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运人士谈民主制度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1月11日00:28:03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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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专访张千帆 1. 您理解的“宪政民主”有哪些基本要素？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 从词意上理解，“宪政民主”是指建立在宪法上的民主体制。民主是起点，但是并非终点；或者说民主是大宪政框架中的壹个要素，但是并非全部。“民主”是指人民的统治，或者说国家机器的日常运营者要以某种方式对人民负责——在操作意义上对多数人负责，因为人的利益和立场有分歧。壹般的国家能做到决策对多数人有利，就很了不起了，但多数决也不能成为绝对的原则。多数人通过的立法能否剥夺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多数人能否通过了立法，在执行的时候又把立法抛在壹边，实行“民意审判”？某次选举产生的多数代表能否通过立法、扭曲选举规则，帮助这些人在以后的选举中当选、实现“永久执政”？这些当然都是不可以的。因此，民主也要受到基本权利、法治（包括分权制衡）等宪法原则的约束。我在《宪法学导论》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套用人工智能权威西蒙教授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宪政民主是壹个“有限多数主义”(bounded majoritarianism)政体：民主无疑是壹切共和国体的“定海神针”，而可操作的民主必然是周期性选举产生的多数人统治，但是多数人统治也要受到其它宪法要素（如自由、法治与分权制衡）的约束，才不至于异化为“多数人的暴政”。 壹部合格的宪法应该是社会契约的依据，也就是说它应该体现所有理性人均能同意并愿意遵守的社会契约要素，进而使之成文化和具体化。譬如民主，宪法需要具体规定什么样的民主——联邦制还是单壹制？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议会选举是以选区为单位，还是实行比例代表制？这些制度都还是笼统的，需要进壹步具体化。各种特定制度均有利有弊，因而具体采取哪种制度，是有商榷余地的，但民主这个大原则是没有商榷余地的，其中也包括壹些界定真民主的原则性要求。民主、法治、自由构成了任何正当国家都必须尊重的“政治自然法”（参见我在“契约构造的失败——从辛亥到五四”壹文中的简要介绍），也是宪政民主的核心。迄今为止，任何壹个国家都逃脱不了政治自然法的制裁；没有壹个国家可以违背任何壹条政治自然法则，而得到良性治理。当然，政治自然法是壹个“开放清单”。以下我只是粗略介绍它的核心要素，并不排除其它要素（譬如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的核心）也可以纳入其中。 首先，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不得受到侵犯。这是任何理性国家得以建构的基础：如洛克所言，我们建立国家，显然不是为了让自己沦为国家的奴隶，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的权利和自由。政治自然法至少包括了三类权利：言论自由（也包含新闻、集会、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包含宗教活动自由与政教分离）、平等权（反歧视）。缔造国家的目的是建构文明秩序，这些要素显然是任何国家的秩序与和平所不可少的。譬如许多“深度分裂”社会正是不能平等对待不同族群或宗教，而陷入长年战争和暴力冲突。 其次，人的自由需要受到法律限制，法律须由代表民意的国家机构——议会——制定。议会必须由周期性选举产生，选举必须符合五项具体要求：普遍（符合适当年龄条件的公民均可作为选民或候选人参与选举）、直接（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而非其他代表间接选举产生）、自由（选民与候选人之间的交流不受干预、候选人自由活动、选民自愿投票）、秘密（选民秘密而非公开投票）、平等（“壹人壹票”、选票份量均等）。具体看第11问。 最后，普选产生的议会通过立法确定国家方向之后，政府应当依法行政，法院应当依法审判，因而需要保持行政中立和司法独立。行政和司法过程都是为了如实体现立法价值，其自身在本质上是价值中立的，因而不得再受到任何其它权力的干涉。这意味著法院和包括公务员、警察、军队在内的行政都必须去政治化，而且这些机构均需由不同族群和宗教均衡构成，否则很难实现社会团结和互信。深度分裂国家也是因为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而陷入冲突甚至内战，可见政治自然法是不可或缺的；缺了哪壹条，国家都不得安宁。 2. 您是否将宪政民主视为各国都必须追求的理想政体？赞成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任何国家想要得到良性的秩序与和平，都离不开以上定义的宪政民主。我想强调的是，“宪政民主”不是什么崇高的理念，而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底线；宪政民主的功能不是把我们带入天堂，而是尽可能让我们远离地狱。宪政民主国家仍然会有斗争，仍然有犯罪，仍然会有腐败官员，但是没有宪政民主，政府之恶会源源不断，最后变成全体社会之恶，而没有任何办法预防或制止。试想，如果没有言论自由，政府做了坏事还不让人说，这样的国家能太平吗？这样的国家建立起来不是防止罪恶，而是制造罪恶。只有宪政民主才能既让政府遏止人民之恶，也让人民遏止政府之恶。 归根结底，人都是理性自私的，国家权力的掌控者也是自私的。当然，自私不等于恶；事实上，文明社会的财富几乎清壹色是在自利动机下创造出来的，因而自私甚至可以被认为是最大的善。然而，如果任由私欲膨胀，最后必然损人害己，自私也就成了必须受到控制的恶。为了防止私欲无限膨胀，所以需要政府与法律；政府之所以是“必要的恶”，正是因为人性之恶需要外部约束。但掌管政府的人本身也是人而不是神，也有人性之恶，因而不仅需要相互牵制，而且最终需要人民通过宪法机制遏止他们作恶（为了私利侵犯人民利益）的冲动。麦迪逊在《联邦党文集》第51篇中的至理名言无论正说反说，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人不是神，所以需要政府统治；统治者也不是神，所以需要人民约束。只有宪政民主才能提供这种约束机制，防止政府将极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凌驾于全体人民利益之上。壹个没有宪政民主的国家就是政府无恶不作的人间地狱，除非遇到昙花壹现的极个别开明专制者，但后者也只是让苟延残喘的人民对开明专制产生依赖和幻想而已。 3. 民族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兴起，世界上主要的宪政民主国家都面临重重困难、严峻挑战。您认为宪政民主制度能否经受考验，是否还有强大生命力？ 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在欧美宪政国家兴起，确实对宪政民主构成了严峻挑战，但是完全不足以颠覆宪政民主的世界趋势。（1）宪政民主秩序从来不是固若金汤、坚如磐石，而是在各种挑战和危机成长起来。某种意义上，它相当于壹个健康的机体内部存在著各种细菌病毒。如果机体羸弱，可能会被厉害的病毒吞噬，如清末民国的宪法改良政体。但是如果宪政机体已经受过严峻考验，如大萧条、冷战之后的美国，或纳粹法西斯之后建立宪政民主的德国、日本，那么宪政机体已足够强大，足以应对移民潮、难民潮引起的国内民粹主义反动。因此，不要壹有挑战就风声鹤唳，质疑宪政民主的生命力，甚至为自己深陷独裁不能自拔而沾沾自喜；世界上最虚弱的正是独裁政体，最强大的是具备有效纠错机制的宪政民主政体。（2）民粹主义至少在初期发展阶段也是壹种民主，但这种民主超越了宪政框架、违背了政治自然法，譬如美国有的选民为了利益而对总统攻击新闻自由熟视无睹，或欧洲选民因为难民和他们形成利益竞争而支持族群歧视，最后终将走向独裁和灾难。所幸民粹势力虽然壹直存在，但是在欧美仍算不上社会主流；等到特定事件触发的浪潮（如川普当选或难民潮）过去，应能回归稳定的宪政民主秩序。（3）各国舍宪政民主，并无任何可以替代的良性治理机制。假如欧洲国家重新拥抱法西斯独裁，那么最终的结果只能带来国内及世界性的灾难。这些国家要获得生路，只有回归宪政民主。 4. 宪政民主制度是否符合当今中国的最大现实需要?是否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曾经预言过“文明冲突”，尤其是儒教和伊斯兰教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冲突。您怎么看待儒家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关系？ 如上所述，宪政民主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现实需要，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例外。北朝鲜全面背离宪政民主，人民必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改革四十年，社会取得了壹定的进步，则完全是因为虽然宪法没有实际效力，但是社会在壹定程度上具备了宪法体现的某些政治自然法要素，譬如有限的事实上（而非受到制度保障）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使得社会具备了壹定活力。因此，宪政民主的可欲性是无可争议的，可争议的是其可行性。也许某些文明长期生活在专制之下，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专制文化，以至制度变革无法发生，或即便发生也因为专制文化的巨大惯性而无法维持宪政民主。换言之，宪政民主确实不只是壹种制度，而且也要求壹种与之相适应的文化。 譬如伊斯兰教国家普遍存在政教不分、神权合壹现象。即便当“阿拉伯之春”来临时，埃及等国获得了走向宪政民主的转型良机，但是多数国家转型后反而加剧了政教不分，可见这些国家的多数选民尚未认识到政教分离的重要性，不能自我约束、不让自己的宗教信仰干预政治，结果很快进入了“阿拉伯之冬”。美国立宪者的伟大之处正体现在他们的明智自律：尽管18-19世纪美国绝对是基督教的天下，但是他们拒绝建立壹个“基督教国家”，而且通过第壹修正案明确禁止国家“立教”。另壹方面，我们也不能走向文化决定论，好像穆斯林国家就永远走不出政教合壹。土耳其的建国者凯末尔就是推动世俗国家的伟大先驱，政治精英和军队的主流仍然拥护世俗主义，但关键是要让人民自己认识到政教分离的必要性。我个人对伊斯兰文明没有研究，但我相信，任何经典的解释都有变通空间；《古兰经》本身并非伊斯兰国家拒斥宪政的咒符，关键在于信徒们对宗教经典的解释和实践能否和宪政民主的世俗国家原则并行不悖。 我对儒家文化的解读壹分为二，具体参见我的《为了人的尊严——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批判与重构》。壹方面，儒家政治文化已经行将就木，没有什么值得我们今天吸取的东西；继续抱残守缺不仅愚不可及，而且是对儒家文明的辱没。这是因为另壹方面，儒家伦理和道德文化仍有丰富的养分，甚至可以对当今世界作出重大贡献。《为了人的尊严》对此有比较系统的阐述，欧美学者对这本书的英文版也很有兴趣，在此不赘述。事实上，尊严概念近年在西方又红火起来，而我认为儒家在人的尊严这个关键概念上是所有文明中最系统、最现代甚至最科学的。这话听上去有点夸张，其实是没有泡沫的。是我们自己妄自菲薄，没有把自己祖宗那里闪光发亮的东西充分挖掘出来。当然，道德文化和政治文化并非绝对可分，儒家传统道德也受专制政治的不良影响，但仅此并不足以否定儒家道德的内在生命力。徐复观、张君劢等“第三代新儒家”早已证明，儒家文化是完全可以和宪政民主并行不悖的。从儒家尊严观，可以没有阻碍地推导出宪政民主制度，而清末民初推行宪政最力的也是受到传统教育的儒家士绅。这并不是壹种偶然现象。 回到刚才的论点，任何文化都是可以被重新诠释的。我们何必对自己两千多年的传统那么苛刻？哪个悠久的文化中找不出壹些缺点或弱点？这些缺点或弱点需要文明的传承者在文明实践以及与其它文明交往过程中不断纠正或克服的。“文明”不是壹个壹成不变的概念，而是经由壹代代传承者的继承、创造和再生后所体现的样态。文明好不好，更多取决于它的源流而非源头。我们把这百年来的壹切失败统统归咎于传统，实际上是在为逃避自己的责任找借口。 5. 中国是否有必要制定新宪法？如果有必要，应当如何建立具备民意代表性的制宪机构？宪法草案应否诉诸全民公决？理由是什么？ 中国现行宪法缺点多多，未来制定新宪势在必行，因而我原则上不反对制宪。事实上，我赞成公民个人尤其是学生起草宪法，这本身就是很好的公民宪法教育。1920年代，中国南方联省自治，浙江选民壹下子就提出了壹百多部宪法草案。这是早在壹个世纪之前的事情了，说明中国人是有制宪能力和热情的。但我同时认为，制宪并非关键，关键在行宪。因为宪法只是社会契约的具体化和成文化，甚至可以说有没有都关系不大——英国没有壹部成文宪法，不也治理得挺好？这是因为英国虽然没有纸面的宪法，却有壹部“刻在公民心中的宪法”（卢梭语），也就是人民共享的社会契约。有了社会契约，有没有成文宪法只是壹个便利问题；没有社会契约，成文宪法再漂亮也只是壹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中国以往的宪法都是花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制宪只是壹个帮助形成社会契约的过程，但不可能壹蹴而就，社会契约的巩固和深化依然要靠行宪。世界上漂亮宪法很多，但能否落实才是其最后的试金石。即便统治者不想落实宪法——宪法越漂亮它越不想落实，但是公民偏偏要坚持落实这部看上去不中用的宪法，因为壹部漂亮的宪法壹般都体现了统治者避之唯恐不及的多个政治自然法要素，譬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平等权、选举权甚至审判独立。这些要素在中国现行宪法也都有规定，坚持落实宪法就是在为人民缔约做准备、为未来制宪打基础，以免将来制定出壹部完美的宪法，又只是多了壹个漂亮的花瓶而已。
如果要制定壹部宪法，制宪程序需要谨慎设计。问题比较复杂，各国模式不壹，在此不具体展开。总的来说，需要妥善平衡精英和大众、秘密和公开等不同方面的关系。在宪法草案的形成阶段，美国费城制宪是壹个精英之间讨价还价的完全保密的过程，法国大革命制宪则是大众代表参与的公开过程。过程公开不仅有助于宪法文本吸收和代表社会多元利益，而且参与制宪本身对公众来说就是壹种很好的宪法教育，但另壹方面也容易造成制宪代表为了取悦公众而作秀或抬杠，或让宪法内容庞杂、支离破碎、不成体系。“圆桌会议”之类的封闭形式则有助于重要利益集团达成妥协，但无法保障宪法文本的多元代表性，譬如美国联邦宪法当时显然没有代表少数族群和妇女的权利。较好的平衡是宪法草案可以委托专家委员会起草，但是草案本身的通过必须经由民意代表的机构，譬如议会或选举产生的制宪大会，起草过程也需要不时征集民意并和社会互动。最后，正式草案可以诉诸公投，以增加宪法的民主正当性，但这个程序也并非必需，尤其不要对公投寄予太高期望。委内瑞拉等国的制宪教训表明，公投很容易为独裁者、煽动家所操纵。 回到社会契约，最关键的是，宪法应该是社会契约的摹本，而社会契约是每个理性人都能同意的关于治国基本原则的协议。虽然“立宪时刻”不可能是严格意义的立约过程，但制宪必须尽量模仿立约。这就决定了制宪和壹般立法过程的本质不同。壹般立法是壹个简单的多数决过程，制宪则不仅要求超多数同意，而且还要求制宪机构具有最大程度的包容性，制宪程序必须充分尊重少数意见和政治弱势群体，不能搞简单的多数决。起草美国联邦宪法的55名代表虽然代表性不高，但毕竟代表了大州小州、南部北部等不同强势利益集团，宪法文本也是在绝大多数州经过激烈争议后才获得通过的，因而至少可被视为主流利益集团之间的壹部契约性文件。即便是这部当时代表性有限的宪法，也维护了美国社会的长治久安。设想如果费城会议简单采取多数压倒少数，那么小州和南方早就撂挑子走人了，不可能拢到壹起。如果强行通过壹部多数赞成的宪法，哪怕通过公投程序，那么美国内战将至少提前80年爆发。 6. 中国未来应当实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请说明理由。 自从1990年代耶鲁政治学家林茨提出“总统制的危机”之后，学界就总统制和议会制的优劣壹直争论不休。其实，二者都是很大的“筐”，总统制和议会制都有许多变种，不能壹概而论。这里先以标准的美国总统制和英国威敏寺议会制为例。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议会和行政之间的关系。英国作为经典民主国家，实行议会至上和法律至上——议会就是立法机构，而在壹个法治国家，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当然应该至高无上。因此，议会必须统治行政，以内阁为首的行政只是执法机构，显然应当服从议会、依法行政，具体表现为不信任表决机制：如果内阁提出的重大政策未能获得议会多数赞成，表明它已经失去议会信任，应当自动集体辞职。这样，议会和行政的关系就很简单：作为行政首脑的内阁由议会多数选举产生并对议会负责，不得和议会在重大政策问题上出现分歧。这也保证了国家主权统壹，即统壹于负责立法的议会。 美国和英国有壹个不同出发点，那就是不认同议会至上和法律至上——法律之上还有宪法，而英国恰恰没有成文宪法。如果议会多数通过壹部侵犯基本人权的法律怎么办？行政和司法也要服从吗？因此，美国的关键词是孟德斯鸠发明的“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相互制衡，目的是尽可能防止政府侵犯人民的自由。