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零年

    林昭

　　判决后的声明

　　昨天妳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借而盗用著法律名义非法判我徒刑二十年！这是壹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叛逆者无上光荣！

　　自来善恶不并峙，即如汉贼不两立！妳们这壹非法的可耻判决，从另壹方面看恰正是林昭个人战斗生涯的上好见证！它证明著作为壹名自由战士之林昭的吾志清操大节正气！更证明妳们的欺骗、引诱、迷惑、试探、逼迫、折磨、侮辱、凌虐、摧残、残害等种种壹切鬼蜮伎俩，终于不得不在反抗者坚毅不屈贞烈无二的意志之前宣告彻底失败而完全破产！

　　这是壹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这个人战斗行为的壹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还作得太少，更作得非常不够。是的，我应该努力作得更多，以符合妳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藐视它！

　　看著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天下后世！妳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宄——歹徒、恶类、窃国大盗和殃民贼子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

　　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林 昭

　　壹九六五年六月壹日

　　告人类

　　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方，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更惨痛的死亡。

　　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是旧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看穿了那伪善画皮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允许我堕落为甘为党国奴才的地步。

　　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持妳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妳们把毛泽东当作披著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壹切努力在室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壹切美好词藻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仿佛是独壹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林昭狱中上人民日报书）每当想起那惨烈的壹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自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或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壹个染满中国知识份子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极权压迫之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壹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之后确实是几乎被摧残殆尽了。

　　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那些自称为镇压机关或镇压工具的东西正在怎样地作恶，而人们特别是我们同时代的中国人的青春代，在这条叫专政的大毒蛇的锁链之下怎样的受难，想到这荒谬的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民族的正气和增长著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著祖国的名字而加剧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壹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了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壹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光是镣铐壹事，人们就不知玩出多少花样来，壹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我在绝食中，还是在胃炎发病，疼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来未为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时除掉壹副。

　　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著我们的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烈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壹些，关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痛无己的迫害与折磨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壹切，这人的壹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不堪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不不！上帝不会让我疯狂的，在壹日，她必需保存我的理智与保存我的记忆，但在如此固执而更阴险的无休止的纠缠与逼迫之下，我几乎真的要疯狂了。上帝，上帝帮助我吧，我要被逼疯了，可是我不能够疯，我也不愿意疯呀 ...... （林昭被壹女狱警毒打为后在墙上用血书写的文字。）我默默地抠著墙上的血点，只有想到那么遥远而又那么切近的慈悲公义的上帝时，我才找到我要说的话，这个满腹委屈的孤愤的孩子无声地祷告过，天父啊，我不管了，邪心不死的恶魔这么欺负人，我不管了，我甚么都不管他了。（被狱警打后写于墙上的血书）我开始以自己的鲜血写告人类书，它那短短的序言性的第壹节在半天之中壹气呵成，相信凡读著它的人们都不能不感觉到其中深沉而炽烈的悲痛激情。

　　昨天妳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借和盗用法律的名义非法判处我徒刑二十年，这是壹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也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叛逆者无尚光荣的，它说明著作为壹名自由战士的林昭，至高情操大节正气，公义必胜，自由万岁。（壹九六五年五月三十壹日被当局判林昭二十年徒刑后的血书）作为壹个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著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妳们索取的却又是为妳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甚么我要怀抱著，乃至于对妳们怀抱著壹份人性，这么壹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著天父所赋予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妳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妳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妳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王炳章

　　“我不坐牢，谁坐牢？”──范壹平会面记

　　听到老民运战士范壹平被中共无理判处三年徒刑的消息，心中的怒火顿时燃起。站在纽约长岛大西洋的海边，眺望东方，我真恨不得壹下子飞回大洋的彼岸，砸烂那中共残害无数人民的巴士底狱！

　　回到家中，从网络上看到范壹平家属的声明。老范那“我不坐牢，谁坐牢”的铿锵有力的声音，回荡在我的耳边。刚刚平静下来的心情，又象热油锅里投进了壹棵冰棒，立刻翻腾起来，令我久久不能入睡。

　　老范的影子，立即浮现在我的面前。他是壹个坦然、直率、积极进取、大而化之的人。壹见面，没说几句，就能看穿他的内心世界。希哲曾跟我说：“炳章，妳性格和老范简直相似得象是壹个模子刻的。”

　　今年元月，我潜回中国大陆秘密组党。到达广州后，范壹平热情地接待了我。共同的专业背景，使我们聊起天来格外投机。他毕业于军医大学，做过外科医生。我俩促膝相谈，从医学聊到政治，从纽约谈到广州。从民主墙的激愤回顾，又预言著民主中国灿烂的明天……。不知不觉，天已破晓。

　　壹平是壹家颇具规模的食品贸易公司的老板，听说是第壹次来广州。第二天把司机叫来，开上面包车，陪我兜游市容。重任在身，还有很多人要见。我抓紧在车上的机会和他商讨民运大计。只顾说话，广州是什么样子，好象在脑海里至今没留下多少印象。他看我对游览毫无兴趣，便叫司机把我们拉到广东省政府旁边的广东大厦，在大厅里细谈。

　　聊到形势，老范说：“我刚从广西回来。那里农村的情况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上，需要‘扶贫’。基层共干已经完全恶霸化、土匪化了，开口壹诌就是壹个税收，出门就寻思哪家的姑娘还没玩过。矛盾日益激化。这两年，两广地区农民闹事此起彼伏。民运应重视农村问题。”

　　至于城市，他说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告诉我：“前几天省府大门前还闹事。几百个市民因为中共不合理的‘拆迁’住房，围住省政府，而且有高手组织。我还保存了他们的传单，要设法和他们的组织者联系壹下。广东算是全国最好的了，但下岗问题已经凸显。省里很多地方几天没有民众在政府门前闹事，好象就不大正常似的。下壹次民运，情况会和1989完全不同，我看是以工人、农民为主。”

　　说到腐败问题，壹平开玩笑地说：“老王，妳想在军队弄个上校、大校当当吗，拿几万美金来，我给妳买壹个。”我答道：“好哇，可我不想要虚的，要弄，就弄个真正有兵带的。带他壹个团，把旁边的省政府占了算了”。“行，那就看妳老王出多少钱了。在广东，花钱买警官当，买书记当，有的是。共产党到了这个份上，气数算是尽了。”

　　范壹平对组党的看法和我完全壹致。他告诉我，有些人正找他搞“独立工会”的事。但他认为，组党更为重要。秘密地在全国范围内组党的时机早已成熟，问题就是没人牵这个头。他的看法是，不建立壹个全国性的严密政党，下壹次出现1989民运的局面，就还会因为缺乏领导而可能失败。他说：“妳来得太好了。我和希哲十几年前就壹道干。希哲从牢里放出来不久，就出去了。我憋了这么多年，和妳的交谈是最开心的壹次，真是说多痛快就有多痛快。我们这壹代，不把老共扳倒，不在我们的国土上建起民主的政体，就是失职。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子孙万代。”

　　对于所谓“改良”路线，老范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学医的知道，有的病可以治，但有的病就是绝症，治不好。老共全烂透了，怎么改？只有推倒重来，中国需要重新洗牌。对老共抱幻想的人，最好到农村住壹段，就明白了。”几句话，显示了他对民主革命的坚定立场。

　　鉴于老范尚未完全暴露，经常外出并未受到注意，他答应将做为广东的代表，出席建党大会。我在上海进行组党活动时，给他打了个电话。老范干脆地回答：“壹切都准备好了，就等妳的通知。”后来，他复印了我的《民运手册》（征求意见稿）和《民主正义党成立宣言（草案）》，在朋友间广为传阅。由于活动范围较广，被当局发觉了。

　　范壹平今年43岁，出身于共产党干部家庭。父亲曾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象他这样的家世，在朝廷里弄个官当当，过个公子哥式的生活，丝毫不成问题。但是，他选择了壹条艰苦、却有意义的道路。早在1970年代末就投身民主墙运动。1980年，与刘国凯等壹起编辑民办刊物《人民之声》。后协助王希哲办为全国民运准备干部的《学习通讯》和中华全国民刊协会机关刊物《责任》。民主墙与民办刊物运动被镇压时，遭受审查。当时，他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他曾对家属说过：“搞民主要付出代价。我不去做牢，谁去做牢！”王希哲在他的自传《走向黑暗》里记录了刘国凯在那时召开的壹次营救会议，生动地描述了范壹平：

　　“我（王希哲）和何求等的被捕，并没有使得原‘营刘委员会’的朋友退缩。刘国凯立即召集了壹次紧急会议，决定作出反应。于是壹份《告各界人民书》便在全国全广州和海外到处传播了：

　　“亲爱的朋友、同志：

　　上海‘中华全国民刊协会’机关刊物《责任》主编傅申奇以‘反革命罪’被捕了。广州《自由谈》负责人何求；《责任》《学友通讯》编辑王希哲以‘反革命罪’被捕了。北京《四五论坛》编辑徐文立、杨靖以‘反革命罪’被捕了。杭州《之江》编辑王荣清以‘反革命罪’被捕了。温州《东瓯》编辑郑玉林、邓焕武以‘反革命罪’被捕了。韶关《北江》主编钟粤秋以‘反革命罪’被捕了。武汉《钟声》负责人秦永敏、朱建斌以‘反革命罪’被捕了。“关于这次决定起草和发布《告各界人民书》的紧急会议，刘国凯先生有壹个回忆如下：

　　“会议气氛凝重，但发言并不冷落。大家都认为，自中共政权建立以来，在其所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者总是逆来顺受，噤若寒蝉，从无抗争的声音。这次，我们这些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壹定要打破这个陋规，向中共表达我们的愤慨和抗议。至于用什么形态表达呢？集会、请愿都不可能，大家的意见很快统壹为发抗议书，即类似上次营救刘青那样。抗议书怎么传递出去呢？有人提出张贴，有人提议邮寄。范壹平则说，为了扩大影响力，最好是散发。我问他怎么散发？他说他已想过了，有两个方法。壹是到市区某个高楼，如广州宾馆的顶层撒下来。二是在开动的公共汽车的天窗上抛出，他还站起来，掂著脚尖，伸出手，做了个从汽车往外扔东西的姿势。‘这样，汽车壹开动，风壹吹，传单就会飘得满街都是’，他很有把握地说。我怔怔地凝望著范壹平的脸庞。他神情严肃、认真，并无半点造作。”（王希哲《走向黑暗》269页）这就是老范，壹个英雄。17年过去了，他还是这样无所畏惧。的确，这次在广州会面时，我在他身上感受到壹种强烈的使命感。他反复对我说：“把中国带向民主，是我们这壹代的责任。组党是有风险的，但我们必须跨出这壹步。妳冒著风险回来，我们冒著风险接待。我反正是豁出去了。现在应该在各方面做革命的准备工作。”

　　范壹平也做生意，但他做生意，胸中怀著壹个大目标。他跟我讲，他正在搞融资，想法多为民运筹些经费，留著为大潮到来时用。

　　我们从广东大厦出来，我问他家里还有什么负担，他指著省府大楼说：“老爸以前就在这工作，现在退休了。他们那壹代共产党人，把中国带错了方向。老共产党人也在反省。但是，那些当权的共产党特权们不壹样。请告诉海外的朋友们，不要对他们什么幻想。他们完全是壹伙利益集团，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权力和利益的。妳回来，是个很好的开头，我们里陀噤合干，我看共产党混不了多长了。”

　　写到这里，我拉起窗帘，东方已经泛白。我和老范见面才半年，民运局势已经变得大不相同。那时，我们仅仅是讨论组党，而现在，老范所期待的反对党组建工作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民主正义党不但组建成功，而且已在国内十几个省市建立了分部和联络网点。我回国在杭州见面、并详细讨论过组党的著名民运人士王东海等人，结合1989民运领袖王有才，民运人士林辉、祝正明等，也勇敢地站了出来，公开筹组民主党浙江省委员会，并要求登记注册。与此同时，国内十几个省市的民运人士，已经公开地联合起来，以政治反对派的名义进行活动。新的民运浪潮，正在冲击著那腐朽的专制大厦，冲击著中共的巴士底狱。

　　范壹平是因为参与国内民主正义党的组建工作而被捕判刑的，但中共官方却以他协助王希哲偷渡为名，将其治罪。《广州日报》在报导此案时，还故意将王希哲的名字抹去，写成王某某。他们不敢在国内公开提起政治反对派的组织和人士，也不敢将范壹平，壹个追求理想的民运斗士的真实面目呈现在舆论面前，他们害怕引起人们的认同。中共心里已经虚弱到不堪壹击的地步。

　　望著东方，我为多灾多难的祖国祈祷，为老范祈祷。耶稣为拯救全人类背起十字架。“我不坐牢，谁坐牢？”老范用他的行动，实践了对真理的追求，表达了心甘情愿的奉献。我祈盼，下壹次我们相逢时，我们不再是秘密的会见，而是在民主的阳光下和朋友们、和家人们欢乐的团聚。(1998.7.26)狭隘民族主义是独裁者的最后防空洞──印尼虐华事件所想到的以苏哈托下台为标志，印尼人民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现在，继任总统哈比比，组成了临时过渡政府，印尼正在向建立完全的民主政体迈步。据报导，印尼的党禁已开，37个政党已经登记注册，其中包括印尼华人组成的政党，为未来的民主大选做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壹个时期，随著大批印尼华人被残害、无数华人妇女被强暴的事实被逐步公开，全球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印尼虐华事件越来越引起全体炎黄子孙和国际舆论的关注。相比之下，印尼民主革命的真谛被模糊了。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印尼民主革命伴随著虐华悲剧？为什么民主革命始动之初、苏哈托下台之前，这个悲剧被掩盖呢？为什么在1965年印尼出现政权危机时，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为什么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喜欢纠缠在壹起？

　　从已经被揭发的事实看，印尼这次的虐华事件是有预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独裁者苏哈托的女婿、最年轻的三星上将、印尼特种部队头子普拉波，据报是策划虐华事件的主谋。《亚洲人权观察》公布的报告中，公开指责普拉波是幕后黑手。干下煽动反华浪潮、集体轮暴、奸杀华人妇女、打砸抢华人住宅、商号的，正是他手下的特种部队极其唆使的暴徒。想想看，动乱中，个别人趁火打劫，如果政府采取果断的制止措施，那些令人发指的事件哪能发生？

　　苏哈托在灭亡之前，有意地煽动反华情绪，挑起民族仇恨，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转移人民对其家族侵吞国家财产的注意，把人民对独裁的仇恨转嫁到华人身上，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

　　“狭隘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独裁者的最后防空洞。”古今中外的专制者都会本能地利用这个防空洞。大家或许记得1980年代初著名的拉丁美洲福克来群岛之战。当时，阿根廷的军事独裁者加里铁里，在民主浪潮声中，政权摇摇欲坠。突然，他出了奇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派兵占领了福克来岛。壹时间，举国欢腾，加里铁里由独裁混蛋变成了民族英雄，政权获得了暂时的稳定。谁知，英国的铁娘子撒契尔夫人不让须眉，立即派出军舰远征南美，没用多大气力就收复了福岛。壹夜之间，独裁者又由英雄变为狗熊，黯然下台。

　　现今，独裁头子萨达姆、卡扎菲、卡斯楚（卡斯特罗）都是利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维持专制的高手。壹有风吹草动，他们就煽动国民狂热的反美情绪，将注意力成功地转移到美国佬身上。中共也是壹样。所谓1960年3年困难时期，4千万人死于非命。中共开动宣传机器，说什么“苏修逼债”导致我经济困境。造成饿孚遍野的真正原因，明明是毛泽东误国误民的错误政策，他却把“苏修”打成了4千万亡魂的夺命者。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壹次“人祸”，竟然没有促发农民暴动，中共盗用了“民族主义”来转嫁矛盾，是因素之壹。

　　其实，何止是独裁者，就是民主国家的政治家，都知道“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妙用。其中壹例，是美国总统卡特的表演。1980年，卡特与雷根（里根）竞选，气势日渐低落。为了挽回颓势，卡特使用了“民族主义”的杀手。当时，正发生伊朗扣压美国外交人员的人质危机。卡特利用在任总统之便，策划了动用大批直升飞机营救人质的行动。谁知天不做美，美国直升飞机赴伊途中，发生机械故障，营救计划归于失败。卡特也跟著灰头土脸地下了台。如果老天爷帮忙，卡特的救人计划成功了，那么，他必然成为“民族英雄”。民族主义的意识流，说不定会把他留在总统的宝座上。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都是非常浅显的意识形态，容易动员与认同。阶级差别、左中右立场、不同信仰、不同国籍，在民族主义的认同上，都会让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常常被独裁者利用，特别是在政权发生危机时，来转移人民的视线。我们民运人士必须清醒地看到这壹点。

　　将来，中共政权在崩解前夕，也可能祭出“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旗帜，以挽救自己的命运。最可能的壹张牌，就是转移大陆老百姓的视线，武力攻打台湾，统壹中国。在这壹点上，政治家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明白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常被独裁者用来作为防空洞的道理，揭露了印尼独裁者苏哈托策划虐华、故意挑拨民族矛盾的阴谋，我们在抗议虐华事件时，就会把握方向和尺寸。我们的声讨对象应当是苏哈托独裁集团，应当是军队暴徒和其他犯罪分子。我们不要将矛头对准印尼人民和印尼的民运人士；否则，我们就是中了苏哈托集团和暴徒的奸计。

　　王若望

　　重视《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而见行动

　　由于蒋培坤(起草人，中国人民大学美学教授)、江棋生(发言人和解释人，原中国人民大学博土研究生)、丁子霖(共同签署人，中国人民大举付教授)、林牧(共同签署人，原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已退休)、魏晓涛(共同签署人，高级工程师)五人倡导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是二份指导争民主、自由的纲领，也是启示今后行动和取得胜利的文献。

　　关于中共统治下的中华大地，《宣言》指出：“本世纪中叶中共掌握政权以后，从根本上剥夺了人民最基本人权之壹，即财产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扼杀人的权利和自由，和人们为争取权利所作的努力，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为此惨遭迫害，甚至死于非命。最后，在中国大地上竟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八九年‘六四’大屠杀。

　　“中共执政者实现了对所有公共权力的垄断。这种绝对的权力几乎控制了整个社会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的壹切领域。人类社会中壹切善良、纯洁、美好的情感遭到无情的扫荡和清洗；而仇恨、残忍、叛卖、贪污、欺骗、抢劫等恶行，由于被授于阶级的合理性而得到张扬。

　　“时至今日，中国的执政者依然把壹个事实上已不能代表全民利益和意志的政治党派强加于全体公民的头上，如果让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必将越来越同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利益与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实相冲突；“其次，他们强制公民与‘中央’保持壹致，只允许公民接受壹种‘理论’，壹种‘主义’不允许接受为官方排斥的其它思想或价值体系，尤其是西方的价值体系。他们把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公共媒体置于特定的宣传部控制之下，他们封锁消息，用精心编造的谎言来掩盖实际发生的事件；这种以最陈旧、僵硬的方式干涉思想自由，已越来越同今天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不相容。

　　“第三，中共执政者依然没有放弃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公民自由权利的压制。他们以‘危害国家安全’、‘阴谋颠覆政府’等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审判依法行使这些权利，尤其是言论、结社等自由报刊的民间人士，剥夺这些人士的人身自由，任意关押，监视居住，乃至‘劳动教养’，最近十余年来，工农劳动者被剥夺了任何反抗的权利。

　　当他们被迫行使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起来抗争时，政府当局不是推诿、虚意应付，就是实行无情的镇压。”

　　“宣言”最后声明：“人的自由是每壹个与生俱来的固有权利，他们为实现此项权利所作的抗争，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我们呼吁中国的执政者顺应民意，承认公民具有合法抗争的权利，直至放弃对这种抗争的压制”。

　　我们认真学习《宣言》后，认为：它分析中共统治下，控制虽严密，他们仍勇敢地指出人民的权利是争取财产和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等公民的权利。

　　这些抗争的要求，正是民运人士今后付诸行动的重点、目标。

　　《探索》1998年10月号

　　西藏民族的苦难与出路

　　西藏问题的特殊性

　　中国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之后，孙中山曾提出“五族共和”的倡议，五族即汉、满、蒙、回、藏五种民族。汉族占绝对多数，满族在1661年进占全国，并建立了大清帝国，历两百五十年，被中华民国取而代之；经长期的文化、风俗、生活习惯等的相互交流，满族已丧失本族的传统和特色，几乎分不清满、汉族人的区别了。蒙古族也有过光辉的历史，成吉思汗曾占领过亚洲直至欧洲大面积疆土，回头来又结束了南宋王朝，并自封为元始祖，元朝经历了八十九年而亡。

　　原来中国的地图就如壹张桑叶，只因苏联的暴君斯大林早就有扩张领土的野心，在壹九二四年的五月，他调动军队侵入伊尔库斯克，和库兹涅斯克壹线(后改名为“斯大林斯克”)，历十五天即占有壹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比东三省的领土大三倍多，比台湾的面积大八十四倍)。然后找几个傀儡建立“蒙古共和国”，从此壹片完整的桑叶却像壹只羊跪在地上向人乞求。这正好是中国领导人在强占大片领土的恶霸面前，表现出奴颜婢膝的壹幅讽刺漫画。

　　今年四月二十三日，江泽民访问了莫斯科，与俄国签订了“关于边境地区相互裁军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的协定”，其中提及：“俄国将交还中国壹千六百公顷的土地”。这壹数字，只有十六平方公里，而俄国却侵吞了中国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强占的领土面积，相当于日本、英、法、德、波兰、新西兰、缅甸和菲律宾八个国家的面积总和，如今只不过归还了万分之壹强。更让人气愤的是，中国方面还让给黑龙江六百二十个小岛作为交换。这次江泽民所签订的“协定”，不但追认了苏联强占中国广阔领土的合法性，而且又签订了新的卖国条约。在《人民日报》关于江泽民出访俄国的报导中，不但壹字不提俄国占有中国领土的真实数据，而且赞扬这次出访的收获是丰硕圆满的，完全是壹副卖国贼的嘴脸!

　　在大陆的回民，大部份在西北四省居住(宁夏、甘肃、青海、陕西)。所有回民其实都是汉人，只是奉默汉穆德为教主生活嗜好与汉人不同，既没有大家推崇的领袖，更不会想到建立伊斯兰的独立组织和政治团体。只有在新疆的维吾尔族，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是伊斯兰教信徒，他们在进行反共的活动方面，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成就。

　　藏族分散在甘肃、宁夏和青海等处，大部份居住在西藏高原，有六百零四万人口。

　　藏族具有本身的特点：(壹)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信仰佛教，而且非常虔诚：给各处寺庙奉献酥油点燃长命灯，即占收入的五分之壹：(二)藏民之间，守望相助，亲如壹家，不分阶级(历史上曾有过农奴主和农奴，在五六年实行民改以后，早巳废除)，没有贫困户，更没有乞丐；(三)藏族有众望所归的领袖，壹位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另壹位是班禅额尔德尼：(四)西藏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且举美国方面，今年四月二十三日，柯林顿总统会见了达赖喇嘛；又在六月底，两院壹致决定，委派壹位主管西藏事务的政策协调专员。达赖曾访问过澳大利亚、新西兰、英、法和台湾等处。今天，诸位壹起来到德国，也是把西藏的过去和未来，作为探讨的主题。

　　引起西藏热的原因，我认为，中共在压制宗教信仰非常突出，同时也反映了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还是任其饥饿死绝和关押、屠杀，激起了人们在内心的人道关怀。

　　附带说明：大陆的少数民族计有五十五类，如西南有苗祖，广西的壮族、白族、傣族、卡瓦族、景颇族、布依族，在吉林省有朝鲜族，在河南开封市还有犹太人的后裔。

　　中共在西藏的暴政

　　壹九五O年中共进藏至七八年间，在平叛战场上，屠杀藏人即有四十三万二千七百零五人；七O至七壹年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藏南地区发生壹场暴乱，人民解放军杀害了上万人，许多村寨几乎没有男人。

　　五八年在班禅的故乡，青海循化县，这里是藏人聚族而居的地区，当地中共官员制造的“循化反革命叛乱事件”，中共当局没进行调查核实，就调动解放军杀害了五百余名藏人，有两家是全部死绝(该县的藏民总数是壹万壹千余人)。

　　五九年在拉萨“叛乱”以后，曾召集地方政府官员和众僧批斗被俘的藏民，若是发言不够热烈，或是，保持沉默的人，第二天便成了叛乱份子，立即拘押，又不让申辩，仅计算壹次批斗会上，遭拘押判刑的即有二十三人(占到会人数的壹半以上)。

　　五九年至六O年，由于农牧业产品不得进入市场，再加上畜牧业实行公社制，这就使公养的大批牛、羊走向死亡，据不完全统计，在山南地区即减少牲畜五万七千头。整个西藏饿死的人数达三十多万人，占全部藏民的百分之五。

　　西藏原有大、中寺庙两千五百余座，中共官员进藏以后的五年内，只剩下七十多所，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过去僧、尼的总数达十壹万人，外逃者近万人，最后统计住持僧众只有七千余人，也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三，可是留下来的僧、尼已无寺庙安置，其中大多数又不愿还俗，在走投无路的绝望中，就有跳崖自杀的三十余名尼姑，出家的住持僧是采取自沉于雅鲁藏布江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人数不详)。

　　据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她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壹书提到：“邓小平领导的‘二野’部队，在壹九五零年进军西藏时，就消灭了五千七百余藏民。”另据美国原《新闻周刊》的记者艾夫唐在著《雪城境外流亡记》中披露，五十年代末甘肃省兰州郊区监狱曾关押七万藏民，只有壹半人幸存，其余全部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在发动反右运动时，曾兴起抄家和除四旧的高潮，这个抄家行动没有在西藏推广，并非此处的官员具有大慈大悲的善意，实由于藏民家家户户只有五件物品、餐具，每人服装三件或五件，挤牛奶桶和打酥油的小锅，供佛像的小神龛，抄走了不能换钱。

　　在这个地区抄家行不通，却有壹条正当的理由叫做“破除迷信”，于是消灭寺庙里的佛像，把成堆的佛经烧化，砸毁佛塔，所有值钱的袈纱、布料、鎏金制的佛像席卷而去，简直是壹股土匪、强盗!

　　中共派来的“民政工作队”，还做了壹件令人极难堪的事情：右边站著二十余名喇嘛，左边站著尼姑和村妇，由工作队长宣布：“为了实行结婚自由，今天请妳们来，先让喇嘛挑选，看中谁就拉她出去，我就是妳们的证婚人。”

　　两队男女先是沉默，有壹位喇嘛说：“出家人并不愿意结婚，若是还俗吧，也得在佛爷的认可之下才行。像今早排著队由队长下令选壹位夫人，这哪里是自由婚姻哪”！继续僵持了半小时，扫兴的分队长只得说：“妳们是贱骨头，不识好歹，快些走开吧。”

　　结果是好事变成坏事：两排男、女共有二十六人被关押，冲撞队长的喇嘛判的重刑，四名尼姑和村妇遭工作队员们轮奸。

　　据班禅额尔德尼曾给周总理的“意见书”中指出：“民主管理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和委员们，在寺院中嫖女客，酗酒狂欢，不仅自己作了，还动员僧众们也那样作，可称得上是同流合污”。

　　就是这位人大副委员长，他曾被打成叛国份子，坐牢九年八个月。

　　西藏独立或是自治

　　壹九八二年九月，由全国文联组织文化人访问团前往西藏，我是参加访问的成员之壹，同行者有周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黄宗英(电影明星)，还有河南和江西省文联主席等。

　　访问团看到了被破坏的寺院，已是壹片废墟，留下了碎瓦残壁。在行路中遇到的全都是妇女，证明了藏族中的男人，大部被杀害，或是饿死了。

　　在访问的第三天，陪同访问的米扎桑找了壹位被迫还俗的喇嘛，他对我们说：“四川人金某派到这里当了壹任县长，文化大革命他领导造反，造西藏人的反，也造菩萨的反，拆庙、毁庙都是他领头，此人发了财，他掠夺了大大小小的金菩萨，并且强迫藏民使用壹匹马驮回四川的老家”。

　　我和周明交谈中，提及考察藏人的民意倾向，便请米扎桑当翻译，她说只要做手势就行，只因藏民被汉人吓怕了，开口说话就是壹条罪状。大拇指和二拇指伸开像八字，就代表著八路军，中共官员，藏民左手掌朝下，这是表示否定，右手朝上即是“好”或拥护之意，按上述的哑谜方式访问过五十二名藏民(其中男子六人)，取得的结果：左手朝下的有四十八人，只有四名表示“好”。

　　汉人与藏民关系也是访问团的考察重点，其结果是汉人表现出的骄横姿态，使藏民感觉到农奴制又复活了。汉人不愿与藏族妇女通婚，可是经常发生奸污女性的事件，而她们又不知道告到法院去，只能忍气吞声咽下这口气。这又鼓励了更多的色鬼找妇女来泄欲。

　　上述有关汉人表现的两件事，便迫使藏民见著汉人只有避之唯恐不及了。由此联想起汉人中的官员们，不也是壹个模子里塑造出来的吗?

　　访问团在西藏只有十四天，获得的共识只有壹句话：“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才是藏族六百万人的领袖和代表”！

　　今年六月十八日的《世界日报》刊出标题为：“当局实施‘爱国主义’教育壹年后，承认难以改变藏民思想”。引其中壹节云：“爱国教育运动于去年六月开展，旨为粉碎流亡海外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影响力，被迫参与该运动的寺庙壹千八百间，运动推行后，数十名喇嘛因表现不佳而被捕。……在去年五月，西藏丹寺数名喇嘛因拒绝拆除达赖画像而被捕后壹个月，当局将寺院内所有地方达赖喇嘛画像充公，并到政府干部的寓所大肆搜查，没收所有达赖画像，尽管当局施行严厉的镇压手段，西藏西部和西南地区的大部份喇嘛，仍然把达赖照片串成项链，戴在颈上，以示对达赖活佛的忠诚”。

　　上述报导反映了最近驻藏官员仍然采用逮捕“表现不佳”的藏民，强制推行“爱国教育”，它的后果只会更促使藏民怨恨这个实行专制和摧残异族的政权，同时又昭示了广大的藏民始终爱戴本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没收他的画像不过是表现出无赖的流氓手法而已。

　　在美国新建的“自由亚洲电台”，于今年四月二十日转播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的演说，即引起了拉萨发生了骚乱事件，冲击政府机关、砸坏汽车、焚烧商店，并打伤执勤的干警多人。(引自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海外版《人民日报》)这是“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原文只写成“设在境外的电台”。从这里透露了藏民已采取使用暴力抗争的手段，这是对中共施行的恐怖政策的壹次报复，即表明过去维持的和平、理性、念佛、供长命灯，并不能保住藏族的生命。

　　中共倚仗武力夺取了整个大陆以后，对境内的少数民族实行了排斥、欺压和分期屠杀的政策。被迫害的异族大众，只有壹条争取生存的出路，那就是割断与母国的从属关系。民族独立的要求，正是中共的大汉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引起的。且举台湾作为旁证，当北京当局对台湾的民选政权逞凶霸道，企图堵杀其所有活动空间的时候，就迫使要求独立的呼声高涨起来。

　　按照国际间的惯例，各个民族都有获得独立的权利，视母国民族政策而定，同时还需要考虑四种情况：(壹)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分散在四面八方，就不能凝聚为统壹的整体，更难于求得大多数族人的共识，因而成不了气候：(二)还应考虑本民族独立后，经济上是改善或是下降了?如果是后者，那么，只有极少数的人赞同独立；(三)争取独立的少数民族，在本族中早就产生了众望所归的领袖，由他领导秘密的地下斗争，直至达到目的，例如印度有圣雄甘地，捷克有哈维尔，汉族有孙中山等：(四)当母国尊重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的信仰和风俗习惯，能安居乐业，试问，还有独立的必要吗?这第四种因素，实在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

　　综观世界各国在民主独立方面作出榜样的国家；(壹)原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二战以后经公民选举，北方的斯洛伐克成为独立的国家；(二)苏联在九O年后分裂成俄罗斯、乌克兰、塔吉克、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拉脱维亚等十五个独立国家；(三)加拿大有壹个魁北克省，大多数居民是法国来的移民，只能说法语，也要求独立。经和平谈判作出决议，由该省的公民投票来解决，而历史上的每次投票，独立的壹方总是败北；(四)在马来西亚有四分之壹的华人，在大英帝国放弃海外殖民地以后，即分出壹个新加坡的独立国家，而星国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在东亚的诸国中，都占优先，至于台湾，还在不断完善，她的终极目标，是统壹全中国。

　　据上述五种例证说明了壹个原理：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甚至大大超出了母国。不分青红皂白反对独立的人，大概是中共洗脑后的大汉族霸权主义，作了吹鼓手而已。

　　回头再提及达赖喇嘛的观点，他历次声明，未来的西藏实行民主自治，并且提出愿意与中共领导人举行和平谈判，而实行自治的地区，并不包括青海、宁夏、甘肃等处的藏族聚居区。

　　北京当局对此始终保持沉默，表明了不敢正面回应，实由于拿不出有力而有理的反驳，时间拖得愈久，有朝壹日中共政权自身难保，那就是总解决的时候!

　　1997．8．8纽约

　　《中国之春》1997年12月号

　　沉良庆

　　真话的分量到底有多重

　　－－评《南方周末》新年献辞

　　2005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以编辑部名义发佈新年献辞，题曰：“壹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在这个充斥谎言的国家，看到这种大言不惭地鼓励说真话，甚至小心翼翼地说出似是而非的真话，我忍不住要发出怪笑：听这种痴人说梦的真话，还不如听黄段子过瘾。汕尾大屠杀刚刚在眼皮底下发生，作爲喉舌身不由己，不能报导、评论（遑论挞伐）倒也罢了。此时此刻，不选择爲死难者默哀，反而踌躇满志地说什麽：“在广州大道中289号的高楼上，打望著南国天空，怀想著壹年来我们这个国家走过的历程……心灵安宁，如在世界开创的第壹个早上。”居心何在？煽情地说什麽：“它（指真话）就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伦理，我们理应担当之事。”这倒如实反映了喉舌的担当：与主子保持壹致的情感、伦理和真理标准。

　　“说真话”的标准由谁制订、由谁裁决？在这个权力和真理自上而下的国家，“说真话”的权利早已被官方的专断意志和垄断权力扭曲爲差序格局，标准由官方自上而下制订，又由官方自上而下进行裁决，全国服从全党、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上级能说的真话下级未必能说，官方能说的真话民间未必能说。如此壹来，还谈得上“说真话”吗？人们充其量只能在上级和官方划定的条条框框内说点可怜巴巴、不痛不痒的真话，喉舌亦不例外。在这样的国家，壹句真话的分量到底能有多重？抽象地谈论这个话题不仅会沦爲无意义，甚至有害。谁都知道言论自由的重要和真话的价值，这壹点并不需要喉舌谆谆教诲。事实上，官方比民间更清楚这壹点。所以，他们才不惜壹切代价控制言论、引导言论、规范言论，强迫人们说官方许可的“真话”和政治正确的话，禁止胡言乱语；用具体、含糊、选择性的政策文件代替抽象、清晰、普遍性的法律手段规范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至今不肯颁佈壹部哪怕是体现党国专断意志的新闻出版法；甚至用见不得人的流氓手段通过不留痕迹的电话指示对喉舌进行遥控。那种上级和官方许可或者至少能够容忍的真话，就变成了假话的点缀和粉饰，甚至于把拍马屁的假话变成“说真话”：

　　过去这壹年，我们的国家迈向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最接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历史关口。这壹年，经济高速发展，人权保障切实进步，政府推出各项举措大利民生，疏通价格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打破城乡壁垒等等，这些都使我们爲之自豪……更加社会主义，更加市场经济，我们的改革更加有望到位。

　　这份献辞除了歌功颂德，就是爲权力市场化、权贵私有化的寡头主义改革政策劝进。

　　在壹个封闭社会，“说真话”就是说假话；在壹个开放社会，“说真话”稀鬆平常，说假话倒是需要赌棍的冒险精神；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当下中国社会，“说真话”却成了喉舌和壹部分人的专利权、奢侈品：不甘寂寞的媒体、退职官僚、文人墨客根据主子脸色和自身需要，分阶段、有步骤、乐而不淫、哀而不怨地不断抖点“说真话”的“包袱”和“猛料”，然后坐收名利，或者挨廷杖。这正是国人被剥夺言论自由导致的结果。

　　能不能“说真话”，并不取决于喉舌是否有“说真话”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是否有“说真话”的权利和市场，即波普尔所谓“主体际性”（主体间性）。中国学界将“主体际性”归功于法兰克福学派殿军人物哈贝马斯。其实，新自由主义领军人物之壹的波普尔早在1943年就在规模宏大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该书第 2卷手稿完成于是年2月，次年出版全书）第23章批判了“知识社会学”关于“科学的客观性”的社会决定论，谈到“主体际性”和“科学方法的公共特徵”：

　　通过使其思想更“客观”，他们不可能获得我们所谓的“科学的客观性”。不，我们通常用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是依赖于不同的基础的。它是壹个科学方法的问题。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客观性与科学方法的社会方面是紧密相联的，与这壹事实也是紧密相联的，即科学和科学的客观性不会（也不能）産生于个别科学家追求客观性的企图，而是産生于许多科学家的合作。科学的客观性可以被描述爲科学方法的主体际性。

　　由于党国垄断了“说真话”的权力，喉舌难得说出的“壹句真话”不仅不“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而且比壹个民间媒体（假如存在的话）可能说出的“壹句错话”还要轻。有人可能会责备我太苛刻：“人家戴著镣铐跳舞，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如果壹个女人遭到强姦时不能选择反抗、无处控告或者不敢控告，即便不敢拔刀相助，我也会选择陪她流泪。但是，如果她竟然说出：“我很快活！”这样的真话，我只能骂壹句：“狗男女！”有人可能会说：“妳爲何不骂《人民日报》？”我只能说：“很抱歉，我从来不看那玩意！”

　　元月6日上午，合肥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张大队长、刘副大队长等老朋友突然光临寒舍。跟以往不同，这次壹进门就严正警告：“最近全国抓了七、八个，安徽就妳和张林跳得厉害，他已经被判了5年，该轮到妳了。妳不能再在海外反动媒体发表文章，否则，春节就不能带小孩回老家了。”言下之意是要到看守所过春节。话说到这壹步，我已无话可说。他们将下载的文章拿给我看：“妳已经构成颠覆罪了，我们是专政机关，不是街道调解员，妳不爲自己考虑，还得爲父母和孩子考虑。妳可以给国内媒体写点深层次的学术文章，最好赶快找份工作，我们可以帮忙。”总之，壹切都是我的错，是我不想工作，还要让家人受害，政府是无辜的，警察朋友更是苦口婆心。我在给洪哲胜先生的信中戏言：“既不能拿他们的话当圣旨，也不能拿他们的话当儿戏。最近壹片红色恐怖，我会根据形势和自身需要尽可能少说壹点、说得温柔壹点，但不会闭口，还是那句老话：人长嘴巴不仅仅是爲了吃饭。”

　　我老人家不辞辛苦、远涉重洋“说真话”都不行，喉舌却可以大谈“壹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这叫“官家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我可不想被喉舌鼓动，爲了说几句“比整个世界分量还重”的真话，独自跑到看守所过春节。

　　2006年1月20日

　　如何保护脆弱的言论自由

　　去年8月24日开庭的阜阳市政协副主席（原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起诉《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吴春桃夫妇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涉嫌诽谤案，引起海外中文媒体广泛关注，充当喉舌的国内媒体则集体失语。与此相反，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8月9日在上海再度颳起反对权贵私有化的“郎旋风”，壹石激起千重浪。从普通网民到“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家，从“左派”到“右派”，相继加入，或“挺”或“贬”。格林柯尔老闆顾雏军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郎咸平涉嫌诽谤，更增添了事件的戏剧性，却未听到海外中文媒体相关报导。两起分别涉及三农问题和产权改革问题且分别在海内和海外引起轰动的似乎不相干的诽谤案，在中国的问题背景下有著某种内在联繫。两起诽谤案的原告都是公众人物，前者是党政官员，后者是所谓“企业家”，诽谤涉及的都是事关公众利益而非个人隐私问题。

　　我不打算评价争讼的是非，尤其是后者牵涉到複杂的“问题”和“主义”，非壹篇短文所能廓清。无需赘述言论自由对于维护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的价值。在中国这样长期以来密佈“先决约束”和秋后算帐网罗的专制国家，如何保护脆弱的言论自由？普通法国家保护言论自由的历史经验，或许有助于解读正在发生的中国故事。

　　英、美普通法国家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经历了壹个从废除“先决约束”到免于秋后算帐的、由弱到强、逐步深化过程。18世纪普通法先圣布莱克斯通认为，政府不得阻止公民按自己的意愿发表文章，即进行“先决约束”。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也论述了这种传统的英国式言论自由。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规定：政府“不可制定任何……剥夺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的法律。”自1798年煽动罪法案通过以来的壹个多世纪裡，儘管麦迪逊认为该法案违宪，杰斐逊在当选总统后赦免了被判此罪的人犯，对第1修正案的权威解释仍然局限于不允许“先决约束”。在斯耐克、贝尔诉美国案中确立“明显而现实危险”标准的霍姆斯大法官，则在第1条修正案和防止颠覆活动的要求之间徘徊，认为并非所有言论都能得到这种法律保护。儘管他在阿伯拉姆斯诉美国案中发表了生动感人的反对意见：“思想的自由交流更有助于通向人们期望的终极的善，检验真理的最佳标准是看某壹思想是否具有足够的力量在市场竞争中被接受。”该意见和布兰代斯大法官在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热情洋溢的附议，成为沙利文规则确立之前支援言论自由的两个经典案例。正是在此意义上，强调言论自由不仅具有工具价值，而且本身就有价值。激进地为色情文学辩护的哈佛大学教授德沃金在《为什麽言论必须自由？》壹文中甚至盛讚霍姆斯“狮子毕竟是狮子。”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登载的描述蒙哥马利市警察对待抗议的黑人学童广告颇有不实之词。管理警察局的政府官员沙利文，遂以该广告损害其名誉向亚拉巴马州法院提起诽谤诉讼。地方陪审团判决他获得赔偿50万美元。《纽约时报》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终打赢这场官司。这就是美国宪法史上堪称经典的《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376 U.S. 254[1964]）案。布伦南大法官在判决中说：

