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申有连 写于 二零一三年

　　谎言无论怎样装饰，也不难识破，但如果用暴力威胁，谎言立即就会成真理。马克思远比戈贝尔老道，戈贝尔靠千遍万遍反覆折磨人的耳膜，使谎言逐渐变成真理，马克思却挥舞暴力的魔杖，使谎言立即成真理。 但谎言永远是谎言，暴力威胁下，反抗永远不会停止。揭开谎言，让它见太阳，马克思主义早该寿终正寝。 马克思主义恐怖下的中国，马虏们把马克思主义谎言分成三个部分，壹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另壹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另壹个是马克思的所谓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三个部分依靠暴力挟持，形成壹个整体。 其实，马克思主义只有两个部分，壹个是马克思主义暴力统治方式，另壹个是马克思主义强制经济方式。 马虏们所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部分理论相互嫁接、拼凑而成的产物。他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对事物认识、定性采取的纯粹是事物外貌、外形表象的复述。只坚持、停留在形器存在的壹般现象上。这种认识是感性阶段的，远未触及事物的原理、本质，因此与哲学并不入流。 将“唯物主义”加上“辩证”的前缀，就像在面包上抹黄油壹样，只是让调料改变壹下主体的味道，如何能在哲学上创建出新的、独到的思辨逻辑？无论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还是他的“唯物辩证法”，两种货色反覆翻炒，并不见有新奇之处。他从黑格尔那里捡来并贴上他的标签的辩证法，不过是在哲学的门槛外对事物诡辩的技巧，算不上什么高明之法。马虏们之所以竭尽全力推崇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辩证法逻辑，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指黑道百。他们大肆宣扬：事物都是对立统壹的，所谓黑中有白，白中有黑。 而马克思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宿命论的新演绎。如果直接表述为“历史宿命论”，当会更加贴切。他以此结论历史上发生的壹切和将要发生的壹切都是必然要发生的，是客观的，不可避免的，任何主观努力和任何力量要想改变都是徒劳的。 他据此宣称他的阶级共产主义也是必然要实现的，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和阻挡的。可他却又鼓吹要用暴力才能实现“共产主义”，贬斥欧文、圣西门等人用社会改良的方式实现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只是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前后矛盾，充满杀气的理论，在暴力强制推行下，不知残害了多少无辜的人。 据说马克思有壹顶哲学博士的帽子，经济学倒是个业余水平。但看来，两方面他都壹样蹩脚。 马克思的所谓科学共产主义，不过是暴力共产主义而已。他自己就是这样定义他的共产主义的，阐明只有运用暴力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只有专政才能实现无产阶级永久统治，坚持暴力方式才是科学的，不使用暴力，共产主义就只是空想。 在提出壹系列暴力主张和形成他的整个暴力理论过程中，马克思始终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相伴其中。依他看来，暴力才可以，或者是唯壹可以改变历史的方法。但暴力很血腥，马克思在做文章时，还是选择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词，这样要显得“温文尔雅”壹点。 论述历史可以温文尔雅壹点，但做历史，马克思却坚持必须暴力。这是魔鬼教植根在他灵魂深处的不灭印记。否则，他就不会如此推崇暴力，并把它称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壹方法。“科学共产主义”，就是由此得名。 在这里，决定历史的，变成了“暴力”，而不是“物质”。“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也应该称为“历史唯暴力主义”，因为在他的理论中，是暴力在决定和形成历史，形成和决定“科学共产主义”这壹历史事件或事物，而不再是所谓“物质”了。 他的暴力理论不仅用在无产阶级建政过程，更用在无产阶级统治的全过程。以他的《共产党宣言》为核心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理论，就构成马克思主义的统治方式，非无产阶级以及非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都将被强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下。 暴力决定论被马克思推向了极端，物质决定论早被他扔在了脑后。这就是那个自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 与马克思的暴力方式相比，历代暴君的杀戮只是小儿科，马克思主义统治推行近百年来，已经有超过壹亿人惨死在他的笔下。而法西斯的权力意志，也只是权力狂中的小小儿科而已；二战时期被消灭的三个法西斯加起来，也抵不上壹个马克思。文明社会在二战时期最大的错误，就是为了消灭法西斯而联合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这样，人类就不会遭受这么多痛苦和战乱！ 以暴力夺取政权和维护、巩固政权只是壹方面，以暴力抢夺他人财产是马克思主义更凶残的壹面。这壹面，就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方式的基础。 财产从何而来？资本从何而来？劫夺天下有产者的壹切，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方式的“原始积累”过程。以这个过程为开端，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否定，建立起他的意识形态强权经济理论和强制经济方式。 这是政治专制在经济领域的扩张，是过去的封建帝王认可民间壹定自由度的领域，是民间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基本空间，也是社会经济运动和国家繁荣的基础。而《资本论》却超越旧专制，公开阐述推行强制经济方式的理由和原理，并直接规定强制经济方式。完成了自古以来壹切强权政治无法完成的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全面控制。《资本论》因此成为马虏们实现壹切恶念的魔咒，是这些家伙称颂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 其实，马克思自己也不承认他的相关理论是“政治经济学”。他直接宣称他的理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虏们如此称颂，即违背他们祖师爷的意愿，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玷污。 《资本论》表现的，是经济强权意志，是纯粹意识形态。其中浩繁冗长的篇幅，只论说产业革命在消除政治强权下建立的自主资本和自主劳动形成的经济活动中的“剥削方式”和“剥削过程”。其中虽然有大量的政治经济学名词充斥，却没有丝毫政治经济学的意味。马克思只将人类社会在近代以政治平等权确立的自主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关系和商品交往、经济运动过程，描绘成剥削、压迫、欺诈、盘剥的关系、方式和过程。 这个过程描述，并不是以社会现存的不平等为根据，而是以政治的，经济的，特别是生产方式的产业革命转变为根据，他要彻底瓦解产业革命建立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并从社会生存根基上清除人类文明的全部积淀。 商品，这个文明社会形成的纽带和发源点，就成了马克思颠覆人类文明的起始点。 马克思的《资本论》开篇就直达商品原子深处，从壹片麻布，壹夸特小麦，牵扯出他编造的“资本主义”整个生产体系，牵扯出近代社会在产业革命下建立的生产关系中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 马克思显然无意于政治经济学，但他意识到商品的力量非凡。不但资本的形成、运用，以及整个社会经济运动是商品原子的运动推动的，连整个人类社会的建构都是仰仗商品的力量。扭曲商品，重新用意识形态定义价值，从根基上撼动人类社会建构，彻底否定人类文明，才能使他的劫夺式共产王国建立起来。“商品”于是就成了马克思攻击整个自主资本和自主劳动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和分配规则的第壹靶。 他嘲笑、挖苦政治经济学“庸俗”，就在于政治经济学看不见更发现不了商品形式下的“诈骗”迷局。以往的交换之所以不公平和混乱不堪、锱铢必较，就是因为社会没有坚持等价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或者在“故意”偏离这壹原则。 商品在购买者心中如何评价，是自觉、自然决定的，劳动者之间的劳动成果交换，是基于自身对交换物的价值认识和评价。政治经济学对商品交换价值壹般表现的研究、探讨，只是对交换的自然规律和规则的认识和总结。从来没有谁要妄图规定它。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理论中，曾经对劳动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和决定交换的比例关系做了大量研究，他们仅仅是对价值存在进行梳理，是客观的研究。他们更有大量关于商品效用即使用价值对决定商品交换的认同。特别是以西尼尔为代表的务实学派，更是直接以商品使用价值来决定交换。他们的研究只立足于现实生活，是对自然存在的认识和理论总结。 从来没有政治人或经济学人要妄图规定商品，强制价值，只有共产党人会这样做，其根源就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经济学。是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经济规律、规则的研究和阐释，变成了意识形态对政治规定经济的说教。 通过对商品的价值扭曲，马克思将劳动进行分解，通过对具体劳动创造物价值的否定，马克思将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形成的创造物权抽离出劳动者本身，将它抽象、凝结成“集体权利”，并将抽象劳动的绝对权利树立起来。壹种“价值权利意志”在《资本论》中形成。他以抽象劳动的名义，更以资本从来就不应该享有劳动成果的名义，将全部劳动成果以社会和国家的名义壹概没收。 不要以为《资本论》只在责难资本，不要以为马克思有多么同情劳动者。他咒骂资本剥削劳动，不过是为了否定资本家享有劳动成果的权利，他从来就没有表示过要把这个权利交还给劳动者。相反，他要连同劳动者的劳动形成的创造物权壹起，也通过抽象化壹并剥夺，收归在他的无产阶级先进份子手中。劳动者在他的口号中得到的那个“整个世界”，只是虚拟的，抽象的。 从劳动到商品，再到交换价值；从交换到货币，再到资本；从资本连接到生产，再从生产劳动到价值增殖。然后从中挖掘出资本剥削的“根源”。马克思像巫师用魔法使对像变形壹样，用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将劳动生产率变形成吸血魔鬼。就像善良的唐僧被妖魔施法变化成吃人猛虎壹样，生产率被马克思施法变化成了嗜血恶魔。 马克思自鸣得意地公开狂叫：剩余价值率是他的“伟大发明”，是工人遭受资本家剥削的准确表现，剩余价值率即生产率越高，劳动者的处境就越悲惨。 这种狂叫伴随马虏们疯狂的暴力驱赶，导致壹个多世纪来，不明就里的劳苦大众把他们壹生的不幸，归咎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咒语渲染下的资本剥削上，而被马克思变形为“剩余价值率”的原形本身，却是决定壹国人民福祉的社会劳动生产率。 从商品的价值扭曲，到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创造物的具体物权被没收；从生产率的妖魔化，到资本家对资本的运用权和生产资料以“国有化”名义被剥夺，《资本论》完成了对产业革命建立的民主宪政秩序和自主生产方式的彻底否定和颠覆。随著生产资料被“公有”，和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价值的主张、评判权被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方式背靠其暴力统治方式，在盘剥力和压榨程度上，不仅超越了他咒骂的资本主义，更超越了过去壹切封建经济方式和奴隶主经济方式。而它的经济方式，却是人类整个生产史中生产效率的最低形式。 《资本论》卷帙浩繁的论说，就只为了说明两点：壹、资本从来就不应该享有劳动成果，尽管资本从始至终参与劳动过程，但壹切劳动成果都是劳动创造的。二、劳动者的劳动是社会劳动，社会劳动本质上是壹个劳动符号，只是领取壹定报酬的凭证，并不代表某个具体物权。劳动者也不要对这个具体物权抱有任何幻想，因为具体物权代表的劳动成果，即使用价值，已经被定论为是没有任何价值意义的，不能形成任何权利。 这样，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两造都被马克思否定了。《资本论》的欺骗性就在于，它在表面上壹直为劳动说话，极力谴责资本剥削劳动，但是到最后，这两个参与劳动全过程，创造财富的两方，都被马克思否定了。那劳动创造的财富，在马克思主义规定中，到底应该属于谁？……现在人们才明白！ 劳动是运用资本创造财富的过程。没有资本，就没有劳动，没有劳动，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资本论》详尽地阐述了马克思否定这壹过程的两大理论；壹个是“抽象劳动理论”，壹个是“剩余价值理论”；壹个夺走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权，壹个夺走了资本的劳动成果权。《资本论》并不是在论说资本，而是在教唆抢劫，它应该叫《抢劫财富论》才名副其实。

　　形而上学与辩证法

　　在我国大陆的官方文章中，形而上学与辩证法是这样认识和表述的：1．孤立的观点和普遍联係的观点。形而上学是孤立的，互不联係的观点，它把事物、现象之间的差异和界限绝对化，隻见树木，不见森林。与此相反，辩证法则用普遍联係的观点，把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相互联係的整体。2．静止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形而上学用静止不变的观点认识和观察事物，把世界看成是静止不动，一成不变的。辩证法则用发展的观点认识一切事物和现象。3．片面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形而上学是用片面的观点去认识事物，辩证法则能用全面的观点去认识事物。4．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观点不同。形而上学看不到事物内部有对立的矛盾的方面，辩证法则认为事物存在内部矛盾，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是由这些矛盾所引起的。形而上学是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由于以上这种对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认识和结论，因此隻要在“形而上学”这一名词出现和被使用的场合，它总是作为一种错误的，反科学的东西受到批判和蔑视的，而“辩证法”则成了天之骄子，特别是它因为据说是马克思的宠儿，因此倍受青睐，听之如同听到“圣旨下”。而真正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到底是什麽，却谁也说不清楚，所能见到的文字，都是大同小异的如上述般抽象的，含混不清的解释。

　　这样一来，以其如此咬口咬舌地把这两个事物叫做“形而上学”和“辩证法”，还不如干脆直接就把“形而上学”叫做“错误学”，把“辩证法”叫做“正确法”。这样还更易于理解，少了由于对这两个词意掌握不准带来的麻烦。

　　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事实上，任何名词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尽管在辞源上出处不同，但严格说来，都属于外来语。“形而上学”一词，我国最早源于《易?係辞》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意思是：具体的有形的事物是物质性的东西，而超乎有形物质之上的，则是抽象的原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形而上即超物质之意，形而上者讲的是超形体的东西。“道”在这里作规律、原理讲。“形而上学”在这里是纯哲学或纯理学的意思。西方在早期（如十八世纪）也把形而上学一词用来泛指哲学。

　　在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遗留的手稿中，有一部分专门讨论事物的本质及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因的。手稿经后人编选后定书名为《在物理学以后》。中文根据《易?係辞》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一语的含义，将它译作《形而上学》。我们在这里要作为辩证法对立面来认识和讨论的形而上学，已不再如词源初始那样是用来泛指哲学，而是在哲学中作为认识方法之一与辩证法相对立。它在认识事物时一般采取就事论事的方法，或对事物认识隻采取脱离其形质的“道”的探究①，但它并未完全脱离词源初始的含义，我们在下面用它与辩证法对比讨论时，就会看到。

　　而“辩证法”一词则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辩论证明的方法。古代希腊与我国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很相似，学术气氛很活跃。思想家们通过辩论，对事物及与事物有关联的诸方面进行讨论，以此揭示矛盾，求得真理。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方法，两者是对立的，但同时又是统一的。辩证法本身就强调一个对立统一规律，它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对立与统一；并且强调，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那能否也将辩证法—分为二？将形而上学也一分为二？如果能，那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绝对地位就会动摇。

　　在我们人类的认识长河中，存在一个个认识的阶梯。人类的认识是逐步扩展的；这种扩展不由一个人，也不是由一个时代来完成。柏拉图提出一个“洞穴”的比喻来说明认识的过程：从来就深居洞穴的人，像奴隶一样，头和手脚都被捆绑著，隻能面对洞穴内黑暗的壁而不能反顾。

　　-----------------------------------------①这实际上并不全面，事实上，形由道立，形质即器与道是一个认识整体，或者说，器是感性范畴的认识，道是理性范畴的认识，是对有形之物的认识升华，是柏拉图形容的“实在中的最明亮者”。（参见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7页）因此，由火光从洞口在洞壁上映出的他们背后的景物的影子，就成了他们能够认识的世界的一切。等到他们得到释放能转过头来时，才认识到以前所看到的影子的真实形貌，认识到以前看到的不过是这些景物的影像，或仅仅隻是自己官能感觉中事物的一种表象。

　　而到他们走出洞穴，看到了光天化日之下的景物，看到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看到花草、树木、动物、雨露等等，看到天穹、星星、月亮，看到太阳，才认识到以前看到的影像的由来。而且就是这最后看到的太阳，才使万物得以存在。因此，他们不会不庆幸今天认识的可贵，再不会愿意走回那洞穴中，更不愿意象以前一样被捆绑著，隻能面对黑暗的洞壁。

　　但是，今天在阳光明媚的世界中，在一切事物都“真真实实”地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现实世界中，会不会又是一种新的或仅仅是更高一层的洞穴？人类的认识是否真的已毫无阻碍。今天我们也已知道。太阳并不是宇宙的终极，也就不是认识的终极。那更高的太阳在哪里？人类有没有必要去寻找更高的太阳？人们最初在黑暗的洞壁上所看见的由火光映照的景物的影子，被认为是事物的真实形态，因为人们无从怀疑更无从否认它的真实性。当能回过头来时，新的发现使影子的秘密被揭穿，景物的“真实”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以前对世界的认识被看成是形而上学的而加以否定。人类能否再一次走出洞穴，去发现今天所看到的世界的表象的真实形态呢？或者我们认定人类认识已不存在洞穴，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一个洞穴，而是宇宙全部事物的实在。

　　从柏拉图的认识阶梯或认识等级我们看到，人类在认识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改变对事物的看法，形而上学的认识方法和辩证的认识方法正是相对的、交替的存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柏拉图强调要用辩证的方法，也是在于力求要用严谨的，符合逻辑的思维方法合理地运用我们的最高认识，从而实现“善”本身①。

　　牛顿作为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泰斗，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力学体係。这个理论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毫无疏漏，其正确性在人们的科学研究和生产活动中都得到了证明。

　　但二十世纪的科学证明，牛顿的理论也有局限性，它在绝对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是正确的，在绝对时空以外，就成为形而上学的了。这个理论在物体速度达到一定(如光速)时，就出现了差误。

　　牛顿的时代还看不到时间和空间对物质存在有什麽影响和作用，科学研究的范围还局限在绝对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内。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被认为是辩证的，因为它以整个宇宙为观察点，可以解释在宏观世界中一切物体的运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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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柏拉图提出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定义的辩证法完全不同，后者多是出于自诩，这里不作赘述。

　　但如我们假设有一天（仅仅隻是假设），人们又发现了在今天被认为组成我们这个宇宙的各星云係以外的更新的宇宙世界，这种超宇宙世界的存在和运动规律又使我们得出新的结论。那时，站在新的时空点上，相对论又会因局限性而成为形而上学的了。但形而上学的绝不就是错误的。牛顿力学理论的正确性在人类几百年的生产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它有它特定的认识和运用领域，在这个领域，它是辩证的，全面的认识事物的准确法则。任何认识离开它的特定领域或范围都有可能出现谬误，但却不是确定错误的。

　　以上的比喻也许还不能全面地比较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相互关係，下面我们试用一个图解来达此目的。

　　https://html.scribdassets.com/5otx035nwg7ro12m/images/85-1c6aba3fbd.jpg如图所示，图中心阴影部分是待认识的事物，事物外围实线是认识层次或认识点或认识角度，最外层虚线部分表示暂时不可知部分，这一部分表示某一历史时期人们认识以外的部分，同时也是这一时期人类认识力图外延的部分。

　　我们以任何事物都与它的外部事物相联係为出发点，此图于是可假设为一宇宙（认识的宇宙）。任何事物与外界各类各种事物的联係总有远近之分或联係层次，直接与间接，联係角度等的不同。我们以图为例，A为自然界中某一事物的最近点，站在此点，可谓是就事论事，典型的形而上学，因为它看不到任何外部事物。

　　B点则不同，它不但能看到该事物的全貌（这一点与A同），而且能看到A—B这一范围内与该事物有联係的外界的全貌；B点于是相对A点是辩证的在认识事物。

　　但B点也有缺陷，因为它看不到B—C—D这一范围内与事物联係的全貌，B相对C或D又成为形而上学的了。以此类推。我们认识事物应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不同的角度和提取相应的范围来认识，而不一定拘泥于站在最高点以求把事物的全貌透视无遗，这样我们反而会顾此失彼，对认识和解决问题无益。我们今天的学科分类，以及欧几里德几何学与非欧几何学的分别运用；牛顿力学，相对论力学，量子论力学的分别运用，实际就是这一认识方法的直接体现。并且，过分追求最高点，又会进入如图中的D—E范围，进入暂时未知部分。这一部分没有认识的根据，所有对事物的认识都是扑朔迷离的，从而又会陷人形而上学的泥潭。

　　所以，对任何事物采取的是辩证的方法还是形而上学的方法，隻不过是相对的。辩证法不过是自诩比形而上学看得更宽更远和全面，却不知自己的头上还大有天地。就是牛顿力学理论，在十七—十九世纪被看作科学的顶峰，因为它已站到了那个时代人类认识的顶点，到了二十世纪，又一个“洞穴”被识破以后，它就成为形而上学的了。

　　D点本来是一个时期的认识终点，但人类在认识D点以内各事物时，往往会涉及一个时期无法解释的问题。按理此范围已超出D点，在D—E范围内。但人类的求知欲望会促使人们进行种种推理，去企图预知D—E范围的事物。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也是形而上学的，因为它没有认识具体事物的确定的标准和依据，离开事物实质去认识事物，使假想悬在空中。但这种推理一般是运用已有的经验，或者说是把已有的认识作为认识新世界的梯子和跳板，逻辑性也较强，现实中成功的例子也不少。

　　这种方法对提出某种预见虽不准确，却能对新的认识寻找到一定的方向与路径，在人类认识史上也功绩卓著。这是与前一类形而上学不同的另一类形而上学。而这一类形而上学也同时就是科学进军的方向，是不断使图中虚线变为实线的惟一方法；它可能一时使人们的认识陷入迷途，但它却同时又是使人类知识不断扩展的惟一途径。

　　于是，哲学中与辩证法对立的形而上学形成了两部分或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作就事论事讲，作为专对某个别事物作精确讨论讲，作为一定认识范围的理论来讲(自然科学一般都采用这种方法)；另一方面，它是以超经验认识和超现实认识来推论新世界的方法，它是把未成现实的事物预先摆在我们面前的魔术师，是幻想家。科学研究和人类知识的开拓就历来采取这种方式（当然，那些夸夸其谈家们也多有采用此法的，“形而上学”一词的贬斥之意，就是针对此类人物而用的）。

　　在相对性的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中，辩证法隻是相对的形而上学的上一层认识。人们的认识最初都是从一个点上开始，从这个点的认识逐步向更宽的面上和更广的空间扩展。任何一个点上的认识都是它下一个点的辩证认识，同时也是它上一个点的形而上学结论。知识的海洋是不能穷尽的；如果说形而上学是反科学的，应该批判的，那自然科学诸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它们都是采用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因为它们都隻固执地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彼此没有那麽明显地或公开地联係起来，这些科学本身就逃脱不了反科学的罪名，因为它们逃脱不了“孤立”地看待和认识世界本来是紧密联係著的各事物的结论。

　　政治经济学更逃脱不了这一罪名，因为“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一卷第782页），它连起码的犯罪学都没有包括在内，把“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同上书）这一点都没有讨论进去。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极端。而无产阶级专政不正是一种巨大的暴力吗？这种暴力对政治经济学能起到什麽作用？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阶级暴力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又能占据那一个篇章？