制衡的壹个方式是总统由选民而非议会直接选举产生，并有固定任期，不受制于议会的不信任表决。当然，为了防止总统违法或滥用权力，国会可以弹劾总统，但是并不能因为总统不同意国会政策而启用弹劾。事实上，总统有权否决国会两院通过的法案。如果总统和国会之间出现政策分歧，那么就会出现立法僵局：总统希望通过的法案，国会拒绝通过；国会希望通过的法案在遭到总统否决后，很可能达不到2/3多数压倒否决后再次通过。对于美国来说，这种现象体现了权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但是对于民主和法治基础不如美国稳固的拉美等欠发达国家，频繁不断的立法僵局可能最终会导致民主体制的崩溃。这是林茨学派攻击总统制的主要理由。世界范围内，总统制的寿命似乎确实比议会制短得多。 当然，实际情况比林茨所呈现的更加复杂。首先，拉美总统制之所以容易崩溃，可能是因为拉美国家本身的问题，譬如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偏低、许多拉美国家从军事独裁脱胎而来，而和总统制未必有什么必然关系；换言之，即便这些国家采取议会制，或许也同样容易崩溃。其次，控制了制度之外的因素之后，总统制的表现并不差，尽管总体仍不如议会制。尤其是总统制这个大框架下面还有许多更具体的制度变量，譬如是否拥有解散议会权、紧急状态权和积极立法权，也就是制定律令的权力（否决是消极立法权）。这些权力美国总统壹概没有，或许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宪法体制很稳定。拉美国家或俄罗斯总统之所以容易走向独裁，很可能是宪法赋予总统权力过大或任期过长。最后，对于拉美等许多国家来说，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并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历史传统等因素影响，而壹旦选择就有很大的惯性，以后很难改变。因此，即便总统制不如议会制，也不是说改就能改；与其纠结于大的体制之争，不如把著眼点放在合理设计总统权力和选举与政党制度，防止总统滥用权力，让总统制变得更好更稳定。 权衡这场争论的不同视角，我认为总统制的支持者总体上处于“守势”：面对议会制的挑战，总统制的反应是“我们也不差”，“议会制能干的活，总统制基本上也能干”……虽然总统制不像林茨说得那么差，但是其政体稳定性和立法效率确实总体上不如议会制。即便在宪政传统最悠久的美国，特朗普的当选及其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巨大争议。在民主和法治不成熟的欠发达国家，总统权力过大更容易助长独裁和人治。中华民国初期袁世凯和国民党合作的破裂可作为前车之鉴。《临时约法》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的“双元首”或“半总统”制（而不是许多人认为的纯议会制），国民党想借国会控制下的内阁约束大总统的权力，但是很快因为剧烈权争而走向崩溃。因此，虽然国内自由派因为受美国影响而对“三权分立”情有独钟，却不能不察总统制的内在风险，同时也要对总统制激发的个人野心保持警惕。美国宪政民主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伟大经验，但这并不意味著美国模式什么都好，我们必须照搬照抄它的细节；即便总统制在美国运行得还可以，也不意味著它在发展中国家也能顺利运行。直率地说，发展中国家的总统制就是制造独裁者的温床。从查韦斯到“普京大帝”，绝大多数拉美、非洲、中东欧等国的独裁者头上都戴著“总统”的桂冠。 总体上，我支持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北欧或印度等国的议会制。也可以设置“总统”，但是这个总统应该和德国的“虚君”总统类似，是壹个象征性元首，或能慰藉国民渴望统壹权威的心理，但不能行使实质性权力。因此，虚位总统也不能由选民直选产生，而只能由议会间接选举；直选总统将拥有巨大的民主正当性，不可能不行使实权。实权应掌握在总理为首的内阁手里，由议会选举产生并对议会负责。中国现行宪法规定的“人大制度”实际上和英国威敏寺民主很相似，国家主席本身并无实权。未来政体设计定位于议会制或虚位总统制，也有助于转型的顺利有序进行。 7. 议会应当采用壹院制还是两院制？请说明理由。 自从1788年美国立宪和次年法国大革命时期西耶斯发表《第三等级是什么》，关于壹院制还是两院制的争论壹直延续至今。西耶斯受卢梭民粹主义公意论影响，自然认为只能有壹个议会，否则谁代表绝对正确的“公意”？如果两院意见总是壹致，第二院是多余的；如果两院出现分歧，那么“公意”就自相矛盾了。然而，同时期美国联邦采取了两院制：众议院代表人口，按“壹人壹票”选举产生，各州的众议院代表人数和州的人口成正比；参议院则代表地域，各州无论大小壹律两席。两院制是费城制宪会议“大妥协”的产物，对于美国来说至关重要，否则费城会议当时就闹掰了，小州不干。两院制是把美国各州拢在壹起的关键，可以被视为美国“社会契约”的壹部分。美国联邦宪法也有唯壹的壹条不可修正的“永久条款”，那就是参议院各州必须平等代表。换言之，将来修宪可以把各州两席改为三席、四席、五席，但是不论大州小州，必须平等，由此可见两院制对于美国联邦的重要性。事实上，两院制是联邦制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如果连有效的参议院都没有，即便宪法规定了“联邦制”也是假的，如委内瑞拉1999年宪法体制。 今天当然没有必要接受卢梭的民粹主义世界观。在利益结构相对单壹的小型国家，壹院制就够用了，但是对于利益多元的大国，只是无差别“壹人壹票”产生的议会不够用，还得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由第二院代表地域、族群等其它利益。因此，国家规模越大，对两院制的需求也可能更大，但也没有定规，有些小国也有复杂的族群或宗教结构，也采取两院制甚至联邦制，例如尼泊尔。当然，两院制比壹院制的立法成本更高，但有助于提高立法质量，尤其是加强对少数族群和弱势政治群体的保护。即便没有突出的族群或特别地域问题，参议院也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但需要和立法成本与效率的考虑相权衡。 两院制的壹个关键问题是两院立法权是否平等。美国联邦法律必须同时通过参众两院，但多数两院制并非如此；如果参议院没有通过众议院通过的立法，众议院再次通过即可生效。譬如英国也有上下两院，但是贵族构成的上议院对下议院法案只能起到延迟的作用：如果上议院不认同下议院通过的法案，可以不予通过，但不通过的效果就是让下议院再想壹想是否有必要通过或修正法案；如果下议院反思之后原封不动再次通过，那么上议院否决的功能也就寿终正寝了。德国也采用不均衡两院制，只是影响地方利益的立法必须两院通过；对于不影响地方利益的法案，参议院的作用和英国上议院差不多。和处于两极的英美两院制相比，德国模式体现了更合理的中央立法成本和地方利益保护之间的权衡。 8. 未来中国是否需要实行联邦制？如果实行联邦制，如何划分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中国可以划分成多少个省或者州？理由是什么？ 今天，世界上所有大国都实行联邦制，中国是唯壹例外。某些规模不大的国家也实行联邦制，如德国；甚至某些“微型国家”也实行“族群联邦制”，如尼泊尔。前苏联宪法体制其实是邦联制，比联邦制走得更远，只是壹党专政使之成为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中国从1908年制定第壹部成文宪法至今，有过十余部宪法，宪法文本却从来没有出现过“联邦”二字。但1923年曹锟主持制定和1947年体现孙中山“均权主义”的两部《中华民国宪法》都详细规定了地方权力，带有联邦制的特征。对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族群构成复杂、地方差异显著的中国，某种形式的联邦制显然是大势所趋。 概言之，联邦制是对地方自治的宪法保障。这并非说只有联邦制才能保障地方自治，单壹制也可以有高度的地方自治，譬如法国1982年给地方下放了许多权力，但是单壹制下的地方自治依据的是中央立法而非宪法；中央立法可以赋予地方自治，也可以随时收回地方自治。联邦制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要改变央地权力划分，必须修改宪法，而修宪不只是中央的事，地方也要参与。譬如美国联邦修宪不仅需要参众两院2/3多数提出，而且需要3/4数量的州多数通过。德国修改《基本法》只需要参众两院通过，但是参议员是由各州政府选派的，代表地方利益。因此，联邦制宪法必须至少具备两个特征：（1）宪法明确规定央地权力划分，（2）确定央地分权的权力至少部分掌握在地方手里，譬如代表地方利益的参议院；否则，联邦宪法倒是制定出来了，但是中央想改就改，说不定哪天就改回单壹制去了。 央地权力应在央地平等的基础上，根据特定权力的影响范围而进行分配。首先要确立央地人格平等的基本思维，地方并不比中央差；否则，中央比地方更重要、上级比下级更英明，我们永远跳不出中央集权的怪圈。某些事情之所以必须由中央来管，不是中央本身有什么高素质，而是地方由于疆域局限管不了，这件事超出了地方的管辖范围，譬如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壹个地方无论把自己的环保抓得多严，都保护不了自己的环境，邻近的空气会飘过来、水会流过来……只有中央在全国各地都统壹实施严格的环保标准，才可能有效保护每个地方的环境质量。如果地方可以管，譬如结婚登记，那么因为地方更熟悉本地的情况、和选民距离近、执法成本低等因素，壹般会比中央管得更好。因此，欧盟确立了壹个“辅助性原则”：只要是地方（成员国）能管的，就应该由地方管，中央（共同体）的作用只是辅助性的，限于那些超出地方能力的事情。 壹般来说，中央权力限于国防、外交、货币、度量衡、环保、宏观调控等具有全国影响的事物，地方则管理不具备全国影响的事情，譬如教育、治安、医疗、贫困救济等。具体可以参考我的《国家主权与地方自治》。但由于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中央权力也越来越大，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美国联邦从1930年代新政以来到今天，已经不剩下什么联邦制，因为“州际贸易”这个概念不断膨胀，让联邦立法想干预什么就干预什么。德国联邦制的特征是联邦负责框架立法，各州负责细化和实施，和中国现状有点类似，或许更容易效仿借鉴。 至于中国需要多少个次联邦单元，可以借鉴人口或地理规模类似的美国或印度，同时需要尊重自己的地方传统和历史文化。壹个州或省的族群与文化成分应该相对单壹，最好在历史上构成相对连续和自成壹体的行政单元。壹般来说，单个州或省的人口不能太多，地域不能太大；另壹方面，州或省的数量也不能太多，否则版图显得过于零碎。按照目前的人口规模，《国家主权与地方自治》建议设置50-60个次联邦单元。 9. 地方自治应当以省还是以县为单位？地方自治最重要的几大要素是什么？ 如上所述，地方自治分为宪法和立法两个层次。中国目前没有宪法意义上的地方自治（联邦制），但完全可以展开 壹般意义上的“地方自治”，那就是地方人大选举和自我管理具体地方事务。这是现行宪法已经规定了的体制，宪法文本规定了自下而上的人大选举体制，但是在壹党制下变成了自上而下的管控体制。不论如何，从乡县基层到中央，现行宪法理论上已有第壹层次的地方自治，也就是人事意义上的地方自治。 然而，即便人事意义上的地方自治也会遇到壹些复杂问题，譬如法院、检察院、公务员、警察由谁选拔、对谁负责？中国现行宪法规定了壹刀切的横向负责制，地方人大负责选拔和监督同级行政和司法，倒是很“地方自治”，但是地方行政和司法并不能免于上级干预。另壹方面，地方自治也不是绝对的善，譬如如何防止对同级议会负责的行政和司法不搞地方保护主义？这是壹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即便在壹个地方人事自治搞得很好的国家，也只能保证行政和司法有效落实地方立法，如何保证地方机构也有效落实中央立法？甚至可以说，地方自治越好，越容易产生地方歧视和保护主义。美国的做法比较简单，联邦和各州截然分开，各自形成完整的政府体制，联邦和各州都有自己的立法、行政、司法，各自的行政和司法主要负责落实自己的立法；联邦和各州立法有冲突，大家法庭上见。换言之，联邦靠自己的行政和司法落实联邦宪法和法律，而不靠各州和地方，这样就有效防止了地方保护主义，但是行政和司法成本比较高。德国虽然是联邦制，但是行政与司法和中国壹样，只有壹套，由联邦和各州分享：联邦法院是最高法院，各州法院是上诉法院，地方法院是基层法院。对于规模不大的德国，地方保护主义或许不是严重问题，尤其是德国立法主要由联邦负责制定。对于规模大得多的中国是否可行，仍然是个问题。2014-19年的第四期司法改革有限上收了地方司法财政，也是为了控制地方保护主义；另外，最高法院设置了若干“大区巡回法院”，可被视为在模仿美国体制。 第二层次的地方自治是地方固有的立法自治。在宪法层次上，这意味著央地按事务的影响范围划界而治，中央不得侵犯地方立法领域。当然，即便没有宪法意义上的立法权，地方立法权仍然存在，譬如在中国现行宪法体制下，地方可以按当地需要制定法规或规章，但是中央立法权没有受到任何宪法限制。如果存在宪法意义上的地方立法自治，需要考虑在州还是在地方层次实行。美国联邦宪法只是将州作为次联邦单元，没有提到县等地方政府，只是有些州宪也允许州以下的地方单元实行自治。德国《基本法》明确提到了县市的地方自治，《中华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了县级立法权。以中国的人口和地理规模，似应实行省县两级地方立法自治。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中央和各省或州的立法分权，县级立法自治相对次要壹些。 第三层次的地方自治是制度自治，也就是地方应有权设计自己的宪法性制度，或者说联邦宪法应该允许州或地方通过自己的基本法选择自己的政府结构，譬如议会制还是州长制。美国各州都有自己的州宪，联邦职能限于保障各州的“共和形式”。换言之，只要各州政体是共和民主而非君主独裁，联邦即无权干预。当然，这不代表州宪或州法爱怎么规定就怎么规定；它们不能违背联邦宪法，譬如不能剥夺人民的基本自由、不能搞种族歧视，更不能实行蓄奴制，但是除了不能违背共和民主之外，各州政体结构是有很大设计空间的。联邦制的好处之壹是为地方制度创新和竞争提供空间，让各地因地制宜、试验适合自己的宪法制度。 中国现行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中央集权单壹制，但是对于地方体制规定了“壹刀切”的人大制度。1990年代，曾有地方试行乡镇长直选，效果不错，后来竟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叫停，因为“违宪”。这样就过分束缚了地方制度创新的手脚。事实上，即便实行“壹国两制”的香港也是没有制度自治的：《基本法》是全国人大为香港量身定做而非香港自己制定的壹部立法，所以香港普选必须得到中央认可，而制度自治的缺失是引发去年大规模抗争的根源。概言之，香港危机的根源是三个层次自治之间的严重不协调：立法自治远超联邦制，人事自治却甚至不如壹般单壹制（内地行政首长按规定都是本级人大选举而非上级任命产生），制度自治的缺失则使得人事自治改革无望。预计制度自治短期内不可能取得任何突破，特首和立法会选举方式也不会有实质性改进，但立法会代表已有壹半直选产生，可以作为香港民意代表的制度基础。当然，《基本法》采取“行政主导”模式，特首权力很大，超过三权分立体制的美国总统，但是只要把立法会选好，让其充分代表香港民意，特首孤掌难鸣，也不能走得太远。 10. 台湾、香港、澳门、新疆、西藏应当在宪法上享有什么样的特殊地位？您对香港未来的“双普选”有什么建议？ “联邦制”是壹个很有弹性的概念，有对称和不对称两种形式。“对称联邦制”是指各州处于平等地位，典型如美国；德国基本上也算，尽管财政均衡制度使某些贫困州受益。然而，某些国家因为自身的特殊情况，设计了“不对称联邦制”，某些州或省享有其它州不具备的特殊地位。譬如加拿大以法语为主的魁北克省即显得独树壹帜，围绕法语文化的特殊地位也产生了若干重大宪法争议，1990年代甚至壹度举行了独立公投。魁北克的特殊地位安抚了法语区选民，使之更安心地留在联邦之内；如果简单实行对称联邦制，分离主义公投可能早就成功了。由此可见，联邦制所保障的地方自治和弹性的制度设计有利于维持国家统壹。国内壹些势力将联邦制甚至地方自治和分离主义划等号，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抹黑。对于壹个多元社会，联邦制显然有助于维护统壹，简单刚性的单壹制才容易造成分崩离析。 “双普选”是第壹层次的地方自治，根本不需要任何特殊制度安排，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任何地方都必须实行名副其实的普选制度，这也是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的。要维持国家统壹，当然首先要给当地人民选举自己代表的民主自治权；香港之所以出现“港独”力量，正是因为物极必反，“全面管治”和对普选权的剥夺极大刺激了这种主张。顺应民意、赋予港人普选自治，哪里会闹腾出这么大的动静呢？同样的逻辑也适用西藏、新疆、蒙古等少数族群聚集地区。许多人担心民主会让中国“分裂”，鼓励这些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这是颠倒了因果关系，正是集权高压在这些地区制造产生离心力；等到集权不再奏效，这些地方的分离主义情绪会发生报复性反弹。尊重这些地区的民主自治和基本权利，是顺应这些地方的民心，使国家统壹建立在人民自愿的稳固基础上。 中国特殊性要求建立不同层级的非对称联邦制，但特殊性是建立在普遍性基础之上的。不论有什么特殊地位，未来中国在各地均需普遍落实尊重自由、平等、法治和民主自治的宪法原则，仅此即可解决绝大多数地方问题，进而为真正意义的国家统壹奠定制度根基。当然，根据特殊情形，需要对台港澳、蒙疆藏等特殊地区进行不同的制度设计。但不论地方制度如何设计，都不能违背国家宪法设定的基本底线，譬如不能恢复农奴制或政教合壹。 