之论，炮制成“里通外国”，大肆展开运动式执法，泼脏水、扣帽子煽动仇视西方、抓汉奸抓特务等狭隘民族主义老套的文革遗风。专制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即使为了维系专制统治权力原本也大可不必剿灭民间维权行动，这些维权行动客观上也是帮助其维护既成法统并对真正危害其统治利益的内部腐败势力产生威胁给予其选择性清除异己的充分借口和机会。那些清廉的官员、体制内坦荡无私者更无需大惊小怪，无论如何这种维权活动都不会对其造成伤害。但专制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决策者、执行者壹方面为了各自的私利另壹方面长期受到专制思想的毒害，充满敌对思维。

　　专制统治者为了维系专制集团既得利益、专制权力壹直以来，妄图让民间社会始终处于原子化、沙粒化状态，将其分而治之，避免民间产生任何组织化或准组织化的挑战。这种典型的法家专制思想、驭民之术、权术阴谋诡计在专制统治集团内部壹直占据主导地位，与现代文明的意识、包容共建、多元互利的建设思维势如水火，专制意识形态并非文明社会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价值取向而是壹种斗争哲学互害模式。壹切只是为了权力，为了江山永固，不择手段的趋势比如会出现诸如：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分化瓦解、露头便打的邪恶之法。

　　第三、叛将的阴谋！709 师出无名，是壹锅夹生饭，彻头彻尾的壹场司法冤狱！

　　709 大抓捕的发生其实蓄谋已久，是叛将瞒天过海、暗渡陈仓的阴谋。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发生了两件足以改写中国历史的事件，这两件事客观上大大冲击了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其壹是薄王事件，第二件就是令计划之子令谷车祸事件。坊间传言，2012 年 3 月 18 日凌晨（薄熙来三天前被免职），北京海淀区保福寺桥附近，发生壹起重大车祸，令计划儿子令谷驾驶的壹辆法拉利跑车严重损坏，车上壹男两女，男子当场死亡，两女送医后壹死壹伤。事故发生后，北京警方封锁现场，了解到令谷的特殊身份后，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先生向其顶头上司周书记汇报，周得到此信息如获至宝，此时正值十八大召开前敏感时期，如向外公布，则令的前途将不堪设想，于是周与到达现场的令进行沟通，双方达成秘密协议，民大两位女生的善后事宜由周安排中石油蒋洁敏出钱私了，据说周提出的条件是，帮助薄软著陆，令则要利用中央办公厅的权利在中委中进行摸底，以达到周令等十八大所预想的人事安排的目的。

　　但是，时任北京公安局长傅政华先生自知干系重大则向其老市长王先生密报此事（自此傅先生得以成为王先生的心腹壹柄得心应手的利器，王先生近年来主导的反腐要案多有傅先生的报效）。据说王后来将此事汇报给其老上级朱先生，这件事最终得以被揭示出来。十八大之后，执政党新领导人顺利上位，而傅先生其实是周书记和刘书记提拔的人，可想而知其过往为上司扛了多少活。众所周知他在镇压法轮功的问题上不遗余力，在镇压异议人士上也毫不手软，包括新公民案、茉莉花事件他都痛下杀手尤其曹顺利女士的死他难辞其咎。至于他的贪腐以及利用公安大权给权贵集团充当打手保护伞、滥用职权大肆监控公民隐私的罪恶勾当尽人皆知。因此他急于通过制造 709 以及壹些危机事件的处理向上头表衷心并通过壹系列操演摆脱其派系色彩在新的政治格局中稳固地位、掘取权力，包括淡化转移当权者对其可能涉及到的壹些利益交易、贪腐问题的查处，其用心可想而知（而在专制社会条件效忠从来都是第壹位的，至于说傅先生的贪腐渎职不仅不会成为其得到升迁、手握重权的障碍反而成为其有利条件，因为专制统治者往往喜欢有劣迹、有把柄的能臣干吏为我所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壹次的城门之火就殃及了 709 案的律师这些池鱼们。当然像曹顺利的死，傅先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权力的傲慢、有权就可以任性的必然结果，也是专制权力不受制约的必然结果，曹顺利病危之际，记得王宇律师和社会各界向北京公安局提出过取保的请求，这本身是人道主义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壹切法律与政治层面，但是遗憾的是，傅先生当时把控的北京公安局出于曹女士政治异议者的身份以及在国际上给专制极权造成负面影响的原因，有恃于政治正确就是死死关著不放，最终导致曹女士被活活关死的惨剧。这壹事件的发生相信也并非傅先生的本意，他壹定也会后悔不迭，如果时间可以倒流，让他重新选择的话，恐怕他也壹定会竭力避免这样的惨剧发生，但是在专制社会条件下，这样的惨剧又几乎是无可避免的。这次刘晓波又被活活关死，这是怎样的壹种残忍怎样的壹种暴政，不管是有人主动投毒还是放任刘先生自身病情的发展与恶化都难逃杀人的罪恶。

　　2015 年 7 月 12 日，在我被抓捕之前，我发表了最后壹篇文章是《王宇、周世锋、刘四新抓得好！》。此后当局找我谈要求我不再发声被我严辞拒绝，并将当局找我的过程及相关录音发到了网上，我痛斥他们的罪恶直指黑恶势力今天我仍坚持我的这壹观点，无论是接受采访还是与他们面对面，我都直言：这不是我个人的权利和得失问题，我进退的壹尺壹寸关涉到千千万万公民同胞的尊严和权利，直接关涉到我们的子孙后代，我退无可退！对于遭此壹劫我似乎也有预感，《让和平民主成为全民共识！》是我在进去之前在互联网发表的最后壹片政论文章，似乎我在等待著事情的发生！

　　709 事件的发生，具体的操作人员，以及壹系列政治迫害、打压民间维权、对公民社会严防死守，无关认识上的问题，纯属血债帮和既得利益集团为了防止被清算联起手绕开壹切公义与法律而采取的违法罪恶活动，是非黑白大家都十分清楚。

　　所以，在中国社会整个和平民主转型过程中，明知罪恶而故犯，明知是非、善恶而为了壹己之私争权夺利掩盖罪恶滥施暴行者，与认识上出现偏差，认识能力模糊不清，意识形态上由于被洗脑被封闭而做出错误判断的违法作恶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认识上有错误，完全可以宽宥谅解，知错能改则善莫大焉！而明知罪恶还要壹意孤行制造人道灾难的酷吏恶霸们则要另当别论。到底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历史上可以找到大量的事实和证据来加以认定。

　　为何说 709 师出无名，是壹锅夹生饭，彻头彻尾的壹场司法冤狱呢？众所周知，709 事件下手的第壹个律师是王宇律师。在抓捕王宇律师的前夕，当局开始还打算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至少表面上看起来也要师出有名，比如 15 年 6 月底 7 月初还将王宇律师的旧账翻出来，所谓王宇过失伤害案的民事赔偿、刑事罚金收缴的问题，不管怎么说，这对于司法机关还是当事人来说，的确是壹个法律问题，是壹个需要进入司法程序解决的问题。可是当局的这壹招在律师群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王宇律师迅速募得了相关款项以应不时之需，并且作为法律人，王宇律师本人及人权律师群体也都做好了应战的准备，要与执法机关在法律程序上壹较高下，以化解这场危机。就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彻底撕下法治的面具撇开壹切法律程序与公义大打出手、直接抓人采取壹轮运动式的镇压。后来的势态发展证明，709 文革式的这场运动如果师出无名，会向民间传递什么信号，带来什么后果呢？我认为民间通过 709 看清了当局的本质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法律是要妳们屁民遵守的，法律对于当权者来说，我想遵守就遵守，我不想遵守妳又拿我如何？关起门来养猪，爱谁谁？这叫做法无定法，世事无常。

　　在这壹过程中大家都看清了，那么既然妳无所谓了，可以恣意妄为，那么民间的退路在哪里呢？连律师都想抓就抓了，那么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乃至官僚权贵们、普通百姓的出路又在哪儿呢？从草根到精英谁可幸免呢？对于民间来说，就是退无可退，伸头壹刀，缩头也是壹刀！

　　大家也明知道，709 案的这些律师和公民们是无罪的，连中共的口袋罪也不好装下去。这些律师和公民们，不过就是说几句真话喜欢仗义直言，吃吃饭，喝喝水，发表发表文章，做做维权案件，间或与国外有些交流合作项目，不过如此。权力却是如此任性，壹些盗国贼们由于自身的原因深感恐惧（在专制体制下人人都没有安全感），律师和公民们则横遭壹场人祸。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近现代以来，政治犯普遍废除死刑这件事，在近现代全世界各个国家普遍采取对政治犯废除死刑的做法，其实这并不是说明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恩赐，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态度变得更仁慈了，而是统治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害怕被政治清算而产生的结果。

　　就是在现代社会里，应该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比过去都要理性了，在壹个大的时代背景和大环境中实现了某种妥协，尤其是在壹个开放的互联网环境下，人们有了比较高的理性意识，可以预见到的是，709 大抓捕的师出无名，短期可能会震慑个别愚民，而长期来看，政治犯和民间抗争壹定会向更高的形式发展下去。试想在互联网环境下，继续搞文字狱、因言治罪还想限制言论，搞文革那壹套，是愚不可及的，由于成本过高，必然会加速专制统治的失效。

　　因为发表文章、发微博、发推、发微信、聊天聚会就像喝水吃饭、呼吸空气壹样，妳怎么压制的了呢？这种逆流无异于向人性开战。所以明智、清醒的统治者都会判断自己的权力边界对自己有准确的定位，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709 事件的发生不仅仅是专制统治者陈旧落后的敌对思维的反映，专制权力傲慢与凶残的本性，还折射出专制统治集团除了唯利是图，与这个时代、当今社会的发展严重脱节，对形势的判断与认知愚蠢无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事实证明专制统治的机制是彻底失败的。

　　当然客观来讲，专制统治集团内部对 709 事件的判断认识和心态也不尽相同，这些官僚的种种表现，其实很让人同情。具体到操盘手，上面恐怕也知道他们效忠的目的，他们永远忠于权势本身，周先生大权在握之时，这些能臣干吏何尝不是不遗余力的效忠，而壹朝失势，后果则不堪设想，据说，周的专案也由傅先生来担当，难以想象，傅在审讯中是如何对待其恩主老上级的！但有壹点是清楚的，审周就像审薄、审令壹样都只是政治审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审，只要达到政治上的需要即可，有所为有所不为，周等人大量的罪恶真实的犯罪被完全掩盖起来，这壹点傅先生显然是行家里手，事实上不仅如此，如傅先生在公安安全系统浸淫了这许多年正如王立军先生壹样，都是十分有想法的人，他们借助自己的工作之便掌握了专制统治的致命武器，就是情报系统，他们也乐此不疲，他们早就发现其中有壹个巨大的金矿，他们精熟于各种监控、监听技术，可以说，不仅普通百姓，中共的百官以及巨商富贾的隐私乃至高层的各种机密和把柄恐怕都难于幸免，掌握了情报就等于掌握了命门，他们深谙人性，这些不受法律制约的技术手段和这些隐私把柄在壹个专制社会里意味著巨大的政治资本和财富，这也正是尽管他们贪腐丑闻不断但是仍然可以屹立不倒的主要原因，傅政华先生们的这壹特长恰恰是专制统治者最需要利用的，就是专业监控、监听搜集百官的隐私和贪腐证据以辖制百官，壹个现代版本的百官行述故事发生了，在中共目下可能无人能出其右。

　　不管傅政华们得势与否，也不管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有更高专制统治者给他们授权，他们的所有工作只有壹个目的就是反人类阻止社会文明，与人民为敌。像 709 壹案历时两年多时间，动用了无数的人力、物力、财力，可以说是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开动政法、宣传、网络、情报、安全从中央到地方等等整个国家机器，并且大大透支和损毁了执政党、政府、司法、当权者的社会信誉，炮制出这壹冤狱，看似让人无法理解，实际上专制权力的存在本身就是每天都在做著残害百姓、镇压人民这件事。

　　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可以根据时局弃旧主而投新主以此作为投靠的筹码，而且必要时甚至可以黄袍加身。历史上不乏情报、警察、军队头子窃取政权的先例，总之，壹些没有底线的野心家不仅是人民的噩梦也可能是统治者的坟墓，任何壹个专制政权都无法解决这个权力的魔咒，只有靠民主制度才能解决。没有选举，只有成王败寇，谁也没有合法性、正当性。众所周知，在互联网的条件下，十八大前后发生的薄王事件以及周令事件，客观上，大大冲击了专制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他们为了壹己之私毫无底线可以不择手段。比如缅甸情报头子金农胁迫丹瑞，韩国情报头子金载圭刺杀朴正熙夺权，伊拉克的萨达姆作为情报系统和警察头子夺取政权。专制社会的当权者无论是谁都需要清楚，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的道理！

　　在这样壹个历史时刻，专制权力最高统治者需要选择，是维护权贵既得利益少数人的专制特权，还是维护大多数人民的权利，选择继续采取维稳机制那么无疑就是维护专制特权既得利益权贵集团，选择走和平民主的道路追求依法治国，就是站在大多数人民的壹边，站在历史正义的方向上。

　　第四、709 导火索——庆安事件--为了尊严，底层社会壹次绝望的抗争！

　　众所周知，2015 年 5 月 2 日，东北庆安火车站发生警察枪杀公民徐纯合事件，嗣后在网上发酵引发广泛关注。此事件发生后官方与民间的立场及观点泾渭分明，也是由此开始，关注

　　庆安事件的公民、律师开始被抓，到 5 月底 6 月初已有多人陆续被抓。我被抓捕后，专案组反复问我庆安事件发生后，是谁组织去的，我告诉他们，其实大家都是独立行动，开始我承认是我带头去的，但其他人也都是自带干粮自己去的，我没有组织别人，别人也没有组织我。

　　他们对于这个答案显然不满意，还是不厌其烦地反复问我怎么去的，为何那么多人不约而同，历经壹两个月后，我被问烦了，最后告诉他们，如果非说庆安事件有幕后的组织者，那就是人心，是人心促使人们到那里去的。

　　庆安事件我和李仲伟、谢阳、刘书庆三位律师走访了受害人近亲属、庆安中医院、火车站、向出租车司机了解现场情况，与目击证人进行交流，察看民间目击证人大学生的视频（屠夫吴淦调取，因此他本人是 709 系列案中第壹个被捕者也是至今未获释者之壹）、央视公开播放的视频、公安部公安九局网络电子信息鉴定所调取调查报告及完整视频、向公安部及哈铁路公安局、公安处调取调查报告相关视频、向基层庆安县政府、公安局相关人员核实事发及事后处理经过及程序。下面完整回顾 709 导火索庆安事件的前前后后。

　　2015 年 5 月 2 日中午徐纯合被警察枪杀在庆安火车站，事件发生后，我于 5 月 3 日深夜看到壹则庆安事件的新闻报道，该报道宣称庆安火车站有人暴力袭警遭到现场击毙，在网上搜索后其中新华网黑龙江分社、中国网络资讯台、人民网、新浪新闻、中青网等媒体报道口径基本壹致，壹边倒认为属于暴力袭警事件，开枪合法正当，出于职业本能，我反复查看了新闻现场图像照片显示，被击毙嫌犯既没有袭警动机，又不符合暴恐分子身份，并未携带任何作案工具，况且扶老携幼拖家带口，明显违反常识。遂于 4 日中午，发表了《庆安枪杀公民肇事警察涉嫌故意杀人检举书》，至此网络舆论也开始转向，很多网友开始对这壹事件发表质疑和批评的观点。5 日早晨，我根据网友提供的号码，联系上了徐母权玉顺女士并在通话中觉察到其似乎受人控制，便于当日中午乘北京至哈尔滨的航班前往庆安，嗣后，李仲伟、谢阳、刘书庆律师陆续抵达庆安，在此期间我们与徐纯合的妻姐以及徐纯合的母亲签订了委托代理手续，其时徐母果然被铁路公安和地方当局软禁在庆安中医院，我们是强行突破官方的阻挠才得以见到徐母。为了防止公权部门错误定性误导公众，再纠正起来成本较高，我们在得知公安部发布成立庆安枪击案调查组时当即抢先发表了《四律师联合声明》，对调查组将要发布的调查报告企图包庇掩盖罪责的意图预先给予了必要的提示和警告。即便如此还是未能阻挡住违法意志对该案的主导，公安部主导的调查报告面世后仍坚持警察开枪合法正当的错误立场，央视歪曲报道后，我们又立即作出起诉央视的决定并发表对央视的民事起诉状，接下来在近壹个月内，我们又向公安部在内的责任主体提出若干《信息公开申请书》、为了以正视听对全社会有个交待发表了《庆安枪击案律师调查报告》，该报告直揭本案源于非法截访、警察构成故意杀人和有关方面包庇渎职的真相。上述文件无壹幸免均被有关部门删除，在此期间我们还向包括黑龙江省检察院、公安厅提出了法律意见书向有关部门进行交涉，由于黑龙江省公安厅对我们避而不见对我们的合法诉求回避推诿不作为，我们便在公安厅门口打标语、静坐抗议。与此同时我们还向哈尔滨铁路局提起行政复议，准备进壹步提出行政诉讼，我有壹百种法律方法要求他们把证据交出来。我们作为当事人的代理人壹直试图将事件向法治轨道上牵引，我有信心打赢这场官司，无论根据事实还是警方的处置权、处置程序，还是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规定，我们都占据了主动，当壹切才刚刚开始，遗憾的是，出现了被告抓原告的局面（即公安部等公权机关把律师抓起来），专案组在审我时，我向他们打了个比喻，我说，庆安等壹些公共事件的发生就好比人体某个部位出现了问题，我们这些律师和公民就好比人体的神经线，把问题传导出来，可是妳们却采取身体出现问题杀死神经线的做法，这无助于事情的解决，腐败及公权部门不作为乱作为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并非由律师、公民们制造出来。我们这些律师、公民拿起法律武器死磕公权部门，不管我们是怎么想的，客观上是对现行的法统起到了维护的作用，而法统才是壹个政权的根基，怎么我们就成了山巅了呢？我壹直抗议、反对他们搞斗争哲学、搞文字狱，给我们扣帽子、打棍子，反对践踏法治搞运动实行文革法西斯那壹套！古人尚且知道，言路者，国家之命脉，以力服人，非心服也，以德服人，心悦诚服，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道理，可是在二十壹世纪里，还会公然发生文字狱！当然后来，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了更深壹层的认识，他们自己践踏法治自毁长城，我们这些受害者即使在监禁期间还在抗争，维护著这壹套法统，是很傻很天真的！

　　庆安事件，经过调查了解，大致的经过是这样的：2015 年 5 月 2 日，徐纯合携壹家老小（包括 81 岁的老母亲权玉顺和壹个 7 岁的女儿和 5 岁、4 岁的两个儿子）准备乘火车前往外地，目的地是金洲，其是否转往北京不得而知，当然目的地这个问题其实既不重要也与本案的性质无关。他们买好票后在火车站候车，由于徐纯合壹家在当地属于稳控对象上了黑名单，因此其通过实名制买票后，当地维稳部门获得该信息遂启动维稳机制，在进站口将壹家 5 口拦截下来，拒不让其进站上车，徐纯合眼看列车将要出发自己被无故拦截遂与检票员发生争执，徐纯合出于义愤壹度将自己的行李车放在了旅客通道上，检务员立即通知车站值班民警李乐斌进行干预，李乐斌到达现场后，先将徐纯合控制将其反剪双臂扣在站内栏杆上，而后又将行李车移开疏通旅客进站通道。如果李乐斌就此放开徐纯合，后面的故事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可是，李乐斌并没有直接放开徐纯合而是当著其老人和孩子的面众目睽睽之下，辱骂教训徐纯合，并煽了他两个耳光。徐被放开后，怒不可遏，上去就与李乐斌理论争执并且情绪十分激动曾壹度将李的帽子胡掳掉，双方推推搡搡，李此时曾伸手拔枪但又将枪放回枪套中，转身返回警务室，徐纯合尾随而至，李乐斌进屋后随手碰上门，徐踹了壹脚门，随即李从警务室拿著壹支防暴棍冲出后便追打徐纯合，徐自知不妙，边退边向李抗议争辩，李不容分说，继续追打徐纯合，经徐纯合家人栖息地直至自动售票机区域，现场录像显示在售票区域李乐斌挥棍至少向徐纯合头部猛砸 5、6 棍，徐纯合头部鲜血迸流，徐壹再抗议，不敢还击，曾经用拳头狠命砸向售票机对李吼叫向李的行为表示愤慨和抗议，李步步紧逼继续追打徐狠狠击打其头部，徐退无可退被击倒在地同时抓住了防暴棍的壹端（徐壹只手臂残疾，只有壹只手可活动），双方僵持下，防爆棍在妳拉我夺过程中，李顺势放开防爆棍撤身掏出手枪，与此同时，徐起身后向李肩部挥打了壹棍，此刻，枪声响起，李向徐纯合要害部位开枪射击，徐中枪后放开防爆棍捂住胸口蹒跚走回到亲人面前，坐在孩子和母亲跟前，最后看了看白发苍苍的母亲和惊恐万分的孩子们倒地而亡。在徐纯合遭受追打退却，双方纠缠的过程当中，徐的女儿向徐喊道：“爸爸，咱们回家吧！”徐和李都曾壹度停下来向声音来处张望。

　　嗣后，网上有很多人也在议论，这件事迅速成为舆论的焦点，有人质疑警察开枪权，生命权至上，有人认为上访维稳机制祸国殃民，我是访民向我开枪等等。我常常在想，这壹切到底为何发生？徐纯合当时如果不争执、不抵抗会不会好壹点，他到底为何要抵抗？他到底在争什么？他难道没有考虑到孩子老人吗？他难道没有考虑壹下后果吗？其实，当我再进壹步审视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才发现，这些可能他都考虑过了，他被凌辱到那个地步，他被追打到那么惨，他还是有过踌躇犹豫，他的抵抗，无论是踹向警务室那壹脚还是夺到防暴棍挥向李乐斌的那壹下，感觉他都是那么犹豫、那么勉强，他女儿叫他时，他也怔住停了下来，壹定是有所顾虑，他的抗争的举动似乎更像是象征性的，他何尝不知道，在中国现实社会面对以警察为代表的维稳暴力机器，任何反抗和异议可能会遭致何种严重的后果，可是，壹个父亲、壹个儿子，当著自己幼小的儿女和母亲，堂堂七尺男儿，不做壹下抗争的表示又欲罢不能，因此他做出了象征性的回应，可没想到即便只是象征性的抗争壹下也会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事件发生后，壹拨壹拨的律师、公民们前往庆安、在网上网下持续抗争，不惧艰险，全社会都沸腾了，毫无疑问，无论徐纯合还是围观者，尽管大家没有讲出来，但我们似乎都可以感觉得到，大家都是为了壹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尊严而抗争！到底是什么原因能够引发那么大的民愤，正是底层人民为了尊严的壹次绝望的挣扎和抗争！李乐斌所代表的专制暴力机器的兽性无疑展示了专制社会中人性最丑陋、最邪恶的壹面，它把专制社会中强势对弱者肆无忌惮的野蛮、凶残、傲慢的壹面暴露无遗！

　　假如执勤民警李乐斌按照正常程序，控制住徐纯合疏通旅客通道后，直接放开徐纯合而不是对其进行侮辱和殴打，或者这个侮辱没有发生在徐纯合的孩子和老人面前，后来的事情或许就不会发生了，徐当著孩子和母亲的面遭受如此奇耻大辱进行交涉与抗议，毫无疑问他想保留壹点作为父亲、做人的尊严，无论他跑到警务室门前踹那壹脚还是他在售票机前的抗争，围观的人们尽管都没有准确表达出来，不过人同此心，足见到人心！反观肇事者李乐斌不仅是恶意滥用职权、侮辱寻衅、故意杀人而且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性质十分恶劣明显具有防卫挑拨、肆无忌惮虐杀受害人的情节，而吊诡的是，最终官方果然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李的壹边。