　　马克思扭曲商品抢劫劳动的秘密

　　资本自主的生产方式是产业革命的产物，但商品方式却延续了几千年。马克思以否定产业革命为目的，他的《资本论》就只针对产业革命成就的资本自主和劳动自主的生产方式进行攻击，但他却从扭曲商品和商品的种种价值形式开始，撬动起人类文明的根基。 商品是构筑人类文明的基石，它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定义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但这只是壹个表浅的定义。我们从商品的社会功能看，它是社会劳动协作的媒介；从商品的价值功能看，它是劳动者自身最大价值的实现和发挥手段。 商品方式的社会协作，就像单件产品的劳动协作带来的效率增长壹样，给劳动者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回报，这个回报率早已经大到任何壹个现代人离开商品社会就难以生存的程度。 过去以来，多少经济学家在商品身上大做文章。可是，像马克思这种连“劳动产品壹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谜壹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资本论》壹卷88页）都弄不清楚的门外汉，却把商品舞弄得天花乱坠，并被马虏们用江湖骗术加暴力，把马克思用意识形态胡编乱造的商品理论强制灌输给天下迷茫的人们。 商品并不难懂。对依靠商品生存，采用商品形式实现自身价值的社会成员们来说，商品天天在接触，在消费和运用。但马克思却把商品拉出现实生活，拉出商品物的实在，把它定性、编排成：“古怪的，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之物（《资本论》第壹卷第壹章）。 将壹个人人每天形影不离的对象突然拔离开日常生活的感触，剩下壹个“同壹的幽灵般的对象性”（《资本论》第壹卷第壹章51），使人像幽灵附体壹样，从此像在云里雾里，对商品不知所终。这是马克思的非凡本领，还是暴力的本领？相信没有暴力威胁，凡思维正常的人，如何会被他的魔雾笼罩。 我们看马克思的手法。他先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分割开，将使用价值在价值层面上否定掉，将交换价值突出到决定劳动产品价值的地位，把它表述为“商品价值”，或直接就是“价值”、“价值实体”。壹种绝对价值，独立于劳动创造物之外的价值。 他宣称，这个价值与财富意义的使有价值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由抽象人类劳动凝结形成的。 壹件商品的交换价值直接代表了该商品的价值，这在道理上也说得通。但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据以形成的条件和依据是什么？日常生活中，人人都有买卖的经历，至少时常都在买。买什么？生活所“用”；因为“需要”而买。可是，马克思却给交换价值规定了他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他的“同壹的幽灵般的对象性”。 马克思规定的交换，不是依据需求，不是依据人们消费看中的商品的效用，而是依据幽灵的指引。这个他冠以“幽灵”称号的对象，就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或“抽象人类劳动”。 随著马克思对交换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绝对权利的定位，产生和形成这个权利的对象也随之出现。马克思说道，商品是劳动产品，劳动的二重性是形成商品二重性的原因。 同壹个劳动被马克思分解了，壹边是具体劳动，壹边是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产生的是使用价值。使有价值已经被他定论为是没有价值意义的，因此是壹个没有地位的小媳妇。而抽象劳动却不同，它产生的，或形成的是交换价值。也即他说的：价值或价值实体。 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形成具体物权。如种地的收获他的庄稼，天然就具有享有他的种植物的权利。但马克思用抽象劳动理论架空了这个权利，不承认这个权利。 在马克思主义中，具体劳动创造的实实在在的物并不具有价值实体的资格，而抽象劳动的虚幻表现却构成了商品的价值实体。这就是马克思的劳动理论逻辑。他以使用价值不具有价值意义，不能作为享有创造物权利的价值依据。而抽象劳动虽然是劳动者的劳动，但在他的抽象、提升下成为了“人类劳动”或“社会劳动”，在整体上不属于任何个别劳动者。整体取代了具体，掩盖了具体，架空了具体。劳动者得到的，只是付出壹定量劳动（如工作日、工分）的壹个劳动符号。这样，劳动成果的归属权就被马克思剥离出劳动创造者本人手中。 在商品社会中，单个劳动只创造壹种使用价值，有的甚至不是壹个完整的使用价值，如工厂中的分工。因此，单个劳动在商品社会中不能形成整个生活需要。婉转地剥夺单个劳动的创造物权，在被资本支配而不是支配资本的劳动群体中，甚至没有引起丝毫猜疑。因为它有“全民所有”做幌子。这是壹个事前无人能识破，事中无人敢说破的骗局。 用壹个劳动符号换走全部劳动成果，对只能按照指挥劳作的劳动者来说，根本无法知晓自己的命运由此而来的悲惨变迁。 因此，马克思顺利地用抽象劳动理论将劳动创造形成的具体物权剥离开劳动创造者，凝结成个别劳动永远无法够格，无法具有的“集体权利”——无产阶级先进份子才具有的权利。 马克思完全不在乎商品交换自古以来奉行的自由、平等原则和交换依循的自然规则，更不在乎商品方式的社会劳动协作对财富创造所起的作用，狂妄地用意识形态的偏执和权力欲的野蛮，将资本对财富的创造功能抹杀的同时，将劳动者的劳动置换成壹份“社会劳动”符号。 劳动者的悲惨还不只在于权利被剥夺被置换，更在于权利被剥夺后，还要对这个魔鬼感恩不尽。因为马克思许诺，要给劳动者们“整个世界”。这个大骗子。 这是壹个与商品交换，与商品的社会协作原理毫不相干的意识形态魔念。这种意识形态并不在于社会分配的公正，而只在于集权的建立。极权的狂妄在这里透发出来。 马克思声称，商品的价值是由“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创造出来的。那些具有质的区别的具体劳动，如缝和织、种地等等，只创造使有价值，不能形成价值。他壹再强调，具体劳动创造的财富，即使用价值，只是壹个物质承担者，是没有任何价值意义的。因此，劳动者不能凭此享有任何权利。劳动者的劳动获得的，只是壹个社会劳动符号，他们可以凭这个符号领取壹定报酬。 可以想像，这样领取的报酬，其随意性会有多么的大。这和奴隶的境况有什么区别？ 如此荒唐、野蛮的论调就在他的《资本论》中通篇贯彻。这个邪恶的理论直接催生了壹个海陆空大盗。 劳动壹经抽象，商品和劳动的二重性就具有了魔灵壹般的效应。像幽灵壹样，壹种权利，抽象权利，表现为报酬权，凝结为分配权，上升为统治者支配、占有权，就被马克思提炼出来。在社会权能上，商品不再表现它的使用价值，只表现它在抽象劳动下定义和规定的价值或交换价值或商品价值。 价值的这壹连串等式是抽象劳动壹连串权力建立的需要，和以社会或国家的名义占有全部劳动成果的依据，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极权建立的基本原理。这不是经济原理。在《资本论》中，压根就没有经济原理，只有阶级意志的狂妄、野蛮要求。 这种狂妄和野蛮要求的危害还不只是在抢劫社会财富上，更在于对社会生产的毁灭上。因为马克思的抽象劳动不以物质的形式——使用价值体现劳动创造的意义，它甚至不屑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在财富意义上的体现，而只在它的形式——社会劳动量或仅仅只是表意劳动显示的意识形态规定和要求上。这种意识形态表现的阶级意志完全违背自然法则，它不仅违背价值规律，也违背劳动创造者的意愿，彻底毁灭了商品的价值功能，直接导致社会生产无止境地倒退。 这种抽象形成的表意劳动价值理论，背离了人类劳动的主旨，人类劳动从来只为创造财富，政治经济学用“使用价值”来表述它，使用价值正是商品生产的价值核心。撇开使用价值来评价商品的价值和决定交换，将使财富创造失去意义，使商品生产失去价值标杆，必然使国家走向衰亡。 马克思显然并不在乎这些，这些只是政治经济学看重的内容，他看重的是经济极权的建立。 用劳动付出取代劳动创造决定商品的价值会导致什么后果，马克思当然清楚。壹个不创造使有价值的社会生产，壹个以表意形式付出的“活劳动”量或汗水量来衡量和决定创造物价值量的社会生产，会创造出什么东西？人们不用细想就可明白。那些借靠马克思主义抢劫的人，最后都会因为可供他们抢劫的财物越来越少，不得不“经济改革”。否则很快就会无物可抢，连他们也会被饿死。 马克思将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在价值层面上否定后，用抽象劳动理论将劳动者的劳动转换成“社会劳动”或“人类劳动”，商品生产被转变成计划生产，商品方式的社会劳动协作，被转变成产业军团劳动协作（参见《共产党宣言》）。 社会劳动不是具体的物权，它像气泡壹样漂浮在空中，让妳看得见，却永远够不著。因为马克思规定它只是壹个“劳动符号”，因为劳动壹经抽象，劳动创造的具体物权也随之被剥离。劳动成为“社会劳动”，形成为壹份劳动者永远也无法明了的抽象权利。这个“权利”以劳动的抽象使劳动创造者的创造物权模糊化而剥离开劳动者，集中成为阶级意志决定的统壹分配权和占有权。 这是强权意志在经济领域的疯狂。它不是依据自然法则，更不是依据劳动创造者的意愿，而是依据阶级的或部分人的意志要求，用谎言迷惑，用暴力强占的权利，它使马克思主义极权直达人们的衣食住行。 相比马克思残暴、血腥地消灭资产阶级，剥夺资本的手法，马克思剥夺劳动者的手段和方法，只是显得“温情脉脉”壹些。他正是用这两种手法配合，实现了霸占全部劳动成果的目的。 魔鬼跳起舞来，他壹边对著资本张牙舞爪，壹边附著在商品体上，装扮出种种同情劳动的模样，然后吸干商品的精血，留下壹个空壳。劳动者得到的，就是这个被魔鬼吸干了精血的，没有具体内容的抽象玩意。壹个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竟然是壹个玩弄魔法如此高明的巫师。 马克思甚至提出：“把商品化为价值抽象”（《资本论》第壹卷第壹章64页），从而架空壹切具体权利，废弃商品的价值功能和社会协作功能，让劳动者的劳动“化为壹般人类劳动”（同上65页），成为社会劳动的壹部分，使劳动者与他们的创造物权脱离开，同时否定劳动创造“物”的价值意义，使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创造物的预期，变成对党的“关怀”的感激。形成以国家名义的社会财富“先进份子”独占权。 壹方面，马克思以否定使有价值的价值意义，以具体劳动创造的是使有价值，否定了具体劳动的价值主张权；另壹方面，马克思以抽象劳动是社会劳动或人类劳动，将单个劳动的创造物权利模糊化，游离出劳动者手中。 我们从他的方法可以看到，从他的抽象劳动理论建立的所谓按劳分配，是如何使劳动创造在以往的商品交往规则中的权利和利益脱离开劳动者，最终按照他的理论逻辑，直接规定在以国家名义的无产阶级政权名下，规定在共产党手中。劳动者得到的，从此只是养活他们自身的生活费，而不是他们的劳动力价值，更不是劳动创造物的物权应当据有的权利。因为劳动者已经不再有对自己的劳动创造提出主张和讨价还价的权利，通过抽象集中到共产党手中的分配权和绝对占有权，使劳动者失去了据有和支配自己劳动创造物的权利，使劳动者领取的报酬低微到被饿死的程度也不敢声张。中国的几千万劳动者，就是这样被活活饿死的。 劳动之间的交换，从此不是基于自然自发的不同使用价值之间的交换，不是利得平衡的自由、自愿、平等交换，而是依据抽象的表意劳动框架下的社会分配。这个分配比例的划分、确定和分配的对象，在马克思主义强制经济秩序下，在“国有化”下，劳动创造者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他们的劳动创造物权已经被抽象而完全被剥夺，被“上升”为社会财富由共产党支配和占有权。 这个权力超越了封建帝王和奴隶主曾经有过的权力，具有妖魔般的欺骗、迷惑性，无贪不至其极的任意性，和对劳动随意浪费、践踏的邪恶性，给下层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它导致的不仅仅只是商品交换和社会交往秩序的破坏，更是劳动者劳动热情的崩溃和社会创造力的崩溃，以及社会公平、公正规则的彻底崩溃。 劳动创造形成的权利，从此不是在劳动创造者手中，而是在阶级意志的规定中，被牢牢附著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统治权上。 劳动得到的权利是如此，那劳动的意义呢？它在马克思主义中，也不是体现在创造物上，而是体现在耗费量上，在显示的汗水量或表现的“劳动”量上才具有价值。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两个骗子，他们辛勤地“劳动”了几天几夜，给尊敬的皇帝做了壹件让他穿著实际是光著身子的新装，骗子因此也能得到他们要求得到的报酬。这就是共产党官员无论享有多大报酬，占有多大分配比例，都是应该的和合理的根据。因为他们给天下人构织了壹幅比那两个骗子“缝制”的新装更加美妙的共产主义美景。 安徒生的童话无疑是对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最生动的描述，最透彻的体验。中国人对此的体验就更深刻，更刻骨铭心。几代人怕都不会忘记那恐怖的大饥荒，那凄苦难熬的票证供给制。劳动全被抽象了，没有具体劳动的地位，失去了使用价值，失去了财富，得到的只是抽象劳动描绘的共产主义“美景”。马克思主义强迫人民用他们编造的“美好理想”代替生活，代替壹生，就像那两个骗子对赤身裸体的皇帝虚假的描绘代替新装壹样。而他们自己，却占有了天下现实的财富，享受的是具体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 马克思的商品和劳动理论表明，这个魔鬼教的信徒不仅传承而且超越了魔鬼的本领。在他剥夺劳动者壹切权利的时候，却能用他编造的谎言让劳动者们以为这个魔鬼是在为他们说话，而且真的相信会得到他许诺的那“整个世界”，从而顺利地用他魔鬼般凶残的暴力相配合，驱赶迷茫的人们走进他的阶级共产主义魔窟中。

　　商品价值剖析

　　马克思的《资本论》开篇从商品说起，并不仅仅因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见《资本论》开篇），更重要的是，商品是社会生产的起点，也就是人类文明的起点。马克思从“庞大的商品堆积”的商品生产成熟时期，切入对资本的论述，而不是从商品的形成机理或原始形态，更不是从资本壹的搭档——劳动开始来讨论资本，是马克思意识形态资本理论的特殊手法。他要将商品离开广泛的社会生产，将它固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只有这样，才能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下，对商品进行扭曲，让它变形。也只有把壹个扭曲变形的商品形态，联系上商品曾经的社会成见，才能达到彻底否定和摧毁成就人类物质文明的商品方式的目的。 ————————————————- 壹无论马克思只把雇佣劳动的资本认为是资本，还是资本的天然形态，都是壹样。 商品方式无疑包含了太多的自由自主和自私自利成分，曾经的专制无壹能够驾驭它。摧毁这个自由主义的堡垒，对建立壹个彻底的极权专制王朝，比剥夺和占有资本的意义更大。 但商品毕竟与资本不同，资本有壹个人格化的资本家，可以从人的弱点切入，实现剥夺和占有资本。商品虽然也要经过人手，会沾染人的种种恶习，但商品却找不到壹个类似资本家的对象。 这壹切，并没有难倒马克思。他首先将商品在政治经济学中提出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另行解读，明确他的意识形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概念。他把使用价值定论为商品物的外在表现，交换价值则是商品内在的权利。交换价值即价值，也是商品价值，他把它们三位壹体用等号连接起来，在他的商品理论中贯穿、等同和混合使用。因为它们都能同样表达他认为的，具体的可读出的价值量。马克思如此陈说。 如此混乱的价值概念，如何能将各类价值的含义理清。显然马克思做不到，他于是就将它们壹锅端。而他的价值理论，只是为壹个没有任何物权依据的价值权利创立理论依据，他这样做也就必不可少。 要认真对待政治经济学，就必须认清各类价值的含义。首先我们来辨清“商品价值”，澄清商品的价值功能对人类文明的作用和意义。 商品首先以某种使用物的形式存在，以交换、流通，最后到消费者手中完成它的过程。它在售卖人眼里是交换价值，在购买人（消费者）眼里是使用价值。而售卖人的交换价值依据也是该商品时下的使用价值地位。 壹件商品在众多商品中，它的各项价值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如它时下的稀少性，包括生产时的为难为易，其他可替代或相近用途的商品的存在状况，等等。当然也有消费倾向构成或决定的它的价值地位。 很显然，决定消费者购买欲望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能使消费者获得享用愉快或消除烦恼的能力。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理由呢？如果还有的话，就是购买者之所以购买或与之交换，是该物品用其他方法获得，会大于其交换即购买付出的代价。因此，交换是用最小付出获得最大使用价值或更多财富的方法。这壹点至关重要。因为正是这壹点，决定商品的意义，决定个人参与社会生产而不是自给自足。 同样，对售卖人，无论他是生产者还是批发或零售商人，他看准了壹件商品时下的使用价值地位，他就看准了它的交换价值。他将这壹切与他能获得该商品的成本对比，就是他是否生产或经营该商品的抉择依据。 这就揭示出壹个价值内容存在其中，壹个物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就是因为它具有这样壹个价值，这个价值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有关，但却与它们不属同类。这个价值就是：商品价值。 以往人们也说到过“商品价值” 这个词，但都是作为商品的物品价值或表象价值在使用它，却忽略了物品作为商品时内涵的价值意义，即为获取它的成本与它售卖后的整个商品过程中的收益之差。前壹个价值有时是就它的使用价值，有时是就它的交换价值来谈论或评价的，我们要讨论的后壹个价值则是它获取——售卖这个过程进行后的收益评价。这个收益就是这个物品的“商品价值”。因为它是经过交换过程也就是在作为商品后获得的收益或价值差，因此这个价值就应该称为：“商品价值”。 商品在日常生活中是指能购买到的物品，在研究中商品却不是具体的有形物而是无形的或形而上的抽象物。于是，在研究中，商品价值就不是作为商品的物品价值，而是物品作为商品实现的价值。即前面说的，是在生产或者买进到卖出这个过程中形成或产生的价值。商品的意义就在这个价值形成或创造上。 也许有人会质疑，价值不可能凭空形成，商品如何会在物品本身的功能、用途丝毫没有改变下另行创造或形成实在的价值呢？ 那么，我们在这里需要把商品的属性介绍壹下。应该注意的是，商品的属性是指“商品”本身，而不是指作为商品的物品属性。比如上衣可以成为商品，它的物的属性是保暖，它作为商品特意到市场上去，并不仅仅是为了炫耀自己的保暖功能，它如此炫耀，是有壹个明显的目的，它要去换回壹个对生产者或持有者来说更大的价值。比如它能换回五十公斤大米。因为上衣生产者用生产壹件上衣的劳动时间加上为生产上衣需要耗用的原料而劳动的时间，远远小于如自己生产这五十公斤大米时所要耗用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它（上衣）到市场上去是为了以小换大。 同样，大米到市场来也是为以小换大。大米的生产者和上衣的生产者感受壹样，他们都同样受益。这就是上衣和大米到市场来的目的。因此，商品的属性不是保暖和充饥，这些是上衣和大米的属性；商品的属性是以小换大，是价值增殖。形形色色的物品作为商品时只有壹个属性，这个属性是商品独立于物品属性以外的那壹层引起交换或促使交换的含义。商品价值就是为衡量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实现的这个价值增殖量的。 如果要再详细点说明，我们就需要从价值来源上说起。 我们还是用上面举例的大米和上衣生产——交换过程来说明这壹价值（或财富）形成或增殖过程。 比如那位种植大米的劳动者，他会有壹块精心培育的土地，有必要的农具，更为重要的，是他有从事农耕的丰富经验。对这样壹位劳动者，他壹年生产两千公斤大米或者平均壹天生产五公斤大米是再正常不过了。也就是说，这点产量对这位农户不至于使他操劳过度而不堪重负。 平均每天五公斤大米足够他和家人吃饱而有余。但他也需要穿衣过日子。比如他时下需要壹件上衣，他当然可以停下农活来制作壹件。 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凭他干农活的手和并不在行的手艺，他用上壹个整月也难缝制好这件上衣；并且还会十分粗糙。他为了制作这件上衣，要耗费三十天时间，收获会因此减少壹百五十公斤大米。 但市场中有他中意的上衣，只需五十公斤大米就能交换。那他明智的做法就是用五十公斤大米去交换壹件上衣。五十公斤大米只需他十天劳动。他用这十天劳动获得的五十公斤大米换回了他要用三十天劳动才能成就的上衣。五十公斤大米的物的效用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它对持有者即这位农夫的收效显然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这五十公斤大米作为商品时产生的，这就是商品价值的意义。这位农夫用他十天劳动换回了他需要三十天劳动的成果，这多出来的二十天收获，就是这五十公斤大米作为商品时的价值，我称它为：“商品价值”。 记住，在这里，对农夫来说，这五十公斤大米的商品价值是它为这位农夫省却的二十天辛劳或增加的二十天劳动收益，而不是三十天（他制作壹件上衣需要耗费的时间），更不是十天（他生产这五十公斤大米需要耗费的时间）。 当然，对那位用上衣交换大米的工人，情形也会壹样，他在这个交换中绝不是无偿为他人服务。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制衣工人凭他长年从事的专业技艺和应手的工具，他完全可能用不了三、五天就能缝制出壹件上衣；加上他耗费在原材料上的劳动，他总共也不会超过十天就能成就壹件上衣。而如果他要自己种植大米，恐怕他平均壹天的收获不会超过壹公斤。他要实现这五十公斤大米，恐怕耗费三、五十天劳动也难如愿。 对这位制衣工人来说，就算他用十天完成的壹件上衣，通过交换，也就是通过将上衣作为商品，就使他省却了，或毋宁直接说使他多获得了至少二、三十天的劳动成果。这就是制衣人将他的这件上衣当作商品时的商品价值。 我们再回过头来从表面看。农夫和制衣工人的交换确实丝毫没有改变大米和上衣物的外形、本质和功能。甚至可以说，上衣和大米的使用价值也没有改变。但两相交换，双方的利得倍增。 因为交换使他们的产品形态发生了变化，产品成为商品，生产者的壹切优势形成了价值，最终通过商品价值形态得以实现。 在整个过程中，他们双方没有任何壹方曾经想到过对方利益，他们每个人都在专心为各自谋生精心劳作，也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来到市场。上衣制作者完全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才到市场中去寻找，农夫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来到市场。当他们的愿望实现的时候，如前面所描述的那样，他们从始至终并没有打算要为他人做点什么，也没有想要为社会做点贡献，却都在为实现他们自有产品的商品价值过程中，在壹切动机都是利己的驱动下，将与他们获得的利得相当的壹份利益给予了对方。在货币出现并越来越发达的时候，这个对方会越不确定并最后表现为社会。 这就是亚当斯密描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我们在这里通过对“商品价值”的揭示和认识，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然清晰可见。这只手就是物品作为商品时的商品价值，正是它引导著人们在为自己谋利时也为他人谋得了利益，为社会增添了财富。 如果说人的利已之心如亚当斯密“赞美”的那样，是社会的“运动原理”，那么，“商品价值”就是社会运动和社会存在、社会秩序得以建立的强大引力。它是人类社会中壹切疯狂的暴力，任何生命都会战栗、恐惧的血腥杀戮都毁灭不了的人们向往社会的力量。 “看不见的手”在整个社会商业活动中无处不在，商业活动的壹切交换和服务，壹切商务交往，都是基于“商品价值”所在，它使我们在同量劳动，甚至同量资源耗费下获得的财富量大大增加，使整个社会生产在参与者的独立行动中井然有序地组织起来，使分散的，利益取向完全私己的各个生产、经营者在无边的市场中共同为社会的繁荣服务。 而马克思却将商品价值在他的《资本论》中张冠李戴，将商品裹上意识形态的重重迷雾，掩盖、毁灭商品的价值功能和社会协作功能，只图用阶级意志取代商品方式，实现他的阶级极权统治王朝。

