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楊繼繩 寫於二零一五年

　　前言

　　著名作家王蒙說過：“誰能解釋與進壹步從政治上從學理上總結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革’？中國人應該幹這個活。中國共產黨應該幹這個活。中國學者應該幹這個活。這是中國人的歷史與國際責任。中國責無旁貸。正確地毫不含糊地總結‘文革’的方方面面，這也是中國對人類歷史的貢獻。”王蒙說的“這個活”，對我有極大的誘惑力，我早就躍躍欲試。雖然這是壹個極其複雜和危險的領域，壹旦進入，我就充滿激情。顯然，“這個活”是壹項大工程，我能夠為這項工程添壹小片磚瓦，也算盡力了。

　　從1966年到1967年底，我在清華大學參加文革，此間還到全國十多個城市串連，親身經歷了文革初期的壹些事件，感受了文革中的社會氣氛。1968年1月，我到新華社任記者。此後幾年，採訪了壹些與文革有關的事情。不過，親歷也好，採訪也好，都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對十年文革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對文革的深入探究是我多年的願望。2007年我寫完《墓碑》以後，就轉向對文革的研究。雖然文革通史已經出版了多本，我還是願意將我經歷和理解的文革過程寫出來，供大家批評。

　　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時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個人情感的影響，還原文革的本來面目；站在人類文明和現代政治文明的高度，重新認識文革。官方文革史局限於原來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難免違背文革的真相。

　　中國共產黨十壹屆六中全會在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這壹段歷史作了官方的結論。這個決議根據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當時所能允許的政治條件來敘述和評論建國以來的歷史。說它是壹部歷史問題的決議，不如說它是它是壹部政治問題的決議。它是對當時面臨政治問題的折衷和妥協。為了達成改革開放的共識，當時這種妥協是必要的。如果沒有這種共識，就不可能有以後三十年改變中國的偉大活劇。但是，歷史學家在還原文革真相時，不能像政治家那樣折衷、妥協。

　　《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把毛澤東1956年以後發展起來的思想從毛澤東思想中切割出去，是為了保全“毛澤東思想”，是為了挽救“信仰危機”。顯然，只有保全了毛澤東思想，才保全了專制制度的靈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團的利益。這種實用主義的切割，既違背歷史真實，也難以說服人。

　　官修文革史還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壹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壹論斷又把“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從中國共產黨中切割出去。這種切割是為了把文革的責任推給“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從而保全中國共產黨，是為了挽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危機”。如果真有這兩個集團的話，他們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壹部分，他們是在黨內興起、在黨內消亡的，很難把他們從中國共產黨切割出去。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澤東思想，又保全了中國共產黨，也就保全了整個官僚集團，保全了官僚集團繼續執政的合法性和他們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響的寫文革的書中，劉少奇像馴服的綿羊，任憑毛澤東擺布，最後被毛送上絕路。事實上，作為老革命家、歷經戰爭和多年黨內鬥爭考驗的劉少奇和以他為代表的官僚集團，從文革壹開始對毛就有抵制，劉少奇還沒有下台時有“二月提綱”對姚文元文章的對抗；“5·16通知”出來後，又派工作組對抗。劉少奇被打倒以後，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鎮反”對文革的對抗，有鄧小平為代表的壹批人對文革的對抗。其間，還有軍事官僚集團更為強硬的對抗。這壹系列的對抗主要不是正義和非正義的對抗，而是利益的對抗。在對抗中，以普通民眾的犧牲為代價。把劉少奇寫成馴服的綿羊，是為了使官僚集團不承擔文革的責任，掩蓋了軍政官僚們在文革中摧殘群眾的惡行。美化周恩來、掩蓋周恩來在文革中緊跟毛澤東搞文革的事實，也是出於這壹目的。

　　在官方文革史說文革惡果是“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而造成的。這是為毛澤東開脫，也是對歷史的歪曲。其實，１９７３年８月才有“四人幫”，在這以前不存在“四人幫”。此時，老幹部大多復職了。如果說有個“林彪集團”，這個集團也是在1969年4月以後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這前後即使有林彪、江青兩部分人，那他們也是支持毛澤東進行文革的力量。江青說“我是毛主席的壹條狗，讓我咬誰就咬誰”，是江青和林彪被毛澤東利用，不是他們利用毛澤東，他們只是利用毛澤東創造的機會清除壹些反對自己的人。所謂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行為”大多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推進文革的行為。

　　1976年的十月政變以後，否定文革成了“政治正確”。所以，在記述文革的書刊中，黨內的高級幹部們都標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堅強不屈，完全掩蓋了他們在某個階段追隨毛澤東搞文革的事實，掩蓋了他們曾經大力鎮壓群眾、參與迫害幹部的事實，也掩蓋了壹部分官僚對受迫害的官僚幸災樂禍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實。在官修文革史對幹部受迫害的情況寫得很多。實際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幹部要多數百倍。恐怖的“紅八月”、工作組反右、1967年的“二月鎮反”、“壹打三反”、清查“5·16”、“清理階級隊伍”和某些地區的集體屠殺等壹系列的血腥鎮壓，官修文革史不是輕描淡寫就是盡力歪曲。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文革最後的勝利者是官僚集團，漠視百姓的苦難是很自然的。

　　喬治．奧威爾說：“當我動筆寫壹本書時，我不會跟自己說我要寫壹本完美的書。我想寫它，是因為我想揭穿某種謊言，是想喚起人們注意某些事實。”揭露謊言，還原真相，這也是我寫這本書的目的。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先生對寫中國近代史的要求是：“敘事客觀，分析深入”。這也是我寫這本書時追求的目標，我儘可能用中性描述來還原歷史本來面目。但是，要達到這個目標是不容易的。第壹，當代人寫當代史，很容易帶進自己的立場和看法，會有損“敘事客觀”，第二，我學識不足，要“分析深入”確有困難。不過，我在寫這本書時，時刻銘記著吳先生的這八個字。

　　文革是極其複雜的歷史過程，它是多側面歷史的組合，是多層次鬥爭的疊加。多種力量、多種角色在長達十年的時間維度和廣濶空間維度中反覆角逐、多次變換。各種思想、各個群體、各種利益集團之間，既有反反覆覆的鬥爭，又互相交織、相互糾結。某壹時段上的勝利者，在另壹個時段上是失敗者；某壹個時段上的整人者，在另壹個時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過整，挨整的人也整過人。用“肯定”還是“否定”這個非白即黑的簡單思維，不可能記錄和評述這個複雜的歷史過程。

　　寫文革史是艱難的。妳提出任何壹個理由充足的論點，都會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駁；妳寫出任何壹個歷史事件，都會有人批評妳敘述的片面性。這是因為文革的當事人大都健在，人們在文革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有著不同的處境，有著不同的視角和不同的體驗。當事人的這些批評是很可貴的，它會使研究者不斷逼近歷史的真實。只有當代人寫當代史才可以獲得這種可貴的資源，當然這也是當代人寫當代史的難處。

　　相對於文革研究的先行者來說，我是後學。後學有後學的好處，不需要從零開始，先行者的卓越工作是我的起點。我閱讀了先行者大量的著述：有宏大敘事的文革通史，有親歷者的回憶錄，有對重要專題的深入探究，有地區文革史，有文革理論探索。我在讀這些著作時，在我頭腦里深深地記下了以下名字：高皋、嚴家其、王年壹、席宣、金春明、麥克法夸爾、王友琴、周倫佐、何蜀、王紹光、王力、陳曉農、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徐景賢、聶元梓、余汝信、劉國凱、徐友漁、宋永毅、胡平、丁抒、郭建、高文謙、高華、印紅標、韓鋼、肖喜東、丁東、陳益南、卜偉華、唐少傑、錢理群、張博樹、朱學勤、陳奎德、 王若水、王海光、王希哲、王力雄、楊曦光、舒雲、丁凱文、徐海亮、啟之、司馬清揚、周孜仁、華新民、阿拉滕德力海、舍那木吉拉、金光耀、金大陸、李遜、董國強、鄧振新，等等。更可貴的是，還有壹些學者甘當其他研究者的踏腳石，默默地從事史料的收集、整理和鑑別工作。這項工作意義深遠。傅斯年說，從某種意義來說，歷史學就是史料學。宋永毅、丁抒、郭建等人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周良霄、顧菊英伉儷的《十年文革大事記》，還有《記憶》、《昨天》、《往事》、《文革博物館》這類文革史料電子刊物的編輯者，他們做出了的不可磨滅的貢獻。我在幾年的研究寫作過程中，時刻對這些先行者懷著深深的敬意。徐友漁、丁東、卜偉華、余汝信、李遜、叢文滋審讀了這本書的初稿全文，何蜀、蔡文彬、徐海亮、王海光、宋以敏審讀過初稿的部分章節。審讀者提出了大量的寶貴意見。在此，我對他們致以深深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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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8月 北京

　　導論：

　　道路·理論·制度

　　1966年及以後的10年裡，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以不同角色、不同程度地被捲入了那場文化大革命，每個參與的人都有壹段刻骨銘心的經歷。他們的生活、命運和心靈都受到了重要影響。這場運動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更為深刻。

　　毛澤東開始認為半年、壹年、三年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結束。但在進行過程中出現了原來沒有想到的情況。他沒有想到1967年8月全面失控，不得不拋出文化大革命的堅定支持者王力、關鋒、戚本禹；他沒有想到1968年軍隊內部出現不可調和的爭鬥，不得不拋出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他希望“九大”以後轉入“鬥批改”，沒有想到林彪和他出現分歧，最終釀成震驚世界的林彪事件。實踐的反覆碰撞，使文化大革命早已偏離了它初期的目標，只能在進退維谷的泥潭中掙扎。林彪事件之後，毛還是想將運動撥回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方向，但此時文化大革命已失掉民心，人們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周恩來。這樣，繼劉、林之後，周又成了毛的革命對象。壹個新問題接著壹個新問題，用後壹個錯誤糾正前壹個錯誤。文化大革命是問題導向，是摸著石頭過河，這壹摸就是十年。如果不是毛逝世，還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如何收場。

　　文化大革命像錢塘激潮，壹波又壹波地涌動。每壹波都是多種力量互動的結果；每壹波都有壹批人被政治惡浪吞沒；每壹波都製造了壹批新的“敵人”。隨著文化大革命原動力減弱、抵制文化大革命力量增強，觀望者增多，文化大革命波濤逐漸衰減，最終波平浪靜，直至文化大革命失敗到完全被否定。

　　壹波又壹波的反覆，壹次又壹次的折騰，老百姓像麵團壹樣被反覆揉捏，苦不堪言，而毛澤東卻以鳥瞰人環的氣魄說：“試看天地翻覆！”用“天地翻覆”作為本書的題目，辛酸自有人知。

　　文化大革命發生、進程、結局和後果的深層動因，要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的制度中尋找，要在當年奉行的意識形態和毛澤東堅持的道路中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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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中充滿了權力鬥爭，而且權力鬥爭的野蠻、黑暗、殘酷，表現得淋漓盡致；但在權力鬥爭的深層還有中國向何處去的道路之爭，權力是實現政治道路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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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壹些研究者認為文化大革命純粹是壹場權力鬥爭。其根據是，劉少奇收拾大饑荒的殘局取得了成效並在黨內贏得了威望。毛澤東大權旁落。於是就發動文化大革命剝奪劉少奇的權力。

　　這種說法有壹定的道理，但經不起分析。第壹，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毛7月23日的壹次講話就把掌握兵權的彭德懷元帥搞下了台。1965年底到1966年上半年，毛召開幾次會議就把彭、陸、羅、楊四個位高權重的高官打倒了。毛要打倒劉少奇何必興師動眾搞文化大革命？第二，毛把文化大革命當作他平生的兩件大事之壹，另壹件大事是把蔣介石趕到了台灣，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僅是奪取劉少奇手中的權力，能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等重要嗎？第三，毛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壹次，第壹次已經把劉少奇打倒了，權力拿到了手，為什麼今後還要七八年壹次？毛、劉當時都是六七十歲的人，再過七八年他二人可能都不在世了，他們之間還有什麼權力鬥爭？第四，毛並沒有“大權旁落”，如果真正大權旁落了，他能力排眾議發動文化大革命嗎？

　　不可否認，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從中央到基層都充滿了權力鬥爭，而且權力鬥爭的尖銳性、殘酷性、野蠻性表現得淋離盡致。但是，在政治家那裡，權力不是賞心悅目的玩物，而是實現政治目標的工具。政治目標就是中國的政治方向，即“中國向何處去？”。在這壹點上，毛、劉分歧已久，而且各自形成了壹支隊伍。

　　走社會主義道路，利用政權的力量，統籌全局，實現社會公平，在這個基本問題上中共領導人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在什麼條件下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過渡的速度是穩壹點還是快壹點？毛和劉是不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劉少奇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的秩序”，即經過壹段時間發展資本主義，提高了社會經濟水平以後，再搞社會主義。毛認為，資本主義壹旦發展起來，就會造成復辟，只有不停頓地繼續革命，才能實現共產黨的既定目標。他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就是進入社會主義革命之時。

　　劉少奇也強調階級鬥爭，但他的鬥爭目標是地、富、反、壞、右、腐化墮落的基層幹部和不聽話的知識分子；毛當然是1949年以來打擊各路“階級敵人”的始作俑者，但他的鬥爭目標重點在黨內，在高層，因為只有黨內高層才對中國發展方向有決定性作用。無疑，三年大饑荒是加劇毛劉分歧的重要原因。毛不甘心“三面紅旗”的失敗，還想再找機會建立他的烏托邦。他要建立壹個全新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沒有城鄉差別，沒有工農差別，沒有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所有的被壓迫者都獲得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平等權利。他要建立壹個“壹大二公”的、工農商學兵五位壹體的、政企不分的社會組織，依靠這樣社會組織進行集體化的大生產。要建成這樣的社會組織，就必須限制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限制按勞分配原則，在經濟上建自給自足。他堅信“小生產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溫床”，商品經濟對社會、對人的思想有強烈的腐蝕性，按勞分配是社會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他認為，如果放任小生產發展、追求物質利益，放棄戰爭年代的革命精神，黨就要變修，國就要變色，資本主義就要復辟。他這種設想在1958年提出來過，經過試驗失敗了。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提了出來，而且在實踐中有些比1958年更徹底。

　　如果說，毛澤東建立制度的出發點是“善”，那麼，用政權的強制來實現虛幻的“善”，最終必然釀成了空前的“惡”，必然將民眾推向被奴役的境地。

　　其實，社會主義這個“善”，只是知識分子設計的壹種美好的願望。屬於集體主義這個大範疇的社會主義，是以抹殺個人的權利為前提的，是違背人性的。毛澤東為了建成社會主義，他試圖改變人性。用強權將社會主義目標構建的制度必然是極度集中的嚴酷制度。社會主義理想在幾百年的實踐中處處碰壁，沒有成功的先例。社會主義在中國也是壹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毛澤東不從社會主義這個烏托邦的本身中找原因，而歸罪於“修正主義”，歸罪於“階級敵人”。

　　毛搞階級鬥爭就是為他建立這種烏托邦掃清道路。令毛憂慮的是，不僅劉少奇抵制他的政治路線，劉少奇周圍的壹批人都站在劉的壹邊。劉少奇這些人並沒有達到背離社會主義的程度，但他們確實看到了社會主義在實踐中的困難而畏縮不前。劉少奇等人收拾大饑荒的殘局的作法（“三自壹包”、“三和壹少”）與毛的路線背道而馳。毛對這些不符合他的路線的作法稱為“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把不同意走他這條道路的高級幹部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修防修”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毛認為，要按他這條路線走，就得讓千百萬人接受他的路線，就得動員千百萬人齊心協力。大規模發動群眾搞文化大革命，不僅是為了打倒劉少奇，主要是為了實現他的路線，建立他設想的美好社會。所謂“反修防修”就是為毛澤東的主張掃清障礙，所謂“斗私、批修”、“狠斗私字壹閃念”，就是改造人性，為烏托邦清理心靈的基地。

　　毛澤東企圖按他的夢想在中國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這個夢想壹旦付之實施，“即使懷抱著建立人間天堂的最美好的願望，但它只是成功地製造了人間地獄——人以其自身的力量為自己的同胞們準備的地獄。”毛澤東所指引的中國道路在大饑荒年代已經製造了人間地獄。為這條道路來掃清障礙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再壹次製造人間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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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選擇的道路有著明確的意識形態背景。在文化大革命中，這種意識形態鼓動起狂熱的群眾運動。全民的瘋狂、對政治賤民和不同觀點的人的空前兇殘，是因為意識形態迷惑了全體民眾，毒化了整個社會心理，否定了傳統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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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是大規模的急風暴雨般的群眾運動。這場群眾運動下掃政治賤民，上打官僚集團。每個階層，每個單位、每個地區，每個家庭都捲入其中，夫妻因觀點不同而吵架，父子因看法不壹而翻臉，至親好友為路線不同而分道揚鑣。1966年秋，我到貴陽串聯，壹下火車，壹群小學生就圍上來質問：妳是什麼觀點的？我在湖北串聯聽說，夫妻二人正在包餃子，壹邊包著壹邊談文化大革命，談著談著，就吵了起來，把包好了的餃子掀翻了。文化大革命捲入人數之多，參與者投入之深是空前絕後的。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主動參加的，政治賤民們為沒有參加的資格而苦惱。有人說，文化大革命不是群眾運動，而是運動群眾。但是，群眾是怎樣被運動起來的？當然是靠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和崇高權威。但毛還得用意識形態來號召和鼓動群眾。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通過教科書、媒體、會議等壹切形式，年復壹年、日復壹日地向每壹個人灌輸官方意識形態，對與官方不壹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對外來思想嚴密封鎖，使得官方意識形態控制了每壹個人的頭腦，指導每壹個人的行動，充滿了全社會的話語體系。由於官方意識形態滲透到中國人的靈魂中，很多人是懷著極大的政治熱情參加運動的，很多人有“革命是勞動者的節日”（列寧語）那種快感。意識形態不僅使單個的人對政權心悅誠服，還造就全社會的群體意識。社會群體意識鼓動著成千上萬的人向著意識形態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這個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會被浩浩蕩蕩的狂奔群體踏成肉泥。

　　這種意識形態來源於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同情勞動者，反對壓迫和剝削，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因而具有極大的魅力。它那嚴密的理論體系也使很多知識分子臣服。它的道德魅力和美好前景，讓千百萬人願意為這個“主義”獻出壹切，包括生命。

　　剩餘價值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石。剩餘價值學說就是揭露資本主義剝削。這是壹種片面的理論，馬克思認為生產力是由三個要素構成的：勞動力、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剩餘價值理論沒有把資本、科學技術、企業經營管理當作生產力的要素，從而得出資本剝削勞動的結論。

　　要消滅剝削就得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從消滅剝削這個角度來說，他的概括是有道理的。馬克思還指出，資本主義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他說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解決的“固有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就得消滅私有制。“共產黨人可以用壹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毛澤東高舉“造反有理”的旗幟，反剝削、反私有制、反資本主義，這些主張和馬克思主義壹脈相承。

　　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認為，人類的歷史是壹部階級鬥爭的歷史，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必須經歷的五個發展階段，通過這五個階段最終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歷史規律的必要。當時官方教科書壹再強調，歷史發展規律是不可抗拒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阻礙歷史規律者必然被歷史前進的巨輪碾得粉碎。這就是說，歷史發展規律是“天律”。這種歷史決定論不僅被理論界否定，也被二十世紀的實踐否定。但它在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人們能夠通過認識歷史規律來控制和計劃社會的發展。”這壹看法必然導出極權主義的政治。

　　按照這個意識形態。地、富、反、壞、右、國民黨反動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等，都是阻礙歷史發展規律的絆腳石，清除他們是為了實現“天律”，是“替天行道”。在這個神聖而高尚的意識形態的指導下，只有階級情分，沒有私人情分。“親不親，階級分”，背後告密和當面揭發不僅是必要的，還是光榮的。兒子出賣父親、妻子出賣丈夫是“大義滅親”；學生打死老師是因為“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對政治賤民的屠殺當然不會有負罪感。這種意識形態把人性中兇惡的壹面全都煽動起來了，還穿上了崇高而正義的外衣。

　　所謂階級，本來是壹種經濟範疇。如果消滅了私有制，私人不掌握生產資料，就不應該有階級了。1936年的蘇聯完成了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就認為蘇聯社會中“人剝削人的現象已經被永遠剷除。”剝削階級已經被消滅，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都是全新的社會成員。舊的階級特殊性正在消失。然而，像蘇聯這樣以集體主義為宗旨的政權是扼殺個性、違背人性的，必然有出自人性的反抗。沒有強力鎮壓，這樣的政權壹天也不能維持。革命隊伍以外的敵人消滅了，就在革命隊伍內找敵人；經濟範疇的階級消滅了，就在政治範疇和思想範疇上劃分敵我。1937年，布哈林—托洛茨基派的壹些人被判處了死刑。緊接著開展了對高層大屠殺的“肅反”運動，以後揪出了壹個又壹個“反黨集團”。蘇聯壹方面說消滅了階級，壹方面不停地鎮壓。他們這樣做了，但沒有形成壹套理論。1956年的中國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放棄階級鬥爭，還逐漸形成了壹套階級鬥爭的新理論。這套理論的發端與1956年蘇共20大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有關。中共認為蘇共正在向修正主義偏離。中共的新理論1964年基本成型，著名哲學工作者、中央黨校教授艾思奇說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階段”（也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里程碑），“毛澤東思想就是這個階段的馬列主義”。艾思奇的這壹說法來自中央高層。1962年2月13日至3月2日，周恩來在廣東從化組織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他在2月25日發言指出：毛澤東思想是對資本主義時代產生的馬克思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產生的列寧主義的發展。1964年，艾思奇在多次內部報告中傳播“第三個里程碑”的觀點。兩三年後，“第三個里程碑”進壹步發展成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的要點是：

　　壹、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壹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二、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三，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四，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報鬥爭，必然反映到黨內來，黨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必須充分揭露他們，批判他們，整倒他們，使他們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們篡奪了的權力堅決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最重要的，就是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就是“斗私、批修”，因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要用無產階級的思想去戰勝資產階級利已主義和壹切非無產階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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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在共產黨已經掌握政權之後、特別是在經濟上已經消滅了私有制以後，還要進行壹個階級推翻另壹個階級的大革命。

　　毛認為蘇聯變修了的原因之壹是用物質利益作為激勵人的手段。為了防止人的自私、貪圖享樂的本性使人的思想蛻化、政權變質，毛澤東強調“精神”，強調“突出政治”，強調“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強調“精神可以變物質”。在政治領域要“興無滅資”，在私人領域“要鬥私批修”。毛澤東企圖用這個意識形態改造人性，塑造出不追求個人利益、壹心為公的“全新的人”，只有有了“全新的人”，才能造就“全新的社會”——他心中的烏托邦。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矛頭指向了領導幹部。在全社會普遍存在官民矛盾的情況下，這個理論有相當廣泛的群眾基礎，連著名哲學教授馮友蘭也站到支持這個理論的行列之中。

　　雖然壹再聲稱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不是毛澤東壹個人的思想，但畢竟是和毛澤東的名字聯繫在壹起的。毛澤東是毛澤東思想的人格化。意識形態強化了毛澤東的權威，毛澤東的權威又強化了意識形態。長期以來，毛澤東不僅是最高的政治權威、最高的軍事權威，還是最高的意識形態權威。在皇權時代，士以“道”自重。他們以“道”來批評政治，並希望按“道”來建立政治社會秩序。“道”就是那時的意識形態。可見意識形態的權威高於政治權威。明末學者明確提出“勢者，帝王之權也，理者，聖人之權也。”可以用“聖人之權”批評、限制“帝王之權”。毛澤東集“理”和“勢”於壹身，既是“帝王”又是“聖人”，沒有獨立於毛澤東之外的批評政治權威的“理”。這樣，全國只有壹個人是大智大慧的哲人，其他人不是政治愚民，就是被迫的政治啞巴。這就實現了中國人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意識形態壹旦成了人們的信仰，人們就會為實踐這壹意識形態赴湯蹈火。信仰是很多人參與文化大革命的動力，在文化大革命中無論是高級官員還是大知識分子，雖然自己被批得體無完膚，但還要爭先恐後地批判他人。他們在被迫自殺時，還要留下向毛澤東表忠心的遺書，要求子女聽毛主席的話。這些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都被意識形態所俘獲，普通百姓就更難逃脫意識形態的天網了。

　　意識形態成了宗教，毛澤東就成了向全民布道的主教。在文化大革命中常見的幾十萬人集會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大手壹揮，廣場上就掀起狂熱的浪潮，這是羅馬教宗望塵莫及的壯觀場面。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勝過宗教的狂熱。

　　在意識形態煽動起來的狂熱的群眾運動中，人們沒有個性，也沒有理性。他們變成壹個群體，他們獲得了壹種集體心理，這使他們的感情、思想和行為變得與他們單獨壹人時的感情、思想和行為完全不同。只要他們公認的領袖發出號召，千百萬人會真誠地、奮不顧身地、爭先恐後地做出種種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兩軍對壘，忠厚善良的人會血口噴人，正派廉潔的人被輿論壓迫得承認有罪，濫殺無辜被認為是“除惡務盡”，．．．．。在做這些荒唐事時，平和謙遜的人們也會變成野蠻的暴民。不管這些人在群體行動中如何殘暴，然而他們都是專制者最恭順的臣民：在專制者面前，他們像虔誠的教徒壹樣，用種種的宗教儀式，不停地向他們的上帝表達忠心。

　　用傳統觀念看來，文化大革命中道德墮落到極點。但從另壹個角度來看，那種把整體目標置於壹切之上，為整體目標的實現不顧壹切，也是壹種道德觀。正如哈耶克說的：“像國家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這壹類運動背後所蘊含的道德情感的強度，也許只有歷史上偉大的宗教運動與之相比。”，不過他又說：“哪裡存在壹個凌駕壹切的共同目標，哪裡就沒有任何壹般的道德或規則的容身之地。”共同目標就是共產主義（它的初級階段是社會主義）。群眾無私地投入領袖設定的偉大目標，是極權制度的壹個特點。

　　二十世紀人類的實踐使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大廈轟然倒塌。中國的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破除了中國人對它的信仰。但是，這個意識形態留下的精神垃圾還沒有清除。以這個意識形態為旗幟的官僚集團、把這個意識形態當作精神支柱的人們，還在倒塌的廢墟上留連不舍，企圖用廢墟上破磚爛瓦來重建它昔日的輝煌。這是徒勞的。物質在大廈崩潰以後可以按原樣重建，心靈的大廈崩潰以後是不可能按原樣重建的。21世紀還有人宣稱“理論自信”。其實，他們說“理論自信”，實際是“理論心虛”。這正如中國民間的壹個歇後語：“走夜路吹口哨——為自己壯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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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制度化就是共產黨的官僚專制制度，文化大革命的產生根本原因就在十七年的制度之中。文化大革命災難不能僅歸結為毛個人品質，必須在社會制度中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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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處在特權制度金字塔的頂端，他享受著最優厚的特權；毛掌握著至高無上的權力，他當然會被權力這種最強的腐蝕劑所腐蝕。但是，如果把文化大革命歸結於毛的個人品質和操守，那就過於簡單。用對執政者個人的道德的批判來研究政治與歷史，不可能窮究事情的本質。所以，我在這本書裡不評價毛澤東的個人道德操守。

　　前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在論及“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時說：“要是只把這歸結在某個人的錯誤或林彪、‘四人幫’的邪惡狡猾上，就太簡單了。”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文化大革命前的制度是產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中國皇權專制的土壤上構築的蘇聯式權力結構。這個制度實行了高度的經濟壟斷、政治壟斷和思想壟斷。在經濟國家所有制為主的基礎上，把每壹個人的生產和生活都納入了國家計劃之中，國家政權的控制力深入到了社會的每壹個毛孔。儘管當時是中國皇權專制的尾聲，但這種制度對社會、對民眾的鉗制比歷代帝王更為嚴密細緻、更為深入廣泛。在皇權專制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不過是皇家的願望，實際上皇家權力很難深入到中國版圖的每壹點、落實到每壹個人。那時還有蠻荒之地，化外之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依靠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技術和組織手段，國家的權力深入到壹切山野村落、壹切車間田頭，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壹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到了盡頭，到了極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是壹種極度集中的嚴酷制度，我不能為這種制度取壹個名稱，totalitariansystem（譯為“極權制度”）可以作為它的近義詞。

　　多少年來，說中國人是“壹盤散沙”，即中國人是原子化的個體。這些“原子”文化水平低下，對外界知之甚少。毛澤東用意識形態和組織手段把這些“原子”聚集起來，就成了他手中掌握的“原子彈”，他可以用這“原子彈”來對付任何人。中國人口１０億，即在１後面９個零。毛澤東是１，是被視為救星的偉大導師和領袖；９個零是缺乏自我權利意識的群眾，他們為毛的烏托邦作出無私的奉獻。沒有這9個零，毛澤東不能成為偉大的領袖；沒有毛澤東這個“1”，9個“零”就毫無意義。這就是極權制中領袖和群眾的關係。

　　這個嚴密而嚴酷的制度是由數百萬官僚組成的權力金字塔構成的。由於社會被行政權力完全吞噬，官僚集團幾乎是治理國家的唯壹依靠。這就是官僚政治。

　　王亞南說：“官僚政治是壹種特權政治。在特權政治下的政治權力，不是被運用來表達人民的意志，圖謀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國家的’或‘國民的’名義下被運用來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達成權勢者自私自利的目的。”在極權政治條件下，特權更為嚴重。

　　皇帝通過治官來治民，治官是皇帝的主要職責，也是皇帝最大的難題。中國古語說：“天下難治，人皆以為民難治也，不知難治者非民也，官也。”毛澤東也面臨這個難題。毛澤東是這個官僚集團的壹員，他又不同於他以下的官僚群體。他是董事長，不是總經理和部門經理。他需要官僚集團實現他的意志，但官僚們有二重性：他們有恪守職責的壹面，也有為自己、家庭和“山頭”謀求利益的壹面，官僚集團有獨立於最高統治者之外的利益。前者為“公”，後者為“私”。

　　毛澤東看到官僚們“私”的壹面不斷膨脹，他身邊的大量事實也證明蛻變在發生、在加速。他懷著深深的憂慮。

　　毛澤東雖然是這個制度的締造者之壹，但他對這個制度並不滿意。他發現，這個制度建立起來以後，和他的初衷不壹樣。中央部委的“條條”和地方政府的“塊塊”交織成禁錮社會的鎖鏈，官僚們通過這個嚴密的鎖鏈對社會、對百姓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鉗制。1958年毛曾通過下放中央部委的權力來打破蘇聯體制，結果造成混亂。文化大革命中他再壹次下放權力。但這種排斥市場的“行政性分權”，多次進入了“壹統就死，壹放就亂”的循環。毛澤東對這個制度不滿是多方面的：他對等級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滿，這和他骨子裡的民粹主義、和他年輕時壹度相信的無政府主義相牴觸，也和他終生相信馬克思主義相牴觸。他對官僚們用物質利益作為調動積極性的手段不滿，他擔心這種作法會把社會引向人慾橫流的境地。他對官僚們欺壓百姓和特權腐敗不滿，他擔心特權和腐敗會使掌權者成為人民的對立面，他當然熟悉“民可載舟，亦可覆舟”的古訓。

　　1964年７月14日發表的《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即“九評”中的第九篇）壹文，毛澤東下了很大功夫參與修改、定稿，甚至親自改寫了壹大段話：“蘇聯特權階層控制了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職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壹般工人和農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他們唯壹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他們的壹切活動，都以特權階層的私利為轉移。” 毛澤東批評蘇聯，也警示中國1964年12月12日，陳正人上報了《在洛陽拖拉機廠的蹲點報告》，幾天以後，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上批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的又有革命精神的幹部。”請注意，毛澤東提出了“官僚主義者階級”。

　　毛澤東說的 “特權階層”包括“官僚主義者階級”和附著在“官僚主義者階級”上的、被“官僚主義者階級”捧為“學術權威”的知識分子。“特權階層”的主要部分、核心部分是“官僚主義者階級”。

　　無獨有偶。南斯拉夫的密洛凡·吉拉斯在《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TheNewClass：AnalysisoftheCommunistSystem）中寫道：“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最後竟造成壹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這個新階級的貪婪而不能滿足，就像資產階級壹樣。不過，它並無資產階級所具有的樸素和節儉的美德。新階級的排斥異己正像貴族階級壹樣，但沒有貴族階級的教養和騎士風格。”“這個新階級的極權暴政和控制，如今已變成了驅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吉拉斯指出，該階級的權力並非基於擁有財富，而是對於國家所有財富的控制。吉拉斯在《新階級》裡的宣判：新階級將留下“人類歷史上最可恥的篇章。”這個新階級就是官僚特權階級。

　　雖然毛澤東和吉拉斯都認為共產黨政權里有壹個新階級，但他們的出發點和解決辦法完全不同。吉拉斯認定出現特權階級是必然的，這是極權制度造成的；毛澤東承認中國有出現特權階級的現實，但隊相信可以通過文化大革命來推翻這個“新階級”。

　　吉拉斯的《新階級》認為：“共產主義對於我是壹種理想的幻滅”，造成這壹幻滅的主要原因之壹，即是斯大林式的“暴政”和“原始與簡單化的教條主義的共產主義”。吉拉斯的最終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義的暴政，走向“民主社會主義”。而毛澤東卻維護斯大林，企圖建立壹個超越斯大林體制的烏托邦。在這壹點上，毛澤東比吉拉斯落後了壹個時代。毛對這個制度的壹切不滿和憂慮沒有觸及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本：為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而建立的極權制度。

　　毛澤東企圖從國家理論的探索中找出路。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號召幹部讀六本書：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國家與革命》，這幾本書都分析了國家的本質。可見毛澤東對國家問題的專注，他希望更多的人研究國家問題。

　　人們痛恨國家，又離不開國家。痛恨它，是因為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是官僚主義的溫床。在毛澤東推薦的這幾本著作中說國家機器“像蟒蛇壹樣把活生生的市民社會從四面八方網羅起來（纏繞起來）”，是“與社會分離而獨立社會之上”的“寄生贅瘤”，還有“國家是禍害”、“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國家消亡”等說法。為什麼又離不開國家呢？因為國家有三重性：階級國家；官僚國家；公共國家。人們痛恨的是階級壓迫的國家、官僚特權的國家，但不可缺少管理公眾事務的國家。

　　國家是人類的社會性的產物。人類是高度社會化的動物，他們在壹起生活、娛樂、尋求食物和配偶，個體之間難免有衝突，有糾紛，這就需要權威來判斷曲直，定了曲直以後還不服從，就得由權威來懲罰。柳宗元說：“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作為壹個群體社會，需要有壹個組織機構來處理公共事務。如果沒有公共國家，則公共事務無人管理，是非曲直難以分別，內部紛爭不可調和，對抗外部的侵犯沒有力量。所以，人類不能無政府。政府、軍隊、警察、監獄，都是公共產品，都是保證人類社會活動正常進行的公共必需品。

　　什麼是階級國家呢？就是“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的國家，就“是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機關。”就“是用來鎮壓某壹個階級的暴力組織。”林彪說得更明確：“政權是鎮壓之權”。鎮壓誰呢？鎮壓對政權有威脅的人，鎮壓不服從者。

　　什麼是官僚國家呢？恩格斯說：“官吏既然掌握社會權力和徵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駕於社會之上。·····於是制定了官吏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壹個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卻有大於克蘭代表的‘權威’。”於是，官僚們就“由社會公僕變成了社會的主人”。在沒有權力制衡的專制制度下，“社會公僕”變成“社會的主人”是不可避免的。官僚們壹旦變成了“社會的主人”，由於人性惡的壹面，就必然對被統治者進行壓迫和盤剝。

　　國家機器，這是壹個能量強大的怪物。壹旦沒有國家機器這個權威，不僅公共事務沒人管理，而且人類會在自相殘殺中消滅。但是，它壹旦建立起來，就會成為社會的“贅瘤”，就會伴生出龐大的官僚集團。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其所以經久不絕，是因為國家機器會產生階級壓迫和官僚特權；國家機器其所以必要，是因為人們畏懼破壞力很強的無政府狀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就是在無政府狀態和行政權威反覆較量的過程，最終行政權威取代了無政府狀態。可惜這種行政權威還是官僚集團的行政權威。

　　當時中國所面對的不是壹般意義上的官僚集團，而是龐大的官僚體系嫁接在極權主義制度樹幹上，從而形成了極權主義官僚體系。在極權主義官僚體系的統治下，不僅在官民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第壹重緊張關係），在官僚體系內部也存在著緊張關係（第二重緊張關係）。第二重緊張關係是因為幹部任命制、上級決定下級的命運造成的，也與“打天下”過程中形成的派系、“山頭”有關。處在極權主義官僚體系頂端的毛澤東，處在兩重緊張關係的焦點上。他常用第壹重緊張關係來制衡第二重緊張關係，用民粹主義的口號來緩和第壹重緊張關係。用民眾的力量來平衡極權主義的官僚體系，就是鼓勵群眾造官僚的反。在文化大革命中，這兩重緊張關係互相交織、互相糾結，使政治鬥爭失去了是與非、正確與錯誤的界線，廣大參與者成了角斗場上左衝右突的群氓。

　　毛澤東多年沒有找到解決官僚集團的方法，文化大革命前的種種針對官僚集團的鬥爭都是通過官僚集團實行，都是通過政權體系自身來解決官僚集團的問題。他發現，過去的那些作法就像自己拿刀為自己動手術那樣，不可能切除病灶。毛最終找到的辦法是，他自己直接成為底層群眾的代表，甩開官僚集團，直接發動群眾、指揮群眾“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火燒”官僚，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毛澤東要發動群眾清洗官僚集團，實現“天下大亂”，就需要造反派。毛也不能讓無政府狀態長期存在，要恢復秩序實現“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澤東的左手，衝擊官僚體制需要他們；官僚集團是毛澤東的右手，恢復秩序需要他們。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揮動他的左手，鼓勵造反派衝擊官僚，讓造反派將官僚們“燒壹下，但不要燒焦了”，在官民矛盾十分尖銳的條件下，哪能“燒而不焦”？文化大革命後期毛澤東揮動他的右手，讓官僚們遏製造反派，但要求官僚們“不要整他們”，在造反派和官僚已經結下深仇大恨的情況下，重新掌權的官僚哪能不整造反派？文化大革命，這是壹場毛澤東、造反派、官僚集團之間的三角遊戲，這場遊戲的最終結局是：勝利者是官僚集團，失敗者是毛澤東，承受失敗後果的是造反派。被毛當作“砸亂爛舊的國家機器”的工具、用來敲打官僚集團的石頭——造反派，最終被這架不可能停止轉動的官僚機器壓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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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上的大劫難會帶來歷史的大補償。對文化大革命的補償因素就在文化大革命遺產之中。然而，由於官方利用政治權力規避毛澤東和極權制度對文化大革命的責任，官僚體制沒有改變，歷史的大補償的得利者是官僚集團，廣大群眾繼續吞咽專制制度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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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從意識形態層面、道路層面和制度層面來分析，文化大革命必然失敗。在各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全國山河壹片紅”時，就可以判定文化大革命已經失敗，因為革命委員會完全是舊制度的復歸，沒有壹點制度創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夥伴林彪出逃以後，進壹步表明文化大革命失敗，毛澤東因此健康大為惡化；鄧小平出山後搞“全面整頓”，加速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1976年的“四五運動”，表明文化大革命已經喪失民心，文化大革命失敗已成定局。

　　文化大革命終於失敗了。毛澤東死後不到壹個月，以他妻子為核心的四個文化大革命領導人被捕。文化大革命壹度摧毀的舊制度，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已完全恢復。

　　中國人為文化大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葉劍英在十二屆壹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披露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1）規模性武鬥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萬幹部被批鬥，302，700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115，500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3 ）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683，000 多人；（4）農村有520多萬地主、富農（包 括部分上中農）家屬被迫害，有120萬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5）有1億1，300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557，000多人失蹤。

　　葉劍英提供的這組數字，學界有不同的看法，還有其它不同的受害者數據。文化大革命中受害的準確人數恐怕永遠無法搞清。雖然數字不能確切，但可以確切地說，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來說，是壹場大劫難。此外，文化上的嚴重破壞和經濟上的巨大損失無法估計。

　　恩格斯說：“沒有哪壹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文化大革命這場大劫難也會帶來歷史的大補償。而補償的因素就在文化大革命的遺產之中。文化大革命到底留下了哪些遺產呢？

　　第壹，摧毀了官方長期塑造的共產黨和官員的美好形象，文化大革命前那種對黨組織的盲目信任、對官員的盲目尊敬已不復存在。文化大革命打破了1949年、特別是1957年以來，共產黨不可批評的神話。對共產黨奴隸式的服從已被懷疑和批評取代。官方用“信任危機”來概括這種現象，而這種對政治權力的不信任恰恰是從臣民社會走向公民社會的必要條件。

　　第二，摧毀了長期灌輸的意識形態。文化大革命依賴意識形態而發起、而運行，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使意識形態大廈崩潰，中國人從此擺脫了幾十年的精神桎梏，從荒唐的意識形態神話中覺醒。老百姓再也不相信官方宣傳的五階段的歷史發展規律，多數人不相信共產主義。官方認為這是“信仰危機”。這種對精神枷鎖的“信仰危機”正是思想解放的必要條件。

　　還有“信心危機”，群眾對文革中和文革前的那種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喪失信心，從而產生制度改革的要求和對新制度的探索。

　　正是官方感到的“三信危機”，使得群眾思想空前活躍，普通百姓的獨立意識開始形成。1976年的“四五運動”，1978年的西單牆，1989年的北京政治風波，都是打破精神桎梏後的思想解放運動。這種思想解放運動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必要條件，也是以後推進中國民主化的重要條件。

　　第三，“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把殘酷的屠刀在文化大革命中罪惡昭彰。它不僅傷害普通百姓，也傷害到整個官僚集團特別是鄧小平這類高層。丟棄“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把屠刀，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第四，“無法無天”的“群眾專政”不僅傷害了普通百姓，也傷害到高層官僚。官僚們復職以後重視法律建設。雖然官僚們構建的法制與真正的法治社會相距甚遠，但畢竟邁開了走向法治社會的壹步。

　　輝煌壹時的意識形態的大廈已經是壹片廢墟，鐵桶般的極權制度已經百孔千瘡。多數民眾已經覺醒，壹批有理智、有抱負的官員準備行動，改革開放的列車轟隆而來。從此中國進入了加速現代化的重要時代。這就是歷史對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的補償！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利者還是官僚集團。官僚集團掌握著文化大革命責任的追究權、改革開放的主導權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權。

　　對文化大革命責任的追究決定了改革開放的幹部隊伍。鄧小平強調，“跟隨林彪、江青壹伙造反起家的人，幫派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絕對不能提上來，壹個也不能提上來，已經在領導崗位上的，必須堅決撤下去。”“跟隨林彪、江青壹伙”實際就是跟隨毛澤東。如果鄧小平提出的這個用人標準是正確和必要的的話，他們卻採取了雙重標準。文化大革命後清查“三種人”時，對“恐怖的紅八月”中骨幹人物卻大加保護，在改革開放以後有壹些人還走上了領導崗位，因為他們是官僚的後代。而對普通人，中共中央下了壹個文件，要求對文化大革命的頭頭“記錄在案”，還要求今後選拔領導幹部和選派出國人員，必須看這些檔案。為了落實這個文件，各單位對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校的大學生進行了普遍的調查，對壹些人限制使用，從而壓制了壹大批優秀人才。

　　改革開放的主導權決定改什麼，不改什麼。為了維護官僚集團的利益，他們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們雖然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但繼承了造成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還是那個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是文化大革命前那個政治體制：壹黨專政，高度集權、權力至上。正是靠毛澤東的這些政治遺產，使得毛澤東時代的官僚集團（包括他們的後代和親友）在改革開放中成為新的權貴。

　　官僚集團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權，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錯位：勞動者、普通公務員和知識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較少；對改革成本支付較少的權貴集團卻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條件下，權貴們都搶占壹切有利的先機：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鄉的時候，他們的子弟參軍；普通百姓子弟務工務農的時候，他們的子弟被“推薦”上大學。第壹波出國鍍金的是他們，利用父兄的權力地位下海經商成為億萬富翁的也是他們。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官員復職以後，沒有記住產生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卻牢記了對造反派的仇恨。他們不怕當“還鄉團”，除了對造反派進行無休止的報復以外，搞起特權和腐敗來超過文化大革命以前。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前整個社會貧困，改革開放以後社會財富更多了，特權和腐敗有著更充裕的物質條件；文化大革命前沒有民間資本，改革以後有私人大老闆，權力和金錢可以互相交換；文化大革命前沒有市場經濟，有了市場經濟以後，權力可以控制市場、操縱市場、參與市場競爭。哈耶克說：“壹個富人得勢的世界仍比壹個只有得勢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文革以後的中國，恰恰是得勢的人致富的世界。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權”，毛澤東靜靜地躺在水晶棺內，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官僚們志得意滿，為所欲為。他們千方百計地阻止民主進程，有選擇地引入市場機制。三十年改革建立的制度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質是“權力市場經濟”，即權力控制市場、操縱市場。在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下，大大小小的權力中心像壹個壹個吸引力極強的黑洞，把社會財富吸引到與權力有親密關係的社會集團之中。權力市場經濟最根本的問題是不公平，不公平的社會不可能和諧。在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下，權力的濫用和資本的貪婪惡性結合，是這個社會壹切罪惡的淵藪。建立壹種制衡權力、駕馭資本的制度是全社會必然的要求。這個制度就是憲政民主制度。

　　第壹章　文革前發生的重大事件

　　文革前，發生了壹系列重大事件。前壹個事件可以從後壹個事件中看到結果；後壹個事件可以從前壹個事件中找到原因。眾多事件壹壹演變，矛盾不斷積累，就促成了文化大革命這個更為重大的事件。

　　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及其制度特徵

　　1949年10月1日下午３時，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３０萬人集會，毛澤東在集會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19世紀華族與外族的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個變化就是李鴻章說的“三千年未有的變局”。在這之前，外族是和華族地域相鄰的、文化較低的民族，華族文化壹直處於中心地位，進入中原的勝利者也被華族文化同化。自19世紀以來，與華族發生關係的外族是已經進入了工業文明的國家，其科技、經濟和文化都比華族要高。歐洲人要向海外開拓市場和尋求原料，遠渡重洋來到了中國。但中國還處在農耕時代，於是發生了工業文明和農耕文明衝突。在兩個文明的衝突中，中國屢屢失敗。壹個又壹個不平等條約，壹次又壹次割地賠款，使中國人痛心疾首。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顢頇、腐敗的滿清政權，但以後又是連年軍閥混戰，民眾所受的痛苦甚於清朝。不少仁人志士紛紛尋求救國之路。在當時條件下，邏輯嚴密、思想激進的馬克思主義吸引了壹批知識分子。俄國人建立的共產黨政權成為中國人的楷模。在中國人尋求救國之路的時候，西方國家出現經濟危機，而蘇俄呈現蒸蒸日上的勢頭，壹些西方著名知識分子也讚美蘇俄。走俄國人的路——這是當時壹批革命志士的結論。在蘇俄的幫助下，1921年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俄國人成功的時候正是孫中山需要幫助的時候。早在1914年，他制定革命黨黨章的時候，把壹黨專政及服從黨魁的精神大大加強。他考察俄國革命黨的組織，覺得其根本綱領與他多年所提倡的大同小異，俄國的革命方略有很多可借鑑之處。他承認列寧是他的同志。民國12年（1923年）正月26日，孫中山和列寧的代表越飛發表了宣言，聲明兩國在各行其主義的條件下實行合作。同年夏，孫中山派蔣介石赴俄考察紅軍和共產黨的組織。1924年初，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聯俄容共的政策。同年夏，蔣介石回國，孫中山讓他組建黃埔軍校。然而，到俄國考察的蔣介石看到了俄國制度的壹些問題，他認為中國不能仿效蘇聯的制度。1927年，蔣介石和共產黨分道揚鏣，清剿共產黨，屠殺共產黨人。蔣介石繼承了孫中山壹黨專政及服從黨魁的精神，發展為“壹個黨，壹個主義，壹個領袖”的專政思想。日本侵華為共產黨提供了發展機會，在敵後開展游擊戰的過程中，共產黨的軍隊從幾萬人發展到百萬人以上，還建立了國中之國的“革命根據地”。承擔抗日主戰場任務的國民黨則精疲力盡，其政權因專制腐敗也喪失民心。抗日戰爭勝利後，經過三年國共內戰，蔣介石被趕到台灣。於是就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結束了幾十年的戰亂，為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創造了條件。但是，蘇聯的專制制度建立在中國兩千年的皇權基地上，成為壹個高度集中的嚴酷制度。文革前十七年的制度的特徵是：

　　政治高度集中，權力的擴張已經到了極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皇權專制的文化土壤上構築了壹個金字塔式權力結構。這種制度對社會、對民眾的鉗制比歷代帝王更為嚴密細緻，更為深入廣泛。

　　這是壹個由數百萬官僚組成的權力金字塔。毛澤東身處金字塔的頂端，他通過控制官僚體系來控制全國。官僚體系體就在中國共產黨內。高度集中的嚴酷制度是通過共產黨的領導下運行的。共產黨雖然強調對人民負責和對黨負責的壹致性，然而，在任命制的官僚體系下，每壹級官員的權力來源都是上級的任命，不是來自人民選舉。在通常情況下，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官員對任命他的上壹級官僚負責，很少對人民負責。官僚集團和億萬百姓就形成了壹種對立的格局。

　　中國共產黨是壹個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嚴密組織。在“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約束下，所有的黨員必須信奉壹個思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有的黨員必須尊崇壹個領袖－－毛澤東。由於中國是共產黨是唯壹的執政黨，所以，不僅共產黨員這樣做，也要求全民這樣做。

　　毛澤東說：“工農商學兵，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機構，深入到每壹個工廠、車間、農業生產隊和所有的機關、學校、居民委員會。在每壹個基層單位和各級政權機構，黨組織都凌駕於行政領導之上，實施絕對領導。而各級黨組織，第壹把手又凌駕於組織之上。書記當家，委員們對書記如眾星拱月。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高度集中於黨，而黨權又高度集中於黨的主要領導人的手中。

　　《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實際上最高權力機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國家領導人，實際上，高層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決定了的。《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查國民經濟計劃，而這個計劃是中國共產黨內事先反覆討論過了的。《憲法》規定設立國防委員會，實際上這是壹個虛設機構，軍隊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掌握。《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實際上是由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不過是壹枚橡皮圖章而已。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內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來解決，即通過協商、討論，少數服從多數。在通常情況下，不同看法靠毛澤東“壹錘定音”。對重大問題的爭論又不能達成共識時，就靠“路線鬥爭”來解決。所謂“路線鬥爭”，就是不同意見雙方互不讓步，最終是壹批人戰勝另壹批人。執行“錯誤路線”的壹批人下台，堅持“正確路線”的壹批人上台。這種路線鬥爭是很殘酷的，有時是“妳死我活”的，因為路線鬥爭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

　　中國共產黨其所以能夠牢牢地掌握政權，主要是靠軍隊，從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這支軍隊共殲滅蔣介石掌握的國民黨軍807萬人，實現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建立政權以後，又靠槍桿子保衛政權。軍隊不是國家的國防軍，而是黨的“黨衛軍”。“黨指揮槍”是軍隊的最高原則。黨指揮搶，不是空洞的原則，而是靠壹系列的制度和手段來保證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統帥全軍。軍事委員會主席由黨中央主席兼任。軍委主席對重大問題有最後決定權。軍隊的主要幹部都由中央軍委任命。毛澤東還吸收了中國歷代的監軍制的經驗，並進行了完善，從而形成了壹整套嚴密的監軍辦法。這壹整套監軍辦法使得每壹位軍官的軍事行為和思想狀況都在黨組織的掌控之中。

