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江松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論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哲學

1.引言

在第一章我們對哲學進行哲學上的描述，它指出勞動是一個悖謬性的實在。勞動讓我們自由，提升了人們的狀況；同時又限制了我們的自由，讓個人變得無力和依賴於社會。勞動是個內容最廣泛的概念，因此也極難定義。對勞動的描述清楚表明勞動滲透了我們個人和社會的整個生活中。這種情況並非一向如此。過去曾有過脫產階級，他們蔑視勞動。

在第二章，為了理解我們當前的狀況，我們考察了勞動的演化。現代人已經自由地探索和開發這個地球。他們在科學和實踐中已經實現了同樣的基本目的。科學和實踐相互靠攏，這一靠攏又導致實踐在現實中的“科學化”。勞動的“科學化”使勞動的特徵和社會地位得到重大改善，並使勞動延伸了領域。法國人用“勞動的升級（promotion du travail）”這個短語來稱呼它。

馬克思主義哲學關注“勞動的升級”，它讓勞動成為它的哲學思想的核心。這是哲學史上第一次將勞動放在哲學的核心位置。我們不能無視馬克思主義哲學。 它是第一個勞動哲學，任何一個人只要寫關於勞動哲學的書，他就必須要接受或至少探討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發起了現代史的一場新運動，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們當今生活方式的表達。現代人自己對勞動的價值的過分強調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為現代勞動的神化提供理論證實，它讓現代人面對他們自己的態度引發的結果。因此我們必須要考察馬克思主義。我們很難在一章內說完馬克思主義，哪怕說將馬克思主義僅僅作為勞動哲學來考察也沒什麼意義，因為“勞動”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概念，相應地我們不得不考察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不過這一章我們會著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啟發，一些細節則略去不談。

2.黑格爾哲學的目的

為了了解馬克思哲學的基本目的，我們要追溯一下黑格爾哲學的一些內容，但我們只將談論內容限定在黑格爾哲學中有助於理解馬克思勞動哲學的部分。

人類思想的普遍性。黑格爾將注意力集中在思考者的經歷的一個方面，它與人類思想不可分割。當我思考人生的基本問題時，我處於一種不平常的狀態。一方面，我是一個特定的人，處於特定的肉體中。我有特定的出身和特定的歷史。任何思想都是我的思想，任何觀念都是我的觀念。我的實存的特定特徵貫穿著我的所有觀點。另一方面，我只能以所有人類的名義進行思考。比如，如果我知道上帝存在，我會將這一點作為所有人的真理而接受。我斷定上帝存在意味著在我看來無神論者是錯的。但無神論者要堅持他的立場，就不能不認為我是錯的。甚至認為人類知識僅是特定和相對的知識的那些哲學家，仍然會以全人類的名義進行思考，因為他堅信我的思想也是相對的，而我錯誤地認為我的思想具有普遍價值。我們不能真正反對人類思想的普遍性，因為反對本身正好是普遍性的證實。特殊性和普遍性都屬於思想的本性。如果人類思想不能同時是特定個人的思想和普遍的思想，人類思想就不會存在。

黑格爾哲學集中研究人類思想的普遍性。我們是很多作為特定存在的人，但神秘的統一性貫穿了我們中的所有人。這種神秘的統一性和我們的多樣性一樣真實，而且黑格爾認為它甚至更加真實。它不是虛假的設定，而是我們最深度經歷的數據。黑格爾在這一統一性的層次上思考。他不反對人有特殊性，但他將其視為普遍思想的實現。普遍思想在個體的多樣性中發展自己。普遍思想只有個體多樣性中才成為現實，但這種個體的多樣性無非是普遍思想的實存。 黑格爾總是在這個層次上進行思考，他認為這才是真正哲學的層次。按照這種觀點，人類特殊性變得無關緊要，它只是普遍思想的表現。

關於歷史的結論。由此可知，人類只有一種歷史。每一種特定生活和每一個歷史事件都只是普遍思想發生過程的一個階段。但普遍思想只有在個人中、在個人生活的事件中才有歷史。黑格爾哲學並不囿於抽象理念，它落實到了歷史的具體事件的領域。它落實於政治變革、藝術史、宗教變革、哲學思想的發展；簡言之，落實於整個人類的具體歷史。恩格斯認為，黑格爾是一位真正揭示了歷史的意義的天才思想家。他是第一個從抽象落實到具體的哲學家。他的哲學試圖反映出人類的整個具體歷史。但它同時也不僅是對歷史的反映。它闡明了歷史的意義。它揭示出，歷史是通過個人和個人生活事件完成自身的普遍思想的辯證發展過程。黑格爾認為，普遍思想的實現是歷史的現實的、內在的目的，但這種目的不為身處歷史的人所認識。黑格爾哲學聲稱自己是人類歷史的自我意識。歷史在黑格爾的哲學中意識到自身及其真實目的。黑格爾以一種非常高的層次闡述了這一觀點，以至於它只能為極少數人所理解。

馬克思和黑格爾。馬克思對黑格爾很讚賞。馬克思說，在他思想發生決定性改變的那段時間，他反覆閱讀黑格爾的著作。這說明馬克思是一位高水平的哲學家，因為只有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才能閱讀和正確理解黑格爾著作。馬克思接受黑格爾哲學基本觀的真理，即人類只有一個歷史。人類歷史不是一個任意的事件系列，而是一個有意義的統一體。 這種歷史的統一性是先驗(a priori)的。歷史的統一性在歷史事件有意義的連續性中展現出來，而不是由歷史事件產生。如果歷史的有意義的統一性僅僅是一連串歷史事件的結果，那麼揭示歷史統一體將成為歷史學家的任務。儘管馬克思深入研究過歷史，但他不僅僅是一個歷史學家。他和黑格爾一樣也試圖去揭示歷史的秘密，並由此去理解歷史事件；他也和黑格爾一樣，在結合具體事件的同時試圖從哲學的視野去理解和解釋它們。甚至當馬克思似乎是一位歷史學家、當他寫作經濟演變過程的時候，我們也只有將他視為哲學家——即認為自己發現了歷史的核心——時才能理解他。他具備對歷史意義的理解，而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做不到這一點。

3. 馬克思對唯物主義的選擇

馬克思領會黑格爾哲學的基本目的，他也想理解人類歷史。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還是一個實踐問題。在古代和中世紀，人類環境變化得很慢，在一個人的一生中很難覺察到變化。因此那時流行的是關於永恆不變的秩序的觀念。到了現代一切都不一樣了。個體能在一生中觀察到深刻和劇烈變化。不僅我們的生活，我們的世界也捲入了變革之中，因為世界是人的生活空間。因此，比起永恆的秩序，現代哲學家對歷史意義的興趣要大得多。

永恆的秩序與歷史的意義。事物的永恆秩序並不是人類創造的。人們只能讓自己適應它。糾纏於永恆秩序的舊哲學既是理論的又是實踐的，但我們能很容易地區分這兩方面，因為思考一個永恆的秩序與適應它大不一樣。與此相反，當哲學家注意力集中在歷史的意義上時，哲學的理論的方面和實踐的方面就很難區分了。這是因為理論哲學的對象——歷史的意義——是由人創造的，它本身就屬於實踐的秩序。探究歷史的意義，和提出我們應如何延續歷史的問題，二者幾乎是一樣的。因而馬克思哲學同時是理論的和實踐的，他也反對區分二者。 他承擔起理解人類歷史意義的任務，它同時也是實踐目的。不過這個實踐目的脫離對歷史意義的理論理解將不會實現。馬克思的實踐目的蘊含著一個理論任務。而馬克思認為，理論無非是實踐的準備工作。

人類歷史非常複雜。人類生活有很多方面，他們活動於經濟、工作模式、社會生活、政治活動、科學和哲學、藝術、宗教等諸多領域中。人類思想總是試圖在多樣性中尋找統一性。如果我們不能在多樣性中找到統一性，找到核心，我們就不能了解歷史的意義。當聖奧古斯丁寫作那本關於人類歷史意義的名著——上帝之城——時，他試圖發掘歷史的核心意義，他認為上帝的王國和魔鬼的王國的鬥爭是歷史的內在核心；因此他按照這種鬥爭展開描述系列歷史事件。

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馬克思也試圖發現人類歷史的核心內容，而正好在這一點上他激烈地反對黑格爾的觀點。 正如我們所知，黑格爾關注普遍思想的層次，他認為人類歷史是普遍精神朝自我意識的演變。他沒有忽視人類生活的其他方面，但只是從他的選定視角來看待它們。馬克思認為黑格爾哲學是理性主義的、觀念論的、唯靈論的歷史觀。 它是理性主義，因為普遍理性居於人類生活的核心。它是觀念論的，因為它最終將一切事物都從觀念的層次來看待。它是唯靈論的，因為它認為精神層面才是決定性因素。馬克思曾說，黑格爾讓人類歷史用頭行走，而不是用腳行走。馬克思認為黑格爾的基本目的是正確的，即哲學必須探究人類歷史的意義；同時黑格爾探索歷史核心的做法也是正確的。黑格爾錯在將歷史核心置於普遍思想、觀念的秩序和普遍精神的自我意識中。馬克思提出了一種新的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馬克思唯物主義的來源。馬克思本人曾闡述過他如何形成他的觀點。 作為《萊茵報》的一名編輯他不得不寫一些經濟問題，比如萊茵省關於林木盜竊法的辯論，摩澤爾農民的經濟狀況，自由貿易，保護關稅問題。儘管這些問題他寫了很多，但他認為不能勝任這項工作。他還不得不寫一些關於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文章，但反對那些含糊的理論，儘管他同時意識到自己也沒有更好的理論。他感到有必要將所有這些問題進行徹底的研究。當和《萊茵報》業主發生爭執後他被迫辭去編輯的工作。此後他回到書房，對黑格爾法哲學進行批判研究。在這部著作中他得出結論：法的關係和國家形式不能從其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像黑格爾一樣從普遍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植於物質生活狀況。馬克思自己總結了研究成果，認為這些成果在他今後的生活中一直指導著他。這一總結非常重要，因為它構成了馬克思的核心觀點。然而原文很複雜，直譯幾乎不可能。德語語法允許詞語和句子的組合，英語做不到。下面是馬克思的一個意譯文本，或者說是釋義。

The general result which has guided me in my further studies may be summarized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Men make their own lives in a social way. In doing so, they enter into relations which are necessary and do not depend on their own free will. These relations are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y correspond to the phase of evolution of the material means of production. The whole of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constitute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society. The whol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is the real basis of life. On this basis men build a juridic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to these structures corresponds a way of thinking. The method of production conditions social,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life. At certain moments of history the material means of production surpass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juridical structures. Then the latter no longer promote production, but rather obstruct is. At such a time mankind has come to a period of revolution. The change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compels mankind, sooner of later, to change the whole superstructure. In our study of such revolutions we must always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change of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this change is material and can be diagnosed in a strictly scientific manner—and the juridical, political, religious, artistic, or philosophical, briefly, the ideological forms in which men become aware of the conflict and fight it out. If we must judge an individual, we will not judge him by what he thinks of himself. No more can we base our judgment of a period of revolution on what people think of it. We must underst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such a period, on the contrary, from the contradictions of material life. We must stud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ocial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th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大量引用這段文字希望大家諒解，在這段文字中馬克思總結了他的整個觀點。如果我們能理解這段濃縮的文本我們就能理解馬克思哲學的基礎。

  勞動作為人類歷史的核心。我們須意識到，馬克思在尋找歷史的決定性因素。他試圖通過嚴格的科學方法理解歷史，這要求他必須發現歷史的決定性因素。在引述的文本中，馬克思從“人們在社會中生產他們的生活”（“In der gesellschaftlichen Produktion ihres Lebens”）這個論點開始自己的理論。在這裡馬克思預知了存在主義和現象學，它們把人看做是實現自身的存在。薩特在他的著名的論斷中表達了這種思想：“人的存在先於本質”。它表明人自己決定自己的存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

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為了在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質，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於他身外的自然並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著的潛力發揮出來，並且使這種力的活動受他自己控制。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人的這種自我生產是社會的。個體參與人類的總體運動。存在主義和現象學認為人的自我實現有很多方面，不能歸結為一點；比如我們在勞動中、在遊戲中、在社會關係中、在語言創造中實現自我。馬克思的觀點與之相反，認為人的自我實現集中在勞動活動中，其他自我實現形式必須歸結為勞動。

事實上，人靠地球生活，地球滋養了人，人的任何實現活動都依賴於這個世界。但我們須要更精確地規定“世界”這個詞。人依賴於人類世界，即“適合於他自身需求”的世界。然而正是勞動活動使世界適合人的需求。自我實現的任何形式因而都取決於勞動。

人們可能會反對說，有意義的知識先於勞動。馬克思沒有忽視這種觀點，他回答說，知識的對象是有意義的事物，而事物適合我們的需求時才是有意義的。勞動是事物適合我們的原因，因而勞動甚至先於有意義的知識。

馬克思斷定，勞動是人類歷史的內在核心。因此勞動水平決定了歷史的階段。人類勞動越發展，人類歷史越前進。那麼有什麼決定勞動嗎？馬克思認為確實有。因為勞動者需要工具，勞動的最初的工具是人們自己的身體。然而身體是不完善的工具，需要其他工具來完善它。這些其他的工具提高了勞動水平。馬克思使用了“物質生產手段”（“Materielle Produktifkräfte”） 這一術語。生產手段的水平對於勞動的水平具有決定性作用。人們通過發展生產手段來提高勞動即自我實現的水平。在這裡我們發現了馬克思所認為的歷史的核心。生產手段的水平決定了勞動的水平。因為勞動在人的自我實現中占據絕對核心位置，所以勞動的水平決定了歷史階段。一切都取決於生產手段的水平。生產手段決定了人們合作的方式，它意味著一種經濟結構。經濟結構決定了生活的法律和社會的形式。從它們之中產生出一種政治秩序。所有這些要素共同決定了人們的特定思維方式，產生了“意識的形態”。因此，人們生活和思考的一切方式可以在現實的生產手段中得以理解。 藉此理解人類歷史的嚴格的科學方法成為可能。 只要我們全神貫注於政治、藝術、觀念或宗教，我們就會在偶然性中迷失，不能理解歷史的意義。但一旦我們藉助生產手段理解了一個歷史時期的結構，我們就抓住了其核心意義，才真正地理解了它。因此馬克思確信，他指明了通向真實理解人類歷史之路，而且認為自己是第一個做到這一點的。

唯物主義的人類歷史。馬克思將這種思路稱為“唯物主義”。黑格爾將人類歷史歸結在觀念的秩序中，馬克思將人類歷史歸結在勞動里，歸結為人和自然的勞動的“對話”。然而我們必須明白，勞動意味著兩件事。首先，人屬於自然；其次，人和自然相對立。人不是自然力的單純延伸。因此馬克思反對一切認為人是自然力的單純延伸的唯物主義形式。人屬於自然且不能超越它；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堅持唯物主義。但同時人對立於自然，因此馬克思管他的唯物主義叫“辯證的”唯物主義。人和世界存在著“對話”，通過這種“對話”人實現了自身。我們在後面還會講到這一點，因為在這裡我們發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一處很重要的含糊之處。然而，強調該含糊性屬於對馬克思的批判。當前我們只關注對馬克思哲學的分析。

這裡需要指出，馬克思哲學首先是人的哲學。馬克思哲學的出發點不是形而上學觀，他沒有從普遍存在的哲學中推導出他對人的觀點。他的核心觀點是關於人的本性和人類歷史核心的。的確，馬克思躲不開哲學的最終問題，而且他有時也會表現出一些唯物主義形而上學的觀點。但形而上學不是他的哲學出發的基礎，毋寧說是其哲學的邏輯結果。以唯物主義形而上學為開端，並將人的哲學嵌入其中，這樣理解馬克思會產生對他的哲學的錯誤印象。

4. 歷史中的階級鬥爭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我們會認為歷史是一個直線過程。歷史由一個要素決定，即物質生產手段，它處於連續不斷的變革中。因此，歷史似乎應是一個連續和平靜的過程。然而這並不是馬克思的意圖；他在《共產黨宣言》正文部分的開頭這樣寫道：“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社會秩序的產生。馬克思試圖通過從生產手段的變革開始解釋歷史上的鬥爭。生產手段始終具有社會性，因為整個社會必須依賴於它們的生產。因而，生產手段具有社會性，因為它有社會目的。但生產手段的原始方式範圍有限，因此很容易被一小群人所占有。

馬克思認為生產手段一開始是由社會占有的，因為一種原始共產主義是社會生活的原初形式。這種生活的原初形式被馬克思所說的“原始積累”所破壞，它是經濟生活的“原罪”。卡爾維的評論很正確，認為馬克思在這裡引進一個其體系所需要的假說，卻沒有證實它。 無論如何，生產手段的原始方式其範圍十分有限，它們會被一小群人所占有。這些資料的自封的所有者在經濟生活中擁有特權地位，因為別人要依賴他。所有者們構成了社會秩序中的最高群體，他們也獲取了政治權力。經濟和社會結構通過這種方式建立起來，並在當時通行的觀念中獲得合法性。馬克思認為，這些觀念從經濟和社會秩序中產生，但表現為它們的合法性。這樣的秩序會持續很長時間。它蘊含著階級分化，這是一個非自然的狀態，但這種非自然的狀態卻被顯然視為正常的，因而沒有引發大的抵抗。任何抵抗都很輕易地被已建成秩序的政治權力鎮壓下去。

變動。整個秩序建立在生產手段之上。現實變動的唯一的來源就是物質生產手段的變化。馬克思經常引用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關於主奴關係的辯證關係的觀點。在爭奪統治的鬥爭發生後，失敗的個人不得不選擇被奴役或死亡。由於害怕死亡，他選擇了被奴役。他不得不在土地里勞作以維持主人的生活。但在奴役身份中他成功地實現了新的和更重要的統治：他在物質中表現自己，這種自我表現中蘊含著一種比主人施加於奴隸的力量更重要的新力量。服務於統治階級的勞動者發展出新的生產手段，這種生產手段的重新創造是社會變動的來源。

新舊秩序的鬥爭。新的生產手段要求新的社會秩序，原統治階級的霸權地位將會消失。新的、客觀存在的事物，即新的生產手段，要求新的秩序。所以新的秩序不是被新觀念或任何精神因素所強加的，而是物質現實所要求的。然而前階段的特權階級及其政治代言人不願放棄他們的特權地位。 因此，過去的統治階級和新的秩序之間將會有一場鬥爭，它是新的客觀現實要求的，是由認識到鬥爭即將到來的人們發動的。將有一個反動的階級，即維護那些必將消亡的社會秩序的人們；還有一個進步的階級，即那些為客觀現實所要求的新秩序而奮鬥的人們。鬥爭是暴力的，因為只有革命才能消滅舊秩序。 因此，人類歷史是革命的歷史。

馬克思認為，過去的革命都意味著新統治階級出現，他們由新生產手段的占有者及其政治代言人組成。如果新的生產手段在很長一段時間不被取代，那麼會持續一段長時間的社會和平。但隨著新生產手段發展起來，一個新階段的社會變動將會開始。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很明顯這一過程永遠不會停止。事實上，正有一些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提出“不斷革命”的學說。

不可否認，馬克思對於歷史的觀點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假說，它有助於我們理解過去。歷史學家經常忽略在史學中對社會經濟基礎進行研究，因而必須承認馬克思主義改變了史學。在經濟革命沒有發揮重要作用時，想要指出歷史中的重大變革，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非常困難的。但馬克思將他的重要觀點表達為可以解釋整個歷史的體系。由於馬克思認為生產手段決定了人類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因而生產手段的變革必然解釋所有歷史。我們在後面將會繼續講這一點。

5.馬克思對他的時代的分析

a)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明顯矛盾

馬克思的學說與他表述該學說的方式之間有一個很明顯的矛盾。馬克思認為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納入歷史的發展中。正如黑格爾將個體的物質實存犧牲於普遍精神的起源中一樣，馬克思將個體消融在普遍的、客觀的歷史運動之中。然而馬克思對個體的觀點也適用於他自己。他自己的實存及思維方式也必須相應地由“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然而馬克思卻成為一個揭露了整個歷史——無論是過去還是將來——的意義的思想家。一個思想由特定時代經濟基礎決定的人，如何能夠提出這樣一種普遍思想？一個其思想本身就具有相對性的思想家，如何能夠提出一種絕對的學說？這個問題很明顯，馬克思這樣一位出色的思想家不可能忽視。他認為，他生活在一個榮幸的時代，只有在這樣一個時代裡歷史的最終意義才變得清晰起來；他認為他就是一位能理解歷史最終意義的優秀思想家。馬克思猶如同一位預言者，宣布了人類的最終命運，卻不是以自己的名義宣布的。以色列的先知以耶和華的名義宣講。馬克思——他也是一位猶太人——則以新的生產手段所決定的全新社會秩序的名義來宣講。

馬克思主義的這樣一種意識，對我們來說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這樣的意識仍然存在於共產主義領導人的話語中。斯大林和赫魯曉夫都說過這樣的話：歷史為我們工作。他們深信他們代表了新生產手段所決定的未來的秩序。

b)資本和無產階級

馬克思主義認識下的資本。馬克思認為，現實的生產手段以一種新方式具有社會性。正如我們所說，生產手段一直都有社會性，因為他們為社會的生活服務。如今，他們具有社會性也因為不能再由個體工人操作、而只能為合作的群體操作。工具曾經是個人生產手段，因為它們由個體工人操作。因而個人似乎很明顯應占有這些工具，正如家庭很明顯應擁有自己的住房一樣。馬克思本人並不一般地反對財產權。 他認為一切只為個人生活服務的事物應由個人所有是很自然的。然而新的生產手段不斷成長，已經超出了私有財產的界限。由於它們為社會提供服務，尤其是它們只能由多數人操作，所以它們是社會性的。馬克思認為個人擁有社會生產手段是不合理的。

私人擁有生產性財產的社會模式仍然盛行，雖然它已經過時了。現在我們得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資本”的確切含義。“資本”不能等同於一般意義的財產。個人擁有的工具和房屋是“財產”，但它們不是“資本”。當財產意味著對社會生產手段的占有時，它才是資本。

無產階級。擁有資本的個人不能獨自使用它，社會的生產手段只能由一群人來操作。因此如果沒有可用的“勞動者”存在，對資本的占有就毫無意義。現代意義上的勞動者是指這樣的人，他們和別人一樣，要通過勞動來實現自己的實存。但他不占有土地、原料或生產手段，因為這些被別人占去了。一方面，有一些人占有社會生產手段卻不自己操作它；另一方面，有一群人可以勞動卻不占有任何生產手段。那麼後者很明顯要出賣勞動給前者。這就是勞動契約。

馬克思認為上述狀況構成了現代社會的特徵。人們分為兩個群體；一是相對少的一部分人，他們占有社會生產手段；二是相對多的一部分人，他們可以勞動，但不占有生產手段。馬克思將這兩個群體稱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資本主義的矛盾。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與現實生產手段的變革存在矛盾，因而與歷史內在核心產生矛盾。矛盾在於社會生產手段由個人占有。我們要意識到，這種經濟結構之所以是錯誤的，並非由於它造成了貧困和不幸；恰恰相反，由於它本身就是錯誤的，所以才會造成貧困和不幸。資本主義國家對勞動者實行普遍福利制度，指出這一點並不能改變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美國的普遍福利對他而言無意義，因為資本主義狀況其本身就是錯誤的。馬克思認為，勞動是人的自我表現。人們通過勞動而實現自己。人們除了在勞動中的自我表現外沒有別的實在性。資本家購買了人們的勞動，因此剝奪了人的自我表現。結果是，人和自身相異化。他成為失去根基的個體。他被剝奪了自我實現，取而代之的是只獲得一筆金錢來養活自己。這筆錢數量可大可小，但沒有本質區別。如果工資太少，勞動者將在“貧困”這個詞的物質意義上貧窮。但即使工資很高，可以讓勞動者過上體面的生活，他在根本上和本質上還是不幸的。工人與他的自我表現相異化，也就和他自身相異化。

馬克思認為買賣勞動對人而言其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它讓勞動者變成奴隸。這種觀點基於這樣一種哲學，即認為勞動是人的內在本質，就很容易理解。如果我們出賣了勞動，也就出賣了自己。難以想象還有什麼更深刻的異化狀態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不再成為羅馬時代那樣的奴隸。他締結了勞動契約，這符合契約締結的自由本性。但他並不真正自由。首先，他只能在勞動契約和挨餓二者之間做出選擇。其次，勞動契約意味著勞動者出賣了他的自由。人的自由要求人不能受他人奴役。勞動契約在其本性上意味著奴役。

c)無產階級的不斷貧困化

馬克思的預言。每個經濟學家都知道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產生了貧困和不幸。馬克思宣稱資本主義條件下貧困和不幸必然會越來越嚴重。 然而“不斷貧困化”的預言並沒有實現。

馬克思的預言基於資本主義的本性。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是為了獲得利潤。只有當付給勞動者的報酬少於勞動的產出時資本家才能獲利。勞動的產出要超出工資。勞動的成本與勞動生產的價值之間的差額就叫做“剩餘價值”。由於資本家目標是“剩餘價值”，而“剩餘價值”由勞動成本與勞動產出之間的差額構成，所以資本家意在增加勞動創造的價值，減少付出的工資。

資本主義也是關於自由的意識形態。它維護個人占用社會生產手段的絕對權利。但是這種對自由的維護必然意味著自由競爭的規律。自由競爭導致價格的下降。價格下降時，“剩餘價值”也會減少。那麼很明顯，資本家會試圖減少勞動成本。他的利潤在於產出和勞動力成本之間的差額。如果產出由於自由競爭而減少了，資本家就必須努力削減成本，減少付給勞動者的工資。因此無產階級的壓力將會增加，這會導致無產階級不斷貧困。

勞動者的福利不能駁斥馬克思的觀點。然而世界的發展和馬克思的預言很不一樣。資本主義國家勞動者的普遍福利沒有下降，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增長了。這一“事實”經常被用來駁斥馬克思主義。然而馬克思主義不是那麼容易被駁倒的。

首先，馬克思區分了勞動者的“現實的”和“本質的”不幸。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具有“本質的不幸”的特點。他們必須為了生存出賣他們的“自我表現”。馬克思嚴厲譴責這種社會狀況，正如我們嚴厲譴責過去的奴隸制度。奴隸經常也會得到很好的待遇。然而我們仍將一個人隸屬於另一個人視為不人道的。我們譴責奴隸制，我們的譴責並不是基於可觀察的惡果。馬克思以同樣的方式譴責資本主義勞動狀況。因此，以資本主義國家勞動者改善的經濟狀況作為論據來反駁馬克思主義，是不得要領的。

第二點，必須提出這樣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資本主義國家勞動者享有的福利能否證明資本主義正當？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很可能甚至已被那些自稱為“資本主義”的國家修改了。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性質比它們自認為的要少得多。資本主義存在於一群個人占有社會生產手段。私有產財產權則在於財產所有者可以自由處置他的財產。但這種自由哪怕在資本主義國家也已被嚴格地限制。當一個個人使用他所占有的社會生產手段時，即當他現實地生產時，政府要在他身上收取稅收，而且稅收日漸增加。況且，生產者沒有制定勞動合同的完全的自由。他要服從於勞動立法，勞動立法是由社會創造的。在很多歐洲國家勞動立法是相當廣泛的。最後，生產者必須要面對工會的強大力量。

這些事實意味著一種哲學不為很多人所接受可能是因為他們不喜歡它。為什麼社會要徵稅和推行勞動法？有人可能會說，這是出於實踐的理由。然而實踐的理由並不能解釋社會為什麼有權徵稅和制定勞動法。當社會發明出勞動法時，社會也相應地在勞動法的司法領域內運行。資本主義國家的實踐表明，他們已不把社會生產手段視為完全和絕對的個人財產。社會生產手段也是屬於社會的。社會在這個領域的行為表明它將這種行為視為是該領域管轄內的。

財產意義發生變化。財產的觀念失去了其絕對的意義。我們仍在使用上世紀很流行的同一個詞；我們有保證個人所有權的法律條文。然而詞語和法條都無法保證財產的現實意義保持不變。所有權不存在於絕對事物中，而存在於關係中。所有權是行動的社會自由。這種行動自由被嚴格地限制，因而所有權自身也受到限制。 由於社會也在行使所有權，因此它參與到所有權自身之中。涉及生產的每一個關於生產的政府手段都是對所有權的行使。無論我們喜歡“社會化”這個詞與否，我們剛才描述的現象就是一種社會化。我們所使用的術語有時即可表明這一點。我們說國家的生產資料，說國家的人均生產總值，說國民總產出。這些用語所指代的內涵比個人所有權的總和要多。國家對待稅務欺詐行為非常嚴格，其嚴格則表明了國家對它的那份所得的需求。這份收入依靠法律建立起來，但法律不會有這種需求，除非已經存在著相應的基本權利。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勞動狀況本身是有問題的，它將會導致無產階級的持續的貧困。人們有時認為馬克思說的不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福利便可作為證據。馬克思對此的回答是很明顯的。他會說資本主義的後果並沒在這些事實中反映出來；如果嚴格意義的資本主義在西方持續存在，就會是另一種情況了。

d)人的異化

馬克思將資本主義勞動狀況稱為“異化”。這個詞很值得我們去闡釋一下，它經常出現在馬克思主義著作中。

異化包含三個要素。首先，它蘊含著一種與人不相稱的狀況。第二，這種狀況必然會有一種理論為之辯護，這種理論將這種不自然的狀況粉飾為自然和顯然的。第三，當人們試圖打破這種不好的狀況時，這種理論會成為一個障礙。這三個要素一同構成了異化。

社會的異化。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勞動狀況正是異化。正如前文所述，它是與人不相稱的狀況。這種狀況為錯誤的理論所辯護。事實上，對於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家來說，階級間的鬥爭是在自然界所遵循的生存競爭的延續，而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則在於適者生存。資本主義所有制表現為自然規律，而共產主義試圖消滅資本主義勞動狀況被視為對自然規律的侵犯。如此這一為資本主義辯護的理論成為對令人不滿的狀況進行改進的障礙。因此異化不僅包括對壞的狀況的辯護，還包括為罪惡辯護的保守態度。

馬克思認為，勞動是人類生活和歷史的核心。勞動的異化必然相應地成為最基本的異化，並成為其他一切異化的原因。馬克思將資本主義勞動狀況描述為所有其他社會問題的原因。它將社會分裂為兩個激烈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國家的墮落。國家的職能由於經濟和社會的異化而墮落。國家應該是聯合起來的人自身。當人們分成對立的兩個集團時，國家將不會成為真正現實的統一體。它將會在觀念的秩序中產生一個虛幻的統一體。國家成為一個人造的和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它自認為代表所有的公民，但它其實只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它宣稱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但它在維護著不平等。它認可自由的理念，卻讓奴役合法化。馬克思想消滅這虛假的和觀念的上層建築。 因此國家必須廢除，而如果我們在未來用到“國家”這個詞時，應該僅僅指聯合起來的人自身。

哲學的異化。異化的社會產生了異化的哲學。哲學也追求統一、和諧和秩序。但它無法在一個分化、不統一、不和諧和無序的社會中尋找到統一、和諧和秩序。哲學家因此在抽象觀念的領域中飛翔。他們建立起巨大的哲學體系，正如康德和黑格爾所做的那樣。在這個體系中我們能看到秩序和統一，但這秩序和統一與我們生活其中的現實世界沒有關係。馬克思要消除所有這些異化的哲學。他說他要通過實現哲學來消滅哲學。他的意思是他憎惡在抽象的天空中飛翔，他想用哲學在這個分裂的世界中實現統一與和諧。哲學必須在現實生活體現出來。它必須成為“實踐的理性”。值得注意的是列寧和斯大林都寫過相當數量的哲學著作。因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確實是由哲學指導的。就這一點而言西方的政治確實很弱。 它沒有一個能為其政治家所信任的思想體系來指導。

宗教的異化。最終的和最嚴重的異化是宗教。人在世界中並不幸福，因為他和他的自我實現相分離；他被剝奪了他自我。因此他夢想一個未來，一個天堂，在那裡他會得到幸福。 他在塵世得不到公正，所以夢想有一個全能的上帝在另一個世界實現公正。宗教總是反動的，因為它將上帝看作是已有秩序的創造者和守護者。結果是宗教給罪惡的狀況塗上神聖的色彩。它將罪惡轉變成價值。它說窮人得到了祝福，因此它阻礙了貧困的消除。按照梅洛·龐蒂的觀點，基督徒永遠不會發動革命；他們至多在革命成功後對其表示贊同。

結論。這是馬克思主義對十九世紀狀況和人類異化的分析。這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圖畫，具有統一的綜合性的力量。馬克思按照一個基本的理念表述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經濟學家們對馬克思存在著嚴重的誤解。這些經濟學家將馬克思的著作當做純粹的經濟學著作來閱讀和批評。但其遠不止於此。馬克思確實分析了經濟現象，他試圖閱讀當時所有經濟學著作。但他用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式來寫作，這種方式不同於一般經濟學家所習慣的分析問題的方式。一般經濟學家也許會有哲學背景，但它只是保持潛在。馬克思則從一個哲學的視角出發，使用哲學視角分析經濟現象。他認為這是研究經濟學唯一正確的道路，因為生活的運動本身已經包含在經濟中。經濟生活不是一系列事件，而是人的自我實現的具體化。

6.馬克思關於人類未來的觀點

馬克思不是一個夢想家，他沒有描述未來的社會。 他分析了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並指出其缺點。他試圖發現其行將滅亡的先兆並預言革命。他還指出誰將會引發革命，並闡述了共產黨應扮演的角色。他指出在革命的時候要採取的一些措施。他很明白“這些措施在不同的國家裡是不同的”，但他認為可以指出一些“最先進的國家幾乎都可以採取的措施”。最後，馬克思制定了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實行的基本法則。但是他沒有描述這種社會的具體結構。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處在與自身的矛盾之中，因為它發展出了社會生產手段的同時保持著對生產手段的私有權。生產手段的發展已經突破了私有財產權的模式。因此革命即將到來，而革命的目的是讓經濟生活和上層建築適應新的生產手段。

經濟危機。不斷發生的經濟危機預示了即將到來的革命。這些經濟危機必然產生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因為資本主義將社會化生產手段置於資本家的利潤之下。按照他所說，利潤其實就是少付給勞動的那部分，它代表了勞動的生產力和支付的工資之間的差額。因此資本主義制度有兩個目標：提高勞動的生產力和降低勞動力成本。這兩個目標越得到實現，利潤將越高。但這樣的目標必將導致危機。資本主義制度生產出越來越多可用商品，但由於降低工資，勞動者的購買力降低了。這樣將會導致生產過剩，結果產生經濟危機。 此外，資本主義主張實現資本家的絕對的自由。然而這種自由產生競爭，競爭導致利潤減少。因此資本主義開始毀滅自己。利潤減少時，資本家試圖減少工資。無產階級的壓力加大，資本主義似乎無法維持其奴隸的生計。

我們已經講述了資本主義社會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這些後果，但它之所以能夠如此只是通過變得不那麼資本主義了。 這些事實不能證明馬克思的分析是錯誤的。他看到的是一個自由和無限制的資本主義，這種自由和無限制的資本主義很可能會朝著馬克思預言的方向發展。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意識到了其內在的危險，並做出改善。馬克思不喜歡這種改良和修正，溫和的社會主義是嚴格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大敵，因為它侵蝕了革命的基礎。