　　我想，有朝壹日我出来后，我们是否可以朝野上下，全社会，走到壹起，都能在 5 月 2 日徐纯合失去生命的这壹天，壹起来纪念他，把这壹天当作壹个国家的特殊记忆、特殊的日子，因为它与我们每壹个公民、每壹个生命有关，让他成为我们这片受尽凌辱、压迫、奴役和苦难的土地上，每壹个公民尊严的纪念日，每壹个生命尊严的纪念日，纪念那些曾经为了做人的尊严壹个个不屈的灵魂，即使再卑微身处绝境中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的抗争！

　　壹个父亲当著孩子和老人的面受尽殴打和凌辱，然后被壹枪毙命，媒体和当局嗣后再不遗余力地包庇掩盖罪恶甚至对肇事警察公开表彰，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操蛋的事吗？只有妳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专制社会对弱者的肆无忌惮的野蛮、残暴、欺凌和对强势的谄媚、乖巧、懦弱、顺服的这壹体两面被扭曲的人性同样展示的淋漓尽致。

　　有心人可能会注意到徐纯合是壹位基督徒，徐纯合时常向主祷告忏悔，圣经上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 5：10）。徐纯合的人生暗淡而悲惨，但是他的灵魂是觉醒的，他的抗争、他的死客观上唤醒了无数众生重新审视这个黑暗的世道、重新认识生命与尊严，他的死给了我们很多启示，至少让我们懂得看似低贱的却是高贵的！

　　无论我和李仲伟律师是去看徐纯合死后在福利院的孩子们，童真幼小的姐姐和弟弟们，还是收听网上流传的壹位白鸽女士朗诵的《爸爸回家吧！》，我们两个四十岁的大男人根本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

　　庆安事件不仅触动了从地方到中央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直接或者潜在的利益，因为维稳机制长期以来是对地方以及中央贪官污吏既得利益集团起到保护伞的作用，维稳是壹把杀人不见血的钢刀，它是专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可调和的产物，当人们对警察开枪杀人开始质疑时，直接触动了专制统治者的敏感神经，仔细壹想，人们对枪的恐惧、枪的震慑作用可能正是专制统治者维系其安危存亡的最后壹根稻草！

　　宣传系统与警察系统存在著强大顽固的血债势力，这股势力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及安危千方百计制造事端，既可以掩盖罪恶让现政权背书加强其控制权同时又可以塞进私货绑架全社会。庆安事件发生后，最高当局无疑用其行动诠释了其立场和态度，面对壹个同胞壹个同类如此惨死的场景，竟然仍选择了遮掩、打压，任何辩解在事实面前都如此的苍白无力，这种背书是极愚蠢的，公然对这壹重大罪行以及这壹罪行背后掩盖的腐败特权包庇袒护壹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对于徐纯合案、雷洋案以及法轮功冤狱等如此是非分明的问题不能及时纠正采取断然的态度，充分揭示了专制政权包括最高当权者过于依赖警察维稳系统，当权者离不开维稳力量，维稳力量已与专制政权牢牢的绑在壹起，这将注定在这个社会中人道灾难会相续不断！

　　长期以来，中国老百姓、普通公众始终有这样壹种声音，就是底层的这些人道灾难、各种渎职贪腐、镇压人民、残害百姓、滥用司法冤狱、巧取豪夺，各种践踏人权、各种恶性事件和惨案，专制当局的最高统治者未必知晓，底下的人欺上瞒下，上面是好的，主要是下面做的坏事，妳看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这种说法貌似合理，它之所以很有市场是自古为尊者讳的传统，对于善良的百姓来说这纯粹是壹厢情愿的，而对于专制喉舌来说不过是帮专制统治者遮羞掩丑的勾当，专制权力的最高统治者由于他们掌控足够大的权力和资源，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借口为自己的选择开脱责任，告诉公众他们不了解真相这是十分荒谬的，只要他们愿意了解真相，他们就既有足够的能力了解，也有足够的能力解决问题避免惨祸的发生，除非他们不想那么做。面对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壹场场人道灾难，谁也不要显得那么无辜！

　　四、咎由自取为被抓律师、公民鸣冤自己终落网后来在专案组审我的过程中，我向他们表示，我之所以被抓完全是我咎由自取，被抓的律师同行以及公民朋友们何尝又不是咎由自取。王宇律师近年来代理了壹系列有影响的人权案件，而且王律师死磕贪官污吏、司法腐败有进无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是屡败屡战还是愈挫愈奋个中滋味只有她个人才能体会，不管怎么说，在专制铁幕下没有点痴傻的劲头是不好做人权律师的，有时真可谓是杜鹃啼血、绝望的抗争。如前所述，王宇律师被抓后、周世锋、刘四新等又相继被抓，据我当时得到的消息，刘士辉、王全璋、李威达、常伯阳、江天勇、唐吉田、李方平、王成、刘金湘、李和平、隋牧清、谢阳、包龙军等律师无壹幸免，我发表王宇、周世锋、刘四新抓得好壹文时，还来不及为其他同行呼吁。

　　《王宇、周世锋、刘四新抓得好！》壹文内容如下：

　　今天（7 月 10 日）壹早，锋锐律师所周世锋、刘四新等被壹锅端，与此同时，据说基督徒戈平也被抄家抓捕，干得很好！昨天（7 月 9 日）凌晨，有司采取断网、撬门、查毒的方式把王宇抓了，不需要任何理由，并且株连九族连其老公包龙军、未成年儿子包蒙蒙也没放过，这就干得更好了！此前已有翟岩民、刘建军、刘星（任键财）、王芳、宁惠荣、何宗旺、邓福全、李燕军、张婉荷、姚建清、曾九子、张明厚、胡玉花、李延香、王素娥、郑玉明、李成立还有屠夫吴凎都难逃此劫。散户们任人宰割，抓人无需理由，谁可幸免？这也正是天朝本色，天朝没有什么稀奇事！人生幻起幻灭，世事本无常，壹场游戏而已，玩得起就玩，玩不起就不玩。在命运面前，有人扮演智者，有人却扮演痴人！曾几何时，谭七爷舍生赴死义无反顾，其“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气贯长虹，动魄惊心，何等潇洒，何等决绝！有大仁大智大勇者，千古壹人也！今夕何夕？大厦将倾，国将不国，义人受难，是为记！

　　其实在庆安事件发生前，负责我的国保就几次警告我不要再发声让我收手（其实我这个人还是比较理性、温和的也没做什么，是维稳形势越来越紧他们搞得严防死守、草木皆兵，近些年来觉得在个案上越做越没意思，我壹直想把主要精力转到和平民主方面来）。他们几次私下向我透露，当局要对维权律师动手，有人要倒霉，要抓壹些律师以儆效尤，最早印象大概在建三江事件后不久他们就向我透露过上面有这个计划。我其实也相信当局可能会布这个局，但是我总以为形势比人强，并没有真拿它当回事。强加之灾横加之祸，谁也躲不过。多少年来，我跟国保在喝茶吃饭的过程中，也经常聊天探讨甚至辩论，壹来，我理解国保们作为个人他们也是扛活，大多数都是善良的，二来，既然无法避免，我也想通过经常接触了解壹下当局的情况，在接触过程中给他们壹些建议，顺便济世救人，跟他们探讨壹下历史、社会、政治、人性，把我看到的了解到的事实真相说给他们听，包括告诉他们如何不做恶、不要再抓信仰群体、对待上访人员要知所进退，对上级的违法命令要讲方法、讲策略等策反工作，我时常跟他们说，大家都是奴隶，这个社会应该共同解决好奴隶主的问题，他们嘴上不认同但是我觉得心里可能是认同的，这些年我每每看到警察、城管、法警等等与普通老百姓以及普通百姓之间发生暴力冲突、恶意相向我就痛心不已，这都是最底层的同胞兄弟姐妹们，大家产生的矛盾、利益的纠葛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壹个庞大的专制官僚权贵集团垄断了几乎社会的所有资源和机会，巧取豪夺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才造成这个社会底层的人与人之间的撕裂与倾扎。当然我跟国保弟兄们很难展开壹场真正的辩论，他们往往是只要壹辩论不过我就转移话题或者总是用狭隘的民族主义、壹套洗脑的东西、很可笑的抗日、反美什么西方反华势力、汉奸卖国贼那壹套来跟我理论，搞得我哭笑不得（现在《和平民主 100 问》已经公开发表了，相信这篇文章可以回答壹切洗脑问题乃至深度洗脑问题、包治百病）！我在被抓捕后专案组审问我的过程中，壹直试图找到我与各方面的联系，包括境外以及国内各方面的朋友们，我向他们表示我壹贯的言行立场和原则就是依法、客观、独立，我在多年来，国保过去找我喝茶维稳的过程中我也是壹直强调，我的说话做事基本立场就是依法、客观、独立，我力争做到上述三点，而事实上这些年我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们对我确实也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嘴。

　　其实我自认为，十几年来应该说自己越来越温和理性了，可是维稳系统壹直在不断扩张，维稳系统与公民的正常生活以及维权行动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前些年，互联网上人称“六张网”，这六张网无孔不入，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这六张网不断升级，除了手机、互联网、交通、电话、电脑、身份证、金融等方面的监控、管制技术手段不断升级，包括最新的脸孔识别系统、声音识别系统、指纹、基因技术、大数据、脑控项目等等方面都在加紧、加密对公民的进壹步管控，当然还有壹张无形的人网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线上的五毛、网下的居委会、村委会基层组织的布置以及国内、外潜入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各种线人、五毛、各种带有特殊使命的人群。总之只有妳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壹些手段方法及用途可以参考奥维尔的名著《1984》。如果人们再不迅速觉醒起来采取行动，专制既得利益集团将芯片植入人脑也绝非没有可能。壹个掌握著核武器，十四亿人口 GDP 位居世界第二的独裁专制政权，它向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派遣了成千上万的间谍以十四亿人口和诺大壹个国家作为支撑不计成本不惜壹切代价，而壹个自由社会往往每个人包括政府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并且受到各种法律、道德的约束，在短期内是无法对付壹个强大的独裁政权的。

　　因此追求自由、为自由而战还是需要壹些勇气的，因为在妳面前可能妳会怀疑壹切历史决定论，到底历史是否总是可以发生正义战胜邪恶、文明战胜野蛮这样的故事，而且归根到底妳也无法揣摸造物主的意志，妳的信仰都可能会发生动摇，这个世界是否存在至善这回事，妳可能要面临牺牲，当妳选择为自由而战时，那么可能注定妳会为妳良好的愿望而付出代价，而这壹良好的愿望可能仅仅是壹种虚妄、壹个良好的愿望而已。这是壹个终极的问题，历史上又有多少人认为天就要亮了，为理想而献身，想想苏格拉底、中世纪的布鲁诺还有杨涟、袁崇焕、谭嗣同、林昭、遇罗克，而三十几年来的秦永敏、刘晓波、王炳章、胡石根、魏京生、高智晟、千千万万的信仰人士、异议人士，哪壹位恐怕不仅仅是理想主义者而且壹定在那个时代也有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和判断，对于人生总有美好的期待和愿望，当妳面临这个抉择决定踏出这壹步的时候，可能意味著要为此付出壹生的代价乃至牺牲生命，历史最终将如何演绎谁也无法预料，这就直接关乎我们的信仰了，我们被逼迫、被熬炼，向善的普适价值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它不仅超越了世俗层面的壹切功利得失，也超越了彼岸的壹切功利得失，这个假设没有人可以给妳答案，没有任何人、任何历史给妳证明，甚至可能没有人理解妳、理会妳，妳注定是孤独的绝望的，这到底是否是人的壹种狂妄和谮越而应受到相应的惩罚妳也永远无法知晓，这注定是壹场生命的孤旅和冒险，妳面对的是整个世界，假如妳对妳的信仰是笃定的，壹切都可以放下，那么妳才没有痛苦。

　　面对专制的六张网，我们都浑然不觉在这个罗网之中，所以我们的行止自以为无可挑剔，但是官方可能并不那么看。我们的壹举壹动尽在当局的掌控之下。记得建三江事件发生前后周永康被抓后曾有壹段时间，维稳工作似乎停滞下来，国保们仿佛壹下消失了，也就大概壹个月时间左右，那个时候让人充满了幻想，此后维稳系统不但死灰复燃而且感觉近几年社会管控形势越来越紧，维稳体制显然又得到了进壹步的强化，就拿网络言论管控、各种实名制来说的确是壹年比壹年更紧。就是在这壹形势下，我声援被抓律师和公民后，当局派北京国保来找我谈话并录像，让我写保证，我写了三点批评反驳他们的意见认定他们这种行为的违法性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并且再次把这个情况发到微信群里发到网上，2015 年 7 月 11 日深夜回家直接睡觉了，第二天壹早起来，看到头天晚上的腾讯新闻上转发了央视的壹篇报道，其中提到了谢某某意旨本人，此前其他人屠夫吴淦、谢阳、翟岩民他们都用的实名曝光，可能是由于我在网上发表起诉央视的诉状，他们有所忌惮并提高了法律意识没有点我的名（我对此壹直耿耿于怀，我从来没有机会上央视，好不容易上壹次还被匿名，央视的广告是很值钱的）。

　　我意识到可能要坏菜，我还没来得及多想，就听到了敲门声，在猫眼里壹看是国保王队他们，我收拾了壹下就开门，他们说要到居委会去谈壹谈，我跟他们来到居委会，除了密云国保还有市局国保，谈话内容还是壹些老话题，谈话的间歇我曾到厕所解手，发现我所熟悉的国保竟然跟著我进了厕所寸步不离，这使我进壹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谈话壹直持续到中午时分并在那儿吃了快餐，饭刚吃完，突然闯进十几个便衣男性，头前壹个向我亮了壹下警官证说是天津公安局的，同时问我是否谢燕益？我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我也看了壹下他的警官证姓刘名字记不清了，然后上来就给我戴上了手铐，我表示抗议他们也不理会簇拥著就往楼下走，到楼下我们坐上壹辆越野车我身边左右各坐壹人，大概后面还跟著两三辆车呼啸而去，不壹会儿我们来到密云城关派出所，派出所的壹间审讯室里有壹张带扣的铁椅子壹看就是为嫌疑人准备的，他们让我坐在里面开始讯问，说实话，我也是平生第壹次戴手铐坐审讯椅被审讯，开始也有点发蒙，坐下后稳了稳心神，于是壹场漫长的较量开始了。

　　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此时妳会感觉到自己很渺小，法律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妳被抓时，面对这么大的壹个阵势，妳不太相信法律真的会有什么作用，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当我们在社会上没有处于强权控制之下时，至少有网络可以发声，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看起来无所畏惧，可是无论妳有多强大，当妳被国家机器所掌控，被公安武警控制起来的时候，妳就会怀疑，就会恐惧起来甚至不知所措。他们开始搞得这场讯问，他们也不知道问什么，就是让我交待，我壹开始也不知道交待什么，后来我想，就交待庆安事件吧，因为我谅他们在这件事上做不出什么文章来，我心里想这件事做得文章越大他们就越被动，与此同时，当时还抱有幻想，是不是态度好壹点，可以问完就回家，这种侥幸心理开始壹直没断过，可是壹下午过去了，而且知道他们已经抄了家（我很庆幸前天晚上由于壹时激愤手写了壹份和平民主宣言后来那几天心神不宁结果被我烧掉了，这篇和平民主宣言的内容当然是直指共产极权，假如没有烧掉落到他们手中的话肯定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傍晚时分，我被带到派出所门口，不仅带上手铐而且带上了黑头套，我又被押上了壹辆越野车，越野车发动起来在公路上疾驰，我还天真的幻想会不会震慑我壹下，转壹圈再把我送回家，人在无常与困境中总会给自己壹种希望，总是往好处想，可是我们的车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壹直全速前进，在车上由于空间狭窄我被他们包夹著再加上有些紧张我感觉黑头套勒得太紧简直令人窒息，我就请求他们给我摘掉头套我也不会怎么样，他们说这是命令无权给我摘，我又央求他们给我往上拉壹拉让我可以呼吸顺畅，可是没有人理会，我就给他们讲道理，争取他们的同情，然后再请求他们给我松壹松，后来副驾驶上的说，憋不死啊！壹句话，我心彻底凉了，也不再央求他们了，只好自己保持冷静降低耗氧量，大概过了壹个多小时车辆来到壹个地点，我什么都看不到无法知晓具体位置，他们让我下车后蹲下，不壹会儿，来了几个人，好像与他们办了个交接手续，他们交谈中我感觉接我的人可能是部队的，给我换了壹副手铐，黑头套还是没有摘下来，再次上车后，我向我左边的战士提出呼吸困难帮我松壹下头套让我的嘴巴能够在下面的缝隙呼吸，结果这个战士帮我把黑头套往上提了提，然后我就顺势夸奖了壹下小伙子们，说他们比较善良，右边的战士也相应放松了对我身体的控制。大概没过多长时间，我们的车辆进入到壹个大院里，通过门卫后车辆开到了壹座建筑前，过了壹会儿，有人叫我下车，壹左壹右两个人控制著我进入楼里，告诉我注意脚下，我们上到二楼右拐进入壹个房间，进到房间后他们命令我面向墙站好，然后有人过来给我取下头套，要求我脱光衣服，我脱光衣服后被要求两次下蹲，然后他们对我身体是否藏有东西做了检查。检查完之后，让我面向他们，开始拍照，我的衣服被他们拿走然后给我送来两套休闲软质的便服。壹个人对我宣布相关规定作息时间，并告知我第二天需要学习墙上的监规及纪律，他们走以后，有两位战士站在我两侧寸步不离，我说可以休息吗，他们说不可以必须到 10 点半以后，按监规执行，于是我就坐下来，看了看墙上的规定，10 点左右他们告知我可以洗漱然后休息，他们给我送来了牙刷、毛巾、勺子等生活用具，我向四周打量了壹下，发现这个不足 20 平米的房间进门右手边是个卫生间，靠著卫生间的外墙有壹张单人床，单人床的右侧是壹个空旷的空间，对面是壹张铺著蓝色桌布的软包书桌，前面放有壹张软质靠背椅，最里面是拉著厚厚窗帘密不见光的窗户，房间四周墙壁都是软包，连桌角、床脚、椅子都是软包圆形的，连我们使用的牙刷把和勺子把都是球形橡胶制的，然后妳无论进卫生间还是有任何举动都必须经过报告经允许才能行动，而且妳到任何位置，两个执勤战士都寸步不离，晚上睡觉时床头壹个、床尾壹个对妳进行看护，这些措施看来壹切都是为了防止妳自杀、自残，整个环境的各个方面都向妳传递著这样壹个信息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第壹天到休息时间后，我就上床了，当然壹开始肯定睡不著，在床上胡思乱想回顾这壹天的经历以及命运将会如何，感觉这壹切似幻似真。正当我困意来袭时，突然有人闯进来，壹个声音向我厉声道，起来，把东西收拾壹下专案组要见妳，我只好起身穿好衣服，把桌上的牙刷等物品放到床上，坐好等著专案组的人，同时我心里想著，疲劳审讯终于开始了！两个中青年的男性走进来，壹个看上去 40 来岁身材魁梧（后来自称姓姜）另壹位矮壹些戴副眼镜身材略微发胖 30 岁左右（后来自称曹建光），这第壹晚审到 4、5 点钟，我刚倒下要睡了，执勤战士就来叫我起床，上午吃完早餐，他们又来了，换了壹个人，壹个瘦高个戴副眼镜自称姓王我称他老王，直到将近壹年后我才从其他方面得知老王原来不姓王而是姓严，我管他叫严队，前两个应该是北京公安局的，而这个严队是天津公安，后来我到天津后与他打交道更长壹些。他们来了还是让我交待，我也没什么可交待的，开始的时候还是挺痛苦的，我在当时就意识到了这可能短时间是出不去了，必须长期打算，因此我就想到给妻子写封信，尤其是我进来时，我妻子告诉我她怀孕了，她没告诉我她背著我摘了环，我妻子是个很傻很天真的女人，我当时就批评了她，因为在我看来，我们这个世道如果能不要孩子的话最好，可自己有了两个孩子还都在上小学，这个负担已经不小了，在这个是非不分黑白颠倒世事无常的社会里我有时都不知道如何承担孩子这个重任，妻子人比较单纯，也是贫寒出身，她考虑的就简单了，没想到我批评过她之后自己就进来了，而按照我们共同的信仰又不允许我们打掉孩子，我再也没机会给她沟通这件事了，因此我就向专案组提出要写信，他们开始说不行，后来又说要请示，我干脆就在第壹天的晚饭开始绝食，这个绝食其实我内心里有三个盘算：第壹、要求写信向家里传递信息；第二、对非法拘禁表达抗议；第三、我想到这种超限的拘禁方式前几天壹定比较困难，要变心理危机为生理危机，以饥饿的痛苦转移心理的压力，假如可以吃饭时，则是壹种幸福。因此开始了超过 72 小时的绝食直到第四天中午才开始进食，笔和纸他们也给我了，并且监管人员表示如果再不吃饭就要对我灌食了，我就开始吃饭，好好享受壹下美食，开始吃的少壹些，多喝水多吃流食，就这样我利用生理危机顺利度过了第壹个心理危机期。审讯还是每日按部就班，或者壹日上午、下午、晚上三次或者壹天两次，壹边应付著他们壹边给妻子写信，信的大意是，老婆妳好，我在这里挺好的，妳不要担心，上次妳跟我说想要个妹妹，我对妳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妳原谅我吧，妳说妳肚子里壹定是个妹妹，不知为什么我也有这种感觉，她是我们俩多少年的夙愿，妳壹定要把妹妹生下来，况且我们都知道胎儿就是生命，我们不能杀生害命，我不在妳身边的日子，妳要照顾好自己，做壹个坚强的妈妈，自己多买点喜欢吃的水果，姥姥、爷爷、奶奶那边暂时不要告诉他们我的情况，如果问起来可以找个借口搪塞壹下，老人知道了徒落个担心忧虑有害无益，弟弟的名字叫仁来，妹妹的名字我都想好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叫仁玉如何，最后由妳来定夺，我微信上有壹个自己的座右铭，人生的壹切磨难乃至生死不过是修行觉悟的契机，送给妳与妳共勉！爱妳的老公。大致就是如上的内容，我交给专案组后他们答应我向领导请示，我就等待结果，问了几次都没有下文，出来后我妻子原珊珊说没有收到过我的任何信件。我在应对危机过程中，也开始恢复了我的权利意识，他们前两次问我时我也只是就我的个人情况及庆安事件跟他们进行周旋应付的回答他们，我开始对他们的程序进行审视，第壹件事就是必须向我告知他们的姓名及工作单位还有法律手续我被羁押的理由，仅就他们的真实姓名这个问题，我们之间就争执了大概半个月时间，他们找出各种借口对付我，比如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侦查人员要告知具体姓名，称他们已经告知了工作单位等等，他们显然碰上了硬茬，无论从法理上、法律解释上还是习惯法上他们都过不了我这壹关，我越追问他们就越闪烁其词，我就越要知道，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这本身说明了案件的问题和他们的心态，曾经壹度还来过壹位自称刘姓的领导估计是公安部的来做我的工作，并且在跟我交流的过程中，大段大段的给我背诵心经，显然他们很有这方面的经验，在心理上跟妳拉近距离。他们不报姓名就零口供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半个月左右，后来双方做出妥协各撤壹步，三位专案组成员壹个姓姜、壹个姓曹、壹个姓王（自称）。然后开始进入常规审讯，我也对这种监居方式提出了异议，另外还有罪名，他们开始给我定了寻衅滋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两个罪名，不过相关手续壹直没有给我，我对此表现出来不以为然，审讯就这样进行著，我在里面时最担心的还不是老婆孩子们，我最担心的是父母，父母的年纪，不知道自己何年何月出来，因此能不能再与父母相见都是壹个未知数，不幸让我言重了，在我出来前的壹月左右，当局安排我哥哥去看我，我还跟哥哥说，我和父母还有我们兄弟我们壹家人没有做够，我这个话说完不久，我就得知母亲已于我被抓后的壹个多月时间离开了人世，我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我还说壹切皆有定数，我在里面时我总在想壹件事情，我觉得自己的收获如此之大，可是俗话说有得必有失嘛，我会在什么方面遭到损失吗？不曾想这件事情发生在了我母亲身上，我与母亲从此阴阳永隔，直到我出来后去祭奠她时，当我捧著冰冷的骨灰盒，我把它搂在怀里抚摸著它就像搂著母亲，直到此时我才哭出来，在这个世界上，儿子和母亲的感情是毫无理性可言的，男人再怎么长大可能对于母亲怀抱的温暖妈妈的爱都永远无法忘怀，这世间可能有壹种爱让妳永远的依恋就是妈妈，这回我真切体会到了什么叫悲痛欲绝！我也因此大病壹场。我的母亲有很多缺点，但是她就是那个让我永远思念永远依赖的妈妈！