　　由於軍委主席有最後決定權，所以，說是黨指揮槍，實際上是軍委主席指揮槍，也就是毛澤東指揮槍，說到底還是毛澤東拿著槍來指揮黨，再通過黨的官僚體系來控制全民。

　　壟斷思想，壟斷真理，全體壹致的喜笑怒罵

　　除了緊緊地抓住“槍桿子”以外，還緊緊地抓住“筆桿子”：對輿論高度壟斷。毛澤東時代只有兩張全國發行的權威大報，壹張是中共中央主辦的《人民日報》，另壹張就是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光明日報》。這兩張報紙除了風格略有差異以外，指導思想完全壹樣。各省在中共省委直接領導下都有壹張報紙，除了省委審定的地方新聞以外，其它內容和《人民日報》沒有不同。各家報紙的社長、總編輯全都是上級黨委任命的官員。發什麼稿，用什麼樣的“版面語言”，嚴格服從黨組織的意願。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新華社也絕對是中共中央的“喉舌”。國外的真實情況，國內的負面信息，不讓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聽境外電台的廣播，除了國家設立強大的干擾電台以外，還以“偷聽敵台”的罪名逮捕、判刑。

　　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選題、指導思想、研究成果的發表，都由黨的官員決定。對官方意見的注釋、論證，對官方錯誤的辯護，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心任務。沒有學術研究，只有“理論宣傳”。壹些學術刊物，都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宣傳工具。

　　全國各地圖書館，與中共中央意見不壹致的書刊都拿下了書架，有的封存，有的銷毀。文化藝術被當作革命事業這架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神化領袖、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是文藝工作者的頭等任務。

　　全國的壹切宣傳機器、壹切文化教育，都集中地朝壹個方向影響每壹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壹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實現了“全民壹致地嬉笑怒罵”。壹場又壹場的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鬥爭，使得所有的高知大儒、學者專家都自覺地或被迫地放棄了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沒有這樣做、並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陳寅恪等極少數人。

　　那時，全國只有壹個思想家，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壹”。他既是“國王”又是“教皇”。

　　在政教合壹的情況下，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誰的權力最大，誰就是真理的化身。沒有人敢發表不同的意見，甚至沒有人敢獨立思考。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老統治術，在這個制度中發展到了十分精緻、十分嚴密的程度。全國百姓的心靈都被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所控制，都變成了政治愚民。

　　國家壟斷壹切經濟資源，嚴密控制壹切經濟生活計劃經濟當時被當作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之壹。由於計劃經濟缺乏技術上的可行性，所謂計劃經濟，實質是統制經濟。在農村，實行農業集體化，生產資料收歸集體，農民生產的壹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工商業都由國家經營管理，各類物資全由國家控制。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有壹句詩：“壹切都是公有的——除了牙刷”，這句詩當時在中國廣為傳誦，不僅是因為符合中國的現狀，也顯示革命者的驕傲、自豪的氣慨。中國農民沒有刷牙的條件，很多家庭連牙刷也沒有。

　　在統制經濟情況下，全部國家經濟機構是壹架大機器，是壹架使幾億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機器。在這架大機器里，控制中樞（中共中央）集中老百姓的勞動成果，由行政權力支配。財富是公有的，每個人也是公有的。私人領域完全被剝奪。

　　統制經濟是極權政治的經濟基礎，是官僚特權的肥沃土壤。極權政治又是實施統制經濟的必要條件。由於政治和經濟高度集中，國家所有制實際是官僚所有制。官僚們可以不顧老百姓的意願，隨意支配國家財富。老百姓的生活資料，都得仰仗官僚們分配。在這個制度下，“不服從者不得食”。

　　這個政權建立了嚴格的戶籍制度，購買生活資料的票證只能在戶口所在地領取。人們被鎖定在戶口所在地。絕大多數中國農民的終生的活動半徑不超過50公里。在政府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工作的人，住房和壹切都是單位按級別配給的，離開了單位就失去壹切。當局為每壹個幹部和工人設有自己看不到也不能看的檔案，記錄每壹個人的表現，秘密檔案決定每壹個人的命運。

　　政治專制起源於秦始皇，公有制、計劃經濟來源於馬克思。這就是毛澤東說的“馬克思加秦始皇”。經濟和政治的雙重鉗制，老百姓的個人自由被徹底剝奪。中國的每壹個單位、每壹個家庭，每壹個中國人的工作、生活、思想、行為、話語、都在國家權力牢牢的控制之中。

　　嚴密和嚴酷的統治是靠官僚集團施的。每壹個人都被鎖定在官僚權力方格中。官僚決定每壹個人的命運。主宰和被主宰，壓迫和被壓迫，剝奪和被剝奪，形成了尖銳的官民矛盾。這種矛盾在政權強大的壓力下隱藏著，壹旦釋放出來有，就成為衝擊官僚集團的強大力量。

　　特權社會，官民矛盾尖銳

　　官僚政治是壹種特權政治。

　　1950年4月出台的《中央級行政人員工資標準（草案）》，規定黨政人員最高壹級的工資是最低壹級的28．33 倍。1955年8月，統壹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最高和最低工資差距擴大到了31.11倍。1956年國務院又頒布了新的工資標準，最高和最低工資差距達36.4 倍。那麼，被共產黨視為不平等、從而作為革命對象的國民黨政權工資差別有多大？１９４６年國民黨政府最高工資是最低工資的１４．５倍。遠遠低於共產黨政權的工資差別。

　　官員住房按級別享有特權。中央和各省的高級幹部都住進了當地最高級的高牆大院。天津市壹級領導占有遵義道的外國人留下的高級別墅，局級的幹部占有了“五大道”的小洋樓。上海市1956年將各級幹部住房劃分成了十幾種待遇標準，規定特甲級可享受200公尺以上“大花園精緻住宅”，特乙級可享受190—195公尺“大花園精美住宅”，壹級可享受180—185公尺“大花園精美住宅”等。制度還規定，幾級以上的幹部可以配廚師，幾級以上可以配勤務，幾級以上可以配警衛，幾級以上可以配秘書，幾級以上可以享受何種級別的醫療和療養，對不同級別的幹部享受何種檔次和牌子的專車等都有具體規定。火車軟臥和飛機，只有１３級以上的高級幹部才可以乘坐。醫療也是按級別享受不同的待遇。高級幹部享受種種醫療和保健特權。

　　高級幹部的食品是特別供應的，簡稱“特供”。中央機關和各省級機關的領導人，都有壹套特供體系。從原料生產、採摘、檢測、加工、製作、化驗、包裝，到調運、配送、驗收等各環節，都由專職人員、專門車間、專用設備、專庫、專車進行。避暑勝地、海濱浴場都被開發為幹部休假的場所。壹到暑期，高級幹部帶著妻子兒女到療養勝地享受特權。北京和各省會都有供高級幹部享樂的場所。

　　在體制內，衣、食、住、行，都要講等級，食堂吃飯分大灶、中灶、小灶，用什麼辦公桌，坐什麼椅子，都要講等級。這些等級，將人的地位的差別，用物質享受的差別明顯地表現出來，低等級的人不滿。

　　1958年１０月投入使用的北京養蜂夾道俱樂部是中央高級幹部吃喝玩樂的場所。建築豪華，靜謐的後湖和北海相連。從各文工團選來漂亮的女演員為中央領導人作舞伴。從北京的十大飯店抽調了招待員和高級廚師、理髮師、高級修腳師。公安部則派來了警衛部隊和保衛人員。在這裡想吃什麼就有什麼，即使在大饑荒年代，也是壹應俱全，而且都是按首長的要求定做。不到壹年，養蜂夾道就容納不下了。中央和北京市領導人決定在西面占用七公頃地，再擴建三座大樓，供高級幹部們吃喝玩樂等。他們要求這個所謂的“０８”工程，要“二十年不落後”，這樣浩大的工程，北京市委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承擔不了，就通過薄壹波、呂正操、孫志遠等，打著中央的旗號，到各地搞建築材料、設備。在建設過程中，他們壹看到不順心的地方，就拆了重蓋。單單是電梯門就反覆改了二十次左右。這座樓壹直蓋了六年，花了近１０００萬元，到文革前尚未完工。樓內地下室修有射程５０米的打靶場，四周都有隔音設備。這裡的房間也分幾等，有部長級的房間，有中央領導人的房間。招待費由國家財政實報實銷。

　　各省、市為毛澤東（許多地方還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行宮。除省、市首府以外，壹些中等城市也為此大興土木。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這些地方是招待高級幹部的特殊場所。如湖南的“蓉園”，四川的“金牛壩賓館”，湖北的“東湖賓館”，江蘇的“紫金山賓館”，杭州的“劉莊賓館”和“汪莊賓館”，上海的“西郊賓館”、天津迎賓館等等。這些豪華賓館都是在大饑荒那幾年建造的，極盡奢華，警衛森嚴，老百姓不能接近。在大饑荒年代，山西省委在風景名勝地晉祠，修建奢侈豪華的晉祠賓館。在餓死人最多的1960年代初，中共中央華北局在這裡“學習毛主席著作”。官員們白天讀書，晚上到太原市看戲。京劇界名角馬連良、裘盛戎、張君秋、李世濟等都紛紛從北京前來獻藝。而更高壹級幹部，就在晉祠賓館五號樓看古裝戲。看完戲後，高官們通霄達旦地玩麻將。在賓館南樓壹天壹元錢伙食費，每頓都有雞、鴨、魚、肉。晉祠賓館每棟樓都自設廚房，為高級幹部單獨開伙。華北局書記李雪峰住壹號樓，每天五元錢伙食費，吃的是山珍海味。那時沒有空調，就在會議室四角放置冰塊降溫。賓館的游泳池24小時開放，消毒、淨化、加熱三大系統日夜循環。當時作為省委政策研究室的青年幹部李輔參加了這次“讀書會”，看不慣高官們的特權，文革壹開始就貼大字報揭露，成為省委機關的造反派。

　　大饑荒年代，四川省餓死了上千萬人，省委第壹書記李井泉卻在重慶潘家坪每晚聽堂會（即把演員叫來，專門為他演唱），聽完了吃夜宵。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下鄉考察，由當時蘭州最高級的飯店――蘭州飯店派專車為他送飯。信陽地區餓死了１００多萬人，為了掩蓋餓死人的情況， 1960年7月的信陽地委擴大會議，地點選在著名的避暑勝地雞公山。在餓殍遍地的夏天，省地縣的官員們，壹邊避暑，壹邊為自己開脫責任。吃的有雞鴨魚肉，每天睡夠了午覺，吃飽了西瓜再開會。當時沒有上山的汽車，官員們是飢餓的農民用滑杆抬上山的。

　　應當說，就官員腐敗的程度而言，文革前不如改革開放以後。因為當時中國普遍貧困，官員腐敗的物質基礎不如後來。在官員中，有壹些人還堅守苦命年代艱苦樸素的作風。但是，從整體上看，和官僚特權階層相對立是吃不飽、穿不暖的底層百姓，還有被被打成政治賤民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家屬。底層勞動者、政治賤民與享受特權的官僚們的尖銳的矛盾是客觀存在的。

　　官僚階層除了有權，還有“勢”。 “勢”是他們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權力可以直接實施壓迫，“勢”不僅可以獲得特殊利益，還可以對低層產生心理壓力。權和“勢”的雙重作用，使得官員和廣大民眾成為利益懸殊的兩個階層。

　　官民矛盾產生的原因，不僅僅是官僚特權和各級官員對民眾的壓迫，還有高度集中的嚴酷制度造成的階層隔膜。由於官員和普通百姓處在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視角，信息又不平等共享，相互之間就會有誤解和猜疑。即使是善良的、想為民做事的人，壹旦身處官位，就會站在官員的立場思考，其中不少看法是與民眾對立的。本來，官僚集團中有相當多的好官，但底層百姓把身居高位的人都當成享受特權的官僚。千百年來，官員把自己比作舟，把百姓比作“既可載舟，也可覆舟”的水，對百姓時刻保持警惕，處處防備他們，限制他們。百姓中壹旦有反抗行為，就施行鎮壓。官員這種心態和作法，進壹步強化了官民之間的隔離和對立。

　　在以後的壹系列政治運動中打倒了所有的“階級敵人”之後，這個政權就喪失了制衡力量，官僚主義問題更加膨脹，更加無法解決。於是，毛澤東就想出了用群眾運動來改造官僚體制的辦法。

　　文革前十七年的制度潛伏著深刻的危機

　　在極權制度下，不僅有尖銳的官民矛盾，在官僚體系內部，很難和諧地解決權力繼承和權力分配的問題，最高統治者和官僚集團之間，這部分官僚和另壹部分官僚之間，也存在尖銳的矛盾。對民眾鎮壓和官僚集團內部的鬥爭，是這個制度得以維持的手段。這個制度內部有強大的張力，這個張力使每壹個人感到緊張、恐懼。這個制度忽視個體，把個體當作實現社會目標的工具，“不把人當人看”。所以每壹項政策的推行都要伴隨著殘酷的鬥爭。中國當時壹種通行的說法：“階級鬥爭，壹抓就靈”，這句話可以作另壹種解釋：如果沒有鎮壓，壹切都不靈。鎮壓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通病。蘇聯式的制度沒有鎮壓就不能維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鎮壓不斷：土改運動屠殺的地主不計其數。鎮壓反革命運動至少殺了71萬。其中有大量冤魂！中國和蘇聯不同的是，中國的鎮壓是以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的，“群眾專政”在文革前的政治運動中就形成了。這就使得每次鎮壓都沒有法律依據，“無法無天”，因而更加殘酷，且嚴重擴大化。

　　1957年的整風運動，類似文革的預演，整風實際是號召群眾“火燒”官僚，反右實際是鎮壓1956年的“造反派”。我相信毛澤東開始是想揭露壹下官僚黑暗，沒有想到這把火如此之猛烈，危及到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就組織反擊。結果五六十萬知識分子受到打擊，成為政治賤民，從此中國更是萬馬齊瘖。反右阻止了壹切對共產黨的批評，批評黨支部書記就是反黨，官僚們更是肆無忌憚。“四清”運動又是壹次文革的預演，毛澤東認為“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四清”主要是整農村的基層幹部，並沒有觸動上層官僚特權階層。每壹次整治官僚集團的政治運動都被官僚們作為打擊異己的機會，最終結果，不僅強化了官僚特權，也加劇了官民矛盾和官僚內部的矛盾。

　　由於最高領導者壹言九鼎、獨斷專行，這個制度是最容易犯決策錯誤的制度；由於不允許批評，出現了決策錯誤以後又很難糾正。壹個又壹個錯誤，不僅加劇了社會矛盾，也加劇了領導集團的意見分歧和內部矛盾。

　　最高權力的繼承歷來是專制制度的難題。皇權專制時用無可爭議的自然條件——長子繼承來解決危機，但爭奪皇位的殺戮不斷。共產黨壹黨專政也有繼承人危機。毛澤東晚年，他對自己的接班人劉少奇不滿，繼承人危機日益突出。1966年6月10日，毛在杭州會見越南領導人胡志明時說：“我們都是70以上的人了，總有壹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施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要壹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喊‘萬歲’的。”他這段話，實際上是否定了劉少奇接班人的地位。

　　二，確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

　　產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在17年的制度之中。但是，如果沒有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文化革命也不可能發動起來。對毛澤東的神化自延安開始。劉少奇、王稼祥、彭真等起了帶頭作用。中共取得全國政權以後，又用政權的力量進壹步神化毛澤東。社會科學界、文藝界、教育界，都無時無刻地、竭盡全力地，用各種方式、各種手段神化毛澤東。中央領導人林彪、劉少奇、周恩來等在神化毛澤東中起了帶頭作用。毛澤東被捧成了太陽，官僚們自己就成了明月。當好了毛澤東的奴才，是當百姓主子的必要條件。

　　１９５８年３月的成都會議上，把神化毛澤東、對毛澤東個人崇拜提到了新的高度。3月10日，毛澤東講到“個人崇拜”問題。他先是若有所指地說：“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然後說：

　　個人崇拜有兩種：壹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壹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壹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壹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壹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澤東提倡個人崇拜，其他人積極表態效忠。3月18日，陳伯達在發言中把個人崇拜提到理論高度，他引用恩格斯的《論權威》以後說，“權威問題，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壹種常識，沒有權威，革命就不能前進；正如沒有舵手，輪船不能前進壹樣。任何階級在每個歷史時期，都有代表群眾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馬克思、列寧如此，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也是如此。他是我們中國無產階級思想的中心人物。” “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有權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並不是個人崇拜。（毛澤東插話：怎麼不是個人崇拜？妳沒有個人崇拜怎麼行？妳又承認恩格斯，妳又反對個人崇拜。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就是說，正確的主張贊成，錯誤的主張反對。”劉少奇唯恐緊跟不及，他說：

　　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不論從思想、觀點、作風、方法哪壹方面，我們都比他差壹大截。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向他學習，應當說是可以學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當然，主席有些地方，我們是難以趕上的，像他那樣豐富的歷史知識，那樣豐富的理論知識，那樣豐富的革命經驗，記憶力那樣強，這壹切不是誰都可以學到的。

　　在這次成都會議上，陶鑄說：“對主席就是要迷信”。柯慶施說：“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其他中央領導人也紛紛對毛澤東大加讚揚。有的說：要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宣傳和學習毛主席的思想。高級幹部要三好，跟好，學好，做好。有的說：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國際普遍真理的意義。1959年9月9日 ，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劉少奇說：“我這個人，歷來是積極提倡‘個人崇拜’的。·····我在很長時間就搞這個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主席，七大的修改黨章報告我也宣傳，現在我還要搞。······妳們不贊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壹定要人家同意的。”

　　1962年1月的7000人大會上，林彪、周恩來在毛澤東因大饑荒而威信降低的情況下，更加強調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林彪的倡議下，１９６１年首先在軍內出版了《毛主席語錄》，然後很快將這本小紅書推廣到全國、全世界。在這期間壹直到文革前夕，林彪在製造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上發揮了十分突出的作用，他發表了很多令人肉麻的神化毛澤東的言論。他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銳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 “堅持在壹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用毛澤東思想統帥壹切，推動壹切，改造壹切。壹句話，就是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國人民的頭腦，堅持在壹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掛帥，是我黨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務。”“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壹句頂壹萬句。” “毛主席在全國、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 “毛主席是我黨最高領袖，毛澤東思想是永遠的普遍真理。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文革前夕，毛澤東已經擁有絕對權威，毛澤東的指示已經被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毛澤東的話高於法律，高於政策，高於道德，高於壹切社會標準。毛澤東是真理的化身，他的言論是判別真理的唯壹標準。這種狀況已經深入了大多數人的心中，已經形成廣泛的社會輿論。在文革中被迫自殺的人臨死前留下的遺書，幾乎都要表示對毛的忠誠。

　　毛主席著作是中國人的聖經，黨號召人們必須天天讀。《毛主席語錄》自1963年底在軍隊內部風行以後，以後越印越多。1966年8月初，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發動二、三百家印刷廠同時印製。據統計，僅１９６７年這壹年，就出版《毛澤東選集》９１００多萬部，等於文革前１５年出版總數１１００多萬冊的８倍；《毛主席語錄》印了３．６９億冊，連同以往出版的共有６．２８億冊。《毛主席像》印了１２．１４億張，至１９６９年３月，毛主席像章已製作了２２億個，當時全國７億人口，平均每人３枚多。1969年2月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提出的1969年的《計劃綱要（草稿）》中的第壹項任務就是，高質量地全力保證毛主席著作的出版，要求年內出版《毛澤東選集》1至4卷兩千萬部，《毛主席語錄》和《最高指示》3億冊。

　　毛澤東的每壹句話都是“最高指示”。“最高指示”壹發表，人們三更半夜地起來敲鑼打鼓地慶祝，“傳達不過夜，執行不走樣”。抄錯了毛指示中的壹個字，就可能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對毛澤東的個人神化是和對全民的愚化相伴隨的。毛澤東是真理的化身，只要他壹個人思考，就能施惠於天下。他壹個人的腦袋代替了億萬人的腦袋。他壹個人成了神明，億萬人就成了政治愚民。在神化毛的同時，在全國掀起了對毛的忠誠運動。為了表現忠誠，還創造了壹系列的政治祈禱的形式：每次開會都要山呼“毛主席萬歲！”要求各單位每天站在毛主席像前“早請示，晚匯報”。文革中還流行壹種以頂禮膜拜的動作串組成的“忠字舞”。

　　對最高執政者的神化是就極權制度的需要。極權制度將國家決策集中到最高執政者那裡，他為什麼不會犯決策錯誤？因為他是“哲王”，是智慧超人的聖主。而現實是不會有這樣的人，只好把最高執政者神化。這樣做，就可以使被統治者對他臣服，他的旨意就能暢通無阻的被執行。

　　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和億萬政治愚民同時並存，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壹個重要條件。在文化革命前夕，這個條件基本具備了。

　　毛澤東有了如此巨大的權威，就算他的想法絕對正確的，能夠使群眾運動按他的設想、他的意願發展嗎？他能控制運動中每壹個環節的發展方向嗎？他能判別各種事件的是非曲直、從而使各種政治力量心悅誠服嗎？這是天真的願望。而“思想”和“指示”可以有著不同的理解，沒有法律那樣的確定性；各人都可以“打著紅旗反紅旗”，都可以把“思想”和“指示”為我所用。何況他的指導思想並不正確。群眾運動壹開展起來，就有其自行發展的邏輯，任何權威都難以控制，勢必造成不可收拾的長期動亂。

　　三，大饑荒：餓死三四千萬人

　　從1958年到1962年期間，中國出現了大饑荒，餓死了3600萬人。

　　在信陽，在通渭，在鳳陽，在亳州，在羅定，在濟寧，在四川省、貴州省的不少地方，壹些家庭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

　　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樹皮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饑民們壹邊挖，壹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裡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飢的食品。據可靠資料的分析，人吃人的事件全國有數千起。

　　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飢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

　　產生大饑荒的直接原因是“三面紅旗”，根本原因是極權制度。

　　所謂“三面紅旗”即：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大躍進就是經濟上高速度發展，即傾全國之力實現政權確定的某壹經濟指標。人民公社是農業集體化的極端化，也是極權制度的基層組織。

　　在城市經濟實行國有化的同時，農村實行經濟集體化。壹切生產資料收歸集體，生產隊種什麼作物，種多大面積，用什麼方式種植，農民和生產小隊的幹部沒有權力決定。農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壹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壹收購，統壹銷售。每壹個農民吃多少糧食，吃什麼樣的品種，由縣以上的黨政機關決定。農民在政治權力的高度禁錮中勞動和生活。他們的生活資料由政府嚴密控制下的集體組織（人民公社）來保證。壹旦政策失誤，集體組織（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證能力以後，由於農民被捆住了手腳，死到臨頭，也不能採取自救措施，只能坐以待斃。

　　“大躍進”使農村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糧食大幅度減產。但是，大躍進期間，浮誇風盛行，1958年各地大放糧食高產“衛星”，說畝產糧食幾千斤、幾萬斤。產量吹得這麼高，國家從農民那裡徵購的糧食就多。農民的口糧、種子、牲畜的伺料都被國家拿走了，還不能完成國家的徵購任務，就懷疑農民隱瞞了產量，私分了糧食，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反瞞產私分”運動，用種種刑罰摧殘被認為“瞞產私分”的基層幹部和農民。

　　在人民公社裡設有公共食堂，農民的口糧集中到食堂。家庭不讓生火，鍋碗被收繳。打飯要排長隊。在居住分散的山區，從家裡到食堂要走很遠的路程，食堂的飯菜質量很差。公共食堂為幹部多吃多占、貪污腐化創造了條件。生產隊長是壹“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 因“扣飯”而把人活活餓死的慘劇各地都有。公共食堂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壹個人的腸胃裡。

　　地方政府不讓饑民求救。信陽地區公安局就扣壓了求救信12000多封。不讓饑民逃荒。河南省潢川縣設立收容所67處，共收容企圖出外逃荒的農民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殘2195人。

　　大饑荒期間，有不少農民是被幹部活活打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寫的《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光山縣和潢川兩縣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壹縣就有254人。據不完全統計，光山縣共打死、逼死社員1065人，其中，當場打死226人，打後死亡360人，被逼自殺479人。其中，基層幹部被打死29人，打殘46人。對不聽話的農民、因飢餓而偷吃的農民，實施的刑罰有數十種之多，殘忍致極。貴州省湄潭全縣在反瞞產、反盜竊運動中，被活活打死的群眾1324人，打傷致殘的175人，關押死的200餘人。

　　造成大饑荒的錯誤的政策能持續多年而得不到糾正，其原因是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反對黨。對毛澤東的政策只能歌頌，不可批評。

　　1958年毛澤東、劉少奇在“三面紅旗”的問題上沒有分歧，而且劉說的活比毛更激進。但劉發現得早，轉彎比毛快，而且對“三面紅旗”有動搖。這使毛產生對劉的不滿情緒。

　　對餓死三千多萬人的責任，又成為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糾結。文革中北京市委內部的壹個群眾組織揭發了“暢觀樓事件”：1961年1月，彭真讓北京市委秘書長項子明組織、鄧拓指導，10多人在暢觀樓用了10多天時間，查閱了1958年以來下發的中央文件，“尋找中央和毛澤東的錯誤和缺點”，寫了近兩萬字的材料，名為《中央文件摘要》，以“絕密”件送給彭真等人。這份揭發材料還說，“暢觀樓事件不是壹個孤立的事件”，“楊尚昆、鄧小平的指使下，讓中央辦公廳查閱１９５８年以來的中央文件。”楊尚昆的壹條罪狀就是“把大量的機密的文件和檔案擅自提供給別人抄錄，嚴重地泄露黨的核心機密。”可能就是指這件事。這是在追查餓死幾千萬人的責任。壹部權威歷史書說：“暢觀樓報告事實在上幾乎可以肯定成了對毛本人工作的嚴厲批評。”康生得知此事後，專程到上海將此事密報毛澤東。對餓死人責任的追究，加劇了上層的政治鬥爭。

　　從行業上看，文革的發動，是以文藝界為“突破口”；從內容上看，文革是在大饑荒問題上做文章。毛澤東挑明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要害是罷官”，是“罷了彭德懷的官”，就是堅持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批判，就是掩蓋大饑荒的責任。在壹些地方，文革是以大饑荒為引爆點的。1966年夏天，鄭州大學就貼出了壹份光山縣壹位學生寫的大字報。大字報描述了“信陽事件”中光山縣大規模餓死人的慘狀，稱吳芝圃是“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河南造反派頭頭黨言川的壹大罪狀就是支持揭露大饑荒。大饑荒中貴州省餓死了兩百萬人。1966年12月，貴州工學院學生張再興貼出大字報，揭露他的家鄉餓死人的情況。接著就組織調查團，對貴州餓死人的情況進行調查。 在四川，造反派也貼出大字報，揭露李井泉在四川餓死八百萬人的責任。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說：“1958年毛澤東經濟路線的徹底失敗是文革爆發的直接歷史原因。”這壹看法是符合實際的。

　　造成大饑荒的直接原因是“三面紅旗”，而“三面紅旗”包含著毛澤東心愛的烏托邦，1958年，烏托邦的試驗失敗了，他還要尋找再壹次試驗的機會，這就是文化大革命。

　　四，反右傾運動

　　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7月14日，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上書批評“三面紅旗”，7月23日，毛澤東嚴厲批評彭德懷，國防部長彭德懷、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湖南省委第壹書記周小舟被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隨之在全國開展反右傾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各地都揪出了大大小小的彭德懷。

　　四川。1959年的8月到9月，四川省委在成、渝兩市召開壹個月的省委擴大會，傳達“廬山會議”精神。在會議中共揭發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嚴重右傾動搖的、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壞分子共61人。會上選擇了8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進行了重點批判。在農村開展了殘酷的反右傾鬥爭。郫縣紅光公社紅光管區的反右傾運動，對被認為是右傾機會主義的人施加的刑罰有：罰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邊邊、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別隊等十多種浙江。揪出了“沙、楊、彭”反黨集團。沙即沙文漢，楊即楊思壹，彭即彭瑞林，都是省里的負責幹部。基層也相應地開展了大批判。1959年11月3日至10日，溫州永強公社，在群眾大會上批判了63人。被批的人戴高帽遊街、罰跪、被吊打。遂昌縣西屏公社水南大隊，1959年10月24日到11月1日，共開了11次鬥爭會，被鬥爭的20人，鬥爭會上，將鬥爭對象排列跪在兩條長凳上，舉起雙手，從開始壹直跪到結束。如果手臂垂下去，民兵就用槍托打手臂，從凳上跌下來民兵就用槍托打屁股。

　　甘肅。揪出了省委書記霍維德、省委委員賀健山（農業廳長）、省委委員雷恩鈞（省監委書記）。霍維德批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中的壹些問題，批評了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在反右傾運動中，說真話的人，都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受到重點批判鬥爭的脫產幹部就有11000多人。其中高級幹部151人。

　　青海。揪出了“以張國聲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其中省委書記張國聲、省委宣傳部長聶景德、省委委員副省長張毅忱、新華社青海分社社長程光遠。撤銷了他們的職務，對他們進行批判鬥爭。程光遠在文革初帶頭造反。

　　貴州。1958年8月就揭發批判了省委書記常頌。廬山會議後，常頌已死，但還要“清算”，又揭發批判和常頌看法相同的省委組織部長夏德義。

　　湖南。省委第壹書記周小舟在廬山會議上已被打倒，又揭發批判了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唐麟。指責“他與周小舟的社會觀、政治主張是壹樣的，並和周小舟壹起進行宗派活動”。

　　安徽。揭發批判省委書記張愷帆，候補書記、宣傳部長陸學斌。

　　河南。揭發批判了開封地委書記張申、洛陽地委第二書記王智慧和洛陽軸承廠廠長閆濟民等人的“嚴重的右傾言行。”

　　陝西。召開省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了西安市委書記程元方、西安市委宣傳部長叢壹平、省經委副主任陳平、省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岳邦珣等人。

　　廣東。省委擴大會議，揭露批判了海南區黨委委員、瓊崖縣縣委第壹書記王蔭軒等24名右傾思想、言論突出的重點對象的錯誤論點，其中有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杜導正。

　　山東。批判山東省長、省委書記處書記趙健民、省委書記處書記李廣文、省委常委兼副省長王卓如也受到批判。

　　其它各省都找到了批判右傾的“靶子”。有些省將揭發出來的省級幹部定為“反黨集團”。各省基層都開展了殘酷的鬥爭。

　　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之多。這個數字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全部。1962年5月11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甄別平反時說：“現在全國已經甄別平反的地區，是有數目的。譬如河南40萬，實際不止。全國估計總有壹千萬。影響的人數總有幾千萬。”

　　1957年反右派鬥爭，近６０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封住了知識分子的嘴；廬山會議封住了高級幹部的嘴；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從此以後，中國就成了真正的“壹言堂”了，全國只有壹個聲音，就是毛澤東的聲音。不管他說什麼，都是“最高指示”。“凡是毛主席的指示的，就要堅決擁護，堅決照辦，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證完成。”這樣，不僅毛犯錯誤的機會增加，黨內矛盾也在暗中積累。

　　五，七千人大會

　　劉少奇在1958年緊跟毛澤東，說了很多比毛澤東還要狂熱的話。1961年他回家鄉調查以後，看法有了轉變。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他唱出了和毛澤不壹樣的調子。

　　為了解決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問題，1961年1月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由於黨內認識不壹致，調整措施沒有得到切實貫徹，經濟形勢仍很嚴峻。

　　1961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決定召開規模較大的幹部會議，以便統壹思想。16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起草大會的報告。1961年11月22日，劉少奇看完報告初稿後，找到起草小組提出修改意見。劉說，還是1959年廬山會議講的兩句話，壹是成績講夠，二是缺點講透。具體意見主要有：（壹）過去四年的缺點、要擺開講，有多少講多少，放開講，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藥，要使人出壹身汗，這才能夠接受教訓。（二）這幾年出現的問題，中央要負主要責任，要在報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評，否則下面不服。（三）關於分散主義，要列舉表現事實，各省都有這樣的事實。（四）這幾年黨內過火鬥爭，特別是1959年廬山會議只反右不反“左”、後來又在黨內普遍進行反右傾有很大關係。黨內民主不夠，使許多錯誤不能及時改正。

　　1962年1月8日和9日，劉少奇分兩次（先送第壹、二部分，後送第三部分）將報告的第壹稿呈送給毛澤東。9日23時，又把第二稿的第壹部分和第二部分送給毛澤東（第三部分還沒有改完）。但這時距開會只有壹天。毛9日壹夜未眠，看完了前兩部分。10日上午10時毛作了批示，建議會議推遲3天作報告，但毛澤東又改變了主意，他說第三部分不看了，整個報告就不要先交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立即印發大會，分組討論三天，請大家評論，根據大家意見作修改，然後交政治局討論通過後成為正式報告。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原定為四級（中央、大局、省、地），後來毛澤東建議擴大為五級，即增加縣級和相當於縣級的工礦企業領導人。參加會議的有7118人，所以通稱“七千人大會”。

　　會議於1962年1月11日正式開幕。以小組會議形式討論劉少奇的報告稿。討論最初集中於“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壹”的問題。當時，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中央領導人都把國家計劃以外的經濟活動都當作“分散主義”加以反對。地方的代表們對分散主義有不同意見。他們的意見是：“工業中有分散主義，農村中則是集中過多，不是分散主義。而工業中的分散主義又有各種理由，似乎非此不可。”

　　由分散主義討論到大躍進以來錯誤產生的原因，爭論越來越激烈。

　　討論中談到“三面紅旗”的問題時，大多數代表認為，“三面紅旗”是正確的。反右傾以後，多數人都是這麼說的。但有代表說，“三面紅旗”抽象地說是正確的，到了具體問題就不好說了。比如，這幾年“大躍進”了，為什麼卻出現了糧食、市場緊張？西北地區的代表對“三面紅旗”提出了八個方面的質疑。

　　代表們對劉少奇的報告稿提出了很多意見，出乎中央常委所料。柯慶施則從左的角度對稿子十分不滿，說“越看越沒勁”。毛澤東提出成立新的報告起草委員會。起草委員會由劉少奇牽頭，由21人組成：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壹波、陳伯達、柯慶施、李井泉、宋任窮、烏蘭夫、陶鑄、劉瀾濤、王任重等。

　　在討論這幾年的缺點錯誤的責任時，起草委員會出現了爭論。1月18日，彭真說：

　　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講到這裡，鄧小平插話說：毛主席說過，妳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占多少的問題。不怕說我的缺點······。彭真接著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現在黨內有壹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壹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百分之壹、千分之壹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好處，得不到教訓。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賬。

　　彭真這段話留下了後患。文化大革命就從打倒“彭、陸、羅、楊”開始，這是後話。針對彭真等人的意見，周恩來站出來維護毛澤東，他說：

　　講責任方面，要從我們自己身上找原因，目前困難時期，要頂住，承擔責任，全世界都指望我們。主觀上的錯誤，要著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當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面紅旗”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確成績會大些……過去幾年是“浮腫”，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得跟頭更大，要“中風”……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壹人無法挽住狂瀾。現在要全黨壹心壹德，加強集中統壹，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這是當前工作中的主要問題。

　　周恩來發言後，陳伯達說：說彭真關於毛主席的講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現在的根本問題是中央不能集權。農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亂搞壹氣，不是主席的政策。彭真趕緊解釋：我的意思是，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

　　報告經過修改，1月22日拿出第二稿，24日，毛澤東看過後，表示“贊成這個方向”。1月25日，劉少奇在懷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這個報告。26日下午，毛澤東決定，這個報告作為書面文件發給大家，27日下午開會，由劉少奇作口頭報告。

　　劉熬了壹個通宵寫了提綱，提綱在大會前經毛澤東和其他常委傳閱同意。下午2時開會，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作報告。報告長達3個小時，其中有些內容是毛澤東很不愛聽的。

　　第壹，大躍進以來農業減產的數量相當大；工業生產統計減少了40%，或者還多壹點，不僅沒有躍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壹個大的馬鞍形。

　　第二，困難形勢產生的原因是“三份天災，七分人禍”。

　　第三，成績和錯誤的比例不是“九個指頭和壹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全國有壹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第四，對這幾年的錯誤，首先要負責任的是中央。有些事情是經過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應當負起責任。

　　第五，“三面紅旗”還需要經過實踐考驗。

　　“成績和錯誤的比例不是‘九個指頭和壹個指頭’的關係”、“三份天災，七分人禍”、“‘三面紅旗’還需要經過實踐考驗”都是和毛澤東的看法相對立的。“馬鞍形”是毛澤東指1956年因“反冒進”出現了經濟壹度下降，毛批評“反冒進”才出現了大躍進。劉少奇卻說大躍進（即毛澤東說的“反反冒進”）造成了“馬鞍形”。

　　會後，劉少奇在整理他的口頭報告時，情緒很激動地對整理者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壹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壹次。總結壹次，修改壹次，壹直搞它十年。”他還說：“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口頭講話顯然是不滿意的。劉少奇同整理講稿者的談話，總會傳到毛的耳朵里。事隔多年之後的1967年2月3日，毛在同阿爾巴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的談話中說：“多年來，我們黨內鬥爭是沒有公開化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那時我講了壹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或幾十年，中國就有可能變顏色。這篇講話當時沒有發表，不過那時已經看出壹些問題。”

　　七千人大會原計劃在劉少奇作完報告後於1月30日或31日結束，可是29日下午代表們反映話還沒有說完，還有壹肚子氣。毛澤東說“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壹稀，大家滿意”，會議接著開下去。

　　1月29日，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他十分堅決地、充分地、並且以空前的高調肯定了“三面紅旗”，還說大饑荒的原因是“特大的自然災害、連續的自然災害，有些地方受到毀滅性的自然災害”。說“我們工作上也有壹些錯誤，可這只是工作上的錯誤，而不是路線上的錯誤。”他不僅把毛澤東在三年大饑荒中的責任洗刷得壹干二淨，還對毛澤東極力神化。他說：

　　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就會走得少，今天的困難就會小得多。

　　我個人幾十年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比較人家實際壹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感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壹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的幾十年歷史，就是這麼壹個歷史。

　　林彪講話時正是毛澤東主持會議。毛澤東聽了這些話，壹定會有壹種“患難逢知己”的感覺。他當時就說：“林彪同志講了壹篇很好的話，關於黨的路線，關於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壹下。給妳壹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

　　3月20日，毛澤東看到了林彪整理的講話稿以後，立即批給田家英和羅瑞卿：“此件通看了壹遍，是壹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據說林彪這個講話是軍人鼓動的結果。吳法憲說：“軍隊及地方的壹些人， 壹直在林彪那裡‘燒火’。鼓動林彪出來講話，以維護毛澤東的威信。”“這些人當中有陶鑄、羅瑞卿、劉亞樓等，林彪起初很猶豫，不願意講，最後包括軍委的壹些領導也慫恿林彪出來講話。”林彪是代表軍隊的，國家是軍人打下來的，劉少奇的白區勢力上升這麼快，他們不滿意。他們推林彪出來講話，實際是他們對劉少奇勢力上升有意見。這種情緒在1954年的高崗事件上中就表現出來了，但那次事件劉少奇是勝利者。軍人怎能忍下這口氣？壹有機會就要發泄。

　　據江青在文革中講話透露，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心裡憋著壹肚子氣哩”，只有對林彪在會上的發言“內心是感激的”。

　　30日上午，毛澤東親臨大會講話。講話沒有正面講大饑荒問題，卻大講民主集中制。他說：“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似乎這幾年出了問題是民主集中制原則遭到破壞的結果。在這次講話中雖然也講民主，但落腳點還是集中：“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民主集中制，實際上只有集中，沒有民主。

　　從林彪和周恩來在這次會上的發言可知，毛澤東講集中，還是要集中到他那裡。正如林彪說的“要使毛主席的意見受到尊重”，也正如周恩來所說的“現在要加強集中統壹，聽‘梢公’的話”。毛澤東這篇講話雖然沒有對劉少奇正面回擊，但還是用大量篇幅對“三面紅旗”的正確性、必要性作了論證。這表明他對劉少奇說的“‘三面紅旗’還要經過實踐考驗”的話不能容忍。

　　七千人大會對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起了促進作用，會上也對中央工作提出了壹些批評，但始終守住兩道防線：壹是對“三面紅旗”完全肯定；二是對廬山會議的案不能翻。這兩條都與大饑荒有關。

　　七千人大會決議向各省傳達以後，基層幹部不滿意，在學習討論這些文件時，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意見。甘肅省在討論中，省委黨校的幹部說：“硬說成績是主要的，是思想僵化是粉飾太平。”“過去覺得甘肅問題嚴重，現在才知道問題有普遍性。甘肅、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的問題，其損失三五十年也消除不了。”省衛生廳的壹個同志說：“幾年來不僅沒有成績，反而把事情搞壞了，不僅物質上搞壞了，政治道德上也搞壞了。”省財貿辦公室的同志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不僅區域廣，而且時間長，因此，不能說中央的指導思想沒有問題。”有人在發言中直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中央有幾次會議和壹些文件不妥當，對下面影響很大。如，北戴河會議說共產主義看來為時已經不長就會實現了。還提出苦戰三年鋼產量達到五千萬噸。”省糧食廳解仙清同志說：“毛主席說過糧食多得吃不了。這沒有調查研究。主席可能和斯大林壹樣，晚年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輕工辦公室主任杜西林說：“我聽到老百姓罵毛主席，說主席聽奸臣的話，不聽忠臣的話，還說：毛主席鑽到哪個洞裡去了，下面發生這麼多問題，他知道不知道？”黨群系統的幹部說：“甘肅餓死人，毛主席不會不知道。全國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啊！”

　　像甘肅這樣的簡報應當各省都有。毛澤東看了這些簡報會有什麼想法？他感到有壹股力量，有壹股使他畏懼的力量，如果不強力反擊，他的地位就很危險。

　　七千人大會顯現出中共高層的嚴重分歧，分歧的核心是對“三面紅旗”的看法，即：是全面肯定，還是持懷疑態度。具體分歧有以下幾點：第壹，大饑荒產生的原因：是天災還是人禍？劉少奇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即主要是人禍。毛澤東有時也說過人禍，但他主要是指局部地區，即“三分之壹”地區。第二，對大饑荒的嚴重程度和對1958年以來形勢的估計。劉少奇對大饑荒的嚴重程度的估計遠重於毛。第三，對大饑荒責任的看法，劉少奇、彭真等，比較看重毛澤東的責任；而林彪、周恩來、陳伯達等，為毛澤東開脫和洗刷。

　　危難之中見真情。在毛澤東最困難的時候，誰支持他，誰反對他，他是會深深地記在心裡的。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再壹次看清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對四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依靠誰、打倒誰”心裡初步有了底。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在八大以後分第壹線和第二線，第壹線主持日常工作，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毛在第二線掌握大局。第壹線中的朱德年事已高，不管多少事。陳雲後來退出，第壹線只有劉、周、鄧三人。就大饑荒問題，第壹線和第二線出現了矛盾，七千人大會以後，矛盾加深了。中共主流史學家說七千人大會統壹了全黨的思想。實際上，這次會上，明顯地加深了中共高層的裂痕。2月7日散會，2月8日毛澤東就乘專列去武漢了。從這時起，劉少奇全面主持中央的黨政領導工作。自此以後直至“文革”發生，毛澤東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壹線的領導工作，但他在壹旁對劉少奇進行考察。

　　六，八屆十中全會

　　?七千人大會以後就是“西樓會議”。“西樓會議”是1962年2月2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址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西樓會議對形勢的估計比七千人大會更嚴峻。劉少奇說，七千人大會上“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壹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壹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後的3年情況不壹樣，是個不正常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 劉少奇說自己現在是“非常時期大總統”，說：“國民經濟到了這種狀況，在國外總統就要宣布廢除憲法所賦予的權利。”

　　3月16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專程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認為不能把形勢看得“壹團漆黑”，還說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議。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劉少奇在講話中認為“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壹種困難的形勢。”“基礎不鞏固，在困難情況下，政治形勢可能轉壞。”“現在的主要還是對困難估計不足。”對1958年以來困難估計嚴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紅旗”的重要根據。毛澤東對此憂心忡忡。“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到上海、山東、杭州、武漢等地，徵詢過壹些領導幹部的意見，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這些省委書記拿餓死人最多的1960年相比，當然要好壹些。毛澤東覺得省委書記是支持他的。

　　對形勢的估計不同，採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按照劉少奇“要退夠”的指導思想，根據陳雲的意見，採取了比較徹底的措施，即“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擺脫大躍進的思想束縛和十年經濟發展規劃原定的框框，爭取三到五年把國民經濟由大躍進的狀態調整到協調、持續、穩定的狀態。在“五月會議”上及其前後，鄧子恢曾在多種場合發表過支持包產到戶的講話。為了緩解飢餓，1961年，各地大面積推行包產到戶。1962年年中，全國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已超過總數的20％，安徽達80％，甘肅、浙江、四川壹帶地、縣超過70％。鄧小平說：“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採取各種辦法，安徽省的同志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壹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試試看。”包產到戶畢竟和共產黨的理想相悖，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使毛澤東憂慮的還有“翻案風”，其中主要是彭德懷翻案。“七千人大會”決定給這幾年被錯誤批判的黨員幹部甄別平反。但有壹個界限，對廬山會議上打成反黨集團的人不能平反。但彭德懷奮起為自己申辯。

　　1962年7月6日，毛澤東回到北京。田家英向毛陳述分田到戶和包產到戶的意見。田家英說完後，毛問他：“妳主張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個體經濟為主？這是妳個人的意見，還是別人的意見？”下午，陳雲立即拜見毛澤東，向毛闡述了分田到戶的意見。毛澤東聽後沒有表態，陳雲後來回憶說，談話以後，毛很生氣。

　　7月8日，毛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到菊香書屋開會，毛明確表示不贊成包產到戶、分田單幹。

　　7月10日，毛通知劉少奇見面。毛正在游泳。劉少奇趕到游泳池，毛澤東遊興正濃。劉少奇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就在池子裡發出質問：“妳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

　　劉少奇壹驚，似乎覺得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澤東上岸，坐到跟前才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的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妳講，沒有錯。”

　　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在內容！他們都找了妳，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壹片黑暗，妳急什麼？”

　　雙方顯然都有些動感情。毛長期淤積內心的不滿，傾泄而出。劉也壹吐為快：“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妳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妳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大躍進失敗以後，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認為，內憂已經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1962年2月，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了壹封信。這封信有五點內容：1）對外政策有必要採取和緩的方針，他不同意說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才有和平共處的世界和平；2）要儘可能避免中蘇關係公開破裂。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主動做好鞏固和加強中蘇友好同盟的工作；3）對美帝也應採取較為緩和的態度。要避免朝鮮式戰爭，不能因為別國提出要求，再派軍隊去那裡參戰；4）中國和印度的關係要打開目前的僵局，通過談判解決中印爭端；5）支援各國人民革命必須“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裝鬥爭不是爭取民族獨立的唯壹道路，不能公開號召別國人民起來革命，不干涉別國內政。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裁軍大會，中國派出了以茅盾為團長的代表團。代表團出發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團的活動方針，起草了代表團團長的講話稿。大會快結束時，有幾個非洲國家的代表團對中國代表團的表現和講話不滿意。毛澤東接到反映這個情況的電報後批評說：這樣做“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康生乘機到處說：中國代表團的錯誤是王稼祥的那封信引起的，並鼓動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壹到毛澤東那裡告王稼祥的狀。毛聽了劉寧壹的匯報後掰著手指頭說：“這是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要和，對蘇聯為首的修正主義要和，對以印度為首的各國反動派要和，這叫三和。對民族解放戰爭和革命運動的援助要少。”這就是“三和壹少”。

　　與此同時，有人把國內的壹些調整措施歸納為“三自壹包”（自由種植，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三自壹包” “三和壹少”統稱為資本主義復辟的總綱領。

　　“七千人大會”及這以後發生的種種事情，使毛澤東十分不快。他感到劉少奇主持下的中央，從經濟到政治，從內政到外交，都正在偏離他的路線。使毛澤東引以警惕的是，劉少奇講話中還流露出的壹股“秋後算賬”的意味。1962年3月17日，劉同羅瑞卿、王任重、謝富治等談公安工作，要求認真檢查、徹底揭露幾年來打死人，傷害群眾的情況。劉說：“今天不揭，明天還要揭；妳自己不揭，別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後下壹代也要揭”。劉的這番話會使毛聯想到赫魯夫對斯大林的清算。七千人大會以後，黨內對毛澤東的離心力和社會上歷來存在的潛流有合流之勢。毛澤東感覺到，他身邊有壹股強大的反對力量在聚集，壹股與他敵對的力量在聚集。壹貫奉行“鬥爭哲學”的毛澤東，隨時準備開展新的鬥爭。

　　他選擇了八屆十中全會這個機會。

　　八屆十中全會是在北京召開的。正式會議只開了4天（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但預備會開了29天（8月26日至9月23日），預備會之前還開了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7月25日至8月24日）。八屆十中全會的調子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定下來的。

　　7月25日開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原定討論農業、糧食、商業和國家支援農業問題。8月6日，毛澤東沒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他又在8月9日、11日、13日、15日、17日、20日的六次中心小組會上多次插話，繼續講他的觀點。會議主題就轉為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

　　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說：“有的同志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8月5日）“現在有壹部分同志把形勢看成壹片黑暗了，沒有好多光明了，引得壹些同志思想混亂、喪失前途、喪失信心了。”（8月6日）“1960年下半年以來，大家只講黑暗，不講光明，已經兩年了。”“說壓力，那妳先壓我嘛！妳壓了我幾年了嘛！妳們講黑暗講了幾年了嘛！越講越沒有前途了。說集體化沒有優越性，這不是壓我？壓力總是有的。”（8月9日）“現在不贊成總路線、三面紅旗的人，把形勢說得壹片黑暗。”（8月11日）“有那麼壹些人，沒有幹勁了，怎麼辦？他們鼓單幹之勁，鼓黑暗之勁，鼓講缺點錯誤之勁。講光明、講成績、講集體經濟，他們就沒勁了，怎麼辦？”（8月15日）“講困難、講黑暗已經兩年多了，講光明不合法了。”（8月20日）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引出了壹些人的追隨。劉少奇也不得不對“五月會議”進行解釋和自我批評。

　　這次會上對“單幹風”的批判是很嚴厲的。8月5日毛澤東說：“壹搞包產到戶，壹搞單幹，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8月6日，毛澤東講話強調：“是到社會主義，還是到資本主義？農村合作化還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8月9日，毛澤東插話說：“單幹從何而來？在我們黨內有相當數量的小資產階級成分，包括許多農民，其中大部分是貧農和下中農，有壹部分富裕中農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農，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識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或者是資產階級子弟。另外還有封建官僚反動階級出身的。黨內有些人變壞了，貪污腐化，討小老婆，搞單幹，招牌還是共產黨，而且是支部書記。這些人很明顯，把群眾當奴隸。有些同志馬克思主義化了，化的程度不壹樣，有的化得不夠。我們黨內有相當多的同志，對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精神準備。”8月12日，毛澤東在壹個文件批示上嚴厲批評了鄧子恢：“動搖了，對形勢看法幾乎是壹片黑暗，對包產到戶大力提倡。”“他沒有聯繫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還是站在壹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立場上，因而犯了反對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經濟的錯誤。”壹些高級領導人也揭發批判了鄧子恢。隨後，撤銷了鄧子恢擔任部長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給了他壹個“國家計委副主任”的虛職。

　　批判“翻案風”的重點是彭德懷。

　　1962年1月27日，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說： “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壹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個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德懷同志想篡黨，這就是廬山會議要展開那場鬥爭的根本原因。”彭德懷沒有能夠參加七千人大會，他得悉劉少奇的講話後大哭壹場。1962年6月16日，彭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遞送壹封長信（即“八萬言書”），詳述了自己的歷史，請求中共中央全面審查，並特別申明，他在黨內從未組織過什麼“反黨小集團”，也沒有“裡通外國”的問題。8月22日，在北戴河會議結束前兩天，彭德懷再次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信，重申不存在反黨小集團篡黨和同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的問題。彭德懷兩次上書，被認為是向黨新的進攻。8月5日，毛澤東說：“59年反右傾鬥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傾不能壹風吹。”9月1日，毛又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彭德懷寫信，把過去說的統統推翻。”9月3日，在八屆十中全會的預備會上，毛澤東召開小範圍會議，布置把彭德懷的兩封信拿到各小組會上討論，壹直到全會結束，小組發言，大會發言，都有批判彭德懷的內容。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譚政、鄧華、甘泗泣、洪學智也都受到批判，他們都被迫作了檢討。中共中央決定組織專案組，審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三人，這個專案組以賀龍為主任。