無產者。馬克思認為，要去發動革命的人已經出現，他就是無產者。 他們代表著未來，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狀態在他們身上已經被消滅。資本主義社會以私有財產為基礎，而無產階級沒有私有財產。 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出的家庭生活，對於無產階級而言是不可能的。 資本主義社會歌頌國家，這個國家是保護資本主義的；但這個國家對無產階級沒有意義，因為它保護他們的敵人。無產者沒有真正的祖國。他們現在甚至就是未來的普遍的人，不過以一種潛在的方式如此。一切資產階級生活的特定條件都在無產者身上被消滅了。當無產者將來獲得支配權，新的普遍的個人的時代就會到來。

共產主義革命。只有當無產階級意識到他們的狀況和任務的時候，革命才能實現。共產黨人必須喚起他們的意識，因為共產黨無非是認識到自身的無產階級。因此未來掌握在共產黨人的手中。

為什麼馬克思主義認為他們的革命是最後的和決定性的呢？我們已經提到有相反的“不斷革命”的假說。它認為，因為生產手段的發展是所有革命的原因，而它的發展永遠不會停止，所以當然總會有新的革命出現，甚至在共產主義社會來到之後也會如此。馬克思主義和其他體系一樣也會被取代。馬克思的觀點是，共產主義革命有一個全新的特徵。過去的革命必然意味著一個新的統治階級的出現，他們占有了新的生產手段。而現實的生產手段已經超越了任何特定階級，他們只能被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擁有。在這裡馬克思仍然堅持了他的思路，將他的結論基於歷史的核心、即生產方式的發展之上。當生產手段控制在社會手中時，將不會存在一個統治階級，也就沒有人會被推翻。人們自身將會成為統治者，無階級社會將會實現。因為人們不會遭到壓制，所以難以想象會有新的革命再產生。

新社會的基本法則。社會主義的基本法則可以從這樣一條已闡釋的前提推出來：社會化生產手段必須由社會自身占有，即由全體人占有。每個勞動者都服務社會，他因此也服務自己，因為社會無非就是聯合起來的人自身。買賣勞動將被廢止，因為任何人占有社會的生產手段都是不允許的。因而沒有人能占用他人的勞動。馬克思主義社會的這條基本法消除了對人的奴役。由於人不外是他通過勞動的自我表現，所以當他的勞動被占用時他就是奴隸。馬克思想把人們從這種奴役狀態下解放出來。

推論。關於這一點存在著一些誤解。廢除財產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目的。首先，馬克思主義並不想將所有形式的財產都廢除，它允許人們擁有那些完全為個人使用的財產。它只反對私人占有社會的生產手段，並以個人自由的名義來反對。據此，如果有人通過為私有財產辯護來攻擊馬克思主義，那麼他的論證則建立在錯誤的理解上。

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消除了人的基本異化即經濟的異化。從而其他的異化也消除了。人類社會不再分裂，因為階級已經消失。在這裡我們同樣須避免一種可能的誤解。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維護一種所有人的絕對平等。馬克思很明白，在一個建立於勞動基礎上的社會中，這種絕對的平等是不可能實現的。所有的人都有不同的天賦，因此他們在勞動的共同體中適合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天賦須得到不同的回報。現今蘇聯存在的不平等往往被用來論證馬克思主義偏離了自身的原則。這是不正確的，因為馬克思從來沒有堅持這種所有人的絕對的、數學的平等。在馬克思主義社會每個人都納入一個同樣的勞動秩序，所以不存在階級，但在這個勞動秩序中存在著不同的水平。

當社會不再分裂，國家也就失去必要，它將等同於聯合起來的人自己。結果是政治也將消失。

異化的哲學被消滅，因為現實的哲學將成為“實踐的理性”。哲學將不再於一個抽象的王國中尋找統一和秩序，而是貢獻於現實的人的聯合體。

當人類在塵世實現幸福，他們將不會在一個想象的世界中夢想幸福，宗教將會消亡。所有的異化都屬於過去，人將得到幸福。他將在度過一個漫長、黑暗的異化時期後成為他自己。人類的史前時期將終結，真實的歷史將由此開始。

7. 批判反思

無疑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強大的和連貫的哲學。它對人性有一個集中的觀點。人是通過勞動實現自己的存在。勞動是人類生活的絕對中心和歷史核心。

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哲學斷言人和世俗相聯繫，同時又與之相對立。人和世俗相聯繫，因為他通過在世俗中勞動來實現自己。馬克思否認任何超越世俗的人的自我實現。人又和世俗相對立，因為勞動自身包含著和物質的辯證關係。正如只有在兩個個體之間才有可能實現對話一樣，勞動以人將自己從作為其勞動場所的世俗區分開來為前提。因此馬克思主義不可避免要遇到人的起源問題。人將自己和世俗相對立、並通過這種對立實現自己，那麼他是如何由物質產生的呢？馬克思主義試圖回答這個問題時，走向了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物質自身發展並產生了人類。人是物質發展的最終結果。

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不應從其形而上學開始。然而我們不應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哲學是從這樣一種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推演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首先是關於人類存在的觀點，他的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是其哲學人類學的一種邏輯延伸。我們可以說，也許該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被馬克思的哲學設為前提。馬克思熱切地吸納了他的朋友恩格斯的唯物主義觀。但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哲學總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即很難將其核心的直覺和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結合起來。 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的直覺意味著人與世俗相聯繫的同時也與世俗相對立。人和世界的這種辯證關係屬於勞動的本性。如果人僅僅是物質發展的結果，那麼人又怎能真的和世俗相對立呢？承認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似乎就要否認人和世俗的對立，並因此否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特徵。

如果我們由於馬克思主義表現為一種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便攻擊馬克思主義，那麼我們：首先，就沒有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開始展開討論；其次，我們的討論從一開始就存在對馬克思的錯誤理解。也許正統馬克思主義確實將一種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作為其哲學的出發點。但這種正統學說對於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最本質的方面，即它的辯證性，總是存在著困難。這裡我們發現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難於逾越的含糊性。馬克思主義表現為一種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但它存在著一些不能被納入這樣一種形而上學的元素。也許馬克思主義可以從其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裡抽象出來，而仍然保持它的幾乎所有的重要觀點。因此從這一含糊性出發去展開討論是沒什麼用的。

馬克思基礎論點的含糊性。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討論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出發點為出發點。如果一個人接受了馬克思的出發點並以和馬克思相同的方式理解它，就很難不得出和他相同的結論。馬克思哲學的基本原理不難發現，因為馬克思本人曾指出過這一點。他說，“人們以社會的方式生產出他們自己的生活”。這一過程指的是生產關係，它決定了整個上層建築。馬克思自己曾說這是他的一個基本發現，它指導了他後來的研究。

我們來查看一下馬克思的這個基礎論點。 他的起點似乎很清晰，但對深思的哲學家而言卻不是如此。“人生產他自己的生活”（“Produktion ihres Lebens”）和“人發展出生產手段”（“Entwicklung der Produktivkräfte”）這兩句話可以作出兩種不同的理解。首先，我們可以把人的自我生產和生產手段的發展理解為物質和自然的過程。人生產出生產手段及其自己的生活，如同樹長出果子。整個過程將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它無非就是自然發展過程的延伸。第二，我們可以將人的自我生產和生產手段的發展理解為真正的人類活動，它按照人的理性而發生。這樣一來人們發展生產手段就和作家寫書一樣，擁有一定程度的知覺和自由。

我們應按照哪一種意思來理解馬克思的陳述？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人的活動，作為人類歷史的核心，是物質的和必然的過程，還是現實的人類的活動？馬克思必須要在這兩種可能性中選擇一個。選擇的結果有很重要的意義。

如果馬克思將人的自我生產和生產手段的發展理解為物質的和必然的過程，他將能輕易地為他的唯物主義形而上學的傾向提供辯護，但他的哲學將不能闡釋關於人類生活的任何東西。如果歷史的核心僅僅是物質的和必然的，如果這一核心決定了一切，那麼整個歷史和整個人類活動必然有同樣的特性。馬克思區分了人的“物質存在”和“意識的形式”，並認為“意識的形式”由“人的物質存在”決定。因此我們的問題將緊扣馬克思的用語“人的物質存在”的意義。如果這“物質存在”無非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或延伸，那就無法理解它如何產生“意識的形式”，如何產生法律和社會結構，如何產生出人的精神生活。如果歷史的核心包含在自然中，那人的整個生活也都要包含在自然之中。因此如果在這個意義上理解馬克思哲學的起點，那麼它就不能解釋任何人的現象。

馬克思在他的著作的一些地方暗示了他按照第二個意義上即完全意義上的人類活動來理解他的哲學的起點。 在這一意義上“人的自我生產”和“生產手段的發展”則完全是人的活動了。但這樣一來馬克思的哲學起點便一點也不簡單明了。它蘊含著某種意識和自由。它包含人類精神的創造力。它包含著人的所有本質特徵。

馬克思必須選擇：他的起點要麼是低於人類的物質，要麼是人類。如果是低於人類的物質，那麼它將不能解釋人類的現象；如果是人類，那麼它蘊含著人的本質屬性，結果是也沒對人的本質屬性作出解釋。

如果我們認識到這一基本困難，那麼馬克思的很多用語對我們而言聽起來會很奇怪。例如他說，歷史用它的腳前進，而不是它的頭。“歷史的頭”指意識的形式，“腳”指人的物質存在。如果人的物質存在已經是真正的人，馬克思就不能如他所做的那樣將“頭”和“腳”對立起來。必須指出的是，如果我們使用馬克思的比喻，那麼“頭”是體現在“腳”裡面的。“頭”不是“腳”的一部分，而是呈現在整個“身體”中。

馬克思哲學起點的含糊性也在他試圖闡明這一點所作出的對比中表現得很明顯。馬克思在總結他的哲學時說：“如果我們要判斷一個人，我們的判斷不能基於他認為自己是什麼。”馬克思區分了一個人是什麼與一個人認為自己是什麼。沒有什麼能保證二者是相同的，因此如果我們想要了解這個人，我們必須試圖把握住他的現實存在，而不是關注他認為自己是什麼。馬克思的解釋很不明確。他聲稱要區分個體的存在和他的思想。然而事實上，他區分的是個人的存在和他的反思性思想。一個人思考自己是什麼，這是一種特殊的思維方式，即反思性思想。思想一般來說並不和人的存在相對立。相反，它屬於一個人的存在。這一例子表明個人的反思性自我意識不是他的現實存在的標準。因此結論只能是，人的反思的自我意識在一段周期內並不總是反映現實發展狀況。但關於現實狀況，前反思的思想、人的自由和人的決心起著必要的作用。馬克思的對比並不能證明人的存在要區別於他的“精神生活”。

因此我們必然得出，人的現實的存在，歷史的核心，經濟基礎，這些已經是人類現象，因而蘊含著人的所有本質特徵。它並沒有闡釋所有人類現象，因為它已預設了它們。

關於馬克思所謂的人類歷史核心，我們指出兩種可能的解釋：它可以理解為純粹的自然過程，也可以理解為完全的人類現象。馬克思哲學在這兩條可能的解釋之間不停地擺動。當馬克思描述生產手段的發展時，他將其作為人類現象來描述，並且預設人類思想和自由在其中發揮著功能。當他建立哲學體系時，他試圖從生產手段的發展中推演出人類現象，並且他似乎忘記了人類現象已經預設在他的推演的開端。這是馬克思哲學最薄弱的環節，這一弱點危害了他的整個體系。讓我們來查看一下這一馬克思哲學基礎性的含糊性帶來的後果。

這一含糊性的後果。首先，馬克思懷有的信念即他使研究歷史的嚴格的科學方法成為可能，將化為泡影。馬克思將他的設想建立在這樣的信念上，即他發現了能夠解釋人類歷史的所有其他方面的秘密。這一點的實現需要滿足兩個條件：歷史的核心必須能接受嚴格的科學分析；從這一核心思想中必須有可能推斷出歷史的所有其他方面。然而這兩點都沒有實現。由於歷史的核心即生產手段的發展預設了人的所有本質特徵，所以它並不是一個簡單和單一的、可以根據嚴格的科學方法建立起來的實體。其次，人類歷史的其他方面，諸如思想的發展，社會關係，倫理觀，這些不能從這個核心裡推出來，因為它們已經被預設在其中了。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的分析也同樣被這含糊性所削弱。馬克思認為，從經濟的異化出發，他可以解釋所有人類的問題。他認為，這一經濟異化導致了社會、政治、哲學和宗教的異化。如果我們認識到經濟異化本身包含著一種錯的思想觀點、錯誤的人生觀、錯誤的倫理觀，我們將會發現堅持這種圖式的闡釋是多麼不可能。人的經濟自我實現本身就是人的意識和自由實存的自我實現。有時馬克思自己也暗示這一點。按他的觀點，錯誤的經濟發展開始於“原始積累”。這一經濟生活的“原罪”指的是少數人占用了社會的生產手段。而這一占用來源於利己主義。再者，馬克思認為革命必然會發生，因為特權階級拒絕放棄有利的地位，這一地位已經因經濟的發展而過時了。他們的拒絕也是由於利己主義觀。這一罪惡的真實的根源不是在經濟環境中、而必須在思想態度中尋找，這一思想態度產生了諸多錯誤的經濟狀況。

從這一批判中可以明白看出馬克思主義為人類許諾了一些不能實現的東西。馬克思認為經濟異化是所有罪惡的根源。經濟異化被消除，所有其他人類的弊病都會消除。因此馬克思許諾給人類完全的幸福。然而經濟上的弊病本身有著更深刻的根源，即人的錯誤的倫理態度。無法保證罪惡的這一更深刻的根源不會侵蝕馬克思主義的社會。

馬克思主義宣稱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絕對的核心，發現了罪惡的根源，發現了根治人類弊病的方法。但它將歷史運動的具體體現和歷史運動本身相混淆了。它將人的錯誤的態度的結果和錯誤的態度本身等同起來。它治療了人類疾病的一個症狀，但它聲稱消除了疾病本身。

人是這樣一種存在，他總是要超越自身。他建立了一個客觀的秩序，卻從不局限在其中。他通過一種可以觀察的生活方式表達自己，但同時又作為它們的創造者而超越它們。人總是先於他自己。正如薩特所說，人是其所不是，而又不是其所是。馬克思主義試圖將人的超越性的存在與人自己建立的客觀秩序等同看待。因此馬克思主義試圖將人們放進一個必然會產生集權和壓抑的體制內。人超越一切可能的體制，因而一個試圖要捕獲他的體制必然會壓抑他的真正的人性。

勞動的重要性。前文所展現的批判抨擊了馬克思主義所有重要的命題，但這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沒有價值了。馬克思的哲學說明了人類實存的運動、人的倫理態度、人的自我實現體現於經濟基礎、勞動世界中。但這種體現不是絕對的，也不是唯一的方式。但是，它當然是最重要的。研究馬克思主義使我們確信勞動世界對於人類生活的總體結構具有重要意義。

馬克思主義能給經濟基礎、經濟生活、生產性勞動、物質生產手段的發展賦予絕對的統治地位，因為它們已經統治了西方的實際生活。按照亞當·斯密的觀點，生產性勞動是國家的真正的財富源泉。他主張儘可能多的個人參與到生產性勞動中去。如果“非生產性人手”的數字太大，這個國家的福利將會處於危險中。生產的增加幾乎已經成為絕對的理想。對人的需要也被刺激起來，甚至是以一種人為的方式。現代廣告業是主要的消費刺激物。這種刺激是為增加生產的基本目的服務的。

現代生產性勞動的真正目標(Real Aim)和現實目的(Actual Purpose)。為什麼我們要刺激物質商品的生產到如此程度？很明顯生產性勞動的真正目標是滿足人們的需求。然而生產性勞動的真正目標不等於激勵人們去提高生產的現實目的。現實目的體現在一個流行的話語中，即“掙錢”。馬克思主義說在資本主義國家對利潤的動機高於一切，這並不錯。“企業的目標是獲得利潤”幾乎已經成為基本規律了。

生產性勞動的真正目標和現實目的已經不再一致了。這種偏差——我們可以把生產的現實目的從其自然目標發生的轉變稱呼為“偏差”——的最終結果就是生產性勞動成為主人，而不再是僕人。生產性勞動把自己標榜為僕人，但卻試圖成為主人。我們將國家產出的增長認作絕對的目標。

馬克思主義可以提出這樣的命題，即勞動產生人類生活，生產性勞動決定整個人類生活；因為事實上生產性勞動在現代生活中占據優勢。馬克思主義說，如果我們糾正了我們的經濟生活，那麼人類生活的一切痛苦就會消除。他之所以能這麼說，因為現代人讓這一觀點成為可能。我們誘發了馬克思主義，因為是我們讓經濟生活占據優勢。

國家資本主義。馬克思並主義沒真正地走出資本主義秩序。它消滅了個人的資本主義，但又建立起一個更極端的國家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非常有效率，蘇聯採用這種體制在四十年內建成一個一流經濟強國。它的發展不難理解。掌握在強大集團手中的資本的集中以及它對生產性勞動的投資使一些西方國家誕生了一系列工業革命。蘇聯也促發了這一進程，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不同的強大集團被一個全能的國家取代。因此就不奇怪，這一伴隨著生產性勞動絕對集中的總的資本集中是那麼有效率。

共產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極端形式。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對個人和社會的關係有著不同的看法，但它們都同意經濟生活在人類實存的總的結構中占據優勢。在這一點，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態度的最激進的代表。蘇聯的國家資本主義可以稱為資本主義的最極端形式。在蘇聯確實已不存在一個個人為另一個個人的利益服務的現象，但所有的個人都要服務於全能的國家的利益。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擁有共同的意識形態。它們是同一個人生觀的兩個不同版本。

因此很明顯，我們不能通過為資本主義辯護來戰勝共產主義。我們對共產主義的批判反對的是共產主義的這樣一個命題：經濟基礎，經濟生活，是人類實存的絕對核心。在這一點上馬克思系統闡述了一個在資本主義實踐中已經占據優勢的觀點。經濟生活的優越性在資本主義社會是實踐，在共產主義社會是絕對原則，在這裡存在著差別。但這一差別是本質性的嗎？

我們面臨一個極其嚴肅的問題：生產性勞動在整個人類生活中占據什麼地位？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生產性勞動是人類生活的絕對核心；而這一觀點是資本主義的態度的理論闡釋。人被禁錮在一個生產的體系中。人們無論在他的活動中還是在他的思想觀念中都不能超越經濟體系。人被置於勞動秩序中。然而如果我們拒絕接受這種哲學，我們必然拒絕接受它的一切形式。經濟生活的優越性以及其他一切價值對經濟生活的依附是我們這個時代威脅性的罪惡。共產主義是這一情況的極端形式。勞動必須融入人類生活，人類生活不能為勞動而犧牲自己。

工聯主義是我們時代的趨勢

工聯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一種保守性的運動，它是對革命的反動。不知不覺地，它已經使自身回到了絕大多數的政治學和經濟學思想，正是這些思想在最近兩個世紀期間滋養了西歐和美國。實際上，儘管沒有在文字上表達，它卻否認了來源於法國大革命和英國自由主義的傳統。它同樣也是一種對馬克思主義的徹底批判。儘管工會專注於由工人與工作之間的關係而引發的複雜矛盾，但是這種專注似乎並沒有涉及遠大的計劃，所以這一對我們時代意義深遠的挑戰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們忽視了。然而，通過雜亂地修補一些小事物——工時、工資、車間環境和工作安全——工會正在以一種不同的路徑重建我們的工業社會，這一路徑曾被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革命家所想象。

一直以來人們對工聯主義重要性的認識是模糊不清的，直到最近公眾才要求關注這些具有較小歷史意義的工會運動。共產主義運動、法西斯主義運動和納粹運動的爆發都是社會斷層引發的現象，社會斷層也同樣會引發工會運動。這些民眾動亂還是人為引進的，因為它們依賴於正式的意識形態，並且隨著意識形態的不斷更新這些動亂也會有所減輕。它們對教義的依賴揭示了它們內在的虛弱，而它們的虛弱被它們的意願證實了，它們的意願是使用暴力把它們的意識形態所要求的計劃強加於社會之上。該計劃假想存在一種能力可以把人的思想固定和凍結在一些預想的模型中，可這種假想是與現實經驗截然相反的。全世界人民無終止的思想流動不能被約束在一件意識形態的緊身衣中，那些使用暴力強迫人民思想禁錮的人幾乎都給自己挖掘了墳墓，正如他們經常做的那樣。

與這些自覺的和以救世主自居的政治運動相反，工會則包括了一群關心自身工作的人。工人的聯合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總體而言，這種聯合往往都是無計劃的、對短期需要很敏感的、不受約束的、目標不太清晰的，因而也沒有表達出一般性的理念和意識形態。一般性理念的缺少和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缺乏阻止了工會運動過分炫耀地表達它的聲音，也允許了混淆是非的政治團體把工會運動看作是某些沒有重要意義的事情。但是，一般性理念的極度缺乏卻使工會變強了，使它能專注於一些眼前的目的，而不把精力浪費在對烏托邦的無效追求之中。儘管遭受過許多次失敗，工會運動仍然能夠一代接一代地傳承下去，逐漸地使自身適應於一個不斷變化的工業環境。工會運動能夠做到這一點，它不僅不會挑戰當時的政治和道德思想潮流，而且還會逐步形成自己的新制度、習慣和忠誠。它一直在共同體中聚集力量直到它突然使人們醒悟：一種新的力量——不是一種觀念卻是一種新的力量——已經產生了。這種力量正在改變我們經濟的結構，並且重新分配我們這個社會的權力。

工聯主義的重點在於在不同職業或產業中的人們的聯合，在於運動。工聯主義不是什麼靜態的東西，稱這一深刻的社會趨勢為“一個將要被解決的問題”是我們基於樂觀主義而做出的奇怪評論。工會運動不是一個問題。因為它會生產不可預知的後果，所以它是一個引發無數的衝突的過程。因為它影響了現代社會的每一個方面，所以它的影響到處都被人們感覺到了。工會運動——運動——是不可終止的。沒有什麼現代的政治智慧和技巧能夠使這個不斷變化的狀態停止下來，甚至給予它一個永久的方向。工會運動不是一個可以解決的“問題”，正如“中產階級”的崛起也不是一個能被封建社會解決的“問題”。當我們回顧充滿衝突的那幾個世紀，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較為古老的社會根本不可能阻止新的社會理想成為現實，這幾個世紀記錄了從封建國家向工商業國家的轉型的過程，這個過程是緩慢的、時常會發生暴力。終於，中產階級擁有了一部屬於它自己的特殊法律，並且建構出了一個特殊機構，即一座把它自身的特點合為一體的城鎮。把中產階級的崛起與工會運動作比較的目的是要銘記上述變化不是一個計劃、一種哲學、甚至一種理論的結果，這一點十分重要。正在崛起的商人沒有革命性的目標。“他們僅僅要求社會為他們建造一個與他們正在追求的生活方式相適應的地方。”

批發商和貿易商向同時代的封建制度提出的要求是，允許他們按照商業活動的要求來去自由。他們想要一部他們自己的法律，他們慫恿官員“廢除”與他們作為一個特許城鎮的市民的生活方式“極不相容的抗議”。顯然，中世紀的社會面臨著一個難以處理的“問題”，但是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儘量不使用暴力來滿足新興社會階層的要求。同樣，這個問題也困擾著工會運動。當工廠把工人們結合成有凝聚力的共同體時，工人們就會要求工廠對管理他們日常勞動的紀律做出少許的改變。

工人們想要獲得如下權利：⑴ 組織權；⑵ 集體談判權；⑶ 不讓非會員進入薪水名單；⑷ 參與工資和勞動環境的修訂；⑸ 根據他們的意志自由地會面；⑹ 界定對他們工作的管轄權。

正如正在崛起的把新的規則強加於中世紀社會之上的城鎮，工會也正在強制推行在法律、實踐和習俗方面的基本變化，這些法律、實踐和習俗把現代社會結合成一個利益共同體。這些工會規則的執行已經極大地改變了我們這個社會的特徵，以至於它的影響與中產階級的崛起不相上下。而中產階級的成長又比法國大革命、英國的改革法案、1848年的中歐革命和成千上百次宗教改革時代以降至今的其他政治劇變更有影響力。從這個意義上說，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和德國的納粹動亂幾乎是在一個宏大歷史趨勢中的小事件，它們只是這一歷史趨勢的無意識表現。

現今，這一宏大的歷史趨勢又在新的“社會”中被反映出來，新社會是由磨坊、礦井和工廠當中的工人們組成的，對於這些工人來說，工會已經被證明是一種“自然的”載體，正如對於正在崛起的批發商和貿易商來說，城鎮也被證明是一種合適的載體。

在從簡單的社會向由工廠和城市組成的複雜的經濟社會的轉型中，工會運動的所有成果只能通過觀察它在工人們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來評價。工業革命摧毀了支撐一個古老生活方式的固定支柱，並把無助的工人們拋向一個陌生的和充滿困難的世界，致使他們茫然失措。過去在一個小村莊的熟人關係中被撫養長大的農民，現在發現自己在一個充滿陌生人的城市中很孤獨、很迷惑，並對一種共同的規則漠不關心。在過去那個小村莊，傳統的價值觀規定和安排了從搖籃到墳墓的每一個行為，每一個人都在一個眾所周知的戲劇中扮演一個角色。這個在農村、莊園或行會中把不同年齡的人們的生活方式整合起來的象徵性共同體現在已經消失了。

這正是工業體系的巨大道德悲劇。工業體系破壞了一個象徵性和有意義的世界，因為這個世界賦予每一個個體生命一個倫理特徵。個體工人現在已經找不到他能稱得上的熟悉的地方，他喪失了他“自然”歸屬的社會，他丟棄了他應該賴以維繫生活的價值觀。使生活變得令人滿意的最初含義已經消失了。工人經濟的不安全不過是一個更大困惑的組成部分。工廠、城鎮、城市的快速興起已經產生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1790年美國僅有兩個大城市即紐約和費城，每個城市大約有三萬人。最初獨立的十三個州中有八個州沒有一座居民超過八千人的城市，在全國範圍內，除了紐約和費城外，只有三個城市被人們認為是很重要的——波士頓、巴爾的摩和查爾斯頓——而在這三個城市中每個城市只有不到一萬五千人的居民。百分之九十六的美國人都居住在小鄉村、城鎮和開闊的地域。

當然，今天這個景象已經是今非昔比了。以1940年的人口普查為依據，92個城市容納了三千二百萬居民。還在一百五十年前，美國和世界其它地區的絕大多數的人都居住在農村區域並且自給自足地生活。城市是小型的，市場大多是狹小的；家庭依靠直接和即時的生產滿足了他們對生活必需品的大部分需要。可能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通過勞動養活自己的人是依靠貨幣工資來維持他們全部的實際收入的。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間，工業革命已經剝奪了西歐和美國大多數人的自足狀態，並把他們從農村和鄉村驅趕到更大的城鎮和城市。與此同時，工業革命使他們依賴於貨幣工資，貨幣工資並不是作為他們自己生產的物品的補充，而是作為他們全部收入的來源。這一深刻的變化也體現在人與同伴關係的性質之中，城市居民的形象和領工資的工人形象刻畫了人與同伴關係的新特徵，這些形象不僅包括那些從事手工作業的工人，而且也包括在藝術業、工藝業和專門職業中的工人。

前文所述的城市化現象就它的速度和廣度而言都是罕見的。今天的美國，在六千萬的工作人口之中，大約有一千二百萬人是為他們自己工作的。我們美國已經變成了一個名符其實的雇員國。為了謀取生計我們不得不依賴其他人，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已經變得徹底依賴工資了。如果他們失去了他們的工作，那麼他們就會失去任何一種資源，除了由各種形式的社會保障提供的救濟以外。勞苦大眾們為了獲得他們全部的收入而對少數人產生依賴，這個現象是世界上的新事物。可見，對於我們這代人而言，生活的本質操控在另一個人的手中。

對工作的依賴已經成為一個累積的過程，並且正以不斷增長的速度和強度持續擴張。在最近兩代人中，城市化的趨勢已經變得非常明顯。1870年，在美國有百分之五十三的為生存而工作的人都從事於農業活動。而時至今日，只有百分之十三的人從事農民或農場工人的工作。這一意料之外、不可預知的轉型已經改變了人們所熟知的社會的本質。城市已經使大家庭解體，而大家庭卻屏障和保護了從搖籃走向墳墓的個人，為他的需要服務，並與他分享生活中的快樂和悲傷。在城市社區中，家庭只是一個虛弱的和不穩定的權宜之地，因為人們所熟知的大家庭是一個根基非常牢固和穩定的組織。

工會的角色必須在上述的城市化背景下得到驗證。在人的方面，工會運動把個體工人引回到他的“社會”，給他一個團體，給他一種他能理解的劇本，給他一種再次獲得意義的生活，使他與別人一起分享一種價值體系。在制度方面，工會運動是一種改變我們時代趨勢的無意識的努力，圍繞著一種在一起工作的人們總是可以達到的有凝聚力的認同感，工會運動把分散的力量重新組織起來。

這就是為什麼工會運動批判法國大革命所宣揚的個體主義和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所宣揚的自由主義的原因。它依靠了團體的力量，依靠了由礦井、磨坊和工廠構造的有組織的“社會”。工聯主義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因為它的目標是道德的而不是經濟的。它是一個社會的和倫理的體系，而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的體系。它關注的是一個整體的人，它的目標是“美好的生活”。工聯主義所暗示的價值觀是較為古老的時代的價值觀，在時間上先發於刺耳的現代政治口號。它是一種不知不覺的努力，回歸了來自於過去的價值觀：安全、正義、自由、信任。正是在這些清晰的和內在的價值觀中，人找回了他的人性尊嚴。

工聯主義是反對革命的，因為它企圖通過具體地和仔細地執行這些價值觀從而把它們植入我們的工業社會，而不是通過對一種一般性理論或一種意識形態做出任何的承諾，更不是通過對一種方向感做出承諾。但是，這些成千上百的小行動、小程序、小權利和小特權的總和就構成了對我們整個工業體系的重構，這種重構的線路與工業體系開始發育時所遵循的線路是不同的，並且與社會革命者想強加給工業體系的宏大計劃正好相反。工會運動是保守的和反對革命的，因而它也是具有創造性的。工會的重構計劃是一步一步擴展的，在這個過程中工會逐步創造了一系列的新制度，這些新制度管理著所有的人並且日益統治人們所生存的世界。想要了解工會運動的人必須回過頭去看，看它從何處而來。未來的方向將在這種制度模式中被人們認清，因為它立足於先前已經建立的規則、慣例和義務之上。

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工會關注細節，因為這是溝通存在於勞動與自由、安全之間的鴻溝的一種嘗試。這條鴻溝已經成為城市工業社會的主要特徵之一。工會目前面臨著一個問題：日常工作如何能與美好的生活相連接？日常工作過去曾經是與美好的生活相連接的，但是今天機器卻把工作和生活分為兩個截然對立的事物。如果一個人不能再一次使自由、安全和勞動統一起來，那麼這個人肯定會破壞機器。當然，我們的工業文明也不能倖免於國家計劃、社會主義的控制、共產主義的官僚或法西斯主義的道德曲解，因為它們也都假定勞動和自由是存在不一致的。

我們面臨的許多困難都來源於生活與勞動之間的分離，這種分離被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含蓄地認可了，同時這種分離也解釋了兩者失敗的原因，兩者都企圖創造一個令我們這個時代滿意的理論。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假設美好的社會能建立在經濟動機的基礎之上。經濟學家的自由競爭和共產主義者的無階級社會都含有這個假設。他們都被束縛在貨幣經濟體的無盡慈善行為之中。但是，工業社會的禍根恰恰就在於把獲得貨幣收入與生活本身的目的相銜接。一個不斷擴大的貨幣經濟體增加了我們這個社會的複雜性，使生活的目的標準化，增加了所有人的不滿，把社會導向了一切以貨幣來衡量的平等主義目標，並且使每個人都處於不安全的狀態。

如果擁有金錢是我們一切努力的目標，那麼缺乏金錢就是徹底的失敗，因為沒有金錢我們將一無所有，甚至連最起碼的生存能力都沒有。工業主義的道德缺陷就在於用一份“豐厚的工資”取代了一個美好的生活。

工會介入了在美好的生活與為工資而工作之間的破裂，導致這一破裂的原因是較為古老的內聚性社會的毀壞，以及人蛻化為孤立的個體，作為一隻“手”被租用和被現金支付。工會對工人和雇主之間複雜關係的專注使它免於做出對任何一種一般公式的承諾，並且也使得經濟學家、自由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否認它的內在重要性成為可能。如果說經濟學家和自由主義者認為工會將會給一種可能的競爭性和諧帶來障礙，那麼馬克思主義者則相信除非他們能保證對工會運動的控制，否則它將會是革命道路上的一個障礙，而這種革命將通過消滅所有邪惡的來源創造出地球上的天堂。早期的經濟學家想要終止工會運動；馬克思主義者試圖控制工會運動為他們自己的目的服務。這兩類人都沒有實現自己的願望。因為工會運動滿足了生活在一個熟人社會中的人們獲得道德身份的要求，所以它倖存下來了。

較為古老的模式與共同體的崩潰

較為古老的模式

工會運動是一場針對工業社會原子化的不自覺的反抗運動。它意味著在這個世界上從事勞動的人，不管是有技能的還是無技能的，都想返回到一種較為古老的和社會意義上“正常的”生活方式。如果歷史的記錄是有意義的，那麼在從事共同職業的勞動者當中產生一種認同感就會是“自然而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彼此認同的人們在他們的日常工作中形成了一種社會領域的角色感，這種角色感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並且不會與其他人分享。否則，我們如何能解釋商人、工匠和手工藝人的行會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呢？行會在中國至少已有一千年的歷史了；在印度，據我們所知它們在公元前600年就已出現；它們還出現在古代的日本，廣泛地分布並長期地延續在伊斯蘭世界，它們也在希臘出現，在羅馬存在了幾個世紀，並在中世紀及以後的時期內存在於歐洲。

儘管存在許多不同的形式，行會卻滿足了相同的需要，並且成為一個在世界許多地區被人們公認的城鎮和城市生活的角色。人們賦予它們的名稱暗示著它們在歐洲社會中的角色。行會這個術語被人們多樣化地理解，例如：“拉丁文中的辦公室或部門，法語中的專業或行會，意大利語中的藝術，荷蘭語中的工藝或工程，德語中的辦公室、酒店、行會或工藝，英語中的工藝或行會。”這些行會持續了幾個世紀，遲至十八世紀末期才被人們發現，並且在一些地方持續到了十九世紀的前期。羅馬的行會可以追溯它們的起源到羅馬的第二個傳說中的國王努馬。金匠、銅匠、建築工、礦工、皮鞋匠、醫生、裁縫、油漆工、搬運工、皮革工、製革工和其他人都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儘管不穩定但卻團結的生活。馬可·奧勒留（羅馬皇帝——譯者注）給予他們接受遺產的權利並承認他們為“合法的人”。後來的皇帝，特別是亞歷山大·西弗勒斯，有意把所有的貿易都納入行會之中。最後，行會變成了政府控制的工具並且被用來服務於徵稅的目的。

在一些商業貿易中沒有人能夠避免成為行會中的一個成員。他不能離開行會，在以後的若干年如果他是一個逃亡者，那他一定會被行會的力量帶回來。行會的成員被認為是“兄弟和姐妹”，而行會組織則是自治的。當行會被國家所利用時，它們會產生一個介於它們之上的行政長官。這些羅馬的行會有它們自己特殊的會議地點和它們自己的俱樂部會所，它們在它們會員的生活中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2在羅馬時代，行會的分布是廣泛的，我們甚至知道在有些小城鎮中，例如埃及的奧斯萊卡，那裡的銅匠、麵包師、養蜂人和蜂蜜與石油的銷售商都被組織起來了。