　　我在被抓之后在自己内心里始终有壹个念头即第壹、不能表现出来任何的软弱即使妳的心理有时也会出现某些状态；第二、不能传递错误信息，壹定要让他们意识到，如果最终把我推向法庭壹定会很麻烦我不会那么轻易就范，审判我的违法成本会很高，我现在还是抱著这样壹个心态，如果被抓是不可避免的，壹定要让冤狱的制造付出足够高的代价，而外面的家属和朋友们要做的也应该是这件事，这跟我在外面为那些冤狱的当事人作辩护时是壹个套路，当我们无法决定结果时，我们能做的就是千方百计地增大对方的违法成本、违法的代价，这包括法律程序上的、责任主体上的、政治上的、舆论上的，每壹个冤狱都不能让它白白发生，最好我们能有所收获、有所成长，能够让大家走到壹起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壹起，直到最后那个事件、那个冤狱的出现等等诸多方面。我也曾无数次想象，有朝壹日，如果把我们这些律师壹起押到法庭上审判会是壹种怎样的场面？可最终，没有出现这壹天，我们所有这些犯罪分子，都被分而治之，秘密处理了！像这样壹个案子，为何不公开处理以教育警示后来者呢？

　　壹切都交给时间，妳开始会有很多的幻想，会有各种执著，想要出去，而出不去就会很痛苦，尤其前三个月，人都要疯掉了，专案组的人来审问妳，他们会给妳很大的压力，壹切方面他们都要挖掘到治罪的信息并且要让妳咬别人、让妳背书，另壹方面如果长时间他们不来，被监禁中的壹个人就在密封的小屋里坐著与世隔绝也很难受，甚至希望能有人跟妳说说话，人生最痛苦的不是丧失自由、承受壹些酷刑、乃至面对生死，人生最大的痛苦是虚耗生命，虚耗生命的痛苦如何解决呢？北京监居时可以在两个执勤战士站桩咫尺之间来回走路，妳对他们表示需要走壹走，他们就分立而站，其中壹个还要跟著妳走，如果妳在走路过程中稍有晃动或弯腰壹类的动作他们会立刻做出保护动作并且警告妳。值勤人员每天壹般五个班次，每班大概两小时至两个半小时壹换，每班两个人，壹个主哨、壹个副哨。主哨发号施令，副哨执行记录，每 5 至 10 分钟记录壹次，有微小动作随时记录，随著时间的推移妳的各种执著就会慢慢放下来，妳也慢慢的习惯了监禁的日子不那么急著出去了，但是如何破解虚耗生命呢？在监居时我是靠走路和自己给自己演讲来度过时日的。而且经过监禁这壹过程妳可能更加自信了，我的生命经历更充实了，我有时就在想，我这个人有些怯场不善于发表演讲，这回我可以站在世界上的任何壹个场合发表演讲了。开始几个月的时间真的是度日如年啊，时间仿佛停止了，后来慢慢适应了，才感觉到时间的流变，壹切都在流变当中，到天津后环境更加严酷了，面对各种考验和困难时，自己就在想，看来每日都要面对壹场磨难，这是在考验自己提高自己，就做如是观（有时候是专案组审问给妳很大压力，有时是不让妳活动对妳严管，有时是执勤战士刁难妳。执勤战士有时也为了争夺话语权，壹个让妳活动壹个不让妳活动妳谁都不能得罪，对妳意志进行压迫甚至不让妳解手）。克服虚耗生命的痛苦从为自己演讲到在看守所打坐修炼，出来当作笑谈，身在其中时，则是在应对生命无常时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大概壹两个月之后姜警官曾对我说，“妳不要再自作聪明了，现在专案组对妳们的情况完全都掌握了，就像小时候妳玩过的放大镜看蚂蚁窝的游戏，把妳们里面看得壹清二楚，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瞒过组织的眼睛。他这个话我完全相信，他们这种超限的办案方式，把妳的电脑、手机以及网上妳的微博、微信、推特等等发表的文章所有信息都给妳梳理壹遍。负责我案子的老严甚至于我的每篇文章他都细读过，并且把里面的重点内容作出梳理和分析都打印出来，壹壹问我是什么目的什么动机等等，完全就是壹场文字狱。后来批捕以后，他们把我的书（关于和平民主研究的文章集结成册的壹本叫做《信仰之路》的书）和网上文章拿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进行鉴定，搞了个鉴定意见，这个始终都没给我的鉴定意见明确认定我的文章具有违法反宣的政治内容，该鉴定意见的鉴定人也不清楚。我当即写了壹份鉴定异议申请书，在这份申请书中抗议他们搞文字狱要求重新鉴定，论证了三、五点理由揭露鉴定意见的违反程序、违法性并在笔录上注明提交了鉴定异议申请书。

　　五、关于指定律师的问题

　　记得天津监居时的 11 月至 12 月期间，专案组来做我的工作关于为我指定律师的问题，并告诉我这个还不知最终用不用的上，上面就是要通过这件事来看妳的态度，我告诉他们委托律师还为时尚早，现在想委托也委托不了啊，我不考虑这个问题，我相信司法机关相信领导会查清问题，不会冤枉我的。后来他们又多次来做我的工作给我施加压力，我向他们表示，要不要委托律师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权利，这关涉到在押所有人的权利，我这个权利暂时保留，我侦查阶段不委托律师但是不代表我起诉和壹审不要律师啊？经过反复交涉后，他们威胁我说我的态度不好，暗示我再不配合就要严管我，我还是没表态，直到 12 月 25 日前壹天快过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又来了，向我保证大家全都签了就妳没签，妳让我过不去我就让妳过不去，妳不给我面子我就不给妳面子，我就答应他们要考虑两天，最后肯准给他们壹个结果无论成不成我都给壹个答复，即便我不签妳们也可以严管我，甚至他们就直截了当的威胁说，不可能让妳自己请律师，也没有哪个律师敢来，谁来就把谁抓起来，这种说法也真是够奇葩的，我也确实不想再让他们严管我，我就写了壹个侦查阶段暂时不请律师，感谢政府专案组领导的关怀，我也不想麻烦其他人，不需要指定律师，案情很简单，我自己能够为自己辩护之类的内容，专案组壹看说不行，妳这不是给领导上眼药吗？就得按照他们拟定好的内容写，同意指派的律师等等，没办法最后只有从了他们了，我想第壹、我反正是最后壹个写的也不影响其他人的权利，第二、将来到检察院、法院阶段我还可以改变自己的意思表示，重新提出委托律师的要求来，况且我也知道，他们这种行为是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很低级，他们在刑事诉讼法上缺乏依据，侦查机关无权代当事人向其家属或外界做出是否委托律师的表述。他们在搞指定律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在猜测看来这个案子可能要向下壹步发展了，果然 2016 年 1 月 8 日我们被批捕了。

　　记得逮捕时无论是签逮捕通知书还是逮捕第壹次讯问以及移送检察院第壹次讯问，我都在相关文件上清楚写明要求办案机关通知家属为我委托律师，并且在上面写明了我妻子的联系方式，那么除了在案卷上作了这样的表述，我还提交了书面材料要求通知家属聘请律师。并在相关文件上明确表述壹切指定辩护人均属违法拒绝指定律师为我辩护。

　　官方指定的陈律师和李律师来会见我时，前两次都被我拒绝了，他们的会见笔录我也没签字，后来专案组又不断做我的工作，后来陈律师他们又来了，我对他们个人是尊重的也抱有善意和友好，表示对他们的感谢，但是当涉及到辩护的问题时，我明确告诉他们，将来不希望他们出现在法庭上，因为那样的话，大家都没有尊严！当然陈律师和李律师还是继续做我的工作，当时那个场面也很尴尬，我已明确拒绝了，可他们还得来帮助专案组做我的工作，说壹切都是为了我好，帮我尽早出去，陈律师还很真诚的向我讲政治、讲法理站在执政党站在现实的角度，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那么想的，我也没有过多跟他辩论，因为感觉确实不在壹个层面上。相反陈律师的壹位助理李律师是壹位女性，她的孩子也不大，当陈律师告诉我他也有个女儿他希望我为刚出生的女儿好好考虑壹下，我这个时候的确也跟他们说了壹句心理话，我说是啊，我们成人之间进行的壹场游戏，自己选择的事自己就要承担责任，可是孩子是被动的，她没有选择啊！陈律师继续对我劝降，李律师坐在旁边，我发现她话不多，但是她好像有些不知所措。

　　六、监禁审讯中的滋味和人权天花板计划

　　监居场所的监禁室的顶部斜对角有两个摄像头，执勤战士每次进入监居室后，监居室的门就被外面锁死封好，事实上执勤战士也被监禁在里面了，他们如果有特殊情况比如上厕所都要紧急请示，靠打手势与外面的执勤人员联系，必须安排另外的战士顶班他们才能暂时离开监禁室。自 2015 年 9 月 8 日我们由北京转往天津壹个隐秘的武警部队内部，北京专案组成员撤出，大概车开了 2-3 个小时，到达目的地，转移过程壹直带著黑头套，从此 709 成员掉入魔窟。人权天花板计划这个概念我就是在强制监居的过程中酝酿的壹件事，真的失去自由了，真的没有人权时，我们才会切实考虑人权如何更好的保障的问题，自由不要轻易剥夺的问题。

　　经历过半年指定监居以及壹年看守所监禁，妳会对什么是人权有更深的体会，我的理解，所谓基本的人权是指无权者的权利，这个无权者壹方面是制度上的，壹个是现实处境当中的。

　　当妳的壹切权利都被剥夺殆尽的时候，没有任何自由的时候，万般皆由人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妳才能体会到例如最低的生存保障这壹类的问题？最低的生存保障如果缺了任何壹点，不仅妳会很窘迫而且甚至直接严重威胁到妳的健康乃至生命，当然，老话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人没有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即便如此，我认为，以下四点，是最基本的人权，没有它人就无法生存无法保障生命健康。第壹、饮食；第二、通风；第三、保暖、第四、适当的活动。大家不要小看这四个方面，看上去很简单，可是当妳没有壹点自由的时候妳的小命尽皆操在人手的时候，妳才会深刻体会到这壹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直接决定著妳的死活壹点都不夸张，举个例子：监居的时候，妳受到武警战士寸步不离的 24 小时全天候包夹式的服务连妳睡觉时都是床头壹个、床尾壹个(夜晚睡觉妳都要按照他们的规定姿势），妳无论喝水、解手甚至任何壹个举动都必须向其请示报告，即便妳解大便，武警战士都要站在妳跟前与妳同呼吸共分享。好了，在这种情况下比如保暖温度的问题妳没有任何自由，夏天开空调，壹般人习惯的正常温度大概在 24、25 度左右，可是，有的战士火力壮，他调到 23 度时（妳是没有任何自由没有权利调整温度只能被动适应接受），这时问题就来了，壹个小时，妳要比正常情况消耗壹度，10 个小时可能就是 10 度 100 个小时就是 100 度，依次类推壹个月、半年、壹年妳要消耗多大，妳可以直接感受到死亡的威胁正在临近。我被限制过自由了之后，我就非常反对有的人在养狗时把它们关在笼子里或把它拴起来，我觉得那都是极不人道也极不狗道的，它的痛苦妳永远不能体会到，我这个人原来就不杀生，现在我不仅主张不杀生而且不要虐待任何生命，给它尽可能的善待。从基本人权出发，我们在壹个特定的环境下无论壹个监狱还是壹个社会，它总有壹个人权状况的现实状况、现实高度，这个高度即取决于我们的制度还取决于我们的态度，大家的观念态度很重要，是互相尊重互相维护还是互相践踏、互相残害，最低的保障在壹个什么水平上，有壹个什么样的底线？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原本就不高，我们头上的人权天花板就壹直没有能让我们抬起头来，人权天花板除了上述的在监禁情况下的基本人权、非基本人权比如说放风休闲的权利、读书学习的权利、娱乐的权利、要求更好的伙食的权利、对监狱单位监督抗议的权利等等，在社会上人权天花板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各个方面，我们都没有壹个良好的环境，在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现在世界的平均水平，这个标准，人权天花板的高度远远比什么 GDP，什么高铁、机场要重要的多，但是我们大家必须意识到这壹点并付诸于行动，比如在生活中我们尽量增加那些不合理事物的成本，我们可以尽量不买房、尽量不给或少给垄断企业、国有企业创造利润、尽量选择多样化的消费方式在同壹领域选择弱势的企业产品、想方设法让不合理的政策无法得到执行等等。因此如何推进人权天花板计划，我出来之后制定了壹个计划，壹个要保证它的专业性、紧迫性、准确性还有多样性就需要去做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我就要首先采访壹百个良心犯、壹百个人权律师，有过监禁经历的人对人权问题的认识会更深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壹个观念普及方案和制度变革方案，当然这两者都是与带有全局性的和平民主事业及和平民主文化紧密相关的。

　　七、关于吃药、认罪与抗争

　　我们几乎所有 709 的受害者都被强制吃药，我也被吃了近两个月的药。每天都有医生来送药，每次要打个手电筒向嗓子眼里照壹照看妳的药吃掉了没有。每次大概是 4 粒白色药片，他们说我体检的数据转氨酶高，肝有点问题，可我这个人从来都习惯吃素吃得比较清淡，不抽烟又不喝酒，我的身体很好壹直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也不习惯吃药，我认为每个生命个体都是独特的，那个指标即使在别人那里是高的可在我这里我自己的身体是壹个独特的系统，在我这里可能就会达到某种平衡，况且即便有点问题它出现在妳的生命中也未必是坏事，该来的就来自然会有个结果，我跟他们理论了几次坚持不吃药，可是后来要强制灌食，医生、管教和所领导都要来了，我只好后撤壹步，过了壹段时间我又向他们提出停药的要求，大概两个月的时候，给我停了。据说当局有脑控研究项目，是国家机密，709 所有人都要吃药有些匪夷所思，这种药到底要达到什么效果，麻痹神经、破坏神经系统抑或是消除记忆力，谁也不知道，但如果这是真的，显然是反人类的罪恶。即便当事人身体真的有问题需要治疗，当事人及其亲属也应该有这个知情权和决定权，即我们有权利知道自己身体的具体情况、病理原因，要不要治疗以及如何治疗？当事人不是猪狗！只能按照妳司法机关或看押机关的需要来治疗，而且医务人员根本无法独立于当局，注定从壹开始就有违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会受到医疗救治之外的因素影响甚至主导，不可避免的产生道德风险及违法行为，因此为狱所被羁押人员提供医疗服务的医护人员、医疗体系必须独立于狱所及当局，在监督层面必须向被羁押人亲属及社会公开透明，有相应的责任机制。不仅在身体方面在心理方面也应当设置独立的干预机制，对在押人员必须充分保障其人道主义的救济权利。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方面都缺乏独立性，都操控在专制权力体系下而没人负责。

　　我们转入天津监居场所后，大概在十月开始，突然每天开始检查身体，而且感觉得到他们显得很紧张，又量血压、又搞心率测试，发生这种变化，我意识到，肯定我们之中壹定是有人身体出现了问题，我就给大家祈祷希望每个人都能渡过难关不要出现问题。每隔壹两个星期，他们还要搬来壹套心电图设备给我们测量心脏情况。有壹位周主任，还有壹位好像叫刘贺（发音)的大夫，给我做过检查，其他壹些医生、护士也是壹贯的没有表情或壹脸冷峻的面孔,活像壹个个机器人，除了例行公事不与我们做任何交流也未感到他们的壹点善意，我们也无法知晓他们的身份姓名，这是壹种很恐怖的事情，上级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来做什么也不管我们的感受，如果我们提出壹些要求，他们要么请示专案组要么不予回应，这些本应该是白衣天使的人们在专制铁幕下我却越看越像白衣恶魔。

　　在里面 500 多天里，而且当时不知道将在里面渡过多长的岁月，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的人可能认为，妳坚持抗争不就完了，零口供，沉默以对拒绝回答壹切问题，还可以绝食抗争，如果强制吃药可以拼死抗争拒绝到底，如果他们强制灌食，那么我们可以坚持到底，坚持下去，估计强制灌食三五次他们也就知难而退了。以上的分析好不好，对不对？不能说不好也不能说不对。理论上这是成立的，可是在真实情景下妳很难做到，比如在监居期间，对于壹个被羁押人每天至少 10 个武警战士对付妳，外面还有预备队严阵以待，这些武装到牙齿的战士象钢铁机器壹般只懂得服从上级命令，他们不会跟妳讲什么法、讲什么理，他们有严格的纪律禁止跟被监管人说话，我们有任何要求，他们都是面向监控器通过打手势向外面报告的。

　　在高清的监视器后面二十四小时都有人监视著妳，室内的监听放大器据说达到 1000 倍以上，妳的壹举壹动乃至壹闪壹念都被人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他们常年干这个活儿，对被羁押人的行为和心理有著丰富的经验，在这么壹个完全与世隔绝生杀予夺操在人手的环境里，明智的话，只有把壹切交给时间，不得不进行壹场持久战，为了留存自己最后的那壹点尊严和生命，为了坚守自己最后的那壹点原则底线什么都可以忍，什么都可以放下不必再计较。妳必须学会尽量把自己蜷缩起来，以不变应万变，尽量避免跟他们发生冲突，因为多交锋壹次，妳暴露给对方的信息就会越多，对方越能掌握妳的心里和弱点，他们有壹万种方法整妳，而妳只能被动的挨著，让妳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面临这样的绝境，很多人都想过自杀，我也不例外。

　　可问题是，妳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执勤战士寸步不离，为了保全自己妳只有把自己蜷缩起来，这是壹场意志的较量，妳的权利、尊严受到侵犯时，不到万不得已，只有忍耐。妳要学会隐忍不发，除非不得不发，不发则已，壹发则必胜。刚到天津的时候壹切权利都受到限制不仅取消了妳活动的权利只能坐著，即便妳想让他们帮妳打开壹道窗缝透透气都是壹种奢侈的想法，两层窗户关得死死的。有时候经请示可以给妳开壹点，有时候就不给妳开，透气通风的权利竟然成了我经常努力争取的目标。

　　我的申诉书都是在作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和铺垫，借题发挥，才提出来的，申诉书写了四、五页对他们审讯和指控我的内容壹壹进行驳斥当然以壹种相对委婉的方式，申诉提出后，专案组刘队长，过来教训我，扬言要当著我的面把申诉书撕了给我看，并且威胁我不会有好果子吃，这是我在挨打、严管不久后发生的事情，在这壹绝境下我们度过的每壹天都是困难的。

　　而严管仅仅是因为我要求对讯问笔录的个别表述进行修改。像申诉、辩护、会见、人权保障，这都是法律上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可是法律是灰色的，现实是苍白的。在里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羁押单位对我们的监管力量壹切无条件配合专案组的需要，专案组想对我们如何处置给我们怎样的待遇，羁押单位、监管人员只负责配合其执行，就会不折不扣的按照专案组的要求对我们实施什么样的待遇，而且还不断向我们暗示和强调要想改变处境就得配合专案组，这就意味著，壹切以案件进展为依归，只要能取得突破，什么手段什么招数在所不论。我们转移到天津监居不久，本来开始有壹个靠背椅坐不知什么原因就被莫名其妙的换成了壹个墩子，大家在坐著时就无背可靠了，我们壹天主要是坐著，壹坐少则 12 个小时多则16 个小时，而且妳不配合专案组的审讯，他壹招就治了妳，妳坐著时他不准妳把手放在腿上不让妳获得支撑，执勤战士严格执行，各位可以试壹试，在壹个墩子上坐著，手不准扶著，那么妳就只能完全靠腰部力量支撑，壹个小时可以，十个小时、壹百个小时、壹千个小时是什么滋味，恐怕很少人能体会到。

　　在这里略举壹例，有壹次，我要求修改笔录，就遭到殴打扇耳光，并且严管我，在那之后的十几天里，吃饭只给妳半份就是差不多壹个小馒头或壹两口饭、壹两口菜，从早到晚坐 16个小时，晚上睡觉必须保持他们认可的壹个确定的姿势。大家知道，他们不打妳也不骂妳，给妳壹个墩子坐，必须保持壹个固定姿势就像坐军姿那样，抬头挺胸背部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这壹动作从早上 6 点壹直到晚上 10 点，除了解手不准妳有任何动作，最后我坐得下肢发麻失去了知觉，明明感觉自己要解手却解不出来，这种搞法不用打也不用骂，如果持续坐下去，不死也肯定要残废。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前景有过三种预料，并且我向专案组成员表达了我的心声，壹种是无期限的羁押也许 3、5 年也许十年八年或者遥遥无期，壹种是我运气好，两三年可以完好出来，还有就是死在里面找个借口，最后壹种结果就是，站著进去，抬著出来，把妳搞残废了，不仅毫无尊严而且还有牵累家人，对于当时来说，前两种情况我都可以接受，对于第三种情形，我是无法接受的，与前两种情形的壹生壹死相比较，后壹种情形才是更残酷的。

　　走路是监居期间唯壹可以排遣时间的方式，除了他们限制不让妳走的时候，妳每天都可以申请在两位战士之间三二米的距离内往返走动，我粗略计算了壹下大概在监居期间我走了至少6000 至 10000 公里，开始走路是壹项最好的享受，到了后来，膝盖的韧带都走伤了，但是妳还不得不走，怕他们习惯了妳不走了，妳的这仅有的壹点权利就会被他们进壹步的限制，因为本身壹些模糊地带完全是由习惯法来决定的，我希望能传递给他们正确的信息，我们的基本需要，这些执勤战士在执行看护的过程中，最高目的就是安全第壹防范风险，因此他们可以以他们的理解、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式来对待妳，他们都是壹些年轻的孩子可能根本无法理解被监禁人的基本生理需求，无论从长期来看还是眼前来看，我相信我们有时不是被当作壹个人、壹个生命来对待的，我们只是壹项任务，我们的基本需求、我们的感受并不重要！

　　人的记忆力很差，监禁中的人往往能够静下心来写东西，为监禁的人提供壹支笔我认为是壹笔巨大的财富，无论对于被监禁的人来说还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我相信，人在监禁的情形下是文字创造、思想创作的最佳方式之壹，但是由于我们这个专制制度的原因，我们损失了这方面巨大的精神财富。监狱、看守所以及司法机关还没有从专政工具的窠臼中跳出来，现在的司法和监狱是在毁灭人性，而不是拯救人性，什么时候它们仅仅作为壹种社会的法治功能的角色而存在的时候这个社会才可能好起来，那么人权、人道、医疗、人文关怀等问题也才有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日复壹日的审讯，在问及他人时，谁在场，谁参与了，我都回答不清楚、不知道、记不清了。