　　在批判彭德懷翻案風的過程中，同時圍繞小說《劉志丹》批判了習仲勛等人。劉志丹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壹。有了這塊根據地，紅軍長徵才有了落腳點。創建這塊根據地並能活到中共執政的有高崗、習仲勛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劉少奇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的新秩序”，毛澤東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拋棄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高崗站在毛澤東這壹邊，積極搞農業集體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準備作為接班人取代劉少奇。毛私下同高崗談了不少對劉少奇不滿的話。因此高崗反對劉少奇，並把毛和他談的壹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當時力量對比下，高崗沒有斗過劉少奇，也使毛被動。1954年，毛就把高崗拋了出來作為替罪羊，而且把和高崗和饒漱石捆在壹起稱為“高饒反黨集團”。高崗憤而自殺身死。《劉志丹》的作者是劉志丹弟弟劉景范的夫人李建彤，1962年夏，小說第五稿印成樣書送審。時任雲南省委第壹書記、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幹部閻紅彥看到樣書後不同意發表，壹面打電話讓《工人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停止連載，壹面告訴康生。康生看後說這部小說“帶有政治傾向性問題”，要求中共中央書記處處理。9月8日，在西南組會上，閻紅彥首先提出《劉志丹》問題，他說：在當前形勢下，各路人馬都藉機出動鬧翻案，小說《劉志丹》是習仲勛同志主持寫的，“是利用劉志丹來宣傳高崗”。康生接著提出：“現在的中心問題，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他們的發言在“總72號”簡報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轟動。批判“翻案風”又多了壹個靶子。在批判“翻案風”時，把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幾位陝北根據地的幹部打成了“反黨集團”。9月24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時，康生遞了壹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壹大發明。”毛澤東念了這個條子，並且說：“凡要推翻壹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9月27日，全會決定成立審查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等人的專案審查委員會，以康生為主任。

　　按照馬克思主義原理，階級本來是經濟範疇，即在人們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係中，才能說明階級的存在。到1957年，中國土地改革已經完成，農村地主、富農的土地已經被剝奪，工商業已經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再根據什麼來劃分階級呢？1958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說：“消滅階級有兩種，壹種是作為經濟上的剝削階級容易消滅，現在我可以說已經消滅了；另壹種是政治上思想上的階級，不容易消滅，還沒有消滅，這是去年整風才發現的。”“政治思想上的階級”，這是壹種危險的、有害的提法。但是，中央黨校哲學教授艾思奇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

　　北戴河會議最為關鍵的是毛澤東講階級鬥爭。他在會上關於階級鬥爭壹系列的講話，最後通過八屆十中全會公報表述如下：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死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壹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壹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壹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的了的壹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的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種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

　　毛澤東還說：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壹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大饑荒無疑使毛澤東的權威受到影響，也使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面臨危機。七千人大會上毛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經過兩年的醞釀，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祭起階級鬥爭這個法寶，扭轉了政治形勢。

　　毛的關於階級鬥爭壹系列的講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芻型，即無產階級文化在革命理論的芻型。

　　壹旦吹響了階級鬥爭的號角，各級黨組織都把抓階級鬥爭當作頭等大事，他們以階級鬥爭的眼光，尋覓“階級鬥爭的新動力向”。下級將這些“新動向”向上級匯報，上級又將這些“新動向”向下級通報。各種報刊和各級會議，都大造階級鬥爭的輿論。階級鬥爭的氣氛越來越濃。於是，壹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開始了，這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稱“四清運動”。

　　七，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大饑荒剛結束時的“整風整社”運動是“四清”運動的前奏。各省的“整風整社”是以“六級幹部會”的形式開展的。1960年3月23日和30日，中央先後發出《關於山東六級幹部大會情況的批示》、《關於反對官僚主義指示》以後，全國已有壹部分地區在農村中初步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 1960年5月21日，廣東省委第壹書記陶鑄提供的廣東“三反”的經驗是：運動的對象是農村基層幹部；運動的重點是清理賬目、幹部退賠；鬥爭的指導思想是以黨的階級路線來開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幹部，等。陶鑄的報告獲得毛澤東賞識，1960年6月14日，毛在批示中說“廣東省委提出的問題和對這個問題的處理辦法是正確的，可供各地參考”。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著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為三類，問題最嚴重的為三類。三類社有多少？毛澤東有時說有20%，但更多的時候說“有三分之壹”。毛澤東在1960年就有這種“三分之壹”的判斷。1960年11月15日，他在壹個報告上批示：“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壹段時間大講三分之壹的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他沒有從制度上尋找大饑荒的原因，卻認為大饑荒的責任是“國民黨殘餘”奪取了部分權力。他要通過階級鬥爭的辦法把權力從“國民黨殘餘”的手中奪過來。

　　“整風整社”中揭發出來的事情是駭人聽聞的。中國農村的基層幹部中，的確有壹批流氓地痞，他們藉助國家政權，狐假虎威，欺壓百姓。但其中多數人是在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才傷害了農民。有些人在執行中過激了些，對農民造成了更嚴重的傷害。這中間雖然有幹部素質低下的原因，從根本上還是制度原因。但是，毛澤東等用階級鬥爭的思維來分析，認為幹壞事的都是階級敵人，而這些階級敵人又是前政權（國民黨政府）的殘餘分子。為什麼殘餘分子還存在？因為民主革命不徹底。所以，“整風整社”實際就是“民主革命補課”。這樣，就把大饑荒的責任推到已經失去大陸政權的國民黨身上了。

　　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整風整社”的典型。這裡運動進展的情況及時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中共中央在壹個介紹通海口這個案例文件中說，省委組織的工作隊於1960年12月20日進村。工作隊壹進村，就像土改時壹樣，採取依靠貧農、紮根串連的辦法，組織壹支純潔的貧農隊伍。生產隊成立貧農代表會，小隊成立貧農小組，讓他們起來和“五風”作鬥爭。運動中揭露出了幹部腐敗和專橫的大量事例。由於幹部的種種惡行，社員把幹部稱之為“土皇帝”、“活閻王”、“新惡霸”、“新地主”、“新保長”。

　　黑龍江省的向陽川人民公社是另壹個“整風整社”的典型。

　　黑龍江省合江地區富錦縣（80年代劃歸佳木斯市，90年代縣改市，由省直轄）向陽川人民公社是有名的“糧食囤”，地多，地肥，人強，馬壯。但是，大饑荒那幾年，耕畜大量死亡，生產急劇下降，群眾生活水平急劇惡化。對不聽話的社員，百般打擊陷害，有多名社員被幹部逼得自殺身亡。在社員吃不飽的情況下，幹部大吃大喝。1960年10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錦縣委聯合組織了工作組，到向陽川人民公社進行“整風整社”試點。工作組進入公社後，召開貧下中農座談會，讓大家對幹部問題進行大鳴大放。根據大鳴大放揭露出來的問題，對幹部普遍進行“五查”：查家庭出身，查個人歷史，查社會關係，查行動表現。工作組認為，“這是壹個被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三類社。”接著，像當年鬥爭地主壹樣鬥爭壞幹部。最後把“印把子”從敵人手中奪回來了，交給了真的貧下中農。

　　整風整社對農村幹部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洗。河北省在1960年冬至1961年春的整風整社運動中，共揭發出各種犯錯誤幹部174757人，占幹部總數的13.9％，預計處理37412名，占幹部總數的2.98％。 在運動中，在“把壹些‘五風’嚴重的社隊看成地富反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或死官僚主義分子奪了權，把犯‘五風’錯誤的幹部，當成地富反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進行了批判鬥爭，並把這些幹部集中到縣社進行’訓練’，實際是批判。據1961年4月中旬的不完全統計，全省共‘集訓’了6763名”。

　　據本書作者參加“四清”運動的經歷，無論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還是黑龍江的向陽川人民公社，1961年整風整社的做法、用語和“四清工作隊”基本壹樣。所發生的故事和“四清”時基本壹樣。《桃園經驗》、《小站報告》中的訪貧問苦、紮根串連的方式，揪出壹個個“反革命集團”的做法，在1961年的“整風整社”中就有了。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重點討論了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問題。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為主要內容，簡稱“四清”。

　　為了指導農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後制定了三個文件：1963年5月的《關於目前農村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1963年9月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壹些具體政策規定（草案）》（簡稱《後十條》），1965年初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壹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這三個文件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壹個比壹個嚴峻。《二十三條》又將“四清”的內容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比原來的範圍更廣，層次更高，在城鄉同時進行。

　　《後十條》是在《前十條》的基礎上修訂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劉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強調整個運動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組領導，把基層幹部撇在壹邊，由工作組對他們進行清理。在全國各地都派出了龐大的“四清”工作隊伍。在校的大學生和部分軍隊幹部都進入了“四清”工作隊。當時我也作為北京市委工作隊的壹員，赴延慶縣大柏老公社團山大隊搞了8個月的“四清”。我參加“四清”時，《二十三條》已下達，這個文件強調“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下鄉以前先接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教育，使得我們每壹個人“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很緊”，總想在村里查出壹個“反革命集團”，設想村支部書記是壹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整了很老實的黨支部書記李自旺。

　　研究“四清”運動，不能忽視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原來定為壹類隊（即最好的隊）。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這個大隊“蹲點”搞“四清”。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任“四清”工作隊副隊長（隊長為肖風，曾是新華社記者，此時是河北省委副秘書長）。他們進村時，不是採用毛澤東壹貫提倡的“開調查會”的方式，而是像進了敵占區搞秘密活動壹樣，紮根串聯，訪貧問苦。通過五個月的“蹲點”，她發現桃園黨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是壹個反革命兩面政權”，黨支部書記吳臣是壹個“鑽進黨內的壞分子”，“國民黨分子”。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開的壹次會上講了她在桃園搞“四清”的經驗，受到壹些人的稱讚。

　　毛澤東在“大躍進”中受挫，劉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勢，他過於樂觀地估計了形勢，有時忘乎所以。王光美在河北省作了“桃園經驗”的報告後，1964年6月到8月，劉少奇帶她到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廣東、雲南等省作“桃園經驗”的報告，親自為王光美站台。此外，還有不少地方聽了她的報告錄音。8月1日，劉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對中央黨、政、軍機關的負責幹部作了壹個報告。這次報告給他帶來了無窮的後患。參加會議的歷史學家李新記述了當時的情景：在劉少奇沒有登場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都到了。全場鴉雀無聲，．．．．．壹會兒，周總理引著劉少奇走到台中央”，“劉少奇開始講了，雖然桌上分明有擴音器，但他並未坐下來，而是背著雙手，在台上走來走去地講。劉在講了壹通幹部蹲點的必要性、重要性後，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學習，他說：‘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發現了許多新問題嗎？她還寫出東西來了，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我看大家還是下去吧，趕快下去吧！’說到這兒，劉看了周總理壹下，然後又對大家說：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去！他的講話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寫道：退出會場時，他就聽到有人議論說：“這是幹什麼？這不是‘聽訓’嗎”？”“走出大會堂，在下台階時，我前面有兩三個軍隊幹部在罵娘，罵得很難聽，特別是罵劉少奇不該親自出面來吹捧‘婆娘’。當我走近時，他們都回過頭來看，原來都是熟人，彼此相視壹笑。”劉少奇在講話中不僅吹捧王光美，還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王力在他的回憶中有記述：“他說對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條主義，調查會方式過時了，不蹲點就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進書記處、政治局．彭真要轉發這個報告，要陳伯達同我把這個報告整理壹下。我們把不合適的地方整掉了。後來突然少奇同志說這個報告不發了，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在毛主席處開會，毛主席強調王光美的報告不發了。當時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說李雪峰不贊成這個報告。毛主席還說白區是有人才的，白區工作正確的代表是李雪峰。”“本來桃園經驗（王光美報告）毛主席已批轉，要發下去的。可是劉少奇8月1日作報告後，江青到毛主席那裡哭，說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現在妳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

　　9月1日，在劉少奇的推動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轉轉發了“桃園經驗”，轉按語中，強調“桃園經驗”的“普遍意義”。

　　10月12日，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了《批轉李雪峰同志給劉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對右傾”的意見，強調要及時提出反對“怕左不怕右、寧右勿左”的問題，並提出了對已經“爛掉了”的地委、縣委、區委、公社、大隊和廠礦企業及其它機構，應當進行“奪權”鬥爭。

　　10月24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問題的指示》轉發了天津市委的《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小站“四清”工作組是陳伯達領導的，參加這個工作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紀等高級幹部。這個報告說天津南郊小站地區的政權是由“三個反革命集團”建立的“反革命兩面政權”。劉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奪權”經驗。

　　11月12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在問題嚴重的地區由貧協行使權力的批示》，這個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拋開原來的領導班子由“貧農、下中農協會”（簡稱“貧協”）來實行領導。等等。

　　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中，以轉發《桃園經驗》和《小站報告》影響最大。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使“四清”運動向左傾錯誤發展，搞出了很多冤假錯案。

　　1964年8月24日，劉少奇在昆明給雲南、貴州兩省地、市、州委書記作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報告，王光美也在這裡作了關於“桃園經驗”的報告。劉少奇在昆明的報告中，點名批評了貴州省委第壹書記周林。1964年10月改組了貴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壹書記、錢瑛代理第二書記。去昆明開會的貴州領導們帶回兩個文件：劉少奇的講話和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從10月開始的兩個月的時間裡，在全省的省、地，州、市、縣開展了“奪權鬥爭”，從省委到地、縣委，到所有相當於縣級的機關、單位的領導班子“壹鍋端”，壹律奪權”。貴州的大批幹部有的停職，革職，有的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有的關進監牢。

　　四清工作是劉少奇掛帥的。在他掛帥的這場運動中，共逼死幹部群眾77560人，在城鄉共整了5327350人，清查出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5760個，組織結論中定為敵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558220人。十壹屆三中全會以後複查證明，其中大多數是冤假錯案。

　　這大概就是毛澤東在1966年8月5日《我的壹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中說的“1964的形左實右”的來由。

　　但是，從王光美35年以後的著文說，這些不全是劉少奇的錯，毛澤東也脫不了干係。1963年11月，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桃園大隊蹲點五個月。王光美每回京壹次都向毛澤東匯報壹次，毛不止壹次地提示：“根子在上邊。”王光美並不理解這句話的含義。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頭匯報了“四清”工作的情況，整理出來後即《桃園經驗》。毛澤東看了《桃園經驗》很欣賞，將這份報告批轉全國，以示推廣，還讓劉少奇根據桃園經驗修改《前十條》。

　　王光美在她的書裡只講毛澤東很欣賞《桃園經驗》，沒有說首先是劉少奇很欣賞《桃園經驗》。1964年8月19日，劉少奇親自致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信中說：“王光美同志的這個報告，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工作隊的同志們。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記錄稿上修改了兩次，我也看了並修改壹次，現在中央擬了壹個批語，請中央審閱，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發出。”由於是推薦自己夫人的報告，劉少奇這封信先是抬出“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後面又不倫不類地壹連用四個“中央”，看來措辭很艱難。毛澤東8月27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發到會各同志討論壹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

　　1963年春夏之後，全國必的大饑荒已經結束，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好轉。現在該是搞階級鬥爭的大好時機了。抓階級鬥爭正是共產黨幹部的強項，面對“大有作為”的時機，他們壹個個摩拳擦掌，心情亢奮。於是，四清運動在全國迅速鋪開。在《二十三條》制訂以前，劉少奇是全國“四清”運動的總指揮。隨著《二十三條》的制訂，劉少奇就失去了全盤指揮“四清”的權力。

　　廣大農民，對大饑荒時期基層幹部不顧人民死活的行為深惡痛絕。他們強烈要求罷免和懲處那些作風惡劣、多吃多占、打罵社員、逼死人命的幹部。“四清”運動給了農民這個機會。

　　在“四清”中，為了啟發農民階級覺悟，在社員中開展憶苦思甜活動。憶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可是，社員不憶舊社會的苦，而是憶“大饑荒”的種種苦難,說幹部如何打他們，說家裡人是怎麼餓死的，說著說著就泣不成聲。在這時，如果原來的幹部在場，只要有壹個社員喊壹聲他的名字，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腳踢，誰也制止之不了。農村幹部恐慌、絕望，有人自殺。據青海省湟中縣公安局事後統計，全縣在開展“四清”運動中，有349名幹部自殺。到1966年上半年，青海省在13個縣開展的“四清”運動中，有1700多名幹部自殺。

　　毛和劉都主張搞階級鬥爭。不過，劉的階級鬥爭的矛頭主要指向基層，毛的階級鬥爭矛頭主要指向當權者。因為當權者能左右中國的政治方向。

　　隨著“四清”運動的深入，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終於爆發。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開了討論“四清”的工作會議，制定《二十三條》。在會議期間的12月20日下午，在人大會堂河北廳召開的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就四清運動的性質和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爭論。王光美、劉源的書中介紹了這場爭論：

　　劉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織在壹起”。

　　毛澤東說：地富是後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妳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就是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

　　劉少奇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叉在壹起，很複雜，還是壹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

　　毛澤東激動地說：“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麼‘四清’‘四不清’運動，什麼多種矛盾交叉的運動，哪有那麼多交叉？所謂‘四清’、‘四不清’，什麼社會裡都能整；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都能用。沒能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麼主義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堅持己見，請教式地問：“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要消亡了，怎麼可能有什麼派？壹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

　　劉少奇不再問了。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點誰的名，誰就要被打倒。

　　《毛澤東年譜》記錄了１２月２０日下午的這場爭論。劉少奇說：“陶鑄同志提出農村當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農民階層跟廣大群眾、貧下中農的矛盾。是這樣提，還是說原來的地富反壞跟蛻化變質的有嚴重問題的壞幹部結合起來跟群眾的矛盾？”毛澤東回答：“地富反壞是後台老板，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農村的中心問題是這壹批幹部，騎在農民頭上，農民也不好混，窮得要死。地主、富農已經搞臭過壹次了，至於當權派，從來沒有搞臭過，他們又是共產黨，上面又聽他們的。就是要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整那個支部，整那個公社黨委，中心問題是整黨，不整黨沒有希望。”毛引杜甫詩“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說：“就是要搞那個兒大的。”李葆華問：“矛盾的性質是什麼？”劉少奇說：“人民內部矛盾和亂我矛盾交叉在壹起。”毛說：“什麼性質？反社會主義性質就行了。”

　　毛澤東對這次爭論十分在意。幾天以後的12月26日，是他的71歲生日，他在人民大會堂118廳用自己的稿費擺了幾桌菜。毛澤東和幾位勞動模範及科學家在壹桌，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在另壹桌。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通常是談笑風生的，這次卻壹臉嚴肅。毛澤東說：不能光吃飯，還要講話呀！有些人壹摸到壹點東就翹尾巴，這不好。摸到壹點不要翹，摸到兩點三點也不要翹。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剛開始，有人翹了尾巴怎麼樣呢？我沒的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錯了，大家批評。在晚餐上，毛澤東批評社教運動中的壹些認識和提法，說什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指責中央有人搞獨立王；還談到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顯然，毛說“翹尾巴”是指王光美；說他“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是指劉少奇。

　　12月27日下午，毛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在陳伯達的發言中插話說：“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壹個是社會主義派，壹個是資本主義派。”董必武談到文件規定縣級以上的幹部定期調換好，過去封建王朝三年壹換時，毛說：“現在十五年了，成了獨立王國。北京，我說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兩個獨立王國，妳們去猜，我不講了。”

　　12月28日下午，在羅瑞卿、陳毅、謝富治發言後，毛澤東到會作了長篇講話。他強調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會前，他要來了《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當眾讀了憲法和黨章中有關條文，說：“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如果算的話，那末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許人家講幾句話？”會前，鄧小平以為是中央書記處召集的壹般匯報會，就對毛說：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參加。毛澤東認為，鄧小平不讓他開會，劉少奇不讓他講話，剝奪了黨章、憲法給他的權利。劉少奇不讓他講話是怎麼回事？陳伯達晚年向他兒子陳曉農談了當時的情況：

　　那次中央會議上，有壹天毛主席發言，剛講了不多幾句，劉少奇就插話。插話說幾句不就行了麼，總還要讓人家講完嘛。可劉少奇卻自己壹直說了下去。毛主席就沒有機會再講。第二天開會，毛主席就拿來了黨章，說黨章規定，黨員在黨的會議上有發言權。參加會議的人壹聽就明白他是說劉少奇不讓他發言。

　　劉少奇的這種做法令人不解：壹把手講話被第二把手打斷了，不給壹把手繼續講完的時間，即使壹般單位也是不正常的。

　　１２月２８日，中央工作會議閉會了，與會的省委書記都陸續返回了。據陶鑄夫人曾志回憶，這次會議，毛澤東沒有出面就結束了。會後江青請曾志在人大會堂小禮堂看《紅燈記》，開演前，在休息室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問陶鑄：“妳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有參加呢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然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些話的嘛！”毛又問陶鑄：“妳們開會的人是不是都已經走了？”陶鑄說：“有的走了。”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省委書記們又都被召了回來，中央工作會議又在１９６５年元旦以後繼續開。

　　毛澤東說劉少奇在他頭上拉屎，不僅是這壹次。1961年３月，毛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南局、西南局、華東局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初稿，他讓人打電話叫劉少奇到廣州。北京回答：少奇同志正在主持西北、東北、華北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工作會議，能不能晚兩天來？毛聽了大發脾氣，寫了壹個條子給陶鑄，讓陶鑄到北京把劉少奇叫來。省委辦公廳主任吳南生趕緊為陶鑄準備專機，但是，這邊專機剛準備好，北京的專機來了，劉少奇不請自來了。吳南生好生奇怪。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後，吳南生調出毛給陶鑄的那個條子，只見上面寫著：“是哪個皇帝騎在我頭上拉屎，現任命陶鑄為特命全權大使到北京接駕。”可能是陶鑄看到條子給鄧小平打了電話，說主席生氣了，少奇同志趕快來吧。劉少奇就立即來到了廣州。這張條子當時在中南局檔案館，後移存中央檔案館。

　　王光美、劉源的書中寫道：“毛澤東不能容忍對他的權威哪怕最輕微的挑戰，平等的討論意味著蔑視他的權威，稍受頂撞，便勃然大怒。他對劉少奇說：‘妳有什麼了不起，我動壹個小指頭就可以把妳打倒！’”

　　毛澤東在1970年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他是1965年1月討論“二十三條”的時候確定要打倒劉少奇的。

　　1967年1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壹個外國黨負責人談話中說：“我們黨內有黨，這點妳們過去不知道。表面上壹團和氣，實際上是斗得很厲害。”“沒有這場文化大革命，我們毫無辦法。講了多年了，雖然我的名聲很大，但他們還是那麼搞法。”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同外賓的壹次談話說： 過去我們“搞了壹些在文化界的鬥爭，在農村的鬥爭，在工廠的鬥爭，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就沒有找到壹種形式，壹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露我們的黑暗面。”什麼形式呢？就是廣泛發動群眾開展全面的階級鬥爭。

　　1965年１月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二十三條”以後，毛澤東對怎樣具體推進四清運動很少再談。他認為四清運動不足以解決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1965年５月，毛澤東重新登上井崗山，寫下了壹首《念奴嬌．井崗山》詞：“猶憶當時烽火起，九死壹生如昨。獨有豪情，天際懸明月，風雷磅礴。壹聲雞唱，萬怪煙消雲落。”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壹書記張平化要向他匯報湖南社教運動的情況。毛說：“不用匯報了，情況我都知道。現在看來，光搞社教運動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他心中正在醞釀著壹場氣勢磅礴的“風雷”，以便“壹聲雞唱，萬怪煙消雲落。”

　　1966年5月16日以後，文化大革命開始，“四清”納入文化大革命之中。由於北京市委已被定為“黑市委”，以它的名義派出的“四清”工作組立即撤出。“四清”被納入文化大革命之中。我們參加工作隊的大學生也撤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

　　四清運動表現了毛、劉的政見分歧，激化了毛、劉之間的矛盾。而北京大學四清的反反覆覆，最終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壹個誘發點。這以後再談。

　　八，中蘇論戰：反修防修的思想動員

　　在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的同時，開展了對“修正主義”的批判。

　　“修正主義”最早產生於19世紀九十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愛德華·伯恩施坦是當時的代表人物。伯恩施坦是恩格斯的遺囑執行人之壹。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後，伯恩施坦根據馬、恩以後的新情況，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伯恩施坦著有《社會民主黨內的修正主義》壹書，他認為修正主義是“對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或者它的解釋進行批評”的思想觀點。這說明當時“修正主義”並沒有貶義。此後，持這種思想的“第二國際”批評俄國的十月革命，批評十月革命建立的制度。因此，“第二國際”就受到列寧的批判，從列寧開始，“修正主義”就成了貶義詞。

　　中共批判修正主義應當發端於1956年。

　　1956年，中國面臨壹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經濟上的階級消滅以後，還要不要搞階級鬥爭？對這個問題斯大林有現成的答案。

　　1936年，蘇共對形勢的估計是：“資本主義成分已經完全消滅，社會主義體系已在國民經濟壹切部門獲得了勝利。·····人剝削人的現象已經被永遠剷除。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已在國民經濟呼部門確立起來。”因此，斯大林宣布，剝削階級已經消滅，“蘇維埃社會是由工人和農民兩個友好的階級組成”。

　　1956年的中國和1936年的蘇聯情況壹樣：社會主義公有製取得了全面勝利。從階級這個概念的本來含義來說，階級已經消滅了。能不能用斯大林的答案解決中國的問題？

　　毛澤東在這壹點上有創造性地發展。雖然公有製取得了全面勝利，但毛不承認消滅階級，還認為有階級鬥爭。經濟上的階級消滅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階級還沒有消滅。1957年的反右鬥爭，就是對政治上、思想上的階級敵人的鬥爭。毛的這些想法逐漸形成了壹套理論。這套理論1964年基本成型，這就是艾思奇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階段”（也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里程碑），這套理論後來發展為文化大革命的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是產生於批判修正主義、是用來反對修正主義的。文革中把劉少奇說成“中國的赫魯曉夫”，正是批判修正主義應有之義。

　　1956年２月，蘇共召開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會議閉幕的前壹天，僅向蘇共代表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全面揭露了斯大林的錯誤。3月中旬，毛澤東認為，這個報告“至少可以指出兩點，壹是揭了蓋子，壹是捅了漏子。壹方面，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壹切都正確，這就破除了迷信，不要再硬搬蘇聯的壹切了，有利於反對教條主義。另壹方面，秘密報告無論從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主要是不恰當地全盤否定斯大林。”也有研究者認為，對赫魯曉夫的這個報告，毛澤東壹則以喜，壹則以憂。喜的是推倒了壓在他頭上的斯大林，提高了他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憂的是批判斯大林也會危及他毛澤東，因為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審閱和修改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討論通過的編輯部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文章對斯大林的功績作了充分的肯定，對斯大林的後期錯誤進行了分析。蘇共20大以後，發生了波茲南事件、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認為，這些危及社會主義制度的事件，是因全面否定斯大林引起的。1956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再認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強調“對斯大林的錯誤應該批評，但必須在肯定和維護他正確方面的前題下進行。”1957年２月毛澤東所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明確提出了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

　　1960年4月，為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中共中央組織撰寫、發表了三篇文章，即《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沿著偉大的列寧的道路前進》和中宣部長陸定壹在紀念大會上的報告《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這三篇文章系統闡述了中共中央對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社會主義革命、戰爭與和平、帝國主義本性等壹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的看法。5月下旬，毛澤東又分別與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和丹麥共產黨主席耶斯佩森談話，正式表明中共不贊成和平共處、和平過渡，指責蘇聯和東歐各黨放棄了階級觀點，甚至點名批評赫魯曉夫。

　　對蘇共和赫魯曉夫的激烈批評，不可能不引起回應。1960年6月24日，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會談。彭真率中共代表團參加了會談。會談前夕，蘇共代表團突然散發蘇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書，直接批評中共。在會議中，赫魯曉夫又帶頭批評中國黨的方針政策。從此，中共中央的反修鬥爭態度更加堅決。1961年１０月，蘇聯共產黨舉行第２２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蘇共綱領”。這個綱領全面、系統地提出了“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等壹系列理論和政策。赫魯曉夫在主題報告中還公開批評不贊成蘇共觀點的阿爾巴尼亞，影射中共。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提前回國以示抗議。周率代表團專門到斯大林墓獻了花圈。中共中央認為，1961年蘇共中央提出的蘇共綱領草案和通過這個草案的蘇共22大，是“現代修正主義“觀點系統化標誌。蘇聯共產黨已經被修正主義分子篡了權，蘇聯這個國家已經被修正主義者改變了顏色。

　　在毛澤東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以後，“修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資本主義復辟”是相通的概念。毛澤東曾說彭德懷是修正主義者，以後又把這頂帽子扣在劉少奇頭上。自20世紀60年代初起，毛澤東把“反修防修”作為壹項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務。

　　為了打好“反修”這壹仗，中共中央組織了壹個“中央反修領導小組”，由總書記鄧小平任組長，組員有康生、吳冷西、姚臻、熊復、王力、范若愚、吳江、崔琦。這個小組的任務就是寫反修文章。從1963年9月６日發表的《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同來和發展》開始，到1964年７月１４日發表《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為止，共發表了9篇長文，合稱“九評”。每壹篇文章先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顯著位置上發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又以激揚高昂的戰鬥音調壹遍又壹遍地向全國廣播。

　　對《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壹文，毛澤東親自改寫了壹大段話，揭露蘇聯的“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職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毛修改的這壹段論述，不僅批評蘇聯，也表現出他對中國的現實的憂慮。

　　?“九評”沖淡了大饑荒在中國人心中的記憶，也迎合了中國人虛妄的民族主義情緒。當時，我們這些青年學生，聽到廣播電台對“蘇修”慷慨激昂地斥責時，油然生起壹種快感。

　　現在回過頭來看，“九評”把反修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把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和路線推到了極左。正是毛及其同事們堅持的斯大林主義，把中國推進了死胡同，導致了“文革”這場大災難。

　　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後，毛澤東逐漸產生了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野心。他壹方面停止了原來承諾的新民主主義，加快了向社會主義前進的步伐，壹方面經濟建設上搞“大躍進”，企圖趕超蘇聯。大躍進失敗後，他還不甘心。毛澤東審閱過的、發表於1964年２月４日《人民日報》的《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蘇共中央公開信》指出：“蘇共領導走上了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道路以後，他們當然也就喪失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為首’的地位。”“……恩格斯和列寧所說的這種前列的地位，也不是長期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條件的變化而轉移的。”毛澤東審閱過的、發表於1967年11月６日《人民日報》的《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更明確指出：“……２０世紀初葉，革命中心轉到了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隨後，世界的革命中心又逐步轉到了中國，產生了毛澤東思想。”　要把中國打造成世界的革命中心，要當國際共運的領袖，就必須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使中國成為“純潔”的社會主義樣板。這正是文化大革命要做的事。

　　九，舉國進行革命大批判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會說：“凡是要推翻壹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先要搞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無論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識形態。” 1963年10月26日，周揚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壹次會議上作了《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的報告，系統地提出了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任務。

　　1964年７月，中央成立了壹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負責領導在文化學術領域搞批判的事。組長為彭真，副組長為陸定壹，成員有康生、周揚、吳冷西。做具體工作的還有胡繩、姚臻、范若愚等。開始批判周谷城、陽翰笙，後來批判到楊獻珍。再後來批判翦伯贊和吳晗。

　　在中共中央的號召下，各級黨委、各個部門，更加強調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各行各業都開展革命大批判。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報紙、廣播、會議、課堂，都充滿著大批判的火藥味。

　　在哲學界，批判中共中央高級黨校（今稱中央黨校）副校長楊獻珍的“合二而壹”的觀點。1963年11月，楊獻珍在印發給黨校學員的壹個教學資料中寫道：“對立統壹，壹分為二、合二而壹，是壹個意思。”1964年４月，楊獻珍在給黨校新疆班學員講課中也提到“合二而壹”，認為可以用“壹分為二”來表達統壹物的兩部分，也可以用“合二而壹”來表達“統壹物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中央黨校兩位教員據楊獻珍的思想寫了題為《“壹分為二”與“合二而壹”》的文章，在５月２９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了。發表後在學術界引起爭議。此事傳到毛澤東那裡，毛當即表示：“合二而壹”是矛盾調和論。1964年6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說，“壹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而壹”恐怕是修正主義，階級調和吧！得知毛澤東的態度以後，康生讓《光明日報》先發表幾篇贊成“合二而壹”或雖然不贊成但參與學術討論的文章，接著組織文章批判、反擊。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康生修改的署名文章《就“合二而壹”問題同楊獻珍同志商榷》，直接點名批判楊獻珍。在這以後，《光明日報》、《紅旗》雜誌、《人民日報》以及各家報刊相繼發表了大量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壹”的文章。據統計，到1964年底，在半年多時間內，各地主要報刊發表批判文章達500多篇。1965年３月，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委會給中央上報了《關於楊獻珍問題的報告》，說楊獻珍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是彭德懷的壹伙，是小赫魯曉夫。”說楊獻珍“有計劃、有組織地向黨發起了進攻。”不久，中共中央撤銷了楊獻珍副校長的職務。這壹事件，使楊獻珍在文革中被送監獄達八年之久，兩人（孫定國、黎明）被迫自殺，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受批判者150多人，社會上受牽連的人無法統計。

　　在經濟學界，開展了對經濟學家孫冶方的批判。孫冶方通過總結大躍進失敗的教訓，分析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政策中的問題。強調企業要搞好經濟核算，要重視利潤。提出了企業要以經濟效果為中心等壹系列看法。他的這些看法都被當作修正主義來批判。

　　在歷史學界，開展了對北京大學教授、歷史學家翦伯贊的批判。重點批判他的“歷史主義”和“讓步政策”。“歷史主義”是指研究歷史的方法，翦伯贊反對片面強調“以論帶史”的提法，主張歷史研究要在大量史料基礎上得出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結論。批判者認為“歷史主義”是資產階級的；認為“讓步政策”“根本上歪曲了毛主席關於中國農民戰爭歷史作用的理論。” 什麼是讓步政策呢？早在1951年2月，翦伯贊在《學習》雜誌上發表《論中國古代的農民戰爭》，指出：“在每壹次大暴動之後，新的統治者，為了恢復封建秩序，必須對農民作某種程度的讓步，這就是說，必須或多或少減輕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這樣就減輕了封建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會的生產力又有繼續發展的可能，這樣就推動了中國歷史的前進。”當時，還批判了忠王李秀成的自白書，為文革中揪叛徒作了輿論準備。

　　文藝界的革命大批判自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以後沒有停止過，時起時伏。新壹輪文藝大批判起源於毛澤東的兩個批示。

　　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宣部文藝處的《文藝情況匯報》（12月9日編印）上批示：

　　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壹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在中宣部文藝處寫的《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15年來基本上（不是壹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將來某壹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在這兩個批示的前後，文化部和幾個重要文化團體的領導人成了批判對象，如齊燕銘、夏衍、田漢、陽翰笙、邵荃麟等。與此同時，壹大批文藝作品也受到批判。受批判的電影有《北國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紅日》、《兵臨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鋪子》、《聶耳》、《怒潮》、《不夜城》、《兩家人》、《逆風千里》等。受批判的戲劇有《李慧娘》、《謝瑤環》，受批判的小說有《三家巷》、《苦鬥》等。壹些文藝觀點也受到批判，如“寫中間人物論”、“有鬼無害論”等。

　　真是烽火連天、硝煙瀰漫。

　　1964年11月，毛在聽取壹個匯報時說：“整個文化部系統不在我們手裡，究竟多少在我們手裡？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壹半？還是大部分不在我們手裡？我看至少壹半不在我們手裡。整個文化部都垮了。”毛澤東的這個看法，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從文化領域作為突破口的原因吧？

　　在對文藝界的大批判中，毛澤東夫人江青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49年以來很少露面的江青，1964年６月２３日在周恩來召集的全國演出人員座談會上發表講話。她要求文藝工作者“要好好辨方向”，她說：“如今的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義的壹套，是資產階級的壹套。這種情況，不能保護我們的經濟基礎，而會對我們的經濟基礎起破壞作用。”6月26日，毛澤東對江青這個講話作出批示：“講得好。”江青說她是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哨兵”。這話不假。她壹直為毛澤東監視著意識形態領域的情況，壹發現有違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新情況，就向毛報告。1951年對《武訓傳》批判，她是最先發現“問題”的“哨兵”；文革前對文藝作品的批判，她也起了“哨兵”作用。為了掃除舞台上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江青親自出面，組織並參與創作現代京劇。《紅燈記》、《蘆盪火種》（後改為《沙家浜》）、《奇襲白虎團》、《紅色娘子軍》等，最後形成了“八個樣板戲”。江青也被人稱為文化“旗手”，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毛澤東最忠誠、最堅決的支持者。

　　十，簡短的結論

　　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高度集權的制度。國家壟斷壹切社會資源，嚴密控制每壹個人的生活。壟斷經濟，壟斷政治，壟斷思想，壟斷信息。高度壟斷的政權是靠官僚集團來維持的。龐大的官僚集團，壓制著廣大群眾，享受著不同等級的特權，官民對立相當嚴重。為了防止官僚蛻化變質和緩解官民矛盾，毛澤東壹次又壹次發動群眾揭露官僚集團的黑暗面。然而，產生黑暗的根本原因是極權制度，揭露黑暗勢必衝擊這個制度，但這又是毛澤東不能允許的。壹批又壹批衝擊制度的人們被這個制度吞沒，更加激化了官民矛盾。毛想尋找壹種形式，不通過官僚體系，直接地、公開地發動群眾來揭發官僚黑暗，阻止官僚蛻化變質。通過多年的摸索，他終於找到了這種形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這個政權動用壹切社會力量對毛澤東大力神化。使得毛澤東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毛澤東的指示高於法律，高於政策，高於道德，高於壹切社會標準。他的言論是判別是非、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對毛澤東的個人神化是和對全民的愚化相對應的。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和億萬政治愚民同時並存，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壹個重要條件。毛澤東的號召壹出，政治愚民們就會沿著毛指出的方向狂奔。

　　最高領導者獨斷專行，最容易犯決策錯誤；不允許批評決策者，出現了決策錯誤又很難糾正。毛澤東為了實現他心中的烏托邦，1958年搞了“三面紅旗”，餓死了三四千萬人。為了保衛“三面紅旗”，開展了批判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以彭德懷為首的上千萬人受到迫害。圍繞大饑荒以後的善後恢復，毛澤東和劉少奇產生了分歧，毛認為劉少奇等人的恢復措施是復辟資本主義。對餓死幾千萬人責任的追究，加劇了上層的政治鬥爭。“三面紅旗”失敗了，毛澤東沒有放棄他的烏托邦，他想通過文化大革命創造實現烏托邦的條件。

　　階級本來是經濟範疇，消滅了私有制，就應當消滅了階級。毛澤東突破了馬、恩、列、斯的理論。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經濟上消滅了階級，毛澤東從政治上、思想上尋找階級亂人，繼續開展階級鬥爭。在１９５６年蘇共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揭露批評了斯大林的錯誤。毛澤東反對赫魯曉夫全部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更反對蘇共22大通過的“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指導思想。蘇聯領導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批評，觸動了毛澤東的痛處。毛澤東認為，蘇聯共產黨已經被修正主義分子篡了權，蘇聯這個國家已經改變了顏色。毛還認為，蘇聯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職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這不僅批評蘇聯，也警示中國的官僚集團。

　　在毛澤東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以後，“修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是相通的兩個概念。自20世紀60年代初起，“反修防修”是壹項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務，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八屆十中全會強調階級鬥爭、中蘇大論戰和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大批判，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逐漸形成壹套完整的理論體系——“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到文革前夕，整個社會徹底意識形態化。幾乎每壹個人都被這種意識形態的強大魔力俘獲，自覺地為意識形態而戰。這是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條件。

　　這樣的制度，這樣的道路，這樣的意識形態，必然釀成壹個又壹個事件。前壹個事件是後壹個事件的原因，後壹個事件是前壹個事件的結果。壹連串的事件壹壹演變，矛盾不斷積累，就促成了文化大革命這個更為重大的事件。

　　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2

　　第二章點燃“導火線”

　　毛澤東秘密製造“導火線”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壹篇評論戲劇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作者姚文元。在當時大批判的環境下，大多數人以為又是壹篇普通的批判文章，沒有引起注意。然而，這篇文章卻是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對章伯鈞、羅隆基無限上綱、羅織罪名的吳晗，成了文革的第壹個犧牲品。批判《海瑞罷官》成為文革的起點，這表明了“文革”和1959年批判彭德懷的聯繫，也就是和大饑荒的聯繫。

　　這篇文章從起草到發表，向中共中央第壹線領導人保密八個月之久。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知道，中宣部也不知道。這完全是毛澤東個人決定的。處在權力金字塔頂端的毛，獨自決定重大問題是司空見慣的事。陳伯達、王力在他們的回憶錄中也沒有提到這件事，這兩位毛身邊的大筆桿子也沒有參與此事就更不尋常了。

　　毛澤東組織這篇文章還是來自大饑荒的糾結。早在1959年４月的八屆七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就提出要學習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還提議找歷史學家研究壹下，寫些文章。毛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大概是因為1958年大躍進以來沒有人敢向他講真話；也可能是他看到官僚們追求享受、欺上壓下的情況後，試圖讓官僚們學習海瑞的清正廉明、剛直不阿、敢講真話。沒想到，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真的當了壹回海瑞，卻觸及了毛澤東心愛的“三面紅旗”，惹惱了毛澤東。在批判彭德懷時，毛又說有“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之分。說彭德懷是“右派海瑞”。

　　根據毛澤東1959年４月提倡學習海瑞、宣傳海瑞的意見，胡喬木找到了北京市副市長吳晗，請他寫壹篇全面評價海瑞的文章。吳晗是中共黨內明史專家，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解釋歷史、常用歷史影射現實。中共建政以前吳晗的作品借罵朱元璋之名罵蔣介石。中共建政以後，又寫了《朱元璋》壹書，大唱讚歌。名為捧朱元璋，實際捧的是毛澤東。在極權政治下能夠以發表作品而成名的知識分子，大多是這個樣子。胡喬木和吳晗談話間，吳晗答應再寫壹出以海瑞為主人公的戲。在此之前，吳晗已經寫了《海瑞罵皇帝》的文章，1959年６月在《人民日報》上以劉勉之的署名發表了。1959年９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論海瑞》，因是在批判彭德懷之後。胡喬木給這篇文章加了個尾巴，寫了罵右傾機會主義的話，表示與彭德懷劃清界限。

　　1959年下半年，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要求吳晗為他寫壹出海瑞的戲。1960年底劇本寫成，名為《海瑞罷官》，1961年１月在北京首次演出。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政治嗅覺敏感的江青和康生認為這個戲“與廬山會議有關”、“有政治錯誤”。他們把劇中的“退田”和現實中的“包產到戶”聯繫起來；把劇中的“平冤獄”和現實中的“翻案風”聯繫起來。其實，“翻案風”和“包產到戶”是1962年的事，吳晗在寫劇本時還沒有發生。毛澤東還是聽從了他們的意見，決定對這個歷史劇進行批判，讓他夫人江青找人當槍手。

　　1965年2月，江青到了上海。早在1963年，江青就與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談過批海瑞的事，1964年4月柯慶施在外地養病，就推薦當時分管文教的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承擔此事。組織寫文章本來是文教書記份內的事。張春橋向江青推薦了時任上海《解放日報》編委、華東局內刊編輯部副主任兼文藝組組長的姚文元主筆撰寫，張則代表上海市委予以積極協助。1965年3月的壹天，江青見了姚文元，交待了寫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的任務，交給他壹本1961年第壹期的《北京文藝》，上面刊登吳晗的劇本。為了幫助姚文元寫好文章，張春橋從復旦大學歷史系調來教師朱永嘉準備資料。到第六稿時朱永嘉才知道是寫批吳晗的文章。姚文元的這篇文章寫了八個月，寫到第十稿，由毛澤東親自審定。毛澤東看了三遍。可見毛對此文的重視。1965年9月陳丕顯（柯慶施1965年4月9日逝世後陳丕顯接任上海市委第壹書記）去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時，給江青帶去了姚文元文章的第八稿。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就批判吳晗壹事向彭真打了招呼，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回答說，吳晗的有些問題可以批判。他的意思是，“有些問題”可以批，但沒有說吳晗這個人可以批。這應該是就吳晗問題毛和彭真的第壹次交鋒。

　　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前幾天，11月初，上海市委書記處開會討論文章的最後定稿。參加者有第壹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兩個文教書記張春橋和楊西光，還有姚文元、王少庸、徐景賢，朱永嘉。會議是在康平路165號樓上朝北的壹個大會議室里開的。陳丕顯在會議室里來回踱著方步，他對張春橋講，這是件大事，非常重要，妳要好好抓，抓好了是有功勞的。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發表。當天早晨，姚文元還在睡覺，陳丕顯就給姚文元打電話，祝賀他文章發表了。

　　?1965年9月，毛澤東親自找彭德懷談話，要他到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第三副主任。彭德懷於11月28日下午離京赴川。11月30日，即彭德懷到達成都當天，《人民日報》轉載了姚文元此文。彭德懷是在12月4日看到的，當即大怒，說這是打了我彭德懷壹耳光。

　　姚文元的文章在《文匯報》發表後，上海《解放日報》11月12日在第二版轉載。11月24日《浙江日報》、《大眾日報》（山東）、《新華日報》（江蘇）、《福建日報》轉載，11月25日《安徽日報》轉載，11月26日《江西日報》轉載。這些省是華東局屬下的，這些報紙是在華東局書記魏文伯打了招乎以後才轉載的，魏文伯知道姚文元這篇文章是毛支持的。

　　上海的報紙批評了北京市的副市長，北京有什麼反應呢？毛密切關注北京的動向。

　　彭真是劉少奇“山頭”的重要骨幹

　　毛澤東批吳晗有兩個目的，主要目的是通過阻止“彭德懷翻案”，開展他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的階級鬥爭；具體目的是試探彭真，這是壹個“套”，讓彭真上鈎。彭真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常務書記、北京市委第壹書記兼市長。他雖然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卻經常參加常委會議。他在書記處分管人大常委會、公安、政法方面的工作。

　　毛澤東其所以注意彭真，是因為他是劉少奇“山頭”最重要的骨幹。雖然在有的具體問題上彭真和劉少奇也有矛盾，但在對“大饑荒”的責任這個毛最擔心的問題上，他和劉少奇態度是相同的。

　　彭真和劉少奇有很深的歷史淵源。1936年劉少奇任北方局書記時，彭真是北方局組織部長。在白區黨，彭真是僅次於劉少奇的第二號人物。1938年３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討論華北工作問題。毛澤東建議劉少奇留在中央指導華北工作。劉少奇就讓彭真駐晉察冀，以北方局名義協同聶榮臻指導冀晉、平漢鐵路東及平津兩市黨的工作。原北方局成員劉瀾濤、黃敬、林楓、安子文、姚依林、胡錫奎、林鐵、劉仁、李葆華、李大章、宋壹平、劉錫五等分別擔任了晉察冀、太行、晉綏等根據地黨的領導職務。從這時開始，以劉少奇為核心、由彭真為骨幹的劉少奇的班底逐漸形成。

　　由於劉少奇批評王明很得力，毛在同“國際派”的鬥爭中需要劉少奇。1941年10月３日，毛澤東發電報讓在蘇北的劉少奇回延安。劉少奇1942年２月動身。２月１３日毛澤東打電報給陳毅、劉少奇說“少奇返延，須帶電台，並帶壹部分得力武裝沿途保衛。”２月２０日又來電報：“護衛少奇的手槍班須是強有力的，須有得力幹部為骨幹，須加挑選與訓練。”毛還讓彭德懷派人調查路途安全情況。

　　深受劉少奇信任的彭真也獲得毛澤東的信任。1943年3月，毛澤東親自兼任中央黨校校長，彭真、林彪擔任副校長。林彪只掛副校長的頭銜，不到中央黨校去視事。中央黨校的日常工作由彭真主持。彭真利用黨校這個位置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為毛澤東立下了汗馬功勞，也提高了他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加強了劉少奇的勢力。1943年7月，劉少奇、彭真在北方局時期的老部下安子文被調入黨校，擔任二部副主任，成為彭真的得力助手。1944年，彭真晉升為中組部部長。彭真和安子文利用籌備召開中共七大的時機，安排了壹批劉少奇擔任北方局書記時的部下。由此，劉少奇系統成了中共黨內重要“山頭”之壹。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為中央書記，這是最早的“毛劉體制”。1944年5月21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加上了周恩來、朱德兩人，組成了五人主席團，這五人主席團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黨長期穩定的領導集體。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在延安召開七大。“七大”時，劉少奇被毛定為“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白區組織代表團參加“七大”，彭真是白區代表團的主席。經劉少奇等人的努力，“七大”上確立了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雖然名列第三，實際是第二把手。

　　1947年3月，胡宗南15萬大軍進攻延安。中共在陝北軍隊只有2萬人。中共中央決定暫時放棄延安，壹部分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部隊轉戰陝北同時指揮全國各戰場作戰 ；另由劉少奇、朱德率領部分中央委員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到華北平山開展中央委託的工作。由於毛在陝北戰事繁忙，電訊又不方便，就讓劉少奇壹般事情不要匯報。劉在華北代表中央作決定、發指示。這就形成了習慣。1949年進城以後，劉還是不請示毛獨自決定重大事情，並以中央名義下發文件。毛忍無可忍，對劉兩次發出書面批評：“凡以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需我看過後方能發出，否則無效。”更重要的是，毛、劉在農業集體化、向社會主義過渡等政策、路線上看法不壹。所以，進城以後，毛 、劉矛盾逐漸加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組織人事權還是控制在劉少奇、安子文手裡。所謂“６１人叛徒集團”又歸順在劉少奇“山頭”之下。這些人包括薄壹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廖魯言、徐子榮、王其梅等６１人。1935年１月，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代表被秘密派往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時任北方局組織部長的柯慶施向劉少奇建議，可以讓關押在北平監獄的壹批共產黨的幹部履行敵人規定的“簽字”手續出獄，解決幹部不足的燃眉之急。劉少奇同意柯慶施的建議，並上報中央，經當時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同意，從1936年９月開始，斷斷續續地履行了手續，離開了監獄。這６１人有19人或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犧牲，或在建國前後逝世；另有壹人叛變，被中共處決。“文革”前健在的只有41人，其中22人擔任著省委書記、副省長和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的領導職務，乃至國務院副總理。楊成武1967年6月20日講話說：他們這些人，每年照壹次相，聚壹次餐。

　　藉助劉少奇接班人的地位，劉少奇這個“山頭”的幹部占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黨政領導的重要位置並且有繼續擴張之勢。1953年二、三月間，劉少奇提出關於中共中央人員安排名單，劉起草，徵求高崗意見，高崗認為這個名單不解決實際問題。四、五月間，沒經毛同意，安子文起草了壹份八大政治局委員的名單，有薄壹波，沒有林彪。這個名單不知怎麼送到毛澤東那裡，毛澤東十分重視，讓機要秘書把這個名單直接送給他信任的高崗看，看後就讓機要秘書帶了回去。事先高崗不知道有這個名單。毛澤東對安子文提的這個名單很不滿意，在壹次中央會議上批評安子文：壹個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哪來這麼大的權力搞這麼壹個名單？安子文當即作了檢討。毛主席說，這次到此這止，不許對外泄露。高崗以為，安子文這個名單是劉少奇讓搞的。高崗覺察到毛主席在這件事上對劉少奇不滿，他沒有聽從毛主席不外傳的交待，在與壹些領導幹部個別交談中，講了這個名單問題，藉以攻擊劉少奇。

　　1950年代初，高層傳說：黨、政、財權都不在毛手裡。黨權是在安子文、政權在彭真、財權在薄壹波。這些都是劉少奇的人。這個說法不壹定確切，但劉少奇“山頭”膨脹不僅引起了毛澤東的不安，也引起了其它“山頭”的不滿。最先挑戰劉少奇的是高崗。

　　1952年高崗從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調進北京，毛澤東十分信任他。當時有壹個說法：“五馬進京，壹馬當先”，當時調進京的五個大局書記：東北局書記高崗，中南局副書記鄧子恢（書記是林彪，鄧子恢主持工作），西南局書記鄧小平，西北局副書記習仲勛（書記是彭德懷）。高崗排在第壹位。有人猜測，毛準備讓高崗替代劉少奇當接班人。這個猜測準確與否很難確定，但讓高崗平衡劉少奇應當是準確的。