　　商品1=2规则

　　劳动产品作为商品，首先是某种可供使用的物，但物品作为商品在政治经济学中讨论时，它的物的特性就被完全掩盖了，所存在的惟有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等等这些属性。 值得提出的是，在政治经济学中本来需要认真讨论的有关商品的各种价值，在以往的运用上却较为混乱。比如，商品价值在大多数场合就是与交换价值混同或 等同使用的。也就是说，商品价值就是交换价值或甚至直接就是价值。对使用价值的运用就更加混乱，有的场合，它是没有大小区别的，有点场合，它却有大小的区 别。如在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和西尼尔等人那里。 但西尼尔有所不同，他认为，“各种各样的物品对各种各样的人说来的相对效用（指使用价 值），会有无穷无尽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壹切交换的动机。”（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8页）。他并说，任何物品要使之具有价 值，“最显著的是足以直接或间接产生愉快的能力”（同上书，17页） 这是壹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他不仅指出商品存在的使用价值大小，并且与斯密、李嘉图等人的结论相反，把使用价值置于商品的交换关系之中，作为影响交换的决定性因素。 在 马克思那里，商品的使用价值则完全与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完全不同。马克思把使用价值仅仅作为某件商品的物的属性或使用性质来看待（“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 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壹卷第59页，并参见49-59页〉）。在他看来，使用价值在量上的区别，也只 是如几打表、几码布、几吨铁这种在数量上和物品性质上的区别。至于某件物品有用性的大小，能产生多大效用，却与他使用的“使用价值”这壹名词无关。 似乎“使用价值”壹词中的“价值”二字，在马克思看来只是为商品性质或用途不同使用的。（“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壹个使用价值的原子”〈同上书，第50页〉）。 然 而“价值”这壹名词本身却是在“量”上来确立的，运用在有用性已有稳固基础的商品身上时，就更是如此，而很难在“性质”上找到它们的统壹处。“价值”壹词 单独使用时，壹般是泛指，抽象或不确定地指某壹价值含义。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也包括商品价值则是特指。就像木材是泛指壹切树木原材，而松木、杉木、楠木 等等是特指，具体、明确地指那壹种木材壹样。使用价值与使用属性是商品中两个含义截然不同的名词，其他有独立名称的“价值”也有其独立的含义或词义。 难怪李嘉图说，在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中，造成错误和分歧意见最多的，莫过于有关价值壹词的含糊观念”（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页）。 我们在前面已经就商品价值进行了讨论，现在我们需要单独对“价值”壹词进行讨论和辨识，或者只是恢复“价值”壹词的本来面目。因为名词运用上的混乱，很难避免论证上的错误。 在 这里，我们首先要把单独运用时的“价值”壹词提取出来，它不能只具体地指交换价值或仅仅作为交换价值的代名词。“价值”壹词在特定的场合可能指交换价值， 但不唯独属它。其次，我们还要把“商品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来。商品价值应归于商品的属性那壹类去，而交换价值则应归于商品在交换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与它物相对的比例关系上的价值那壹类上去。各有所指，不应混淆。为做到这壹点。我们需要从价值的来源上说起。 假定在社会早期，人们需要依靠自然界提供的壹切来维持生存。如树枝、猎物等是生存必需的。但这类物如树枝不通过折取，猎物不经过捕捉是不能到人手里来的。于是折取树枝和捕获猎物使人得以享用，就是这类劳动取得的价值。 这样，有用物只有在实际能被人们利用的条件成就时，才显示出价值来。 但这个“价值”还不是商品社会中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价值意义，即至少它还不是针对交换产生的价值概念，它显示的还是在享用的层面上的价值意义。 因 此，很显然，首先是物品即这里的树枝和猎物的可供享用性才使为获取这些享用物的劳动成为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劳动，即价值认识首先是从物的使用效能上形成的— 即效用是价值形成的基础。物质价值的判断是利得的评估，不是意识的赋予。精神价值则是另外壹回事，它壹般不是政治经济学讨论的内容。 同样的 道理，如果折取树枝和捕猎的劳动者停下手来制作壹把石斧。制作石斧假如耗用了他壹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他（这位劳动者）这壹天除了这把石斧外壹无所获，自 己生存眼下直接需要的柴草和猎物等壹无所获。但从第二天起，他都在运用这把石斧使砍下的树枝和捕猎的动物比直接用手时增加了壹倍，那他在第二天就弥补了他 头壹天因制作石斧而少获的生存需用的树枝和猎物。 如果这把石斧没有在补偿了因它耗掉的劳动后就立即损坏，而是在这之后依然可供劳动者继续使用，帮助他继续把劳动效率提高壹倍。并且石斧帮助他使以前用手无法折断的较粗的树干也能砍断了，无法捕获的较大较凶猛的动物也能捕获了，那这把石斧的价值就显示出来了。 也就是说，从第三天起壹直到这把石斧损坏时的这若干天内所增加的劳动成果，就直接体现了石斧这壹物质实体的价值，也体现了制作石斧这壹劳动的价值意义。而不是倒过来，是制作石斧耗用的那壹天劳动在体现石斧的价值。 因此，不是劳动在决定有用物的价值，相反，正是有用物在劳动前后效用的大小差别在决定劳动的价值，有用物的价值也正是在这壹层意义上来显示的，而不是单纯由劳动就能显示和决定的。 这里这把石斧的用途与树枝、猎物等的用途不同，但它们作为有用物其价值含义是壹样的，即它们都具有壹定的使用价值，其物质实体的有用性是可直接触摸和感受得到的。树枝、猎物可直接享用，石斧则是为了在同量劳动下增加这些享用物，或减轻获得这些享用物所要耗费的辛劳的。 前者是人直接作用对像（树枝、猎物等），使自身得到满足，后者是人通过操纵石斧，让对像相互作用从而加倍得到满足（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劳动，历史学家就以此作为人与动物的区别之壹）。 树枝和猎物的价值是直接体现在它们自身身上的，如树枝的燃烧或建造棚舍，和猎物的食用。也正是树枝和猎物这种使人得以享用的有用性使劳动者的劳动成为有价值的劳动，而不是反过来，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是因为劳动者的劳动才使树枝、猎物等具有了价值。 石 斧的价值如何体现呢？它既不能燃烧也不能充饥，它的价值是体现在减少劳动者的辛劳上，或体现在它能有效作用的对象的增加量上，即以它作用、增加的对象的有 用性来体现它的价值。这是最早的生产资料，它对价值的形成不能说毫无意义。马克思对生产资料在劳动产品的价值定性上显然背离壹般常识和自然规则。 以 商品的实际效用与生产资料的效用无关从而撇开生产资料来确定商品的物品价值的马歇尔观点已经使人们在价值认识上飘忽不定，马克思则干脆把壹切效用都归零， 不但把商品的效用在决定价值量上归零，更把生产资料的效用归零，只从生产商品的现实“活”劳动耗费量上来确定价值量。他的方法首先使我们回到石斧出现以前 的时代。而前面的例子说明，即使那个时代，也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在认识和确定价值。 以上两种劳动—即人直接作用对像和制作工具使对像相互作用—都是使物发生某种可见的变化后以适于使用的那类活动，它们都能使劳动者得到实际的利益。另还有壹种也能使劳动者得利的活动。那就是“交换”。 但交换是壹种丝毫不变更物的外形的活动，所以没有人承认它也是壹种劳动，而只把它当作商品生产的终点。商品生产似乎就以交换为最终目的，而不是像上面两种劳动那样，是以使用为目的的。政治经济学就把商品定义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可物品总是要使用的，不管是产品也好，商品也好，人们只能在使用中得到享受，不可能在交换中得到享受。因此，这个定义显然是有缺陷的，这壹点我们留待后面再修补。 交换活动是商品的壹个必然过程，但它与目的相差甚远，它如果无利可图，谁也不可能多此壹举。结合到商品价值的揭示，我们再以制作石斧的劳动为例来继续说明。 如 果这位制作石斧的劳动者制作了两把或更多把石斧而暂时又用不了这么多。作为人的需求又是多方面的，在某壹方面已相对满足的时候，就必然会寻求其他享受。比 如他需要享用鱼，他当然可以立即到河里去捕捞。用手，像他最早捕猎时那样。但他同样也可以像制作石斧来捕猎那样也制作壹个能捕鱼的工具，比如渔网或别的什 么来捕更多的鱼。如果他制作壹张渔网需要两天时间，而有网的帮助他壹天能比直接用手多捕壹倍的鱼。那他明智的做法就是停下来先制作壹张渔网。 但这时更妙的事情发生了，他的邻人或壹个与他毫不相识的另壹位劳动者向他提出愿意用壹张与他的石斧有壹样使用耐久性的渔网来换他的壹把石斧。因为这另壹位劳动者能壹天制作壹张渔网而要用两天时间才能制作壹把前壹位劳动者壹天就能制作的石斧。 这 当然是皆大欢喜的事。这位壹天能制作壹把石斧的劳动者用壹把石斧换了壹张他需要两天时间才能成就的渔网，这壹成就是在交换下实现的。石斧通过交换这壹过程 就使壹天的劳动所得翻了倍，这就是石斧的商品价值。这个价值来源显然与前壹个作为物质实体的价值来源不同。前壹个价值来源于劳动，这后壹个价值则来源于交 换。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渔网与石斧不同吗?难道不是同样的物质实体吗？当然，它们都是物质实体，仅仅只是用途各不相同的有用物。 但对于制作石斧的劳动者来说，石斧自己使用和石斧用于交换获得的渔网的价值来源不同。用于自己使用的石斧的价值是体现在用石斧帮助多产生的劳动成果上。渔网最终当然也要这样来体现。但渔网在这里是石斧作为商品时与石斧作为物质实体直接使用时的区别。 石 斧作为商品时在制作石斧的劳动者这里体现了两倍石斧作为物质实体时的价值。因为他制作石斧只需费1日的劳动，而制作渔网则要费2日的劳动，他费1日的辛劳 制作壹把石斧后通过交换就得到了要费2日辛劳才能得到的渔网，交换使他的劳动价值增加了壹倍。这增加的壹倍价值就是石斧的商品价值，是石斧作为商品独立具 有的价值。它虽然不能脱离石斧存在，却与石斧作为物质实体的价值不属同类。 对另壹位劳动者，即制作渔网的劳动者来说，情形也壹样。这位劳动者把他的渔网作为商品时使他新的欲求在不增加劳动付出的情况下得到了满足，交换省却了他本来要多付出的壹倍劳动代价。商品价值正是这样来体现的，并且也只能这样来体现。 以上是用两种早期使用的劳动工具来比较时的情形，以此推论壹切商品都是同样的道理。种粮食的与种棉花的进行交换，也同样是期待壹个粮食或棉花作为商品时的价值，而不是粮食或棉花作为劳动创造的享用品自己使用消费时的价值意义。否则，交换就不可能发生，商品就毫无意义。 如果我们在这里，即在石斧与渔网的交换这里仍然使用1把石斧＝1张渔网这种老壹套的等式法，那整个商品的真实印象又会模糊。这种1把石斧＝1张渔网或1件上衣＝10码麻布等等以往人们贯用的公式，无异于1＝1，2＝2这种既正确又毫无意义的等式。 我们来看，在这里，即在石斧制作的劳动和在渔网制作的劳动里，石斧制作耗用了壹天劳动，渔网制作也耗用了壹天劳动（我们撇开其它，以此把他们的劳动看作是等量的），两个劳动耗用了相同的劳动量。 并 且我们在前面还强调，石斧和渔网的效用大小也壹样（都能使工效提高壹倍，都有同样的使用耐久性），即使用价值的大小也壹样。如壹把石斧与壹张渔网交换时， 它们是等价的，即1把石斧＝1张渔网。这里的结论似乎又回到了前面要否认的那壹点上去了。但商品的结论在这里并没有完结，这里的1把石斧＝1张渔网的等式 是就两个劳动产品有壹个相同的物化劳动量以及有壹个相等的使用价值量来说的，这个等式并没有冲掉，只不过是掩盖了商品的真正价值，商品的真正价值应该在促 使两个劳动者交换的动机上。 在这里，制作石斧的劳动者用壹把石斧换了壹张渔网，而壹张渔网要耗费他两天劳动，石斧却只耗费他壹天劳动。制作 渔网的劳动者呢，与制作石斧的劳动者壹样，他用壹张渔网交换壹把石斧并没有吃亏，正像在前面介绍的那样，他制作壹张渔网只需壹天时间而制作壹把石斧却要用 两天时间。于是这个等式应该补充改正为： 1把石斧（1天劳动）＝1张渔网（2天劳动）对制作石斧的劳动者； 1张渔网（1天劳动）＝1把石斧（2天劳动）对制作渔网的劳动者。 我们把这两个等式合并壹下，就得：

　　我们如果把合并后的这个式子两边括号中的内容去掉，等式确实是1把石斧＝l张渔网。以往人们的运用并没有错。但如果我们保留式子两边括号中的内容而把两边括号外的内容去掉呢，以上式子就成了： 1天劳动＝2天劳动 奇 怪的事情就在这里发生了，人人都有理由对此感到纳闷。1＝1的式子虽然无聊但却是正确的，这l＝2的式子任何人都难以接受。最多不过是这式子的等号上面有 壹个“交换”的条件。但交换并不是裂变，中子在轰击铀核时也只会从核中释放出本身就存在其中的能量，物质在任何反应下等号两边总是平衡的。似乎这交换成了 观音手中的静瓶，人间的希望和祈求都能从中如愿以偿。 事实上，远古的人们想不出编壹个能救苦救难、成人之美的观世音，却能想得出用协作互助的方法使劳苦之下多有增殖，商品就是这样在交换过程中使劳动产品各互增了壹定值。 这 种在交换过程中增殖的部份，即这个例子中多出的1天劳动价值，就是商品价值，商品价值的全部含义只在其中。只不过因随后而来的商品生产的扩大和不断细化， 使商品的价值与作为商品的物品的价值模糊化，单个生产者在商品的海洋中要想得到滋润，全靠自己的产品在作为商品投入这汪洋大海之中后的捕获，而自己的劳动 产品对自身消费却显得微乎其微，甚至不直接使用或消费自己的劳动产品。 于是，人们对物品的概念全部转嫁在商品身上，商品成了专指有用物而言，商品价值被当作作为商品的物品的价值不分场合地混同使用，而真正的商品价值却被人们遗忘了。 关 于商品价值，亚当?斯密有壹段很近似的描述，他说：“每种东西对于已经获得它而又愿意出售或以之交换他物的人说来，其实际所值等于它使他省却并转加在别人 身上的辛劳。”（摘自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8页）。不过这后壹句，“使他省却并转加在别人身上的辛劳”却与事实不符。 照斯密看来，每种东西都必会耗用壹定的劳动量，他虽然已看到交换能使交换者“省却”壹份辛劳，但不相信任何东西会在劳动量付出不足的情况下成就。于是就把省却的这份辛劳说成是“转加在了别人身上”。 如果甲、乙两人互相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甲因此把他省却的辛劳转加在了乙身上，乙也因此把他省却的辛劳转加在了甲身上，那到底谁将辛劳转加给了谁呢？如果谁都能用交换的方法把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份辛劳转加在别人身上，那“交换”不就成了壹个丑恶的巫师了。 事实上，谁也没有把他省却的那份辛劳转加在别人身上，而又确确实实在交换中都省却了壹份辛劳。这才是斯密本来要说的那件用来交换的东西的“实际所值”。这个“实际所值”与我这里说的商品价值很相近似。 商 品在其交换关系中，除了它的商品价值外，还有壹个不可或缺的成分，那就是使用价值。尽管由于马克思的影响，那些崇拜的学者们已决断：使用价值在政治经济学 中不具有研究的价值，只是因为它存在于商品中，才勉强把它提出来（“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像……”政治经济学提到它“因为它是交换价 值的物质承担者。”《政治经济学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6页）。 照马克思及其信徒们看来，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已包括了商品的全部内容，而这位所谓“德国的第壹位政治经济学大师”又只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当作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却把交换价值安放在壹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上。 但 使用价值又不可丢弃，因为没有它，交换就会像气团壹样漂浮起来。马克思是看到了这壹点的，因此他在论述商品时，通篇都在唠刀使用价值，却始终不肯承认它的 价值地位。但商品也好，产品也好，使用都是它们的最终目的，这就使得使用价值必然在人们对商品的取舍上产生深刻的影响。它虽然不完全如西尼尔说的那样，是 壹切交换的动机，却更不是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与商品的交换完全无关。（“在商品的交换关系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马 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壹卷第51页）。 在《资本论》中，“商品”是马克思开篇的第壹个章节。作为壹个业余经济学者，他大 量照抄了李嘉图和斯密的商品和价值理论，作为壹个意识形态的蛊惑者，在他的商品观中已完全看不到物质财富的痕迹。他的商品理论抹杀了商品使用价值的意义， 抹杀了劳动创造的意义。他只认定劳动耗费是商品交换和社会分配的唯壹依据。这个定论与人类从古至今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分配的自然规则大相迳庭，完全违背 了人类物质生产和财富创造的基本规律，是导致用他的理论建立的国家生产、经营效率低下，永远落后于他国和永不发达的重要原因。

　　荒谬的劳动耗费价值论

　　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人们普遍认为，使用价值体现的就是财富价值。但把使用价值与财富价值完全等同，那就又把词意看得太狭窄了。财富是人们对壹切需用或可用物品的统称，这种物品的多少，标明财富的多少或财富价值的大小。而使用价值却不能单纯仅用2吨铁比1吨铁的价值大这种物品数量上的多少比较来概括。

　　从使用价值的发挥即物的效用能否充分利用上，就存在同样1吨铁在使用上的那种区别。比如1吨铁可能在两个不同地方的使用价值不同，在两个不同的人手里也同样有这种可能。

　　对同壹类物的使用价值大小区别就更明显。同样两件上衣当然没有区别，它们无从交换，但普通上衣与羊毛上衣就壹定有区别。

　　并且，渔船和渔网都是捕鱼工具，它们即使不交换，其使用价值大小也绝对不同。不能说捕鱼工具是壹种使用价值，保暖的是壹种使用价值，充饥的也是壹种使用价值……如此等等。在今天，同样用途的不同商品五花八门，新材料和新技术还在继续使商品多样化。如果只把使用价值限定在商品种类的区别上，仅仅以其有用而排除同壹类商品之间的价值比较，显然对认识商品是极为不利的。

　　除此之外，还有用途不同的商品之间在使用价值大小上的区别。由于这是理解商品使用价值大小及其在商品交换关系中的作用的关键，因此需要对它较详细地加以说明。

　　我们还是拿前面例子中提到的两位劳动者来进行比较，并假设他们的能力或技巧或智力都壹样。他们俩同样用壹天时间壹个制造了壹把石斧，另壹个制造了壹张渔网（这是两种用途不同的物品）。还是像前面的例子那样，壹把这样的石斧能帮助用斧的那壹类劳动如折取树枝或猎取猎物的效率提高—倍，壹张渔网也能使捕鱼的劳动成果比直接用手时增加壹倍，并且它们使用的耐久性也壹样。那这两件劳动产品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说法，是相互再合适不过的交换对象了。

　　对于这两件不同用途的工具，它们都能使适合运用它们的那壹类劳动效率提高壹倍，并且都具有壹定程度的耐久性，这些就是它们的使用价值。

　　如果这两个因素—效率和耐久性—不能共同使劳动者从使用它们中受益，那它们就没有使用价值。比如，它们虽能使劳动效率提高壹倍，但耐久性不够，如只能使用壹天就会损坏。那耗用壹天的辛劳制造出来，仅在第二天使用时刚补偿了制作它们耗费的时间和辛劳就损坏掉了，那它们就可以说毫无使用价值，但它们并不能说完全不能使用，因为它们毕竟使用了壹天，只是在价值上来讲是毫无意义的。

　　或者，它们虽具有壹定的使用耐久性，但帮助提高的劳动效率微乎其微，那它们也可能会因此失去使用价值。如果相反，它们的使用耐久性增加或帮助提高的劳动效率增加或者两方面都增加，那它们的使用价值也会增加。

　　如果以上两件劳动产品的耐久性不壹样，或帮助提高的劳动效率不壹样，那它们的使用价值大小是不是也不壹样呢？李嘉图显然是忽视这壹点的（参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壹章），而马克思却根本没有在他的思想中形成使用价值大小的区别或概念。在他看来，使用价值只有质即属性的区别，而无任何大小的区别。他们都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商品中物化的劳动量。上述例子中的斧与网，无论它们的使用情况如何，只要它们是同量劳动生产的，它们的交换价值就应该相等。

　　在李嘉图的类以例子中，他没有把两件工具直接用来比较，而只把两件工具运用下的劳动成果拿来加以比较。如在我们这个例子中，他认为，猎人如用捕猎工具壹天能捕获壹只鹿，渔人用同样价值的捕鱼工具壹天能捕捞二尾鲑鱼。那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定论，壹只鹿就能也只能换二尾鲑鱼。或者说1只鹿＝2尾鲑鱼。并且他说，“如果用同量劳动所获得的鱼减少，或是所获得的猎物增加，那么鱼的价值和猎物相比就会上升，反之，如果用同量劳动所获得的猎物减少，或所获得的鱼增加，那么猎物的价值相对鱼而言就会上涨。”而且，“不问产量多少，也不问壹般工资或利润的高低，鱼和这种猎物的相对价值都完全由实现在两者之中的劳动量决定”。（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0、21页）。

　　粗看起来，这确是壹个千真万确的真理。但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按他的说法假设，猎人壹天能捕获壹只鹿，而渔人壹天只能捕捞几斤鱼或几条并不怎么样新奇古怪的鱼，那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壹只鹿就只能换这几斤鱼了。可我们说这只鹿子我们并没有假定它得了侏儒症，使它小到只能和几斤鱼相交换。就算鱼是经过千难万险来到大森林里与鹿相见，鹿也决不会因是初见陛下而就自认卑下，与鱼成交。

　　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是捕鱼的劳动收效较低，而捕猎的劳动收效较高。于是渔网就会相对石斧减小或失去使用价值。

　　只要其它方式的生产相对较易而渔业的生产相对困难和收效较低，渔网的使用价值就只会相对较低或致无使用价值。

　　而鱼呢？当然会因其稀少在交换价值上有所增加。但仅仅只能是“有所增加”。它的交换价值不可能像李嘉图说的那样与其稀少的程度成正比，因为它的使用价值会限制交换价值的增长。

　　如果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那壹只鹿就只能和任意数量上的鱼相交换了。这壹原则如果体现在国家制度中，对国民财富的增长是多么有害。用马克思理论建立的公有制经济，正是从始至终都遵循著这壹原则。

　　在上述情况下，渔网是壹种使用物，依然具有壹定的使用价值，它壹天多少能捕几斤鱼。石斧是另壹种使用物，壹天能猎获壹只鹿。它们都是等量劳动下的产物。可使用效果上的这种差别，又如何能勉强它们之间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进行交换呢？

　　李嘉图的这壹结论，本来是在论述自然交换率时作出的（参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壹卷第21页）。按照这个自然交换率，任何社会产品的取舍，都取决于市场的选择。

　　因此，等量劳动相交换在李嘉图的分析中只是壹种趋势，而不是壹种规定。可它却引起马克思长篇大论地在劳动等于劳动上大兜圈子，另壹方面又责备李嘉图“眼中只有生产，却丝毫不提隐藏在分配后面的社会的罪恶和历史的根源”。

　　那在哪些商品的交换中，最“接近”等量劳动相交换呢？只有在那些使用属性完全不可取代，又是人们所必需的商品之间的交换中，才会出现。比如粮食和棉花，壹是用于充饥，壹是用于保暖，它们完全不可取代。正是这些绝对无法取代又不可或缺的商品之间的比较，才最易使人们想像到等量劳动相交换这壹理论的产生和由来，并理解到它的“正确性”。

　　但如果人们愿意冷静的细想壹下，就可知道这壹理论，即“等量劳动相交换”这壹理论在人类这壹自然物种为生存而进行的整个劳动产品的相互交换过程中到底有多少成分是正确的，或者是可接受的。

　　诚然，人们必须吃也必须穿，缺壹不可。如果壹天劳动是20公斤粮或2公斤棉，那自然交换率就是20公斤粮＝2公斤棉，天经地义。可这是在今天说的，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需要。壹 就是有壹天突然变为壹天劳动是20公斤粮或1公斤棉，那人们也许还会同意20公斤粮＝l公斤棉。

　　但我们如果设想得极端壹点—只要我们冷静到承认它的可能性，那怕是千万分之——就是突然有壹天变为壹天劳动是20公斤粮或仅仅只是1克棉，那还能不能认可20公斤粮＝l克棉？人类在大自然中的生存努力就真的如此被动？非穿不可。今天的人们这样认为。可原始人，类人猿会这样认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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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习惯’’在这里是指人们已在为生存而生产的选择中，确定和认可了两物的需求与劳动付出之间的比例。

　　事情绝不是这样，因为各种物品的使用价值是根据它们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生产的。或者说，各种物品中需耗费的劳动量是根据它们的使用价值来决定是否值得付出的。在商品生产出现以后，交换价值也必然与使用价值联系在壹起，因为人们不可能对价值的认识尽退步到不知道交换的目的。也许我们今天习惯使用的棉，正是早期与其它御寒物的劳动付出与使用价值大小的比较下选择而来的，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完全可以证明这壹点，汉代的黄道婆距今并不算久远。

　　棉的使用给人类生存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像谷物给人类的生存发展注入的活力壹样，它使人类在地球上的数量大大增加，远远超过了那些在过去比人类多得多的生物。

　　如果人类今天还是以这些生物为自己的食粮和衣著的话，就算是在今天的这种良好基础下，人类也只能数著自己的指头就可看到末日来临了。如果人类是在那个时候就启用了“等量劳动相交换”这壹理论，那谷物和棉花会出现吗？用什么力量来使它们出现呢？因此，把这壹理论运用在国家制度中，就犹如把国家的发展钉上十字架壹样。马克思的公有制经济正是在自觉和不自觉中都在这样做。

　　从上述情形可见，仅用劳动量来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何等困难。追索这壹理论，我们似乎可以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那里找到它的起源。亚当?斯密说：“劳动是第壹价格，是支付壹切物品的原始购买货币。”并说：“在那资本积累和土地占有出现以前的早期原始社会状态里，获得各种物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的比例，似乎是可以为这些物品互相交换提供的唯壹条件。”（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参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第8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李嘉图也说：“在社会的早期阶段，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几乎完全取决于各商品上所费的相对劳动量。”（《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壹卷第8页）。

　　他们都说在社会早期或在原始社里，劳动是物品互相交换的唯壹尺度。那在原始以后呢？斯密又提出了用谷物来做价值尺度。

　　但谷物是被当作“在市场上所能换得的劳动量”来看待的，这就跟工资很相近似。当资本已经积累起来，和对土地使用必须支付地租的时候，当商品并不仅仅只是个别的劳动或是瞬间的劳动所能形成，它必须由资本、劳动、土地或西尼尔称作的自然要素等等壹系列构成生产成本的因素形成时，仅仅把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改成所能支配的相对劳动量就能解决问题吗？这种改变在意思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偏离。劳动也好，成本也好，都只是指的耗费，明确无误地就是指耗费就是索取的理由，并且两者必须成正比关系。

　　也似乎是：交换时付出物品中耗费掉的必须与索取得到的物品中对方耗费的量相等。这里交换似乎成了壹种游戏，所注重的是双方耗费壹致，而通过交换谋求价值增殖的目的已淡漠得几近无遗。

　　尽管李嘉图不同意斯密用谷物来做价值尺度的说法，但他自己也说：“劳动者的工资……是壹定量的食物和必需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11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劳动的自然价格取决于劳动者维持其自身与其家庭所需的食物、必需品和享用品的价格。”（同上书，第77页）。