如果中世紀行會的起源是模糊不清的，那麼一般我們會認為行會存在並活躍於十一世紀的晚期。我們有記錄顯示，美因茨織工行會存在於1099年，沃爾姆斯魚商行會存在於1106年，維爾茨堡皮鞋匠行會存在於1128年，而科隆床單織工行會則存在於1149年。行會甚至出現在一些非常小的地方，比如1162年它出現在蓬圖瓦斯，1164年它又出現在哈根瑙，1164年以前它還出現在霍克芬得和斯文德瑞特哲。也有記錄顯示，在英國，手工業行會在亨利一世（1100-1135年）的統治下在牛津、亨廷頓、倫敦、林肯和其它城鎮中十分活躍。

這些行會似乎經常攜帶了與自身相同的特質，包括團體的責任、專業的差別和社會和宗教的識別，使它們彼此之間能夠區分開來。有時候這些團體是小規模的，以至於在1640年的伊斯坦布爾竟然存有一千一百個行會。但是，不管是規模大的還是規模小的，這些團體都有一些自治權、差別以及可識別的個性。在英國，在愛德華三世（1327-1377年）的統治下，行會已經成為自治市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並在製造業和商業的管理中起到重要作用，以至於一部已制定的法律記載著“……技工和從事手工業的人們應該在下一個聖燭節之前選擇他自己的行會，並且一旦選擇了自己的行會從此以後他就不應該再利用其它行會。”3

因此，行會的成員資格就表現出一個法律上的特徵，每一個人只屬於某一個行會，並且只能是這一個行會中的一名成員，“從此以後他不應該再利用其它行會”。從法律的角度看，行會的立場隨著時間和地點的變化而變化，但是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它們有共同的立場，它們的決定被認為是法律的一部分，或者說至少法官會考慮它們的決定。它們擁有財產並且有權利支配成員去世後沒有留下遺囑的財產。它們解決成員之間發生的爭執，處理工時、工資、質量、學徒身份的問題和批准進入行會的許可，並且要管理許多事情，這些事情對於任何受制於不斷變化的市場的行業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1418年布里斯托爾的理髮師請求自治市賦予他們選舉兩個“看守人”的權利，這兩個人將在市長面前宣誓就職。他們兩人將負責理髮師的權利不被其它行會的成員所侵犯。理髮師們還要求那些未來從事這一行業的人必須經歷一個七年的學徒期。他們說，他們希望上述這些規則和其它的規則能夠保護他們的行業免遭毀壞。4在某些例子中，成員資格已經變成世襲的了，以至於同一個家庭的子孫繼續從事他們父輩的行業。

歐洲中世紀行會的政治雄心早在十三世紀的前半期就在一些城鎮中出現了。它們想獲得自我管理的權利、會面和商議它們自己的問題的權利、擁有鍾和圖章的權利和分享地方政府的權利。當然，反對這些要求的聲音也在1189年的魯昂、1255年的迪昂、1290年的布魯塞爾以及其它地方同時出現。禁止行會的努力沒有阻止行會朝向政治參與的方向發展，並且我們發現它們在西歐的許多城鎮中都獲得了席位和權力。

由於所有的行會都有健全的組織機構，它們便可以在一些城鎮中與政府聯盟。有時，它們選舉一定數量的會員參加城鎮議會，或者政府允許它們建立一個與舊的地方官員機構並立的新的地方官員機構。有時，它們要求財政事務應該服從由它們自己選舉出的代表機構的批准，進而保證它們對城市財產的控制權。在某些場合，它們獲得了完全管理城鎮的權力，正如它們在列日、烏得勒支和科隆所做的那樣。1384年以後，列日的三十二個手工業行會統治了這個城鎮，並且政治權利僅僅被那些記入它們角色名單的人所享有。他們任命委員會和地方長官。“大師”（市長）由行會的委員會招募，所有重大的決定都必須服從於這三十二個手工業行會，經過委員會中每一個人的投票多數通過批准。5

當我們考慮到時代的跨越性、文化的多樣性和經濟的差異性，我們就會驚奇地發現，我們所尋找的對象是多麼地相似。行會通過界定進入行業的條件試圖控制勞動力的供給。它們管理著工資、工時、價格、質量和被人使用的工具。它們為每一個會員尋求平等；它們保護會員免遭過度的競爭和損害；它們努力爭取穩定。它們把“外國人”排除在外。它們還試圖保證對地方市場的全面控制。當城鎮變得更加“民主”和行會在自己的共同體中獲得更大的影響時，行會的壟斷特徵就明顯地增加了。舉個例子，在1314年以後的根特，如果有任何人企圖維持被宣布為非法的行會，那麼政府就會禁止該行會在城市圍牆的三英里範圍內製造布料，並且會出動武裝部隊破壞在城市近郊的織布機。6

非歐洲行會的歷史也展現了相同的組織、方法和目標。儘管我們尚且不知道第一批中國行會產生的時間，但是我們知道許多有書面章程的韓國行會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這些韓國行會把中國行會當作原始的模式作為參照。7馬克·波羅曾經談道，在忽必烈汗（1260-1294）統治下的杭州存在十二個行會，這些行會都有獨立的房屋和數千名會員。伯吉斯研究過四十二個北京行會，這其中有四個行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朝（1368-1644）。81928年，北京有十一家“職業性的”行會、四十家手工業行會和六十家商業行會。這個名單讀起來好像是任何一個美國城市的工會名錄。它包括了木匠、家具油漆匠、泥瓦匠、裱糊工人、鞋匠、裁縫、修補匠、洋鐵匠、男演員、麵包師、搬運工、服務員和一小部分在一個美國城市所不為人知的職業。在那裡，還活躍著一個由盲人、講故事的人和推手推車的人組成的協會。

比中國行會的數量更令人感興趣的是它們與歐洲行會的相似性。舉個例子說，搬運工行會限制了准許個體成員工作的區域範圍，如果成員的工作超出了他們自己的區域，行會就要對他們進行罰款。搬運工行會有一套學徒制度和一項入會費用，學徒在被批准入會之前必須有具備良好品德的“保證人”作保。近幾年來，會員資格被限制在“行會會員的兒子和兄弟”之中。9這些行會會員有他們自己的“長者”，這些“長者”在通過公開試用之後可以訓練行會的會員，並且有權力開除嚴重的冒犯者。搬運工行會還有它特定的贊助聖人，並且會在一個宗教聖地舉辦它的年度會議。

與搬運工行會類似，木匠行會也要求入會的人在取得會員資格之前必須具有學徒資格並交納入會費用。作為回報，行會能確保會員獲得一份標準工資和“一塊合適的用於埋葬的地方”。10木匠行會擁有四千多名會員，這些會員分布在六個團體當中，與其他的中國行會一樣，木匠行會也在一個廟宇中舉辦他們的會議和節日，在那裡行會的聖人在一年一度的宗教儀式上經常受到會員們的頂禮膜拜。

在北京的行會中最令人感到有意思的行會是盲人的行會。盲人行會的會員依靠唱歌和講故事來謀生。

正如世界上其它地區類似的組織一樣，這些中國行會在事務上也有輪換，這些事務包括一個公認的社會和宗教的禮儀，還有一些日常的節日。它們把行業的知識和道德灌輸給新的會員，並且向新的會員提供私人的墓地、支付喪葬的費用以及提供醫療幫助。在這些行會中，一部分行會調控物價，一部分行會則控制工資。大部分行會都擁有經過精心設計的用以懲罰會員的規章。在共和國時代到來以前，它們用竹子做成的笞杖鞭打被證明有罪的會員，以此懲辦罪大惡極的罪犯。另一方面，絲織工也必須為一種戲劇性的行為而支付罰金，因為這種行為漠視了一條規章，即必須先教會人織布而後再教會人染色。

在中國社會裡，行會的重要性在一則聲明中反映出來：“正是行會，而不是政府，控制著有關重量、量度和質量的行業標準，儘管這些被各種各樣的行會所採用行業標準無須保持一致。”11

就像在中國一樣，在印度行會也是一種古代的制度。印度的行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紀，也許甚至還可以追溯到於公元前六世紀以前。那個時代的法律書籍記載了它們的存在並且描述了它們的一些權力。一個不服從行會的人將會被行會驅逐，如果一個人不能履行他在進入行會時所簽訂的合同，他的全部財產將被沒收。法律規定，國王應該批准行會對其他人所做的任何事情，“無論它們所做的事情是殘忍的還是仁慈的。”12更為甚之的是，根據約兩千多年前的法律，國王必須“沿著（責任的）道路再一次建立所有那些已經背離它們自己的規章的制度，不管是家庭制度、種姓制度、行會制度還是協會制度……”13

印度的一些行會是在宗教性質的兄弟關係中結成的，它們建造了寺廟，並且像銀行一樣運作，向接受託管的基金機構支付定期的利潤。所有的職業都被這些行會組織起來了，它們有如此強大的力量以至於非工匠行會不得不聚集在一起形成自我防衛。14在一些城鎮裡，行會與種姓的劃分是相一致的。而在另外一些城鎮裡，在同一個種姓中也有不同類型的行會。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行會還可能會有許多不同的種姓。由於職業幾乎都是根據種姓來劃分，因此工作在一個指定行業中的種姓成員也就是一個行會的會員。會員資格是在家庭中遺傳的，一個已故會員的所有兒子都自動地被納入他們父親所在的行會而不需要任何費用。新會員則必須支付這一項入會費用。

印度的行會趨向於變得無所不能，它們的所作所為是為美國研究勞動領域的學者所熟知的。“因此在雅美達巴德，據我所知，一個擁有一半瓦房的銀行家捲入了一場與糖果製造商的爭吵，並且不能得到另一半屬於他自己的瓦房，直到甜食行會告知瓦片行會可以恢復為銀行家行會的代表工作為止。”15

正如世界上其它地區的同類組織一樣，印度的行會也會注意調整工資、物價和工作時間，並且保持對它們自己所在行業的壟斷。此外，像中國行會一樣，印度的行會還會注意保留許多爭議進而在內部解決，在其他地方這些爭議的解決將會訴諸於普通法庭。在一些大城市中，已經進入普通法庭的案件經常會歸諸於行會進行裁決。“每一個工業或行業都由它的Sreni（行會）自我管理。”16行會的角色是實現印度人的理想，即“經濟目的並非他們的最終目的，但是經濟目的必須有利於更高的宗教和精神上的生活目的的實現。因此，……不同的種姓促使不同的行業追求符合自己立場的理想和價值。”17

兩千多年以來，印度的行會始終在堅持上述這些活動以及許多其他的活動。雖然這些行會現在正在減少，但是直到現在它們依然還存在著，並且它們很可能在一些較小的社區中仍然完全占有它們古代的特權。

在工業革命前的幾個世紀，不僅勞動者是“組織化的”，而且行會也一直保留了它的技藝感、神話感、身份感、順從感、榮譽感和責任感，這一點是很清楚的。行業組織的“正常”狀態是每一個行會都可能並“自然地”擁有一位屬於它自己的特殊的祖師爺、一個放置於教堂的壁龕，一些特定的節日、一些特別的服裝、以及權力和法律。一般而言，這些行會採用民主的管理方法，它們通過集體行動、聯合抵制、放逐和政治影響來實施它們的決議。

城鎮中的行會“社會”可以與農村中的村莊相提並論。學者們對早期村莊的起源存在不同的意見，並且對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範圍存在爭論。然而，在我們看來，足以引起注意的是，一種聯合的意圖在農業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正如它在工業、商業和貿易業中所表現的那樣。事實上，我們在游牧部落中也能發現一些共同規則、傳統和互相承認的責任的存在。任何一個地方的人都不能夠僅僅依靠他自己或為他自己生活。人始終是一個群體當中的一個成員，要遵守一個共同的規則，並因此從群體提供給他的保護中獲益。

村莊共同體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半永久性農業村莊、永久性農業村莊和流動性農業村莊。流動性的農業村莊可能仍然存在於馬拉西亞半島和亞馬遜盆地的一些較為原始的民族當中。半永久性的農業村莊也許會在同一個地方待上許多年，它們現在存在於東南亞、美拉尼西亞群島、非洲的大部分地區、婆羅洲和其它一些地區。永久性的農業村莊則遍布於歐洲、印度、中國、新幾內亞、墨西哥以及中美洲和南美洲，特別是在厄瓜多爾、秘魯和玻利維亞。

其中，最令人感興趣的公社村莊是塞爾維亞的扎德魯加家庭共同體。這是一種家長族長制的組織，全家人住在一個大屋子裡，共同擁有這個組織的土地、家畜和金錢。18過去，這種類型的組織似乎已經從亞得里亞海擴展蔓延到了保加利亞。在大不列顛群島的西部，直到中世紀為止農村生活中的類似組織就是這樣被描述的，在愛爾蘭和蘇格蘭的西部高原情況也是這樣。在那裡，家庭成員共同生活在一起，並且共同擁有他們的土地，這個過程將持續四代，到了第五代就會分家。儘管每個村莊在面積、家庭結構、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和繼承權上有諸多不同之處，“自從農業起源以來人們似乎一直居住在有核心的村莊之中。”19

各種聯合的和有組織的生活應當存在於農業村莊之中，這一點似乎是人們得以存活下來的一個必要特徵。但是，一個組織化的社會也將會在封建莊園中出現並成為一個分布廣泛的制度，這一點充分證明了一個事實，即在勞動活動中有形地團結起來的人們趨向於結成一個共同體。20

無論莊園法庭的起源於什麼，幾百年以來它都在西歐統治著農業種植園的生活，這種方式與同一個時期內行會在城鎮和城市中統治工業環境的方式十分相同。封建制度在每一個地方都各不相同，莊園即使不是完全遍布的也是廣泛分布的，但它的領主權限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形式。“然而，在任何地方，領主權限至少都涉及到關於所有權、勞動服務、正當報酬和土壤耕作的內容。每一個莊園都有自己的法庭，這個法庭由農民組成，由法警或管理員主持，並且根據‘莊園的習俗’做出判決。……”21

生活在莊園中的人們，不管他是農奴還是自由農，組成了一個遵守莊園習俗和遵守由莊園法庭發布的法律的共同體。法庭的主要成員由它的起訴人組成，並且所有財產權、地位和職位達到規定要求的人都必須參加。這個法庭是該地區共同體的共同所有物。法庭根據當地莊園的習俗做出判決，而且這些判決中的一部分內容是不利於地主的。

在理論上，地主有權發布法律。在實踐中，依據古代莊園的習俗，法律是由人民發布的，這些民眾集合“在修道院中央法庭里的一棵岑樹下”22，或者在城堡里的一個巨大禮堂中。同時，傳統習俗也規定著法庭會議的次數，法庭會議也許每三周召開一次或者一年僅召開兩次。

法庭是“莊園習俗”的現存化身，而“莊園習俗”在法庭出現以前卻被人們認為是與法庭不相關的事物。當社會變革到來時，這些習俗就寫進了包含程序記錄的法律案卷之中。地主不能突然提出任何違反這個特定區域共同體的傳統習俗的要求，任何受到不法侵害的個人都可以向他的同伴呼籲公正感以便陳述“莊園的習俗”。這些莊園法庭判決兒子能繼承父親對土地的權利，以此替父親支付慣例性的“賦稅”和“貢品”，另外法庭還觀察兒子履行他的“忠誠”的作為。這些法庭選舉出“地方官”和“市鎮官”，並且讓他們宣誓效忠。法庭制定規章用來規範牧場的使用。莊園的法庭也管理勞動服務，懲罰人的過失，保護森林免遭耗盡，主持所有屬於隸農制的土地的轉讓，以及在某些情況下主持自由土地的轉讓。法庭管制農奴結婚的自由，接受命令的自由和離開莊園的自由。法庭受理違抗道德的攻擊，受理某些較小的暴力案件，受理趕走鄰居家畜的行為，以及受理搶走農村莊稼的行為。違反契約和不能履行義務的行為，甚至像誹謗這樣的個人行為，一旦出現就要在莊園法庭前受到公眾的聽證和審判。

由法庭選出的陪審團窺視著關於國家和平的事務，報告鑄幣整形的事件、夜晚酒館鬧鬼的事件、庇護陌生人的事件以及所有違反法律的嚴重行為，例如偷竊、暴力和謀殺。23

莊園法庭向農奴提供“與自由人獲得的公平相同的公平；在理論上，對他的判決並不來自他的地主，而是來自一群至少是他的同齡人的凶事預告者。”24

習俗的統治遠遠超出共同體中經濟生活和市民生活的領域。它有效地調節和管理著社會實踐活動。它管理著婚姻合同，並在一些地方還決定著只有某些人才應該結婚，因為那些人將要繼承他們父親財產或者以其它方式取得土地。沒有一個人能自由地遺贈他的財產，除當地習俗另有規定者以外。更為甚之的是，在英格蘭的部分地區，習俗似乎要求一個家庭的財產不應該依靠兼併而增長，也不應該因為轉讓而減少。如果其他孩子離開了土地，那些孩子就要從他們所共享的父親的財產中分出一部分來給自己；如果他們待業在家中，他們也有權利能維持生計，但是他們不能結婚。財產被保留在家中。沒有結婚的成員可以受到照顧，但是遺留下來的財產不能分割，並且要完整無缺地一代一代傳遞下去。如果一個人老了並希望把他的土地傳給他的後嗣，那麼他可以這麼做，或者說如果他沒有子嗣，他可以尋找一個後嗣。不管是何種情況，受益人都應該答應給這些交出財產的老人所必需的食品和庇護所，以便幫助他們度過生命中剩餘的日子。在細節上各個地方的情況都是不同的，但是在本質上情況仍然是相同的。25

莊園村莊是一個所有成員都必須參加的共同體。習慣性的規則統治著一個人的一生，從搖籃走向墳墓。它管理著農作物的落穗、耕作和收穫，管理著動物的飼養，同時還管理著婚嫁、繼承、教堂的出勤和教堂的節慶。當這種村莊共同體在國王法庭以前出現時，它不是以由分散的村民組成的形態出現，而是以一個共同體的形態出現。

村裡的人對附著於共同體之上的所有地租承擔集體責任。26這種情況與工業革命帶來的情況和殖民地種植園中奴隸的情況都大不相同。在這裡的莊園中，“全能的習俗決定了每一個人的權利和義務。”27同時，“正如每一個莊園形成一個司法單位，每一個莊園也形成一個宗教單位。……因此，莊園不僅是一個經濟共同體而且還是一個社會共同體。它對莊園居民的一生都施加了影響。”28

行會、莊園或村莊的成員資格對一個人的保護遍及他的一生，並且給予他能淹沒整個中世紀的藝術品與手工藝品的和平與寧靜。人的生活幾乎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成為一個一體化社會中的一名成員保護和提升了個人的尊嚴，並且賦予了每個人屬於他自己的特定角色。每一個人、每一個行為，都是一個完整生活劇本的組成部分，這個劇本的情節是為人所知的，並且在劇本中分配給每個人的角色也是預先設定的。沒有一個人能孤立出來或者被拋棄。他的個性和他的志向都要滿足習慣法，這個習慣法統治著屬於他的共同體。

正如上文引用的例子所闡釋的那樣，人總是一個“社會”中的一名成員。上文對這一觀點的詳細解釋僅僅用了一些經過挑選的例子。這些例子不會裝扮成為完整的研究成果，用以描述各種不同的社會系統中的複雜和矛盾，因為它們脫離了這些社會系統。但是，這些例子和成千上百個其它有用的解釋的確建構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人總是生活在一個“社會”之中，這個“社會”擁有一套習慣法和一套“管理模式”，賦予每一個人一個處於共同劇本之中的角色。

圈地運動和農業革命，以及一些其它的事件和影響，破壞了莊園的法庭並摧毀了農村的村莊，與此同時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和維持有限壟斷的困難也削弱了城市的行會。法國在1776年和1791年用法令廢除了它們，英國在1814年和1835年用法令廢除了它們，之後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也用法令廢除了它們，行會的最終被廢給歷史上那些從事相同工作的人們組成的“正式”團體帶來了戲劇性的變化。為廢除行會辯護的個體主義理論否認存在於人們之間的古老模式具有合法性。儘管法律反對工會，但是早期的工會還是出現了，並且它在許多困難面前存活了下來，這就再次斷言了一種古老的經驗——人們的道德融合使人們在勞動中有形地結合。創建一個表達由人組成的群體認同感的聯合體的要求是不可缺少的、非常必要的，而且這些工作在一起的人已經找到了用於建構屬於他們自己這部分世界的方法。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村莊、莊園法庭和行會滿足了創建聯合體的要求，現在這種要求在一個不同的組織中表達出來。但是，其目的仍然是相同的。

在一個複雜的和根基不穩定的經濟社會中，工人試圖實現個體經濟保障和群體認同感的嘗試已經引起了一些麻煩，這些麻煩既不能被勞動者所預見，也不能被勞動者的雇主所預見。我們所要強調的是，新的工會組織並不起源於行會，工會的角色與行會的角色有著本質不同，因為兩者得以建立起來的經濟社會環境是截然不同的。另外，在新的勞工組織變得足以強大到能保護礦場和工廠的工人之前，工人將遭受由社會共同體解體帶來的災難，而只有在社會共同體中人才能作為一個有道德修養的人而活著。

共同體的崩潰

村莊、莊園和行會不僅提供了一個“社會”，而且提供了一種生活方式，這個“社會”和這種生活方式很少受到國王和貴族行為的影響。雖然幾個世紀過去了，許多王朝也消失了，但是共同體的狀況仍然保持下來，像它們過去已有的一樣。然而，現代工業的產生所帶來的變化破壞了一直以來維持一個有序共同體的習俗。在較早的時代，“習俗是窮人的庇護所。”由於新的工廠堅持個人工資合同制，它們拋棄了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因此勞動者會發現自己身處於一個沒有界定權利的世界，而在過去他的權利是受到整個共同體尊重的。工業革命對個人帶來的一般影響和對勞動者帶來的特殊影響是，使他所在的社會共同體瓦解並損害他賴以生活的習慣法。工業革命使人依靠自己的資源而生存。現在人在某種程度上是“自由”的，而在過去他從來也沒有這麼自由過。以前有一些不幸的“無主人保護的”人，也有一些巡迴的打雜工和學者，但是在現今，人第一次獲得了全面的獨立。如果他能夠找到一份工作，他就能夠養活自己，不再需要家庭、朋友、行會或同行的幫助。

促成這些變化的複雜動力是眾所周知的，但是這些社會支柱鬆弛的長遠結果卻是不可預見的。共同體的削弱不僅對男人有負面影響，而且對女人和兒童、老年人和年輕人、有技能的人和無技能的人都有負面影響。它的影響涉及到了共同體內的所有群體，以至於一個傳統的“身份”社會開始瓦解，並且逐漸形成一個由孤立的、平等的和獨立的個人組成的社會。人第一次開始只對他們自己負責，並且不需要對任何其他人的安康負責，甚至包括離他們最近的親人。即使共同體的解體從來都沒有完成，共同體解體的影響之大也足以描繪出一個時代，這一點仍然是真實的，這是因為除了在理論上以外沒有一個社會運動的邏輯是絕對性的。共同體的崩潰為一系列的政治劇變奠定了根基，在我們自己的時代我們是這些政治劇變不知情的繼承人。

正是用貨幣支付工資給每一個孤立的工人、男人、女人或兒童的做法，直接導致了較為古老的社會的解體。支付貨幣工資的做法把兒童從他們的家長那裡拆散出來，使得老年人和年輕人處於平等的地位。通過不同的貨幣工資，年輕人能夠獲得比老年人更多的工資，兒子能夠支配和指揮他們的父親。在新的分配製度下，甚至女兒也可以自由地放棄家庭庇護並選擇“獨立的”生活。在美國，來自其他城鎮以及來自不同農村的個體男人、女人和兒童的人群，聚集在一個城市的貧民窟里，他們想找到為他們自己謀取幸福生活的鑰匙，而這把鑰匙過去是由家庭、教堂、行會和社區來提供的。孤立的、自由的和不負責任的工人支配著城市的這一場景。一個鋼鐵中心例如匹茲堡可以被描述成一個充滿單身漢的城市，其中每一個人都是自由的、獨立的、平等的。因為能夠擁有工作，每一個人都是自由的，因為可以放棄工作，每一個人也都是獨立的，因為有機會憑藉自己謀生的能力來衡量自身，每一個人又都是平等的。

工人之間的平等出現了一種新的和陌生的形式：謀取貨幣工資。這意味著公平將處於競爭性的衝突狀態。獲得一份工作並保住它被證明是對其他所有活動的檢驗和人得以生存的最好方式。一種本應該是自由參加的競爭卻變成了在人們之中普遍流行的規則，社會環境的流動性之強足以讓許多有能力、有技能和機靈的人獲得社會頂層的地位，能力、技能和機靈使他們能趕上並且超過他們的競爭對手。但是，這只是針對那些幸運的、強勢的和殘忍的人而言的。大多數人只能感到發展困難、生活孤獨，可見自吹自擂的自由是充滿社會壓力的。

許多力量導致了這些變化的出現，這些力量包括：圈地運動、美洲的發現、宗教改革、莊園地產的沒收、商業革命、英國內戰、歐洲國家的重商主義政策、農業革命、啟蒙運動、行會萎縮、機器的大規模使用以及法國大革命。所有這些因素都發揮了它們的作用，並促進和發展了工業革命以及作為工業革命特徵的個體主義。

在英格蘭，對公共農場的圈地運動開始於都鐸王朝之前。一些有限的土地或多或少被不正當地侵犯，這種現象一直到十八世紀中期才結束。那時，耕作方法的快速變革對由農民分散經營的農場制度增加了極大的壓力。道路和運河的改善則向農產品打開了更加遙遠的市場。新的機器把織布和紡紗從小作坊擴展到大工廠，進而促進了城鎮的崛起。改善農民對土地的利用成為風行一時的做法，一些人物例如葉忒羅·圖勒（1674-1741）和被人們認為是“蘿蔔唐森德”的地主唐森德（1674-1738）都曾促進了這一做法。這種做法甚至還吸引了一些精英人物例如“農民喬治”——喬治三世國王。這些改革者致力於改善種植農作物、飼養家畜和耕種土地的方法。他們的努力見證了英格蘭農村的變革，同時推動了英格蘭農村的變革。

在英格蘭，一半的教區都有開放的農場，遲至公元1700年仍然還有一大片荒蕪土地的存在，根據國王格雷戈里的估算面積大概有一千萬英畝。從那個時代以後，4800個議會法令和判決迫使六百五十萬英畝的土地實行了圈地，幾乎占據了整個國家五分之一的土地。這種對有限土地的破壞是如此的廣泛，以至於占有國土面積四分之三的十四個郡縣都遭受到了它的影響。1

同樣具有重要意義的是針對荒地的圈地運動。從1761年到1781年的二十年見證了長期以來對公共土地進行圈地運動的高潮，從1802年到1844年的四十二年則見證了圈地運動擴張到大規模荒蕪土地的一個相同的過程。2在這兩個時間段期間，針對公共土地和荒蕪土地的圈地運動給英格蘭人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在那個時代以前，英格蘭人民的生活是與土地密切聯繫的，圈地運動卻迫使人們放棄了土地，增加了人們對金錢的依賴，並且破壞了人們賴以生存的共同體。

在莊園制度中，金錢的使用是罕見的。佣金和服務經常被人們用來支付勞動和生產。雖然金錢沒有徹底地消失，但是人們卻很少會用到它，因為農村人口對商業和貿易只有少量的需求。由於商品的流通並不頻繁，因而貨幣的流通也不頻繁。每年，農奴都要為他的地主工作一定的期限，並且按照慣例向地主提供一部分他所生產的物品，例如亞麻布和厚毛衣。他也許還要向地主提供一些他所飼養的雞蛋、玉米、雞、羔羊和豬。儘管他購買額外的產品和服務不得不支付少量的便士，但是這並不算是一種貨幣經濟。這是一種獨立於大市場之外的經濟，從它自己的產品中獲得福利而不是從進口的產品中獲得福利。3事實上，這種發生在中世紀的商業貿易很少依賴於地方的供給，它最初只是一種由職業商人從事的進出口貿易。“儘管中世紀的商貿也許看起來奇怪，但是在出口貿易而非當地貿易的影響下，它從一開始就發展起來了。”4這些貨物是原產於外國的，而且“早期的中世紀貿易與殖民地貿易確實有相似之處。”5

甚至隨著中世紀莊園制度的消失，普通農民的生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貨幣收入之外。農民的土地，不管是作為自由保有的不動產還是作為根據官冊享有的不動產，都向農民供應基本的糧食和根菜農作物，而且公共土地和荒地也為農民的實際收入提供了不定量的和多方面的支助。農民有權利放牛，也有權利宰殺牛，當牛老了還可以用鹽醃製牛肉；在農村里精製的皮革適用於一百種不同的用法。奶牛產出牛奶，並且根據計算要“在五月到米迦勒節之間供應七石奶酪和一石黃油。”反過來說，當奶牛老了以後，它也能提供牛肉和皮革。羊儘管難以維持自身的生存，但是也能提供羊毛、羊皮、羊體以及羊奶。羊幾乎是每一個農民貯存物的必備部分，村裡的牧羊人指明了這一事實，莊園和村莊的文學作品也同樣普遍地提及了這一事實。普遍存在的豬是無價之寶，村里養豬人的存在促使豬的四處普及，正如養鵝人的存在促使鵝的普及。每一個院子都有雞，除了供應雞肉以外，每隻雞每年還要下一百二十個雞蛋和孵出七隻小雞。荒地和森林則提供木頭，這些木頭用於壁爐的生火、房屋和穀倉的建造、農業建築的修補、馬車的製造、犁的製造以及牛軛的製造。它們為屋頂提供草皮，如果有必要的話，還為冬天取暖所需的乾燥和燃燒活動提供草皮。荒地和森林中有鳥和野獸，人們會誘捕和獵取這些鳥和野獸作為食物，溪水和湖泊中有魚和鰻，人們會在貧瘠的冬季月份捕獲它們並且食用它們或者醃製它們以便貯藏。6

圈地運動剝奪了農民擁有公共土地和荒蕪土地的權利，這些免費和自然的食物也就不再屬於農民了。晚至1660年，主要的勞動人口仍然與土地有著密切聯繫，仍然有權利免費使用自然界產生的可用資源，即使這種免費資源也是有限度的。7圈地運動的影響還超出了純粹的農業人口。每一個莊園、每一個村莊都有從事原始手工業的人和在土地上僅有一小部分所有權的人。但是，土地所有權允許他們享有對公共土地的權利，並且可以使用許多荒地資源，這些荒地環繞在每個城鎮周圍並不斷擴張進而超出許多莊園的邊界。即使“與農業勞動的重要性相比，最初在農村地區的小作坊中進行的織布和紡紗只是次要的。”8農村的手工業者也擁有小塊庭園土地和對公共土地的權利。“木匠亞歷山大僅擁有一套房子和半英畝地……磨坊主羅伯特……只有三英畝地。”木匠製造手推車，製造耕地用的犁和耙，還參與建造房子。磨坊主則磨碾穀物。此外，還有例如“麵包師亞當”和“紡織工傑弗里”這樣的人物，所有這些姓名滿載於村莊的名單之上，反映了當地的手工業狀況：布料商、梳棉工、拉毛工、裁縫、紡織工、五金商、製革工、駕馬車的人以及其他手工業者。他們提供了專業化的技藝和技能，因而滿足了農村的需要，但是他們並不是一群被隔離出去的人，並不是僅依靠貨幣工資來維持他們的收入。9在支付工資時以貨代款仍然是一種習俗，甚至在公元1795年在英格蘭的一些農村，食品“依然是一種對貨幣工資的標準替代物。”10

圈地運動改變了有史以來依靠土地勞作而謀生的人的社會地位。這些人知道但卻很少了解貨幣工資，甚至很少了解價格與市場。他們依靠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生產的食品為生，依靠在他們耕種的土地上生長的莊稼為生，依靠他們飼養的家畜的產出品為生，還依靠溪水、森林和荒地供應的物品為生。堅持提高和促進土地利用的效率顛覆了農民對土地的傳統權利。可以看得見的後果是，如果農民沒有能力找到工作，或者工作不能帶給農民足夠的工資，那麼農民的生計就將被剝奪，農民將被迫接受政府的施捨。但是，正如亞瑟·楊在1801年所說，“……他們（指農民——譯者注）更願意擁有一頭牛而不是任何教區的補助。”11

這些變化既危害了自由保有不動產的土地者和根據官冊享有不動產的土地者，也危害了並不擁有屬於自己的土地的佃農。隨著對公共土地和荒蕪土地的圈地運動不斷深入，佃農們所保留下來的土地面積變小了，不足以向他們提供生活必需品。他們失去或變賣了他們有限的土地，並且淪落為城鎮和城市中的無地人群。過去，那些能部分養活自己的人甚至也要從事一些工場手工業，現在，他們只能依靠工作獲取金錢，同時依靠商店獲取食物。

由於勞動者喪失了自古以來他對土地的所有權，因而他就喪失了傳統的權利並且無法再參加共同體。被剝奪繼承權的勞動者如果沒有工作，就只能被迫接受政府的施捨。公元1795年，由伯克郡地方政府推行的斯賓莫蘭（Speenhamland）制度使英格蘭的工人階級成為了受救濟者。後來，這一制度在英格蘭遍及得非常廣泛，以至於當它在1838年被廢除時，幾乎只有諾森伯蘭郡和達累姆郡不再實行這種制度。斯賓莫蘭制度根據麵粉的價格來增加工人的工資，據此政府每周給予工人本人三先令，給予工人的妻子和他的每一位家庭成員一先令又六便士。然而，這樣的結果還是使工人的士氣受挫。只有當工人貧窮的一無所有時，他才能從教區獲得幫助，如果他得不到教區的幫助，他也就不能找到工作。只要城鎮一旦準備從政府基金中提供給工人部分必需品，雇主就不會支付給工人充足的工資。

工人的地位隨著他的“社會”的消失而下降，有關職業、流浪和居住的法律被政府較為緊迫地制定出來，以便防止窮人竊取職業或在城鎮與城鎮之間徘徊遊蕩。謀生的方法現在已經不掌握在工人自己的手上了。“在某個地區，監工在每周六晚上都會進行有關勞動者的拍賣活動，這已經成為一種慣例：勞動者的出租價格一般在六天一先令到一周兩先令之間，而他們的口糧、他們的家庭則由教區負責提供和贍養。”12

長期的圈地運動過程現在已經發揮出它的全部影響，它使農民喪失土地、背井離鄉，它使農民遷移到新的工業城鎮和城市，而這些工業城鎮和城市卻給農民帶來了極大的痛苦。反過來說，工廠制度的興起也被證明是一種經濟的和社會的革命。工廠制度加速了原有共同體的解體，並且破壞了最親密的人類群體——家庭。在工廠和礦山周圍興起的城鎮不能夠為普通人的體面生活提供空間。在一些較老的城市，例如曼徹斯特和伯明翰，傳統和習俗尚且能夠抑制住不斷增長的邪念，但是在一些位於磨坊或礦山周圍和位於私人土地之上建立的新城鎮，既沒有可以利用的城市經驗，也沒有可以指導城市經驗發展的公共政策。在這些城市當中，礦山或工廠的主人往往控制著工人居住的房屋，同時控制著工人購買食品的商店。通過支付給工人們有標記的硬幣，雇主把工人們淪為完全的附屬品。儘管用有標記的硬幣支付工資的事實是違法的，但這一事實還是發生了。

實際上，原有的共同體已經解體了。家庭幾乎也已經消失了。“男人、女人和兒童，所有性別和年齡的人，都被裝載在沒有窗簾和隔板的臥室之中，九個或十個人並不屬於同一個家庭，但是卻一起睡在同一個房間中，這一現象是普遍存在的。”13