　　高崗和毛在壹些問題上看法壹致。如：為防止農村兩極分化，儘快實行農業集體化。毛澤東對高崗講了很多對劉少奇不滿的話。高崗在中央高層散布了這些話，還跟壹些高級幹部私下議論劉少奇。高崗批評劉鞏固新民主主義新秩序，批劉的天津講話，說劉反對山西的合作化，說劉反對開除富農黨員，等等。毛主席對高崗說，劉少奇這個人沒有過社會主義關，現在要幫他，幫不過來就讓他當議長（當時還沒有人大）。然而，這時毛還不想打倒劉少奇。劉少奇、周恩來聯手對付高崗。從1952年冬到1953年春，毛高二人講了很多私房話。高崗後來在檢查中說：“我對劉少奇政治上的看法不是我自己的，是我聽別人講的，是我檢的。”“別人”指誰？是毛。高崗進京前，毛讓他查東北的敵偽檔案，看劉少奇1929年在東北被捕的表現如何。到1953年底，由於種種風聲，高崗和劉少奇相比，毛覺得還是高崗的危險性更大壹些。劉還主動檢查，高崗不檢查。高有軍隊的老關係，有東北地盤，劉沒有。另外，如果高崗把毛的私房話都端出來，那毛不成了分裂黨、反黨？毛審時度勢，反覆權衡，才決定把高端出來。同時還把和高崗沒有多大聯繫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饒潄石牽連進來，打成“高饒聯盟”。高崗看到毛澤東不支持他，憤而自殺了。這就是1954年的“高饒事件”。

　　由於安子文跟劉少奇太緊，毛沒讓安子文升任組織部長，調來饒漱石當組織部長。饒漱石上任後，揭露安子文背著毛搞“八大”政治局委名單。劉少奇就把饒漱石和高崗綁在壹起，成為“高饒反黨集團”。饒漱石壹倒，安子文就由組織部副部長升為部長。劉少奇山頭的力量更強大了。

　　“高饒事件”以後，黨內對劉少奇的不滿有增無已。1962年春天，高崗夫人李力群在勞動部上班，人事司通知她立即回家。原來是林彪夫人葉群來接她，葉群說：“101（林彪在東北打仗時的代號）從杭州回來，要我接妳和孩子到毛家灣去，想看看妳和孩子們，想問問妳們的情況。”林彪同李力群除了談到高崗的案子以外，還對李力群說“力群同志，妳很年輕到延安參加革命，妳不了解我們共產黨內政治鬥爭的情況，都是為了個人的權威和利益。劉少奇從華中來，七大後當了二把手，就開始搞山頭，拉宗派，重用坐過監牢的人，如薄壹波、彭真、安子文等人，在黨內有很大勢力。劉少奇當了黨內二把手，他是否滿意了？有沒有想法？為什麼就開始拉派？天知道。毛主席看在眼裡，想在心裡，不說話，看行動，看表現。黨內對劉少奇有意見的人不只高崗壹個人，在東北，我林彪是壹個，王鶴壽、何凱豐、陳雲、李富春、陳正人。到北京後，首先是毛主席對劉少奇有意見，對劉少奇不滿，從生活作風到工作方面都不滿，甚至懷疑劉少奇的歷史。”

　　高崗秘書趙家梁說，毛想把劉拿下來不是1964年，也不是1962年，而是1953年。這個歷史將來會有人證明。從高崗問題上我感覺到了。為什麼讓高崗查敵偽檔案？為什麼對高崗說劉對他幫助不大？說劉和他不合拍，不行則把他挪挪地方。說劉可以搞些出出風頭、迎來送往的事，我才不願幹這些事呢。這些話要不是高崗講出來，別人是不知道的。七大後劉作為接班人是公認的。毛是不是想換壹換？1953年6月15日，毛在政治會議的報告中說，講到資產階級右傾思想，講到右傾情緒，講的是鄧子恢，實際內容是劉少奇的。1958年初毛批“反冒進”，名義上是批周恩來、陳雲，實際還是批劉。對此，劉少奇很明白的，所以他總是主動作檢查，1953年財經會議上主動作檢查，八大二次會議又主動作檢查，成都會議又作檢查，沒有人讓他檢查，為什麼總是要作檢查？

　　到了1965年，毛澤東想整劉少奇是決心已定的。

　　要整劉少奇，先得斷其臂。彭真首當其衝。

　　彭真和賀龍、羅瑞卿的密切關係也使毛澤東憂慮。彭真和賀龍在延安時就結下了友誼，進入北京後又互相看望。賀龍喜歡釣魚，有時將釣的魚送給彭真。彭真有空閒也去賀家串門。賀龍夫人薛明被安排到北京市委宣傳部工作，是得到了彭真的關照。羅瑞卿在擔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公安部部長和總參謀長期間，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關係。每年國慶節，在28、29日晚，幾個特種遊行隊伍舉行預演排練，彭真親臨審查時，羅瑞卿幾乎每次都去陪同。

　　有學者說，毛澤東組織姚文元的文章不是給彭真放下“釣魚鈎”，因為那時毛還信任彭，還交給彭重要任務，讓彭當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其實，交給彭重要任務不壹定是信任他。毛還讓劉少奇主持五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呢，這個會議通過了“五壹六通知”，難道能說此時毛對劉信任嗎？

　　彭真的對抗

　　在姚文發表的第三天，北京日報社社長范瑾和人民日報理論部主任沙英給上海《文匯報》打電活，詢問姚文的背景。上海沒有正面回答。《文匯報》駐北京首席記者要求《北京日報》總編輯范瑾組織反映文章，范瑾向北京市委宣傳部請示如何回答，宣傳部負責人說：“妳就說今天天氣哈哈哈！”

　　當時，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分管意識形態。陸定壹雖然是中宣部長，只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北京各報刊多次向市委請示是否可以轉載，彭真和中宣部都不讓轉載。

　　見北京不轉載姚文，毛澤東11月17日到上海，讓上海印發單行本向全國征訂。２４日上海新華書店急電全國新華書店徵求訂購數字，大多數地方都有復電。北京新華書店奉命不復，電話詢問也不表示意見，直到29日，才復電同意。

　　11月26日，彭真告訴北京市委，吳晗問題的性質不屬於敵我矛盾，界限要掌握好。

　　11月28日，在周恩來奉毛澤東之命出面協調之後，彭真在人民大會堂開會討論北京報紙轉載姚文問題，北京市委書記鄧拓、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許立群、姚溱等人參加會議。彭真問：“吳晗現在怎樣？”鄧拓回答說：“吳晗很緊張，因為他知道這次批判有來頭。”彭真說：“什麼‘來頭’不‘來頭’，不用管，只問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打破這個僵局的還是陳丕顯。11月25日，陳丕顯（壹說是時在上海的江青）在上海將文章的背景告訴了羅瑞卿，並托羅瑞卿轉告周恩來。11月29日，《解放軍報》奉羅瑞卿之命轉載，第二天周恩來讓《人民日報》轉載。

　　僵持了18天，11月30日，《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欄轉載姚文。按照彭真的意見寫了壹個編者按，沒有表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把姚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並且強調“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按語的最後壹段，引用毛澤東的話，指出對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要進行鬥爭。這是周恩來加的。

　　１２月１２日，《北京日報》、《前線》雜誌同時發表鄧拓的文章，署名向陽生，題為《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把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從政治問題拉到道德繼承的“學術”問題上去。這篇文章是在彭真親自指導下寫的，最後由彭真親自修改，經過北京市委書記處傳閱定稿。

　　１２月２１日 毛澤東同陳伯達、艾思奇、關鋒等人談話說：《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戚本禹的文章（指《為革命研究歷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１２月２２日 毛澤東同彭真、康生、楊成武等談話，又講了前壹天同陳伯達等談的那些意見。彭真說，根據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同志同彭德懷有什麼組織聯繫，第二天毛約彭真談話，毛說：吳晗的問題兩個月後作政治結論。

　　１２月２４日彭真在國際飯店開北京市委工作會議時，把吳晗找去，對他說，“妳錯的就檢討，對的就堅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顯然是向吳晗示意，給他撐腰。

　　? １２月２６日、２７日上海市委向彭真匯報情況，談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據九月中央工作會議時毛主席指示發表的，彭真未置可否。他說，對姚文元的文章也要“壹分為二”，還說吳晗問題要作為學術問題討論。彭真批評上海轉載北京各報按語不該把《解放軍報》按語放在第壹篇，應當把《北京日報》的按語放在頭壹篇。彭真還說：吳晗在民主革命時期和反右派鬥爭時都是左派，鄧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陽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樣寫的。

　　北京的對抗，加深了毛澤東認為北京“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看法。

　　作為身處高層的老練的政治家，彭真沒有那麼遲鈍。他不可能不知道姚文元文章是毛親自支持的。退壹步說，如果早先彭真的對抗不了解毛的意圖，毛１２月２１日點出了《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以後，還堅持將評《海瑞罷官》限制在學術範圍之內，那就是向毛挑戰了。今天看來，彭真他如此大膽地對抗毛澤東是正確的，也是需要政治勇氣的。他後面有沒有劉少奇支持呢？但現有的資料無法證實。彭真等人組織的《二月提綱》更是對毛澤東的壹次挑戰。

　　彭真對抗毛澤東，咬住了毛澤東拋出的魚鈎。

　　“二月提綱”

　　毛澤東點出批判《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以後，壹些批判文章進壹步升級。1966年１月中旬，中宣部收到《紅旗》雜誌編委關鋒和《紅旗》雜誌歷史組組長戚本禹各寫的壹篇批《海瑞罷官》“要害”的文章，因為文章上綱很高，能不能公開發表沒有把握。於是就上報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1966年２月３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擴大會議。這個小組是1964年７月由毛澤東提議成立的，負責領導文化方面的大批判工作。組長是彭真，組員有陸定壹（中宣部長）、康生（中共中央理論小組組長）、周揚（中宣部副部長）、吳冷西（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社長）。1964年以來的文藝、思想大批判都是這個小組領導的，批判《海瑞罷官》當然也是他們的職責。這次參加會議的除五人小組的人以外，還有許立群、胡繩、姚溱、王力、范若愚、劉仁、鄭天翔等。會上批評了關鋒等左派。彭真強調不要談《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說吳晗與彭德懷沒有聯繫，《海瑞罷官》與彭德懷沒有聯繫，吳晗問題是學術問題。２月４日，許立群和姚溱，根據彭真的意見，在釣魚臺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這個提綱對已經開展的批評加以約束，把批評置於黨的領導之下，並限於學術範圍之內，不贊成搞成政治批判。提綱說：“對於吳晗這樣用資產階級世界觀對待歷史和犯有政治錯誤的人，在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這被人理解為用“各種學術理論問題”來沖淡政治問題。提綱還說：“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壹樣武斷和以勢壓人。” 姚文元的文章正是缺乏實事求是、以理服人的原則，就是以勢壓人。這句話顯然是針對姚文的。提綱說對“堅定左派”“在某些問題上犯過大大小小的錯誤”也要“清理壹下，弄清是非”。這是指關鋒、戚本禹也寫過按當時標準應當受批判的文章。

　　２月５日，劉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的常委討論了“二月提綱”（草案）。臨開會前，彭真把“二月提綱”（草案）送給常委。上面寫著：“此件因時間匆促，來不及在五人小組傳閱和商酌。”在會上，許立群口頭匯報情況。彭真插了壹些話，沒有念“提綱”。這次討論後經彭真修改，在京常委同意。於２月７日用電報發給當時在武漢的毛澤東。五人小組送給常委和毛澤東的“匯報提綱”沒有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這個署名是姚臻加上的。

　　２月８日，是決定“二月提綱”命運關鍵的日子。這壹天早晨，彭真、陸定壹、康生、吳冷西、許立群、胡繩、田家英等，從北京西郊機場乘專機飛往武漢。湖北省委第壹書記王任重到武漢機場迎接，並讓他們立即到東湖毛的住處匯報。至於匯報會的情況，至今其說不壹。這是因為，毛澤東在政治鬥爭的關鍵時刻，對其政治對手的談話總是模稜兩可的。龔育之當時也是到武漢人員之壹，沒有參加匯報會。他聽到許立群匯報會後回到招待所說：“現在好了！問題都解決了！”許讓龔育之給北京他的秘書打個電話，告訴姚臻壹句話：《匯報提綱》順利通過。但是，《1965年9月到1966年５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五·壹六”通知附件）說毛對“二月提綱”沒有反對，也沒有說贊成。毛澤東批評許立群以後，龔育之問許立群：在武漢匯報的時候，毛主席到底是怎麼說的？許立群說，他沒有聽懂毛主席的意思。許立群對龔育之說的和“大事記”上講的有幾件事是大體壹致的：壹，在匯報會上毛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彭真說，他站在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罷了官的人壹邊，不是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壹邊，可以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毛說吳晗不罷官了，還照當他的市長。這樣就不至於形成緊張局勢。二，彭真說對這次批判要做政治結論。毛指出，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鬥爭，是長期的階級鬥爭，決不是匆促做壹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的。三，彭真提到關鋒、戚本禹等左派也寫過影射雜文，罵過中央，要不要對左派整風解決壹下。毛說“這樣的問題，三年以後再說”。

　　武漢匯報後，彭真給中央政治局常委打電話，說文件已經毛主席同意，儘快發給全黨。

　　２月１２日至１４日，彭真對上海市委說，“匯報提綱”是常委討論過，毛主席同意了的，問題都解決了，也不需要跟妳們談了。上海市委提出：“提綱”中“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等還需要研究。１３日，彭真指定胡繩同張春橋談話。胡繩對張說，不能講吳晗反黨反社會主義，不能聯繫廬山會議，並且說是毛主席的意見。胡繩說，這是彭真同志要他這樣講的。

　　2月12日，經鄧小平簽發，“二月提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全黨。在這個文件前面中央的按語說：“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

　　1966年3月11日，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給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許立群打電話詢問“二月提綱”到底是針對著誰的？“左派”指的是誰？代表彭真的許立群回答說，這是指阿Q，誰身上有癩疤就是誰！並責問上海發表姚文時為何不打招呼？上海市委的黨性哪裡去了？張春橋得知彭真的答覆後說：“現在有把握了，這個電話說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對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綱》的矛頭是指向姚文元文章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 得知彭真這個電話，強化了毛打倒彭真的決心。

　　毛澤東出手反擊

　　看到彭真等如此對抗，毛澤東進壹步把話挑明了。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澤東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講話中談到學術界、教育界的問題時說：過去我們是蒙在鼓裡的，許多事情不知道，事實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掌握的。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麼人手裡，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青的學術權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壓他們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毛是指以鄧子恢為部長的農村工作部因1962年扶持包產到戶被毛撤銷）。

　　3月28日、29日，毛澤東同康生談了兩次話，說：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壞人，要解散。告訴彭真，不要包庇壞人了，要向上海道歉。30日毛又同康生、趙毅敏、魏文伯、江青、張春橋等人談話，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指出這個提綱是錯誤的。毛澤東說，１９６２年八屆十中全會作出了進行階級鬥爭的決議，為什麼吳晗寫了那麼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卻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難道中央的決議不算數嗎？毛澤東指出，扣壓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識分子的人是“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毛澤東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作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去年九月會議，我問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妳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毛澤東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批評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

　　4月2日，周恩來在河北邯鄲給毛寫信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是錯誤的，準備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毛主席的指示。經康生批准，《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同時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題目是《〈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4月5日，《紅旗》發表了關鋒、林傑的文章《【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這幾篇文章被彭真、許立群壓了兩個多月。

　　周恩來表明了態度，支持毛澤東；大批判升級。形勢對彭真很不利。

　　4月9日至12日，被緊急從外地召回北京的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周恩來參加。先由康生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接著彭真表態，說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反對毛主席。康生系統地批評了彭真在這次學術批判中所犯的壹系列嚴重錯誤。陳伯達從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上、從政治路線方面批評了彭真的壹系列嚴重錯誤。最後，周恩來和鄧小平指出，彭真同志的錯誤路線，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對立的，是反對毛主席的。這個會議決定：（壹）起草壹個通知，徹底批判“五人小組匯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這個小組後來轉為中央文革小組。

　　４月１６日《北京日報》用３個版面，批判鄧拓、廖沫沙、吳晗三人，市委機關理論刊物《前線》加了編者按。這是北京市委搞的。北京市委以為把鄧拓拋出來就沒事了。新華社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當天廣播了。可新華社又奉命撤銷了北京市的按語。

　　1966年4月16日至24是，毛在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主要是批彭真，討論撤銷“二月提綱”。毛說：“我不相信只是吳晗的問題······朝里有人，各大區、各省市都有。”“二月3日搞了壹個五人小組文件，迫不及待。在武漢談整左派，我不同意。”

　　毛說“在武漢談整左派，我不同意。”就是在1966年二三月間，彭真組織人整左派關鋒、戚本禹的材料。王力回憶說：

　　這時北京發生了壹件大事：彭真整了鄧拓的材料，還有關鋒、戚本禹的材料，送給毛主席，是姚臻、許立群幫他辦的，沒有找我。吳冷西也知道這件事。我聽吳冷西說了後，很緊張，馬上給彭真打電話。我說妳要慎重考慮，毛主席說關鋒、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剛剛罵了楊尚昆，楊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妳可不能送關鋒、戚本禹的材料。彭真壹聽也慌了，說我趕緊追回來。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文件已經送走了，這果然闖了大禍·····當時我建議彭真跟關鋒、戚本禹緩和關係，他也接受了，請他兩人吃了壹頓飯。後來戚本禹給彭真寫信，說過去對彭真了解不夠，這次接觸後改變了印象。他還夸彭真有偉大的政治家的胸懷，等等。後來從彭真家查出這信，江青對戚本禹大為不滿。這又成為打倒戚本禹的重要原因。

　　４月１６日，為參加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中央領導人從北京飛到杭州。葉劍英來得晚，問李雪峰：“這個會是幹什麼，三月不是剛開過會？”李雪峰說：“我也不知道。”葉劍英說：“送彭真上飛機時，彭真和我講了兩句話，說現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彭真到杭州後要求和毛見面談話，他對毛的秘書徐業夫說：“我要求和主席見面，只談２０分鐘，請妳轉達。”毛不見。大家覺得事情大了。飯後散步時，六大區書記沒有壹個人敢和彭真並行，也不和他講話。會議結束後，中央指定李雪峰、宋任窮和彭真壹道乘飛機回北京。明是陪送，實是押送。路上，三個人面對面坐著都沒說話。在中國共產黨內，人與人的關係是政治關係，階級關係，除此之外無別的關係，不能有私人友誼。壹旦毛對某人政治上不信任，其他人馬上和此人劃清界線、保持距離，甚至落井下石。這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的錯誤、撤銷“二月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等問題。“二月提綱”的主要起草者許立群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說，楊耳從前的尖銳性哪裡去了？1950年，許立群以楊耳、賈霽的筆名批判《武訓傳》的兩篇文章是那場大批判的發難之作，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現在輪到他挨批判了，從此被關押8年。

　　參加這次杭州會議的楊成武事後對邱會作說，毛主席在杭州會議上說：“中央分為壹線，二線，沒有說要兩個中央。我離開北京在外地時，常委議了兩條，中央的工作以壹線為主，我有什麼意見會向北京提出來，我不在外地發指示；同時，也希望北京有什麼大的問題，也向我打個招呼。他們搞文化革命是壹件大事，但同我連招呼都沒有打壹個，就做決議，發指示，這是什麼問題，大家想想吧。”，楊成武還對邱會作說：“老邱，要進行反擊戰了。”指毛要對劉、彭反擊了。

　　4月28日，毛在杭州同陳伯達、康生談話，繼續批評彭真。毛說：“北京市壹根針也插不進去，壹滴水也潑不進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觀來改造黨，事物走向反而，他自己為自己準備了垮台的條件。對他的錯誤要徹底攻。階級鬥爭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彭真回北京以後還沒有失去自由。５月１０日，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由李雪峰接替北京市委。５月壹書記，吳德任第二書記、北京市代市長。

　　5月１１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彭真向李雪峰交待到北京市委後應當注意的事。他俯身對李雪峰說：“妳去了之後．．．．”剛開始講，聽見後面有什麼人拿材料念。彭真火了，態度激昂，回身朝背後大聲說：“誰是第壹個喊萬歲的！”意思是說他是第壹個喊毛主席萬歲的，他還把此當作他的政治資本。坐在主席台上的劉少奇馬上制止，吵架停止了。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讓彭真倒台了。倒台前還念念不忘是他第壹個喊毛主席萬歲的。

　　１９６６年４月，毛動手整劉少奇的得力助手彭真的時候，劉少奇和陳毅在東南亞訪問，他對杭州會議整彭真的事毫無所知，還把從國外帶回的水果也給彭真準備了壹份。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９日，他從緬甸仰光回到昆明。他們原計劃對雲南這個邊陲省份作些考察，這時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讓他們立即到杭州出席毛主席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劉少奇到杭州剛住下，周恩來匆匆趕來向他介紹他出訪這段時間內國內發生的事。面對毛咄咄逼人和黨內上層力量對比的情況，劉少奇沒有辦法抵抗，只好就接受了毛對彭真的整肅。

　　就在彭真等人搞“二月提綱”的時候，江青於１９６６年２月２日到３０日，在上海搞了壹個文件，這就是《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地紀要》。毛澤東讓陳伯達專程到上海與張春橋共同修改。這個紀要，也可以說是“二月紀要”，是和彭真等人的”二月提綱”針鋒相對的。這個紀要說：“建國以來，文藝界基本沒有執行毛主席的文藝路線”，“被壹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個紀要號召“堅決進行壹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和姚文元寫的評《海瑞罷官》那篇文章壹樣，這個紀要是也是江青秉承毛的意志搞出來的，她組織陳伯達、張春橋、劉志堅、陳亞丁等人寫出稿子，毛三次親自審閱修改，加寫了壹些落，還加上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題目。其所以抬出林彪，是為了請出林彪這座“尊神”。3月19日，江青致信林彪，請林彪審批《紀要》，林彪給幾位軍委副主席寫信，對《紀要》作出了高度評價。1966年4月10日，這個《紀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6]211號）下發到縣團級。4月16日，周恩來認為這個中央文件的按語對《紀要》的評價還不夠高，要求重寫。根據周恩來的意見，重寫的按語，對這個《紀要》作出了更高的評價，還特別強調“經過毛主席三次親自修改”。《紀要》不僅僅“以毛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發出的文化革命的號令，而且是讓軍隊為文化大革命保駕護航。

　　文化革命的大幕終於拉開了。在此期間，中央報刊接二連三地發出火藥味很濃的社論：

　　４月１８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這個社論是將《紀要》改寫而成的。第二天，全國各報轉載了這篇社論。

　　５月４日，《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

　　《解放軍報》發表的文章調子最高，總是提前透露壹些信息。這表明，有“槍桿子”在後面支持。

　　５月９日，《解放軍報》發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光明日報》發表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偽》。《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同時發表壹批材料：《鄧拓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

　　５月１０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三家村”》。第二天，全國各報刊轉載了這篇文章。

　　有了林彪和周恩來的支持，毛澤東在南方遙控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於５月４日開幕，彭真、陸定壹、羅瑞卿、楊尚昆四人被擺上了祭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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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清除文革障礙：打倒彭羅陸楊

　　彭、陸、羅、楊，是當時對被整的彭真、羅瑞卿、陸定壹、楊尚昆四人的合稱。１９６６年４月下旬杭州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批評了彭真以後，彭真基本倒台了。在這之前已經解決了楊尚昆和羅瑞卿的問題。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即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那篇文章發表的同壹天，就免去了楊尚昆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務，名義上調任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實際上被審查。1966年5月24日，中央發出《關於陸定壹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中發［66］277號文件）。關於楊尚昆的問題，文件說：“楊尚昆同志的主要錯誤如下：（壹）他不顧中央多次關于禁止安裝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講話，盜竊黨的機密。（二）他把大量的機密的文件和檔案擅自提供給別人抄錄，嚴重地泄露黨的核心機密。（三）他同羅瑞卿等人的關係極不正常，積極參加了反黨活動。（四）他還有其他的嚴重錯誤。”作為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掌握著中央警衛團，負責毛澤東的安全和管理毛澤東的生活起居。把他調離中南海，換上毛信得過的汪東興接任，毛澤東就感到安全了。楊尚昆事後回憶說：“毛澤東認為我是教條主義者，又和彭德懷的關係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我將成為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絆腳石。所以，他首先拿我開刀。”讓楊尚昆下台，主要還不是和彭德懷的關係，而是他與劉、鄧的關係。周恩來在1966年5月21日的講話中說：“彭德懷是高山倒馬桶，臭名遠揚，激起公憤。······楊尚昆不能與那三個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氣候，只是抱了腿。”周恩來點明，楊尚昆下台的真正原因是毛認為他“抱了劉鄧的腿”。羅瑞卿實際掌握著軍隊，和劉少奇、鄧小平關係不錯，為了安全，毛澤東先對他下手。

　　羅瑞卿倒台

　　羅瑞卿是解放軍的十位大將之壹。毛澤東過去很信任羅瑞卿，稱他“長子”（chang zi,即高個子），毛對關係密切的部下稱外號，如“羅長子”、“柯大鼻子”（柯慶施）、“譚老闆”（譚震林）等，表示平等、親切、幽默。毛讓羅擔任了公安部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等多項重要職務。羅瑞卿是毛澤東的壹把刀。毛用這把刀鎮壓反革命、肅反、反胡風集團等，製造了無數冤假錯案。1965年12月，“刀”終於砍到他自己頭上。

　　羅瑞卿和林彪的關係也很深。1930年林彪當紅四軍軍長時，羅是41師的政委；林任壹軍團團長時，羅是軍團保衛局長；在延安，林是紅軍大學校長時，羅是教育長。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林彪取代彭德主持軍委工作。林彪壹主持軍委工作，就提名已經離開軍隊１０年的羅任總參謀長，取代黃克誠。羅是紅壹方面軍的。新軍委中，紅壹方面軍的幹部占主導地位。紅壹方面軍是毛的“家底”。這樣壹個被毛、林十分信任的高級幹部怎麼被打倒的呢？

　　吳法憲認為，羅瑞卿下台，提出問題的是林彪，下決心的是毛澤東。批評羅瑞卿是折衷主義的是毛，決心召開批羅的上海會議並親自坐鎮的是毛，要鄧小平在北京召集會議繼續批羅的是毛，決定撤銷羅的職務、並分別由葉劍英、楊成武繼任的是毛。

　　實際上，在林彪向毛提出羅的問題之前，葉劍英等人就提出過了。

　　羅瑞卿當總參謀長的頭三四年內，和林彪的合作比較好。在這期間，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羅瑞卿去辦。軍委的工作，實際上是羅瑞卿具體主持。1962年秋天開始，林彪戰爭年代留下的舊傷復發，有時十分嚴重，不得不向中央請假養病。這樣，主持軍委的工作自然就落在當時軍委排名第二的副主席賀龍身上。從此，軍隊內部逐漸形成了賀龍、羅瑞卿的格局，羅瑞卿與賀龍之間的關係也由此漸行漸近。羅瑞卿與林彪原本密切的關係反而漸行漸遠，工作上的分歧也逐漸顯現。

　　邱會作認為，開始羅未必是存心對林封鎖，認為他和林的關係好，林又是不管小事的人，林的身體不好，事無巨細地匯報，反而打擾林。後來羅以為林的身體不會再好起來，沒有希望了，就倒向了賀龍。在壹次擴大的中央軍委會上，羅讓負責中央保健工作的傅連璋介紹林彪的病情。傅連璋說：“我們對林總的身體，過去和現在都是在盡醫生的職責，我們的作用是有限的····”言外之意，林彪身體不可能好轉。羅瑞卿就開始嫌棄林，說“病號就是養病，要讓賢，不要干擾，不要擋路”。看到羅的疏遠，林彪不得不對羅說：“如果我們沒有工作關係，妳壹百年不來我這裡也沒有關係，妳是總參謀長，我還是妳的上級吧，妳的情況我壹點不了解怎麼辦？軍隊的工作我是要對中央負責的。”

　　軍隊內部對羅瑞卿這場鬥爭，與軍隊內的“山頭”有關係。

　　軍隊裡有多個山頭。第壹個是朱德、陳毅帶領的南昌起義部隊到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合後所形成的紅壹方面軍，在以後的戰爭中，林彪成為骨幹人物；第二個是由賀龍為首的在湘西、湘鄂西及洪湖革命根據地創建的紅二方面軍，第三是張國燾、徐向前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創建的紅四方面軍。張國燾在延安時期被清算而脫離革命，紅四方面軍的主力又在西征路中損失太大，這個山頭影響減小，但留下壹些幹部。這三大紅軍主力在抗日戰爭中分別整編為八路軍115師，林彪為師長；八路軍 120師，賀龍為師長；八路軍129師，劉伯承為師長；新四軍，皖南事變後陳毅為軍長。解放戰爭時期，抗日時期的四支部隊組成四支解放軍：彭德懷領導的第壹野戰軍、劉伯承領導的第二野戰軍、陳毅、粟裕領導第三野戰軍，林彪領導的第四野戰軍。

　　1958年軍隊內部開展了“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在毛澤東首肯後，由鄧小平、彭德懷掛帥，整了劉伯承、粟裕、肖克等壹批人。1959年廬山會議，又整了彭德懷、黃克誠等人。1959年中央軍委改組後，毛澤東任軍委主席，軍委副主席則是林彪、賀龍、聶榮臻。這體現了紅壹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在軍中的掌權。

　　文革前夕，能夠和林彪陣營相對立的，只有二方面軍賀龍的山頭。1949年以後，賀龍這個山頭的人始終是團結的。賀龍還在彭德懷下台、徐海東生病的時候，把能夠拉過來的三軍團（彭德懷）、十五軍團（徐海東）“無家可歸”的人都收在自己的門下。賀龍把他們團結得很好，他說：“茅台酒勝過黨性。”賀龍還同最高層的壹些人，如鄧小平有密切的關係。因此，賀龍在黨內鬥爭中是能起砝碼作用的人物。

　　羅瑞卿疏遠林彪、靠近賀龍以後，軍內逐漸形成兩個陣營，賀龍、羅瑞卿為壹個陣營，林彪與其他老帥們形成另壹個陣營。

　　軍隊高層“陣營意識”十分強烈。平時相安無事，關鍵時候就顯現裂痕。本來是第壹方面軍的羅瑞卿，卻投向了第二方面軍的賀龍，這不只得罪了林彪，也得罪了軍內其他老帥。“在軍委內部劉伯承、陳毅、羅榮桓、聶榮臻、葉劍英等元帥都是支持林彪的，這樣，賀龍在中央軍委內部幾乎成了孤家寡人。”這樣，羅在將帥間的處境自然不好。葉劍英、聶榮臻對羅的不滿除了山頭因素以外，還有工作上的因素。

　　1963年秋，葉劍英從總參編輯的《軍訓簡報》上看到南京軍區推廣郭興福教學方法的報道，很感興趣，12月親赴南京軍區考察。年底，葉劍英向中央軍委寫報告介紹了郭興福教學法，建議軍委在全軍予以推廣。這份報告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和讚揚。1964年1月底羅瑞卿代表中央軍委在南京軍區主持召開全軍訓練會議，會議就開展學習郭興福教學法作了部署。葉劍英沒有參加這個會議。後來，葉劍英向邱會作轉述林彪的話說：“羅這個人很會裝自己的“腰包”。在南京軍區著手總結的郭興福軍事訓練方法，他開始不注意，後來毛主席做了批示，他就打主意了，把功勞硬搶過去了。”還在南京召開全軍軍長會議，興師動眾地搶功，後來又發展成大比武。”1964年底開始的全軍大比武，賀龍、羅瑞卿全力投入，展示軍隊在他們領導下比林彪主持軍委時更好。林彪、葉劍英、聶榮臻冷眼旁觀。後來，大比武成了羅瑞卿衝擊政治、反對“突出政治”的壹條罪狀。

　　羅瑞卿分管國防工業，聶榮臻則主管國防科委，雙方工作有交叉，難免的些矛盾。在發生矛盾時羅對聶不夠尊重，得罪了聶榮臻。

　　1965年6月，葉劍英將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叫到軍事科學院他家中，就羅瑞卿問題交底。葉對邱說：“我才從林總那裡回來，我向林總匯報了主席對羅的看法，主席說，‘我說羅長子渾身是刺吧，刺到了妳的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志沒有？'我們談了很多問題，今天就同妳談長子的問題。”“林總指出：‘長子這個人變了，可能是官大，權大，他壹身從頭到腳都是官。他當總參謀長之初，還注意總參謀長的身份，現在是獨攬壹切，他儼然是軍隊統帥了，把我和聶帥都不放在眼裡，劉帥、徐帥和妳（葉）就更不在話下。’”“長子同他的‘同盟’（指賀龍）已經搞起了壹個圈子。他有了小圈子就把楊成武、李天佑、吳法憲、蕭勁光、李作鵬、邱會作等人放到圈子外，反而作為他們的‘爭取’的對象了。”“對長子的問題，我告訴林總，已按照主席的意圖同聶帥、劉帥、陳老總、楊成武都談過，還要很快同有關同志打招呼”“要儘量多爭取壹些人，讓他們不到長子和他同盟的圈子裡去。不過，鬍子（指賀龍——本書作者注）的問題不要對外人提起。”“長子竟然咒罵起林總來了，讓林總讓賢、讓權，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但仔細壹分析，應該是可以想通的。第壹，長子急於上台，是把寶押在林總身體不好之上的。第二，長子搞大比武，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壹個軍事家，撈到政治資本，好‘光榮’上台。第三，鬍子是歷來就搞自己山頭的。他自己的山頭，人手並不多，於是就注意召集‘散兵游勇'，把‘無家可歸’的人，搞到自己門下來。第四，鬍子、長子利用了林彪身體不好，築起了自己的圈子，特別是把林總很信任的人都挖過去了（葉是指的是蕭華、梁必業、吳克華等人），這是影響很大的。”葉劍英說1965年6月“我向林總匯報了主席對羅的看法”，可見，在6月之前，毛就向葉談到了羅瑞卿的問題。

　　羅瑞卿“身上有刺”、“霸道”這種個人作風，當然會引起些矛盾。但是，主要問題不在羅的個人作風上，而是權力配置失衡（肖冬連也持此見）。１９６５年，羅瑞卿擔任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員會主任、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中央對台工作小組負責人等１３項重要職務。每天收到文件堆積如山，四個秘書幫他處理文件。在羅瑞卿日理萬機的同時，壹些元帥和大將無事可做。自從1950年代廣東反地方主義以後，葉劍英調離廣東，壹直沒有具體工作，閒得無聊，只好釣魚。另外，在權力格局上，羅瑞卿掌管全局，其他老帥只負責部門工作（葉劍英管軍訓、聶榮臻管國防科研、徐向前管民兵），這種權力配置，加上羅的個性，難免不發生“怠慢將帥、越級上報和決斷，引起將帥眾怒”（韓鋼語）的情況。在極權政治下，權力分配主要取決於壹把手的意志，壹把手相信誰，就讓誰擔任重要職務。權力分配和職務升降都是暗箱操作，必然造成妳爭我奪，爾虞我詐。如果分工、接班的事都按民主程序辦事，就不會出現這類問題。

　　將帥不和的問題本來可以通過調整權力分配來解決，對毛來說，這是輕而易舉的事，何必開展殘酷的鬥爭？原來，在毛澤東那裡，有比將帥不和更為重要的、深層的憂慮。這就是羅瑞卿倒向賀龍和劉、鄧。1962年後，羅瑞卿和劉少奇走得很近。1965年1月，羅瑞卿被劉少奇主持的三屆人大增補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劉少奇並向羅許諾，如林彪身體不好，還是羅來接林的班，這些引起了毛的猜疑（毛對賀龍是不放心的，本書第四章要專門介紹）。到1965年時，毛倒劉的打算基本成熟。要倒劉得依靠軍隊，但軍隊在賀、羅手上怎能放心？在打倒劉之前，必須先清除高層的障礙。就在這個時候，將帥間的爭鬥為毛提供了機會。毛抓住了這個 機會加緊部署。

　　1965年8月葉劍英看望林彪時，明確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今天主席叫我來，羅瑞卿的事妳以後不要管了，羅的事以後由中央解決。”

　　1965年秋，受毛澤東的委託，林彪、葉劍英開始就羅瑞卿的問題向下面“打招呼”。主要是葉劍英找些人談，有聶榮臻、陳毅、劉伯承幾位元帥和軍委辦公會成員楊成武、蕭華和邱會作。後來又有李天佑、吳法憲、李作鵬、許世友、黃永勝、楊得志、陳錫聯、韓先楚等。葉劍英在“打招呼”時說：“羅瑞卿把‘寶'押在林總身體上，想早上台；搞自己的‘圈子'，鬍子（賀龍）歷來喜歡搞山頭，羅就幫助他挖林總的老部下。主席叫林總管軍隊，林總的身體不好，讓他們代管壹下，就出現這麼大的問題！”葉劍英特別強調：“打招呼”是毛主席的意思和交待這麼辦的11月26日，周恩來在上海向毛匯報工作，羅瑞卿參加。周講完後，羅說他準備第二天到蘇州看望林彪。毛說，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養。大禍臨頭的羅瑞卿可能渾然不覺，也可能知道了要挨整向林彪求助。羅到了蘇州，葉群藉口林彪身體不好，沒讓羅進去。

　　1965年12月1日，葉群乘吳法憲安排的飛機從林彪養病的蘇州到杭州。毛在杭州常住兩個賓館，壹個是劉莊，壹個是汪莊，這次接見葉群是在汪莊。

　　林彪讓葉群帶壹些材料呈送給了毛。這些材料是：1、1965年11月30日林彪給毛澤東的信；2、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給林彪的信；3、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對羅總長的幾點具體意見》；4、1965年6月張秀川《羅總長對突出政治的錯誤看法》；5、1965年11月27日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給林彪的信；6、1965年5月20日林辦工作人員的揭發材料；7、1965年10月15日張秀川給林彪的信；8、1965年4月15日劉亞樓給羅瑞卿的信；9、張秀川：《羅總長對主席思想的錯誤觀點》；10、雷英夫：《羅總長對待主席指示的幾個問題》。另外還有蘭州軍區《關於五十五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情況的報告》。

　　林彪11月30日給毛的信內容是：“有重要情況需要向妳報告，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妳報告。我因為怕有礙主席健康而未報告。現在聯繫才知道楊尚昆的情況（葉劍英講的），覺得必須向妳報告。為了使主席有時間先看材料起見，現先派葉群送呈材料，並向主席作初步口頭匯報。如主席找我面談，我可隨時到來。”信中說的“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顯然是指葉劍英等人。

　　上海會議召開之前，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劉志堅到杭州向毛澤東系統地匯報了羅瑞卿問題。毛澤東聽匯報後說：“霸道，我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並同林彪同志說過，這個人渾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問題了。妳們告訴林彪同志注意身體，長子的問題由中央解決。”

　　葉群奉毛之命到杭州，除了交上這些材料以外，還向毛澤東作了４小時５５分鐘的匯報。

　　１２月２日，毛澤東對林１１月１８日報送的蘭州軍區的報告作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壹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這是指羅瑞卿的。

　　什麼是“突出政治”？林彪曾有解釋：“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人們的頭腦，用毛澤東思想回答和解決各種現實問題。突出政治就是堅持在壹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用毛澤東思想去統帥壹切，推動壹切，改造壹切。壹句話，就是要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澤東歷來重視政治工作，壹直強調“政治掛帥”。他對林彪的這種說法是讚賞的。說羅瑞卿不突出政治，當時是壹個很嚴重的政治問題。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到１５日，由毛澤東主導，在上海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參加上海會議的除了政治局委員以外，還有軍委常委，中共中央各大局負責人，軍隊各大軍區、各軍、各兵種各總部主要領導人。共有61人，其中軍隊高級將領34人。這次會議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主事的，軍隊裡在會上管事的是肖華、劉志堅。

　　據邱會作回憶，１２月６日晚，空軍司令部通知：“中央通知，明天上午８時請邱部長帶秘書和警衛員，到西郊機場上飛機，去參加重要會議。”接著，中央警衛局來電話，核實帶的秘書和警衛員的名字。１２月７日，同機從北京飛往上海的有劉伯承、葉劍英、賀龍、李作鵬等。賀龍不知道到上海開什麼會。劉伯承是知道的。在飛機上劉伯承故意逗賀：“賀鬍子，到上海開什麼會呀？”賀龍說：“除了打仗的事，要我們去幹什麼？我把軍用地圖都帶來了。”劉笑著說：“打仗，我們沒用了。我們都是黃忠的哥哥了。”賀龍當時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連打倒總參謀長的會，毛主席都不給他打招乎，說明毛對賀龍已經另眼相看了。上海會議以後，葉劍英就取代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會議於1965年12月8日舉行。會議分為三個組，每組20人。第壹組召集人是鄧小平、陳毅；第二組召集人是謝富治、李井泉；第三組召集人是周恩來、賀龍。楊成武回憶說：我們組的組長是周恩來，參加的人有董必武、朱德、賀龍、陳毅、陸定壹，總參作戰部長王尚榮、副部長雷英夫和我。還有葉群。周恩來宣布開會後，葉群首先發言，她說：“羅長子反對突出政治，他胡說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軍事，軍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義。” “翟月英（劉亞樓夫人）對我講，劉亞樓在病重時要她把羅瑞卿的四條意見轉告我葉群。四條意見是：壹、壹個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總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我照顧好林總身體，勸林總多管壹管中央的工作；三、部隊的事情讓他羅瑞卿負責；四、這件事辦好了，羅瑞卿不會虧待我葉群。我當時就把她的話頂了回去，沒想到後來劉亞樓又找101（林彪代號）當面談。”我當時就把她的話頂了回去，沒想到後來劉亞樓又找101（林彪代號）當面談。”

　　葉群還說：“還有壹次，羅長子到林總這裡匯報工作，林總身體不好，沒有聽完就讓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號嘛！還管什麼事！病號！讓賢！不要干擾，不要擋道呢！’這完全是逼林總交權、讓位。他這是存心折磨林總，氣林總。”葉群聲色俱厲，心情激動，壹下子講了幾個小時。

　　雷英夫也揭發了所謂羅瑞卿反對林彪的不少重要材料。雷英夫是總參作戰部副部長。楊成武認為，可能是特意安排雷英夫來揭發的，因為作戰部長王尚榮已經參加會了，雷英夫有什麼資格參加會議？

　　上海會議時羅瑞卿在雲南考察。會議的第三天晚上，周恩來讓吳法憲派壹架飛機配備最好最可靠的機組，到昆明把羅瑞卿接到上海來。周特別交待，要吳法憲親自掌握好這架飛機，作好應變措施，飛機只准往東飛，不准往西飛。吳法憲理解是防止飛機到印度和緬甸。周恩來還告訴吳法憲，這架飛機到上海後只能三個人接，壹是代表東道主的陳丕顯，二是公安部長謝富治，三是吳法憲。不要告訴任何人羅到了上海。吳法憲對駕駛員時念堂說：“這次專機飛行，配發給妳們幾把手槍。在空中如果有特別行動，妳們要聽中央的，妳們要監視他們的行動。”

　　羅瑞卿到上海的時間是12月11日下午兩點多，沒有讓他到會場，而是拉到建國西路618號院子（曾做過波蘭領事館）里軟禁起來了。壹進屋，周恩來和鄧小平就找他談話，周、鄧已經在這裡等他了。周、鄧指出他的問題：概括起來有三條：壹是反對林彪，封鎖林彪，對林彪搞突然襲擊；二是反對突出政治；三是向黨伸手。羅瑞卿說他沒有伸手，工作都是黨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更沒有封鎖林彪，該向林彪講的都和他講了。有些問題他向周總理、毛主席講，聽他們的指示，這是應該的，也是屬於他職權範圍內的事。而且林彪是知道的。後來，周、鄧又壹次向羅瑞卿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說：“沒有這三條，有別的，可以檢查別的。”“別的有什麼呀？”羅瑞卿不理解別的究竟指什麼，反問了壹句。“妳和別人的關係不好。”周總理和鄧小平回答了他。“關係不好！關係不好！”羅瑞卿悽然地重複著這句話。看守羅的警衛是從北京帶來的8341部隊擔任。上海會議期間，沒有讓羅參加會議，只是背靠背地揭發批判。會議15日結束。羅瑞卿不服，他給周恩來打電話，要求見毛主席，見林彪，當面說清楚，周恩來不讓見。

　　會議沒有簡報，又是小組會，互相不通氣。邱會作在西北組。西北組組長劉瀾濤發言說，羅瑞卿“搶班”主要做了兩個方面的準備。壹是搶葉帥軍事訓練的成果，搞大比武，這實際是撈政治資本；二是搞小圈子搞自己的班底。賀龍在會上是最積極的，見人就罵“長子”。他說：“他媽的，長子是婊子養的。他用公安部的辦法，在黨內、軍內干私貨，真卑鄙！”葉劍英大聲說：“搬掉凶神，解放元帥！”還說：“妳們受壓當然不好受，但妳們到底還有工作，他對妳們還是要客氣壹點，否則對工作不利。對我們就不客氣了。他跟本不把我這樣的人放在眼裡的！”

　　上海會議壹結束，就撤銷了羅的總參謀長職務，由楊成武任代總長。葉劍英也升為軍委副主席，不久以後又兼軍委秘書長、主持軍委工作。羅下台，葉劍英地位上升。

　　1966年3月4日，中央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批判羅瑞卿會議，軍隊各總部、軍兵種、各大軍區領導等前後共九十五人出席了會議。毛澤東指定鄧小平、彭真、葉劍英主持，鄧小平在開幕時露面後即赴三線考察，會議的實際主持者則是葉劍英。羅點點在她的書中寫到３月４日下午羅瑞卿進入會場的情景：“數月不見的與會者，原來都是爸爸最親密的同志，現在都變成了路人或仇敵，所有的人都變成了壹幅完全不同的面孔，除了揭發羅瑞卿反黨、反對毛主席的問題之外，就是表示自己和羅瑞卿劃清界限。所有到會的人，不僅見面不打招呼，不講壹句話，都是懷著敵對的眼光看著羅瑞卿。”會議了35天。與會者都涌躍發言。除事假病假外，共有86篇發言稿，其是有單獨發言的，有聯合發言的。

　　在京西賓館的批羅會議上，彭真試圖遏制會上的過激情緒。說：“現在憤慨的人，將來冷靜下來後會後悔的。”4月24日，葉劍英、肖華、楊成武、劉志堅四人聯名向毛寫信，揭露彭真在批羅會議上的“惡劣表現”。6月27日，劉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談會上介紹文化革命的情況時說：“在這次會議作出決議的過程中，發現了彭真的問題，彭代表中央參加處理羅瑞卿問題，但彭真在作結論時，在關鍵問題上，包庇了羅瑞卿，這暴露了彭真、羅瑞卿之間的不正常的關係。”

　　據邱會作回憶，京西賓館的批羅會議上衝鋒陷陣的還是去杭州向主席匯報的葉劍英、謝富治、肖華、楊成武、劉志堅等人。肖華的揭發和楊成武的幾次系統揭發、葉劍英在北京批羅會議上的總結髮言，都是份量很重的。肖華本來是和羅走得很近的人，為什麼這麼賣力氣揭發？對這個問題，邱會作和葉劍英有壹段對話：

　　1966年1月底，葉劍英副主席叫我去談話。······葉帥問我：“在上海會議期間，妳同別人談到肖華有什麼問題嗎？”我回答說：“沒有。只是在陶鑄同志那裡聽到過肖華不宜掛帥（任軍委秘書長）的話，我也插不上嘴。”······我問“葉帥，是怎麼回事呀？”他回答說：“有些要緊的事。”他說：“沒有掛上帥的人（指肖華沒有當上軍委秘書長）恐怕心裡總會在想什麼吧？”我回答說：“可能總想找張路條（指整別人以表現自己）回來吧。”葉帥帶著驚奇的口氣反問：“路條？”我說：“嗯，到別人門下去了的人（指肖華和羅瑞卿搞在壹起了）現在要回來，不拿路條表現壹下自己就不好進門。”我這樣回答。此時 ，葉帥面帶笑容說：“真高見！妳的話我懂了。”

　　從這段對話可以得知，為什麼在政治運動中，壹個人挨整時，給他致命壹擊的常常是自己圈子裡的人。所謂“路條”，就是出賣朋友換取毛的信任，即“投名狀”。

　　梁必業，中將，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是羅瑞卿小圈子裡的重要人物。梁必業揭發說：１９６２年羅同他談得最多的是林彪的病情。首先是關心的口吻，後來就談後事了。羅說：林總的身體是很少希望了。自然規律，無法抗拒。我們這些人只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梁必業還說：從１９６４年開始，羅瑞卿方針是：“冷林，熱賀”（對林彪冷，對賀龍熱）四個字。在日常工作中要很自然地擴大林彪的病情，宣揚鬍子（指賀龍）的親政，要使大家相信，林彪只是熬時間。梁還說：羅再三強調，突出政治是突出個人的作用，沒有自己的人哪還有政治？在各總部、各大軍區、各兵種都要搞兩套人馬（即擁林和擁賀的兩種人）。只有這樣才能平衡。羅再三交待，對同我們合作的人要特別關心，現在有很大的作用，將來有更大的作用。主持批羅會議的葉劍英把大會揭發他搞小圈子的材料和梁必業揭發的記錄稿交給羅看了，羅通宵未眠，坐臥不安，第二天早晨就自然殺了。他自殺前在梁必業的發言記錄稿上寫了兩句話：“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黨集團”。在整羅瑞卿的時候，被指摘跟著羅跑、被視為羅的“心腹”的幾個人用書面材料揭發了羅在他們“小圈子”里的言行。

　　1966 年3月18日早飯後，有人打電話來通知羅，會不開了。對於這個會，羅怕開，又更怕不開。開會，是大家批他壹個人；不開會，就意味著會議的主持者們又在研究下壹步的計劃，意味著對他的批判又要升級。他在絕望中跳樓自殺（未死，腿受傷）。自殺前留給妻子郝治平的遺書是：

　　治平：會議的事沒有告訴妳，為了守紀律．．．．永別了，要叫孩子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

　　我們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妳們要繼續改造自己，永遠革命！

　　在京西賓館，羅瑞卿自殺並沒有停止對他的批判，而是參加批判會的人更多了。羅在醫院裡，揭發批判是背靠背的。

　　當時中央在杭州開政治局會議，揭發批判羅瑞卿也是杭州會議的壹個內容。羅瑞卿跳樓自殺未遂的消息傳到杭州政治局會議上， 毛問：“為什麼跳樓？”然後說：“真沒出息！”劉少奇說：“羅長子盛氣凌人，鋒芒畢露，他對老帥都打擊。自己不認真檢討，過不了關就自殺，沒出息。跳樓自殺也要有講究，應頭朝下，他是腳先落地。他是堅決向黨對抗。”鄧小平說：“羅長子跳了個冰棍”。葉劍英吟誦了 “將軍壹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 的詩句。

　　以葉劍英為首的中央工作小組在１９６６年４月３０日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中列出了羅瑞卿的幾個錯誤是：壹，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誹謗和攻擊毛澤東同志。例如，羅反對林彪提出的“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說：“不能這樣講，最高，難道還有次高嗎？難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難道還有次活嗎？”；二，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毛澤東軍事路線，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三，目無紀律，個人專斷，搞獨立王國，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四，品質惡劣，投機取巧，堅持剝削階級立場，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登峰造極；五，公開向黨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讓賢，讓權，進行簒軍反黨的陰謀活動。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以中發 ［66］ 268號文件轉發了這個報告。

　　這幾條當然是桌面上的，真正的問題應當是本書上面介紹的情況，即羅瑞卿與賀龍走得太近，而賀龍又與劉少奇、鄧小平關係較近。要整劉少奇，就不讓軍隊掌握在賀龍、羅瑞卿手裡。毛利用早已存在將帥矛盾，拋出羅瑞卿，牢牢地控制了軍隊。

　　陸定壹倒台

　　陸定壹，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兼文化部長。他倒台的爆發點是壹個非政治事件。這就是他夫人嚴慰冰寫匿名信的事，簡稱嚴慰冰事件。

　　在１９６６年５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會前每個人的桌子上放著壹張文件，字有核桃大，是林彪的手書。上面寫著：

　　我證明：壹，我和葉群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婚後壹貫正派；二，葉群和王實味根本沒有戀愛過；三，老虎、豆豆是我和葉群的親生子女；四，嚴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談的壹切都是造謠。