　　李嘉图坚持他壹贯的立场，认为劳动才是唯壹的价值标准尺度。这壹价值尺度在社会的早期阶段和在资本积累到壹定程度的先进的工业条件下壹样适用“只不过没有任何壹种商品，在现在和在所有时期都恰好需要同壹数量的劳动来生产它。因此，壹个作为完善的价值标准的商品是得不到的。谷物、黄金等等都不可能成为完善的价值标准”。

　　但例外的情况并不是绝对没有，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30页）中说道：“资本在不同行业中划分为不同比例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在几乎完全只用劳动来生产的情形下能普遍适用的壹条法则，即除非生产中所用的劳动量有增减，否则商品的价值决不会改变。”

　　他壹方面表示赞同斯密说的劳动是第壹价格的说法，另壹方面又把劳动的自然价格说成是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如果按照壹般逻辑常识推论，我们就会得出“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是第壹价格”的结论，这显然是荒谬的。

　　但李嘉图显然无意下这样的结论。因为在这里，前壹个劳动是作为商品中物化的劳动量来讲的，后壹个劳动则是作为受雇佣的工人付出的劳动量来讲的。

　　可这两个劳动会有什么区别呢?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的“批判学”那里，都只有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过去劳动与现实劳动，活劳动与死劳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等等的区别，从来没有劳动等级的区别。劳动就是劳动，同壹劳动中没有贵族和平民。

　　可在这里，两个劳动地位显然不同。前壹个“劳动”作为商品中物化的劳动量被尊为来决定商品的贵贱，而后壹个“劳动”只是被用来决定劳动者工资的低贱的活劳动。政治经济学中无形中存在的这种劳动地位差别显然荒诞不经。这种现象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引起的呢？就是李嘉图可能把“物化劳动”加进了“过去劳动”的成分，即生产资料等等固定资本的成分，使物化劳动的价值“地位”提高了。但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李嘉图，都没有在这方面明确指出过。李嘉图甚至说：“生产时运用了固定资本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也会跌落；而且固定资本量愈大，跌落的程度也愈大”（这倒是事实。因为生产率愈高，单件产品的价格就会愈低。我们在后面会讨论这壹问题）。这就证明，这里说的物化劳动，至少与过去劳动无关。马克思就更是，他从来就不承认过去劳动。过去劳动在马克思眼里，最多只有折旧的权利，没有获利的资格，也就不是他认可的价值提高或形成的依据。

　　那么，这种劳动“地位”差别的意识流露，是不是马克思抽象劳动理论产生的根源呢？马克思壹向沾沾自喜于他的抽象劳动理论，相信这和剩余价值理论壹样，只是他的个人发明，没有旁人做他的帮凶。事实上，李嘉图在这里是忽略了商品价值的存在。物化了劳动在其中的商品是有价值增殖功能的。劳动者在资本的操纵下，付出的劳动融入在商品中，仅仅以其中的现实劳动衡量商品的价值，是把商品的价值功能，包括资本的功能全加在了劳动上，才使得他“不经意”地做出两种劳动地位的表述。

　　而仅仅以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又显然贬低了劳动者的劳动付出。劳动除非是在强迫下，否则不会仅仅只够糊口。

　　那劳动者的工资是不是代表劳动者付出的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量呢？并且，工资代表的生活必需品的物化劳动量是不是等于劳动者为获得工资所付出的劳动量呢？

　　这壹问题的提出，对价值取决于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的理论，对这壹理论所确立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将产生无穷无尽的疑虑。

　　如果按等量劳动相交换，劳动者的工资（或工资代表的生活必需品的量）就应该代表壹定的物化劳动量，这个物化劳动量应该平等地与其他任何有相同物化劳动量的商品进行交换。如壹天工资应等于物化了壹天劳动即平均壹天所能生产的谷物量或别的生活必需品量。因为1日劳动＝1日劳动，否则劳动决定价值的原则就会被破坏。

　　可是，如果壹个生产谷物的劳动者用他劳动壹年的全部收获作为工资支付给另壹个劳动者，要这个工人（我们在这里称呼这另壹个劳动者为：工人）为他劳动壹年。那他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有意义的话，就是他如果不雇用这个工人，这个工人就会饿死，如果他雇用了这个工人，就反过来他自己饿死，因为他壹年的劳动所得，应全部作为这个工人壹年的工资支付给这个工人，才符合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

　　要么，让工人留下壹部分给雇佣者。那我们看到，交换发生了偏离，在这里不是按等量劳动进行交换的。马克思正是以为在这里发现了秘密，惊呼劳动者不是按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把劳动者除成本外的劳动创造物全部拿走，而是剩余了壹个更大的部分让使用他劳动的人剥削了。照他看来，雇佣者只能依靠成本生活才是合理的。可成本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就是有了也总有壹天要被吃尽。

　　另壹方面，斯密和李嘉图也认为，无论何种情况，只要是用壹年劳动所得的谷物，就总能，也只能交换用壹年劳动所得的任何其他物品。那像前面壹样，用壹年劳动所得的谷物交换壹年的劳动，是再标准不过的等量劳动相交换了。因为这里不存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折差麻烦，就是有这种劳动和那种劳动的差别，也极容易找到衡量它们的标准—只要看双方都未多占对方的劳动，就能精确地确定双方劳动付出壹致。可这种交换又有什么意义呢？它对财富增长（不管是雇佣者还是受雇者）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交换是基于不同使用物的等量价值交换，不是等量劳动交换。因为价值的概念是形成于人们对事物有用性的认识和评价，不是对事物辛劳的认识和评价。马克思的劳动耗费价值论就只评价商品的辛劳，不在乎商品的有用性。而没有可用性的物品又如何能成为商品呢？这显然是荒谬的。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价值论

　　在政治经济学中，人们普遍认为，合理的交换应该是1日劳动＝1日劳动。斯密和李嘉图在说到这个问题时，从始至终都是围绕形成商品交换的规律在讨论。马克思却对此的全部意图是就劳动的剥削与被剥削。 既然在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中，人们都认为合理的交换应该是1日劳动＝1日劳动，那1日劳动＝几日消费呢?这就没有人论究过。在劳动剩余存在的前提下，必然1日劳动＞1日消费。如果我们假定，1日劳动＝2日消费，那2日劳动就＝4日消费……以此类推。如果壹个劳动者从零开始， 那他当然得按这个过程劳动—积累。 但如果他利用别人的预先积累劳动呢，而预先积累参与的劳动又具有增加劳动创造的能力，使他的劳动比如说变为1日劳动＝4日消费。那因此产生的他们之间的分配问题又该如何解决？是按照平等自愿的自然规则呢？还是按照强加的劳动耗费价值论？在消费是必不可少的固有前提下，又该如何来对待这个劳动与积累的时间差，和它们在不同状态（分离或结合）下创造的价值差呢？ 又壹个问题是，既然壹日劳动总可以交换壹日劳动，那劳动者为什么要出卖他的劳动而不自己使用自己的劳动呢？更为离奇的是，如果我们同意价值取决于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的理论，那“就会得出结论说，劳动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这显然是荒谬的”（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第50、5l页，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壹卷第585、586页注）。 马克思也同意赛?贝利的反诘，但深刻的意识偏见扭曲了他的正常思维。他尽管看见了这壹矛盾，却只用它来非难李嘉图，却不用来端正他自己的观点。他依然壹边坚持价值取决于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的理论，壹边又结论说：“劳动的价值只是劳动力的价值的不合理的用语，那么不言而喻，劳动的价值必定总是小于劳动的价值产品……创造6先令价值的劳动有3先令价值。”（马克思《资本论》第壹卷第59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这样壹来，似乎整个世界都颠倒了过来，劳动不是在劳动者自己使用而是把它与工资交换以后就使劳动者所得减少。马克思后面这句话如果写成等式就是：6先令＝3先令。这与我们在前面讨论商品价值时的结论完全相反。劳动者把劳动用于交换时不是像其他物品用于交换时那样得到1＝2的收获，倒相反得了壹个2＝1的结局。 这是不是说，当物品作为商品时，或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时，就会有壹个美好的世界，而当劳动作为商品时，世界就会颠倒过来呢？ 要么，就是观察者自己倒转身子，才看到了壹个与事实不符的颠倒的现象。因为我们如果对前面的例子倒转身来看，也会得到这种相同的结果：1把斧交换1张网，1把斧对制网人来说要用2天劳动，l张网只用他1天劳动，那该死的制网人用他的1天劳动换走了2天劳动，制斧人该谴责制网人剥削了他。因为制斧人创造了2天劳动的价值产品只得到了制网人1天劳动的价值报偿。 同样，制网人也要谴责制斧人剥削了他，因为制网人创造了2天劳动的价值产品只得到了制斧人1天劳动的价值报偿。 这种颠倒认识事物的方法也能合理地解释这个现实世界。因为世界是无极的，这正像我们在白天是头顶著太阳，到了晚上，当我们倒转身来用脚对著太阳时，也同样能正确认识这个现实世界壹样。 马克思为上面的结论补充说：“拿资本家来说。他无疑希望用尽量少的货币换取尽量多的劳动”（马克思《资本论》第壹卷第59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但是，作为交换双方的另壹方，工人又为什么不希望用尽量少的劳动换取尽量多的货币？这是交换关系呢？还是所有权关系？ 如果是交换关系，是货币代表的妳情我愿的交换关系，那么劳动力的这种交换就是相互的自愿让度与如愿获取的结果。 如果是所有权关系。马克思声称是因为资本家占有了资本，占有了生产资料，才导致了这壹颠倒的，暗无天日的结果。 可按他的说法，交换价值并不是由资本也就不是由生产资料决定的，而是由劳动（即他只认可的现实劳动，不包括任何过去劳动的成分）决定的。可劳动是在劳动者手里而不是在资本手里。在价值取决于劳动产品中物化的劳动量或必要劳动量的理论下，在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下，“无论情况如何，1日劳动都总能交换1日劳动”。那劳动者依靠他的劳动就足够了，又何需要资本家的资本呢?又何必鼓动强占生产资料呢?壹个并不能决定商品交换价值，仅仅依据物权法拥有所有权的资本，又如何能欺行霸市呢？这显然是前后矛盾的。 相反，壹个没有任何所有权依据，却要占有壹切劳动成果的理论，就在他的《资本论》中建立起来。 马克思竭力鼓吹他的劳动耗费价值论，却又难以自圆其说，只好将社会规则的不理性，归咎在资本的社会存在形式上。壹方面，他坚持强调劳动量等于价值量，而他的全部理论却又为抢夺资本，首先是抢夺生产资料不遗余力。想必是，这些他称之为过去劳动的生产资料，在增进劳动效率的作用上，在决定劳动产品的价值上，还是那么令人难以忘怀。 在人类自主劳动的历史中，在社会理性主导的人类交往和财富创造过程中，劳动在量上的消耗和在这种消耗创造的财富量上、质上的预期实现，正是由于资本无穷无尽、无拘无束的存在形式，提供了劳动发挥的自由空间。在这整个过程，任何商品的价值定量，从来就没有绝对稳定过。正是这种不稳定状态，或者说，正是这种随劳动任由发挥的自由天地，激发人们永无止尽地追求。也正是这种无拘无束对使有价值的追求和开拓，创造了这个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 如果让商品交换在劳动量下衡等，如果让劳动与资本失去自由伸展的环境和空间。只要这个秩序壹建立，人类劳动创造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商品的价值如同是水，永无定形。它是商品的生命，是“劳动创造”的生命，是劳动与资本发挥的无形、无限空间。如果固定商品的价值，就如同将大海凝固，生命将不复存在。马克思意图用劳动量固定商品的价值，会使社会生产出现什么后果？其做法是何等地愚蠢。他的劳动耗费价值论和生产资本统治阶级所有制，就是在建立这个秩序。中国就是这个秩序的最大受害国，它给中华文明带来的是灭顶之灾。 如果说，毛泽东的死亡使中国在不断滑向这末日深渊中停止下来，那么，“坚持马列主义”的牌位，就是束缚中华脱离这深渊的枷锁。

　　商品交换

　　李嘉图说：“劳动是壹切价值的基础，”（《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壹卷第壹章15页）。这是正确的。但在政治经济学中，它只是壹个在抽象意义上运用的概念，它并不能因此引起劳动成为唯壹的标准价值尺度。从原始的简单交换开始，从古至今，壹切交换都不是只在劳动量的衡量下进行的。如果是这样，那人们交换寻求的就不是财富，不是享用物，而是壹个斤斤计较的劳动耗费上的平衡。 在现实生活中，购买商品的消费者，从来没有哪壹位只关心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而忽视它的使用价值。人们正是看中商品的使用价值，才产生的购买愿望。只有对商品生产者或对商人来说，他们注重的才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正如亚当?斯密说的那样：“商人所考虑的只是货物的名义价值或其价格。”但是，这个名义价值或价格的后面，仍然是货物的使用价值。或者如西尼尔说的，是效用，是“可以直接或间接产生愉快或防止痛苦的能力。”（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7页）。商品不具备这个能力，就不成其为商品。这个能力决定商品的成否，也决定商品的沉浮，即对商品的价值大小，也起著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即使是商人，也只有从使用价值的大小，即物品的效用大小上，才能读出这个名义价值的物理量，从而求出交换价值的实际量，仅从商品中物化的劳动量上是读不出多少这个只谋求利得的量的。对于使用者来说，他们就更是只认为使用价值才是商品唯壹可供满足的。 这里使用了“唯壹”这个词，并不是说使用价值的大小是决定交换价值的唯壹因素，而是就它对消费者购买所起的作用。 尽管购买者的欲求只是他交换到手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即物品的实际效用，但商品是壹个人人都可平等选择、争取的事物。因此，除使用价值外，还有壹个与劳动相关的因素对商品的交换价值产生影响，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商品价值”。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个因素是如何决定商品交换的。首先我们看看使用价值。 下面是我们借用前面的例子列举的几种使用价值不同时的情形： 1)、斧与网帮助提高的劳动效率壹样时，斧能使用15天，网能使用10天； 2)、斧与网的使用耐久性壹样时，斧能使工效提高2倍，网能使工效提高1倍； 3)、斧能使工效提高2倍，网能使工效提高1倍，斧能使用10天，网能使用20天； 4)、同样1把斧或1张网，劳动者A能用15天，劳动者B能用10天（近似于第壹种情形）。或者，劳动者A用它能使工效提高2倍，劳动者B用它只能使工效提高1倍（近似于第2种情形）。这壹点似乎是节外生枝的事，但从此处我们看到，比如像文化、体育、娱乐等等这类物品，如果是在壹个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群体之中，其使用价值就会极小，甚而可能无任何使用价值。而这些物品如果在壹个有壹定发展的群体之中，就会显得极为重要，其使用价值就会显示出来，物的效用就可能得到充分发挥。 只要我们能认识到，物在不同人手里确实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这壹点，我们就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选择适合的商品从事生产，让物发挥它的效用，而不是冲动、盲目地要求市场凭空承认自己的劳动，更不是由行政法规去强制市场凭空接受那些无效劳动。 在第壹种情形下，壹把斧能用15天，壹张网只能用10天，都要制作者耗用1天劳动时间，而购买者如自己制作时要耗用2天劳动时间。这样，斧的使用时间长，反而会因此使得它的交换价值降低。因为网用坏时斧还未用坏，制作斧的劳动者在网用坏后就会首先急著去找制网人交换。制网人因斧还未用坏不急于换斧，就会藉此抬高网价。 这是多么顺理成章可又是多么不合情理的事。即便按等量劳动相交换，壹把斧也能理直气壮地换壹张网。可上述不合理的现象却得到了这样壹种理论的支持，并运用数学的精确计算把它说得煞有介事。 这个理论说：因为较为耐用的工具价值转移较慢，较不耐用的工具价值转移较快。斧因为较为耐用，其价值每次就只有壹小部份转移在鹿身上，而网因为较不耐用，其价值每次就会有更大的部份转移在鱼身上。 这样，鹿肉的交换价值在这方面就会低于鱼肉的交换价值。这就必然使得石斧的交换价值也小于渔网的交换价值。因为人们很容易就想像得到，如果粮食的交换价值很低，农具的交换价值会高得了吗？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又快得了吗？ 这个理论如果用于企业对自身产品的经济分析和评价是合宜的，但要用在国家制度规定的产品价格管理上，对国民财富的增长将起著极大的阻碍作用。公有制经济从来就是把它作为各生产部门产品的主要定价依据的。 当制斧人看到这壹点并有可能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会只用0．8天时间制作壹把只能用10天的斧交给制网人用以换网。那立即，他们的劳动又会不等量。 当然，制斧人不壹定非偷工减料。因为市场上不止壹个制斧人与制网人，就会形成两个制斧人与三个制网人对立，用两把斧换三张网，使市场上网与斧的需求与供给平衡。 这样变动后对商品价值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这时对制网人来说，1日劳动＝2日劳动；对制斧人来说，0.8日劳动＝2日劳动，1日劳动就等于2.5日劳动。这儿出现了不平衡，情况对制斧人有利。 那大家都来制斧，比如形成3个制斧人与2个制网人对立。3个制斧人1天制3把斧能用3×15＝45天，2个制网人1天制2张网只能用2×10＝20天。那市场供求不平衡，又会乱了套。如要市场平衡，就只好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来搪塞，硬说制斧人的0.8日劳动应该等于制网人的1日劳动。于是问题得到了解决。而的确也存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区别，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得到了认可。 事实上，任何有用物品在生产的难易程度与使用价值上都不是成正比例的。尽管世界上确实存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区别，但这里的斧与网不同绝不是这种区别引起的，而是上述比例不同形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制斧人占有天时地利之优。这种优越本来是使用价值使形成的，可人们都壹概而论认为是劳动不壹致形成的。加上壹切价值都是由壹定量劳动创造而来的认识，这就使人们容易产生壹种错觉，认为劳动是衡量价值的标准尺度，商品的交换价值就以商品中通常所耗劳动量或必要劳动量相壹致。 可人们只要细心地留意壹下就会看到，人们在市场上选择的并不是劳动，而是享用物。当人们购买准备付价时，并不是掂估该商品耗用了出卖者多少劳动，而是掂估该商品对自己有多大用处。 在壹个市场上，任何两件商品对立时，都会存在种种显豁的差别。只要两个持有人心甘情愿地交换，就必然都受益匪浅。但两人受益大小是很难绝对壹致的。受益小的，也不壹定是吃亏，因为可能是他没有或不能把换到手的商品使用价值像别人能做到的那样发挥到最大。 如果他是能将该商品的使用价值发挥得最好的人，并且有相当的消费者都不如他，撇开商品价值这方面的影响，那他就是能出最高价格购买该商品的人。但该商品显然无法用这个最高价格在市场上立脚，它必须退让到壹个能拥有必要的消费数量的价格线上。那这个能把该商品的使用价值发挥得最好的人就会占便宜，就像日本人在中东石油价格上占的便宜那样。 所以我们说，使用价值在商品的交换关系中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2种情形是，在斧与网的使用耐久性壹样时，斧帮助提高的劳动效率比网高。 这种情形最能左右它们协助生产的那类产品的相对价值。如斧帮助提高的劳动效率相对网帮助提高的劳动效率高，使猎物的捕获量比鱼的捕获量在同量劳动下增加较多，同量的猎物相对鱼的价值就会比过去降低，但总体的相对价值量却会上升（这壹点我们在前面已讨论过，这里就不再赘述）。而不是像以往人们论证的那样：只要劳动量不变，各类商品之间总体的相对价值量就始终不变。 斧与网的价值是通过它们协助生产的能供人们直接消费的那些产品的价值来决定的。因此，这些产品的相对价值发生变化，就必会使它们的相对价值也相应地发生变化。斧由于效用高，使用价值大，它协助生产的壹定量产品的相对价值降低了，但总体的相对价值却必然会增大，它自身的价值也必然会在这个过程中增大。 在这里，降低，是说明人类谋求生存所耗费的劳动在减少；增大，是对勤劳和智慧的报偿。 如果斧帮助提高的劳动效率只是弥补了徒手劳动时的不足。比如在未使用工具前，徒手猎获的野味是平均1日2.5公斤，捕获的鱼是平均1日5公斤。当有了斧与网这两种工具后，使平均1日猎获的野味和捕获的鱼都同样是10公斤。在这种情形下，用斧帮助提高的工效较大，在其他因素都相同时，其与网的相对价值会如何表现呢？ 这种较为特殊的比较，只能说明未使用工具前，徒手捕猎的劳动收效低，壹定量猎物的价值相对较大。但同量的野味和鱼用于充饥时其使用价值是相当的。野味只会因其稀少在口味追求者这壹边能赢得较多的消费者。如在饥饿所迫到壹定程度，人们就只会选择从事渔猎生产而顾不及野味了。而只有在使用工具使两种劳动的价值达到壹定水平时，才会使两种劳动按比例进行。在这里，斧帮助提高的劳动效率相对网高，但它的价值效率相对网并不高。 因此，在讨论劳动效率的时候，壹定要注意价值效率的大小。价值效率大的，产生的使用价值就大，交换价值也必然大。我们在这里为说明商品使用价值举例的斧与网提高的劳动效率大小，也是在有价值效率区别的基础上才有意义。 第3种情形从表面上看，斧能使工效提高2倍，但只能使用10天，网虽然只能使工效提高1倍，却能使用20天，它们似乎在工效与耐久性上使它们相抵了。因为如果两把斧依次使用和两张网同时使用时，正好可以相抵。 其实不然，两把斧依次使用必然有壹把暂时闲置，即意味著这壹把用不著急于购入占用资金或不必在开始就用这样大的劳动预付。并且它是1人操纵。而两张网必须同时使用才能使工效提高两倍，即要由两人来操纵才能实现。这样斧与网的使用价值仍然不同。斧相对网即成为投资小，见效快，效用高的工具。尽管它们都是同样要用壹天的劳动时间，分别由具有不同专长但智力壹样的劳动者制造出来，仍然无法使它们平等地被市场接受。 所以我们还得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起著举足轻重的作用。壹 第4种情形近似于第1和第2种情形，这里就不再多述。 下面我们再看看商品价值是如何影响商品交换的。 前面我们在讨论商品价值时提到了这样两个等式： 1把石斧（1天劳动）＝1张渔网（2天劳动） 对制作石斧的劳动者； 1张渔网（1天劳动）＝1把石斧（2天劳动） 对制作渔网的劳动者。 在这两个等式中，两个劳动者都同样耗用了1天劳动，交换结果都取得了两天的劳动价值。也就是说，在这个斧与网的交换中，它们的劳动耗费是等量的，商品价值也是相同的。如果我们设想当两件商品的商品价值不同时，对它们之间的交换会产生什么影响。 —————————————- 壹以往的论述家们都认可商品的使用价值就直接体现了财富价值，可又正是这些论述家们在以社会财富和它的增长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中，却把体现社会财富的商品使用价值看得如此无足轻重，有的甚至竟把它说得毫无研究价值。这就像人们辛勤劳动追求的不是财富，倒是劳动耗费本身。 比如，制作石斧的劳动者1天制1把石斧，2天制1张渔网；制作渔网的劳动者1天能制1张渔网，3天才能制1把石斧。用式子表示就是： 1把石斧（1天劳动）﹕1张渔网（2天劳动） 对制作石斧的劳动者； 1张渔网（1天劳动）﹕1把石斧（3天劳动） 对制作渔网的劳动者。 这样，斧与网的商品价值就不壹样。如果它们交换时，对制斧人，l天＝2天；对制网人，l天＝3天。网的商品价值＝3—1＝2天劳动价值（对制网人）。斧的商品价值＝2—1＝1天劳动价值（对制斧人）。 如果斧与网的使用价值壹样，在商品价值相差不大的时候，尽管制网人由于交换取得的商品价值较高，交换的心情要迫切壹些，但交换对双方都有利，并且是在等量劳动下的交换，表面上也许还看不出会妨碍交换。但制斧人自己动手制网的能力或者制网人自己制斧的能力使商品价值悬殊到壹定程度时，就很难设想不会不影响到交换了。 如果制斧人1天制1把斧，3天制1张网；制网人2天制1张网，3天制壹把斧。用式子表示就是： 1把石斧（1天劳动）﹕1张渔网（3天劳动） 对制作石斧的劳动者； 1张渔网（2天劳动）﹕1把石斧（3天劳动） 对制作渔网的劳动者。 如果1把斧换1张网时，对制斧人1天＝3天；对制网人2天＝3天，l天＝1.5天。它们的商品价值和物化劳动量都不壹样。如要使它们的物化劳动量壹样，就只能用2把斧换1张网。那对制斧人2天＝3天，l天＝1.5天；对制网人2天＝6天，l天＝3天。和前面正好颠倒过来，结果对愚人和懒汉反而有利。 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理论在自由竞争下难道也成立？就壹般而论，自由竞争是智者争先。这种理论只有在没有合理竞争的公有制经济中才成立。所以公有制是懒汉和愚人的天堂。 也只有在自由贸易中，商品价值才会表现出来，作为价值规律的影响因素，左右商品之间的交换。 尽管我们在这里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介绍得如此表浅，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商品价值是交换的动机或交换的基础，使用价值是交换的价值依据；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个因素，在商品交换中缺壹不可。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只有商品价值而无使用价值的物品根本就不存在，却有那种只有使用价值而无商品价值的物品，比如空气和阳光就是这类物品，它们的使用价值都很大，但却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商品价值，因此它们无从用来交换。 那商品在市场中的交换价值又是如何来具体确定的呢？它是由壹个商品使交换对方取得的商品价值量或在壹个自由贸易区域内由市场认可的商品价值量，结合交换对方取得的使用价值量或在壹个自由贸易区域内由市场认可的使用价值量来确定。用式子简单表示就是： 使用价值×商品价值＝交换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在用于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时，并不是由生产者自己来认可，而是由市场来认可。生产者对自己的产品认可的商品价值只决定他交换的动机，即他是生产商品而不是直接生产自身所需物品的原因。比如在前面的式子中。渔网的商品价值对制网人来说是3－l＝2天劳动价值，斧的商品价值对制斧人来说是2－l＝1天劳动价值。这实际是对制作者或售卖人来说的。对市场来说。则应把结果倒过来。因为商品不能按售卖人的意志来定价，而要由公正的市场意志来定价。这样，实际是网的商品价值由制斧人或市场认可应是2－1＝l天劳动价值，斧的商品价值则由制网人或市场认可应是3－l＝2天劳动价值。 那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在市场中又是如何来确定的呢？ 我们在前面讨论商品价值时已看到，商品价值并不是简单地仅由商品中的物化劳动量或社会通常所耗劳动量来确定。对社会来说，商品价值是由买者如自己生产时将会耗用的劳动量减去卖者生产时耗用的社会必要或通常所耗劳动量来确定。 由于买者如自己生产时耗用的劳动量必然大于卖者，并会浪费较多的资源，因此社会应大力提倡商品生产，并协助它不断扩大和细化。 对单个消费者来说，商品价值则是由买者如自己生产时将会耗用的劳动量减去买者交换时付出商品的实际耗用劳动量来确定。同样，由于买者如自己生产时耗用的劳动量必然大于其交换时付出商品的实际耗用劳动量，因此，对个人来说，也会积极参与商品生产。 由于社会市场总是由形形色色的生产者和形形色色的消费者所构成，即使能确定生产者是相对稳定的，消费者也是从来不稳定的。谁都可能买，种地的、做工的、教书的……，等等。各行各业以及各个消费者对商品的认识都会不同。因此，商品价值将是壹个至少在壹定范围内必然伸缩的量。它由各个消费者独立确认，并汇集为壹个社会值由市场确认。 而使用价值呢？也近似于这种情形。对同壹种物，各地的和各个购买者的派场和用途也不相同，因此使用价值也是壹个至少在壹定范围内伸缩的量。 对于两件交换价值相同的商品，其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也并不会壹定相同。并且对同壹件商品，不同的购买者购买时认定的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的比例也不壹定壹致，它只是说明该两件商品在壹个市场中被“确定”为使用价值与商品价值结合后的交换价值相同。 并且只是被市场所“确定”，并不是每壹个购买者都会受益壹致。这就是为什么凡商品存在市场上，并不是每壹个有购买能力的人都会买，而买的人中间也有的人认为很合算（这并不壹定会刺激他超过需要的买），有的人则认为不大合算。但决定于买卖双方各自的利益所在，它将驱使商品朝向显示其最大的价值能力和发挥出最大的使用价值方面努力。 因此，让商品在市场上自主地谋求壹个相对最高的价格出售，将有利于发挥它的最大效用。这就是自由价格下才会使物尽其用的原因，也是亚当?斯密描述的“看不见的手的效应”的作用所在。 最后，我们来为前面提到的商品的定义作壹个归结，原因是这个定义显然失之过窄。我在这里要给商品下的定义是： 通过交换实现的，用最简便的方法生产出来，并使用得最得当的那些物品。 这是从社会角度来说，我们对商品应有的认识，对生产者或从个别角度来说，对商品的认识还可以是：用最简便的方法生产出来的最大物质财富的媒介。 显而易见，商品交换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商品交换的目的是用物质方法以外的社会协作方法使尽可能用少量劳动取得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 因此，商品既繁荣国家，也充裕个人。它并不是马克思形容的那样，“是壹种古怪的，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壹卷第87页）。