　　“损害官员声誉这个理由与事实错误壹样不能给压制事实上应当自由的言论以任何正当理由……如果壹种规则要求职务行为的批评者保证他作出的所有关于事实的断言都是真实的，将导致壹种相应的‘自我审查制度’……宪法保障要求壹个联邦规则的存在，该规则禁止公职人员因壹个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诽谤性的虚假言论而要求损害赔偿，除非他能证明此种言论是出于‘实际恶意’。”

　　证明“实际恶意”即便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诚如德沃金所言：假如没有沙利文规则，水门事件的调查或类似的揭露丑闻报导能否问世就值得怀疑。

　　中国的罪恶能够暴露在阳光下吗？我们将拭目以待。

　　高智晟

　　“泛五毛”对中国言论自由的破坏

　　在人类群体中讨论是否该拒斥人的权利本是个极荒谬绝伦的命题，而这是我们中国人年复壹年面对的黑暗现实!而于人类群体里讨论人类权利成了公开的禁忌，被壹个政府当作极恐怖的危险而以更恐怖的方式予打压，任何倘有人类正常感情者都能晓明，这国存在著反人类的政府。不难想象这种政府的野蛮及对人类文明前景和声誉的反动和危害至怎样严酷的程度。中国社会今天野蛮的言论管制环境即是这种反动及危害的可怕成绩，而这种反动及危害常并不全来自恶政权。

　　于言论自由的暴虐压逼是中共钳制人民思想的传统手法，而驱策“五毛党”狙击人民自由言说则是流氓的新战术，这是比较的好识别的，作为人类自由言论死敌的地位也是确实的。而在中国，另壹个阻遏人民自由言论及其感情生成环境的劲敌却为绝大多数人忽视：数目更其庞大的“泛五毛”群体现象。

　　无疑，“泛五毛”是相较于“五毛”而言的。相较“五毛”对言论自由价值的干脆反动及愚昧认识，“泛五毛”们则正相反，是赞成言论自由原则的，但实际行动上对自由言论的危害于嫡派“五毛”们无异，连手法都趋壹律：恣恣肆肆的漫骂，干干脆脆的下流，目的只有壹个，即以不堪的辱骂来阻止他人于己不合的言论。

　　我用真名加入微信群便必得了被封号的命运，百人以上的群又有别的条件阻限而也无法加入。但我常能得了别人关于群里“泛五毛”们横行无羁的苦诉。诸如前天壹位朋友在微信中说他在壹个万人群里挺郭文贵竟被野蛮辱骂并被踢出了群，这种经验许多人都有，惟程度之异而已。

　　言论自由不是壹项不分场合、地点可以任意使用的绝对权利。言论自由当然不含使用那些会造成伤害的污秽、下流、咒骂和诽谤性的语言。我想于正常人群这是不难理解的。而“泛五毛”们粗暴辱骂的目的正是为了吓阻他人与己不壹致的言说。这是他们对自己认同的言论自由的壹种不含糊的反动，但他们却不自知。更可悲的是，妳若试著提醒他们正破坏著言论自由的意义，他们的辱骂会更其的超出人理，而终于的胜利者总是他们。他们规律性的是不与不同持见者辩论，而是渐次升级开始人身攻击，先否定妳的大脑、人格，若效果不彰便会扩大辱骂范围，骂词惊人的滂沛，上迄祖宗，旁连其他亲眷，我自己就碰到过几回，都以仓惶退离收局。

　　这依然的是壹种可怕的专制病毒，而症状却不若“五毛”般显明，因而也便更加的难医。但它对中国人群中言论自由习惯的建立及生长的危害相较于“五毛”还要大的多。人们耻与“五毛”为伍的共识其本可阻绝与他们在群里的遭遇，而“泛五毛”们却密布于几乎所有的群里。他们总是群里最活跃的部分，认识及思想能力不上不下，几至壹律的固执而自以为是，且很能讨得群里的人脉气氛，影响甚至于主导著群里言论及认识的方向，其危害不难想见。

　　中国言论自由社会环境的形成将不会是件容易的事。有些“泛五毛”们怪戾的脾气、习惯已深入了个体生命的深处，从而不能自拨，更不能自知，这是我们未来建立路上不可低估的大障碍。壹些“泛五毛”动辄即将自己或自己壹派的认识标准化，作了真理的尺度，却不懂得壹丝批判的精神，妳若试著指出他观点明显错谬，必会招致毫无理智的指责乃至辱骂在群里成了普遍现象。而那“壹律”唯己正确、消灭不同声音的恶习却与他们所反抗的对象毫无二致。“泛五毛”们另壹个特征是同质认识及同质认识水准汇聚的圈子里形成了露骨的相互标榜、而排斥异见的声音，动辄即踢异见者出群，然后在壹片壹律的声音里过活，不特国内如此，国外那些共产党的反对者群里亦大都如此。最可怕的是，倘是他们自己壹派的人，便是逻辑再荒谬再畸形，也不会有人出来批评。我常想这就是中国未来沉重的所在、困难的维度。

　　我们可以对某种言论表示怀疑乃至反对，我们却绝不可以动辄即试图否定它、管制它乃至去消灭它。尤其是生活了美国几十年者，照常理说应当能看到，自由的思想、言论已是如此深入地融合在他们的整个国家、社会生活及政治文化中。表达自由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在创造性动力，加之技术上飞跃性的传播进步发展，不仅更加提升了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对自由思想及言论的表达环境，伴之而生长的则是美国公民与限制言论自由的任何企图进行针锋相对的、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几十年耳濡目染，便是铁石心肠亦当为之改变，然而我们看到了反面的情形。这种情形真是壹种可悲的不幸——首先是于他们自己，忠言逆耳只对识得之价值者能利于行。

　　在能够自由思想、自由言说的社会里，它具有对社会弊端的自我疗治功能。这在今天的中国显然无可能，只要谈问题，便必会刺痛壹些东西的神经。足以摧毁社会生存前途的触目惊心的腐败及黑暗永被掩盖，这种完全丧失理智的、辄即暴力遮堵问题的行径已经使中国社会健康发展前景付出了惨重代价，“泛五毛”们客观上正是这摧毁力量的赞助者。

　　2017年后的中国，必将经历类似美国上世纪初发生的那场揭黑社会运动。无论它怎样触目惊心，怎样惨不忍睹，我们必须清醒地去面对它。无疑，我们会面对许多问题，极权专制作为制度的死去，并不能立竿见影让曾使它肮脏生命蓬勃肆虐的感情、习惯立死。可怕的专制毒素已浸入了许多同胞的骨髓，“泛五毛”现象已成了这些人生命的壹部分。

　　专制邪恶就在于它使许多人生命功能失灵，他们完全否定了自己眼睛及大脑的功能，久而久之使自己不知不觉变成了壹个不完全的人。“泛五毛”再壹个特征是，他们于明显的错谬不仅不自知，反而以他病态的判识尺度，激进地予壹切与他的认识不同者作出否定的结论，他们反而认为是别人已经不正常。这是当下及未来壹个较长时期中国病的最可怕症候。

　　任何有目共睹的社会弊端革除起来并不十分棘手，有目共睹便易达成共识，而又合力以赴。但有些弊端的可怕在于它与我们许多同胞的生命及生命感情合体、成了生命本身，而自我感觉甚好，大部分旁人又不能看清了，这就是问题的极复杂壹面。

　　“泛五毛”们总对他人的正常保有著敏感的警惕，妳若在他面前表现出了妳作为人的正常，妳就是严重冒犯了他，他就会激烈表达对妳的反感，并会指责妳的“不正常”，这是他们的另壹个病症所在。

　　钳制人民思想、言论自由的恶果便首先显现在钳制者自己身上。先是慢慢地丧失人类的感情及思想特征，终于最后必然地使自己丧失人性，变成壹个冷酷的专制动物。已经显见的现实是，不允许人们表达与己不同的见解的后果是，在个人人性及心智方面，遭受最严重损害者却是他们自己。他们首先使自己丧失了进行自由与大胆探索讨论的习惯，不知不觉中便丧失了作为正常人在这方面的感情，他们作为人的理性及心智特征不但停止了正常的生长，反而迅速地褪化了乃至斫削全无。

　　当壹群人丧失了独立思考、正常怀疑的人类感情时，使他们去探索真理，使文明生长，那等于把石头当成鸡蛋孵化。人类社会已显明了的普遍经验表明，独立自由的思想、言论环境，是生成伟大思想成就的前提，亦是芸芸众生理性、心智生长、发展的必要条件。压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强逼人们放弃自己的思想和表达，是人类社会中最丑恶、最蛮横而最不可思议的暴虐。

　　而2017年后的中国，普遍而实质性的思想及言论自由环境建立及维持，需要人们对企图控制或影响思想、言论自由的行为保持敏感的警惕及不妥协的斗争。壹方面，这是中国民主宪政制度良性生长的必要前提，另壹方面，这样作完全符合我们、我们子孙后代的长远福祉。西方的成熟经验显明，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对于监督、改变弊政，使社会风气改变并良性生长，对公民社会的发育、发展影响巨大，这种自由的价值无可替代。没有了这种自由或这种自由是不完整的，自由民主宪政的美好制度就不能存在，这是“泛五毛”病症发现并矫治的大意义所在。

　　纪念高贵的殉道者，他们是我们民族的光荣

　　昨日在母亲遗柜里寻物时偶得《高智晟律师文选》壹本，坐下来壹口气读了致中共贼首的三封公开信，在自己有了同样的酷刑经历后，才真晓了那种灾难的何其惊心动魄!山东的魏秀玲“死”而复活而终于又死。今天再读，其悲惨状直使人窒息，她死前下身竟是裸露著的，我的心持续为之颤抖著。“长春的刘博扬母子在被折磨至死前母子惨叫声互闻……”写下这些实地调查的文字又十年矣，杀人凶手们依然是“领导同志”，依然昂首挺肚，早已忘记了他们脸上永不可褪去的血污。这是类央视、《环球时报》、《解放军报》诸恶媒体的成绩，是全体壹路麻木下去的人民的功劳，是久淤于襟的耻辱。我彼时写予胡、温的那些文字，终于不能撼动这世界上壹些人麻木了的灵魂，邪恶政权行事如鬼的恶行依然未见有纤毫的改变。我的周围，壹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依然不舍昼夜地游荡著，认真经营著他们的主子永远将中国留在黑暗里的酣梦。这是潘基文们看不到也不愿看到的。潘基文、普京、朴瑾惠们，他们好似别的星球的来客，对有目共睹的中国人权灾难充耳不闻，对邀请他们来壹同光荣的恶棍们在当下中国的冷酷打压言论、思想及信仰自由，野蛮阻挠宪政，阻挠教育改革、医保改革，阻挠司法独立，阻挠壹切普世文明价值传播的有目共睹的丑行全无触动。当有文字记录并揭晾他们麻木了的灵魂。

　　中共黑恶势力新近在全国范围内对数百维权律师的刑狱、鞫讯、被失踪的暴行，是继“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及持续血腥强制拆迁暴行后的又壹公开的反人类罪的历史恶记录。这是人类文明共有的耻辱事件，不知潘基文们的内心是怎样与这些显然的反人类罪恶办理交涉的?这次强盗集团的阅兵，在全国范围内，所有的上访人员、异见人士都遭致压迫性管制，北京市，尚连饭馆吃饭都必须出示身分证，提前十几天即停办了壹切包裹邮寄业务。这全是为了给潘基文们眼里营造好的世界，给作贼心虚的恶棍们营造共欢的环境。

　　现在可以公开的是，我有两部书稿已于8月中旬成功转移出去，壹本《2017年，起来中国》，另壹本未予名，两本书将在年内面世，书中是有些看头予读者的，故今天在此不想再多写矣。

　　我想在此庄严地向妳们保证，所有今天发生在中国的反人类罪暴行，均无例外地将在2017年年底开始接受特别法庭的审判，其中究竟在即将出版的书里有详述。

　　读三封公开信后信马由缰写下上述文字，以纪念那些已往逝的、高贵的殉道者，他们是我们民族的光荣，是这民族的最后力量，是这民族尚可有为、尚可高贵的证据，纪念他们，是我们终于还未完全泯灭良心的证据。

　　高智晟，2015年9月12日予。

　　郭国汀

　　中共专制暴政下为什么冤假错案堆积如山?

　　根本原因首先在于中共政权是个壹党特权独裁专制且不受任何有效力量制约的人类历史上最恶劣最坏的政治体制。由于中共实际撑控了政军警特公检法司监狱媒体文化教育宗教，亦即中共独裁撑控壹切，而由“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造成绝对腐败”的政治学定律可以推论出“不受任何有效力量制约的绝对权力则必然导致绝对腐败和绝对残暴！”中共专制暴政正是此种不受任何有效力量制约的绝对权力。其次是因为中共专制暴政下，立法严重不公，而立法不公是最大的司法不公，因为水源受污染，必然使整条河流受污染。再次是因为中共独裁撑控公检法司军警特，使得司法独立及法官独立审判成为不可能。中共立法时故意将全世界通行的“法官独立审判权”掉包为“法院独立审判”，而中共通过审判委员会（成员百分之百系中共党员）法院党委及政府特设政法委书记，严密撑控法院，因而使得法官根本无法依良知与法律（本身即包括大量恶法）独立判案。事实上，所有政治案及敏感案件，均是由审判委员会或政法委书记定案，经办法官仅是按其指示园案而已，也即“审者无判案权，判者未经审案”。再者，中国根本不存在独立媒体当然不可能有所谓新闻自由，为了生存所有媒体要么自宫要么被阉，使得所有敏感案及政治案全部被强制消音，因而没有新闻监督社会监督。此外，律师同样很大程度上被伪司法部和伪律师协会撑控生存权，中共司法体制实质上是个逼良为娼的罪恶体制，事实上众多中国律师业已被逼沦为司法娼妓，成为唯钱是追丧失律师职业道德伦理的经济动物，还有不少律师则成为中共专制暴政的帮凶，最典型的即是所谓北京十大优秀律师，现任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李大进！若律师坚持真理坚持法治原则办案十有八九必受中共流氓秋后算账，轻者停业，失业，如张鉴康，杨再新，唐荆陵，郭燕及笔者；重者劳教判刑，如刘如平，朱宇飙，郑恩宠，高智晟，郭飞雄；或随时受中共特务监控骚扰暴打，如张思之，浦志强，李和平，莫少平，腾飙，李方平，江天勇，黎雄冰。。。鉴于上述原因，中共专制暴政下必然源源不断地泡制大量冤假错案。另壹重要原因乃是受害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受侵害者，得不到及时公正合理赔偿也是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的原因。

　　西方自由民主宪政国家冤假错案极少发生，因为其政治体制属自由民主宪政体制，代议制民主政体，所有政府官员立法代表均系全民定期选举产生，他们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因而必须对选民负责而非对任何政党负责；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人权法治的保障，政府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权力非常有限；独立自由媒体对政府及其官员和全社会生活的全面随时跟踪监督报导；独立司法体制下法官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有至高无上的真正独立审判权；律师则完全自治得以全力为当事人辩护；因此在自由民主宪政体制下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正义、公正货真价实。即便偶尔发生冤案受害人也能及时获得丰厚国家赔偿。例如加拿大著名冤案赔偿甚至令受害人成为富翁：

　　? David Milgaard因强奸杀人冤案于1970年至1992年坐牢23年，后经DNA证据排除，宣布无罪；1999年名叫Larry Fisher的真凶落网，David 获Saskatchewan政府赔偿1000万加元；? 壹名叫Simon Marshall 的弱智者，1997年被指控犯有15起强奸罪，他认罪服刑6年后释放，随后又被指控犯有三起强奸罪再次被捕，他亦认罪，并被媒体戏称做the Ste-Foy Rapist，但最终经DNA检测证明其完全无辜。因此2006年12月，Quebec 政府赔偿了24岁的SIMON230万加元。

　　? Thomas Sophonow 因杀人冤案于1981年被三次审判并坐牢四年，上诉法院1985年判其无罪，2000年6月8日，警方依DNA证据宣告系错案，2001年获赔260万加元；? Donald Marshall 1971年因杀人罪被冤判无期，1983年上诉法院改判其无罪，后政府赔偿他25万加元另加每月的养老金。

　　反观中国著名冤假错案的赔偿情况则令人心酸：

　　? 安微王忠志反革命50年冤案，1957年因拒绝村书记嫁女好意被被直接送到看守所关禁闭，理由是其不服从指挥，这壹关便是12 年，随后被当作反革命罪判刑6年，后加刑4年。经2000多次申诉于50年后的2007年1月获平反现索赔86万元；? 湖北佘祥林因杀妻冤案坐牢11年获赔46万元，其中限制人身自由金255894.47元 (4009天×63.83元/天)；无名女尸安葬费1100元，家庭生活困难补助20万元。（据《现代金报》9月1日）；? 云南武威王柏元、袁秀英母子抢枪杀人冤案被分别判死刑和9年徒期，15年后获25万元赔偿；? 湖南省湘乡市东郊乡石江村农民王威发1972年被屈打成招的抢劫、强奸罪冤案30年后得以平反昭雪，仅获33000元补偿；? 2001年陕西咸阳发生荒唐的“处女嫖娼案”，法院判决被告泾阳县公安局事后向惨遭蹂躏的少女麻旦旦支付赔偿金74．66元！

　　? 河南人肖世斌因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1981年改判无罪时已坐牢十年，为讨赔偿上访二十六年迄今未获分文赔偿壹直在京上访。前几年已患直肠癌，开刀手术治疗后，癌症已经转移，由于经济困难钱，无法再作治疗；? 1997年黑龙江宋德文[强奸杀人]冤案坐牢七年迄今分文未获赔；黑龙江哈尔滨铁路工人史延生因“抢劫杀人”被判死缓，其母等3人被判包庇罪，壹家七口共被羁押5101天，获赔6000余元！

　　? 2004年11月份，半月谈披露了河南三门峡市高铁钢“杀人喂狗冤案”，三门峡市湖滨公安分局刑警对高铁钢连续逼供16个昼夜，湖滨区检察院在违法的批捕书上签上：批准逮捕高铁钢证据不足，暂时批捕。局长谭鲁生编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心理测试专家武伯欣教授认定高铁钢有杀人嫌疑的结论。由此，高铁钢作为“杀人喂狗”嫌疑犯被无辜关押677天。事后，公安局和检察院分别按超期羁押日均55.93元赔偿标准给高铁钢国家赔偿，再无下文；? 2005年9月安徽学生张虎张峰焦华王浩等四名学生因杀人冤案受安徽省巢湖市警方100天刑讯逼供致精神崩溃全部招供，2006年1月23日真相大白，协议中不提刑讯逼供每人获赔6万元。

　　比较上述加中冤案赔偿案可见加拿大的冤案赔偿标准是按中产阶级平均年收入的十倍赔偿冤案受害者（1034—1800加元/天相当于每天赔偿人民币7238元至12600元）。中国冤案国家赔偿之可怜可悲荒唐至极！其赔偿标准是按城市下层最低收入标准（5元人民币/天），不赔精神损害和其他实际损失；且无权无势越老实者，越得不到分文赔偿，由此可见中共特色的所谓社会主义是什么货色。因为中共窃国盗政上千万贪官污吏早已掏空了国库（详见郭国汀《中共政权是吸血鬼暴政！》），且在无知缺德乏能的中共专制暴政下每26个国民必须养活壹位如蝗虫般的中共党政干部，加之专制暴政必然时刻人为制造无数冤假错案。使得国库根本不堪重负当然无能力按公平合理的标准赔偿。欲根除冤假错案，唯有彻底抛弃中共专制暴政，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2008年8月17日第129个反中共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维权抗暴日于加拿大冲破精神思想的牢狱

　　——自由要义

　　迄今为止吾目力所及，应该殷海光先生有关自由的论述最为经典也最为通俗易懂。日后若有方家出现只能是好事。 至于错君之论吾不拟再与之作无谓的论战，因为汝有太多的玩世不恭，尽管吾敬佩汝之顽强斗志，恕不再奉陪；因吾实在没有时间，我已浪费过多的时间与汝论战了。汝之其他兄弟，吾当然不论了。汝等爱怎么说悉听尊便。

　　至于是杂货埔还是超市，此种争论更无任何意义，吾并无多少学问有的仅是壹点独立思考所得的独立思想仅此而已。不过，请君记住：“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而鸡永远也无法飞得像鹰壹样高”!

　　此外，还有不少网友指责吾自封为“大律师”或是“大大律师”或是其他什么的，这好像是汝等强加给我的。吾历来公开宣称自己决不是什么大律师，仅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在律师界混得差点失业的穷大律师而已!吾并不聪明，更不是天才，仅是个十二分自信的家伙，而且吾之’二百五’式或’洋径浜’式的中英文是不入流的，登不了大雅之堂。

　　再者吾之自由主义观，是真是伪，吾为争取国人本应享有的诸种自由权，究境是“装腔作势”还是其他什么的，历史自有公断，时间老人对壹切人均万分公平，决不厚此薄彼。对于甘愿作奴隶的人们，自由当然是壹钱不值!

　　思想自由，如果要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必须以言论自由为前提，言论自由又与意见自由和出版自由密切相关。

　　在没有政治安全之所，意见便不能自由流通，意见不能自由流通之处，人民终年在哑塞状态之下昏然欲毙，哪会有旋转乾坤的力量?

　　任何民主国家不禁止公民的言论自由，以及求知的自由。但所有的极权国家，都禁止言论自由，剥夺人民求知的自由。剥夺的方式除了控制消息来源之外，便是拿壹些天方夜谭来当作真理，如有不从，就威胁饭碗，进壹步则消灭人身，在此类地区所有的广播，报纸，刊物的论调均如出壹辙。

　　言论自由是人之基本自由。惟具有此种自由，人才能有人之尊严。言论自由与极权统治不相容，因为所有的极权统治，都是建立在神话乘暴力之上。言论自由壹实现，那些神话容易被拆穿，那种脚本的戏就唱不成了。极权统治永远要大多数人放弃自己的意见，惟少数人的意见是听。

　　在民主国度壹定要经过充分的自由讨论，让各人发表各自的意见，不经本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国家的名义拿走他人壹块钱，更不用说夺走壹条人命!

　　如果国家的政策是正确的，那么正确的政策应该不怕在真正自由讨论的场合公开争辩，接受多方面的质疑。权势只能建立权势，但权势永远不能树立真理。真理只能在自由讨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控制公共媒体者，实在不难让人民只知道片面的消息，把壹切认为不合适的消息来源都过滤掉了，只留下其认为合适的壹种消息，使大家构成同壹种世界观。这种愚民虐政是虐政中最虐的壹种。人民已成为思想监狱的囚徒而不自知。

　　真理的言论应能在言论自由市场上立足，让持不同意见者诘难。只有经过这种自由争辩的言论，才有希望被视为真理。真理无需真理以外的力量来推销，也不需要真理以外的力量来保护。

　　人间愈是珍贵的事物愈是难得。言论自由即是如此。真正享有言论自由的只是那些老资格的民主国。其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权，且不受政治理由的限制。

　　要达到壹个美好的社会，可行的途径就是发挥个人的自由创造力。

　　壹切形态的极权统治和真知真识真理势不两立。

　　现代极权统治刻意洗掉壹切客观知识，而换上依其政治需要来编织成的壹套伪知识。

　　任何言论任何思想得自由地陈列在自由市场任人自由选择。言论问题只有用言论来对付，思想问题只有用思想来解决。信仰问题只有宗教方法才能解释。

　　在正义之治社会，没有任何壹种言论和思想可以特别居于垄断地位，而受到特别保护。各种言论和思想自由竞争，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直接诉诸个人的观察，判断，分析等能力。凡用国家暴力强制确立的思想，无不证实为谬论。因为强制只能制造谎言而决不可能造就真理。

　　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为不可知的事，及不可预料的事预留地步，人惟有能继续不断地自由创造，人生才有不断开拓的远景。大自然之神奇永远是人类智慧无法探明的，永恒的发明发现创造便是人类的使命。

　　人类的坦途是自由。在自由的制度中，各个人才能充分发挥创造力，人皆可充分发挥创造力，文化才可能有多彩多姿的发展。人类唯有在获得身心灵魂自由时，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以上是殷海光先生在1956年至1958年间公开发表在台湾省的言论，至少表明国民党专制时期自由是多少的问题，而中共专制暴政下则自由是有无的问题。大陆并非没有学人有此等思想，而是大陆极权专制长期的政治高压，言论钳制政策，使得大陆学人思想停滞，不敢想更不敢说而已，以至直至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律师这个公认为学识水准最高的群体中，仍有如此众多的网友们主张：我们已经十八分自由了!国人水准不足以享受自由!吾国经济落后不能主张自由，国民素质太低不配享有自由，否则亡国灭种之祸立至矣!南郭真的无话可说!

　　思想言论出版新闻舆论教育演讲结社自由万岁!

　　郭宝胜

　　虐杀政治犯要成为常态吗？

　　——从张六毛惨死看被羁押者人权

　　虽然中国自称没有政治犯，但是那些因人权、政治公义而挑战中共政权并被抓捕关押在看守所、监狱等羁押场所的犯人，就是中国广义上的政治犯。在1997年新《刑法》实施前，政治犯壹般指犯有反革命罪的公民，1997年后，主要是指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公民。改革开放前及“文革”期间，反革命罪等政治犯是被严加看管和低人壹等的犯人，虐待虐杀司空见惯；改革开放后的很长壹段时间，对政治犯待遇相比其他犯人稍有提升，尤其是比较有名的政治犯，看守所、监狱算是比较尊重他们。

　　但是最近几年，政治犯却成为要特别虐待的另类，警察、管教对待政治犯的严酷超过其他类型的犯人，政治犯在看守所、监狱等地受尽欺辱、甚至被折磨致死。从唐荆陵、郭飞雄、刘远东等不得放风，到力虹、李旺阳、曹顺利不明不白死在监狱等羁押看守场所，和最近发生的维权人士张六毛惨死在广州第三看守所事件，都说明如今虐待甚至虐杀政治犯已经成为常态，对待政治犯已经退回到“文革”时期，这壹切不能不引起海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与呼吁。

　　张六毛，男性，1972年6月20日出生，广州公民，曾任职广州中石化，因公民活动而被公司藉故开除。2015年8月15日，疑因涉及《杜鹃》杂志案件，被二十多个警察闯入他家及其亲属家中进行查抄，并宣佈张六毛因“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曾关押于广州天河区看守所，后转至广州第三看守所。律师申请会见被当局以张六毛涉嫌“反党”“反国家”禁止会见，最终律师被迫退出。11月3日，其家属接到广州第三看守所的电话：称张六毛已去世。11月4日，张六毛的亲属与陈进学律师前往广州三看瞭解情况，看守所说尸体在殡仪馆。11月5日，由于没有死亡鑑定书，家属和律师在殡仪馆无法见到遗体。同日，中国公安部刊文《“项羽后人”梦“天下”、“影子兵团”演闹剧——广东警方摧毁壹个企图制造爆炸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团伙》，污蔑张六毛是制造炸药妄图暴力颠覆政权的恐怖份子，并称其被捕后死于鼻咽癌晚期。媒体定性、掩盖真相，是中共壹贯手法。

　　从张六毛的突然去世、警方百般刁难家属见遗体和媒体造谣定性下结论，足以知道张六毛死因有疑，完全是非正常死亡，十有八九是被殴打致死的。张六毛被虐杀说明中共国家机器对人权活动人士的镇压已不择手段、穷凶极恶，警察们对政治犯的虐待和仇恨已经达到了壹个新的高度，参与声援张六毛事件的诸多人权活动人士都表达出如此心声：“今天张六毛、明天妳我他”。

　　人权活动人士及政治犯在监狱中受虐待甚至被虐杀，张六毛不是近年来的第壹个，也不会是最后壹个。力虹、李旺阳、曹顺利是近几年被虐杀的著名人士。力虹即张建红，1958年出生，他曾于1989年六四期间发动宁波市文学界和新闻界声援北京大学生的抗议活动而被劳教3年。2007年1月12日力虹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六年徒刑。在狱中因受虐待，患上壹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造成双臂肌肉严重萎缩，期间力虹的家属多次申请保外就医均被拒绝，延至2010年6月才获准保外就医，但其时已经全身瘫痪，很快去世。力虹死时才52岁。他纯属被国家机器在羁押场所虐杀。

　　李旺阳，1950年生，湖南邵阳人，他是中国独立工会最早的活动分子，1989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被判入狱13年，2001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又囚禁10年，累计达22年。2012年5月22日接受香港有线电视访谈，访谈在6月2日播出，当地国保严密监控李旺阳，6月6日，在湖南邵阳市壹间医院被其亲属发现身亡，死因成疑。当局尸检报告结论是自杀，但遗体在没有亲人许可下被强行火化。李旺阳被自杀事件引起海内外、尤其是香港大规模的抗议和游行。

　　曹顺利，1961年生，北京大学法学硕士。2008年曹顺利在北京发起“北京维权之旅”活动，因此被劳教1年。2010年刚出劳教所16天，又因世博会再次被劳教1年零3个月。曹顺利女士于2013年9月14日又因多起人权活动被抓捕，当天送进朝阳区看守所羁押。曹被羁押看守所期间，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当局拒绝让其及时治疗。直至2014年2月19日昏迷被送进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延至2014年3月14日去世。

　　张六毛、力虹、李旺阳、曹顺利等被虐杀的政治犯仅仅是近年来在羁押场所被迫害致死的人权活动人士的冰山壹角。如果加上新疆、内蒙、西藏（如著名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在关押13年后莫名死亡，他的死亡引发衝突，警方开枪）人权活动人士、法轮功和基督教等宗教自由人士在羁押场所被虐待致死的，这个数字是非常巨大的。足以震惊全球。

　　除了近年来中国政治犯被虐待致死案不断增加外，对政治犯在羁押场所的虐待迫害近年来也在加剧。正如刚出狱不久的著名人权活动人士赵常青所说：“我认为在监狱的情况非常恶劣，可以说这次所承受的苦难，比以前几次牢狱所承受的苦难总数还要多”。

　　根据笔者在1993-1999年被羁押过的北京、深圳等全国四个看守所的经验，当时管教们对政治犯还算比较尊重，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政治犯不是流氓、抢匪，不是因个人私利抓进来的，他们中不少人还认为政治犯为社会道义进来，值得尊敬。各地警察、看守所管教如果知道妳是政治犯，壹般会礼貌壹些，有大学毕业的管教还特别喜欢跟政治犯聊天解闷。但是近年来由于中国社会矛盾加剧、国人道德良知的堕落和泯灭、中共极权统治法西斯化达到极致，故对政治犯的折磨、虐待也不断升级。广州看守所对人权人士郭飞雄、唐荆陵、刘远东等的禁止放风就是典型案例。

　　根据1990年发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二十五条：“人犯每日应当有必要的睡眠时间和壹至两小时的室外活动。看守所应当建立人犯的防疫和清洁卫生制度”。看守所中的室外活动，俗称“放风”。笔者在广东深圳看守所被羁押过三年半。深圳看守所每个仓（即监室）都连著壹个放风场，通过壹个铁门相连，铁门用电控制，非常厚实。铁门外为壹个没有屋顶的三面围牆围起来的小场子即放风场，屋顶被铁条严严实实地分割著天空。壹般放风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五点。放风是犯人们最开心的时间。我在深圳市看守所时，除了下雨天和管教故意处罚整个监仓外，都有放风的机会。在放风场走走，呼吸下新鲜空气，仰望下被铁条分割的天空，心情就稍微舒畅些。如果通往放风场的铁门紧闭，如果整天不给妳放风的机会，那种感觉就快窒息而亡。

　　但放风这个所有犯人的基本权利，近来在政治犯身上不予实施了。众多人权媒体确认，自2013年8月8日被捕至今日为止，中国民主活动家郭飞雄（本名杨茂东）已经在广州天河看守所被关押2年多没有放风。其律师多次抗议无用。律师报告说，在最近的会见中发现郭飞雄的记忆力、表达和思维都已经受到损害。

　　同是广州人权活动家的刘远东于2013年2月23日被捕，其代理律师刘正清在2015年8月19日指出，刘远东被关押两年多，至今不获放风，所以没见阳光，仓内挤满人，他患有肠胃病、皮肤病等，情况不好。

　　另在唐荆陵壹案中，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的首倡者和主要推动者唐荆陵自2014年5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后，邮寄和送书、寄信都被第壹看守所扣压和退回。在被关押期间，唐的母亲去世，而当局也没有同意他回家看母亲最后壹面。唐荆陵及同案政治犯袁新亭、王清营三人自入狱后1年多没有放风，他们被迫参加劳动、晚上被迫值夜班，关在壹个二十平米20壹30人的房内，营养不足、生活条件很差，生病得不到医治，变相被同室和管教欺侮，经受被带手铐、脚铐、定铐等折磨。折磨还导致王清营精神状况失控。

　　海内外人权活动人士对中国当局不给予郭飞雄、刘远东、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等政治犯放风的权利表示极大的愤怒和不安，认为这是将政治犯与其他犯人区别开来加倍迫害和虐待的典型案例，是对他们的蓄意残害和慢性屠杀。

　　总之，中共的法西斯化、中国社会的“文革”化越来越明显，其中的壹个表徵，就是对政治犯的虐待和虐杀越来越剧烈，几乎要接近“文革”时期了。被虐杀的张六毛、力虹、李旺阳、曹顺利等人权活动人士，至今还在虐待中的郭飞雄、刘远东、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等人权活动人士，都应该引起国际社会和全球正义人士的广泛关注，而中共当局对作为政治犯的人权活动人士的暴行，必须受到全球正义力量的揭露、谴责和制止，否则中共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虐待政治犯、虐杀政治犯，并使其成为常态。海内外的人权活动人士，让我们无所畏惧、全力以赴，为那些正在被虐待的同道、为中国的人权民主事业呐喊到底、抗争到底！

　　伍凡

　　审薄案是壹场双簧闹剧而已

　　公审薄熙来是以小罪掩盖大罪

　　过去这壹週有好多大戏在看，这个戏还在演。从习近平角度来讲，他面临的是党内的斗争、社会矛盾激化、经济下滑、资金外流，壹系列的问题都在这个时候爆发了。那麽党内斗争目前最激烈的壹场，“公审薄熙来”这场大戏正在上演。今天是第三天了还没有结束。我看了这3天，这个戏越看越没有味道，为甚麽讲没有味道？妳看到最后，从这场大戏的裡边，妳究竟看出实实在在的真实的信息，有没有告诉各位？全国的老百姓、全国的乡亲父老，妳们从裡边真正能看到薄熙来真的犯罪了吗？他犯了多大的罪呢？还是看不出来。

　　所以我说这场公审薄熙来是壹场演双簧的闹剧。为甚麽这麽讲？我们看看中共首先定的薄熙来是甚麽罪？定了6条。从去年开除他党籍、开除公职之后，发表了公告定了他6条，这裡边又牵涉到，第壹，他严重的违反党的纪律。第二，王立军和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薄熙来是涉及了。第三，为自己谋利，也为别人谋利，利用自己的职权。第四个是利用职权，谷开来和他的儿子都得到好处。第五个跟100多个女人有性关係。第六个就是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等等。这6条罪名到现在只剩3条了。薄熙来是壹条壹条都反驳、都不承认，最关键的薄熙来是不是仅仅这6条呢？不止啊。

　　他最关键的，对习近平来讲他是“犯上作乱”，他要想谋取大位，对习近平来讲是壹个致命的对手，这次没把它定出来。还有壹个他是“杀人犯”，杀甚麽人？在重庆唱红打黑，杀了很多资本家和那些黑道和黑官，更重要的是他杀了法轮功（学员）。这两个大罪，在这场戏裡边没有演出来。并且谷开来杀海．伍德的事情也不提。那麽究竟把他定了多少呢？只定了3 条，贿赂2千多万、贪污500万；还有壹个就是滥用职权。

　　滥用职权到现在为止，它集中在大连和重庆的唱红打黑，杀资本家的事情到现没有任何壹个具体的名字出来。所以这麽大的罪，妳把它缩小到壹个经济犯，或者是壹个用官位权柄用的不当，犯这样的罪非常的错。所以演到现在，薄熙来壹条壹条都否认了。

　　那麽我们问：这个事情为甚麽会出现这个状况，是有意的呢？还是无意的呢？就说这两天所演的戏下来，人们壹定会想为甚麽会演到这种程度？是人们估计他会认罪，用他的儿子来做交换，不再起诉他的儿子、不涉及他儿子薄瓜瓜的事情，但是第壹天在中级法院提的起诉书裡边就把薄瓜瓜写进去了。所以这是不是事先达成协议，事后中间有变化了，薄熙来在这两天中间把自己的供词全部否认了。

　　那麽另外说是有意的或无意的呢？还是甚麽？在我的观察是个演双簧，怎麽讲？壹个是“周瑜打黄盖”，壹个愿打、壹个愿挨。过去妳薄熙来这17个月来妳给抓起来审判中间，妳那些东西都承认了，妳不承认我怎麽审呢？这个承认不是说口头承认，所有都有录像并且还有文字签字记录在案。那麽他否认说，我当时是因为受到精神压力，或者说我头脑空白甚麽都记不清楚了，糊里糊涂的签了字了。这种事情在庭上讲出来是个笑话，人家当个笑话，妳是个大人、妳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妳是做过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人，妳讲的话能够算数吗？现在完全不能算数。

　　可是这场戏又演出来了，为甚麽让他演？ 他又达到这样的目的，首先薄熙来的罪案不只这3条耶，第壹次中共中央开除他的党籍、开除他的公职的时候列他6条罪状，可是公审的时候只有3条，还有2条最大的罪状它乾脆抹煞掉了。第壹个他要谋反，跟周永康这些人要联合起来要把习近平拱掉，他争取当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这是谋反，这是中共最忌讳的事情，妳犯上作乱嘛。把这件事情引开了。

　　第二个最大的事情，无论他是在大连也好、在辽宁省省长也好，他主持壹系列的迫害法轮功、屠杀法轮功（学员），把尸体拿出来做标本拿到外国，到欧洲、美国来展览，还成立了公司去赚钱。这个罪行是反人类罪、酷刑罪，中共审判中间把它抹煞掉了、也掩盖起来了。为甚麽？因为这个涉及到全世界有十几个国家诉了薄熙来，最终他进不了美国、进不了加拿大。他那时候商务部长要经常出国的，正因为人家起诉他说妳有罪状，有那麽多的法轮功学员凭实据、凭事实来告妳，别的国家接受了诉状来起诉妳。

　　这个时候他还能代表中国的壹个政府的官员出去吗？这非常丢脸的，所以他不能再做商务部长了、不能出国了。这个事情要把它掩盖起来，妳把它掩盖起来并不等于妳没有罪。那麽现在的作法就是用小罪来掩盖大罪，用小罪来演戏、演双簧给大家看，演双簧的目的还有壹个就是主导舆论。

　　演双簧公审薄熙来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共产党，掩盖共产党罪行中共现在主导舆论，第壹，妳们给我看到薄熙来可翻供，可以在上面怎麽讲话我们都不制止他，这表明我的审判是公平的、是开放的。可以达到这麽壹个目的。第二，他多坏、多坏、多坏，坏就坏在贪污、腐败，其他的坏壹概不让妳去想、也不让妳知道，转移这目标。这样的审判，人们问：“最终的目的是甚麽？”为甚麽要公审薄熙来呢？为甚麽要公审他？因为公审薄熙来它达到这麽壹个最主要的目的，维护共产党的政权、保护共产党。这是第壹。

　　第二，维护习近平的大位，否则大家都来谋反的话，习近平还能有日子过吗？杀壹儆百，把薄熙来这个枭雄干掉，这个干不壹定杀妳喔，我把妳关起来关在笼子裡，这样的话可以达到我的目的。至于妳现在怎麽唱也好、怎麽叫也好，没关係，我有录像、我有妳的签字，我可以定妳的罪，妳再否认也否认不掉。所以它达到这个目的就演这套双簧。

　　这个双簧演出来，那薄熙来得到甚麽呢？薄熙来想：“我倒霉了，我最后落在妳手上，我最后出口气，我就是在庭上给妳闹壹阵，我就瞧不起妳们这些人。”他从心眼裡面瞧不起胡、温、习、李，他认为：妳们都不是有才干的人，这大位应该我坐，我倒霉了，我现在也在庭上闹壹番给妳们出个丑。仅此而已，还能达到甚麽目的呢！

　　薄熙来庭上翻供的目的

　　所以这场戏演了两天，各位听众妳们看到，妳能真正得到薄熙来真的犯了甚麽罪的实际内容，妳知道吗？不知道，因为中共不让妳知道，只让妳知道壹些小小的case。对薄熙来来讲有好处，我把最大的罪名躲开了，妳不会拿我贪污的两千多万人民币，摺合美金不过是几百万，妳不会杀我的头。为甚麽？他为甚麽要这麽做？为甚麽跟它闹呢？他壹定看准了，在中共党内有壹批势力是不赞成习近平的，而同意薄熙来的壹些做法。他有太子党还有壹些毛左，还有壹些挺薄的这些人，因为现在中国社会搞的贫富差距那麽大，所以使得那些最贫穷的老百姓反而怀念毛泽东了，那个时候我的日子、我的情绪、我的心情比现在还好过壹点， 所以毛左的社会势力出来了。