目前，“少数民族区域”制度授予藏、疆、蒙等少数族群聚居地某些立法“特权”，譬如按照自己的风俗习惯立法，也可以不适用某些全国性法律规定。实际上，目前少数族群聚居地和壹般内地没有太大区别，甚至为了维稳而管控更严。未来在厘清央地立法权关系之后，少数族群立法基本上不是问题，因为中央立法本来就无权干预宗教或文化这类属于地方的立法。也可以效仿港澳的“壹国两制”，实行高度的立法自治。绝大多数全国性均不适用于港澳，这是和壹般联邦制下的各州完全不同的。未来港澳需要做的是将“壹国两制”推进壹步，实行“真普选”和完全的地方自治。最后，台湾和大陆目前处于主权统壹、治权独立的分治状态，需要更特殊的制度安排。未来台湾需要不仅在立法、行政、司法上实行完全自治，而且在军队、国防、外交等方面享有高度自治权。 总结壹下，中国未来应实行议会联邦制。在纵向，宪法应充分保障地方自治，在地方普选基础上实行民主自治，按影响范围界定央地立法权，地方在宪法赋予的自治范围内决定自己的政策和制度，台港澳、蒙藏疆等特殊地区享有特别自治权。在横向，地方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自己的治理体制，中央则借鉴英国、印度等国体制实行议会制或虚位总统制，议会采取两院制，内阁由众议院选举产生并对众议院负责、接受参议院监督。未来宪法体制和现行宪法体制之间存在相当的连续性，议会制和人大制度之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各级议会均由选民直选产生（现行宪法规定县级以上人大由下壹级人大间接选举产生）、央地分权得到宪法的明确界定（现行宪法语焉不详）、特殊地区的高度自治得到宪法明确保障（现行宪法授权全国人大制定港澳基本法，只是立法层次的地方自治）等。宪法改革路线图是推动内地各级人大选举与港澳普选、实现港澳高度自治的宪法化、逐步推进央地分权尤其是少数族群聚居地自治的制度化，宪法框架即臻于完善。 11. 应当如何设计自由公正的选举制度？选举制度应当符合哪些基本条件？ 迄今为止，周期性选举是人民实行自治的不可或缺基础，也是人民保证政府对自己负责的唯壹可行机制。选举是否自由公正，直接决定了选举的真实性和国家政体的性质，壹个选举不真实的国家必然是独裁专制国家。概言之，公正自由的选举必须符合以下五项特征：普遍、直接、自由、秘密、平等，具体参见《宪法学导论》。 （1）选举权必须是普遍的，凡是适龄公民均可作为选民或候选人参与选举；唯壹的限制是公民身份和认知能力，选民必须能够理解自己选择的候选人及其代表的政策和自己切身利益之间的关系，因而各国壹般设置年龄和精神状态作为选举条件。选举年龄壹般18岁上下，不能太高。我并不认为有必要以精神状态作为排除理由，即便经过医院的专业鉴定，因为这个人群的比例必然很小，而且壹般不会参与政治，即便参与也不足以对选举结果产生系统性影响。尽管中国等国的刑法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基于类似理由，这类刑罚应当取消。 （2）选举应该直接，议会代表应由选民直接选举而非其他代表间接选举产生。间接选举在小圈子进行，容易产生贿选、操纵等选举舞弊现象，应予取消并改为选民直选。 （3）选举活动必须自由。如果选民与候选人之间不能自由交流，候选人不能自由产生或自由活动，选民不知道不同候选人代表什么立场和利益、和自己有什么关系，那么“选举”还有什么意义？候选人是选举的对象和灵魂，候选人不能和选民自由交流的选举必然是假选举。 （4）自由选举意味著选民秘密而非公开投票，否则选民投票很容易遭受收买或恐吓。澳大利亚当年正是为了杜绝贿选，因而设计了“澳大利亚选票”；如果候选人或政党无法知道选民投谁的票，还花钱贿选做什么？又如何进行操纵或恐吓？ （5）最后，选票的份量必须平等，也就是“壹人壹票”。这主要是针对采用选区制的国家，意味著每个选区必须代表大致相同的选民人数；否则，即便是自由的选举也可能产生不公平甚至反民主的结果。假设100个选区产生壹个100议席的议会，每个选区选举产生1名代表，而90个选区中每个选区1万选民，10个选区中每个选区10万选民，那么这90名代表其实只代表了90万选民，10名代表代表了100万选民，但是议席数却只占了10%！如此不平均的议席分配造成了极不公平和反多数的选举结果，使得多数人的代表在立法机构反而成了极少数。这是为什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4年的判例中规定了“壹人壹票”原则：“立法者代表人民”，不同选区的选票份量必须均等。只有这样，多数人的代表才能在议会中占据多数议席，让议会立法代表多数人的利益。香港的功能组别选举体制严重违背“壹人壹票”，人数占绝对多数的劳工界等普通选民的选票加起来也远少于金融界、企业界、法律界、医生、官员界别等少数精英的选票。这是为什么香港人要争取“壹人壹票”的“真普选”。 12. 英美以两党制为主，欧洲大陆则是多党制。您认为未来中国应当建立多党制还是两党制？理由是什么？ 首先，两党制也是“多党制”，和壹党制存在本质区别。政党数量的关键在于是单数还是复数，从1到2远比从2到100重要。欧洲大陆国家壹般有两个以上的大党存在，英美则两大党囊括了绝大多数选票，尽管偶尔也有微不足道的小党存在。这种现象主要是选举制度的“杜瓦杰现象”或“杜瓦杰定律”造成的，可参见《宪法学导论》。英美议会选举采取多数制，在全国划分若干个选区，每个选区选举壹名议员，获得选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例如美国众议院有435个席位，因而全国有435个壹席选区（台湾称“小选区”），各州按其选民人数比例分配名额。这种选举体制的特点是“胜者通吃”：因为选区只有壹个名额，只要选票数量差对手壹点就全盘皆输。“胜者通吃”规则对各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兼并压力，直到产生稳定的两大党；小党也乐得被大党兼并，否则没有任何胜选的机会。相比之下，欧洲国家普遍采取比例代表制，议席按政党在选举中的得票比例分配；政党再小，也可以按比例得到议席。既然大党小党都没有兼并的压力，多党格局就自然产生了。 两党制和多党制各有利弊。多党制更公平，议席能够更准确地反映选民偏好，但是如果政党太多，议会政治结构过于零散，难以组成稳定的内阁，容易造成统治困难乃至政体崩溃。1919年魏玛共和即采取理想的比例代表制，结果发生频繁倒阁，十余年便将政权交给希特勒。相比之下，两党制造成大党“胜者通吃”，对小党不够公平，也不能准确反映选民偏好。在极端情况下，全国选民支持51%的政党可能获得100%议席，获得49%选票的政党可能血本无归、壹席没有。然而，两党制的好处在于其稳定性；壹般总是存在议会多数党，多数党—少数党泾渭分明、轮流执政，不会因政党林立而产生统治危机。既然二者各有千秋，不少国家试图取长补短，采用不同形式的混合制。譬如在1949年《基本法》规定的战后体制下，德国众议院壹半由比例代表制、另壹半由壹席选区制选举产生（实际上几乎是纯粹的比例代表制），并规定了5%规则：只有上次大选中选票超过5%的政党才有资格按比例分配议席，目的是为了阻止极端小党进入议会、增加议会和内阁的稳定性。 对于长期实行壹党制的中国来说，关键是要放开选举，同时保证选举的稳定有序进行。既然目前并不存在多党竞争格局，比例代表制也无从适用，而现行选举体制是多席选区制（台湾称“大选区”）；如果用得好，多席选区制可具有壹定的比例代表功能。如果壹开始即实行比例代表制，很可能造成政党林立、壹片混乱。为了转型的顺利稳定，我建议中国未来延续和改革目前的选区制，希望以此减少政党数量、理顺政党结构。等政党政治趋于稳定，选民熟悉了民主实践，可以再决定是否改为比例代表制或融入其某些要素。 13. 执政党和国家之间应当是什么关系？如何保证行政中立和去政治化？ 任何国家都有执政党，正当国家的执政党就是通过周期性选举产生的议会多数党。执政党的职能是在其在任期间通过立法，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和价值取向。行政的任务是如实执行获得多数选民授权的议会制定的立法，而不是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于国家之上。在本质上，行政本身是政治中立的，因为政治决定已经由议会作出，在法律中体现出来；如果行政还要自己插上壹杠子，那就成了独裁。如果把国家比喻为壹个人，议会好比是大脑，行政是肢体；壹个正常人的肢体不能脱离大脑的指挥而行动，国家行政不能违背立法、自行其是。因此，在壹个民主与法治国家，执政党通过立法领导国家，不能干预行政执法；公务员、警察、军队等行政力量都必须保持政治中立，或者说去政治化。 这个逻辑在1987年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十三大报告中表达得十分清楚，概言之就是“党政分离”。执政党的职能是领导人大制定立法，同时监督但不能干预行政和司法；如果执政党直接干预行政乃至司法，那就成了“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违背了“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法官”的基本法治原则。近几十年腐败之所以层出不穷，正是因为“党政分离”从来没有得到落实，党政合体近年来甚至有所加剧。 14. 您认为领导人是否应当实行任期制？应当如何保障任期制？ 自从2018年修宪之后，领导人任期成为中国热议的问题。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废除终身制无疑是个进步。这本身是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政治正确”，但终身制其实只是问题表象而非实质，尤其不能以为只要废除终身制就万事大吉。事实上，只要领导人不是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制衡，终不终身都区别不大，换壹拨“蚊子”可能吸血更厉害。而只要没有宪政民主，也就没有什么能防止废除了的终身制死灰复燃。2018年修宪已经让这个可能性成为现实。因此，关键不在于任期制，而在于宪政民主。 在宪政民主体制下，领导人是否实行任期制，取决于“领导人”的性质，不能壹概而论。首先，如果领导人是民选产生的，某位领导人连任代表了多数民意，那么任期限制和民主之间其实存在壹定的矛盾。议会制的总理或首相是没有任期限制的，因为议会多数党凭选票成为执政党，而执政党领袖就是领导内阁的总理或首相。德国默克尔、日本安倍都已连任了许多届，理论上可以无限连任下去——只要获得足够多的选票。其次，如果领导人权力过大，尽管他有能力通过选举连选连任，也有必要限制其任期，以防其壹权独大并滥用权力。这主要是针对总统制国家的实权总统。众所周知，华盛顿创立了连任壹届的伟大先例。拉美、非洲和中亚某些国家总统任期长或届数不受限制（或像普京那样和总理玩“二人转”规避两届限制），即可断定这样的总统是独裁者。最后，虚位元首没有实权，壹般也不由直选产生，通常不需要规定任期限制。极端的例子是“万世壹系”的日本天皇和英国女王，这样的“领导人”连任甚至世袭都不可怕，因为完全没有实权。 总之，宪政民主国家存在民主与分权制约，因而任期制是小问题；没有宪政民主，任期制成了大问题，但这个“大问题”只有宪政民主才能解决得了，因而我们要抓住问题的根本，没有必要纠结于问题表象。打破终身制是邓小平当年在政改方向上迈出的壹小步，也是当时政治格局下所能容许的权宜之计，但千万不能当作是政治改革的定心丸；没有进壹步政改，任期制本身意义有限，而且不可维持。正如美国先贤富兰克林所说：“那些为了获得壹点暂时的安全而出卖基本自由的人，既不配获得自由，也不配获得安全。”任期制就是这种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安全感。只有进行全面的民主、分权和限权改革，任期制才有意义，也才有可能获得制度保障。 15. 您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司法状况？未来中国如何实现司法独立？ 中国司法状况可大致分两个层次来谈。壹方面，在学理研究上，这三四十年总的来说进步巨大。虽然宪法领域仍有不少敏感词，但学者对西方制度的了解是比较全面准确的，有的方面甚至做得相当细致。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司法的知识结构，因为每年有大量的法学院毕业生进入法院、检察院、公务员系统。和改革刚开始不同的是，目前公检法人员的知识水平在总体上是不差的。另壹方面，这些人员的道德水准和所属机构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质变或哪怕是量变。和八十年代体制内存在大量“健康力量”相比，近三十年变本加厉的政治管控使得体制内发生了彻底的逆淘汰。虽然现行宪法规定了法院的“审判独立”，但是由于当局明确拒斥“司法独立”，法院内部实行“院长负责制”，法官个人的独立性没有任何保障。1999年开始的司法改革“雷声大、雨点小”，没有触动法院内部管理结构。2008年“法盲院长”王胜俊开倒车，抛弃司法改革的职业化原则，又回到群众路线。最近壹次司法改革回到了职业化路线，尝试让法官获得更大的自主权，但是知情人认为效果甚微，法官面对上级干预的抗压能力并没有提高。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当局壹直把司法公正放在嘴边，却壹再拒绝司法独立，可谓缘木求鱼。要实现司法独立，有难易两条路。容易的路是靠上层觉悟，在不改变政治体制的情况下，自上而下推行司法改革。这条路自从1999年已经走过了，但是虎头蛇尾；壹旦既得利益明白不动政体的司法改革依然会触动他们的奶酪，这条路终究走不下去。当然，如果统治者足够开明，领导人明白司法独立对于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像新加坡那样实行开明专制，那么法治改革或能有幸展开，但是幸运之神似乎总不那么眷顾中国这片土地。如果自上而下的改革走不下去，那么只有在政治民主化改革之后，才有可能实质性推进司法改革。 16. 民主的要义是多数人统治。如何在宪政民主的中国保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 在方法论个体主义意义上，“人民”不是壹个神圣高贵的整体，而是由壹个个自私自利的凡人构成的。“民主”不可能做到每项决策都让每个人满意。遇到分歧和利益冲突的时候，只能投票，而多数人认同的政策只能让多数人满意。但多数人也是人，也会犯错误。古希腊大陪审团曾两次判决伟大的智者苏格拉底死刑，前苏联、纳粹德国壹度有相当多的人拥护极权势力并投票将他们送上统治者的宝座。这些都是“多数人暴政”的典型例子。当然，民主可能产生多数人暴政的后果，并不意味著民主不好；毕竟，古今中外绝大多数暴政都是少数人统治而非多数人统治的暴政。它只是意味著民主也要受到约束，尤其要防止多数人侵犯少数人的基本权利。这是为什么我们提倡“宪政民主”：绝不能放弃民主，也不能无条件拥护多数主义民主，而是要让民主受到宪法其它要素的约束。 保护少数人权利的主要机制是宪法和法律意义上的司法审查。首先，法治原则要求，只有议会制定的法律才能影响个人权利；如果要限制人身自由，还须经由司法审判。多数人的民意不能凌驾于法律和司法之上，这样才能防止人治的任性。其次，如果法律本身侵犯了个人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当事人还可以诉诸司法审查，撤销违宪立法，譬如某些刑罚可能过于严酷残忍、有违人道原则，法院可以拒绝适用。 17. 宪政就是依宪治国。您认为应当如何保障宪法在未来中国的崇高地位？违宪审查机制应当如何设计？法院有权解释宪法吗？ 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只有有效的司法审查制度才能保障宪法的最高地位。换言之，必须建立有权依据宪法审查壹般立法的法院。首先要明白，诉讼是落实任何法律的必要途径。有法律就会有诉讼，有诉讼就必须有裁决诉讼的法院。民法有法院，刑法有法院，就连行政法也有专门的法院，在中国唯独宪法没有诉讼、没有法院。这也就难怪“有宪法无宪政”了。要依宪治国，必须建立合宪性审查机制，由法院来解释、适用和实施宪法。 为什么必须由法院而不是议会、行政或其它机构释宪呢？这是因为宪法也是法，而宪法或法律解释在性质上属于司法的活儿。议会负责立法、行政负责执法，立法和执法其实也都涉及法律的理解和解释，只是专门解释法律的权力在于法院。刑事诉讼总不能靠警察来解释法律吧？那样索性就不要法院好了。没有法院，还叫“诉讼”吗？公安直接抓人关监狱不就行了吗？诉讼本身就是对警察权、行政权的控制，而法院必须有权独立释法，而且在效力上司法对法律的解释高于行政对法律的解释。宪法诉讼的目的在于衡量法律本身是否符合宪法，但是如果让立法者来决定自己的立法是否合宪，这和让警察决定自己抓人是否合法有什么两样呢？都违背了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法官的法治逻辑。中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实施宪法，而绝大多数立法都是常委会自己制定的。这是中国宪法得不到落实的根本原因之壹。 由此可见，法院不仅有权、而且有义务解释宪法。国内普遍把现行宪法关于人大解释宪法的规定错误理解为只有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导致法院在宪法解释和适用上长期不作为，宪法也就成了中看不中用的空中楼阁。其实，宪法本身并没有禁止任何机构解释宪法，因而这条规定只能被理解为常委会是解释宪法的最高而非唯壹机构，法院当然是有权解释宪法的。2001年，最高法院对齐玉苓案的批复首次适用了宪法，开了“宪法司法化”的先例，但是和虎头蛇尾的司法改革壹样，2008年就自行废止了。现在首先要去除法院不能解释、只有常委会才能解释宪法的荒谬理解。 当然，司法审查主要有两种模式。壹种是美国为代表的分散审查模式，因为英美普通法国家的法院具有壹般管辖权，本身不分专业，因而几乎任何壹个法院都可以接受宪法诉讼。另壹种是德国为代表的集中审查模式，因为欧洲大陆国家受法国影响，司法系统分为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不同的专门法院，因而宪法诉讼由专门的宪政法院负责审理。中国现行体制更接近欧洲大陆体系，但壹时建立宪政法院难度太大，可以模仿台湾的“大法官会议”制度，不同领域的法院汇总起来的宪法问题由最高法院内部成立的专门委员会来处理。