　　商品交换价值的理论探源

　　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亚当?斯密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部著作中说道：“价值这个名词，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有时表示的是某种物品的效用，有时表示占有这物品后所取得的购买他种财货的能力。前者可以称为使用价值，后者可以称为交换价值。”这就是说，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壹件物品价值的两个方面。 那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又如何区别和联系呢？这“两种不同的意义”又如何反映物品的价值呢？例如壹件上衣用于自己穿著时，可以起到保暖的作用，这就是它的使用价值，但它也可以用以交换壹定数量的大米用以充饥，实现另壹种效能。当它用于穿著时其保暖的作用或其他效能是已定的。而同样壹件上衣用于交换大米时具体能交换30公斤还是50公斤却是不确定的。于是，壹件商品到底能交换多少其它商品，就成为人们讨论的重点，也成为人们认识价值的关键。 李嘉图对此结论说：“效用（即使用价值）对于交换价值说来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壹卷第7页）。他对商品交换的结论是：使商品之间成交的，是它们包含的劳动量。 我们需要注意，这壹结论除非是上述交换的双方，即那个用上衣交换大米的人和那个用大米交换上衣的人，对上衣和大米的效用完全没有认识，只对上衣和大米中包含的劳动量有所认识。 即大米持有者要交换上衣时，不是根据上衣的保暖和其他效用，而是根据上衣中包含的劳动量来决定交换。同样，上衣持有者要交换大米时，不是根据大米的充饥效用而是根据大米中包含的劳动量来决定交换。 这在实际交换中是否可能？并且，按斯密的说法，使用价值是指物品的效用，交换价值是指物品交换他种财货的能力。这里说的这个“财货的能力”，当然是指物品交换到的“他种财货”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因为“财货”是就使用价值来说的，不是就劳动来说的，谁也不能拿包含在“财货”中的劳动来享用，只能拿“财货”的使用价值来享用。因此，交换价值实际还是使用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 那使用价值与使用价值又如何区别大小呢？即壹件上衣的保暖作用到底与30公斤大米的充饥作用相等呢，还是与50公斤大米的充饥作用相等？物理作用上它们当然永远不可能相等，但是在商品交换上它们必须要有壹个对等量，于是，这就与它们中必须耗费的劳动量有关联的商品价值相关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劳动耗费量只是决定交换的因素中的壹方，另壹方，即使用价值的变量，只是因它在与他物比较下的高度抽象性（物的使用价值在使用时是具体的和绝对的，在与它物比较时，就变得抽象了），使它在马克思之类被意识形态扭曲了正常思维的所谓“思想家”中无法认识到。对平常人来说，任何壹个消费者的交换行为，都显示出他对欲交换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准确判断，却对该商品中包含的任何劳动量，确确实实都严重地认识不足。尽管各个消费者的意见并不壹致，但是他们对使用价值的真切感受，却是无可置疑的。 为什么书本与现实生活会如此地相互背离，是书呆子们的错，还是只注重物质享受，只看重利得的消费者们的错？ 壹件商品中耗费的劳动量可以在静态分析中，即在既定的社会生产状态下，适用来衡量和探究商品的交换价值。在这种既定的生产状态下，社会各种产品已经根据它们的使用价值大小，确定了它们的生产比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在决定交换的其中壹项已经相对稳定的状态下，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才可能参与决定它们的交换价值。 也就是说，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连价值的资格都不具备，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根本无从决定它的交换价值。 因为无效劳动理所当然不会被社会承认。而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也必须在它的使用价值与它物比较下具有为生产它付出壹定量劳动的前提下，才能参与决定商品的交换。 这就表明，壹件商品包含的劳动价值本身，也是它的使用价值决定或赋予的。只有它的使用价值量，即效用能力支撑下的劳动付出才是有价值的。否则，谁也不会理睬和看重它。 即便这样，这种由壹定劳动量参与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情况在竞争的社会生产中也是转瞬即逝，很难长久稳定存在的。因此，仅用劳动量来决定交换价值甚至决定价值量是何等地无知。 斯密和李嘉图也正是从壹个局部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各种商品生产的难易和需求状况，从静态上探究商品之间交换的依据，从而论述价值和价值量。 显然，壹个产品是否值得耗费那么多劳动量，是由它的使用价值来决定的。正是使用价值与劳动耗费量的结合，在决定壹个物品与其它物品的生产比例。也只有在这个比例已定时，用劳动量来确定交换比例才是可能的。 因为劳动创造价值的前提是，创造物的效用和功能。劳动创造的是效用，是财富。不同效用或不同用途的物品，它们的价值关系必须先由其效用，即使用价值来确定或做它们的“生存”依据，由劳动耗费量来参与决定它们相互“依存”的比例和参与决定相互交换。 物品中包含的劳动量也只能在这个时候，在壹个时期或壹个自由贸易区内稳定的局部时期，才可能决定商品之间的交换，它在商品生产的竞争状态下，只能参与价值分析和产品生产、生存前景和地位的评估，而不能成为商品交换的唯壹依据，更不可用制度将之固定下来。如果这样，无疑会窒息劳动创造，对社会财富生产和交换秩序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壹个物的使用价值，在消费者手中是其亲身感受产生的，它是个绝对的量。但此物与彼物（用途各不相同的物，比如这里的壹件上衣和壹定数量粮食）的使用价值比较时，却很难绝对它们之间的量，因而是相对的。它们在同壹时期的不同消费者，在同壹消费者的不同时期，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难以绝对化。 商品价值中的劳动因素却不同。在壹定情况下，不同商品中耗费的劳动量却能够用绝对的量来衡量，如几个工作日或几小时等。 因此对任何两种商品在壹定数量（如几件、几斤、几打等）的比较下，它们之间在使用价值量上的相对徘徊，就能够在壹定量劳动耗费下被稳定下来，或被最终用来确定它们之间的交换比例。 但我们清楚地看到，劳动耗费在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或交换比例上，只起到了壹个稳定剂的作用，交换的依据却是使用价值，这壹点是不可动摇的。否则，我们就会找不到劳动的方向，不知道自己在商品社会中劳动是为了什么，更无法明白价值波动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商品交换本身也是劳动交换，是劳动的社会协作，劳动耗费量不可能不在商品交换中起到壹定作用。 但归根到底，既然劳动是为了生活和享乐，劳动创造的是享用物，那么交换的依据就必然是享用物的效用即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的增大或相对减小，必然随时突破劳动耗费量的规定改变交换比例。 劳动耗费量的变化当然也会对商品交换产生影响，但远不及使用价值大小的变化对商品交换产生的影响要敏感和作用显著。 在竞争的动态下，对商品交换价值起主要作用的必然是使用价值。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今天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也寻找不到新技术得以开发和启用的动力，还会从此失去改善我们人类智力状况的环境。 李嘉图对此还说：“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是从两个泉源得来的—壹个是它们的稀少性，另壹个是获取时所必需的劳动量。”稀少性是由自然决定的，壹般也只有劳动可能改变它，于是，在他的理论中，这个结论无异于说，劳动量是交换价值的唯壹泉源，劳动量的大小就决定价值的大小。李嘉图从来也是这样结论的。马克思的结论，于此之中也有很大关系。 但李嘉图说到的“商品”，是“具有效用的”，马克思干脆连这个部分壹概去掉，只坚持：劳动量等于价值量。 李嘉图的这壹结论显然失之偏颇，因为谁也无法确定这个“必需”的劳动量到底是多少，即使是市场确认，也从来没有哪壹个市场对商品用劳动来标价。 并且，商品仅仅从它获得的困难程度—稀少性和生产需耗费的劳动量—就成了它定价的依据，那商品的立脚点在那里？“困难”显然不是它成为商品的理由。它要成为商品，首先要具有壹定的使用价值，其次才是它的“困难”。即使它具备了第壹条件，结合获得它的“困难”，使它成为了商品，它的“困难”度也绝不是它定价的依据。 李嘉图等人也许忽略了“稀少”的原因。譬如某壹物品本身很多，但是某壹时期或在某壹地区需求的人群大，个体需要的量也大，等等。恐怕没有人会对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产生需求欲望吧。没有使用价值的物，任它稀少，以至获取难如登天，也不会引起人们对它产生任何兴趣。 某壹物品的稀少或缺乏，是由人们需求的程度决定的，而需求是由该物引起人们享用欲望的特质形成的，这就是它的使用价值。 人们为什么要忽视事物的本质，去追究它的表面现象呢？稀少啦，生产它费时、费力、费脑筋啦。它耗费的劳动多，它的交换价值就大。那人们干脆把壹切本来容易办到的事情，都采用费时费力的办法去做。马克思的劳动耗费价值论，就得到的是这样的结论。中国人直到今天，还在不知不觉地这样在做。 壹件商品为什么要费时、费力、费脑筋去制造它呢？原因就是它的使用价值值得为它去这样做。并且，每个这样做的劳动者，都会在这个过程中自觉地努力减少劳动耗费，同时努力提高商品的效用和质量，即增加商品的使用价值。这是商品的价值功能所起的作用，而不是大公无私或者奉献精神等等能起作用的地方。 商品的价值定量在使用价值，它的价值定位在费时费力。因此，使用价值才是决定交换价值的主要因素。马克思经李嘉图壹挑唆，立即就老眼昏花，所看见的就只有劳动，再也看不见使用价值了。 实际上，马克思只是在纸笔之间看不见使用价值，他在肚中饥饿时，就会体会到，并且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地看见面包的价值是充饥的功能，而不是面包师制作面包耗费的劳动。他掏出马克支付面包费时，壹心只想满足他的胃和他那张嘴的需要，而在纸片上糊涂乱写时，却说他支付的马克，是为购买面包师制作面包耗费的劳动。这个连日常生活都教不乖的十足的白痴。 李嘉图的上述结论，同前述情形壹样，须在壹种极为稳定的静态的社会生产，或叫既定的生产状态下，才是适用的，在谋求发展的商品生产的竞争状态下，就难以适用了。我们如果阅读李嘉图“论价值”这篇文章中有关价值来源的论述，就可看到李嘉图正是在对社会生产作静态分析时，或是把社会生产的壹个断面拿来分析时得出的结论，这就难免他的结论在动态的社会生产中出现偏差了。 但这壹显见偏颇的结论又被马克思取用为其“劳动量等于价值量”的理论根据，并出于强烈的意识偏见，不但否定了劳动效率在商品社会中的作用，也完全否定了过去劳动的价值作用，完全混淆了劳动创造与劳动耗费的区别。使他的理论成为阻碍社会财富增长的障碍，成为扼杀人们勤勉、努力、节俭等良好品性的消极理论。

　　资本与剩余和资本运用的变迁

　　政治经济学在追寻资本积累或预先积累的进程时，就像生物学追寻万物演化的进程。生物进化本身就是壹种积累，生命起源和形成过程也是壹种积累。如要梦想那种现成的天堂，这个天堂就不属于人类，也不属于生物和生命界；艰辛和困苦就是壹切生命形成的过程总结。

　　还在地球上第壹个生物分子形成之前，伟大的生命界还未开始它的长征，星体的形成和演进就已经历了千万年的漫长积累过程。大自然用它漫不经心的手，随意地抚弄著这个宇宙世界。

　　偶尔，在壹个星体的表面上，温度开始降低，开始是基本粒子集聚为原子核，稍后是质子、中子和电子的集聚形成原子。

　　原子和原子之间有著质的差别，个体的区别在这个星球上开始出现了。这种区别的形成过程与这个星球本身的形成有著同样的偶然性，它不是上帝的作为，也不是任何既成的规约，它纯粹是大自然的随意作为。

　　随著温度继续降低，使各种化合物的形成具备了适宜的条件。但温度又保持住了，使这各式各样，新奇多态的化合物得以保留，不致被这个继续冷却的星球冻馁。使这个星球保持住这个适宜温度的，就是这个星球上壹切生命的太阳。从此，生命的伟大进军开始了，有机大分子开始了它们的自我复制过程，同时通过壹定的组合方式构成生命的基体——细胞开始诞生。

　　这整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就是生命得以形成的艰难的积累过程，生命的形成之始就是依赖已成的自然条件。这个积累过程，更以适宜的自然条件分不开。同时，新的合成又以其母体为模板，合成需要的能量又必须使合成自身而后有所剩余，以便进行新的合成。否则，生命就无法形成。

　　这壹切表明剩余的存在对推进演化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表明，剩余的产生所依赖的各种条件的预先存在。这个预先存在来源于不断的积累，积累又来源于剩余的产生。剩余的量越大，积累的规模就越扩大，积累规模的扩大又不断为新的剩余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这种生物演进的过程与人类社会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发展过程是多么地相似，简直就是它的模板。

　　生命依赖的预先存在，是生物在壹定阶段赖以生存的条件，我把这个条件叫做生物生存资本或叫生物资本，而把生物依靠壹定的生存条件即这个生物资本维持自身生命过程的能量剩余称为基础剩余或基本剩余，生命体缺乏这个剩余就必然灭亡。

　　如果壹个生命体依靠它特定的生物资本取得的能量，大于其维持生命消耗掉的能量，那么积累开始，它的发展也就开始。如果取得的能量仅够补充消耗掉的能量，那么积累停止，它的发展也就停止。如果取得的能量小于消耗掉的能量，那么该生命体就会很快消亡。

　　自从地球上有了细胞，多种形式的生命体开始了各自的长征。各种各样复杂的生物体，都同样以细胞作为自己的起跑线。在这场大竞赛中，人类有幸处于领先地位。人类之所以能领先，完全是人和分化为人的祖代的这种生物形式比其他生物付出了更多的代价。

　　还仅在细胞时代和生命体还未表现出自身活力的时代，任何生物的演进都只能得爱于自然的选择和先天的决定。壹旦生命体能表现出自身活力的时候，各自的奋斗就与自然选择紧密结合起来。

　　也许是某壹种生命体在演进过程中更具活力，在自然选择中抢先壹步，也许是自然界对偶然形成的某种生命体的差异性表现出偏爱，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使这壹种生命体构成了高智能的大脑细胞基础，成为人类的祖先继续在生物界与其他生物壹起再接受大自然的考验。

　　在这个过程中，生物之间的差异最初是各自演进过程中自然条件和环境的差异形成的，继之这种差异性既有自然条件下的差异，更有生物自身在各种复杂条件下各自努力生存采取的方式不同的差异。而这后壹种差异，又在扩大前壹种差异。

　　但是有壹点却是相同的，就是任何得以存活和有机会发展进化的生物，它们在大自然提供的现存条件下所能获得的能量，必然大于为获得这些能量而消耗掉的能量。从这壹点来看，凡是能生存下来的生物，都是大自然所偏爱的。大自然提供给了它们生存的资本，其他的却没有给。

　　但各类生物为获得能量而消耗掉的能量之差是不壹样的。这样，生物自身的适应能力也就成为生存的另壹关键。

　　显然，如果壹个生命体或某种生物为采撷食物耗掉的能量不能从所采撷的食物中得到完全补充并有余，那么这个生命体就会逐步在地球上消亡。如果某壹种生物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对自然界提供的现成物产能充分利用，其采撷能力很强，使它从消耗的能量获得的食物，不但使它的能量得到完全补充并剩余量较大，那这种生物就有足够的时间用于恢复体力，即使在食物逐步减少时也能有充足的时间继续寻觅新的食物来源。并且它能努力地不畏辛劳地这样做，那努力的结果就会使它不断得到改进，不断增强它自身的生命力。

　　生物生存首先取决于大自然的供给。随著生命的形成和发展，大自然也在不断完善其环境，如果要说天堂，这就是最好的天堂。但大自然的供给总是有限的，不能供给生物无限发展。生物的竞争就在于各种类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和对自然提供的物产的采撷能力。种类之间的竞争和种类内部的竞争共同使能适应者和强者保留下来。如果要说残酷，这就是最残酷的现实。达尔文对此有过精辟的描述，马尔萨斯的笔调虽然悲观，但却是现实的。这两位大师从两个角度取得了近似和相通的结论。

　　自从类人猿在生物界分化为壹个独立种类，其生存和其他生物壹样，仍然依靠的是那种生物资本和基本剩余。但作为动物界中的壹个组成部份，类人猿与其他动物壹样，其生物资本与基本剩余的情形这时与生命形成之初已有所不同。

　　作为生存资本，这时的生物资本是指无意识运用下的由自然提供的要素。如空气、阳光、雨露、食物来源的为难为易，以及自身具备的壹定的先天条件。如身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对自然物产的采撷能力，四肢的发达和灵巧性，视、听、嗅等等壹切官能的完备性。类人猿正是以这种种条件（既有自然提供的，也有祖辈遗传的），作为其生存的资本。

　　但这个生存资本的运用也并不是天堂的谐音；大自然风风雨雨，喜怒无常，此时的类人猿与其他动物的差异性并不壹定都是它的优越性，虎豹的尖牙利爪就是它的敌害之壹。

　　当然选择在树林高处筑巢定居并不壹定就是为了躲避敌害，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树木高处的物产丰富、果实累累，对已具备了特定先天条件的类人猿来说，选择在这个区域内生活能使它用最少量的体力消耗采撷到更多的食物，从而产生更多的基本剩余。

　　正是由于从采撷到的食物中能完全补充采撷过程中和肌体正常运转中消耗掉的能量而有所剩余，类人猿才能和其他生物壹样得以生存下来，并从这个基本剩余中求得发展，提高自身对变化无常的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而任何生物如果这种基本剩余量极少，或其不善于利用这个剩余进行积累，以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就必然会发展迟缓，从而被其他发展较快的生物挤出生物圈。

　　人类现今的存在状况，依然在演绎著这个过程。很显然，类人猿在诸生物中是最善于积累他们的基本剩余的壹个种。他们在这个积累中发展了他们的智力，强健了他们的肢体，从而又为产生更多的基本剩余创造了条件。这个条件我已在前面把它叫做“生物资本”。它是生物无意识积累和自然条件结合形成的。

　　生物资本是生物生存的前提，是生命的前提，它既是大自然的赋予，上天对壹切生命的恩赐，同时也是生物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艰难困苦，积累又积累取得的结果。而在地球上的千万种生物中，也惟有类人猿通过这种积累，通过生存方式的适时选择突破了生物资本的界限，——当生物资本转化为劳动资本后，同时也是从依靠基本剩余积累转化为依靠劳动剩余积累以后，类人猿也就完成了向原始人的进化过程。

　　但并不是说，人类从此就不再需要生物资本和那种生物性质的基本剩余，直到今天，人类也在依赖这两种剩余发展，依赖这两种资本创造，既创造物质文明，也“创造”人类自身。

　　当原始人在足够的基本剩余下摸索著制作出工具，工具的产生标明劳动的出现，它也正是劳动剩余和劳动资本的出现。人类的生存发展开始由生物资本向劳动资本转化。人类从无意识运用基本剩余进行积累与其他生物竞争的时代，跨越到了有意识运用劳动剩余进行积累竞争的时代。这是其他生物无与伦比的，人类从此将其他生物远远抛在了后面。

　　劳动剩余出现后，在工具的帮助下，原始人的劳动收效倍增，它产生的剩余使积累加快。

　　那个时候，由于人人都能真切地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相应的物质报偿，人们的劳动热情必然极高；由于积累的财富不会受到任何威胁，人们运用积累来改良他们的劳动都能如愿以偿地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因此人们积累的热情也很高。

　　在这个时期，劳动资本（尽管微不足道）是由所有权者独立享有并自主运用，劳动成果由创造者完全占有的时期。这就是人类最早的劳动资本运用方式。它是由自然规则形成的，人类最早的生产方式。

　　随著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和商业的兴起产生的更多劳动剩余，使财富的积累加快，也使得用掠夺方式取得财富比劳动生产更为便当。人类的生存竞争最终发展为战争的形式，并在掠夺和反掠夺中不断扩大。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少部份人逐步脱离了生产劳动，成为了专事强夺他人劳动的寄生虫——奴隶制的形成改变了劳动资本的运用方式。

　　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在强迫下不得不从事高强度的劳动，他们的壹切劳动剩余都要被奴隶主完全占有，是否用于积累转化为资本也完全由奴隶主决定。而且，不但劳动资本被奴隶主独占，甚至连同奴隶，即人本身也成了奴隶主的财产。

　　这个时期，是壹切劳动剩余以及被迫为奴的人都被奴隶主强行占有并挥霍浪费性使用，生产资本被奴隶主毫无章法地运用的时期。劳动热情在这种制度中已经荡然无存，所存在的只有奴役者无止境的欲望。