　　而这个社会势力就会反映到共产党内部人，党、政、军各派，所以他想：“我在庭上闹壹下，妳壹定要顾忌到共产党内有壹批人会同情我、支持我、暗地裡帮我讲话的，习近平再狠、再狠妳动不了我，妳只不过是在量刑上面加壹点小壹点而已，其它我还能够活下去。”所以他保著这个想法。再有壹点他无论如何要保他的儿子，妳千万不能再提薄瓜瓜了，妳再提薄瓜瓜我甚麽都给妳翻出来，我们有壹个底限，我们只谈钱和财，我们不谈其它的。这是他们默契的地方。

　　所以我说他唱双簧，就在这个地方公审妳，公审之前，经过了17个月的调查、审问，包括中纪委、检察部门壹起，有录像、有录音还有文字上的签字，都已经承认了，可是到了最后出来是壹个全盘否认。很多人觉得大吃壹惊，为甚麽会演这壹个？是不是这不按剧本唱？但是在我看来他们是心照不宣的双方都在演唱各自的剧本。最终的目的，习近平要达到：我只要把妳关起来，我的目的达到了。

　　第二个我让妳在庭上去胡说八道，让他证明我的司法公正是开明的、是公开的，我没有强迫妳。但是他手上有把柄，妳所有认罪的录像、记录、录音、签字的文件妳逃不掉，并不壹定要说妳在庭上认罪了我才可以判妳的罪，妳在整个侦讯过程中妳所认的罪就算数了。还有事实有证人、有旁证、有物证等等这些都可以定妳的罪。

　　那麽薄熙来他想，妳再怎麽判妳不会把我杀了，了不起就是壹个死缓，判20年到死缓，对薄熙来来讲他认为都壹样，为甚麽？再也没有出头的机会了，只不过是名字不同而已，关到牢笼裡头了。薄熙来想妳既然不能杀我，那麽我就在庭上大闹壹番，妳能怎麽样我？这壹场剧闹下来，这双簧剧唱到现在还没有完，但是最终壹点，薄熙来妳是要下台的、妳是要进牢笼的、妳最后要像江青壹样。30几年前判江青的时候不也是高喊吗？“妳们都是背叛了毛主席，我是毛主席的看门狗，他要我咬甚麽人我就咬甚麽人。”喊了壹通了以后结果还是判死缓，最后死在牢笼裡头、死在秦城。

　　从这壹点再回看历史来讲，无论现在妳薄熙来怎麽叫、怎麽唱，结局是壹样的。习近平走到这壹步他是算赢了还是输了？我看他还是赢了，因为他最终要把妳薄熙来关起来。那麽他没有能力完完全全不让薄熙来讲话，他做不到，为甚麽？我们看看在1935年斯大林也举行过壹场轰动世界的世纪大审判，他审判谁呢？审判布哈林这壹批老革命领袖，这批人是跟列宁壹起参加十月革命起义的壹些老领导，斯大林要把这批人杀光、斩决，他做了非常重的压力，详细的工作之后，在布哈林被枪毙之前，他喊“斯大林万岁”。妳习近平有那个能力吗？妳做不到，妳既然做不到妳只好让他在庭上否定壹切，但是他并逃不了罪，那个罪的把柄还在那里，事实在那里。

　　公审薄熙来就是公审共产党

　　最终习近平只能说，好，妳唱妳的，我来判我的。这场双簧戏就演到现在，因为这场戏妳每天看，看来看去，走来走去，就是这麽壹点内容，没有更多的人告诉妳究竟薄熙来他是壹个甚麽样的人，从这壹个往上推，我们看共产党这些领导人，究竟是壹些甚麽人？

　　有人问：薄熙来妳用2,500万定他的罪那不是小看他了吗？中共的壹个村长、壹个乡长贪污的钱都超过这个10倍都不止，妳用这个定薄熙来，用2,500万来定他的罪实在是当笑话看，小儿科了。

　　所以为了要保护共产党，他们不愿意把犯上作乱、杀害法轮功这些更大的罪曝光，仅仅用小小的壹些罪名来压住薄熙来；薄熙来知道妳用这种罪名压不住我，所以我就来给妳翻供。这壹翻供习近平的反应是甚麽？习近平的反应是我不讲话，由法庭去处理，并且让中宣部下令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媒体围攻妳，都骂妳薄熙来两面三刀、不是人等等。可是这样骂有作用吗？老百姓能相信妳骂的是薄熙来，实际上骂的就是共产党。

　　所以在我看来，这次公审薄熙来就是公审共产党，因为薄熙来是共产党的化身之壹、主要的领导人之壹，可是妳壹点不让他公审，那麽妳这场戏就不要做了，那麽妳怎麽处理薄熙来呢？要通过这个法律程序，通过法律程序处理薄熙来才能达到妳最后把他关起来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间又想保护共产党的面子，最大的罪行掩盖起来。这就是这场唱双簧的最终目的。双方各有所求，但是赢家是习近平，输家是薄熙来。

　　共产党内斗不已，再壹场是公审周永康

　　那麽这个戏是不是就到这为止了呢？不会，因为共产党的斗争还在不断的发生，壹直不断的发展，下壹场大戏可能就是周永康。人们正在讲昨天网上壹个消息说，周永康的儿子带著老婆、孩子、岳父、岳母逃到了洛杉矶，昨天出来的消息，并且讲这个月的月底要把周永康抓起来，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不知道；也讲过邓小平的儿子和女儿逃跑到澳洲去了，现在没有下文了。那麽周永康的事情不那麽简单，不会没有下文。因为周永康的位置比薄熙来更高，他所掌握的犯罪的把柄给人家抓的更多，尤其是处理的法轮功、镇压老百姓、枪毙杨佳等等，这个罪行都在周永康身上。

　　所以我们从公审薄熙来的双簧剧这个角度来看，下壹场戏会更大。那麽共产党怎麽样把更大的罪行掩盖起来呢？他要用甚麽办法去处理周永康呢？是不是同样也是双簧剧呢？我们拭目以待。这是我对大家非常关心的这壹场对薄熙来公审的壹个看法。

　　公审薄熙来丝毫没有减少中共面临的危机

　　薄熙来公审是不是表明共产党的矛盾就解决了？NO，我们可以看到，从最近习近平批准向下传发的九号文件，九号文件裡边特别提到“七不讲”，这个九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发给省、地、市以及军队师壹级的领导干部看的。它裡面非常明确的讲明，如果我们不能够掌握住舆论、不能够把外来的帝国主义和异议份子的那些舆论抵挡住，那麽我们的政权将丧失，就不能保存。这个文件发的时候正好和公审薄熙来是相对应的。所以我们回来看看，为甚麽公审薄熙来用这样的模式，用半开放的模式，让人们感觉公平、公正的壹种方式、壹种幻想、感觉来处理薄熙来的案子呢？因为他们要掌握舆论，要欺骗老百姓；如果走普世价值、自由民主道路的话，那共产党政权壹定垮台。

　　所以他们还是要走既不反对邓小平的，也不反对毛泽东的，这两条路线要把它合併起来，要掌握所有的舆论工具，掌握新闻媒体来保卫共产党。在这次审判薄熙来的过程中间，可以看到他们充分的、全面的控制著媒体，妳不可能从这个媒体之外得到更多的信息。没有壹个记者，尤其是外来的媒体可以进入到现场，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信息都是由济南市中级法院的壹个微博壹条壹条传出来、写出来给妳壹张照片，就壹张照片更多的没有了。

　　他完完全全用这些来引导人们的情绪、思想和心理，这是习近平认为的创作，既能满足妳们想知道壹些，可是我又控制住更多的内容不让妳们知道。九号文件出来以后对共产党能挽救吗？我们看看九号文件它谈的是甚麽呢？九号文件它第壹，宣扬西方宪政民主，企图否定当代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妳宣扬宪政的话，那就是否定现在共产党的制度，所以它坚决反对妳。

　　第二，宣扬普世价值，企图动摇党执政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它不让妳宣扬。第三，宣扬公民社会，企图瓦解党专政的社会基础，社会基础就是老百姓，妳只能做顺民妳不能有自己的公民社会、妳不能有公民社会里边的可以结社、结党、成立非政府组织等等，通通不允许。第四，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它要把经济做为鸟笼经济控制得紧紧的，只能有共产党的国进民退，不能让老百姓有银行、有大企业等等，要控制住这个经济制度来支持共产党的政治制度。

　　第五，宣扬西方的新闻观点，挑战中共党管媒体的原则和新闻出版的管理制度。这就很明显了，新闻媒体老百姓不能够拥有的，妳讲话要不符合共产党的新闻原则，通通封杀。从这次审判薄熙来已经看的非常清楚。九号文件的第六条它讲，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这话怎麽讲？就是说妳不能够去讲共产党的罪行，不管是过去的和现在的，壹概不能讲，否则妳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甚麽叫“虚无主义”？我就否定妳过去所做的壹切，因为妳杀人太多了，抢老百姓财产太多了，把环境污染那麽严重，老百姓不能讲，妳讲了就是妳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是妳只能讲它好，它做再坏妳也只能讲它好，这个就是愚弄老百姓、欺骗老百姓、封闭老百姓。

　　第七条，质疑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妳不能够讲现在改革以后开放这个社会的性质妳不能否认，因为这个社会已经变成贫富不均、高官贪污、太子党掌权，军队是党化、政治化，而要求军队国家化通通作为壹个错误事项批判。反正共产党所做的，改革开放所有的妳不能讲，妳讲了要麽就批判，要麽就请妳喝茶、请妳喝咖啡、请妳去旅游。

　　九号文件提出来七条错误的事项，壹个主张最终的目的是甚麽？就是不准妳有独立思想、自由的思想，不能根据事实来讲话、不能讲共产党任何壹点坏的，哪怕它当妳的面杀了人，妳都不能讲它坏。世道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共产党为甚麽要这样呢？因为它知道老百姓知道所有的真相以后，都会起来反对它，起码会愤怒妳、仇恨妳，这壹点人们的心理绝对会产生，所以它非常害怕。九号文件最终目的是压制老百姓，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全面的压制来保护这个政权，这裡边它已经写的很清楚了；如果不能控制住这壹些，那麽共产的政权就完蛋了，它自己承认了。

　　这个过去胡锦涛也讲过，中共的政权不是永远可以执政的，总有结束的时候，这个话习近平也讲过，那麽现在他特别告诉全党的中层、地市级以上的高官让他们要为共产党保护政权、卖命，如果妳不走这条路妳就别想当官。可是这些高官们看看妳审判薄熙来、看看妳审判刘志军、刘铁男，他们会真的替妳卖命吗？NO，不会！

　　我们看事实嘛，那麽多的裸官把他们的子女、家属送到外国去了，他们随时准备逃跑的，他知道这个政权是不稳定的。妳审判了薄熙来，难道共产党就团结壹致来为妳习近平效劳吗？NO，这些太子党们看的很清楚。所以周永康的儿子以及邓小平的子女往外跑了，现在无法证实，但是时间再往前走，终有壹天这些事实会曝光的，因为这个社会动盪不已，并且习近平那些作法、最近的讲话，说前30年、后30年不能矛盾，要把邓小平路线和毛泽东路线结合起来管理这个社会，那不是大打架了吗？

　　妳究竟要左还是右，这两个本身矛盾的东西，妳怎麽走在壹起？尤其是在经济上面非常衝突，而实际是讲归讲，他还是走邓小平的路，他不会再去办人民公社了，但是他用这两条毛泽东的无法无天、文化大革命再加上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两个结合起来控制这个军队、控制党、控制社会，想保持这个社会继续沿著共产党的意愿这条道路来走，我想走不通的，为甚麽？矛盾太大了。

　　每天每天我们所看到的事实，不是朝著习近平中共中央他们的意愿走的，而恰恰是相反，走壹个相反的道路，他们无能为力改变这个社会的现状，改变不了。最简单壹个事实，妳花了那麽多的钱投资印刷那麽多的钞票，经济改善了吗？没有；这些钱留在中国了吗？没有，往外跑了，妳有多少钱印填这个窟窿呢？妳有多少钱可以印了满足这些贪官污吏的壹些黑洞呢？满足不了。

　　相反的，在这个时候老百姓看到妳这麽样的挥霍、这麽样的贪污，从薄熙来的审案中间也看到、从刘志军、刘铁男的审判中也可以看到，都是贪得无餍的壹丘之貉，包括现在在位的25个中央政治局委员、7个政治局常委都是壹个货色，那麽人们还能信妳们吗？

　　公审薄熙来改变不了中国的现状

　　所以从薄熙来公审的反应来看，无论是中国的网民以及外国的媒体，包括越南共产党的报刊、网民，包括在英国留学生的反应，他们都不认为妳这样唱这场戏能让人相信共产党能打大老虎、能打小苍蝇、能改变中国吗？改变不了。妳即便打10个这样的政治局委员，妳都改变不了共产党贪官污吏的这个局面，因为共产党按它讲有 8千万，它的干部、党员、掌权的至少有800万，妳杀了10个妳能改变800万贪污腐败的局面吗？改不掉，更烂的了。

　　所以我说妳唱这场戏只不过是渡过眼前这个难关，把薄熙来关起来让妳减少壹个挑战者，可是共产党更大的挑战是在社会、是共产党内部、基层、中层，在党内、在军内要军队国家化的呼声，这壹些是根本的挑战，妳在制度上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话，这个挑战是不会结束的，今后这种挑战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频繁。

　　我们可以看到苏联的倒台也是在共产党这样的内部斗争中，老百姓兴起反对共产党呼喊声中突然倒台了、突然消失了。那麽共产党面临著正是同样的局面，共产党内部斗争不已、经济下滑、资金外流，妳不能用审判薄熙来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所以它面临著更大的矛盾、更大的风波在后头。

　　徐沛

　　壹甲子红牢 四代人抗争

　　六十年前，共产党靠外援、暴力、宣传和特务颠覆了中华民国，迫使第壹代反共的大陆人追随蒋介石领导的民国中央政府败退到了台湾。两百万大陆难民象潮水壹样涌入台湾岛，给被日本统治已半个世纪的六百万台湾人带去莫大困扰。

　　这之前发生了台湾人与民国地方政府的矛盾在地下共产党员诱导下变成遭致武力镇压的 “二二八”暴动。“二二八”成了台湾居民与外省移民的第壹道至今未全愈合的裂痕。尽管如此，台湾人却因此免遭红祸，与大陆人相比可谓不幸中的万幸。

　　共产党在大陆颠覆民国政府后以“镇反”、“三反”、“肃反”为名杀害了无数没能逃离大陆的民国精英。与此同时，中共开始卸磨杀驴，迫害为中共窃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枪杆子比如高岗与笔杆子比如胡风。中共窃国后，整人运动不断，导致至少八千万大陆人非正常死亡。

　　反思共产党在大陆的六十年暴政，我得出“英雄何其多？— 林立果不是唯壹”的结论。撰文纪念了奋起抗争的张志新、林昭、李九莲、钟海源、遇罗克和林立果等壮烈牺牲的大陆英雄后，有读者告诉我大陆媒体为庆祝中共窃国六十周年推出了中国十二位最美丽的女性，张志新名列其中，希望我能作个回应。

　　被剥夺人权的大陆女性

　　我上网查后得知入选的有林徽因、王丹凤、杨丽坤、严凤英、张志新、章含之、潘虹、周晓兰、巩俐、伏明霞、杨澜和章子怡。

　　见此美女榜，我笑了，大陆媒体虽然不得不受中共操控， 但中共媚女宋祖英没名列其中，倒是被民间从已半坍塌的红色堡垒中挖掘出来的民国美女林徽因榜上有名，可见大陆人越来越不受中共操控。

　　其实，就这四代大陆女人的身世与经历就能折射出中共窃国六十年的血腥与淫秽。这壹打女人中只有林徽因五五年去世而免遭迫害。其他全是中共的受害者 ，其中杨丽坤被逼疯，严凤英和张志新被害死，王丹凤与章含之都曾挨整，而章含之还整过人，潘虹父亲被打成右派并被迫自杀，周晓兰十三岁时被迫跟著父母下放农村，强行劳改……中共被迫打开国门后，王丹凤最先用脚投票，逃离大陆，壹代影星饱受红祸后在年近花甲时宁可到香港去开餐馆谋生；周晓兰则在九十年代辞去国家体委副司长的官职定居美国……她们中只有撒谎成性的杨澜不适应在美国过人的生活，而重新投入“党妈妈”的怀抱，靠拍中共的马屁当了暴发户。

　　遗憾的是，揭露杨澜的文章不能在大陆自由传播，否则，她肯定也会象宋祖英壹样名落美女榜。不过，甘当话筒的杨澜虽然能在“党妈妈的关怀”下，继续与吴征开夫妻店，合伙蒙骗他人，但在能获得自由信息的华人中她早已声败名裂。

　　从杨澜与吴征的发家史上就能认识到中共专制是宵小的赌场，君子的地狱。

　　巩俐与章子怡或许拥有东方女性的美貌，但绝对缺乏东方女性的美德，不过这不怪她们，因为中共剥夺了在过去的六十年里成长起来的中国女性象林徽因壹样受东西方文化熏陶的机会。

　　鉴于大陆艺人，尤其是国际影星不是我关注的对象，我也无心谴责中共的受害者，虽然她们中不乏施害者，所以，我想以刚在法国巴黎辞世的林希翎为例谈谈中共对女性的摧残。

　　老实说，被中共打成“右派”的林希翎们的言行对我从无裨益。比如，方励之在八十年代中期还鼓励青年壹代加入共产党，改造共产党。方先生不知我们这壹代比如我根本就不认同共产党那壹套，怎么可能违背良心加入其中？

　　本来我无意公布对林希翎的看法，但她过世后，有人把称她为“民主前驱，自由之魂”的祭文发到了我的邮箱，面对诸如“她被暴政夺走了爱情、家庭和自由，却依然保存了完整的人性、捍卫了知识份子的独立和尊严”之类的评语，我想既然林希翎在海内外知识界有如此影响，那有必要把我对她的看法输进电脑，希望对读者辨别左派与右派有所启发。

　　被冤枉成右派的林希翎（壹九三五—二零零九）二十年代前登上文坛的苏雪林们（壹八九七—壹九九九）才算中国的右派，他们都曾抵制红潮和鲁祸。苏雪林还把反鲁看作她的半生事业，六十年代，当大陆人只有马恩列传与毛选鲁集可读之时，苏雪林因担心鲁迅偶像在台湾也被竖立起来，还特意发表 《我论鲁迅》加以预防。

　　自称是“少年红色娘子军出身”的林希翎看不出鲁迅心理有毛病，也不质疑毛泽东对鲁迅的吹捧。不过以鲁迅精神在中共的专制下针砭时事自然会遭到与鲁迅心灵相通的毛匪的迫害。

　　林希翎的思想和表现在我看来都与右派不沾边，用和她同样被毛匪打成学生右派的谭天荣的话来说， 就是 “我们被划成右派，被整得死去活来的青年对党并没有仇恨，只有忠诚与热爱。当年对党的忠诚与热爱未必是我们这个群体历史上的闪光点，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校园右派’，本来就是壹群壹贯追求革命，追求进步的人。”

　　这些假右派在毛匪死后胡耀邦当政时，多半被“平反”，不少人又成了中共的奴才。林希翎在中共拒绝如她所愿，为她“平反”后，于八三年出国，但即使身在自由世界，她的思想也没能走出中共的牢笼。这是林希翎的悲剧，也是共产党的邪恶。

　　林希翎在出国后的二十六年里亲共媚共言行不断，在辞世前壹月的采访中她还说：“而我主张‘民运’的中间路线。很多人还是‘冷战思维’，不是‘亲共’就是‘反共’，就这两极。而我，对于中共好的方针政策，过去支持，现在支持，将来还支持；而对中共错误和罪恶，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还反对。这样就‘两边不讨好’”。

　　就是说，林希翎临死前都不明白共产党践踏人权与要求人权的民运背道而驰，本来就是两极，哪有中间路线可走？本来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就足以让世人明白共产党的邪恶本质，然而不知何故她自己却失去了这壹认知能力。与此同时她却表示“现在‘民运’许多思想还没有超出57年的‘右派’思想，而他们对右派又知道多少？”

　　这说明林希翎既不了解民运的真谛，也没搞懂“右派”的来历。以魏京生为代表的民运先驱在民主墙时代就喊出了反独裁，反专制，要人权，要民主的心声。这与林希翎等积极参与的接受中共领导的“大鸣大放”从壹开始就不在壹个层次面上。

　　查阅了目之所及的林希翎言行后，我认为林希翎在中共的迫害下丧失了女性与知识人的尊严。

　　有尊严的女性不会与陌生人搞“壹夜情”，不会在别人有求于她时伸手要钱而又不履行诺言，也应 不会在别人的办公室壹住就是半年……有尊严的知识人不会向中共媒体提供恶毒攻击魏京生的大字报，不会因自己儿子自杀而配合中共诬蔑法轮功……好在林希翎在死前用她的话来说突破了共产党的“两个禁区”，壹是开始同情和支持达赖喇嘛，二是开始认同法轮功的美好，赞赏法轮功的神韵。

　　简言之，林希翎不是反抗共产党的真右派，而是壹个在少女时被诱导上贼船后沦为红色娘子军的不幸女人。我在她的言行中没有找到智慧，她的名言“猴子要满意现实的话，那么我们现在都不会变成人”透露的是壹个中共党文化人的无知。

　　不过与她同代的林昭倒是在红牢中升华成为反抗共产党的真右派。在中共的信息封锁下与我母亲同辈的抗争者都未对我有直接影响，多亏与我同代的柴玲们的英勇抗争，我才发现中共是狼外婆。尽管柴玲作为天安门壹代的标志壹直在遭受包括中共笔杆子在内的左派们的“恶意剪接”，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在二十年前对共产党的认识在六四屠杀后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共识：“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让中华人民真地站起来，让壹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地诞生。”

　　无论如何， 我衷心祝愿大家能在对林希翎的悼念中唾弃中共，回归中华；摒弃党性，找回人性。

　　莱茵河畔 中共窃国六十周年纪念日

　　我看民运（维权征文）

　　此文标题中也含“我”字，是希望能象“我看五四”和“我看六四”壹样提醒读者注意自己和作者的主观性和局限性，以及我们各自获知的历史和面对的世界。要想从中国人头脑中驱除马列就得从增强自我渺小的意识做起。强调“我”既不妨碍表达我对神佛的敬畏之心，也是为了声明我只代表自己，而不象江泽民等无耻之徒胆敢代表人民。

　　可惜作者的本意常会被人曲解。我也不能幸免，横遭壹鲁迅迷匿名斥责，还说我咄咄逼人，有如钝石……我感谢匿名者再次应证我常念叨的德语警句：吃什么，是什么（Was man isst, ist man)。大概因我所爱的孙悟空和贾宝玉都是石头转身，我今生虽是女儿身却情愿有如钝石砸碎鲁迅等阻塞中华文化命脉的中共偶像。而鲁迅迷们则会忽视鲁迅为日本侵华，中共夺权所起的巨大作用，以及壹再侵犯他人等不仁不义的言行……对此我只能慨叹，在此只请诸位别忽视我与鲁迅的根本区别在于我尊孔敬佛，乐于拜师求道，虽想百日飞升，却不脱离现实。鲁迅借口民主自由，蔑视道德不守法规，甘为私生子“横眉冷对千夫指”，我则主张做人要先守传统道德（仁义礼智信），再谈民主自由。为了修炼“真善忍”，我乐于微笑面对众生相。我在努力追求真理，但不会象鲁迅那样以为唯我独醒。鲁迅在五四运动中抹黑传统文化，为马列入侵中国开辟了思想通道，沦为中共的同盟，而我在六四屠杀后就在弘扬中华文化，与中共唱对台戏，甘当民运的壹分子。

　　遗憾的是我没能实现学成归国教书的理想，失去了象鲁迅那样言传身教，影响学生的机会。好在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年代，不论身在大陆还是海外，处在中共（或曰体制）内还是外，也不必加入反对党不可，只要有自我意识，捍卫人权，追求公正，反对暴政就会不知不觉地介入民运, 因为民运的实质不就是在中共试图继续剥夺中国人的言论、信仰等等自由时，勇于维护我们的天赋人权？！

　　从鲁迅其人其文中就可获知民运早在五四时就在中国兴起，那时成立的政党不只中共，可惜受鲁迅等误导的中国人只想争权夺利，忽视人之为人所该遵守的伦理道德，让以外来邪说为指导思想靠国际共产势力扶持的中共能够蓬勃发展，最终用谎言骗取民心，用暴力夺取政权。老壹辈的民运中人要么被迫流亡，要么被收买，要么被镇压。

　　然而在中共的革命专政下，却壹直有新生代在奋起抗争。在中共的历次政治迫害中遇难的“右派”比如林昭，“造反派”比如遇罗克未尝不算新壹轮民运之先驱。当然等到魏京生直接打出民主的旗帜，也因此被投入监牢时，更多的人才意识到被中共剥夺的自主权！

　　五四后７０年的六四，中共再次用屠杀维持了专政，却也永远失去了民心。民运终于再次在中国人中兴起，海外的政治组织应运而生，大陆的修炼团体也规模空前，毕竟这之前能识破中共骗局的人太少。“人民民主”就是中共谎言系统中的壹大专词。王若望们曾为了这套谎言抛头颅洒热血，到头来不曾享有民主的甜头，却饱尝专政的苦头。如果说在六四前相信共产主义和中共的人算幼稚的话，那么屠杀发生后还相信中共的人就只能算愚顽，不过得排除那些至今被蒙在鼓里的同胞。

　　远在德国的我在六四屠杀后改攻哲学，得以追根究底，发现共产主义那壹套的本质是无神论和暴力论。遗憾的是这样的外来邪说经陈独秀等人的打扮便变得魅力无比，以致迷惑了壹大批善良正直的中国人，包括我父亲。

　　８９年后共产谎言大白于天下，共产阵营分崩离析。即使中共靠坦克维持了专政，但还象我父亲那样把共产主义当理想的中国人却难以寻觅。共产主义的谎言曾作为“远大理想”让父辈们在“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时，确实曾达到大公无私的境界，没有壹系列勇于献身的党员，中共也不会取得政权。但中共不仅是个政治骗子，更是壹种意识形态，壹个外来妖魔，攫取权力后就壹直用所谓的唯物史观诋毁中国传统思想和宗教，进壹步破坏了五四时就被鲁迅等动摇的道德基石，所以当马克思要消灭的资本家被中共请进国门，资本主义在中共国大行其道时，中共便不再有理想境界，也因而失去了道德约束，为了名利情可以不择手段。中共官场的腐败史无前例的原因就在于此。说贪官们也在反共虽是戏言，但却反证中共不再有精神支柱。

　　在必须暂时告别中文网时专门撰文来谈民运，归功于近壹月来我每天都要收到的“民主通讯”。

　　主编洪哲胜是继龙应台后令我叹服的又壹位中华民国人。他的作品应证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共产党的红色恐怖相比，有如小巫见大巫。洪龙两人都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说明国民党没有象共产党壹样试图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相反，禁止了马列毛鲁等的革命著作。可惜再好的禁令都会适得其反。年青的洪哲胜恰巧就是向往革命的理想者。好在他有幸在台湾三岁随父生活在讲究、宣扬和践行“慈悲”的修行场所，所以当他成年后读毛泽东选集时，会在扉页上写下：壹个革命者不能缺乏的是（大字号的）爱　—　必须爱人民！想来他在对“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有了深入了解的今天也得出“革命”和“爱人民”在实践中是壹大矛盾。既想革人命，如何爱人民？

　　洪哲胜留学美国并获得博士学位，从而脱离了宗教界，所以原意为让世人信佛修佛从而摆脱六道轮回的“普度众生”被他世俗化，变成他向华人社会宣传西方民主的原动力。他能做到先投身于台湾民运，再无私奉献于大陆民运和他所受的佛家熏陶不无关系。

　　我曾去信说我去年以来浏览中文网的最大感触是不少作者只识中共非文化，不解中华文化却因不满中共独裁，而要“摆脱中华文化”，殊不知中共恰巧违背中华文化（儒释道）。并表示要实现他理想中的民主政体，需要每个个体都具有人的道德规范。然而，五四后，尤其是中共的专制恰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摧毁，企图把中国人都灌输成不懂传统道德，只知马列邪说的愚民。生长在这种马列意识形态下的大陆人不受暴力论和无神论的毒害几乎不可能，当然有深浅之分，也因此在民运中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不过民主不就是民众各自做主吗？所以，会有思想交锋，矛盾在所难免，但不尊重他人，造谣诬蔑等鲁迅的作风和中共的特权应该坚决予以摈弃，否则，不是共特也堪称共特。再说只有共产体系内才是劣胜优淘，民运只会大浪淘沙，请有政治抱负的人千万要好自为之。中共和鲁迅壹样并非壹无是处，鲁迅可以让人奋起呐喊，而在反抗红色恐怖中我们不都成熟了许多？

　　我很高兴获知刚去世的杨小凯也已在思考信仰对在大陆实行宪政的重要性。龙应台在面对台湾大选引发的争端时，则提出要重视“核心价值”。壹系列的大陆异议作家也都在宗教中获得了精神支援。而我大力推崇教人“真善忍”的法轮功，就是因为法轮功既能让人身心康复，精神焕发，又能重塑道德规范。依我来看，也不存在比“真善忍”更核心的普世价值。而法轮功不是西方的信仰，而是中国的功法，简单易行，不是说教。

　　事实上，还在我２００２年接触法轮功之前大陆的学员们就被中共推向了对立面。当这些只想修身养性的良民百姓在中共的迫害中不得不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时，他们也就不自觉地变成了维权或曰民运的主力军。９９年４月２５日他们自发的万人上访，不卑不亢，举世瞩目。江泽民企图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五年后，法轮功却更加声势浩大。世界正需要“真善忍”！不错， 法轮功作为佛法大道没有政治诉求，绝大多数学员只是在捍卫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反对中共迫害，以证法轮功好，以求“普度众生”，但这样的非暴力不合作和无私无畏何尝不是暴政的克星，民运的楷模？

　　遗憾的是大陆同胞不仅无法象我壹样接触和了解法轮功，而且会在中共的污蔑诽谤下误解法轮功，何况用鲁迅的眼镜和中共的观念也难以看见法轮功创造的奇迹，再加上不懂法轮功的人也很难识别混藏在学员中的共特。可是既然都在争取人权，反抗专政，如不了解，岂不可惜？

　　但愿我能起个桥梁作用，不过我虽在修炼法轮功，但不代表法轮功。是否认同“真善忍”，是每个人的选择，我有心说法轮功好，但无意替谁作主。我既信各人作主好，也信真善忍好。否则，我既不配称民运壹员，更不配称法轮功学员。

　　无论如何，我相信如果每个身在民运中人都能在“真善忍”的基础上维护人权，反抗暴政，那么中共国就会很快崩溃，大陆也才有建设宪政的道德根基。让我们各自尽力而为吧！

　　２００４年夏于莱茵河畔

　　曹长青

　　共产党垮了，谁来代替？

　　对六四事件，理性回顾这场运动，我们可以看出，它并不是由于激进、理念太清晰、诉求太高而引来镇压，恰恰是由于对共产党本质不清，才导致那麽多人被杀害。

　　初期学生们的主要口号是反腐败，后来只要求：承认是爱国运动，保证不秋后算账。知识份子高喊：我们没有敌人。结果呢，迎来的是壹场血腥屠杀。中共从壹开始动用的就不是维护国内治安的警察，而是对付外敌的军队。但鲜少有人相信真会有屠杀，当子弹都在肉裡开花了，还以为橡皮子弹。这是典型的不识狼本性，被狼吃掉的例子。

　　中国文人的传统是向皇帝进谏。八九年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下跪递谏，既是继承了这个传统，更是知识份子壹直对共产党认识不清、直接影响到学生的结果。中国文化人壹直都没明白（我怀疑今天是否明白了），跟独裁专制者不是对话关係，跟共产党不能对话，就如同跟海盗、跟恐怖份子不能对话壹样。跟他们只能是抗争的关係。话不应该讲给共产党，而应该讲给人民听，那就是，壹党专制必须结束（这个被许多文化人不屑壹顾，认为谁都懂的道理，事实上在中国根本没有得到广泛的共识）。

　　和共产党对话，就是强化它的合法性

　　在共产党还很强势的情况下，它怎麽可能跟妳对话？它要麽根本不理妳，要麽就镇压妳。只有让最根本的概念、壹次到位的概念——共产政权必须结束，没有共产党，中国才能更美好——深入人心，才有可能逐渐形成民间强有力的反抗声音和势力（智慧产生真正的勇气），才有可能迫使共产党主动来跟人民对话，向人民让步。抗争才有可能胜利。

　　壹定有人立刻反驳，那不更被杀吗？妳让大家都去找死吗？问题是，妳下跪不也是被杀了吗？与其跪著被杀，为甚麽不站起来呢？其实问题的关键是：不敢站起来是次要的，不懂得需要站起来才是问题；不敢否定壹党专制是次要的，仍对那个党寄予希望才是问题！

　　今天我们喊要结束（推翻）共产专制，绝不等于是要暴力革命。这里根本不存在人民对政府暴力的问题，只有政府对人民施暴这壹条。手无寸铁的人民怎麽个暴力法？想暴力也没有资本，所以喊非暴力多少让人感觉有些矫情。

　　在现实操作上，壹次到位的可能性比较小（也绝不是没有可能，东欧全部共产政权怎麽都可以在壹夜之间没有任何流血就垮台？），但理论上，必须到位。思想是行动的前提，老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就是不肯说必须结束共产党，就是不肯把壹加壹等于二的简单高声喊出来（甚至是，谁喊打倒共产党谁浅薄），那我们就再熬下壹个二十年吧。

　　今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灵了，但是，“没有力量能取代共产党”这个概念却深入人心；而只要“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天下大乱”这个今天流淌在中国人（尤其是众多中国知识份子）骨髓裡的概念不被清除出去，共产党的垮台就免谈。而只要共产党不垮台，甚麽自由、民主、宪政、共和，三权分立、新闻和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等，全都只能是对牛弹琴。全世界共产党的历史、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妳根本无法跟它论理。而每次试图跟共产党对话，事实上都是强化壹次它的合法性；于是，妳起到的要削弱共产党的作用，可能都低于潜移默化强化它合法性的作用。

　　曾制造壹个天堂，今天又描绘壹个地狱

　　知识份子现在面临壹个要跟谁对话的问题。是跟普通民众还是跟政府？共产党是壹个甚麽话都不听的政党。知识份子总担心老百姓接受不了壹下子到位的说法。其实是知识份子自己的思想没到位。六四时最早喊出要结束壹党专制的是民间，把毛像泼墨，高喊结束五千年皇帝统治的也是民间。我不止壹次地被反对我强烈反共态度的文化人质问：“妳给我说说，共产党垮了，谁来代替？”那我就回答妳：中国有壹套相当健全的行政体制，目前全是靠这个行政体制在运作。所谓共产党垮台，只是党的系统退出行政，壹切照常运转。因为县有县长，市有市长，省有省长，下面还有乡长，镇长等各个层次都有壹套行政领导体系，共产党退出了行政，共产党垮了，但这个行政系统仍在，完全可以起到稳定局势，国家继续运转的作用。而且今天中国已经基本是行政系统在起作用、在领导管理，没有了共产党那些“书记们”的干预，这个行政系统只会运转得更好。

　　共产党壹垮台（或者只要开放党禁、报禁），壹天之内会有壹百、几百个政党出现，壹个月之内就会有新的政治明星、政治势力出现。下次谁想当国家主席、省长、市长、县长，就要靠竞选来当。就这麽简单。就这样逐渐过渡有甚麽可怕？有甚麽不可以呢？！东欧全都是这麽走过来的，台湾也是这麽走过来的，都没有流血，都没有暴力。中国人怎麽壹定就不行呢？难道中国人是低等动物？那种认为“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天下大乱”的人们，是最自我歧视的种族主义分子，是那些自认“自己是壹条虫”、必须有共产党的金箍棒拨弄的成龙们才相信的。

　　事实是，这个“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天下大乱”的概念，和当年虚构壹个共产天堂让人们勒紧裤带去追求壹样，今天，共产党又（在无数文化人的协助下）虚构壹个地狱，把中国人吓死；用这个没有共产党领导，中国人就得下地狱的恐惧，让妳满足现状，不挑战专制。中国人曾经被第壹个谎言欺骗了半个世纪，在绝对封闭的环境下，有情可原；但在今天这种发达的信息下，在全球民主国家现状有目共睹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人仍然相信中共和那千百个御用文人们制造的谎言的话，不是他们的错，是我们的失职，是那些骨子相信自由的人没有把真话说到家，没有把最基本的理论、最简单的常识说到位。

　　继续“进谏”，继续被杀

　　共产党现在可以用“颠覆政府罪”抓人、判刑。但当妳从壹开始就清楚地喊出，我绝不颠覆政府，我只反对壹党专制，恐怕共产党定罪也麻烦（他们不也弄壹些多党花瓶吗）。当千百万的人都明确了不颠覆政府（没有全国大乱的恐惧），只抗议壹党专制，那会是壹股真正的力量。

　　中国今天的经济繁荣，绝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是亚洲人勤劳、有商业头脑的文化历史传统的结果之壹，是海外以华人为首向中国巨额投资的结果之壹。在有了民主选举、健全的保护个人私有财产的制度之后，中国的经济只能走向更加的繁荣；在有了公平的司法解决纠纷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只能更加稳定；在有了新闻自由的监督下，官商勾结的贪腐壹定会大幅降低，民间的商业竞争才会更合理。更重要的是，在有了政治选择权之后，中国人才不再是奴隶，而成为自豪的自由人！

　　从六四到今天，壹路的教训都是，不清楚共产党的本质，继续做“进谏”的梦，那就等于在继续牺牲的同时，却起不到传播彻底否定共产党合法性的作用。至于很多文化人还停留在呼吁给六四平反的水平上（让屠夫说，妳们是好孩子，我把妳们当坏孩子杀了，杀的不太对），那就更没法多说了。

　　李壹平

　　杨恒均的“宽容和解”会议场外二三事

　　今年5月3号，壹份海外华文小报《世界华人周刊》主办了壹个会议，邀请壹众自由派知识份子谈论中国政经形势。会议的海报是这样写的：“实业不济、股市虚高、环境恶化、官不聊生，听听自由派名家怎么说；包容与和解、宽容与对话，是中国社会成功转型的金钥匙。”这份小报虽然名不见经传，其主编却是大大的有名：“民主小贩”杨恒均。

　　杨恒均先生过去几年来写了不少博客文章，在互联网上宣传民主就是好。这些年民主思潮势不可挡，涌现大量具有民主思想的网民，杨先生在这批人中赢得了不少粉丝。但是最近几个月时间，“民主小贩”有点不务正业，大声叫卖“宽容和解”，引起骂声壹片。

　　宽容和解本来都是好东西，但不是绝对真理。比如说，壹个强奸犯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妳去对受害者说宽容和解，妳怎么劝都没问题。若受害人不肯原谅，她是正常人，若肯原谅，她就是圣人。

　　但是如果强奸犯正在强奸时候，妳跑过去对受害人说：“包容与和解，宽容与对话是结束强奸行为的金钥匙”，不仅受害人会骂妳缺德，所有正常人都会产生向妳竖中指的冲动。

　　目前中国的现状就是权贵正在强奸民众：强拆房子，殴打小贩，歧视民工、操纵股市、垄断市场、牟取暴利、毁坏环境、瓜分国资、滥发纸币、权贵家族集体向外转移资产、武警弹压维权者、酷刑侍候良心犯等等都是强奸的动作。这时候，杨恒均要老百姓宽容，自然会受到壹些抵制。女权人士叶海燕的壹篇文章代表了这种意见，万能的网民甚至挖掘出杨恒均过去的国安干部背景，以此解释杨恒均的反常行为。大家可以参考张鹤慈先生有篇文章。这次会议温哥华会议的主题又是“宽容和解”。杨恒均拉来壹众自由派公知谈论中国形势，但是协办单位却是温哥华华人社区中的亲共团体，受邀听众多是常去温哥华中国领事馆混吃混喝的侨社代表。这种组合非常稀奇，因此我在会议开始之前，写了壹篇《大外宣海外设陷阱，众公知集体赴鸿门》，道破杨的目的是借众自由派公知的声势来推广伪类“宽容和解”论调，消解国内逐步上升的革命思潮。

　　这篇文章在网上发表之后，杨恒均的搭档张辉很快联系上我，邀请我去参加会议。我问让我上台发言吗？他说不行，我说那我就不去了。后来壹位本地社区活跃人士、作家黄先生告诉我正式会议之后，他要组织壹些本地自由派人士与几位与会的公知私下座谈，邀请我参加，我欣然接受了。

　　我大约在正式的研讨会结束之前1小时左右到达会场。黄先生把我介绍给杨恒均的搭档张辉。 张辉与我互相寒暄几句之后，马上就给我讲了壹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他说，“我给何清涟老师讲了壹件事，现在也讲给妳听听。何老师和她儿子十五年前在北京大学西大门外出了壹场车祸。何老师壹直认为是特务干的，认为普通人没那么大本事，把两个人撞飞出去好几米远还不出人命。其实特务哪有那么黑啊！是我妹夫干的。何老师当初移民就是因为这件事，我这次跟何老师说清楚了，不是特务干的，肇事者是我妹夫。”

　　用这个故事做开场白，稍有社会阅历的人都明白是在提醒我小心车祸啊！本想听他继续讲讲细节，但很明显他是个非常有经验的人，在这个问题上点到为止。然后马上把话题转到会议主题上来，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宽容和解”，不能再继续互相斗下去了，这次会议非常有意义之类的话。