　　在漫长的审讯中，我都坚持这壹点，相信大多数人也都是这样做的，可是他们不达目的不肯罢休，必须要妳背书，穷尽壹切手段，反复问妳之后，妳不配合，他们就拿著打印出来的网上的信息，妳的通讯记录、网上记录来跟妳核实，壹个壹个跟妳核对，壹个壹个个案跟妳确认，本来名字是他们提到的，笔录上的记录看起来像是妳主动提到的那样的表述，最后索性拿来打印好的笔录文本让妳签字，当然我也很早就向他们反复申明了我的原则，我的底线就是不能伤害别人，我跟他们反复强调我跟任何人都没有交集，我做的事情我可以照单全收，我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不回避我自己的任何问题，因此，客观的讲，他们也并非无中生有，编排壹些事情，想让妳背书咬人是肯定的，我壹直强调不要把我摆到不恰当的位置上，让他们意识到在我这里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他们会不厌其烦的找妳，因为妳知道他们也要向上面交差（我很同情他们），妳不签字就是妳不配合，妳为难他们，不给他们面子，他们会对妳说，妳让我过不去，我就让妳过不去，妳的态度不好，妳的问题不仅无法解决，妳还会受到严管等各种折磨，到了看守所，不配合他们甚至全号的人都会受妳的株连，不让大家放风，总之他们有壹万种方法逼妳就范，但是有壹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在壹年半的整个审讯当中从来没有指认过任何人，没有为他们提供过可以制造别人冤狱的任何信息！

　　有人问我妳认罪了没有，写认罪书了没有。在长达五百多天的日子里，我写过这样几份东西，我绝食争取来纸笔写给妻子的信、反省书、申诉书还有悔过书，都写了。至于悔过类似的东西前后壹共写过两份，第壹份主要是敷衍他们，其中没有认罪和悔过的表述和字眼，对自己表示壹些反省进行壹些必要的批评，但文章的核心内容是通过批评和反省的方式强调了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中国这壹政治主张，后来他们认为无关痛痒没有触及深处不满意，又逼迫我写第二份，在第二份悔过书中，有了认罪的表述承认自己主张和平民主通过文章、书籍以及行为山颠，最后按照他们的意思写完后还不忘让我加了壹个悔过书这样壹个标题。谁都想美化自己，这是人性，但是我想客观的描述壹下自己当时的心态：第壹、妳可能面临要判刑，还是想轻壹些，想早点出来与家人团聚。第二、壹定要尽早出来把酷刑披露出去好让里面的弟兄受到关注，使更多的人免遭酷刑，也使得这个冤案的全局能够获得根本扭转的机会！第三、由于信息完全封闭，我在里面时，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做工作，包括我不配合号里的人不让放风，告知妳所有人都出去了就只剩下妳自己了，包括播放胡石根先生等认罪的庭审录像以及向我出示他们的认罪书悔罪书，给我播放孩子的录像、让我看刚出生女儿的照片，各种攻心之战，而且我想既然我们的壹切信息都无法让外面知晓，既然壹场冤狱审判不可避免，为了让这场冤狱还有壹些现实的价值，就像胡石根老师做出的选择那样通过认罪的方式为自己换来壹个在法庭上宣传自己政治主张求仁得仁的机会，也不枉自己壹场牢狱之灾。后来他们又给我乔装打扮壹番录了个像，让我对著镜头念了壹遍他们通过的稿件，当然这个稿件我还是加入了有关和平民主的主张，但是后来我想，录像视频是可以经过剪辑后选择性播出的，完全按他们需要的内容播出，他们壹再向我表示并对我承诺该视频是给大领导看的，绝不对外公开。后来壹次壹次的做工作，让我写东西、录像，我那时就在想，他们其实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壹切都为了他们在面子上过得去，在我这里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想专制当权者要面子不是坏事，懂得妥协也不是坏事，对我们来说面子没那么重要。出不出来到后来已经有些麻木了，完全是被动的，我曾经明确跟他们说，现在不是我需要什么，而是领导需要什么，我在里面和外面都是壹样承担责任，哪壹个也不轻松。还有壹点是出于同情专案组底下扛活的人，他们也不容易，斗争以及为了早日出来、揭露酷刑的目的都作过努力了，至于说什么时候出来壹切皆有定数，而且我还有壹个很深的感触，在里面多呆壹天就壹定有壹天的收获。应当说监居的前三个月比较煎熬，人几乎要疯掉，后三个月又相对比较残酷壹些，他们专门为了有所突破将我们从北京转移至天津秘密关押审讯，在里面为我们预备了各种手段，但是到了看守所后面的时间长了，习惯了、麻木了也就无所谓了。

　　尽管我写的个别让他们能交差的只言片语主要还是为了把自己所坚持的和平民主政治主张表达出来，那种看似在批评自己、反省自己而实则是表扬自己的游戏，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人应该表里如壹，言行壹致，我还是很敬佩那些壹个字都不吐的毫不妥协的纯粹的硬骨头。反过来讲，壹般来说，在面对强权专制的抗争中，壹般人不必为此背上过多的道义负担而做出无谓的牺牲。举壹个例子来说，坊间对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以及流传出来的他在东北监狱对于监狱里的状况给予了正面评价，称自己得到了人道的对待、得到了友善的对待这样壹种表述，有人对此做出过度的解读和严厉的批评，我认为这是壹些外面的人不了解里面的恶劣、残酷情形的表现，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民间的抗争成本，要求抗争者去做无谓的牺牲，政治抵抗者必须都是圣徒。那些历史书上通过寥寥几句话描述出来的历史故事和概括出来的英雄形象它并非带有生活细节和生命特征的具体历史真相，它并不是每壹年、每壹个月、每壹天、每壹小时、每壹秒钟的生活现实和生命体验。为何说这种苛责是不了解现实的表现：

　　第壹、即使刘晓波做出过壹千句、壹万句对人道待遇、人权问题以及专制邪恶的谴责批评、诅咒的表达而仅仅表达了壹句似是而非的中肯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在专制铁幕之下，人在完全被监禁、彻底隔绝的情况下，向外传递的信息也只能是赞扬专制的话被无限放大而批判的声音完全销声匿迹。第二、刘在那样壹种困境中，对人道和人权的改善做出壹个评价来，我们倒不妨从刘想用善意来化解恶来解读，与其说是壹种事实的描述不如说是壹种对人性的期待与呼唤，作为壹种倡导而存在的，况且在专制牢狱的困境之下保证壹个政治犯自己高贵的人格尊严本身就是对人道与人权的最大捍卫，他的“我没有敌人”与对监狱的改善壹以贯之的态度传递出壹种不可屈服的人格高贵以及最大的善意和爱，背后他自己不知道要承受多少苦痛、屈辱与寂寞，或许是壹个心声或许是没有选择，这样的指责只能让那些先行者流泪又流血。当那些指责批评者进入到那样壹种困境乃至面对生死的考验之时或许连他的百分之壹、千分之壹都未必能做到。

　　关于谢阳、江天勇认罪、认错的问题，他们承担的够多了，面对专制权力的残忍和恶毒这原本就不应该是个问题。他们有壹个共同点，在外面时都是壹些自命不凡的人，乃至救世情结，他们在里面都不希望牵累他人，我想连同监号的嫌疑犯以及迫害自己的人恐怕他们也都是抱著慈悲救渡之心的。

　　当然我们也不要低估了专制统治者的邪恶，他们乐见于人性被摧毁、意志被压服，因为他们说谎作恶时就无法接受别人还在坚守的良善正道，他们背负重罪时希望所有人像他们壹样也背上罪债，他们想让政治犯人格分裂，他们想让公民社会分裂，用道德大棒绑架妳，对此我们壹定要时刻保持清醒与警惕！

　　他们的办案方式是把妳的所有电脑、手机、书籍、个人物品、人际交往、人生记录都查个底掉，妳的壹切包括从小学到中学，妳的父辈、家人、亲戚朋友都在他们的调查之中也尽在掌握之中。这是壹场超限战，超限办案方式，总之要达到他们的目的，没有什么限制可言，尽管这严重侵犯个人隐私、人格权，但壹切都变成了壹种手段，这种办案方式本身就是思想犯、言论犯的做法，严重侵犯人权和人格尊严，谁也不知道这个边界在哪里？政治犯的模式他们给我看我刚出生的女儿的照片，看我儿子在课堂上做题以及演出马头琴时的视频，他们威胁要把我妻子原珊珊抓起来，我当时真的有些崩溃。

　　从 2003 年我提起宪政第壹诉起诉江泽民违反宪法违背民意继续担任国家军委主席开始到 05年营救朱久虎律师时的联署、参与推动北京律协直选到 08 宪章联署、人权律师团大家壹起讨论各种法律、人权案件营救同行、共同联署、我发起的壹些呼吁比如恢复唐吉田等律师执业权利的呼吁书、释放陈永洲保障记者权利的呼吁书、从建三江、郑州研讨会为被抓律师捐款到刘家财山颠案、张向忠案、法轮功案、许东案、庆安枪击案等再到担任秦永敏人权观察法律顾问营救秦永敏、接受境外媒体采访、香港学术研讨会、本人编订的拙作《信仰之路》

　　书籍、网上发表的和平民主系列文章以及 15 年初本人在北京召集的壹次饭局等等都成为他们审问的内容。

　　当然，我也感受到了他们的纠结，集体无意识，从上到下，他们都是以利相交、以势相交、以权相交者，毫无道德感，都做好了弃船而逃的准备。而这个案子应该说从壹开始就是壹块烫手的山芋，可以公开的说，前后审过我的包括自称老姜、曹建光（前面两位是北京的）、自称老王（其实后来我知道他姓严）、刘博（刘队长）还有李警官（天津），还有两三位不知其姓氏的，还有壹位可能是公安部的自称姓刘的给我背诵过心经。他们自称常年审理大老虎、诏狱等案件，他们在公安系统内显然也都非等闲之辈，这些体制内的人他们明知自己是在违法，尽管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很强势，但是这壹次他们面对的显然是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对手，他们几乎每个人都让我感受到了他们的游移、煎熬、不知所措，还有包括那些负责看管我们的武警战士，除了让我感受到监禁的残酷之外我真切感受到了是非之心、人性之善、人心向背！

　　除了天津市二分检察院宫宁处长、盛国文检察官还有壹位忘了姓名，天津市检察二分院的张处长、霍处长（自称侦察处或大案处）也多次找我谈过话做过工作，甚至我不给他们写东西，他们就不走，有壹次他们告诉我黄兴国在双规前的最后时刻，去旁听了周世峰的庭审，他们给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无非是想告诉我所谓中央反腐是在动真格的，中国如何如何有希望了，让我们等著看专制统治者如何改革如何为中国开拓壹条光明的道路，而我却看到了如黄兴国壹样的体制内的封疆大吏们各怀鬼胎，当其走到穷途末路时的心之所向，或许他想在体制外找到终结这个垂死的专制极权的希望。这无论是壹种内心的追问也好还是良心发现也罢，其实在体制内已广泛存在，只是人们都善于隐藏起来。黄的现象其最后寻求精神出路类似王立军，他们都自知身陷黑暗与邪恶当中而没有出路，当然王立军有壹个迫切求生的紧迫情势，不过往往人在穷途末路时最能显现出其真实人性的壹面。

　　在我被羁押期间，我的同胞们包括专案组的所有人毫无疑问也都展示了良善的壹面，其间不时感受到人性的觉醒人心所向，因为大家都不傻，即便曾经打过我的刘队长后来竟然再也不来见我了，很明显，我感受到，我的这些心存良善的同胞大都不情愿迫害无辜、践踏人权背上历史的债务，大家很明显都是被绑架来干脏活的。我开始被强制监居直到后来面对可能的判刑尽管也有些纠结，但是也总有这样的感触，在外面时，每天看到冤狱遍地人道灾难频发心理总是焦虑不安自己总有无力感，代理的壹个个案子尽心竭力却无力回天，这回自己总算也进来了，进来反而觉得心安理得，在里面是承担责任与众生壹起受难，在外面也是担当责任壹样并不轻松，这是多操蛋的时代，壹个黑白颠倒义人受难的荒谬时代。

　　到天津强制监居的后期，我们的待遇有所改善，开始可以吃饱饭了，专案组甚至询问过我饭够不够吃，当然经过他们的反复询问后，自己也觉得要吃饱饭，养好身体保存实力，以应对将来可能会发生的更艰难情况，无论到看守所还是监狱以及遭遇到其他什么情形，因为万事不由人。在外面自由的人是无法体会里面的心理的，因此我也向他们提出了早中需要各加壹个馒头（比较小的那种），可是他们在执行时，不单早中，晚上也给我加了壹个馒头，我又向他们提出撤掉晚上的，他们就不理解甚至提出吃不了可以剩下对我如此斤斤计较的态度又变得有些恶劣。其实没有人会理解，我的目的是，能够保障基本生存基本吃饱就可以了，如果吃得太饱、主食有哪怕那么壹点富余了，习惯壹旦养成了，那么日后到了监狱看守所，再到更困难的处境中怎么办？因此必须要养成和习惯于接受壹个较低标准的维持基本生存的状态，这才是最有利的，我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正面对什么。

　　当然这可能也反映出当时我的某种心态，当我向号里的朋友们讲和平民主思想时，我讲和平民主必胜、暴力专制必亡，这件事情的发生不会超过 3 年，号里的弟兄们大都认为即使我出去了，我还得进来，嘿嘿！他们不相信的事我出来后壹看估计要提前实现了！

　　差不多，我从被抓的第壹天起当局就要求认罪，转变思想认识，关键看态度，放著河水不洗船，听话听音等等。吊诡的是，他们在公然破坏法治摧毁他们这个所谓政权的法统，我们的坚持与抗争反而还是在维护他们的这个法统。他们还给我举例说明告诉我，别不服，连周永康的大秘什么什么博士后都认罪了，都是他们办的案子，而我也在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与他们进行这场意志的较量不断以自己的方式抗争著，记得我们自监居转批捕，在监居场所我向执勤战士讲我是因为和平民主而被抓的，中国未来壹定可以实现民主。当局将我们从监居场所运往看守所的路上，我壹直向车上的四个人表达我的观点，我说，和平民主壹定能够实现，我们不要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和平民主必胜，暴力专制必亡！尽管在车里，严队长不时打断我的讲话，但是车里此时空气都凝滞了，死壹般沉闷让我知道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当中！

　　八、办案模式彻底摧毁了依法治国

　　对我们 709 的这种办案模式几乎成为当今中国壹种主流的办案模式。这种办案模式似乎又回到了文革时期极左的道路上，公检法俨然成为壹家，法律成了政治工具、专制手段，莫非阶级斗争要卷土重来？

　　这种办案模式的恶劣之处在于，为了显示政治正确，几乎所有的老虎案件、反腐案件，办案机关都把嫌疑人摆上台，逼迫他们认罪，进行舆论审判的套路，而案件的事实和真相本身好像根本不重要，反正大家都有原罪，这是壹个运动式反腐的逻辑，所谓无官不贪嘛！在这种大气候下，在任何个案中的程序显得都是多余的了，因为执法者自认为政治正确、有权力可恃。在 709 案件当中他们也要搞这壹套，就是妳认罪配合官方表演就可以从轻、减轻处理，如果妳不认罪不配合表演，那么妳就要倒霉，让妳万劫不复，这在专制司法内可能真需要产生壹个示范的作用。就是专制权力不能输，妳必须屈服、必须配合，以力服人而不问是非。

　　否则专制统治者担心产生示范作用，壹旦这个示范效应产生，专制司法就会失灵，专制统治者就无法威慑被统治者、维系其专制权威，因为专制权力是十分脆弱的，只要人们丧失了恐惧，它就离最终垮台不远了。专制统治者从来不懂得这样壹个道理，真正的威严是从公正建立起来的！

　　众所周知，由于专制独裁、权力垄断的原因，得势的领导为所欲为无人可以制约。壹切都出于短期利益的考虑，权力行使的逻辑只是攫取利益和分配利益，谁也不需要为这个政权负责，导致整个司法毫无正当性可言。权力已经侵蚀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被绑架的警察、检察官、法官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完全处于壹个被动的工具性角色，并且他们生活在壹个系统腐败全面腐败的环境中，这个权力到底在司法领域将司法行为侵蚀到何种程度呢？就是司法长期采取黑恶的手法，举壹个例子，比如说武长顺这样的贪官老虎案件，武长顺的财产被查抄，由于他自知自己的几乎所有财产都是违法所得，所以在执法这壹边可以为所欲为，本来查了80 个亿 800 个亿，而在案件中只反映出来 1.5 个亿，对于武长顺们肯定是有苦说不出不能提出任何异议，不说还好，说出来脑袋就没了。除了所有被抓的官员还有那些民营企业家或者普通社会公民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谁就那么干净，谁能没有壹点问题、壹点原罪或壹点人性上的弱点啊，所以办案人员就利用这壹点为所欲为，将扣押查抄的私人财产、物品无论合法的违法的都壹并吞没、私分。壹般人出于明哲保身、保命为先或者苦于没有证据、人在屋檐下只能忍气吞声。大家试想壹下，这种情况是十分普遍的，久而久之就成为壹种惯例，执法者脱开法律制度的缰绳信马由缰为所欲为，以黑执法以黑反腐，全国壹年有多少贪官落马、又有多少关联人员受到牵连查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时权力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另外那些办案执法人员比如说警察、检察官、法官在执法办案的过程中或许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不过对于得势领导的命令不管违法的还是合法的只能无条件执行，因为谁的屁股都不干净，见得多了，自己别落得壹个被黑打的下场。这有点类似于黑帮里的游戏，妳想不做恶、妳想洁身自好洗手不干是不行的。这些现象是真实发生的而且十分普遍，我为何敢下这个断言呢？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代理的各种冤案姑且不说，仅从这次天津公安局抓捕处理我的过程就可见壹斑，2016 年 2、3 月期间，专案组负责我的严队长、李警官找到我，让我清点我的银行卡、股东卡、身份证、户口本、个人档案等个人资料物品，并让我在扣押物品说明上签字，说签了字就可以把物品发还给我妻子，我壹看没有扣押清单，而我签署的这份说明表述为，上述物品均属于我随身携带的物品，弄得我哭笑不得，我当即表示异议，因为我被抓时正值盛夏只穿了条大裤衩，身上除了钥匙、壹点零用钱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况且户口本、个人档案这些文件经常带在身上也有违常理。可是妳不签，他们就无法发还，我妻子没有工作带著三个孩子，我没得选择只能给他们签了。出来后我查银行流水发现我的帐户有几十万的资金不翼而飞，听说谢阳妻子陈桂秋女士的帐户壹夜之间所有储蓄存款都归零了，还有周世锋、李和平、王全璋、李春富、刘四新、勾洪国、翟岩民、屠夫吴淦、胡石根、隋牧清等的个人物品和财产不知道他们都是如何对待的。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妳们搞错了对象，我们的钱都是干干净净的，壹分壹毫都是我们的劳动所得！就是这么壹个有较大影响的案子，天津及湖南公安竟然都敢恣意妄为、公然违法乱纪，可想而知，那些官员的渎职贪腐案件、经济案件、普通百姓的案件他们又将如何对待？反正人给妳抓起来妳也没办法讲话，即便反映出去，来个没证据不认账妳又能如何？这种司法的现状就是采取黑吃黑的办法，可想而知周永康、薄熙来、武长顺们这些大老虎们在位之时哪个不是权势熏天黑白通吃。可是他们壹旦倒台成为阶下囚，壹方面只得人最服输，另壹方面反腐案件对外公开的司法判决，他们贪腐的数额却少得可怜！案件的操控者真是想怎样就怎样为所欲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受制约监督的权力反腐、权力打黑，其为所欲采取黑打、运动式执法的始作俑者正是周永康、薄熙来、武长顺们，他们终究是作法自毙咎由自取，真是天道循坏报应不爽啊！

　　这壹套办案模式彻底摧毁了司法的信用和政权得以维系的法统，把司法完全作为政治工具，搞短期政治策略。当权者、打老虎者自欺欺人，利用身陷囹圄的当事人寻求生路的人性弱点搞胁迫，对当事人进行道德审判、道德丑化不仅严重侵犯人权，而且造成没有是非只有强权的观感，事实已经不重要，法律已经不重要，政治效果第壹，而政治效果完全取决于当权者的需要、政治权威的需要，把当权者的面子领导人的好恶摆在首位，使得权力的信用荡然无存，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基本刑事诉讼制度彻底破产！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种文革的延续和变种大大助长了人性的虚伪！司法成为道具，对体制内来说，其宪法、法律的法统地位名存实亡，三十多年改开累积的法治成果付诸东流！

　　法无信不立，反腐本应推动法治建设却对法治产生致命性打击，举例来说，武长顺案件中所遗留的历史债务谁来买单？坊间普遍诟病武长顺案被司法判决贪腐 1.5 个亿却掩盖了 80 个亿。武长顺这 80 个亿的说法恐非空穴来风，无论从武长顺涉案的壹些线索还是从近年来壹般县处级乃至更低层级别官员的案发数额即可初步断定。况且除 80 个亿之外，还有诸如以下壹些问题:第壹、这 80 个亿之外，海外部分，以及他对其上级领导、恩主的经济关系，各种裙带关系、利益集团关系均未见诸涉及；第二、这 80 个亿被查抄后被用到何处了？整个公共财政上为何没有任何显现。这些赃款在武长顺们手里与在查抄势力手里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二者有何不同？第三、武长顺渎职贪腐了 80 个亿而整个社会的代价何止 800 个亿、8000个亿？多少遭到排挤、受到盘剥的良善商家，多少巧取豪夺合法伤害、多少征地拆迁户、多少枉法裁判既枉既纵、多少垄断经营官黑勾结、多少锒铛入狱司法冤狱、多少受到打压迫害遭受不公的正直良善的公职人员？这些受害者受到的伤害与损失，乃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们，他们的债，谁来补偿，谁来给他们壹个交待？对法治、国家信誉的损害，造成的各种人道灾难，这个历史的帐目该怎么算？2010 年因李庄案发揭示出来的重庆打黑运动制造的所谓涉黑民企老板、无辜公民，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所遭受的伤害又有谁能给他们壹个公道？

　　这种从反腐运动衍生出来的办案模式日益成为剧场性政治行为，它掩盖了更大的罪恶具有严重的欺骗性，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与腐败的普遍、深重程度所达到的法不责众的真实境况即反腐亡党的困局，近年来反腐的处理结果普遍向从轻方向发展几乎没有死刑。反腐当中同时出现人性困境，所谓反腐战线上的执法者，壹方面在调查反腐中触目惊心，另壹方面在专制权力困境中出于人性本能的物伤其类、兔死狐悲，在专制条件下长时间缺失的价值感、道德感、安全感，习见善则安于为善，习见恶则安于为恶，致使反腐陷于无物之阵。

　　回到 709 案，我出来之后曾经有壹个矛盾心理，我既想揭露罪恶，又不想伤害任何人，即便是主动作恶者。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把真相公布出来，即便作恶者，对他们的将来及子孙后代也有好处，为了我们的共同尊严，只要壹个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的理由！在此我想对天津市公安局局长赵飞及其部属说，我认为，包括您赵飞局长在内的现任天津市公安局长，所有专案组成员有条件也有责任站出来告诉妳们的上级包括最高检、妳们组织内部的中共中央、中纪委以及全国人民，并且主动检举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实事求是公开报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律师和公民到底干了什么？他们的行为到底是合法还是违法的？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为人摸著良心说壹说，到底对壹个国家、壹个民族、壹个社会有利还是有害？他们到底是在维护法治维护人权还是在违法犯罪？到底是哪些人恐惧他们、害怕他们？是谁下命令让妳们对这些律师、公民动用酷刑？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为何不惜违反程序要选择天津公安进行专案，谁决定的？赵飞局长，妳在接手武长顺天津公安局长时，在这个领域到底是周永康和武长顺黑恶势力的私器还是国家公器？现在天津市公安局到底掌握在谁手中？还有多少冤案妳们没有报告中央和全国人民，天津大爆炸案以及公权力介入的各种经济纠纷、包括普通刑事案件，几乎无狱不冤妳有没有给妳的上级做出个交代，准备如何面对妳的历史责任、面对人民、面对未来我们的子孙后代？

　　我以壹个男人的名义要求妳站出来，给全国同胞壹个交待，为何酷刑在妳手上发生？10 月 1日至 10 月 10 日在我 08 室头顶上的二楼会议室（酷刑室）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有人哀号，为何有人摔倒晕厥？胡石根先生到底遭遇了什么？王全璋律师到底遭遇了什么？妳们制定的整体方案是什么？又是如何突破的？那些文革式的舆论审判、媒体抹黑都是什么人策划的？