　　林彪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４日。

　　聶榮臻元帥拿著林彪手書，生氣地對主席台上的人說：“發這個做啥？收回！”很快文件被收回了。

　　堂堂國防部長林彪元帥，為什麼要寫這個東西？他是針對陸定壹的老婆嚴慰冰的。

　　大約從１９６０年起，到１９６６年１月，在５年多時間裡，嚴慰冰寫了幾十封匿名信。其中有壹封信是壹首打油詩，是１９６６年１月２６日發出的，寄給當時的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曹荻秋，讓他轉給林彪。信中寫道：“摟了壹個騷婆子，生了兩個兔崽子。封官進爵升三級，終年四季怕照光。五官不正雙眉倒，六神無主亂當朝。七竅生煙抽鴉片，拔（八）光了頭上毛。機關算盡九頭鳥，十殿閻王把帖招。”明顯是罵林彪的。這幾十封匿名信９０％是寫給林彪壹家的。林彪壹家包括兩個孩子，人到哪裡，匿名信就寄到哪裡。信的內容主要從挑撥林豆豆和她母親葉群的關係起，亂編亂罵，說豆豆不是葉群生的，說豆豆長得像劉少奇。林彪秘書張雲生看了嚴慰冰信的複印件，信中說葉群“是王實味的情婦”，是“封建貴族加現代特權”。嚴慰冰的信給林彪家造成了影響，豆豆有壹段時間不相信葉群是她母親，多次吵鬧。葉群到處找人證明她的清白，當年的馬夫、警衛員都找了，鬧得林家不安寧。中共中央重視此案，公安部組織力量偵破，還指定駐京單位的黨委書記親自掛帥破案，劉少奇、周恩來、彭真都親自指導過破案。

　　１９６６年２月初，彭真約陸定壹到他家裡去壹趟，上午１０時左右，陸到了彭家裡。彭把公安部轉來的壹疊材料交給陸定壹，就是嚴慰冰的匿名信。彭真說：“林彪是黨的副主席，寫他的匿名信，這個問題就被認為是政治問題。許多信署名王光×，發信的地址是用王光美母親辦的托兒所地址，自然是被看作是挑撥中央常委之間的關係。不少信是用明信片寫的，等於公開的傳單。陸對彭說，自己不知道嚴慰冰寫匿名信。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８日嚴慰冰被捕。

　　嚴慰冰為什麼寫匿名信？《陸定壹傳》說，在延安整風時，嚴慰冰得知葉群有隱瞞歷史、虛報黨齡的問題，向所在單位作了反映。葉群和林彪結婚後很霸道，嚴看不慣。直接的原因是葉群歧視虐待林彪前妻的女兒林曉琳，嚴對此很憤慨。陸定壹對他的傳記作者說，“嚴慰冰之所以寫匿名信，是因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

　　在審理查嚴慰冰期間，周恩來對陸定壹說，妳最好到外地去，時間越長越好。３月６日，陸定壹離開北京到南方。５月６日，陸定壹接到汪東興從北京打來的電話，讓他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５月８日，陸定壹從合肥乘汪東興派來的飛機回到北京。

　　在批判陸定壹的會上，陸定壹作了壹個檢查，他說：“我同嚴慰冰生活２５年，她寫的匿名信我知道不知道？同志們說我知道，是有道理的。２５年，還會不知道？這對於我，是有口難辯的事情。但是我只知道她同我吵架，確實不知道她寫匿名信。在莊嚴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不能說假話。現在嚴慰冰在公安部，請審問她。如果我在看到公安部材料以前，就知道她寫匿名信，請把我當成反革命的主謀犯和同謀犯，加重對我的刑罰。”林彪聽後連聲說：“天天在想變天，天天在想變天。”他質問陸定壹：“跟妳老婆勾結在壹起，用寫匿名信的辦法，長期誣陷葉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麼？講清楚！”陸定壹答道：“嚴慰冰寫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沒跟我商量過，也沒給我看過。我本人也沒有發現過。”林彪：“妳老婆的事，妳會不知道？！”陸定壹：“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嗎？”林彪：“我恨不得壹槍斃了妳！”林彪質問陸定壹：“妳為什麼害我？我這個人壹直喜歡壹點知識分子，對妳陸定壹還是比較喜歡的。妳為什麼幹這樣的壞事？用意何在？”陸定壹說我確實不知道。林彪拍了桌子，說了髒話：“妳們兩口子天天在床上＃＃，能不知道嗎？”批判成了鬧劇。

　　周恩來在會上對陸定壹不僅批評、痛罵，還把茶缸砸到陸定壹坐的那邊去了。　楊成武走到陸定壹跟前，把拳頭伸到陸定壹的眼下晃了晃說：“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會後，政治局常委繼續開會，決定停止陸定壹出席會議的資格。鄧小平讓李富春和李雪峰跟陸定壹談話，通知他不再出席會議。李富春讓李雪峰說。李雪峰只說了鄧小平的壹句話：“中央決定從現在起停止陸定壹同志出席這個會議。”陸定壹大聲說：“雪峰同志，我可是搞共產主義的，我希望我能看到共產主義！”

　　說陸定壹倒台是受老婆的牽連，那就過於簡單了。

　　１９４９年中共建政以來，陸定壹壹直主管意識形態工作。在組織批判胡適的政治運動中、在胡風事件以及其它壹系列的思想批判運動中，他起了重要作用。但自１９６０年代初以後，毛澤東對他就不滿意了。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澤東在中宣部文藝處的《文藝情況匯報》上批示、１９６４年６月２７日，毛澤東在中宣部文藝處寫的《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批示，對思想界、文藝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說“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竟然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在林彪委託江青搞的那個紀要中說，文藝界建國以來，被壹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些都是陸定壹領導的部門。教育界也是中宣部管轄的，毛澤東對教育界也不滿意。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評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後，北京採取對抗態度。在這個問題上，陸定壹和彭真是壹致的。這使得毛澤東對陸定壹和中宣部很不滿。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講話中指出，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毛澤東警告：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１９６６年3月28日至3月30日，毛澤東同康生談了兩次話中明確批評了中宣部，毛澤東說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

　　周恩來在５月２１日批判陸定壹的發言中說：“陸定壹是從夫妻老婆店發現的，他們的共同點是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工農兵學習毛主席著作。在這個時期他們出來反對林彪同志，因為林彪同志對毛澤東思想提得最早，舉得最高，發揮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得力。”“陸的老婆從1959年罷彭德懷的官以後，壹直到現在寫了六年的匿名信。有壹個規律，是在突出政治高潮時，寫信也最多的，用公開明信片寫是發宣言式的。”周恩來把嚴慰冰事件和陸定壹聯繫在壹起了，和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聯繫在壹起了。

　　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運動中，為了從政治上徹底打倒壹個人，還得從根本問題上把這個人釘死。如：是不是當了叛徒，是不是階級異己分子。陸定壹出身於無錫壹個殷實官僚家庭，南洋大學畢業，1925年學生時代就投身革命；1937年從陝北到南京治病，接受家裡二千多元遺產，將壹千元作為黨費交給中共駐南京辦事處為辦事經費，壹千元給為革命犧牲了的前妻親屬用於尋找失散的女兒費用，剩餘幾百元錢，留為治病開支。共產黨員不能繼承剝削家庭的遺產，陸定壹繼承了。因此，被認定為階級異己分子而受到嚴厲處置。

　　陸定壹始則被軟禁，戴高帽、掛黑牌、受批鬥；繼而被隔離審查，遭刑訊逼供，嚴刑拷打：“審訊人員壹擁而上，緊手銬的緊手銬，揪耳朵的揪耳朵，陸常被搞得不斷失聲慘叫，聞者心寒”，“每次審訊都把陸搞得臉腫、耳腫、手腫和流血”，由於銬得過緊，“致使手銬扣進肉內，造成手腕潰爛化膿”。陸定壹於1968年4月未經審判被投入秦城監獄。在獄中，因寫申訴，惹惱專案組，“被第二次帶上手銬，連吃飯、睡覺、大小便都不給松銬，只有在半個月壹次的洗澡時才被摘下來，半小時後洗完澡又立即被帶上。鐵銬套在手腕上，皮膚被磨破，露出鮮紅的肉，鑽心壹樣的疼痛。他把衣袖塞到手銬里，連衣袖也磨破，殷紅的血水滲在袖上。”陸定壹既被徹底妖魔化了，這個妖魔已經放在砧板上，任人宰割，揉擰，那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當年盛行壹時的“宜將剩勇追窮寇”，“痛打落水狗”的口號，這使迫害者義正辭嚴，鬥志昂揚。

　　1975年11月2日中央以“階級異己分子”、“反黨分子”為罪名開除了陸定壹黨籍。此時林彪、陳伯達早已倒台，文革已是強弩之末。在許多老幹部獲得了解放的時候，中央反而對陸定壹做出這樣嚴厲的處置，真是發人深思。

　　《陸定壹冤案十三年紀實》壹文提到“中央壹位有影響的人物”對陸案做過三次指示，壹次是1966年7月：“陸定壹在蘇聯，據說蘇修給他壹萬盧布。將來，可能搞他個裡通外國。”壹次是1976年2月：陸定壹“要答辯，妳們可以批他。他要求出獄，現在暫不理”。最後壹次是1978年10月18日：“陸定壹，毛主席指示放了算了，但他不出來。說不給他結論不出來，坐牢要把牢底坐穿。他把牢底坐穿了，地球下面就到了美國了。”按照文革後的政治規則，這位被隱其名的“中央有影響的人物”壹定是受到尊重的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抓捕“四人邦”兩年以後，1978年12月2日，陸定壹獲得自由。他失去自由的時間13年。

　　?“剝筍政策“的勝利

　　林彪在1966年５月１８日的講話中為“彭羅陸楊”定了性。五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把“彭羅陸楊”說成是“四大家族”。這是借用對國民黨高層的“蔣宋孔陳”的說法，在共產黨的詞典里“四大家族”是罪惡的代名詞。周恩來在５月２１日講話中說：“‘四大家族’已經奪了我們許多陣地”，“揭開‘四大家族’，奪回他們所占領的陣地，是剝筍政策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應該慶賀。”“不到半年時間，‘四大家族’原形畢露，事情不簡單，鬥爭剛開始，我們的陣地壹個壹個被奪走了，現在壹個壹個地奪回來。”陳伯達在５月２４日講話中：“‘四大家族’是地主、資產階級搞反革命復辟的性質。反對‘四大家族’是主席英明偉大的決策。”

　　周恩來這次講話中提到“剝筍政策”。他對此有壹個解釋：“不斷地清除修正主義，‘剝筍’，不斷出現，不斷清除，出是肯定的，出來後可採取剝筍的政策。”“如新中國成立以來，壹次是高饒事件，二次是彭黃張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對他們都是採取剝筍政策，使修正主義不可能得逞，使我們國家不出修正主義。”（林彪插話：不是他們剝掉我們，就是我們剝掉他們，這是妳死我活的鬥爭，應貫徹到社會主義革命整個歷史時期。）“剝筍政策”是毛澤東在杭州會議期間說的。他把打倒彭真、羅瑞卿比做剝筍。壹只筍，有點爛了，把外面幾片剝掉，還可以吃。劉少奇說：“剝筍政策是大革命時期鮑羅庭提出的，搞國民黨右派要壹層層剝掉，剩下壹個筍心。妳不剝他，他就剝妳。把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分子剝掉，這是壹個好辦法。剝不掉，他就要上台推翻我們，改變政策。”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３日，中共政治局全票通過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正式撤銷了彭真、羅瑞卿、陸定壹、楊尚昆四人的全部職務。接著，中共中央又於5月24日發出《關於陸定壹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把他們打成了“反黨集團”。這壹通知地方發到縣團級。

　　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審查組，下設四個組審查彭羅陸楊。

　　明末清初有壹首流傳很廣的《剃頭歌》：聞道頭需剃，如今盡剃頭。有頭皆要剃，不剃不成頭。頭自由他剃，頭還是我頭，試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在過去歷次政治運動中，彭、羅、陸、楊“剃”了不少人的頭，現在他們被別人“剃了頭”。在1965年底給彭羅陸楊“剃頭”的人，以後都被“剃了頭”。挨整中的文化部副部長夏衍仿《剃頭歌》作《整人歌》：聞道人須整，如今盡整人。有人皆要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試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整人，是極權制度的特徵，也是維持極權制度的手段。

　　打倒彭羅陸楊，與其說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內容之壹，不如這是毛澤東全面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準備。搞掉了這四個人，他感到在北京安全了壹些。毛澤東1965年11月12日離開了北京，壹直到1966年7月18日才回到北京。其間，連十分重要的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也不參加。文革研究者米鶴都認為，這是毛為自己的安全考慮。這個看法有壹定的道理。彭羅陸楊打倒後，毛還是不放心。在改組北京市委的時候，向北京增派了兵力擔任衛戍任務，林彪5·18講話談政變時說，毛主席調兵遣將，軍隊和公安系統都作了部署。毛還授意周恩來成立了“首都工作組”，以保證首都安全。

　　彭、羅、陸、楊已經被擺在階級鬥爭的砧板上。群眾專政的鐵拳不斷地向他們猛擊。

　　1966年12月3日晚至4日晨，壹夜之間，多位副部長以上的領導人被抓走了。其中有彭真、劉仁、萬里、夏衍、田漢等。這些被抓走的人去向不明。這是壹次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的行為，組織者事先打聽清楚了被抓者的住地、路線，準備了車輛，據說他們通訊聯絡工具是高級幹部的保密紅色電話機。他們都穿著軍大衣。後來才知道抓人的是四個藝術院校的紅衛兵，帶頭的是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她帶領兩輛載滿紅衛兵的汽車停在位於台基廠7號的彭真住地，他們把壹封信交給了門衛。趁門衛進屋看信之機，他們強行衝進了大門，把彭真從被窩裡綁架走，然後藏在中央樂團的音樂大廳里。周恩來得知是葉向真抓走了彭真，就找到葉向真要人。葉向真就和周恩來談判。周恩來承諾：“我們保證，幫妳們開群眾大會。”周還同葉向真商定，把葉的“游斗彭真”的計劃改為“鬥爭彭、羅、陸、楊的大會”，周恩來還對葉向真說：“妳們不是還少壹個楊尚昆嗎？開會時我保證把四個人都送過來。”葉向真相信周恩來不會欺騙她，把彭真等交給了?

　　周。 12月4日，周恩來在接見中央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毛澤東主義公社等四個組織的代表時說：“我們完全支持妳們的革命行動。首先鼓勵妳們。”“妳們的行動是革命的，也是很成功的。第壹，僅五分鐘就解決問題了，幹得漂亮！妳們把警備衛戍司令部都給瞞過了。妳們的行動是好的，但也不可能沒有缺點，妳們如何配合中央，請大家考慮。” 葉向真開了文革期間隨意綁架高級幹部的先河，開創了群眾亂揪領導幹部的先例。清華大學“捉鬼隊”1月6日“智擒王光美”就是受了葉向真這次行動的啟發。

　　周恩來讓軍隊把彭真要了回來，關押在五棵松的衛戍區的壹個師部，什麼時候批鬥，什麼時候提走。周恩來沒有食言，1966年12月12日，北京多家群眾組織聯合起來，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批判會。這次會是經周恩來同意的。會上巨幅橫標寫著：“誓死保衛毛主席，鬥爭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大會”。參加批判會的有３６０００多人。會上唱語錄歌，還唱《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和他拼！》的新歌。那次大會鬥爭了很多人，除彭、羅、陸、楊以外，還有壹大批領導幹部陪斗。被批鬥的人被反扭著雙臂，彎腰９０度，呈“噴氣式”，頭髮被人揪著，隨時將頭提起按下，羅瑞卿跳樓自殺時摔斷了腿，是用籮筐抬去的。

　　這次批判彭、陸、羅、楊的大會在全國起了示範作用。文革期間，特別是批判資階級反動路線以後，領導幹部就失去了安全感，今天主持會議，明天就可能被揪斗。有些老幹部不明不白地被抓走。他們和他們家屬整天處於恐怖之中。

　　? 毛知道幹部被批鬥的情況。1967年秋，毛澤東在鄭州接見河南省領導，他和紀登奎有壹段談話。毛問：“聽說妳坐了壹百多次飛機？”紀登奎說：“這對我大有好處。” 毛澤東還問，“坐飛機”是個什麼樣子？紀登奎站起來比劃、作示範，毛澤東也跟著學“坐飛機”的樣子，彎腰，手向後舉，還問“是這樣嗎？”毛澤東問紀登奎，“坐飛機”什麼感覺？紀登奎說，“啊呀，腰酸得很，感覺就和割麥子差不多。”

　　4

　　第四章　“五月會議”:文革正式發動

　　1966年5月發生的事件很多：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文化革命綱領性文件《五壹六通知》通過；毛澤東發表了《五七指示》，描繪了他心中烏托邦；北大聶元梓等七人貼出了“第壹張馬克思主義大字報”；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改組北京市委。

　　這段時間報刊的輿論越來越猛烈，社會上硝煙四起。

　　這裡說的五月會議是指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到２６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除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以外，還有有關部門負責人和“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組”成員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8人，共76人。這麼重要的會議毛讓他不信任的人劉少奇主持，自己不參加。會議主要議程有兩項：壹是揭發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壹、楊尚昆，5月24日，會議決定對彭、羅、陸、楊所謂“陰謀反黨集團”問題進行專案審查；二是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通知》（即《“五·壹六”通知》），揭批彭、羅、陸、楊的情況在第三章已作介紹。這裡只介紹會議其它方面的情況。

　　這是毛澤東在千里之外卻控制自如、全面貫徹自己意圖的壹次會議；這是由劉少奇主持的、自己挖自己的牆角、甚至是為自己挖掘墳墓的會議；這是劉少奇主持下揭發批判和他意見壹致的彭、陸、羅、楊的會議；這是通過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五壹六通知》的會議，這個文件的通過標誌著文化革命的正式發動；這是成立中央文革小組的壹次會議。

　　這次會開了23天，時而大會，時而小會，時而看文件，時而討論。會議大體進程是：

　　會議前四天，康生、張春橋、肖華介紹情況：康生傳達毛澤東自１９６２年以來有關批判彭真、陸定壹等人的講話或者批示；介紹了會議將要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後來稱之為《五壹六通知》）的起草經過，特別強調毛澤東修改了七遍，並指出哪些段落和字句是毛澤東親自加的。張春橋介紹姚文元署名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前後文藝戰線“兩條路線鬥爭”的情況等。蕭華介紹羅瑞卿問題和批羅會議情況。在張春橋講話之後陳伯達作了系統揭發批判彭真的發言。會議頭四天的情況介紹為整個會議定了調子，為不在現場的毛澤東意圖的貫徹打下了基礎。整個會議由劉少奇、周恩來、葉劍英輪流主持。

　　在五月會議上，又壹次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林彪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壹句超過我們壹萬句。”“毛主席活到那壹天，九十歲，壹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還都是我們的行動準則。”“在他身後，如果有人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壹定是野心家，壹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周恩來說： “毛主席的壹家，毛澤民、毛澤覃，毛主席的愛人楊開慧烈士，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這才是領袖的家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壹筆勾銷。學毛著，做筆記，要和自己的革命歷史聯繫起來。”周恩來把忠於毛澤東當做保持“晚節”。陳伯達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從馬克思主義三大組成部分來看，確實是這樣的。主席經歷過的事情，比馬、恩、列經過的要多，列寧只有三十年的工作經驗，主席有五十年的經驗。”說毛澤東超過馬克思，林彪在５月１８日的講話中講過，陳伯達只是重複。

　　全體壹致通過《五·壹六通知》

　　５月１６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全體壹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通知》，因為是這壹天通過的，所以叫《五·壹六通知》。

　　這個《通知》完全體現了毛澤東的意思。據《通知》起草的參與者王力回憶，1966年3月，康生和趙毅敏到杭州向毛匯報有關國際共運的問題，魏文伯參加，江青在座。毛大發脾氣，推翻了中央決定參加蘇共２３大的意見，大罵“二月提綱”，罵彭真，罵北京市委，罵吳晗，罵中宣部，罵他們整左派的材料。康生回來以後，由鄧小平主持會議傳達毛的意見。會議決定向全黨發通知，撤銷“二月提綱”，讓王力起草通知。王力只起草了壹句話：以前中央某日發的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予以撤銷。毛得知後說，這個不行，沒有說實質性問題，要再起草個文件。起草小組是４月１６日成立的，成員是江青定的，組長是陳伯達，成員有：康生、江青、張春橋、吳冷西、王力、尹達、陳亞丁、關鋒、戚本禹、穆欣。名義上是由陳伯達、康生、江青主持，由於陳伯達、康生在杭州開會，起草小組實際由江青主持，張春橋是秘書長。地點在錦江飯店後面那個樓。４月中旬，毛澤東在杭州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講了很多批判“二月提綱”的話，王任重作了記錄。用王任重的記錄整理出來的就是《五壹六通知》的基礎。起草小組的主要任務，是對毛對文件草稿每增改壹次，就議壹次，有什麼意見，給毛回話。在這個基礎上每天都改，改的稿子每天都由上海送到杭州讓毛再改，毛不僅是修改，還增加了大段大段的話。毛改後再交給起草小組進行文字處理。杭州會開了幾天，稿子就修改了幾次。後來發表《五·壹六通知》，毛親筆加的內容用黑體字標了出來，沒有用黑體字的地方，也是按毛的意思寫的。五月會議上討論《五·壹六通知》時，陳伯達、康生堅持壹個字也不能改。

　　《五·壹六通知》全文不到五千字。文件用大量的篇幅批判“二月提綱”，說“這個提綱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闢作輿論準備。這個提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

　　文件指出“二月提綱”十個錯誤，並對這些錯誤壹壹分析批判，在批判中闡述毛的觀點。文件說，“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壹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文件在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中指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鑽進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麼平等嗎？”“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壹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是壹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妳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麼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壹場妳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文件說，“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

　　這個文件說：“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壹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內、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這個文件最後說：“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壹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壹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份注意這壹點。”

　　幾個月以後，大家都知道“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指劉少奇。在５月１６日通過這個《通知》時，劉少奇知道是指他嗎？閻長貴說，當時康生、張春橋都不知道，以為是指彭真。政治鬥爭經驗豐富的劉少奇是應該知道的。但這個針對他的文件卻在他的主持下壹致通過了。毛澤東雖然遠在千里之外，卻對會議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不僅是因為多年的個人崇拜造就了他的絕對權威，而是全黨早就接受了他這樣的思想。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概念已經融化在人們的血液中，成了人們行動的指南。

　　《五·壹六通知》有壹個附件，就是《１９６５年９月到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據說這個附件是康生搞的。研究文化大革命歷史的學者很少提及。不過，如果站在客觀立場，去掉其中強烈的政治色彩，還是研究這段歷史的重要資料。

　　戚本禹目擊“五·壹六”通知舉手通過的情況。先是主持會議的劉少奇請出席會議的政治局成員表決，沒有反對意見。其後，劉少奇再向坐在後排的列席人員說，妳們也表表態，這樣，列席者也紛紛舉手，算是出席、列席會議的人都壹致通過，但後者應不計入票數。 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壹致通過了“五·壹六”通知，使它具有合法性，成了當時全黨對文化大革命的共識。5月19日，《五·壹六通知》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６６］２６７號）發到縣團級，以後逐步擴大傳達範圍，成為發動文革的綱領性文件。壹年以後的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６日在報刊上公開發表。

　　５月１７日的會議上，劉奇少說：過去填表時壹直填富農成份，後來到花明樓看了，應該是地主。周恩來說：自己受封建官僚家庭影響，對階級鬥爭認識不夠，對北京的問題沒有察覺。鄧小平了作了檢查，說書記處這麼大的問題我都不知道。林彪沒有檢查，但說他的家庭是地主，沒有看得那麼清楚。這麼多高級領導人都講自己的出身，難怪三個月後“血統論”橫行。

　　防政變殃及賀龍

　　５月１８日，林彪發表講話，從批評彭、羅、陸、楊開始，大講政變。他為什麼要講這樣的話？因為毛多次講要防止在我國發生反革命政變。

　　毛擔心政變是從蘇聯那裡來的。1964年10月14日，蘇共中央發生了“不流血政變”，把赫魯曉夫趕了下台，毛澤東對中國是否會發生這類事情，保持高度的警惕。毛的衛士陳長江說：“有壹次我們很緊張，毛主席無論如何睡不著覺，走到門口問我：‘妳們哨兵帶槍沒有？有壞人，要提高警惕！’我告訴主席：‘不僅帶了手槍，衝鋒鎗和機關槍，子彈也帶很多。我們幾十個人能對付壹二百人。’主席點頭滿意。”１９６５年底和１９６６年３、４月間，毛澤東問過軍隊和地方幾位領導人：如果北京發生政變，妳怎麼辦？蕭華在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去年上海會議後，主席問許世友同志，假如北京發生了政變，妳怎麼辦？主席說，出修正主義不只是文化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這是最危險的。”

　　１９６４年紀念十月革命４７周年的時候，周恩來率團赴莫斯科。１１月７日晚間，在蘇聯政府舉行的招待會上，賀龍同蘇聯元帥崔可夫等軍界領導人談話中，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對賀龍說：“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妳們也應該仿效我們的榜樣，把毛澤東也搞下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賀龍當場頂了回去並向周恩來報告，周向勃列日涅夫提出質問。勃列日涅夫以馬林諾夫斯基“酒後失言”作掩飾。周恩來立即指出，這不是“酒後失言，而是“酒後吐真言”。周恩提出正式抗議。周這樣做，有出於維護中共和國家尊嚴的考慮，同時也給毛澤東吃壹顆定心丸。周非常清楚，擔心被人搞掉是毛的壹大心病；眼下在黨內分歧日益加深的情況下，毛更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

　　蘇共搞掉赫魯曉夫靠軍方支持。所以毛澤東特別警惕北京發生軍事政變。極權政治是陰謀政治，最高領導人最警惕高層的陰謀活動。而在極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要推翻最高領導人，宮廷政變是最常用的方式。馬林諾夫斯基為什麼對賀龍談政變呢？作為軍事家的毛知道，如果中國發生政變的話，賀龍是最重要的力量，最有搞政變的可能。對毛澤東來說，馬林諾夫斯基壹語點破了，這就決定了賀龍必死的命運。

　　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來說，賀龍是有大功的。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當時不是共產黨員的賀龍，把自己帶出來的壹支軍隊交給了共產黨，並擔任總指揮參加了南昌起義。從此共產黨有了自己獨立領導的軍隊。南昌起義失敗以後，賀龍回家鄉白手起家搞起了紅二軍團，和任弼時壹起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由此逐步形成了紅軍三大主力之壹的紅二方面軍。賀龍是紅二方面軍的旗幟。賀龍對毛澤東不是很順從的。1950年代，他任西南軍區司令員（鄧小平為政委），後來中央撤消西南軍區，把賀龍調到北京管體育。賀龍不滿意，說：“為什麼要撤消大軍區啊？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怕我們造反！”他還說這是“杯酒釋兵權”。賀龍主持的國家體委有壹個國防體育俱樂部被認為是“壹支反革命地下軍，壹旦時機成熟，即成為反革命政變的急先鋒。”

　　中共軍隊中有紅壹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三大山頭。通過多次黨內的路線鬥爭，各個山頭都有削弱，但賀龍為首的紅二方面軍這個山還比完整，賀龍有兵權，他還愛交朋友，經常和軍方的人走動，被懷疑為“拉山頭”。在極權政治的和平時期，軍事首腦私下活動最容易被懷疑。羅瑞卿靠近賀龍，既增加了他自己的政治風險，也增加了賀龍的政治風險。更重要的是，賀龍當時和劉少奇的關係很好。當時中南海里盛傳，他們要結成兒女親家了。戚本禹當場聽到，毛曾對林彪、周恩來說：“如果關向應還在，鬍子（指賀龍）就不會倒過去了。”毛認為賀龍“倒過去了。” 關向應和賀龍都是二方面軍的，在延安病逝，臨終時對賀龍說，壹定要跟毛主席走，不能反毛。

　　1966年8月25日，總參外事局有人貼大字報反對楊成武，賀龍的老部下王尚榮、雷英夫在大字報上簽了名，賀龍辦公室的幾名工作人員也參加了。楊成武當時是林彪、毛澤東十分信任的人。當時懷疑是賀龍背後搞的，是想奪總參的權。聯繫到賀龍和羅瑞卿的關係，毛澤東委託林彪在壹次軍委常委會上打了招呼。打招呼會只有賀龍沒有參加。這個會是在八屆十壹中全會之後，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之前。林彪開場白說：“主席交待我和總理分別召開兩個小會，把賀龍同志的問題通通氣。總理那邊會已開過了，向主席匯報說效果很好。我按主席交待向大家說點賀龍的歷史和現實的情況。”林彪先說了賀龍在湘鄂根據地肅反的錯誤，又說文化革命開始以後賀龍的動態。壹是有些不安和異常；二是到他那裡去的人很頻繁，是個“政治俱樂部”；三是他把槍隨身帶，警衛人員揭發他帶著槍去見主席。林彪傳達完後因身體不適就退席了，葉劍英組織繼續開會。軍委常委們對賀龍進行了批評和批判。陳毅、聶榮臻的發言非常尖銳。平日很少說話的劉伯承也作了批判發言。結束時，葉劍英交待會議內容絕對不許外傳。會後，還擴大了壹些兵種正職首長秘密到葉劍英家看過揭發賀龍歷史上通敵嫌疑的原始材料，向大家打了招呼。

　　李作鵬、邱會作的回憶錄都記錄了葉帥同他們打招呼的情況。邱會作回憶說：“大概在1966年秋天，在京的各總部，各軍兵種的負責人，被通知到京西賓館集合，各自坐各自的車到京西賓館後，由蕭華、楊成武帶隊換乘兩輛大轎車到葉帥家看有關賀龍的材料，上車後還拉上窗簾。蕭、楊在車上說，臨走前總理特別打電話交代，到葉帥家看材料重點是看通敵問題。……” “到了葉帥的會客室，葉帥說：‘主席對賀龍很不放心，不少人揭發了他的問題。整理了壹些材料，大家來看壹看。總理剛才打電話來，特別強調要注意看投敵問題。’”會議室桌子上放了十幾份材料，都是賀龍部下說的壹些事。其中有總理提供的壹封信，是賀寫給國民政府里任職的舊交的。周恩來說要注意賀龍投敵問題，就是指這封信。李作鵬回憶錄說的時間、地點、事件和人物和邱會作的回憶基本壹樣。葉帥對大家說，這次看賀龍的材料是根據毛主席“在小範圍打招呼”的指示而進行的。

　　與此同時，葉劍英還向各大軍區領導人打招呼。蘭州軍區政委洗恆漢回憶，1966年10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期間，葉劍英元帥和當時的總政主任肖華找蘭州的洗恆漢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齊到北京西山葉的住處，向他們打招呼說，賀龍是大土匪，是大軍閥，國民黨曾派人到他那裡策反，很壞等等，叫他回去以後向張達志傳達，叫王恩茂、左齊向郭鵬傳達，要他們搞好思想轉彎。

　　廣州軍區司令黃永勝正在北京，肖華通知他參加壹個會議。黃不想去，說北京的事跟他沒有太大的關係。肖華說，會議非常重要，妳去了就知道了。肖華帶他到西山，會議由葉劍英主持，講打倒賀龍的事。劉伯承元帥作了長篇發言，說賀龍是大軍閥、大土匪，講了幾個小時。黃永勝還說，彭德懷專案組、賀龍專案組，都由周恩來總負責。

　　據邱會作回憶，1966年12月，中央文革提供材料說，夏天毛主席不在北京時，劉少奇、王光美與賀龍有來往，有活動。中央文革還拿出了那封從原國民黨壹個要員那裡搞到的賀龍在南昌起義失敗後向蔣介石寫的“乞降信”，還翻出了夏曦和賀龍在根據地誤殺了段德昌等紅軍將領的事。

　　這裡說的原國民黨要員應當是李仲公，文革前他是國務院參事、民革中央常委。

　　李仲公的後人介紹，1968年春，周恩來收到了李仲公給他的壹個材料，另附信壹封，信中說：“久未謁見，時在念中。茲有壹事，我手中有賀龍在1929 年由湘西派人到南京要求我代幫助向蔣投誠的兩封親筆信，是這個大叛徒叛黨的鐵證。如由信內送上。慮交不到落入別人之手。擬請於萬機之時召見片時，當面奉呈，並補陳有關情況，親聆教導。特此函達之予核裁。敬祝健康，並致革命的最後敬禮!1968年3月29日。”

　　壹封信是1929年5月16日寫的，其有“近閱報章，始知馮逆叛狀益彰，全國聲討，弟亦為黨員壹分子能不憤慨？甚願率所部萬餘健兒就近直搗逆巢，滅此朝食，以報黨國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為荷，余不壹壹，諸希亮察，如能幫忙，即請設法示復，以便正式派人晉京面候教益矣。”1929年5月26日信中有“前言皆系至誠，務求敬代陳主席，請求壹切為盼。”李仲公當時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長兼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黨部）書記長，人們認為他是蔣介石的“親信”。賀龍希望李仲公將信轉給“主席”（蔣介石）。李仲公沒有轉。

　　李仲公向周恩來交出賀龍的“乞降信”是1968年3月29日，有文字為證，不會錯的。葉劍英向軍頭們就賀龍問題打招呼，邱會作和李作鵬的回憶都是1966年秋，也不會錯。這裡有壹個疑問：李仲公是1968年3月29日將“乞降信”送給周恩來的。1966年深秋葉劍英向軍頭們打招呼時，為什麼有這封“乞降信”？這有兩種可能性：第壹種可能性是在李仲公交“乞降信”之前，中央已經知道了，我估計這種可能性不大；第二種可能性是，葉劍英讓軍頭看的材料中沒有這封“乞降信”，而是其它的“敵我性質”材料。這有待檔案公開以後解疑。

　　1968年10月31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式上說：“過去說對賀龍是壹批二保，因為他是二方面軍的代表。現在看來不能保了，因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從成鈞、許光達、廖漢生等的揭發材料看來，他是破壞我們這個軍隊的。他背地搞篡軍反黨企圖是有的，但是沒有來得及。” 我們至今不知道成鈞、許光達、廖漢生對賀龍有什麼揭發，毛澤東說的他不知道的事情是不是包括賀龍的所謂向蔣介石的“乞降信”？

　　僅憑這兩封信就斷定賀龍投靠蔣介石是不夠的。賀龍寫這兩封信也可以從積極方面理解：這是在當時嚴酷的鬥爭環境中所採用的壹種鬥爭策略。南昌起義失敗以後，向蔣介石顯示壹個姿態，以減輕國民黨的軍事清剿的壓力，謀求革命隊伍發展空間。

　　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見參加軍委會議成員時說：“我看賀龍同志搞錯了，我要負責呢。”有關部門開始調查賀龍等的平反問題。據稱，李仲公的揭發信在1974年9月23日被鑑定完畢，說是偽造的。為什麼1968年春不作鑑定、而在毛說整錯整了賀龍以後才作鑑定？1978年6月，國務院參事室作了壹個決定。決定說：“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兩封偽造信陷害賀龍同志的問題，審查小組報經中央批准，認為是李仲公夥同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蓄意陷害賀龍的壹起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嚴重，又不老實交代。根據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本應從嚴懲處，逮捕法辦。但考慮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況，不再捕辦，決定撤銷其國務院參事職務。每月發給生活費八十元，交國務院參事室監督。”此時李仲公已92歲，重病在身，家屬沒有把這個決定告訴他就逝世了。

　　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講政變很有特點。他先說：“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壹切；沒有政權，就失掉壹切。”要“念念不忘政權。”然後他說：“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本主義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壹套搞掉。” “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到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了部署，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 “從我國歷史看，歷代開國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時間就發生政變，丟掉政權的例子很多。”接著他列舉了古今中外大量政變的例子，聽起來感到毛骨悚然。林彪這篇講話，後來經過毛澤東審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

　　在林彪講政變以後的三天，５月２１日，周恩來也在會上講政變。他說：“林彪同志講的亞非拉地區６１次政變，也可以看出國內因素是主要的。”“主要問題是防止修正主義當權。彭、羅、陸、楊是壹個壹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有筆桿，有槍桿，有黨權。第二是防止修正主義發生政變。第三要防修正主義的軍事政變。” “修正主義搞政變，基礎是壹文壹武，掌握筆桿子、槍桿子，兩個都占領了就動手，但最重要的是黨權，彭真是大黨閥。”怎樣“三防”呢？周恩來說，壹是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造反；二是不斷地清除修正主義，“剝筍”，不斷出現，不斷清除；不到半年時間，“四大家族”原形畢露，事情不簡單，鬥爭剛開始，我們的陣地壹個壹個被奪走了，現在壹個壹個地奪回來。周還說：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政府也毀掉。

　　５月２７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開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談到了“防止反革命政變”的問題。他說：“彭、羅、陸、楊事件是有發生政變的可能的”，“這次彭、羅、陸、楊還來不及搞政變，就被揭露了”。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７日，康生在北京師範大學也講政變。他說：“今年二三月初北京市彭真這個大黑幫陰謀策劃政變。陰謀把無產階級專政推翻。計劃之壹是要往北大、人大每壹個學校派去壹個營的軍隊，這個事實是千真萬確的，並在北大、人大看過房子的。．．．．陸平黑幫給他們修房子、修食堂，人大校長郭影秋完全知道這件事。”１９８０年，審判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時，對這件事情的解釋是：１９６６年二月，中央軍委為加強地方武裝建設，決定在北京組建壹個團，歸衛戍區建制，負責民兵訓練、維持社會治安等任務。這個團組建後壹時沒有營房，就到壹些大學找空房子。如果真是像解釋的這樣，也是合情合理的。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極權政治下的權力高層歷來如此。

　　１９６７年２月，裝甲兵有兩個幹部訪問李作鵬時問道：“傳單說許光達是賀龍兵變中的總參謀長是事實吧？”李作鵬回答：“有那麼回事，總參謀長是事實。”又問：“二月兵變是怎麼回事？”李答：“去年二月兵變，賀要調壹軍（賀的老部下）到北京來，由於中央識破了陰謀，才使兵變未逐。”“九壹三”以後，李作鵬成了林彪集團的骨幹，這個“訪問記”成了李作鵬誣陷賀龍的罪證。

　　1966年5月15日，根據毛澤東關於“保衛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強首都警衛工作，周恩來與葉劍英聯名給毛澤東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交報告。該報告提出組建壹個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副組長的“首都工作組”。毛“保衛首都”的指示，實質內容就是防止北京發生政變。首都工作組直接對政治局常委負責，即對周恩來負責，周恩來對毛澤東負責。首都工作組處理問題權限和指揮權限，不受原機構或部門的管轄。戚本禹說：“首都工作組是個很神秘的機構，是由葉劍英負責的,它只向總理匯報工作。而無需向任何部門(包括中央文革)通報情況的。所以我們中央文革連陳伯達和江青都沒有人知道它的事。”

　　據首都工作組成員張民回憶，當時首都工作組擬制了呈報毛澤東的四個文件：壹，北京衛戍區組織機構擴編方案：首都警衛師、北京市公安總隊、第63軍189師、第24軍70師調歸北京衛戍區建制，擔負首都警衛任務；二，加強首都警衛兵力調整方案：1，首都警衛師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警衛第壹師。2，北京公安總隊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警衛第二師。3，第70師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警衛第三師，保留原番號不變。4，189師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警衛第四師，保留番號不變。三，中央軍委關於北京衛戍區組織機構調整擴編的命令。四，關於加強首都警衛兵力調動的命令。以上文件打印兩份，壹分送周恩來，壹份送毛澤東。1966年5月29日，毛澤東批示：“照辦”。

　　這樣，北京衛戍區共有四個師。不久，根據葉劍英指示，天津的196師和宣化的193師，必要時也可以由北京衛戍區調動。十個月以後，從沉陽軍區調３８軍進駐京畿，３８軍是原四野的頭號主力，是林彪指揮順手的部隊。

　　在做這幾件事時，周恩來要求首都工作組的工作人員不讓打電話談調部隊的事。所有文件只打印兩份，壹份給他，壹份由他轉呈毛澤東，而不發給林彪。甚至到茶爐房裡開會，把服務員都打發走了。

　　1966年6月1日，上述部隊開始調動。這壹天黎明，坦克、汽車的轟嗚聲驚醒了北京西郊酣睡的人們，壹隊隊解放軍戰士沿著大路疾進，天亮時，他們已經分別進駐了南苑、長辛店、清河地區。

　　6月3日，北京衛戍區在京西賓館召開營以上幹部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楊成武宣讀了中央軍委關於調整擴編北京衛戍區的命令。楊成武說：衛戍區的具體任務按周總理和首都工作組以及葉帥的指示辦。參加會議的張民回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賀龍元帥，他到的時間比較早，進了禮堂後台的休息室就壹屁股坐在沙發里，表現出壹種沉默寡言、憂心忡忡的神態，與以往相比判若兩人，我看他的氣色也不太好，面容憔悴，好像剛剛大病壹場的樣子。過去那種愛說愛笑的影子壹點也看不見了。”

　　對政變時容易受到攻擊的中央廣播電台、電視台、國家通訊樞紐等處進行勘察，制定防範措施。對機場、水庫、發電廠、監獄等要害地方進行了勘測。位於西單的電報大樓上，用望遠鏡可以看到毛的住處，立刻宣布為軍事禁區。

　　首都工作組周密地布置了防止政變的工作，毛澤東感到北京安全了。他1965年11月12日離京南下，1966年7月18日放心地回到了北京。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完全控制了局勢，他不允許這樣的超級機構繼續存在下去，1967年2月，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停止辦公，有關工作由總參作戰部辦理。此時，組長葉劍英成了“二月逆流”的主將。

　　圍攻八十歲的朱德

　　五月會議氣氛緊張，人人自危，紛紛發言檢討自己對毛澤東的態度，紛紛表示對毛效忠，同時對彭、羅、陸、楊群起而攻之，大家都極力表現自己堅定的立場。彭真和陸定壹作了檢查後，除了康生、林彪、陳伯達作了上綱很高的批判以外，賀龍、張鼎臣、楊成武、李先念、陳毅、薄壹波、劉少奇、聶榮臻、余秋里等都作了批判發言。李先念說：吳晗的要害是罷官，彭真的要害是政變。

　　朱德因為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積態度，還因為他說了壹些與當時政治氣氛不壹致的話，責令他作檢查。因此，圍斗八十歲的朱德，成了這次會的壹個插曲。

　　5月23日，人民大會堂河北廳，劉少奇主持。朱德檢討：“我過去的錯誤已經作過兩次檢查，第壹次是在高饒問題發生以後，我在會上作了檢討。第二次是彭德懷問題發生後，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檢討，那次檢討比較長壹點。”朱德接著又講了他過去的錯誤，即二十年代井岡山上的問題和紅軍第四軍“七大”的問題。張鼎丞、林彪、陳毅、周恩來先後發言和插話。陳毅批判朱德歷史問題，言辭激烈,時間很長。林彪說：“去年羅瑞卿問題發生以後，在上海會議上，他（指朱德）還講，不能講毛澤東思想是世界馬列主義的頂峰，頂峰還會發展嗎？大概頂峰不是毛主席，而是妳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魯曉夫。”陳毅質問：“朱德，我要問妳，妳是不是要搞政變？”朱德說：“搞政變我沒有這個力量，也沒有這個膽量。”陳毅說：“我看妳是要黃袍加身，當皇帝。妳還大力讚揚赫魯曉夫。妳野心非常大。”薄壹波說：“朱老總經常講蘭花。他說，自古以來，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種蘭花。”朱德辯解：“說到現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我對於我們這個班子總是愛護的，總是希望它永遠支持下去。”周恩來說：“幾十年歷史，朱德同志跟張國燾鬥爭，前壹半應歸功於劉伯承同志的推動。如果沒有劉伯承同志在那裡，黃袍加身，妳頂得住嗎？後壹半是賀龍同志、弼時同志、關向應同志的共同推動，才北上了。如果沒有這些，妳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後，那多了。毛主席常說，高、饒、彭、黃的事，妳都沾過邊嘛。妳到處發表意見，是壹個危險的事，我們不放心。常委中有這樣壹個定時炸彈，毛主席也擔心。妳到處亂說話。妳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所以妳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批判朱德的會議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後來形成的“四人幫”，卻是文革中受難者劉少奇。對朱德批鬥最凶的不是康生和後來形成的“四人幫”，而是陳毅和周恩來。他們甚至無中生有地指責朱德“要搞政變”、“要黃袍加身，當皇帝”“是定時炸彈”。積極參與批判朱德的中央領導人薄壹波、烏蘭夫、張鼎丞等人，後來都在文革中受難。會議的主持人和批判的主要人，文革以後都被尊為無產階級革命家。

　　批評朱德不是從這裡開始。早在1959年8月18日至9月12日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就批評朱德。這個會是傳達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捎帶也批評了朱德。林彪在地次軍委擴大會議上批評朱德時，朱德就坐在他身邊。林說：“今天當著全軍幹部的面，對朱德同志是要進行批評的。他是不承認毛主席是黨的領袖的。朱德同志總認為自己功勞很大，其實他名聲很大，功勞不大。戰爭年代，朱德同志名義上是總司令，實際上我黨的總司令向來都是毛主席。”劉亞樓對邱會作和肖向榮說：“朱德是總司令嗎？他是彭德懷的總司令。在廬山會議上朱德支持彭德懷反對毛主席。在這個問題上朱德是真總司令，當然，他能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為了集中力量解決彭德懷的問題，才把朱德問題分開。”劉亞樓說：“林總對朱德的批評，不是他個人的意見，他是毛主席和中央的代言人。”

　　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於四川省儀隴縣，畢業於雲南陸軍講武堂。1911年10月在雲南參加辛亥革命武裝起義。1915年12月參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護法戰爭”。1917年7月任滇軍旅長，1921年春任雲南陸軍憲兵司令部司令官，雲南省警務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等職。朱德比毛澤東大7歲，在中國共產黨革命軍事活動初期，朱德是唯壹的壹位有指揮戰爭經驗的職業軍人，也是參加革命前社會地位最高的人。1922年8月在德國柏林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領導八壹南昌起義。起義軍南下廣東途中被國民黨軍隊擊敗，他率領餘部轉至湖南南部，和他在雲南講武學堂的老同學、時為國民革命軍16軍軍長的范石生合作，使部隊獲得了喘息機會。1928年4月率部上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合；隨即成立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紅四軍），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從此“朱毛”成了中國革命領導人的代名詞。

　　朱德的權力自1949年以後基本被剝奪，只給壹個委員長的空頭職務。1966年朱德已經是80老翁，應該說對毛的權力沒有什麼威脅，為什麼毛對他還不放心？為什麼林彪、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陳毅等中央領導人對他群起而攻之？

　　朱德雖然沒有任何權力，但聲望很高，他對“文革”的態度至關重要。1959年批彭德懷時他不積極，1965年批羅瑞卿他也不積極。所以，毛要發動壹場攻勢，重重敲打壹下朱德，壹是防止朱德對文革提出批評意見，另壹個目的是警告其他高級幹部，即使朱德這樣的老帥也必須俯首帖耳，絕不能成為“文革”運動中的絆腳石。朱德在軍隊中威望很高。毛澤東要搞文革怕軍隊不穩，擔心有人會擁戴朱德，所以先把朱德弄出來，掃壹下威風，除掉了有人打出朱德的旗號反毛的可能性。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

　　５月２８日，中央文革小組正式成立。毛澤東任命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８月２日，陶鑄被任命為顧問，１９６７年１月打倒）。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為副組長。成員有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７人。郭影秋（華北）、楊植林（西北）、鄭季翹（東北）、劉文珍（西南）也是早期的中央文革的成員。中央文革小組直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實際是毛澤東直接領導下的特殊機構。毛甩開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中央文革成為直接指揮文革的常設機構。以後的實踐證明，陳伯達只不過是名義上的組長，江青是主事、鬧事的組長，而作決定、把關的實際組長是周恩來。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０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在陳伯達生病外外出期間，由江青代理文革組長的職務。

　　6月20日，中央文革小組在上海開會。毛澤東７月１８日從上海回到北京。江青早兩天從上海回到北京做了幾件事：壹，建立中央文革小組的辦公機構，專門把釣魚臺１６號樓作為中央文革辦公室，讓王力當辦公室主任，戚本禹、曹軼歐、穆欣為副主任。除了正副主任外，只有三五個助手。二，建立信息收集系統――辦《快報》。抽調１００名團以上的政工幹部作為中央文革的聯絡員、巡視員，以《紅旗》、《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記者的名義，到各地、各部門了解文革情況。辦公室人少，聯絡員人多。三，建立碰頭會制度。每天下午３點碰頭，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參加。周恩來、陶鑄參加。經常是中央文革開完碰頭會以後，到壹個單位去參加群眾大會，發表講話支持造反派。從此，劉少奇在懷仁堂主持中央常委碰頭會只討論壹般性問題，重心轉到釣魚臺這邊來了。文革初期，中央文革碰頭會和中央常委碰頭會同時存在。1967年2 月以後，大事都由文革碰頭會來解決，但中央常委碰頭會還存在，開會的次數不多。

　　後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壹個壹個被打倒了，只剩下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幾個人。江青十分張揚，對陳伯達頤指氣使。陳伯達形象地用手揪著自己的耳朵對他的秘書說：“她對我像三娘教子似的訓斥！”陳伯達不願意召開文革小組會議，多次受到毛的批評。1967年二三月間開始，中央決定以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名義來處理中央日常工作。這個碰頭會由周恩來主持，有關的中央黨政軍領導人都參加。

　　中央文革碰頭會決定文革中的各項重大問題，開會地點從懷仁堂改為釣魚臺16號樓。哪些人參加由周恩來確定，各種文件都由周恩來簽發。戚本禹說：“ 我們的感覺，總理好像是中央文革的政委，江青是司令。”

　　1966年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周恩來的中央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重要了。以前，他作為國務院總理，只處理國家行政事務，而黨務和軍務分別由中央書記處和中央軍委負責。從批判羅瑞卿到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還參與軍隊和黨里的事，周和林彪、葉劍英配合默契，關繫緊密。

　　毛澤東的桃花源：《五．七指示》和“巴黎公社原則”

　　毛澤東壹直強調“有破有立”。《五壹六通知》是“破”，是想破除１７年建立的壹些制度。他想“立”什麼呢？他有壹個設想，不過，他這個設想是烏托邦，是他心中的桃花源。１９５８年試驗失敗了，但他沒有放棄。他心中的桃花源由兩部分組成，經濟和社會體制是《五七指示》，政治體制是“巴黎公社原則”。而這些和中國古代的“大同世界”的某些設想相關。

　　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信，對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壹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作了批示。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是毛澤東造就“共產主義新人”的設想。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妳在五月六日寄來的總後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壹起討論壹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的指示。請妳酌定。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壹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這樣的壹個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壹些小工廠，生產壹些自己需要的若乾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社會主運動義教育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壹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當然，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壹個部隊只能兼壹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如大慶油田那樣。

　　公社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麼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了。

　　毛澤東

　　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

　　５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將《五七指示》轉發到全黨，要求全黨有步驟地實施。在轉發的通知中說，這“是壹個極其重要的有歷史意義的文獻，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發展。” 8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全國都應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的社論，公布了《五七指示》中的主要內容，並加以闡述。社論說：如果按毛的這個指示做，就可以大大提高全民的無產階級意識，促進人們的思想革命化；可以逐步縮小三大差別，促進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可以實現全民皆兵，形成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7億人民都會成為舊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設者和保衛者。這樣，全國就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都是共產主義的大學校。“五七指示”構想了壹個桃花源式的社會組織。通過這個社會組織消滅“三大差別”，進而實現共產主義理想。1958年的共產主義造成了三四千萬人的死亡，毛不甘心，還要通過文革構建1958年失敗了的烏托邦。

　　如果說《五七指示》是毛澤東對經濟社會體制的構想，那麼，巴黎公社原則，就是對政治體制的構想。他想用這兩個構想來代替１７年建立的制度，達到反修、防修的目的。

　　什麼是巴黎公社原則呢？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有闡述：“廢除常備軍而用武裝的人民來代替它”；“公社是由巴黎各區普選出的代表組成的。這些代表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其中大多數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 ；“壹向作為中央政府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壹切政治職能，而變成公社隨時可以撤換的負責機關，其它各行政部門的官吏也是這樣”；“從上到下，壹切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舊政府的純粹壓迫機關應該剷除，而舊政府的合理職能拿過來交給社會的負責的公僕”；“公社將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國家’迄今所吞食的壹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公社真正的秘密在於：它實質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這樣，“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的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項最大的開支，即常備軍和官吏。”