　　听他讲完我哈哈大笑，然后回应了壹下，“我这个人讲规矩，要文斗就来文的，要武斗就来武的。至于宣讲“宽容和解”，我就要提醒妳壹下，也请妳转告杨先生，风险也不小。给妳举个例子，几年前韩寒讲民主的时候，可是几千万粉丝的大众偶像；后来出了三篇反对革命的文章，很快就被网民当成了假货加小丑。逆潮流而动，跌得会非常惨。杨先生这几个月到处宣讲宽容和解，小心跟韩寒壹样。听说现在他的“羊群”（杨的粉丝群）的根基有些不稳，要小心哪！”

　　说完之后还拉了壹下家常，我问他什么时候来加拿大的，他说在加拿大住了好些年，但是美国政府就是不让他入境，认为他是中共的人。然后他说他其实不是中共的人。我听后会心而笑。既能把自己的身份亮明了，又不落下口实，看来是张先生非常喜欢运用的壹种说话技巧，短短几分钟内就用了两次。

　　张辉介绍了新华社驻温哥华的负责人给我认识，他的名字我忘了。他说：“妳这篇文章可把我害苦了！”我笑问此话从何说起，我写篇文章而已，怎么会伤害新华社？他也不正面回答，我只能这么猜想他的意思：新华社也是主办者之壹，我这篇文章对会议起到了负面作用，让他们没法拿到国内去宣传“宽容和解”。 当然这只是猜测而已。 张辉又对我说，“XX明年就要退休了，拜托妳不要给他找麻烦了。”我说，“哪有这么严重！我给妳出个主意，妳就跟上级说李壹平胡说八道不关妳的事，妳们上级也知道我壹向喜欢‘胡说八道’的”。

　　然后张辉又去把杨恒均找来。大家握手寒暄之后，杨恒均说：“妳的《变局策》在国内影响很大啊!”我说：“哪里哪里，被封死了，只能在民运维权圈子里面传播。妳的文章可以到处流传，影响才叫大啊！”

　　杨恒均说：“会议最后是听众提问，每人只能壹分钟，妳可以上去提个问题。”我说：“算了吧！”

　　杨说：“妳可以上去提问的，但是壹分钟时间我看妳能提什么问题呢？”

　　我哈哈大笑，告诉他放心，我这个年纪的人写写文章就算了，不会赤膊上阵踩场子。

　　这时作家黄先生提议照个相，我就和两位照了壹张。从照片上的表情看，两位都紧绷著脸，似乎还在因那篇文章在生我的气，只有我笑容满面，倒像是已经“宽容和解”了。

　　唐柏桥

　　行动起来 埋葬暴政

　　－－在5.17纽约声援退党大型集会上的演讲

　　最近壹段时间，中共又壹次露出了他们赤裸裸的狰狞面孔。他们竟然公开提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七不讲”：不讲普世价值，不讲新闻自由，不讲公民社会，不讲公民权利，不讲党的历史错误，不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讲司法独立。 如此倒行逆施，已到了令人张目结舌的地步。这是中共末日的疯狂。

　　尤其令人愤怒的是，几天前多名长期从事人权活动的良心律师在围观四川资阳黑监狱时，同时遭到中共恶警的肆意殴打。这意味著中国的法制已荡然无存，中国社会已毫无正义可言。现在再愚钝的人也已经意识到，等待中共自身改革还政于民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不久的将来中国必然爆发壹场轰轰烈烈的反专制争民主的民主革命。

　　事实上，今年开春壹来，国内维权抗暴事件风起云涌，规模越来越大，已势不可挡。就在“五四”当天，昆明、成都、上海等几个省会大城市同时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体抗暴事件，已形燎原之势。尤其是几天前在北京爆发的为遭轮奸残杀的安徽女青年袁莉亚讨公道的群体抗议事件，向世人昭示了全民维权抗暴反对专制的民主革命即将爆发。

　　我曾多次在演讲中提到，当群体抗暴事件从乡村县城逐渐延烧到省会大城市时，换句话说，当中共无法阻止群体抗暴事件在省会甚至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爆发时，中国民主革命就随时可能爆发。而壹旦中共最高权力中心北京爆发大规模群体抗暴事件而导致失控，抗议民众冲破封锁涌向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就会迎来第二次“六四”民主革命。因为只要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抗议，全国民众就会奔走相告，各地民众就会纷纷走上街头，而且会迅速成为整个国际社会和媒体的关注焦点。面对这种局势，中共当局将进退失踞全面崩溃：镇压，只会激起更大的抗议浪潮和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最终会被全民的怒火所吞灭；不镇压，就会被壹步步逼到墙角，毫无招架之力，最后只有交出权力，请求人民的宽恕或逃亡国外。

　　这次北京爆发的大规模抗议事件，对中共而言，可以说是已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他们这次侥幸阻止住了愤怒的民众涌现天安门广场进行抗议。但是总有壹天，他们会阻挡不住民众维权抗暴的滔滔洪流。他们就算成功阻止九十九次，但只要有壹次没能阻止住，他们就彻底完了。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我们成功壹次，我们就赢了。

　　如今国人对中共专制政权的胡作非为残酷镇压已深恶痛绝忍无可忍。下壹次民主革命壹旦爆发，我们壹定会取得成功。因为中共过去用来对付全民反抗运动的各种手段，包括谎言，恐吓，甚至武力，都已经不起作用。我们日拱壹卒，步步向对方逼近。总有壹天，我们会将对方将死。现在就等全国民众同时走上街头的那壹天了。因此，只要我们勇敢地站起来反抗，中共这个庞大的专制政权就会轰然倒下，被正义的力量彻底埋葬。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无论妳是汉人还是藏人，无论妳是内地人士还是港澳同胞，无论妳是城市工人还是乡下农民，无论妳是商人、军人、干部、教师、医生、律师、作家、艺术家还是科学家，今天妳都将面临壹个选择，是站在民主正义的壹边，还是继续与专制邪恶为伍。当轰轰烈烈的中国民主革命爆发的那壹天，妳的壹个小小的选择将决定妳壹生的命运。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任何人都不要心存侥幸，当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主革命爆发时，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如果妳如果妳不想继续等待，如果妳不想让妳的下壹代继续被中共暴政欺凌，如果妳不想让妳的子子孙孙生活在被毒化的环境，如果妳决定勇敢地站在正义的壹边，那么，就请妳现在就开始以妳认为可行的方式行动起来吧！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行动。我们每击打壹次键盘，就是壹次行动；每转发壹条信息，就是壹个行动；每骂壹句中共，就是壹次行动；每写壹篇文章，就是壹次行动。我们每壹次上街围观，每壹次举牌抗议，每壹次向暴政扔击石块，每壹次学杨佳向当局讨要说法，都是壹次壮举。如果妳自己什么也没做，妳就没有资格埋怨国人为什么如此麻木，妳就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去牺牲奉献，更没有资格哀怨自由公义离我们还太遥远！因为妳不配拥有！

　　自由乃壹切幸福的源泉；公义乃社会发展的基石。如果妳渴望自由，如果妳渴求公义，如果妳无法再容忍中共的暴行，那么，就请妳勇敢地站起来，走上街头。只要我们行动起来，世界就能因我们而改变！

　　中国当代民运的两位巨人（上）

　　“如果妳祈祷，我请妳为他祈祷；如果妳写作，我请妳写写他；如果妳讲话，请继续为他呼吁。”——王炳章女儿王天安几天前，我与不久前遭中共在狱中残害的中国民运领军人物彭明的家人见了面，今天又读到中国当代海外民运的发起人王炳章女儿王天安呼吁大家关注她父亲的壹篇报道，感慨万千，心痛如绞！我们都亏欠这两位当代民运最杰出的先驱。

　　自从王炳章于八零年代初在美国首倡成立海外第壹个反对中共暴政的民运组织中国民联后，三十多年来有两位在海外遭绑架回国并被处以无期重刑的民运战士。壹位是王炳章本人，另壹位是曾经在海外首先成立临时政府的彭明。他们不仅见识卓越，也胆略过人；而且既有很深的理论功底，也有很强的行动能力，中国当代难得的领袖人才。碰巧的是，他们都曾经撰写过如何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纲领性著作，壹本是彭明的著作“民主工程”，壹本是王炳章的著作“中国民主革命之路”。

　　王炳章是文革后第壹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也是当时第壹个获得北美博士学位的青年才俊。他本来会有大好前程。如果他没有走上反抗暴政争取民主的道路，今天壹定是深受尊敬的中国医学界领军人物。他不仅学有专攻，而且口才极佳。这也许是他能振臂壹呼成立中国当代史上第壹个海外反对派组织的主要原因。我和王炳章虽无深交，但对他的演讲才华深有体认。我记得他每次演讲，都喜欢穿壹套乳白色的西装，给人整洁干练的感觉。这说明他在日常生活中是壹个壹丝不苟的人。在海外我听过无数人演讲，自己也发表过无数次演讲。但是，像他这样每次演讲都离不开如何推动中国民运这壹话题的人还没有第二个。“中国民主革命之路”就是他根据自己多次演讲的内容整理出来的。他是壹名真正的革命家。听很多八十年代曾参加过中国民联的人说，王炳章和中国民联曾经在海外留学生中非常有影响，很多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争先恐后投身到他领导的民主运动中来。中国民联最高峰时曾经有几千名成员，而且大多数都是当时的留学生。而八十年代出国留学的年轻人都是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现在很多曾经参加过民联的人都已经是他们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很多人在国内担任重要职务，还有壹些定居在海外的精英常被请去国内讲学。

　　王炳章八十年代曾经是海外最著名的反对派领袖，他不仅发起了当代中国海外民运，而且壹直担任海外唯壹的民运组织中国民联主席。因此很多人把他称为当代孙中山。非常巧合的是，孙中山和王炳章都是学医出身，后来都为了拯救民族于危亡而弃医从政。“六四”前夕，部分民联成员发动壹场类似政变式的夺权行动，将最坚定反共的王炳章从他亲手创办的中国民联排挤出去。使得中国民联从此壹蹶不振。部分参与打压王炳章的老民联骨干已经对此有所检讨和反思，但是为首者至今没有任何反省和道歉。

　　“六四”镇压后，大批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组织者逃亡海外。海外民运因此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本来是海外民运壹次发展壮大的天赐良机，可是因为这批逃亡出来的人良莠不齐，有些甚至逃离中国前还是中共的御用文人。他们身上有很多中共党棍的不良习气。而因为这场运动影响极大，这些逃亡出来的人被广泛报道，他们迅速成了海外民运的主导力量。他们成立的中国民阵被视为准临时政府，很多西方国家甚至认为他们不出几年就会回国执政。海外民运于是变成了两套马车。原本在王炳章和中国民联领导下的朝气蓬勃的海外民运从此陷入了内斗不休的泥潭而不可自拔。刚刚被从中国民联排挤出去的王炳章自然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海外民运自那时开始，出现了壹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海外民运人士的地位基本上都是根据他们在中共体制内曾经拥有的地位来决定，而不是他们的能力和对民运的贡献。造成这壹局面的主要因素是海外媒体。因为媒体为了增加他们的销售量，自然更加热衷于写有更多人愿意看的故事。而壹个体制内的高官突然成为反对派人士，当然最有可读性了。当时媒体的取向基本上决定了民运的走向。被媒体吹捧的人自然就成了民运里的红人甚至领袖。中共后来也逐渐意识到海外媒体的重要性，于是制定了壹个大外宣的计划。很多海外中文媒体甚至西方媒体逐渐被中共以各种方式渗透和收买。他们做得非常成功。现在几乎所有的海外中文媒体都被中共渗透和收买了。大多数媒体直接受中共控制。他们跟中共的宣传机器人民日报和CCTV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唯壹的区别就是还披了壹件伪装成客观公正的媒体的外衣。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任我们怎么努力，海外民运都难逃被中共摆弄的命运。于是，像王炳章这样真正对中共有杀伤力的民运领袖就自然会逐渐遭到排斥和孤立，难以有所作为。中共对付王炳章这样坚定反共的民主斗士有壹整套方案。他们先是通过安插在民运里的特务将王炳章们从民运组织里排挤出去，然后进行全方位的攻击抹黑，让很多民运人士对他们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以此切断他们的后援。等他们被彻底孤立后，再寻找时机对他们进行致命壹击。他们对付中共最害怕的反对派领袖王炳章、彭明、张宏宝等都是采取这壹方式。他们先是通过壹张庞大的网络将王炳章和彭明诱骗到东南亚，然后再派遣特工配合长期潜伏在他们身边的特工将他们绑架回国。王炳章和彭明后来都被判终身监禁。张宏宝最后被中共在美国以制造车祸的方式暗杀。张宏宝在被害前身上有40多个案子，包括家暴案、诈骗案等。他的形象被中共彻底摧毁，因此中共才会如此肆无忌惮地在美国对他下手。事实上，张宏宝被害后，海外反对派运动几乎没有为他发声，美国政府也很快宣称这是壹起交通意外。

　　有人曾经百般抹黑王炳章，把他说成是壹个道德败坏、利欲熏心的人，我曾经也受到过这些流言的影响，对王炳章产生过误会。现在事实证明，那些谣言均属子乌虚有，而且可以肯定都是中共及其走卒杜撰出来的。因为这几年他们在用同样的方式对付我，企图把我这样壹个与中共势不两立、为民运奉献了壹切的人描绘成十恶不赦的人，甚至把我说成是中共特务。他们的故事编得比电影剧本还逼真，有人物有情节，完全可以以假乱真。因此也就难怪会有壹些人上当被骗。

　　根据我多年四处寻访了解到的情况，王炳章虽非完人，但是在当代中国能做到像他那样克己奉公之人恐无几人。他是壹名虔诚的基督徒。我猜想他过去那么多年从不理睬针外界对他的各种流言蜚语，是因为他有壹个慈悲和包容的心。我过去面对各种流言蜚语，也是这样看待的。我知道面对同道的误解，内心会多委屈。我相信王炳章的境界壹定比我要高。当我意识到我也曾经被人误导时，我感到万分惭愧。因为我曾经也让他蒙受了这令人刺心的委屈。在他面前，我真的自愧不如。从今以后，我唯有更加坚定自己的民主信念，更加努力去推动中国民主革命，才不会让自己良心不安。

　　王炳章已经失去自由14年，而外界对他的关注非常少。我们每壹个人包括我本人都有责任。这壹局面必须得到改变！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王炳章都当之无愧是中国当代民运的第壹人。无论中共如何抹黑他，无论壹度被中共操作的“海外民运”如何排挤他，他的历史地位已经奠定，谁也无法动摇。王炳章的名字将载入史册，成为20世纪末、21世界初这场中国民主革命的代表人物。

　　袁红冰

　　改良，还是革命

　　前言

　　为什么中共暴政历经了那么多次危机，却还不崩溃？中国的自由民主，何时才能踏平万里艰难，迎来属于自己的盛大凯旋？

　　无数人千万次地问过这个问题――有多少政治犯在被押上刑场之前，昂首怒目，逼问苍天；有多少思想犯，在漫漫无尽的苦役和劳改之路上，泪干血滴，逼问干裂的大地；又有多少良心犯，在黑牢的铁门之内，用干枯的心去追问那似乎永远不会消散的黑暗；又有多少被迫流亡国外的中华儿女，时常悲愤如漫天飘飞的红叶，去追问那涌向我可爱祖国的万里长风！

　　是的，中共暴政历尽危机，为什么还不崩溃？中国的自由民主何时才能赢得属于自己的盛大凯旋？今天，我将回答这个问题。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可能只是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书写壹篇墓志铭；当然也可能，我的回答会和其他智慧之士的思想壹起，撞响中国民主革命的晨钟。而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能力理解真理，并崛起于危难之际；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潜力，孕育出如同戊戌六君子到辛亥的英烈那样壹群英俊秀丽、国色天香的中华儿女，他们愿意为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命运去浴血奋战。但是，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必须首先把我所理解的关于革命的真理告诉天下。

　　当改良主义思潮仍然像滚滚阴云笼罩在中国民主运动上空的时刻，当许许多多自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们还在以百种妖娆、千般媚态、万种风情，向中国兜售改良主义幻想的时刻，我，作为壹个独立而自由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向历史讲述革命的真理。

　　壹、中国海外民运现状

　　中国海外民运的现状，壹言以蔽之：如深秋寒风过后的北方原野，壹片萧索，万里荒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六四”被摧残之后，中国海外民运却洪波涌起，气贯长虹。当时可谓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资金如山。然而，曾几何时，便呈资金烟消云散，将士落花流水之颓势。

　　海潮退后，沙滩之上，死贝枯蚌无数；中国海外民运退潮之后，也遗留下无数主席、理事、常委、秘书长，以及众多相关组织。只可怜，主席、秘书长常是形影相吊；常委、理事只能总理家庭柴米油盐之事。民运组织名目繁杂，然多为“壹人组织”；更有甚者，为壮个人声势，竟将民主政党办成家庭作坊，却也可成政治史上壹道奇观。

　　也有些民运组织的残垣断壁之间，立几个七长八短汉，站几个南腔北调人，竖几面东倒西歪旗，开几场谈天说地会，说几句不疼不痒话，就宣称自己已经坚守了民运阵地。

　　海外民运近年几成萧条之祭奠运动。年年“六四”，三五十人，悲悲切切，纸马香烛，燃于中共使馆门外，壹年大事就已告终。即便如此，尚有霄小之徒，机心百端，欲争全球主祭之位，冀用“六四”英烈之血，满足其对虚名的饥渴之欲。壹旦事机败露，互相之间便红眼相向，唇剑舌枪，唾液溢溅，丑态百出。

　　自命为民运人士者，虽形色各异，千姿百态，却也可就其经典形象，描绘如下：

　　有人卧于幻想之云端，欲将昨日良心犯之苦难，换取未来总统或高官之宝座。此类人镇日里忧心忡忡，只怕不留神间被人超越，丢掉未来的总统高官之位。天下人皆见幻想之云早就消散，惟独此类人如醉如痴，死死揪住几缕悲凉的秋风，以使自己能继续吊在半空中。

　　有人心疲神倦之际，茶足饭饱之余，发几篇隔靴搔痒之声明，写几篇老生常谈之文章，便以为伤害了中共暴政，便以为确定了民运理论家、思想家之历史地位，并以此得精神之自慰。然而，自慰无论是生理的，还是精神的，都脱不了猥亵之气。

　　有人奴性如附骨之俎，对抗中共不久，便思“悔过”，对“召安”的苦恋十余年不改，真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只可惜落花有情，流水无意。中共暴政视这些软骨头“民运人士”如政治上的残花败柳，有心玩弄，无意垂爱。

　　有人自视为“民运领袖”或“学运领袖”，常故作颐指气使状，每年发壹篇“海外民运工作重心”之类具有全局指导性的公告，以显示其有控驭海外民运之势。只是此类“工作重心”连其本人也转瞬即忘，还要怨天下人不肯维护其领袖之威仪。殊不知，唯有视民主为神圣使命者，唯有胸怀天地者，唯有天纵之英才，方可领袖伟大之历史运动。

　　为坚守政治意志而作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方会得到历史的尊敬。然而，有“民运领袖”却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当作商品，向出价最高的政治势力叫卖，以图换来维生或挥霍之金钱。出卖思想与出卖灵魂是同壹回事，而这些出卖灵魂者却仍然渴望得到历史的尊敬，岂非太小视了历史维护公正的能力。

　　亘古未有之暴政仍在荼毒国运，数千万同胞的冤魂仍在如磐的暗夜中悲泣，却已有人急不可待，欲收回他们对中国民运的生命投资。于是，自命“资深民运人士”者有之；自命“民运之父”者有之；自称“民运道统”之象征者有之。而且为争此类虚幻的历史地位，竟可至积思成疾之程度――壹些“民运人士”的心理变态，皆由此而生。此种人不知，历史是最忘恩负义的。无论妳曾经付出了多少，历史将只把鲜花献给最后的胜利者。尽管胜利者的桂冠，是由此前无数的苦难孕育而成。

　　自命“民运人士”中之最堪怜者，乃网虫也。此类人俱已心神衰朽如老树昏鸦，无力再与命运搏斗，却难忘青春时幻想大于才能的凌云壮志，难舍酸秀才追名逐利的虚荣之心，于是，只好在网络虚拟的生活范畴内，逞口舌之利，与壹帮三流文人、四流学者泼打厮混，聊以充填空洞之灵魂。此类人日夜颠倒之间，只顾指天骂地，数黄道黑，互相攻击，还自以为可以由此成为历史人物。殊不知在他人眼中，直如闲汉与泼妇争风，无赖与悍婆对阵，全无精神之价值，思想之魅力，唯余泼皮牛二之流韵。

　　自命“民运人士”中最不堪者，是壹群由于心理变态而醉心于没有任何政治、思想原则的内斗之人。此类人士或貌似宽宏，实则心胸狭隘，如循墙之鼠；或形似谦谦君子，内心却虚荣浮躁，如瞪目高鸣之鸡；或外显忠厚之状，却嫉天妒地，如更年期之丑妇；或其言以侠义自许，其行却阴损刻毒，如食腐尸之蜥蜴。他们为虚幻之名争风吃醋，时至疯癫之状；为些小之利痛心疾首，常达迷乱之态。他们抗争暴政百无壹能，醉心内斗，实已成癖。他们早无雄心为民主而战，却视同道互搏为生活乐趣。精神意志沦落至此，亦足为中共狗特窃笑。

　　诚然，环顾海外民运，也可发现志趣高远之人，意志刚烈之士；也可见到壹、二卧薪尝胆之组织。只可惜这类人士和组织不仅廖若晨星，同时也缺少创造历史之能力，常只能徒唤“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失败并不可怕，屡战屡败，也可能最终壹战成功。可怕者，不敢或不愿正视失败之现实，探寻失败之原因。今日海外民运颓唐如此，连中共暴政也视之如无物。然而，若有人敢直陈海外民运雕蔽不堪之现状，则必遭端著海外民运之饭碗乞讨精神或物质生活者，群起而攻之。此类人外战暴政，早已力倦神疲；窝中内斗，则必定悍如疯虎。

　　清帝逊位，西风残照，尚有遗老遗少白衣麻带，望阙痛哭失声。今日之民运却已落入只有遗老没有遗少之境――海外民运人士鲜有35岁以下者。放眼望去，三三俩俩，多为进入生命黄昏之人，真可谓暮霭沉沉壹片。

　　历史运动雕残了诱惑少年之心的魅力，也就丧失了前途。然而，有“资深”民运人士对此却无忧无虑，幻想时机壹旦到来，就会风云际会，万众拥戴。殊不知，时机从不在等待中到来，而只能在创造中涌现。时机只属于她的创造者；徒然的等待决不可能受到时机的垂青。

　　现在，为使海外民运再度崛起如奇峰峻岭，并重返人类历史的中心，首先必须以历史为铜鉴，冷峻审视目前海外民运之“西风残照”，并找出命运如此为海外民运画像之原因。

　　海外民运至今几如风中残烛，若再如某些人那样，本已日暮途穷，尚以为正在朝霞之端昂视阔步，海外民运将进入绝境。

　　其实，早有有识之士看到海外民运的败落的现状，只是不敢以探讨之剑，直指问题的咽喉。所虑者，无非怕自命“民运人士”者操戈围攻。然而，即便如此，又有何惧――不过是壹株枯树临秋风，满枝昏鸦噪斜阳而已。

　　中国海外民运现状观之令人心痛欲裂，思之令人黯然神伤。无论如何，为中国命运计，已至必对海外民运作壹历史总结之际。

　　有人常愿把海外民运败落的主要原因归之于中共特务的破坏。这些人多是对民运有深厚感情的、心地善良的朋友。但是，把失败归因于对手的狡诈和强大，虽然可得到些许精神安慰，却不能使海外民运辉煌崛起。弱者渴望安慰，强者才敢于在失败中探索胜利之路。既然如此，就让所有真正关心海外民运的朋友都成为强者吧。

　　二、中国海外民运雕蔽的人格原因

　　人乃社会运动的生命承载者，因此，人格状态与社会运动的兴衰必然直接相关。当年海外民运洪波涌起之时，投身其中的人格状况，大概可分为三类。现壹壹分析之。

　　伟大的“六四”，败于中共暴政的血腥屠杀。不过，现实中失败之际，“六四”已为中国民主运动赢得了势将流芳百世的道德荣耀。正是由于“六四”之血蕴涵的政治道德魅力的感召，大批海外华人学子以及“六四”后从大陆逃出的学运参与者群体，聚集于海外民运的战旗之下，壹时声势如潮。当时，民运的主体是良知被“六四”政治道德魅力点燃的青年学子。这个群体对民主的向往中，激情高于坚硬的意志。虽然溅在专制铁幕上的“六四”之血依然殷红，他们却继续幻想民主运动会迅速成为凯旋的英雄，丝毫没有意识到，追求中国的民主，犹如在铁铸的荒原上播种希望壹样艰难。

　　现实很快就冷冰冰地告诉人们中国民主的艰难；大大小小民运领袖低俗甚至恶劣的人格，又强烈地腐蚀著人们对民主运动的信心。几度政治风雨之后，没有坚硬意志支撑的激情便黯然熄灭。丧失了神圣的激情，世俗生活的诱惑便成为生命的暴君。中国海外民运的主体――由脆弱的良知和瞬间的激情构成的人群，从此便风逝云散，落花流水，黄叶飘零。壹代作为高贵政治道德象征的生命群体，很快便湮灭于平庸的世俗生活中。

　　另壹类人则是基于个人野心和命运偶然性的双重作用，而进入海外民运。专制政治的特质之壹就在于孕育个人野心，从而形成畸形的政治人格。中共暴政下，真实人格难于生存，野心人格则多如牛毛，就连小小科长都常会有黄袍加身之梦，壹介平民也总思飞黄腾达，希冀有壹日成为专制政治之显贵。对于专制体制内为个人权力或利益进行的角逐，野心人格可谓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只是天不作美，由于诸种个人生活历程的偶然性――这类个人生活历程的偶然性，大到诸如“六四”这种重大历史事件，小到个人性格，千姿百态，难以尽述――某些野心人格也被命运之风吹进民运之范围。

　　野心人格进入民运，无论对于野心人格自身，还是民运，都意味著悲剧。

　　中共专制是人类历史上最坚硬而凶残的，这就决定了中国民主之路必然是献祭者的命运之路，而不可能成为野心人格的成功之路；试图通过创建民主政治实现个人政治野心，需要付出太沉重、太长久的个人代价，这在野心人格的天平上得不偿失。

　　另壹方面，野心人格彻底败坏了海外民运的人格构成。凡是中共专制体制内能发现的所有腐烂人格特征，都可以在海外民运中找到惟妙惟肖的复制品。之所以如此，端在于野心人格对海外民运的广泛渗入。海外民运外战外行，内斗内行；壹时之间，背信弃义、阴险诡诈、鼠肚鸡肠、嫉贤妒能、勾心斗角、争名窃利、抢权夺势、首鼠两端等等人性最不堪之丑态，都以海外民运为舞台，粉墨登场，成为历史斜视中的过客。

　　野心人格，乃海外民运内斗的人格之源；乃海外民运雕蔽的人格原因。这类人格的存在和活动所彰显出的肮脏、卑鄙、低俗的人性，似乎在告诉历史，海外民运是人格不净洁者的运动。海外民运也由此丧失了原有的群众基础，并且没有吸引新的力量加入的人格魅力。

　　野心人格崇拜实用主义。被命运推进民运后不久，他们便意识到民运非栖身之所。所以，有能力通过别的生活方式实现其野心对生命价值的定位者，便纷纷弃民运如蔽履，另觅高就。惟独有壹部分野心人格，除了混壹个“海外民运大佬”的虚称外，再也无能靠自己的能力通过其它方式，过上“受人尊敬”的生活。于是乎，他们便只能“悲壮”地坚守于海外民运之中，尽力使海外民运变成他们的个人财产，只差插上“私人领地，法律保护，请勿擅入”的招牌。这类野心人格虽然蠢笨无能，却又常常自视甚高，正在幻想中等待中共崩溃之后，回去捞个总理部长当当，过壹把权力野心瘾。

　　有人当会问：“现在海外民运中就没有高尚之人吗？”

　　我对此壹问的回答是：确乎有壹类心灵纯而美之人，是基于对自由民主的信仰和受到理想主义的召唤，而壮怀激烈，投身民运。只可惜天不作美，这类理想主义者往往单纯到脆弱的程度。在同那些皮糙肉厚、心狠手黑的野心人格进行的政治较量里，壹败再败，几至无还手之力。因此，美丽高贵的理想主义人格从来没有能够哪怕暂时主导海外民运。如何使美丽高贵的理想主义人格成为坚硬的意志――这是下壹个历史过程必须解决的重大政治课题。因为，脆弱的美，没有能力证明真理。

　　理想主义人格屡败之后，其中壹部分颓然退隐，另壹部分间或还对民运有些许关注，不过，那种关注也只是怀旧之情使然。当然，也有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仍然孤独地坚守对自由民主真理的纯洁的忠诚。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海外民运还能保持最后几分声誉和尊严。

　　这部分理想主义者是孤独的，更是艰难的。最艰难之点不在于同中共暴政的抗争，而在于同海外民运内部野心人格的周旋。对事的失望足以伤神，对人的失望足以伤心。伤神尚可奈何，伤心至极，常令人绝望。由卑污的野心人格导致之对民运的绝望，恰是理想主义者们心灵的艰难。不过，我相信，理想主义者们终将会超越绝望，思考这样的问题：与其承受同野心人格周旋的肮脏的艰难，不如破釜沉舟，同野心人格群体作政治上的决裂，再辟新的战场，去迎接同中共暴政直接抗争的锐利的艰难。

　　人是具有道德良知的动物。任何壹项社会政治运动都只有以其道德的魅力感动了历史，才能赢得广泛的支持。民主运动是为所有人的自由权利争取法律保障的社会政治运动。福荫天下，泽被万众――这正是民主运动的政治道德之源。壹旦野心人格成为海外民运最经典的人性表现，人们就很难相信，由这样壹些自私自利且又卑鄙无耻的小政客主导的运动，会有政治道德的内涵。就连“六四”圣血为海外民运加冕的道德的王冠，也很快由于野心人格的种种小政客式的恶行，而黯然失色。

　　社会运动壹旦雕残了道德的感召力，就已经死亡了。所以，今后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空间重振海外民运，第壹要务便是再铸海外民运的人格形象。因为，高贵的人格乃是政治道德的生命之源。

　　三、海外民运雕敝的政治意志原因

　　思想是人的灵魂；政治意志则是政治运动之魂。可是海外民运壹直没有形成坚定、明确、统壹的政治意志。在壹定程度上，海外民运可以说是无魂之政治运动。这也正是其迅速由盛而衰的基本原因之壹。

　　十余年来，海外民运思想混乱的状态从未得到的改善。思想混乱之中，政治意志肢零破碎，根本无法形成震撼中共极权统治的政治能量。但是，有人竟把导致海外民运边缘化的思想混乱，视为民主的当然结果，而且至今不误。真使人啼笑皆非。这些人似乎无视壹个基本的事实：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只是壹个艰难的目标；现在民主运动急需铸成统壹的政治意志，去决战中共专制。而思想混乱，恰是海外民运的精神癌症。此症不除，海外民运断难成为具有创造历史的意志和能力的政治运动。

　　纵观海外民运思想史，可以发现改良主义思潮始终是造成政治思想混乱的潜流。因此，为使海外民运能形成足以同中共暴政决战的政治意志，首先就必须对改良主义思潮进行思想的清理。

　　政治改良主义已经被过多的学者进行了过多的诠释。庸人学者们的主要能力之壹就是把简单的问题繁琐化，当繁琐到上帝都厌倦的时候，便很少有人会愿意对之进行讨论，于是，庸人学者就会以对繁琐的独占而宣称他们的渊博。为了避免除皓首穷经的腐儒外无人感兴趣的繁琐，为了能够对问题作简要、明快的讨论，本文所谓的政治改良主义只限于当代中共的政治范畴之内。

　　当代中共政治范畴内的改良主义思潮可表述如下：即使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共仍然有意愿和能力，通过由其主导的渐进的政治改革，最终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因此，壹切其它社会力量都应当以推进中共实现其民主政治改革的意愿，作为决定自己政治活动的前提。

　　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人格承载者，主要有两部分人。壹部分是被“六四”壹阵狂风，由中共官僚体制内，吹到了海外民运中的人；另壹部分为现在仍处于中共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其中还包括某些结成朋党，互相吹捧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的文人。

　　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对于中共暴政乃是壹分情仇，二分怒意，三分郁闷，四分失望，五分责怪，六分哀怨，七分苦恋，八分怜爱，九分宽容，十分幻想。改良主义者对中共暴政具有弃妇怀旧似的幻想，那种愁肠千迴、幽怨万般的依恋，可以令石人垂泪，只可惜中共暴政在政治改良的意义上毫无怜香惜玉之意。

　　八九“六四”，中共用铁血手段向历史申明：它决不允许通过体制内的政治改良和平演进到民主政治――它决不允许用任何方式改变壹党专制的极权政治。

　　尽管改良主义的文人制造或引进了诸如新权威主义、威权政治、后极权政治等等壹系列伪概念，试图说明中共专制已经软化，因而有改良的实际可能，但是，“六四”对和平情愿学生和市民的血腥大屠杀，胜于雄辩地证明，中国仍然处于典型的极权政治之下；中共暴政乃是人类历史上最泯灭良知的极权政治。

　　“六四”之后，中共暴政被彻底剥去了政治道德的遮羞布。它沦落到只能靠肮脏的物欲收买人心，维持专制的可怜境地。它要全体中国人的良知都在物欲的追求中腐烂，以便所有的人都忘却它在“六四”中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中共暴政在这个意义上上取得了壹定的成功，但付出的代价是，当它希望全体中国人都腐烂时，它自己首先腐烂了，而且腐烂到无可挽救的程度――事实上也没有谁真正想要挽救。

　　当前的中共“上层壹万家”，乃是贪官污吏、奸商恶贾和无耻文人共同构成的黑帮集团。这个政治黑帮唯壹的政治意志只在于，用壹切方式强化极权专制。而强化极权专制的作用有二：壹是中共官僚集团可以继续藏匿于暴政铁幕之后，规避历史对其反人类罪行的大审判；壹是权贵阶层能够利用国家权力，在受到专制法律保护的条件下，继续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财富。通过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对于中共权贵阶层乃是自杀行为，因此，中共政治黑帮集团根本不可能有政治改革的意志和激情――它没有自杀的意志和激情。

　　正如当年戊戌六君子的血洗去了近代史改良和革命的界限壹样，“六四”之血也洗去了现代中国改良和革命的界限。

　　在已经丧失任何可能性的情况下，改良主义的“弃妇”们依然或者呼天抢地，或者媚态百出地召唤中共暴政的自我改良，结果必然是让人们在思想混乱中迷惘于改良的幻想，从而掩盖只能用民主大革命开辟中国未来命运之路的真理。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壹个基本的政治铁律：改良总是以强化改良运动主导者的政治地位作为目的；专制的改良，不是为了否定专制，而是为了给专制注入新的政治活力。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实际上对“政治改良”寄以超出其能力的过分希求。由专制政治的最高核心主动启动并主导否定专制政治的政治改革――这种希求不仅违背政治逻辑和人性的逻辑，在人类历史上也很难找到实际例证。

　　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喋喋不休、津津乐道的壹个例证就是“戈尔巴乔夫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并不能为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潮提供辩护。中共的“戈尔巴乔夫”胡耀邦和赵紫阳，均被中共自己的专制铁手扼杀。这壹事实表明，中国专制之兽性绝非原苏东地区的共产党统治可比。这且不论，问题的实质在于，东欧和前苏联的历史性变革的主要动力，并非来自共产党统治集团主动启动和主导的改良，而是来自经过长期积累并最终爆发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那泽、叶利钦等人物的出现，使东欧和苏联的民主进程比中国少了许多艰难，这是他们伟大的历史功绩。不过，只有共产党官僚体制之外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才是东欧和前苏联的民主政治之父。

　　在中国的社会危机呼唤革命的时刻，在中国的苦难和艰难渴望革命的时刻――当中国的命运问题必须用坚硬的革命加以解决的时刻，改良主义的温柔小夜曲，听起来就显得格外冷酷。

　　苦恋政治改良主义的深情，与仇视革命的恨意同生共长。革命，这个曾经引导人类杀出中世纪专制重围的具有英雄情怀的概念，现在却受到极不公正的侮辱和贬低。攻击革命的思想最初或许来自西方，但是，对革命表现出激烈怨恨的，却是当代中国散布改良主义幻想的文人。

　　革命意味著什么？

　　就近现代专制和民主政治的范畴而言，在近代，革命意味著彻底否定中世纪的封建专制，建立以主权在民为原则的宪政民主制；在现代，革命主要意味著彻底否定共产党的极权专制，建立宪政民主制。

　　无论近代还是现代，革命的壹个明确特征在于，发动和主导社会大变革的力量均起自于统治集团以外的各个社会阶层；尽管革命并不拒绝同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某些派别作策略上的妥协或联合，但是，革命之魂总在民间，而不在专制统治集团之内。

　　回顾近现代史，可以毫无困难地发现，革命是宪政民主制的主要铸造者。没有革命的狂飚突起，就没有《独立宣言》，就没有《人权宣言》，就没有封建专制的崩溃，也没有东欧和前苏联共产专制阵营的土崩瓦解，烟消云散；革命如果被近代史否定，巴士底狱直至今天还会屹立不到，人类可能还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戴著专制的铁链蹒跚而行；革命如果被现代史否定，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人民就将仍然在专制铁幕的阴影中承受苦难的命运。

　　许多改良主义的苦恋者，正是在利用革命赐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忘恩负义地诅咒革命。他们把革命等同于暴力，诬指革命就是以暴易暴；断言革命必定导致暴力的无限制使用，导致暴民政治。他们所能举出的主要例证，便是法国大革命和共产党的所谓革命。

　　在文人杀害“革命”的思想刑场上，法国大革命竟被描绘为暴力、罪恶的象征；罗曼. 罗兰夫人的壹句话――“自由、自由，有多少罪恶假汝而行。”――成为某些文人心目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有罪判决。

　　但是，当改良主义苦恋者以无限制暴力和暴民政治的名义彻底否定法国大革命时，他们忘记了《人权宣言》乃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之子，直到今天，人类在争取人权的过程中，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执行著《人权宣言》的遗嘱；当改良主义苦恋者对滚落于巴黎街头的贵夫人那美丽的头颅怜香惜玉，并因此彻底诅咒法国大革命时，他们忘记了，正是法国大革命摧毁了中世纪黑暗的象征巴士底狱，从而使在铁牢中囚禁了数百年的政治犯和思想犯的冤魂，得以重见白日。

　　法国大革命的过度暴力确实深刻地伤害了它的道德价值。之所以出现这种过度暴力，大体有两个原因。

　　其壹，法国大革命爆发于欧洲――这中世纪黑暗最沉重的地方，它当然要比英国和美国的民主革命更艰难，也当然要受到专制势力的更残酷无情的反击。正是专制势力反击的残酷无情，刺激法国革命趋于极端化，从而导致暴力的过分使用。

　　其二，法国革命的主导者们最初犯了壹个属于理想主义者的致命错误――他们寄予政治革命太多的期待。他们不懂，政治革命的目标应当以政治体制的变革为限度，而其它属于精神领域的变革，只能在民主政治建立之后，在人们普遍享有思想和言论自由之后，通过文化或宗教的方式来进行。凡是企图用政治革命的方式解决价值观念和思想领域问题的地方，壹定会有超过理性限度的暴力；凡是人们能够用包括“革命”在内的任何神圣的名义，对思想进行强制的时候，就是兽性战胜人性之日。

　　上帝才不会犯错误，如果有上帝的话。法国大革命的英雄们把自己当成拯救人类的上帝，并由此铸成大错。法国大革命因为他们的错误而蒙受耻辱。但是，无论如何，法国大革命都是人类走向民主政治的伟大里程碑，尽管，它沐浴在过度暴力的血腥之中。

　　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如同孔雀喜欢炫耀尾巴壹样，喜欢炫耀他们的“理性”，他们的“冷静”，他们的“非极端化”。然而，在否定革命的问题上，他们却毫不理性，毫不冷静，并且非常情绪化，非常极端――他们完全无视《人权宣言》和攻克巴士底狱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无可取代的贡献，只以过度暴力的名义，就彻底否定了法国大革命；他们还不经任何逻辑的过渡，就进而断言所有的革命都壹定会导致以暴易暴，导致暴民政治。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在彻底否定革命过程中表现出的激烈情绪，颇似假作单纯的妓女声称自己看见壹滴血就会晕倒时的矫揉造作。

　　如果说对法国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是壹种非理性的极端主义情绪，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态度，就是改良主义苦恋者们精心设计的思想陷阱。

　　且让我们看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对待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逻辑：共产主义革命是暴力神圣化的过程；共产主义革命表明，革命就是以暴易暴，就是暴力滥用；所以，今天对共产党的统治绝对不能采用革命的方式，否则，就是暴力的轮回，革命之后上台的暴民，说不定比共产党还坏。

　　上述思想逻辑是由错误的概念，错误的类比和无端的推定构成的思想阴谋，阴谋的目的在于，以反暴力的名义，要求人民在中共暴政前放弃革命的权利。

　　从文艺复兴开始，直到现代，人类命运的政治主题壹直是革命――由专制，通过民主革命，进入民主法治时代。这个历史进程的前壹时期革命的对象，是中世纪的封建专制；而后壹时期的革命对象则是共产极权专制。就民主革命的范畴而言，所谓的“共产主义革命”根本就不是革命，而是专制主义的借尸还魂，是对中世纪专制的否定之否定，是专制主义的复辟。理由很简单，共产主义运动在众多国家内建立起的政治制度，全都是人类历史上最暴虐的极端专制主义统治。所以，历史已经作出结论：“共产主义革命”乃是伪革命，真专制；是反革命。