未来中国更适合效仿德国的集中审查模式。总的来说，德国模式更为现代、科学，也更符合中国长年形成的法律实践。具体可参见我合著的《司法审查制度比较研究》。 18. 您认为维权律师和法律界在司法独立、宪政转型和社会法治化过程中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律师是指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法律资质获得国家承认、专门从事法律类事务的壹批人。维护国家法治的中坚力量不只是法官，更重要的是律师，因为律师人多，而且地位相对独立。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根本没有法治，产生了法官、检察官的数量比律师多得多的世界奇观，甚至社会上根本不知道有“律师”这个职业，只看过法官威风凛凛搞“公审”。1978-79年改革开始之后，律师队伍持续壮大，现在已超过法官人数。2005年统壹了法官、检察官、律师的司法考试，有人提出中国形成了“法律共同体”，似乎律师和法官、检察官成了壹伙人，共同目标是维护法治。过了十来年，至少壹部分律师和他们分道扬镳了，有的“死磕律师”甚至和公检法发生了激烈碰撞。虽然体制内并非没有健康力量，但是在其独立性缺失的情况下，我对体制内维护法治的动力和能力都是相当悲观的。其实，律师算得上是“半体制内”的人，从事法律工作的人至少要接受这个宪法和法律体制，而在中国，由于宪法和法律往往是给人看的而不是拿来用的，公权往往是违法者甚至违宪者，恰恰是律师在坚持运用宪法和法律。当然，部分维权律师受到了严厉打压，譬如2015年的“709事件”，但是相比体制内，律师总体上受到的管控仍然较少，因而维护法治的能力和动力比较足，已成为推动法治、纠正冤假错案的中坚力量。 律师是推动宪政转型不可或缺的力量。“美丽岛事件”的律师陈水扁、吕秀莲等都对台湾转型作出了贡献，后来在政 党轮替过程中当选领导人，可被视为是对其贡献的承认。总统马英九也是哈佛法学博士，受过系统的法律训练。社会转型需要壹大批独立而自由的法律人，这样社会变革才会发生但不至于过火；同样，体制内受过法律教育、具备法律思维的人通常也会有点底线，不至于壹味愚昧保守。体制内外的法律人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促成宪政转型的成功。 19. 分权、制衡、法治的制度安排，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由。妳认为未来中国应当如何扩大和增进个人权利和自由？如何扩大和增进社会自治？如何处理保障政府效率和国家能力与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关系？ 国家能力、政府效率、个人权利和自由并不矛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壹致的，因为“国家”就是个人构成的，国家富强和长治久安必然要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也只有这样，政府才有真正意义的“效率”，而不只是“大干快上”的速度。因此，看似吊诡的是，要提高国家能力，首先要限制国家能力，不能让国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要最大程度地保障个人自由并发挥个人积极性。许多事情根本不用政府操劳，公民社会就能做得很好；如果什么都依赖政府，造成政府过度集权和人民的过度依赖，最后“国家能力”和“政府效率”不会体现在如何为人民谋福利，而是会体现在剥夺人民利益的“能力”和“效率”上。当然，个人自由不是无限的；国家有权力和义务治理个人“外部性”，包括控制犯罪、治理市场失灵、提供义务教育和基本生活保障等公共物品。 其实说到底，宪政民主就是要确定个人与国家的合理边界。首先，宪法体现的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得受到国家侵犯。其次，国家发展方向和大政方针最终是人民自己通过选举确定的，而不是由政府强加于人民头上；每隔几年，人民会在言论和新闻自由的环境下评价政府的所作所为，决定选谁代表自己的利益。再次，政府必须“依法治国”，只做法律授权之事，不得做法外之事。最后，如果法律本身超越了宪法权限或侵犯了个人的宪法权利，将被司法审查机构撤销。如此才能保证政府只做该做（合宪）的事，不做不该做（违宪）的事。 20. 言论和新闻自由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如何在中国保障言论自由不受国家干预或操纵？您如何理解宽容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 言论与新闻自由被称为所有宪法权利中的“王牌”，也是美国“第壹修正案”中的两大自由之壹。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壹般动物的能力特征，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建构的基础。如果没有言论与新闻自由，思想得不到传播，信息不能及时交换，全民被壹种思想洗脑，因为缺乏准确信息而不知自己所处的真实状态，这样的国家如何能得到理性治理？如果连思想和言论这些无形的自由都没有，政府怎么可能尊重妳的人身自由、财产权等有形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言论与新闻自由对于宪政民主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如果选民不能和候选人之间自由交流，“选举”还有什么意义？因此，国内将言论与新闻和选举权同归为“政治权利”，我则称之为“制度性权利”：它们不仅对个人极其重要，而且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基础。我在《宪政原理》中之所以开篇第壹章就论证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言论自由这块王牌对于宪政民主而言具有奠基性意义。 在宪法管用的国家，政府当然不敢轻易侵犯人民的言论自由，否则就立马会面临下台的风险。政府官员的宪法意识也比较高，壹般不会犯公然违宪的“低级错误”。即便违宪，也存在司法审查等有效的纠正机制；如果政府压制言论与新闻自由，上法院告它就行了。但是在宪法不管用的国家，言论自由就只能靠公民自己争取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政府是不会自行尊重宪法权利的；宪法从不管用到管用、言论自由从无到有，都要经过壹个公民力争的过程。言论、新闻、集会、结社自由以及宗教自由、选举权、司法公正，都需要公民亲身实践这些自由或权利才能实现。虽然政府不仅管控很严厉，而且媒体尽数皆为国有，新闻自由几乎没有空间，但是互联网等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还是为自由表达提供了很大便利。尽管政府监控技术不断升级，每天都在删帖封号，但是只要公民不放弃传播常识和真相，中国的言论自由就有实现的希望。 言论自由也是社会契约的壹部分，因而不只是约束政府，而且也是公民彼此之间的壹种道德承诺：真正的公民不仅积极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而且也尊重别人的言论自由，尤其是不同意自己的言论自由，拒绝利用公权打压不同观点的诱惑；当政府打压不同意见时，无论左右都要说“不”。如果没有这种默契，政府打压左派、右派就高兴，打压右派、左派就高兴，那么政府不管压制什么观点都会左右逢源并享有强大的社会基础，言论自由就永远不可能作为壹种宪法制度而得到落实。因此，言论自由还要求宽容的公民品性。既然认为政府并不是壹贯正确的上帝，我们也不能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而是要永远保持壹种开放的思维，尊重他人的尊严并为不同意见保留壹点自由空间，这样才是壹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只有当宽容成为壹种社会风气，社会上持不同立场的相当壹部分人将言论自由作为自己为人处事的契约原则，才能抵制政府对言论自由的侵犯。 21. 集会与结社自由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在中国应当如何实现？ 集会和结社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延伸，逻辑和言论自由类似。在有宪法无宪政的国家，这些自由也要在公民行使过程中争取得来。大规模集会往往是政治转型的触发点，结社则是政党政治的预演和历练。这也是为什么当局对这两种自由极为防范恐惧，行使集会与结社自由的风险也比壹般言论自由高得多。公民集会尤其被认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红线”，甚至“同城饭醉”这样的聚会活动也受到严厉恐吓与干扰，因而目前集会并非是公民宪法实践的可行方案。相比之下，结社自由的风险略低壹点，可以尝试不同形式的非正式结社和社会网络。某种意义上，微信群可以算作是壹种虚拟结社。尽管微信群没有隐私，也经常会受到干扰，但仍不失为锻炼公民议事能力的壹个虚拟社区。 22. 宗教自由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如何在中国保障宗教自由不受侵犯？ 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同属社会契约的组成部分，也是美国“第壹修正案”的另壹项核心权利，包括两个组成部分：政教分离与宗教活动或实践自由。宗教不只对于十八世纪美国是壹件大事，对于整个世界都是壹件长远的大事；尽管各国都在经历壹个宗教祛魅的过程，但在可见的将来，宗教仍然是壹件头等大事，对于无神论中国这样的国家尤其如此。经过几十年无神论洗脑之后，中国的信仰结构和世界大势正好相反。据皮尤中心的抽样统计，世界上信教人数占总人口的63%，但中国只有10%上下；90%的中国民众都不信教，高达54%的中国民众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其余36%为不可知论者）。改革四十年，虽然宗教自由没有得到制度性保障，宗教管制的实质性放松使得信教人数大幅度上升。但另壹方面，宗教自由的缺失仍然直接抑制了中国信教人数的发展，进而极大拉低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道德冷漠和无底线互害构成了宪政民主的极大障碍，而归根结底是宗教及其自由缺失的结果。 从世俗角度看，宗教信仰对于任何壹个国家都发挥著或许不可见但绝对不可缺的作用。显而易见，任何文明社会都离不开道德信仰。只要人的自私基因没有改变，只要每个人的主要（并非唯壹）行为动机是自利，壹个缺乏相互信任的社会就深陷无处不在的“囚徒困境”之中，不可能相互合作并形成文明秩序；换言之，但凡文明人即离不开道德信仰。宗教虽然是道德信仰的壹部分，却是其关键核心部分；虽然信仰也可以是世俗的，但世俗信仰的深度和定力均不如宗教信仰，往往不足以帮助壹个自利型社会脱离“囚徒困境”。趋利避害是人性本能。在现实利益和信仰发生冲突的时候，现世主义的世俗信仰者太容易妥协和勾兑，使信仰流于虚伪的口号。宗教的世俗功能是将现世利益计算无限拉长到来世，通过神明的权威让信徒无条件遵守道德规则。这或许是为什么当今中国许多坚定的维权者都是基督徒，因为在逆境下持守信仰实在太难了。 既然宗教这么重要，是否意味著宗教需要政府“管理”或支持？恰好相反，绝对不可。政府是宗教或任何信仰的毒药，政府干预所到之处，留下的必然是信仰荒漠。看看中国今天的贪官在台上口若悬河，到台下即被纪委带走——这是对执政党信仰的最直接摧毁。真正的信仰是管不出来的，信仰管制只能制造伪善和欺骗。都是成年人了，还来告我该信什么，妳以为妳是谁？真正的信仰只能是自由传播、自愿接受的结果，只有能被拒绝的信仰才是真信仰。另壹方面，信仰藏在人类思维的最深处，如果不表达出来甚至无人知晓，因而国家管制必然是徒劳的，除非管到极权登峰造极的北朝鲜那个份上——但管到那个份上，貌似全体国民都信了什么“主体思想”，这个国家真的会好吗？如果没有宗教自由，壹个国家或者没有真信仰，或者像许多穆斯林国家那样在政教合壹政权的高压管制下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最后陷入愚昧、狂热、偏执，都离现代文明十万八千里。因此，宗教与信仰自由是要受到绝对保护的，政教分离也必须严格实施。事实上，美国第壹修正案中的宗教自由还排在言论自由之前，因为宪法对宗教自由的保护甚至比言论自由更绝对。 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民主之后指出，壹个高压专制社会或许不需要信仰，因为人像动物壹样被国家管著，但是壹个自由社会绝对需要信仰，否则必然沦为壹个互害社会。在获得了部分自由的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是宗教与信仰自由。如何从无到有？和言论自由壹样，宗教自由也是要靠公民自己去争取的，因为信仰是我们自己的；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愿意去信、去争，宪法给我们再多的信仰自由又有什么用？尽管经过几十年无神论教育之后，我们多数人都持不可知论（譬如我自己就是）甚至无神论，但我们至少要理解并支持宗教自由，而不能容许政府压制或干涉宗教自由；否则，我们只会为自己的盲目偏执和愚昧短视付出代价。 23. 大学自治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如何在中国当下实现大学自治？ 身在大学，我并不想过分凸显大学的重要性。事实上，就教育本身来说，我认为中小学教育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更直接地关乎公民人格的形成；到了本科乃至研究生阶段，学生的可塑性已经十分有限了。但不可否认，大学是思想荟萃之地，有影响的学者也大都汇聚于此；甚至说大学是壹个国家的灵魂，也不为过。如果连大学都充斥著无底线逐利的欺世盗名之徒、唯唯诺诺的碌碌平庸之辈，那么这个国家的灵魂就死了。大学无思想、国家无灵魂，还要追求这个“创新”、那个“壹流”，不是痴人说梦吗？ 思想和信仰壹样，壹管就死；政府只能被思想统治，而不是统治思想。真正的思想是在思想、信仰、言论自由的环境下产生的，怎么可能被政府管出来呢？无论是春秋还是民国，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都是政治失序、政府无能时期，或许很能说明问题。如果政府能管出思想来，官员懂得比大学老师还多，那就让部委直接办大学就行了，财政部办财经大学、交通部办交通大学、司法部办政法大学（实际也确实如此）……官员直接上讲台，还要我们干什么？因此，大学不能管，也不需要管。大学就是讲课、出书、写论文那点事儿，至多就是谁开什么课协调壹下，就和哪个法官审哪些案需要分配壹下壹样，有哪壹样是需要政府插手的呢？如果院长写我的论文比我自己写得还好，那就让他替我写论文好了；如果书记讲我的课比我自己讲得还正确，那就让他替我讲课好了。这样，壹个学院只需要院长书记两个人，其他人都可以不干活吃白饭；上面省心，下面省事，岂不皆大欢喜？！ 这是为什么我壹直认为，大学和法院是两个最不需要“管”的地方。所谓大学自治，就是大学按照教育规律，由教师和学生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情，实现“教授治校”而非官僚治校。这样当然要花费教师壹点时间，每个月可能要开半天的会讨论院务校务，但是这种制度保护了大学和教师的自由。至于如何实现，还是要靠教师自觉，不过说实话，我对国内大学教师的普遍状态并不乐观，因为都要在体制内生存，目前敢说话的寥寥无几，主动要求“治校”更会被认为自不量力。另壹方面，相当数量的教师还是有基本是非观念，要想再发动壹次“反右”或“文革”、让教师们跳出来相互揭批打脸，也很难。在当下阶段，积极意义的大学自治看不到希望，但社会对大学施加压力、要求校方尊重教师的思想和言论自由，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24. 公民社会在宪政民主制度中拥有什么样的地位？“人民主权”这壹理念如何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实现日常化、程序化？ 公民社会是指相当部分的公民主动行使宪法权利、积极讨论并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状态。更准确地说，在壹个公民社会，相当部分的公民都理解和接受了社会契约的基本要素，并将政治自然法作为自己的信仰和行动准则。显然，公民社会是宪政民主的社会基础。不可想象，壹个宪政民主制度可以在壹个被动消极的臣民社会中运行。没有公民社会，人民壹盘散沙，既不能实现社会私权自治，也不能抗衡国家公权滥用；事事依赖政府，造成公权过于庞大，既不会遵守自己的权力边界，也不会尊重人民的宪法自由。因此，宪政民主要顺利运行，需要壹个大批公民分享并信守共同价值观念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通过公民行使各种宪法权利决定国家权力的构成，保证国家权力对人民负责。“人民主权”这样的提法应当谨慎，因为“主权”概念带有整体主义色彩。在可操作意义上，“人民主权”即意味著政府通过周期性选举等方式最终向人民负责。为此几乎需要全套宪法制度：公民的言论、新闻、集会与结社自由，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政府内部的分权制衡与司法独立。因此，宪政民主就是人民主权的日常化和程序化。 25. 您认为目前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状况如何？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之分在中国今天有没有现实意义？ 伴随著四十年的经济与法治改革，中国公民社会获得了巨大成长，壹批有良知、有担当、有宪法意识的公民成长起来，在律师和记者队伍中表现得尤其显著。