　　馬克思接著說：“勞動壹被解放，大家都會變成工人，於是生產勞動就不再是某壹個階級的屬性了。”《法蘭西內戰》是文革中必讀的書，中央要求幹部、黨員反覆讀。

　　對於巴黎公社原則，恩格斯有壹系列解釋：

　　他說：“公社壹開始就得承認，工人階級在獲得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壹方面應當剷除全部舊的、壹直被利用來反對它的壓迫機器，另壹方面，應當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來保證自己有可能防範他們。”

　　他說：“國家無非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機器，這壹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國家最多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壹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壹樣，不得不立即儘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的方面，直到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壹代能夠把這個全部國家機器完全拋棄為止。”

　　他說：“先生們，妳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樣子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如何讓掌握公權的官員只為公眾做事，而不成為公眾的主人，是古今中外的難題。馬克思從巴黎公社受到啟發，認為用“公社”代替國家，就可以解決這個難題。他的設想是很難實現的烏托邦。

　　毛澤東不僅接受了馬克思的“公社”原則，還特別鍾愛“公社”這個詞。1958年搞了人民公社，遭遇失敗，但他不甘心，想通過文革繼續探索。他把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稱之為“巴黎公社宣言”。文革中政府機構被衝垮以後，毛澤東讓王力電話通知最早奪權的上海和黑龍江，讓兩地採取人民公社的形式。

　　巴黎公社原則、“五七道路”和中同古代的“大同”思想，構成了毛澤東烏托邦的藍圖：壹，消滅社會分工、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實現了“個人全面發展”；二，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建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從而消滅剝削、實現社會平等；三，實行供給制，消滅工資級別。在分配上，反對物質刺激，堅持政治掛帥；四，黨政不分，議行合壹，行政和立法、司法合壹；五，公社由普選出的代表組成，可以隨時撤換；六，廢除常備軍，用武裝的人民代替；七，地方自治。

　　為了達到以上目的，要從根本上改造人性，“鬥私批修”、發動壹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要把所有的人都改造成沒有私心的“共產主義新人”。

　　他有生之年實現不了這個宏願，就提出七八年搞壹次，通過多次文化大革命來實現這個理想。

　　毛澤東設想的“五七道路”最後能落實的是全國建立了成千上萬的“五七幹校”，大批知識分子和當權者不喜歡的幹部在這裡勞動，成了“流放地”、“勞改營”、清查“5·16”的場所；巴黎公社呢？曾想在上海試驗，結果也落空了，舊的官僚機器被剷除了，新建立起來的還是官僚機器！

　　為什麼說毛澤東這壹套設想是桃花源呢？他設想的是消滅分工的社會，而社會發展的趨勢是分工越來越細緻；他設想的是沒有商品交換的社會，在高度分工的社會，只有通過商品交換才能互通有無。沒有商品交換和市場競爭的社會，社會必然停滯；他設想的是壹個平均分配的社會，而沒有分配上的激勵，壹定是效率極低的社會。按巴黎公社原則建立的政治體制是：行政、立法、司法三合壹；沒有常備軍和警察，用群眾專政來代替；他設想壹切公職人員的工資都不能超過工人的工資，誰來執行？他設想可以隨時撤換公職人員，誰來撤換？壹定有壹位高於公共機構的、權力無邊的超級人物。顯然，這是壹個在超級人物統治下的、不是法治的極權社會。

　　毛澤東的這壹套設想反映了他理論上的系統錯誤。毛澤東給中國人帶來那麼多災難，都是源於他壹套理論上的系統錯誤，都是源於用強大的政權力量實踐他這壹套錯誤的理論。我不懷疑他的真誠。但是，他越真誠，越執著，對中國人危害越大。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號召群眾“砸爛舊世界”，建立新世界。他的“新世界”是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為烏托邦而奮鬥的文化大革命，也註定不可能成功。

　　聶元梓等貼出大字報

　　聶元梓，北京大學黨委委員兼哲學系黨總支書記。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聶元梓、宋壹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七人貼出了《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大字報就在北大飯廳的山牆上。１９５6年大鳴大放的時候，譚天榮的大字報也是貼在這裡。看著這張大字報，有人說，譚天榮又出現了；有人說，這是反黨反革命大字報；當然也有贊成的。本來去上課的學生教室也不去了，就在大飯廳外面，三個壹群五個壹伙爭論得熱火朝天，而且人越來越多。

　　大字報寫道：在全國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北大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被壓制下來”，“5月14日陸平急急忙忙的傳達了宋碩在市委大學部緊急會議上的‘指示’。宋碩說：現在運動‘急切需要加強領導，要求學校黨組織加強領導，堅守崗位。’‘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大字報異乎尋常地提出“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思想！保衛無產階級專政！” 的口號，似乎告訴人們中央出了大事。

　　接著，大字報壹壹批駁宋碩的上述觀點，然後呼籲：“壹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

　　這張大字報全文１４００多字，內容空洞，但調子很高。當年的大字報基本上都是這種風格。大字報貼出後，北大黨委連夜召開會議，對聶元梓等的大字報進行了批評，還組織了成千張大字報反擊，組織壹些人圍攻寫大字報的人，同他們辯論。

　　大字報的起因是北京大學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

　　１９６４年７月，張磐石（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帶壹個１０人小組到北京大學調查。他們壹個系壹個系地找總支書記談話，動員大家給陸平和北大校黨委的工作提意見。說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當時也找到聶元梓，聶對學校和陸平的工作確實有意見，就放開談了。8 月29日，張磐石調查組寫了壹個調查報告（《壹號報告》），對北大階級鬥爭形勢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這與當時毛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應當是壹致的）。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１０人的社教工作隊進入了北京大學。工作隊由五人小組領導。五人小組組長是張磐石，成員有劉仰嶠（高等教育部副部長）、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龐達（中宣部教育處副處長）、宋碩（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成員有來自22個省市的宣傳部長、教育廳長、重點大學的校長或黨委書記。

　　龐大的工作隊進校以後，甩開校黨委，“紮根串聯”，依靠聶元梓這樣壹批左派開展階級鬥爭。運動目標壹開始就對準北大黨委。11月12日，在機關總支大會上，工作隊員當場點了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珮雲、謝道淵的名。11月19日，張磐石寫了《二號報告》，說北大黨委實際上走資本主義道路。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１日，張磐石在會上說，十天來，在全校２０個點上，全面展開了面對面的鬥爭，鬥爭氣氛十分激烈、十分尖銳，生動活潑，熱火朝天。然而，這次會後，各單位面對面的鬥爭更加激烈。大會批，小會斗，無限上綱，無情打擊，學校出現了混亂。工作隊黨委副書記（上海華東師大黨委書記）常溪萍對工作隊這樣的作法有不同的意見。在１０月２１日，彭真把陸平和張學書找到他的住處，表示同情和支持陸平。清華大學黨委也不同意工作隊的做法。中宣部領導人對工作隊的鬥爭也不滿意。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３日、２４日，陸平、彭珮雲在壹個會上發言，對北大工作隊提出了批評。在北大黨委和工作隊雙方僵持不下的情況下，２月２０日，陸定壹在對十個中宣部派出的工作隊作報告時指出，陸平是好人犯錯誤，認為工作隊對陸平的問題下結論太早了。３月３日，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央書記處討論了北大社教的問題，認為北大是比較好的學校，陸平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錯誤，不存在改換領導的問題。根據書記處的會議精神，３月５日，陸定壹來到北大，給校黨委常委和工作隊作報告，指出北大要落腳到教育上，把教育革命搞好。同時，把社教工作隊的五人領導小組擴大為八人領導小組，校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戈華、彭珮雲也進入了領導小組。張磐石“頂牛”。3月17日，常溪萍給鄧小平寫信，反映對張磐石的意見，建議中央派人檢查北大的社教工作。3月21日，陸定壹約陸平談話，對他說，毛主席說了，妳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錯誤，放心好了，以後第壹書記還是要妳做下去。３月３０日，鄧小平和彭真批評了張磐石。

　　1965年４月２８日至２９日，中宣部召開北大社教工作隊全體工作隊員大會，北大校黨委參加。4月29日，陸定壹代表五人小組在大會上宣布，撤銷張磐石北大工作隊長職務，由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任隊長。領導成員由原來的八人小組改為九人小組，增加了常溪萍。6月29日，彭真在人大會堂小禮堂向全體工作隊員和北大黨員幹部作報告，他否定“北大是資本主義的鎔爐”“北大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學校”的說法，說陸平是好人犯錯誤。彭真講話之後，北大社教轉入整風學習階段，校系兩級領導人２５０多人集中住在國際飯店。整風學習領導小組組長是許立群、副組長是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後面由彭真指揮。北大社教整個“翻了燒餅”：原來的左派成了右派，原來的右派成了左派。工作隊將社教前期的左派和積極分子反映黨委的材料交給了陸平等被批判的人，聶元梓等受到批評和鬥爭。會氣氛緊張，前壹段社教積極分子被隔離，甚到限制人身自由。聶元梓等人不服，“頂牛”頂得厲害。聶還到中央上訪，並寫信給毛澤東和劉少奇。兩邊正斗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彭真就出事了，北大的國際飯店會議和社教運動也就停下來了。

　　國際飯店會議結束後，陸平領導的校黨委決定，北大的幹部、教師和學生也組成工作隊，到農村去參加社教運動。社教工作隊的負責人都是陸平那壹派的，那些批評陸平的人放到社教工作隊，說是準備放下去就不回北大。聶元梓的哲學系黨總支書記的職務也被別人取代了，她被分配到懷柔縣搞“四清”。５月１９日晚，北大黨委傳達中央文件。大家聽了《“5·16”通知》如晴天霹靂。同時傳達的，還有對彭真、羅瑞卿、陸定壹、楊尚昆的組織處理的定性，大家十分震動。聶元梓幾個晚上沒睡好，翻來覆去地思考北大的情況，思考北大與北京市委、與彭真的關係問題。在北大社教後期壓制聶元梓等人的恰是文件中指出來的幾個人：彭真、陸定壹，許立群等。她想再給毛主席、劉主席寫個報告，匯報壹下北大的情況。於是，聶元梓找了哲學系的黨總支副書記趙正義，讓他找了系裡的老師宋壹秀、楊克明、高雲鵬、夏劍豸，討論寫報告的事。他們都是北大社教前期的積極分子。楊克明說：寫什麼報告？就寫壹張大字報吧！第壹張“馬克思主義的大字報”就這樣出籠了。大字報由楊克明起草。

　　聶元梓在她的回憶中壹再強調： “這張大字報的具體內容，就是我們幾個參加寫作和簽名的人知道，我們事先沒有對任何人講過。曹軼歐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那麼，這張大字報跟康生夫婦沒有關係嗎？

　　1966年初，康生夫人曹軼歐帶著工作組到北大來蹲點。張恩慈本來是哲學系的教師，剛調到中央機關工作不久，現在又跟著曹回到北大。曹軼歐到北大來，到處找人談話。也找了聶元梓。曹軼歐告訴聶元梓，不要到下面搞“四清”去，北大的問題還應該繼續解決。聶元梓說還是準備下去。曹軼歐說，那妳在國際飯店被鬥了壹通，也就不了了之了？聶元梓才沒有走。在寫大字報之前，他們覺得要請示壹下。請示誰呢？寫陸平的大字報當然不能請示陸平。他們決定請示曹軼歐。聶給張恩慈打了電話，說明我們想給陸平寫張大字報，不知道行不行，想請示壹下曹軼歐。曹軼歐在西頤賓館的客房接見了聶元梓和楊克明。聶元梓匯報說，聽了《“5·16”通知》，我們想給陸平寫壹張大字報，貼在北大校園裡面，不知道行不行。曹軼歐說，《“5·16”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就是要發動群眾，大字報可以寫。聶元梓後來說，她向曹軼歐請示，只是從組織原則出發，沒有講具體內容，更沒有帶著大字報底稿給曹看。

　　大字報貼出當晚，聶元梓打電話給張恩慈，說我們的大字報貼出來了，學校里亂了，群眾對大字報有爭論，面對這個局面，應當怎麼對待？中央有什麼態度？請他幫助請示。大約壹個小時以後，張恩慈來到北大22樓楊克明家裡，寫大字報的７個都在這裡守候。張恩慈見到他們，沒有多講什麼，他只說領導要我們把大字報抄壹份給他，送給中央文革和黨中央看看。

　　多年來，聶元梓壹直堅持這張大字報不是在康生的支持下寫的。２０１０年，９０歲的她給《炎黃春秋》的壹封信中說：“全國第壹張大字報與康生的老婆曹軼歐並無關聯。沒有曹軼歐或者沒有我聶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樣會寫這樣的大字報的，也同樣會被毛主席批示廣播的。因為這是由毛主席親自發動和親自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思想目的而決定的。”

　　６月１日，毛澤東在杭州對聶元梓大字報的批示：“康生、伯達同志：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請酌辦。”毛還給康生、陳伯達打電話，說這張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的意義更大。

　　６月１日晚八點，中央廣播電台全文播放了聶元梓的大字報，毛澤東稱讚它是“全國第壹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緊接著發表了《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壹張大字報》，其中寫道：“凡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的，不論他們打著什麼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他們實際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剝削階級的利益，全國人民都會起來反對他們，把他們打倒，把他們的黑幫、黑紀律徹底摧毀。”有人說毛在文革中給群眾以民主，這篇評論員文章，給所謂民主劃出了壹條明確的生死界線：毛主席、毛澤東思想和黨中央的指示是不能反對的。人們只能跪著造反，跪在毛的跟前造反。

　　中央廣播電台全文播放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出乎聶元梓的意料。幾天來這張大字報引發的是是非非給她心頭造成的壓力，壹掃而光。她非常興奮，真是“紅色電波傳喜訊”。

　　當天晚上，張承先（時為中共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率少數工作隊員進了北京大學。從此，北京大學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樣板。每天到北大參觀的、看大字報的人如浪潮湧動。

　　6月3日，新華社同時發佈了中共中央抉定改組北京市委、北京新市委抉定改組北大黨委這兩條使人震撼的消息。

　　?“第壹張馬克思主義大字報”經報紙、電台大規模的宣傳以後，全國所有的大學都向校黨委“開火”。反黨委和保黨委兩種力量開展了激烈的鬥爭。各校大字報鋪天蓋地。

　　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飛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並請毛澤東回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毛澤東表示暫不回京。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說：“關於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壹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壹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北大壹張大字報，把文化大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這是任何人壓制不住的壹場革命風暴。”“在這場運動中湧現了壹批積極分子，依靠這些人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顯然，毛說的“積極分子”，就是造反派。

　　在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有兩個重要人物自殺身亡。壹個是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壹個是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

　　鄧拓原來是人民日報社領導人，1958年因毛對他不滿被調離人民日報。大饑荒之後，鄧拓應《北京晚報》之約，撰寫《燕山夜話》專欄雜文，又與吳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線》雜誌撰寫《三家村札記》雜文。“文化大革命”開始，被打成所謂“三家村集團”，5月16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紅旗》雜誌批評他的文章，文章說他是叛徒。5月18日，鄧拓在家中服安眠藥自殺。在寫給黨組織遺書中說：“我這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在我離開妳們的時候，讓我再壹次高呼：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文革中被迫自殺的人當中，不少人在遺書中喊出這樣的口號。這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表現。這正是嚴酷的極權制度造就的病症。

　　田家英從1948年開始就為毛澤東當秘書。開始頗受毛的信任。從大饑荒以後，他在思想上和毛就產生了距離，主張包產到戶。1966年5月22時，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王力、戚本禹三人到田的住所找他談話。安子文向他宣布：楊尚昆反黨反社會主義，田家英和楊尚昆的關係不正常，決定對田家英停職反省。讓田家英交出全部文件。並當場清點帶走了全部文件。5月23日，田家英懸梁自盡。田家英為什麼自殺呢？田家英的老朋友李銳說，是因為田家英對毛已經絕望了。大躍進失敗以後，田家英多次和李銳談過：經過這次失敗，毛今後不會再亂折騰了。而文革開始了，家英原來的期待落空了。毛有空時會用毛筆寫些字，如抄點古詩什麼的，有些寫了就扔了，田家英對警衛人員說，不要丟了，放在紙簍里我來清理。他收集了很多。田家英自殺前把收藏的毛的手跡都撕毀了，撕得很碎，然後放在馬桶里沖走了。

　　“5·16通知”的傳達，聶元梓等大字報的公布，使文革的烈火成燎原之勢。各地的占主導地位的官僚集團怕這把火燒到自己身上，急忙拋出主管文藝的或與他們有分歧的官員，急忙拋出大批著名知識分子，成為文革初期的第壹批受害者。他們讓這些受害者作群眾批判鬥爭的靶子，也是他們抵抗群眾運動的擋箭牌。從6月到8月，在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間，中央批轉、簽發了十幾個文件，這些文件點了近兩百名黨內的重要幹部，50多位大學校長被打倒。如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上海音樂學院的院長賀綠汀等。據中宣部當時的統計，從1966年5月8日到8月10日，短短3個月的時間內，全國各地報刊點名批判的人數就有174名。在報刊上點名的是被批判的“牛鬼蛇神”中的極小的壹部分，沒有點名而受批判的不計其數。從5月到8月底這期間，有許多人死於非命。如李達、江隆基、趙宗復、鄭思群、高雲生、陳傳綱、李敬儀、（ 以上都是高校領導人）老舍、南漢辰、姚溱、黃紹竑、良卿法師、陸進仁、陸家訓、陸修棠、余心清、黨晴梵、傅雷、陳夢家、陳正清（與妻子何慧壹起自殺）、言慧珠、余楠秋、俞大姻、楊嘉仁、李翠貞、白辛、唐 漠、徐韜、許政揚、楊嘉仁（與妻子程卓如壹起自殺）、仝俊亭、汪籛、王思傑（妻子兒女共四人壹起自殺）、王宗壹、吳恕求、吳敬澄、席魯思、安 然、陳笑雨、程賢策、胡正祥、祈式潛、孫梅生、黃國璋、謝家榮、黃必信、李翠貞、劉克林、劉盼遂、許政揚、李平心、孔厥、葉以群、姚漱喜、余楠秋（夫妻同時自殺）、姚啟鈞、韓俊卿、劉克林、張震旦、張冰潔、張宗穎（和妻子呂乃朴壹起服毒自殺）、張輔仁、張光華、史明遠等，還有卞仲耘、華錦、趙香衡等壹大批中學領導人和中小學教師。這些人之死，與當時“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的風潮有關，不是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責任；也不是造反派的責任。這個期間造反派還沒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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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劉少奇的反右運動

　　毛澤東通過發表姚文元的文章、下達《“5·16”通知》、支持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利用報刊大造輿論等多種非常手段，點燃文化革命的烈火。劉少奇、鄧小平利用主持中央工作的機會，採取共產黨的常規手段，壓制和撲滅文化革命之火。

　　劉、鄧最主要的常規手段就是向各單位派工作組。這是共產黨執政以來多次採用的辦法。5月2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位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有關部門開會研究運動問題，決定由陳伯達率工作組進人民日報，派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承先率工作組進北京大字。6月4日，剛剛成立的北京新市委仿效北京大學向各校派出工作組。周恩來後來說:“整個北京市派到各校各單位的工作組將近壹萬人，這些人是從各地各戰線、全國調來”。工作組在各校的主要任務，名為領導文革，實際就是抓右派。

　　從清華文革談起

　　我當時就讀的清華大學是文革的壹個典型。劉少奇派他夫人王光美在這裡控制工作隊，直接指揮清華文革；毛澤東親自給清華附中寫信，支持造反，還派周恩來過問清華文革。

　　６月17日，我們從延慶縣四清工作隊回校。壹進校門，就好像進入了大字報的海洋。除了所有的牆壁貼滿了大字報以外，在大禮堂前草坪周圍、在西大操場周圍，都用蓆子紮成壹大圈“牆”，蓆子上貼滿了大字報。主要道路兩邊也都紮上了蓆子“牆”，也貼滿了大字報。大字報，開始是用毛筆寫在白紙上（後來太多了，就寫在舊報紙上），張貼在牆上或蓆子上，它是用來揭露、批判領導人和表達個人意見的壹種表達形式。

　　大字報有揭發校黨委的，有批判個別老師的，有批判和揭露北京市委和彭、陸、羅、楊的。有壹些揭發高級幹部特權的大字報，使我對老革命家們多年的敬仰減除了大半，原來他們是這個樣子啊！雖然那時的腐敗和新世紀初的腐敗不可同日而語，但在大家都很貧窮的時候，那樣的腐敗和特權也讓人難以接受。

　　大字報的另壹個內容是“蔣校長姓‘馬’還是姓‘修’”的爭論。蔣校長是指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北大聶元樣等７人的大字報壹廣播，“火”已經燒到清華來了。

　　當時清華黨委壹直強調清華和北大不同。企圖以此壓制師生對黨委的揭露。6月２日，我系壹年級（熱002班）學生貼出《蔣南翔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上？》的大字報，其它系的壹年級學生也貼出了批評校黨委的大字報。這些反黨委的大字報不多，卻遭到很多大字報的圍攻。有人貼出大字報介紹１９５７年反右情況，以此警告反對黨委的人。６月４日，“自九三”班的７位同學貼出大字報《這些問題說明了什麼？》矛頭指向校黨委，劉濤（劉少奇之女）在上面簽了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６月２日，他們拿著這張大字報的草稿到《解放軍報》社，報社的編輯宋瓊對稿件作了修改，還出了小樣，準備見報。因上級沒有批准，就拿回來貼了大字報。６月５日，劉濤、賀鵬飛（賀龍之子）、等７名高乾子女貼出《清華黨委應採取積極態度領導文化大革命》，以居高臨下的語氣，對黨委發號施令。

　　當時，清華的高乾子弟十分活躍，還搞了壹些秘密活動。陳繼芳（開始反蔣南翔，後來反工作組，成為井崗山兵團總部領導成員）回憶：“有壹天，劉濤、賀鵬飛來找我，秘密通知我到主樓壹個房間開會。參加會議的有十多個人。那是壹次神秘的會議，就像電影中看到的地下黨開會壹樣――壹樣的通知形式，壹樣的召開方法，李黎風（李井泉之子）激動地宣布：‘清華大學校黨委是修正主義的！蔣南翔是黑幫，我們要重炮猛轟！’還說：‘前壹階段，大家站穩了立場，妳們都是清華的左派，經受住了黨的考驗，黨中央支持妳們！’劉濤說：‘黨中央感謝妳們！黨中央要清華左派組織起來！’她的話使我們激動萬分，由於是秘密會議，我們每個人都只能低聲喊：‘毛主席萬羅！’‘毛主席萬歲！’在這次會議上，我還結識了喬宗淮（喬冠華之子）、胡勁波（胡克實之子）等高乾子弟。”劉濤說的“黨中央”當然是指劉少奇主持的黨中央。此時毛澤東還沒有回北京，這幾位高乾子弟不可能知道毛澤東的態度。

　　高乾子弟在揭露、批判蔣南翔時起了主要作用。我們當時認為，他們的大字報可能反映了他們父輩的看法。為什麼這些劉少奇、賀龍等毛澤東將要打倒的高級幹部，急急忙忙地打倒蔣南翔？文革初期有壹個詞，叫“拋出”。高校黨委“拋出”壹些知名知識分子（當時稱為“反動學術權威”），而手握實權的高級領導就“拋出”高校黨委書記。大概這是劉少奇等對抗毛澤東、實現自保的策略之壹。

　　６月８日下午，北京市委電話通知清華大學黨委，將派工作組進入清華。當天下午，工作組副組長周赤萍到校，晚８點，周赤萍在校黨委辦公室同劉冰、胡健、艾知生三位黨委副書記見面。周赤萍指著他們三人問：“學生貼大學報說妳們是黑幫，妳們是不是？請回答我。”他們三人回答：“我們是共產黨員。”周問：“妳們執行什麼路線？”他們三人回答：“我們執行的中共中央路線，毛主席的路線。”三位副書記和周赤萍吵了起來。周赤萍宣布：“從現在起，學校的工作由工作組領導。明天工作組進校，學校黨委停止工作。”第二天，以葉林為首的工作組共５１３人進駐清華大學，接管了校內壹切權力。６月１５日，陶鑄在高教部講話，宣布蔣南翔停職反省。所有因揭發黨委受到壓制的學生和教師壹下子解除了壓力。

　　工作組進校以後，立即任命各系文革領導班子。高乾子弟被任命了重要職務。每壹個小班的文革小組也由工作組任命。我被任命為“汽六壹”班文革小組組長。每班有壹個工作隊員。負責我班的是林業部來的趙女士。她的直接上級是負責我們年級的王茂林先生，也是林業部來的。

　　工作組為什麼信任我？除了家庭出身、預備黨員這兩個條件以外，因為我貼了校黨委的大字報。我擔任團支部書記五六年了，為什麼也貼校黨委的大字報？主要原因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被當時的革命氣氛所感染。往深處想也有個人原因。在１９６４年“清理思想運動”中，給我留下了壹個政治“疙瘩”。在那場運動中，要求每壹位同學都“向黨交心”，像教徒在上帝面前懺悔壹樣，交待自己心中的與黨不壹致的“壹閃念”。黨委承諾不打擊，不記檔案，不影響畢業分配。作為團支部書記，我是班上清理思想運動的負責人。為了落實系裡的要求，我動員大家講出了各人的“壹閃念”。青年學生有什麼可講？逼得沒辦法，有的女同學連對某男同學的“壹閃念”也講出來了，說這是“資產階級思想”。我自己講什麼呢？在上下的壓力下，我搜索枯腸，想起了這年暑假回家鄉經歷的壹件事。回到村里幾天后，壹位我稱她為細嬸（沒有親戚關係，這是對年長者的尊稱）的農婦，請我幫她寫壹封信。這封信是寫給她在新疆的壹位朋友的，說是在家裡日子不好過，想到新疆找工作。信我是幫她寫了，但事後心裡滴咕：她是地主的女兒，為什麼要去新疆？新疆可是和蘇聯挨著的！我是新黨員，這事不能不告訴黨組織。我就把這事告訴了村裡的黨小組長。在回北京的火車上我心裡還是滴咕：如果村里為這事整她，整死了怎麼辦？我心裡產生了同情和恐懼（壹年後得知，她既沒有去新疆，生產隊也沒有整她）。清理思想時，我就把這件事的經過和心理活動講了出來。我講完後，政治輔導員幫我分析，說：妳能向當地黨組織匯報是正確的，但妳對她同情，怕她被整死了而有精神壓力，說明妳有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當時報紙上正批判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政治輔導員把我的“壹閃念”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掛上了鈎。過了不久。校黨委組織部長在西階梯教室為我們系講黨課。他講到“什麼是黨性”時舉了壹個反面例子：有壹個預備黨員，暑假回家幫地主嬸嬸寫信，幫嬸嬸逃到新疆。事後，還怕當地把他嬸嬸整死，懷著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同情心。我開始不知道講誰，正琢磨時，又聽他說：這位預備黨員就是妳們系裡的！我想，這不是說我嗎？我立即寫了壹個紙條，說妳講的事實不對，我想找妳談談。我壹喊著壹邊擠到前面想給條子時，“燃六壹”班的孫同學（他１９９０年代成為副部級幹部）壹把抓住我的衣領，大聲喊：“楊繼繩，妳想幹什麼？！”條子沒有遞上去。結果我被延長預備期壹年。到了壹年的期限，因我在四清工作隊，工作隊領導是外單位的。他們說，清華留下的問題回清華解決，直到1966年還沒有轉正。正是這個“疙瘩”，我對清華大學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意見。我寫的大字報就是批評清華黨委的政治思想工作。

　　如果某人在壹次政治運動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結下了“疙瘩”，在下壹次政治運動中，這個“疙瘩”就可能成為這個人行為的動因。

　　進駐大學的工作組力圖維持秩序，用各種方式約束學生，對不聽話的師生進行打壓。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接二連三地貼出來了：６月１３日，數力系三年級學生王鐵成貼出《北京新市委派來的工作組大方向錯了》；６月１４日，數力系二年級學生劉泉貼出《工作組不可信任》；６月１5日，工程化學系三年級學生劉才堂貼出《我們需要建立什麼樣的秩序？》；6月16日，工程化學系三年級學生蒯大富貼出了《工作組往哪裡去？》。工作組迅速組織反擊，很多維護工作組的大字報貼出來了。６月１９日，劉少奇讓王光美到清華看大字報，6月21日王光美參加清華工作組，為工作組的顧問。劉少奇也曾深夜到清華看大字報。劉少奇、王光美控制的工作組，把蒯大富等反工作組的同學打成了反革命，剝奪了人身自由。6月２４日，工作組組織對蒯大富的辯論會。這次辯論會蒯大富占了上風。周赤萍將軍說的“我們是代表毛澤東思想的”這句話被蒯大富抓住了狠狠地奚落了壹番。辯論的時候，有專線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聽到後說：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著紅旗反紅旗，要把他的氣焰壓下去。７月３日晚上，劉少奇對他女兒劉濤談了幾點：壹、要把蒯大富當活靶子打。二、要把蒯大富他們壹派搞成少數，批倒了他們才能鞏固工作組的地位。三、資產階級不給我們民主，我們也不給他們民主。7月4日，蒯大富失去了自由，也剝奪了貼大字報的權利。批判蒯大富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在工作組的主持下，對蒯大富開了多次批判會，還組織全校師生大遊行，萬人遊行隊伍齊聲高喊“打倒蒯大富！”的口號。王光美在清華工作組的四十多天內，幾乎每晚回家同劉少奇交流看法。對蒯大富施加如此強大的壓力，是劉少奇的意思。在強大的壓力下，蒯大富態度極為強硬。他在失去自由中寫道：“高壓政策，本身就是軟弱的表現。不過，我再壹次表明，對我的效果為零！要我承認我是反革命分子，這永遠也辦不到！就是上了絞刑架，我也將宣布，我是革命者，我是堅決革命到底的！”“我有壹千條理由、壹萬條理由相信，這股黑風將被壓倒。我自己是什麼樣的人終會弄清楚。”“說實在的，我壓根兒沒有想到，‘小小的’蒯大富竟有如此‘威力’，不得不使工作組要集中全部精力來把他‘壓’下去。聲勢之大是空前的，全校寫大字報對付壹個人，遊行、示威、開全校大會、廣播等大手段都用上了。這樣的聲勢對蔣南翔都沒有使過，不能不使我感到‘幸福’。”當時，我在長龍般的反蒯的遊行隊伍里卻產生了另外的想法：對壹個２１歲的年輕人，進行了壹場又壹場的大批判，還舉行如此大規模的遊行，是不是有點過分？我佩服蒯大富在政治高壓下不屈不撓態度。多年來，我猜想，蒯大富如此強硬，是不是有人背後支持？後來確知，在壓力最大的６月底和７月初，並沒有人支持他。７月7日，在他絕食抗議第二天時，北京市委派秘書長馬力到清華見蒯大富，勸他不要絕食。直到７月２２日，中央文革的王力、關鋒來聽取蒯大富對工作組的意見。此時蒯大富還不知道什麼是中央文革，也不知道王力、關鋒是什麼人。王光美得知中央文革來人見了蒯大富就發火了，她打電話給中央辦公廳追問，還說中央文革干擾了中央的“反干擾”

　　壹些高級幹部支持工作組。譚震林說：“清華學生向工作組提意見，實際上是攻擊王光美，攻擊王光美，實際上是攻擊劉少奇。”

　　壹些高乾子弟反對蔣南翔，卻保工作組。批判蒯大富的活動是賀鵬飛等組織的。賀鵬飛同班同學張鳳泉回憶：“在工作組批判蒯大富的活動中，賀鵬飛讓我班壹些同學參加預演批判會，在蒯大富未到場的情況下，發言者輪流發言，然後評述需要改進之處。”

　　工作組提出“反蔣必先反蒯”的口號。校壹級揪出了蒯大富，各系和有的班也揪出“蒯派人物”，對“蒯派人物”進行隔離審查、查抄日記、批判鬥爭。6月20日，我班的調干生吳文忠和我年級的李文藏與電機系的甘小傑三人到北京林學院抄回來壹張大字報，題為“許克敏同志談話紀要”，署名“李小忠”在學校張貼。他們被工作組打成了小“三家村”，在校大禮堂開會批判。吳文忠是我班的，作為文革小組長，我也參加了批鬥會的組織工作，多年來，我對吳文忠壹直深懷愧疚。後來工作組的王茂林還要批判我班另壹位同學，我反對，和他吵翻了。幸虧那時工作組已接近尾聲，否則我也要挨整。

　　在大家激烈批評工作組的時候，７月２９晚，王光美講話，這是她第壹次向全校講話。她說：“工作組的問題，我有我的看法，現在不講，以後再講．．．．”我聽了壹半，就和我班宋書珍同學寫了壹張大字報：《王光美同志在定調子》，貼在大禮堂前面，貼出後我班的黃宛也在上面簽了名。當晚，葉志江也貼了批評王光美的大字報。這是點名批評王光美的第壹批大字報。

　　在工作組的主持下，全校７００多人被打成了反革命。自控系青年教師史明遠被逼自殺身亡。

　　王光美把她的“桃園經驗”拿到清華，造成了災難性後果；如果劉少奇把“清華經驗”推向全國，將給學生造成多大的災難？！

　　北京其它高校工作組反右

　　進入各校的工作組，有的和學校黨組織壹起壓制揭發校領導的學生；領導人已被上級點名為“黑幫”的學校，就設置壹些條條框框限制學生。在這個期間，《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壹篇又壹篇宏文，號召學生起來造反。壹些涉世不深的造反青年，怎能忍受工作組的壓制？他們起來反工作組，工作組對他們進壹步打壓。因而出現了多起工作組鎮壓學生的事件。

　　６月３日，在劉少奇家裡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劉少奇主持下，制定了限制學生的八條：１．大字報要貼在校內；２．開會不要妨礙工作、教學；３．遊行不要上街；４．內外區別對待，不准外國人參觀，外國留學生不參加運動；５．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裡鬧；６．注意保密；７．不准打人、污衊人；８．積極領導，堅持崗位。制定出八條之後，新任北京市委第壹書記李雪峰說：“有了這八條就好辦了，現在需要向下講。”鄧小平說：“開個十萬人大會，壹杆子插到底，新市委上任。”李雪峰說：“還得準備，先分開講。今天晚上開第壹次會，包括機關幹部；第二次包括學校，分開講。工作幾天再看看情況。”這八條是為了維持秩序，而毛澤東就是要打亂秩序，通過“大亂達到大治”。

　　６月10日，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關於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要怕亂。不壹定派工作組。12日，毛在會上說，今年大學招考推遲半年，鬧半年文化大革命。派工作組太快了不好，沒有準備，不如讓它亂壹下，混戰壹場，情況清楚了再派。

　　６月１４日，劉少奇、鄧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傳達杭州會議精神。６月２１日，劉少奇、鄧小平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運動問題。鄧小平就工作組的工作方法等問題提意見。會議精神貫徹下去以後，“無政府主義現象得到遏制”。６月２８日，劉少奇、鄧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運動要有步驟，要制定壹些便於掌握的具體政策。”毛毛在她的書中沒有介紹劉少奇、鄧小平這幾次會議的講話內容，但她寫道：“他們的做法，從根本上與毛澤東的想法背道而馳。”

　　６月１０日，北京中央財經學院金融系１０名青年教師和系裡的壹部分學生組織群眾集會，揭發院系領導的問題，還把矛頭指向了商業部派來的工作組。院黨委和工作組說這是“向黨猖狂進攻的反革命事件”，１０名青年教師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組召集金融系的教師幹部在下午和晚上連續兩次組織鬥爭會，強迫批評工作組的師生承認是“反黨”、“反革命”，要他們交代“反黨綱領”。還組織群眾不分晝夜地對他們圍攻、鬥爭、聲討、示威。

　　北京外語學院的“6·13集會”被打成“反革命集會”，反工作組的“6·16”趕工作隊事件，被打成“小匈牙利事件”。

　　6月20日，北京地質學院，院黨委常委李貴和部分幹部、教員壹起上書黨中央、國務院，揭發工作組的錯誤。很多學生支持他們，舉行了聲勢很大的示威遊行，矛頭指向鄒家尤為首的工作組。當時的國務院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魯笳、地質部副部長兼黨委書記何長工說地質學院有“地下司令部”，並指示工作隊抓李貴。薄壹波後來在地質學院工作組整理的李貴的材料上批道：“看來李貴至少是個右派，可能還是個反革命頭子。”工作組搞反干擾運動，將李貴、王大來等13名批評工作組的當作右派在全校批鬥。其他批評過工作組的師生，也受到壓力，面臨打成右派的危險。

　　６月２０日早上，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等１７位學生貼出了《孫友余要把運動引向何方？》的大字報，得到了不少師生的支持。上午１０時，工作組組長孫友余發表廣播講話，說這張大字報“別有用心”，“他們的命運與牛鬼蛇神聯繫在壹起”，是“有計劃、有組織的預謀活動”。於是，開展了“橫掃外圍”、“反干擾”的鬥爭。反工作組的學生中午又貼出了《孫友余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報。當晚，對反對工組的學生進行圍攻和批鬥，這些學生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黨”“反革命”等帽子，限制他們的人身自由。

　　６月２３日，北京市新市委在北京飯店召開市委工作會議，市委第壹書記李雪峰在講話中說：現在形勢大好，“各校反動勢力，反動觀點，反動活動出台了。····有反革命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抓起來不就完了！”“情況複雜，反革命、黑幫、保皇派，資產階級的‘權威’及其擁護者、右派學生跳出來，趁機製造混亂，渾水摸魚，與工作組爭奪領導權”，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利用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和對黑幫的仇恨，企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在現階段，擁護新市委還是反對新市委，是擁護還是反對黨的重要標誌。”“對右派趕工作隊壹定要清理。在這個緊要關頭，共產黨員壹定要站起來保衛黨，不站起來，納吉就要上台了。”這是根據毛澤東說過的“壹個游魚三個浪”的話，提出“抓游魚”，“反干擾”。李雪峰說，他這次講話“大體是按照劉少奇的意見講的，只是把語氣變了壹下。”

　　北京各高等學校，先後傳達了李雪峰的“6·23”報告，把“反干擾”“抓游魚”推向高潮，高校和中學壹片“白色恐怖”。工作組還整了壹大批人的黑材料，準備以後算帳。王年壹《大動亂的年代》中引用王力的話說：“壹百幾十個學生被打成反革命。”顯然這個數字是縮小了的。僅清華被打成反革命的就有數百人，全市怎麼才壹百幾十人呢？ 7月13日，北京市文教系統大學組根據24所高校所作的初步排隊統計：有31877人被劃為左派（占總人數的32%），57235人被劃為中間派（占總人數的57.9%），10211人被劃為右派（占總人數的10.1%）。工作組對右派的估計數比文教系統大學組的估計要多得多：在24所高校中，九成以上的黨委被定為三四類、教研室主任以上的幹部六成以上被定為三四類。如果“反干擾”“抓游魚”繼續進行下去，這些被劃為右派的或被定為三四類的人，命運壹定是悲慘的。

　　劉鄧搞的新的反右鬥爭

　　毛澤東把整“當權派”作為文革運動的重點，手中有權的“當權派”自然要進行抵抗。文革後的官史把“當權派”抵抗文革當作正面行為來歌頌。其實，早期的抵抗活動實際上是官僚們的壹種自衛。他們將鬥爭矛頭從“當權派”轉向知識分子，轉向官員隊伍中的異己分子和普通群眾，自上而下地發動群眾打擊“階級敵人”。官僚們在自己的管轄範圍內製造了壹批“三家村”、“四家店”，揪出壹大批“牛鬼蛇神”和“右派分子”。他們沒有越軌，共產黨歷來是這樣做的。他們沒有想到，毛澤東這次越軌了，官僚們的常規做法，和毛的戰略是針鋒相對的。劉、鄧主持工作的黨中央與各大區、各省市的中共領導人, 決心按照1957年的方式，大抓右派，把“反右鬥爭”鋪開成全國性的運動。如果說1957年是第壹次反右的話，那麼，這是第二次反右。第二次“反右”比第壹次“反右”更廣泛、更兇猛。

　　1966年6月23日，劉少奇在《批轉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和《批轉西北局[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部署]》時寫道：“當牛鬼蛇神出籠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中學生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壹定要把他們揪出來。”對於應屆高中畢業生中的壹些人，“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

　　劉少奇批示的中南局的這份報告說，在中學生中間和在大學生中間要抓百分之壹的右派。1965年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為67.4萬人，教職工數33.3萬人，中等學校在校學生數為1431.8萬人，教職工110.5萬人。1966年沒有招生，也沒有畢業離校的學生，還是這個數。學生的百分之壹是15萬人。教師中的右派比例會遠高於學生中右派的比例。１９５７年那場反右鬥爭，近百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失去了青春，失去了事業。如果劉少奇和鄧小平新的反右鬥爭真的搞起來了，受害者壹定數倍於１９５７年！

　　在劉少奇這個批示之前，在高層不少人也想用1957年的辦法對付群眾。早在四月中旬，中南局第二書記兼湖北省委第壹書記王任重，在武漢洪山賓館的會議上說，文化大革命就是“四清”加“反右”。4月25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委會議上說：“由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著文化教育界，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目標要針對知識分子。文革的結果之壹，就是要查出占總數5%—10%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分子作為新的右派。”1965年在校師生共1643萬人，按王任重的比例，則有82.15萬至164.3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如果加上機關、工廠和其它部門，被打成右派的人數，會相當於１９５７年那場反右鬥爭的幾倍！

　　５月９日， 中南局宣傳部傳達陶鑄指示：“運動要轉入反右。”“這次運動的意義很大，比過去的反右鬥爭更長期，更深刻，更廣泛。”５月１９日，陶鑄在中南地區文化革命動員大會上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少數改造得比較好，多數人沒有徹底改造。有壹部分人不僅沒有放棄資本主義道路，而且壹有機會就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６月２２日，陶鑄批示：大學中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搞教職員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6月8日，王任重提出，1957年的《湖北省委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幾點意見》可以作為當前運動的指導文件。為什麼王任重搬出了1957年的反右文件？他後來在自我檢查中回答說：“在６月１０日前後壹次中央會議上，劉少奇提出‘這次運動可能和１９５７年差不多，要打擊三、四十萬個右派分子’。這個想法和我的想法是壹致的，我是用１９５７年反右鬥爭的老經驗來指導學校的文化革命運動的”。

　　6月11日，劉、鄧指示：在北京以兩三個月時間搞反奪權，這是新的反右鬥爭。在局勢明朗的情況下，黨團組織可以及早改組，即整黨、整團。要抓工作隊。打右派學生，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

　　劉鄧說的右派就是反黨委、反工作組的那些人。這些人被毛稱為左派，是文化革命的積極分子。劉鄧與毛完全對立。

　　此時，北京大學的壹個事件，為劉少奇大抓右派找到了藉口。６月１８日，上午9時至11時，北京大學化學系、生物系、東語系、西語系、中文系、無線電系等單位，先後發生壹些亂鬥的現象。鬥了60多人。在這些被斗的人當中，有“重點”的人，也有些“有問題”的黨團幹部和教師，還有兩個“反動學生”。鬥爭時，發生了在臉上抹黑、戴高帽子、罰跪、少數人被扭打的現象。這種偏差本來是可以通過政策和引導加以糾正的。但是，工作組將此事定為“反革命事件”。當夜北大工作組給中央寫了簡報，即《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簡報認為：“主要是壞人有意搗亂，還很可能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劉少奇把6·18事件作為“反干擾，抓游魚”的證據。６月１９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轉發了這份簡報，加上批語：“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辦理。”這個簡報於２０日下發，成為官僚們鎮壓學生運動的政策依據。此後，各校工作組對學生的鎮壓更加激烈、更加集中。在６月２０日前後幾天時間裡，北京市有３９所大學發生學生反工作組和工作組鎮壓群眾的事件。全國各地工作組都把群眾過激行動打成反革命事件。

　　毛澤東聽說北大“6·18事件”被定為“反革命事件”，就針鋒相對地說，“6·18事件”是“革命事件”。

　　學生的暴力行為是多年政治引導的結果，也是工作組引導的結果。這些被打的人不是文革前被定為政治賤民（反動學生和有歷史問題的教員），就是工作組進校以後新確定的政治賤民（黑幫、反動學術權威）。工作組已經給這些人定了性，學生才打這些人。施暴者如果觸犯了刑律的可以依法處理，把施暴行為定為“反革命事件”，顯然是不適當的。北大的“6·18”事件被定為“反革命事件”以後，各地也依此照辦，壹些衝擊“當權派”的行為被打成“反革命事件”，壹些學生和群眾被定為“反革命”。

　　6月28日，王任重起草了《目前文化大革命形勢和我們的建議》報告，強調派工作組的作用和在知識分子、群眾中抓右派的重要性。要“暴露牛鬼蛇神，徹底批倒批臭右派分子。”要“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

　　７月３日，王任重給湖北省委寫了《關於中等以上學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見》，信中說：“要引蛇出洞，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抓住根子抓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來。”“把最壞的右派學生揪出來，集中地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西南局書記、四川省委第壹書記李井泉公開宣布：“這壹次要捉二十萬右派，叫馬識途帶著到大涼山開荒。”

　　北京師大壹附中工作組是劉少奇抓的“點”，他女兒劉平平是這所學校高壹的學生。

　　６月１７日，以勾德元為首的新工作組進校後，將近９０％的幹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幫分子”。７７％的班主任被鬥爭、被圍攻，被“勞改”，有的受嚴刑拷打。工作組的作法引起了壹些師生的不滿，６月２０日，學生陳永康、何方方貼出題為《揪出鑽進我們肝臟的牛鬼蛇神！》的大字報，指出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大字報貼出的當天，劉少奇接見了該校工作組組長勾德元等四人，說：“這張大字報和善意批評不壹樣。”“現在人家向妳們進攻，人家向妳們採取攻勢了，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妳消滅他就容易了。”劉少奇要求工作組“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各個擊破”。７月１１日，劉少奇在工作組匯報時問：“那幾個人怎麼樣？姓牛的學生是他們的後台嗎？陳永康、何方方能承認嗎？妳們沒有打他們吧？現在都在學校嗎？”還說，這些人高三畢業後“不能到大學裡去，．．．就留在妳們學校”。“百分之幾的右派勢必是有的，不過這些人妳們還沒發現，右派有百分之五，這就很好嘛。”從６月２４日到３０日，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工作組組織了對陳永康、何方方等學生的三次大規模的鬥爭會。三次鬥爭會後，全校壹千名師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１５０多名。

　　7月13日，劉少奇聽取團中央領導人胡克實匯報北京中學文革時，提出對幹部教師分成壹類、二類、三類和四類。壹類的，職務要保留下來；二類的，要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三類就是問題多的，要批判，其中有的要撤職。······四類就是批判重點。”

　　北京師大女附中是鄧小平抓的“點”。鄧小平的女兒鄧榕也在該校上學，鄧小平通過鄧榕了解該校的運動情況，做出指示。

　　６月４日，團中央派出了中學的第壹個工作組進入師大女附中。鄧榕揭發：運動開始，鄧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對我說：“妳們壹定要相信工作隊，壹定要聽工作隊的話，現在妳們和工作隊的意見壹致，妳們當然聽，以後妳們的意見和工作隊的意見不壹致的時候，妳們也要聽。”顯然，鄧榕是在政治壓力下揭發的，但她不可能捏造事實。

　　本著“壹定要相信工作隊”這壹指示，工作組把反工作隊的人說成是野心家……。學校里不僅把反工作隊的同學鬥了，而且把壹些出身不好的同學也拉出來鬥爭。

　　文革中流傳的鄧小平對師大女附中的談話，在毛毛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沒有提及，也沒有否定，這需要等檔案公開以後才清楚。不過，文革中群眾組織發表的材料也可供參考：

　　進入師大女附中的工作組，對教師進行排隊、整理材料，挑起了群眾之間、師生之間的對立。壹些師生對工作組的作法不滿，６月１７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１３人貼出了題為《工作組站在什麼立場上》的大字報。在工作組的組織下，當晚全校召開大會，就這張大字報展開了“大辯論”。會後鄧榕回家向鄧小平匯報，問他反工作組對不對，鄧小平說：“反工作組不對，這符合了社會上反工作組的逆流。”為了鎮壓反工作組的學生，工作組搞了“全面開花”，叫各班按著工作組樹立的“樣板”抓右派。當時高二（二）壹個班就鬥爭了１２個被說成“右派”的同學。有的同學被逼出了神經分裂症。

　　胡啟立揭發：“６月２０日，胡克實（當時的團中央書記）突然通知我說，要我同他壹起去見鄧小平。鄧指示我說：‘那１３個人並非積極分子。積極分子不同情那１３個人’。又說：‘中學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槍斃的楊國慶就是中學生，只有１９歲。對這種人就是要反擊。’又說：‘反動的學生會暴露出來，暴露出來先擺壹下。’鄧這幾句話就給那１３位批評工作組的同學定了性質。我回來後，就趕快通知工作組，那１３位同學不是積極分子，要堅決依靠支持工作組的大多數。這樣必然造成工作組拉壹批打壹批，更加挑動了群眾鬥爭群眾。”６月２７日，梁二同等１８人又貼出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大字報，繼續反對工作組。對此鄧小平十分惱火，讓卓琳打電話給劉志堅，要劉了解梁二同父親的情況，“企圖進行政治迫害”。

　　胡啟立揭發：“６月２０日，胡克實指示我，應象師大壹附中那樣在學生中組織辯論會，辯論和孤立那些反對工作組的同學，當時我有些猶疑。胡克實要我向鄧辦公室打電話請示。６月２７日或２８日鄧小平通過他在師大女附中讀書的女兒向工作組傳達鄧的指示說，對少數反對派中的頑固分子不管不好，這樣會使他們越來越往那邊跑。工作組可以和他們展開辯論。辯論也要有些力量。讓那些爭取過來的人也參加辯論。……７月５日，鄧親自找我和工作組組長張世棟及兩位學生代表到中南海開會。他又壹次當面指示要組織辯論。當時壹位同學代表說，反對工作組的人都不願意參加辯論怎麼辦？鄧說：‘她們不來，缺席辯論也可以嘛！’”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工作組就於７月７日到７月９日接連召開了三天的辯論會，圍攻反工作組的學生。

　　鄧小平還對鄧榕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准打擊目標’。”在初壹、初二各班中，讓各班輔導員首先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找出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有的班共分七、八類之多，開幾次輔導員會也都說各班誰是左派，誰是右派……。對有些出身不好的班幹部，就撤換。５０天內，師大女附中的幹部統統“靠邊站”，６個校壹級領導幹部５個被斗，６個教研組長也有５個被揪斗，37個班主任有32個被圍攻鬥爭，教師被圍攻、鬥爭的占50％以上。

　　“左派”，是被認為“政治可靠”的人，是依靠對象。當“左派”是很光榮的。

　　從毛澤東這邊看，文革之初，反校黨委的是“左派”（如果校黨委被定為“黑幫”）；不久，反工作組的是“左派”。從劉少奇、鄧小平這邊看，保工作組就是“左派”了。

　　７月初，劉少奇、鄧小平制定了壹個對中學幹部、教師進行“集訓”的方案，以便結束中學運動，儘快開學。從７月２３日開始，工作組組織了包括即將退休的老教師和半退休病號在內的師大女附中幹部、教師“集訓”，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決他們“洗澡下樓”問題。每個幹部、教師都跟著壹個“左派學生”，工作組把幹部、教師的排隊類別和主要材料告訴這些“左派”學生，他們隨時可以叫幹部、教師交代問題。集訓期間，幹部教師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殘，去集訓就像進了“集中營”，有的教師說：“再過幾天，我就要被逼瘋了！”有的教師寫了遺囑、絕命書。北京如此，全國各地的中小學教師也進入了集訓班，接受檢查批判，他們的經歷和1957年反右運動差不多，受害者不計其數。