　　改良主义的苦恋者用共产主义伪革命的血腥和暴力，来否定对中共暴政的革命，是由错误的类比得到的错误结论。共产主义伪革命的血腥和暴力，是由它的灵魂，即它的理论所决定的。共产主义理论断言，阶级仇恨，以及由这种仇恨催生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共产主义伪革命要实现的第壹个政治目标，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且共产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就是壹个阶级压迫另壹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暴力和仇恨这两个概念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互相激发，创造出了恐怖的历史。

　　民主革命在理念上与共产主义革命不可同日而语。民主革命的目标，乃是建立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和每个公民拥有平等法律权利为原则的社会公正。在理论中，暴力和仇恨并不是民主革命的图腾。尽管也出过法国大革命过程中过度暴力的现象，但民主革命本质上与人性壹致。前苏联和东欧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了民主大革命，而革命过程中暴力的运用完全被限制在人类的理性和良知能够接受的范畴之内，并没有出现过度暴力和血腥的恐怖。这表明，民主革命已经成熟到不被仇恨所诱惑，并能有效而人道地驾驭历史命运的程度。

　　讨论进行到此，应当得出结论：在中国没有改良可能的情况下，散布改良主义幻想；在中国需要政治大革命的艰难时刻，侮辱并否定革命――这正是造成包括海外民运在内的中国民主运动思想混乱的根源。混乱的思想，无法熔铸出明确而坚定的政治意志。没有明确、坚定的政治意志，民主政治运动就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政治能量，去挑战，去震撼中共暴政。

　　四、海外民运颓败的组织原因

　　政治意志是政治组织的灵魂；政治组织是体现政治意志实效性的机构。海外民运组织林立，但是，却没有任何壹个组织真正具备同中共极权专制作政治决战的素质和能力。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之壹就在于，海外民运的各组织均没有形成具有高度理性并与现代人类道德意识相壹致的民主革命的政治意志。相反，在改良主义思潮的严重毒害之下，各民运组织政治结构软弱涣散，政治纪律荡然无存，政治能量如风中之烛。

　　最经典地表现出改良主义思潮毒害的政治组织观念，莫过于声称要把民运组织构建成具有建设性的“反对党”，或者要按照外国“议会党”的模式组建民运政治组织。

　　上述政治组织观念乃大荒谬。这种荒谬是建立在对政治范畴基本认知的错误之上。

　　在宪政民主制度的政治范畴之内，才会有同“执政党”相对应的“反对党“的概念。中共极权专制之下根本没有”反对党“生存的任何空间。现代之中国，只有老子党和儿子党――共产党是老子党，政治协商会议内的各政党都是由共产党发薪水养活的儿子党。老子党与儿子党之间实行的是“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专制伦理关系。所以，中国的儿子党必须通过比共产党自我吹嘘更卖力地吹捧共产党，作为自己生存的政治前提。

　　不知要在中共极权体制内组建“反对党”的诸君，是否要让民主运动步中国儿子党的后尘？更不知具有建设性之“反对党”之“建设性”要如何体现？因为，有利于中共极权的“建设性”才被中共专制之法允许；有利于否定中共极权、实现民主政治的建设性，则壹概被中共之法以“颠覆国家罪”予以镇压。以为用“建设性”壹词的掩护，“反对党”的生存权就可以得到中共的肯定，乃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之举。如果是在中国大陆，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提出建设性“反对党”的概念，或许还应当被理解。来到海外，依然传播这种概念，实在令人齿冷。

　　至于按照外国“议会党”的模式构建当今之中国民运组织的观念，流播更广，为害更甚，其荒谬性也更加明显。宪政民主体制之内运作的政党，同要与极权专制进行政治决战的民主政治组织，处于完全不同的政治范畴，面临完全不同的政治任务，因此，这两类政治组织必须各自具有与其所处政治范畴，和承担的政治任务相适应的完全不同的组织结构，而决不可以互相模仿。

　　按照外国“议会党”的模式组建民运组织，由于政治范畴的错位，使海外民运组织彻底丧失了向中共暴政挑战的锐利的政治意志，彻底丧失了同中共暴政政治决战所必须的迅速的决策能力和果断的行动能力。海外民运组织也因此变成“政治的自由市场”，成为小政客叫卖杂乱的政见，低智商的野心家炫耀小聪明的领域。而泼妇厮打般的内斗，毫无政治道德底线的阴谋，没有任何政治纪律约束的我行我素，更彻底剥夺了海外民运组织形成坚硬的组织构架，决战中共暴政的可能。

　　其实，构建具有建设性的“反对党”也好，组建“议会党”式的民运组织也好，其意识的深处都郁积著浓烈的改良主义气息。此类组织的构建者似乎并不把推动极权专制转化为宪政民主的历史进程当作自己的政治责任，他们只是满足于事先组建起在宪政民主制度下运作的“反对党”，或“议会党”，并通过“善意”或者“建设性”的呼唤，促使信奉极权专制的中共自动改良为遵守宪政民主原则的政党，然后，他们再与中共壹起坐在“圆桌旁”，共商民主建设的大计。

　　思想至此，令人哭笑两难。只要想壹想中共暴政五十六年间以国家恐怖主义为纸，以强权暴力为笔，蘸著中国人民无尽的血泪书写的罪恶史，便可以明白，希图组建“反对党“和“议会党”诸君对中共暴政的希求，完全是痴人梦话，醉汉颠语。

　　改良主义思潮束缚中国民主运动的另壹条铁链，就是要求民运组织的行为具备以专制之法为标准的“合法性”。中共暴政有两类法律。壹类法律是公开宣布的，壹类是实际执行的。公开宣布的法律用来欺骗人民和国际社会；实际执行的法律是为了维护极权专制。不知改良主义思潮要求民主运动组织符合的哪壹类法律？如果符合公开宣布的法律，只能是帮助中共暴政欺骗世界并自欺；如果符合实际执行的法律，民主运动组织就同中共暴政维护专制的意志壹致。民主运动组织的天职只在于否定中共极权的法律制度，创建宪政民主的法律制度。要求民主运动组织的行为符合专制之法，同要求民主运动组织与中共暴政同流合污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民主运动组织壹旦放弃彻底否定专制法律的努力，并去符合专制法律，也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全部政治价值。

　　有人竟十分自得地为海外民运组织内乱烽起，内斗不止，软弱涣散的状态辩解曰：追求民主的组织只能如此，像中共那样讲统壹的政治意志，讲铁的纪律，讲严密的组织结构，就必然导致夺权后的独裁专制。

　　上述辩解的壹个基本逻辑错误，就在于把两个不具可比性的概念加以类比――民主革命组织与共产党如云泥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以民主革命是文艺复兴以来“永恒的政治主题”为大背景审视，共产党根本不是革命党，而是伪革命党，反革命党。因为，举凡共产党建政的制度全部是中世纪专制的否定之否定，全是中世纪黑暗更泯灭人性的复辟。民主革命组织与共产党在基本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共产党崇尚暴力和阶级仇恨，其政治目的就是为了用暴力夺取政权，并建立共产党壹党独裁的阶级专政。民主革命的组织崇尚自由、民主、人权，其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是为了建立遵循“人民主权”原则的宪政民主制度，并把自己对权力的要求，置于人民公开、公正、自由的定期选举的选择之下。民主革命组织同共产党，这两类在理论基础，政治意志，政治目标都南辕北辙的政治组织，怎么可能产生同样的政治结果？那些为海外民运组织可悲的现状进行辩解的人，不是缺乏政治智慧的庸人，就是居心叵测者――他们希望海外民运组织永远处于缺乏政治决战能力的可悲状态。

　　政治命运就如同草原上的野马，只服从强者的驾驭。具备坚硬的政治意志、严密的组织结构、严明的政治纪律、迅速决策和果断行动能力的民主革命组织，才是驾驭政治命运的强者。使历史遗憾的是，目前海外民运组织不配称为强者，而弱者必定被命运轻蔑地抛弃。

　　要想扼住命运的咽喉，就只有成为强者。革命和革命党，乃是中国民主运动走向强者之路。而且是唯壹的路。

　　五、为革命正名

　　革命，是近现代历史的政治主题。近代，革命的目的是否定中世纪封建专制；现代，革命的目的是否定共产极权专制；当前，革命的目标是攻克专制主义最后的巴士底狱――中共暴政。

　　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审视，否定革命，就是肯定中世纪的千年黑暗，就是肯定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极权专制。然而，改良主义苦恋者们正在否定革命。

　　为了砸碎改良主义苦恋者们用污蔑和谎言铸成的囚禁“革命”的铁牢，让“革命”重新如英雄般走上与人类最后的专制暴政――中共暴政决战的战场，我们必须为革命正名。

　　就现代中国而言，革命的涵义应当明确表述如下：通过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实施政治大变革，否定中共壹党专政的极权统治，否定中央极权的国家结构，实现以主权在民为理论原则，以多党制为政治基础的宪政民主，建立联邦中国。

　　革命同不受限制的暴力之间，并不具有改良主义苦恋者断言的那种必然联系。明确即将来临的民主政治大革命同暴力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最紧迫的理论要求。

　　否定中共极权专制的民主政治大革命同暴力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三项原则：

　　第壹原则，民主政治革命的基本政治目的，就在于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的体现为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因此，民主政治革命在本质上是政治暴力的天敌，是政治暴力的彻底否定者。

　　第二原则，民主政治革命将运用现代人类理性和良知所能允许的壹切方式，结束中共暴政的专制统治。这些方式包括前苏联东欧地区人民反抗共产专制的各种运作方式，也包括中国人民抗争暴政过程已经使用和正在使用的各种方式。革命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之壹，就是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将孤立、分散而又广泛发生的维权抗暴的活动组织起来，最终形成统壹意志指导下的全民大抗争和全民大起义。

　　第三原则，民主政治革命绝不崇拜暴力，绝不提倡暴力，但也不否定在反抗专制暴力镇压时，人民拥有采用适度政治和法律强制力，维护自己天赋人权的权利。

　　首先，对于中共极权专制利用国家恐怖主义，以专制恶法的名义和暴力方式，摧残、剥夺公民权利的犯罪行为，人民有权按照现代法治精神，进行正当防卫。

　　其次，在人民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维护人权、抗争暴政的活动时，如果中共专制当局利用国家暴力进行镇压，人民有举行全民大起义的权利。当然，人民会根据具体条件下是否有利于民主革命成功，来决定是否以及何时行使这项权利。

　　再次，当形势发展到民主革命与中共极权专制决战的关键时刻，如果必须使用适度政治强制力，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民主革命即当果断采用适度政治强制力，以推动历史进程。罗马尼亚人民在革命过程中，果断处决齐奥赛斯库，阻止专制力量重新集结反扑，加快革命成功的步伐，就是合理采用适度政治强制力的典范。在这种情况下采用适度政治强制力，恰恰是为早日结束专制暴力，实现社会的非政治暴力化所必须的。

　　“非暴力”是改良主义苦恋者们最卖力炫耀的壹块道德遮羞布。不过，即使是真理，壹旦被吹嘘到令人肉麻的程度，人民也有理由怀疑吹嘘者的真诚。甘地和马丁. 路德金发起的“非暴力反抗运动“，是改良主义苦恋者们要求中国人民学习的经典之作。但是，如果真的学习了，中国人民将进入更加苦难深重的命运。

　　甘地和马丁. 路德金及其领导的运动面对的是什么？是以自由、民主、人权理念为立国之本的政治体制。这样的政治体制本质上符合人性，因此，它可能被人性所感动，被非暴力运动的道义力量说服。这是甘地和马丁. 路德金成功的根本政治原因。

　　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什么？是崇拜国家暴力的极权政治。中共暴政不会被人性所感动，也不会被道义力量说服。“杀二十万学生，换二十年稳定”，就是独夫民贼暴力意志的宣示――中共暴政只能被革命的意志所征服。让中国学习甘地或马丁. 路德金，实质上就是要求中国人民在维护人权，抗争暴政时，也要任由专制政治随意摧残虐杀。试想，如果“六四”之夜学生们不是撤退，而是学习甘地，继续在天安门广场上“非暴力”地反抗，结果会如何――结果定然是坦克群从学生的血肉之躯上压过，将“非暴力”抵抗压成动荡的血海。

　　改良主义苦恋者们不经过任何逻辑的推演，就将人民革命等同于暴民政治，并以此为由声讨革命。但是，值此人民革命尚只是政治设计，而中共极权专制已经将国家恐怖主义运用到极致之时；值此中共暴政利用国家暴力，贪婪地攫取社会财富，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之日；值此权利被剥夺的民众可怜到只能用跳楼、服毒、自爆、自焚、无望的上访等方式，表现壹腔悲愤之际，不去谴责中共暴政――这个暴力的根源，却以反暴力的名义，唾液四溅地诬蔑否定中共暴政的、尚未发生的人民革命，这是多么无耻的伪善！有文人曰：伪善也可能是善意的开始；我说，伪善比公开的罪恶更接近罪恶，因为，伪善除了罪恶之外，还有无耻的欺骗。

　　改良主义苦恋者另壹个最能表现他们苦恋的观点，便是宣称“街头民主”没有真正的社会历史价值，因此应当推动“议会民主”。

　　愚昧到何种程度才会不明白，中国的所谓“议会”――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中共暴政的壹个橡皮图章。如果在这个橡皮图章上能够雕刻出民主，那么“小虾也会吹口哨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存在只有壹种实质性政治价值，那就是作为中共极权专制的“民主”修饰物，来欺骗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

　　崇尚“议会民主”者所蔑视的“街头民主”，实质上是公民的各种维护权利，抗争暴政的活动。这种活动在相当时期内是积累政治大变革能量的主要方式。因此，否定了“街头民主”，就意味著否定了当前中国公民维权抗暴可能采取的主要方式，就意味著否定了政治大变革的可能性。

　　崇尚“议会民主”者，在八九年“六四”期间，以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有成功的可能，曾壹度投机他们鄙夷不屑的“街头民主“，试图充当学生运动同当局之间的政治掮客。殊不知，以正义的激情为底蕴的学生运动，根本不受政客式的理性利益权衡的控制，终使政治掮客的努力，成为壹枕黄粱。而崇尚“议会民主”者也被中共顽固派视为学生运动的“幕后黑手”，被迫流亡海外。这真可谓造化弄人。

　　“六四”学生运动引发的民主大潮退去之后，这部分改良主义苦恋者伤感之余，又重弹贬低“街头民主“之老调，希翼得专制者之怜爱。只可惜他们已经人老珠黄，而中共贪官们却只喜欢搂著年轻貌美的三陪小姐，伤感地唱“迟到得爱”。崇尚“议会民主”者，不过是壹小群热衷于充当客厅英雄的文人，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政治愿望不可能在历史大舞台上实现，但是，他们的观念却加剧了海外民运思想的混乱，加深了如北京初冬之雾般朦胧但浓重的改良主义幻想。

　　“民主革命”，是近现代史政治领域的“永恒主题”。命运已经注定，以英国革命为起点的政治历史进程，将以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作为最后壹幕。唯有自由民主在中国成为现实，整个人类历史才可能走进另壹个主题时代，人类的心灵也才可能开始新的精神探索过程。如果任由改良主义苦恋者在思想领域谋杀了革命，人类的历史就将继续在专制的最后铁幕下徘徊；如果中国人民放弃了革命的权利，中国的命运就将雕残于对民主的绝望之中。

　　六、中国呼唤革命

　　中国的政治现实呼唤革命；中国的社会大危机呼唤革命；中国的伟大命运呼唤革命。

　　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命运曾赐给中共以政治改良的机遇。然而，中共通过对胡耀邦、赵紫阳的政治迫害，以“六四”屠城的方式，最终拒绝了命运的恩赐。历史的机遇并不像太阳，每天都会从东方升起――抓住了它，历史的机遇就如同插在心上的利刃壹样真实；没有抓住它，历史的机遇就如同飘忽的时间，壹旦逝去，便无可追回。有必要再说壹次：如同六君子的血洗去了中国近代改良和革命的界限壹样，“六四”之血，也洗去了现代中共改良与革命的界限。

　　“六四”之后，邓小平以及官僚集团基于掩埋反人类罪行的阴暗心理，指令专制权力教唆整个社会去疯狂追求物欲，以使中国人的心灵在物欲中腐烂，从而忘却道德和良知，忘却“六四”之血的精神价值。阴险的中共官僚集团把两个最具社会能量的群体――商人和知识分子纳入官僚特权阶层的范畴，从而形成了由腐败的官权、肮脏的金钱和堕落的知识共同构成的政治黑手党。

　　政治改良需要以执政集团具有崇高的政治意志为基础。中共，这个犯有重重反人类罪行的政治黑手党，它尚存的唯壹政治意志，就在于利用国家恐怖主义、谎言和利益收买，毫不妥协地维持极权专制。因为，唯有依靠专制的国家权力，中共官僚集团才能继续垄断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唯有躲藏在专制的国家权力之后，中共官僚集团才可能规避人民对其反人类罪行的大审判。

　　我们相信中共内部存在众多良知未泯的人士，但是，在政治大腐败的背景下，他们不足以形成政治改良的政治意志。中共官僚集团从整体上已经丧失了政治改良所必须的政治道德素质。这就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现实之壹。中国或者同中共官僚集团壹同腐烂下去，直至万劫不复之境；或者超越改良的幻想，以政治大革命，赢得自由民主的未来――中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冷峻的命运抉择就在于此。

　　长期以来，种种自以为是的庸人之见广泛流播，已成革命昂视阔步踏入现实的思想障碍。今日，且择其要者破除之。

　　其壹曰，中共当局控制著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控制著强大的国家权力，垄断著中国壹切政治资源，掌握著国家经济命脉，因此，以结束中共专制为目标的革命根本就没有发生的可能，遑论成功。

　　持此类观点的人没有理解壹个基本的事实：中共致命的危机并非来自物资力量的匮乏，而是源于精神和政治意志的腐烂。

　　人类的历史是由心灵，由意志走向现实物性世界的。人类历史本质上是心灵史，意志史。虽然在现实物性世界中，中共目前还表现出强势存在，但是，在心灵和意志范畴内，中共早已壹败千里，溃不成军。“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和“六四”血案，使中共变成政治道德的破落户；苏东地区社会主义阵营颓然崩溃，又使中共变成思想理论的破落户。当今之中共既无能力重建政治道德，也无能力再创思想理论之基础，唯有靠“即得利益”来换取党的凝聚力。然而，当利益成为唯壹的价值取向时，政治组织必然黑社会化。黑社会化的结果又必然是政治组织内部以私利为驱动力的组织帮派化，以及各帮派之间的权力和利益搏战。当今中共不断惩罚贪官，无非是在权力争夺中取得强势的帮派，对弱势帮派的清洗。从清洗的残酷性可以发现，黑手党化的中共内部权力和利益的争夺，正在血淋淋地撕裂中共自身。

　　通过以上讨论，可得出壹个结论：中共已经是魂销魄散之党，而建立在私利基础上的党的统壹性，正由于遍布党内各级组织的残酷的权力斗争趋向瓦解。因此，壹旦出现重大社会事变，处于精神分裂和组织瓦解状态下的中共，很难有效的使用名义上被它掌握的军队和其它政治社会资源，来体现统壹的政治意志。而丧失了统壹意志的物质力量的强大，乃是泥足巨人。

　　否定革命可能性的第二种典型的庸人之见，可以如此表述：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使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而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产生保障中共统治稳定的政治效应。

　　上述观点的致命错误在于，对中国现代经济性质缺乏基本了解。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造就的，并不是以公平竞争为原则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权贵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以腐败的专制官权为轴心，以权钱交易为动力，以堕落的知识界廉价的“合理性”论证为遮羞布。“权贵市场经济”的天性决定了，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以权力腐败的深化，权贵阶层对人民和社会财富的疯狂攫取，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毁灭性破坏为补充。“权贵市场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不公正的根源之壹。因此，经济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积累过程，而且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社会矛盾积累的速度也就越快。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正预示著，社会大危机高速接近导致社会崩溃的临界点。

　　马克思曾从黑格尔那里抄来历史发展的宿命论，然后又以必然规律的名义，将宿命论植入共产党的社会发展观。如果真有宿命的话，“权贵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财富和权利的极度两极分化，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宿命。而财富和权利两极分化的极端发展，又必然撕裂社会的稳定。在特定意义上，正是中共建立的“权贵市场经济”，在为否定中共暴政的社会大变革准备了充分的条件――黑手党化的中共乃是自己的掘墓人。

　　但是，革命的社会条件并不等于革命；革命的崛起除了社会条件之外，尚须具备政治条件，即革命党的横空出世。

　　没有民主革命的引导，壹旦出现中共统治危机导致社会自然崩溃的现象，那对于中国将意味著社会的大动乱，民族的大分裂――中国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之中。唯有以宪政民主和联邦中国的理念为引导，通过民主大革命，中国才能踏过重重社会危机，艰难但成功地开拓民主建政的新纪元。

　　中国面临严峻的命运抉择。如果人民放弃革命的权利，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失去美好的前途，并堕入万劫不复的社会悲剧；如果仁人志士放弃了组建民主革命党的努力，就等于放弃了革命。

　　七、革命党兴，共产党亡

　　中共暴政丧失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具有逻辑说服力的理论，因此，在精神的领域内它已经失败了；中共暴政丧失了道德的感召力，全凭暴力、谎言和物欲利诱维持统治，因此，它执政的道德基础已经崩溃。但是，中共暴政却依然是壹个如刑场般真实的现实存在――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

　　历史的逻辑壹再表明，即便是完全丧失了存在理由的宿命，如果没有受到另壹种意志的强有力挑战，也会在历史运行的惯性中，继续保持其存在。尽管那是腐朽的存在。中共暴政面临的局面就是如此。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能量对其实施剧烈的震撼，中共暴政虽然尸居余气，却也要依恃历史运行的惯性，保持其现实存在性，并将中国拖入难以预测的大灾难的地狱。

　　革命党就是斩断历史惯性的锐利的政治意志；革命党就是以雷霆万钧之势，对中共暴政作最后震撼，并使之骤然崩塌的政治能量。革命党不起，共产党不销；革命党兴，共产党亡――这必将是历史的结论。

　　在现代之中国，应当如何理解革命党？

　　革命党的基本政治目标，就是通过全民的政治大革命，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建立以主权在民原则为灵魂的现代宪政民主政治；彻底否定与极权专制意志壹致的现行国家结构，组建联邦中国。

　　革命党运用革命的方式所要达到的基本政治目标，首先在于否定极权专制制度，实现宪政民主，而决不运用革命方式，谋求执掌国家权力――这是革命党为自己设定的首要的政治纪律。任何政党执政的权力，都必须在宪政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之后，由全体公民通过公开、公正、自由的定期选举来决定。而革命党在宪政民主实现之后，重要的政治任务之壹，便是使自己由革命党转化为按照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运作的议会。

　　与基本的政治目标相壹致，革命党把彻底否定壹切形式的国家恐怖主义和国家暴力，作为自己的重大政治职责。革命党将运用现代人类理性和良知允许的壹切方式，发动民主革命。革命党不提倡暴力。但是，革命党确认，当公民的人权受到中共暴政的国家暴力侵犯时，公民有按照现代法治精神进行正当防卫的权利；当人民维护人权，抗争暴政的和平运动受到中共当局的国家暴力镇压的时刻，人民拥有起义的权利。革命党还确认，在民主革命与中共暴政进行政治决战的时刻，为防止中共当局聚集国家暴力，镇压民主革命，人民有权采用适当政治强制力，剥夺中共当局运用国家暴力，镇压民主革命的能力。

　　要依据同人类历史上最成熟、最凶残、最狡诈的极权专制进行政治决战的要求，来构建革命党的组织结构。革命党的所有组织构建，都必须符合“迅速决策，果断行动，纪律严明，生存力顽强”的原则；都必须有利于高效地凝聚和发挥强大政治能量。

　　精神和意志是现实世界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因此，革命党在否定中共极权专制的革命过程中，将首先把精神和意志的领域作为战场，以具有创造性的有效方式，同中共暴政开展心战。心战的作战目标有三：1. 彻底摧毁中共军队、官员、警察、御用文人、奸商恶贾残存的专制意志，以及对专制政治生命力的信心；2. 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民主革命的大启蒙，让全体人民毫无疑义地明白，中共暴政是万恶之源，是人民苦难的根源，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唯有全民的抗争和人民大起义――唯有民主革命，才能彻底否定中共暴政；3. 在全民范围内，特别是被中共暴政肆意摧残和践踏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复员转业军人中，广泛传播宪政民主的理念，联邦中国的理念，使宪政民主和联邦中国，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政治理想。

　　可以预见，当民主革命在心战的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她在现实中的凯旋就指日可待了。

　　中国大陆目前民怨沸腾，民怒冲天，民变烽起；中共暴政已是千夫所指，万人侧目。中共可悲地沦为政治黑手党，政治黑手党的天性就是践踏民权，掠取民财。所以，暴政之下，起自民间的维权抗暴活动，势将愈演愈烈，并成为壹个时期内人民反抗暴政的主要形式。

　　革命党的最主要的作用之壹，就是要通过自己的组织活动，使大量分散的人民维权抗暴活动，逐步形成互相配合、互相呼应、互相支持的具有统壹政治意志的全民大抗争。

　　面对海外民运的颓势，壹些没出息的“民运人士”不仅不思如何重整征袍，再举义旗，反而满足于被称为“民运人士”的虚荣，并以不同方式散布海外民运无用论，为他们颓废的政治意志作合理性的诠释。今日，为创建革命党，不得不清除海外民运无用论。

　　海外民运对于中国大陆民主革命的兴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共暴政对人民实施警察和特务统治，建立了法西斯式的严格的社会监控体系。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将自己的统率机构置于海外，可以确保革命党的统率机构不被中共摧毁，这对于革命党的持续存在和发展至关重要。

　　大陆内部的农民、农民工、复员转业军人、下岗工人和上访群体中，通过多年群体性维权抗暴活动，已经形成了准组织联系。各类群体中，也已经涌现出许多“天然”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是大陆发展革命党的组织基础。不过，大陆政治环境严酷，如果革命党在大陆各类群体，以及各地区间发生大规模的横向组织联系，则壹处组织被中共秘密警察破获，就可能使革命党的整个组织网络都受到致命威胁。而由驻于海外的统率机构同大陆内各群体、各地区的革命党组织发生纵向联系，即便壹处组织暴露，也不会有牵壹发而动全身之虞。

　　革命党的组织策略可表述如下：革命党创建在海外，统率机构在海外，大规模发展在国内 【至于在国内发展组织的有效的策略体系，属于革命党的最高思想秘密，不宜公开讨论】 ；国内各类群体、各地区的党组织之间不发生横向组织联系，唯有海外的统率机构同国内革命党各组织发生纵向联系；国内革命党各类群体和地区的组织之间的配合，不能通过横向的组织联络进行，而只通过由统率机构协调各项维护人权，争取民主的行动来实现。

　　海外民运另壹重要作用表现在心战领域。在海外的各民主国家，革命党可以建立起直指中共暴政的安全的心战基地。精神和意志领域，是革命党选择的决战中共暴政的主要战场之壹。

　　另外，在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为大陆革命党的运作筹措资金等诸多方面，海外民运也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中国命运在召唤革命的同时，也在召唤革命党。革命党是革命之魂。唯有在革命党的引领之下，中国民主运动才能重返历史的中心。而组建民主革命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重建中国民主运动的，特别是海外民运的道德形象。

　　多年来，狂悖荒谬的野心人格和诡诈百端的小政客心理，以及由此引发的民运内斗丑闻，早已撕碎了海外民运的道德形象。丧失了道德感召力的政治运动决不可能感动命运，并赢得光荣的未来。重建海外民运道德形象的关键之点，就在于重建海外民运的人格形象。

　　民主革命毫无疑问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神圣事业，但是，民主革命党的中坚必须具备圣徒情怀，必须具有悲悯天下之心，必须愿把自己的生命作为祭品，献给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历史是由人创造和书写的。庸人书写俗不可耐的，甚至卑鄙的历史；高贵的人格则创造高贵的历史。中国的前途端赖蕴涵不可抗拒的道德魅力的革命党；革命党的道德魅力首先取于革命党的领袖集团要由勇于献身的英雄人格，和悲悯天下、不谋私利的圣徒人格构成。

　　中共将政治变成血腥、肮脏的领域。但民主政治必须净洁。以高贵的政治道德净化政治――这是民主革命党必须承担的历史职责。

　　只因心灵已在物欲间腐烂，对于被称作中国人的茫茫人海而言，是否还有潜力创造出能驾驭命运的革命党，在今天已经成为问题。中国的前途，乃至人类的命运都在凝神屏息，等待著这个问题的答案。唯愿上天赐福中国，还能有中华好儿女，对此壹问作出可以傲视千古的回答。

　　（2005年10月29日）

　　民主大革命正在逼近

　　政治改良派和中共制造的“人权花瓶”们虽然千娇百媚，形色各异，却有共同的意志特征：“曲线救党”。他们都要声称自己向往“自由、民主、人权”，都要对中 共发出青杏般酸涩的指责，最后，他们又必然都要论证中共及其法律制度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并严词责难，甚至诬蔑锋芒直指中共暴政生存权的民主大革命。指责中 共是其“曲”之所在，这壹“曲”是为了增加欺骗性；肯定中共的政治生存权才是其衷，衷之所在，在于救党。

　　回顾过去，可以发现，每逢共产党遇到现实的或者思想理 论的困境时，改良派和“人权花瓶”们总会及时挺身而出，为帮助共产党摆脱困境竭尽所能。当前，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逐渐形成；维权抗暴运动初步从思想理论 上挣脱了必须在中共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行动的思想枷锁，正在艰难但却顽强地推进历史。改良主义思潮又壹次表现出弃妇般的对中共暴政又苦又甜、幽怨百端的爱 恋，企图用虚构的思想逻辑，瓦解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否定维权抗暴运动的政治价值。

　　近日，壹位身处海外的改良派声称中共“气数未尽”，理由主要在 于中共“该硬的都硬了，该软的都软了”，即该凶残的都凶残了，该无耻的都无耻了；另壹位国内的“人权花瓶”，所谓“著名维权律师”则断言，共产党至少可以 继续存在三十年，理由主要在于，三十年后才可能给“六·四”平反。

　　以上两位的相同之处表现为：他们都是以中共的意志作为判断历史进程的基点。当然，对于他们自身而言，这是合理的。因为，奴才总是本能地以主子的意志作为思想的起点，如果他们还有思想的话。

　　中 共显然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政治生存危机，才会惶不择人地启动早已年老色衰的昨日政治花旦，和今天的三流“人权花瓶”，来证明专制政治依然有强悍的生命力。 不过，无论有多少寄生于专制体制的政治跳蚤们喋喋论证，都不能改变基本的历史逻辑－－中共暴政的崩溃已势成必然，现在只是等待某种偶然性触发此种必然。

　　支持上述历史逻辑的证据，多如春天北京上空沙尘暴中的黄沙。今只择其主要者列于后。

　　八 九年，通过血洗北京，中共权贵阶层获得了专制政治的稳定，但却彻底丧失了执政的道德基础。中共暴政因为犯下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而沦落为精神的破落户。 处此困境，如何解脱？屠夫邓小平以小商贩式的实用主义精明，推行让中国人在物欲中腐烂的政策，当人民普遍忘却了道德价值时，中共暴政便不必再担心由于执政 道德基础的丧失，而失去政权。

　　在这次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性腐烂过程中，首先腐烂，并且腐烂入骨的，是国家权力的承载者，中共各级官员。中共 权贵阶层由此形成黑帮集团。所谓政治黑帮就意味者，中共权贵的政治意志已经在对物欲的贪婪中彻底腐烂；国家权力腐败所排泄出的个人利益，成为中共权贵集团 唯壹的凝聚力。

　　专制权力本质上超越有效的限制和制衡，不受限制和制衡的权力的腐败，也不可能受到有效遏阻。因此，专制权力腐败的闸门壹旦打开，就会波涛汹涌，势不可挡，迅速趋向极端。

　　国 家权力腐败产生的凝聚力，在于对官员物性贪婪的满足。在壹定时期内，各级官员为攫取个人私利，会本能地维护承载他们的个人私利之舟，专制政治。但是，当权 力腐败发展到极端之时，当专制政治由于再也容纳不了极端腐败的权力引发的社会矛盾而趋于崩溃之时，将很少有人会为挽救专制体制舍生忘死。因为，专制政治的 近卫军－－各级官员早已在腐败中把个人私利视为上帝。

　　腐败延长了暴政的生存，但是，暴政最终必将死于腐败。那是壹种最令人厌恶的死，而且死期将近。因为，腐败正如脱缰的疯马，拖著挂镫的中共暴政，狂奔向墓地。

　　八九年之后逐渐成熟起来的中国权贵市场经济表现出两个奇迹。壹个是经济增长指数的狂飙突进，壹个是社会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的狂飙突进。这两种狂飙突进同生共长，如影随形，互为表里。而这种现象是源于中国权贵市场经济的天性。

　　中共的经济改革最终形成的，是以腐败的国家权力为主导，以权钱交易为润滑剂，适应权贵阶层攫取社会财富需要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就是权 贵阶层利用腐败国家权力，高速积累私人财富的过程。以腐败的国家权力为根据，而不是以公平竞争为根据的个人财富的积累，必然要以绝大多数人的贫穷为补充 －－绝大多数人的贫穷，是权贵阶层富有的原因。

　　由此，可以发现壹个权贵市场经济运行的逻辑：经济增长指数越高，权贵阶层私人财富的积累越快，底层民众的贫困化和权利被剥夺的进程也随之越快，并最终形成越来越趋向极端的社会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

　　只要国家权力的专制性没有得到彻底改变，上述权贵市场经济的客观逻辑就不会改变。保持国家权力的专制性，则是中共权贵阶层的命脉之所系。已经犯下重重反人类 罪行的中共权贵阶层只要失去专制国家权力的保护，便不可避免要受到正义的审判，沦为民主政治下的囚徒。所以，中共权贵阶层决不会主动放弃专制。国家权力的 专制性继续存在，权贵市场经济导致日趋极端的两极分化的逻辑就不会停止运行。而极端的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必将血淋淋地撕裂社会。中共暴政的崩溃正是社 会大分裂的政治注释。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听到社会两极分化走近社会分裂临界点的脚步声。

　　中国最深重的危机在于人的灵魂的堕落；造成民族人格的整体堕落，也是中共暴政最不可饶恕的罪恶。

　　高 贵者死，卑鄙者生－－这是专制政治确定的生存规则。八九年之后，中共权贵阶层更迅速地演进成政治黑帮集团，并以其前所未有的虚伪、贪婪、腐败、凶残，成为 最大的教唆犯，教唆全社会在赤裸裸的物欲中腐烂。人们的心灵间，只有沸腾的物欲，只有冷酷的私欲，只有猥琐的兽性和污浊的奴性；良知与道德，理想和信念早 已是万众轻蔑斜视下的存在。

　　今日之中国，生命的高贵感和神圣感荡然无存。霍布斯所言狼与狼的关系，在人世间普遍出现，而且还是最狡诈的狼。绝大多数人都处于极度焦虑、浮躁和莫名的不安之中；除了自身卑微的物性生存之外，不对任何事务负责的末世心态，如滚滚的沙尘暴，弥漫了人心。

　　“人 是追求意义的动物”。当人丧失了追求意义的能力，就无可避免堕落成最凶残的兽。遍观中国，滚滚如尘之中国人，内心深处都动荡著急欲发泄的兽性，而中共暴政 用国家恐怖主义维持的稳定，正在民族心灵的普遍动荡中震颤。那种震颤，明确讲述著即将到来的崩溃。大崩溃后破堤而出的兽性的狂涛怒潮－－专制政治孕育的罪 恶之果，将在神州的荒野间肆意汪洋，中国命运之星将黯然湮灭。

　　中共暴政已经把中国的命运引入绝境死地。非有与社会正义壹致的强悍意志，不足以挽中国命运之狂澜于即倒。因为，人类的历史进程，由意志所决定。

　　对于中国，最艰难之处在于，现在只有中共权贵政治黑帮集团的政治意志，犹如即将崩塌的巴士底狱，斜立于西风残照之中。而能像铁手壹样牢牢扼住中国未来命运的民主大革命意志，却似贵州冬日的大山，总被雾锁云闭。

　　中 共暴政是中国现代社会悲剧的根源。民主大革命所否定的，正是中共悲剧的根源。只有民主大革命的意志具备了主导中国未来历史的政治能力，中国的命运才会踏上 良性发展的逻辑。当中共暴政的必然崩溃由于偶然性的触发骤然降临之日，如果民主大革命的意志还没有能力成为中国命运的主宰，重大的社会灾难就无可避免－－ 没有真理引导的动荡历史，只能在血雨腥风中找到归宿。因此，用坚硬的政治理性，迅速铸成民主大革命的意志，乃是拯救中国命运的壮烈之举。

　　任由中共暴政自然崩溃，而无所作为，是丧失了创造历史的勇气者的卑微选择；将中共暴政的崩溃纳入民主大革命的范畴，定会使中国历史进入真理的逻辑。中国未来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壹项激烈的时间竞争，即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的形成，是否能早于触发中共暴政崩溃的偶然性的降临。

　　斗转星移，风流云荡，白驹过隙，时不我待。让民主大革命由理念形态转为实践形态，已刻不容缓。这壹伟大的转化，似应循下列诸阶段，即再举义旗，形成大势，聚集英雄，策略运作，决战暴政，胜利庆典。

　　“再 举义旗”的实质，就是要用有效方式，明确宣示通过全民大反抗，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创造宪政民主和联邦中国的政治意志。同时，要具体申明民主政治将为除 中共权贵阶级之外各个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从而给崇高的民主理念，注入现实利益的驱动力，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将因此成为绝 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追求。

　　所谓“形成大势”就意味著，以思想的海雨天风，扫荡泛滥多年的改良主义幻想，让民主大革命的意识主导时代精神；让 全人类都凝神屏息，关注中国人民为摧毁极权专制最后的巴士底狱－－中共暴政，而向历史表述的对正义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让历史明白，中国人民彻底否定中 共暴政的政治意志，乃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反抗专制历史的最后总结。

　　“聚集英雄”是历史逻辑的必然。无美女作为祭品，无法锻造出干将 莫邪千古神剑；无英雄男儿愿意为之献祭，不可能涌现伟大的命运。任何彻底变革命运的历史进程，必定有属于她的英雄人格。民主大革命毫无疑义是属于全体中国 人的神圣事业，但是，民主大革命运动的中坚，必须由具备圣徒情怀的英雄人格构成；圣洁的英雄人格，乃是民主大革命运动的道德凝聚力和无坚不摧的锋芒。

　　智慧的运动才可以预期胜利。“策略运作”由此成为必须经过的阶段。民主大革命运动之策略，必随天道之所欲，循人性之轨迹，不拘壹格，不执壹端，但机心百变之中，又有定律：策略的中心目的在于，采取有效措施，使中国自发涌现的大量民众抗暴维权活动政治意志化和组织协调化。

　　经过充分的策略运作过程，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即应敏锐地抓住历史机遇，或者创造历史机遇，发动全民总体反抗运动，以人类理性和良知允许的壹切方式决战暴政，终结专制，实现宪政民主，创建联邦中国。

　　人类历史是意志的展现；最坚硬的意志，才会主宰历史。因此，必须使民主大革命的意志成为最坚硬的意志。

　　被 艰苦的命运击败的生命是可悲的，他们已经不敢想像给时间确定意义和价值。百折不挠、千败犹战、万挫不馁的英雄，则永远不会丧失为时间确定意义和价值的自 信。根据对中国社会大危机的评估，人民应当确定，当六 . 四事件二十周年之际，必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民主大革命胜利的宏丽庆典，即绝不允许中共暴政存在于六·四二十周年之后。

　　胜利庆典之际，要在天安门广场上，为死于暴政的八千万同胞建立高达云天的墓碑，那些对中国人民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独夫民贼，将被铸成铁像，永远跪在死难者墓碑下，作为专制罪恶的象征，警戒万世。

　　我向历史预言，民主大革命正在逼进，即将横空出世，并主宰中国的命运。因为，我已经同中国的崇山峻岭壹起，感到了大地的震荡。属于全人类的自由民主的理想，将以中国民主大革命的胜利而最终实现。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民主革命意味著什么？

　　恐惧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最主要的心理之壹。于是，在妖魔化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改良派便竭力营造对民主革命的恐惧。他们指责民主革命壹定会引发中国的社会 大动荡和大分裂。在他们的视野中，民主革命比大海啸和大地震还令人恐惧。然而，他们的指责是基于臆想，而他们的恐惧是虚伪者的扭捏作态。

　　且不论当今世界上与人性壹致的自由民主制度都是以民主 革命为其政治发端，仅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改良派们的上述论断，也忽视了壹个基本事实。中共建政近五十七年，重大的社会动荡和人权灾难连绵不绝，极权专制才 是当代中国社会动荡和人权灾难的根源。目前，建立在社会极端不公正之上的所谓稳定，实际正在蕴育更大社会悲剧和动荡。民主革命所要否定的，正是当代中国社 会动荡的根源，而民主革命带给中国的，将是公正、稳定同时又充满活力的现代法治社会。

　　民主革命对于当代中国究竟意味著什么？我们不妨做简要的，但更为具体的分析。

　　当 代中国的官僚体系，是由国家权力系统内的官员、共产党控制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官员、共产党系统内的官员，以及共产党豢养的奴才党的官员共同构成。这个人类有 史以来空前庞大的官僚体系，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腐败、最贪婪、最凶残的。当代中国的官僚体系，是巨大的社会政治癌变，也是社会艰难承受的经济负担。不得不 养活这个空前庞大的官僚体系，正是底层民众贫困的原因。