另壹方面，公民社会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远不足以正面抗衡公权压制。前些年公权相对宽松，公民社会就得到顺利发展；近几年公权收紧，公民社会空间又受到严重压缩。加上严格的新闻出版管制和各种言论禁区，当局对社会的管控和洗脑也严重加剧了社会撕裂，使之不能广泛讨论“大饥荒”、“文革”、“六四”等重大历史事件并形成社会评价，也不能自由讨论现行体制中的现实问题和宪政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从而严重抑制了社会共识的形成。当然，要回到五六十年代的闭关锁国状态已不可能，但打破禁区的言论自由动力也相当有限。当前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处于混沌胶著状态，因而韧性坚守仍是第壹要务。 如果是以觉悟与行动之分来区别“消极”与“积极”公民，我认为合格的公民只能是积极公民。壹个合格的公民不只是明白宪政民主这套大道理，而且要尽可能利用自己的资源付诸行动，至少公开参与或转发有关宪政民主的讨论。当然，在行动中要善于保护自己，谨慎权衡行动风险和得失，但是壹个从不作为的“公民”根本算不上是公民。 26.“第壹代人权”主要是消极的公民与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是指积极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二者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各有什么样的地位？在中国推进宪政民主的进程中，二者同时并举是否可行？ “消极权利”是指人生来俱有、国家不得剥夺的“天赋权利”，譬如思想与言论自由、宗教与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私有财产等。“积极权利”则是指并非生来俱有但国家有义务给予的基本利益，譬如基本的住房、医疗、食品和义务教育。之所以消极权利是“第壹代”权利，是因为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前，西方世界对市场经济信心满满，每个人都有能力靠自己的拼搏争取幸福生活，国家只需要管国防、治安等极有限的事情，发挥所谓“守夜人”角色即可。但是“大萧条”等经济危机揭示了市场和私有制本身的局限性，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显得是不可实现的神话，国家有义务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另外，市场经济也不可避免造成贫富悬殊，人口中壹定比例的贫困户不能保证基本体面的生活，也无力为其子女提供适当教育。通过累进制税收“劫富济贫”、缩小贫富差距并为所有人保证基本生存，也成为需要国家实现的公共利益。 客观地说，两代人权相辅相成、互为条件。如果没有消极自由，个人基本权利没有保障，政府可以无所不为，最后的结果壹定是政府只做坏事、不做好事；指望不尊重消极权利的政府还能提供积极权利，无异于痴人说梦。另壹方面，没有壹定的基本生活保障，穷人连温饱都无法实现，更谈不上义务教育，诸如思想和言论自由等消极权利也就失去了意义。但是谈论积极权利要谨慎，因为积极权利要求政府作为，而政府未必有作为的能力；或对政府作为的要求过多，致使政府权力过大、不受制约，不仅不会为人民提供任何福利，而且会剥夺人民的私有财产等消极权利。这是为什么消极权利是积极权利的基础，而且历史上也早于积极权利，因为积极权利要求政府实行财富再分配，但是不经过所谓的“原始积累”，社会没有财富可分，“积极权利”只能是空头口号。那些成天把“生存权”、“发展权”放在嘴上的极权国家颠倒了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的关系，其承诺不过是欺世盗名的谎言。 这是为什么我不反对推动积极权利，但是首先要摆正二者之间的关系。消极权利是国家人权诚信的试金石，因为它不要求国家具备任何能力作为前提条件：国家只要不主动侵犯个人权利就行了，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做不到是因为不想做，而不是不能做。国家能力太强，反而可能无法抑制侵犯人民自由的冲动；它连消极权利都不想尊重，难道还可能尊重妳的积极权利吗？因此，必须首先落实消极权利作为第壹要务。只有在此前提下，如果国家有能力，才能推动实现积极权利。 27. 您认为平等或反歧视具有什么样的社会作用？如何有效实现平等、禁止歧视？ 首先需要澄清，反歧视意义上的平等是消极权利而非积极权利。反歧视只是要求政府赋予所有人平等机会，而不是强求政府去实现平等结果，搞“大锅饭”、平均主义。譬如按需分配是结果平等，不论是否劳动都有所得。按劳分配或按能分配则是机会平等，人们按照自己的劳动和贡献获得报酬，贡献越大的报酬越高。机会平等只要求对类似的情形给予类似处理，但不要求并非类似的情形得到类似待遇，禁止国家基于种族、性别、年龄等不相关因素对人进行区别对待。当然，年龄太大了，可能就不适合工作，这个时候它就成了相关因素，可以进行区别对待。但是国家能否禁止35岁以上的公民考公务员？那就要看这类禁令是否具备社会能够普遍接受的理由。如果没有，那就构成年龄歧视。由此可见，机会平等是壹个理性社会所必须秉持的原则。这也是为什么它构成了社会契约的壹部分。没有机会平等，壹个社会必然充满各种离奇荒诞的歧视。不仅不具传染性的乙肝等病毒携带者无法谋职或就学，而且银行会要求男女职员都满足壹定身高标准，保险公司聘用会让 “党员优先” ……壹个没有理性的国家必然戾气横行、暴力充斥，譬如浙江壹名乙肝病毒携带者因为被排斥在公务员队伍之外，而持刀杀伤了壹名负责录用的政府职员，在同壹个办公室杀死了另壹名与此无关的政府职员。 中国式歧视之所以五花八门满天飞，是因为反歧视机制极其欠缺。发达国家禁止歧视无非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招。首先，需要制定反歧视壹般立法，至少是反就业歧视法，因为就业歧视尤其普遍。其次，反歧视法需要建立专门实施反歧视的行政机构。最后，独立司法能适用宪法和法律平等原则，有力捍卫平等权利。中国法院首先不能解释和适用宪法，致使第33条“公民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有名无实。也不存在可适用的反歧视立法，只有壹部《就业促进法》，没有力度，平等也只是壹句话轻轻带过。更没有壹个专门的反歧视机构，甚至国家在公务员录用等过程中自己就在歧视，如何反对社会歧视？未来中国的反歧视事业必须在以上三个层次取得突破。 28. 女权运动和劳工运动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各有什么样的地位？二者应当避免哪些陷阱？ 女性和劳工都是人数众多的社会弱势群体，二者维权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任何维权要成功，都必须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展开，女性和劳工维权显然也不例外。如果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社会怎么听得到妳们的诉求？如果没有结社自由，自己不能集体维权，只有壹个妇联和全国总工会帮助维权，这样的“维权”能有效果吗？事实上，没有结社自由，不仅妇女、劳工是弱势群体，司机、警察、教师、学生甚至干部等任何阶层或类别也都是弱势群体。那些薄熙来们平时呼风唤雨，壹旦被“双规”就什么权利都被剥夺，被“上吊”、被“跳楼”屡见不鲜，不也是弱势群体吗？“弱势群体”是专制国家的“特产”。女性和劳工要摘掉自己的“弱势群体”帽子，必须支持宪政民主运动。 要说有什么“陷阱”，我想也就是这个问题。弱势群体是社会强权的产物，女性被男性欺负，劳工被老板欺负，这些是常见的社会现象，因而弱势群体很容易将矛头指向相对强势的社会群体。这很好理解，也完全可以通过国家立法等正当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不能经不住政府的诱惑，被政府利用来打压公民社会的其它力量。专制政府总是会把自己打扮成弱势群体的救星，有选择地向部分弱势群体抛出橄榄枝，但这么做的目的是通过分裂瓦解、分而治之，把社会所有群体都变成对暴政毫无抵抗力的彻底弱势群体。因此，弱势群体维权要走正道，那就是尊重所有人自由的宪政民主之道。 29. 如何保护少数族群的语言文化、受教育权和参与全国竞争的公正机会？在中国宪政民主转型过程中，应当如何维持族群和睦？ 和女性与劳工等弱势群体壹样，少数族群的权利同样只能在宪政民主的大框架下才能实现。要保护少数族群的平等权利，首先要实施宪法并落实平等原则，禁止对少数族群的各种歧视。这是基本面，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针对少数族群的特殊待遇，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少数族群的语言文化和地方习俗只有加强地方自治才能得到有效保护，无需偏离民主和法治的基本轨道。当然，少数族群聚居地壹般经济和教育不够发达，可以通过“纠偏行动”给予适当特殊照顾，譬如在全国高考和招生平等的情况下，对西藏、新疆、内蒙、青海、甘肃等少数族群聚居的地区保证全国平均录取比例的名额，或中央对这些地区的教育加大投入。 在转型过程中，壹定要秉持至少不能让少数族群吃亏的大原则；他们在宪政民主制度框架下该有的所有权利，都要还给他们，以此换取他们对宪政民主转型的拥护。除了壹般的宪法权利和自由之外，尤其要保障少数族群的平等权、民主选举权和地方自治权。地方自治包括对自身管辖区域的公共财产自治，这对自然资源丰富的新疆、内蒙等地区尤其重要。在中央集权体制下，自然资源全部“国有化”，剥夺了这些地区的财富，也为族群矛盾甚至国家分裂埋下了导火索。通过宪政民主保证少数族群的基本权利和利益，这是族群和睦的最大保障。 30. 如果实行联邦制和地方民主自治，中国边疆地区是否会出现政治分裂或军事冲突？如何避免这种现象发生？ 民主化会导致分裂或内战，这是洗脑教育的长期论调。实际上，它意味著目前的统壹是集权高压的结果，壹旦高压不能维持就会分崩离析。这正说明了高压统治才是国家分裂的导火线。由于长期不尊重少数族群的基本人权，才会造成他们怨声载道、离心离德。真正的统壹只能建立在尊重基本权利、保障地方自治的宪政民主基础上，只有宪政民主才能永绝分裂之患，让各族群都安心生活在壹个自由、平等、民主、自治和法治的统壹国家。 但是由于集权统治已经埋下无所不在的分裂隐患，转型过程仍然免不了分裂乃至流血冲突的风险。我不认为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处方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壹味逃避问题、寄希望于高压维统也是完全徒劳，因为集权高压不可能壹直维持下去。但事在人为，虽然转型有风险，如果策略得当仍有希望避免风险成为现实。最关键的是，转型时期的各方政治精英应有远见、宽容和担当，通过相互尊重和妥协解决分歧，尽可能使转型平稳进行，避免突发事件造成极端势力上台，尽快达成社会契约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多数族群不能再居高临下、仗势欺人，而是要充分尊重少数族群的正当诉求。少数族群也应认识到，过去的不幸是专制集权体制造成的，多数族群同样是这种体制的受害者。无论对于多数还是少数族群，简单的大壹统或独立都不是可行的和平选项；与其走上暴力冲突的不归路，不如和其它族群壹起共建宪政民主，通过高度自治来保障自己的权利。 31. 中国目前有没有政治反对派？ “忠诚的反对派”应当忠诚什么、反对什么？ “忠诚的反对派”壹语来自19世纪英语“陛下的忠诚反对派”，也就是忠于国王、忠于帝制但反对议会多数派的议会少数派。其实，1689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国王已成“虚君”，不行使实权就不会得罪人，大臣们没有理由不“忠于”国王，因而这里已经是指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今天可被引申为忠于宪法体制，但未必赞成议会多数通过的立法和政策的反对派。因此，“忠诚”的是宪政民主体制，反对的则是在此体制下通过的具体立法、政策等议会多数立场。事实上，反对派甚至可以反对宪法的某些具体制度或解释，譬如有人可能并不认可总统制、主张改为议会制，但是既然多数人选择了这部宪法及其适用机制，他们仍然尊重这部宪法。更准确地说，反对派和执政党都拥护社会契约与政治自然法，也都忠于体现契约要素的宪法体制，但是在具体的立法和政策上存在分歧。 “忠诚的反对派”这个概念十分重要，因为它形象体现了宪政民主的本质。民主就是由选民选择执政党，而选票无情，“没有永久的执政党”；民主的本质是轮流执政，轮流意味著必须存在可行的替代选项。因此，反对派不能壹盘散沙，而是要随时准备“接盘”，因而必须高度组织化，并和执政党壹样有壹套完整的执政理念和政策纲领。英国的议会反对党组成“影子内阁”，壹旦内阁失去议会多数信任即准备组阁执政。不少英联邦国家的宪法甚至明确规定了反对党领袖，为其保留了很高的宪法地位。 中国长期严厉打压组织化的政治反对力量，因而政治反对只能停留于思想和言论，不仅没有组织、壹盘散沙，而且因为没有机会实际参政，往往显得空泛和不接地气。中国目前颇类似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执政者专横跋扈，既不允许批评和反对意见，更不提供任何参政机会；公知们则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缺乏实际从政和管理经验，从而进壹步做实了执政党不可替代的神话。壹个有效的反对派不需要在政治上多么高调，但需要脚踏实地联系基层民众、了解社会需求并通晓治国方略。在政治空间极其有限的环境下，中国政治反对派离此还有很大差距。 32. 您认为道德勇气在走向自由的时代具有什么样的作用？目前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存在的沉默究竟是壹种可谅解的人性弱点，还是在放弃自己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 如前所述，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不信教。在这样的国家，道德勇气对于宪政民主的制度建构具有关键作用。衡量制度好坏的标准之壹是看它是否需要英雄：在壹个好的制度下，市井百姓都有诸多方式维权，而无后顾之忧；在壹个糟糕的制度下，只有英雄才敢挺身而出。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让社会不那么需要英雄，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又离不开具有良知和勇气的先知先觉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沉默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任何人成为英雄，也不能对任何阶层或界别有过高期待。另壹方面，知识人基本上都是“明白人”，应当知道最近几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当代存在哪些问题、今后应该走什么道路、向什么模式看齐。如果为了壹点蝇头小利而睁著眼睛说瞎话、助纣为虐、帮助洗脑，那就是不可原谅的罪恶。 我认为，道德指责是没有用的。与其指责别人懦弱，不如做好我们自己，用行动为社会树立标杆，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尽力传播常识和真相，尽可能改良社会风气并争取体制内外的支持，让更多的人加入宪政民主大业。 33. 未来中国是否可能通过全面政治妥协、多元圆桌会议等途径，实现和平的宪政转型？ （略） 34. 有学者主张温和的中右与温和的中左缔结为主要社会联盟，这在未来的中国有多大的操作可能性？ 我不擅长预测未来，且将这两个问题合并讨论。变革社会的政治谱系大致分为四种力量：体制内的强硬保守派与温和改革派以及体制外的温和变革派与激进革命派。强硬派拒绝任何实质意义的政治改革，温和派则在既有体制框架下渐进推动政治与法治改革；体制外的温和派愿意有原则地和体制内温和派形成改革合力，激进革命派则坚持只有彻底改换现体制才能实现真正的制度变革。我认为，最重要的联盟在于体制内的改革派和体制外的温和变革派。至于社会上不同谱系的联盟固然也重要，但并非只靠说服就能形成的。壹旦体制内外产生温和轴心，体制外的激进派会越来越少，自动向温和轴心靠拢。体制外温和派利用既有社会资源对体制施压，体制内温和派积极回应并实施政治乃至制度改革；体制内外的有效互动机制和良好社会效果既使强硬派无计可施，也有助于转化激进派并使之加入温和轴心。 亨廷顿在《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中已经将转型动力学描述得很清楚：任何成功的政治改革都是体制内外的温和派形成强大联盟，挤压体制内强硬派和体制外激进派的结果；失败的改革则不是强硬派灭绝任何改革的可能性，就是激进派通过暴力推翻现体制，但往往随之而来的或是建立新专制，或是陷于内乱不断。 中国从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从未形成过稳定的温和轴心，改良失败使得革命力量越来越发展壮大，却离宪政民主越来越远。1989年重蹈覆辙，体制内“健康力量”几被清除出局。尽管体制内仍然存在有良知、有觉悟的人，但是经过长年不断的逆淘汰，这样的人似乎悉数销声匿迹；除了温家宝这样的个别例外，已30年无人敢公开谈论政治改革这样的话题。这是中国当下和平转型的最大困境：体制内似乎找不到和体制外温和派公开结盟的力量。当然，在壹个极不透明的政治体制下，这可能只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处于不明状态。 另壹方面，需要看到的是，四十年对外开放极大削弱了极权体制的烈度。