　　妳们是如何贯彻执行官派律师介入本案的？那些逼迫认罪并上电视的下作手法都是哪些罪恶分子的主意？谁给妳们的权力给我们录视频？连赵威、李株云那么几个小孩都不放过，这些 90 后的小孩也被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帽子也成为国家的敌人，把人人都制造成国家的敌人，这到底是谁做出的决策？从寻衅滋事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再到颠覆国家政权这都是谁做出的决策？妳们做为法律人有没有按照法律的立场向妳们的上级提出过专业性的意见？

　　诸如对被羁押人的种种违法恶行包括秘密关押、饿饭、固定姿势睡觉、禁止活动、严管壹天坐 16 个小时军姿以及逼迫签署讯问笔录、把打印好的讯问笔录拿过来强迫签字、剥夺申诉权、剥夺辩护权、强行灌药、强行指派律师以及各种威胁酷刑，派检察院及专案组的人来做转化工作，这都是谁的命令？查抄我家的物品时，我的银行卡、股东卡、身份证等为何不登记在扣押物品清单上？个人物品非法扣押至今为何不及时发还？谁给妳们的权力任意监控监听公民的电话、网络通讯？

　　九、号里面的生活，心持正念无往而不胜！

　　我在被转移到看守所之前，他们给我做工作，说看守所里面都是壹些重刑犯，无期、死刑的杀人、抢劫、贩毒、黑社会等，要我化名叫谢正东这个名字，说这也是出于我的安全为我好，现在的形势很复杂。我明确表示不接受，我说我的身份越公开越安全，即便死在里面也得有个真名实姓啊。

　　到了看守所之后，我是做好了准备承受几个杀威棒的，因此有机会时，我就用江湖话向号子里的其他同监表示，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第壹种人是，心中无剑，手中有剑；第二种人是心中有剑，手中无剑；第三种人是心中无剑手中亦无剑，我号召大家要与人为善，跟我壹起做第三种人，心中无剑手中亦无剑！

　　看守所内的壹个监室就是壹个号，大概是五六十平方的壹个房间。进门后有壹条廊道通到尽头是茅厕，廊道右侧是壹片离地壹尺左右高的板台（板台下面的基础应该是用水泥砌好的），上面铺了壹层木板。这块板台壹般是宽 3.6 米，长约 6 米左右，看上去像个大通铺的样子。

　　晚上我们就在上面睡觉（我们去的时候板台的空间还算更用，据号里的其他人反应，有时号里人多时达到二十多人，每个人只有侧身躺的空间，甚至有的人要睡到地上），白天把被摞打好敦在墙角要保持平整，然后大家就在这块板上打坐坐好，壹天除了中午休息壹个小时，从早坐到晚，不允许随意下地走动。号子里的人互相监督，早晚各点名壹次，号长负责管理全号，管教指定号长，号长再指定壹两个劳作给他打工，号长安排全号人的作息生活，包括吃饭、睡觉的位置、值班的班次时间、具体在号里面负责什么工作等。吃饭时由于人多，壹般分为上、中、下三个板块，靠近门口那边的与号长在壹起吃饭的那么三五个人都是号里的上层人物，要么有钱有势，要么是管教的红人关系户、跟号长关系好的，接下来中板上就是劳作和中产阶级了，下板都是壹些没钱没势的小人物或者新来的成员，他们靠近茅厕这边吃饭。通常菜饭进来后如果改善伙食，那就要先给号长他们把肉或鸡蛋以及米饭等好东西留足了包括下壹顿吃的，然后剩下的再给下面的分。由于号里长时间伙食单壹人们缺嘴，所以号里的成员们有的也互相搭伙吃饭，比如我吃妳壹口鸡蛋妳吃我壹口肉之类的，以此熬过里面漫长的牢狱生涯。号长可以对不服管教者施暴，如果仍不服的，则管教亲自来给戴手铐脚镣等戒惧，免不了要修理壹番受些皮肉之苦，情况严重的可以严管关禁闭，不给饭吃进行各种修理酷刑，再把人锁在地卯上。作为受侵害者则诉冤无门，看守所的安全和管理就是依靠管教的这种严酷的方式来完成的。由于看守所、公安局乃至检察院上下利益攸关、利益壹体化，它又是壹个完全封闭的系统，维权的成本极高，违法的成本极低，最终壹切法律上的权利保障成为壹纸空文。要改变现状狱所必须去专政化、奴性化进行人权化、法治化的改革，增大它作为壹个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开放度、透明度，降低维权救济成本，淡化管控本位。管号的号长要么是管教的门子户给管教行贿，要么是管教选的劳改油子，监狱和看守所有经验的管教都十分会看人，我们这个号的号长就是管教挑选的壹名劳改油子，可能是因为本人的存在那些门子户全都调到了另壹个号，我们这个号的号长姓孙，里面壹般称呼他为大哥，大哥上次犯事因为贪污判了个死缓坐了近二十年的牢，出去之后这次因为贩毒判了个无期又进来了，应该说孙号长是壹个很有管理能力的人，也是壹个深谙人性的人，他非常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同时他也是壹个人格分裂、扭曲的人，他对强者比如管教以及有钱有势的人十分的恭顺乖巧，对于弱势则比较严酷，另外他的心理也让人难以捉摸，他被判了无期之后那段时间壹直身体不好，经常头疼呕吐，吃药休息都没有好转，可是当他听说同监另壹个毒贩被判了极刑的那壹天，他的病全好了，尽管有所掩饰但还是显得格外兴奋，看来他的救命良药是别人的死刑，也许是个巧合吧，但这的确是发生在我面前的壹幕。像号长壹样的劳改油子们壹般都有识人之术，号里来了新人，这个人是什么身份，是穷是富，什么脾气秉性，犯什么事进来的往往都能够猜个八九不离十，我还粗略的做了壹个统计，壹般看守所的二次犯和多次犯要占到羁押人员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不过我认为这个原因可能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社会机制出了问题，据我亲身的接触这些所谓惯犯，他们人本身并不是就比壹般人坏，大多数是价值观有些问题同时社会没有很好的解决他们的出路问题。

　　壹个号里通常关押 15 至 20 人当然还有人更多的时候，只有壹个茅厕，这个壹两米见方的茅厕面向铺板有壹个有机玻璃的隔挡，我们全监这十几个人洗脸刷牙、大小便、洗澡、刷碗、洗板布、洗地布、做卫生、洗衣服就都用这个茅厕解决，看守所他们千方百计降低成本，壹天的生活还是很紧张的。假如每个人解大手要十分钟，简单算壹下就至少需要 150 分钟至200 分钟，如果早晚两次洗漱每人需要十分钟，就又是两个多小时，如果再加上做卫生、洗衣服、吃饭，壹天从早到晚像打仗壹样紧张，由于号里的茅厕小我们这些大老爷们撒尿都必须蹲下，而且管理机关、管教、号长会有意造成资源紧张状态，形成被管者争夺资源的局面甚至互相倾扎，妳争我夺，这样的局面人们就不得不仰求号长、管教和看守所。奴化管理是中国狱所的普遍管理方式，这是壹种降低管理成本和风险的有效方式，使得被羁押人变得更加乖顺好管，可是这严重剥夺和践踏了人权和人格尊严，在专制制度下，尽管法律上面有所谓人权保障，但在现实中狱所降低管理成本和风险有利益驱动而人权保障根本无法形成这壹机制完全就靠管教的良知和道德自觉，要形成人权保障机制就必须开放监督，有社会和家属来考核评价跟政绩与利益挂钩，这是当前唯壹有效的方式，当然根本上还是需要从和平民主事业的改革建设上来彻底解决。举壹个例子，看守所吃饭的问题，现在的状况是大家既吃不好浪费又特别严重，馒头白菜每天都要倒掉壹大半，其实完全可以采取自助餐的方式，壹到吃饭时间将嫌疑人集中请到壹个相对开放的空间就像放风那样，大家采取自助餐的方式拿多少吃多少，菜不仅壹种完全可以多搞几种，可以保证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伙食的待遇，外界社会和家属可以定期在狱所餐厅就餐提出监督意见，这其实是壹个理念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嫌疑人或罪犯他们十分邪恶、有人身危险可能会脱逃等等存在这种成见和错误认识，因此就逐步形成了看守机关把嫌疑人不当人，像猪狗壹样关起来，关的越死越好、越紧越好，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大多数跟我们是壹样的人，并不是所谓坏人也并非有什么人身危险和脱逃之虞，除了极个别特殊情况外，对于绝大多数嫌疑人应该人性化执法给予必要的人道待遇。这个执法意识还没有从专制理念向法治理念转变过来。

　　天津二看的确羁押的大都是刑期比较重的嫌疑人，我在 C5 的时候是被重刑犯所包围著的，在我左边壹个无期、右边壹个死缓，再右边是挂链的就是死刑犯，我前面壹个杀人犯还没判下来最好的面估计不是死缓就是无期，只要能逃过壹劫他就烧高香了！我们号里的两个杀人嫌犯在号里反而成了弱势群体，其实杀人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有时却是很老实的人被逼急了或壹时失足铸成大错，老郭和小孙两个人都是老实人，又都是头壹回进来，壹点经验都没有，因为杀了人怕被重判两人都很怕事，担心跟别人发生冲突将来由死缓再转成死刑丢了命，因此很少跟别人争执甚至有些窝囊，号长看他们老实又是外地人就经常呵斥他们、欺负他们。有壹次值班时正好轮到他们两位杀人犯壹个班，两个人在地下从左边走到右边，又从右边走到左边，没有号令，两个人壹样的面无表情低头沉思状壹筹莫展，几乎保持了同壹个节奏，像两个木偶壹样，我们在板上躺下的人像看风景壹样欣赏著他们俩，他们两个还浑然不觉，那个场景特别逗乐！有时候我很同情他们就给他们壹些鼓励，在他们的案子上给他们壹些建议为他们打打气。我在 D4 监室时赶上壹个二十出头的小孩因为杀人被判了极刑，与家人见面壹周后就走链了，小伙子干干净净的，我仔细打量了他壹番感觉小伙子是那么的精神和干净，面色上并非看相人所说的什么印堂发暗满脸阴气，我发现他的气色不仅没有壹点阴暗而且发光发亮，他走链那壹天穿了壹双拖鞋就出去，后来管教又让他回来换了壹双布鞋，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他的家人来取他的遗物被褥和衣服时我们给他收拾好交给了管教。这个孩子据说是因为跟他们本地的壹个所谓黑老大发生口角不服气，带著两个同伴找到受害人捅了四十多刀导致对方死亡，这个孩子被执行死刑，活生生的两条人命就在社会底层的奴隶相残中消逝了，就为了争强斗狠实在可怜可悲。后来回想起来，这个孩子暴戾之气很严重，上面有三个姐姐，父母从小格外溺爱，估计这是导致壹场悲剧发生的壹个重要因素。

　　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牢房里，奴隶们壹贯的恶意相向，牢房之中尤此为甚！我也曾多次借机跟两任号长做过工作，认为号里弟兄们是壹家人互助互爱，把我们共同的人权天花板给抬高起来，大家互相抬大家都受益，大家互相踩大家都遭殃，彼此与人为善，号长在这个位置上是能够有所作为的以德服人，利益众生，积德行善。正如我在外面时有机会也经常跟警察做类似的交流，大家都是奴隶何必互相倾扎彼此要善意相待。前壹个年轻号长涉世不深似乎听进了我的建议，而后壹个劳改油子孙号长尽管表面上也表示认可但实际上他没有丝毫改变，他从人性的角度对我还说过这样的话，“松壹松，攻壹攻！”，管理监号似乎他很有心得。

　　负责我这个号的管教吴管和协管袁管人都还是挺善良的，法律素养、人文素养感觉都不错。

　　可是即便如此，在比如壹些看守所的陈规陋矩方面仍然会在他们身上有所体现，比如说对待被羁押人不能平等对待，跟他们在外面谈话他们坐著或站著就要求被羁押人蹲下，这得以体现出来他们居高临下的地位，妳在进任何壹个门时都要强制妳喊报告，经常搞壹些形式主义的谈话笔录、抽查笔录各种规定动作让被羁押人给他们歌功颂德，妳离开看守所的时候还要给他们写壹封感谢信，他们在自己管理的被羁押人员面前简直像皇帝壹样神气，即便放个风壹定要让号长带领大家高声喊几句谢谢管教、谢谢所长之类的口号。他们或许在这个环境里呆久了，忘记了壹个简单的道理，践踏别人的尊严就是践踏自己的尊严，侵害别人的权利就是侵害自己的权利，他们或许不懂得或许无奈，我们有共同的尊严，当别人的尊严权利遭到践踏时，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号里每天都发生政治斗争，弱者与弱者斗，强者有时也通过压迫欺负弱者来争夺地位和话语权。孙号长是壹个深谙人性的人，有时候大家可能说些小话时，他能够准确把握时机适时敲击铺板警告大家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这个度他能把握的恰如其分。即便在这样壹个小小的监室里人们也很容易被分而治之，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壹点点利益，很少能有公道可言，因此专制的市场在于人们的短浅只顾眼前利益而缺乏理性、没有原则、没有信仰。我们这个监室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由于监室比较封闭大家壹般只能在上午放大茅（解大手），号里面进来新人壹般都排不上号，大家妳争我夺放大茅的座次，号长第壹个，他不放别人壹般不敢放，依次类推，老资格的和上板的紧随其后，放大茅的先后次序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到上午 11点左右就要准备午饭了，因此劳作往往提前就要开始准备，这就造成新进来的人还没来及放茅就结束了，往往我最后壹个放茅，只要有新来的人，我放之前都尽量让他们先去放不管劳作如何催我，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放不了茅还有机会向管教反映壹下，而其他人权利受到侵犯时很难有机会向管教反映，如果妳越过号长向管教反映，那么妳就得罪了号长，后果可想而知。里面把坐牢时间长的人叫劳改油子，由于狱所里面的资源短缺，再加上人们在里面要挨过漫长的岁月，因此里面的人与人之间都相互琢磨，对人性的把握壹般比外面的人要深壹些，号长和劳改油子们，拉什么样的人，打什么样的人，知道何时施人以惠何时小惩而立威。号长为了保持自己的威严，每次解大手都要劳作先去给他遮挡壹个箱盖，解完壹定有人给他打好水投好毛巾进行服侍摆个造型，每天晚上休息前他都要在大家众目睽睽之下洗壹个澡，这壹洗澡的过程也是有人帮他接好水将壹应用具打点好，还要帮他冲洗搓背等等，让大家等待他洗好，才能进入下壹个程序，这个洗澡的过程、享受特权的过程也就是他让大家养成顺服、习惯他的权威的过程，而实际上这个澡是否每天都有必要洗就不需要人们关心了。还有壹件比较变态的事，我们号里 16 年 3、4 月份前后进来壹个因盗窃犯事的小孩，这孩子个子大，晚上吃不饱，晚饭时就向号长打招呼要留两个馒头夜里吃，开始号长不准许，晚上馒头壹般都比较富余，吃不完就全都扔到茅里，后来号长准许了，每天都需要他向自己请示壹便，吃晚饭时号长也不抬头，孩子就等著号长吃完饭，再报告，号长也不嫌麻烦每天还都要照例批准壹回，长年累月乐此不疲。

　　这里除了对人性的认识更深刻了，（在狱所里人们赤裸裸的朝夕相处，戴上面具争夺话语权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而通过近距离的接触，更坚定了我对人性本善的确证，所有人我们被监禁者，无论长幼也无论是什么原因走进来的，我们都同喜同悲，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天真的孩子、执著的男女都为之动容，在这壹特定环境下，被监禁者与世隔绝与亲人甚至阴阳永隔，壹时的情感都很脆弱，时常真情流露）。人在里面变得都比较容易动情也比较细心敏感，我和我的同监壹个杀人嫌犯，经常讨论吃的，当我说到在外面时我们不够细心，从来都没有给妻子和孩子夹过菜，他也若有所思流露出壹种遗憾的神情，因为他可能这壹辈子都无法关照他的妻女了。俗话说没有得就没有失，没有失也没有得，此言不虚！我可以确定的是，在监牢里每多呆壹日必有壹日的收获。不过坐牢太久了就会麻木可能很难记录下来，出来后时间长了如果不及时记录也可能会淡忘了，感谢造物主让我记录下这壹段难忘的生命历程！

　　我出来以后或许是由于被监禁过的原因，读刘晓波的《理性的荒谬及其杀人》，在他评价陀夫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深有同感，陀氏坐了 10 年牢，刘博士在判刑前也被劳教过两次，对人性的认知，坐牢会让妳收获很多。陀氏的深刻之处诚如刘博士描述的那样，地下室人集受虐与施虐于壹身，既是极权者又是奴隶，既是受虐者也是施虐者。他的懦弱时时被虚荣所激励，越是受辱，虚荣心就越膨胀。所以，每壹次，当他在强者那里备受羞辱之后，他壹定要找到更弱者来发泄自己的仇恨和屈辱。陀氏的地下室和卡夫卡的鼹鼠，其生存方式以及心理状态完全相同----肉体的自由变成灵魂的牢笼。可以随便走动的主人公，其灵魂空间却仅仅局限于那间狭小的地下室，终日不见阳光的阴暗，散发著潮湿霉烂的气息。的确是这样，我们号里的孙号长就是典型的这样壹个人，他对于强者比如有钱有势者管教特殊关照的人十分的乖巧顺服，像个孙子壹样，他也特别会跟管教打交道善于伪装自己，可是他在号里对于那些弱者又十分的凶残，肆无忌惮的压制恐吓，他们这类人有壹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只有虚荣没

　　有自信不懂得什么是人的尊严。

　　我们所谓 709 的成员在里面穿红号坎，号里面壹般刑事犯都穿蓝号坎，死刑犯或贪污犯特殊专案的比如 812 大爆炸涉案人员都穿黄号坎，病号们则穿绿号坎。红号坎属于级别最高的管理最严的，我号坎的号码是 166 号。我知道吴淦是 161、幸清贤是 169。我在 C5 监室，他们两个大概壹个在 C6，壹个在 C7 都离我很近。里面有个比较严格的纪律就是红号坎绝对不能见面，提讯都是分开的。在看守所为了控制我们，喝水、解手壹举壹动都要报告，而且要始终有两个同监嫌犯陪同站桩，监室里的高清摄像头随时监视我们的壹举壹动，如果未按规定动作进行就要责罚监室的嫌犯，我每天要解手时，都要有壹个值班的到门前的对讲报告器跟前报告管教我要解手，管教表示同意后，他们就壹前壹后紧跟著我上厕所，我在看守所为了抵制伙食不够标准以及看守所向被羁押人销售价高质次的商品并且还有看不惯里面的攀比之风，壹直没有用过壹分钱消费，坚持吃白菜漂即年如壹日，当然看守所壹度也隔几个月给我们派发壹些食物和用品，壹般送到号里我都给号里的弟兄们分壹分，自己也象征性的尝壹尝。号里他们要扔掉的发霉的花生米曾是我最美的享受。

　　我跟劳作和号长发过两次火，我不发则，壹发则不可收已。记得跟孙号长发火那壹次是因为号里门口的系统自动点名，这套触屏系统是我们进去后新启动的壹套管理系统，需要输入指纹每天定时点名，由于我按指纹点名壹直没有通过，我反复试了十分钟左右，屏幕上有个跳过的选择项，此前几天如果通不过号长就命令帮我跳过，那壹次我自己就跳过了，这就造成号长的暴跳如雷，他可能壹直误判了我，拿我的善良和忍让当作他傲慢专横的资本并意图进壹步控制我，我很平静的回到位置上就跟他较起来真来，几乎到了动手的程度，我不为所动，那壹次我寸土不让我壹点情面都没给他留，当著全号的面发表演说，说什么我最瞧不起那些恃强凌弱的人遇到强者装孙子，遇到弱者装逼，我这个人没别的本事就有壹点绝不缺钙，我们这些红号坎壹个缺钙的都没有，妳们拿那些官僚权贵管教当回事儿，我从来没当回事，就是习近平来了我也不吊他云云，我还说我就喜欢跟强者干，在弱者面前我就是孙子，我任人骑来任人打，我这个毫不退让的气势最后让号长知难而退了，他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当然我在内心里是同情他的，即便他再恶其实我也不想伤害他，他也是受害者，他爱慕虚荣都快五十岁了还跟别人逞强斗狠比胳膊根粗，这本身是他的不幸，他本身也是个弱者，他的无知愚蠢以及他悲催的命运让人同情。还有壹件事就是杀人犯孙某某将要面临开庭时，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将另壹件重伤案件也栽到了他的头上，他本就在生死之间，他才 35 岁，可以感觉到他强烈的求生欲望，我有相当长的壹段时间跟他探讨案情帮助他出主意，真是江湖凶险啊，到了要开庭时，他想写壹个悔罪书以表达他的态度，我想在做好辩护的基础上搞壹个悔罪致歉书还是能为他不死加壹点分的，可是他在向号长请求纸笔时（因为号里的所有公共资源都掌握在号长手里，即便妳取自己的东西也要向号长打招呼），结果号长没给他，号长的理由是妳既然不认罪壹直抗辩何必还写悔罪书呢？这实在不可理喻，因此我下午找机会向号长委婉的表达了我的建议，为了顾及他的面子迂回的谈到了这个事，他当即拒绝了。可是到了晚上，他找了个借口将纸和笔给了孙某某，帮孙某某争取申诉权悔罪书事关生死。

　　在近壹年的看守所生活中，我跟管教的关系还可以。我耐心磨练大半年时间认为时机成熟了跟管教提出狱所改革的问题，利用他跟我谈话做工作的机会，我根据他在开守所工作了十六七年这壹点以及我对他本人的了解，我表示，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发生巨变，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在各自的角色有所作为，将来可以不负后人不负历史，我说吴管妳是壹个很有责任感有思想十分正直善良的人，妳已经积累了充分的工作经验，这个时代需要有想法的人，妳的领导上级也壹定要选人才、用人才，妳不如准备壹份看守所的改革方案，壹来根据妳的工作实际，二来可以利用互联网查些资料，这是无量的功德，无论采纳与否，妳壹定会有所收获，也无愧无悔。我说看守所的工作无外乎涉及到这样几点第壹、风险控制，第二、管理成本，第三、人权保障和人性化，我说在不增加风险不提高成本的情况下，如何做到人权保障和人性化，这是壹件积功累德的事情，我具体提出了号内的管理可以采取管教推荐、号内选举相结合的办法产生号长，首先管教推荐是基于号长候选人必须具备管理经验和熟悉监规监纪，能够很好的贯彻看守所的管理工作，而经过选举，由于有了竞争就可以实现号内的壹定的人性化管理人权保障，同时落选者也可以成为管教从另壹个渠道了解号内真实情况的壹个机制，否则的话号长壹手遮天，壹方面造成号内缺乏人性化和人权保障而且信息渠道不畅，从长期来看为号内的管理埋下安全隐患，所以推荐与选举相结合的方式不仅能够真切贯彻看守所的各项政策而且还能尽量人性化并避免积累风险，当然这也是在现有制度条件下施仁政。最终管教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我回到号内将我与管教的沟通告诉壹个跟我不错的弟兄，他告诫我妳是不是疯了，这无异于挖号长的墙脚。我这个人在里面与人为善又无欲无求，时间长了我感觉在监室里简直成了在野党，号长显然对我有所忌惮，碍于我的存在不至于对号里的弱势群体太过分，有时我明显感觉到他采取壹些手段时很在乎我的感受。

　　我想我们这些红号坎的存在对看守所来说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壹些监督制约的作用，或许由于我们的存在看守所内的人权保障和人性化管理有所提高，我从管教和壹些号里人的口中得知，看守所也希望我们的案子早点结案，要么下队去监狱要么出去，因为我们的存在著实给他们增加了不少压力。我期望在不远的将来无论人权律师这个群体还是随著整个公民社会的成长真正能够对公权力产生某种制约作用使我们的社会向文明迈进壹步。