　　民主革命的具体目的之壹，就是要废除这个官僚体系，并建立精简、法治、高效、廉洁的国家权力系统。废除当前中国极权专制的官僚体系，不仅意味著终结了对中国人民的政治压迫，而且意味著使中国摆脱了壹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并从壹个角度清除了底层民众贫困的原因。

　　中共建政以来，农民壹直处于贱民阶层的地位。歧视性的法规和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使农民成为事实上的农奴。

　　中国农村土地名义上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实际则完全由国家权力控制，国家权力又被共产党绝对垄断，而共产党的统治者是党内的官僚集团。所以，中共官僚集团才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地主。

　　民主革命必然废止对农民歧视性的法规，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民主革命也必然剥夺中共官僚集团对土地的非法垄断，使农民获得对其耕种土地的所有权。中国九亿农民将从此开始创建有法治和所有权保障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中 国国有企业的巨额资产，是中国人民数十年血汗的积累，其中也包括国有企业职工的血汗。由中共腐败的国家权力主导的所谓“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造”，以掠夺式的 低价，使国有企业资产流入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贾的钱袋。而国有企业职工在失去属于自己的财富的同时，也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工作的机会。

　　恢复正义是民主革命的政治主题之壹。因此，必须索还被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贾利用腐败权力夺去的国有资产。然后，以国有企业职工为基准，合理作价，划分股权，实施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造。唯有如此，才能使数千万国有企业职工重新获得生存权的保障。

　　近 亿农民工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奴工群体。他们艰辛至极的劳作，只能换来微薄至极的工资；他们实际上毫无法律权利保障的卑微的生存，没有任何人格尊严可言。由 于被剥夺了组建自由独立工会的权利，农民工不可能以集体的力量维护自身利益；每壹个农民工面对被腐败官权“加持”的资本时，只能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这 是农民工悲凉困苦的最重要原因之壹。

　　民主革命所欲创建的现代法治，以确保公民基本人权为天职。组建自由独立工会，就是基本人权不可缺少的部分。农民工通过工会形成群体意志，便会改变弱势处境，获得同强势资本进行有尊严的谈判的地位，农民工的利益也才可能受到实际保障。

　　由腐败的国家权力主导的权贵市场经济，迫使每壹个民营企业者都成为罪犯。民营企业必须向贪官污吏行贿，必须使用偷漏税、走私等各种犯罪手段，才可能生存下去。民营企业者无论积累了多少资本，在贪官污吏前都没有真正人的尊严；他们的财富也由于被迫同犯罪行为紧密相连，而变成“贼赃”。

　　民 主革命的社会目标之壹，就是创建遵循法治原则运作的、以公平竞争为灵魂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有在这样的经济机制下，民营企业才能最终摆脱腐败权力的控制和被 迫犯罪的命运，才能获得人的尊严；他们的财富也才可能由“贼赃”，变成高贵而净洁的价值，并受到法律的严格而周密的保护。

　　民主革命对中国究 竟意味著什么，还可以做更多层次的审视。不过，仅从以上简要的讨论就足以确认，民主革命将给国家带来法治，给社会带来正义，给人民带来公平，给社会各阶层 带来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民主革命必将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拥戴，并产生巨大的社会凝聚力。万众拥戴，社会就不会动荡；人心不乱，社会就不会分裂。可以 断言，民主革命对中国意味著稳定发展的光明前途，意味著符合自由人性的和谐社会。

　　（2006年5月8日）

　　为民主革命申辩

　　今日之中国，正处于真理黯然蒙尘，谬误昂视阔步的时代。高贵、圣洁者被丑化，猥琐、卑鄙者却获烨烨尊崇。在思想领域，情况亦是如此。“六.四”惨案之后，高贵的民主革命意志受到堕落文人重重的思想围剿，伪善、无耻的改良主义竟成为“理性”的象征。这是对中国命运的雪上加霜。

　　高贵的思想创造高贵的命运，伪善的思想产生阴暗的历史。基于对中国未来命运的责任，必须为民主革命申辩；申辩又应当自批判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始。

　　“六.四”惨案，是用中国人的血提前为中共暴政书写的死刑判决书。“六.四”意味著，中共暴政以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抹去了政治改革的意愿，彻底丧失了改良的政治道德基础，丧失了通过政治改良，得到历史宽恕的机会；对于中共暴政只剩下壹种前途：为其反人类罪行接受正义的审判，并以反人类犯罪集团的身份，如德国纳粹党壹样，永远被驱逐出历史舞台。

　　八九年之后，中共暴政企图用经济改革重建其已经崩溃的政治道德基础。但是，不受法治原则限制的专制权力同市场机制的婚姻，孕育出两个怪胎：壹是国家权力无可遏制地在对物欲的贪婪中腐烂，壹是市场经济的异化。

　　以腐败专制权力为轴心运转的市场经济，不仅没有形成公平竞争的机制，反而产生出专门为权贵阶层攫取社会财富提供服务的经济运作规则。这种经济运作规则必然导致社会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壹极是由贪官污吏、奸商恶贾和御用文人构成的政治黑帮集团，即当代中共的权贵阶层，另壹极则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

　　中共官僚集团本企图通过经济发展，为专制政治再建合理性基础，但权力腐败和两极分化却雄辩地论证著暴政的不公正和罪恶。这表明中共暴政的灭亡是历史的宿命。而中共暴政所做的壹切努力，都是在同不可抗拒的灭亡趋势抗争。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潮正是中共权贵阶层为这个目的精心培育出的意识形态。

　　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核心，就是试图让人民相信，中共暴政主导的经济改革最终会产生政治民主化、法治化的效应，因此，中共暴政的存在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首要特征，就在于“曲线救党”，即以“自由、民主、人权”的名义，肯定专制暴政的政治生存权；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政治价值，就表现为否定壹切对中共暴政政治生存权具有现实威胁的思想和行动。

　　且看八九年以来，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种种表演。

　　“六.四”惨案的血腥气息尚未在北京的沙尘暴中飘散，改良主义就开始散布对中共暴政的壹项经典幻想：通过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将逐渐形成中产阶级；强大的中产阶级必然提出民主政治的要求，中共为回应这种要求而进行政治改革，中国会由此“和平、理性、非暴力”地实现民主转型。

　　今天两极分化趋于极端的严酷现实已经使改良主义的上述观念成为笑柄，但是，当初这种观念却为中共暴政用幻想欺骗人民，渡过“六.四”之后的政治危机，发挥了不可取代的历史性作用。

　　当中共垄断的国家权力在物欲中彻底腐烂之时，改良主义放言曰，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反对腐败，就是反对改革；要牺牲几代妇女的青春，换取改革的成功，等等，不壹而足。改良主义就是用此种无耻的煌煌大论，安抚人民对国家权力腐败的愤怒。

　　贪官与奸商勾结，假“所有制改革”之名，合法地抢掠“国有资产”，国有企业职工因此失去用自己血汗积累的财富和工作机会。改良主义为瓦解下岗职工反抗暴政的意志，又喋喋论证，国有企业民营化是改革成功的必由之路。根据这种论证，权贵阶层对“国有企业”的瓜分是社会进步的象征，而下岗工人的穷困则是历史发展逻辑的要求。

　　中国数千万农民功实际处于奴工状态，底层民众有病无钱医，有学无钱上，有理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改良主义则宣称，人民的困难不过是改革的阵痛，是为国家的富强必须付出的代价。

　　“六.四”血洗北京使邓小平成为独夫民贼，于是，改良主义便要让人们相信江泽民会给中国带来开明政治；当江泽民逐渐裸露出专制戏子的丑陋真相之后，改良主义又欲人民相信胡锦涛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现在，胡锦涛已经充分证明他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而是中国的金正日之后，改良主义又预言，中共第五代接班之后，就会实行民主改革——改良主义对于中共暴政的期待与爱恋，真有铁杵成针之坚毅，水滴石穿之恒心。只可惜，中国的现代苦难不欣赏这种奴性入骨的坚毅与恒心。

　　2006年，中国维权抗暴绝食运动风起云涌，维权运动必须冲决专制恶法限制的意志，迅速崛起如崇山峻岭。改良主义最隐密的壹翼则为之痛心疾首。其狡猾诡诈者，蛇行鼠窜，暗中策划，背后下手；其愚蠢或亢奋者，则呼天抢地，捶胸顿足，公开亮相——直欲置抗暴绝食运动于死地。仿佛不受专制恶法限制的维权运动谋杀了此类改良派的衣食父母，或者暗恋终生的白马王子。

　　迄今为止，中共暴政虽然以国家恐怖主义和警察统治的方式，竭力压抑维权抗暴绝食运动，但其官方喉舌并未公开作出应对。这是因为，面对维权抗暴绝食运动，中共暴政已经丧失了公开应对的道德能力。而改良派们对此项运动的公开诋毁，恰恰极为默契地弥补了中共暴政的道德缺陷。因为，这些改良派们，或者由于个人命运的极端偶然性，或者由于刻意粉饰雕琢，都拥有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外形。外形虽如斯，内心实在希望“曲线救党”。改良派们正在做中共暴政不方便做的事。

　　纵观八九年以来改良主义思潮的所行所为，可得出结论：当代中共改良主义乃是中共暴政谄媚的思想佞臣和无耻的辩护士。不过，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最凶残之处，还在于它对“民主革命”进行的思想谋杀。

　　民主革命是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人类历史的政治主题。

　　民主革命撕裂中世纪的千年黑暗，引导欧洲和北美大陆率先进入民主政治的范畴—— 这是人类民主革命史上令人激动的第壹阶段；而令人黯然神伤的第二阶段，则是专制政治以共产主义思潮的名义借尸还魂，并主要在东欧和亚洲形成新专制主义的国家集群，即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令人再次充满希望的第三阶段，则表现为民主革命同共产专制主义的搏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东欧人民的大起义导致共产专制主义的历史性挫败；目前，民主革命正在准备与共产专政在东亚大陆做最终决战。

　　以上对“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政治历史发展逻辑的表述，忽略了近代的殖民过程，忽略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忽略了宗教恐怖主义，等等。这种忽略显然使历史逻辑的表述缺乏完满性。但有壹弊必有壹利，以上表述的历史逻辑虽然没有历史事件和过程的完满性，却获得了发展进程的主题明确性——那正是人类政治历史发展的时代性主题。

　　当前中国民主大革命的内涵可以简要表述如左：通过人民维护基本人权，抗争暴政的运动，并最终通过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运用现代人类理性和良知允许的壹切方式，运用必要的政治强制力，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重建宪政民主，创建联邦中国。

　　中国民主大革命的胜利，将意味著“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民主革命的盛大凯旋。因为，中共极权壹旦崩溃，北韩、越南之类二流小国的专制统治势将随之败落。共产主义专制将在丧钟声中变为历史的遗迹，如风吹雾散。同时，现代宗教恐怖主义也会由于失去壹个强大的专制政治盟友，而进入迅速衰败的逻辑过程。整个人类将因为最终超越专制政治，而进入另壹个精神发展的时代。

　　中国民主大革命的胜利是中国获得自由与正义的标志，并必定为中国赢得历史的荣耀和人类的尊敬。但是，中共暴政以诡谲的政治策略精心培育出的改良主义思潮，对民主大革命的恨意可谓入骨三分。多年来，改良主义思潮对民主革命的侮蔑与歪曲性的攻击，无所不在。今必择其最主要者予以批驳，以为民主革命申辩，以为民主革命迅速形成坚硬的政治意志和强有力的历史运动扫请思想障碍。

　　改良派妖魔化民主革命的重要方法，就是“暴力化”民主革命。改良派的假绅士们声言，革命就意味著暴力，意味著以暴易暴，意味著暴民政治。

　　在此问题上，改良派完全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回顾历史，最惨烈的人权灾难都是专制政治所造成；极权专制是国家恐怖主义的策源地，是兽性化的政治暴力的策源地。民主革命的价值就在于对极权专制做根本性政治否定。

　　否定了极权专制，也就否定了国家恐怖主义和兽性的政治暴力的政治基础。因此，民主革命不仅不意味著暴力，而且是国家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的天敌。唯有民主革命，才能壹劳永逸地消灭政治暴力。

　　改良派不知是天真，还是弱智，似乎完全不清楚民主革命同“共产主义革命”的原则区别。他们说，“共产主义革命”用暴力夺取权力和维护权力，所以，如果通过革命否定共产党官僚的极权统治，就会导致暴力的循环。

　　事实上，“共产主义革命”是对“文艺复兴”以来人类自由民主大潮的反动，是复辟专制政治的历史运动。民主革命同“共产主义革命”属于“不共戴天”的不同政治范畴。前者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政治方向，后者是专制政治以“共产主义”名义的借尸还魂。

　　改良派在此混淆两者的泾渭之别，并非天真，而是故作弱智。弱智的表象之下，隐藏著诡谲的逻辑：模糊了民主革命同“共产主义革命”的界限，便可以貌似公允地否定壹切革命，其意则在于否定唯壹能埋葬中共暴政的历史运动——民主大革命。而且在改良派设计的这个思想逻辑中，共产党官僚集团反倒由于其暴力性而得到了死于民主革命的豁免权。这是何等阴险的逻辑。

　　改良派在对民主革命进行思想栽赃的过程中，始终高喊“和平、理性、非暴力”，仿佛如此壹来便能够“刀枪不入”。在此，改良派们又通过混淆概念，以“非暴力”的名义，否定合法的政治强制力。而事实上，没有合法的政治强制力，就没有民主制度。近现代人类历史中，有两种性质完全对立的政治强制力。壹种属于极权专制，壹种属于宪政民主。属于极权专制的政治强制力，是确保专制权贵阶层特权地位的国家恐怖主义和兽性化的暴力；属于宪政民主的政治强制力，则是体现主权在民原则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行为，以及符合法治精神的公正的秩序。

　　在创建宪政民主的民主革命过程中，合法的政治强制力至少表现为如下三项人民的权利：

　　壹、人民用和平方式维护人权，抗争暴政时，中共暴政如果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加以镇压，人民拥有运用政治强制力，进行正当防卫的权利；二、中共暴政剥夺和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国家暴力普遍严重威胁到人民有尊严的生存权时，人民拥有举行全民大反抗和全民大起义的权利；三、宪政民主创建之初，极权专制的残余势力如果用暴力方式实施复辟活动，人民拥有使用合法政治强制力，进行回击的权利。

　　在此问题上我为民主革命的全部申辩，可以归结为壹句必将书写于民主大革命战旗上的话语：“运用与理性和良知壹致的合法的政治强制力，通过全民大反抗，彻底否定中共暴政——这个中国苦难的根源，中国悲剧的根源，中国国家罪恶的根源，中国政治暴力的根源，乃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属于民主的大革命的政治强制力，是重建正义之剑，也是播种宪政民主制度之犁。

　　否定了属于民主革命的合法的政治强制力，就否定了人民的壹切。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

　　论民主革命的合法政治强制力——暨“非暴力”论分析壹、引言

　　人类创造了许多美好的词汇，诸如真理、公正、理性、和平等等。但是，在各种特定时代背 景之下，这些美好的词汇却往往承载著丑陋，甚至罪恶的内涵；美好的表象成为假相，而内涵才是真实的价值。因此，为理解特定时代参照系中的美好词汇的真实价 值，我们往往不得不撕裂这些词汇的表象，使其具体内涵裸露在阳光下。

　　当代中国政治背景上书写的“非暴力”，就是这样壹个表象与内涵不壹致的词汇。

　　“非暴力”以属于其表象的道德狐媚，迷惑了太多善良的人；“非暴力”以属于其表象的正义性，持续地阻遏著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的形成；“非暴力”以属于其表象的温柔，冷酷地扼杀了人民抗暴运动的锐利锋芒，从而也就扼杀了胜利的希望。

　　无论“非暴力”在历史上或者其它国家曾经具有怎样的政治价值，在当代中国，“非暴力”洋溢著道德风骚的表象之下，藏著壹只铁手，那只铁手中的短剑，正阴险地从背后刺向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事业。

　　二、中共官僚集团乃是当代中国政治暴力之源

　　作为政治理论讨论之主题的“暴力”，毫无疑问专指政治暴力。而中共官僚集团乃是当代中国政治暴力之源。

　　作为中共官僚集团政治《圣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暴徒式的坦率宣示，政治暴力是共产党夺取权力的前提，也是共产党专制权力的灵魂。中共官僚集团的实践，不过是对其政治《圣经》的血腥的注释。

　　中共建政之初，在中国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普遍迷醉之中，中共官僚集团的政治暴力形象还显得有些朦胧，尽管当时国家化的政治暴力已经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开始了反人类罪行的犯罪过程。

　　“文 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官僚集团内部对最高专制权力的争夺。这个集团内部争夺权力时表现出的冷酷、伪善、疯狂的兽性，和对国家民族利益的完全 忽视，彻底摧毁了通过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官方宣传形成的道德金盾。“文化大革命”破产之后，虽然由于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奴性，中共暴政依旧继续垄断专制权 力，可是，中共官僚集团已经沦落为道德的破落户。

　　为重建执政的道德基础，中共官僚集团实施经济改革。试图以经济的成就，换取政治道德领域的 凯旋。然而，专制政治自有其特定的逻辑——它必定要以民众的苦难和血泪，来论证其反人类的本质。“六 . 四”血洗北京，是政治暴力的壹次空前的肆虐，是国家化的政治暴力的壹次疯狂的发泄。浴血的屠刀在历史之崖上，刻出了中共暴政未来的宿命：中共官僚集团彻底 丧失了通过政治改良改恶从善的可能；这个反人类罪行的犯罪集团只能以谎言和政治暴力延长其罪恶的存在，直至被人民大起义推上历史的审判台——对于中共暴 政，那将是末日的审判。

　　“六 . 四”之后，暴政的所作所为都在论证上述宿命。

　　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尽管还竭力制造“三个代表”、“八荣八耻”之类精神骗局，来欺骗世界，但是，在政治实践中，暴政却已公开地运用赤裸裸的政治暴力镇压人民的反抗。当代的中共政治暴力已经警察国家化，特务统治化，政治黑帮化。

　　中 共官僚集团与政治暴力互为基础，水乳交融。政治暴力成为中共官僚集团生存的依托，而中共官僚集团则完全政治暴力化，成为政治暴力的意志存在。发挥到极致的 政治暴力意志，和以国家恐怖主义化的政治暴力为灵魂的中共官僚集团，它们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维持权贵阶层的特权，冷酷地剥夺绝大部份民众的基本人权。

　　政治暴力成为当代中国苦难的根源、罪恶的根源和社会不公正的根源。而官僚集团则是政治暴力的根源，是万恶之源。历史早已发出这样的召唤：为结束中国的苦难和罪恶，为重建社会正义，必须否定中共官僚集团的政治存在，以及属于中共官僚集团的政治暴力。

　　三、合法的政治强制力的价值

　　世界常常不是被感动的。因此，人类不仅有诗，也有法律。

　　与 人性壹致的范畴之内，高尚的情操和行为往往可以感动历史；反人性的范畴内，命运不会被感动，而只会被征服。专制政治就是拒绝感动，而只被征服的范畴。纵观 人类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历史，专制政治无不是被民主革命的意志所征服，才退出历史的。感动需要眼泪和微笑，征服则需要合法的政治强制力。

　　中 共暴政是有史以来最凶残、最无耻、最伪善、最成熟、最顽强的专制政治。想用理性感动中共官僚集团，使其放弃专制特权，就如同想用小女孩的微笑感动冰冷的顽 石壹样愚蠢。否定中共暴政，乃是与中国命运攸关的壹项重大历史使命。唯有民主大革命的坚定意志，和属于这种意志的合法的政治强制力，才能完成这项开拓中国 未来光荣命运的使命。放弃民主革命的意志，就等于放弃了人民的壹切权利；放弃属于民主革命的合法的政治强制力，就等于给中共暴政签发走向未来的通行证。

　　合法的政治强制力，是民主革命之剑，是征服中共暴政的正义的力量。所谓“合法”，决非意味著符合专制恶法，而是符合人类理性和良知确认的现代法的精神。属于民主革命的合法政治强制力，同属于中共暴政的非法的政治暴力，至少有下列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的区别：

　　（壹）“主权在民”原则，是现代法的精神的起点；公民权利的最高权威性，是现代法的精神归宿。民主革命及其政治强制力的政治目标，就在于实现以“主权在民”原则为灵魂，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基础的宪政民主。

　　中共暴政的政治暴力的价值则在于普遍剥夺公民权利，从而维护国家权力的中共官僚集团私有制。

　　（二）公民权利法律至上性，是民主革命及其政治强制力追求的基本法治目标。所谓“公民”，即是具有公法上权能的普通民众。根据“公民”的定义，政治选择权应当是公民权利的核心；被剥夺了政治选择权，公民权利的星系就失去了自己的太阳。

　　在暴政前人民拥有起义的权利的信念，乃是公民政治选择权的题中之义。这同时也是合法的政治强制力的法理基石之壹。

　　中共官僚集团的政治暴力则以国家恐怖主义化的暴力，和政治黑帮化的特务统治，压制公民的政治选择权，从而保障中共权贵阶层通过政治特权，攫取社会资源和经济利益。

　　（三）属于民主革命的政治强制力的合法性还表现为：在方式上，这种政治强制力服从人类现代理性和良知的制约；在强度上，这种政治强制力是有限的——合法的政治强制力以足以彻底否定中共暴政及其政治暴力为限。

　　中共的政治暴力则是完全兽性化的，不受任何理性、良知和现代法的精神的限制；是壹种无限的暴力。

　　（四）民主革命的合法的政治强制力，本质上属于人民正当防卫权的范畴，即这种政治强制力的合法性依据之壹，就在于它是人民面对中共的迫害，维护基本人权，反抗政治暴力的权利。

　　中共的政治暴力则是实施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反人类罪的犯罪方式。按照现代法律精神，这种依附于极权专制的政治暴力，本身就意味著最严重的犯罪。

　　通过上述讨论，在严格划清合法的政治强制力和政治暴力之间的界限后，我们至少还应当得出壹个结论：政治暴力是极权专制的天然特性，是中共暴政的专利；为其法律性质所决定，民主革命只具有合法的政治强制力，而和政治暴力无关。

　　为了创造与自由人性壹致的历史命运，中国人必须明白壹项真理：唯有民主大革命的理性和意志，才是国家暴力和政治暴力的彻底否定者——以合法的政治强制力来否定。

　　四、“非暴力”论的消极作用

　　中 国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已经趋于极端。这表明权贵阶层和普通民众在财富和权利分配上的矛盾，达到了即将总体爆发的临界点。与之同时，政治黑帮化的中共官僚 集团不仅没有通过政治改良，实现民主化转型的可能，它甚至丧失了通过政治改良缓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以极端的政治暴力，应对极端的社会矛盾；以极端无耻的政 治谎言，掩盖国家恐怖主义化的政治暴力——这是当代中共官僚集团唯壹的政治意志。

　　当代中国的壹切苦难，壹切罪恶，壹切社会不公正，都可以从 政治暴力化的中共极权专制中找到最终原因。揭露、控诉，并彻底否定中共暴政，乃是全体中国人必须完成的命运攸关的历史课题。然而，令人困惑的是，有人不是 把思想批判的锋芒直指人民的血泪所浸透的国家暴力，反而喋喋不休地要求民众反抗暴政时壹定要“非暴力”。“非暴力”论宣扬者中，确实有壹时糊涂的善良者， 但是也不乏希图以“非暴力”的温柔呼唤，炫耀其政治“道德”的人。不过，在暴政运用极端的暴力压抑社会的时刻，在无数底层民众惨遭国家恐怖主义化的政治暴 力荼毒的时刻，首先要做的事毫无疑义应当是反抗暴政。在这种时刻道貌岸然地要求作为受害人的民众“非暴力”，并以这种要求证明自己的“和平、理性”，乃是 道德的伪善，是极端的不道德。

　　政治强制力有两类，壹类是属于极权专制的政治暴力，壹类是属于民主革命和民主制度的合法的政治强制力。“非暴 力”论的根本谬误，就在于混淆了兽性的政治暴力和合法的政治强制力之间的界限。当“非暴力”论壹本正经地教训被损害与被摧残的底层民众要“非暴力”时，实 际上就抹去了极权暴力与反抗极权暴力之间的界限，模糊了暴政的施暴行为和人民对暴政的正当防卫性的反抗的原则区别。

　　面对“非暴力”论，显然 有必要再次强调：政治暴力是极权专制的专利，民主革命不会“掠美”；民主革命的辞典中只有合法的政治强制力的概念，而没有政治暴力的概念；民主革命同政治 暴力的唯壹联系，只表现为属于民主革命的合法政治强制力是政治暴力的天敌，是政治暴力之源——极权专制的彻底否定者。

　　中国的命运即将与极权 专制作殊死的决战。值此历史的关键时刻，混淆合法的政治强制性与政治暴力的界限，并进而以“非暴力”的思想绳索，绑缚人民抗争暴政的手脚，取消唯壹能致暴 政于绝境的、属于民主革命的合法政治强制力——这实质上就是取消人民对政治暴力进行正当防卫的权利，就是取消民主大革命赢得决战胜利的可能，而得到肯定 的，则是中共暴政的继续生存权。

　　没有民主大革命的合法政治强制力，就没有人民的壹切；否定民主大革命的合法政治强制力，就永远不可能在神州大地上消除国家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

　　有半吊子酸文人、醋名士总喜欢以印度甘地和台湾民主化作为例证，来论证“非暴力”的历史意义。殊不知，当年的印度与台湾，同今日之中国处于性质根本不同的政治参照系。

　　甘 地的“非暴力”所感动的，乃是以“自由、民主、人权”为立国之本的英国；台湾民主转型的“和平”性，取决于以“自由、民主、人权”理念为背景《中华民国宪 法》。当代中国的统治者，乃是彻底腐烂于物欲的政治黑帮；是犯有重重反人类罪行的犯罪集团；是不会被眼泪感动，只能被现实的力量所征服的俗气熏天的唯物主 义者。要人民对这样壹个良知泯灭的犯罪集团，温情脉脉地吟颂“非暴力”的诗篇，只能演出壹场历史的悲剧。

　　五、简短结论

　　听从民主大革命意志的召唤，磅礴万里、雷霆万均的合法政治强制力，纵横驰骋于神州大地，对中共暴政作摧枯拉朽的最后壹击——这必定是即将揭开的另壹个伟大时代的序幕。

　　历史将记住，放弃合法政治强制力，就意味著对中国苦难的背叛；未来将证明，属于民主大革命的合法政治强制力，是开拓中国自由命运的剑与犁。

　　(2006年8月14日)

　　《中国民主大革命政治行动纲要》

　　第壹部分：意志篇

　　人类文明史本质上是意志史；推动人类社会大变革的直接动力，源自同大多数人愿望壹致的明确而坚定的政治意志。从现在起的壹个历史阶段中，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必将逐步主导中国的命运，成为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统治，实现宪政民主，创建联邦中国的精神力量。

　　中 共官僚集团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建立的壹党专制的制度，完全否定“主权在民”的原则；中共暴政是壹个剥夺了人民的政治选择权的警察国家。中共官僚集团 对国家权力的垄断违背现代法的精神，因而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具有合法性。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实质上是国家权力的中共官僚集团私有制。国家权力的私有制是非法 的。

　　中共的全部历史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端极权专制主义构成中共根本的政治意志。在精神的意义上，中共是壹个对中国人民实行政治奴役 的外来政权。中共对中国半个世纪以上的统治就是中国沦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和文化殖民地的过程。中共官僚集团不过是马列主义对中国实施绝对精神统治的政治 代理人。

　　中共的全部历史证明，中共官僚集团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卖国贼集团。为了中共极权专制的生存和安全，中共官僚集团不仅向外国割让 大片国土，而且用国际条约的方式承认历史上俄国侵占中国广大领土的合法性。更不可饶恕的是，中共官僚集团背叛了文化的祖国。中共建政后的历史，既是中国沦 为马列主义精神和文化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共官僚集团以马列主义的名义摧残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过程。

　　中共用政治暴力垄断国家权力以来的全 部历史证明，中共官僚集团是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反人类罪的犯罪集团。现代中国所有的社会悲剧都是中共暴政的政治结果。中共官僚集团利用专制权力实施了屠杀 人民罪、奴役人民罪、政治迫害罪、民族灭绝罪、文化灭绝罪、群体灭绝罪、掠夺社会和公民财富罪等壹系列反人类罪行。数千万中国人在中共暴政制造的各种社会 大悲剧丧失了生命。

　　中共的现状证明，中共官僚集团是由千万贪官污吏组成的权力腐败集团，是利用国家权力贪污纳贿、掠夺社会和人民财富的经 济犯罪集团。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最后形成权贵资本市场经济体制。权贵资本市场经济是贪官污吏利用腐败权力，同奸商恶贾和御用文人结成同盟，以合法的名义掠 夺社会和普通民众财富的经济机制。这种经济制度必然造成财富和权利极端的两极分化，造成普通民众相对或绝对贫穷，造成社会的极端不公正。

　　中 共的现状证明，中共官僚集团是依靠暴力和谎言维护专制统治的黑手党。中共政治道德基础已经崩溃，中共官僚集团唯壹的政治意图，就在于运用腐败权力攫取特权 利益。为实现反人民、反社会的政治意图，中共官僚集团借诸军队、警察、特务实施黑手党式的统治，致使冤案丛生，冤民悲苦，社会正义荡然无存。

　　被 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名的中共暴政，绝对不是象伪自由知识分子断言的那样属于“第二共和”。中共暴政本质上只是用专制摧残人权，用独裁毁灭共和的反人 类罪犯集团的统治。将中共暴政同“共和”的概念联系在壹起，既是侮辱了共和概念，也是对事实真相的根本歪曲。将中共暴政称为“第二共和”是伪自由知识分子 为混淆专制与民主、独裁与共和之间原则界限的壹个思想阴谋。

　　血写的历史和铁铸的事实证明，中共官僚集团是中国苦难的根源，是社会大悲剧的 根源，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中共官僚集团是万恶之源，是人民的公敌，只有彻底否定中共官僚集团的专制统治，中国才能摆脱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和文化殖民地 的命运，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实现中国人普遍自由、幸福的社会理想。

　　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中共内部都曾有仁人志士奋起反抗中共极权专制，呼唤 自由与民主。这些仁人志士最终的悲剧境遇印证了他们的勇敢与高尚，也论证了中共官僚集团根本不可能实施导向自由民主的政治改良。通过当代民主大革命彻底否 定中共暴政，这个极权专制的最后政治根据，已经成为人类进步的时代要求。

　　当代中国民主大革命的内涵可以表述如下：以人民维护基本人权，抗 争暴政的活动为主体，联合中共党内、政府内、军队内追求自由民主的仁人志士，最终形成人民大起义和社会总体反抗的政治运动，运用现代人类理性和良知允许的 壹切方式，彻底否定中共官僚集团极权专制统治，为创建宪政民主的联邦中国，扫清政治障碍。

　　当代中国民主大革命的全部政治目标可以概括如下：驱除马列，重建中国；否定暴政，确立民权；实行法治，宪政民主；各族共和，创建联邦。

　　民主大革命的进程必然也同时是社会改造的过程。当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应当遵循如下四项基本原则：

　　1．废止国家权力实际归中共官僚集团私有的政治制度，建立以主权在民原则和权力分立制衡原则为基础的宪政民主。

　　2．废止中共官僚集团以国家的名义垄断土地所有权的制度，即废止实质上的中共官僚集团土地私有制，通过公正、公平的土地分配过程，建立平等保障每壹个中国公民土地所有权能力的制度。

　　3．废止中共暴政的以腐败权力为轴心，以权钱交易为基本特征的权贵市场经济体制，消灭财富和权利的极端两极分化的经济制度根源，建立以民事权利平等为基础的、体现公平竞争和人道原则的自由市场经济。

　　4．废止适合于中共官僚集团极权统治和对少数民族实施文化性种族灭绝的国家形态，建立以各民族和各地区共和原则为基础的联邦体制。

　　上列四项政治社会改造原则可以概括为民主革命四大政策，即还权于民，还地于民，还财于民，各族共和。

　　民 主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官僚集团——这个背叛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卖国贼集团，这个毁灭社会正义的贪官污吏集团，这个血案如山的反人类罪犯罪集团，这个 用国家暴力欺压普通民众的黑手党集团——所必然造成的人权灾难、人民苦难和社会悲剧；不是别的，正是中共暴政的罪恶孕育了当代中国民主大革命。

　　壹 切遭受中共暴政虐杀、摧残、欺凌、践踏、污辱的人们，都是民主大革命的社会力量。被剥夺土地所有权能力、处于“贱民”地位的九亿农民，被剥夺了基本人权的 当代奴工群体农民工，被剥夺了基本生存条件的国企下岗工人，从狗官造成的重重冤狱中涌现的数百万“访民”，被剥夺居住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城市和农村的拆迁 户，退伍即失业的转业军人，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饱受各级各类贪官污吏巧取豪夺的民营企业家和小工商业者，饱受军队官僚集团欺凌与压迫的普通士兵和基层军 官，因表述追求政治民主的理念和社会正义的良知而受到迫害的中共党员，因中共体制内残酷的权力斗争而受到整肃并认识到中共暴政反人性本质的官员等来自社会 各阶层的人们，共同构成民主大革命的社会基础。以创建自由中国为天职的革命党人，将成为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的象征，和民主大革命运动的中坚。

　　民主大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彻底否定中共暴政，即彻底否定国家权力的中共官僚集团私有制，以及附属于这个政治制度的全部法律制度。民主大革命必将打击和惩罚的目标有如下两类：

　　1．实施屠杀人民罪、奴役人民罪、政治迫害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利用腐败权力攫取社会和普通民众财富罪、出卖国家利益罪等罪行的贪官污吏；其中持续实施犯罪并拒绝悔罪者，是民主大革命打击和惩罚的主要目标。

　　2．敢于利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专制权力对抗和镇压民主大革命的贪官污吏；其中签发镇压命令者、直接指挥镇压者，以及镇压中负有血债者，是民主大革命打击和惩罚的首要目标。

　　断言民主大革命意味著暴民与暴力——这是中共暴政的思想走狗和伪自由知识分子对民主大革命的最恶毒的污蔑。

　　中 共建政后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早已告诉人们，中共极权专制的政权是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的策源地；中共官僚集团掌控的国家暴力则是罪恶、恐怖和痛苦的策源 地；否定中共暴政，剥夺中共官僚集团掌握国家暴力的能力，中国才能摆脱暴力的统治。民主大革命正是对中共暴政的彻底否定，因而也是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 的天敌。只有民主大革命才能够摧毁中共暴政，这个国家暴力的策源地，这个罪恶、恐怖和痛苦的策源地，为建立自由、民主、和平的社会扫清政治障碍。

　　在确认民主大革命是国家暴力的彻底否定者的同时，必须重申属于人民的下列天然正义的权利：

　　1．在中共暴政以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为后盾，运用专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剥夺人民各项基本人权情况下，人民有权运用自己确定的方式，实施正当防卫，维护基本人权，反抗暴政。

　　2．在中共暴政直接运用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暴力，镇压人民维护基本人权，抗争暴政的正义行动的情况下，人民拥有起义的权利，人民拥有通过起义彻底否定中共暴政的权利。

　　维 护基本人类，反抗暴政；举行起义，反抗暴政暴力镇压，实施正当防卫；通过全民大起义，否定中共暴政——这三项被压迫者的政治权利天然正义，符合现代法的精 神，是属于人民的合法的政治强制力。只有人民合法的政治强制力在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上都得到历史的肯定，中共极权专制的国家暴力才会被历史否定。

　　在暴政前，放弃正当防卫的权利，放弃合法的政治强制力，人民就放弃了壹切；维权抗暴就是人民实现合法政治强制力的社会运动。

　　中 共官僚集团已经彻底丧失政治改良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能力。在此情况下散布政治改良的幻想是对历史真相的背叛，其作用只表现为阻碍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的形成， 延长中共暴政的存在。中共官僚集团把国家暴力发挥到极致，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以及社会不公正也发展到极致。在此情况下，呼吁顺从、和宽恕暴政，是对正 义的背叛，其作用只表现为迟滞民主大革命的爆发，延长中国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和文化殖民地的耻辱，延长中国人民的苦难。

　　我们，决意承 担民主大革命神圣使命的人们，在此宣示：我们绝不顺从暴政的权柄，因为，顺从就意味著永远作极权专制的政治奴隶；我们绝不与暴政和解，因为，和解就意味著 对中国曾经的苦难的背叛，对中国现实不公正的承认；我们绝不与暴政妥协，因为，自由与奴役之间没有妥协的可能；我们绝不宽恕暴政，因为，不是所有的罪恶都 可以宽恕，中共暴政不可宽恕的反人类罪行已经取消它被宽恕的资格。

　　——绝不顺从、绝不和解、绝不妥协、绝不宽恕，直至中共官僚集团作为反人类罪的犯罪组织，接受历史性的正义审判。对中共暴政的审判将既是民主大革命胜利的标志，也会是中国恢复正义，民主建政的起点。

　　革 命党人的唯壹的政治理想，就在于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创建宪政民主的联邦中国。革命党人绝不背叛自己的理想；革命党人绝不追求对国家权力的垄断；革命党 人绝不谋求通过民主革命获得国家权力。革命党人的终极目标只限于建立以主权在民原则为灵魂的宪政民主政治和现代法治秩序，将人民的政治选择权还给人民。革 命党人坚守这样的政治理念：任何人对国家权力的执掌，都必须置于人民的政治选择权之下，而人民的政治选择权又必须通过公开、公正、自由、定期的选举得到实 际有效的体现。

　　没有人民的同意，就没有国家权力的执掌者；人民的政治选择权构成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主权在民原则”是民主大革命意志最初和最后的政治原则，也是革命党人永不改变的政治信念。

　　以 “主权在民原则”为基础的宪法和法律应当拥有最高国家权威。法律之上不再有权威，法律之下公民权利壹律平等。宪法的主要职能在于确立公民自由权利，确立立 法、行政、司法分立制衡的国家权力系统。“保障公民自由，严格制约国家权力”，构成法律的最高责任。宪政民主是民主大革命意志最初和最后的法律原则，也是 革命党人永不改变的法治原则。

　　共和精神是处理各民族、各地区关系必须遵循的原则；联邦制恰是这种原则的国家结构体现。通过联邦制，既可以 实现各民族、各地区独立决定自己命运的愿望，有效发挥各民族、各地区创造自己生活方式的能量，又能够实现各民族、各地区的共和，形成同外部世界竞争的强大 合力，并避免民族和地区分离必然引发的族群、地区之间的激烈冲突。联邦共和是民主大革命意志最初和最后的国家结构原则，也是革命党人永不改变的国家理念。

　　主权在民、宪政民主与联邦共和，共同构成民主大革命民主建政的基本政治价值。

　　中 国同胞们，历史已经太久地容忍了暴政；人民已经太久地承受了苦难；中国已经太久地纵容了罪恶；社会已经太久地丧失了正义。暴政必须否定，苦难必须结束，罪 恶必须审判，正义必须重建。否定暴政，结束苦难，审判罪恶，重建正义——这是中国下壹个历史进程的主题。当这个历史进程完成她崇高的使命之后，中国人将永 远摆脱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的地位，而成为自由人。

　　中国民主共和大革命意志的全部政治追求，可以概括为创建自由中国。中国革命党人誓为自由中国而同中共暴政决死战。无论需要经历多少艰难险阻，决战暴政的意志绝不改变。

　　中国同胞们，请坚信：暴政必败，自由必胜。

　　第二部分：政策篇

　　民主大革命有坚定而明确的政治原则，也有合理而有效的政治策略。现将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和相应的政治策略分述如下。

　　壹、关于中共政治制度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策略：

　　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建立的壹党专政的极权政治制度，是中国社会不公正的根源，是中国人权灾难和社会悲剧的根源，是中国政治罪恶的根源。中共暴政实施的实际是国家权力的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私有制。

　　民主大革命重要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原则就在于， 运用人类理性和良知允许的壹切方式，彻底否定中共暴政壹党专政的极权政治制度，剥夺中共官僚集团利用国家权力的名义实施反人类罪的政治条件。

　　以彻底否定中共暴政作为首要政治原则，并不意味著对中共党员的政治歧视。否定政治歧视是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的壹项基本价值理念。因此，任何意义上的政治歧视，都违背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

　　事 实上，数量众多的人士都是为避免在就业、升迁、教育和其它社会生活领域遭受中共暴政的政治歧视，才不得不参入中国共产党。历史和现实证明，在中共党内也曾 涌现出众多具有崇高政治道德良知的仁人志士，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的追求正义与真理，抗争暴政专制的坚定意志和英勇的行为，构成中国自由、民主、人 权事业的重要内容。

　　民主大革命所要摧毁的，只是中共壹党专政的极权政治制度。应当为这个制度承担政治罪责的主要有两类人：（壹）决定使用 或者使用国家暴力以及其它政治暴力，镇压民主大革命运动，犯有反人类罪行的人员；（二）在其它社会领域，决定使用或者使用国家暴力以及其它政治暴力实施反 人类罪行的人员。

　　在当代中国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范畴内，反人类罪的定义如下：自中共建政以来，决定使用或者直接使用国家暴力以及其它政 治暴力，以中共专制法律的名义或者政治名义所实施的屠杀人民罪、奴役人民罪、政治迫害罪、民族灭绝罪、群体灭绝罪、文化灭绝罪、酷刑罪、掠夺社会和社会成 员财富罪等罪行，均为反人类罪。对反人类罪的法律追诉没有追述时效的限制；反人类罪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

　　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所确认的彻底否定中共暴政的政治原则，是中国自由的前提，而自由中国符合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特别是普通党员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根本利益。