城市，以及在工廠和礦山周圍的住宅區，被越來越多的來自農村地區的移民所覆蓋淹沒。而這些城市沒有布置公園，沒有供應污水處理系統，也沒有開發路燈。“這裡的街道通常是沒有鋪砌過的、骯髒的、坑坑窪窪的，到處是蔬菜和動物的垃圾，沒有排水溝，也沒有污水溝，有的只是臭氣熏天的死水窪。”14繁忙的工廠城鎮既對空氣、空間、清潔不甚了解，也對美觀不甚了解。通過比較十六世紀的一些英國城鎮和十九世紀中期的一些英國城鎮，我們可以把這一事實形象地烘托出來：

諾威治的居民從一萬七千人增長到六萬二千人，萊斯特的居民從四千人增長到五千人，利物浦在十六世紀只是一個小村莊，現在它已經成為一個居民超過二十萬人的城市了。公園已經消失，法庭也已經被擠滿，屋宅更是如此緊湊地被建造，以至於很難發現一條房屋之間的小巷，“在利物浦，六分之一的人居住在‘地下室’里。”15住宅區裡的人已經過剩了，在諾威治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每間屋子裡都有十個人。與三個世紀前（1570年）相比，現在的生活狀況是嚴重地惡化了，在那個時候每間屋子裡只有3.5個人。

我們也可以在十六世紀的街道和十九世紀的街道之間作同樣的比較。在較早的時代，地方政府強制實施清潔政策。在較晚的時代，由政府官員實行的這種權力就不存在了。在十六世紀，垃圾是被嚴令禁止扔在街道上的；而在十九世紀中期，“扔在路上是可以接受的垃圾處理方式。”“在一個城鎮中，六萬人口居住在將近九千幢的房屋內，這些房屋內沒有火爐的灰坑，沒有廁所，在屋內每一英寸的土地上都存留著污垢，因此這些污垢必然會被人們扔到街道上。現在再沒有人會有反省的想法了，而且十六世紀駕車的清道夫也不起作用了，因為污垢已經變成私人財產了。”16

供水系統提供的水是不充足的；沒有一個公共排水系統是管用的。在十六世紀，在一個小村莊中，養豬是有所節制的；而在十九世紀中期，“豬、驢、家禽都被飼養在人們所居住的房屋中”，並且許多房屋的“地下室都有豬舍”，“它們是同房屋一起被建造出來的。”“在十九世紀中期，伯明翰總共有一千六百個豬舍。”曾經被共同體驅逐出去的豬在三百年後已經回來了，而且它們“變成了清掃垃圾的人。”17

對絕大多數人而言，生活水平的提高，雖是工業革命的題中之義，卻還沒有表現得很明顯。相反，工業革命對工人經濟和社會地位的短期影響是有害的。工業革命被證明是無視人類健康的，而且在許多例子當中它促使家庭依靠自己的孩子過活：

“我希望你能使十小時工作法案得以通過；我有兩個孩子，一個七歲，另一個十三歲，她們都在工廠工作，我已經承受到持續十三個月的沉痛打擊了。”——我認為他這麼說。他告訴我，她們每周只能賺到七個或八個先令，他還說，“那個小的女孩必須走1.5英里路早早地趕去工作，她回到家裡則要晚上八點半，只有早上叫她起床和晚上上床睡覺的時候我才能看到她，這幾乎讓我心碎了。我們不能從事任何工作，我知道我的生存是以我女兒的死亡為代價的”；他一邊哭一邊向我傾訴。18

行會、莊園和村莊共同體的社會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作為個體的工人擁擠在工廠周圍的貧民窟里，他們已經淪落到貧困潦倒的狀況，並且他們的人格也已經備受侮辱。

新的工廠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同時也激起了人們對機器改進和經濟發展的強烈希望。然而，我們難以理解的是，這一進步的希望並不是針對勞動者的。有人說，工人的貧困和痛苦應該歸咎於他們自身的缺陷，工人的貧困是由他們的懶惰和缺乏節儉而自然形成的。但是，也有人說，工人的貧困還起到了一個良好的作用。工人的貧困被理解為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19娛樂活動則是消遣時間的行為，娛樂活動是一種罪過，甚至休息是與懶惰同義的。

對人類命運的悲觀主義態度看起來與這個時代很符合。時代和環境已經融合在一起發揮影響了，它們削弱了教堂，破壞了家庭。擁擠不堪的城鎮已經使從事工作的人們道德淪喪。放蕩的行為和不道德的行為明顯增加並且臭名昭著。酒館裡充滿著褻瀆的行為和淫穢的行為，它已然變成城市生活的顯著特徵。謀殺、搶劫和強姦的事件不斷攀升；監獄裡也是擁擠不堪的；流放和絞刑更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新的工業社會雖然充滿著人們對未來的美好期望，但是卻無法提供給人們很快可以得到的安慰。個體主義的學說替代了較為古老的價值觀，可這種替代被證明是失敗的。對於工人而言，儘管迄今為止他們已經聽說過個體主義，但是個體主義只具有字面意義。個體主義並不包括傳統，也並不提供幫助。對那些最需要援助的工人而言，這一新學說提供的幫助實在是太少了。正如所有的人要求的那樣，工人們需要一個由他們自己構成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他們都扮演著一個角色。他們想要再一次獲得一個在熟悉的劇本中把他們謙卑的角色表現出來的機會，並且想再一次成為某個組織化的群體中的成員。他們不知不覺地想要重新創造一個“社會”。

在公元1800年，有許多法律都反對工人組織起來，但是這些法律中的一些內容已經過時了，並且可以回溯到重商主義的那個時代。因為這些法律旨在維持國家管理工業的權力。較新的1789年聯盟法律試圖免除任何對新興實業家的干涉，這些干涉要麼來自國家要麼來自工人。這些法令把干涉視為一種犯罪，這種干涉不僅指爭取更高工資的罷工，而且還指“只要通過任何方式直接或間接地誘騙、勸說、懇求、恐嚇、影響或說服的行為。……”拒絕為另一個人工作，或參加集會，或為集會做出貢獻也被法令視為一種犯罪，因為這些行為的目的都是確保聯合。20

換一種說法，工人的個人獨立是受到法律保護的，然而在實際上，工人之間涉及所在行業的交談卻會被法庭視為陰謀而遭到懷疑。單個地方法官就擁有判決一個工人坐三個月牢的權力，而他自己往往也是一個生產製造商。如果這位地方法官並不能夠勝任，局外人幫助任何工人的行為就會被法庭禁止，以免讓工人能嘗試平反判決。21

社會的解體源於共同體的崩潰，而共同體的崩潰又源於圈地運動，通過國際移民，英國的城市貧民窟在美國又重現了。波蘭農民從他的小鄉村共同體遷移到美國時經歷了一些事情，對這些事情的經典研究可以舉例說明移民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僅僅就波蘭人而言，而是包括了那些所有湧入不斷增長的美國城市的農村移民。22家庭分裂的情況、共同體消失的情況、過度擁擠的情況、對危險無視的情況、使用童工的情況都在美國的場景中重複發生。在這裡，伴隨著習慣法和共同體身份的毀滅，人的地位和尊嚴喪失的現象再一次發生：

但是，正是在移民寄宿的房屋裡，情況是最糟糕的。……在六個到二十個人的群體之中，單身的人進入一間房屋，他們負責照料寄宿老闆和老闆的妻子。……當寄宿老闆出租兩間房屋時，他和他的妻子睡在廚房，寄宿者則住在另一個房間。寄宿老闆僅僅出租一間房屋也是很正常的。他和他的妻子把他們的床放在一個角落；把爐子放在另一個角落；寄宿者則占據房間中剩餘的空間。……有時候，房屋很擁擠以至於老闆和他的妻子也睡在了地板上；此外，我反覆發現，在那裡床鋪被人們輪換使用兩次——夜晚和白天。23

在某些條件下，一些移民還促使一個農業村莊轉型為一個工業化的社會，這些條件表現在下面的說明當中：

第17號宿舍——這個簡陋的小屋由一個大約25×75平米的空間組成。在三個樓層裡面，床位被安排在牆壁的周圍。通過一個單面的可以移動的梯子，人們就可以進入每一層樓，要上樓的人輪流使用這個梯子。地面是貧瘠的土地，並且是不乾淨的。……這個小屋向一百二十個人提供住宿。小屋裡並沒有準備廁所和洗手間，小屋的附近地區被人們用於盥洗和洗漱。那裡並沒有固定的水源；也沒有吃飯的房間。勞動者幾乎都在平坦的石頭上吃飯，這些石頭的排列形狀就像用杆支撐在地上的桌子。24

當一個把人們的聯合工作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消失的時候，上述這些事情就發生了。當共同體不存在的時候，習俗、規則或法律也就不存在了。只有具備這些習俗、規則和法律，一個人才能作為社會的一名成員而體面地生活，當共同體消失的時候，工人作為人類的尊嚴也就不復存在了。

個體主義、社會理論與共同體的重建

個體主義與社會理論

當流行的政治和道德理論堅持主張天賦人權、人人平等的時候，共同體的解體就到來了。這種流行的政治和道德理論還認為，每一個人依靠自身就能獲得所有的知識和智慧，這些知識和智慧能使他對自己真實的興趣做出最好的判斷。這種理論認為每一個人都具有一個真實的靈光，通過這個靈光他能區分出天堂和地獄之間的微妙差別。個人應該做一些最有利於他自身，因而也最有利於社會的事情，這種行為往往是可以實現的，而且從上述理論出發也是必要的。

經濟學家強化了現存的個體主義傾向，他們認為人與人之間自由的經濟交易將會產生一個和諧狀態，在這個和諧狀態中每個人都將獲得自己應得的東西。在不知不覺中，每一個人都將依次對天賦的公平做出貢獻，這種天賦的公平體現為所有人的工作都要分工，每個人只從事自己感興趣的工作。個體主義理論的邏輯暗示出這樣一個道理，即每一個人都是自負的，在自負的人群中每個人又都是平等的，並且在這些平等的人群中只有一種競爭性的關係才能展現出計劃所包含的最完美的和諧。因此，政府是建立在每一個人的基礎上的，並且來源於每一個人的同意。同樣，道德也完全是個人的，根據“快樂和痛苦”的原則只有個人自身才能對什麼是善良和邪惡做出恰當的判斷。經濟學中的獲利與虧損原則使每個人都對他在和諧計劃中的角色做出了最恰當的判斷。

個體主義理論導致了社會的解體，因而又引發出一個道德問題。一些傳統的和古老的“行會”的解體被描述成一個良好的和進步的跡象，這些行會通過一些被人們共同堅持的價值觀把人們整合在一些小的團體內。這種理論的極端形式似乎助長了一種觀念，這種觀念認為有組織的人際關係和責任最少的社會是最好的社會。一個社會只需要具備某些確定的前提就可以存在，例如公開承認馬爾薩斯人口論，對適者生存理論進行“爪牙”式的曲解，以及廣泛接受在赫伯特·斯賓塞的《人與國家對抗》中所涉及的觀點。個體主義理論的要旨似乎還支持這樣一種觀點，這種觀點認為每一個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是縱向的，而他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卻一點也不是橫向的。他只會通過他所在的家庭與社會發生關係，然而家庭僅僅是他自我個性的一種延伸。在這些條件下，相信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這可謂是再自然不過的了。如果真正的和諧將在人與人之間不受阻礙的競爭中存在，那麼任何其它的理論就都不會出現了。

事情的發展並沒有對個人勝任的理論產生質疑，但是卻對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信條產生了質疑。在一些人眼裡，這個世界是在工業革命的早期影響之下發展起來的，他們被那些對他們來說本不必要經受的苦難打擾了，這些苦難源於工業資本家對政府權力的濫用。如果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那麼對無政府主義者如蒲魯東來說，一點都不管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可見他僅僅從字面上來理解這個理論。一點都不管的政府使自己擺脫了統治的場景，並且允許自負的、在道德上勝任的個人設計出一種天然的和諧狀態，這種和諧狀態在法律的干預下是不會變質的。

無政府主義是對現存困難的一種解決方案，而社會主義者則有另一種方案。他們接受了從洛克到李嘉圖再到達爾文和黑格爾的一整套的理論公式。他們認為，每個人雖然是天賦平等的，但是一些有財產的人（稱為資產階級）通過掌控政府權力剝削壓迫著沒有財產的人（稱為無產階級）。每個階級都是由個體的人組成的，並且這種設想還保留著個人的幸福。“全部產品屬於每個人的勞動”，這純粹是對個體主義哲學的一種新的偏見。在這種新的說法下，管得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社會主義者認為，當前政府的缺陷是它的統治至今僅僅維持著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局面。

在社會主義者的理論中，國家最終將會消亡，然而實現這個意圖要等到所有的人都獲得真正平等的時候。堅定所有的人都天賦平等的信念是這套公式發生任何修正和改變的前提條件，這套公式試圖解釋現代工業的崛起及其對社會的影響。

因此，針對現代工業帶來的問題，我們共有三種解決方案：一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二是什麼都不管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三是管得最多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在西方世界，上個一百五十年中的社會改革運動的主要爭論點就是政府對個人幸福所負責任的程度。

上述三種社會理論中的每一種理論都伴隨工業革命而來，也都否定原有的共同體，這正是工業革命的特徵所在。一個真正適合人類的“社會”概念似乎已經消失了，雖然哲學家們還在討論個人幸福，但是這種個人幸福卻好像是在社會真空中被他們發現似的。此外，這三種理論中的每一種理論都假定經濟利益是人類治理所要關心的事情，可能除了經濟利益以外人類無需關心其他事情。可見，這些理論都含蓄地否認了社會的制度性結構。它們假定每一個人都是代表他自己的，不會因為受到多方面的影響而改變，雖然這些影響使他形成自己的價值觀並使他具備道德的和政治的觀念。反過來說，它們都認為個人的完美性是理所當然的，並且相信幸福是生活的主要目的。很明顯，這種幸福只存在於孤立的狀態之中，而處於任何“社會”之外，在那裡價值觀和理想來源於共同體的傳統。在上述每一種理論中，甚至在馬克思“全部產品屬於每個人的勞動”的理論中，一種沒有批判力的信條始終在場，那就是追求個人目標的人們將會組建一個能使自身永久存在的、自由的和完美的世界，並且這個世界將會永久地持續下去。經濟學家的完全競爭狀態與社會主義者的無階級社會都意味著一個靜態的世界。一旦我們創造出這個世界，任何干擾都可能會打亂這個理想世界的平衡。注意到極端個體主義者與極端共產主義者所追求的是同一個目標，這會比理論或理論家更具有啟迪作用。這個目標是，一個人的幸福建立在經濟滿足的基礎之上，並且以非常完美的和諧社會為最終歸宿，在這個社會中任何的變動都被看作是一種擾亂。這種理想是寂靜的，是徹底的沉靜——死亡。

所有這些理論都把人從履行道德責任的環境中解脫出來，因為只有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中人才有一種負責任的角色，這個世界充滿了相互衝突的價值觀和相互矛盾的目標。不一致和壓力不僅僅是一種道德生活的本質特徵，而且也是生活本身的本質特徵。工業革命理論家的願望是想脫離現實世界，而當代物理科學正在深入地影響著民眾的思想，這種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這個願望。政治理論家和經濟學家也深深地受到物質可以分解為原子的觀點的影響，並且他們著手把這個觀點運用於社會科學。人變成了可以互相交換的人，變成了平等的人，變成了沒有聯繫的人，變成了服從操控的人。他們已經不再是人類了。由於道德和倫理在原子人中沒有地位，阻止國家和社會分裂的唯一力量是自私的而非平等的經濟動機，因此道德和倫理也就煙消雲散了。邊沁和馬克思的理論都是以這個觀點為基礎的。

除了接受原子的概念之外，社會科學家也接受了這樣一個信條，即一個理性的世界必然會受到規律的統治，而且他們還試圖把這個信條應用到有關人的事務中去。規律是客觀存在的，所有的人所需要做的就是去發現它們。下述的這些規律是不可避免的：收益遞減規律、馬爾薩斯人口規律、鐵的工資規律以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它們是一個普遍規律體系的組成部分，人們無法避免這個普遍規律體系的影響。如果一個人是明智的，那麼他會認可並服從必然發生的規律。如果有人膽敢違抗規律，那麼自然規律就會證明自己是不可抗拒的，並且會迫使愚蠢的人類服從它的統治。但是，對規律的信仰既有助於樂觀主義的普及也有助於悲觀主義的普及，既有助於構建一種慈善的和慷慨的世界觀也有助於構建一種吝嗇的和苛刻的世界觀。我們可以假設，人們總是遵循著他們自己的真實興趣，並且確實可靠的本能也正確地引導著他們。進一步說，每個人為自己的幸福所做的事對於整個社會而言也同樣是有利的。洛克、亞當·斯密、孔多塞和邊沁認為人是善良的和友好的，在他們的筆下人變成了一個高尚的生物，人的行為方式是明智的和理性的。對幸福的最大障礙是不必要的約束，干涉人的自主精神的聯合體是邪惡的。哲學家的樂觀主義、產品數量的增長、新發明的湧現以及資本的增殖都促使政治家和傳教士深信這樣一個道理，即放任自由的政策對於個人和國家來說都是最好的。

然而，堅信世界是受一個普遍規律統治的觀點同樣也為悲觀主義者服務。李嘉圖和馬爾薩斯對人的本性抱有悲觀的態度。因為他們太想說明他們的理論也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自然規律的組成部分，所以他們把陰暗的色彩添補到人類的命運中，並且獲得了廣泛贊同和普遍接受。在約翰·洛克那裡，看起來“每一個人的思想全部都來源於他自身。”1同時，“每一個人都知道適合他自身的職業。”2因此，我們可以推出這樣一個論斷，“到目前為止，由於一個人有權力根據他自己的主觀偏好或傾向選擇思考或不思考，選擇運動或不運動，因而這個人是自由的。”3

在亞當·斯密那裡，這種自由是有益無害的，因為“一個人對他自身優點的研究，自然地或者可以說必然地，會促使他更喜歡選擇那個最有利於社會的職業。”4遵循自己興趣的人“處於這樣一種情形，正如在許多其他情形中一樣，他被一隻無形的手引導，從而推動並促進了一個目標的實現，然而這個目標原本卻不屬於他的意圖。……通過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經常有效地推進了社會利益的實現，他推進社會利益的有效程度甚至超過了他真實想要推進的目標。”5

然而，在李嘉圖那裡，同樣是這隻無形的手卻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後果。高工資刺激了“人口的增長，……而工資又再次跌回它的自然價格”，“工人的生活狀況是最為悲慘的。”6我們不能對此做任何的改變，因為這些“都是調控工資的自然規律”，而且工資“從來都不應該由立法機關的干預來進行調控。”7

在馬爾薩斯那裡，這種情形更為明顯，而後果也更為悲慘：“自然界的意圖不會也不可能被擊敗。……我們可以運用不同的方法制服苦難，但是這卻不能使我們自己少遭一點罪。”8唯一的療法是控制並減少人口，為此馬爾薩斯認為“我們不應該向窮人倡導清潔，相反我們應該鼓勵骯髒的習慣。在我們的城鎮裡，我們應該把街道建得更狹窄些，讓更多的人湧進住宅區，並設法使瘟疫重現。在農村，我們應該把我們的村莊建在死水潭旁邊，特別是要鼓勵人們在所有沼澤般的和不健康的環境中定居。但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拒絕為災難性的疾病提供全面的治療。”9

馬爾薩斯的設想應該成為一項政策，畢竟這項政策是由一位知識淵博的、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所鄭重提倡的。這一點是可以解釋清楚的，原因就在於共同體的真實概念已經消失了，這個共同體本來是由習慣法統治的。正如邊沁所說：

共同體是一個虛構的有機體，它由一些個體的人組成，這些人把他們自己看作構成共同體的成員。那麼共同體的利益又是什麼呢？——組成共同體的若干成員的利益的總和。

如果不理解個人的利益是什麼，空談共同體的利益是沒有意義的。當某件事情趨向於增加個人快樂的總和時，這件事情就被譽為是促進了個人的利益，或者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存在；同理，當這件事情趨向於減少個人痛苦的總和時，這件事情也被譽為是促進了個人的利益，或者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存在。10

對經濟動機的顯著突出似乎證實了社會崩潰和解體的過程。只要一個人遵循了他的“經濟利益”，任何其它的需要就會自然而然地實現。人們對經濟目標的追求，或者表面上對經濟目標的追求，也是導致社會解體的原因，但是這個事實卻被人們忽視了。如果一個人沒有一個穩定的家庭，沒有一個穩定的社會成員資格，那麼他就不可能具有道德品格，因而也不可能具有道德身份。就短期的經濟社會“進步”而言，個體主義理論的確取得了一個巨大的成功，但是個體主義理論的成功是以犧牲個人和社會為代價的，而這個社會正是人賴以生存的前提。此外，個體主義理論的成功還是以犧牲責任和價值觀為代價的，而正是這些責任和價值觀使人成為社會的成員並因而使人成為一個人。

共同體的重構

一場廣泛流行的經濟和政治運動並不只包含一種單一的邏輯。因此，當流行的理論和公共政策受到不斷擴展的個體主義的影響時，另一種出乎意料的運動也應運而生了。這場新的運動否定了個體主義理論，但並沒有批判這種理論，並且當時機到來的時候，它還會以自己的方式抵制社會原子化的進程。

當工業革命變得越發無所不包時，越來越多的個人不得不依賴於一個能獲得工資的工作，並且由工業革命帶來的個人孤弱無助的狀況也加重了。貯藏和占據的行為不是他們無助的表現。隨著工商業公司規模的不斷擴大，工人與雇主之間的交流和聯繫變得越來越少了，他們兩者之間互相理解和認同的機會也變得越來越少了。經濟結構史上的一個新階段已經到來。工廠制度容納了為數眾多的孤弱無助的個體人，所有的人都依靠一個共同的雇主而生存。工人們沒有能力對他們的勞動狀況施加道德的或經濟的影響，也沒有能力影響他們所從事的工作的留滯率。他們都是孤弱無助的個體人，他們同樣都是無依無靠的。

這些工人共同享有的東西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雇主，他們都在同一個工廠工作，他們的勞動時間都相同，他們所用的工作檯和機器都相同，他們獲得的工資價格都相同，管理他們的工頭是一個人，他們所用的原材料都相同，早晨叫他們起床或者叫停他們的勞動的口哨也都相同。此外，這些工人彼此之間也是共同生活的。他們在同一個工作檯上工作，他們在同一個磨坊或礦場中工作，他們與同一種耐熱材料作鬥爭，並且他們還依靠相互之間的合作。這正是一個新社會的因素所在。正是這個相同的過程把這些工人們聚集起來，因而這個過程鍛造了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集體認同感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對於每一個人而言，工人個人的無助狀況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工人的集體力量已經顯露出來，而且這種力量能在以下事實中被人發現，這一事實是他們都相同地受到把他們聚集起來的力量的控制。他們的相互聯合和經歷、他們相似的技能、他們在工作檯上的關聯、他們使用的工具以及他們生產用的原材料，都賦予他們一種共同的語言。他們學到了同行的語言、工作的語言、商店的語言和工業的語言。他們共同分享了特殊的自豪和羞恥感，這種自豪和羞恥感只能具有特定的和本地的意義。他們可以抱怨亮度和熱度、寒冷和潮濕。他們可以無休止地沉浸在談論工作之中，無休止地議論工作的反覆單調性，因為這種討論細說了人們瑣碎的日常生活。這種討論還賦予人們一種共同的即使是本地的詞彙。雇主則變成了一種催化的力量，促使工人凝聚成一個自覺的團體。當勞資衝突蠢蠢欲動時，這個自覺的團體會刺激蠢蠢欲動的衝突爆發出來。

因此，由支付給個人貨幣工資而導致的社會原子化已被工人在功能上的共同結合及時制止了，工人在功能上的結合成為了一種堅定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工會運動成長起來了，並且實際上這個基礎已經使得工會運動不可避免了。

工會運動的最初組織者是商店、工廠、礦場和企業。煽動者亦或工人的領袖只不過宣告了已經發生的事實。儘管有許多例子表明工人拒絕加入工會，但是工會運動興起的事實卻是真實的。工會運動已經持續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並且擴展到非常廣的一個區域，以至於它必須被視為一種組織化的現象，這一現象是在現代工業發展之後自然而然地產生的。工會是個體工人通過功能上的結合而自發地組織起來的。工會反映了一種道德的認同和心理的團結，人們在一起工作時經常會發現這種認同和團結，這是因為人們需要認同和團結，並且沒有認同和團結人們就不能生存下來。這一點並非是新事。事實上，道德認同和心理團結採取工會的形式只是一種歷史巧合，因為工人之間的聯合來自於機器強加給他們的聯繫。堅持勞動者與其它任何物品一樣都是一種商品的理論把集體行動當作維護個人道德身份的唯一途徑。工會就是一個有形的證據，證明人不是一種商品，而且人不能完全依靠自己。

工會的產生往往是以一個區域為基礎的，並且它的產生一般來說都沒有經過預先的計劃。工會沒有任何長期的計劃，長期的計劃往往是由人們打破一些不成文的規則而“引起”的，而這些規則在“師傅”和“學徒”之間的關係中發育成熟，相反工會只有一些短期的和具體的目標。在工會的早期，區域性工會都是一種自發的微型民主，它們脫離自己的經驗而建構出自己的治理機構。區域性工會的形式是不穩定的，它們的特徵也是易變的，它們的特徵還帶有一種平等主義的偏見。工會的最初成員由一些純樸的、勤奮工作的人組成，這些人幾乎都沒有從事過文字工作，他們用當地居民的方言撰寫他們自己的規則。這些會員通過選舉選出每一次會議的主席，並總是希望每一個會員都能輪流擔任秘書和委員會委員同時承擔相應的職責。他們每周或每月向自己的會員徵收少許分幣，以便向公務員提供基本的必需品，同時他們從自己的會員中找出一些誠實的同伴擔當財務員。這些公務員是沒有薪金的，他們完成一天的工廠工作後，還要在工會的崗位上繼續工作。1

在工會的早期，工會是一種實行直接民主的組織，但是隨著區域性工會的增多和在許多城市中從事相同行業的工人陸續被組織起來，一個代議制政府就產生了。這個政府是由從各個地區選舉出的代表組成的，隨後這些代表召開定期的政府會議。在早些時候，這種較大規模的組織例如區域性工會在形式上還是很不穩定的。這個政府中的公務員可能除了秘書和財務員以外都是沒有薪金的。這個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原因在於它缺少資金、充滿地域猜忌以及公務員缺乏相關的經驗。組織起來的工人會發展為經驗豐富的公務員，會開發出一個有執行力的徵稅制度，會制定出一套憲法性法律和工作規範，這些法律規範能把這個地區結合成一個有凝聚力的團體，然而實現上述理想卻需要花費一個很長的時間。許多已經形成的全國性工會不料竟會在區域性工會的頑強意志面前受挫，這些區域性工會拒絕或者害怕來自於中央組織的命令。回首以往的歲月，在我們的工業社會當中，無數這樣的微型民主出現了又消失了，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一些工會是因為內部的糾紛而衰亡的，一些工會是因為軟弱的領導力而衰亡的，一些工會是因為不斷變化的工業環境而衰亡的，一些工會是因為反對國家而衰亡的，還有一些工會是因為反對企業家而衰亡的。

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西歐、英國和美國的工聯主義歷史上，持續的或者只是零星的、多少帶有些突然的衝突始終遍及雇主與工會之間的各種關係。大多數勞資衝突都是區域性的和無計劃的，但是早期工會的民主形式卻淪落為持續不斷的衝突的犧牲品。在許多案例中，工會要麼被消滅，要麼勉強犧牲一些自我管理的權限，以便在一場與雇主的持久戰鬥中實現自己的要求。

只有不斷成長的領導人有能力施展他們的權威時，區域性的和更大規模的全國性的工會才能夠生存下來，即使他們採用獨裁和暴力的手段。在美國，暴力已經在許多衝突中發揮出十分重要的作用，這種衝突既包括工會與頑抗的工人之間的衝突，也包括雇主與工會之間的衝突。美國的雇主們有組織地、頻繁地使用暴力。他們在地區、州和聯邦的法律中都占有優勢。法庭對他們持友好的態度，因為法律遵循了一種共謀的理論，並且動用了針對勞動糾紛不斷頻發的法律禁令。此外，一些雇主雇用了平克頓私家偵探公司、伯恩斯私家偵探公司以及其他破壞罷工的團體，這些團體使組織罷工變得困難、昂貴和危險。規模更大的公司，例如鋼鐵公司，則雇用了一支私人警察力量用以對抗不斷成長壯大的工會。

在一些行業，特別是煤炭業和鋼鐵業，把工人組織起來的努力需要更多的暴力以至於這種努力攜帶了一種私人的但卻具有十字軍聖戰性質的熱情。如果正如一些人所抱怨的那樣，當前美國的全國性和國際性工會都是集權和獨裁的，那麼這種努力就會帶有聖戰性質的熱情，因為它們在武裝衝突中掌握著權力。這種衝突是長期的，也是劇烈的，因為美國的經驗強化了人們對極端個體主義的信奉。直到前天，行業的領導人最多確信工聯主義是一種應該被抵制的邪惡，因為它會帶來痛苦的後果。甚至在聯邦法偏袒工會的幾年後，美國的公眾輿論總有一天會和組織起來的勞動者敵對的希望仍然沒有破滅。不然我們怎麼能解釋通用汽車公司在1934年1月到1936年6月間花費“將近一百萬美元雇用私人偵探”用以阻止它的工人組織起來的事實呢？2同樣地，克萊斯勒公司支付給集團公司的附屬公司的資金在1933年超過了61600美元，在1934年超過了76000美元，在1935年超過了72000美元。3阻止工會組織的願望在汽車行業是十分強烈的，但是在其他行業中這種願望則更加強烈。

美國的歷史充滿了阻礙組織起來的勞動者壯大的企圖。對許多代美國人來說，這種現象的確是工業景象中的一部分內容，並且在全國勞動關係法案通過之後仍然持續存在。4拉·福萊特委員會的證詞表明，在美國共有二百個機構從事勞動間諜活動，它們招募了超過四萬的私人偵探，並投入了數十萬的美元。5肯塔基州的州長宣稱，哈蘭縣的煤炭經營者維持著恐怖的統治，他們控制著警察力量和州的政府機關，威脅著掌握真理的內閣官員，並且鎮壓自由的言論和自由的集會，而所有這一切努力都是為了阻止他們的礦場工人聯合起來。6為了能強有力地鎮壓組織起來的工人，一些鋼鐵公司甚至為它們的私人保安配備了防爆手槍、毒氣面具、各種炮彈和毒氣手榴彈。7

這些較近發生的事情只不過是對一種較早習慣的延續。一則有關1919年的鋼鐵業罷工的報道是這樣評論的：

    向州警察、州副警長和公司保安提出的控告都涉及到有關男人和女人的謀殺——一個人在他自己的院子中被殺害——以及成千上百個工人不同程度的傷害；成千上百個工人遭到棒打；人們在街上合法地和和平地辦事時遭到襲擊，犯人也在關他們的監獄中遭到襲擊；男人和女人遭到逮捕和監禁，他們在很長的時期內被關在監獄和警察局，而人們沒有採取任何挑釁的行為，甚至沒有對這些行徑提出明確的控告。……法律和政府部門的執法管理人員卻頻繁地向當地的公司經理人員妥協。8

鋼鐵業公司顛覆了政府部門並且控制了公共輿論，因為許多地方政府的行政人員同時也是鋼鐵業公司的雇員。這裡引用的證據只不過是歷史的一部分片段而已。整個歷史事實則是由無數卷國會聽證會的證詞、無數頁美國的新聞報紙、無數條美國法院的辯護狀、無數個小冊子和書本所記載的內容組成。雖然如此，光靠文字記錄還是不完整的，因為大部分歷史事實已經埋葬在無數工人所忍受的痛苦和辛酸中，這些工人分布在新英格蘭州的棉紡織廠、加利福尼亞州的果園、科羅拉多州的礦山和華盛頓州與俄勒岡州的森林中。在全美國境內，幾乎不可能存在這樣的工業區域，在那裡人們不能通過有關本工業區的特殊資料來說明工人長期遭受的悲慘經歷和時常在組織權利問題上發生的血腥衝突。

儘管工人有過許多次的失敗，但是工人建立組織的努力卻始終在進行著。就這種努力的性質而言，工人建立組織的努力必須繼續進行下去。人們通過共同的經歷團結起來並且組成一個社會，這是人們的共同願望，而這種願望必須找到一個得以實現的媒介。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媒介只能是工會。無助的個人處於孤立的狀態，他既不能維護尊嚴也不能享有安全，而當人們不可避免地結合成一個社會時，反抗和暴力最終都將會變成偶然的事件，在這個社會中人們能再一次發現自己是共同體的成員之一。否則，現代工會的全部歷史將會變成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確切地說是沒有任何道德意義的。而在目前現代工會的全部歷史仍然被人們解釋為是一種陰謀，正如工會的敵人經常解釋的那樣。但是，歷史的記錄一再地顯示，工會總是自發地、無組織地堅持了一個共同的目標，並且依靠了這樣一群人，這些人僅僅要求得到作為人所必須獲得的東西：作為社會成員的認同感、彼此受到約束的夥伴關係——人們為了獲得共同的解脫而組織起來，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夠獨自緩解沉重地壓在他們身上的苦難，事實上這個苦難也沉重地壓在整個社會身上。

自發的組織和對原子化的抵制是十分必要的，它們回應了那些否認在一起工作的人們是一個“社會”的規定和慣例。此外，工人苦難的歷史還證明了，在很久以前，當現代社會還沒有出現強大工會的身影時，“無組織的”工人所發動的突然罷工就已經預示了後來將要展開的主題。

    我閱讀過年代久遠的英格蘭資料，甚至是十八世紀的英格蘭資料，以此我推測工聯主義只是一種自發的感情和意識，即使任何一名工會會員都意識不到它，它也已經存在著了；即使沒有正式組織的存在，工聯主義的習俗和規範也能自發地形成。甚至當工會組織並不是十分強大、僅有鬆散的架構的時候，當只有少數工人加入工會並支付會費的時候，工人們也往往會認為自己的工作在某些方面處於非常緊密的社會關係之中，無論他們是否是工會的會員。9

在美國，相同的歷史過程可謂是自我重現了。工人零星的罷工已經持續了很多年，這足以證明一個具有共同習俗的社會是存在的。“在1797年以前，那些僅僅是工人們有所記錄的罷工也都是‘無組織的’，的確如此，事實上發生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之前的大多數罷工都是‘無組織的’。”10美國工會的歷史是由無數個工人起來罷工的事例所組成的，而這些罷工運動都是沒有組織的，沒有正式的領導，沒有基金，也沒有任何外部資源的支持。公元1850年，在馬賽諸塞州的福爾利西城（瀑布河城——譯者注），紡織工因為工資被剋扣而舉行了罷工，但是這場罷工“事先並沒有在工人們之間相互通告和協商”。11可以估計，在1936年以前的五十年裡，紡織業部門一共發生了六千次罷工，而這其中絕大多數的罷工都沒有經過正式工會組織的領導。12

上述的一些“自發性罷工”持續了數個月，吸引了全國範圍的關注，同時還伴隨著大量的暴力行為。類似的勞工暴動也發生在其他行業中——煤炭業、鋼鐵業、交通業、服裝業等等。事實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美國工聯主義的歷史就是一段“無組織的”、沒有得到支持的和不成功的罷工史。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罷工都在某個局部地區爆發，以本地鬥爭的方式解決，並且獨立於任何全國性或國際性的聯盟組織之外。

在英國，很久以前，當人們還沒有開始試圖把當地的工人互助會合併為具有凝聚力的組織時，當地的這些互助會就反覆地經歷過興起、衰落、再興起的過程了。第一個工人互助會是棉紡織工人互助會，它是在1792年在斯托克波特成立的，並且只是在1810年的時候才遭到有計劃的合併。13