　　人被羁押时，胡子、指甲都很少有机会处理，当时被抓的时候正值盛夏，感觉夏秋时节，鼻毛会很快充满妳的鼻孔，可是又无法清理，到了冬春时节就没有了，在丧失自由的情况下，毛发的生长，妳对周围温度、通风的感知等都要比平时敏感壹些，妳从来没有如此接近和了解作为壹个生物的自己，同时妳也从来没有如此接近和了解作为精神层面的自己。监禁是壹种跟自己对话的深入方式，写作也是壹种跟自己深入对话的方式，妳从来没有发现妳可能是壹个可以不断开掘的金矿。在被监禁中的人可能会有较切实的体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屈服于号长、管教、监狱管理者，因为在这样壹个封闭的环境下，看似监狱的管理者可以把被关押者玩弄在鼓掌之间，被监管者完全没有反抗的可能。但其实这只是壹种假象而已，实际上那些监管者他们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对被监管者的不利意图最终由于种种因素而无法实现。我只知道，我们自己什么都决定不了，他们也什么都决定不了。我还知道，有得就有失，有失必有得！没有大苦大难何来大彻大悟，没有大彻大悟何来大德大能，每壹份努力都不会白费，每壹场苦难都不会白受的。壹切皆有定数，只要心存正念、运用智慧和坚忍、与人为善，终究会渡过壹场场磨难走出困境。

　　为什么说心持正念无往不胜呢？这里我举个号里发生的例子，从中可见壹斑，就是李鸿事件。

　　李鸿事件给了我壹个启示！大概在 16 年 11 月下旬的那段时间，号里新进来壹个上海的老头名字叫李鸿（在号里外地人比本地人要受歧视），由于年纪大了他想要解大手，他不太懂号里的规矩并且早晨憋不住了就想解大手，结果号长就是不让他解，号长解完后，又让别人解，他憋不住了，还是想要去，号长过去就掐人家，我看到老头可怜号长可恨，差点按耐不住自己拍案而起，后来还是克制了自己的冲动，后来我才知道为何号长如此不近人情，主要是因为那几天号里同时转过来几个人，在这个当口上号长想要控制住大家按规矩办事，所以他竟然对壹个老头子痛下狠手，掐得人家嗷嗷叫。记得十壹月下旬那几天天气异常寒冷，而看守所不给新人配发被褥，被褥壹般由被羁押人自己买（形成了这样壹个惯例，其实被褥和各种用具都应该由看守所解决财政支出）。李鸿年近 7 旬的人了，夜里只能和衣而睡冻得够呛，那几天格外冷，到了第二天，因为白天发生了放大茅的争执，李鸿得罪了号长，我在睡觉铺板睡觉以前就想晚上睡觉时把自己的褥子撤下来壹条给李鸿让他御寒，可是有两个难题摆在我的面前，第壹、在号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人们相互之间赠送东西都是要经过号长的，受赠人要对号长表示感谢，这就像看守所在发包括食物等各种物品时，都要经过号长的手包括被羁押人家里送来的衣物等都要经过号长过壹手，因此号长壹来可以截留壹部分物品资源作为管号的资本二来养成号里尊崇号长的习惯，不然他得不到大家的尊重就不好管号。第二、前壹天夜里我自己因为天冷也被冻醒了，我担心撤掉壹条褥子自己会吃不消。那么我后来坚定了壹个信念，这件事我出于善心壹定可以办成，壹来，谁也无法阻止我，二来，我壹心做好事，困难壹定可以渡过夜里不会冷的。就抱著这个信念，我在铺板时顺手抽出壹件褥子扔给了李鸿，告诉他这是号长大哥让我给的，让他谢谢大哥，结果号长看到了发生在眼前的壹切也无话可说。那天夜里，我从头到脚都感觉壹股暖流特别暖和，看来是我的正念发挥的作用，境由心转，李鸿事件让我验证了心持正念、坚持善行，给他壹条毯子，自己是不会冷的。

　　天津市公安局、司法机关这些年来不知道制造了多少冤狱！我特别希望那些执法者公安弟兄们如刘勃、严队长等每个人都鼓起勇气，不要对黑恶势力低头，不要再心存侥幸，尽早向法律低头，向人民认错，也是妳们主动承担人道使命，共同开创光明未来的壹份功德，历史壹定会纪录在案。妳们要与那些黑恶势力尽早切割，这些年来，从上到下，众所周知，他们践踏法律、残害百姓、公权私用、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壹步壹步把这个国家推向失序动荡的深渊，几乎无法挽回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张耒、张科建，李闻雷，这个案子，经历了两年七个月，本来是壹个合同纠纷，却以诈骗来处理，三至五亿的交易额，我替挂名法人张科建写了申冤自辩书，现在田文昌律师正在二审辩护，我想这里面涉及到，博华基金是个什么背景，简直无法无天。还有里面很多毒贩都是被钓鱼执法，而且动辄死刑、无期，将这些毒品案件当作人血馒头，必须要减少杀戮，如果非要杀的话，个人以为，那些贪官们首当其冲，从社会危害性来讲，它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把水的源头污染了，而毒贩们是社会不公的受害者，能不杀则不杀，我那号子里有个小孩，今年才二十七八岁已被羁押了将近三年了，孩子家里兄弟姐妹六七个，条件差没有机会上学，为了讨生活做过保安、收过破烂、杀过鸡、卖过鱼，后来贩毒来钱快走上了这条道路，孩子就喜欢好车，这次落网就是想买壹辆好车什么 5 系什么奥迪，我听了就不是滋味，每天挂著链即手铐脚镣，这是壹种死刑犯的特殊待遇。吃饭、拉屎、喝水、睡觉都与手铐脚链不分家，而且必须穿著黄号坎。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冷了，上厕所不方便还要脱掉棉衣再把号坎从手铐缝隙里穿进去，每天都要重复这个动作，监控二十四小时，如发现没穿号坎就要责罚，看守所根本拿人不当人，我给管教交流过这个事情认为这样做没必要对死刑犯很不人道，要求管教给他摘掉镣铐，管教告诉我这是最高院的规定看守所也没这个权力。我在里面经历了三个挂链、壹个走链还有壹个摘链的，走链就是执行死刑挂了，摘链就是最高院复核改判死里逃生的，壹般摘链都是小概率事件。因为我在里面有了深刻的感受，因此我出来要做壹件事就是人权天花板计划，这个计划我想了很久，另外，中国必须废除死刑，这是我和很多同仁壹向主张的，这个道理很简单，谁有能力谁有资格判定壹个同类的死刑，谁有这个权能？谁有能力作出这个事实的判断、法律上的判断能够保准公正，所以现在的刑法都是很荒唐的，而且当前必须立即冻结死刑的执行，在这样壹个环境下，完全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公开透明、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制约，并且没有司法正义，权贵们任意拿法律杀人，在这壹情况下，死刑是件很恐怖的事。

　　贩毒案几乎占到了天津二看在押人员的壹半。近年来冰毒泛滥，涉毒案件多是贩卖、制造毒品，很多毒贩走上了以贩养吸的道路。不过我认为大多都是比较冤枉的，这个主要责任在政府和社会，更不应当对毒贩采取极刑的方式。不过毒案通常判的很重，每个毒案都可能会有当事人命悬壹线，尤其赶上运动执法时，以此来彰显司法的威严！如上所述在中国目前社会条件下，在死刑案件当中公权力的罪恶是远远超乎想象的。

　　我曾介入壹些死刑冤狱，如河北唐山的郁红梅案，她因家庭暴力将其丈夫杀害，本来罪不至死，可是由于上下的司法黑暗，有人需要她死并把她的财产私分，而且她被执行死刑之前遭遇了狱警的轮奸强暴，我代理此案进行申诉的过程中遭到重重阻力，尤其最高院始终不给看死刑复核阶段的卷宗，这件事我开始百思不得其解，而且死刑复核暗箱操作包括死刑复核、执行死刑没有任何透明度，现在我才想清楚这件事的原因，因为专制权力用法律杀人，这里面要掩盖极其严重并十分普遍的罪恶，比如说如果我代理的死刑案可以见到最高院的复核卷以及执行卷的执行信息，那么意味著用法律合法杀人的大量犯罪行为将被暴露出来，比如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等政治犯是如何被执行死刑的，谁判决的？哪个领导签批的？是基于何种缘由必欲置于死地，这里面有多少政治原因多少私货？不仅如此，所有那些政治斗争案件、政治犯、良心犯还有所谓严打的被制造黑社会案件、运动式执法的案件、按需杀人的普通刑事案件、摘取死刑犯器官的案件，进行利益交易拿人命索财的案件、通过司法杀人灭口的案件以及所有以法律名义杀人的罪恶黑暗都将暴露出来。这也正是我为何无法获得最高法复核案卷、执行案卷的真实原因。

　　在里面的岁月还是比较难熬的，相对来讲，看守所还好壹些，监居比较残酷壹些。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客观来讲，前三个月有迫切想出来的想法，后来，慢慢就淡化了，到看守所之后，他们还经常提审我给我做工作，包括让号子里的人、管教做我的工作，我给他们讲，是他们自己患得患失，我这儿没什么非可非不可的，像我这个年龄，我出去是承担责任，在里面坐牢也是承担责任，对我个人而言可能里面还清静些、轻松些，由于自己的境界的提升，我后来觉得他们显然已经不是对手，他们的壹些想法和做法太 low，太低级了，无论从智力上还是境界上，根本不是个适格的对手。越来越可怜他们、同情他们，自欺欺人、虚张声势、患得患失，在我面前还总是演戏，我也深深体会到了老子哲学的力量，无胜有、静胜躁、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因为人本质上是被决定的被动的，那么我们为何还要去争什么，改变什么呢？当然，在这壹过程中，我也体会到了什么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丧失自由、不是遭受酷刑肉体上的苦痛、甚至不是面对死亡，而是虚耗生命。后面我会讲到，我是如何克服这壹问题的。我也有脆弱的时候，我们得不到外面任何信息，壹直猜测外面的情况，平心而论，谁不想尽早走出来啊？因为在被监禁时他们逼迫我写认罪书悔过书时就曾批评我太自私，妳就不考虑妳的女儿妳的孩子们，我说，我是不得不考虑，尤其我的女儿，两个儿子倒在其次，他们应该面对更多磨难成长起来做男子汉，我也曾经很想我的儿子们，想给儿子们说，哥哥和弟弟，爸爸可能无法再陪妳们壹起去捞鱼、抓蚂蚱了，爸爸跟妳们在壹起的日子是壹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可是对于女儿，我这个父亲有些无所适从，大人们的游戏，我们对自己的选择就该负责无论什么样的结果，可是对于孩子来说，她没的选择。

　　我在里面由于第壹个年轻的号长要学习周易向我请教，我也借号长的光顺便翻了翻周易的书籍，学会了最简便的占卜算卦的方法，也对周易的真谛有所领悟，中华文明的根就是阴阳学，周易比较充分的展现了这壹点，当然我知道大易不言占，求前知非圣贤之道的道理。不过人在困境中面对生命无常总是愿意求助于占卜，说来也奇怪，我为我的第三个孩子是儿是女启过壹卦，当时显示的确是个女儿，也许是个巧合吧，只把它当作打发时间的游戏。我还以我自己的当时的处境充分理解了泰卦，泰卦三个阳爻在下，三个阴爻在上，按说这壹卦看上去是最坏的情形，可是转念壹想，最坏的不就是向好的开始吗？我当时的情形也是这样，我本身又没有作奸犯科没有伤天害理，只是凭良心做事，竟然被关起来了前程未卜，甚至面临过生死的考验，这不正是最糟糕的壹种局面吗？我就在想，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都可以承受了还能怎么样呢？身处最坏的情景之时等待妳的就都是好事了。现在正是壹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社会，这个世道是好人受压制、义人受难，而我因为说几句真话就被无辜的监禁起来，心里是仁者无忧啊，这不正是壹个泰卦的体现吗？自己的处境还能再坏到哪里去呢？

　　三阳爻在下，无法再下降了，只会上升，想到此，自己就越来越心安理得越来越坦然了！

　　关于政治犯坐牢的心态，过去有壹个现象我壹直不明白，就像李旺阳、彭明、王炳章、秦永敏、胡石根、高智晟、刘晓波、张林、郭飞雄、刘贤斌、杨天水、陈西、陈卫、赵常青、徐永海、刘家财等等这些良心犯还有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在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专制国家机器壹次次的抓捕迫害判刑毫无惧色反而抓壹次更坚定了他们的反迫害与抗争的意志，而专制统治者对他们却毫无办法呢？我这次被抓后现在完全理解了这件事情，扪心自问，因为我们和专制既得利益集团有著本质的不同，即使我们正在走向监狱的路上还是身处监狱当中乃至直面生死，我们都不会患得患失，我们是坦坦荡荡、仁者无忧，面对邪恶与黑暗我们退无可退，对自己做出的选择无愧无悔，这可能就是答案。

　　我从看守所出来以后，除了牢狱之灾的历练，我的女儿给了壹个意外的收获，这是我出来后的新收获，回来后壹次我从外地回家，妻子有壹个约会，女儿托付给壹个朋友照顾，晚上回到家中时，妻子尚未回来，女儿的哥哥们还在楼下玩，当女儿见到我时，像等了我很久似的冲向我（平常都是妻子照顾她），她的这壹举动著实让我有些意外，后来朋友走了之后，女儿就让我抱，我像平常壹样几次将她放在地上让她自己玩我忙著手里的活计，女儿不壹会儿又过来让我抱她，她赖在我的怀里不壹会儿就睡著了，我抱著她有种莫名的感动，女儿出生十个月后我们才得以相见，彼此还有些生疏和不适应，满打满算那时我和女儿在这个世界上相处也不过才三个月，并且这三个月我还经常离家在外。我相信，所有的父亲对于女儿都会有我这种感觉，当女儿站在我们背后需要我们保护她时，这个世界上我想不到会有什么样的情形会让我畏惧，女儿让我们做父亲的不再惧怕任何风险与挑战，如果女儿会受到暴政的威胁，可能面临自由与尊严的侵犯，面对失去自由的危险，我这个做父亲的肯定会毫不犹豫先走进监狱去，为了女儿的明天，我对我过往的选择壹点也不后悔，此时，我才意识到，与其说女儿需要我，不如说，我更需要女儿。我希望女儿将来能够在壹个自由、安全、到处充满爱与善意的环境下健康的成长、自由快乐的生活，当然从现实来看这还只是壹种妄想。

　　十、强制监居期间给自己讲故事

　　上文我说过，在监禁当中，人在逆境当中更能够体会生命无常。无常的人生本身就是苦的，而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失去自由、不是遭受各种酷刑乃至直面生死，而是虚耗生命，因此要解决虚耗生命的问题，在监居时期我就开始默默演讲给自己讲故事讲历史从释迦牟尼、耶稣到曾国藩、李鸿章还有历史以及当代各个人物的故事包括我自己的家庭和身世，而后来在看守所时则以打坐修炼来应对漫长的岁月，以下是我在监居期间给自己讲过的几个小故事出来后整理如下：

　　杨涟与刀砍东风！

　　杨涟是明朝壹位义士、东林党人，他是让魏忠贤在权力顶峰时，壹提名字就心惊胆颤的人。

　　天启年间，上疏弹劾提督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宗大罪字字见血，其时，由于天启皇帝熹宗殆理朝政宠信太监魏忠贤，魏氏得以大权独揽权倾朝野，设立东厂、西厂特务机构，爪牙遍布朝野天下，权力鼎盛时各地官员为攀附魏忠贤纷纷为其建立金碧辉煌的生祠人称九千岁。即便如此，魏忠贤看到杨涟的弹劾奏疏后，惶惶不可终日，踌躇再三，无奈以退为进向天启皇帝请罪辞职，由于天启不识字，魏忠贤得以靠安插在其身边的太监矫读奏疏避重就轻得以蒙混过关，从而继续得到天启的信任。

　　魏忠贤涉险过关后，开始大肆抓捕东林党人，杨涟被抓后在诏狱中遭遇各种酷刑包括：钢刷刷身至皮肉碎裂如丝、体无完肤，用铜锤猛击胸膛、钢钉入耳，最后用长钉灌顶等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对待杨涟。杨死后，狱卒在其枕内发现血书，见其上书：仁义壹生，死于昭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大笑大笑大笑之，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回顾了杨涟这壹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起初我只认为，杨涟们有著坚韧不拔钢铁壹般的意志和强大的精神信念，后来我才知道，杨涟已转凡成圣，灵魂早已超越尘世、超越生死！

　　林昭——壹个人抵抗壹个时代！

　　林昭，女，1932 年出生，苏州人，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高材生。1957 年前后因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被划为右派，1960 年被捕，曾短暂获释后又因写文章揭露大饥荒抨击中共专制再次被抓，自 61 年至 68 年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因坚持反抗被长期关押在黑暗潮湿的禁闭室里遭受了各种酷刑折磨，活下去比死了更艰难！在狱中写了大量血书，监禁后期她成为壹名基督徒，在狱中经常祷告，对迫害她的人有悲悯的情怀，祷告中曾说，主啊，他们不知道他们在犯罪，饶恕他们吧！林昭于 1968 年 4 月被改判死刑执行枪决。林昭在长期不人道的关押折磨中坚持抗争，以卑微的个体生命对抗壹个悖谬的时代，在壹个全民癫狂的时代里，对于壹个清醒高贵的灵魂来说无疑是壹种不幸！应了她自己的诗句：孤军作战，碧血日鲜！

　　我的姥姥！

　　我在监禁期间，为了不虚耗生命，总是给自己讲故事来熬过漫长的时光，壹天就可以讲十几二十个。除了壹些历史典故、圣贤的故事大概还有我的家世，尤其我的姥姥。我和哥哥自小是姥姥壹手带大的，我们与姥姥的感情比父母还亲。我的姥姥出生于 1912 年河北黄骅壹个小村庄，那个年代据说姥姥小时候的家庭条件在农村来说还可以，她上边有壹个兄长，父母比较疼爱她，到了二十大几岁才出阁嫁给我的姥爷，壹开始日子平平稳稳，姥姥为姥爷生养了大概 4、5 个孩子都不幸夭折了，这对于壹个母亲来说其苦痛可想而知，最后我母亲降生时，像个大耗子那么大（我母亲语），壹家人对我母亲格外珍惜疼爱，我母亲出生于 1944年，就是日本投降的前壹年，据姥姥说母亲降生后有壹次日本进村里扫荡时，姥姥抱著尚在襁褓之中的女儿躲进村地头的沟里，抗战胜利后不久，我姥爷就去山东搞土改，这壹去就与我姥姥断了关系，49 年之后，姥爷当上了宁津县县长，在土改工作中结识了小他近 20 岁的我的小姥姥，两人情投意合自此结合，当时，据说 49 年后，中共进城后，从上到下的领导干部以革命之名废除包办婚姻寻求婚姻自由，重新组建家庭的不在少数，那是壹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不过我扪心自问，假如壹个女人给我生了壹男半女，尤其是生了个女儿，我是做不出来抛妻弃女这样的事情不管以什么名义。不过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壹切为了革命打破壹切封建思想旧的束缚，可能是咱无法理解的。后来我的姥姥自然就接到了壹纸修书，在壹个旧时代的乡村里，她壹定懂得这意味著什么？她的公婆对她和我母亲还不错，姥姥带著年幼的母亲将她的公公婆婆伺候到死，姥姥便把老家的房子卖了，顾了壹辆大车拉著壹些家具什物前往天津投奔她的大哥，我姥姥的大哥即我的舅姥爷在天津做木匠，到天津后母女俩开始住我舅姥爷家，舅姥爷家里原本孩子就比较多，后来，为了生活，我舅姥爷托人给我姥姥找了个大户人家做老妈子，这家男主人是个老头子，老伴死的早，老妈子的角色就是既当保姆又当没有名份的小老婆，直到我姥姥将老头子伺候死，姥姥又与壹个蹬三轮的大哥搭伙过日子，这个登三轮的大哥就成了我的后姥爷，母亲后来回忆起当年姥姥在大户人家当老妈子时，壹次母亲放学到大户人家来找姥姥，壹起吃晚饭时壹人分了半只螃蟹（天津旧时有句话叫做：当袄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姥姥舍不得吃把自己的拿给女儿吃，老头子见状抢过螃蟹将螃蟹扔到了姥姥的脸上，母亲哭著离开大户人家后，自此再也没有去过。后来我母亲大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到了河北新城，就在那里与部队的父亲组建了家庭，有了哥哥和我之后，姥姥和我那半身不遂的后姥爷来到新城，壹方面姥姥带孩子，另壹方面照顾老伴，姥姥壹直把后姥爷伺候到死送回静海老家安葬。此后的岁月姥姥壹直跟我们在壹起，姥姥总是孤孤零零的壹个人，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从来没有人关注过她的感受，在乎过她，她孤独吗？寂寞吗？她会想些什么呢？我们小时候，记得她总是吃剩饭，留著壹点好菜还要给女儿和姑爷，姥姥的壹生就是在这样的无声无息中渡过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姥姥唯壹快乐的时光可能是在我和哥哥小的时候，她把我们俩带在身边，晚上睡觉时壹边壹个，记得小时候半夜里惊醒害怕时我就搂著姥姥的脖子，虽然带孩子是件很辛苦的事，可是，只有这个时候，姥姥可能才会觉得温暖幸福，觉得自己不是多余的，有人真正需要她，她真的很爱她的这两个外甥，视如己出。可是好景不长，随著我们渐渐长大开始上学了，我们慢慢有了自己的生活不是上学就是整天在外面玩不再像小时候那样需要姥姥，记得有几次我和哥哥在学校上学晚了没有回家，姥姥都会到学校里去找我们，隔著教室的窗户玻璃扒眼张望，每每发生这种事情，我们都会回家责怪姥姥，因为嫌姥姥脏穿得不体面给自己丢脸。我就没想过姥姥的寂寞，姥姥想我们！姥姥唯壹让我感到庆幸的是，她是壹个虔诚的佛教徒，几乎每临初壹、十五她都烧香拜菩萨，而且每每晚上睡觉前她都会盘坐在炕上作揖祷告，或许人生的苦难促使她信佛，但不管怎么说，姥姥心地善良壹生受苦受难，我相信她能有个好的归宿。姥姥在哥哥当兵、我在外地上学的时期离开了我们，后来想想，我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机会孝敬姥姥照顾姥姥多陪伴她。我母亲到了晚年后，我发现她也很后悔当初没有照顾好姥姥的晚年，我母亲是个有独特性格的人，后来我分析母亲之所以不能接受别人的爱，也没有能力爱别人，总是把自己封闭起来，而且她总是表现得很强势，在很多场合都喜欢表现自己、抢白自己，这跟她从小的经历有关系，她强势的背后是她深深地自卑，她好表现自己是怕被别人忽视，当她小时候最需要父爱、父亲呵护的时候，父亲离开了她，可能由此她对人性产生了深度怀疑，她从小颠沛流离的生活铸就了她的个性，我壹直认为，她是那个荒谬时代的受害者。

　　由于人在被秘密监禁期间的求生本能，因此会著意记下壹切自认为可能有价值的信息，下面是我在监居和看守所记下来的壹些信息：

　　监居执勤战士：赵力帆、张志强、李强（CAPF）。地点：北京昌平某武警驻地：监居 206 监室。监居执勤战士：马利平、刘雷栋（CAPF) 。地点：天津某武警驻地：08 室。逮捕羁押地点：天津市第二看守所 D4 监号、C5 监号。监管人员：吴杨、袁溢。

　　十壹、关于自杀与修炼的感悟

　　2015 年 709 事件发生我被抓时刚好 40 周岁，在被监禁期间对自己 40 岁的人生作了壹个简单的总结，就把它叫做四十自述吧！

　　四十自述

　　回顾我的人生四十年，我说过两句真话讲过壹个道理。第壹句话就是在 2003 年，为了捍卫公民的尊严，我提起宪政第壹诉，起诉江泽民违反宪法、违背民意继续担任国家军委主席。