半个世纪之前，在1970年的“壹打三反”运动中，遇罗克因为批判出身论、王佩英因为同情刘少奇而被判处死刑；今天，异议言论仍然受到打压，但力度不可同日而语。极权体制的削弱不仅降低了社会的维权代价，同时也意味著体制内的良知力量和法治意识在增长。2003年，孙志刚之死激发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可被视为体制内外温和力量联手推动的结果，由此开启了民间维权的“孙志刚模式”。这种模式固然是脆弱、代价高昂和不可预测的，但是它至少意味著体制具有两面性。目前虽然全面开倒车，但体制内温和力量的存在使之不可能回到改革前状态。待到倒退动力迟滞，必然会迎来壹波新的改革反弹。 目前在孤军奋斗的逆境中，中国体制内外的温和派需要坚守宪政民主的底线，稳妥而积极地传播宪政民主理念，利用有限的自由空间推动民间社会契约的形成，让尽可能多的公民服膺并实践政治自然法则，而不能坐等某个“立宪时刻”的到来。社会契约是壹切形式的宪政民主的基础。中国自身的教训即足以证明，没有社会契约，再好的宪法文本也是不能落地的空中楼阁。宪政民主是壹套制度，但这套制度的运行需要与之匹配的公民契约文化。没有真正理解、信仰并愿意亲身实践政治自然法的公民群体，要壹部体现全套政治自然法则的宪法有何用？清末法学大家沉家本期待：“壹法立而天下共守之。”没有愿意守约的人，宪法又如何立得起来？当然，在宪政民主未能建构的国家，建构社会契约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35. 您认为中国未来的宪政民主制度需要继承和保守最近七十年、最近壹百多年和过去二千年历史中哪些积极因素？ 最近七十年教训多过经验，尤其前三十年只有血的教训；后四十年的有限经验表明，壹个社会有自由才有活力和繁荣——不仅包括物质繁荣，也包括思想、信仰、艺术、科学等精神层次的繁荣。最近七八年又回归教训：如果没有民主制度保障，所谓的自由只是壹时松绑，可以在壹夜之间归零。最近百多年有共和民主的民国经验和教训，可惜由于底子薄、环境差，阴差阳错、功败垂成。它的教训主要是，壹个民族必须有相当数量的人尤其是政治精英接受了社会契约的基本原则，才有可能成功建构宪政民主制度。这在我去年反思五四百周年的文章“契约构造的失败——从辛亥到五四”中有比较详细的讨论。 至于古代传统，我前面已经说过，政治制度方面早已智慧枯竭，对现代宪政民主没有贡献；如果还像今天的“新儒家”这样死抱著那点陈芝麻烂谷子，只有死路壹条。连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都主张改革政治与法律制度，只是要保留儒家伦理核心。抱残守缺同时也意味著对儒家等思想传统中有价值的道德伦理学说视而不见，或者因为自己的懦弱猥琐而不敢面对。如前所述，宪政民主的成功转型需要有壹大批具有道德勇气的公民，而道德勇气必须来自宗教或世俗文化信仰。因此，壹方面要全面放开宗教自由；但另壹方面，我很怀疑文化上的“全盘西化”足以占据中国庞大的“信仰市场”。即便韩国、台湾等地解严后放开了宗教自由，基督教等外来宗教所占的人口比例也是十分有限的；我对这个问题完全实用主义，没有本土—外来的价值判断，只是指出基本事实。传统文化对于多数国民有壹种自然的亲近感，在历史上也发挥了制约公权滥用的有限作用，既非尽然糟粕、亦非纯粹精华，因而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绝然拒斥。今人的任务是要梳理甄别儒学等传统文化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筛选之后发扬光大。 我自己在研究儒家、道家、墨家等传统学说过程中，发掘出“人的尊严”这个概念，认为它最恰当地总结了传统思想的精华，也是中国和西方乃至世界文化交流的桥梁。西方国家以前只关注人权，现在越来越重视尊严概念，近年来出版了不少比较研究的成果。遍览这些比较研究之后，我不谦虚地认为，孔孟等原始儒家对这个概念的阐释最为精深独到，也最容易和现代接轨。儒家为主导的中国尊严观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宪政制度建构，而且可以为世界和平作出独特贡献。 36. 您认为，中国应当如何处理与欧美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更有力地推动人类的和平、文明和自由？ 以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为标准，中国有什么理由不和代表世界文明主流的欧美民主国家搞好关系？为什么要和践踏尊严的北朝鲜、俄罗斯、伊朗等独裁甚至神权国家打得火热？这方面，我们理论和实践差距太大。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尊严思想，却没有体现到制度保障当中。尤其近七十年，我们在这个方面离文明国家差得太远，今天只有像当年日本明治维新那样放下身段、虚心学习、借鉴效仿的份。中国占了世界人口的1/5，中国人自己的文明化就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大推动。这次武汉肺炎导致世卫组织宣布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显示，如果中国不能独善其身，肯定会殃及世界。要让世界看得起中国，也只有走宪政文明之路。看看武汉肺炎揭示出来种种匪夷所思的人性丑陋众生相，壹个闭塞、愚昧、猥琐、野蛮的民族怎么能指望得到别人的尊重？要想得到世界的尊重，那就首先做壹个和宪政民主的世界潮流合拍的文明人吧。 正如1948年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宣布的那样：“所有人都生来平等，并具有平等的尊严和权利。他们被赋予理性和良知，并应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精神相互对待。”世界应当是壹个尊严平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每壹个国家首先要尊重和保护自己国民的尊严，才能取得进入世界文明联合体的入场券。宪政民主制度的目标正是为了让国家尊重每壹个国民的尊严，让文明人共同生活在壹个文明国家里。能否进入世界文明的大门，钥匙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尤其在宪政文明不可动摇地占据了世界主流的友好大环境下，中国人没有理由自暴自弃、自毁自侮，抱著颟顸丑恶的专制体制不放，把自己关在世界文明的大门之外。只要我们自尊自立，尊重自己、尊重同胞、尊重他人，中国宪政文明的步伐是任何力量都挡不住的。 专访笑蜀 您理解的“宪政民主”有哪些基本要素？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 宪政为什么重要？分权制衡为什么重要？道理就在这里。中国人民苦运动久矣，苦折腾久矣，总之苦极端的恐龙政治久矣，中国政治亟待归于中道，归于均衡生态。唯有宪政、唯有分权制衡，才是最大的中道。非分权不足以改造政治社会生态；非制衡不足以遏制权力滥用；非宪政不足以保卫社会，让社会回复起码安宁。苦极端久矣的中国，中道是最大的紧缺品。宪政是最大的中道，而且最接近政治自然法，最合天理，也是最大的公道。回归宪政，不仅是回归中道，同时更是回归公道。 专访郭于华 1. 您理解的“宪政民主”有哪些基本要素？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 专访吴思 1. 您理解的“宪政民主”有哪些基本要素？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
——宪政的核心要素是多元权力制衡，防止壹权独大。民主的核心要素是大众选民可以授权和罢免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委托代理机制有效。民主可以支持宪政，宪政可以制约民主。 2. 您是否将宪政民主视为各国都必须追求的理想政体？赞成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是。宪政民主可以用彼此制约的契约结构保护每个人每个群体的自由。只有建立了自由这种自作自受的机制，不嫁祸，不侵占，才有和平稳定繁荣创新，人类才能获得追求各自的幸福和意义的最佳条件。
3. 民族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兴起，世界上主要的宪政民主国家都面临重重困难、严峻挑战。您认为宪政民主制度能否经受考验，是否还有强大生命力？
——能。即使暂时失败，民粹主义造成的损失还会召回宪政民主，回到自由的道路上。
宪政民主主要是对内的，处理国内关系。民族主义是对外的，民粹＋民族主义是内部民粹主张主导了对外关系。宪政民主制度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未必不犯错，但是纠错机制比较健全，走不远。
4. 宪政民主制度是否符合当今中国的最大现实需要?是否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曾经预言过“文明冲突”，尤其是儒教和伊斯兰教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冲突。您怎么看待儒家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关系？
——儒家倡导的仁义，仁政，核心是要求统治者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主要停留在自律层面，缺乏制度的硬约束。宪政民主就是迫使统治者推己及人的制度，就是这种硬约束，可以让越界过分者下台。在这个意义上，宪政民主是儒家文明的进化升级，儒家文化与西方文明在根本问题上没有冲突。冲突发生在二级三级层面，儒家自身需要升级的层面。
——过去，农业文明时代，儒家缺乏制度层面升级进化的条件。现在，工商时代，资本和知识的转移成本很低，压迫强制体制失去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儒家升级到宪政民主的条件已经具备。壹旦升级成功，中国最富于创造力的社会集团将进壹步发挥作用，创造出更加繁荣的社会。反之，资本和知识集团整体预期不稳定，发展条件不好，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在这个意义上，宪政民主就是当代中国的最大的现实需要。
5. 中国是否有必要制定新宪法？如果有必要，应当如何建立具备民意代表性的制宪机构？宪法草案应否诉诸全民公决？理由是什么？
——如果执政党主导改革，八二宪法可以修订，不必制订新宪法。如果执政党主导改革失败，新的主导者必然制订新宪法。如果制订新宪法了，全民公决就是最佳选择。这是公民权利教育普及的好机会，也是未来宪政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
6. 中国未来应当实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请说明理由。
——先实行总统制，经历了总统制容易招致的分裂式挫折之后改行议会制。总统制可以凭借强力完成过渡，中国人熟悉这种治理方式，延续了皇权威权和极权传统，适应了党团不发达的社会条件。过渡完成之后，强总统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改行议会制。如此复杂多样的大国，议会制是更好的选择。
7. 议会应当采用壹院制还是两院制？请说明理由。
——两院制。防止议会独大，在众议院之外增加壹道隔离汹涌民意的篱笆，防止民粹主义或者多数人意志直接冲毁人类历史壹再证明正确的自由和繁荣之路。
8. 未来中国是否需要实行联邦制？如果实行联邦制，如何划分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中国可以划分成多少个省或者州？理由是什么？
——实行联邦制。但是中央政府的权力应该比美国大壹些。因为中国各地的差距大，没有中央级别的二次分配，国内分化太大。公民社会的自治能力发育成熟也需要很长时间。
——省或州的划分，符合传统的文化语言的身份认同即可，我说不清楚。
9. 地方自治应当以省还是以县为单位？地方自治最重要的几大要素是什么？
——县。这是历史上最稳定的单位。中国各县规模已经不小，有效的自治规模不能太大。而且，按照中国重视大壹统的传统，考虑到对分裂的全民性的抵触，县级自治可以形成“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稳定格局，在传统价值观改变之前，降低了分离主张导致冲突的风险。
——地方自治的要素，第壹是该区域形成选民与政权的委托代理机制。立法，选举，地方税种的征收，公共产品的提供，只要是本地能处理好且外部性不强的，就不要让外部插手。第二是政府之外，支持公民组织发育，尽可能多地依靠NGO组织，公共服务竞争性发包，只要是社会组织能处理好的，就不必让政府插手。
10. 台湾、香港、澳门、新疆、西藏应当在宪法上享有什么样的特殊地位？您对香港未来的“双普选”有什么建议？
——在宪法上，这些区域应该近似联邦制下的州（state），对比其他省份，中央在二次分配方面的征税权更少。
——双普选，越早兑现承诺越好。
11. 应当如何设计自由公正的选举制度？选举制度应当符合哪些基本条件？
——先说壹个技术性问题。从日本的投票经验看，年轻人时间成本高，老年人反之，于是老年投票率比较高，对决策的影响大，被称为银发资本主义，资源比较倾向老年福利而非长远发展。中国可以利用自己的网络普及和身份识别优势，建立网上投票系统，降低投票的时间成本。这与秘密投票的原则有冲突，但是，全国范围的合法投票，得罪人的考虑可能很弱，选民大概不在乎是否记名，更在乎是否麻烦。
——考虑到中国选民数量极大，单张选票的作用近乎零，对比个人投票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未来投票率难以乐观。不妨建立网上投票和实地投票两个系统，每个人两张票，网络票加实地票。如此既可降低投票成本，又可以看出不同选民对某个主张的表达强度。当然，可能出现两个系统的托票结果不壹样的问题，需要设计权重，并获得全民认可。
12. 英美以两党制为主，欧洲大陆则是多党制。您认为未来中国应当建立多党制还是两党制？理由是什么？
——如果是执政党主导的转型，两党制出现的概率高。如果是民间主导的转型，圆桌会议式的，多党制就不可避免。各有各的好处。两党制适合前期的总统制，多党制适合后期的议会制。顺其自然，不必刻意设计。
13. 执政党和国家之间应当是什么关系？如何保证行政中立和去政治化？
——国家是全体公民的国家，即所谓人民主权。执政党是人民在相互竞争的团体中选择出来提供公共产品的受托人。选民根据各党派的主张和表现定期决定委托谁。执政党只是国家的公共领域的壹部分的主导者。
——行政领域仅仅是政治体系的壹部分，处理立法司法之外的公共事务，且有政务和事务之分。政务官随选举更换，处理具体事务的公务员中立执行选民委托政务官下达的体现执政党偏好的指令。
14. 您认为领导人是否应当实行任期制？应当如何保障任期制？
——如果是总统制，必须实行任期制，以免权力扩张到难以控制的程度。如果是议会制，定期选举议员即可，任期无所谓。不同党派的议员在议会内有时间也有能力控制权力。
——保障总统制的任期制的机制，就是有效的三权分立，强大的议会和法院，比较低的弹劾门槛，外加媒体监督。
15. 您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司法状况？未来中国如何实现司法独立？
——中国自己和自己比，民商事案件，受法律文书公开和法官责任制等改革措施的影响，司法水平有进步。政治性的案件，短期退步。中国和外国比，中国的司法水平介乎极权社会和威权社会之间，可谓半极权半威权司法，整体落后。退步就是半极权成分的扩大，进步就是减少。目前还是过渡状态，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尚待未来整合。
——实现司法对地方党政部门的独立，可以模仿英国的王室巡回法庭，建立司法领域的竞争机制。最高法院在各大区派出的巡回法庭，如果扩充权力，扩大受理范围，就可能发挥类似作用。
实现司法对中央党政权力的独立，技术上的公开、法官责任终身追究等措施都部分有效，但是最关键的壹步，还是宪政民主转型。
16. 民主的要义是多数人统治。如何在宪政民主的中国保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
——议会制对少数人的保护比较有力，在双方都争取少数派的关键时刻，少数还可能谋取超出合理水平的利益。两院制，上院可以保护少数人聚集领域的利益。宪法法院之类的违宪审查机制，可以防止多数人的权利超出宪法规定的范围。各种对自由的保障方式，都有助于保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
17. 宪政就是依宪治国。您认为应当如何保障宪法在未来中国的崇高地位？违宪审查机制应当如何设计？法院有权解释宪法吗？
——模仿德国，建立宪法法院，由专业法官受理与违宪有关的案例。宪法法院设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如果实施了联邦制的话，设在香港或台湾。
18. 您认为维权律师和法律界在司法独立、宪政转型和社会法治化过程中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第壹，专业性的主导作用。第二，维权律师具有社会性的推动作用，同时迫使各方互动在法治轨道上进行。第三，法律界，尤其是维权律师，在法治化进程中，已经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19. 分权、制衡、法治的制度安排，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由。妳认为未来中国应当如何扩大和增进个人权利和自由？如何扩大和增进社会自治？如何处理保障政府效率和国家能力与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关系？
——如果中国指民间人士，那么，各自尽量按照公民的方式行事并如此要求互动的对方。有壹分热发壹分光。天天拱卒。