直到南北戰爭結束以後，美國的全國性工會才得以成功地建立起來，並且在很多年內它們的會員數量仍然是稀少的。1860年12月，機械師和鐵匠在他們的例行會議上煽動了一個關於建立全國勞工聯盟的主張。1869年路易斯維爾的工會大會秘書長向美國和加拿大的工會組織寫了一封信，也建議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勞工聯盟。全國勞工聯盟的目標被設定為“最終廢除罷工和簽訂勞資協定”，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就瓦格納法令而言，用選舉代替罷工可能是最有意義的，它試圖促使“勞資協定”能夠在一個充分穩定的組織環境中訂立。我們必須一直牢記，偉大的鬥爭都是為爭取承認工會而進行的——也就是說，為了建立一個正式的、形式化的“社會”，在那裡法律法規和傳統習俗都有它們的一席之地，同時每一個成員都能在這個“社會”劇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如果不承認工會，就不會有正規化的、形式化的社會，也不會有公認的可以扮演的戲劇，更不會有對個人和社會承擔的責任，而個人與社會存在根本的和有機的聯繫。這就是爭取承認工人組織的鬥爭永無止境的原因，也是這一鬥爭之所以遭遇抵抗的原因。

這一鬥爭遭遇抵抗的原因是，工會社會趨向於變得包羅萬象，並且趨向於變成一種生活方式。隨著工會組織的建立，工會運動的本質屬性發生了變化，即使工人和雇主都沒有意識到這種變化，即使這種變化顯現出來還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隨著工會組織的建立，以及工會可以作為一個現存的組織融入到政治國家當中，工會就不再是最初那個進行鬥爭的工具了，而是轉變為一個“治理”的工具了，因為所有的組織都有它們特殊的職能範圍。在政治國家當中，工會代表的是它所在社會的要求，這個社會是由功能上團結起來的工人所組成的。

工會的治理方法是反覆不定的，也是自相矛盾的。從長遠來看，人們只能依靠耐心和折衷來協調這些方法，因為折衷是智慧的精髓和治理中的實用主義。但是，除非工會的權利一直存在並且它的功能幾乎不再是鬥爭或者懷疑，工會運動才能夠具有一種組織上的特徵。就像所有的組織一樣，工會組織最終也趨向於使自身被一個規模更大的共同體所容納，並且不僅僅對它自身承擔責任而且還要對整個共同體承擔責任。代表整個共同體的利益符合一個現存組織的本質屬性，甚至是在為它自己的要求說話時也要代表整個共同體的利益，然而組織對共同體的認同必須建立在組織贏得權利鬥爭的基礎之上。只有爭取組織認同的鬥爭勝利以後，一個組織才能發揮出自己應有的作用。如果工會不能履行對整個共同體的責任，那麼它就喪失了得以存在的理由，就不再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也不再扮演任何道德角色，並且最終將會解體。

從長遠來看，只有工會運動履行了所有的組織都承擔的責任，這些責任是多方面的，包括為它的會員服務，保護它的會員，並且把它的會員整合為一個共同體，工會運動才能作為一個獨特的社會而倖存下來，這個社會是依靠人們在功能上的團結而建立起來的。沒有一個組織具有生存價值，除非它認為自己能夠履行一種必要的對社會整體的道德責任，這種道德責任囊括了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和其它各種屬人的利益。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瓦格納法令才變得意義重大。瓦格納法令不僅促進了工會組織的建立，工人已經為這一目標奮鬥了許多年，而且該法令還減緩了一個以個體主義為本質特徵的現代社會的成長進程。經歷和時間將會教育和訓練工會運動，最終工會運動也將會產生出一套傳統習俗和不成文的法律，它們將會界定出工會運動的責任和工會運動的權利。

對工會組織的政策轉變在瓦格納法令中有所體現，但卻並沒有在羅斯福新政和大蕭條時期得到推行。在新政和大蕭條時期，主要是美國的工人構成發生了變化。南北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產生了龐大的移民群體，這使得把美國工人組織起來的努力變得相當困難。雇主們充分利用新來的移民擊退罷工運動並瓦解已經建立起來的工會。雇主利用無助的和不知情的移民來阻止工會的建立，這是鋼鐵業、紡織業和煤炭業的工會在歷史上不幸的一頁。

同樣地，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長期以來美國的工會運動限制移民的原因。來自國外的工人洪水般地壓制了美國的工會。但在一些特殊的事例中，外來移民已被證明，他們既不是容易駕馭的工人，也不是自願反抗工會的工具，這一點也是真實的。有無數的事例可以證明，外來移民為了工聯主義的成功加盟工會進而成長為工會的領導成員。薩繆爾·龔帕斯、西德尼·希爾曼、大衛·杜賓斯卡和菲利普·默里都是在國外出生的，他們僅僅是許多來自大洋彼岸的勞工領袖中幾個顯著的例子而已。

這只是歷史的一個方面。還有一些成功的實業家也是如此，例如推動美國工業圖景重構的安德魯·卡內基。像在1820年至1940年之間的其他三千八百萬移民一樣，卡內基也是一個外來移民，只不過他在新大陸淘到了自己的財富並且建立了自己的基業。

這兩方面明顯的例外只不過啟發了許多無名的人，這些人都曾經捲入過一個陌生的社會，在那裡成千上萬個無名的人都不知不覺地站在雇主的一邊，他們與把美國工人組織起來的企圖作鬥爭。14

歐洲的農民和隸屬於同一個工會的美國產業工人之間的差距，如果說不是更有研究價值的話，也同樣是值得我們關注的。他們兩者截然不同的經歷和觀念簡直是天各一方的兩個世界。一些歐洲國家試圖改變一個從農村地區新來的人的信仰，並賦予他一些對現代工廠中的工人來說很正常的心理和價值觀，這種努力既是令人莫名其妙的也是讓人悲痛欲絕的，在這一點上美國的工會會員幾乎難以企及。更為不同的是，美國除了存在農民和產業工人在習慣和態度上的差別，還存在由多種不同的且相互之間無法理解的語言所造成的特殊困難。15

1910年，外來移民在僱傭工人中所占的比例在煤礦廠是48.3%，在銅礦廠是65.4%，在鐵礦廠則是66.8%。在服裝廠，有超過70%的白人男性都是外來移民。在麵包廠、製革廠、毛紡和精紡廠、高爐廠和軋鋼廠，有超過50%的白人男性都是外來移民。在屠宰場、汽車和鐵道車間、釀酒廠、黃銅製造廠、地毯製造廠、絲織廠、橡膠廠以及街道、公路、下水道和橋梁等建築工地，在所有受僱的白人男性中外來移民所占的比例超過了40%。16

毫無疑問的是，由於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基礎產業工人都是新來的農民，他們又使用許多不同的語言，因而工會組織者就對充分實現工聯主義感到失望了。把出生在外國的工人轉換為高素質的美國工會會員的負擔有多麼重，這可以從文化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中看出來，美國的天主教則必須妥善處理文化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姓名地址錄（1947年1月1日）把亞美尼亞人、法國人、德國人、波蘭人、敘利亞人以及屬於其他國籍和教派的人編入大約2000個教區目錄當中。其他的資料也表明，至少有2855個教區向亞美尼亞、亞述、比利時、喀爾巴阡—俄羅斯、中國、克羅地亞、捷克、荷蘭、法國、德國、匈牙利、意大利、立陶宛、馬耳他、波蘭、葡萄牙、羅馬尼亞、俄羅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西班牙（墨西哥和波多黎各）、敘利亞以及烏克蘭血統的天主教徒提供服務。上述的大多數教區都屬於羅馬天主教教派。還有數百個教區屬於亞美尼亞、拜占庭、卡爾迪亞、馬龍教和東儀天主教的教派。在那些拜占庭教派中，烏克蘭主教區擁有138個烏克蘭教區和307065名教會會員。所謂的匹茲堡主教區擁有165個喀爾巴阡—俄羅斯教區、15個匈牙利教區和2個克羅地亞教區，共有大約285652名教會會員。如果這些數據都具有代表性，那麼屬於已知的非英語教區或國籍教區的天主教徒總數就超過了五百萬。另外五百萬教徒十有八九也屬於國籍教區，儘管後者並沒有像前者那樣被人鑑定。17

美國的外來移民使用了許許多多種語言，這個問題可以由以下一個事實進一步說明，這個事實是，在1948年7月底美國竟有九百七十三家報紙商使用四十種不同的語言發行報紙。18

這個事實說明了今天的情況。如果想詳細地說明上述問題，那麼1910年的史實將會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到了1936年，當瓦格納法令被美國政府頒布時，自移民潮以來的一代人已經去世了，伴隨他們而去的還有他們的多樣化語言和鄉村習慣，這些語言和習慣已經被1917年的移民法令和1921年的限額法令嚴厲地禁止了。到了1936年，大多數產業工人都是在美國出生的，並且受到了美國傳統習俗的薰陶。

那些把美國的工會力量不斷增強的原因歸罪於羅斯福新政和瓦格納法令的人，太過於重視政治因素對美國工會組織成長的影響了。羅斯福新政僅僅是加速了這一進程而已。它既沒有發起這一進程，也不可能阻礙這一進程。影響美國工會快速成長的因素包括以下內容，把外來移民的孩子轉為美國人，讓他們在公立學校接受教育，教會他們英語，賦予他們寶貴的美國遺產——自由獨立的精神和傳統的美國方法——對常見難題的討論進行民主地總結。不可避免的是，在工廠中相遇的受美國式培訓和教育的工人將會集中在一起，並且將會嘗試作為一個整體來應對他們的需求。這些工人把他們的個體主義、他們的雄心壯志和他們對發展和改善的願望帶進了工廠。工廠則把他們轉變成一個“社會”，同時賦予他們一種具有凝聚力的相互依靠感。在這裡，工人們運用從美國社會學到的習慣和技能，以及他們從夥伴、共濟會、棒球隊和扶輪社中獲得的經驗，來滿足現代工業強加給他們的要求。

比工會會員的數量增長更有意義的事情是，當前工會所包含的職業範圍和種類也在不斷地增長。在羅斯福新政以前，我們就有了演員工會和音樂家工會。現在，我們又有了由在大型公司工作的律師所組成的工會19，由職業舞蹈教師所組成的工會20，由工廠的保安所組成的工會，而且這些職工組建工會的權利已經得到最高法院的批准。21

如果上述事實仍然不足以顯現出時代的趨勢，那麼我們僅需要補充一個事實就夠了，那就是最近紐約股票交易所、場外證劵交易所和銀行的雇員們也已經組建了工會。他們給工會的使命增添了意義，這是因為他們代表了工會這個新“社會”的元素，而在已經組建工會的工廠中當代任何其他的經銷商和工頭都沒有資格代表這個新“社會”的元素，並且他們組建工會的權利也已經得到了美國最高法院的批准。22

到1948年，在美國的舞台上，複雜的社會力量已經促使大約一千五百萬的美國工人變成了工會會員，而在這個舞台上大蕭條、羅斯福新政和瓦格納法令僅僅是一些表面現象。在一個世紀的進程中，工會運動開始只是一種軟弱地表達新社會要求的努力，現在卻已經演變為一場偉大的運動。對致力於消滅這種合謀社會的人而言，這是一個意料之外的答案，對堅持邊沁所說的“共同體是一種虛假的結合”的人而言，這也是一個意料之外的答案。同樣，工會運動也回答了個體主義理論，該理論認為或許每個人都與生俱來一種奇特的素質，即每個人都處於一個競爭性的地位，其他人可以挑戰他的地位，正如亞當·斯密所指，“以物易物、物物交換”，這種奇特的素質把人同野獸區別開來。

有人承認工會在批判每一個人只代表他自己的個體主義理論時是孤立無援的，這種人的觀點是錯誤的。每個人只代表他自己的理論也會被其他人否定。個體主義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並不是自始自終都相信這個信條的。從開始的時候起，學術界就存在著一些反對者，並且歐洲與美國的政治學、哲學和法學一直存在著人道主義和同情憐憫的優良傳統，他們反抗推動社會原子化和個人孤立化的力量，但是這種反抗最初是無效的。在英國，人道主義和同情憐憫的傳統包括這樣一些姓名，如柯貝特、沙夫茨伯里、羅米麗、狄更斯、拜倫、科爾里奇、卡萊爾、羅斯金、查理斯·金斯利以及許多其他人。這種傳統也包括一些家喻戶曉的運動，例如基督教社會主義、互助會、消費合作社、機械學派、星期日學派和衛理公會教的禮拜。23

這些運動和許多類似的運動都是一個社會政治環境的組成部分，在1802年這個社會政治環境對十二歲以下的童工的勞動時間做出了限制，並且禁止童工從事夜間工作。1816年，運輸童工的行為被禁止了；1819年，九歲以下的兒童被禁止在工廠中工作。這種補救性的立法程序已經延續下來而未受干擾，並且這種補救性的立法程序還擴展到了全世界的工業國家。把個人置於法律的保護之中並通過執行最低保障制度來緩解工業化的影響是一個趨勢，國際勞工組織和羅斯福新政僅僅是這個趨勢的兩個表現而已。

然而，當我們把政府政策中的這些變化與工會運動的成長相比較時，前者的重要性就要略遜於後者了。因為工會挽救了工人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並且給予了工人一個扮演道德人的機會。現在，工人所需要的這個“社會”已經回來了。工人再一次成為了一個人，他不再是機器上的一個齒輪了，也不再是一隻將要被人丟棄和拋棄的“手”了。

工聯主義與烏托邦主義

儘管工會運動對現代世界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創造性影響，但是在知識分子當中工會運動卻幾乎找不到朋友，而那些宣稱自己是工會運動的朋友的知識分子們，過去是、現在也是工會運動最兇惡的敵人。未來的歷史學家將會反思最近兩個世紀所發生的一系列複雜的情況，他們將會對當時的知識分子拒絕承認工聯主義的重要性感到好奇，事實上工聯主義是重構工業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已經在尋求擺脫他們自己的社會，要麼是試圖把這個社會丟棄到一個它無法運作的形式當中，要麼是企圖破壞這個社會得以維繫的基礎，並且在一個新的基礎上重建這個社會。

古典經濟學家和他們的門徒屬於第一種類型；而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以及他們的各種派別都屬於第二種類型。上述兩者都否認工聯主義是一種具有創造性和持久性的社會力量，這種社會力量能重構經濟基礎並且能重新界定人在這一經濟基礎中的地位。古典經濟學家否定工會的意義，認為工會只會妨礙無限制的競爭，而這種競爭能給社會帶來有益的成果。對他們來說，要麼工會運動是無用的，因為它無法給工人們帶來任何的改善，要麼工會運動是有害的，因為在一個成熟的自由市場中它製造了人為的壟斷，帶來了更高的成本，並且對勞動者的自然流動造成了不必要的限制。古典經濟學家否認工會運動的必要性也即否認它的有效性，然而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卻否認工會運動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工會只是一種有利於他們實現自身革命理想的工具。上述這兩種流派都否認自己面臨著一個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轉型格局。古典經濟學家渴望達到一種消除任何障礙的自然和諧狀態。而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則渴望按照他們內心的要求重構社會，並以此達到他們所設想的獨特的社會和諧。如果工會運動不能被他們當作一種實現革命理想的工具來使用，那麼他們就會把工會運動看成一種反對的和阻礙的力量。

對經濟學家來說，工會的努力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正如麥卡洛克所說，“勞動者的雇主們是不可能隨意武斷地減少工資率的。”1工會的努力也是有害的，因為它們破壞了自然界的永恆法則。勞動者是不能改善他自己的狀況的，因為“對於任何違背自然界法則的行為，自然界都會通過一種明確的回應來維護自己的權威。膽敢把自己的私人意願同神的旨意對立起來的人是專橫的，他的生命受到了不可避免的懲罰；他的短暫繁華也消失了，並且他還遭受了長時間的痛苦和自取滅亡的處罰。”2

儘管經濟學家把工聯主義詆毀為一種無用的努力，但是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卻致力於領導工人的組織，並且把一種特殊的目標滲透在工人組織當中。否則，工會就會妨礙他們實現“革命”的理想和處於革命之後的社會和諧。在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一方與工聯主義者一方之間的差別是構成我們這個社會本質的一部分，這種差別是不可能被調和或消滅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是通過意識形態來運作的，他們尤其喜歡一些建構社會“和諧”的宏大計劃，而工會運動看起來卻沒有理性的基礎。工會運動缺乏一種理論上的根基。它沒有教條化的理論，它也無法對事物的產生和滅亡做出任何解釋。它本身與生活一樣是令人困惑的和自我更新的，並且它也是充滿內在矛盾的。它甚至沒有任何方向感。它的理論依據——假如它們能被人們這樣稱呼的話——是感情用事的和情緒化的。它呼籲提倡一些曾被革命家批判的價值觀，最糟糕的是它僅僅致力於瞬間提高工人的地位並改善工人的狀況。

共產主義者今天的懊惱和社會主義者昨天的懊惱都是因為工會缺乏邏輯和理性而引起的。由於工會缺乏一套簡單的理論，工會運動必定會喪失真理。在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看來，工聯主義者是一個叛逆的推動者，他的叛逆行為給我們的時代帶來了巨大的困擾：一場將要開創一個完美世界的革命，而這個世界是由完美的人組成的。因此，社會革命家選擇了破壞工會運動，或者試圖領導工會運動並且賦予它統一的思想，這些思想將會促使工會運動為革命家的目標服務。這些革命家將會利用工會運動，然後再削弱工會運動，正如共產主義者所做的那樣。

社會革命家拒絕承認工會運動代表了一個不斷變化的工業社會。他們無法了解到工會與經理人員之間的糾紛一直都是一種家庭糾紛。工會和企業的經理人員是共同發展的，也是互為依靠的，表現為同一個制度的兩個不同的方面。在現代工業中，工會是把工人們聯合在一起的必由之路，它使工人的角色在利益共同體中表現出來。工廠制度的命運同樣也是工人自己的命運。儘管雙方存在持久的爭吵和表面上的內鬥，但是工人為之爭鬥的事情只不過是一種屬於工人和雇主的共同所有權。從一開始，基本的行業紀律已經使得工人把彼此視為一個有組織的整體，並且把他們的工作和工廠也視為一個整體。要不然，一個半世紀以來持續不斷的意見不同現在早已在一個真空狀態中消失了，這當然是無稽之談。

工人和他們的雇主身處於同一個利益共同體之中。在行業和工人的共同影響下，每一份工會合同都得到了經理人員的承認和認可，這些成果不僅具有經濟的意義，而且還具有政治的、社會的、道德的和心理的意義。由於每一次參加集體談判的人員從未出現重複，因此社會本身也不再和從前一樣。未來的一切都將建立在當前較新的社會結構之上，而工會合同恰好是這種社會結構的表現形式。然而，對革命家而言，每一次的集體談判都是一次對他們所期望的政治劇變的背叛。革命家不把工會與經理人員之間的不一致和鬥爭看成是一種為補救性調整而進行的自然運動，因而也不把這種不一致和鬥爭看成是一種有益的事情，相反他們選擇通過徹底破壞孕育工人和雇主的社會來擺脫這些必不可少的衝突。革命家們相信，如果工人和雇主能從這些特殊的憤怒中解脫出來，那麼他們就會從所有的憤怒中解脫出來。可見，革命家們的選擇是擺脫這個真實的世界。

革命家內部也有不同的派別，他們之間的區別在於如何實現社會秩序的復歸，但是他們都同意革命的終極目標是建構一個憤怒和異議不再出現的世界。在實現革命理想的努力中，知識分子重新解釋了人類的本質，也重新解釋了得以保持人類本質的社會制度。烏托邦主義的思想，不管它是來自古典經濟學家，來自社會主義者，來自工團主義者，來自共產主義者，還是來自無政府主義者，都一致反對一些較為古老的觀點，這些觀點的內容涉及一個有凝聚力的社會和人在這個社會中的地位。比如，經濟學家倡導的完全競爭觀點反對有凝聚力的社會，就像共產主義者提倡通過革命達到無階級社會的觀點一樣。他們兩者都曲解了人類的本質並且否定了社會生活，因為他們都否認人是社會中的一名成員。

在這一點上，工聯主義與烏托邦主義或者“科學”社會主義之間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工聯主義者以較為古老的價值觀為生，這些價值觀來源於社會中的成員關係。他們以正義和自由這兩個較為古老的概念為名義來進行抗爭。但是，對於革命家來說，恢復舊價值觀或改良新價值觀的努力則是阻擾和妨礙他們的。他們對人們現在就承認由工會建構的社會感到極其可恨。在他們看來，工會的領導人是一個“卑鄙的資本家”，是一個“誤導者”，而且還是一個“叛徒”。3工會擋在革命的道路前，阻塞了通往人間天堂的陽光大道。

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一直以來都認為他們自己優於工聯主義者，他們所構想的政黨既站在上級工會的立場之外又遵照上級工會的指令行事。他們想要領導和推動工人運動，並且想把一種階級覺悟和意志灌輸給無組織的工人，以便用這種階級覺悟和意志實現革命家的理想。他們非常明確他們的目標，非常確信這些目標的不可避免性，以至於反對他們介入干預的工人領袖都受到了他們的譴責，並被他們看成是工人階級的敵人。革命家是工人階級唯一的代言人，這只是一個幻覺，而一種自發的催眠術正好用這個幻覺迷惑了這些革命家。事實上，他們已經取代了古代彌賽亞的角色，帶領人民衝出山谷勇攀高峰，並且向人民展現這個世界而非下一個世界的輝煌景觀，即使人民不願意看到這種輝煌的景觀。畢竟，那只是一件小事而已。人民群眾將會被革命家們說服和鼓動，他們將會看到光明，儘管他們不願意看到這種光明。列寧質問道，“在什麼地方能體現出社會民主黨的角色呢？如果不在人的‘精神’中，……發起一場強大的運動來推進社會民主黨的綱領。”4

共產主義者會通過創建一個鐵的政黨來發動工人階級參加革命。“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一股最可怕的力量。如果沒有一個鐵的政黨，……成功是根本不可能的。”5因此，在俄羅斯，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階級運動是所有革命運動的模式和共產黨的目標，“如果沒有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命令和指示，任何一個重要的政治或組織問題都不能由共和國內任何一個國家機關做出決斷。”6

工會必須接受黨的領導，因為“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趨勢不是提高工資的平均水平而是降低工資的平均水平。”7工會是一種誤入歧途的和沒有用的力量，因為“它們正在與結果鬥爭，而不是與引發這些結果的原因鬥爭。……它們只是運用了一些減輕劑來緩解疾病，而不是徹底根治疾病。”8工會必須以一個更大的目標為指向。“因此，它們不應該排斥一切只熱衷於那些不可避免的游擊戰。……而應該把革命的口號寫在它們的旗幟上：‘廢除工資制度’。”9不論何時，馬克思只要一談到工會，這一主題就貫穿在他的作品中。

在國際工人協會的決議中，我們也發現了與此相同的思想。“為了實現工人階級徹底解放的偉大理想，工會現在必須學會如何自覺地擔當起組織工人階級的重要使命。”工人組織的主要目標必定是奪取革命的最終勝利，這是因為“工人階級要麼是革命的力量，要麼什麼都不是。”10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與馬克思持同樣的觀點。工會自身的力量不足以實現革命的目標。“還有一些事情比工會和破壞統治階級權力的罷工更為必要。”11公元1879年，恩格斯批判了英國的工會運動，因為英國的工會運動只把它的精力投入在“為提高工資和縮短工作時間的罷工中，……這就是它的最終目標。”12對這種專心於實用和短期目標的治療辦法是，“到勞苦大眾中去工作，勞苦大眾仍然具有相當大的可塑性，在他們當中組織一支中堅力量。……當即將崩潰的現存‘秩序’發生崩潰時，……這支力量將會取代現有的領導階層。”13這就是恩格斯為勞動騎士團開出的藥方，“從內部動搖並破壞”和奪取領導地位的思想已經被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所運用，無論他們在什麼地方。現今，他們仍然是這樣做的。只有通過選舉把工會接收過來，並且使其服務於事先預定好的目標，工會才是重要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是這樣一些人，“他們的想法在理論上是清晰的”，他們能解釋並提出一個有力的論斷，即每一場運動都必定會失敗或走入歧途，除非它一如既往地堅持“廢除工資制度”。14因此，注意到工會是“從內部被徹底改造”的事實是那些擁有科學信仰的人的職責所在。15

列寧繼承了上述這些思想，並且把這些思想詳細地闡述為一種工作方法。列寧撰寫了很多文章證明自己的工作哲學，他認為工會有滋生資產階級思想的危險，因而工會可能會演變成革命的障礙物。他通過援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語來為自己的主張披上合法性和正統性的外衣。16

由於列寧獲得了太多的來自偉大先知們（指馬克思和恩格斯——譯者注）的佐證，他在表達自己的主張時表現出了一種盲目的自信。在1900年，他曾提到：“如果沒有社會民主黨的領導，工人運動就會變得微不足道，就會不可避免地變得資產階級化；如果只進行經濟鬥爭，工人階級就會失去它的政治獨立性；它就會變成其他資產階級政黨的尾巴，並且朝著偉大標語的相反方向運動，這個標語是：‘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依靠工人階級自己’。”17

當然，這僅僅是革命家必須預防的事情。工人階級則必須想盡一切辦法使自身免於“從社會民主主義淪落為工聯主義”。因為工會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種明確的去政治化傾向”，所以“教育和引導工會”就成為無產階級政黨的一個比較重要的任務。18這種教育只有一個目的：使工會運動服從於共產黨的領導。只有通過領導工會，共產黨才能實現它的奮鬥目標。這一點在俄國已經做到了，如果共產主義運動繼續蔓延下去，那麼共產黨領導工會的做法就將在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國家出現。19

可見，共產主義者已經遵循著他們偉大導師的靈感，總結提煉出了一個符合邏輯的結論：領導、利用並削弱工會運動。工人的組織可能無法提出讓共產主義者必須重視的目標，除非它們提出的目標與共產黨的政治和革命目標相適應。除此以外，工會運動只是一種誤導工人階級的努力，這種努力會把工人階級引向一個“資產階級化”的方向。當然，對於共產主義者來說，工會運動也是極其危險的、起到阻礙作用的，因為他們也有拯救工人階級的計劃，即便他們的做法違背了工人階級的意願。

共產主義者明確否定了工聯主義的意義，他們只把工會當作一個工具來使用，這種做法在所有的社會革命運動中都是適用的。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相似，也有一個超越工聯主義的理想，工會對他們來說只能是實現未來理想圖景的工具而已。根據卡爾·考茨基的觀點，工會的重要性僅僅在於它們領導了社會革命。工會的重要性就在於“它們是一種戰鬥性的組織，而不是促進社會和平的組織”。這一論斷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到目前為止工會已經充分顯示“它們最多只是一種令雇主們討厭的事物”。20

社會主義者，無論他們是多麼地調和與保守，都不可能擺脫他們優越的使命感和洞察力。莫里斯·希爾葵謹慎地宣稱，“社會主義者與工聯主義者之間的唯一區別……是……前者很明確自己要實現的最終目標[資本主義的滅亡]……而後者並不是這樣。”21丹尼爾·德·雷恩則更加直截了當地斷言社會主義者具有更為出色的智慧和洞察力。他認為，“被稱為工會的事物充當的只是社會主義運動的障礙。”22短期的要求也許只是一個陷阱，除非這些要求能接受如下的檢驗：“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步驟與最終的目標是相符合的嗎？”否則，它只能是“一個陷阱和災難”。因此，使工會運動具備“正確的知識”是那些擁有最高理想的人義不容辭的責任。23

正如人們能看到的那樣，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動機是相同的。在他們看來，工會僅僅只是一種工具而已，這種工具是由那些知道真理和前途的人來塑造的，而工會會員也只能接受那些知道真理和前途的人的灌輸與教導。許多年以來，在丹尼爾·德·雷恩與薩繆爾·龔帕斯之間發生的激烈爭論都是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的。對龔帕斯而言，工會運動是行使工會自身權利的一種機制；對德·雷恩而言，正如對所有其他的激進分子而言，工會運動要麼是實現他們所期待的更遠大目標的手段，要麼則什麼都不是。如果工會運動不能按照社會主義者所期望的道路前進，那麼它只能是一個“陷阱”。

當尤金·德布斯成為一名社會主義的皈依者時，他也是持一個類似的觀點。工會運動應該受到一個更遠大的目標的影響。工人運動意味著“它的目標要遠遠高於微不足道的工資增長。……它更高的目標應該是推翻整個資本主義制度……。”24

工團主義者一開始也是持馬克思的觀點25，他們使工會發揮出自己獨特的作用。同樣地，他們也會引導工會朝著他們所設定的方向前進。權力分散的工會將會繼承國家的權力，而不是繼承國家的罪惡。開創未來的總罷工不僅將會摧毀資本主義制度，而且將會賦予工人們一種神秘的責任感、純潔感和美德感，而這種責任感、純潔感和美德感將會永遠放射出萬丈光芒。天堂將會在社會巨變之後出現，並且將會永遠保持完美無疵的狀態。

作為一個利益共同體，工會陷入了一個錯綜複雜的工業社會之中，它拼命地鬥爭使自身適應於來自日常生活的不斷變化的壓力，並且適應於來自人和共同體的不斷變化的需要，甚至在工團主義者當中工會也不是令人滿意的。對於工團主義者而言，工會的作用只有在未來才能得到充分發揮。工會目前的任務就是為社會巨變之後的日子做準備而已。

無政府主義者也陷入了同樣的理論體系之中，他們對工會做出的反應與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的反應是何其相似啊，他們的代表人物是巴枯寧。在巴枯寧看來，工人們和他們的組織都應該接受改造和引導。罷工是很重要的，因為它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衝突的開端”，並且加深了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罷工算是一場戰爭，只有在爆發戰爭的時候，群眾才能自發地組織起來。”於是，“倘若優秀的領袖是存在於人間的，那麼憤怒的群眾就會像熔化了的金屬一樣，被傾倒並熔化在一個固態的塊狀體之中，這些熔化了的金屬要比冷卻的金屬更容易成型。”誰能夠成為比無政府主義者還要優秀的領袖呢？無政府主義者的目標與其他所有革命家的目標是一樣的：讓工人和工會組織準備“一場我們現在能夠預見的可怕的社會革命”。26社會巨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其他的事情則都會迎刃而解。與工團主義者一樣，巴枯寧也極其相信未來。當下他要做的事只是破壞，而他的工具、他唯一的工具就是工會。

在工會運動方面，革命家們的立場在本質上都是相同的，無論他們之間的意識形態差別有多大。對他們而言，只要把詞語“共產主義者”改寫為“社會主義者”、“工團主義者”或者甚至是“無政府主義者”，下述這個論斷就肯定是成立的：“如果工會是一個群眾性組織，那麼參加工會就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義不容辭的責任，即使這個工會是一個極其反動的工會。只有在工會和工廠中進行經常和持久的工作，從而為工人的利益提供堅定而有力的保護，並且與改良主義的官僚進行無情的鬥爭，共產黨才有可能贏得工人運動的領導權並且把組織起來的產業工人爭取到自己的陣營中。”27

總之，“空想主義者們”無論屬於何種類別，他們從內心深處都沒有意識到工會運動自身的重要性。他們都堅持干預工會運動，以便促進他們所特有的目標的實現，這些目標反映出他們對社會本質和人的本質的價值判斷。他們都不認同工聯主義能夠勝任把工人組織起來的使命。工人組織工會的具體理由在他們看來都是不重要的、臨時性的、甚至是有害的。如果工人階級只致力於提高工資、改善勞動環境、縮短勞動時間和爭取在工廠中的身份與地位，那麼工人階級就將習得一種“商業思維”，而且對革命家一方來說工人階級將變得更加難以駕馭和馴化。

所有的革命家都不願意生活在當下這個世界。通過促成一場社會巨變把現存的世界摧毀之後，他們勢必會著眼於遙遠的來世。千禧年主義一直以來都是真實存在的。革命家們會有他們無法實現的目標——和平，這是因為和平意味著沒有改變，沒有運動，沒有摩擦，也沒有熱情。革命家們從來都不理解，組建工會將會使整個社會在工會的運作下得到明顯的改善。工會並不是一種對抗社會的工具；相反，它是組成社會的另外一種方式，它不僅組織社會的勞動，而且還構造所有其他的社會形式。

當工會運動發生的時候，政治、經濟、家庭、道德、人們的身份地位、動機和目的、維繫生存的手段都會隨之而改變。正是由於工會只專注於這些細節的原因，工會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社會本身。把工人組織起來並非簡單地表現為一場經濟運動、政治運動或社會運動。它甚至超越了經濟運動、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的總和；它實質是以另外一種模式重構了整個社會。

然而，在一名革命家看來，工會似乎沒有一點重要性可言，這是因為工會太專注於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並且從事於一些妥協讓步的活動。革命家所關心的是一個遠大的計劃，試圖建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一個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社會”、“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致力於一個總體性的計劃會使革命家把工聯主義輕蔑地看成是一些沒有重要意義的事物，除非他能讓工會運動服從於他的遠大目標，這是很自然的事情。革命家不可能承認工會的地位，因為承認工會的地位就意味著承認社會結構的複雜性，自然也將挫敗按照他內心的意願來構造世界的任何企圖。

因此，工會運動一直以來都沒有什麼朋友。除了工聯主義者以外，每一個人似乎都知道工會應該朝向何處發展。而工聯主義者自己卻不善於表達工會運動的發展方向。工聯主義者的優勢在於，有一件事情是他絕不可能退讓的：他的短期目標，因為這是他唯一關注的事情。如果他在這件事情上做出讓步，那麼他也就否定了他自己的事業。正如一個虔誠的教徒，無論他屬於何種教派，或者是一個精明的生意人，工聯主義者決不會認同這樣一些觀點，即接受外部力量的領導是正確的，或外部力量能真實地了解工聯主義者，或工會運動絕不可能克服它自身的缺陷。工聯主義者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力量生存下來，不得不抵制外部力量的企圖，不管這些外部力量是想擾亂工會組織還是想控制工會組織。

在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希爾葵、德·雷恩、宋雷爾、列寧、巴枯寧和其他一些人看來，革命是一個偉大的目標，所有的事情都必須從屬於這個目標。在他們看來，工人們總是關注於一些短期的、特定的、局部的、切實的事情——縮短勞動時間、提高工資、在工廠中獲得更多的自由——而這些事情都是帶有欺騙性質的。這些“經濟曝光”僅僅是“資產階級政治”的一個側面而已。理性的領導者和思想家的使命應該是“領導並走在自發性運動的前面”，因為對理性的領導者和思想家而言，目標比手段要更為重要，反之對工會而言，工會經常在瑣碎的事務上達成妥協，這些事務來源於一個複雜的工業社會，但這種妥協是工會得以存在的本質體現。

到現在為止，在工會問題上的爭論已經持續了一百五十年並且仍將繼續爭論下去。經濟學家會和工人組織達成和解，但他們的行動一直都是滯後的，而且只是半心半意的。很少會有職業的經濟學家願意在經濟領域認可工聯主義，他們不認為工會對工業產量的增加有積極作用，也不認為工會對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積極作用。從認為工人組織是一種對經濟發展起到阻礙和干擾作用的力量，到認為工人組織是一種對經濟發展起到有益和建設性作用的力量，這一思想觀念的轉變並不是那麼容易的。最起碼，工人組織必須具備以下三個條件：⑴保護工人免遭資本家的剝削；⑵通過提高工人的購買力來促進批量生產的發展；⑶增強機器大工業的生產效率，從而應對工業成本過高的挑戰。