　　中央壹些部委也由部里派出工作組，也拋出壹些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外交部長陳毅說：外事口有三個最大的牛鬼蛇神：壹個是李昌，是對外文委主任，是階級異己分子，他母親是四川大地主，女惡霸，李昌壹直養著她。第二個是外交部的部長助理宦鄉，裡通外國，家裡有美金，抄家抄出來了。第三個是浦壽昌，是周總理的外事秘書，後來放到外辦當工作人員，是美國博士。外交部派到對外文委工作組長張彥，整了壹批“牛鬼蛇神”，李昌是大“牛鬼蛇神”。造反派要揭發外交部領導，工作組就打擊，只讓批判被拋出來的幾個人。中央文革小組的康生、陳伯達到對外文委看大字報，支持造反派，反對張彥。陳毅說，張彥經過考驗的，是好幹部，是我派的。中央文革和陳毅形成了僵局。

　　全國各地都抓右派

　　在高層反右的思想指導下，各地的反右運動如火如荼。

　　在6月間，南京市的19所高校共貼出24萬張大字報，被點名批判的知識分子和幹部多達5700餘人。另壹個材料顯示，截止6月20日，全市47所中等學校被大字報點名批判為“牛鬼蛇神”的教職工達1626人，占教職工總數的24%。這些被批判的人，壹部分是貼大字報批評黨委的人，另壹部分是被黨委“拋”出來的幹部和“學術權威”。

　　位於廣州的華南工學院學生高翔收到其妹從北京寄來的壹封信，介紹北京文化革命的情況，高翔等學生在６月２４日貼出了“北京來信”，其中有這樣的話：“除了毛主席和黨中央，各級黨組織領導都可以懷疑。”頓時，學生奔走相告，爭相傳抄。高翔等還寫了《告全院學生黨員書》的大字報。號召大家造反。當晚，廣東省委把“北京來信”定為反革命信件。２５日凌晨壹點，在工作隊和學院黨委第壹書記張進的指導下，壹些工農子弟和革命幹部子弟舉行緊急會議，連夜寫出大字報，說“北京來信”是“反革命暴動的宣言書”，是“裴多菲俱樂部反革命綱領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亂的前奏”。工作隊還布置對有關學生進行監視、跟蹤。華南工學院蕭玉祥等18名學生寫了壹篇“各兄弟院校聯合起來”的信件，提倡串連，也被定為反動信件進行追查。

　　武漢大學工作組的負責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階段”。在武漢大學工作組的指揮下，“全校幹部和教師（總數是1242人）被打成‘黑幫’、‘黑線’的有232人，黨支部副書記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幹部被打成‘黑幫’的有108人，有4個單位總支的壹般幹部100％被打成黑幫或靠邊站。工作組拋出武漢大學的‘三家村’以後，又在各系各單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單位硬性抓出三個人來湊成壹個‘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總務處壹個單位就有四個‘三家村’，修繕組、機械廠的工人也成了所謂“三家村”的大老闆。”

　　運動壹開始，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工作組和院黨委就在內部將學生分類排隊，劃為左、中、右。右是打擊對象，還被搜集材料。全校右派學生250人左右，占學生總數的8%（後來清查“5·16”時，受害者也是這個比例）。工作組鼓勵師生給黨委貼大字報（引蛇出洞），同時讓左派學生注意形勢發展。1966年6月13日，農田水利系黨總支書記召開左派學生會議，分析運動形勢，明確指出到會者是左派，要大家注意動向，要“頂得住”。參加這次會議的學生郭明正（634班團支部書記）想：運動剛開始，怎麼就封了壹批左派？他將會議內容告訴了董建平等同學，董建平等就寫了壹張大字報，公布了會議內容，在學生中引起轟動，工作組和院黨委組織人反擊。當權者定好了反擊對象：郭明正、徐海亮、晏成禹、李廣文、劉靜生等關心國家大事、獨立思考的學生。然後，組織福利科和機械廠的工人寫大字報：《工人說話了》、《我們有話說》等，6月18日壹大早張貼出來。廣播台反覆廣播工人的大字報。對這些重點學生組織圍攻和揭發批判，將透露左派會議的郭明正定為“造謠生事”、“破壞文化大革命”。7月15日，全校開展了揭發、批判、鬥爭右派分子運動。原來給黨委寫大字報的人失去了人身自由。7月17日，召開全院大會，由省公安廳公開逮捕了郭明正。全院點名批判百餘人，張庭英割腕自殺身亡，羅守琳跳入長江而死，壹個學生被逼瘋。

　　華中工學院在３７天內３８３人被劃為“右派”。武漢醫學院被斗學生６２人。華中師範學院被斗３００多人。武漢郵電學院被斗２３人。武漢水運工程學院共１４００學生，就批鬥了２００多人。建築工程學校，全校５００多人，逮捕了１８人，批鬥了３０多人。省委重點抓的壹類院校武漢大學、湖北大學，和水運學院、鋼鐵學院、壹冶壹中，揭出壹系列“反革命事件”每壹個“反革命事件”都涉及壹批師生。

　　六月初，武漢墨水湖中學蕭維業等人寫大字報揭發學校領導壓制學生，省委領導人把大字報說成是“反革命的階級報復”。６月２１日，學校工作組按市委的指示，把寫大字報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別看押起來，組織群眾鬥爭。７月１１日，公安局將他們逮捕，先後審訊了六次，威嚇他們說：“妳們有兩條路，如果不承認，等著妳們的就是棺材、監獄、判無期徒刑，承認了妳們是反革命，妳們就有活路。”不久，他們就被分別判刑，其中有的被判處死刑緩刑兩年，三個１６歲的學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時，工作組舉辦了“武漢墨水湖中學現行反革命罪行展覽”，把造反群眾說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

　　1966年6月1日?晚上，河南鄭州大學中文系壹年級學生王相海等14位學生貼出了全校第壹張大字報，批評了校黨委只批學術權威，壓制群眾運動，把鄭大運動搞得“死氣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樣子”。當天夜裡，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召開會議組織反擊。6月3日，寫大字報的學生被打成“小鄧拓”、“小吳晗”、“反革命”、“小右派”。據不完全統計，當時鄭州大學被打成反革命的有174人，“鄭大不是北大”“反對校黨委就是反黨”等大字報貼滿校園，鄭大呈現壹片恐怖氣氛。6月6日凌晨，王相海跳樓自殺身亡，學校派人到王相海家鄉開批判會；當天下午，省委工作組進駐鄭大。工作組進駐?後，繼續壓制運動。6月7日晚，黨言川同學因同意王相海的觀點而被鬥爭。

　　7月2日，山西省委第壹書記衛恆指示，“要摸壹摸各類人······排排隊。”貼大字的人“有真革命假革命，有右派搗亂的，情況異常複雜。”7月3日，山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解玉田在向相關部門領導傳衛恆的指示時，要求在大中學校機關幹部、教師、學生中劃分左、中、右、反四類人，並限令“抓緊時間完成”。壹時間，不但許多貼大字報的教師和學生被劃成右派和反革命，而且許多平時被看作“落後”、“不聽話”及出身不好的學生也被劃成“右派”或“反革命”，被劃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師生達三分之壹。

　　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陝西省副省長嚴克倫率領幾百人組成的工作組進駐西安交大。由於工作組對學生壓制，６月６日，工程物理系學生李世英貼出了《工作組十大罪狀》的大字報，還要向中央發電報“工作組不能領導文革”被制止；女學生劉維娜寫出了“趕走工作組”的大標語；工作組長嚴克倫被幾百名學生圍住辯論。工作組把“6·6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李世英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6月7日到9日連續三天對他進行批鬥。李世英吞服了大量安眠藥，送到醫院搶救才免於死亡。工作組扣壓了他的遺書，還說：“中國7億人口，死壹個沒什麼了不起，還可以每月省下30斤糧食。“（後來毛澤東說李世英是“交通大學的學生領袖，被工作組整死又救活者”）劉維娜脖子上掛了壹雙鞋遊街。每個班都開展“查上當，放包袱”活動。６２級女生王永婷跳樓自殺身亡。工作組給她家發電報中說：“王永婷破壞我校文化大革命，於9日晨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望速來處理後事”。

　　東北也同樣鎮壓造反的學生。６月１３日，東北人民大學（後改名為吉林大學）貼出了反對校黨委的大學報。６月１４日，吉林省委派長春市委書記處書記李壹平為首的工作隊到東北人大“滅火”。工作隊進校後和師生發生了衝突。學生喊出了“李壹平滾蛋”的口號。６月２１日，市委工作隊召開全校黨員大會，號召黨員支持工作隊。黨員大會上決定，晚上開群眾大會，還把市委工作隊升格為省市委工作隊，仍由李壹平任隊長。黨員大會的消息傳出後，群眾迅速從四面八方向校大禮堂聚集。他們進入了禮堂後，發現台上沒有國旗，毛主席像還歪掛著。三四百名學生以擺正主席像、掛國旗為藉口，衝上了主席台。全場壹片混亂。省市委調來壹批公安人員，又由各工廠、機關、學校臨時抽調２７０多名幹部到現場。對立雙方發生了衝突。這就是轟動全城的“紅旗事件”。“紅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為“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事件、“右派搗亂”事件。省市委工作隊對學生進行排隊，把全校多名學生打成“反革命”。

　　6月6日，貴陽師範學院貼出了批評貴州省委的大字報。部分學生到《貴州日報》造反。6月8日，省委召開緊急會議，將學生的行為定為“六·六反革命事件”，貴州人民廣播電台反覆廣播：攻擊省委、攻擊黨報就是反黨，就是“現行反革命”。省委派出147個工作組進入全省大中學校抓反革命分子。貴州大學打擊面占在校學生（不計下鄉參加四清的人）50%以上，貴陽醫學院在清查“六·六事件”中受株連273人，兩人被迫自殺。在這期間，全省共有720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對他們進行批鬥、關押、勞改，到7月10日，被迫自殺的189人，其中身亡的107人。

　　在華東，發生在校園之外的衝突是南京“6·13”事件。６月１２日，江蘇省委拋出了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說他是“黑幫分子”。６月１３日，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登出了壹篇《堅決支持南京大學師生的革命行動》。南京的大中學生對這篇文章提出了批評和責問。認為文章把揪出匡亞明的功勞加在省委頭上，從而給省委定下不容懷疑的調子。６月１３日中午，南京農學院兩位同學給《新華日報》貼了第壹張大字報，題目是《這裡有鬼》。接著，發生了圍攻報社的群體事件，即“6·13”事件。這個事件被省委定為“少數壞人鬧事”。幾乎所有的大字報全部拍了照，並且把內容整理下來。作為以後打右派的證據。

　　毛澤東反對派工作組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他的書中記載：

　　針對各校趕工作組的情況，７月１３、１９、２２日，中央連續召開三次會議，討論工作組的問題。陳伯達代表中央文革，說工作組壓制民主，給群眾潑冷水，要求撤出工作組。劉少奇憤而駁斥，並與康生發生爭執。素以沉穩著稱的鄧小平忍無可忍，壹下子站起來，指著陳伯達說：妳們說我們怕群眾，妳們到前邊試試！並明確表態：“撤工作組我不贊成！”在會議上，中央壹線領導和中央文革，從思想到言辭均已針鋒相對，鬥爭已趨白熱化。

　　親歷這場爭論的李雪峰迴憶：7月18日下午，懷仁堂會議，劉少奇在會上尖銳地批評中央文革，他說：“照妳們這個做法，才是真正挑動群眾斗群眾。這個搞法不成。我們這裡有材料”。他的意思是，正常的做法是派工作組，工作組在黨的領導下工作，黨委不行了，由工作組代替。他是反對撤工作組的。康生頂劉少奇：“少奇同志，我們這裡也有材料。”陳伯達和鄧小平吵了起來。會議正開著，江青躡手躡腳進來了，沒有和主持會議的少奇打招呼。她在靠著記錄席外邊的沙發上坐下，把手裡的包放在沙發上。她完全看到爭吵的場面。江青沒有記錄，只是聽。當時少奇、鄧小平非常激動，他們不會注意有人進來。

　　陳伯達回憶說：“派到學校的工作組與群眾發生對立，當時是壹個很大的問題。我提出撤消工作組的建議，被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否定了，實際上還沒有拿到會上討論就否定了。．．．．當時工作組已經把許多學生和教師定為‘右派’、‘反革命’。不撤銷工作組，那就回到1957年反右運動的狀況，不允許群眾批評領導，壹批評就說人家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給定為‘右派’、‘反革命’。．．．．”據王力回憶，６月下旬，上海來電話給陳伯達，不贊成原來舊的工作機構派工作組。根據上海的意見（即毛澤東的意見），陳伯達才提出才撤消工作組的建議，並和鄧小平發生爭執。

　　７月１６日，７３歲的毛澤東在武漢暢遊長江，向全國顯示他強健的體魄，這是他從第二線遙控回到第壹線直接指揮之前的壹個政治行動。７月１８日毛澤東回到北京，住釣魚臺12號樓。當天就通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到他那裡開會，詳細了解近壹段時間情況。張春橋給他看了北大九號簡報和劉少奇的批示，毛說，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現在才明白有壹個司令部。劉少奇得知毛回來，趕來要見，毛沒見。19日，陳伯達和鄧小平就工作組問題政治局常委會上發生爭論以後，會後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23日，毛在釣魚臺12號樓聽取李雪峰、吳德匯報北京文革情況，陶鑄、康生等參加。毛說：“我考慮了壹個星期，感到北京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我認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現在工作組起了什麼作用？起了阻礙作用。”

　　毛澤東對工作組的批評，壹下子解放了北京被關押的學生。清華大學工作組７月２０日就放了被關押的蒯大富，蒯大富不相信真的放了他。他事後回憶說：“我留了個心眼，下午大概三四點鐘的時候，我就試著出去了，我沿著清華那個圍牆，在校園裡面走，那壹圈十里都不止。夏天草木很深，到可以擋的地方，我偷偷看後面有沒有人尾隨。我換了幾個地方看了幾次，沒有！絕對沒有！我才知道真把我放了，真的放了！”

　　７月２２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到清華大學找蒯大富談話，王力說：“我們兩人受中央文革的委託，想聽聽妳對工作組的意見。”蒯大富向他們講了２０多天挨整的情況。7月30日，周思來約兩批清華學生到人民大會堂壹個小會議室談話。７月３１日凌晨兩點，周恩來到清華大學甲所找蒯大富談話。周恩來對蒯大富說：“我受主席和中央的委託來聽妳說說，請妳從６月１號到７月３０號，把妳知道清華文化革命的情況，詳詳細細、明明白白地給我講出來，妳親耳聽到的，親眼看到的，妳自己真正的想法，能不能做到？”蒯大富談了三個多小時，周恩來的秘書孫岳認真記錄，周恩來自己也記。在聽匯報開始２０分鐘時，賀鵬飛咚咚地敲門進來，說“周伯伯，我們也想聽聽蒯大富自述的話。”周恩來說：“不行。今天我們就聽蒯大富壹個人說話，妳出去吧。”又過了２０分鐘，賀鵬飛又壹次敲門進來了，再壹次請求：“周伯伯，我也想聽蒯大富自述的話。”周恩來生氣了，說：“我跟妳說了，我今天就聽蒯大富壹個人說話，不要其他人參與，從現在開始，妳不要再進來了，不要再敲門了。”蒯大富壹直談到天亮，周恩來打斷了蒯大富的話，說：“我知道妳還沒有說完。下面我有個會，下午７點我派車接妳到人民大會堂繼續說。妳今天說的情況是妳壹個人的經歷，而妳呢，妳被關了15天，妳被關的時候很多事情妳不知道。這樣，今天晚上妳找三個人壹起談。妳自己找，妳找誰我接受誰。”蒯大富找了劉泉、劉才堂、沉台平三個人。晚上，聽蒯大富幾個人匯報的領導人，除了周恩來以外，還有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和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從晚7 點談到10點，談了三個小時，周恩來說：“謝謝妳們，我馬上向主席和中央匯報。”周恩來為他們安排了晚餐，是雞絲湯麵。還安排車把他們送回學校。

　　周恩來從蒯大富那裡得到的材料，成為毛澤東回擊劉少奇的重要證據。

　　對北京大學的“6·18事件”，毛澤東事先不知道劉少奇有批示（即第９號簡報），只是表態“6·18事件”是革命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毛回北京以後，看到這壹期簡報和劉的批示，勃然大怒：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原來是劉少奇指揮的。毛澤東為此罵了劉少奇，也罵了康生（怪康生沒有早壹點把這期簡報給他看）。

　　7月19日，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２８日由北京新市委作出《關於撤消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並決定29日召開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７月２８日下午，毛澤東召見中央文革小組說：“明天北京市召開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持不同意見的人也可以參加嘛，比如說清華大學的蒯大富。” 我班的吳文忠也參加了，他是工作組定為“小三家村”的成員之壹。

　　７月２９日晚，人大會堂召開大專院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李雪峰代表北京市會宣布撤銷工作組的決定。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講了話。劉少奇在講話中說：“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妳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妳們問我們革命怎麼革，我老老實實地回答妳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的其他人也不知道。” 劉少奇說：“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中央同意的。現在工作組這個形式不適合於當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需要。中央決定撤出工作組。如果妳們讓他們走他們就走，不讓他們走，妳們要提意見就提意見。要批判就批判，批判夠了，沒什麼批的了，他們也檢討了，妳們也覺得他們可以走了，就走。”劉少奇說：“清華大學壹個學生，寫了這麼壹個口號－－“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同學們就揍他。這是反革命標語，壹揍他，揍垮他了，只好拿去拘留，這是保護性拘留，如果妳們保護他自由讓他活動，不揍他，讓他多寫點反動標語，多發表點反動言論，不妨礙大局嘛！過後再作結論。”劉少奇提出要保護少數，意見不同的要保護，這是正確的。歷史也證明這個標語是正確的。但是，在當時有人作另壹種解讀：這個標語是擁護劉少奇主持的黨中央，反對毛澤東，這是支持劉少奇的，所以劉少奇讓保護寫這個標語的李世權。

　　劉少奇講完話以後也沒有人宣布，毛澤東從後面走出來了。參加過這次會議的鄧榕寫道：

　　大會結束時，毛澤東令人意外地出現在大會堂的主席台上。他以無人企及的巨人風采向全體與會者頻頻揮手致意。會場立時沸騰，人們因震驚興奮而激動歡呼，壹個個熱淚灑面。為了看到毛主席，後面的人不顧壹切地站到椅子上和桌子上，盡情高呼“毛主席萬歲！”會議由開始時那種極端壓抑和沉悶，壹下子變成了歡騰的海洋。

　　在全場經久不息的歡呼聲中，周恩來指揮全場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班被工作組當“小三家村”批鬥的吳文忠參加了“7·29”會議回來後，向我們興奮地講起當時的場景。蒯大富壹回到學校，就寫了壹張大字報：《我見到了毛主席》。當時，見毛主席是無尚光榮的事。蒯大富這張大字報是針對工作組的：妳們說我是反革命，我見到了毛主席！

　　劉少奇將大批群眾打成右派，毛澤東解放了這些群眾，從而得到了這些群眾的堅決擁護。北京被鎮壓的造反派最先翻身，外地的造反派還處於受壓狀態，他們得到了北京的消息，在各自被關押的地方低聲吟唱：“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等待平反；有的乾脆衝出牢籠到北京告狀，實現“自我解放”。被官僚集團鎮壓之後再解放的這些人，是反對官僚集團的中堅力量，有的成了各地造反派群眾組織的領袖。毛澤東把劉少奇抓右派的這壹作法稱之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些被毛澤東解放的人，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更為積極，從而使造反運動的聲勢越來越大。跟隨劉少奇整群眾的官辦紅衛兵也隨之垮台。

　　6

　　第六章八屆十壹中全會期間的幾件大事

　　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前，在京西賓館黃永勝的住房裡，陶鑄和黃永勝兩人有不短時間的談話。邱會作在旁靜聽。陶鑄說：“現在我們黨內不是壹個中央．．．．，毛主席說過幾次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前壹段，主席還談到兩頭蛇的問題。主席說：顧名思義，兩頭蛇是壹條蛇有兩個頭，壹頭向東，壹頭向西，總走不到壹個方向。這有好受的嗎？”陶鑄臨走時對黃永勝說：“要帶口罩，不要感冒了。感冒了，聞不出氣味，就會上錯了門。”１９６６年在揭發批判羅瑞卿的會結束後，葉劍英有壹次在京西賓館他的宿舍里也向邱會作轉述了毛主席說的“兩頭蛇”的問題。

　　參加過八屆十壹中全會的邱會作回憶說：“全會是宣布了劉少奇、鄧小平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破產，毛主席與劉、鄧相對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了。”邱會作這裡提出兩個文化革命：劉、鄧的文革和毛主席的文革。他認為“二月提綱”是劉鄧的文革，抓右派也是劉、鄧的文革。這次會議是真正全面揭開了毛的文革大幕。

　　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前，中共中央常委會由劉少奇主持。在八屆十壹中全會前夕，毛決心換接班人。那時林彪不在北京，日常工作由周恩來主持。需要中央批的文件就由周恩來批了，沒有劉少奇批的了。把劉少奇換下來，十壹中全會之前就定下來了。本來毛這時已在二線，八屆十壹中全會毛就回到了第壹線。，“兩頭蛇”變成“壹頭蛇”。

　　這次會議原決定７月２１日在北京召開。７月１７日，毛澤東從上海電告鄧小平：他將回來主持會議，在他回來之前，會議絕不能召開。所以會議通知７月２４日才發出。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到１２日，中共八屆十壹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１４１人，列席代表４７人。鄧小平宣布這次會議議程共四項：壹，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二，討論和批准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共中央在國內、國際問題上的重大措施；三，通過和發表會議公報；四，補行批准５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中央壹些人事變動決定的手續。劉少奇在大會上報告了十中全會以來中共中央在國內、國際問題上的重大措施。他壹方面說“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的情況，壹個星期向主席匯報壹次”，接著又說：“在這壹段時期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特別是在工作組問題上，責任主要由我負。”。毛澤東插話，指責工作組“起了壹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都是干盡了壞事。”

　　８月４日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壹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會上在聲色俱厲地說：

　　“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軍閥，後來的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說得輕壹點是方向性和問題，實際是方向問題、路線問題，路線錯誤，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點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壹概不准來往，這是鎮壓學生，是恐怖，來自中央。”這明顯是指劉少奇的，劉主張蹲點。劉少奇插話表示承擔責任，毛不依不饒，指著劉少奇斥責：“妳在北京專政，專得好！”劉少奇當面頂毛：“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毛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同時宣布原定當天的大會不開了。這天下午，劉少奇在中南組的會議上發言，否定了他在北京大學關於“6·18”事件的9號簡報的批示，但還堅持抓右派：“現在右派鬧事，奪領導的權，不要怕，妳讓他領導壹個時候，不就看得清楚了，就可以抓反革命嘛。”晚上，參加全會的中央領導人和代表到清華大學東大操場，參加近兩萬人的大會。清華師生都墊壹張紙坐在地上。周恩來、董必武、鄧小平、李富春、陳伯達、李雪峰、陶鑄、王任重、以及中央文革成員都參加了。操場上臨時搭的主席台，中央領導人也是坐在主席台下面的小馬札上。李雪峰主持並在開場白中說工作組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清華工作組組長葉林作了檢查，承認工作組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同學們認為他的檢查避重就輕。會上有9個同學發言，兩種不同的觀點對立。凌晨壹點，周恩來作了長篇講話。他說，“我參加這個會是黨中央和毛主席讓我過問壹下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運動。”“從今天起，新的清華大學誕生了。”

　　8有5日，周恩來到毛澤東處開會後，與劉少奇通電話，建議劉少奇最近不要公開露面，不要再會見外賓。在這次電話之前，劉少奇會見了贊比亞代表團。這應當是劉少奇最後壹次會見外賓。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

　　這次會議最令人注目的事情是毛澤東親自寫了壹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是針對劉少奇的。最高領導集團的第壹把手給第二把手貼大字報，而且大字報寫得這麼尖銳，這是古今中外沒有的事。大字報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

　　全國第壹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這壹篇大字報和這篇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嗎？

　　毛澤東

　　1966年8月5日

　　?

　　上述“大字報”的文字，是毛澤東用鉛筆寫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的《北京日報》上的。 “大字報”就是寫在這篇社論的邊角上，後面還註明日期：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用毛筆在兩頁信紙上謄清了毛澤東寫在《北京日報》上的這段話。在謄清稿上，毛澤東親筆改動了幾個字，並加上標題：《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後面註明的時間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７日晨３時。當天，這張“大字報”就印發給與會代表。８月１７日，作為“中發文件”下發，傳達到縣團級。壹年以後的8月5日，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毛說，過去兩個月是打我的，我是還擊。還說，這壹段時間正確的是中央文革，不是中央。

　　“大字報”中說的“１９６２年的右傾”是指大饑荒後採取壹些後退措施，即“三自壹包”、“三和壹少”。這些都是得到劉少奇同意的。“１９６４年的形左實右”是指“四清”運動中劉少奇的指導思想和“桃園經驗”。

　　大概是8月20日，有人將這張大字報抄出來貼在清華大學大禮堂前，很多人不相信是真是毛澤東寫的。然而，以後經過紅衛兵輾轉傳抄，《炮打司令部》迅速傳遍全國。“炮打”、“炮轟”中央各黨政部門和省市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的浪潮由此而起。

　　邱會作回憶：

　　會議中間的壹個晚上，總理把參加會議的不少軍隊同志叫去，給我們吹風，我是跟楊成武壹起去的。總理在八屆十壹中全會上的作用比林彪大多了。總理把主席的大字報念了壹遍，直接了當地說：“劉少奇不成了，辜負了主席。林彪同志十年來壹直是擁護主席的，主席號召全國學習解放軍。”接著總理又說，可能大家沒聽清（總理念毛主席的大字報），我再念壹遍，不過今天的會議內容不要外傳，聽安排，今後要把會開好，說完總理又念了壹遍主席的大字報。

　　吳法憲的回憶是，對毛的大字報，周恩來念了兩遍，說“現在看來，多年的事實證明，劉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工作了，他辜負了主席的希望。現在中央決定，把林彪同志接到北京，接替劉少奇。”吳法憲回憶，直到1967年秋，周恩來才告訴他壹些情況。當時，他和周恩來同乘壹輛車時對他說：八屆十壹中全會期間，毛澤東曾問他：“看來劉少奇不行了，我對他觀察了21年，完全失望了，要把劉少奇拿下來，現在怎麼辦？”他回答說：“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劉少奇合適。”他說完後，毛澤東點頭說：“好，那就把林彪接到北京來吧！”

　　林彪成了接班人

　　林彪在大連休養，原定不出席中央全會，計劃國慶節回來，向中央請了假。八屆十壹中全會開了壹個星期了，毛澤東堅決要林彪“出山”。林彪說他有病，身體不行，不能出席會議。毛主席說重要會議妳來，壹般會議讓葉群代表妳來參加就行了。8月4日，毛澤東讓秘書給林彪打電話，爭取林彪的支持。晚上林彪讓秘書回電話，表示擁護毛主席的意見，但是他身體不好，不能出席會議。8月5日，毛澤東把他的大字報內容通過電話告訴了林彪。8月6日上午，毛澤東讓秘書徐業夫打電話，壹定要林彪來。

　　8月7日晚，周恩來通知吳法憲8月8日派飛機到大連把林彪和葉群接回北京。上午十點半，飛機降落在西郊機場。接林彪的飛機還沒有到達機場，周恩來已經先期到達。根據周恩來的要求，飛機不進停機坪，就在跑道北頭停下，機艙門壹打開，周恩來就登機去見林彪，代表毛來接林彪的汪東興也登上了機艙。他們在機艙里談了大約半個多小時。林是上午回來的，按常規，毛剛睡覺不久。這天毛卻沒有睡覺，在專門等林回來，他們很快見了面。毛對林說；“現在形勢變化很快，群眾發動起來了，這是出乎意料的。出了這樣大的問題，妳現在是非回來開會不可了！”林彪說是自己身體不好，不能勝任。毛罵林彪：“妳想當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問政事 。當天晚上，林彪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表示堅決支持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說“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我們毛主席。”還說：“要在運動中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打倒，要使他們威風掃地，要弄得天翻地覆，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搞大鬧，這樣就使得資產階級睡不著覺，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

　　調整中央領導機構是這次會議的壹項重要任務。8月6日，周恩來到毛處開會，商量領導人名單，會後，根據會議商定擬出壹份名單（草案），報毛、林二人。毛審定時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於第7位的陶鑄勾到周恩來之後的第4位。另據王力回憶，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是毛主席親自提的，經林彪、周恩來、江青同意。由原來的7人擴大到11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康生、劉少奇、朱德、陳雲、李富春、陶鑄。周恩來把名單拿出來徵求林彪、江青的意見。江青說：鄧小平犯了錯誤，怎麼升了？原來第７位提到了第４位，這怎麼行？就把陳伯達排在鄧小平前面。江青又說：陳伯達壓不住鄧小平，陶鑄厲害，把陶鑄提上來。這就成了陶鑄第四，陳伯達排第五，鄧小平排第六。毛澤東同意了。江青此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卻參與此等大事，實在不成體統。陶鑄突然上升到政治局常委的第四位，與會代表們見到陶鑄便向他打聽原因。陶說：我也不清楚，看到名單時我也很突然。他立刻報告毛，請求把自己的名次向後移。毛答覆說，名單已定，不更動了。

　　８月１２日是會議最後壹天，下午，林彪主持大會。大會內容之壹是選舉。陶鑄、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6人被補選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１１位候選人全部當選，其中得全票的有４人：毛澤東、林彪、鄧小平、康生。只少壹票的有周恩來、陶鑄、陳伯達３人（有可能是他們沒有投自己的票）。其他人得票超過半數。在中央常委排名中，劉少奇從原來的第2位降到第8位，林彪從第6上升到第2位。這次會上沒有改選主席和副主席，而會後在所有的文件上，原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不再提了，林彪仍被稱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會議實際上確定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

　　林彪被確立為接班人以後，在高層領導人當中掀起了吹捧林彪的高潮。

　　葉劍英說：“最近時期，我們黨內還有壹個很值得慶賀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選定了他自己的第壹個接班人。毛主席選了幾十年了，究竟誰來接班？選來選去，驗來驗去，經過四十年革命鬥爭的考驗，證明了林彪同志具有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是偉大的政治家和戰略家，還有高度的領導藝術，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選定林彪同志這樣壹個最親密的戰友為接班人，肯定說，不但對我們文化革命運動能取得徹底勝利，而且對整個中國、整個世界的革命取得勝利也完全是樂觀的。林彪同志的身體比我們任何人都好，我確信，林彪同志跟著毛主席領導個二三十年是毫無問題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這樣英明偉大的領袖，有了他們兩個人，剛剛好，馬克思、恩格斯也是兩個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兩個人，我們的革命就無往而不勝，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們偉大的革命事業。”不久，他又說：“林彪同志從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1928年上井岡山，以後壹直在毛主席身邊，向毛主席學習軍事指揮、理論等方面是最好的。在黨的領導幹部中，最全面掌握毛澤東思想，而且年紀最輕，身體也最健康，今年才59歲，是領導中最年輕的。而且身體經醫生多年檢查，從頭腦到內臟沒有什麼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經受傷，不會影響思想和健康。因此，他是最優秀、最健康、最年輕，是最有能力領導我們的。我們不僅要宣傳毛澤東思想，而且要向全國、全世界宣傳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這有極大的政治意義！”

　　周恩來說：壹個人在歷史上的地位有高有低、貢獻也有大有小，或者也可能在工作中犯有錯誤，這些都不是評價個人的主要問題，而唯壹的標準就是對毛主席的態度問題。歷史上沒有犯過路線錯誤沒有反對過毛主席的就稱得起“壹貫正確”，林彪同志就是黨內高級幹部中壹貫正確的代表，是毛主席名符其實的親密戰友。

　　葉劍英、周恩來吹捧林彪的這些話不壹定是出於真心。但是，作為朝廷高官，在重大政治關頭必須表態。在極權政治下的高官是很不安全的，迎合性的表態是他們自保的必要。然而，他們的這種表態又強化了極權政治。這就是極權體制下的政治生態。

　　八屆十壹中全會後，作為黨的第二把手，林彪主持過幾次會議。但是，從8月24日開始，就改由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除了身體不好的原因以外，也許是他看到毛對他的制約：葉劍英年初就做了軍委秘書長，毛在八屆十壹中全會上提拔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進入政治局；林彪的毛家灣住地原先是由軍委辦公廳警衛處警衛，十壹中全會後，加派由汪東興直接指揮的8341部隊，由中央警衛團的壹位副參謀長親自坐鎮，由兩個單位共同警衛林彪的住所。毛用林彪，卻懷疑林彪。林彪當然會感覺到。所以，他儘可能少管事，少發表意見。

　　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回到“壹線”來抓工作了，不再搞“壹線”、“二線”了。毛回到“壹線”，又不願意抓具體事務，林彪也不是抓具體事務的人，長於具體事務的周恩來就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從國務院總理到全面主持黨、政、軍工作了。邱會作從對周恩來的長期接觸中認為：“以我與周恩來相處得知，他是真心擁戴毛主席，擁護他的文化大革命路線，以積極態度參加的。他是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堅定支持者和有力的執行者。”“周恩來不止壹次深情地要大家支持文化大革命，否則就會晚節不保，個人的革命歷史也要壹筆勾銷。”

　　八屆十壹中全會組織者是周恩來，名義上是陶鑄。全會的簡報由陶鑄掌握。謝富治在小組會上發言批評鄧小平。謝的這個發言沒有編到簡報里，江青責問陶鑄為什麼保護鄧小平？

　　“十六條”

　　“十六條”是簡稱，全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五壹六通知》發出以後，毛認為怎麼搞運動，得有個條條框框。就讓陳伯達在北京搞個文件。六月份陳伯達就開始搞了，參加的人有王力、關鋒、尹達、穆欣，在釣魚臺十四樓辦公。在上海的毛澤東經常和起草小組溝通，提出他的意見，改了２０多遍。毛從上海回到北京看了後，說大體可以，但太長，要換換手修改。毛澤東又讓陶鑄、王任重、張平化修改。陶鑄和周恩來商量，刪去了“黑幫”、“黑線”等提法，加了壹些限制詞語。全會通過的是毛澤東８月７日審定的第３１稿。

　　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在八屆十壹中全會上通過了這個文件。“十六條”簡述如下：

　　第壹條，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指出文化革命“是壹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壹個更深入、更廣泛的新階段”。當前的任務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壹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壹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後來簡稱為“壹斗，二批，三改”或“斗、批、改”）第二條，主流和曲折。“廣大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幹部，是這場文化革命運動的主力軍。”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運動的阻力是混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舊的習慣勢力。

　　第三條，“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鼓勵各級黨的領導不要害怕群眾，要放手發動群眾。指出“有些單位是被壹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持著，這些當權派極端害怕群眾揭露他們，因而找各種藉口壓制群眾運動。”

　　第四條，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相信群眾，讓群眾運動用“四大”增長才幹，明辨是非，分清敵我。“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重申毛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話：“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第五條，執行黨的階級路線。依靠左派，孤立最反動的右派，爭取中間派，團結大多數，經過運動達到團結９５％以上的幹部和群眾。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第六條，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同意見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在辯論中必須採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持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不能壓服，要保護少數。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斗，不用武鬥。

　　第七條，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批評工作組和壹些單位負責人前壹段時間鎮壓學生的行為。“不許用任何藉口，去挑動群眾斗群眾，挑動學生斗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後期酌情處理。”

　　第八條，幹部問題。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是少量的。“對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鬥倒、鬥垮、斗臭，肅清他們的影響，同時給以出路，讓他們重新做人。”

　　第九條，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這些是“群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組織形式。”“不是臨時的組織，而應當是是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於學校、機關，也基本適用於工礦企業、街道、農村。”毛澤東想用巴黎公社取代國家機器，在這壹條中有所體現。幹部要選舉，隨時可以撤換。

　　第十條，教學改革。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軍，也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

　　第十壹條，報刊上點名批判的問題。要組織對那些混進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報刊上點名批判，應當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准。

　　第十二，關於科學家、技術人員和壹般工作人員的政策。

　　第十三，同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結合部署問題。

　　第十四，抓革命，促生產。充分發動群眾，妥善安排，就能夠保證革命生產兩不誤。“文化大革命是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壹個強大的推動力。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第十五，部隊。部隊文革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

　　第十六，毛澤東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

　　《十六條》公開發表時，全國歡呼，各地群眾敲鑼打鼓，列隊遊行。但是，《十六條》中很多重要概念沒有法律界定，不僅不能落實，還會在運動中造成混亂。

　　例如，《十六條》說“幹部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結果幹部大多數都受到衝擊。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統計，在文革中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幹部共230萬人，占文化革命前1200萬幹部的19·2%，雖未立案審查，但被錯誤批鬥、關押的幹部和受株連的人為數更多。其中，國家機關副部長和地方副省長以上的幹部被立案審查的約占同級幹部總數的75%；有6萬多名幹部被迫害致死；集團性的冤假錯案近兩萬件，涉及幹部達幾十萬人。既然“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什麼是“走資派”又沒有明確的標準，群眾發動起來以後，就很難掌握了。何況在極權制度下，官民矛盾壹直是很尖銳的，壹旦最高權威發出了整幹部的號召，所有的幹部都難逃浩劫。

　　又如，《十六條》說“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壹些錯話、做過壹結錯事或寫過壹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注意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同壹般具有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由於沒有明確的法律界限，壹些有名望的知識分子都受到了衝擊。各級黨委“拋出”壹些知識分子，受到打擊更為嚴重。知識分子受到打擊的人數和比重遠遠超過領導幹部。

　　又如，《十六條》提倡群眾中不同意見可以爭論、辯論，在大方向壹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節問題上爭論不休，以便加強團結。《十六條》沒有想到，群眾中不同看法形成了相互對立的群眾組織以後，各個組織都認為自己是堅持毛澤東思想的，都認為自己是左派。互不相讓，更是加強了對立。不同群眾組織之間的派性鬥爭持續不斷，以致釀成大規模的武鬥。

　　《十六條》提倡按巴黎公社原則選舉，實際上，各級革命委員會的幹部人選，大多是由軍隊主持下內部協商的結果。沒有壹家是選舉產生的。

　　《十六條》的基調是支持群眾造反的。《十六條》寫道：文化革命“只能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採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這等於放棄了多年堅持的所有政治活動都必須在各級黨組織的領導進行的傳統，也等於放棄秩序和穩定。這正是毛澤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思想。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３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指出：十六條“貫穿著壹個基本精神，就是：信任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就是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採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

　　經過十七年強力壓制的人們，有了“十六條”，就可以運動用“四大”表達自己的意願了。其中壹些積極分子（當時稱為“造反派”），大力衝擊他們討厭的官僚體制，不僅使大批無辜的幹部受到迫害，這些積極分子最終也成了犧牲品。

　　毛澤東支持“紅衛兵”造反

　　八屆十壹中全會期間，還有壹個件大事，8月1日，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了支持信，這是紅衛兵運動風靡全國的起點。

　　“紅衛兵”這三個字本來是寫大字報的署名。寫大字報得有署名，剛開始署真名，幾個人觀點壹致的人同意這張大字報，就都把自己的名字寫上。後來成立“戰鬥組”。什麼是“戰鬥組”呢？就是幾個觀點壹致的人在壹起寫大字報，在壹起研究運動形勢，在壹起收集運動信息。戰鬥組人數不定，多則十多人，少則兩三個人。戰鬥組得起個名字，當時常用時髦的政治詞語。也有別出心裁的，如清華大學壹號樓宿舍114房間的壹個同學寫大字報就署名“114獨立營”，山東話“營””“人”同音。清華附中張承志等人在1966年5月就署名“紅衛兵”（開始曾叫“紅衛士”），意思是毛主席的紅色衛兵。

　　紅衛兵起源於中學。他們首先向教育制度造反。

　　17年前的教育制度基本是從蘇聯移植過來的。這種教育的缺點是學制太長（清華大學六年制，壹般大學五年制），學的課程太多（清華汽車、拖拉機設計專業學了50多門功課），學生負擔太重（我班30人有4人因病休學）。學生被動地接受老師的灌輸，創造性被壓抑。作為自學成才的毛澤東，當然看到了這種教育制度的缺點。他提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但他還根據他深信的階級鬥爭理論，提出學校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階級鬥爭是學生的主課。毛澤東關於教育的指示已經深入到學生心中。1964年7月7日毛澤東與侄兒毛遠新的談話中強調年輕人要經風雨，“階級鬥爭。是妳們壹門主課”，“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學畢業”。1964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向全國轉發了《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的文件，從根本上為教育革命注入了新的政治內容，規定了方向。

　　處於青春期的中學生，本來就喜歡挑戰現狀，毛澤東的教育思想為他們的挑戰提供了根據。不過，只有幹部子弟才會有更多的信息和更大的膽量。秦曉回顧當時北京四中的情況：“當時的主流思想，壹個是階級鬥爭，壹個是反修防修。······當時挑頭鬧事的主要是高三的壹些高乾子弟，他們認為學校里有階級鬥爭，有的老師出身不好，就重點栽培出身不好的學生，而革命的子弟被排斥了，還有就是鼓勵走白專道路。所以，學校里就應該搞四清，搞階級鬥爭。”清華附中紅衛兵的組織者之壹駱小海回憶說：“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誕生，是事出有因的。這個因，概括地說，就是對教育制度和教育界壹些傳統的做法不滿。”

　　七千人大會以後，隨著經濟政策的糾偏，文化、教育、科技方面的政策也有所鬆動。1962-1963年這兩年高考錄取時，糾正了過分強調政治條的偏向，比較重視分數。壹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只要考分高，也可以上清華大學。壹些重點中學也有壹些出身不好的學生（其中主要是資本家和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學生）。在這些重點中學，幹部子弟和知識分子出身的學生，自然就有分明的界線。幹部子弟有家庭出身優越感，歧視出身不好的同學；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有學習成績的優越感，看不起學習成績不好的幹部子弟。作為老師，通常是喜歡學習成績好的學生。

　　1963年之後，階級鬥爭不斷升溫，階級路線也向“唯成分論”演變。1965年6月，北京市四中、六中、八中發生了壹個不大的學潮，稱為“四六八學潮”。參加學潮的主要是幹部子弟，其中不少是中央領導人子女。他們相互串聯，組織罷課。他們給中共中央寫了“進言書”，尖銳地批評學校領導不講階級路線，地主資產階級子女受老師賞識，而幹部子女卻受壓迫。北京四中壹位老師回憶說：“這些高乾子弟有壹種優越感，或者說有壹種特殊責任感，他們覺得中國未來的前途應該是他們的，自認為根紅苗正，對毛主席感情最深，對革命責任感最強。所以，這些人就按照當時提出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睜大了眼睛觀察學校階級鬥爭動向，認為四中的領導幹部都爛了。”在“四六八學潮”中，部分學生提出“寧要紅2分，不要白5分”的口號。

　　和其它中學壹樣，清華附中的高乾子弟和高知（包括工商業者）子弟之間的相互對立愈演愈烈。從1964年開始，學校組織了“幹部子弟學習小組”。對幹部子弟的拔苗助長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1964年由於壹次偶然的同學爭鬥演變成全校“階級路線”的大辯論。校領導把壹個平民子弟和壹個幹部子弟的打架，上升到“打幹部子弟”的“階級路線”高度，引起高知子弟的不平。兩派的大字報互不相讓，竟貼滿了半個大飯廳。壹位高知子弟回憶說：“‘革干’‘革軍’子弟們……對我，從來是斂容正顏的。他們與我之類‘地主資產階級孝子賢孫’、‘修正主義苗子’是不共戴天的‘階級’關係。”那時，清華附中成立了預科班。預科的教材由清華大學編寫，主課全由大學講師任教。上了預科等於壹只腳踏入了清華大學。誰進預科班？除了那些有嚴重家庭問題（例如：殺、關、管）的不在選拔之列，學習成績當然是主要的條件。高66屆的很多高乾子弟沒有被選入預科，高乾子弟對此很不滿意，這也成了他們後來在“文革”中批鬥萬邦儒校長的壹條罪名。

　　在北京的中學中，最早向教育制度造反的就是這些高乾子弟。這些天之驕子，最不願意受那種教育制度的嚴格約束。他們造反的另壹個原因是，這種教育制度以分數取人，從而在實質上偏袒了出身剝削階級家庭和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女。文革初期北大附中“紅旗”戰鬥隊的壹篇文章說出了高乾子弟的心態：“我們老子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可他們的後代反而低人三等，連那些資產階級的小崽子都不如。今天，有黨中央、毛主席給我們作主，我們‘自來紅’揚眉吐氣了！往日我們矮三寸，今天是項天立地的人！”清華附中壹張大字報中寫道：“我們工農革乾子弟要當家作主，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們面前必須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凡出身非工農革乾子弟者，我們可以隨意找來談話。他們在我們面前必須矮三寸！”這當然是那些數理化成績不怎麼好的人的心聲。有壹些學習成績優秀的幹部子弟當然沒有“矮三寸”的感覺，但階級路線他們也是很分明的，父輩給他們的優越感也是存在的。

　　1966年5月1日到3日，清華附中部分學生到北京西山戒台寺郊遊，請看他們的裝備：指南針、手錶、晶體管收音機、照相機·····，當時，我們清華的大學生，很多人連台式電子管收音機都沒有見過，很多人從來沒有打過電話。而這些中學生卻把當時極為珍貴的晶體管收音機帶到郊外。可見他們生活條件之優越。這次郊遊形成了批評校黨支部的思想”。1966年5月28日晚，他們在醞釀牆報署名，採用了高642班張承志小組牆報的署名“紅衛兵”。次日，5月29日下午，他們在圓明園召開會議，正式通過了“紅衛兵”的統壹署名。他們認為學校黨支部執行了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在共青團這個官辦的青年組織之外，成立壹個“紅衛兵”組織，當然會受到黨組織的打壓。但不到兩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就廣播了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6月2日，他們就以“紅衛兵”的署名貼出了《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的大字報，公開向校領導挑戰。大字報首先亮出他們的出身和立場：“我們，無產階級革命的後代，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毛澤東思想。對壹切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懷著刻骨的仇恨。”然後說：“資產階級的老爺們，妳們既然挑起了這壹場鬥爭，那麼好吧！我們來者不拒，堅決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幫，不砸爛黑店，不取締黑市，決不收兵!”署名紅衛兵，下面留下的空白紙中簽名者100多人。6月8日，其它中學3000多名學生到清華附中支持紅衛兵，學校關了大門，僵持了10小時，校門終於打開。外校學生貼出了聲討清華附中黨支部和支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大字報。這些大字報也署名“紅衛兵”。

　　6月21日，全校召開全體師生大會選舉革命委員會。當工作組要求人選要有更大代表性時，遭到紅衛兵抵制。結果21個革委會委員基本由紅衛兵的核心成員組成，主要成員多為高乾子弟。6月下旬，胡克實傳達了劉少奇、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複課鬧革命”和“消化紅衛兵”。工作組宣布成立新的共青團委取代紅衛兵。紅衛兵和工作組發生了衝突， 6月23日，團中央的《中國青年報》發表社論《左派學生的光榮責任》，強調左派要服從工作組，要團結大多數。6月24日，紅衛兵貼出兩張大字報進行反擊，《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就是反擊的大字報之壹。7月13日，劉少奇對胡克實指示：“學生搞的自發組織還是要用黨團組織來代替。黨外，團外，都不能搞秘密組織、秘密活動。”官方不承認紅衛兵的合法性，但不能阻止紅衛兵的發展。

　　十六七歲的青年，本來有壹種自然的叛逆性格，父輩光榮的革命經歷，家庭優裕的生活，使這些風華正茂的青年有壹種無比的優越感。他們經常高聲朗誦：“國家者，我們的國家，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他們想說什麼？想幹什麼？

　　他們想說的在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三論”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達。他們想干的就是破“四舊”。

　　1966年6月24日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中說：

　　“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和靈魂就是造反。·····要在‘造反’二字上狠下功夫，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壹句話，敢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壹百的修正主義！”

　　“修正主義統治學校十七年了，現在不反，更待何時？”

　　“我們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妳們了！我們要把火藥味搞得濃濃的。爆破筒、手榴彈、壹起投過去，來壹場大搏鬥、大廝殺。什麼‘人情’呀，‘全面’呀，都滾到壹邊去！”

　　“妳們不是說我們太狂妄了嗎？我們就是要‘狂妄’。·····革命者以天下為己任，不‘狂妄’怎麼行呢？”

　　7月4日的《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中明顯地指出了鬥爭矛頭：

　　“今天，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等等產生修正主義的東西，都完全消滅了嗎？沒有！

　　各地各單位的黑線黑幫都完全消滅了嗎？沒有！

　　現在消滅了的黑線黑幫，將來就不會產生新的黑線黑幫嗎？不是！

　　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壹切反動派都消滅了嗎？沒有！沒有！！沒有！！！？”

　　“再論”中還強調：“我們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造反！妳們膽敢造反，我們就立即鎮壓！這就是我們的邏輯。反正國家機器就在我們手裡。”

　　7月27日的《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高調對毛澤東表忠心：“我們，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無限忠於毛主席，壹定最堅決，壹定最勇敢，最忠實地執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關於造反的最高指示。”文章進壹步以“造反”劃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線：“妳是革命者嗎？妳就必然歡迎革命的造反、擁護革命的造反，壹反到底！妳是反革命嗎？那就出於階級本能，就必然罵造反，反對造反，抵製造反、鎮壓造反。”

　　這三篇短文以霸氣十足的文風，用極端的語言，重複了八屆十中全會以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所灌輸的極端思想。7月28日，在北京展覽館召開的海淀區中學生大會上，清華附中紅衛兵骨幹成員駱小海和鄺桃生把筆記本上的“壹論”、“二論”（本子上沒有“三論”）撕下來交給出席會議的江青，還匆匆寫了壹個條子，大意是請毛主席看看是不是反動的。毛澤東壹看，正中下懷。他於7月31日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了（口授）信：“我向妳們表示熱烈支持。”“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採取同樣的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妳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有人們，我們壹律給予熱烈的支持。”為防止年輕人過於偏激，毛澤東的信中要他們注意團結壹切可以團結的人，對犯錯誤的人也要給出出路。毛的這封信作為八屆十壹中全會的文件在黨內高層公布。毛澤東這封信不僅支持紅衛兵造反，還肯定了這個群眾組織。十七年來，憲法雖然寫上了結社自由，直到這時，才真正有了這壹自由。在文革期間，各種群眾組織如雨後春筍地出現了。

　　毛澤東這封信還是黨內文件，還沒有廣為傳播，此時紅衛兵還沒有聲名遠揚。直到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並在城樓上接見紅衛兵以後，才掀起席捲全國的紅衛兵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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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紅衛兵紅八月

　　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信，支持他們的造反行動，成為紅衛兵運動的推動力。為了進壹步利用這些無知無畏的年輕人，毛澤東運用他的崇高地位，壹次又壹次大規模地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終於使紅衛兵運動的浪潮激盪全國。當時還在台上的各級官僚們，也利用紅衛兵運動對17年定下的政治賤民和知識分子進行了殘酷迫害。如果說，工作組專政的五十天大抓右派，是文革中的第壹輪迫害的話，那麼，紅衛兵運動就是第二輪迫害。 和第壹輪迫害壹樣，第二輪迫害也是以官僚體係為後台的。這兩輪迫害發生時，各地執政者還沒有打倒，真正的造反派還沒有起來。第二輪迫害的時間是在1966年7、8、9三個月。壹大批文化名人被迫害致死，抄家、打死人、把大批政治賤民及其家屬趕出城市，都是發生在這個時期。

　　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

　　1966年8月18日，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百萬人大會。這壹天，毛澤東清晨四點多鐘就到了天安門城樓。他壹夜沒睡，為了接見紅衛兵，他半夜叫衛士長陳長江給他找了壹件軍裝。其他中央領導人到天安門城樓看到毛穿上了軍裝，有的急忙回去換了軍裝再來，有的打電話讓家裡送軍裝來。林彪先是穿淺灰色華達呢中山服來的，他看到毛穿軍裝時，派人回去拿軍裝換上。毛突然穿起軍裝是重要的政治象徵，其他中央領導人必須緊跟。

　　早晨7：30慶祝大會開始。在《東方紅》的樂曲聲中，毛澤東、林彪走出大廳，站在漢白玉的欄杆後面向廣場上的群眾招手示意。這時，“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此起彼伏；百萬人手拿小紅書(《毛主席語錄》)熱情揮動，在天安門廣場上掀起了紅色浪潮。林彪發表講話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統帥。我們在偉大統帥指揮下，好好的聽我們統帥毛主席的話，文化大革命壹定能順利發展，壹定能取得偉大勝利！”周恩來也發表了鼓勵紅衛兵的講話。