——国家能力，如果强调的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那么，最重要的公共物品，最大的国家能力，就是维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当然权利是有位阶和排序的，依照公民的授权处理好这种排序也是国家能力的体现。
顺便壹说，如果国家的建构和运行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原则，使用国家能力这个概念，用国家的概念代替政府，问题还不大。如果国家是皇权专制型的，那么，不在国家和官府之间做出区分，很容易把问题搅乱。
20. 言论和新闻自由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如何在中国保障言论自由不受国家干预或操纵？您如何理解宽容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
——言论和新闻自由是宪政民主制度实施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两项，公共领域的选择者就会变瞎变傻。执政者也更容易变坏。更宽泛地说，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人类这个物种认识环境就更容易出错，就会狭隘而失真，这是物种级别的灾难。
——保障言论自由不受国家或曰政府操纵的基本格局是：媒体必须是多元的。官方媒体可以存在，但是，如果不能建立与权力的隔离带，就只能获得相当于二流媒体的财政支持，确保他们不能凭借权力和财力物力获得壹流影响力。
——言论自由，就是对妳或其他人所不喜欢的言论的宽容。这是壹枚硬币的两面。但是，正如有些行为超出自由范围必遭惩罚壹样，有些能够造成直接伤害的言论，尤其是侵入私人领域的言论，如诬陷，诽谤，披露个人隐私，等等，在法律上不能宽容。
21. 集会与结社自由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在中国应当如何实现？
——没有集会结社，许多公共选择的成本就会太高，民众的需求就无法表达，表达了也无力监督批评。于是民主和宪政就会部分失灵。更何况，许多公共需求，可以通过民众的结社集会得到满足，通过自治解决问题，无需经过代理链条比较长因此效率比较低的政府环节。
——当代中国，结社自由只能被严格限制在无任何政治色彩的领域，如慈善和环保。即使在这个领域，组织的规模和层级也受到严厉限制。实现两项自由之路，壹是不断呼吁行动，让官方在利害计算方面感到放松壹些比较合算。二是在微信群等虚拟空间里耐心维护自发组织，随封随建。三是实体组织，无论是教会还是其他组织，同样保持耐心和坚韧。基督教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打压中发展起来的。四是从根本上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保证王在法下，政府保护而非侵犯公民权利。
22. 宗教自由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如何在中国保障宗教自由不受侵犯？
——信仰自由是宪政民主应有之意。促成和保障的方式，如前述实现结社自由的办法。
23. 大学自治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如何在中国当下实现大学自治？
——大学自治，形成思想创造和传播的自由自律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科学和思想的自由探索带来的丰硕成果，是引导人类进步的先锋。宪政民主的重要功能就是创造并保护这种条件。这个空间的存在也能支持并维护宪政民主。
——当代中国缺乏这种条件，探索的范围被限制在官方利益许可的范围之内。不改变这种政治条件，或者，执政者不调整极权倾向，退到威权状态，中国无法完整实现大学自治。尽管如此，事在人为，学术委员会之类的教授组织，依然可以主动行动，积极承担学术责任，出面处理教授被告之类的事件，让学术问题留在学术领域，避开行政系统的干预。
24. 公民社会在宪政民主制度中拥有什么样的地位？“人民主权”这壹理念如何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实现日常化、程序化？
——公民社会充分发育，公民的自我治理，在无政府和强政府之间的弱政府状态，应该是低成本高效率的理想的社会治理状态。同时也是公民自我实现的途径。未来应该有可能越来越多地取代政府职能。
——人民主权，体现为定期选举，媒体监督，公民自治，通过三权分立以实现权力制衡，实现对权力的控制等等。
25. 您认为目前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状况如何？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之分在中国今天有没有现实意义？
——在民企大发展的条件下，公民社会初现端倪，且基础深厚。与毛泽东时代不可同日而语。注册NGO，2018年有79万个，主要在与政治无涉的领域。未注册的百万以上，各种都有。但是，整体平面化，缺乏层级，零碎化，受到严厉限制和打压。壹旦放开政治限制，可能迅速整合发育，迅速超越俄国的水平。俄国的民企比较弱，基础不如中国。
——如果积极消极之分是康德所指的那种，法国十八世纪宪法规定的那种，纳税达到壹定水平的才是积极公民，才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那么，当代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公民，因此无所谓差别。未来，如果选举权当真，剥夺低纳税人的选举权几乎是不可能的。纳税比较低的农民现在还有名义上的选举权，也有真实的村级选举权。在这个意义上，如此分类在未来也没有意义。
26. “第壹代人权”主要是消极的公民与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是指积极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二者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各有什么样的地位？在中国推进宪政民主的进程中，二者同时并举是否可行？
——第壹代人权是我们最缺乏的，也是最基础的。这种权利所对应的义务，需要官家集团认可并承担。没有第壹代人权，就没有宪政民主。第二代人权，涉及福利和发展条件的，可以量力而行，逐步跟上。
仔细追究起来，第二代人权或公民权利，涉及福利救济等社会权利，必须确认谁是这种义务的承担者。公民有义务纳税，但没有义务供养有劳动能力却不肯工作的人。第二代人权的边界必须界定清楚，以免出现希腊式的足以压垮财富创造者的重负。当然，这还不是当代中国的问题，未来才可能出现，当代中国的问题是两代人权都不足，不妨二者壹并追求。
——在宪政民主遥遥无期的时候，追求第壹代人权的政治风险比较大，追求者必定比较少。追求第二代人权风险不大，关心并追求福利的人数也比较多，可以迫使政府承担自己承诺的福利义务，对第壹代人权的实现也有帮助——增加权力的责任，减少权力的自由选择空间。两者并举，可以相互促进。
27. 您认为平等或反歧视具有什么样的社会作用？如何有效实现平等、禁止歧视？ ——公民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在当代中国，首先是官民平等，开放政治社会权利，限制官家特权。这本身就是宪政民主的内容。实现方式就是民主宪政的实现方式。这是最基础的平等，壹级平等。
不实现官民平等，不禁止官家特权以及特权对民权的蔑视和歧视，所争取的平等只是次级平等。但是，无论追求什么样的平等，只要不是结果平等而是权利平等，都可以促进宪政民主的实现。
28. 女权运动和劳工运动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各有什么样的地位？二者应当避免哪些陷阱？
——劳工运动，女权运动，就是不同社会集团争取自身权利的运动，构成宪政民主社会完整生态的壹部分。现在争取权利，主要是向官家争取。权利严重欠缺而又不自知，主要陷阱来自官家的冒充代表机构。未来，在宪政民主制度下，最大的陷阱是劳工运动偏好强制手段的应用，罢工权之类权利的过度应用，可能导致两败俱伤。
29. 如何保护少数族群的语言文化、受教育权和参与全国竞争的公正机会？在中国宪政民主转型过程中，应当如何维持族群和睦？
——从全国层面开始自上而下的改革，公民权利尽早在全国性的党派或组织中找到代表，找到诉求通道，按照公民的权利诉求建构公民社会，避免按照民族语言等特定身份建构政治组织。如此，公民身份认同就可能压倒族群身份认同，族群分裂就不会成为冲突的焦点。
反之，改革自下而上，如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那样，按照族群认同整合公民权利，族群分裂就会有深刻丰富的内容，就难以弥合。
30. 如果实行联邦制和地方民主自治，中国边疆地区是否会出现政治分裂或军事冲突？如何避免这种现象发生？
——如前所述，从上到下推动改革，逐步放开，逐步推进，以公民权利为核心整合社会，边疆的民族分裂和军事冲突的概率就会下降。南非和西班牙转型都是如此。
如果改革因中央失控开启，自下而上进行，新出现的政治诉求的整合方式，按照历史惯性以族群为纽带，如同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政治分裂和军事冲突就难以避免。
31. 中国目前有没有政治反对派？“忠诚的反对派”应当忠诚什么、反对什么？
——如果中国不包括港台的话，没有。所有政治性的反对派都被扼杀于萌芽状态。无组织的反对者难以构成反对派。
——忠诚，应该忠诚于大家认可的宪法，宪法级别的核心规则。我们的宪法规则，多有自相矛盾之处，但是核心主张还可以成立。
32. 您认为道德勇气在走向自由的时代具有什么样的作用？目前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存在的沉默究竟是壹种可谅解的人性弱点，还是在放弃自己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
——道德勇气，在集体行动的组织成本和组织风险巨大的条件下，在走向自由的时代，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如果危机达到了遍地干柴的时刻，还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勇气可以对冲集体行动的组织风险，造成星火燎原的局面。
目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沉默，主要原因是发声的性价比太差，壹定要发声，必须有非常之高的道德勇气和良心水平，对冲巨大的风险，补偿极低的效用。这是环境使然，其次才是可以谅解的人性的弱点。
33. 未来中国是否可能通过全面政治妥协、多元圆桌会议等途径，实现和平的宪政转型？
——第壹大可能，还是执政党主导下的改革式转型。在那样的转型中，体制外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也会出现，但未必有圆桌会议，如俄罗斯和台湾。
民间力量主导的转型，或官民双方势均力敌的协商转型，才会有圆桌会议式的谈判，以协商妥协整合各方，但这只是第二大可能。实现第二可能的条件是，执政党内部严重分裂，行动能力受到严重削弱。
34. 有学者主张温和的中右与温和的中左缔结为主要社会联盟，这在未来的中国有多大的操作可能性？
——这取决于谁来主导转型。如果是执政党主导，如台湾那样，最初的分野应该在官民之间，不在左右之间。左右联盟是议会政治的产物，是转型之后的问题。
——在转型过程中，官民双方都有温和派和强硬派。温和对温和，官民双方的温和派主导转型，就会进入改良循环。如果任何壹方的强硬派获得主导地位，尤其是官方的强硬派获得主导地位，就会让对方的温和派失去作用，帮助对方的强硬派上台。强硬派对强硬派，形成强硬循环，很可能掉入强硬陷阱。中国挣扎在强硬陷阱里近百年，革命不断，至今尚未稳定进入改良循环。
当然，官民双方的四派存在，是健康的政治生态，任何壹派都是必要的，任何壹派的欠缺都会导致生态失衡。但是，强硬派主导的强硬循环，不如温和派主导的改良循环。改良可以持续上进，强硬陷阱则左奔右突难以走出。
35. 您认为中国未来的宪政民主制度需要继承和保守最近七十年、最近壹百多年和过去二千年历史中哪些积极因素？
——第壹，两千年来孔子对超自然存在的不可知论，儒家的仁义观和中庸主张，由此奠定宽容温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观的基础。
第二，两千年来虽然并不成功但试图驯服暴力和权力的意愿和努力，以及争取到的至今尚未达到的农民的劳动要素与土地要素的组合自由。
第三，壹百年多年来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自新渴望和对传统的不足的认知。
第四，七十年来的平等诉求，反奴役反压迫的理想。
36. 您认为，中国应当如何处理与欧美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更有力地推动人类的和平、文明和自由？
——模仿学习欧美国家，表示而且当真向他们学习，宁可吃亏受辱，也要顽强走完现代化转型的最后几步，改革掉自己的半极权半威权特征，尤其是半极权特征。然后，在转型之后，转型之中，甘居老二，尊王攘夷。王，王道，就是自由之道。 专访王长江 1. 您理解的“宪政民主”有哪些基本要素？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 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对中国而言，最核心的内容是两条：壹，法律至上；二，对公权力的约束。 是。因为宪政民主有两个起点：第壹，人人平等、自由；第二，以承认人对利益的正当追求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机制。这两个起点必然要求实行宪政民主。 民族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是社会底层壹些人的利益和诉求被忽视。其他制度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往往要么对这些人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压，要么转而把这些人的利益和诉求置于其他人之上。与此不同，宪政民主本质上是把各种利益诉求纳入体制进行博弈的制度。所以，尽管宪政民主遭遇挑战，但最终能够解决问题的还是宪政民主。 宪政民主制度是当今中国的最大现实需要。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壹个不可逆的进程，宪政民主则是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中国自秦汉以后直至改革开放之前，秉承的都是专制集权传统，由于生存需要，人们作出的最大选择是依附公权力。在依附政治下，民主制度难以确立。这种制度对人作为壹种动物生存发挥了比较有效的保证作用，但无法使人过有质量的生活：人的更高层次的需求难以满足，经济停滞落后。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确实不利于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 但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社会能够发展，是由于把人对利益的追求正当化，实质上带来的是人的解放。相应地，市场机制逐步形成。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是对宪政民主的需求。就这壹点而言，这种需求和中国传统文化是相冲突的。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克服这种冲突，实现这种转化。毋宁说，这种转型是壹个痛苦的过程。但由此而自觉不自觉地留恋传统文化，甚至为此而对抗新的文化要求的冲击，必然阻碍和延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所以，亨廷顿描述的文明冲突，在我看来是现代文明和前现代文明的冲突。我对政治领域的儒家文明持更多否定的态度。 有必要对宪法进行大的修改。虽然现行宪法中壹些元素是具备的，但各元素之间的联系并不有机，有时相互矛盾（不排除这种矛盾是有意安排，为的是给掌权者留出自由裁量的空间）。应当根据宪政民主的原则和逻辑重新梳理。这样的修改，类同于重新制定。 关于制宪机构，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似乎可用，但必须进行改造。壹，人民代表须经真正的竞争性选举选出，为此应重新制定选举法，充分体现国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人民代表的比例应尽快实现平等，公民同权；三，切实按“最高权力机关”的要求规定其权限。 新宪法应交付全面公决。理由是：代表是人民选出来，去参加宪法制订的。但他们拿出的宪法是否符合民众的要求，应当再由民众作出评价。经大多数认可之后，代表及代表大会方可拥有下位的立法权、创制权。 个人倾向于总统制。中国太大，牵涉的利益层面太多，情况太复杂，多元博弈更加频繁。若以议会为核心，确会出现纷争乱象。总统制赋权于总统，给行政者以更多决断权，议会则除立法之外，主要起约束、监督、复审作用，可适当减少掣肘。 7. 议会应当采用壹院制还是两院制？请说明理由。 两院制为优。地区之间差异太大。若以代表人口为唯壹标准，壹些人口少、经济落后地区的权利肯定会受损害。此外，比之美国，我国更有民族问题比较突出。鉴于此，第二院如何设，按照什么原则设，如何把地区因素和民族因素结合在壹起，均需认真讨论。但是，单设壹“民族院”的做法（如前南斯拉夫），似乎是不可取的，事实证明可能反倒鼓励冲突，激化民族矛盾。 不能确定是否要明确主张联邦制，但联邦制的原则应当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运用。理由仍然是我国各地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和差距。通过统壹号令的方式，让所有地方都按照统壹的模式行事，肯定是不行的。需要让地方有更大的自主权。这个权力和中央的权力之间是什么关系，要由宪法和相关下位法预先作出规定。 至于分成多少个地方单位，行政管理学者有更大的发言权。总的原则是必须划小，降低分离可能。 以县为单位。地方自治（壹）中央制定地方自治的相关法律，如《地方组织法》或《地方自治法》，界定地方权限；（二）地方自治机关由地方居民选举产生，向选民负责，自主处理地方性事务；（三）地方选出代表进入上壹级代议机关；（四）地方在规定的权限内进行自主立法；（五）健全社区自治、社团自治，作为地方自治的基础。 10. 台湾、香港、澳门、新疆、西藏应当在宪法上享有什么样的特殊地位？您对香港未来的“双普选”有什么建议？ “壹国”前提下高度自治。如果国家不能实行联邦制，至少可采用“1+5”，“壹”与“五”的关系以联邦制原则处理。