那些認為工聯主義能在社會和政治領域發揮作用的經濟學家如今已經被證明是極其友善的了。這些經濟學家試圖維護他們的自由企業理論“模型”，並且使他們自己適應於這樣一種觀點，即一個競爭激烈的經濟體是以大企業集團為基礎的，而不是以個體企業為基礎的。28

與此同時，共產主義者確保控制工會的鬥爭也已經變得越來越激烈並且受到越來越多的責罵，因為隨著有組織的工人力量不斷增大，工會涉及的利益關係也相應地擴大了，如果工會運動受到共產主義者的牢固控制，那麼革命的願望就會更加迫切地凸顯出來。然而，共產主義者並沒有徹底控制工會運動，除了一些先前他們就已經實現政治統治的國家之外。甚至在法國和意大利這樣的國家，雖然工會運動長期以來都受到政治的操縱，但是共產主義者仍然無法實現他們的目標，即便他們付出了艱辛的努力。提出其它主張的人也質疑共產主義者關於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主張——包括社會主義者、工團主義者和天主教工會。此外，還存在一個下層社會，它以“純粹與簡單”的工聯主義自居，它站在自身的立場上反對政客們的任何奉承與誘騙。

在許多充分發展的工業化國家中，例如英國和美國，通過政黨來控制工會的方法已經起不到任何作用了，這並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事實確實如此，甚至於在今天的英國，儘管工黨是當權的執政黨，但人們卻可以說是工會控制著工黨，而不是工黨控制著工會。工黨雖然竭力拉攏工會的領導人為它自己的計劃服務，但是它並不能使工會按照它規定的路線行進，相反它的生存還要取決於工人組織的容許。

歷史記錄顯示，理性的改革家和革命家總是大吵大嚷地批判我們這個發展中的工業社會具有罪惡的一面，但他們幾乎都沒有意識到，由工人階級建立起來的看似不起眼的工會在捍衛工人階級的利益方面具有重要意義。他們沒有看到，工會是在現代社會中自然發育、成長起來的，工會在重構一個新“社會”的過程中發揮了必不可少的、合情合理的作用，在這個新“社會”中工人能夠重新獲得他作為一個人的尊嚴，並且能夠再一次成為一名有道德修養的人。 

契約對身份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工聯主義已經迫使我們整個工業社會發生了結構性的變遷。世界各地都表現出了這種結構性變遷的總特徵。儘管不同的國家和區域有著鮮明的差異性，但是結構性變遷的特徵卻是它們的共同點，這種特徵在各個地區都很明顯。一種新型的勞動關係模式現在已經誕生了，並且它獲得了整個工業世界的認可，正如公司制度、托拉斯制度和卡特爾制度也被整個工業世界認可一樣。

隨著工業社會的結構性變遷，集體協商和談判已經成為一種處理勞資關係的主要方法，用於調停勞動者與管理者之間發生的日常糾紛。然而，人們卻反覆地發問：集體協商和談判是否能與以下這些議題和諧共存呢？這些議題包括保護消費者的利益，維持“充分就業”，提高產品數量，推動技術的持續發展，縮小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之間周期性交替的趨勢，保障工作的安全性以及保護個人的自由免遭踐踏，因為個人自由對於一個民主的生活方式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所有這些議題都是我們這個時代要實現的基本目標，都可以歸結為一個總方向，那就是個體工人要求實現“經濟安全”。

集體協商和談判的發展結果必然如此，因為正如韋伯所說，“集體協商和談判……在它的最高發展階段暗含著一種強制性的工聯主義。”1而這種強制性工聯主義的表現形式就是確保工會的安全，1945年“在受到集體協議保護的工人當中，有大約77%的工人也同時受到了包含有工會保障條款的協議保護。”2工會的安全必須得到保障，因為如果工會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那麼“工會就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即作為一支在集體談判中代表工人利益的有生力量。”3如果工人們可以選擇的話，工人們肯定會以壓倒性的數量優勢選擇工會的安全。在只雇用工會會員的工廠舉行的一萬次選舉當中，“98%的選舉……都是以工會的勝利而告終”4，而只雇用工會會員的工廠正是確保工會安全的最初形式。有效的集體協商和談判表明，工會的會員資格已經成為工人獲得工作的前提條件。寫入集體協議中的各種類型的工會安全條款，包括只雇用工會會員的工廠、工會會員資格保留條款以及工會的招聘大廳，都無法改變上述論斷的精神實質。總之，目前正在發生的事實是，“工作控制權正在從雇主的手中轉向工會的手中。”5

只要工會有能力限制住准許入會的工人數量，並且堅持把會員資格作為工人謀取或保留一份工作的前提條件，工會就能夠控制住整個行業的工人。根據普通法的規定，美國的法院是支持工會擁有拒絕接納新會員的權利的，它的理由是工會組織是一個自願性的團體。6但是，工會組織也是一個擁有強制性權力的自願性團體，工會的強制性權力既可以控制雇主也可以控制工人。事實上，工會組織還是一個秘密的立法機關，它所制定的法律法規可以影響到數百萬人的生活和數千家企業的經營活動。美國現有的超過五萬份的集體協議都能夠證明這一點。簽訂這些協議的工會組織都可以對工會會員的行為施加影響，這種影響可以及時限定會員的日常生活範圍，也可以重新界定會員的特權，而會員在法律面前仍然是人人平等的。在沒有目標或計劃指引的條件下，工會運動正在把工人們整合到一個社會共同體當中，在那裡工會建立了一系列不同的社會秩序。工會運動正在恢復和重構一個以身份為基礎的社會，並且正在摧毀一個在我們這個時代眾所周知的社會——以契約為基礎的社會。7

如果說工會中的會員資格在本質上是一種工作機會，如果每一個工會都有自己制定的准入資格、學徒身份、應得權益、會費、晉升、工資、退休基金和社會福利等方面的規則，如果每一個工會在實際上都變成了社會共同體中一種變相的秩序，使自己的會員具有隻有在自己內部才可以分享到的權利和豁免權，那麼會員們就會發現，一個人要想離開他的工會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對這種擅離職守的懲罰是很嚴厲的。這些懲罰包括失去工作，在同一行業內不得獲得其它的僱傭、失去資歷和可能的晉升、放棄積累起來的退休、傷病和養老福利。一種新型的權利和紀律機構現在已經誕生了，它徹底改變了一個自由社會的本質屬性。因為工會這個談判機構可以用發薪水時扣除工會會費的方式，不經過工人的同意就從他那裡收取會費（工會自己的徵稅方式），並且還能促使工會保障條款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工人最終會加入工會組織，成為一名工會會員。隨著這些全行業協議的擴展，我們正在創造出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在這個社會形態中身份而非契約是統治的規則。

在理論上，這種會員身份是自願承認的。但是在現實中，不承認這種“自願性”身份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遭受社會的懲罰。現今，這種強制性的成員資格存在於絕大多數的行業、工作和職業當中，從理髮師到鋼鐵工人，從音樂師到飛行員，從合唱隊的女隊員到海員。強制性的成員資格已把技能型工作和非技能型工作、職業工作和學徒工作、小規模工廠和大規模工廠、高度機械化行業和半機械化行業都包括在內並且使其成為自身的組成部分，而這種身份化的運動並沒有出現立即停止的前景。如果說工聯主義的歷史能夠證明某個事實，那麼這個事實就是：當前，限制性立法或其它的反對措施不可能使工會運動停止下來，這些措施都已經被證明是無效的，因為工會運動是新生的事物。

值得注意的是，身份化運動的發展現今已經被證明是合法、合理的，而且它還捍衛了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名義。但工會所宣稱的自由、平等和公正帶有一種功能性的而非政治性的或公民性的意義。個體工人要求實現“經濟安全”的努力會帶來一個具有長遠意義的、無法預料的副產品，即以較為古老的“等級”秩序為基礎逐漸重構我們的工業社會。工業革命摧毀了一個較為古老的社會體系，在這個社會體系中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社會”身份和地位，同時每一個人也都能實現他作為一個人的角色。工業革命逐漸分解了這個“社會”，並且剝奪了每一個人的傳統責任和義務。但是，社會團體的成員資格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必需的，當工人們在工廠中聚集起來的時候，它以一種新的形式再次出現了。工廠是工人們工作的共同環境，在這裡昨天還是互不相識的人今天就成為了工作夥伴。遵循工會運動的結構和影響而形成的新社會是對工廠制度所確立的組織關係的必要銜接。曾經摧毀身份社會的工業主義現在已經恢復和重構了一個新的身份社會。在西方世界，上一個一百五十年是人學史上一個奇怪的插曲，在一段時期內人是“自由的”，他從一個古老的團體中解放出來，而在此之後他又日趨重新加入另一個社會團體。如果說我對這個插曲有什麼看法，那就是現在正在形成的“等級”制度是工業革命的必然趨勢和邏輯結果。

工會運動的發展過程是令人捉摸不透的，因為像每個“社會”一樣，工會也提出了太多的目標。工會的章程和規則可以被人看作是工會有意識目標的正式化身，但是工會的聯合行動也帶來了意料之外的副產品。正如生活本身，工會也有創造性的特徵，並且它所帶來的後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無法預知的。工會為實現自己的統治而制定的規則就像國內法，同樣適用於所有的工會組織，它們對於工會的生存來說也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這些成文的規則只是工會管理規範的正式組成部分；此外還有不成文的規則、群體的習慣和由日常經驗創造的在特殊環境中運用的慣例。這種不成文的規則只能被人們的感覺含糊地界定，只要整個群體的人都認為這條規則既正確又合理即可。會員與非會員之間的差異包括忠誠度、價值觀、權利、責任、特權和豁免權、寬容心和期望值，這些差異使不成文的規則讓人能夠感覺得出來，並且促進了以工會章程為表現形式的成文規則的實施。每一家工會組織都提出了自己的口號和象徵符號，以便彰顯它自身的特殊性和認同感。正是這種模糊而又極為傳統的標識界定了工會的特徵並確保了工會的存在。如果工會僅僅依靠它的章程和規則生存，那麼它的生命力就不會旺盛，它的生命也是不安而短暫的。工會的組織凝聚力才真正把它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賦予給它。

除了工會自己的內部規範，包括成文的規則和不成文的規則，工會還制定處理工會與企業關係的外部規範。無論企業是否簽訂過一份集體協議，企業內部都有一個沒有明確定義的“法律”實體，它界定了工人與經理人員之間的關係。即便那裡不存在一個正式的工會組織這也是事實，因為工人團體早在工會組織建立之前就已經存在了，而工人團體的存在則意味著一個半自覺的、承認一半權利和責任的實體的存在。在工會產生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一條不成文的原則就已經觸及了勞動者與管理者的關係。根據這條原則，工人唯一可以選擇的鬥爭策略就是擾亂和解散。工會的出現只不過是把現存的工人團體正式化而已。

當工會與工廠管理層簽訂了一份集體協議時，他們雙方就為執行和發展所謂的“工業判例”提供了一種工具。但是，這種“工業判例”從工人們依據工廠的公共紀律第一次結合成一個團體以後就一直存在了。因此，集體協議只是過去已經存在的慣例和特權的具體化身。

集體協議起初並不是一種實現工業和平的工具。它的作用僅僅在於把產生勞資衝突的議題置於一個公認的“習慣法”程序之中。它的目的並不是追求工業寧靜；這個目的是不可能達到的。它的目的是建立一種勞資雙方所公認的規則來處理不可避免的勞資衝突。它的目標——唯一可能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套規則體系，這套規則體系有利於和平解決勞資糾紛的延續，而勞資糾紛在任何一家企業每天都會出現一千次。它的目標是通過把勞資衝突限制在一個由勞資雙方共同簽署的“習慣法”體內，從而使得罷工行為不再成為必要。

因此，集體協議變成了一種工具，使勞資雙方公認的規則適應於不斷變化的現實需要。然而，隨著這些規則的適用範圍不斷推廣，由契約統治人的生活的領域逐漸縮小了，由身份統治人的生活的領域則逐漸擴大了。集體協商和談判是實現這一巨大社會轉型的良性工具，而工會—管理層協議則是這個新社會中不斷成熟的“法律”。集體勞動協議以其自身存在的方式否定了過去使用的自由勞動者概念。集體協議是身份社會的構造物質，而工會正在利用集體協議一點一點地建構一個身份社會。即使身份社會這個大廈現在還沒有完成，它的工程也是進展順利的，它的宏大框架也已經展現出來了。集體協議記錄了由管理者和勞動者共同創造出來的遊戲規則。勞資博弈的遊戲始終未變，但是遊戲規則卻一直呈幾何倍數增加，它所囊括的內容也更廣泛了，因為每一份集體協議都是建立在過往的基礎之上的。昨天看起來是新鮮的規則，今天就變成順理成章的事情，新的規則只前進至工會到目前為止占領的陣地。處理工人與雇主關係的“工業判例”正在不斷向外推廣，也必須向外推廣，因為有越來越多的人被迫依賴工資來維持他們的全部生活和所有安全。

如果說代表工聯主義的離心力量使工聯主義成為必要和可能，那麼工會所要建構的身份社會和福利國家所要建構的計劃社會也都是根源於這種離心力量。在過去那個無助和恐慌的時期，人們對貨幣工資依賴性的不斷增強已經使自身越來越依附於某個外部機構。只要人們能以自己創造的實際收入來擔負起他們更多的生活所需，貨幣工資的不確定性就能夠被人們所忍受。當然，社會有能力也的確提供給人們衣食住行的最低需求保障，並在人生病和年老時給予人關懷、在人的嬰兒和兒童期給予人關愛、在人死亡和災難降臨時給予人關照。但是，使人們獲得一份實際收入仍然是也必須是一個家庭或一個社區的努力方向。家庭亦或社區還需要扮演一個自然的社會保障機構，以保障孤兒、老年人和病殘人的生活。當人們越是依賴於一份實際收入時，家庭和社區所發揮的作用也就越大。而當人們越是依賴於一份貨幣工資時，家庭成員和社區成員的個體化、平等化和孤立化也就越徹底。

當歷史邁入我們這個城市化的工業社會，當貨幣工資已經代表大多數人的唯一收入時，貨幣工資帶給人們的就不僅僅是徹底的獨立和孤立，而且還包括每個人在他生命的某個時刻對人世滄桑和自我需求的徹底無奈。貨幣收入徹底取代其它所有收入的事實使自由主義和個體主義成為可能，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摧毀了大家庭和教會社區。現今，自由而又無助的個人只能要麼向工會尋求依靠要麼向國家尋求依靠，因為一個人孩童時期、守寡時期、年老時期和傷殘病弱時期的生活需要既無法由家庭來滿足也無法由教區來滿足。事實上，家庭和教區作為有效的社會保障機構的功能已經完全喪失了，人們需要別的機構來接替它們。在默認的情況下，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由工會和它的主要競爭對手——國家出面，來滿足無依無靠的人所提出的各種要求。公共和私人慈善機構不能起到作用，因為它們只是滿足了一個人的部分生活需求，而這個人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要靠一個經濟體來養活，在這個經濟體中實際收入是他日常生活的基礎。在這種情況下，“不安全”只是一部分人的狀態，主要影響的是那些由於某種原因而失去寶貴的大家庭或教區會員資格的人。絕大多數人並沒有“跌落”到接受施捨的地步。兒童和老人都能在家中或在教區中得到照顧，因為那個時候家庭和教區都還存在。而當貨幣工資成為生活的唯一來源以後，家庭和教區就都解體了。由於貨幣工資具有不穩定的特點，還由於不包括失業者在內的兒童、無人依靠的寡婦、病人和老人都沒有能力獲得一份貨幣工資，不安全的狀態就在人群中瞬間普遍化了。所有的男女都從嬰兒開始逐漸長大，現在越來越多的男女卻在年老和無助的時候草草結束了他們的生命，因為他們喪失了掙得一份貨幣工資的能力。

福利國家是針對這種緊迫狀況的現實回應。作為一種新的政策，福利國家現在已經成為公眾的焦點，因為個人的不安全狀態已經在一個越來越大的範圍內普及。很久以前，工會就意識到了這種危險，工會先於國家意識到個人不安全狀態的危險性，因為工會一直關注那些依靠貨幣工資維繫生活的人們，貨幣工資是他們的全部收入。

經濟學家假設，一個競爭性的社會是很好的和有益的，它過去有利於現在仍然有利於遮蔽我們這個現代社會的弊病，在競爭性的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可以拿自己的勞動力在市場上做交易。但是，在競爭性的社會中貨幣工資卻成為所有人的唯一收入來源，因此這個社會使經濟體本身的運作充滿了複雜性和危險性，同時也使所有的人陷入了不安全的恐慌之中，然而作為個體的人是沒有能力消除這種不安全感的。隨著人們對這種普遍不安全現象的認識不斷加深，美國共和黨參議員艾夫斯提出了一項一般性的議案，要求國家每個月向每一位老人提供一百美元的養老金。與此同時，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公平政策”、英國工黨的社會主義思潮以及越來越多的工會要求也應運而生了。

近幾年來，人們提出的養老金、醫療金和退休金要求都是現實發展的必然結果，這個現實是，在我們這個城市化的工業社會中絕大多數的人都喪失了實際收入的來源。可見，人們提出的這些要求是合情合理的。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這些要求是否能夠得到滿足，而是在於它們是由工會和企業來滿足還是由福利國家通過徵稅的方式來滿足。

工會既很弱小又很遲鈍，以至於更多的需求已經在企業和工會有能力全面普及傳統安全需求之前趕超了它們。否則，社會就可以免遭福利國家邪惡利益的侵犯了。不過，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就所有人或者絕大多數的人而言，對一份貨幣工資收入的徹底依賴只能在國家的專制統治下結束，國家才能保障人們所需要的安全。這是因為國家要想保障經濟安全，它就不僅要徵收社會積蓄的物資，而且要干涉我們這個工業社會的運行，以便減少失業和衝突現象，而工業社會的複雜性使失業和衝突成為可能並且不可避免。為了使人從不安全的狀態中解脫出來，國家會及時採取措施來更有力地控制生產、控制社會成員，以便管理它們並使國家必須提供的“福利”卓有成效，而個人對國家依賴性的不斷增強也迫使國家這樣去做。

這些未經注意的事實——對貨幣收入的徹底依賴所造成的後果——也許無法解釋福利國家領導人的有意辯護行為。要知道，福利國家的領導人也同樣身處於一個競爭性的社會，領導人也是這個社會無知和無助的受害者，這個社會的理想是讓貨幣工資來表示更多人民群眾的收入。同樣，領導人也陷入了由我們這個競爭性社會造成的複雜局面，他們無法控制這一複雜局面，他們對這一複雜局面的干涉就如同一隻失明的老鼠咬到了一根會彈出陷阱的繩索。領導人在道義上是沒有過失的，他們的意圖是善良的，他們的最高目標也是有益的。事實上，他們既不用為他們所要拯救的罪惡承擔任何責任，也不用為他們所要採取的手段承擔任何責任。

我們的社會環境需要生產效率的提高。而勞動分工的擴大和人們對一種間接謀生方法依賴性的增強則是生產效率提高的必然結果。這種間接的謀生方法——從餐館而非家庭獲取你的食物、購買麵包而非你親自烘烤麵包、把你的襯衫送去洗衣店洗而非在家中自己洗——是“高效的”，但是它需要人們擁有一份更高的收入。間接的謀生方法還增加了社會的複雜性，增加了個人的無助感，使整個社會不可避免地趨向了不安全。上述過程所產生的個人不安全狀態促進了工會要求的日益增長，也解釋了福利國家的職責所在。如果工人們無法在企業和工會這個載體中獲得必要的安全保障，那麼國家就將執行這項任務。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將破壞我們這個時代的自由權，並且使人們屈從於一個吞併一切的利維坦。如果工會能夠給工人提供安全保障，那麼工會就將恢復和重構一種身份社會，在那裡統治大型社會的法律將延續下來，它的作用是保護個人免於為獲得安全支付太高的代價，而個人的安全將會由工會賦予。在這種情況下，權力的分工有可能會保存人的獨立意識，而人的獨立意識曾經被福利國家以世界上最好的意圖和自由的名義極度損害。

工會正在做的事情也是它必須做的事情。工會必須加強它對個體工人的責任，也必須把它對會員福利的責任推廣到企業身上。只有這樣，工會才能既拯救了自己又拯救了企業，即使拯救企業並不是它有意識的目標。不過，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那就是過去的競爭性結構也許未來將會走向毀滅，但無論無何它現在已經處於毀滅之中了，即便它不是被工會破壞的，那它也會被企業和國家破壞。如果企業和工會不去承擔被無助的家庭、貧困的教堂和衰弱的教區所拋棄的責任，那麼國家就必須承擔這些責任。

在面對消費經濟完全貨幣化的挑戰中，工會已經發現集體協議是一種具有靈活性的理想化工具，工會可以利用集體協議向它的會員提供越來越多的安全保障。但是，工會利用集體協議必須符合以下兩個條件：其一，工會日益增長的要求必須反映會員日益增長的需要和期望；其二，集體協議必須建立在先例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原則或教條的基礎之上。工會並沒有設想把一個理論寫進一部法律中；它是想要創造一部出自於無數詳細的先例和判例的法律。認為每一份集體協議都建立在某種獨一無二的原則之上，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每一份集體協議在細節上都是不同的，並且極大地擴大了自身所認同的條款數量，但是它們在基本承諾上都是保持一致的。這些協議從產生之時起到現在為止都是集體努力的結果而非個人努力的結果，這種集體努力的方向是為了解決我們這個時代侵犯勞動者權益的問題。這一點可以從每一份集體勞動協議所涉及的內容和所必須完成的使命當中看出來。

先前，個體勞動者會在事先沒有接到通知的情況下被雇主隨意解除勞動合同。但是，根據集體協商和談判的規定：

1. 集體協議是有時間限定的。

2. 它有一個最低限度的先決條件，包括在“工業判例”和先例中的法律條件和慣例條件。

3. 它是普及化的，以至於能覆蓋到所有的工人和所有的團體、車間、工廠。

4. 它的目標與工作並沒有直接的聯繫，例如工會會員的機會均等。

5. 它限制了其他工人的權利和機會，因為這些人沒有被協議包括在其中。

6. 它表達了所有工會會員的期望，包括正在工廠工作的會員和即將在工廠工作的會員。

7. 它承認工會是一個利益共同體，承認工會是工人的代理機構，擁有干涉企業的權力。

8. 它承認工會的內部規則是協議的一部分；例如，企業可以解僱一個失去工會會員資格的人。

9. 它把立即簽約所帶來的好處擴展到未來：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

10. 它承認工人擁有參加工作的“權利”。

11. 它在某種意義上使下述這項權利可以通過談判來解決：下崗工資和退休工資的多少將取決於工人的工齡。

12. 它界定了會員的特權並使其普及化，例如帶薪休假。

13. 它通過按資排輩的方法管理著個人未來的職業生涯。

14. 它把工會會員的工資序列、晉職序列和退休序列分成不同的層級。

15. 它通過工廠委員會、仲裁制度和大公無私的主席向工人們提供“法律”救濟。

16. 它承認日益增加的“工業判例”。

17. 它把工資合同與某些外部標準聯繫起來，例如物價變動、生產力、利潤、更高的生活水平。

18. 它設置了准許進入企業的門檻：年齡、學徒身份、工會的會員資格。

19. 它在經濟蕭條的時期允許工人們錯開上班，並且日益對經理人員施加其它類似的限制。

20. 它涉及有關處罰雇主、雇員和工會的規定。

21. 它建構了一個內部的司法體系。

22. 它確立了與工作相配而非與工人相配的權利，這些權利的內容是不斷增加的。

23. 它賦予工會統治的權力，同時也要求工會對會員和企業承擔越來越多的責任。

上述這些原則都包含在最早的一份工會—管理層協議當中。隨著協議的更新而逐漸寫入協議之中的具體條款大概包括先例、便利和相關的權力。這些權利和豁免權是不能在一家工會和另一家工會之間互相交換的。一旦一個工人的命運與一家工會和一家企業的命運結合在一起，那麼對他來說要想改變他在這個新“社會”中的相應身份就會變得日益困難起來，要想從為他規定相應角色的一家工會轉到另一家他發現也許更符合自己意願的工會也會變得日益困難起來。

事實上，工人已經陷入了一個限制他的流動範圍和工作機會的制度當中。帕特里奧先生指出了這個問題的實質，他說：“我不知道他[一名被工會驅逐的音樂師]今天將會在哪裡找到一份工作。驅逐出會對一個依靠樂器表演為生的人來說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8驅逐出會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因為它剝奪了工人曾經獲得過的身份，但卻沒有為工人恢復簽訂一份個體勞動協議的機會。而這種機會在我們這個社會的廣大區域內都已不再存在了。

所有者與勞動者

如果說工聯主義所代表的“社會”已經使工人重新獲得一種道德世界中的認同感，那麼這個“社會”也同樣引發了一些無法預料的困難。發生在現代經濟體中的某些變化目前已經深深地影響到了工聯主義的特性。在理論上，工人被視為是不具人格的、金錢至上的、高度流變的。一個人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在從事按工作日計算的工作，甚至在從事按小時計算的工作。他不僅可以自由地放棄他的工作，而且按照競爭的理論他還可以從事一個更好的工作，只要這個工作是他可以爭取到的。他不需要對雇主、企業家和政治國家承擔任何的責任——只需要對他自己負責。他的能力是由金錢報酬來衡量的——也就是說，是由勞動力價格來衡量的。因此，這個理論是符合大量的實踐經驗的。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社區遷移，也同樣由一個國家向另一個國家遷移，勞動力的頻繁流動，工人對不同類型的工作重複選擇以便找到一個更適合於自己的工作，在經濟周期下就業形勢的潮起潮落，在季節性行業中工作的周期性變化，由引進新機器設備造成的工作變更，所有的這一切都滋生了一種不安全感、一種顛沛流離的習性和一種對任何給定的工作都毫不關心的態度。

這種不穩定的狀態是與不斷變動的工資密切相關的，對這種狀態的認同給整個社會發展進程帶來了一層異乎尋常的違反道德的含意。不過，這並沒有否認還存在無數個在某一給定的工種、行業或技術領域持續工作的例子。但是，工人們的總體感覺仍然是一種不安全感。任何一個人要是看到工人們在失業期間為了謀取一份工作而站在工廠的大門前面排隊，或者在一個公司與另一個公司之間遊蕩徘徊，或者回應一則招募“雇員”的廣告並發現其他成百上千的工人都排在他的前面，這個人就會意識到由人類與工作對象或工作場所之間的分離所帶來的心理和道德含意。

在工人與他的工作之間形成的認同感破裂了，有趣的是所有者和他所擁有的財物之間的關係也同樣破裂了。可以說，整個工業結構都發生了改變。上百萬的股票所有者（有時候在一個大公司內就有幾十萬名股票所有者）都享有公司的所有權，但是他們對此卻充滿了無知，不負擔任何直接的責任，而且沒有做出任何道德承諾。如果他們感到不滿意，他們就會出售他們手中的所有權並買進另一家企業的所有權。他們的行為就像工人一樣，工人總是在尋找一個更好的工作，厭倦於在一個地方工作，站在招聘隊伍中等待被雇用，或者瀏覽招聘廣告以便確認在其它地方是否還有一個好的工作崗位是空缺的。因此，我們這個社會具有一種雙重的流動性和一種雙重的無責任性，包括勞動者的流動和所有者的流動，以及勞動者的無責任和所有者的無責任。在每一種情況下，控制行為主體的動機都是金錢至上。絕大多數勞動者和所有者現在都處在同一條船上：他們依靠一個企業維持生計，而他們無須對這個企業承擔道德責任，他們在企業中的目的僅僅是尋求一個獲得金錢的機遇。

由個人、家庭或合伙人擁有所有權的時代已經逐漸讓位於這樣一個時代，在那裡人們與賴以謀生的工廠之間處於一種流動的、非個人的關係，而在過去的時代人們的生計則依賴於人們對工廠瑣事的持續關注和個人義務的履行。現今，法人體制的新奇之處不僅在於它的規模或它擁有更多的財產，而且在於它給所有權帶來的變革。在法人體制下，股票的購買者擁有一種片刻之間就可以使自己擺脫公司的所有權。他與公司的關係是一種金錢的關係，他通過各種方法來測算預期利潤，這些方法也困擾著那些最為敏感的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他和其他的股票所有者共同擁有整個公司，但是他們都不熟悉公司的管理者；他們甚至不知道公司董事會成員的姓名。他們不能做出任何影響公司的行政性決定；他們不會對公司的運作承擔任何直接的責任，在被邀請建言獻策時也沒有能力對公司內眾多的問題做出正確的判斷。公司是由代表股東的管理層來運作的，在公司當中經理人員自身只擁有很少的股票或者沒有一點股票。儘管經理人員對公司股東負有責任，但是他們卻一點也不了解股東，在實踐中他們只向公司董事會成員報告，而這些董事可能是股東，也可能不是股東，可能擅長於解決公司的問題，也可能不擅長於解決公司的問題。公司董事會的成員往往是由公司股東通過選舉的方式從經理人員當中精選出來的。公司董事的主要職責是批准由經理人員提交的各項政策。董事會以公司股東的名義行事，如果它能團結足夠多的代理人，那麼它就能通過一年一度的來自“股東”的信任度投票。當然，這種事情未必常是容易做到的，不是因為股東會拒絕批准經理人員的政策，而是因為股東往往對經理人員提出的話題不感興趣以至於他們甚至不會答覆提出要求的代理人。

此外，投資者購買的股票並不能代表任何特定的可以衡量有形不動資產的單位。股票購買者能夠獲得的只是一大堆權利。但是，這一大堆的權利在形式和內容上卻是變化無常的，這是因為由股票購買者達成的契約性安排在一家公司與另一家公司之間是有差別的，而且在同一家公司內由於股票發行的種類不同這種契約性安排也是有差別的。當股票購買者沒有完全意識到（或者他很少意識到）有關他所購買的股票的每股收益的事實真相時，他的購買行為很可能是基於一個謠言、一則內部消息、一種預感或是抵擋不住一位營銷員的誘惑而對股票收益豐厚的樂觀期望做出的一個盲目的反應。他真正意義上購買到的只是一大堆用來監督董事會的權利，包括董事會是否具有敏銳的判斷力、正直性和能力，而他卻並不了解董事會的成員。更好的一種說法是，一個人在股票市場上購買到的東西僅僅是一種預期收益。他並沒有購買到一個企業，也不需要對企業的盈利承擔任何責任。事實上，即便是企業盈利了，在董事會的自行決斷下股票購買者的利潤也會被部分地或全部地隱瞞，並且被使用到其他方面，例如企業擴張、機器折舊、資金儲備或者其它被公司管理層認為是必要的且正當的目的。現在已經發生的事情是，昨天的財產所有權今天已經演變為一個向公司提出的無期索賠要求，而公司則是由一些並不擁有公司所有權的人來管理。股東擁有的權利只是他可以“在市場行情中”權衡利弊。 

這種極度反常的和意料之外的後果並不會持續下去，因為在這種狀態下不管是所有者還是勞動者都沒有對他的生計來源產生任何的道德認同感。一個社會的發展進步不應該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即人民群眾依靠所有權和勞動來維持生計，但是他們卻與一點兒也不關心他們的生計來源。困難就擺在我們面前，即使當我們意識到困難的時候，這個困難早已經成為事實了。前文所述的正是一個不斷發生變化的社會情境，在這一情境中許多先前的社會結構痕跡存留了下來，同時先前的哲學也掩蓋了人們意想不到的社會變遷。

從本質上說，工聯主義一方面是對社會原子化的急劇反應，另一方面也是對所有者與勞動者從他們在工廠中扮演道德主體的歷史角色中分離出來的事實的急劇反應。如果我們把在機器周圍或在工廠內部的人們持久穩固地團結起來的努力能帶來任何意義的話，那麼這個意義就是工作本身必須提供一種社會角色和道德角色，正如它能夠提供一種經濟角色那樣。在工作與工人之間產生的真空狀態已經是一個不能忍受的事實了；提高工資水平、縮短工作時間、創造更好的工作環境、在車間內放音樂以及提供嬰兒診所都不能填補這個真空。工人必須從屬於那些穩固的、有意義的、有用的、富有創造性的工作；他必須從屬於他的工作和他的工廠，或者說工作和工廠也必須從屬於工人。我們決不能把上述這兩者永久地分離開來。正是由於大多數城市人，包括勞動者和所有者在內，都不從屬於穩固的工作，只從屬於他們自己的金錢利益，而金錢利益又是不具人格特徵的，所以當代世界的心理和道德根基才受到了侵蝕與腐化。擺脫由工業社會造成的這種深刻悲劇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首要任務，這是因為如果在一個社會中不管是所有者還是勞動者都沒有在道德層面上把他的生計來源與他自身視為一體的話，那麼這個社會就不可能得到永續的發展。沒有任何一種制度能夠在這一道德真空中長久地存活下來。對於工人而言，工會已經表現出了一種不知不覺地擺脫上述道德困境的努力。

很長時間以來，人們都沒有認識到工會同公司一樣也代表著經濟體中的一種結構性變遷。工會不是一種改良運動；它不是一個政黨組織；它也不是志向遠大的革命運動；它更不是一項立法活動。它有時候可能會致力於上述所有活動，但是它卻不屬於上述任何一種活動。工會是現代工業中工人表達利益的一種正規渠道，它是由全體工人自發團結起來而形成的，正如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也是現代工業中組織資本運作的全新方式。工會可以說是一枚勳章的反面，而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則是正面。只要是存在法人企業的地方，就會存在現代性的全國勞工組織。只要工業和商業還是規模狹小的和私人占有的，工會真正的本質就會是不盡相同的。

持續不斷地趨向壟斷是自由市場發展的邏輯結果，不管它是工業市場還是勞動力市場。在我們的經濟體中還存在很多領域，在那裡壟斷是不徹底的或者說是剛剛開始的。當然，也存在著少數領域，在那裡擺脫由競爭性市場帶來的不安全狀態的努力並沒有出現開始運作的跡象，但是如果這種努力沒有受到抑制，那麼它很可能會引發壟斷的後果，即便有法律明文禁止也會無濟於事。由個人享有財產所有權只是舊社會的一個方面，而穩定的和認真負責的勞動者則是舊社會的另一個方面，現在這兩個方面都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所有權、勞動與收入來源之間的關係現在已經變得不再穩定了，與個人無關了，並且時常處於臨時的狀態。當前的工作和股票一樣，它們都時常遭受瞬息萬變的影響。工作和股票應該獲得的收入很可能會減少或消失，這是因為工人並不能找到其他的工作，或者是因為股票的預期收益並沒有成為現實。在任何一種情況下，工人和股東都是無依無靠、孤立無援的。工人必須等待這樣一個時代，到那時就業機會已經變得更多，工人也能找到更多的工作。股東必須祈禱“商業潮汐”出現一次漲潮，祈禱出現一個有利可圖的“季度”，這樣一來公司董事會就會無拘無束地公布大量的紅利。

上述這種情景的顯著特徵就是，從個體上看工人和股東都是無依無靠、孤立無援的。小股東——現在他只有數百萬股票——無法為挽回他的金錢做任何的事情，也無法為確保預期收益做任何的事情。他沒有任何可以立即生效的權力和手段。眾所周知，公司的股東大會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求助對象，而訴諸法庭的行為則是昂貴的、耗費時間的和無法預計結果的。當然，也許股東並不會向法庭提出合法的控告。如果企業的經營狀況出現了嚴重的衰退，那麼董事會和這個世界上最優秀的經理人員就只能忽略股票的紅利了，除此以外他們別無選擇。作為一種最後的手段，股東可以賣掉他手中的股票，但是如果企業是虧損的，那麼股票的價格也將會大幅度地下跌，遠遠低於他購買時的價格，甚至會遠遠低於股票的潛在價格。