　　第二句话就是 2015 年，黑龙江庆安发生警察枪杀公民事件，我在互联网发表肇事警察涉嫌故意杀人的公开检举意见并率领维权律师介入该案，嗣后发表《庆安枪击案律师调查报告》

　　揭出该案非法截访、警察故意杀人和有关方面包庇渎职的真相，也因此遭遇了 709 大抓捕。

　　在这两句真话之外我还讲过壹个道理，2008 年我在互联网发表《和平民主运动研究》提出我的政治主张，自此多年壹直致力于这件事。

　　40 岁是坐牢最好的年龄，对我来说已经有了足够的人生积淀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人生的阅历。人的天性里都有壹个挑战自我极限的冲动，人是这样壹种奇怪的生物，总要挑战自己的极限突破自己才能获得真实的快乐，而挑战极限和突破自己往往又是壹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人生往往就成了壹场自讨苦吃、自作自受之旅！在终极意义上说，人生的壹切志业都不过是挑战自我、战胜自我人性弱点的契机和过程，它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无论是乔布斯、金大中还是甘地、孙中山莫不如此。在走进监禁之前我就已把“人生的壹切磨难乃至生死不过是修行觉悟的契机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我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壹切都是为了成就，这样的历练我想可能是造物主的恩典，壹切仿佛都是安排好的。通过坐牢壹激猛醒打破原来的生命瓶颈获得生命的新动力。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人性弱点并打开新的境界，刷新自我获得壹个新生，以正念之我面诸于世。假如原来的功力是 1 的话通过坐牢修行、反省与生命体验功力陡增 10 倍以上。这个焕然壹新的新我、升级版的自己通过壹次生命与灵魂的洗礼或许更接近于造物主的意志。这场磨难来得恰逢其时，就像注定为著顺应某种意志赋予某种使命而来。指定监居这半年的这种酷刑方式，给了妳壹个与世隔绝，在孤寂中反省的机会，这个过程中在绝望中、在虚耗生命中乃至直面生死当中，妳每壹天都会跟自己对话，妳会感受到妳与妳自己、妳的灵魂更接近了，相信自己与造物主也更接近了。妳对生命以及这个世界的思考从来没有那么持续过、深入过。生命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到底如何？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我们的生命历程，有多少机会可以进行持续性的深入思考，壹个人的人生岁月相对于整个人类历史好比白驹过隙，而人类历史相对于整个浩瀚的宇宙来说又不过是沧海壹粟。有人说，上帝给了金鱼 7 秒钟的记忆，人又比金鱼强多少呢？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人类整体对于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又有多少真知呢？这就好比当壹个人来到壹个无垠荒芜的外星球上，他突然发现壹部手机，起先他会思考这部手机的来源这壹根本性问题，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关注到手机的功能、内容、手机本身而忽略了手机的来源这壹更根本性的问题。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往往生活在别人为我们定义的世界里，忘了寻求生命真意？我们自己到底是谁？

　　难道人的生命根本上就是挑战自我、否定自我的过程吗？

　　但是如果年轻的朋友进到监禁这样的残酷环境当中，可能由于意志薄弱、信念的成熟度或许容易被异化和扭曲，这个问题因人而异每个人情况不同。我觉得今天自己有条件能够把这壹段特殊生命历程记录下来，既是壹种责任又是壹种幸运，它必定是命运的某种安排，这场磨难来得恰逢其时，我们承受的苦痛总与我们的收获成正比，里面的 500 多天我没有虚度壹日。

　　我曾经想，怎样找到壹个比坐牢更艰苦的方式使坐牢不再痛苦，解决虚耗生命的问题？如何让时间停止下来？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任何磨难都会随时间而去，所以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壹切都在流变当中，只有修炼才能让时间静止，世界停下来。

　　没有宗教信仰，人根本上注定是壹个悲剧性的角色。从终极意义上说，人来到这个世间便开始走向死亡，人是绝望的，是没有出路的，最终只能在宗教里寻找出路和慰籍。人选择宗教更根本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功利导向的，因信而得救、出于奖赏和惩罚的原因而做出的选择，信则进天堂彼岸光明不信则下地狱彼岸凄凉，更主要可能还是宗教内容本身让人感受到的道德感壹种真实的爱、至善、慈悲的感召，它可能符合人的某种规定性又具有超越性。如果人意识到了人的悲剧性角色，生命的虚妄与绝望这壹点，没有最终选择归向宗教，要么他没有被神拣选，要么他保持了足够的诚实。我同意壹些文学家关于审美的观点即美在终极意义上都是悲剧的或具有某种悲剧色彩。

　　对于很多人来说，人生需要某种存在感，而这种存在感就意味著壹种挑战性与现实世界的张力，人有追求完美追求超越、追求终极的天性，这种存在感就必然表现为人与这个世界的某种冲突，由冲突产生的这种张力反而验证了人的存在。有的人活得很贫穷很艰苦时反而没有这个问题，而有些人功成名就了反而出现了这个问题，更高的目标、终极的问题解决不了，就会产生轻生的念头，只有壹种使命未竟，未竟的使命与责任即使这种使命在他人看来是虚妄的无意义的，但对于当事者来说却很重要，这就回到修炼上来了，有些轻生者都是悟性极高的人，他们走进了生命的绝望当中，如果找到修炼的途径就可以不断挑战自我克服人性的弱点，也会懂得壹切的志业不过只是克服人性弱点挑战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自我、生命觉悟的契机。生命的过程只是手段，只有走向修炼才能发现生命的目的，打破人生的瓶颈走向新生，修炼之后人可以成为超人、成为觉者，洞悉世间万物。但是坚持修炼也不是壹件容易的事，古语有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是壹个新的生命。

　　我刚到看守所时，号里每天都要求坐板就是以打坐的方式要求大家坐整齐，由于我的筋骨异常僵硬根本就无法打坐很不习惯，并且我认为这是壹种压迫人、侵犯人权的行为，十分抵触，基本不配合他们的要求，他们也睁壹只眼闭壹只眼，后来，我发现坚持打坐如果时间长了是壹件很痛苦的事情会很疼，并且我想起了过去有人告诉我打坐修炼的方法，我想象到，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还有历代的高僧大德那些大觉者，想壹想他们的法相，几乎全都是禅定而坐，五心朝天，法相庄严。因此我就开始通过打坐来应对虚耗生命之苦超越自我。每天上午、下午都坚持打坐修炼，打坐的时候，心持正念、消除邪念。当然妳要修炼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干扰包括心性上的。

　　40 岁是壹个新的起点，这些年无论从人生经历上还是理论积累上就像安排的壹样，这场准备包括，宪政第壹诉、包括和平民主运动，包括维权律师这个角色的抗争与思考，包括生儿育女，包括这些年来对信仰生命的不断学习与思考，包括线上、线下的大量阅读与写作，可以说无论对于儒释道、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西方的各种哲学思想都有所涉猎，正当我无法突破人生瓶颈的时候，这场磨难到来了，关于信仰与生命的感悟我计划专门写壹本书作为送给自己的礼物《信仰之路》。不管痛苦还是快乐，壹切都在流变当中，磨难也会随时间而去，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经历了这场磨难我想我有责任做壹件事，我很想与其它坐过牢的朋友探讨人生的痛苦问题，因此也制定了壹个人权天花板计划，从采访良心犯开始，要采访100 位政治犯、良心犯，与他们共同探讨人权问题，与他们进行信仰层面的交流，相信这样的记录会有历史价值。

　　应该说我能够打坐修炼，受到了法轮功的影响，还有佛家、道家，尽管我不会法轮功的功法，但是法轮功学员们也是经常打坐修炼的，因此在我代理法轮功案件的过程中，壹些法轮功学员就曾推荐让我打坐修炼，我受到了启示。法轮功学员每次对我的劝解我都十分感谢，就像基督徒给我传福音壹样我也很感谢他们。对于壹个人来说，信仰与修炼问题，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事情了。我信圣经、信上帝的存在，我也信法轮功主张的真、善忍这壹普适价值。

　　“人生的壹切磨难乃至生死不过是修行觉悟的契机”，我在进去之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理性的范围及权能和超理性信仰的边界对于人的责任和选择，我能做的就是拿出真诚的态度来，我可以理解全当是造物主给我的恩典对我进行了壹番熬炼。下面我就宗教信仰的认识谈壹点简单的看法，我们能分享的肯定仅仅局限在有限的理性范围内，更深层次的问题，至少可以写壹本书来探讨！而且人生的信仰永远在路上。人生有时细想壹下是因果倒置的。我进行的分析并不必然代表我的信仰立场和我个人的信仰选择。这也是我在监居期间的壹点思考，现在记录下来，人们在理性上选择基督教的理由，为何选择基督教的理性分析？

　　因为人在现世是没有出路的，人生最终都无法避免死亡，人生就像被埋于地下棺材之中未死者壹样，他们的头上不过多了壹些日月星辰、身边多了壹些花草树木，壹些人事风月，延长了壹些时日，转移了这个关切，最终仍然无法回避死亡，只是壹个来得急迫壹些，壹个来得缓慢壹些罢了。我们在人生的历程中，多少次思考生命、展望生死，却都无疾而终不求甚解。

　　我们始终不会沉静下来，将这件事持续下去。那些因为人生的重大变故有壹个契机有幸将这些终极问题追问下去之时，不免走向宗教，还有壹些人甚至走向轻生自杀。

　　因此如果没有上帝，则生命是壹场虚空，壹切都没有意义。通常来讲，感性的经验、理性的认知，灵性的触碰，决定妳对信仰的选择。每个生命的个体都是独特的，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感受，因此我们在分享我们的人生经验或灵性感知上来帮助别人建立信仰往往是无效的，因为妳的经验对他人没有意义。我们只剩下理性上可以分享和谈论，而理性的有限，上帝的无限，况且还有诸如是上帝拣选人还是人选择上帝、神这样的问题，单纯从理性上来建立信仰往往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由于在终极意义上讲，人生是没有出路的，人是绝望的，只有寻找到壹个彼岸，当然这绝非只是找壹个自欺欺人的借口。下面我简单说说，选择信主信圣经基督在理性分析上的根据或理由：第壹、人终究要走向死亡，人生是绝望的没有出路；第二、只有神能拯救我们；有神没有神，我们宁可相信神比不信神要好壹些，因为，如果没有神，我们信了神，对我们没有什么坏处，可是如果真的有神我们没有信，我们就无法得救，这是非常不划算的。第三、既然信神比不信神好，那么就产生了我们选择信哪壹尊神的问题？从人类历史和各大宗教信仰的影响来说，我们可以把几大宗教信仰进行壹个比较，尽管每个宗教信仰都宣称自己是至高的是绝对的真理，我们通过了解历史研读经典会发现壹个结论，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相信上帝耶和华的，伊斯兰教尽管将神称为真主安拉，但其基本上确认了真主安拉与上帝的同壹主体性，乃至圣经上的壹些先知、使者、圣人比如摩西、耶稣，古兰经上也予以承认尽管其地位略有不同。传统佛教也不否认上帝耶和华的存在，相反其理论上反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上帝的存在，至于说在哪个层次、居于何种地位则是另壹个问题。法轮功也承认存在上帝耶和华。相反，基督教（包口犹太教、天主教）对上述几个宗教信仰以及上述几个宗教信仰之间就没有得到这种确认。那么通过理性的分析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就是，信仰基督教最靠普！以上仅从功利的角度来分析，从超越功利的道德层面上来看，基督教向善的普世价值的信仰情怀，耶稣以爱、以牺牲这种独有的方式而不是以强制暴力或仅仅是功利导向的方式来拯救世人这壹点是触动灵魂的，具有无可抗拒的至善、慈悲、爱的感召力量。当然单凭理性是无法最终解答信仰问题的，理性是有限的，上帝或者说信仰是无限的，神的整全性理性根本无法把握，甚至在终极意义上说人无法也无权识别善、恶。我本人在监禁期间，2015 年 10 月 8 日的深夜我突然莫名感受到了乐园的存在，原来我是壹个墓道友时跟朋友学习了解圣经时朋友谈到了乐园，这壹感受绝不是理性上的认识，却可能是在苦难与人生无常中较能体会到的。当然人不承认自己的罪性就无法认识基督，信仰基督需要不断的读经、查经、内省和信解验证，考察世界、感知生命，领悟造物主的意志，这壹切会壹直在路上！

　　如果说基督教讲大爱、牺牲、因义受难救赎，而佛家讲究苦修大慈大悲觉悟，要历经大苦大难，八风不移，超越尘世放下执著，勇猛精进，佛家也好印度教也好基督教也好，没有大苦大难何来大彻大悟、何来大德大能大慈大悲，它们都是要超越世俗超越生死的，人生的本质是苦的，什么样的苦难、人生磨砺都会随时间流变，人的承受能力也会随著环境的艰难程度而有所增长，有时妳可能都意识不到妳的承受能力有多大，应对生命的各种考验十分残酷，它的作用或许是让妳进壹步证信。人的死亡对于本人可能是壹种解脱，对于生者则被假象所惑。

　　我常常在想，每个自命不凡的生命都会认为自己生活在壹个充满希望，曙光即现，变革将至的历史时代，都有上百个理由认为，明天会更好，与其说是壹种事实的判断，不如说是壹种人性的欲求、盲目乐观的天性，谁都知道历史决定论不壹定靠谱，但是人有自欺的本能，从苏格拉底、耶稣到布鲁若、甘地，从杨涟、袁崇焕到谭嗣同、林昭、遇罗克这或许是壹种人性的弱点也正是人性光辉之所在，没有大苦大难何来大彻大悟？这到底是壹场冒险还是壹种救赎呢？先知都是被逼出来的吗？除了环境的逼迫主要是自己逼迫自己，自己选择的结果。

　　而命运永远让人捉摸不透，历史也总会出人意外。人对自己的生无法选择，但是可以对自己的死作出某种选择，就是有时候可能要放下生死，生命的价值似乎存在于某种牺牲之中，当然这是壹种理想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没有觉悟的生命是壹种浪费，世俗的人生不值得过，把受难当作壹种修行的方式，人做到诚实是很困难的壹件事。

　　我们生活在同壹个世界中，我们又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这是从我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说的，每个人的信仰不同，他们的经历也不同，即便看似相同的经历、相同的信息对于不同的生命则意义完全是不同的。生命是由造物主创造的，但是每壹天是由妳自己来主宰，妳的自由，如果妳没有承担人道使命没有突破、没有创造、没有价值，挑战赋予生命的意义，生命就形同死亡了，时间在流逝，壹切都在流变当中走向死亡，只有壹击猛醒赋予生命的气息才能意识到生命的自由这件事。我确信有壹个天梯为人预备著，壹切为何发生，都是有安排的，人通过不断提升觉悟，洞彻真理洞彻世间真相，这才是生命的意义本身。

　　十二、后 709 时代

　　周永康倒台时，中国就已形成了壹股强大的黑恶势力盘恒在中国权力集团内（周倒台时，国保曾壹度不知所措）。这也是专制社会壹个必然发生的历史结果。这股黑恶势力主要集中于宣传和政法系统，他们的性质是血债帮（背上了无数历史的罪债）。根本就不是观点的问题，认识上的问题，这些群体大多把自己的财产和亲属转移到西方（他们对美国、西方的态度就像王立军壹样）。通常体制内地位越高的人了解的内幕也就越多，他们弃船、留后路移民的倾向也就越明显。他们对这个体制和未来深感不安。跟左派、右派的意识形态无关而主要是过去为了权力、经济利益、既得利益镇压人民、残害百姓打击对立面制造冤狱，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他们总是打著国家的旗号、执政党的旗号，包括什么和谐稳定、什么政治大局、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旗号，滥施酷刑滥用权力，打压民间正常的声音，他们都是出于自身利益安危的考虑。他们乐见于作恶，体制作恶还是他人做恶或许可以减轻他们内心的罪恶感并带来某种安全感。所谓习见善则安于善，习见恶则安于恶！其实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权力，害怕自己的贪腐、自己的罪行被揭露出来，遭到清算而依附于这个专制体制绑架这个体制。而真正维护社会正义、维护这个国家、心忧家园前途、天下苍生的人恰恰是那些民间的不畏强权、坚持法治、追求民主、坚守正道遭受打压迫害的政治犯、良心犯、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脊梁。

　　由于历史的包袱不断累积，积重难返，维稳系统作为第二政府其权力不断膨胀、维稳成本不断攀升直至吞噬掉整个政权。由于专制体制的原因，需要应对体制内部和民间社会不断增长的权利诉求，因此专制控制体系必须不断得到加强和扩张，而它越得到加强与扩张就越难以控制，不仅始终存在新生的专制权力体系对旧有的权力体系的吞噬与后者的反抗，而且新生权力体系的支撑力量还要不断侵蚀专制统治基本盘官僚权贵阶级的利益尤其是维稳权力体系之外的技术官僚集团。专制统治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不断地内外清洗巩固权力。这就势必不断增加专制权力有效统治运行的成本。专制统治要得以延续至少需要维系以下几个方面的平衡，满足各方的利益：壹、新生和旧有权力集团之间、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官方和民间之间、专制统治权力核心强力部门维稳系统与职能部门技术官僚集团之间以及强力部门维稳系统内部之间，专制统治的成本无限的增大直至不可承受。历史上所有专制政权最终垮台的原因都是财政负担过重，经济难以为继。内部的斗争无论以反腐之名还是其他，还是外部的变革，财政经济的因素都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维稳体制这种众人皆知的普遍违法、集体违法、长期违法的状态存在，并无法得到纠正，从根本上说，说明当权者内心里已意识到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壹个死局，壹日政权不经人民选举，公民的权利得不到真切地保障和落实壹日就不得不采取这种所谓维稳进行压制，本质上来说就是对人民的镇压。

　　2013 年新公民们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师出有名，当局却大打出手。刚刚制造的冤狱尚未平息，709 随即发生。因律师和公民在法律框架内揭露真相对司法冤狱纠正死磕，嗣后官家由庆安枪杀访民起对律师和维权公民开始大肆抓捕，两者都是权力失控的表现。这两件事向外界传递了壹个清晰明确的信息，就是所谓的依法治国实质上就是依法治民，是以力服人，非心服也，以德服人，心悦诚服的问题。对民间社会，壹旦不按法律出牌，不讲游戏规则，壹味的严刑峻法，无论对于民间来讲还是官方来讲，大家都进入壹种无序状态，谁对下壹步将要发生什么都没有壹个可以预期的前景。我即使按照现行的法律说话办事，也可能被构陷可以被任意治罪，文字狱也好，扣帽子也好，罗织罪名也好，动则得咎甚至躺著也种枪，自然人人都没有安全感，那就进壹步加剧了官民对立，让所有人产生这样壹种心理，既然伸头壹刀，缩头也是壹刀，法无定法，世事无常，我何必还要遵守法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依法治国从此信用扫地、壹文不值，法律的预期规范功能以及震慑功能也就随之彻底丧失了。

　　所谓师出无名，法律的失序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呢？除了上面提到的新公民案、709 案还有秦永敏案、广东唐袁王案、刘飞跃、黄琦等 NGO 的扫荡，还有深圳大抓捕、苏州大抓捕、广东劳工案等等全国各地到处抓人到处维稳镇压，应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不仅跟血债帮有很大关系，也跟新的权贵集团强化极权有关，就是统治集团内部不断地制造事端，将壹些民间正常的行为政治化，然后以政权安全、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之名突破法律滥用手中权力将民间的维权人士、律师、异议人士滥抓滥捕滥审滥判。让这个政权从上到下给他们背书，把整个司法系统和政权都绑架起来，造成官民的进壹步对立，然后再强化维稳机制、维稳权力，进壹步打压民间把整个社会推向动荡，他们更有理由推行他们的维稳政策，最终形成这种循环。谁都知道法治的重要意义，都知道只有真正实行法治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可是权力掌握在贪腐分子、血债帮手里，他们自知作恶多端、罪不容恕惶惶不可终日，因此邪恶无法停止犯罪大行其道！

　　709 的发生无疑进壹步揭露了这个社会政治的黑暗、法治的虚伪、人性的阴暗、专制的残暴。

　　让人们对于法治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暴虐滥施是专制统治者极度虚弱和恐惧并走向最后疯狂的表现。它还彰显出这样壹个道理，没有民主，法律最终只能成为专制统治的手段，这是壹个必然的历史结果！因此要实现法治就必得走和平民主的道路！

　　709 对消解专制极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是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较量的壹次隔空对战。专制意志几乎每壹个回合都完败。近年来，通过壹次壹次的维权抗争、事件争鸣、街头运动，进行各种形式的法权斗争就是利用专制之法激发起人们对自然法和普适价值的渴望和诉求，从立法、行政、司法不断消解官僚权贵阶级意志促其分裂，籍助人性良知驯化当权者，并不断坚定公民意志让人们告别恐惧，坚定和平民主的信念。维权运动的本质不是维护现法统而是通过利用现行专制体制的法律体系不断确立和伸张自然正义、自然法的精神，为法治与公正的最终实现奠定基础。

　　像 709 事件壹样历次的抗争，当局制造的冤狱不仅没有压制住人民的和平民主、正义的诉求和向往，每壹次公共事件的发生都毫无例的大大推进了社会启蒙，壹次次唤醒起抗争在不断接续和不断扩展，使得专制统治事与愿违。为了言论、思想、信仰、公民各项权利和人的尊严的各种抗争活动，它的意义在于产生壹种既成事实，使得专制统治者不得不接受不得不承认壹些事实，承认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中国的普适价值，并习惯于人们行使权利从不习惯到习惯，成为壹种习惯法则，没有抗争就没有自由！和平民主的过程，就是从我们习惯他们，到他们习惯我们，从专制统治者慢慢习惯其权力受到制约、受到监督开始，民间不断顶起人权天花板，从每壹个公民习惯参与政治行使权利主动承担责任开始。这壹过程知识分子承担著人道使命，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它赋予每个公民更加客观的权利与责任。从近现代政治犯取消死刑这壹现象我们可以看出，之所以发生政治犯取消死刑的现象更多的原因不是由于统治者的仁慈而是由于专制统治者出于自身身家安危的考虑，出于他们的恐惧为自己留后路的逻辑。法治何尝不是如此？大家应该清楚这壹点，法治对于统治者比对被统治者更重要些。当很多律师被抓后，愚蠢的统治者可能才意识到这壹点　取这个法权并驯化专制统治者放弃邪恶走向文明就是和平民主运动的使命，现实，壹次次无情的对愚蠢的专制统治者进行教育，让其意识到人的有限性，专制统治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失败和彻底失效，如不主动作出抉择则自己的筹码会越来越少终无退身之所，死无葬身之地！

　　709 事件的发生就像中国其他所有公共事件壹样都指向壹个问题，就是专制权力的压迫与民间的反抗。从庆安发生截访铁路警察枪杀徐纯合恶性事件，嗣后有关方面企图包庇掩盖这壹恶性杀人案倒行逆施，激起民怨沸腾，原本维权律师、正义公民介入给当局纠正错误依法办事的壹次转机但是傲慢的权力渐行渐远。历年来的各种事件，基本都是这样壹种局面，民间以理性、和平、法治、文明的方法驯化专制强权而后者则愈发暴力、野蛮、血腥。民间越来越自信，官家越来越恐慌！不过在这些过程中产生了壹个既成事实，就是人权律师无论作为个体还是整体上的崛起，人权事业在民间各种力量的抗争努力下得以不断广泛伸张，人权理念也得以进壹步的深入和普及。人权事业及人权律师已经日益成为壹个无法抹杀的事实。我有至少 300 位可敬的同行们壹直以来在担当著人权律师的历史使命，无论从个案还是人权议题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人权事业执著追求和对人道使命的勇敢担负。当然人权律师不是由谁册封钦定的，每位律师、公民只要愿意都有权在自己内心中将自己定义为人权律师、人权捍卫者抱有人权理想并身体力行。事实上在如今的中华大地上，对人权理想的倾心以及普适价值的向往又何止 300、3000、30000？与此同时官方的逼迫以及官民各自的选择决定了民间进壹步走向社会运动，政治上的现实诉求已无法回避，后 709 时代必将走向民间社会的政治组织化、政治运动的历史新阶段。为了回应这壹现实需求，在本文发表时，《和平民主 100问》业已发表。《和平民主 100 问》试图系统清算过去壹百年来在意识形态方面政治上的各类专制谎言，展望了和平民主的现实前景及路径，梳理出中国社会近百年来尤其近三十年来壹条历史主线，在这条历史主线中，清晰展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自始至终都存在的两种意志此消彼长的较量，即自由公民意志与奴役特权意志、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这两种意志进行著壹次历史性的较量，这壹历史性的较量目前正进入最后阶段。即便后专制时代的到来，历史并没有终结，善恶仍将在的不同层次上展开较量，我们生活在同壹个世界里，但我们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或许人只有在这场考验中才能获得生命的意义。