　　随著人类良知的逐步觉醒，思想家们揭示出人相奴役的耻辱。封建制度解放了奴隶，使人不再成为生产资料被任意驱使，人类终于向文明迈进了壹步。

　　奴隶解放使劳动者从此不再属于生产资料，他们与生产资料分离了。无论这种分离于资本拥有者还是于劳动者谁更有利，奴役强度的缓释和奴隶锁链的打破带来的是社会进步，但马克思却对此予以猛烈抨击（见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壹卷782—783页。），他要从资本主义的形成条件，追究奴隶和农奴摆脱出生产资料造成的原始的资本及以之相适应的资本自主生产方式的前史。

　　奴隶的解放在中国远在武王伐纣之后的三千多年前，可在欧、美，却近在几百年前，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整个过程中都伴随著，因为那里壹直是自由民与奴隶并存的社会。这场革命的历史文献中曾经记载了长久在奴隶主“关爱”下的奴隶离开主人后的无奈。他们已经丧失了自由、自主和独立的本能。但社会正义壹直在“迫使”这群人走向自由，走向属于人的彼岸。不单为他们，也是为“人”的尊严，为人类创造力的解放。

　　从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或者直接说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它终使得劳动生产和劳动剩余的占有方式及资本运用跨入了新的时代，壹个文明、进步的时代。无论马克思怎样攻击奴隶从生产资料中解脱出来后如何成为无人“照顾”的自由民，从而如何为自主资本创造了何种条件，也诋毁不了解放奴隶重新建立的资本自主生产方式的进步意义。但他的诡辩终使得他的“公有制”名义下的奴役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理直气壮”地建立起来。

　　奴役方式最初的转变只释放了部分生产力，封建制度的建立使盘剥和掠夺有了底限。赋税方式取代了强制集体劳动方式下的完全占有，使劳动生产有了部分自主的空间。

　　但在封建的，仍然带有直接强制劳动和专制奴役的社会体制中，封建领主连同帝王和他们的侍从，占据著社会上层，霸占了全部社会资源。这个阶级阵容庞大，人数众多，他们不从事任何劳动，并通过世袭世代维持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他们不但强行霸占了自然赋予人类的壹切财富，还凭空向人民强行征收沉重的赋税。劳动剩余在严苛的赋税盘剥下所剩无几，资本积累受到极大制约。劳动生产的等级制约和重税盘剥遏制著社会进步。

　　在这个制度中，人民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生产。加上统治者的重税盘剥，人民也不可能有更多的余力去改良生产，因为任何努力都是难以奏效的，封建领主的胃口极大，会毫不犹豫地鲸吞壹切。

　　在这个时期，是劳动剩余被封建主强行盘剥占有并任意挥霍浪费和生产资本在封建等级制制约下运用的时期。

　　产业革命推翻了封建奴役和等级制度，使继奴隶的人身解放之后，实现了劳动剩余和资本运用的彻底解放，从而全面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恢复了劳动剩余的劳动者自行占有和生产资本的所有权者自主运用，为社会财富增长创造了完美的条件。

　　虽然这个时期的生产资本运用与原始时期表现不同，但这并不是性质的变化，而是资本在较大规模上运用，使社会协作和资本内部的劳动分工不断细化的结果，它直接带来的是劳动效率提高和资源耗费减少。马克思正是以此为理由，鼓动用暴力推行集体劳动，声称这种集体劳动更能提高效率和减少资源浪费，以藐视人类的记忆和善恶评判能力，他要将人类的劳动生产方式重新推回到政治强制方式下。他把大协作的劳动方法显示的生产力，解读为强制集体劳动的生产力。他以国家的名义并明确表明最终将消灭国家推行国际化的产业军团集体劳动。

　　人类劳动从来就建立在协作的基础上。越来越扩大的资本和资本集团，表明人类并没有停止，而且不但没有放缓而是在加快扩大协作的规模。跨国集团的形成，显示出人类协作的自然倾向和强烈愿望。它遵循著自然法健康地发展，它伴随著人性良知的不断启发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但人类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社会生产都绝不会再接受强制。奴隶制度下的集体劳动是壹次强制，封建制度解体了这种无人性的强制劳动方式，但仍然维持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强制关系。产业革命彻底否定了壹切形式的强制关系。但马克思主义却运用无产阶级专政，重新建立起了更加野蛮、无道的强制制度。

　　这是人类灾难的新体验，中华民族是这个灾难蹂躏下最不幸的民族。

　　剖析马克思的资本观

　　产业革命恢复了劳动剩余由创造者自行占有和生产资本由所有权者自主运用，为人类物质财富的生产扫清了障碍。剩下的事情应该是共同寻找社会财富增长的路径，研究那些可能阻碍财富增长的原因，并尝试消除它们的方法。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但我们也别以为政治经济学只是近代人的科学，实际上，远在纸墨论争之前，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竞争就已经写下了最好的政治经济学。纸墨登场后，其中大量的也只是现实生活这部政治经济学的翻版。因此，政治经济学首先应该立足生存现实。它讨论的正是眼前或当代对国民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相关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也只是为实现这样壹个目的，那就是壹个国家的富强和繁荣，它的人民生活的幸福和愉快。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这个问题上说道：“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所教导的，并不是交换价值怎样由个人来生产，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怎样被个人所消费。……作为壹个政治家，此外还首先应当并且必须懂得，怎样才能激发、增长并保护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另壹方面，他还须懂得这种生产力在怎样的情况下就会趋于衰退，处于睡眠状态或被完全摧毁；怎样依靠了国家的生产力，就可在完美的方式下来利用国家资源，从而争取国家的生存、独立、繁荣、权力、文化与远大前途。”（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98页。） 尽管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突出强调了国家意识，他甚至把政治经济学说成是国家经济学，是“以研究如何使某壹指定国家（在世界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科学”。（同上书106页）而把斯密、魁奈等人的理论说成是世界主义经济学，因为他们的理论“是从事研究如何使全人类获得发展的那种科学”（同上书106页）。但我们看到，在文化国界的现状下，任何国家或民族只要愿意，都可以方便地取得他国的文化资产。包括李斯特在内的全部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都可以毫无限制地运用于壹切国家。尽管斯密等人的理论是立足于全人类的发展，但在现代世界政治背景下，国家的存在使“人类”这壹无限包括的名词在政治经济学中还不具有实际的意义。国家利益要实际得多，也现实得多。因此，政治经济学的首要任务还是为壹个国家的富足和力量，为该国国民的幸福、自信和美好前途服务的科学。生产资本和劳动剩余正是在这壹前提限制下进行讨论和加以运用的。 毋庸讳言，政治经济学正是在寻求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它的人民生活的幸福美满和舒适愉快，使国民增强信心，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其次才是人类整体的利益，这是当代世界政治决定的立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振作全体国民，激励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而要做到这壹点，依靠国家的行政规章壹般都是有害的，有利的作法正如亚当斯密总结的那样，“是合理的租税，公正的司法与政治民主”。 对社会财富的增长，斯密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李嘉图、魁奈、萨依、马尔萨斯、西尼尔、李斯特等人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们都共同从财富的增长著手，对社会生产、分配、消费进行了分析。其中，劳动剩余的产生和积累，以及资本的合理运用对财富的增长具有的作用，就是壹个重要的课题。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是以劳动剩余和积累和资本为主要对象，但马克思却机警地回避了财富，至少没有直接非难它。因为这样做将很容易被人们识破而引起社会普遍的反感。 可实际上资本本身就是壹笔财富，只不过是用于再创造财富的财富（“资本是壹个国家为了未来生产而使用的那部份财富”。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7页)。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资本就常常跟财富联系或相随使用，原因就是“财富是指我们必需的，有用的或合意的那些物质对像”（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壹章第壹节）。而资本就是这些物质对像当不用于消费而用于再创造财富时的称谓。因此，对国家的生存来说，资本实际比用于消费的财富更为重要。 资本形成依赖的是积累，积累又依赖于劳动剩余的存在。因此，资本就是人们有意识将劳动剩余节俭积累形成的。从第壹件劳动工具的诞生，就意味著人类有意识将劳动剩余进行积累创造的开始；而有意识的积累则是劳动者所期望实现的更大的收获。如果积累不能使他的愿望实现，或愿望没有保障，那劳动剩余就又会被用于消费，不会用于积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之壹，就是要探明劳动剩余如何才能更多的用于积累，而不是被那些与财富增长无关的因素所夺走。 并且，已经积累起来形成的生产资本如何运用，才会更有利于财富生产，也是政治经济学历来讨论的问题。无论如何，将生产资本交给壹个与这笔财富的积累、创造和最终命运没有直接关系的人来掌管，就算他天生壹颗善良的心，也无法使他做到与直接创造这笔财富的人，与这笔财富的利害攸关的人同样真诚地对待这笔财富。 对壹个国家来说，单个资本无论所有权所属多么不同，都必然构成国家财富的壹部份。但资本的归宿和所有权的法律判定是否合理，将决定壹个国家的繁荣与衰亡。因为它将决定国民劳动的热情，社会劳动剩余的积累，以及资本能否有效地运用。国家要走向繁荣，只能依靠全体国民的勤劳、智慧和节俭。 斯密就强调了这样的壹个道理，他说，有壹种与贸易差额全然不同的差额，随著这种差额的为顺为逆，会促成任何壹个国家的繁荣或衰退，这就是每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差额。这说明剩余的积累和资本的合理使用对国家的繁荣是多么重要。马尔萨斯也说，“如果在壹定期间，壹国的生产超过了消费，就具备了增加资本的手段，……如果在这壹期间，消费与生产完全相等，那就不再有增加资本的手段，社会将处于接近停滞的状态。如果消费超过生产，那么在每个相续期间会看到，社会获得的供应将越来越差，其人口，其繁荣，将每下愈况。 “既然这种差额这样重要，既然它决定壹个社会处境的进步、停滞或衰退，那就肯定有必要，把对顺差作出主要贡献的那些人，同主要使局势的另壹面占优势的那些人区分开来。没有这样的区分，我们就无法探索为什么这壹国繁荣而另壹国衰退的原因，也无法明白解释，为什么工商业者众多的那些国家，要比以宫廷和贵族的侍从占优势的那些国家富裕得多。”（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壹章第二节）。 因此，国家财富的分配是倾向于生产还是倾向于消费，能否有效地刺激和鼓励起生产，是壹国走向繁荣和导致衰退的根本原因。 但马克思与众不同，他从根本上否定了这壹立场和观点。因为他不是从财富的生产和增长著手，这些对于他是次要的，财富只不过是政治经济学的命题，而他的目的正是要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在这个批判哲学中，财富自然就不能有政治经济学中那样的地位，作为财富母体的生产资本也自然就成了另壹副面容。 并且，他的研究是以剥削和掠夺为前提的，而他又坚持认为剥削和掠夺是以资本自主生产为前提的。于是，在政治经济学中是通过勤劳和节俭积累起来作为财富产床的资本，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成了用战争、杀戮、掠夺而来的用于榨取剩余价值的元凶。 从这壹立场出发，他建立了壹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围绕资本将劳动的剩余产品改称为剩余价值，又为了建立剩余价值理论将资本分割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 就资本而言，政治经济学是把它当作国民财富的增长之源来研究的。马克思却完全不同，他壹方面否定了资本的劳动形成过程，称“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壹卷第782页）。另壹方面，他又称资本是资本家用剩余价值壹次次积累形成的。这时，他却是为了说明资本家的资本实际是剥削劳动者的劳动得来的。并由此给资本定下了壹个可怕的形象，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著血和肮脏的东西。”（同上书829页。） 在政治经济学中被大加颂扬的资本，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却成了狰狞怪兽。因为马克思既不是从经济著手，也不是从政治经济问题著手，而是从意识形态著手去研究现实社会的。这种研究手法自然与政治经济学难入同辙了。 在他的《资本论》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中，马克思这样说道：“资本发展成为壹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别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壹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壹卷第344页）。而对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英国，马克思也说道：“‘光荣革命’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壹起推上了统治地位。他们开辟了壹个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同上书791页。） 这几段文字既是马克思对资本的评价，也是他对资本自主的结论；它使以往的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在这壹结论中得到了自它们灭亡以来最高的升华，强调了资本自主主义才是人类最黑暗的社会；而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人类最悲惨时代到来的开端。可历史又是如何评价这壹开端的，他却并不理会。 从奴隶制开始，武力直接强制劳动就代替了过去的间接“强制”关系。过去壹直以来，人必须相互依靠，原始时期就结成了捕猎的，防御敌害的生产和生活依赖或互助关系。这些关系如要称为“强制”关系也未必不可，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就已经相互不能离开，他们已经不能独居而“不得不”跟随群体生活。 但这种因为依赖形成的所谓“强制”，比起奴隶的枷锁和死亡威胁下的直接强制，以及随后稍有缓释但却仍然存在的封建直接强制，应该如何评价？ 资本的“强制”形象由马克思勾画编排出来，它是原始的，人在自由时代由于相互依赖形成的“强制”关系的发展，它再具有马克思赋予的丑恶形象，也只能如同那壹时期的相互依存关系产生的“强制”壹样。当然，壹些人因此拥有了优势和在利用这种优势，产生了种种不合理。而马克思却把这种“强制”怒斥为，比奴隶的枷锁和封建的锁链更加残暴和更无人性的强制关系。他也由此开始导演了壹场武力直接强制的历史大回放，用专政的直接强制方式取代了资本的间接强制方式。 马克思不会不知道他也是在发展壹种强制关系。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像资本，像封建制，像奴隶制这样庞杂的、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关系和系统，他的强制力在规模上、在效果上、在作用上、在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壹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和以宗法的、宗教的间接强制和约束为基础的强制制度。伴随他的阶级专政理论，他在政治经济领域大肆宣扬武力直接强制远比资本的间接强制温和和亲切，世界和平因此被他破坏，半个地球的劳动人民又陷入了他鼓动的武力直接强制的奴役之下。 马克思对资本的评判是将资本拉出它与劳动相伴的世界而将它强制到政论的沙场上。在这个沙场上，政治经济学失去了它的功能；这门科学不再是为人类的发展，为国家的富足和力量，为国民的自信和幸福生活服务的科学，而成了壹门道地的斗争哲学。 可又在几乎同壹个地方，马克思这样对资本描述道：“假设这个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并且满足于工人的生活，那么只要有再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比如说每天8小时，对他来说就够了。因而他也只需要够8个劳动小时用的生产资料。但是，资本家（即自己占有生产资料的这个工人，这时马克思叫他做‘资本家’，是因为他不知满足）除这8小时外还要工人再进行比如说4小时剩余劳动，这样，他就需要壹个追加的货币额，来购置追加的生产资料。按照我们的假设，他必须使用两个工人，才能靠每天占有的剩余价值来过工人那样的生活，即满足他的必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产的目的就只是维持生活，不是增加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增加财富是前提。为了使他的生活比壹个普通工人好壹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壹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8倍。”（同上书第341壹342页）。 我们倒要问，怎样来增加呢？难道靠资本家念壹个咒语？在这种意义下谈增加资本，总得靠预先积累，靠政治经济学中那种勤劳、节俭的积累，而不至于又是用劫掠和杀戮吧。资本家不可能壹当资本不够时就去发动壹场战争。当然他此时也不能用剥削的这种手法啦，因为此时还是他自己在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又是自己在劳动，如果他要剥削的话，就只能剥削他自己。这壹下矛盾又壹次显露出来，马克思自己显然壹点没有察觉，否则他就不会写出后面那几卷来。

　　反动的剩余价值理论

　　要置资本于死地，只是用“原始积累”的悲惨经历还不够，资本壹方面也是依靠劳动剩余积累形成的。而如果要说人的需求是有限的，劳动的收获总可能会大于人的需求，所以就会有所剩余，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人的需求永远都不会满足。 那劳动剩余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它实际正好说明人的需求太大，为了谋求更大的需求而对劳动所得的暂时节欲。政治经济学，包括我们的文学都把这种暂时的节欲称之为节俭。但马克思对此嗤之以鼻。出于对资本的厌恶和对积累的憎恨，他要重新审查劳动剩余，因为只有否定劳动剩余的节俭积累，才能达到批判资本的目的。于是，马克思建立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说起。不过马克思的“劳动过程”要晚得多。尽管他强调，“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他还是壹开始就置“劳动”于资本主义形式下，从劳动已有大量机会利用非所有权的资本的较晚时期，即资本在较大规模下运用，个别劳动者自己使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的现象只是这个时期的支流这样壹种社会形式下来考察劳动过程。 ————————————— 壹马克思把资本的预先积累称之为：“原始积累”，并用此专列—章。在其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充满仇恨的人类生存的罪恶史（见《资本论》第壹卷第二十四章）。 在这个过程（即劳动过程）的叙述中，马克思开始只是泛泛而谈。例如：“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像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像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等等。不过他在之中说道：“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壹切物质条件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它们不直接加入劳动过程，但是没有它们，劳动过程就不能进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进行。”（同上书第203、205页）。这种认识的流露，对他在后面把资本分割为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显然是壹个败笔。 这样叙述显然事倍功半，他于是抓了壹个资本家，并从他“狡猾的眼光”开始，把从对物的叙述变成了对人的轻蔑。因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这位主角先生不满足于价值形成过程而坚持要超出这个界限实现增殖，才带来了人间的种种不愉快。他说道：“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只持续到这样壹点，即资本所支付的劳动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超过这壹点，那就成为价值增殖过程。”（同上书第221页），而这个过程“正是他（这个资本家）发笑的原因”。（同上书第220页）。 可我们只要细心地想壹想，如果这个资本家不会笑，也就是说，不论他投人多少资本，他都只能形成这个资本，他投人壹佰，收回的也是壹佰；所有的壹切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他还会去自找镇压吗？他还用得著资本吗？这个时候，他就只会把已经足够自己使用外的壹切也都消耗掉。这样壹来，人类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从这两个过程中吸取了“灵感”后，马克思开始了对资本的分解。 我们知道，利润是就资本的增益来讲的，资本就是用来再创造财富的财富。但这样就掩盖了剥削，必须要把资本中的壹部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作用否决掉，把增殖的作用全部加在活劳动上，才能实现“揭露”剥削的目的。 为此，马克思说道：“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像上和把旧价值保存在产品中，是工人在同壹时间内达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同上书第255页）。并且，“就生产资料来说，被消耗掉的是它们的使用价值，由于这种使用价值的消费，劳动制成产品，生产资料的价值实际没有被消费”（同上书第234页）。 ———————————————- 马克思特别强调单纯价值形成的必要劳动，他说道：“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壹卷578页），而真的有壹天实现了这壹点，那人类的末日也就随之实现了。 被否决的正是资本中这个生产资料的部分，马克思称它“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就把它称为“不变”资本。 好像这个不变资本是壹种天然服务。当妳建造房舍，修造机器的时候，我在壹边欣赏，当妳建好房舍，造好机器的时候，我就住进去，然后按时付给妳的只是这座建筑和其中机器的消磨折旧费。壹切都是合理的，因为我付足了房屋和机器的消磨折旧费，它们的价值就还在；当房屋倒塌机器报废后，壹切就又原封不动回到了妳手里。只是时间过去了，妳的苦心白费了。 如果真的筹备生产资料只是某些人的义务，那人人都乐得坐享其成，剩余就不可能会有，资本就不可能形成。 紧接著马克思对劳动力却说道：“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即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却不是这样。当劳动通过它的有目的的形式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并保存下来的时候，它的运动的每时每刻都会形成追加的价值，形成新价值。……劳动过程在只是再生产出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并把它加到劳动对像上以后，还越过这壹点继续下去。要再生产出这壹等价物，6小时就够了，但是劳动过程不是持续6小时，而是比如说持续12小时。这样，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壹个超额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同上书第234—235页）。 于是，“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壹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变为可变量。因此，我把它称为可变资本部分，或简称可变资本。”（同上书第235—236页）。 这样，资本中就只有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才是资本，因为只有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才创造价值，既创造原资本的价值，恢复了旧价值，又创造了新价值（预付给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同上书第234页），更又创造了剩余价值。壹切都是可变资本的变化作用。但马克思又不得不把不变资本叫做不变资本，因为他意识到，没有不变资本参与，可变资本也变化不了。于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产生了这样壹对荒诞的对词。 在否定了不变资本的资本作用后，马克思把资本增殖的这两个部分，即新价值和剩余价值都定论为是活劳动的创造。新价值已作为工资付给了劳动者，剩余价值也应该同样交出来，但却不是交给劳动者。《资本论》中处处可见马克思谴责资本家通过占有剩余价值剥削工人的言词，却没有剩余价值应该由工人占有、支配的表示。马克思虽然坚持新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活劳动创造的，但作为付出活劳动的劳动者，是否有权占有这两部分价值，即全部劳动成果，他却始终含糊其辞，并旁敲侧击的以“社会扣除”，和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具体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没有价值意义，搪塞劳动者有权占有任何壹部分价值。 在资本自主和劳动自主的生产方式中，新价值作为劳动力价值，是资本家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无论是资本家把劳动当成商品，还是劳动者自己把劳动当成商品，都改变不了这部分价值的“劳动力价值”意义。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劳动者不能按这种价值计量领取报酬，即不能按这种“劳动力价值”意义决定报酬，因为它不符合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劳动者应该凭劳动符号领取工资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因为劳动者的劳动在资本主义中是“商品”，在共产主义中是“贡献”。 不要说这听起来让人觉得荒诞不经，就连说起来也感觉荒诞得无法叙述。马克思凭壹个抽象劳动理论，壹个剩余价值理论，就将两个参与劳动过程的主体享有劳动成果的资格全取消了？再加上壹个“共产党宣言”，就将全部劳动成果都划归了共产党？ 剩余价值为什么不能归在共同劳动的人们名下公平分配？它要么被强势者借势过多占有，要么被归在所谓劳动者的代表名下，从此被别人全代表。 马克思否认资本享有劳动成果权的根据是，没有劳动者的现在劳动，机器就不会运转，产品就生产不出来。那没有机器和相关的厂房设施这些过去劳动呢，产品是否也能同样生产出来？他看不到。实际只是这个时候看不到，前面他就看到过，后面他还要看到。因此他激动地谴责资本家，要资本家把已经实现资本投入后的剩余价值全部交出来。 交给谁？为什么要交给那些根本不劳动，与财富创造根本不沾边的政客和意识形态者呢？这些人仅仅以“社会扣出”的名誉就要占有这部分财富，而这个“社会扣出”是没有底限的。这就又把劳动者推入没有底限的盘剥和压榨之下。 但在另壹种场合，马克思又声称资本是资本家用剩余价值壹次次积累形成的，而剩余价值又是工人创造的，因此资本也是工人创造的，他鼓动强夺资本，占有生产资料，把机器和厂房全部收归“国家”所有。这时他又看到了机器、厂房等生产资料的重要了。没有它们，产品同样生产不出来，没有它们，劳动就只是壹句空话。 马克思显然把这种资本自主运用方式的劳动过程看成是原始生产的过程，就像资本是自然物产壹样，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利用这个自然富源采撷。因为自然物产是不会向采撷者要求代价的，资本也就不能要求代价。这种劳动秩序如果永恒的话，劳动资本就不可能形成，人类将永远驻足于自生自灭的动物状态。 从剩余价值的资本占有，马克思即判定了资本的剥削（不管这是否过于草率，反而会掩盖现实存在的剥削）。这壹立论即是以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来确定的，那么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率，就可确定为资本的剥削程度。即如果剩余价值被资本全占有时，剥削程度就为100%，如果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半时，剥削程度就为50%。但这对于实现宣扬剥削，实现煽动阶级仇恨的目标显然是有一段距离的，马克思为此在理论上把从宣传上说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改为对剩余价值的产生，他的剩余价值率就是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率。于是，剥削程度就变为资本中的“可变资本”对剩余价值的产生率。这种剥削程度的判定方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壹种危害性的后果，我们请看下面的分析： 马克思先把总资本C（见《资本论》中马克思使用的符号和公式，下同）分为两部分，壹部分是不变资本c，另壹部分是可变资本v，即C=c十v。当生产过程结束后，得到的产品价值=c+v+m（剩余价值）。这时的总资本就变为C+m= C’。 —————————————-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已经远不是斯密说的剩余产品，斯密的剩余产品是就总资本说的，它实际就是资本的利润。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是就他的可变资本说的，构成资本生产资料部分的不变资本是壹个与此毫不相干的部分。实际上，就人类社会整体来说，生产资料才真正构成人类的劳动资本，不管单个资本家如何变通使用他的资本，都改变不了人类整体对已有生产资料的物质利用状况，因此，马克思的所谓可变资本纯粹是壹个意识形态产物，它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相去甚远。 马克思说：“因为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它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价值，因为这个劳动力的价值决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而剩余价值又由工作日的剩余部分决定，所以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等于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或者说，剩余价值率m／v=剩余劳动／必要劳动。…… “因此，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马克思《资本论》第壹卷第244—245页） 马克思对此举例说道：“假设产品的价值=410镑(c)+90镑(v)+90镑(m)，预付资本=500镑，因为剩余价值=90，预付资本=500，所以……剩余价值率不是=m／C或m／c+v，而是=m／v，也就是说，不是90／500而是90／90=100％，比表面的剥削程度的5倍还要多。……因此，工人是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马克思《资本论》第壹卷第244—245页）。 马克思之所以要采用这种剥削程度的判定方式，目的就是为了说后面这句话，他要从物化劳动的形式和流动劳动的形式上表现的工人为自己的劳动和为资本劳动的比率来判定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 可这种比率却正好说明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或社会不同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因为技术进步就意味著生产中所耗用的劳动量越来越少，社会发展也表现出人类生产劳动中生产资料即所谓不变资本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样壹来，马克思的判定方式就只能使他的理论走人绝境，进而引导它的追随者们拥入死亡狭谷。 我们来看，如果壹个资本的构成是50c+50v+20m，那么剩余价值率m’=20／50=40％；另壹个资本的构成是80c+20v+20m，那么剩余价值率m’=20／20=100％。如果我们因此得出结论说，前壹个资本因为剩余价值率低，它的剥削就少，它就要善良壹些，后壹个资本因为剩余价值率高，它的剥削就多，它也就要残酷得多，那我们就真的要误进八阵图了（诸葛亮摆的迷阵）。从前壹个资本的构成来看，它的生产资料所占的比例较小，必然代表壹个相对陈旧落后的生产设备，其生产条件和生产环境必然较差，它尽管使用了较多的劳动力，但在落后的生产设备和在恶劣的生产环境下，人均创造的价值当然就低。而后壹个资本，它的生产资料所占的比例较大，必然代表壹个相对先进优良的生产设备，其生产环境必然也较好，它虽然使用了较少的劳动力，工人的劳动强度也较小，但在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在良好的生产条件下，人均创造的价值当然就高。 —————————————- 在马克思的m/v这个分式中，v所代表的只是总资本中所需的劳动量，或者说仅只是总资本中用货币代表的劳动量所占的份额。m并不是通常认识中资本的利润，它远比利润更大，它是资本总增益。它是由c+v来共同推动的，而不是马克思理解的那样仅仅只是由v来推动。当—个资本中c的比重加大时，在v不变甚至减小的情况下，m必然会增大，这种情形反映的真实情况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用马克思的m’=m/v公式却反映出工人遭受剥削的程度在加大。因此，照马克思的这个公式，社会生产力越是发展，工人们的处境就越悲惨。这就是马克思的理论对社会生产力的反动性，他的m/v公式正是诱导人们进人死亡狭谷的魔鬼公式。 尽管我们仔细考察了不同行业之间，同壹行业的不同资本之间，以及社会不同时期的资本构成不同的各种情况，无论怎样比较，也无法得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能够说明资本剥削程度大小的情况。相反，这种所谓剩余价值率较高的资本，不但不是剥削程度较大，它说明的正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情况，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绝对的是工人劳动强度的降低，工作时间的减少和工作环境、条件的改善，娱乐和精神生活的增加和充实，物质生活的丰裕，而不是马克思说的那样：工人们的处境“相对”更加悲惨。 难道我们能说，在人均创造价值大的资本中，剥削就严重，而在人均创造价值低的资本中，剥削就轻微，或甚至规定生产资料即所谓不变资本所占比例大的资本，必须在剩余价值率上与落后的资本看齐。那这样壹来，人类社会就只好走向倒退。 这种剥削理论并不能够揭示真正的剥削。马克思其实也并非想要揭示现实社会中由不公正和各种不平等导致的实际存在的剥削，他的意图是挑起阶级仇恨，鼓动阶级斗争；这种意识不可能得出任何科学的结论，它对消除不平等，铲除不公正毫无益处。相反，他的错误理论只会导致更加不合理的制度建立起来。 劳动剩余就它的存在来说，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前提，就它的产生来说，只能是勤劳、节俭的结果，这是政治经济学的结论。不管它是国家的还是世界主义的经济学，都是这样。资本积累预示著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改进，资本的运用方式曾经被政治强制几经变异，但它必然回归在自然法则的规定下。迄今为止，人们还不可能寻找到比资本由所有权者自主运用更合理的运用方式。因此，马克思的思路不管从历史来说，还是从现实来说，都不但与政治经济学截然相反，更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和文明进步背道而驰。人类要谋求发展，特别是壹个国家在当代世界政治背景下要谋求生存、独立、强盛、权力和繁荣，它的人民要寻求幸福、美满和舒适、愉快的生活，就必须立足现实，依靠我们的劳动、勤奋、智慧和节俭，而不是靠暴力抢夺。