如果說擁有這種新興財產的所有者是無助的，這種財產既是流動的也是“無形”的，那麼工人也同樣是無助的。工廠倒閉了，工人就會失去他的工作，這並不需要任何向他解釋的理由。他所要知道的就是貼在牆上的一張通知單，這張通知單的大意是，在本周結束以後工廠將進入無限期的關閉狀態。也許在這個城鎮裡沒有其他的工廠了，或者說即使還有其他一些工廠但是也沒有其他多餘的工作了。於是，工人什麼事情都不能做了；他也不能怪罪於任何人；也許沒有一個人需要為此承擔責任。如果有可能的話，他將會依靠他的存款來維持生計。下一步該怎麼辦呢？和股東一樣，工人也是許多處在同一生活狀況下的人群中的一份子，所有這些人在經濟危機中都是無助的，經濟危機影響到他們自身的生活方式、他們在社會共同體中的地位、他們在一個城鎮或城市中作為有效公民的身份。當經濟危機發展到極其嚴重的程度時，勞動者和所有者都只能依靠公共慈善機構的救濟來維持生存。

喪失個性是個人與經濟體之間這種不相稱關係的一個有趣的特點。勞動者和所有者雙方都是沒有個性的，他們往往受制於一些他們無法控制的力量，他們也往往會認同一個來自於他們並不了解的人所做出的決議。他們的命運是由那些他們並不了解的人決定的，那些人並沒有考慮到勞動者和所有者的個人需求或有關生計來源的特殊情況，不管是來源於工作還是來源於股票所有權的收益。這種流動和喪失個性的狀況過去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表現得那麼顯著，以至於已經占據了全部人口比例的一大部分。但是，這種狀況現在還沒有以後也不可能會全面普及，因為個人的不安全感和無助感已經深深地打破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正是在這裡，正在蓬勃發展的個體主義已經極其嚴重地危害了每一個個人。無數的發明創造曾經帶給我們許多商品和服務、許多自由和機會，這些都是極其美好的事物，但是它們的市場價格卻都很昂貴。

個體的孤立性和流動性是與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壟斷集團的權力集中密切相關的，這是一個令人好奇的現象。公司能夠提供就業機會並且贏取經濟利潤，但是伴隨著公司規模、權力和統治範圍的不斷擴大，我們發現個人的無助狀況，包括所有者和勞動者在內，也同樣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要是在過去，這樣的經濟狀況圖景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在某種程度上，公司、所有者和勞動者這三者之間可以說是沒有差別的，當然公司還具有一種越來越不依賴於勞動者和所有者的活力與彈性，這一點是不同於所有者和勞動者的。如果公司能留出足夠多的儲備用於基建投資，那麼至少在理論上，公司就能暫時處於一種完全不用依賴它的名義所有者的狀態。

自從美國的南北戰爭以來，美國的公司在規模和影響力方面都已經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從那時候起，公司法就發生了變更，開始允許公司自身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這一法律上的變化使得某些匿名公司通過掌握少數股本而控制許多其他公司的所有權和權力成為可能，而這些匿名公司在一個充滿個體上無依無靠的男男女女的世界中就像是一群龐大的巨人，不論這些男男女女是勞動者還是所有者。公司權力的集中程度有多大，這個問題最近（1939-1940）已經由美國國會的臨時國家經濟委員會做出了明確的闡釋。

在南北戰爭以前，美國就有三十家公司了，它們每家公司的資產都超過了十億美元。在這些巨大的經濟單位中，每一個單位都要比美國的許多州政府或享有主權的許多外國政府富裕得多。在美國，只有十個州的“境內財產和財富”超過了全美國規模最大的公司的資產。2在美國，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這兩家規模最大的公司都要比其他三十八個州中的任何一個州富裕得多。以下的經濟現象能更詳盡地描述這個問題：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要比堪薩斯州富裕得多；大通國民銀行要比明尼蘇達州富裕得多；美國鋼鐵公司要比西弗吉尼亞州富裕得多；通用汽車公司要比田納西州富裕得多；市政服務公司要比科羅拉多州富裕得多；北美洲公司要比南達科他州或佛羅里達州富裕得多。而在事實上，戰前美國還存在十八個州，它們每個州都要比上述三十家公司中任何一家規模最小的公司來得窮困，這些公司的資產都達到了十億美元。

這三十家公司控制了美國境內100%的天然氣業和電力業，控制了96%的採礦業，控制了92%的製造業，控制了89%的交通運輸業，還控制了84%的財政金融業。我們的經濟體現在已經集中到什麼程度，下述事實可以清楚地說明這個問題，即在美國1%的雇主竟然雇用了48%的工人，而5%的雇主卻給70%的工人提供就業機會，這些工人為了拿到工資不得不參加工作。

儘管在1940年美國存在著大約四十萬家公司，但是在這些公司中不到1%的公司卻控制著全部公司資產總量的52%。財富的集中也在生產過程中反映出來：有三家公司包辦了100%的鋁生產；有三家公司包辦了86%的汽車生產；有三家公司包辦了90%的錫杯生產；還有三家公司則包辦了80%的煙草生產；另外，有四家公司包辦了100%的玉米粘合劑生產；有兩家公司包辦了95%的平板玻璃生產；有兩家公司包辦了90%的安全玻璃生產。

下述這一點是明確的：從企業規模、所雇用的勞動者和生產過程來看，那些規模較大的公司統治著美國經濟生活的若干主要領域。舉個例子來說，在玻璃製造業，母公司通過控制專利權來管理生產活動並配置市場資源，決定了誰能進入玻璃製造業而誰不能進入玻璃製造業，決定了何種類型的玻璃瓶或玻璃能被生產，決定了多少數量的玻璃瓶或玻璃能夠進入市場，而且還決定了玻璃瓶或玻璃的市場價格。獨立經營的生產商會發現企業的生存發展很困難，由於自身的一系列專利侵犯行為受到法律的訴訟，較小的獨立公司要麼被強制破產，要麼則被強制變賣或併入較大的公司。

當然，經濟上的集中也會帶來一些有利的影響：產品研發增加了，產品質量提高了，產品價格降低了，最優的標準產品的銷售範圍更廣泛了，日常生活的便利設施也健全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的確如此，所有的這一切都已經成為現實了，但是同樣成為現實的是，伴隨著經濟上的集中，一種日漸增強的分離趨勢也同時出現了，這種分離趨勢是針對股東和工人而言的，因為股東和工人都不再對產品的生產過程承擔任何道德責任了。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持有全美二十一家聯合股份公司中93%的有投票表決權的股票，而這二十一家聯合股份公司的經營業務幾乎覆蓋了整個美國。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可以直接地或通過它的子公司間接地控制全美181家公司中超過50%的有投票表決權的股票，而這181家公司的資產大約在五十億美元上下。由這181家公司控制的電話公司僱傭了三十萬名工人，而這些電話公司的所有權則掌握在七十萬名股東的手中。每一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可以向一千五百萬位消費者提供服務，並且它所獲得的總收入能夠超過十億美元。它坐鎮紐約的公司總部可以控制占據整個國家大約90%的本地電話服務、98%的長途電話線路和100%的用於傳送廣播節目的線路，以及100%的電傳打字機服務和橫跨大洋彼岸的無線電話服務。它還擁有西方電氣公司，直到最近西方電氣公司依然控制著絕大多數美國人使用的電話機設備的生產過程。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總裁可以投票決定該公司在各運營公司的股票，並因而可以挑選這些運營公司的經理人員和董事會成員。儘管美國的電話系統內部關係網絡複雜，但整個系統仍然受到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控制。如果說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是一個在規模上和財力上與眾不同的例子，那麼它也只不過是表現美國經濟發展趨勢的一個例證而已。3

自從南北戰爭爆發以來這一趨勢就從未中斷過。特別是自1940年以來，大約有1800家資產超過四十億美元的獨立公司紛紛被一些規模更大的公司購買或者兼併。在美國，巨型公司是在南北戰爭中產生的，隨之而來的還有大量的流動資本，以至於這些巨型公司可以購買到數量非常眾多的小型製造業公司。4

很顯然，我們已經並且正在以一個不斷增加的速度從個人所有制向公司所有制（或法人所有制）轉變了。如果我們可以說“管理人員”是對股東（名義上的所有者）負有責任並保護股東利益的話，那麼我們也可以說全國性的工會組織能夠保護工人的利益。現在，公司已經賦予全國性的工會組織得以存在的理由。雖然公司可能還沒有孵化出全國性的工會組織，但是時至今日美國鋼鐵公司和美國鋼鐵業工會已經成為鋼鐵行業中兩股對立的力量。日益擴張的資本壟斷所面臨的是同樣日益擴張的勞動壟斷。

工會的權力和責任

工會權力的不斷擴張使一種新的社會整合成為可能和希望，這種社會整合是以越來越多的工作人口和職業人口為前提基礎的。現在，一種新型的群體認同感和忠誠感正在形成，一種新型的紀律正在被人們接受，一種特殊類型的權力也正在人群當中顯現出來。在法律、忠誠和紀律方面發生的這些廣泛變化與任何意識形態的公式都沒有一點關係，也沒有受到“激進”主義的影響，更沒有受到“反動”工會的影響，而“反動”工會與“激進”主義一樣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教條主義的、要求苛刻的和“革命性”的。工會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們對社會結構的影響，而不是在於它們對公共話語的影響。顯然，上述這些變化都沒有影響到普通老百姓的信仰、思想和忠誠。社會轉型的真正意義似乎已經超越了工會會員和工會領導人的視野，而他們卻是我們正在目睹的這場社會轉型的推動力量。根據相關記錄的記載，工會會員和他們的領導人都曾經接受過所有認為工會運動不起作用的信條和教義。

這場社會轉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處於醞釀的狀態，而最近它所帶來的一個後果才引起了公眾的關注。那就是單獨一家有戰略地位的工會，它的權力就可以擾亂我們這個複雜經濟體的運行，並且給我們整個社會籠罩了一層陰影。如果鐵路工人的一場全國性罷工能持續足夠長的時間，那麼它就會對整個經濟體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使幾百萬的鐵路工人失業，使整個交通運輸業癱瘓，使許多城市陷入黑暗之中，使輪船的出海航行中斷，還使數千座大小城市的居民身處飢餓的狀況。事實上，至少在理論上，任何一家有權力的工會都可以把我們這個社會壓製得喘不過氣來。這種由一個人或一小部分人控制的巨大權力比先前的其他任何人和團體所控制的權力還要大得多。這種權力比任何一個國家元首所擁有的權力還要大，甚至比全面戰爭爆發時只在特定的區域內使用的戒嚴權還要大。此外，整個社會受到的這種不言而喻的威脅也會影響我們的國防力量和建立和平國際關係的能力，因而它在本質上是一種絕對權力。連工會的領導人都似乎朦朧地意識到他們號召一場全國性罷工的能力會使整個國家受到威脅。

把我們這個經濟體中許多薄弱環節的權力集中起來，這正是工會運動的本質體現。一場全國煤炭業的罷工所引發的情況與一場全國鐵路業的罷工是極為相似的。1而一場全國電力業的罷工則會使全國的發電站面臨癱瘓。甚至在一個大型企業中如果只有一小部分的勞動者舉行罷工，例如鐵路公司的轉轍員罷工，那麼這場罷工的影響也同樣是全國性的。類似的權力集中現象也在地方發生。在紐約市的一個海港中，少數拖船工人能夠剝奪海港的食品和煤炭；同樣在紐約，一千名製造車床的工人能使整個建築行業停工，並且能使其他數千名工人失去他們的工作。送牛奶的貨車司機能危害到醫院的病人，大型公共辦公大樓的電梯操作員能擾亂全國性和國際性的巨額交易。在這些情況下，權力的行使就變得一點也不負責任，而且在實踐中令人無法容忍。不負責任的原因在於，權力的行使侵害了無辜的受害者，侵害了社會共同體，還不同程度地侵害了爭議各方有可能獲得的利益。而令人無法容忍的原因在於，在特定的案例中這種權力的行使也就意味著社會共同體的瓦解。需要反覆強調的是，這種新型權力所造成的影響是工人組織化的必然結果，它並不是工會組織的最初意圖。

在這裡，我們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結果，而這個結果卻發軔於自由市場。自由市場剛興起的時候把勞動力看成是一個不具人格的、流動性的、以金錢至上的和沒有道德判斷力的商品。但是這種理論忽視了一個事實，即雇主所雇用的勞動力是和勞動者結合在一起的。它無法預見到，一個人對道德聯合體的需要會迫使他在工人們當中建構出一個自衛性的工會組織，而工會組織一經成立，它的長遠後果就是權力的不斷積累和集中，以至於瓦解了社會本身。工會領導人的意願是運用他們手中的權力號召一場全國性的大罷工，而他們的意願來源於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他們尚未徹底醒悟他們所擁有的這種權力的意義，其二則是當前的情形需要一家全國性的工會來抗衡一家全國性的企業。

更為重要的是，管理者與勞動者之間的衝突往往體現在一系列與金錢有關的條款中。在沒有達成一份集體協議的情況下，把利益攸關的問題劃分為兩個對立的方面，一個方面定義為對利潤的期望，另一個方面定義為對工資的期待，這就使一種分裂性、破壞性的行為模式成為可能。認為勞資衝突的主題應該圍繞經濟利益而展開的觀點患有一個歷史後遺症，這種觀點仍然停留在過去的時代，據推測那時的勞動力和所有權都處於一個自由的、非個人的和頻繁流動的市場。公司組織、托拉斯組織、卡特爾組織以及全國性或國際性的工會組織的存在都可以證明，自由市場的範圍現在已經被極大地限制住了。但是，自由市場理論產生的思想觀念和它所認可的經濟動機仍然在勞資雙方身上起到了作用，這一點可以從罷工運動提出的要求中得到證明。一場劇烈的罷工運動例如一場全國性的煤炭業罷工能使人們回想起，社會結構的變化如此之快以至於過去我們使用的話語今天都已不再適用了。

自由市場理論所認可的話語和動機在勞動關係領域足足統治了一百多年，並且促使工人們接受了競爭性市場的“商業習俗”。把工聯主義定義為“經濟工聯主義”的觀點僅僅表明，工人們都嚴格遵守著自由市場的哲學，他們也熱衷於踐行這種哲學，他們嘗試從他們的工作中獲得任何一點經濟利益，只要現有的情況能夠允許他們這樣做。他們要求獲得更高的工資、獲得更多的福利、負擔更短的工作時間、承擔更少的責任、參加更少的工作和獲得更多的安全。他們要求分享到越來越多的企業總產值，卻不致力於為提高企業總產值做出更大的貢獻。正如他們所理解的那樣，這就是當時的經濟倫理狀況。你所獲得的東西越多；你所給予的東西就越少。他們試圖在一個“賣方市場”中工作，並且貪圖與享受壟斷帶來的額外經濟利益。一個人失去了他在企業中的股份，失去了他的專有權益，受制於企業的招聘和雇用，生活在一個以獲得更多金錢收入為經濟行為的合理目標的世界，這些現象都是相繼發生的。然而，工人的重點並不是為他們的勞動爭取更高的金錢回報，他們真正的重點是在自身付出較少生產代價的前提下實現工資薪酬的增長，但是企業的生產活動正是企業不斷獲利的來源。

一個人不必指責工人或者工會領導人的動機。利益攸關的問題最初都是由一個時代的商業倫理來界定的。競爭性商業的“倫理道德”把工人和工會領導人引向了迅速致富的歪門邪道，使他們被賺錢的想法和找到一份好工作的想法所利用，而一份好工作的標準竟然是輕鬆獲得高報酬。工會也許沒有接受自由市場經濟所蘊含的價值判斷，或許也沒有完全了解自由市場經濟的制裁方式，但是它們卻接受了那些它們所熟悉的價值觀和它們會使用的制裁方式。在這種情況下，真正的危險並不在於工人要求分享到越來越多的企業總產值，而是在於工人拒絕承擔增加企業總產值的責任，在於工人要求在不對企業承擔責任的前提下從企業當中獲得收入，在於工人的行為像流動的、非個人的所有權一樣，按照市場的要求每時每刻都在企業與企業之間流動。在這種體制下，勞動者和所有者雙方都不用對企業承擔任何有效的道德責任，而企業卻是他們生計的來源。所以說，這種體制缺乏生存的原則。

擺脫這種不負責任的邪惡行為是一個美好的願景，現在這個願景已經在工會對管理層特權的挑戰中得到實現。參與企業管理的要求雖然沒有在一些條款中表達出來，但是它已經發揮出了影響並且不知不覺地取代了工會過去持有的那種不負責任的態度。管理權是一項負責任的職權。而在目前的情況下，管理權要比所有權負有更多的責任。當工會迫切要求分享企業的管理權時，它們也自然要求企業讓它們承擔起與管理權相對應的責任。工會正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即使它們還沒有意識到它們正在承擔責任，即使它們否認自己正在承擔責任。這就是為什麼管理層與工會這兩種不同特權之間發生的爭論在很大程度上離題的原因。在管理層與工會這兩個利益領域之間不存在一條分界線，除了在某個企業內部的某一個特定時刻以外。工會參與管理的情況是不斷變化的，這種動態的過程將會一直保持下去。工人和管理層都無法在最終的條款當中界定出他們相應的地位。事實上，工會的出現否定了管理層原先擁有的那種從未受到挑戰的權力。工會要承擔為自身會員提供福利的責任，要做自身會員的代言人，同時它還必須關心每一件影響會員利益的事情。而每一項管理活動也會涉及到工人的福利。在任何時候發生的勞資糾紛都是以臨時劃定一條權力分界線而告終。而權力鬥爭的最終結果是工會參與所有企業事務的管理。否則，工會就將會解除自己管理會員的職責。當然，工會不能這麼做，除非它給自己簽署了一份死刑執行令。工會的面前只有兩條路，要麼推動權力的擴張和影響力的擴大，要麼開始走向解體。

上述論斷似乎強調的是工會的自覺動機，但是這並不是隱藏在工會日益參與管理這個現象背後的真正動力。事實上，工會最初承擔的保障工會會員安全的責任才是真正的動力，在這一動力的推動下工會才在更大程度上參與了更大範圍內的管理活動。同時，工會的責任也隨自身權力的擴張而逐漸增加。如果工會同意永久性地限定自身的活動範圍，那麼它也就承認了自己是企業中的一個入侵者和局外人。但是，工會既不是一個入侵者，也不是一個局外人；它是企業的組成部分，它是與管理層相對的另一面。當前的問題並不在於工會參與管理的程度，也不在於工會取代了管理層，而是在於工會的參與如何能體現出建設性和有成效的作用。因此，真正的問題是，在不損害企業效率和生產力的前提下工會參與管理的可行性。這是一個與人為確立一套權利體系截然不同的問題，因為這些權利大概只“屬於”半個生產性組織。工會運動要想被人們理解，就必須作為一種理所當然之事而被人們接受，為此組織起來的工人要像管理者和所有者一樣也關心企業的利益。

一旦工人被組織和整合到工業結構當中，工人就會趨向於讓渡他離開自身所在企業的自由。工會日益把工人和企業結合成為一個共同體，並試圖把一份隨意可以終止的合同轉變成一份只有到死才可以終止的合同。工會賦予了工人許多企業內部的自由，但是它卻限制了工人離開自身所在企業的“自由”，因為這家企業是他謀取生計的地方。

然而，勞資雙方在工資問題上長時間的爭論卻使他們忽視了形勢的發展，正如工會始終把金錢收入作為主要的奮鬥目標一樣。事實並非工會所想的那樣。工會對經濟目標的過分強調已經混淆了真正的問題所在。經濟目標是需要的，但是定義一個美好生活的一系列道德目標也是需要的，道德目標所涉及的內容是一個“社會”中的全體成員。管理者與勞動者所採取的鬥爭形式在某種程度上與工會的內在偏好並不相關，因此每一次勞資糾紛都只是針對一個特定的問題。工會不斷參與管理才是推動工會實現道德目標的根本動力，因為工會參與管理的意義不僅在於工會會員未來的經濟安全和工會未來的角色，而且在於一種置身於利益共同體之中所擁有的很難說清楚但卻又很真實的成員資格感。工會可能會使用市場經濟的話語，也可能會沉迷於某些經濟目標，不過這是我們這個社會的環境所造成的，也是勞動者和管理者雙方都能理解的話語。但是，追求一種企業內部的道德身份才是工會運動的根本主題。如果工人把他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一份工作，他卻沒有獲得任何一種道德身份，那麼這份工作就會令他無法容忍；而這個工人也就與奴隸沒有什麼區別了。

如果工會想要生存下去，那麼它就必須維持自身會員的忠誠度。而只要工會賦予會員一種不僅在工會內部而且在企業內部的尊嚴感和身份感，它就能夠維持會員的忠誠度。而只有當工人們積極關心企業所有的事務和困難時，工人們才能夠獲得這種主人翁的尊嚴感。這種建立在道德和心理基礎上的認同感是和平解決工業體系內部衝突的一個條件，當然倘若把工人和他們的工會看成局外人，那麼這種認同感也就不會存在了。正是上述這個潛在的必要性才形成了推動工會不斷參與管理的持續壓力。在自身責任範圍逐漸擴大的過程中，工會滿足了工人一個唯一不可削減的期望：獲得一個在企業內部日益成長的道德身份。因此，工會要提供給工人某些他必須擁有的東西，如一個他能夠感到家庭氛圍的工作環境；只有通過這種方式，工會才能確保工會會員的忠誠度，從而使自身能夠生存和發展下去。

正是工會會員的道德凝聚力才使工會得以向企業挑戰，也使工會戰勝企業成為可能。企業從來沒有獲得過這種能支配成員生活的道德凝聚力，它也無法確保自身成員的忠誠度，因為它提不出一個人們能為之效忠的道德目標。企業確實是一種巨大的權力，這種權力建立在過分強調經濟目標的基礎之上，卻使企業處於一個道德真空之中。企業沒有向人們做出任何以此為生的承諾，也沒有給人們帶來任何為之而死的信條，因而也就沒有提供給人們任何可以長期相信的理念。企業不是一個家庭，也不是一個社團，更不是一個教堂。利潤才是企業的目標，但是利潤不足以保障穩定的生活並滿足人們的需要，它也無法博得人們對企業的絕對忠誠。企業是依靠經濟實力才得以維繫的，它使自身的職員對現金產生了依附感，但是與忠誠感相比這種現金依附感是遠遠不夠的。

在我們這個時代，工會更強烈地要求獲得官方的認可，因為儘管工會存在很多缺點，但是它卻提出了一個道德的目標，並且賦予它的會員一種尊嚴感和自尊心，這絕不是偶然的事情。一百多年以來，工會已經使工人們對自身產生了一種愚忠，這種愚忠使工會在遭受迫害和貧困時存活了下來。工會已經在它的支持者當中創造了一種忠誠，這些支持者在不止一次的場合中接受了戰鬥的挑戰，他們樂於冒著生命危險去參加戰鬥，工會就此得以存活下來。在上一個一百五十年期間，有許多工人都是為了保住他們的自尊和尊嚴才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因為他們的自尊和尊嚴只有在工會當中才能實現。

勞動者與管理者之間針對特定問題的糾紛僅僅是歷史進程中的偶然事件。勞資雙方在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上達成的協議只會引起另一場爭議。一旦工人們被組織起來，工會組織就會開始侵犯管理層的特權，而工會本身也就會變成一個入侵者，也許還會成為勞動關係歷史上最為重要的一個難題。而其它所有的問題僅僅觸及的是表面現象，這些問題都源自於工會產生以前的狀況。在一個世紀的衝突中，工會組織已經呈幾何倍數地增加了各種條款，通過這些條款工會組織試圖建構出一套工會的規則。

有關工資的情況可以說明這一點。今天，經濟目標的不斷擴大已經使工資成為管理者—勞動者雙邊談判中的首要問題，並且使工資成為雙方聯合協議的主要內容。工資的數額、支付的時間、支付的貨幣類型、支付的標準（小時制、工作日制、工作周制或計件工資制）現在都是勞資雙方聯合決議的主要事項。加班工資也是由勞資雙方聯合決定的主要事項，包括額外幾個小時的加班費、周日的加班費和假期的加班費。同樣，工資率的變化和工資差別的變化也是勞資雙方聯合決議的主要事項，這個工資差別針對的是技能工、非技能工和學徒工的差別。事實上，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和工資的分配情況都已經成為勞資雙方聯合決議的主要事項了。

與此類似，工作時間、兼職工作、經濟蕭條時期的工作分配、工作量、對“全天候工作”的界定、施工規範、工作變動、企業中的資歷權利以及許多其它有關工人生產工作的條款都是勞資雙邊協議和承諾的組成部分。由勞動者和管理者雙方共同做出的決議所涉及的內容遠遠不止這些，還包括勞動力規模的影響、聘用的條件以及誰可以或不可以被雇用、開除、解僱和提升的規定。此外，管理者依據既定規則和程序執行懲戒性措施的行為現在也已經成為一條寫入雙邊協議的規則和習俗。同樣，工作班次的規定、自動運轉速度的規定、安全設備控制的規定和醫療保障安排的規定也都寫入了雙邊協議。所有的這一切作為一種理所當然之事現在已經變成勞資雙方的聯合決議了。工會利益的日益擴大已經迫使管理層接受了許多其它的條款，並且把它們全部寫入了處理勞動關係的基本協議之中。現今，工會維護費、從工資中扣除的會費、只雇用會員的工廠、會員享受的特惠商店、工會的招聘大廳、工廠的工人代表、申訴委員會和仲裁機構都是一種公認模式的組成部分。最近，集體勞動協議還規定了帶薪休假、養老金、下崗工資、醫療保險、意外傷害保險和許多其它的福利事項。事實上，這些內容都可以歸結為工人對自身工作的“權利”和工會參與管理的權利，其中工會參與管理決定著工人行使權利的環境。

集體勞動協議現在已經走得很遠了。在許多案例中，集體協議已經開始管理新式機器的引進、控制工廠所在的區域、決定什麼工作可以被淘汰出廠、規定一名雇主聘用一位轉包商的條件。集體協議已經限制了雇主可以使用的原材料，並且在某些情況下它還影響到了產品的定價政策和產品的配送。當前，很多跡象都已表明，財務政策條款、利潤條款、紅利份額條款、攤銷係數條款、行政人員（工頭）條款、人事政策條款以及其它相關的條款都有可能成為集體協議的內容。事實上，我們已經走上了一條康莊大道，這條道路通向工會參與權的不斷擴大，而參與權恰是工會迄今唯一的管理功能。管理層將會阻止工會參與權的進一步擴張，這既是自然的也是符合邏輯的。管理層對股東委託給它保管的財產負有增值的責任，扮演好這個角色是管理層的應有之義。但是，隨著人們對穩定和安全這兩方面需求的日益增強，對“身份”動機的日益重視——即人們負責任地參與到影響他們生活環境的決策過程中——任何限制工會參與權的舉措都只能起到暫時性的作用，都必須順應時代的變化、經歷的變化、先例的變化和權力的轉移。管理者與勞動者之間的邊界是不斷變化的，當每一個新增勞動力都成為先決條件和下一步理由的時候，這條邊界線就會發生位移。

在當代的工業環境下，工會參與管理程度的提高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只有工會才能代表所有工會會員的生存發展利益。實際上，工會是一個擁有“統治”權力的“社會”。管理層對自身角色的定位是有局限性的，它只注重滿足企業的利潤動機，這種角色定位使管理層一直在道德上和心理上處於不利的地位，也使管理層始終處於守勢的狀態。

把整個社會組織建立在經濟動機和利潤的基礎之上，乃是上個世紀最大的謬誤。工會已經再一次證明這個觀點是虛假的，因為人們不能只依靠麵包而孤獨地生活。然而，企業只能給予人們麵包或者蛋糕，它已經被證明不能滿足人們對一個美好生活的需要。工會，儘管它身上也有很多錯誤，但它能夠通過把企業整合到它自己的、自然的“社會”中，通過它自己凝聚起來的勞動力量，通過使企業具有所有真正的社會都具有的意義，從而拯救了企業和它巨大的生產效率。真正的社會所具有的意義給人們在其從搖籃到墳墓的旅行過程中以某種理想主義的實質，這些意義是不能被不斷擴大的經濟動機所包括的。如果一個企業要想存在下去，那麼它將不得不在世界上扮演一種道德的角色而不僅僅是經濟的角色。從這個觀點來看，工會對管理層的挑戰是有益的，也是有希望的。這條道路，對於拯救我們這個民主社會的價值來說，也對於拯救當代的工業體系來說，也許是一條唯一有效的道路。企業和它的勞動力必須以某種方式轉變成一個合作的共同體，進而停止淪為一個分裂的和似乎處在戰爭狀態的場所。

如果說上述的分析是有意義的，那麼工會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支保守性力量。工會是保守性的，因為工會試圖通過挑起細節問題上的爭吵和進行持續不斷的妥協來保留一些較為古老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把一個非道德的因而本質上腐朽的權力（企業）整合為一個具有道德基礎的因而能存在下去的“社會”。這種迫不得已的轉變，即一種以擴大利潤為導向的社會制度的終結，與其說是在最近某些承認企業應承擔公共責任和公共服務的理論中出現的，這些理論是由專業管理協會公開宣稱的，還不如說是由企業改制開闢的一條前途光明的道路，企業的改制使企業具有了那些對任何“社會”來說都必不可少的價值觀。

工會不僅可以分享到許多先前只有管理層才能行使的職權，而且也可以影響到工人作為民主社會中的一名公民所應享有的權利。工會作為第三方力量站在工人和他的職業之間。現在，工會這個第三方力量已經出現了，並且經常證明它比提供工作機會的工廠和希望接受僱傭的工人都更為強大。工會是一個新的“社會”，在這個新“社會”中會員資格是本質性的，並且在很多情況下是不可避免的。這個新“社會”有它自己的邏輯和它自己的需要，這種邏輯和需要獨立於任何被指定的工人或工作之外，而且它還為工人和工作這兩者擬定條件和制定紀律。首先，工人不能獲得任何一份他想要的工作，他甚至不能學習任何一種他想要學習的職業，原因有很多方面，要麼是因為學徒資格受到限制，要麼是因為工會的名冊已經封閉，要麼是因為入會的費用高昂，還可能是因為工會對他帶有歧視，即迫使他在尚未獲得任何一個永久性會員資格的情況下支付一張工作許可證。其次，工人的職業生涯受到了資歷規定的限制，工人所得的工資數額是已經規定了的，工人調動工作的自由也受到了以下事實的限制，即他不能進入另一家企業工作，也不能在另一個地方從事相同的工作，如果他離開原來的企業，那麼他就會失去資歷與獲得晉升和更高工資的權利，如果他離開了工會，那麼他就等於失去了工作。再次，工人必須執行工會的政策，即便他反對這些政策。他的批評自由和言論自由是受到限制的，因為當地的工會領導人有能力用工人無法逃避或無法補救的方法來懲罰工人。承認工人申訴的規定至今還沒有被寫進成文法和普通法當中，除了工人自己所在的組織會承認以外，有時候甚至連所在的組織都不承認。最後，工人幾乎無法影響全國總工會的政策，他往往只能通過他所在的地方工會來向上級施加影響。

工人在工會內部享有的權利是不固定的、不明確的。工會的章程也許沒有全面界定應該明令禁止的行為，但是工會的地方組織卻可以在章程所涉及的內容之外出台一些它自己的規定。儘管工會章程確實列舉出了一系列工會可以懲罰的行為，但是這些規定在措辭上都非常地含糊，以至於如果工會的幹部存有私心，他們就可以濫用他們的權力。工會可以針對以下所列的一般罪行來懲罰會員，比如不服從或誹謗工會幹部、未經工會幹部的允許散發書面材料、引起意見糾紛、削弱工會組織、參加一場討論工會會務的外部會議、做了有害工會運動的不光彩的事情、破壞罷工行為、加盟另外一家工會、與非工會會員一起工作以及破壞工會的工資政策。2受到這些模糊的指控而遭到審判的工人有權利向他所在的工會組織、工會執行委員會或工會代表大會請求覆審，但是在覆審期間他會被剝奪工作的權利，而覆審的最終結果也許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才能出來。

工會章程關於選舉地方工會幹部的規定是很不充分的，由地方選舉出的工會幹部可能會被工會中央組織的主席免職，正如在美國音樂家聯盟中發生的事情那樣。普通工會幹部的換屆選舉大會也是罕見的，例如國際灰泥磚瓦工人聯盟和美國公共土地建築工人聯盟在四十五年內僅僅召開過兩次換屆選舉大會。3除此之外，普通工會幹部的選舉還時常受到工會主席操縱的影響。美國煤礦業工人工會擁有三十家地方工會組織，它的工會主席直接任命了其中二十家地方工會組織的幹部。4美國音樂家聯盟採用的是一種單位投票制度，這種制度使小地方的工會組織可以在票數上勝過大城市中的大型工會組織。在某些情況下，工會主席通過對代議機關的控制可以不經過地方組織的選舉直接委任工人代表。工會的代表大會內設一個由主席任命的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該委員會只讓那些“經過嚴格核實的代表”獲得議席，而當爭端發生時這些代表往往就是那些令工會主席滿意的人，他們事先已經向召開代表大會的城市支付了交通費用。大會的警衛官則可以經常處理一些“未經嚴格核實的代表”。從總體上看，這些不公平現象也許是不常見的，但是它們的確不是罕見的。

工會的行政開支是由工會代表大會的代表來審計的；也就是說，是由工會主席委派的一個委員會來審計的，這個委員會的成員都受到他的恩惠，並且隸屬於他的核心團隊。正如法院的訴訟一再表明的那樣，在某些情況下，工會的幹部總是使用他們手中的權力為個人謀取利益，這就犧牲了雇主的利益，有時候甚至犧牲了工會會員的利益。最近，法院的證詞又表明，工會組織在某些涉及管轄權爭議的罷工、僱傭和“招待”活動中使用了警察權力，“兩千警力”把那些“被工會認為是有過錯的人”排除了在工作的大門之外。暴力，儘管在勞動爭議中被人使用得越來越少，但是它仍然會在罷工行為或有關管轄權的爭議中出現。

此外，工會還可以向工人徵收費用，不僅在工人剛入會的時候要徵收入會費用，而且每月或每周都要向工人徵收會費，不管工人本人是否同意繳費，他都必須支付這些費用。這些不公平的現象現在已經引發了一些問題，包括工人在工會內部的權利保障問題，工人要求機會平等地參加工會的問題，如果說參加工會是工人實現工作安全的唯一有效方法。反對自身所在組織的工會會員至今已經向各級法院控訴了三百個以上似乎侵犯公民權利的案件。這足以表明，工會的權力的確干涉了會員申請工作的權利，干涉了會員自由發言的權利，也干涉了會員質詢工會幹部是如何使用他的會費的權利。隨著工會的發展逐漸深入，這些問題一定會變得更加緊迫起來。一整套新的法律和慣例體系將必須被創造出來。

當然，這些不公平的現象僅僅是工會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的一個方面。如果工會會員濫用或者誤用他們的權利，並且危害到工會本身的利益，那麼工會就必須擁有足夠大的權力去懲罰它的會員或它的團體會員。