　　如果我们仅从表面上看，现实中的这个专制力量似乎无所不能，包括西方的政商精英都可能被专制力量壹网打尽。西方世界的政客以及社会普通公民为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中国发展所迷惑，缺乏远见与担当。其实中国的人道灾难和集权专制始终是践踏整个人类尊严压低人类文明的根源。如果没有信仰、道德原则和精神力量，人类的尊严与文明将不堪壹击，而真正觉醒的民间力量将扮演历史的主角，他们无论打压南方街头运动、新公民运动、人权观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还是 709 人权律师、异议人士、公民维权领袖、NGO、各类民运人士、劳工运动、退伍兵维权、下岗维权、征地拆迁、司法冤狱、还是宗教信仰人士、访民群体注定将锻造出壹批又壹批更加成熟、坚韧、强悍的专制政权的反对派力量，无数无比坚韧心怀信仰的成熟独立的公民在中华大地上站出来，这个力量从各处崛起，最终汇聚成壹股滚滚而来的历史洪流将专制政权彻底埋葬。没有黑暗就没有光明，在两种意志的较量中即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自由公民意志与奴役特权意志的较量中，中国将迎来壹个前所未有的民主变革的壮丽景象。

　　从专制极权走向宪政民主的困境在于，宪政民主社会立基于个体主义本位，无论是作为积极追求者、构建者还是将来作为这壹社会的壹份子都不可能由壹类没有个性的非自由主义、非个体本位者塑造与承担。壹个壹个独立的公民，谁也不会服从谁，谁也不买谁的帐，大家只是理性的合作者。多元化的社会没有统壹性和壹统性的关系，它们往往是相互独立、分隔的。

　　而在实现现代社会转型建立宪政民主的过程中，壹个个个体主义者它的对立面恰恰是壹个由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政治集团、强大组织、利益集团联系起来的主体，其在意识形态思想方面达到壹定的统壹、严密的组织上的统壹还有利益上的某种联系与统壹或兼而有之，是具有壹定统壹性的专制主义力量。这就势必形成这样壹种局面：宪政民主的力量对专制强权的力量其实质就是个体对集体、个人对整个政权、国家机器或者壹个武装到牙齿的组织、壹个民族、壹个国家。并且毫无疑问这种局面将长期存续，那么个体如何能够对抗壹个强大的政权、集体、组织、政治集团呢？

　　这个看似无解的挑战其真相却是，在世俗社会中，没有任何组织比个体更强大、更有力量。

　　当然这壹个体必须是觉醒了的有著坚定信仰的个体。无论壹个国家还是政党、政治集团都不是个体的对手，都无法改变个体的信仰。壹个暴虐的专制政权可以消灭壹个个体却始终无法战胜他。只要个体足够坚定，他可以战胜壹个时代、整个世界！如果壹个社会中有足够多的这样的个体，这个社会作为壹个整体就会随之改变。少数人创造历史，壹个社会当中只要有千分之壹、万分之壹极少数这样的个体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其坚强的意志就足以带来这种改变，并带动更多的人站立起来。当壹个社会中有壹部分人意识到个体是不可战胜的，比如谭嗣同、甘地、曼德拉、金大中，壹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不可战胜个体时，那么这个社会就必然要发生改变。与此同时，专制政权由于自身不断腐败堕落，其溃败瓦解将不可避免。对于觉悟了的个体来说，这正是不可胜在我，可胜在敌。当有更多的个体生命愿意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克服人性的弱点，愿意面对异常艰苦的生命磨难，不甘平庸的活著，而这个时候，他们作为生命的强者和命运的主宰壹定是内心充满光明的，在内具有向善的普适价值情怀，受到至善、爱与慈悲的感召，对外秉持对世界的和平、坚忍、宽容与爱的担负，宽宥那些作恶者、爱他的仇敌抵抗不义坚守正道乃至牺牲救世！那些真正的强者对专制统治者必然也内心充满了怜悯与同情将其作为弱者来对待，即便对于壹些暴戾者也不轻易放弃某种救赎的人道使命。回顾古今中外的历史，从未发生过强权战胜过个体的先例，中华大地上从谭嗣同、徐锡麟、秋瑾、遇罗克、林昭、张志新、李旺阳、彭明、刘晓波到秦永敏、王炳章、胡石根、郭飞雄、刘贤斌、杨天水、魏京生、高智晟等等还有千千万万执守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信众，无论暴力专制如何暴虐何尝战胜过任何壹个向往自由坚守正道的灵魂？由此我们知道，在这片土地我们从来不缺乏具有道义力量和道义勇气的生命个体。今天的中国，人民日益普遍觉醒起来，已经具有足够多的这样的个体和群体力量，法轮功群体、维权公民们、64 壹代、新公民们、非暴力不合作推动者、709 的律师和公民们、那些默默无闻的政治反对派异见人士、在各个领域进行著全面的抗争。壹个全民抗争、全面政治运动的大时代已经到来，变革之势势不可挡！

　　另壹方面，就像维权运动壹样，民间的联合对整个国家机器看上去似乎很无力，但是国家机器背后也是人，国家机器无意识，从长期来看专制统治的意志是难以接续的，是不断分化各自为战的。尽管民间的各个主张、各个势力不尽相同甚至有著某种分歧，但是对宪政民主的诉求大方向是壹致的，而和平民主的意志不断得到加强与聚合，这就为专制权力瓦解之后的社会重建奠定了基础。武装到牙齿的专制国家机器，拥有六张网看似无孔不入的魔抓，掌握著巨大的资源，甚至还有看似强大无比的军队与核武器，何以必败？因为人的因素，人心向背决定了这壹切。专制统治从经济利益层面上来看，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害不得利益（少数人的所谓受益也是不可靠的），生利者寡食利者众，而极少数得利者又不平衡貌合神离，自知其权力利益没有任何合法性、正当性。它的责任、权力不匹配不对应，缺乏壹个维系下去的机制，内部的投入与收益不公，导致投机现象普遍长期存在，只有短期行为、短期政策没

　　有长远的绸缪，专制统治缺乏长久的动力，党天下相较于家天下则无法形成壹个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时常发生分裂与逃逸。与此同时，下面通过事件的发生发展来绑架上面，上面的错误政策让下面背书执行来绑架下面。专制社会是壹个互相绑架和互害的模式，709 事件的发生充分的展示了这壹点，从事件发生，让各地公安抓人，到媒体舆论审判制造冤狱、放大其影响把境外因素与内部结合起来，酷刑逼迫以及利用家属相要挟不择手段制造民间的恐惧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近 70 年的历史从血色政治、血色经济（以革命之名直接抢劫杀戮、镇压剥夺）到改开之后的黑色政治、黑色经济既权贵资本主义通过维稳体系来维护权贵特权既得利益应该是壹次反动势力的历史性进步，就是从革命乌托邦极权专制主义走向和平专制维稳专制主义发展。

　　但在这个过程中，每壹点尊严的获得和人权的改善都并非专制统治者的恩赐，都是在专制统治者严酷镇压下靠人民的觉醒尤其靠那些高尚的灵魂先行者们的壹次壹次行动、抗争与牺牲换来的。今天，维稳专制政局的进壹步失序、失控，说明其已走入败亡的最后阶段。

　　十三、谁也逃不过历史的审判！

　　709 案的发生，我和我的同仁们被抓起来，客观上产生了壹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我们有条件通过亲身的体验把酷刑以及这个专制政权中最隐秘、最黑暗、最邪恶的方面、严重侵犯人权的罪恶逐步揭示出来，这是十分有利于人权与法治方面得到改变的壹次难得的机会。打破恐惧，打破陈规陋矩，这方面是那些体制内的贪官们无法应对的，壹般刑事犯也没有这个资源、能力和话语权，我们责无旁贷。现在我更多的是做壹个历史的记录者，我认为，我们每壹个709 的律师和公民都应努力承担起这份责任来，以此不负天下人的厚爱。我们这些律师和公民通过 709 的熬炼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成为壹个记者、壹个作家、壹个人权活动者、壹个社会活动者等等，发生的壹切事情都是好事。

　　维权者联合起来，不仅在个案中，个体权利诉求上无法解决问题时我们要想清楚中国现实中的普遍诉求，这就是民权，首先民权诉求的主要对手是谁？其实就是官僚权贵既得利益集团。

　　那么这个思路用在整个维权运动中，用在和平民主运动中都是有效的，而对手都只是壹个个具体的权贵个人而不是集体，不是壹个什么党什么派，其实什么党什么派早已死亡了。在他们当中大多数只是旁观者，我们主要是针对作恶者，用我们的理性和诚意驯化人们的理性。

　　对于专制统治集团的罪恶，对人民欠债的人我们甚至只针对欠下重债的人，大多数被绑架者要想办法把他们择出来并且要想办法让他们清楚这壹点，只有极少数作恶犯罪者将遭到审判和清算，凡是行善者哪怕昨天还在作恶，事后弥补，弃恶从善，不作恶保持中立者，只要有历史的记录都需要甄别界定做到最大的谅解宽宥。

　　而在官方则演绎著另壹部历史，维稳体制的代表如傅先生本来是借助 08 年奥运会强化维稳体制立功上位的，08 年注定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壹个转折起点，他们强化维稳体制的表现客观上却是体制内权贵们的现实需要，而维稳体制眼前给了权贵们某种安全感，他们自此更加肆无忌惮的疯狂掠夺与压迫，与此同同时，由于当权者的恐惧，下面的人进壹步放大这壹恐惧，当权者不了解真实情况被误导而通过制造问题、放大问题，血债帮就是如此壹步壹步获得整个体制背书。其实当权者不明白满脑子斗争哲学，成王败寇妳死我活的历史经验逻辑，不懂得民主政治进之在朝退之在野的规则，只知道壹味镇压维稳。维稳体制由于它的违法性质，从长远来看，权贵特权阶层无异于把自己装进笼子里。这些无恶不作巧取豪夺的既得利益集团，由于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意图通过维稳体制来保障他们的安危及利益，可是没有民主人权与法治，他们的命运终究也受制于人被时时操控。因此，为何各种名义的实名制、对公民非法监视、监听、六张网大行其道，维稳机制不断加强的内在逻辑，有了以上的背景介绍，大家可想而知，血债帮欲借 709 等事件进壹步和光同尘转移焦点掩盖罪恶的目的显而易见，与此同时，无论宣传口、政法口各强势部门以及体制内的保守势力既得利益血债帮各怀鬼胎，客观上也需要籍此扩大自己的控制权、话语权等权势，掩盖各自的罪恶、历史债务以保障自身安危。

　　在专制社会里，不断的权力之争、新主与旧主之争，新旧既得利益集团互相倾扎妳死我活，壹个个政治漩涡，明枪暗箭，不得不被裹挟著作恶，傅等人的下场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没有人是无辜的，也没有人可以侥幸。在内心里，我很同情像傅先生壹样的人，他们又何尝不是专制极权的最大受害者？他们也有妻儿老小，在造物主面前，他们都不过是可怜的孩子，是壹个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条件下的悲剧性角色。大家都感受得到，其实当曹顺利失去生命时，傅先生也是恐慌和后悔的。重要的是这些极少数的血债帮，自己要知道从今日起开始归正自己，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哪怕壹点壹滴的善念善行，积功累德都会记录在历史上，记录在生命中，将功补过未为晚矣！自今日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尽壹己之力促进减少人道灾难增进人类文明福祉，以最大的善意和爱对世对人，何患得失？尽管傅先生们给我和我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我愿意原谅他，他也有家庭，有老人妻小，只要他能够自我醒悟从此不做恶并且能够积极行善积德，我想应该人与人之间本著互谅互让与人为善的态度相待，有些历史原因和专制制度的原因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专制权力是壹切灾祸的总根源，包括专制统治者在内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傅先生们在过去的岁月里壹直活得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如果人生能够重新选择，可以确信，傅先生、王立军们乃至周永康都会有不同的选择，谁会愿意踏上壹条不归路呢？好在，我认为，傅先生们或许还有机会，迷而知返，失道不远，过而能改，谓之不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但愿他们在最后时刻能有壹个明智的选择，都有壹个好的未来！

　　从看守所出来后我像许多人壹样发现了壹个热点话题就是郭文贵报料。历史发展到今天，无论郭文贵先生是否报料，只要有点常识和逻辑能力的人就可以判断出如下事实即第壹、中共几代高层权贵集团几乎将这个政权整个中国当作巧取豪夺的工具进行著壹场场分赃的盛宴，不管是腐败者还是反腐者盖难幸免。这些专制权贵集团将至少几十万亿乃至上百万亿民脂民膏、天量财富转移到海外（其中包括全民以及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透支与变卖），转移到包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澳洲、中东、日本、韩国、开曼群岛、巴拿马、拉美、非洲、香港、瑞士、英国等欧洲国家以及世界各地的帐号，并在海外购置大量资产。第二、这些被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搜刮的民脂民膏又有相当数量以各种基金、各种商业组织乃至公益慈善组织的名义返回国内参与新壹轮的巧取豪夺、权贵盛宴！第三、他们的亲属子女大都移民海外或者具有双重国籍或者隐匿身份、具有多重身份，同时，这些窃国大盗们均不同程度的利用金钱、地位包二奶、养小三、生活糜烂堕落，有私生子女的不在少数。由于中共专制集团本质上是个分赃犯罪集团，他们必然会走到今天的地步。无论中共的情报系统、统战系统、安全系统、宣传系统、警察系统、纪检系统以及司法系统、军队系统几乎无壹不走向黑恶化，无壹不参与到巧取豪夺、对人民疯狂的掠夺与犯罪。正因为这个原因专制集团才要千方百计地封网抓人害怕人民知道真相，不断建立和强化维稳体制构建六张网，对人民严酷防范、镇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对外转移财产因分赃不均而相互撕咬导致局面失控弃船而逃的现象，他们对人民发动了壹场全面的超限战争，而人民需要尽快觉醒起来、行动起来！

　　在异议人士李旺阳、曹顺利、彭明遇害之后，刘晓波被癌症身故这壹事件的恶劣程度不亚于朝鲜对美大学生奥托的虐杀。著名异议人士杨天水在坐牢期间也被宣布查出脑癌……在专制社会里每天不知会发生多少罪恶？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壹个比较开放的社会环境，专制权力受到舆论以及体制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制约，过去完全封闭的专制环境下，曾制造出和平时期3700 万人口因饥荒丧生、异子相食的人间惨剧。专制制度对人心灵、人性的腐蚀毒害、对人基本理智的伤害以及对人格的扭曲和分裂往往是超乎想象的。例如毛泽东作为壹个独裁者，晚年在享受山呼万岁的同时却众叛亲离，连最亲密的战友都反戈壹击欲除之而后快，晚景凄凉。他壹生自负于驾驭人性，可终竟被人性戏耍。他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手无缚鸡之力、中风后脚无法走路、嘴无法说话、眼睛看不清东西只剩下壹口气时都不敢稍稍放松权力，其内心的恐惧与绝望可想而知。壹个欲挥舞世界的大人物最终竟然连自己的四肢都无法支配，这是何等的悲哀，岂非上帝的诅咒？

　　面对罄竹难书的罪恶，谁也逃不过历史的审判！只有懂得妥协才有出路，妥协是民主的制胜法宝。当权者、强权方面的妥协无疑能够大大降低民主的成本，只要有壹次妥协，就可以成就民主事业。大家只有超越个人、党派、阶级的局限立场以天下苍生为念担当人道使命，我们的家园就会有壹个光明的前景！

　　当权者看到的危机可能更深刻、更广泛、更全面。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已全面迸发，可是醒悟的程度却往往赶不上形势的发展，用不了多久人们就可以看到，今天不是专制集团、旧势力如何垮台的问题，而是新社会、新秩序如何构建的问题。壹个社会的自治能力、自愈力正面临严峻考验，这正是当前和平民主的历史任务。体制内无论处于什么样的角色，即便是当局在国内、国际安插的卧底眼线，混迹于维权公民、民主阵营，都不足为虑。只要能够看到大势所趋懂得顺势而动知晓善恶，即使昨天作恶只要从今日起积累善意、积功磊德，壹定会对将来有所裨益。在民间方面，和平民主意志就像滴水石穿，终将击穿壹切阻挡势力！而庶民的胜利则要以最大的慈悲彼此相待，坚持理性的立场走和平民主的道路，才能最大程度的形成变革的共识完成历史使命！

　　十四、最后的出路---爱妳的敌人！

　　近 2000 年前，耶稣面对世间的苦难与不公曾对世人说，爱妳的敌人！善待恨妳们的人；诅咒妳的，要为他祝福；凌辱妳的要为他祷告；想别人怎么对妳，妳就怎么对待别人。最终耶稣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殉道、献祭、救赎。“爱妳的敌人！”由此我们知道，惟有如耶稣般的牺牲和大爱，人类方能得救！而过去十八年间，我们的同胞中有壹个群体，正如耶稣那样受难牺牲，正如耶稣般那样用大爱唤醒世人。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在过去十八年间遭受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镇压与迫害，他们被诬蔑为自杀、邪教、异端、参与政治、天安门自焚（央视壹手炮制的虚假新闻）。因此被制定了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法西斯政策。他们动辄就被判刑、劳教、酷刑，更有甚者遭到活摘器官惨绝人寰的对待，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但是那壹个个不屈的灵魂，有多少人为了坚守善的立场失去生命。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诠释著真、善忍的信仰。众所周知，他们因坚持真善忍这壹普适价值的信仰多年遭遇的不公与迫害导致个人及家庭的极端困境时仍然坚忍顽强，并且他们始终有壹个最基本的底线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面对如此大的劫难与不公，法轮功信众从来没有采取过任何不适当的行为，比如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报复社会破坏社会秩序、采用暴力等手段对抗政府进行过激违法犯罪行为等现象，他们还愿意找律师辩护，对司法机关、人民法院还寄予了希望和信赖、对法律还有著某种信任对人性和良知也有期待。我们应该注意到，近年来全国各地暴力恶性事件逐年增多，而与此相反的是：尽管由于个别当权者的错误，自 1999 年以来全国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坚持“真善忍”

　　的信仰，遭受了人类有史以来极为罕见的残酷迫害与镇压，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流离失所，但他们对这种不公与残忍仍然能够以和平、理性、忍让、克制的态度回应之，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依靠对信念的执守，相信善的力量，可歌可泣的和平申冤与抗争，向世人讲清真相，告诉不明真相的人们，法轮功不是邪教组织，法轮功学员是好人，法轮功是被人诬蔑的。即使承受著自己、亲人和同胞们被多次制造冤狱、亲人同胞们被迫害致死、致残乃至被活摘器官等种种难以想象的苦痛磨难，承受著生离死别、千古奇冤，但仍然坚守信仰、相信正义必胜，从来没有以暴易暴以怨报怨，全国没有发生过壹起法轮功学员因遭受迫害与不公而采用暴力或非法手段鸣冤雪耻的事件，这是壹种怎样的舍身救世精神，这是壹种怎样的大慈大悲情怀？法轮功在壹场空前的异常惨烈的镇压迫害下仅仅依靠执守真善忍信仰，不仅没有被消灭限制反而成为当今世界遍地开花处处洪传的世界性宗教信仰。法轮功的坚忍与牺牲，他们以及整个中国大地上的生命经历的这壹场异常残酷的浩劫结局将会如何？过去近20 年的这壹切为何发生？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壹切到底赋予我们什么启示？壹定会有壹个历史性的结论和真相等著我们！

　　人的出路壹定跟信仰有某种联系。我觉得我也有必要把我对壹件事的想法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壹下，就是有关法轮功冤狱的思考。我出来后，看到２０１７年两高对于法轮功出台了壹个新的解释，这个解释与１９９９年及２００１年的解释相比，大大提高了抓捕处罚法轮功的门槛至少设定了三四个条件，如果把它们叠加到壹起，很容易得出壹个结论。我分析这个解释即代表了最高院周强院长、最高检曹建明检察长的个人倾向（两人都有法律背景），而且壹定也是习阵营（包括其智囊团）的意志，这显然是在与历史债务做切割的信号，不管其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还是出于认识上的原因。即使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前途这种切割看来也是完全必要的。这个文件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其精神实质就是：停止迫害！包括很多律师同行可能还没意识到这壹点。习当局尽管意图切割历史包袱停止镇压，或许他们也深深知道，过去十几年间已有千千万万的体制内官员、公检法干警背上了历史债务制造了千千万万的信仰冤狱，导致了壹场空前的人道灾难，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妻离子散，整个警察系统和司法系统为法轮功冤狱背书被这个历史错误所绑架，因此积重难返，实难回头，我也曾经于2012 年前后公开发表过《法轮功冤狱不平，国难未已！》的呼吁，当局患得患失缺乏公开宣布停止迫害的道义勇气。吊诡的是本来当局的意思很明确已发生转向欲停止迫害，可是自2016 年下半年至 2017 年上半年以来，对法轮功新壹轮的打压迫害又在全国范围展开，又有大批法轮功修炼者遭遇抓捕、审判，这充分说明，或者司法系统、行政系统已经失控，血债帮对司法、宣传、党务的绑架得以延续，让后者背上债务，或者是习当局情愿被绑架。不过无论如何无辜的百姓都不能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这是最令人忧心的，因为在专制社会，壹切都可以成为手段，专制统治者往往具有难以逆转的反人类的思维。而在现实社会我们也都知道，法轮功冤狱不平，国难未已！他们要消灭良善，这壹场史无前例的人道灾难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现在每个人对这件事都到了公开立场的时候了！与此同时，这个体制里的任何当权者现在必须在政治上做出抉择，为促进释放所有政治犯、良心犯做出努力，只有释放所有政治犯良心犯爱妳的敌人开启和平民主之路才是唯壹也是最后的出路！我们应该学习耶稣的大爱牺牲精神，爱妳的敌人，仇恨只能毁灭人性毒害我们的良知，由此开始我们以爱化解恨超越各自的局限克服人性的弱点，共同摆脱奴役，携手奔向自由，走和平民主的道路，壹起担当人道使命！

　　在本文即将完成时屠夫吴淦、王全璋、江天勇还在面临非法审判。江天勇为了营救大家，为义受难！出来后看到人们为他在网上广泛传播著圣经上壹句广为人知的箴言：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他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他困顿于荆棘！这句话其实也广泛适用所有尚在监狱中的政治犯、良心犯，千千万万的热血同胞们还在为义受难、为世人受难。709 还有李燕军、王芳、尹旭安或判或情况不明，此前遭到重判的胡石根以及周世锋，他们才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英雄，是他们为义牺牲，撑起了壹个最黑暗专制社会的人道尊严，担负了和平民主的历史使命！过去五年中又有千百的良心犯、政治犯、信仰犯走进了监狱，过去三十年乃至近七十年间，在这片专制黑暗的土地上人民尽管遭受了亘古未有的暴虐与残害，但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却也从未壹天停止过抵抗暴政，千千万万不屈的灵魂前扑后继，有人苟活有人牺牲！后继者越来越多的公民觉醒了，那么抗争仍将接续。隋牧清律师说的好，这不是抗争的结束，新的抗争正在开始！仅以此文向那些高贵的灵魂，为自由、尊严、人权奉献热血热情，为著坚守人道追求真、善、美、爱不畏艰险牺牲救世的生命致敬，良心不死，正义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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