　　反动的劳动、资本强制理论

　　劳动资本的形成和成为今天高度社会化和高度抽象的劳动载体，它的存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条件，是国民实现幸福生活的条件，这就像生物资本是生物生存发展的条件壹样，它不是与人的贪婪本性有关，而是与人的生存需要有关。

　　在人类整个劳动史中，资本与劳动相伴而生，劳动以资本为前提，资本以劳动剩余积累而成。从个体劳动与自有资本壹体运用，发展到劳动与资本的权属分离状态下，也并没有改变它们的性质。自由劳动和自主资本的结合与劳动者之间运用自有资本进行的劳动合作改变不了人类劳动的本质，也同样改变不了资本的本质。但马克思藉助现代劳动与资本普遍分离的现象，先将抽象的资本形象扭曲然后人格化，进而将资本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在他的理论中，他首先否定了资本与劳动的固有关系，说壹切劳动工具和其它生产资料都不是资本，只有在这些生产资料用来剥削他人劳动时，才成为资本。

　　这样，劳动者自己单独劳动运用自有的生产资料时，就没有资本这东西，只要他们与别人协作并提供佣金这类报酬形式时，资本才露出面来，张开了它血淋淋的口。这种荒诞的意识形态结论在武力挟持下，欺骗了成千上万的人。

　　马克思认为，资本只跟剥削连襟，并且只在现代才出现或至少在劳动协作较发达的状态下才出现。可资本是远在劳动出现时就彼此相伴问世的，劳动就是资本的运用过程。无论是简单工具下的运用过程，还是大协作下的复杂劳动过程，劳动的性质都完全壹样。

　　因此，资本是为劳动而生，并非是为剥削而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的论述，说是为了揭露和谴责资本剥削，实际是在玷污人类劳动。他把人性在社会状态下表现的种种劣行，植根在人类劳动创造的整个过程和动机上，植根在资本自主运用和与劳动自由组合的全过程中。

　　他通过对现代大资本的扭曲宣传和充满恶意的意识形态渲染，将现代资本人格化，进而与早期成就简单劳动的初始资本的形态完全分离。

　　在他的理论中，资本不再是劳动的前提，而是剥削的前提。资本的运用过程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力发挥过程，而是血腥、残酷的剥削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资本与劳动的协作上，就是剥削与压榨；发生在资本与资本的协作上，就是贪婪与欺诈。

　　劳动为发挥它的效率而扩大运用资本的动机，壹当发展到彼此的权属分离时，就变成了资本剥削劳动的动机，变成了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剥削和压榨过程。

　　这种对资本的亵渎和完全的意识形态化，将资本变形为吃人恶魔。可在人类劳动中，资本不单在现代，在早期时，它就决定著劳动的发挥。资本与劳动和资本与资本合作的纽带在自然状态下，是各个个体利益的满足和愿望的实现。可以证明，劳动者美好愿望的连续实现和对利益的旺盛追求，是社会协作不断扩大，资本与劳动良好合作，使人类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

　　这整个过程，都是劳动与资本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在共同利益的有效保障下成就的。

　　正是在政治强制引入后，利益的平衡法则被打破，利益被独占或壹边倒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劳动生产效率的下降。

　　奴隶制度和封建专制制度就是政治强制在过去时代的错误或罪行。它们都不同程度地遏制著生产力发挥和人类文明发展。马克思作为政治强权的鼓动者，他的暴力理论会给社会生产造成什么后果？政治强制的分配方式于公平是近还是更远，世人早已经领教。相信政治强制下的资本运用和生产方式，如何导致生产率下降，也逐渐会被大众认识。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过人类经历的几种劳动和资本运用方式。在最早期的劳动中，劳动所得只归劳动者所有。无论是用于生存消费的，还是有余作为劳动剩余用于再生产使用的，都归劳动者自由支配。这是人类社会依循自然规则形成的第壹种劳动和资本运用方式。

　　在这种方式下，劳动者的劳动剩余完全由劳动者自行占有，生产资本完全由创造者即所有权者自主运用。可以证明，正是这种劳动和资本运用方式开创了人类社会。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石斧、石锄等类工具就是那时的劳动资本。它们在劳动者手中的运用、支配和占有方式，就是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

　　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更高级的工具足以使强权者统治、奴役他人，人类的壹切活动，完全依循自然的规定。劳动是自由的，资本的运用是自主的。在这种自由自主的时代，石斧、石锄也有巨大的创造力。它们创造了人。

　　奴隶社会的形成，使人类劳动的资本运用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政治强制机制的建立，首先看准的就是对强制者有利的经济方式和生产方式。

　　在这种强制的资本运用方式下，壹切社会资源，包括奴隶身份的人本身都成为奴隶主的财产，全部劳动剩余都被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本是在奴隶主的独霸下运用。

　　这是人类经历的第二种资本运用方式，也是人类经历的第壹个暴力强制下，利益独占的资本运用方式。

　　可想而知，在这种强制状态下，劳动剩余会被奴隶主如何任意挥霍，生产资本的运用是何等地低效和毫无章法，奴隶们于此之下凭何会有劳动热情。这壹点，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有过令人信服的描述。

　　将劳动者像牛马壹样驱使，以他们的服从和剥夺他们对自身劳动价值的评判权和主张权，施行无底线的盘剥和压榨的生产劳动方式，以此实现的劳动创造“高效率”，是值得称道和仿效的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公有制，正是藉口这种方式下的“高效率”，在鼓动这种劳动方式。可是，马克思主义强制方式虽然不亚于奴隶主，但他的经济方式却远不及奴隶主。

　　封建的形成，开创了第三种资本运用方式；也是人类第二种政治强制的资本运用方式。这种方式以封建王侯的利益为原则，但它是以税赋的形式剥夺劳动者的部份剩余产品，并强占著壹切自然资源，不再像奴隶主那样强占劳动者全部剩余和人身。这个时候，是劳动剩余被封建主强行盘剥占有，生产资本在封建等级制制约下运用的时期。

　　这种方式下的资本运用依然是政治强制的产物。社会延续形成的仁、义、礼、信等等交往规则远不足憾动封建王侯的政治权柄。

　　随著民主、自由思想的形成和成熟，思想家们以自然法权为依据，确立了人的自由、自主权利，重新确立了劳动剩余由创造者所有，生产资本由所有权者自主运用的方式，从而创立了第四种资本运用方式。

　　在这种方式下，劳动剩余和资本运用恢复到早期人类依循自然法则形成的状态下。但它与那个时代的劳动和资本运用规模、状况已完全不同。它在劳动剩余的占有和资本自主运用权上虽然完全壹样，但在新的自主资本方式下，社会生产、劳动已经有了根本改变。大协作方式使劳动在规模上，效率上都远比早期高得多。而大协作派生的再分配等类问题特别是政府这类政治组织使赋税的存在，使它有别于早期的自由劳动和资本自主运用方式。

　　现代的资本自主是政治民主的选择，它符合自然法的规定。就像早期的资本自主是自然的规定，它本身就来源于自然法壹样。因此它必然是最高效和合理的生产方式。

　　但马克思否定了这种生产方式。他以劳动与资本相分离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理由，否定了资本自主权和劳动自主权。他要重新用政治强制方式将壹切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源收归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建立壹个壹切劳动剩余由马克思主义者占有，生产资本由大官僚凭意识形态运用的方式。

　　这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建立的第五种资本运用方式。

　　这种资本运用方式远比第三种，即封建强制下的资本运用方式对剩余劳动的占有更霸道、更贪婪、更无约束，也远比这种方式下对资本的运用更低效。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毁灭壹切传统和壹切社会自发、自觉的公义原则基础上，凭阶级意识建立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它完全无视个人在社会中的自主权，公开蔑视国民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它以公有的名义强制占有全部社会劳动剩余，即剥夺了劳动主体对劳动和财富创造的自主权，也否定了他们对自身劳动力价值的要求和评判权，使劳动剩余与劳动者现实消费的划分比例完全丧失了主体掌控的权利，劳动者在公有的名义下，堕落成了事实上的奴隶。

　　在劳动剩余的大官僚占有下，必然是生产资本的官僚主义运用，它使资本的运用变得比封建强制下更加低效、更加黑暗、也更加荒诞。

　　马克思的资本运用方式无疑是壹次历史的倒退，它使资本的运用方式退回到了人类生产史上的第二种资本运用方式状态下。他的《资本论》就是壹次资本强制运用方式的创新，从此使人类社会有了第三种资本强制运用方式：剥夺自由，无视人权，劳动效率低下的生产方式。

　　产业革命建立的资本自主也是壹次倒退，它是向第壹种资本运用方式的回归，它使人类社会有了第二种资本自主运用方式：民主、自由，建立在人人权利平等基础上的自主生产方式。

　　剩余价值率的真相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篇第三章“利润率和剩馀价值率的关係”中，表明了剩馀价值率与利润率并不一致。说明他是知道利润率与他编造的剩馀价值率根本不相干的。但利润率体现的是资本的收益，剩馀价值率却是他说的资本剥削工人的“准确表现”，它们本应表现一致。这种矛盾的陈述在《资本论》中反覆出现。

　　尽管如此，马克思仍然不顾矛盾的存在，歪理歪说。他在第三卷第三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中这样来解释他的剩馀价值率。也就是资本的剥削程度一定时，如何会出现“极不相同的利润率”。

　　他是这样表述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

　　“剩馀价值率由于不变资本c的大小不等，从而由于总资本C的大小不等，会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因为利润率P’＝m／C。假定剩馀价值率为100％：

　　“如果c＝50，v＝100，那麽P’＝100/150＝66又2/3%；“如果c＝100，v＝100，那麽p’＝100／200＝50%；“如果c＝200，v＝100，那麽P’＝100／300＝33又1/3％；“如果c＝300，v＝100，那麽P’＝100／400＝25％；“如果c＝400，v＝100，那麽P’100／500＝20％。

　　“因此，在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时，同一个剩馀价值率会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利润率。”（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235—236页）“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这种逐渐增加，就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在剩馀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同上书，第236页）。

　　马克思要坚持他一贯的立场，并且是一种以意识形态定形的立场，就会处处运用他自己发明的剩馀价值理论，并时时用这个理论去勉强其他经济规律，而不是用这些规律来证明他的剩馀价值理论，他甚至说道：

　　“利润率下降—虽然剩馀价值率这时保持不变或提高—是因为随著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减少了。因此，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生产率降低了，而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减轻了，而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加重了，不管这是由于绝对剩馀时间增加，还是—在国家对此进行阻挠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必然要使劳动的相对价值降低，从而使相对剩馀时间增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498页）在发展的社会生产中，必然表现为劳动的相对价值不断降低，但绝对价值在上升。马克思在责难他的仇敌时，不经意地表露出他实际是看到了他处处诽谤的资本自主生产方式的进步本质的，但深刻的意识偏见扭曲了他的思维，他依然视而如不见，他并且继续说：

　　“因为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同它所推动的物化劳动的量相比，同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量相比，不断减少，所以，这种活劳动中物化为剩馀价值的无酬部份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断减少。而剩馀价值量和所使用的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就是利润率，因而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资本论》第3卷第237页）。

　　“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里，劳动的生产率比较低，因而较大量的劳动表现为较小量的同种商品，较大的交换价值表现为较小的使用价值，就是说，工人必须用他的大部份时间来再生产他自己的生活资料或它的价值，而用小部份时间来生产剩馀价值，提供较少的剩馀劳动，结果剩馀价值率也比较低。”（同上书，239页）这是不是说，“结果”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也比较低呢？他对此止而不谈。

　　并且，对同一个国家的c：v构成的不同阶段上，他隻说：同一个剩馀价值率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却避开了c：v的较低阶段，即生产率的较低阶段，剩馀价值率也较低，c：v的较高阶段，即生产率的较高阶段，剩馀价值率也较高这一点。

　　马克思在他的“相对剩馀价值的概念”这一章（《资本论》第一卷第4篇）中使用了这样一根线段：a----------b-----c来表述资本对剩馀价值的占有。线段ac代表一个假定的工作日，ab段为必要劳动，bc段为剩馀劳动。b在ac中的相对位置就说明了剩馀劳动的相对量，即b向a端移动，表明ab缩短而bc延长，反之则ab延长，bc缩短。马克思用此说明资本如何通过使b点向a端移动即不断压缩必要劳动时间来延长剩馀劳动时间。这就是相对剩馀价值的产生。如果ab即必要劳动时间不变，c超过它的终点而使bc延长，从而也使ac延长（见《资本论》第1卷第258页），这就是绝对剩馀价值的产生方式。

　　马克思用这个abc线段是要揭露资本或资本家的剥削。但在人类的生产劳动中，从来就是力求用少量劳动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人类社会并不是隻有资本主义才从事劳动生产，劳动生产是人类的谋生手段。在绝对剩馀价值的生产中，即使在奴役状态下的劳动，bc的延长也是有一个最高极限的。在竞争的资本主义劳动中，奴役的消除和物质财富的普遍增进必然会限制它的延长。在相对剩馀价值的生产中，这个线段能够表明的，要麽是资本家强迫工人在总的劳动时间已定时，用增加劳动强度来使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剩馀劳动时间延长，使剩馀劳动时间相对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增加。

　　但前面说过，以契约自由为基础的资本自主生产在这方面的限制是强有力的，就算“资本家所代表的那个东西里面没有心髒跳动”（马克思语），他的资产权也替代不了奴役权，更比不上政治专制权。

　　因此，资本家隻有通过改进生产和通过协调生产来提高生产率，使工人用同样的劳动强度、劳动时间，或甚至更少的劳动来推动同样或更多的生产资料，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这是资本家追求的，也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工人作为为他人出力的劳动者，本身也在积极这样做。不断的发明创造和工艺改进，历史上并不是资本家在做，而是劳动者们在做。这不但给资本家，也给劳动者们带来了利益。可随著这个利益而来的，却总有马克思的剩馀价值率上升的现象。

　　从人类社会以往生产的经验来看，如果我们也权当马克思的剩馀价值率是一项经济参数，那麽在这个剩馀价值率上升的时候，确总会看到生产率也在上升。并且，在社会发展的动态下，在社会生产的发展过程中，随著这两项参数的上升，必然有资本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而在社会生产的局部时期，又总有利润率随生产率上升而上升的必然结果。在这种生产率和利润率同时上升的场合，剩馀价值率也从来不甘落后，总是相随上升的。这种现象到底说明了什麽？是生产率提高带来人类文明的发展，还是剥削的加剧导致人类社会倒退？

　　下面两图就分别说明了在社会生产的这两种状态下，资本的利润率和生产率以及马克思的剩馀价值率随这两项参数表现出来的状况。

　　图甲是在社会生产发展的过程中，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和其他相关的经济参数相应上升的现象。马克思对此回答说：因为资本中不变资本相对可变资本不断增加，即生产资料相对劳动力不断增加(马克思也承认这是生产率提高的表现)，在剩馀价值率不变或提高，也就是在剥削程度不变或提高的时候，利润率必然会下降。

　　http://www./i6/1304130404111703--ss.jpg图甲：发展中的社会生产资本

　　（生产资料相对劳动力不断增加，即马克思的不变资本相对可变资本不断增加，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动态中，表现为社会总资本相对劳动人口不断增加http://www./i6/1304130404371703--ss.jpg图乙：局部时期同行业的生产资本

　　（单个资本中生产资料相对劳动力的增加或所占比例大小，即马克思的不变资本相对可变资本的增加或所占比例大小，在社会生产的局部时期，一般也能表现某一资本投资的增加或大小。）但利润率体现的是资本的收益，资本在剥削率提高下还降低了它的收益率，这不是说明生产率已大为下降了吗。可马克思却说这是生产率提高带来的。

　　这种矛盾的解答在他的巧辩中也能“顺理成章”？隻可歎中国的“教授”们为了金钱，就不认真理，在政治强制下为了名利助纣为虐，帮助共产党用这样的歪理欺骗了中国人几十年。

　　在亚当，斯密看来，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是由于资本积累的增加和随之而来的资本竞争的加剧。在大卫?李嘉图那里，他认为是由于资本的积累，是资本的增殖比人口的增长快，以致对劳动的需求经常超过劳动的供给，因而工资在名义上，实际上以及按使用价值来说都不断提高—不论按价值还是按使用价值来说，都在不断提高。他说：“随著社会的进步，劳动的自然价格总是有上涨的趋势。”

　　“除原产品和劳动外，一切商品的自然价格都有随著财富和人口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因为，—方面它们的实际价值虽然会由于制造它们所用的原料的自然价格上涨而增加，但是，机器的改良，劳动分工和劳动分配的改进、生产者在科学和技艺方面熟练程度的提高，会把这种增加的趋势抵消而有馀。”

　　亚当?斯密正是说明了这样一种情形：由于资本的增长使生产率提高，资本的竞争又使它们的利润平均化，这个平均化的过程首先是遏止资本利润率的提高，同时在劳动人口相对减少时，必然导致利润率下降。

　　李嘉图又强调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不断提高，因而利润率必然会不断下降的看法。他和斯密的用语不尽相同，但观点确是一致的。

　　人类社会的生产和消费也说明了这样一个规律或必然趋势：随著资本积累的增加，使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的改进成为可能，一定量物质财富中需耗费的劳动量就会随之减少。即社会产品相对人口增加，使资本相对劳动力也增加，社会总的物质财富中需供养的人数相对变小。这时在相对较少的人口下却有一个不断增加的消费品产出量，当这些消费产品和资本充裕到一定程度时，资本的利润率就必然会下降。

　　因为资本利润率的下降，是同样或更好的产品价格不断下降直接导致的，这下降的产品价格目的是为了吸引消费和与其他资本竞争，实际效果是从比率上将资本的部份利益让给了劳动者。

　　这时资本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争取生存，是从利润量的增加上来实现的。

　　一方面，一般利润率的不断下降标明劳动人口的生活状况不断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资本利润量的增加又使积累增加，从而使投资不断增加，生产工具和工艺不断改进，生产率不断提高，再继续使物质财富量增加，利润率再下降。这正是一种繁荣的景象。

　　隻要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资本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就必定表明社会总消费量上升，表明资本相对人口（或劳动力—实际是一回事）增加时，该资本领域内的劳动人口的消费数量增加。而这时也隻有在利润量上升的前提下，生产率才会继续保持上升，利润率再继续下降。如果利润率下降中也同时有利润量下降，那我们就会看到，生产将下降，繁荣将不複存在。

　　以上是社会生产在发展的动态下，资本在生产资料相对劳动力，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不变资本相对可变资本增加时，一般利润率随生产率上升而下降的原因。由于在这种情形下，按照马克思的剩馀价值理论，他的剩馀价值率—即他说的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也相应上升，这本来是一件令他难堪的事，但他却能从容叙述，使粗心的读者，更使盲从的，在政治强制下不得不依顺的读者盲目信从。

　　另一图，即图乙表明的，是在社会生产的局部时期，同行业资本中在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也就是马克思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比例不同的资本之间的经济状况和“剥削”状况。

　　在资本的竞争中，利润率往往由于竞争造成不平衡，却又总由竞争而平均化。当一个资本装备了比同行业其他资本先进的生产设备，必然使它的生产资料相对劳动力，或不变资本相对可变资本增加。这个资本就会在图乙的横轴上向右端移动。

　　自然如资本所愿，它的生产率就会得到提高，它的利润率也相对过去或相对其他生产设备落后的资本向上移到一个较高的点上。

　　如果一个资本要想具有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它就必须使它的生产设备、生产工艺，即它的生产资料配备要具有社会平均水平。

　　如果一个资本要获得超额利润率，它就必须配备先进的生产设备和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即它的生产资料配备要超过社会平均水平。

　　这时这个资本的生产资料，即马克思的不变资本当然就会增大，而所使用的劳动力，即马克思的可变资本相对就会减小。那麽它的表现又会如何呢？恰如图乙中显示的那样，它的生产率、利润率和剩馀价值率都会同时上升。

　　图甲和图乙都表明了不同生产力水平下资本的经济状况和“剥削”状况，它清楚地说明，马克思的所谓剩馀价值率始终都与生产率相随上下。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剩馀价值率与生产率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完全同步，却与利润率完全无关。