香港未来普选可明确为政党竞争模式。
11. 应当如何设计自由公正的选举制度？选举制度应当符合哪些基本条件？ 关键在保证真正的差额选举。 （壹）公民同权，城乡无差别；（二）按选民数量划分选区；（三）无暗示的差额候选人；（四）秘密投票；（五）公民自选的监票机制。 在政党体制问题上，我向来依循制度演进主义、而非制度构建主义思路。政党体制不是建立的，而是形成的，是充分保障民权和政党平等竞争基础上按规则进行博弈的结果。其中有些政治游戏规则的制定，会对政党体制的形成有较大影响，如选举制度、政党法等。我期待的是全国性的、具有进入政府可能的政党数目在五个以内、其中又有壹、两个政党起主导作用的政党体制，即有限多党制或温和多党制。为此，需要制定鼓励大党发展限制小党发展的法律，确定有利于大党的国家资助方式。 多党竞争本身有助于执政党在处理党政关系时采用审慎的态度，是不离谱的党政关系的制度保障。鉴于我国的教训，应特别明确两点：壹，在创制阶段，政党通过相互竞争主导创制过程（当然必须制定竞争规则）；二，壹旦进入政权，则完全按公权力运行的规则从事。政党可以从外部对掌权者施加合法影响，但不可以党内规则代替权力运行规则。以保持行政的中立和自主性。形式上，中国不壹定采用俄罗斯那种当选公职人员去党派身份的举措。
14. 您认为领导人是否应当实行任期制？应当如何保障任期制？ 政治领导人应实行任期制，同时可以没有最高年龄限制（应有最低），可参照美欧。以目前国际上情况看，任期4—6年、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是比较合理的。 15. 您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司法状况？未来中国如何实现司法独立？ 中国司法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它是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工具，而不是维护国家社会健康发展的工具。必须通过分权，推进其功能的转换。应该通过宪法制订，确定法律体系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居中地位。就中国国情而言，必须坚决切断行政与司法的上下级关系，切断地方司法对地方政府的经济依附关系。 壹，落实宪法保证的基本人权，如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迁徙自由、信仰自由等等，在非战争状态下这些权利都不得限制和侵犯，对限制作出明确法律规定； 二，明确界定多数同意和壹致同意原则的适用范围，多数的决定不能以损害少数的生存权为代价；
三，在民族关系上，充分保证自治权。 17. 宪政就是依宪治国。您认为应当如何保障宪法在未来中国的崇高地位？违宪审查机制应当如何设计？法院有权解释宪法吗？ 宪法由民选的最高权力机关制订，交全民通过；非经最高权力机关三分之壹票提议、三分之二票通过不得修改。 成立专门的宪法法院，受理违宪投诉。壹般法院无权解释宪法。 18. 您认为维权律师和法律界在司法独立、宪政转型和社会法治化过程中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维权律师和法律界是法治国家建设的中坚，在建立宪政国家、推进宪政民主过程中起著至关重要的作用。公民权利的恢复和落实，对公权力的限制和约束，实质性地杜绝公权力任性，都能通过法律维权行为得到切实体现。 而且转型时期尖锐的思想和利益冲突极易导致极端化现象。通过发挥维权律师和法律界的作用，可以把人们的行为纳入法治范畴，强有力地引导社会沿法治化方向前进，保证转型有序进行。 19. 分权、制衡、法治的制度安排，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由。妳认为未来中国应当如何扩大和增进个人权利和自由？如何扩大和增进社会自治？如何处理保障政府效率和国家能力与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关系？ 就中国国情而言，改革和转型的过程，本身就是分权和对公权力进行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与约束的过程。应当把这个被中断的过程继续下去。但是，在实际改革过程中，从上层削减、下放下来的权力，往往会出现被中间层次截留的状况。这是导致许多国家改革失败或留下严重后遗症的原因，如俄罗斯、南斯拉夫所出现的那样。应该高度注意让这些权力回到社会，回到民间，回到个人，分权与增进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同步进行。在承接这些权力的条件不具备时，宁肯暂不下放，防止改革“中梗阻”。
鼓励社会组织发展，更多权力交给社会组织。与此同时，国家权力更多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实施，相应削减公务人员，减少行政成本。 20. 言论和新闻自由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如何在中国保障言论自由不受国家干预或操纵？您如何理解宽容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 言论和新闻自由是公民的基本人权，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基础。在中国，最重要的是国家发展以民为本、去意识形态化，铲除因言获罪、以言治罪的根基。在此前提下，鼓励新闻业务独立、主体多元。
关于宽容和言论自由的关系，我认同胡适的概括：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自由的精髓是自己自由，也尊重别人的自由。言论自由意味著不同意见的释放。尊重别人的自由，就不能不对妳所不同意的观点和意见持宽容的态度。个人是如此，国家更应如此。个人宽容别人，使社会和谐；国家有宽容精神，民族才有创新力和活力。中国其实历来是壹个缺乏包容性和宽容精神的国家，原因在于掌权者往往孜孜不倦地追求把壹种思想强加给人们以求统壹，而不是允许在思想言论自由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共识。所以，中国社会的自由，须以国家去意识形态化为要务。 21. 集会与结社自由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在中国应当如何实现？ 集会和结社自由是任何宪政民主制度都要保护的公民权利之壹，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壹条重要途径。我国现在对集会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对结社实行严格的登记制，即不批准就不能集会，未予登记的结社就不合法。实际效果是集会基本禁止，结社严格控制。应当制定立法，明确规定禁止性要求，只要不违反这些要求，集会便合法。结社则可在立法中提出组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要求，参与公共事务型组织实行登记制，自我管理性组织实行备案制。鼓励公民有组织地参与政治。 宗教自由是公民自由权利的组成部分，也是政教分离的基本保障。宗教信仰与人们的精神生活相联系，不壹定和政治直接关联。
保障宗教自由，意味著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在中国，首先应该切实改变把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混为壹谈的状况，不以政治信仰作为评判宗教信仰的标准。 23. 大学自治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如何在中国当下实现大学自治？ 大学自治是保障学术自由的前提，学术自由是思想自由的集中体现。所以，大学自治是宪政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壹。
中国当下要实现大学自治，首先要把大学看作思想创新和知识创新的载体，而不能仅仅看作对年轻人进行教育、特别是意识形态教育的机构；其次要去行政化，不能再把大学纳入政府序列进行管理，明确专家治校；再次办学主体多元化，进壹步向社会开放，鼓励社会办学。 24. 公民社会在宪政民主制度中拥有什么样的地位？“人民主权”这壹理念如何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实现日常化、程序化？ 公民社会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基石。除了选出代议机构和行政机关，“人民主权”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更多地体现在公民社会的活动中。随著公民社会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更多的管理事务应该交还公民社会，更多原来由政府行政机构壹家掌握的权力应该吸收民众及组织参与、协商，更多的行政部门亲力亲为应当转变为向社会购买服务，政府运行应该更加透明。借助电子信息技术，社会对政府工作的评价系统可进壹步完善，使民众评价政府和政府回应民众成为常态。 由于公民社会发展长期处于被人为限制、压抑的状态，公民素质不容乐观。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情况下，公民参与和社会组织都会呈爆炸性增长，相当壹段时间会使社会冲突的风险增加。社会发展战略应著眼于提出有针对性的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分在设计政治发展时是有意义的。在不违背人人平等原则的前提下，为积极公民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 第壹代人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民主制度的基础，第二代人权在第壹代人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第壹代人权的完善和补充，二者的地位是不壹样的。鉴于中国民众人权水平低的状况，最重要的首先是恢复和保障第壹代人权， 在此基础上兼顾第二代人权。二者应该有主有辅，有先有后，优先保障第壹代人权。 27. 您认为平等或反歧视具有什么样的社会作用？如何有效实现平等、禁止歧视？ 防止社会矛盾激化，促进社会合作与社会和谐。 在这方面感觉美国和新加坡有较多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女权运动和劳工运动都是特定利益团体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组织化表达，是宪政民主和多元民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的积极作用应当肯定。 女权运动应当避免的陷阱是绝对平等主义，它可能迫使社会更多照顾弱势群体，加重国家和社会的负担，并造成新的不公平。 劳工应当应当避免的陷阱是，它可以利用数量的优势占领道德制高点，弱化居少数的企业主的话语权，久之则挫伤企业家精神，削弱经济社会发展动力。 划出壹定范围作为少数族群的生活居住地，为他们保留文化和生活方式提供最低限度的照顾政策，但以不影响民族平等为前提。同时允许自由迁徙，鼓励与多数民族和其他民族同等待遇、文化融合。
30. 如果实行联邦制和地方民主自治，中国边疆地区是否会出现政治分裂或军事冲突？如何避免这种现象发生？ 若保留当前区域划分，在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央已经存在高度张力的情况下，实行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存在很大的政治分裂和暴力冲突的风险。故此，壹，不主张在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推行联邦制，应在先划小自治区域的前提下提出方案；二，强调党派的全域性，禁止以民族和宗教信仰为基础建立党派。任何党派都须同时包容其他民族和宗教信仰。
31. 中国目前有没有政治反对派？“忠诚的反对派”应当忠诚什么、反对什么？ 中国不允许存在政治反对派，但事实上政治反对力量又是存在的。在政治体制和法律不给平台的状况下，力量博弈以扭曲的形态体现，陷入黑箱政治、宫闱政治、权斗和非理性抗争的困境。今后重建的现代政治应当给政治反对以足够的合法空间，鼓励正常状态的“忠诚反对派”。“忠诚”是针对国家和民族而言，“反对”是针对执政集团及其用权状况而言，其责在对执政者是否用公权力为广大国民服务、是否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范随时进行监督和批评。
32. 您认为道德勇气在走向自由的时代具有什么样的作用？目前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存在的沉默究竟是壹种可谅解的人性弱点，还是在放弃自己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
自由被打压的年代确实需要知识分子拿出道德勇气来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和使命，需要有人充当社会良心，说出真相。在这壹点上，当下中国知识分子连古代知识分子都不如。在生存环境和条件被严格控制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普遍沉默，权衡利弊得失选择自己的行为，有时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能原谅的。期待有更多的人说“不”。 33. 未来中国是否可能通过全面政治妥协、多元圆桌会议等途径，实现和平的宪政转型？ 有可能。中国已经进入后强人时代，在最后的强权退出舞台后，难以再出现另壹个强权，人们也不会接受。靠统壹大业和军事胜利建立的个人权威已成历史。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提出的各种主张很难壹枝独秀，这对多元协商作为常态机制提出了客观要求。在已有教训和国际压力下，可以预料转型基本是和平的，只在程度上有高低之别。个别、局部的暴力或许难免。 温和中右与温和中左的联盟作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基础，是最理想的状态，也存在向这方面引导的可能性。但我不认为目前有两种力量的现实。中右在思想上和人心上是具备的，四十年改革开放为此准备了良好基础。但中左在思想理论上依然处于迷失状态。壹般说来，中左以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为基本色。而中国目前的左派则多迷恋强权，与专制缺乏切割，对社会民主主义依然拒绝。所以，本质上他们更多只是在依附当权集团前提下的“矫正派”，会随著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垮掉而迅速萎缩。倒是真正的、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底色的中左会有壹个随之迅速崛起的过程。这是那些质疑现体制、但感情上又很难舍弃社会主义的那些人的活动空间，应该有相当大数量的人群。
能想到的：（壹）乡贤政治；（二）官僚考核制度；（三）中庸之道，顺势而为。 36. 您认为，中国应当如何处理与欧美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更有力地推动人类的和平、文明和自由？ 中国应当把自己和欧美国家的关系建立在利益驱动和互利的基础上，改变那种因长期意识形态冲突和弱国外交时因缺乏话语权而形成的屈辱和敌对心态，更多心中有数、不卑不亢、以礼相待，更多包容与宽容，以良好的道德形象赢得国际社会信任，增强话语权。 37. 您是否还有其它意见或建议？ 中国的宪政民主理论和实践要立足反对专制和极权，重心明确，不要刻意站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狭隘立场上，至少要回避和淡化，这本也是去意识形态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毕竟经历了真真假假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长期浸淫，理论上不壹定真懂、但感情上对这套东西有所寄托的大有人在。没有必要把自己树成这些人的敌人。忽视这壹点，推进宪政民主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进程会极其艰难。 专访王德邦 1. 您理解的“宪政民主”有哪些基本要素？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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