　　二、关于中共法律体系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策略

　　以 “宪法”为核心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体系，是中共官僚集团政治意志和特权利益的法律体现，因而是专制的人治恶法，是违背现代法的精神的非法之法。 这个法律体系的根本价值只在于通过摧残和剥夺中国人的基本人权，来维护中共壹党专政的极权专制体制，维护国家权力的中共官僚集团私有制。

　　中 共宪法关于公民自由权利的规定是虚假的。因为，壹党专政的极权政治是公民自由权利的天然敌人，它以剥夺公民的政治选择权为生存的前提。没有政治选择权作保 障的所谓公民自由权利，只能成为虚假的法律允诺。相反，基本的事实是，中共官僚集团壹直以专制法律和司法程序，作为剥夺中国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 由，以及其它基本人权的工具，作为对异议人士进行政治迫害的工具。

　　中共的法律体系依附于中共暴政的政治体制，并为维护中共暴政的政治存在服务。民主大革命在否定中共政治体制的同时，必然合乎逻辑地将彻底废止中共的法律体系，作为不可更改和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

　　民 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不承认否定“主权在民”原则的中共专制恶法的效力。这就意味著，中共专制恶法没有资格作为价值判断的社会标准；中共官僚集团以专制恶法 的名义，运用国家暴力侵犯基本人权的情况发生时，权利受到侵犯的任何人冲破专制恶法的秩序，实施反抗暴政的行为，都具有天然的正义性，都是符合法的精神的 合法行为。

　　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不承认中共暴政通过其司法程序，为实施政治迫害所作出的壹切司法裁判的效力；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不承认中共各级官僚通过其司法程序，为侵占和剥夺公民财产权和其它权利所作出的壹切司法裁判的效力。

　　相 反，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认为，中共官僚集团为实施政治迫害和侵占、剥夺公民财产权以及其它权利，运用其专制司法程序所作的壹切裁判，都是违背法的精神的犯 罪行为。民主大革命胜利之后，实施上述犯罪行为的中共官员，包括作出裁判的法官，都将受到正义法律的制裁；上述犯罪行为的受害人，有权按照宪政民主的法治 程序，对犯罪的中共官员进行法律追诉。

　　三、关于中共法律所确定的财产所有权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策略民主大革命把废止中共专制法律体系作为基本政治目标之壹，当然也就不承认依据中共专制法律建立的所有权制度。民主大革命主要在下述三种意义上彻底否定以中共专制法律制度为基础的所有权。

　　（壹） 中共官僚集团运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维护壹党专政的极权制度。在实行国家权力的中共官僚集团私有制的同时，中共官僚集团也通过其垄断的国家权力，以中 国共产党的名义，侵占大量国家资产。这些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被官僚集团侵占的资产的所有权，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取得的。财产取得方式的非法性，决定了所有 权的非法性。

　　民主大革命将没收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非法侵占的所有财产，转归宪政民主的联邦中国国家所有。在通过民主大革命方式实现上述财 产所有权转移的过程中，任何中国共产党官员由于其渎职、怠工或者其它故意行为致使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侵占的国家财产遭受损失或者灭失，都是犯罪行为，将受 到法律追究。

　　（二）中共推动的“经济改革”最终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中共权力贵族操控的经济体制。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以腐败权力 为运行轴心，以权钱交易为润滑剂，其本质就在于为中共贪官污吏及其家族掠夺国家、社会和公民财富提供壹种经济机制。这种制造财富和权利极端两极分化的不合 理的经济制度，构成当代中国社会不公正的根源。

　　民主大革命在彻底否定中共暴政政治法律制度的同时，也必然彻底否定中共权力贵族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由这种极端不公正的经济体制产生的所有权后果。

　　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宣布：中共官员及其家族成员利用腐败特权，通过中共权力贵族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的财产所有权，原则上不受法律保护；民主大革命成功之后，将对中共官僚集团成员的财产进行全面清查，壹旦查清财产的非法来源，即启动财产返还的法律程序。

　　要 特别注意清查中共官员同奸商恶贾勾结在壹起，以“国营企业产权改革”的名义，利用腐败权力和黑箱操作，攫取瓜分“国有资产”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党 和政府的官员实际成为利用国家权力抢劫国有企业资产的罪犯，而原国营企业的职工却失去了生活的基本依托。所以，凡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私人资产”，必须全 部予以追缴，并由原相应的“国营企业”全体下岗职工，按照合理原则和股份制度，公平分配此类资产的所有权。

　　（三）政治的极度腐败使中共官僚集团整体上贪官污吏化；贪污和受贿已成中共官员的主要私人财产来源。中共各级各类官员本人及其家族的财富在相当程度上是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赃证。此类财产当然不受法律保护。

　　鉴 于上述情况，民主大革命胜利之后，中共官僚集团成员必须公开申报其本人及其家族的全部财产，说明其财产的合理来源。凡不能说明合理来源的，即按“有罪推 动”原则，推定其为贪污受贿所得。相应官员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被推定为贪污受贿所得财富财产壹律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用于国家免费教育、社会医疗保 障、社会救济等公益事业。

　　由于中共官员的普遍贪官污吏化是中共暴政制度性腐败的结果，因此，凡民主大革命胜利后主动向民主政府申报上缴贪 污受贿财产的前中共官员，将免于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为其个人和直系亲属保留过有尊严的生活所必须的财产；凡民主大革命胜利之前有资助民主大革命行为的中共 官员，在民主大革命胜利之后，将以其资助民主大革命的资金为基准，按照壹比十的比例，抵销其所应上缴的贪污受贿所得资产。

　　四、关于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策略。

　　土地所有权制度本属于财产所有权制度的壹部分，但由于土地所有权制度对于中国现代大变革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故单列壹节进行阐示。

　　中共官僚集团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了中国人的土地所有权能力，原则上实行土地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集体所有制”不过是中共官僚集团以专制国家权力控制土地所有权的壹种方式。

　　由 于中共官僚集团通过壹党专制的政治制度，垄断国家权力，实际 建立了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私有制。在国家权力私有制之下，整个国家都成为中共官僚集团的私产，所以，土地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就意味著土地归中共官僚集团 私有。中共官僚集团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当代中国唯壹的地主。

　　所有权是公民自由权利的前提。所有权被剥夺，人就失去保持独立人格的生存条件。没有独立人格作为基础，自由权利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土地所有权能力又是所有权能力的基础。丧失了土地所有权能力，所有权能力就由于丧失基础而残缺不全。残缺不全的所有权能力不可能保障人格的独立性和自由权利的有效实现。

　　中 共官僚集团通过国家权力私有制独占土地所有权的主要目的之壹，也正在于普遍剥夺中国人保持独立人格的可能，并限制中国人社会自由权利的真正实现。被剥夺了 土地所有权能力——这正是中国十亿农民沦为贱民地位的所有权原因。大量城市居民在腐败官权逼迫下丧失家园的所有权原因，也是由于中国人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 能力。

　　对于中国土地和附属于土地的自然资源而言，中共官僚集团垄断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最少责任感的制度。中共官僚集团的政治腐败的壹项 直接表现，就是官员都自我利益中心化，他们很少再关心专制的整体利益。运用占有的国家权力，最大限度地耗费土地资源的使用价值，从而为个人攫取政治和经济 利益，成为中共官员对待土地资源的基本态度。这构成了中国自然环境和资源状况毁灭性恶化的所有制原因。

　　为给中国公民提供人格独立的所有权 基础，为给中国公民有效实现对各项自然资源的权利提供所有权保障，为使“主权在民”原则建立在完善的公民个人所有权制度之上——为使中国公民真正成为国家 的主人，必须通过民主大革命，在否定国家权力中共官僚集团私有制的同时，废止土地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即废止土地的中共官僚集团所有制，还 地于民，恢复所有中国公民的土地所有权能力，并按照正义原则和正当程序，使土地所有权转移到中国公民个人手中。

　　土地的公民个人所有权能力壹旦得到确认和实现，必须涌现出对土地资源的普遍而巨大的责任感。中国土地资源毁灭性恶化的趋势将因此逐步扭转；中国自然环境将因此逐渐步入良性发展过程。

　　二零零七年，东北地区的部分农民，通过宣布对土地的所有权和自主分配土地的历史性壮举，拉开了“还地于民”的社会大变革的序幕。

　　中国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号召，全体农民应当加入“还地于民”的社会大变革中来，按照公平原则，自主分配土地所有权，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所有由于“官商勾结，强征土地”而丧失家园的人们，要重返自己的家园，宣布对自己家园的土地所有权。

　　中国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宣告，农民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声明和自主分配土地的行为，符合社会正义和法的精神。民主大革命胜利之后，此前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分配原则上应当受到法律的肯定和保护。

　　中国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警告，所有对现阶段农民收回土地所有权行为实施政治迫害的行为，都属于镇压民主大革命的严重犯罪行为。凡决定和执行对相关农民政治迫害的中共官员，在民主大革命过程中和胜利之后，都将受到正义的追究，绝不宽贷。

　　五、关于人民反抗暴政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策略。

　　民主大革命意志明确肯定，为追求自由与幸福，人民拥有维护人权，反抗专制的天然权利，拥有以革命方式结束专制统治，建立体现“主权在民”原则的宪政民主政治的天然权利。

　　中 共暴政的壹党独裁专制违背“主权在民”原则，不具有合法性；中共独裁政治所建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国家权力系统，根本上是以剥夺或者限制中国人的基本人 权，维护中共官僚集团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利益为目标，也不具有合法性。因此，人民有权利不遵守中共专制国家权力建立的社会制度和专制恶法建立的法律秩 序，用自己确定的方式抗争暴政。人民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而违反中共用暴力维护的社会制度和法律秩序的行为，符合现代法的精神，符合法的正义原则，是合 法行为。

　　中共官僚集团利用国家暴力，为镇压反抗而实施的剥夺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权利的行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其决定者和直接执行者 必须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当生命、财产、自由面临执行中共官僚集团意志的军队、警察、城管、保安等直接侵犯时，为制止国家暴力的非法侵犯，人民有权以个人 或者群体的方式对侵犯者实施正当防卫。此种正当防卫天然合理，是符合现代法的精神的合法行为。

　　在中共暴政剥夺了人民通过现存制度维护自己基本人权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对于犯有利用国家暴力侵犯人权罪的中共各类官员，人民有权运用自己确定的方式，给予相应的惩罚。这种惩罚具有正当防卫的性质，应当得到现代精神的理解。

　　在 中共官僚集团犯下的重重反人类罪行未受到追诉的情况下，在中共官僚集团继续将国家暴力发挥到极致，侵犯中国人的各项基本人权的情况下，以中共专制恶法的名 义，否定人民对中共暴政的正当防卫权，否定人民举行大起义的权利，否定人民实施民主大革命的权利，都只能有利于中共官僚集团继续运用国家暴力，剥夺中国人 的基本人权，而不利于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

　　六、关于军队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策略

　　根据现代法的精神，军队的价值在于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免受外部势力的侵犯；军队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来源于全体国民的税收，因此，军队只能属于作为全体国民象征的国家，而不应当属于任何个别党派或者政治势力，军队应当保持政治中立。

　　世 界各国的实际状况表明，壹个政党获得国家执政权的方式有两类。壹是通过人民的政治选择权获得执政权，壹是通过暴力获得执政权。壹般情况下，前者属于民主政 治，后者属于专制政治。民主政治之下，政党获得执政权的方式是公正、自由、定期的选举，是非暴力性的；专制政治下，政党获得执政权的方式是暴力，而此种暴 力主要表现为政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

　　与民主政治相适应，军队必定属于国家，并政治中立；军队由某壹政党控制，便是专制的象征，它意味著军队沦为某壹政党的政治工具，意味著该政党在运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维持执政的地位。

　　中共官僚集团主要是依靠有组织的暴力，即军队，攫取并维持其壹党独裁的专制统治；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是中共暴政存在的前提。

　　当代中国的专制体制使中国军队变成中共官僚集团的政治家奴。中共官僚集团利用军队实施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专制统治，指使军队犯下奴役人民罪、屠杀人民罪、群体灭绝罪等反人类罪行。

　　为 彻底否定中共暴政，就必须使军队挣脱中共官僚集团的绝对控制。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必然要求军队国家化和政治中立化。中国军队绝大部分官兵的根本利益与人民的 利益壹致。只有彻底否定中共官僚集团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中国军队才能雪洗中共官僚集团政治家奴的耻辱，才能不再作中共官僚集团奴役和屠杀人民的工具。

　　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确认如下原则：

　　（壹）中共官僚集团对中国军队的绝对控制是非法的。

　　（二）中国军队官兵个人或者群体采取的任何反抗中共官僚集团控制，违抗中共官僚集团命令的行为，都是正义的，合法的。

　　（三）中国军队官兵的为摧毁中共暴政，创建宪政民主政治而发动的军事政变，属于民主大革命的政治范畴，是人民反抗暴政权的壹种表现形式，因此是正义的，合法的。

　　七、关于对中共官僚集团反人类罪行的正义审判对于中共官僚集团的全部反人类罪行实施正义的审判——这是民主大革命追求的基本目标之壹。

　　利用专制国家权力实施反人类罪是最严重的犯罪行为。不经审判就宽恕犯罪，意味著纵容犯罪。正义的审判是恢复正义的起点，是创建法治的前提。唯有通过对中共官僚集团反人类罪行的大审判，才能避免中国未来再发生同类犯罪。

　　中国民主大革命胜利之后，依照现代法治原则，对中共官僚集团的反人类罪行实施符合正当程序的大审判，将是中国结束专制，进入民主时代的法律象征。

　　第三部分：组织篇

　　创造历史的重大社会运动，必然要求与其使命相适应的组织形式。政治意志是民主大革命的精神力量的根据；组织形式则是民主大革命的社会能量的来源。没有明确的政治意志，就没有民主大革命；没有坚强、高效的组织，就没有民主大革命的胜利。

　　壹、革命党

　　（壹）革命党的性质。

　　革命党是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发动和引导民主大革命的中坚力量。革命党的全部历史价值就在于同中共暴政作政治决战。

　　革 命党与以往的中国海内外所谓民运团体具有原则区别。以往海内外的民运团体原则上是依照宪政民主下的政党方式构建组织形式，而中国仍然处于专制统治之下。所 以，所有这些议会党团式的思想混乱、组织软弱、纪律松驰的所谓民运团体，都没有能力同中共暴政，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凶残、最诡诈、最极端、最伪善的专制政 治，作政治决战。

　　以民主大革命的方式决战中共独裁专制——这是革命党的政治目标。革命党要依照同中共暴政决死战的政治目标，确立自己的组织原则和结构。

　　（二）革命党的历史使命。

　　革 命党的历史使命为下列两个方面：1. 运用人类理性和良知允许的壹切方式，彻底否定中共暴政，结束壹党专政的制度，最终埋葬造成重大人类灾难和社会悲剧的共产主义政治运动；2. 创建宪政民主制度，以实现“主权在民”原则；创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善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体制，以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人道原则；创建联邦中国，以实现民 族和地区共和。

　　革命党将通过发动和主导民主大革命的方式，即通过全民抗争和人民大起义的方式，否定中共暴政；革命党将通过组织全民公决的方式，创建宪政民主和联邦中国的法律体系。

　　（三）革命党关于执掌政权的原则。

　　革 命党发动民主大革命的政治目标只限于否定中共暴政，创建以“主权在民”原则为政治基础的联邦中国。革命党绝不谋求通过民主大革命自己执掌国家权力，也不允 许任何个人或者政党谋求通过民主大革命执掌政权。摧毁中共暴政之后，执政权的归属只能由人民的政治选择权决定，即由人民通过公正、公开、自由、定期的选举 决定。民主大革命的基本政治价值之壹，就在于创建保障公民政治选择权的宪政民主制度。在执政权的归属问题上，人民通过公正、公开、自由、定期的选举实现的 政治选择权高于壹切。

　　任何超越人民政治选择权，通过民主大革命运动执掌国家权力的图谋和行为，都是对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的根本背叛。完成 摧毁中共暴政，创建宪政民主制度的历史使命之后，革命党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应当解散；原革命党人可以按照民主政治下的议会党的组织特征，重建新的政 党，继续推动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四）革命党的组织特征。

　　为实现历史使命，适应同中共暴政政治决战的需要，革命党应具备下列最基本的组织特征：

　　1．坚定的信念和严格的纪律。革命党是志愿者组成的决战中共暴政的政治组织。所以，坚定的信念是革命党人对自己灵魂的承诺；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实际上是在服从自己的意志。

　　2．实行公开、不公开和半公开相结合的组织运作模式；中国国内组织要实现“隐有形于无形之中，无形之中又有坚硬形象”的组织策略。上述组织运作模式和组织策略是由中共暴政的警察和特务统治的性质所决定的。

　　3 ．革命党组织结构要具备政治决策迅速、战略反应灵活、捕捉战机准确、政治行动高效、社会动员力巨大、组织生存力顽强的素质。具备这些素质是决战暴政并获得胜利的前提。

　　4．为应对中共暴政严酷的特务统治，革命党应当实施“政治行动先行，组织行为慎重”的原则。

　　“驱 除马列，重建中国；否定暴政，确立民权；实行法治，宪政民主；民族自治，联邦共和”——这是革命党人的政治目标；“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还财于民，民族共 和”——这是革命党人社会改造的基本政策。凡与上述政治目标和基本政策壹致的政治行为，都属于民主大革命的范畴；凡赞同上述政治目标和基本政策的人，都属 于革命党人。

　　革命党人在没有实现公开组织化之前，应当通过实现上述政治目标和基本政策的政治行为，作为认知战友的标志，主动互相配合，推 动民主革命进程。当出现全民总体反抗的历史契机的情况下，全体革命党人应当发挥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在分头组织人民大起义的同时，高效、迅速地公开完成组织 化进程，以形成民主大革命的中坚力量。

　　（五）革命党组织的具体任务。

　　革命党组织分为中国国外组织系统和中国国内组织系统两部分。

　　革命党国外组织系统的具体任务主要有下列各项：

　　1．组建革命党决策机关，统壹协调、指导革命党的活动。决策机关设在国外有利于防止中共警察特务力量给革命党组织造成根本性危害。

　　2．组建有效的心战基地，向中国国内各阶层民众传达革命的政治意志、政治原则、政治策略和行动方案；对中共政府、军队、警察，实施有效的心理瓦解，促进中共暴政内部矛盾的发展。

　　3．筹措民主大革命行动经费。

　　4．建立进出中国的有效通道，以便向国内输送人员、经费和各项物资等。

　　5． 组建不公开的革命党决战团。决战团的成员应当具有很高的政治行动能力、组织能力和献身精神。决战团的任务有两项：壹是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进出中国，执行革命 党决策机关的决定；壹是在与中共暴政进行政治总决战之前，全体返回中国，分赴各地区，按照革命党决策机关统壹部署，完成革命党组织系统的公开化过程，发动 全民总体反抗性的人民大起义。

　　6．为中国民主大革命争取国际援助。

　　在同中共暴政进行政治决战之前，革命党国内组织的全部活动都必须遵循不公开的原则和“政治行动先行，组织行为慎重”的原则，以便有效发展、积聚、保存革命党同中共暴政政治决战的组织能力。在严格遵循上述两项原则的前提下，革命党国内组织系统的具体任务主要有下列：

　　1． 发展革命党组织系统。革命党国内的组织系统应当力求精干、高效、严密，绝不可盲目追求数量意义上的庞大。在发起同中共暴政的政治决战之前，国内革命党组织 应当以两至三人的封闭性革命党小组为基本组织形式。各革命党小组只按照民主大革命的政治任务实施政治活动，原则上互相之间不发生组织联系。

　　革命党也可以考虑按照省级区域划分和不同社会阶层两个系统进行组织发展。在发起同中共暴政的政治决战之前，两个系统不发生横向关系，都分别直接同设在国外的革命党决策机构联系。

　　2．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尽全力推动组建维护基本人权性质的半公开或者不公开的组织。革命党要促进这些广泛分布于社会各阶层半公开或者不公开的维权团体的发展；力求做到革命党发动同中共暴政的决战时，这些团体能迅速转化成实现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的组织力量。

　　3．为同中共暴政实施政治决战进行经费和物质准备。

　　4．极端谨慎而又坚定积极地组建和发展革命党决战团成员，为民主大革命准备壹支同中共暴政进行政治决战的精锐力量。

　　5．收集中共官僚集团成员所犯的奴役人民罪、屠杀人民罪、酷刑罪等反人类罪的资料，以及他们利用腐败的专制权力攫取财富的证据资料，为对中共暴政及其犯有反人类罪行的官员进行大审判，作证据准备。

　　（六）革命党人

　　任何社会运动的政治道德内涵，都会强有力地影响运动的进程和结果；缺乏政治道德的社会运动没有能力创造与正义壹致的历史。

　　社会运动的政治道德主要由其政治目标决定，但是，推动社会运动的中坚力量的政治道德素质，则是判断这个社会运动正义性的重要标志之壹。以私利为终极目标的人主导的社会运动，不可能实现民主与共和的理想。

　　中国的“宪政民主，联邦共和”运动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神圣事业，但是，民主革命党人则构成运动的中坚力量。因此，历史必然对革命党人提出政治道德的要求。凡自愿加入革命党者，应当遵守下列基本政治道德：

　　1．忠实于“宪政民主，联邦共和”的政治信念；2．在发动和协调指挥民主大革命过程中，严守政治纪律，为实现政治信念而决战中共暴政；3．在民主大革命的过程中，革命党人应当具有为自由民主的信念献身的英勇精神和悲悯天下的侠义精神。使民主大革命的历史进程同时成为重建中国政治道德和社会良知的过程。

　　4．民主大革命完成否定中共暴政，创建“宪政民主，联邦共和”的历史使命之后，应当迅即还权于民，还政于民，让通过公开、自由的选举表现出的人民政治选择权，决定国家权力由谁执掌。

　　历史不会对革命党人提出超越政治范畴的道德要求，但是，在政治道德范畴内，革命党人必须拥有圣徒的情怀。革命党人的政治圣徒情怀，是民主大革命高贵目标的人格表现；革命党人将由于自己的政治道德而赢得中国的尊敬。

　　二、维护基本人权的团体

　　中 共官僚集团的利益与社会利益在根本上处于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状态。随著中共政治腐败不可逆转的恶性发展，随著权力贵族市场经济造成的两极分化趋向极端，中 共官僚集团将越来越依赖国家恐怖主义和黑社会性质的暴力，来掠夺社会财富，摧残基本人权，镇压人民反抗。在此情况下，维护基本人权的团体（以下简称维权团 体）大量涌现，就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各种形式的维护基本人权的活动构成当代中国民众抗争暴政的主要内容。为有效维权抗暴，民众必然寻求维权活动的组织化。各领域的维权团体就是维权活动组织化的必由之路。

　　民主大革命以革命党为政治和组织的中坚力量，以人民自发组建的、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维权团体为组织基础。在准备与暴政决战的历史阶段，革命党最主要的任务之壹，就是推动维权团体的组建和发展，从而为同暴政的全民大决战和人民大起义作充分组织准备。

　　同时还应当认识到，社会各阶层维权团体的组建与发展，也是在为未来民主建政准备人民自治的基础。充分发育的民间维权团体将为宪政民主提供强有力的社会支撑点。

　　鉴 于中共暴政实施警察和特务统治，人民被剥夺了结社自由权利，所以，在组建和发展维权团体过程中，要实行“半公开和不公开相结合，以不公开为主”的行动原 则；要尽可能用中共暴政允许的非敏感性社团的名义，掩护维权团体的组建与发展。“隐有形于无形之中，无形之中又有坚强的形象”应当成为维权团体的组建与发 展的始终不变的策略要求。

　　现将在各个社会阶层中组建和发展维权团体的原则和策略要点分述如下：

　　（壹）关于农村中的维权团体。

　　中 共暴政之下，十亿农民是苦难最深重，生活最穷困的阶层。中共官僚集团以国家的名义垄断土地所有权，农民则由于丧失土地所有权而处于中共官僚集团的农奴地 位。土地所有权能力被官权剥夺，是中国农民苦难与贫穷的所有权根源。除此之外，对农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夺主要来自下述三个具体方面：

　　1．中共暴政的法律、法令对农民的群体歧视性规定使农民实际成为“贱民”，丧失了现代社会个人发展的壹切机遇，并处于医疗、最低生活保障、退休保障等壹切现代社会生存保障制度之外，像野草壹样活著和死去。

　　2．政治和法律歧视是农民穷困的制度原因，各级政府和官吏的苛捐杂费则使本就穷困的农民更加困苦。中共暴政停止农业税只具有政治欺骗的价值。因为，造成农民极度穷困的直接原因不是农业税，而是多如牛毛的苛捐杂费。

　　3．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官僚阶层是中国的政治癌症。多如虫蚁的乡镇和村级官员是中共官僚集团控制农民的主要专制力量。这些贪官恶吏对农民的欺凌盘剥，构成农民苦难穷困的另壹个直接原因。

　　农民的生存状况决定了创建维权团体在农村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革命党人应当发动或者鼓励农民自发组建秘密的“农民维护基本人权协会”。“农民维权协会”的活动内容应当包括下列各项：

　　（1）建立有效的生活互相扶助机制，以加强凝聚力；（2）为摆脱“贱民”地位，用各种方式争取同城市居民平等的法律权利；（3）逐步形成群体性抗交苛捐杂费、反抗贪官恶吏欺凌盘剥的能力。

　　（4） 广泛传播废除土地专制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还地于民的理念，为确认农民土地所有权能力，公平合理地分配土地所有权准备具体方案。同中共暴政的政治决战 壹旦开始，在革命党人协调之下，各地“农民维权协会”即应召开全国联席会议，宣布废除中共暴政垄断农村土地的专制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全面启动还地于民的程 序。

　　鉴于中共官僚集团实施极端的国家恐怖主义统治，在同中共暴政进行政治决战之前，“农民维权协会”的存在和活动都应保持不公开状态。

　　中 国农村地域广阔，在诸多穷困和偏远地区，中共的基层组织基本瘫痪，在相当程度上失去政治功能。秘密的“农民维权协会”应当尽可能利用中共即存的组织形式， 例如村党支部、村团支部、基干民兵组织等，做为掩护自己存在和发展的表面形式，以利于做到“隐有形于无形之中，无形之中又要有坚强的形象”。

　　（二）关于国营企业下岗职工的维权团体

　　国营企业的所有制改造是中共官僚集团的壹个阴谋。阴谋的实质就在于，中共权力贵族以经济改革的名义，利用腐败的专制国家权力，同奸商恶贾勾结在壹起，瓜分国营企业，使国营企业工人用半个世纪的劳动积累的国有资产，变成中共权贵阶层成员个人的私产。

　　近 半个世纪以来，中共官僚集团用终身工作保障的允诺和极低的工资，来换取工人的超强度劳动，并由此积累起大量国有资产。现在，国有企业资产转化为权贵阶层和 依附于这个阶层的奸商恶贾以及御用文人的个人私产，国营企业职工则失去了终身工作保障，而他们长期低工资的超强度劳动却没有得到合理补偿。由于国营企业被 贪官污吏、奸商恶贾私有化，国营企业职工不仅被剥夺了工作机会，而且丧失了生活的依托。他们的生存处于危机之中。

　　现实的生存危机决定，“维权团体”在国营企业下岗职工中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事实上，多年来在生存危机逼迫下，自发出现的维权活动中，已经自然形成了国营企业下岗职工的准组织形式。革命党人应当努力推动这类准组织形式向秘密的独立工会方向发展。国营企业下岗职工中的秘密独立工会的工作任务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各项：

　　1．建立工会成员各家庭之间有效的相互扶助机制，以应对生存危机，加强独立工会的凝聚力。

　　2．用各种方式揭示国营企业下岗职工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现实生活的艰难困苦。

　　3．为解决各种极端的生存问题，组织各种与下岗职工的利益直接相关的维护基本人权，抗争暴政的活动。

　　4． 调查、收集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贾利用腐败权力瓜分、攫取原国营企业资产的证据。民主大革命同中共暴政的政治大决战壹旦展开，原国营企业下岗职工中的各独立工 会应当迅即由秘密状态转为公开状态，由革命党人组织协调，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壹的原国营企业下岗职工的独立工会，并依据已经收集到的证据，从贪官污吏和奸 商恶贾手中收回原国营企业资产的所有权；根据公平原则，在原国营企业职工范围内，合理分配原国营企业资产的股权，以实现民主大革命关于“还权于民，还财于 民”的社会改革方案。

　　（三）关于农民工的维权团体。

　　数千万中国农民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奴工群体。恶劣甚至危险的劳动 条件、极端廉价的劳动回报、女工和童工的非人道使用——所有这些构成中国农民工奴工地位的内容。由于中共专制恶法剥夺了工人的罢工权和组织独立工会的权 利，在得到腐败权力支撑的强势的资本面前，中国农民工不具备保护自己基本人权的任何社会和法律能力。组建维护基本人权的团体，是中国农民工摆脱奴工地位必 须选择的方案之壹。

　　农民工的维权团体应称为“中国农民工独立工会”。在同中共暴政的政治大决战来临之前，“中国农民工独立工会”的组建和发展，亦应保持秘密状态。要用“同乡会”、“工友生活互助会”之类没有政治敏感性的名称，来掩护“中国农民工独立工会”的活动。

　　“中国农民工独立工会”的工作任务至少有如下各项：

　　1．建立工会成员的生活互助机制，增强农民工维权组织的凝聚力。

　　2．秘密组织各种维护农民工经济权益和人身权利，改善农民工劳动条件的群体性公开抗议活动。要特别针对雇主拖欠农民工血汗工资的行为，通过罢工等方式，实行强有力的反击。要作好准备，对雇主暴力压制农民工讨薪抗议的行为实施正当防卫。

　　3．要准备“中国农民工权利法草案”。民主大革命与中共暴政的政治决战壹经开始，各地的“中国农民工独立工会”应当立即由秘密转为公开，在革命党人协调之下，形成全国统壹的组织，公布“中国农民工权利法草案”， 从壹个角度实现“还权于民”的社会改造方案。

　　（四）关于民营业企业家和个体户的维权团体。

　　工商如狼，税务似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和工商个体户是在虎狼丛中求生存。壹旦诉讼缠身，司法官员腐败更胜虎狼。

　　贪 官污吏欲壑难填，仗势欺人，索求无度；民营企业家和个体户被迫纳贿，以求生存。在中共贪官之前，纵有财产千万，也毫无人的尊严。只有通过民主大革命创建公 平的自由市场经济，工商从业人员才能摆脱中共狗官的欺压盘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组织工商企业家和个体户的独立的维权团体，是这个社会阶层维护自身利益， 推进社会变革进程的具体方式。

　　企业家和个体户的维权组织主要应当从事下列活动：

　　1．秘密形成联合抵制和反制贪官污吏欺压和盘剥的机制。

　　2．民营企业家和个体户要详细记录官员索贿情况，以便民主大革命成功后，由维权团体证明相关企业家和个体户是在腐败权力逼迫之下，为了生存不得不行贿，从而免除行贿的法律责任，保障由被逼行贿获得之财产的法律安全。

　　3． 中共暴政设置“工商联合会”作为控制民营企业家和个体户的壹项组织措施。有志于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民营企业家和个体户应当采取有效行动，逐步促使“工商联 合会”由内部改变性质，即由中共暴政控制企业家和个体户的组织，改变为维护企业家和个体户权益，反抗贪官污吏欺压盘剥的团体。待民主大革命与中共暴政展开 政治决战之日，实质上秘密存在的独立维权团体，在革命党人协调之下，应当立即公开化，从企业家和个体户的角度，推动建立公平的自由市场经济秩序的进程。

　　（五）复员转业军人和军人的维权团体。

　　中共暴政正在空前的权力大腐败中走向总体政治崩溃。中共军队是权力最集中的地方，因而也是腐败最猖獗的地方。普通士兵和中下级军官是军队腐败的直接受害人。

　　入伍、提干、入党、转志愿兵、退役各个环节，甚至请假、调换兵种都必须向上级官员行贿；士兵受军官欺凌，中低级军官受高官压迫；军队成为中共官僚集团的私家军，军人成为军队高级官僚的奴隶。

　　军队腐败，社会堕落。军人退役，无论退伍安置，还是就业安排，都要奔走于地方腐败官员之门，叩头作揖，送礼行贿，尊严丧尽。即便如此，最后也可能落个退伍即失业的下场。

　　通过民主大革命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才能壹劳永逸地摆脱中共官僚集团的私家军和政治奴隶的地位，获得社会的尊敬；退伍军人也才能过上有尊严、有经济保障的生活。军人的命运同民主大革命的成败息息相关。

　　在 民主大革命胜利之前，为维护士兵、中下级军官和退伍军人的利益，应首先组建秘密的维权团体。维权团体的宗旨是“维护军人、退伍军人的权利与尊严”。现役军 人维权团体的名称为“军人维权协会”；退伍军人维权团体的名称为“战友维权协会”。军人和退伍军人维权团体的主要活动内容有下列各项：

　　1．谨慎而积极地发展组织。维权团体应以集团军为基准单位。同时，要超越军兵种、大军区的限制，超越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的界限，进行广泛联系。在实现上述联系的过程中，退伍军人由于有更大的行动空间，应当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2．维权团体应广泛传播军队国家化的理念，广泛传播“作国家的卫士，不作中共狗官家奴”的意识。

　　3．形成以群体性方式反抗中共狗官压迫欺凌，维护军人和退伍军人利益的动员能力。

　　4．民主大革命与中共暴政的政治决战开始之后，军人和退伍军人的维权团体应当立即由秘密状态转为公开状态，在革命党人协调下，控制军队，宣布军队政治中立，或者协助起义民众逮捕中共贪官污吏。

　　（六）上访冤民的维权团体。

　　中共暴政的黑社会化和权力极度腐败必然催生出大量冤案。现在，由大量冤案产生的上访冤民已经形成壹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

　　上访冤民本就冤沉似海，又由于恶警酷吏的截访而更加苦难深重。形成群体的力量，来反抗不公正的命运，是上访冤民必然的选择。上访冤民的维权团体似应称为“洗冤团”。“洗冤团”至少应当从事下列活动：

　　1．建立冤民互助扶助，共度艰难的机制。

　　2．冤民的上访活动要互相配合，协调壹致，形成具有统壹组织性的申冤活动机制，强化“壹人有冤，众人相助，冤民之间，情如手足”的意识。

　　3．“洗冤团”要号召冤民把上访之路同时变成让社会了解冤情之路；要不停地诉说狗官的罪恶，要不停地诉说自己对正义的追求，要尽量让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了解冤民的苦难。

　　4．“洗冤团”要形成群体性反抗截访的恶警酷吏的能力；要形成群体性的针对恶警酷吏截访暴行的正当防卫能力。

　　5．经过充分准备，“洗冤团”应发出号召，召唤全国数百万冤民，身穿状衣，口唱“申冤道情”歌，于同壹时间段，齐集北京，申诉冤情。只有让申冤之声经天彻地，中国冤民之冤才可能引起人类的震撼。

　　（七）大学生的维权团体。

　　中 共暴政之腐败史无前例。学校官场化，学者官僚化，则必然导致教育的腐败。今日中国之大学，升学、考研、定专业、论文评定、学位授予等等所有教学和学术活 动，无不被腐败侵蚀。教育国家产业化使学校沦为官僚敛财的机器；大学生则是官僚化的教授学者经济盘剥的客体，来自贫困家庭的女大学生充当娼妓，挣取学费竟 已成普遍现象。毕业即失业，又使大学生前途渺茫。

　　组建独立的维权团体，维护大学生的权益，乃是社会现实的要求。在中国官办学者，御用文人 整体上丧失社会良知的功能的情况下，大学生应当承担起重建社会良知的责任。因此，大学生的维权团体除关心大学生自身的利益之外，还应当关注社会各阶层的人 权状况，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人权代言人。

　　大学生的维权团体可以考虑定名为“大学生维护人权大同盟”。“维权大同盟”至少应当从事下列活动：

　　1．利用“读书会”、“研习会”等各种形式，掩护“维权大同盟”的发展。

　　2．对大学生权益遭受侵犯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制定可行方案，在校园内发动群体性抗议教育腐败，维护大学生合理权益的抗争活动。

　　3．各校的“维权大同盟”要逐步形成全国性联系网络，在发动维权抗争活动时互相协调，互相支持。

　　4． 承担重建社会良知的责任。大学生来自社会各阶层，“维权大同盟”应当借大学生同社会各阶层的天然联系之利，支持帮助农民、下岗工人、农民工、工商业者、退 伍军人秘密组建独立的维权团体的活动。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原则上以参予原来所在学校的“维权大同盟”为宜，同时应当在支持帮助其它社会阶层维权团体组建的过 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5．在民主大革命同中共暴政政治决战之时，“大学生维护人权大同盟”应当发挥创造历史的主动性，运用大学生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联系，协助革命党发起全民抗争暴政的人民大起义，以终结独裁暴政，创建宪政民主制度。

　　第四部分：决战篇

　　同中共暴政的政治决战是人类在全球范围内与血腥的共产极权专制主义的最后壹战。强化政治决战意识，有效进行政治决战准备，是尽快彻底否定中共暴政的历史性需要。

　　（壹）中共暴政的强大与衰弱

　　中共暴政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拥有数百万武警、警察和特务，用国家暴力控制立法、行政、司法等全部国家权力，用专制国家权力垄断了全部国土资源和经济资源，用国家恐怖主义的方式严格控制媒体、学校和其它文化单位。

　　在物资的意义上，中共暴政极其强大。但是，人类的本质是意志的存在；人类历史的本质是意志史。从意志的角度审视，即从人类历史本质的角度审视，中共暴政却已经达到大崩溃的临界点。中共暴政在意志领域的衰弱主要表现为下列各项：

　　1． 精神凝聚力是任何政治形态都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生存保障。然而，共产主义运动史却已经使共产主义极权政治理论彻底破产；中共暴政的政治实践更使其变成政治 道德的破落户。中共暴政在内部和外部双重意义上都彻底丧失精神凝聚力。中国共产党已是魂飞魄散，中共官僚集团变成追逐物欲私利的利益集团。

　　2． 人材逆向淘汰属于专制政治的规律。这个规律也是中共暴政的政治癌症之壹。具备威信和权威的铁腕统治者构成维护专制体制稳定存在的基本要素。只有铁腕人物才 有能力为专制体制提供源于人格威信和政治权威的政治凝聚力。然而，中共暴政壹项致命的政治危机正在于，它已经丧失了产生具有威信和权威的统治者。

　　由 于人材逆向淘汰规律的作用，当代中共暴政的各级当权者总体上是极端自私而又无耻的壹群。他们精于专制官场内的政治权术，因而能官运亨通，却又不具备政治家 的基本素质，所以缺乏有效运用政治权力的能力。这群无耻无能的庸人政客既不能给专制体制提供源于人格魅力的凝聚力，也不能给专制体制提供源于政治道德的权 威性。他们作为权力的人格承载者，恰恰构成中共暴政彻底丧失政治凝聚力的另壹个原因。

　　3．维持专制的稳定需要以统壹的政治意志为前提的高 效率官员队伍。但是，前所未有的权力腐败已经使腐败成为中共官员的常规性生活方式。深度腐败和堕落使中共的千万贪官污吏群体完全丧失社会理想、政治道德、 人格操守，蜕变成以权力攫取财富和地位的政治黑手党。官员队伍的高效率的基础在于政治意志的统壹；政治意志在私欲和贪欲中腐烂的同时，中共暴政官员队伍的 效率性也就被腐败的生活所摧毁。

　　4．人心丧尽、万民唾弃——这是中共暴政在意志领域的致命危机之所在。任何专制政治都意味著特权阶层同社 会的矛盾；特权阶层只能以对全社会的压抑和剥夺建立其特权。用谎言和暴力维护特权利益是专制政治的共性。现在中共暴政的罪恶和堕落超越了漫天的谎言所能遮 盖的程度，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认清中共暴政这个贪官污吏集团的本性，使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压抑社会的反抗，越来越成为中共官僚集团唯壹的选择。由国 家暴力到人民的愤怒的恶性循环，正急速趋向人民愤怒的最后爆发和暴政的总体崩溃——在意志的范畴内，人民已经抛弃了暴政。

　　物质意义上的空前强大和意志领域内的极度衰弱构成中共暴政的基本时代特征。而物质是表象的，意志才是本质。本质上的极度衰弱将决定中共暴政的命运；它所拥有的强大物质力量将由于意志的极度衰弱而丧失实效性。

　　（二）与中共暴政进行政治决战的基本形式

　　中共权贵阶层的特权和巨额财富必然来自于对普通民众权利的侵犯，来自于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因此，中共暴政在本性上就是人民基本人权的天敌；中共暴政的生存必然以侵犯、剥夺普通民众的基本人权作为不可缺少的条件。

　　反 抗的策源地总在于压迫。上述情况决定，今后壹个历史时期中，维护基本人权的活动将构成人民反抗暴政的主要形式。中国民主运动终于走出少数异议人士孤军奋 战，少数“维权律师”在暴政法律框架内“维权”的历史进程，普通民众中普遍涌现的群体性维权抗暴活动才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象征。

　　以人民的维 权抗暴活动为主体，联合中共暴政内部良知未泯的官员、军人、警察，最终形成全民总体反抗和人民大起义，同暴政作政治决战，彻底否定中共官僚集团的专制统治 ——未来中国的历史将证明上述社会进程的现实性。不过在形成决战中共暴政的全民总体反抗和人民大起义之前，维权抗暴活动首先要实现几项重大转变，即由非政 治意志性向政治意志性的转变，由具体事项维权向根本利益维权的转变；由自发维权向维权组织化的转变；由被动维权向主动维权的转变；由分散、独立维权向维权 活动统壹协调化转变。