　　如果某个资本不是通过增加生产资料部份的投资来改良设备和改进工艺，而是采用比如某项发明在投资不大的情况下同样也获得了较高的生产率，也就是这时资本的所谓不变部份和可变部份仍然保持原来的一般水平，这时由于发明带来的生产率提高，这个资本一样可以获得一个较高的利润率，但这时这个资本也一样会随著生产率提高有一个相应较高的剩馀价值率。

　　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马克思的所谓剩馀价值率会不会就是变换了一个花样的生产率的表现呢？或者，剩馀价值率会不会就是生产率？

　　我们如果认识一下马克思的剩馀价值率的计算方法，一切也就清楚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资本C分解为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用公式表示就是：C=c＋v。把资本的利润、利息、地租、甚一税、国税、地税等等称为剩馀价值m。

　　他提出了两种计算剩馀价值率的方法。一种是货币量表现或代表资本各量的计算方法，他把这种方法称为物化劳动计算法，即：剩馀价值率C’=m/v；另一种是用劳动时间分段划分的计算方法，他把这种方法称为流动劳动计算法，即C’=剩馀劳动/必要劳动。

　　第一种方法中，剩馀价值m与可变资本v的比能直接看出生产率的高低，或直接表现的就是生产率的高低，我们在前面（第十二节）已经详细了解过。在这里我们再认识一下第二种即流动劳动的计算方法。

　　马克思把一个生产周期完成后的产品价值中产生用于支付工人工资部份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部份。也就是说，一个生产周期，无论它是一周，一天，还是一个月，它在这个期间平均生产的产品价值中，包含有工人领取的工资部分，有生产资料投入部分，它们包括原材、辅料，能源消耗，机器、厂房折旧等等，馀下的就是剩馀价值部分。

　　马克思把中间的一项即生产资料部份令它们为零。道理很简单，因为马克思说：“它们在价值形成中不起作用”。并且他说，资本家在计算利润的时候，也是把生产投入的全部资本都归零来计算的（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七章，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240-241页）。他在这里隻是把生产资料一项归零，应该比资本家更讲道理得多。

　　但是在计算资本的利润率时，资本专家们确不会这麽干，他们不会忽视更不会看不见资本投入的作用和结果，不会看不见每一个利润分子都是投入的资本分子的结晶。而马克思隻看得见劳动分子的结晶，劳动力创造了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后，它的任务就完成了，多劳动的部份就是资本强迫劳动力创造的剩馀价值。“这些剩馀价值被各种人用各种藉口瓜分掉”了。马克思这样说（《资本论》第一卷同上247页）。可他不但要占有这些剩馀价值，而且连劳动力价值都不肯给工人。真是乌鸦说猪黑。

　　这个理论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会如何看待呢？他们甚至还等不到工人们创造完自身的劳动力价值以前，在仅够工人们糊口时，就迫不及待地强迫工人们开始剩馀价值的生产了。这个时候，他们是不会把生产资料归零的，因为这便于他们要求工人更多地劳动，不计报酬。但在生产资料被共产前，这些生产资料就必须归零。

　　这样，流动劳动方式的剩余价值率计算就只剩下两部分劳 动，壹部分是工人领取的工资代表的产品价值部份的劳动，即工人为了创造他们的劳动力价值耗费的劳动，这部分才是他们的必要劳动，在壹个生产周期中它所占的 时间段就是必要劳动时间，另壹部分就是工人白替资本家干活的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说：“因为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它所购买的劳动力价值，因为这个劳动力的价 值决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那么，壹个工作周期的全部产品价值耗费的生产时间，减去生产工资部分的必要劳动时间，就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为 此结论说：“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等于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或者说，剩余价值率m/v=剩余劳动/必要劳动。”

　　尽管在马克思的计算中，这两个比始终没有相等过，但他还是坚持它们永远恒等。

　　就 算马克思的道理成立，壹个资本投入后，完成的壹个生产周期中，劳动者为了自身的报酬部份，无论是马克思说的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极限，还是壹个时期劳动力的 壹般价值，只要这个量能确定，只要这个量能代表劳动力价值，那么，它再生产的剩余产品价值量越大，就足以说明它的生产率越高，而很难如他说的，是剥削程度 的准确表现。

　　为了证明这壹点，我们结合马克思的两种剩余价值率的计算方法，也就是他的物化劳动和流动劳动的计算方法，用马克思陈说剩余价值使用的线段a——–b—–c来说明他的剩余价值率与生产率的关系。

　　我们假定ab段代表生产资料，即马克思说的不变资本，bc段代表劳动力，即马克思说的可变资本，ac就代表总资本。

　　在壹定资本量ac下，如果b＝a，那么这个资本就全由劳动力构成，这种状况我们大概只能在奴隶社会的最早时期或者是原始社会中才能看到，稍晚时期的奴隶制社会都至少令b≠a，因为铜、铁的出现使由它们铸制的工具已广泛使用。

　　当 然b也不可能（至少在今天还不可能）等于c，因为现在的无人工厂至少还不是绝对的。于是，b既不等于a，也不等于c。但b并不是壹个自由电子，它是壹个被 束缚力很强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约束著的电子。于是，ab：bc的大小就不是在受个人意志所支配，而是被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对单个资本来说，则由其本身的 生产力水平所决定。

　　我们看到，ab段代表的是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它由机器、厂房和原材辅料等构成，bc段代表的是劳动力，它由支付给工 人的工资来表现，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可变资本。对壹个资本来说，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贵贱，可能因不同时期的价格波动影响而从货币量上左右这个线段，我们撇开 这些，只从纯粹的形式上来分析。

　　如果ab小于bc，那就是大量的劳动力使用粗笨的生产工具的劳动状态下，生产率自然十分低下。如果ab大于 bc，那就是少量的劳动力使用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工具的劳动状态下。并且b越是接近c，也就是ab越是大于bc，生产工具的效率即自动化程度就越高，生 产率也就越高，壹定量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就越多。

　　但bc是资本中使用的劳动量，也就是马克思的可变资本，马克思用英文字母v来代表它，用它 来做计算剩余价值率的分母，而把资本的利润以及全部收益统称为剩余价值，用英文字母m来代表它，用它做计算剩余价值率的分子，即m／v。我们看到，当资本 中的ab不断相对bc增大，也就是生产资料不断增加时，分母v在不断变小，而分子m却在生产资料不断增加带来生产率不断提高时和利润量不断增加时都会不断 膨胀。尽管此时利润率不壹定提高甚至降低时，也是如此。

　　于是，生产率越高，社会生产或资本创造的物质财富量越大，m比V必然相应增大，也就 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也相应增大，按马克思的理论就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越加残酷。如果我们把现代出现的无人工厂拿来比较，是不是说这种跨越时代的高生产率 已经使资本的剥削就到了它“罪恶”的顶峰了呢？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生产率的变换表述，自以为是地夸耀是他发明的剩余价值理论，并用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以否定资本剥削为名，否定了人类社会生产率的发展。这个反动理论欺骗了中国人六十多年，并且还在继续强迫被欺骗。

　　从 我们人类的整个生产史来看，生产率提高都是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改进直接带来的，劳动者科技知识和熟练程度的提高也是通过工具和工艺的改进体现的。这个改进 过程都直接表现在资本中生产资料的增加上，通过生产工具和工艺的改进使等量劳动推动更多的生产资料。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壹定量劳动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

　　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却把这个改进过程，把生产率的提高结论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在加剧。他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分割，以及对此的种种妄论，正是对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非难，由此造成的恶果是巨大的，它不只祸害了壹个民族，它使整个人类都蒙受灾难。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其实不共产

　　共产主义曾经是人类的梦想，从墨子最早构想的理想社会至今，已经过去了25个多世纪。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思想家们构想了壹幅幅美丽的图景，他们愿望全世界人人相互友爱，每个人都为社会，为周围的人无私奉献。没有贫与富之争和贵与贱之别。

　　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私有制，蔑视财富的私人占有。当然他们首先都谴责政治权力的私有制。

　　从墨子、柏拉图，到莫尔、康帕内拉……，再到圣西门、欧文、傅立叶……。共产主义从来都是天下人人平等，大家相互友爱，财富人人分享的美好社会。

　　到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开始变味。他提出的共产主义只坚持剥夺和占有。人们不但不再相互友爱，还要明确划分出阶级。阶级之间不仅相互对立，而且要相互仇恨，相互斗争，彼此视为仇敌。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声称，暴力实现的，符合无产阶级政治统治形式的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或“科学”的共产主义。

　　在我们今天被强制推行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中，当权者就是把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者混为壹谈的，以至今天的中国人壹提到马克思主义，就像是在说“共产主义”壹样。

　　实际上，共产主义早为人类思想家们反覆唱响。那个时候，马克思还远未来到这个人间世上。

　　而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理论，是他自己和他的追崇者们冠名的壹个暴力统治、抢夺他人财产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自有大量关于共产的言词修饰和渲染，如壹切公有，住房、医疗、教育，特别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等等。但它的实质却绝非共产的；至少与前人定义的共产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这在浸透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宣传的人群中乍壹听似乎是壹个悖论，难道马克思提出的生产资料公有不是共产的明确含义吗？公费医疗、住房分配，……这些都是有文字显现的啊。

　　其实，马克思提出的“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只是壹个阶级的公有，是共产党高级官员所有天下的“公有制”。不像早先的共产主义那样，或如这个名词本身限定的那样，是不分阶级，全社会人人平等的公有。

　　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中，享有壹切财产所有权的无产阶级显然是社会的大多数，社会财富都由这个大多数人的阶级占有，最后消灭阶级，再最后消灭国家，全世界联合起来。这听起来似乎很美好。

　　但这里规定了壹个最终目标。恩格斯在他的《共产主义原理》中直接提出：“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这就明确说明，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才是共产主义的最终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俩合作的《共产党宣言》中，也直言不讳地宣称：“工人革命的第壹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并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壹步壹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壹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对占社会人口大多数的无产者来说，成为统治者该是多么美好，而那些少数人口的资产者们将被社会排斥，将永远被统治，甚至被镇压。这和前人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有几分相像呢？

　　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从他的理论中能收集到的最高形式，不过是阶级共产主义而已，不是全人类或全社会的共产主义。这种贯穿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强调至少在阶级被消灭之前要如此。

　　那么，阶级什么时候才被消灭呢？马克思告诉我们，“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

　　这个经济基础什么时候才能被消灭？人无毛无羽，上天又没有给人现成食粮，壹切衣、食、住、行都必须靠每个人自己去创造，否则就只能去抢夺或者去乞讨。老天如果不改变这壹切，这个经济基础就永远消灭不了。

　　既然马克思认定财产私有制形成的对自有财产的专有权利，是导致社会不公和滋生种种社会罪恶的根源，既然连财产不平等都必然带来不可调和的人间对抗和灾难，那么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又将带来什么后果呢？政治权力的私有制度又如何能使人类获得公正、平等与和平、友爱呢？

　　资产阶级以及非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人士的基本权利还能否被认可？他们的政治权利难道就从此被剥夺？

　　过去财产的获得虽然有掠夺的行为存在，但更多的是来自合法的途径，而对他人政治权利的剥夺，对国家权力的强行独占，却没有壹项是合法的。

　　用暴力强夺国民政治权利的行为，用暴力将国家权力私有化，才是人类壹切罪恶的真正根源，才是导致社会堕落的元凶。马克思鼓动建立国家权力阶级政党私有制社会，才是人类最恐怖的私有制社会。它比财产私有制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更大。政治权力私有制远比财产私有制更加凶恶，更背离天道。

　　马克思扬言要消灭的经济基础，是首先通过无产阶级对社会其他阶级的改造实现的。可依据自然法，人人应享有平等权利的人类社会，这个改造别人的权利从何而来？谁给了无产阶级改造其他阶级的权利？

　　而马克思要消灭的经济基础，是要人又像猿壹样，周身是毛的时候，和像猿壹样，只会采食天然果食为生的时候才可能实现。我们于此不仅要问，谁给了无产阶级强迫人类改变生存方式的权利？

　　但无产阶级也别高兴得太早，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根本就没有无产阶级统治的组织程序，也没有保障无产阶级全体成员基本权利的制度建构，甚至连这种设想都没有，它只有暴力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号召，和国家壹切权力归无产阶级先锋队私有的规定。显然，无产阶级大众只是为这些人夺取政权的工具。为了把这些人当成夺权工具，当然就会有很多令这些只会像工蜂壹样辛勤劳动的人听起来会感动的理论。

　　马克思在他的无产阶级理论中提出来的，就只有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先锋队组织这些称谓。他们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真正的统治者和主人，而不是全体无产阶级成员。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过要由无产阶级全体成员平等、民主地掌管国家政权。他们也并不认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要由无产阶级大众用信任和选举产生，更不可能用全民选举的方法。马克思在驳斥巴枯宁时就直言不屑于这种全民选举，称这种选举体现的民主、平等都是幻想，说它的政治性质不同于无产阶级统治。

　　这就明确地表达出，无产阶级统治的权力只来源于暴力抢夺，不是来源于全民，甚至不是来源于无产阶级大众的赋予。

　　全世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中，没有哪壹个认可过无产阶级平民的普选权，他们无壹例外地都是按照马克思的要求，用欺骗和暴力把无产阶级平民组织起来集体劳动，要求他们作为国家主人为国家义务劳动，不计报酬。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就是这样提出和规定的。这如何不使贪婪的共产党充分挖掘他们肚子里的私欲，为所欲为地剥削、压榨天下人。

　　马克思委婉动听的财产“公有”制度，其实是下层人民什么都不能有的制度。他的振奋高亢的消灭剥削的口号，其实是用制度化抢劫取代资本剥削。他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国家权力私有制的统治方式，重新恢复了过去强制集体劳动下由统治者完全占有全部劳动成果的方式，使劳动又重新回覆到被强权者任意驱使的奴役状态下。劳动者在这个制度中，即失去了劳动生存选择的空间，也失去了人生自主的权利。

　　从这些实质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的阶级共产主义，充其量只是壹个“统产主义”，是将天下财产统壹在共产党手中的强盗主义，并不是人们向往的，人人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平等，壹切物质财富不分彼此共同拥有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的暴力抢夺和强权统治的主义称为共产主义，是对共产主义的玷污，是对前人美好心愿的亵渎。

　　反人类的马克思主义

　　要认识政治强制对人类社会的危害，今天人类的智力水平对此并不困难。至少，经验已经足够教育人们，专制造成的灾祸早已经是妇孺皆知。但对早期人类来说，政治强制的危害性却处于完全无知的状况。要在这种完全无知的状况下推行政治强制制度，反而是及其困难的。因为谁要是在那个时候站出来指著壹群人说：妳们大家从此以后都要服从我的领导，听从我的指挥。那人人都会面面相觑，不知其所云何物，最后都会窃笑著躲开这个疯子。

　　但是以后的发展却不再是这样。社会协作的进程使得相互的依赖越来越深。这种发展越是在后期，越是有利于形成精神上或政治上的差别。而人们又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向壹个危险的深渊滑下去。并且，这种差别壹旦形成起来，它的发展几乎是无限的。壹些人不仅想要比别人更富足、更光荣、更有权势，他们甚至还要别人都服从他们。而这些人壹旦得逞，就会得寸进寸，只会越来越贪婪。这就是人类最初对政治强制的后果因为无知，逐步放任这些家伙而走上的歧途。

　　它的形成或许有早期的族群相争不得不采取的权力集中参与。但是族群的争斗以至民族的争伐都不是政治社会的根源。我们甚至有理由否认财产私有制是导致人类社会产生奴役和压迫的原因，因为财产权显然没有那么强大的力量，只有政治权才具有这种威力，才会有力量产生人相奴役的效果。因为壹个富人如果要壹个穷人服从他，就必须付出让这个穷人满意的代价才能做到，而壹个强权者要任何人服从他，却不需要任何成本。

　　因此，财产私有制并不是社会壹切罪恶的根源，只有国家权力即政治权力私有制才是社会壹切罪恶的根源。

　　政治权利私有制正是这种性质，它将强权引入社会生活中，壹部分人因此可以无需任何成本要求所有人服从他们。这种被迫服从只有在政治权力私有制下才能够做到，财产私有制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因为财产权的那壹点点力量是不可能有效控制住壹个人的。正是政治权力私有制导致人类历经了四千多年的苦难，这个苦难历程占去了大半个人类文明史。

　　奴隶制社会是它的开端，它即是国家形成的开端，更是政治权力私有制的开端，国家的形成正是为了政治权力私有化和稳固化。

　　以前人们把奴隶制度说成是财产私有制的产物，这是错误的。在奴隶制形成的很早以前，财产就是私有的，原始人就懂得坚决捍卫他们的个人财产所有权。无论这些财产与现代比较是那么不值壹提。不过壹把石斧，或简陋的棚舍等等而已。这些私有之物的持有欲望和决心并不影响他们在共同分享猎获物时表现出无私的精神和豁达的情怀。

　　甚至包括动物也是坚决捍卫财产私有权的。老鼠的洞穴也是不容侵犯的，鸟雀的巢也各自分明，何况人焉。

　　奴隶制的存在，是社会表现赋予的，它从来没有在明确的制度体系中确认过，只是用政治强制权坚持和认定奴役他人人身的合法性。显而易见，财产权是做不到这壹步的，只有政治强制权无所不能。

　　封建社会也是以政治权力私有为典型特征，它与奴隶制的区别，也只是它在社会伦理上更多地承认了人的尊严和人身自由权，在壹定程度上不再坚持对他人人身的奴役。封建主继续坚持国家权力私有制，但放弃了使人为奴的特权。

　　民主革命也是壹个开端，或者应该说是壹次回归。人们对导致人类几千年苦难的政治强制制度已经深恶痛绝。为避免人类再度陷入苦不堪言的政治强制中，民主主义以否定政治强制权，提出了天赋人权和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壹律平等的主张。思想家们把人在自然界中的平等规则延续和伸展到了社会壹切领域中。自然法权开始取代政治法权，律法取代了政法。因为人的本源壹体，人人皆源于同壹造物。

　　自然的差别如体力、健康、性别、智慧、肤色、相貌等等远不足引起人在精神上、荣誉上和社会政治地位上的差别。而民族习俗和文化的、信仰的、贫富的、受教育程度的差别虽然与上述自然决定的差别不同，也绝不是政治差别的理由。用种族和阶级的差别作为政治和社会权利的划分等次，更是无稽之谈。

　　但马克思主义却在坚持和强调这种差别，并用阶级划分扩大这些差别，以此剥夺其他阶级的政治权利和限制工农大众的政治平等权。民主主义的上述主张，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被马克思主义坚决否定，它在人类社会再壹次超越自然法权之上，用政治权力提升阶级差别并以国家名义鼓动阶级斗争，在现代文明下公然鼓吹并直接建立政治权力私有制度。

　　这是人类社会又壹次政治权利的私有化过程，它的实现远比第壹次要容易得多。

　　人类第壹次经历和接受政治专制的过程是及其困难和及其漫长、痛苦的。因为那时人们对专制还壹无所知。到了马克思的时代和在今天，人们对专制已经形成了习惯，习惯得突然失去它会觉得不自在。以至于有人发出，“没有共产党的统治就会天下大乱，他们会像没有父母照看的孩子壹样悲惨”这样的哀号。就像马克思谴责废奴运动时奴隶主放弃对奴隶的奴役，使奴隶们失去了主人照看而沦为自由劳动者那样的“混乱”和“悲惨”状况壹样。

　　今天的中国人就被马克思主义认定，壹旦失去了他们的奴役，就会像当年的奴隶失去奴隶主奴役那样必然不知所措而天下大乱。

　　这些用心险恶的家伙，将专制与社会规则混为壹谈，把遵从社会规则说成是必须接受专制。

　　人类壹定要在自然形成的差别之外用社会制度制定种种差别吗？人类天然的差别难道还不足够？“社会”的本意原就是要抹平这些差别的。在民族之间刻意突显习俗、信仰差别，挑起仇恨，制造争端，推行种族主义，是反人类的行为，为爱好和平的人们所不耻。而马克思主义远比种族主义更疯狂，它在人类社会挑起不同阶级之间的对抗，用阶级斗争理念将人类社会阶级化，在同壹民族，同壹文化，甚至同壹家族中划分出不同成分。公开挑起阶级仇恨，宣扬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宣扬国家权力私有制。它与种族主义并列更超越种族主义之上，是人类近代史上战乱不断，屠戮和暴力肆虐横行的两大根源。

　　阶级或阶层的形成，与人类社会分工不能说毫无关系，人类由自然或先天形成的差异是自然的规则，按照孟德斯鸠的说法，是宇宙的规律。但人类社会经历的和现成的分工状态，即这种分工形式表现或决定的贫富差别，显然远远超过了自然决定的程度，也就是违背了宇宙的规律。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强权政治导致的后果，它使壹部分人的意志强制著社会其他群体的意志，直接产生了今天的社会畸形。

　　无论马克思怎样指责过去社会的壹切经历，在曾经的暴力中，人类社会的主流更多的是相互友爱和相互帮助。人类还没有那壹种文化鼓动过暴力。是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开暴力文化之先河，公开宣扬阶级斗争的固有性和不可调和性，宣扬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争端从来是，也只能是用暴力、杀戮来解决。在他的理论谴责的不合理中，扩大著社会更深层的不合理。

　　在马克思主义中，阶级斗争理论贯穿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中，是他的所谓“科学”的，有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精髓。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围绕阶级斗争理论展开的。

　　这是壹个真正的“地狱入口处”。正如他所说的，他“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像在地狱的入口处壹样”，已经使他表达的资本、商品、生产、分配、交换……通通被他赶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殿堂，进入到血腥的阶级斗争战场上，使世界处在了他“多年诚实探讨的……地狱入口处”。他使人类刻骨铭心地体验到，通向地狱的道路，除了良好的愿望外，还能用他的“诚实的探讨”来铺就。

　　他从商品到资本，从生产关系到社会壹切交往关系，从土地所有制到国家权力私有制，再到有产者和无产者亘古不变的敌对模式，结论壹个阶级压迫壹个阶级的人类社会必然性。

　　应该说，阶级斗争理论才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从对物质认识，社会定性，历史发展，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国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甚至到商品、交换、劳动、分配、资本和资本运用……总之，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间壹切事物的准则和理论依据。

　　马虏们宣扬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他的资本剥削和抽象劳动理论毫无关联。就连代表他理论顶峰的《资本论》，也处处充斥著意识形态表达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充斥著他对资本家阶级刻骨的仇恨，其中很难发现有“辩证”的痕迹，也难找到有“唯物”的迹象。他的理论只唯阶级斗争论。

　　也只有阶级斗争理论才算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壹部反人类的伪哲学。这个哲学规定人类社会从来就是阶级与阶级之间争斗的战场。无产阶级要想拥有自己的权利，就必须剥夺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权利，他们要反抗和摆脱奴役，就必须奴役被推翻的奴役者。使奴役者被奴役，使剥夺者被剥夺。

　　这种反人类的理论，是人类近代文明的壹大污点。它在中国的推行，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灭顶之灾。

　　人们不要以为马克思的主观愿望是为寻求社会公正。为社会弱势群体鸣不平，向来都会受到社会普遍的赞扬和尊敬。但极端主义总是利用这种倾向，反而将更大更深的灾难加在人民头上。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是以极端方式将不同阶级置于妳死我活的对抗中，公然用阶级斗争理念否定人类的共生原则和人性、人权在自然规则基础上形成的文明准则。

　　在马克思主义中，社会垄断了个体的壹切，专制垄断了社会的全部，个体完全从属于社会并直接从属于专制。文艺复兴突显的人的基本权利被完全否定，中华传统文化中文与质的和谐更无立锥之地。

　　壹个竭尽全力鼓动强权政治，强迫文化、思想、经济壹体化，生活方式统壹化。完全无视个体意志自由，无视生命尊严和基本人权的疯狂者，将人类社会延续的全部历史，包括生产劳动史和传统的民俗、民风通通定格在阶级斗争的对抗中，定性为壹个阶级压迫壹个阶级的炼狱历程。

　　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暴力也并未给无产者们带来任何利益，无产阶级镇压的地主、富农、资本家是壹方面，无产阶级自身也是壹方面，劫夺了政权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快就将强权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全部，并远比旧制度更加残暴地压榨他们。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以剥夺为目的的。对资本的剥夺总会有限，对劳动的剥夺才是无限的，永不枯竭的。马克思主义远比种族主义对人类的危害更大，更邪恶。它推行的国家权力阶级政党私有制，比封建制和奴隶制推行的国家权力家族私有制对人类的危害更大。马克思主义是继奴隶主和封建主之后，在人类社会坚持国家权力私有制的三大恶魔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