如果工會想要實現它的集體協議，那麼它必須得有能力控制它的會員，這是因為集體協議也給工會組織施加了很多義務。野貓式罷工、對內部政治理由持有異議、企圖利用工會實現某個政黨別有用心的路線，這些問題都必須得到處理和解決。如果工會想要像一個負責任的機構那樣運作，那麼它就需要相應的權力來懲罰和驅逐那些拒絕接受工會控制的會員。但是，在某些行業中，驅逐權還包含禁止工人獲得謀生途徑的權力，因而濫用這些權力會引發一些侵犯最為重要的公民權利和憲法權利的問題。現今，工會擁有著“統治”會員生命的權力，工會對會員施以懲罰的能力也確實是必要的。然而，我們這個社會卻缺乏恰當的普通法和成文法用以規範個體會員與工會之間的關係，以及工會地方組織與工會中央組織之間的關係。各級法院不願意干涉一個私人團體的內部事務，它們的審理範圍不包括私人團體的領域，在那裡會員無法獲得有序的訴訟程序和判決，因為工會的章程終止了有序的訴訟程序和判決。相反，工人必須承認由工會章程及其附屬法例規定的會員資格條件，並且必須接受它們的統治。只有當工會被證明已經違反了它們自己制定的章程時，法院才願意介入並干涉工會的事務。

值得懷疑的是，普通的法庭程序並不是實現上述目的的最為有效的手段。只要工會的驅逐權還涉及使工人失業的內容，寫進集體協議中的“工業判例”就可以把工會的懲戒權和工會的驅逐權也囊括在其中。雇主或者工人都可以直接向工會內部現存的司法機關提起訴訟。這種訴訟程序已經在波士頓聯合煤氣公司與美國煤礦業工人工會的第50號地區組織簽訂的協議中生效了；這份協議規定成立一個三人委員會專門處理工會的驅逐、停職和排外事項。在某些情況下，賦予這些新型“司法委員會”強制實施的權力是很有必要的，同時開闢一條途徑使不服從他們判決的人能夠向普通法院提出上訴也是很有必要的。

這些新的司法經驗既反映了勞動者—管理者聯合體的出場，也提倡了一種新的“司法制度”，還意識到了一些亟待處理的特殊問題，更使人們從昂貴和耗時的普通法庭程序中解脫出來。如果人們向普通法院上訴的權利能被保留下來，同時上訴的費用並不是由無力負擔的個人來支付，而是由勞動者和管理者共同組成的聯合司法機關來支付，那麼無論人們何時上訴，只要上訴的內容涉及到一個真正的章程性問題，普通法院就比較容易保護工人免遭自身所在組織的侵害，也比較容易保障工會的權力以便實現它的偉大責任。

工會日益增長的權力不應該毀壞工會的民主傳統。工會在本質上起源於一種微型民主。工會是建立在會員人人平等的基礎之上的，包括責任的平等和機會的平等。工會的幹部是經過公開選舉而產生的，工會的決議服從於會員的批准和同意，工會的選舉是經常舉行的，工會的會議是經常召開的，工會的爭論也是公開的和自由的。工會的規模越大，它保留這些早期民主傳統的難度也就會越大。但是，如果工會僅僅成為一種與管理層進行協商和談判的工具，那麼工會就將削弱它自身存在的根基。從長遠來看，工會會員對工會的忠誠度將取決於工會是否能夠在企業中創造出這樣一種環境，既能保護工人作為一個承認法治的人所應有的尊嚴，也能保證工會自身建立在民主傳統的基礎之上。

行業壟斷與工會壟斷

行業壟斷和工會壟斷是兩個結伴相隨、並行不悖的運動。工聯主義具有限制性和專斷性的特徵，它的內部經常處於衝突的狀態，而它的代價和成本也是高昂的，因此工聯主義與所有信奉自由市場的理論都是矛盾的。同樣，公司也是如此。如果所有權趨向於和直接的責任分離，趨向於和個人無關、以金錢至上、具有流動性，並且越來越多地由一些力量雄厚的公司來代表，那麼同樣具有流動性的、和個人無關的、以金錢至上的以及不承擔任何責任的勞動者就將會被團結到一些力量雄厚的工會當中。與公司組織相似，工會為工人所做的事情等同於公司為所有者所做的事情。如果“經理人員”全權代表所有者——即流動的公司股東——並試圖保護所有者的物質利益，那麼工人領袖則代表了勞動者並試圖保護勞動者的物質利益。

然而，在現代工業中，“流動著的”所有者角色與勞動者角色之間還是存在著一個巨大的差別。工人與所有者有所不同，仍然是以實體的方式存在於工廠之內或工作之中。這種實體參與的需要是所有者和勞動者之間較為重要的差別之一，而且現在已經成為工會開展活動的條件。正是工人在車間中的存在才解釋了一大部分工會活動得以開展的理由。對於一位工人而言，收入的穩定性取決於工作的安全性。而工會政策的長期目標首先是促使工作變得安全穩定，其次是促使工作能產生一個高薪酬的回報。這些目標也許是有矛盾的、不可調和的，一份高工資和工作的安全性也許在任何給定的例子中都被證明是互相損害的，當然對勞動者和所有者雙方而言，上述兩個論斷卻是一點難以理解的經濟智慧。這是因為他們已經一次又一次不可抗拒地上了獲得短期高收入的當，由此犧牲了他們的長遠利益。

獲得經濟安全的需要幾乎是每一個工會組織要求的固有內容。目前，一些工會堅決主張醫療、養老和失業救濟金取自於產品稅，比如煤炭稅，或反之比如鋼鐵稅，而這種主張僅僅是一個較早趨勢的新近階段。所有這些新目標都不能從持續不斷的壓力中分離出來，這些壓力包括要求工廠只僱傭工會會員、要求發薪時扣除工會會費、要求工人論資排輩以及其他上百項條款，每一項條款都可以被視為一塊磚頭，它們構成了一堵抗拒工作不安全的石牆。通過把工會變成工人實現這些目標的主要工具，工人現在已經創造出了一種力量強大、影響範圍廣泛的制度。從一個早期小規模的地方工會的產生到其它類似的地方工會的發展，進而再到這些工會結合成為能把同一個行業中所有工廠都包括在內的全國性或全球性組織，這正體現了工會運動的內在邏輯和必然趨勢。這種趨勢在每一個地方工會的例子中也許只是區域性和個體性的，但是這些地方工會運動的總和卻匯聚成一個浩蕩的趨勢，這一趨勢改變了工人與工作之間的關係，也改變了工人與工人之間的關係。

當前，美國工會的會員數量大約是一千五百萬，這些會員集中分布在197家全國性和全球性的工會組織當中，其中大部分的工會組織要麼加盟了美國勞工聯合會要麼加盟了產業工會聯合會，而還有55家工會組織則是獨立運營的。這些工會組織在規模上有很大的差別。有一些工會聲稱自己的規模接近一百萬會員，例如美國的汽車工人聯合會、鋼鐵工人聯合會和運輸工人國際公會，但是大多數工會組織的規模都遠遠沒有達到十萬會員。1948年，美國的工會組織已經壯大到足以囊括一切，以至於大概“每六個21歲或21歲以上的人中就有一個人是工會的會員”。

同樣發人深省的事實是，參加工會組織的工人代表了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一百的勞動者，這些勞動者從事的職業包括農業設備業、飛機零部件業、鋁製品業、汽車零部件業、啤酒業、地毯和毛毯業、水泥業、鐘錶業、男裝業、女裝業、電子機械業、毛皮製品和毛衣業、玻璃和玻璃器皿業、有色金屬及其產品業、人造絲製品業以及橡膠製品業；包括皮革製品業、肉制半成品業、報紙印刷業、造船業、普通鋼材和食糖提煉業、海岸作業、航運業、金屬礦產業、電影業以及區域和城際貨運業；還包括表演和音樂業、航空飛行和修理業、釀酒業、地方公共交通業、鐵路業以及電報業。

很清楚，個體工人正在融入一個不斷擴大的組織之中，並且他對這個組織的控制力正在逐步下降。工人與他所隸屬的工會的關係、工會與更大的社會共同體的關係已經引發了許多公共議題和私人話題，而這些議題和話題是那些最初建立起小規模地方工會的工人們所想象不到的。強大的全國性工會正在取代個體工人，我們也正在面臨著這樣一種前景，即個體性質的協商談判將在不久的將來消失，而且含蓄地說連職業選擇的一點自由也將在不久的將來消失。從工會的角度看，不管是區域性的行業，例如建築業，還是全國性的行業，例如鋼鐵業或航運業，控制競爭性的工作都是工會生存的本質所在。工會必須保護它的成員免遭來自非工會會員低工資的挑戰以及工會組織解體的風險。在許多行業中——男裝業、女裝業、煤炭業、紡織業、印刷業等等——有工會組織的工廠或礦井管理層都堅持認為，工人的聯合應該得到擴展，以致包括所有至今尚未成立工會組織的競爭對手。

如果推廣工會的組織章程並且擴大它們對整個行業所產生的成本被證明是行不通的，那麼工人的組織就不可能存活下來，而成立工會組織的工廠也將會走向破產。舉個例子，儘管女服裝業的分布遍及整個國家，但是它仍然擁有一套中央營銷組織架構，其總部位於紐約，這套組織架構促使遠方的各個城市彼此之間開展競爭。3從1910年到1929年，集體協商和談判遍及到男服裝業中的每一個重要市場，而且遍及到整個服裝製造業百分之九十五的工廠。4在任何一個市場中，較為低廉的工資總是吸引著來自其他城市的廠商。如果工會要想在任何一個城市中保護它的利益，那麼它就必須使自身的組織擴展到所有的城市。

還有其他的理由也已經證明全國範圍的工會組織非常重要。美國成衣業工人工會擁有五項或六項社會保險基金，這些社會保險基金關繫到六千家工廠中五十萬名職工的利益。這些與企業家協會或雇主們簽訂的合同都是以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範圍為前提條件的。否則，福利計劃將不得不被勞資雙方單獨談判達六千次，並且整個福利改進的程序也將會中止。福利計劃，比如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環境，只有限制在一個行業的範圍內才能穩定下來。5

國際婦女服裝業工人工會的會員數量超過了38萬，它的例子也揭示出了一段與美國成衣業工人工會極其相似的經歷。國際婦女服裝業工人工會的工作範圍遍及該行業的20個分支部門，它的旗下擁有452家地方工會，這些地方工會分布在超過36個州的265座城市中。它的會員被8500家以上的廠商所雇用，它與90家企業家協會建立了契約關係，同時還與大約900家個體企業建立了契約關係。6近幾年以來，婦女服裝行業具有的這種相對穩定的狀態可謂歸因於國際婦女服裝業工人工會，也歸因於雇主們時常要求去維護與工會組織簽訂的這些合同。7

很多年以來，印刷業的工會已經把一種全國通用的標準寫入他們與廠商簽訂的地方性合同中，因為“整個行業和我們都不能擔負得起由工會工作環境方面的競爭所造成的後果，即使其他方面的競爭也許是很有必要的。”8與成百上千家小型印刷廠中的每一家都進行一對一的談判已被證明是不切實際的，而且還會導致談判的雙方要求某些基本規則在全國範圍內適用。自從1852年以來，國際印刷業工會就一直為了實現這些目標而努力工作。9

如果說航運業的工作環境與上述已經描述過的其他行業有所不同，那麼這種不同就表現為航運工人們更為迫切地提出建立全國統一標準的要求。工作在遠洋郵輪上的工人們現在已經在為獲得平等的工資和工作環境而鬥爭了，他們現在已經發現工會的招聘大廳是實現他們計劃的一種必不可少的工具。每當船長想要聘用一批船員時，他就會走到工會的招聘大廳。“除此以外他沒有其它的地方可以去。”任何企圖顛覆現存安排的努力都“將會導致整個航運業出現最嚴重的分崩離析，我們在這個國家曾經目睹過這樣的場面。”10它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

如果每一個雇主都必須與一個僅代表自己雇員的工會談判，那麼你就會發現雙方達成的工作條款將是極其地複雜多樣。你將會發現工人離開一艘船加盟另一艘船後，他的工資和工作環境也會發生天壤之別。你還將會發現停泊在同一個碼頭的許多船隻雖然彼此之間緊密地捆綁在一起，但是每艘航船招聘航運工人的條款卻是不盡相同的。這種狀況很可能會引發騷亂。11

由於多種多樣的標準會使維繫一個組織變得異常困難，工會已經不再容忍工資和工作環境方面的競爭了，並且在某些行業當中，由於工資的差別會給公司股東的市場競爭對手帶來不正當的利益，個體企業的所有者也不再容忍工資和工作環境方面的競爭了。在一些由許多小型競爭性公司組成的行業中，要求工資實現統一的壓力看起來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工資的統一卻加速了一種趨向勞動者壟斷的運動。這種壟斷勞動者的趨勢在那些受到少數強大公司統治的行業中也同樣明顯。

舉個例子，在電話業中貝爾體系的影響可以覆蓋所有的地方電話公司，工會能夠發現沒有一家屬於電話業系統的地方公司能夠改變工資、工作時間和工作環境。當地的電話公司甚至不能對它的員工進行特殊的職業分類。每一家子公司的組織結構看起來都與其他的子公司一模一樣，每一家子公司的員工養老金、傷殘和死亡撫恤金計劃都是相同的，而且在沒有統一的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同意之前這些計劃是不能被人為改變的。在這種環境下，地方性的勞資談判只能是弄巧成拙的。在電話業，管理層的中央集權才有利於整個行業的勞資談判。12

事實上，這種跡象在通用汽車公司的一個類似的政策中也顯示出來：

我們在通用汽車公司的經歷可以證明，建立以整個公司範圍為基礎的、程度更為徹底的、反對廠級控制的中央集權的動力來源於公司而非工會。工會為獲得對不滿的發泄權以及廠一級政策的參與權所做出的努力在過去和現在都被公司斷然拒絕，這是因為這些事務都必須由在底特律的公司高層管理來處理。13

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證明這樣一個論斷，即“正是公司治理結構的本質決定了工會組織結構的本質。”14

類似走向統一的趨勢也在紡織業中表現出來，在那裡由於某些工廠規模較大的原因，某些生產商可以支配該行業中所有部門的勞動關係。

紡織業生產商的經營範圍是全國性的，並且它們的控制也是高度集中的。美國線業有限公司在7個州經營了10家工廠；美國毛紡有限公司在8個州經營了25家工廠；美國纖維有限公司在4個州經營了9家工廠；塞拉尼斯公司在8個州經營了11家工廠；J.P.斯蒂文公司在8個州經營了35家工廠；聯合商人和製造商公司在5個州經營了10家工廠；德事隆集團公司在7個州經營了32家工廠；伯靈頓·米爾斯集團公司在7個州經營了55家工廠。……在紡織業中，只有一少部分的生產商會與德克薩斯州的水公用事業協會做生意。在某些情況下，單獨一家公司就可以擁有和經營紡織業的整條供應鏈。在其它情況下，每一家工廠也是一家獨立的子公司。總體而言，中央的行政官員主導了紡織業的勞動關係政策。15

上述這些例子都表明了工會的癥結所在。任何一家工廠中的地方工會都無法勝任保護工人利益的職責，因為工會與一個主要經營者簽訂的協議就可以影響到該行業中其他工廠的勞動關係政策。在上述這些行業中，有效執行工會的要求已經隨著區域性或行業性的工人聯合而逐漸產生。在某種程度上，工廠之間財務管理的互相聯合也已經使有效執行工會的要求成為必要。單獨一家工廠的財務機構從屬於由同一個行業中許多彼此競爭的工廠組成的財務委員會。

“羅德島的普羅維登斯醫院國家銀行，簡稱R.I.；波士頓的老殖民地信託公司；紐約的國家城市銀行；格林維爾的第一國民銀行，簡稱N.C.；夏洛特的美國信託有限公司，簡稱T.C.；這些單位差不多代表了超過100家的類別不同的紡織業財務委員會。”16

然而，全國性的工會不僅僅是針對壟斷的一種回應。它還加速了規模更大的工業實體的成長過程。通過堅持主張採用相同的或統一的標準，全國性的工會增加了小型工廠的相對成本，並且加重了它們在面對來自大型公司的競爭時所遭受的生存困難。

在電影業中，美國音樂家聯盟的行為可以被看作是這些壟斷趨勢中一個幾近經典的案例。洛杉磯的小型電影生產商要被迫接受和承認由大型電影生產商簽訂的合同。美國音樂家聯盟堅持認為，每一個生產商應該在持續兩年的時間內經營一支由二十人組成的樂團。如果該生產商不需要一支常設的樂團，那麼他就必須雇用一支由五十人組成的樂團，以每小時25美元為最低限度向每一位音樂師支付工資，並且一旦他雇用一支樂團，那麼該樂團的工作時間就不能少於三個小時。過去，一家電影公司滿足它的音樂需求只要付出240美元的成本，現在，它必須為此支付的最低成本則是3750美元。在大型公司的壓力之下，小型電影公司勉強同意雇用一支由二十人組成的樂團，工作時間為52周，並且每年向每一位音樂師支付16900美元的工資。根據合同這支樂團每年的演出時間為520個小時。然而，小型電影公司並不需要一支由二十人組成的樂團，它們也不可能每年使用520個小時來進行音樂演出，但是它們被迫支付下述所有的一切，包括全部支付兩周的樂團假期開銷，以及合同規定的52周的樂團工作期費用。17

換句話說，小型電影公司過去曾經是與八個音樂師融洽相處的，但是現今它們的身上卻被強加了十二個額外的音樂師。“電影業中的每一份合同都迫使生產商雇用一支為數達二十個音樂師的樂團，而這支樂團的工作時間並不是由生產商來決定的，而是由工會的代表大會來決定的。”18正如電影製片廠的老闆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現在正在雇用工人，……但是我們不希望這樣。”19工會與核心電影製片廠簽訂的合同也要強加在小型電影製片廠的身上，這是因為若非如此“它們（指小型電影製片廠——譯者注）就不會為我們（指美國音樂家聯盟——譯者注）工作。”

廣播業也出現過相似的經歷。由於紐約和加利福尼亞之間的時差迫使洛杉磯的一家廣播站推遲了一個全國節目並且改用錄音帶播出，這家廣播站只好被迫為播出這個全國節目再支付12000 美元的額外費用，而先前它已經支付過相應的播出費用了。20

美國音樂家聯盟要求，“擁有樂團的大都市廣播電台必須向樂團的全體演職人員支付占電台百分之五點五的淨收入”，儘管事實上每一家經營樂團的地方廣播公司都處於虧損的狀態。21美國音樂家聯盟還要求地方的廣播公司即使不需要音樂家也必須雇用他們，而且有報道顯示一些電台竟然要向一支備用樂團支付兩年的工資，而這支樂團卻並沒有彈奏過一個音符。芝加哥的地方音樂家工會強迫當地的廣播電台至少雇用八名備用音樂師，並且所有的機械設備必須由音樂家工會的會員來操作。其他雇用音樂師的領域也發生過類似的現象。舒伯特·拉斐特歌劇院被迫雇用了六名音樂師，每周為此付出了525美元的開支，然而歌劇院並不想要也不需求這六名音樂師。如果歌劇院不服從工會的要求，那麼它就會被迫面臨工會的拒絕行為，一開始是舞台工作人員不參加工作，之後將是歌劇院無法獲得任何的演出預約。

美國音樂家聯盟在芝加哥的地方工會試圖迫使芝加哥歌劇院雇用29名音樂師來舉辦一場冰上演出，但是芝加哥歌劇院的一支常規樂團只由8名音樂師組成。而且芝加哥地方工會還試圖迫使芝加哥歌劇院為9場演出支付10場演出的費用，參加每一場演出的每一名音樂師的工資是25美元。於是，這場冰上演出只好作罷了。

當大都會歌劇團在芝加哥演出時，芝加哥歌劇院每周要被迫支付給一名備用樂隊指揮370美元，還要支付給七名備用演職人員189美元。同樣是芝加哥歌劇院，它還必須雇用一支為數達18人的備用樂團，備用樂團的音樂師人數相當於一個巡迴演出的芭蕾舞團所攜帶的人數。22

美國音樂家聯盟在洛杉磯的地方工會首先會評估一家戲劇院、餐館或其他娛樂場所的收入和經營情況，然後再決定娛樂公司應該雇用多少數量的音樂師，以及應該向音樂師支付多少數量的工資，但是這一過程是沒有經過預先的磋商或達成協議的。

工會的這些所作所為已經使得工會全面管理演藝業的勞動者成為必要。美國音樂家聯盟宣稱自己擁有這項權力。美國音樂家聯盟的主席詹姆士C. 帕特里奧相信，“就勞動者的利益而言，壟斷是完全正當、無可非議的，因為只有通過這種方式，工會才能夠變得強大起來，才有能力提高工人的工資並且改善工人的工作環境。”23這種勞動壟斷建立在以下事實的基礎之上：在216000名工會會員當中，大約有32000名會員專門從事音樂師的工作並以此為謀生的手段。“大約有86400名工會會員已經拋棄了他們的樂器”，但是出於某些感情上的原因仍然保持了他們的會員資格。工會的會員資格是具有廣泛的彈性的。24“任何一個為了獲得報酬而進行音樂表演的樂器表演師都可以被列入職業音樂師的行當”，而且他還有資格參加工會組織。“任何一個超過16歲[1946年憲法，第九條，第十五款，第57頁]的人，只要他能聽懂音樂或看懂音符並且會演奏任何一種樂器，他就有資格成為工會會員。”

通過音樂師的工會組織，這32000名常雇音樂師已經成功地獲得了對戲劇院、樂團、廣播業、電影業和電視業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和控制權，而這種影響力和控制權已經在許多方面限制了上述這些行業的自由度。

1947年7月7日，在接受美國眾議院教育和勞動特別小組委員會盤問的時候，帕特里奧先生陳述了如下的證詞：25

帕特里奧先生說：“好吧，如果我們的計劃能夠順利實現的話，你就不會再去聽收音機了。”

眾議員費希爾說：“那你就不會再去聽自動唱片點唱機了。”

帕特里奧先生說：“你同樣也不會去聽自動唱片點唱機的。”

眾議員費希爾說：“在這個國家中……，你已經有效地壟斷了音樂的製作過程。……”

帕特里奧先生說：“我不會否認這一點的。……”

麥肯先生說：“你與我國主要的電影生產商都建立了契約關係，剝奪了他們使用任何一種電影聲帶的權利，而電影聲帶展示了音樂師的才華，或是記錄了一種音樂表演。”26

帕特里奧先生說：“還有電視業也是這樣。”

麥肯先生說：“電視業也被你壟斷了嗎？”

帕特里奧先生說：“是的。”

麥肯先生說：“那這種契約關係存在於我國所有的電影生產商中嗎？”

帕特里奧先生說：“是的。”

美國音樂家聯盟的確能夠實現上述這些控制，因為所有為謀取生計而從事樂器表演的音樂師都是工會會員。而之所以全部的音樂師都是工會會員，這是因為如果他不是一名工會會員，那麼他就不能以樂器表演的手段來謀生。實際上，這也就意味著只有與工會建立契約關係才能獲得音樂師的執業許可證。

美國音樂家聯盟與美國所有的唱片公司（大概有550家到600家）都簽訂了一份只雇用工會會員的勞資協議，以至於任何一個廠商想要製作出他自己的唱片都是不可能的。27在沒有得到工會許可的條件下，任何一家學校、教堂和合唱團也都不能擅自製作唱片。所有的這些唱片協議都在同一個時間點到期，1942年美國音樂家聯盟決定不再進行唱片的錄製和轉錄工作。1944年，美國的唱片公司必須為出售一張價值35美分的唱片支付四分之一的商品稅，為出售一張價值50美分的唱片支付二分之一的商品稅，為出售一張價值75美分的唱片支付四分之三的商品稅。到1946年年底時，對這些唱片所徵收的稅額總計為2600000美元，而到1947年時，這種稅額的總量預計將達到3000000美元。當塔夫脫—哈特利法案宣布這些稅款為非法所得時，美國音樂家聯盟就宣布今後他們不會再製作唱片了。

芝加哥的周日夜晚俱樂部是一家長期經營的、非官方的宗教性組織，由於俱樂部的音樂是由兩位非工會會員的志願者來表演的，俱樂部必須再雇用一位備用音樂師。而在舊金山，備用音樂師們必須通過廣播為兒童們表演節目。281945年2月，美國音樂家聯盟禁止自己的會員以任何形式在電視上演出，直到工會出台另行通知為止。由於芝加哥的小學樂團無力雇用一支備用樂團，美國音樂家聯盟禁止它在所有權屬於城市的電台中播出節目。這種禁止現象也在芝加哥的小學合唱團身上出現。291944年，美國音樂家聯盟的全國主席在報告中指出，1943年沒有一支學校樂團和學校合唱團與廣播電視網建立業務聯繫，“這永遠是不可能的，除非經過美國音樂家聯盟的許可。”301945年聖誕節的時候帕特里奧先生批准了一項特別許可允許播放從紐約聖帕特里克大教堂傳出的彌撒曲31，1946年他批准了一項特別許可允許播放包含配樂的杜魯門總統的建軍節演講32，1946年7月他又批准了一項特別許可允許用調頻和調幅廣播播放從斯克內克塔迪傳出的應徵入伍計劃。33

以表演樂器為謀生手段的這32000名音樂師企圖為他們自己尋求一種經濟上的安全狀態和一份高工資的收入，正是他們孕育出了美國音樂家聯盟這個工會組織。因為美國音樂家聯盟是一個壟斷性的組織，所以它現在已經能夠限制電影業、廣播業、調頻業、電視業和唱片錄製業的發展。它妨礙了私人宗教服務的廣播，妨礙了軍樂隊的演出，妨礙了經過公立廣播站播出的學校音樂會，妨礙了流行音樂和古典音樂的創作過程，並且還妨礙了歌劇院把歌劇傳向邊遠城市的能力。它限制了美國人民的音樂教育水平。它還影響到人們對從餐館到自動唱片點唱機的整個系列活動進行投資和娛樂的流程。上述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工會企圖保護少數音樂師群體所帶來的副產品——“任何一個能聽懂音樂或看懂音符並會演奏任何一種樂器的人”都可以要求一份工資。在美國，具備這種能力的人只有32000位。這項涉及面最廣泛的國家公共政策是由美國音樂家聯盟決定的，然而這項公共政策只是回應了美國音樂家聯盟會員的要求，卻並沒有全面考慮到美國人民的利益需求。

在嘗試獲得高工資和經濟安全的過程中，工會開始尋求實現壟斷，接著利用壟斷來實現工會自身的目標。表面上工會設定的目標不是革命性的，但實際上工會設定的目標卻是革命性的。工資和價格交易的本質現在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時，個體工人與同事之間的關係和個體工人與雇主之間的關係也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作為一種第三方的力量，工會已經出現在勞資關係的場景中，這種第三方力量最初是由工人們創造的，因為工人們想要使他們的談判更為有效。現在，工會這一第三方力量已經變得非常強大，乃至它已經使工人（會員）和雇主淪落為一種從屬於工會的地位。這是由一系列簡單的目標和誠實的努力所帶來的一個合乎邏輯而又不可避免的副產品，它並非是由某種陰謀或邪惡的意圖所產生的。為了能夠存活下來，工會必須對它的資源（勞動者）進行壟斷，並且工會一旦實現壟斷，這種壟斷就會表現為一種把工資集體談判強加給雇主的形式，即“勞動力價格談判”，越來越多的案例表明雇主必須接受工資談判，否則他就會歇業或破產。倘若工廠或企業的規模很小，那麼無論雇主是否接受工資談判，他都會面臨破產。因為如果接受談判，勞動力的成本會異常高；如果拒絕談判，雇主就無法雇用到勞動者。

許多案例都表明，工人或者雇主謀取生計的能力現在已經變成了一種需要經過許可的事物。34它取決於工會組織的同意和許可。雇主和個體工人都被迫接受了工會這一第三方力量強加給他們的這套遊戲規則。而這些規則既不是獨裁專斷的也不是反覆無常的。它們是按照世界上最好的意圖來設計的，它們是對一種短期需求的回應，它們的目的旨在為個體工人創造經濟的安全和更高的工資。工會的目的在道德上是正義的，因而是值得稱道的。工會的方法也是清白無罪的：當某項工作與工人感興趣的事情相違背時，工人可以拒絕從事這項工作。但是，工會制定這些規則的後果卻趨向於由第三方力量控制的壟斷，這種壟斷改變了先前的工資談判模式。此外，作為第三方力量，這種名為工會的新制度不僅為工會自身帶來了利益，而且還形成了一種工會自身的邏輯。工會的邏輯與先前的制度安排是前後矛盾的，因為工會的邏輯摧毀了那些較為古老的制度所賴以維繫的根基，當然這並不是由工會的惡意預謀導致的。所有的工會組織都致力於實現工會的邏輯，這是它們同一個運動方向。

在紐約市，國際電氣工人兄弟會在當地的三號組織已經全面統治了建築工程領域所有電氣設備的生產製造業、批發配送業、零售業、裝配業和維修業。在過去，這家地方工會使用這種控制力把美國其它地方生產的電氣設備都排除在紐約市的市場之外，即便這些電氣設備是由同一家全國工會組織的會員所生產的。國際電氣工人兄弟會的三號地方組織還禁止交易由隸屬同一家全國工會組織的電氣工程師所生產的產品。可見，國際電氣工人兄弟會的三號地方組織期望建立一個封閉的市場並在此運作。唯一的例外情況是先拆除設備並在之後重裝設備，在這種情況下這家紐約的地方工會可以允許自己的會員到外面的城市去從事材料製造工作。35

三號組織只是展示地方壟斷的一個例子，這種地方壟斷嚴重危害了紐約之外其它城市的電氣設備製造業。在鋼鐵業工人工會的例子中，我們還可以發現一項在全行業範圍實施的工資政策削弱了小型公司的經濟地位。小型公司被迫接受了鋼鐵業工人工會與大型公司簽訂的工資協議。這些小型公司認為，如果它們遵守工會與大型公司簽訂的協議，那麼它們就將損害自己的競爭性地位。但是，當它們試圖為自己的困境向工會爭辯時，當地的工會委員會卻告訴它們“任何一家公司都沒有權力與全國總工會所頒布的指令發生絲毫的背離。”36

很明顯，標準工資制度已被人們認為是實現和維持勞動壟斷的一個前提條件。為了維持勞動壟斷的局面，工會組織已經使用了許多策略手段，其中包括罷工行為和聯合抵制雇主的行為。與此相同，單獨一家工會也經常使用這些方法來對抗另一家工會，因為它要努力維護自己對車間、工廠或行業勞動力的專有統治權。工會與工會之間發生管轄權方面的衝突決不是罕見的，而且這種工會內部的衝突已經使得企業的經營成本不斷增加。

在批量生產的行業，由於工人的職業能夠被清晰地界定，因而工會管轄權方面的衝突能夠被工人們包容，生產工作也能夠繼續進行下去。但是，在其它的行業，由於生產每一個產品都需要一個不同的職業組合，甚至需要創造出新的策略方法，因而有關工會管轄權方面的衝突就會變得非常棘手並且易使人惱怒。在電影業，有四十家工會為空缺的職位而競爭，而這些職位屬於哪一家工會有時候還真是一個謎，沒有人能夠揭開這個謎底，因為那裡不存在一個對各方來說都能夠接受的職業界定。因此，工會之間的衝突會在一天當中的任何時間出現，並且會通過各種工作活動表現出來：誰應該把釘子釘在木板上；當木板倒塌的時候誰應該有權利把釘子拔出來；亦或誰應該注滿一個水瓶。如果直接參與衝突的人僅僅表現出罷工的行為，那麼這些本身微不足道的衝突也就不會呈現出加重化的趨勢。然而，一條不准工會會員越過警戒線的規定卻把每一次細小的衝突匯聚成一種巨大的威脅力量，這種力量把製片廠、演播室以及整個電影業的工人都團結在一起，為數竟達30000人。

過去，不同工種之間存在持久的爭吵和看起來似乎無盡的衝突，對地方工會而言它又缺乏解決管轄權問題糾紛的權力，此外每個工種都宣稱自己擁有特殊的地位和特權，這些問題已經使得企業的連續運營變得異常困難或者無法維繫下去，而且企業的經理人員也深受這些意料之外而又永無止境的衝突的困擾，以至於他們的士氣一蹶不振。這些無法預測的、看起來失去理性的突發性事件嚴重地影響到經理人員開展日常工作的能力。雇主則成為一名無辜的旁觀者，他沒有任何可以利用的補救之策。

一名好萊塢的電影生產商在美國國會委員會上所作的證詞向我們展示了工會管轄權糾紛是如何影響一家企業的：

弗里曼先生說：“……我認為好萊塢的電影生產商由於受所有這些現存問題——即在工會與工會之間發生的全部衝突——的影響已經變得陳腐不堪了。……來吧。我們已經很疲憊了。我們已經厭倦了這些爭吵。然而，我們找不到一種方法能夠解決這些現存的工會衝突。”

“你所做的事情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你前一天回家以後，第二天早上又會受到另一個威脅。如果你打算出門去打高爾夫球，那麼你仍然會相信在你走以後攝影棚將出現停工現象，原因是——在我們身邊的一個例子中是一個水瓶引起的。”

麥肯先生說：“給我們講一講這個水瓶吧。我很願意聆聽關於這個水瓶的故事。”

弗里曼先生說：“這個水瓶一開始是空的，後來一位員工把這個瓶子裝滿了水並把它放到原來的架子上。這時，其他的員工就要求停工了，因為那位員工並不擁有對這個水瓶的管轄權。”

“於是員工們不得不專門指派一位在某個外景出口處工作的勞動者去取水。員工們都很口渴，而且只有解渴以後他們才會工作。所以，這位勞動者必須把這個水瓶裝滿水並送到攝影棚內的空架子之上。”37

另外一名證人也證實道：“我們遭遇停工了”，起因是“一塊三英尺長的木板需要四枚釘子，……所以我說‘好吧，來吧，孩子們，你們現在就把四枚釘子釘到木板上！’而當某一方工人拔出那四枚釘子後，我只好對另一方工人說，‘請你們把那四枚釘子再釘到原來的那塊木板上。……’我們經歷了太多這樣的事情以至於我們自己都不願意提及了。”有一家攝影棚把它的經營成本提高到了180%倍，而另一家攝影棚的人卻說：“與先前的預算成本相比，我們的經營成本達到了1200%和1300%倍。”38

因此，在保護工會會員獲得工作安全的過程中，工會通過全面增加小型生產商的經營成本，已經逐步增強了勞動壟斷的威力，而這種勞動壟斷幾乎遭到了所有小型生產商的反對。工人們致力於在一個經濟不穩定和社會原子化的環境中恢復和重構一種安全感和“社會認同感”，在他們的努力下他們現在已經建立起一種力量強大、不斷成長的制度，這種制度使雇用工人工作的企業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也使在該企業謀生的工人的生活範圍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定。

工會衝突的本質是工會的權力鬥爭，這是因為一旦喪失權力工會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而且經濟形勢發展的邏輯也必然要求工會始終要強化自己的權力。經濟體中的這種權力鬥爭給整個社會共同體都帶來了影響。工會的目的始終是為了獲得更好的安全保障，而工會使用的方法則是不斷強化自身權力來設定經濟生活的標準，這種權力會使工人的工作變得穩定，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經濟體的穩定。權力鬥爭的影響還包括日益限制個人行動的自由，並且日益趨向個人收入的平等化。可見，工會運動與先前一系列的自由競爭理論是不可調和的。

自由市場中的生產商由於經常受到低成本或保護性價格的壓力從而走向了壟斷。而自由市場中的勞動者由於經常受到經濟安全和更高工資的壓力也同樣走向了壟斷。事實上，在自由競爭世界中的企業和勞動者雙方都走向了壟斷。這種壟斷也許不會很快達到“完美”的地步，但是通向壟斷最高境界的趨勢現在已經出現了。從歷史的視野看，自由競爭世界的理想狀態是每一個人憑藉他自己就能代表整個社會的內在和諧，現在這個理想已經被歷史證明是一個圈套和錯覺，而且它還會弄巧成拙。如果我們賦予勞動和資本選擇道路的權利，它們雙方都會選擇“逃避自由”，並且會犧牲它們的特權以換取安全的需要。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