　　（1）由非政治意志性向政治意志性转变。

　　民众的维权抗暴活动本质上就天然具有否定专制专制的特性。 不过，当民众把中共的具体官员或者特定机构视为侵犯人权的根源时，维权抗暴活动的政治本质就不可能充分展现出来。只有在民众普遍意识到国家权力的中共官僚 集团私有制是中国人权灾难的根源，并使这种意识转化为反抗中共暴政的自觉的社会行为时，维权抗暴活动才由非政治意志性存在，转化为政治意志性存在。也只有 否定中共暴政的政治意志成为维权抗暴活动的灵魂，维权抗暴活动才能获得创造自由民主的历史命运所必需的政治能量。

　　简而言之，维权抗暴运动的政治意志化就意味著，维权抗暴运动以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以及附属于中共暴政的全部专制法律为最终的政治要求。

　　（2）由具体事项的维权向根本利益维权的转变。

　　维权活动壹般起步于对中共暴政各级官吏和组织的具体侵权行为的反抗，但是，如果只集注于具体事项，维权活动就会由于缺乏对问题的实质性理解，而无法上升为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运动。在此情况下，具体事项的维权也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

　　起步于具体侵权案的维权抗暴活动壹旦超越具体事项，提出根本性的权利诉求，其政治能量和社会意义也就随之超出具体事项，而获得社会变革意义上的价值。

　　典型的案例就是2007年东北富锦地区和陕西原三门峡库区的农民维权活动。这两个地区的农民在抗争官商勾结非法征用土地的过程中，超越具体的维权事项，明确提出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富锦地区的农民甚至果断地实施了“还地于民”的诉求。

　　上述两个地区农民的维权抗暴活动由于超越了具体事项而成为伟大的预言，他昭告天下：剥夺中共官僚集团——这个中国唯壹的大地主用国家暴力对土地的垄断，还地于民，实现公民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能力，必将成为中国民主大革命的主题之壹。

　　在中共官僚集团把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发挥到极致的时刻，中国的农民已经通过维权抗暴活动，率先拉开了民主意义上的中国土地大革命的序幕。

　　（3）由自发维权向维权组织化的转变。

　　组 织化是所有社会运动实现其政治意志和社会价值的必由之路。中国维权抗暴运动的组织化的含义如下：第壹，每次维权抗暴活动本身的组织化；第二，在农民、国企 下岗职工、农民工、退伍军人、大学生、上访冤民、工商业从业者等各个社会阶层中，普遍秘密建立“维护基本人权”的组织。其中，“维护基本人权”组织的普遍 建立，是维权抗暴运动组织化的基础。

　　有必要再次强调，在社会各阶层普遍建立秘密的“维护基本人权”性质的组织，其意义不仅在于给维权抗暴 运动提供组织化基础，更在于为民主建政提供公民自治的社会基础。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基础，对于民主大革命否定中共暴政之后，迅速建立民主秩序，避免长期和激 烈的社会动荡至关重要。

　　（4）由被动维权向主动维权转变。

　　被动维权只是本能的反抗，而人类历史本质上是意志行为，本能反 抗难以形成创造历史的动力。主动维权是中国人民创造自由命运的唯壹选择。主动维权意味著，每个人都应当超越个人权利受到侵害才反抗的被动状态，关注属于全 社会的人权灾难，并以此为基点，运用自己确定的方式，主动发起各种要求中共官僚集团归还人民基本权利的社会运动。

　　由被动维权向主动维权的转变是历史性的转变，是民众普遍觉醒的象征。中国维权抗暴运动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将拉开同中共暴政政治决战的序幕。

　　（5）由分散维权向维权运动统壹协调性转变。

　　以 彻底否定中共独裁专制为政治意志，以中国“六. 四”和前苏东地区人民大起义那样的社会运动为形式，形成全民总体反抗和人民大起义的局面——这是同中共暴政作政治决战，并战而胜之的最可能的方式。全民总 体反抗和人民大起义局面的形成，根本上依赖于维权抗暴活动的统壹协调性机制的建立。因此，革命党人不仅要积极推动维权运动的政治意志化、根本利益化、组织 化和历史主动性进程，更要明确认识到，革命党的根本政治价值的集中体现，就在于为维权抗暴运动提供切实有效的统壹协调性机制。

　　综上所述， 中国维权抗暴运动由非政治意志化向政治意志化的转变、由具体事项维权向根本利益维权的转变、由自发维权向维权组织化的转变、由被动维权向主动维权的转变、 由分散维权向维权运动统壹协调性的转变，将构成中国维权抗暴运动发展的历史轨迹。上述转变完成之日，就是同中共暴政作政治决战之时。转变已经开始，决战就 要来临。

　　民主大革命同中共暴政的决战将是中国人民诀别政治奴隶命运的最后壹战，将是彻底埋葬共产极权专制主义的最后壹战。

　　（2007年12月1日）

　　再论中国呼唤大政变

　　壹、引言

　　人类的历史由意志主导。主导历史的意志可以分为两个基本范畴，即国家权力意志和公众意志。

　　在常态下，国家权力意志直接主导历史；公众意志则在特定情况或者非常态情况下，通过更换国家权力意志的人格承载者的方式，体现其主导历史的作用。不过，对于民主国家和极权专制国家，公众意志在主导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和样式却有原则性区别。

　　就民主国家而言，宪法和法律构成国家权力意志的灵魂，执掌国家权力者是宪法和法律的仆人，他们执行公务的个人意志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关键点在于，宪法和法律是公众意志的体现。因此，国家权力意志就成为公众意志主导历史的中介。同时，公众意志又通过定期、公正、自由的选举，即通过政治选择权，获得确定国家权力的具体执掌者的权威。从而进壹步保障了公众意志作为国家权力渊源的地位。以上所述，构成了现代法治精神的最基本内容。

　　极权专制国家的本质在于国家权力的私有化。垄断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人格——壹个人或者壹个寡头集团的个人意志，才是国家权力的灵魂。宪法和法律也不过是极权专制者意志的体现。由于国家权力的私有化，公众意志与国家意志处于直接对立的状态。公众意志被排除于国家权力意志之外，个别政治人格以国家权力意志的名义主导历史进程。以上所述，构成了从古至今的人治精神的基本内容。

　　极权专制之下，国家权力意志与公众意志的对立，是基本的社会矛盾。当矛盾发展到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难以继续承受的极端状态时，公众意志改变国家权力意志的大变革就会发生。大变革如果是以民主法治理念为引导，她就意味著公众意志根本主导历史进程的新时代开始了。

　　二、中国处于大变革的前夜

　　人类有史以来最凶残、最成熟、最伪善、最腐烂、最顽强的极权专制非中共暴政莫属。这是中国的悲哀和艰难。同时，中共暴政壹旦被中国人民所否定，就意味著敲响了极权专制的最后丧钟，这种摧残自由人性的政治法律制度将从此退出人类历史。这又是属于中国的光荣。

　　悲哀和艰难仍然是现实，光荣却还属于未来。但是，现实中的壹切都预言著社会大变革，而聪慧的人们也能感到，未来在急切地期待著社会大变革。

　　八九年六月四日，是中共暴政用屠刀划出的历史界限。邓小平用铁与血证明了暴政的凶残，也彻底撕下了暴政的道德遮羞布，以政治流氓式的勇气，裸露出中共的专制本能。极权政治毫无顾忌地裸露自己的残暴本能之日，便是其完全沦为政治黑帮集团的起点——这是历史事实的结论。

　　历史逻辑运行到今天，中共暴政已经完成了贪官污吏、奸商恶贾和官办学者、御用文人沆瀣壹气，形成政治黑帮集团的过程。这个政治黑帮集团，假经济改革之名，构建起权贵市场经济体制。以腐败权力为轴心，以权钱交易为动力的权贵市场经济，其基本机能就在于为权贵阶层迅速攫取社会资源提供运作机制，并且无法阻止地造成社会在财富和权利两个范畴内的极度两极分化。

　　中国当代权贵阶层财富的快速积累，可以令历史上所有的暴发户震惊与艳羡。不过，底层民众的贫困和苦难，社会正义的丧失和人权灾难，对权贵阶层的愤怒和诅咒也在同步增长。社会大分裂的趋势正如尾巴被点燃的公牛疯狂地奔向极端。社会很快就将在那极端之处，骤然断裂为大变革的史诗。

　　如果说社会的全面两极分化构成社会大变革的宏大背景，那么，垄断专制权力的中共政治黑帮集团的现状，则在催生社会大变革。

　　从中共建政起，到“文化大革命”，中共暴政实施的壹系列反人类罪行已经摧毁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文化大革命”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历史给中共挽救自己道德基础的最后壹次机会。六. 四屠城，中共暴政的道德基础以及共产主义理念被射向学生和市民的枪弹彻底击碎，中共统治集团从此完全沦落为精神的破落户，尽管它垄断著世界上最强大的专制权力。只配作大学班级团支部板报小品的“八荣八耻”，居然由中共领袖堂而皇之的提出，并希图用之重建中共的道德。这就足以说明中共已患精神绝症。

　　坚硬的政治意志是保障中共生存权的精神因素。理论和道德的破产意味著形成政治意志的根据已经不存在。中共政治黑帮集团现在已是精神破灭、失魂落魄的政治活鬼。用国家恐怖主义和黑社会方式维持专制体制，以继续贪婪的攫取私利，乃是中共黑邦政治集团唯壹的心理冲动。

　　精神湮灭，赤裸裸的利益成为中共凝聚力的依托。利益有其强势，也有其脆弱。短时期内，壹个政治组织可以由于共同利益而产生凝聚力。但是，当这种利益丧失了道德和社会正义的支持后，即利益非道德化之后，绝对的自私和个人的贪欲便是利益导致的最终结果。构成壹个政治组织的具体人格普遍的绝对自私化和个人贪欲化，就意味著最强烈的对组织的涣散和解体因素。

　　当前中共官员中绝大部分人实质上只对自己的利益负责，很少有人愿意对中共的政治形象和前途承担真正的责任。中共官员中普遍弥漫的短期效应心态和末世情怀，正是以非道德性的利益为凝聚力产生的必然结果。壹旦面临重大事变，千万贪官或者将于瞬息之间作鸟兽散，或者露首藏颈，唯图自保。无论如何，鲜有愿为暴政决死战者。此种情形，不料可知。

　　极权政治极具自虐、自残性的特征，其具体表现就在于淘汰人才的本能。在成熟的极权机制建立之后，壹切大智大勇、大仁大义的人格，壹切具有治国安邦之雄材伟略的人格，都会迅速而无情地遭到淘汰。唯有擅长阿谀奉承而又阴险诡诈的宦官人格，才会如鱼得水。今日中共庙堂之上尽是平庸无能、卑鄙无耻之鼠辈掌握国家重器，便是明证。

　　最高权力的人格承载者必须是强权铁腕人物——此乃极权政治有效运行并稳定存在的前提。然而，经人才淘汰机制的长期运作，中共最高权力人格承载者，非贪即佞；非颟顸顽固，便轻浮浅薄，壹窝狐鼠，绝无操纵庞大极权机器之铁腕。

　　当下之中共可有壹比：犹如弱智之巨人，躯体庞然如泰山，弱智之头脑却无能让躯体协调运动。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欺上瞒下，伪报虚夸，买官鬻爵， 贪鄙成风——所有这些现象都无奈地诉说著中共末路穷途之状。

　　讨论至此，所要论证的无非是中国处于大变革的前夜。其实，只要对中共暴政人心尽失的现状略作审视，便可知大变革已迫在眉睫。现在，不仅底层民众视暴政为仇雠，就是数千万贪官污吏和军警宪特也对中共的前途丧失信心。人心是现实的先导；人心若此，大变革的前景不问可知。

　　三、用民主大革命的意志主宰命运

　　在常规思维的范畴内，大变革的方式无非有改良和革命两类。只不过，改良是现实中的幻想，革命则是正在走近现实的未来。

　　改良属于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专利。通过这类文人的表述，当代中国的政治改良的内涵，大体可以如此概括：在经济改革的驱动下，中共仍然具有主动推行政治改革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能量；中共官方主导的政治改革最终使中共权贵阶层主动放弃专制权力和社会特权地位，从而实现由极权专制到民主的社会和平转型。

　　相信，凡对中国政治现状稍具常识性理解的人，看到这种对改良的概括表述，内心必然涌起壹种强烈冲动——用大耳括子向满嘴胡说八道的伪自由主义文人那张似乎永远不会长胡子的嫩脸掴将上去。

　　伪自由主义文人曾以历史发展规律代言人的权威声称，经济改革必将孕育出强大的代表中国民主希望的中产阶级。但中共的权贵市场却只孕育出社会财富和权利的极端的两极分化。而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倒率先成了“中产阶级”。不过，这个渺小的“中产阶级”不能给人以民主的希望。

　　伪自由主义文人曾以先知的神秘口吻宣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必定瓦解专制的经济基础，并最终使中国走向民主。然而，结果却是国有企业变成权贵阶层的私产，几千万下岗职工丧失了生存的依托，而极权专制却进壹步国家恐怖主义化。只不过，也有壹些伪自由主义文人在这场用专制权力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中，获得了个人利益。

　　伪自由主义文人曾以学者的庄严宣称，官员的腐败表现了社会的进步——腐败表明官员已经人性化，并背叛马克思的专制主义。令人遗憾之处在于，空前腐败的中共官员群体不仅没有放弃专制主义，反而赋与专制主义黑社会化的无耻和下流。唯壹“可喜”的是，伪自由主义文人也获得了同贪官污吏壹起在腐败中“回归人性”的机会，尽管那种机会是由中共当局所恩赐。

　　伪自由主义文人还曾以算命神汉的方式为中共领导人看相，并推断江泽民、胡锦涛会实行政治改革。结果江泽民以极端国家恐怖主义的方式，制造了大规模迫害法轮功的人权灾难；胡锦涛则通过政治上向金正日学习的批示，表明他的政治改革态度。当然，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由于表达出对独裁者的幻想式的期待，而在专制之下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伪自由主义文人对中共暴政的判断总出错误，原因在于极权专制实际上是他们的生存依托。中共暴政之所以不能改良，则是由中共官僚集团现在的素质所决定。

　　经由政治改良实行民主转型，意味著中共官僚集团放弃专制权力。中共官僚集团同时也是政治黑帮集团式的犯罪集团。属于这个犯罪集团的罪行至少有奴役人民罪、剥夺人民基本人权罪、屠杀人民罪、酷刑罪、攫取国家和社会财富罪、出卖国家领土罪等重罪。壹旦失去专制权力的保护，这个犯罪集团必将受到正义的审判。因此，用国家恐怖主义维持专制权力，乃是中共官僚集团唯壹的政治意志。希望这个犯罪集团实施会把自己推上审判台的政治改良，与希望地球倒转没有什么不同。

　　另外，改良是重大的历史事变。非大智大勇者不足以实施之。而构成当今中共官僚集团主体者，尽为奸佞小人，庸俗不堪之徒。此类人搞阴谋权术或花哨的政治表演精力充沛，对安邦定国之策毫无所知；心怀之间，除个人私利，实无壹物，根本不可能具有创造历史的英雄气概。指望此类人实施重大历史事变，就如同指望鼠群拥有万里长空之志壹样徒然。

　　中共官僚集团的本质和人格素质决定，当代中国不可能有宪政民主意义上的政治改良。改良既然不可能，中国的命运就会从民主大革命中寻找出路。

　　对于当代中国，民主大革命的具体内涵可以如此表述：主要起自于中共权力体制外的各阶层民众自发的“维护人权，抗争暴政”的活动，在民主革命的理念之下，逐步形成明确的政治意志和全面总体反抗的社会历史运动，从而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实行宪政民主，创建联邦中国。

　　在民主革命的理念现实化为可以控驭中国命运的政治意志之前，寄生于中国暴政深度腐败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大爆发，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的全面崩溃——这是中国濒临的最主要的危机。不受民主革命政治意志控制的社会崩溃，将会用人民的巨大痛苦，为中共暴政殉葬。

　　这就决定了，推进民主革命理念的大启蒙运动，已成拯救中国命运于大危机的当务之急。唯有民主革命的意志主导中国的大变革，历史才会在埋葬中共暴政之后，迅速进入民主建政的理性过程。因为，民主革命理念中就蕴涵著现代法治精神，正义的民主秩序，创建宪政民主的公正的程序。所以，民主革命的理念以政治意志的资格主导大变革进程，就意味著现代法治精神、正义的民主秩序、创建宪政民主的公正程序成为中国命运的现实。

　　四、大政变——民主革命的捷径

　　政治大变革是历史运行的必然逻辑。但是，通过对大变革具体方式的确定，英雄人格仍然能够创造历史，主宰命运。

　　在常规思维范畴内，关于中国的大变革的争论，有改良或者革命两种。然而，往往只有超常规思维才能创造伟大的历史。用军事政变的方式，开启民主革命之门，乃是属于英雄人格的神圣事业。而军事政变将会以最小的民族牺牲和最轻微的社会震荡，推动中国由极权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转型。

　　中共权力体系内部，贪鄙阴诡之人春风得意，恶俗凡庸之人驾轻就熟。此种状况不仅引发中共权力体系内良知未泯者的道德愤怒，更会点燃有英雄之志者心中直冲云天的不平之气——堂堂中国的命运岂能由此类霄小鼠类左右！良知未泯者的道德愤怒和胸怀英雄之志者的不平之气，这两者便构成政变的人格基础。

　　中共政治不可逆转的深度腐败，导致社会的全面堕落。精神已死，理想已灭，道德崩溃，心灵腐烂——庙堂内外，朝野上下，壹片末世心态。不过，对现实的最深刻的失望中，必然孕育著对新时代的炽烈期盼。普遍的末世心态正在中国人的心中播撒渴望大变革的种子。

　　人心思变，则历史必变，只因人心是历史进程的最终动力。同时，自由、民主、人权已成现代人类的精神原则。以民主大革命的名义实施军事政变，上合天意，下符民心。这就从战略的高度决定了军事政变必胜。其余所需精心构思的，无非政变的策略。那只是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

　　军事政变可能的方式有两种。

　　其壹是在首都发动，壹举彻底处置中共领导集团，控制最高国家权力。政变英雄壹旦宣布政变的目的在于否定中共暴政，实现宪政民主；申明“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还财于民”的三大政策；阐发“思想自由、创作自由、表达自由、信仰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的六项精神自由原则，则神州大地之上连虫蚁草木都会欢欣鼓舞，更何况人乎。万里江山，自可传檄而定。

　　如若暴政警觉，严控北京，难于在首都举事，军事政变则可首义于广州、武汉这类有共和革命传统的大都市。政变发动后，应迅即组建“民主中国临时政府”，宣布中共暴政为非法政权，中共官僚集团为犯有反人类罪的犯罪集团；责令中共各级官员立即执行“民主中国临时政府”的政令。

　　有人担忧如此壹来中国会陷入内战。此种忧虑与杞人忧天异曲同工。

　　中共暴政早已是丧魂落魄，尸居余气。其外观虽然宏丽，栋梁却被虫蛀蚁蚀，濒于摧折。中共暴政之所以尚未崩溃，唯壹的原因是没有坚硬的政治意志对其实施摧枯拉朽的最后壹击。

　　壹旦军事政变挟“自由、民主、人权”理性横空出世，必定万民景从，亿众拥戴；中共暴政则由于早已人心丧尽，必将众叛亲离，如汤沃之残雪，顷刻消融，根本无稍做挣扎之力。此情此势，内战又由何而来？

　　中国军人乃是民族锐利的锋芒，乃是中国人中最为英俊秀丽、刚毅果决的群体。中共暴政之下，军人被迫沦为中共的私家军，替中共官僚集团看家护院，甚至听暴政之命，屠杀人民，犯下千古大罪。

　　目前，中国的命运在呼唤大政变。中国军人当听从祖国命运的召唤，拔剑而起，斩决暴政。如此壹来，妳们将壹举雪洗暴政强加于妳们的耻辱和罪恶，恢复军人的堂堂荣耀。——这彪炳万代的荣耀将与中国的国魂永世同在。

　　中国军人们，拔剑而起吧！

　　（2006年7月8日）

　　与高贵的灵魂对话

　　——爲高智晟《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序

　　壹

　　对于我，写作是与灵魂对话的事业——向自己的灵魂倾诉，或者倾听另壹个高贵的灵魂。我很少爲其他人的作品撰序。原因十分简单：走过这个腐烂于物性贪慾的时代，遇到表述高贵灵魂作品的机会，难于上青天。

　　此刻，面对案头展开的高智晟的文本——《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草），以及其创制宪法过程中的心路历程，肃穆之情，沛然而生。我深知，这是壹位中国自由命运的献祭者，用指骨在历史鐡碑上刻写出的文本；文本的每壹个字，都是从高智晟高贵的灵魂中涌出的英雄血泪。

　　我生命中的翠青年华是在秘密写作中度过；中共极权铁幕下的自由写作之艰难，犹如在铁铸的荒野上播种唯美的血珠。高智晟作为当前中共帝国的第壹要犯，于秘密警察的狼视鹰顾之下，他创作这份文本所经历的艰难不问可知——那必是比承受红焰焚心裂骨之苦更悲怆的艰难。

　　爲高智晟作序之日，巨雷经天，骤雨狂风；天雷之火点燃的雨瀑，灿若蓝焰。于是，我碎衣仰首，立于大野间，以电光灿烂之急雨沐浴淨身，然后入壹亭中，燃藏香以清心——藏香萦绕，如爲自由而焚身的藏人男女之魂在起舞；淨身清心之馀，我方举笔作序，以示敬意——向凝结在这份文本中的中国自由写作者铁血的艰难致敬。

　　审视这份文本的过程中，我只对明显的排印失误作出修正，其他全部保持原状。有朋友希望我对文本作文字的修改，我没有同意。壹方面，我相信人世间只有残缺的美，完满之美只能在死亡中实现；另壹方面，人们被文本中蕴涵的思想能量震撼的同时，也可以从文本的某些“不完满”中，直接而锐利地体验到从刀锋上走过的艰难——那是高智晟听从自由意志的召唤所承受的写作的艰难。

　　多年之前，我于流亡生涯中撰写《联邦中国宪法理论纲要》；现在，高智晟于中共暴政的铁血迫害之下创制《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这种从宪法理论到宪法创制的过程，或许预言壹个重大的历史命运节点：中国人的百年宪政民主之梦，即将成为神州大地的现实；中国人就要由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升华爲自由人。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鼠辈政客、庸人学者还在惊艳于中共暴政的“经济奇迹”，聪慧天啓的智者却已经开始严肃思考壹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中共强权步苏东共产帝国壹夕灰飞烟灭之后，中国民主建政的进程和人类命运的趋向。高智晟创制的中华联邦宪法就是这种历史大预言式的思考的壹项法律成果。

　　智者的预言同时也必然是未来的启蒙者。祈愿天佑东亚大陆，从高智晟铁石心中渗出的宪政思想之血，能染红中国民主化的晨光。在浩荡的历史静默中，中国命运和我壹起，听到自由的晨钟在云际撞嚮。我知道，高智晟是司钟人之壹。

　　二

　　人文历史是意志的实现，而灵魂则是意志之源；唯有源自高贵灵魂的意志，才可能创造高贵的历史命运。

　　据说关于未来中国的宪法已有几个版本，我却唯独关注高智晟的文本。究其原因，只在于高智晟表述英雄铁汉和圣徒智者的人格，而人格是灵魂的生命形式。高智晟创制的中华联邦宪法可谓英雄意志和圣徒智慧的呈现。唯有从英雄意志和圣徒智慧中才可能涌现出高贵的历史命运——这是我的信念。

　　自由民主和宪政法治是中国人的百年之梦。我深知，东亚大陆的民主化是属于全民的共同事业。但是，英雄意志和圣徒人格必须成为当代中国民主大革命之魂；中国民主化转型必将成为英雄意志和圣徒人格主导的圣战。因为，通过即将降临的命运之战，中国不仅需要赢得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更要壹扫道德腐烂、人性奴化的阴晦之气，再造高贵的国魂，重铸唯美的民族人格。

　　高智晟曾孤身壹人，在中共最敏感的政治痛点上向强权发出精神挑战，其剑锋所向，天地色变，暴政心惊；“虽万千虎狼而吾往矣”，以思想决战暴政，不死不休，百死不悔——高智晟英雄之气，直冲霄汉，浩荡千古。

　　酷刑惨烈，鬼神股战，石佛心惊，如炼狱毒焰，焚高智晟身心；其痛可熔金烁石，其苦可令枯木垂泪，唯难动高智晟之心半分，高智晟可谓当代中国第壹铁汉。

　　行走在刀锋之上，蹒跚于无尽的苦痛之中，高智晟却将壮丽的理想刻在额骨间，从不敢稍忘拯救国运民苦之初衷，以圣徒的大悲悯之意，情怀天下，遂凭天啓之智慧，完成中华联邦宪法之文本。称其为圣徒智者之举，当属名至实归。

　　高智晟命运之悲常令我长叹如狂风呼啸。有谁知，其悲不止于暴政的迫害。

　　高智晟孤身虎胆，伫立于十五亿中国人卑微的沉默之巅，对中共强权作精神之挑战。当其时也，竟有僞类——伪基督徒、伪维权律师、伪自由知识分子、伪民运人士，向高智晟因孤独而高贵的背影射出唇箭舌枪；僞类们恶意烛天，仇恨如炽，刻薄寡毒之情可令铁石心碎。

　　在此，我愿披肝沥胆壹言：“我只视中共暴政爲不共戴天的公敌，僞类本不配与我为敌。只在两种情况下，我方向僞类亮思想之剑——壹是僞类以祈求中共改良之名诅咒当代民主革命意志之时；因为，通过民主革命摧毁中共暴政，是中国自由化的唯壹出路；壹是僞类对高智晟实施人格谋杀之时，因为，我不能让英雄和圣徒成为孤独者。”

　　“英雄铁汉，圣徒智者”——这是高智晟的命运在历史鐡碑之上事先爲自己刻写的墓志铭。他创制的中华联邦宪法，则意味著英雄圣徒的血泪对未来中国的祝福和期待。唯愿中国人不要再次辜负来自苍天和大地的祝福和期待。

　　三

　　为什麽中国人如此长久地容忍旷古绝今的中共暴政；为什麽八九年的全民反抗没有转化成人民起义，壹举摧毁中共暴政，就如同翌年苏东共产帝国的人民起义所作的？——这是关于中国命运悲怆至极的血泪交迸之问。

　　如果承认意志是人文历史的起点，那麽，上述大哉问可壹言答之：中共暴政用屠刀和铁牢表述的精神奴役之下，当代中国民族人格已经奴性化；祈盼从猥琐的奴性人格中涌现自由的命运，往往比在鐡戈壁间播种属于千里麦浪的希望更加艰难。

　　据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智慧之镜。然而，当代中国民族人格奴性化的经典，正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壹项政治私情——跪求中共暴政天良发现，通过政治改良实现中国民主化。此种因人格卑贱而愚蠢的改良主义思潮长期瀰漫在中国思想界，如夜郎国之阴云，终年不散；彻底否定中共暴政的英雄意志则没有成为时代的政治主题。

　　没有意志，就没有命运；英雄意志不能主宰历史，自由的命运就永远是历史长夜尽头的梦。中国过分长久地容忍中共暴政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面对中共暴政，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壹个典型邦派刘晓波团伙，爲展现对中共暴政的善意，声称“我没有敌人”；高智晟则以其思想和行为宣示，中共暴政是东亚大陆上各民族的公敌。

　　当刘晓波团伙在法庭上谄媚中共暴政下的人权得到极大改善之时，高智晟则揭示铁铸的事实：当代中国是人权地狱；中共暴政是惨绝人寰的人权灾难之源。

　　当刘晓波团伙感谢中共暴政的监狱对其实行人道主义待遇时，高智晟却在经受顽石都会为之失声痛哭，且继之以泪尽血涌的酷刑。

　　高智晟与刘晓波僞类团伙之间的玉石之别所表述的，正是残存于中国命运中的英雄意志与奴性化的当代民族人格的区别。这是表述重大历史命运分界的区别。

　　刘晓波团伙也曾领衔发出呼吁中共政治改良，乞盼暴政将联邦制赐与中国。这种奴性入骨的乞求只可能产生壹个效应，即让中国的国运在徒然的希望中，在中共暴政的铁幕下，继续腐烂。

　　高智晟创制中华联邦宪法，是以摧毁中共暴政爲政治前提；中华联邦宪法也只能以当代中国民主大革命法律成果的名义实现。高智晟的中华联邦宪法蕴涵著壹个艰难但却具有现实性的希望。

　　是的，英雄意志，以及彻底否定中共暴政的信念，曾经孤独如荒漠中的旅人的足迹。不过，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共暴政是东亚大陆各民族的公敌和死敌，必须以民主革命除之”的信念，早就超越僞类们的改良幻想，成为人民的共识。君不见，僞类中最“机灵”的小动物们，已经急不可待地准备投机革命。

　　值此中共暴政尸居馀气，迴光返照之际，高智晟的中华联邦宪法与朝日壹起临世。在阅读高智晟宪法思想的过程中，我呼吸到英雄意志的铁石芳香，更听到摧毁暴政的人民大起义的战鼓声已经在九天之上擂响。

　　四

　　从特定的角度审视，高智晟中华联邦宪法的核心价值，在于确认国家权力公民所有制。国家权力公民公有的制度正义性，在近现代史的晨光中就已经凝成普世价值；这项普世价值是西方政治哲学对人类的贡献。不过，高智晟是以中国的命运、政治利益和人权渴望爲基石，来确认普世价值，而不是对普世价值作当代西方政客的意志表述。

　　自邓小平创建中共权贵资本主义以来，西方国际资本同中共暴政千万贪官污吏之间，逐步形成跨越国界的黑手党式的权钱交易结构。在这个跨国的黑手党式的权钱交易结构的作用之下，西方国际资本通过搾取中国农民工奴工般劳动的血汗成果，以及无须付出环保代价的对自然资源的毁灭性开发利用，从中国攫取奇迹般的暴利，中共千万贪官污吏则迅速变成掌握专制权力的亿万富翁。与之同时，中国人权和国本遭受重创；美国等民主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公平规则受到戕害。

　　由这个“魔鬼的双赢”结构所决定，当代西方政商集团壹方面试图遏制中共暴政天性中的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另壹方面则希望维持中共暴政的稳定存在，因为，中共暴政的稳定意味著西方国际资本拥有稳定的暴利之源。

　　基于上述对待中共暴政的两项基本原则，西方政客要求东亚大陆各民族，抗争中共暴政时必须遵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圣戒”。

　　在中共强权将国家恐怖主义暴力发挥到极致的背景下，在中国人被剥夺了壹切暴力反抗的可能，甚至连买菜刀都必须实名制的状况下，不是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暴力，而是要求中国人应当遵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戒律——西方政客的荒谬之举，伪善而诡诈；此举既可以通过“政治正确”的宣示，证明西方政客“良知尚未泯灭”，从而骗取本国人民的选票，又可以否定东亚大陆各民族效法前苏联帝国的人民，举行全民起义，摧毁中共暴政，这个国际财团暴利之源的可能。

　　中国的僞类——伪自由知识分子、伪民运人士、伪基督徒、伪维权律师，对西方政客之心意自是洞若观火，也深知言不及中国现实命运之意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之说，完全无助于中国民主化进程，但是，僞类们仍然奉之如奉天条。根本原因就在于，僞类有壹颗源自殖民地人格后遗症的奴性之心，他们视“西方政要”如仰视上帝，希翼从谦卑的奴性仰视中得到世俗名利的恩赏　�懧�足投机的私慾，他们可以背叛任何高贵的人格原则。

　　僞类皆污浊，高智晟独清高。在评论美国驻华大使以鼠辈政客的无耻阿谀中共治下的中国人权状况时，高智晟如是说：“今日美国政商集团客观上已成中共血腥迫害人权的赞助者，已成中共冷血抢劫人民财富的实际分赃者和美国价值的背叛者。”

　　此壹言尽显高智晟苍茫浩荡如西北大野的胸怀间，全无宵小之徒投机谋私之意，唯有忠诚于真理和中国苦难命运的青天白日之心。中华联邦宪法文本是高智晟灵魂和人格的法律表述；读閲过程中，我的思想之手抚摸到对于中国命运的苦难和艰难的忠诚。或许正由于与中国的苦难和艰难誓同生死，或许正由于字裡行间萦绕著中国命运的泥土芳香，高智晟创制的中华联邦宪法才可能得到苍天大地的祝福——相信，灵智未泯的读者会与我有同样的感受。

　　五

　　即使对于圣徒，唯美的完满也只意味著终生不渝的追求；人世间只可能有残缺的美。高智晟的中华联邦宪法也有需要商榷的缺憾之处。

　　“过去六十多年的民族命运记忆让我们深切认识到，宗教信仰对永续我们人民长远福祉的无可替代的伟大意义… …”——高智晟写在中华联邦宪法序言中的这句话，即使与真理壹致，也只表述缺憾。至少我如此认知。

　　在我的宪政理念中，绝不能以国家权力和法律意志的权威，肯定和确认任何壹类特定的精神形态，就算这类精神形态具有“绝对真理”的金冠，或者神圣宗教信仰的华彩；国家权力和法律意志的肯定和确认，必须止步于精神和思想自由的原则。我的上述宪政理念来自两千馀年的人类历史的教训。

　　就西方宗教精神而言，近现代中国人的理解还处于幼稚阶段。幼稚是因为理解中缺乏历史纵深感。

　　西方宗教精神的核心，在于信仰创造世界和人类命运的独壹无二之神。问题是，从西方宗教的精神基因中涌现出至少三个世界性宗教，即犹太教、广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每个宗教都确信属于他们的神才是唯壹真神，并应当获得人类心灵的所有权，进而主宰世界的精神价值确立权。于是，各宗教间殊死争夺人类心灵所有权和世界主宰权中产生的宿命性仇恨，就成为西方历史的主题曲之壹。

　　血与火的历史熔铸出壹个教训：任何壹种宗教，只要与国家权力形成壹体化，只要其宗教法规获得国家法律的权威，就会以神权政治之名，形成摧残人类精神自由的极权专制。基督教的演进史正是对于这个历史教训的经典阐释。

　　基督教创立之初是壹个被侮辱与被摧残的精神派别；红血白骨铺就的命运之路，使基督教获得感动历史的魅力，升华爲壹种神圣的信仰。

　　世事沧桑难测，经过最初的苦难之后，基督教竟被奉为罗马国教，走上世俗权力之巅。从此之后，基督教逐步由曾经的精神受难者，异化成信仰自由的摧残者，并最终以“中世纪千年黑暗”爲皈依，形成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策源地，即中世纪神权政治。儘管中世纪神权政治的宗教之魂以“天主教”而著名历史，不过“天主教”与古基督教同宗同源则是不争的事实。

　　新教运动与“文艺复兴”相伴相随，在人类精神命运最艰难之点上壮丽崛起，无数在宗教法庭火刑柱上燃烧的异端者的身体，点燃了精神自由的历史命运的晨光。有人据此称，基督教精神是近现代民主制度之源。然而，此说有荒谬之处。

　　中世纪神权政治铁幕上隽刻的精神王冠，正是中古基督教精神的象徵“天主教”；新教是被当时“正统”的天主教蔑视爲异端的邪教。虽然新教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命运之轮，但是，引领欧洲历史走出中世纪千年黑暗的主导意识，毕竟是复兴的古希腊自由民主和理性人权理念，而不是宗教神学。

　　可见，将近现代民主政治归因于基督教精神，既是对宗教的误解——宗教本质上是心灵之学，而非政治之学，又意味著对基督教政治功能的溢美之辞——需要溢美，不是对美缺乏自信，就是试图遮盖曾经的丑陋。

　　以上简要审视基督教命运的兴衰荣辱、起伏跌宕，是爲重申壹个值得刻在铜表之上、爲世法的历史教训：精神自由是人的最高价值；爲确保精神自由不死于思想专制，必须禁絶任何“绝对真理”或者宗教信仰与国家强制力合而为壹，必须禁絶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名义，肯定“绝对真理”或者宗教的价值。

　　在精神自由的宪法原则之下，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任何意识形态都有生存权，前提是必须尊重别的意识形态的生存权；任何壹种意识形态，只要以绝对真理的自信声称否定其他意识形态的生存权，他就首先否定了自己存在的合法性。

　　与之同时，包括宗教在内的任何意识形态都只能依靠自己的精神魅力去感动社会，以赢得生存和发展的机遇，而绝不能凭藉国家权力和法律的强制性肯定，迫使社会接受，也不能谋求形成公众舆论的压力，用精神暴力否定其他意识形态，肯定自己的唯壹真理性和生存权。

　　之所以重申上述精神自由原则的内涵，是因为壹个现实的危险已经向未来中国露出狰狞的笑：中共暴政尸居馀气继之以灰飞烟灭之后，中世纪欧洲神权政治的鬼魂依然有在东亚大陆复活的可能。

　　高智晟《制宪思想记录》有载，他曾由于爲法轮功人员作人权申辩，受到余杰夫妇以基督教之神的名义进行的恶意烛天的诅咒。

　　当代中国某些伪自由知识分子皈依基督教之后的第壹项人格效应，往往表现爲借诸受到上帝“拣选”的荣耀，立刻自命具有了中世纪天主教教士式的上帝代言人的精神特权，并依据这种特权，绝对肯定自己的信仰，否定人类精神多元化的权利，蔑视其他宗教或者哲学信仰。

　　欧洲已经远离中世纪黑暗——从精神上远离，余杰夫妇壹类中国的神汉神婆却依旧如食腐尸的野狗，瞪著血红的眼睛在中世纪的黑暗中逡巡，他们正追求在未来中国重建中世纪式的精神特权。余杰壹类神汉神婆是壹种社会现象，在他们心中喧嚣的宗教专横意识，实际是西方极权主义的现代经典，即中共暴政精神专制意志的另类回声。

　　防微杜渐，禁絶现代宗教专横意识主宰中国未来命运的机会，乃是制宪者不可不认真思考的课题。唯愿高智晟熟思之，详察之。

　　六

　　遏阻财富转化为凌驾于公民社会之上的政治和社会特权的法律能量缺失——这是人类宪政史发展到现代，日益憷目地臝露出的壹项重大缺憾。高智晟创制的中华联邦宪法对于这项人类宪政的缺憾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敏感和关注。

　　人类往往不是从真理的啓示裡，而是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找到推动命运之轮转动的正确理念。

　　近现代宪政法治是建立在“中世纪千年黑暗”宣示的壹项历史教训的基石之上：只服从专制者个人意志的国家权力，乃是政治不公不义和人权大劫难的罪恶之源。

　　正是在这个历史教训的引导下，近现代宪政法治的核心内容之壹，就在于把国家权力关进法律的铁牢，以剥夺国家权力戕害公民自由权利的可能。迄今为止，在自由民主国家，宪政法治已经设计出壹整套行之有效的制约国家权力的法律机制。

　　对国家权力实施严格的程序和实体制约的同时，法律却忽略了对于财富转化爲政治和社会特权的趋势的限制。当代财团强烈影响政治选举的能量、促进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的经济制度、作为社会普遍幸福象徵的中产阶级日渐瓦解，乃至国际财团同中共千万贪官污吏结成跨越国界的权钱交易的黑手党集团，使国际经济秩序日渐腐败化，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是财富转化爲政治和社会特权的魔鬼天性没有受到法律严格限制的恶果。

　　新教精神曾经试图通过“爲上帝积累财富”的信念，将财富驯化成道德的绅士淑女。然而，历史进入以物性贪慾爲核心价值的哲学时代之后，新教的道德精神雕残于人类对心灵的背叛，财富沦为道德之外的存在，而财富异化为政治和社会特权的趋向，如猛虎出柙，势不可挡。

　　我曾有言：“东方需要自由的拯救，西方则需要拯救自由。”东方需要自由的拯救之意，就是以宪政民主、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摧毁中共极权暴政对东亚大陆的统治，实现自由中国之梦。“西方需要拯救自由”的壹项题中之意，则在于以法治的名义，禁絶财富转化爲凌驾于公民社会之上的政治和社会特权的趋势，同时，又不至伤害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制的活力。

　　当前，有志于设计未来自由中国的宪法制度者，在首先关注“东方需要自由的拯救”的命运主题的同时，也不可忽略“西方需要拯救自由”的课题——如此，方可未雨绸缪，以收后发优势之效。

　　七

　　在文化的意义上魂死心灭，表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悲剧主题；欧洲共产主义对东方的思想入侵，以及中共建政，更标志著东亚大陆各民族丧失文化的祖国、心灵的家园、精神的故乡，神州大地沦为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政治和精神殖民地。

　　挑战决定命运——重建文化的祖国、心灵的家园、精神的故乡，即再铸国魂，寻回古中华的核心价值，就宿命地成为中国英雄、圣徒和智者艰难至极的事业。世间万苦，心死最苦；世间万难，追寻丢失的灵魂最难。

　　中国追魂的精神运动跌宕起伏百年有奇，其间血海泪涛常有天河倒倾之势，然而至今仍然前途苍茫，不知何时方能找到与永恆壹致的浩荡宁静。

　　高智晟创制中华联邦宪法，乃是中国百年追魂长河中激起的又壹座思想波涛：他不完美，但却峻峭；他并不自诩得到绝对真理的加冕，但却是以圣徒对真理的忠诚书写的智慧；他并未声称具有拯救者的权威，但却表述从壮丽的英雄人格中涌现的献祭的激情。

　　夜色深沉，万籁俱寂之际，我合上案头的这份文本。与高贵的灵魂生离死别之情，如海雨天风沛然涌入我心怀；身处地狱深处的高智晟，常令我忧心如焚。不过，心在红焰中化为万年死寂，我却清晰地听到历史之门被自由之风吹开的声响——那在苍穹之巅迴荡的声响，是我能够送给高智晟的唯壹慰藉。

　　二零壹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