　　在林彪、周恩來講話以後，聚集在東長安街上的數十萬紅衛兵通過天安門，接受毛澤東的檢閱。他們已經等待了好幾個小時，激動人心的時刻終於到來了！被檢閱的紅衛兵都是中學生。為了多看壹眼毛澤東，通過天門前時，隊伍行進得非常慢。看到毛主席招手，紅衛兵不願意再前進。有的前進了又回來。隊伍在天安門城樓下打轉，像激流中的旋渦壹樣。有人提議，讓在觀禮台上的紅衛兵維持秩序。經毛澤東同意，1500名學生上了天安門城樓。周恩來對他們說，請妳們上來有兩個任務，壹是毛主席接見妳們，二是接見後下去維持秩序。壹說接見，紅衛兵們激動了。開始還有秩序，很快就亂了。紅衛兵都往前擠，毛被困在人群中間，臉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流，壹個壹個地不停地握手。毛此時已經不是自主地和紅衛兵握手了，伸出的胳膊無法收回，只好任憑別人去握了。後來，汪東興說，那天，毛主席的手被握腫了，好幾天不能寫字。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紅衛兵3000多人。難怪手被握腫了。

　　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毛澤東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叫“宋彬彬”毛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宋答：“是的”。毛說“要武嘛！”。當時，毛澤東的話被稱為“最高指示”。“要武”，這個“最高指示”很快傳遍全國。有壹位紅衛兵拿著“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袖章要給毛帶，毛不接受“毛澤東主義”這個提法，沒讓帶。毛接受了紅衛兵袖章，這表示毛澤東接受了紅衛兵。8月18日就成了紅衛兵的紀念日。《十六條》沒有提“紅衛兵”，現在毛澤東肯定了。紅衛兵運動在全國掀起了高潮。

　　這些中學紅衛兵雖然年紀小，後來被稱為“老紅衛兵”。這是因為它出現的時間早。“老紅衛兵”以高乾子弟為骨幹，他們反對“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其中壹些人反對“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個人政治表現”的政策，帶有鮮明的血統論的色彩。因而反對當時的校領導。說他們是老“紅衛兵”是區別於1966年10月以後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出現的紅衛兵。

　　8月18日是第壹次接見紅衛兵，以後，在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11日、11月25日、11月26日，多次接見了紅衛兵，也有人11月10日、11月11日合稱壹次，把11月25日、11月26日合稱壹次，稱為8次。8次共共接見紅衛兵1200 多萬人。各次接見的方式不壹樣，有時毛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紅衛兵從天安門前通過；有時紅衛兵站在馬路兩側，毛乘敞蓬吉普車通過；有時紅衛兵乘大卡車通過天安門下，毛站在城樓上檢閱。

　　這麼多次如此大規模地接見紅衛兵，其中有壹些曲折。

　　9月15日接見紅衛兵的前三天，毛突然病了。9月13日晚7點，毛給林彪、周恩來、陶鑄寫信，說“臥病三天，尚有餘溫，今天略好”。還說，如果後天能起床，就接見，如果不能起床，就請林主持，毛就不去了。9月15日，毛還是帶著病後初愈的身體接見了百萬紅衛兵。

　　10月1日晚7點多，毛澤東的車被紅衛兵圍在西長安街到南長街口。頃刻間，毛被包圍在人海之中。在危急時刻，林彪下車高喊：“我是國防部長，讓我們的車開過去，到天安門參加晚會！”紅衛兵也不理會，包圍圈越來越緊。局面難以控制。此時，警衛三師師長急速調來壹個團的機動部隊，強行為毛澤東解了圍。

　　10月18日，毛在接見百萬紅衛兵時，壹位男紅衛兵跳上了毛左後側的吉普車（楊成武、傅崇碧、蔡洪江乘坐），還要繼續跳到毛的車上，說：“我是毛主席家鄉的人，我要上車看毛主席。”警衛員蔡洪江把這位紅衛兵拉住了，並推了下去。

　　11月25日，氣溫零下4度，毛在凜冽的寒風中站了4個小時，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65萬紅衛兵。

　　11月26日，毛乘車在釣魚臺、西郊機場接見了最後壹批185萬紅衛兵。路被堵，毛的車不能回中南海，只好開向玉泉山，讓毛暫時在玉泉山休息，但到玉泉山下，車又被圍，警衛只好扶著毛步行進入玉泉山。這壹次，散場混亂，壹座小橋被壓斷，踩死了幾個人，擠傷的更多。

　　由於在接見時人群擁擠，每壹次接見完，天安門廣場上都要拉走壹車壹車的鞋子，踩爛的手錶每回都有好幾十塊。每壹次接見，北京的主要街道都要斷絕交通。

　　數以百萬計的紅衛兵從全國各地來到北京，北京要提供住宿、飲食、交通，北京的負擔很沉重。周恩來動員全北京市的力量解決了這些難題。每次接見都是壹項複雜的組織工程。11月10日讓紅衛兵乘車通過天安門，毛在城樓上檢閱，需要6000多輛汽車。連夜從海陸空部隊和沉陽、北京、濟南等軍區各抽調1000輛汽車。紅衛兵到北京串連，數百萬人擠在火車上，影響交通運輸，對國民經濟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毛為什麼對接見紅衛兵這麼重視？他認為這是發動群眾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好方法。他相信，他親自接見的紅衛兵回到全國各地煽風點火，就能把全國的群眾發動員起來。如此大規模地接見紅衛兵毛還有更深的考慮：他認為蘇聯其所以變修，壹個原因是蘇聯人親自見到列寧的人太少了，讓更多的年青人看到他毛澤東，就可以防止他死後中國變修。毛澤東以73歲老年之軀，不辭勞苦地壹次又壹次接見紅衛兵，頗有壹點宗教色彩。他像布道的主教壹樣，將他的思想傳播到年輕人之中，希望在與他同代的官僚們去世以後，下壹代就會以他的思想改造中國社會。被接見的人好像教徒接受了主教的洗禮壹樣，無比光榮，無比幸福。

　　在毛八次接見紅衛兵的同時，紅衛兵可以到全國各地“串連”。中共中央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發出的通知中規定搞大串連“壹律免費坐火車”，而且對大串連的人的生活補助也“由國家財政中開支”，早已停課的大中專學生便紛紛外出串連。開始是北京的紅衛兵到外地去“煽風點火”，支持各地的造反派，衝擊各地打擊造反派的領導人。因為當時各地造反派還是少數派，處於被壓制、被圍攻、被打擊的地位。後來更多的是外地學生到北京來“取經”，上訪，等待毛主席接見。幾千萬年青人流在全國各地激盪，發動群眾,交流經驗，衝擊官僚體制。當然，對年青人來說，“飽覽祖國大好河山”也是不可少的。我也三次到外地串聯，先後到了東北、西南、華東、中南等十個城市和部分農村。火車擁擠不堪，坐位坐滿了，坐位底下的空隙睡滿了，過道站滿了，廁所里也擠滿了。壹些人不得不雙腳分開站在兩個座椅背上，雙手緊握住上面的行李架。大串連給運輸造成了很大的困難，中共中央又提倡徒步串連，又稱為“長征”。大批青年人組成各種長征隊，走遍大江南北，朝覲延安、韶山等革命聖地。各地設立長征接待站也是住宿免費。全國大串連從1966年八九月持續到1967年底。1967年3月中共中央雖然發了停止串連的通知，但串連還繼續。1967年8月我到湖北串連乘車還是免費的。到1967年底，不能免費乘車、免費吃住，大串連才停止。

　　“血統論”風潮陡起

　　中國共產黨很看重家庭出身，認為家庭出身對壹個人的政治態度影響最大。大饑荒發生後，在追究壹些縣委書記的責任時，有的縣委書記娶了地主女兒做妻子，也當作發生大饑荒的壹個原因。周恩來在很多公眾場合檢討自己的家庭出身（他說自己是封建官僚出身，要不斷改造自己，說看壹個人要查三代），以此來表白他的政治態度。當然，在正常情況下，共產黨的政策是“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個人政治表現。”但是，“個人政治表現”如何，沒有明確的標準，只能由單位領導決定。雖然有“重在表現”，家庭出身總是壹個人終生揮之不去的政治標記。有些老紅衛兵還把“重在表現”說成是彭真搞的“修正主義階級路線”，加以批判。

　　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以後，階級鬥爭不斷升溫，階級路線也向“唯成分論”進而向“血統論”演變。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產階級(前五種人被稱為“黑五類”，紅衛兵又將資產階級列入其中，成為“黑六類”)等是政治賤民，他們的子女也受歧視。與“黑五類”相對應的是“紅五類”（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貧下中農），當時最光榮的家庭是革命幹部，簡稱“革干”。工人、貧農、下中農是依靠對象。革乾子弟是天之驕子。當然，他們中間也有壹些優秀分子，但不管是不是優秀，他們對出身也是很看重的。他們認為自己是革命先輩的後代，是當然的革命接班人。當然，時代變了，他們中的多數並不打算像他們父輩壹樣當革命家，而是要在國家建設中挑起大梁。所以，革乾子弟大在大學裡都是學習工程技術中的新興專業，當時列為“保密專業”。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強調，對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子女其他勞動人民的子女,優先選拔升入高等學校。對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壹定要經過嚴格審查，對於那些政治上確實表現好的，也允許挑選適當數量的人升入高等學校。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隨著中學紅衛兵運動的興起，“血統論”泛濫成災。紅衛兵只對“紅五類”開放，“黑五類”是不能參加的。

　　清華附中齊向東的大字報《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中說:“我們要造反，要奪權，要組織階級隊伍幹革命，就是要大講階級路線，就是要講成分!”

　　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壹成立就講究出身。他們在題為《“自來紅”們站起來了》的大字報中寫道：“有人誣衊我們是‘自來紅’。崽子們，妳們的誣衊使我們無上光榮。妳們說對了，老子大名就叫‘自來紅’。我們從小長在紅旗下，或生長在紅色的部隊、家庭環境中，從小就飽受革命的教育。·····我們純粹是無產階級的血統，我們是地地道道的革命的後壹代。！而在反革命、大右派的環境中生長的妳們，整天在家裡受到的是黑、黃、白等雜七雜八的教育。妳們不改造，就會‘自來黑’、‘自來黃’、‘自來白’。·····革命的重擔落在我們的肩上，政權壹定要我們掌握！這是毛主席給我們的最大權力，誰反對我們，就堅決專他們的政，要他們的命！”

　　1966年7月1日，北京大學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紀念建黨日，對參加活動的人提出了苛刻要求。參加者回憶：“壹律是幹部子弟，而且儘量穿黃軍裝。大會充滿紅色恐怖，台上都是黃軍裝。·····自編的‘造反歌’響徹雲霄。真是大長了工農幹部子弟的志氣，真是大滅剝削階級子弟的威風，”造反歌的歌詞是這樣的：

　　（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地）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革命師生齊造反，文化革命當闖將。//忠於革命忠於黨，刀山火海我敢闖。革命後代舉紅旗，毛澤東思想放光芒。//歌唱毛主席歌唱黨，黨是我的親爹娘。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殺！殺！殺！——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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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部子弟中颳起“血統論”的風潮，從中學進入大學。

　　八月初的壹天，我正從二號樓宿舍走出來，看到從圖書館、大禮堂那個方向走過來壹支幾十人的隊伍，手裡舉著彩旗，壹邊行進壹邊高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妳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妳）就滾他媽的蛋！（呼口號）滾、滾、滾！滾他媽的蛋！”他們在壹號樓、二號樓宿舍區轉了壹圈後向西南方向去了。他們喊的前兩句是壹幅稱為“鬼見愁”的對聯。他們認為，見了這個對聯發愁的就是“牛鬼蛇神”。那些出身不好的學生被對聯罵為“混蛋”，還不能“發愁”。這個對聯在學生中引起爭論，我是不贊成這個對聯的。

　　8月2日晚上，清華大學大禮堂舉行關於“對聯”的辯論。劉菊芬主持會議，會上壹邊倒、壹言堂。還高喊“橫掃壹切混蛋!”的口號，說：“這個對聯完全體現了黨的階級路線，……對聯從精神到內容都是符合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這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分界線”。大禮堂辯論的時候，誰要發言，首先就是要報出身。不主動報的，台下的聽眾就齊聲喊，逼著妳報出身。聽到“革干”“革軍”，就報以熱烈的掌聲。聽到“工人”“貧農”，也有掌聲，但熱烈程度小多了。要是“中農”“職員”，掌聲就寥寥無幾了。出身不好的，沒幾個人敢上台的，即使上台也要被噓下來。聽到與自己不同的意見，就喊：“黑七類子弟算混蛋，紅五類子弟算背叛！”。

　　在紅衛兵中，對“對聯”也有不同的看法。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接見對對聯持不同意見的兩派紅衛兵時表示，這副對聯“不全面”。他把那副對聯作了修改：“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橫批改為“理應如此”。陳伯達向紅衛兵們解釋說，毛主席號召我們要團結大多數。“血統論”不利於“團結大多數”，違反了毛主席的教導。8月6日天橋劇場舉行了關於“對聯”的大辯論。出席會議的江青，建議把對聯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造反”橫批“理應如此”，紅衛兵也沒有接受。中央文革顧問康生在辯論會上說：“妳們壹切評論的、壹切辯論的、本質的東西就是要不要階級路線的問題，而不是對聯要不要改幾個字的問題……妳們到處奔走、到處呼籲、到處串聯、到處革命，就是為了這壹階級路線——毛澤東的階級路線而奮鬥，我對妳們很敬佩！”

　　８月１２日，北京工業大學學生譚力夫（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正文之子，時任北京工業大學三系文革組長）與別人聯名貼出《從對聯談起》的大字報。大字報論述了“血統論”的合理性，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作為“全面的”、“策略的”的黨的階級路線來實行，要使之“提煉為政策，上升為本本條條。”８月２０日譚力夫又在北京工業大學辨論工作組和階級路線時作了講話。他公開聲明擁護工作組，說工作組壹進校，“黨的陽光，毛澤東思想的陽光就照亮了北工大。”他認為對聯“大長了好漢們的志氣，大滅了混蛋們的威風。”“我們要大聲疾呼‘好得狠！’”譚立夫口才很好，每講壹段就引來熱烈的掌聲。譚立夫咄咄逼人地問：“到底有沒有右派？工大這麼個爛黑窩，怎麼沒有右派？可能今天這裡就有右派！（熱烈鼓掌）·····”“有人對黑幫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現’給他那麼多甜頭，怎麼恨得起來？可是對工作組，對壹些老革命同志，卻恨之入骨。知道哪壹個犯了錯誤，大有雀躍之勢。共產黨的幹部犯錯誤妳高興什麼？他媽的！（熱烈鼓掌）”“壹講階級路線，他也來講幾句。妳怎麼配呀！（掌聲）說起階級路線，我們應是‘既得利益者’了。同志們舉壹個例子，很簡單：翻身貧農的兒子和被鬥地主的兒子，談起土改來，怎麼會是同壹種心情？！（熱烈鼓掌）同志們，這就叫‘階級烙印’。”“我們對妳們的老子專政，實行了仁至義盡的改造政策，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妳們現在搬出‘平等’、‘博愛’的垃圾來大講，我看還是到廁所里講去！（熱烈鼓掌）壹講就是團結，怎麼團結？鬥爭中求團結、先斗妳，七斗八斗，斗得妳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們就團結了。（掌聲）”幾天以後，康生夫人曹軼歐給譚力夫打電話說：“阿寶（譚力夫的小名），妳在學校那個講話，王任重同志拿給康老看了。妳康伯伯夸妳講得好。”

　　譚力夫講話受到幹部子弟的熱烈追捧，他們廣為傳播。劉濤、賀鵬飛領導的清華大學紅衛兵大量印刷，向全國各地散發。譚立夫講話對“血統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血統論”的激勵下，壹些幹部子弟穿著褪色的軍裝，提著銅頭皮帶，四處尋找“階級敵人”。在壹些中學裡，對出身不好學生進行批鬥、拷打。有些地方上火車、汽車要自報家庭出身，進旅店、上醫院也要以成份論高低。

　　1966年8月4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初二(四)班，“打倒狗崽子”的大標語貼在教室牆上。紅衛兵命令10名“黑五類出身”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壹根長繩子繞過這10名學生的脖子，把她們捆成壹串。10名“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威風凜凜地坐在椅子上。既不是“紅五類”也不是“黑五類”出身的學生則被指定坐在地板上。紅衛兵命令“黑五類”出身的學生“坦白交代”他們的“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的父母的“罪行”，還必須重複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該死。”紅衛兵用拳頭打他們，把墨汁潑在他們身上。該校學生排球隊長楊友麗，因遭到“鬥爭”和侮辱，服安眠藥自殺，後被搶救過來，但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在北京101中學，紅衛兵把校門分成壹大壹小兩個，命令“黑五類子弟”走小門，並稱小門為“狗洞”。初三女學生吳芳芳，家庭出身不好（父親是北京航空學院教授吳禮義），紅衛兵指控她撕了壹張毛澤東紙像（實際情況是壹張毛澤東紙像被風吹落，她正好路過揀了起來），因而遭到毒打，紅衛兵還把她和後來被打死的美術教員陳葆坤關在壹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能獨立生活，始終由她的母親照料。

　　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很多所謂“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耳光和受到種種侮辱。初壹學生萬紅，父親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與她同班的男生紅衛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廁所，紅衛兵把她從廁所拉出來，強迫她站在教室里的壹把椅子上，用銅頭皮帶打她。打的過程中紅衛兵突然把椅子從她腳下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舍睡覺，把她關在露天陽台上淋雨。

　　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高壹學生楊愛倫，學習成績優秀還有文藝特長，但“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裡遭到“鬥爭”，站在教室前面被推來推去，強迫她寫“交代”，被關押在學校中不准自由行動。壹星期後，8月8日，她逃出學校到附近臥軌自殺，被火車撞成重傷，幸而未死。高二學生郭蘭蕙，父親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星期六），紅衛兵宣布下個星期壹要“開會幫助”她，她服毒身亡。

　　在西城區太平橋中學，紅衛兵打死了壹名初三的不屬“紅五類”出身的女學生。這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僅僅因為說了壹句“毛主席也不是紅五類出身”，遭到紅衛兵同學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毒打。等紅衛兵回家吃晚飯時，她掙扎著爬到壹個水龍頭邊喝了很多水後死亡。她的母親被通知來校中領死屍，不敢表現出壹點怨恨和牴觸。

　　在中國人民大學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學生寧志平被說成“反動學生”。他被關押在學校里，他的壹只耳朵被紅衛兵割掉。他到醫院把耳朵縫了上去。但是幾天以後再次遭到紅衛兵毒打，剛縫上去的耳朵被打落。

　　血統論在大學也有壹定的影響，但不像中學那樣嚴重。當時，有人主張在清華大學成立“貧下中家子弟協會”（簡稱“貧協”，當時有的學校有革乾子弟的組織。），我班貧下中農子弟沒有人參加。這本是頭腦簡單的中學生做的事。“血統論”進入大學，除了持政治偏見的某些清華大學紅衛兵以外，沒有多少人理睬。8月4日，周恩來在清華兩萬人大會的講話中表示不支持在大學裡搞“貧協”組織。

　　“血統論”，通俗地說法是“龍生龍，鳳生鳳，耗子生來就打洞”。這種說法既違背了歷史常識，也違背了“遺傳和變異”生物學原理。為什麼這種說法能夠壹時成為風潮？因為他們要世襲父輩打來的江山，要世襲父輩的特權。血統論實質上是宣揚權力世襲、利益世襲、社會地位世襲，是門閥權貴的願望表達。那些自認為“血統高貴”的高乾子弟摧殘他們認為“血統低下”的學生，那就不僅僅是特權世襲了，而是和希特勒的種族滅絕行為沒有什麼不同。“血統論”雖然風行壹時後偃旗息鼓，但是，他們“血統高貴”的自豪感並沒有消失，他們對父輩地位世襲的強烈要求壹直沒有改變。只要政治制度不變，他們的世襲要求總是可以滿足的。到了1990年代，在改革開放中，在文革中血統論的鼓吹者，不少人當了高官或成了大富豪。從文革後期到改革開放，在壹切政策和制度的變革中，他們總是占盡了有利的先機。

　　1967年春天，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對中學生進行軍訓。3月27日，負責學生軍訓的北京衛戍區副司令李鍾奇對中學生中的壹些高乾子弟的壹次講話，他說：“妳們在座的全是高乾子弟、幹部子弟，妳們的爸爸媽在紅軍時代、抗日戰爭、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有很大貢獻，妳們要支持他們的精神”，還提出了“要接父母的班”的看法，從而引起了爭論。4月3日，中央文革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中學生代表開會。陳伯達批評李鍾奇的思想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第二天，4月4日，中央文革為了平衡中學生的不同政治力量，又接見了另壹批中學生代表。本來家庭出身不同、對軍訓和文革的看法不同的中學紅衛兵就以這兩個日子成為“四三派”和“四四派”。從家庭出身看，“四三派”成員中“紅五類”比“四四派”要少壹些，幹部子女更少。“四四派”中幹部子女要多壹些。“四三派”反對“血統論”的人多壹些，“四四派”傾向“血統論”的人多壹些。“四三派”是中學生中的激進派，對軍訓團不滿，比較傾向大學生紅衛兵的“三司”的觀點。“四四派”比較支持恢復秩序。“四三派”中壹些人同意這樣的看法：“這些蛻化變質的當權派和本來就是投機的革命分子，他們手中暫代管的財產權力逐漸不受人民支配而變為私有，為他們及他們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復辟集團服務。這樣就形成特權人物，像各個歷史時期壹樣地與廣大勞動人民構成了今天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很顯然，特權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變革，這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保’的實質。······文化革命就是這種主要的階級矛盾、‘革’與‘保’的矛盾的爆發。”在1967年4月之後，北京的中學紅衛兵中的“四三派”、“四四派”鬥爭不斷。

　　清華“八·二四”事件

　　我親歷的紅衛兵所做的壹件事就是清華“八·二四”事件。

　　8月20日前後，毛的《炮打司令部——我壹第大字報》在清華學生中傳開， 8月23日、24日，出現了壹些“炮打”劉少奇的大字報。例如：《改組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炮打劉少奇》、《捨得壹身剮，敢把劉少奇拉下馬》、《釐清北方局中的黑線》等。

　　清華大學“臨籌”認為這是右派翻天，清華大學紅衛兵負責人賀鵬飛聯絡清華附中紅衛兵等12所中學的紅衛兵採取了強制行動。

　　8月24日下午，12所中學的紅衛兵在清華附中集合，召開誓師會，賀鵬飛在誓師會上說：“清華大學有壹股反對中央領導人的妖風，我們要誓死保衛黨中央。只許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他布置任務：先看守大字報，並抄錄或照相，以備秋後算賬，然後限令作者在24小時撕去大字報。下午4點50分，12校紅衛兵列隊跑步進入清華，嚴密封鎖大禮堂前的大字報區。他們先廣播“安民告示”：“我12校紅衛兵大軍今天下午5點開進清華大學，消滅捉拿反毛主席的混蛋。我們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校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我們矛頭直指混蛋，浩浩蕩蕩，順之者存，逆之者亡。誰敢阻擋我們大軍，誰敢窩匪，我們就消滅誰！壹切願意革命的人們，我們歡迎！壹切膽小鬼，請妳們躲在家裡，切勿自相驚憂。····”接著廣播“最後通牒”：勒令大字報作者6點以前撕去自己貼的有關中央領導同志的大字報，移入內部館。否則壹切後果妳們負責。其實，明明是反劉少奇的大字報，他們硬說是反毛主席的，當時沒有反毛主席的大字報。

　　有的學生對他們的作法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就被這些紅衛兵抓住，強制他們圍著大禮堂前面的草坪遊街，然後用皮帶抽打。到晚上7點，所有的大字報被撕得精光，並且貼上了“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的大標語。還對壹些貼劉少奇大字報的“戰鬥小組”進行搜查。

　　6點，在賀鵬飛的指揮下，紅衛兵們推倒了清華大學標誌性建築二校門。與此同時，中學紅衛兵和清華大學紅衛兵到“黑幫分子”和“黑五類分子”家裡抄家，對他們進行拷打。強迫中層以上的幹部到拆掉的二校門搬運磚石。跑得慢的用皮帶抽打，背不動倒在地上，拉起來用棍子、皮帶瘋狂地抽打。在抽打和呵斥聲中，被害者連滾帶爬，哀聲慘叫。

　　這次暴行的規模和殘酷程度遠遠超過了北京大學的“6·18”事件。黨委副書記劉冰回憶了他挨打的情況：“他們把我的眼睛蒙了起來，幾個人扭住我的胳膊，抓住腦袋往下摁，推著我往前走，並用皮帶抽打我的脊背，邊走邊打。·····後來進了壹個房子裡，不打了，讓我跪下，去掉蒙眼的毛巾後才知道是階梯教室。各系的總支書記、校黨委各正副部長、校行政各處處長，都集中在這裡，成行地跪在地上。天將拂曉的時候，把我們轉移到科學館，又轉移到了生物館。····把我們按在地上，用棍子抽打，然後強迫我們互相打，不願互相打的，就打耳光，用棍子打脊背·····”文革前擔任黨委宣傳部長的羅徵啟記下了他經歷的壹場刧難：

　　? 8 月24日晚上，……幾個人把團委書記張慕津架到審訊室，我剛想看壹下，就挨了壹下抽打，“不准看！”我就聽審訊室里很重的抽打聲音和張慕津的呻吟。過了壹會，壹學生從審訊室里出來，大聲說 ：“張慕津想逃過群眾的專政，被我們抓到了，現在他就要從審訊室爬出來……”這以後，走廊的南端又傳來壹陣喧鬧，原來是幾個手執皮帶、木棍的人要黨辦主任何介人和宣傳部第壹副部長林泰兩個人對打！我聽到喊聲：“使勁！”……接著審訊室內忽然傳出壹聲呼叫：“賀鵬飛來視察了！”幾個人走出審訊室到樓梯口迎接。我們正躺在水泥地上，“快起來，跪好，低頭，手背在身後，頭距離地靣15公分，不能超過20公分，也不許頂在地上。快！”剛剛“整理”好，賀鵬飛就上來了，我還來得及偷看了壹眼，果然很象賀龍元帥，腳踏大皮鞋，手提壹條皮帶。審訊室里的人像是匯報什麼。賀鵬飛從我面前走過時看見我因為支撐不住他們規定旳姿式，已經把頭頂在地上，他就用皮鞋踩我的頭，並且厲聲說：“不許頂在地上！”他這壹踩，我頭上已經結了疤的傷口又滴下許多血。……我被帶回生物館，從昨晚搬運二校門的垃圾到現在，連水都沒喝壹口，可以說是饑渴交迫。這時由幾個“革命群眾”押解，幾個“黑幫分子”到教工食堂取回吃的……黑幫分子們排成壹排，壹個學生在前面訓話：“妳們要吃飯嗎，那就聽好，妳必須說：‘臭黑幫王八蛋兔崽子狗崽子ⅹⅹⅹ感謝毛主席給飯吃。’聽清楚了嗎？試壹下。”第壹個是錢偉長教授，他說完了那段侮辱性的話語以後，那個學生又喊：“妳還得加壹個‘大右派’，重來！”於是錢先生又來壹遍，加了壹頂帽子，領了口糧，站在原地等候。這時我認出這個學生好象是工程化學系的，以後工化系的輔導員吿訴我，他姓楊，是個大個子。“第二個 ！”他喊。第二個是我，我沒有加多什麼就過了關。第三個劉小石，也過了關。第四個是行政處長李思問……。下午，又有了新花樣，壹個叫馬楠的學生帶了兩個“隨從”，來到生物館，審問我們這些人。聽說這馬楠是軍人後代，綽號叫“馬楠將軍”，到處打人抄家。第壹個叫走了錢偉長，……過了壹會錢偉長囬來了，我看他後背被抽打得全是紫色淤血，慘不忍睹。……忘了是第幾個，叫到我。我走進審訊室，馬楠嘴裡叼著煙捲，兩條腿放在桌子上，十足壹付兵痞模樣，壹邊站著壹個瞪圓了眼睛的大漢……文革中清華有人貼大字報，說蔣南翔“開後門”讓賀鵬飛進了清華。1978年，蔣南翔在天津市當革委會副主任，單身住在新華分社附近的第二招待所，清華校友常去看他，我問他：賀鵬飛上清華是不是走後門？他講了事情的經過。有壹天，賀龍親自給他打電話，說：“南翔同志啊，我家小龍想上清華，妳看怎麼辦呀？”蔣南翔回答：“那考壹下吧？”結果考得很糟糕，蔣就讓他在附中補習了壹年才進了清華。畢竟是帥門之後，文革後，賀鵬飛出任海軍副司令，中將。可惜他英年早逝（54歲），否則必是上將。

　　對清華“八·二四”慘案，清華附中紅衛兵宋柏林日記作了記載：“與12個學校加上大學各系的紅衛兵，大鬧清華園。拉倒二校門，撕掉了那些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大字報。清華大學真是混蛋多，太王八蛋了。”

　　第二天，中學生紅衛兵到清華大學遊行，併到壹些“黑幫”家中揪斗“黑幫”。強迫“黑幫分子”、“黑五類分子”和中層以上幹部繼續到二校門搬磚，紅衛兵用銅頭皮帶抽打他們。校園裡貼出了《8·24行動好得很！》、《就是要“紅色恐怖”》、《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的大標語。

　　? 25日，清華“八八派”（即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部分人到中央接待站（西安門大街22號）反映賀鵬飛帶領中學紅衛兵在清華搞“紅色恐怖”的情況。身穿灰色毛料中山服的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敷衍上訪的學生，他對賀鵬飛等人的行為沒有任何批評。

　　清華“八二四”事件標誌著，中學紅衛兵從造本校領導的反、造工作組的反轉向保衛劉少奇和他們自己的父輩。這時，他們的父親相繼被整。如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壹把手王銘的父親受羅瑞卿的牽連被打倒。其他高乾子弟的父親也岌岌可危。前些時，他們批判校長、批判老師，現在批判到他們父親頭上來了，這些十幾歲的孩子怎麼能理解？何況，父母對形勢的看法對他們也會有影響。

　　清華二校門被賀鵬飛等推倒以後，1967年“五壹”前夕，蒯大富領導的“清華井岡山紅衛兵總部”在這裡建成了壹尊巨型毛澤東塑像。蒯大富請林彪題詞，林彪應允。林彪的題詞“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被刻在毛主席像的底座上。“五壹”節這天，《人民日報》等多家報紙都為此塑像發了消息，標題是“清華園升起永遠不落的紅太陽”。這是文革中全國第壹座毛澤東塑像，在這以後，從北京到邊遠城鎮，從機關大院到公共場所，相繼建立了成千上萬的毛澤東塑像，這些塑像體量越建越大，材料越來越貴：從鋼筋水泥到大理石到不鏽鋼。

　　破“四舊”惡風肆虐

　　八屆十壹中全會通過的《十六條》寫道：“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壹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面貌。”這就是紅衛兵破“四舊”的指導思想。在《十六條》發布以前，毛澤東曾多次講過這個思想。

　　破舊立新有著長遠的源流。“五四”以來的激進思潮是不斷否定中國傳統的。1949年以後，中共政權利用意識形態機器不斷批判傳統，批判道德繼承論。文革中，中學生和社會上其他壹些人用暴烈的手段“砸爛舊世界”，造成了空前的破壞。

　　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以後，紅衛兵隊伍迅速擴大，大批紅衛兵走上了街頭，雷厲風行地執行破“四舊”的任務。

　　他們看到“奇裝異服”和“資產階級的”髮型，就強制改變。對燙髮的勒令剪掉，否則就按在地上剃陰陽頭。天津的紅衛兵“通令”全市禁止理“怪髮型”和穿“瘦褲腿”。天津街頭有壹幅對聯：上聯是“剪子不留情，毀妳瘦褲腿”，下聯是“推子要革命，剃妳阿飛頭”，橫批是“興無滅資”。

　　8月19日，北京紅衛兵砸爛了“全聚德”烤鴨店的招牌，換上了“北京烤鴨店”的招牌。把烤鴨店的餐廳、走廊、職工宿舍掛的山水草木之類的畫全部換成了毛主席像。在供外國人吃烤鴨的門口，原來掛的壹幅畫是壹只大鴨子，紅衛兵把它撕了下來，換上了毛主席語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壹切走狗！”他們把壹張大標語貼在門前：“歡迎工農兵進餐”。並且要求烤鴨店增加五種菜，最貴的2角五分，最便宜的8分。

　　紅衛兵要求大家改掉帶“封、資、修”色彩的名字，用革命化的名字代替。壹些人為適應形勢自己主動地改了名字。名字中有花、玉、金、寶等都改了過來，衛東、繼紅、赤兵、永革、反修等成了時髦的名字。商店、街道、廣場都改了名字。蘇聯大使館門前的壹條路原來叫“揚威路”（也曾叫友誼路），紅衛兵改為“反修路”，並在蘇聯大使館門前舉行大規模的“反修大會”，“反對修正主義”的口號震天價響。越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所在地“光華路”被改為“援越路”。“長安街”改為“東方紅大街”。舊使館區“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王府井大街”改為“防修路”。“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同仁醫院”改為“工農兵醫院”。“東安市場”改為“東風市場”。以經營古籍、字畫而聞名的榮寶齋的櫉窗里，紅衛兵貼上了“黑畫店”的大標語。

　　在天津，“勸業場”改為“人民商場”，“惠中大飯店”改為“工農兵飯店”，“中原公司”改為“工農兵百貨商場”，“民園體育場”改為“人民體育場”，“玉清池”改為“工農兵浴池”……紅衛兵還建議把和平路改為反修路、革命路，市內各區也壹度改了名稱。有些紅衛兵說：“我們砸爛的不單是商店名稱，砸爛的是幾千年遺留下來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陳腐爛貨，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反動毒素，是散發腐朽氣息的陳規陋習。”

　　“破四舊”的惡浪席捲各大書店和工藝美術商店，紅衛兵在那裡進行大清查、大銷毀。紅衛兵沖向寺廟、公園、博物館，進行大清理，大掃蕩。大批文物遭到摧毀，壹些價值連城的珍貴文物被破壞。在天津睦南道新華社天津分社西鄰壹家，紅衛兵抄出壹個翡翠西瓜，當場砸碎了。

　　“破四舊”還要求改變壹些多年形成的傳統作法，有時鬧到愚蠢可笑的地步。例如，紅衛兵要求交通警用《毛主席主語錄》代替指揮棒指揮交通，他們認為，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指出正確的方向。紅衛兵這個幼稚的要求竟得到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批准。在壹段時間，北京大街上出現了壹個奇特的景觀：站在十字路口的警察，右手緊握《毛主席語錄》貼在胸前，汽車來了，平伸握著紅寶書的右手，左手揮動指揮交通。紅衛兵還要求改變十路口的紅綠燈的功能，將綠燈放行改為紅燈放行。因為紅色象徵革命，不應當是阻擋前進方向的顏色。這個要求反映到周恩來那裡，周恩來邀請提這個要求的紅衛兵談話，才說服他們。在毛澤東檢閱紅衛兵時，有紅衛兵提出要求：遊行隊伍不能從東向西行進，應當從西向東行進。因為西方代表資本主義，我們的隊伍怎麼能向資本主義行進呢？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是這樣說服紅衛兵的：我們習慣用右手向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招手致敬，如果隊伍行進方向倒過來，就得用左手向毛主席致敬，多彆扭啊，同學們試試看？周恩來說：毛主席檢閱部隊時，向右看得變成向左看，這是不行的。他們這才罷休。

　　在“破四舊”過程中，伴隨著大規模的抄家行動。紅衛兵強迫市民交出他們存有的黃金和白銀，還在抄家過程中打死了很多“階級敵人”。壹些擁有自己的住房或者有少量的房子出租的家庭被定為房產主。紅衛兵發出命令，讓人們將房產交公。有房產的人為了扔掉“房產主”的帽子，到房管局上繳房產證，房管局門前排成了長隊。北京的52萬間私房被沒收。上海124萬平方米私房被沒收。

　　據不完全統計，在1966年八九月，北京的紅衛兵共抄家11.4萬戶，抄走黃金10.31萬兩，白銀34.52萬兩，現金5545.99萬元，文物和玉器61.36萬件。抄家沒收的更多是生活用品。從鋼琴到席夢思床，從高跟鞋到尼龍襪，無所不有。壹些體育館的運動場上抄收品堆積如山。從1966年8月23日到9月25日止，上海市共抄家15．77萬戶，占全市總戶數241萬戶的6．5%。其中市區11．45萬餘戶，占市區139萬戶的8．2%。據不完全統計，在武漢市共抄家21000戶，抄出黃金110斤，白銀1800斤，銀元26.7萬塊，現金存款440萬元，查抄打鬥致自殺案件112起，死亡62人，游斗折磨致死32人。到10月13日，濟南市抄家20075戶，占全市總戶數的13．11％。後來，有些地方將部分查抄財產退回給被抄戶，江西于都縣1967年5月15日成立“清理‘破四舊’財物清理小組”，向被抄戶退回黃金13斤9兩、銀圓23135枚、銀毫子9726隻、雜銀275斤6兩。但是，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6月25日又壹次大抄家，這些被退回的財物又壹次被抄走。

　　據不完全統計，從6月至10月初，全國紅衛兵收繳的現金、存款和公債券就達428億元，黃金118.8萬餘兩、古董壹千多萬件，挖出所謂的“階級敵人”1.66萬餘人，破獲“反革命”案犯1,700餘宗，從城區趕走的“牛鬼蛇神”達3,900多萬人。

　　很多地方抄家是由當地黨委有組織地進行的。8月29日到9月3日，上海市第壹次大規模抄家。這次抄家是在上海市委的默許下進行的，市委甚至是幕後實際組織者。抄家對象的名單由公安局提供。各區名單集中後，再按所屬區分配下去；同時分配下去的還有五萬分之壹的軍用上海地圖，以便紅衛兵尋找被抄家戶的地址。

　　破“四舊”衝擊了民主黨派，壹些紅衛兵下令解散民主黨派，通令收繳民主黨派的大印，多個民主黨派的大印都被紅衛兵收繳了。壹些民主黨派領袖被批鬥。有的民主黨派辦公地被迫關了門。據統計，各民主黨派在北京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有100多人被紅衛兵批鬥或抄家，占總數的36.5%。

　　宗教也當成“四舊”受到衝擊。共產黨是信奉無神論的，在文革前，宗教就受到破壞。以西藏為例，民主改革以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廟2500餘座，民主改革以後減少了97%。無數佛像、佛經、佛塔被燒毀，被拋入水中，甚至把《大藏經》用於漚肥，把佛像、佛經用於製鞋原料。文革前內地的大量寺廟也遭到破壞。文革前，政府只是特意保護壹些有名的寺廟和教堂。文革中，這些特意保護的寺廟、教堂、經書也被毀壞。在被破壞寺廟時，當地農民和壹些和尚也參與了破壞活動。中國第壹個佛教寺院是東漢初年在洛陽城外營建的白馬寺。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亂砸壹通，壹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壹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玉馬被砸爛。

　　在破“四舊”中，文物、古蹟大量被毀。北京1958年第壹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蹟中，有4922處被毀，其中大多數毀於1966年八九月間。全國各地名勝古蹟被破壞的不計其數。1966年11月，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帶壹些人，破壞了山東曲阜的孔廟、孔林。這只是壹個開始。1968年10月，曲阜師範學院提出了“開發孔林，創辦五七農場”的具體目標，在這裡開荒種地、挖防空洞，挖地三尺，使孔林遭到根本性的破壞。有人要衝擊故宮博物院，周恩來下令保護起來了。

　　紅衛兵破“四舊”的戰績得了到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肯定。8月23日，《人民日報》在壹版發表新聞，標題是“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副題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首都街道，廣大革命群眾最熱烈最堅決地支持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同時在壹版頭條、二條位置配發了兩篇社論。壹篇社論的題目是《好得很！》另壹篇社論的標題是《工農民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

　　在宗教問題上，周恩來還算清醒，他在1966年9月15日接見西安學生時說：“北京大字報在街上貼了很多，有的我們是不同意的，例如《為徹底消滅伊斯蘭教而鬥爭》的大字報，這怎麼可能呢？這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這是民族習慣。西北地區少數民族是信伊斯蘭教的，在我國的西南邊，巴基斯坦，阿富汗是信伊斯蘭教的，東非、西非都有，全世界信伊斯蘭教的有四億多。伊斯蘭教是意識形態問題，是民族習慣問題。”但是，有些地方的清真寺被毀。

　　千家啼哭萬戶愁

　　1966年5月成立首都工作組，其任務是保證首都安全。組長是葉劍英，實際由周恩來親自領導。清查清理社會人口、清查民間槍支彈藥，是他們的重要任務。這些任務由街道和派出所實施。

　　清查清理社會人口，就是把壹些“有問題”的居民清出首都，當時叫“遣返”，即強制性地送回原籍。幾年以前，彭真就提出了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目標。真正付之行動是文革之初。這壹行動造成了千家萬戶家破人亡。文革中第壹批“遣返”發生在1966年5月，即首都工作組成立的當月，就動員了第壹批“四類分子”去新疆等地。各大城市仿效首都。天津市公安局也將4500多人遣返到農村，監督勞動。文革初開了這個頭，文革壹深入，大批“有問題”的人被趕出了城市。這些被趕出城市的人們，在農村沒有住房，沒有土地，沒有生計，孩子不能上學，處於十分悲慘的境地。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新華社天津分社當記者時還接待了不少當年被趕出天津、回來要求“落實政策”的上訪者。

　　按當時的政策，清查社會人口分兩步走，第壹部是清查，第二步是通過派出所和居民委員會，動員其遷出北京。周恩來雖然強調要注意政策，紅衛兵興起後，就無所顧及了。紅衛兵到處抓人、抄家、揪斗、打罵、凌辱，甚至把人活活整死。壹名受訪者說，她家住在東單，夫婦都是工人，因為曾經在壹個出租小人書的店裡有400塊錢資本，這時候被指控為“資本家”，全家被驅逐到山東農村，壹個人只准帶壹個鍋壹個碗，直到1978年底才獲准回到北京。據“首都工作組”成員張民記憶，僅崇文區被迫遷出市區的就有1000多家，隨遷家屬五六千人。官方文革史記載，1966年10月14日以前，被指為“牛鬼蛇神”而從城市趕到農村的人數，全國共有397400多名。1966年8月底至9月底這40多天，僅北京市就有85198人被轟回原籍， 33695戶被抄家。如果把文革初被趕到農村的人計算在內，從城市趕到農村的人比上述數字要多很多。北京近十萬人口被掃地出門驅逐出北京，占當時城市人口的1.6%。天津市共有41571人被遣送農村。噹噹時總人口的09%。濟南有7400戶、22197人被趕往農村。占當時總人口的1.38%。1966年全國城鎮總人口13412.7萬人，其中，城市總人口是9394.2萬人，如果按1%的比例計算，全國城市人口被趕到農村的就有93萬人。當時，有些鎮（縣城都是鎮編制）也向農村驅趕居民。所以，100萬是最低數。

　　被驅逐人員壹般是有紅衛兵押送。只許帶簡單的行李，就是所謂“掃地出門”。那幾天在北京火車站成了人間地獄！“候車室和月台上跪滿了等候車的被遣送的人們，有的戴著花樣出奇的紙糊高帽子，有的傷痕累累裹著紗布。”

　　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要求公安系統積極配合紅衛兵的行動。紅衛兵抄哪些人的家，把什麼人趕出北京，都是公安局派出所和街道辦事處提供的信息。公安系統對紅衛兵的行為持歡迎態度，認為紅衛兵幫了他們的忙。首都工作組組長葉劍英元帥說：“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樹立了不朽的功勳。例如，北京市有壹萬多黑戶，深宅大院，解放16年，誰都沒有進去過，壹些壞人就是在裡頭搗鬼。公安局、司法人員沒有足夠的證據也不能抓。有個聖修小學，是外國鬼子在我們中國搞了多少年的，誰也不敢動它。紅衛兵小將管妳什麼法律不法律，壹掃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難問題，紅衛兵解決了。有些極反動的傢伙，十多年來天天罵我們的黨和毛主席，左鄰右舍都知道，恨死他們了。但誰也不敢動他，這壹回小將們就把他揍死了。可能違反壹點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掃除了壞人，掃除了我們社上的垃圾。”9月5日，譚震林副總理對農業大學黨委的指示中說：“要青年學生鬧壹鬧，因為自1949解放以來，城市就沒有大鬧過。不大鬧壹下，怎麼能把那麼些壞人清出來呢？”在破四舊的高潮中，毛澤東把吳德找去匯報情況。吳德回憶說：“我在匯報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匯報壹些真實情況，剎壹剎這股風。我匯報說市委沒有力量控制局面，解決不了破四舊產生的混亂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維方式緩緩地說：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但是，王力卻有不同的說法：“據我和毛主席接觸中了解，他是不贊成破四舊的。”毛主席對當時中央領導人不滿意，認為他們沒有集中目標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搞破四舊這些東西。８月２０日紅衛兵第壹次上街，砸招牌，改路名，《人民日報》和新華社作了歌頌性報道，對此，毛主席對當時主管宣傳的陶鑄不滿意。事實上，毛澤東可能認為“破四舊”影響了揪“走資派”，但他從來沒有制止“破四舊”。

　　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其中寫道：“紅衛兵上陣以來，所向披靡。······壹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壹個壹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帳，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勳。” 9月17日，《紅旗》雜誌發表了題為《紅衛兵贊》的評論員文章。文章說：“千百萬紅衛兵由學校走上街頭，形成了壹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們高舉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紅旗，發揚了敢想、敢說、敢幹、敢闖、敢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蕩滌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壹切污泥濁水·····在破除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樹立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的鬥爭中，取得了輝煌的戰果。”

　　紅色恐怖升級

　　八月的北京籠罩著強烈的紅色恐怖的氣氛，批鬥“黑幫”和“反動學生”、“破四舊”、清查社會人口，這些政治行動伴隨著大規模的血腥暴力。當時，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壹段話成了紅衛兵的行動指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壹個階級推翻另壹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當時，到處是紅衛兵的暴烈行動。

　　紅衛兵中也有理智人物。面對暴力的升級，8月6日，清華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三所學校的紅衛兵，散發了壹份表明反對打人立場的《緊急呼籲書》，提出“各校真正的左派聯合起來，行動起來，嚴格制止亂打人、耍流氓、破壞國家財產的行為”，“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壞黨的政策的混蛋們滾出紅衛兵、紅旗及其它真正的左派組織。假左派組織壹律解散！”但呼籲書聲音微弱，沒有起什麼作用。紅色恐怖繼續升級。

　　“血統論”的風潮帶來的是大迫害的高潮。“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在學校打“黑幫”、“打狗崽子”，在街頭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壞、右、資”。他們身穿舊軍裝，手揮銅頭皮帶，耀武揚威，出身不好的人聞風喪膽。進入八月，紅衛兵造成的“紅色恐怖”從北京蔓延到全國各地。

　　他們強迫“專政對象”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該死，我有罪，我該死。人民應該把我砸爛砸碎，砸爛砸碎。我是牛鬼蛇神，我向人民低頭認罪。我認罪，我改造，我改造，我認罪。不老實交待，死路壹條，死路壹條，死路壹條。”紅衛兵要求，必須帶著認罪的感情去唱,咬字要清晰，不許走調。如果唱得不合格，銅頭皮帶就會落到身上。

　　8月4日，在北京大學的萬人大會上，紅衛兵用皮帶抽打工作組組長張承先。8月13日，在工人體育場召開批鬥“小流氓”大會，會議由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主持，“小流氓”遭到毆打。首都的批鬥會上打人向公眾表明：“十六條”以及報刊上的“要文斗，不要武鬥”的政策，僅僅是紙面文章，對群眾中的武鬥沒有約束力。

　　北京大學附中副校長、化學老師劉美德（女）被剃了“陰陽頭”，強迫她在操場上爬行。紅衛兵把髒東西塞進她的嘴裡。讓她跪在壹張方桌上，壹個紅衛兵把壹只腳踩在她背上，旁邊由人照相以後，那個紅衛兵把她從桌子上踢了下來。當時劉美德已懷孕，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

　　1966年8月5日午後。北京師大學女附中（今實驗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被學生打死。同時被毒打的還有副校長胡志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汪玉冰。在長達三、四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帶釘子的木棒打和用開水燙等殘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還有幾十處血窟窿。

　　8月17日，北京101中學的美術教員陳葆昆被打死。壹起被打的還有該校十多名教員及領導幹部。他們被強迫在煤渣鋪的校園小路上用四肢爬行，雙手和膝蓋鮮血淋漓。爬行過程中，有壹紅衛兵用穿著軍用皮鞋的腳踩碾壹名女教師的手指。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以後，暴力升級。

　　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鬥爭北京教育局和這三所中學的領導幹部。1965年這三所中學發生過“四六八”學潮，當時被壓下去了，這個會是為“四六八”學潮翻案。20多個被鬥爭者跪在舞台上。不斷有紅衛兵跑上前台，掄起銅頭皮帶抽打他們。台上無人阻止，台下齊聲叫好。第八中學的副校長溫寒江，脖子上套著壹根繩子，讓他從兩公里外的學校壹路跑到中山公園去，繩子的另壹端牽在壹個騎自行車的紅衛兵手裡。他被打得渾身是血，昏厥過去。教育局長孫國梁被打斷三根肋骨。

　　8月19日晚，北京外國語學院附中（在和平門）紅衛兵打死了教員張輔仁和張福臻。為了試驗他們是否已經死亡，紅衛兵先用冷水澆，又用開水燙，看到屍體全無反應才罷手。

　　8月19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學（後改名為159中學）紅衛兵用皮鞭和捆著帶釘子的木棍，拷打校長沙坪到深夜。20日上午，奄奄壹息的沙坪被拖到學校中院，在1600多人全校師生參加的“鬥爭會”上，被毆打至死。數學教師張梅岩（女）被抄家後服毒身亡。體育教員何世瑾（女）自殺。

　　8月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學，學校負責人華錦（女）被打死。副校長化學老師韓九芳（女）背上被打出兩個大洞，引起敗血症。她的家人設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嚴重後遺症，終身致殘。歷史老師申先哲被打後自殺。

　　8月23日下午3點半，壹隊紅衛兵衝進北京市文聯、文化局，他們把40多名老作家、老幹部趕到大院，在強烈的陽光下罰站，每個人脖子上掛上壹個寫有“黑幫”的大牌子，男女紅衛兵手舉銅頭皮帶往他們背上抽打，其中有著名作家、全國文聯副主席老舍，他被打得鮮血直流，兩腿搖顫，眼鏡被打在地下。打過之後，紅衛押著這些“牛鬼蛇神”到國子監孔廟，命令他們把倉庫里的京戲服裝、道具搬到院子中央，命令這些人圍成壹圈跪下，點火燒毀這些戲裝和道具。有的紅衛兵還拿起木刀向老作家頭上砍去，以示正法。老舍被砍得滿臉是血。老舍面對外面受辱、家人冷漠的情況，於8月24日凌晨投湖身亡。

　　8月24日，北京第11中學的紅衛兵到化學教師唐婉森（女）被抄家，用木棍把她打死。8月26日上午，紅衛兵先把壹批老教師剪了“陰陽頭”，接著在操場上焚燒學校圖書館的藏書。他們強迫壹批教職員圍繞火堆跪下，舉起胳膊伸向火堆，廣播喇叭里大叫“不許後退”，以致他們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長林瑾被紅衛兵推到火堆上，整個手臂被燒傷，40年後傷痕猶在。圖書館員沉世敏（女）被剪了頭髮並在火堆邊被燒傷，到醫院被拒絕治療，當晚在家中上吊自殺。數學教師杜兆南被指為“逃亡地主”遣返回鄉，臥軌自殺。語文老師王景清跳樓。數學老師李泮請和妻子壹起在家中上吊。校醫霍岐服安眠藥身亡。工友林士慧和陳玉和服毒。這個學校共有八人被害。

　　北京房山縣房山中學的校長王哲在飽受折磨後“自殺”。王哲死後，紅衛兵強迫該校其他“牛鬼蛇神”跪在王哲的屍體前面，壹起被“鬥爭”。

　　8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紅衛兵在校中打死了三個人：靳正宇，語文教員；姜培良，黨支部書記；樊希曼（女），學生曹濱海的母親。紅衛兵命令校長高雲站在烈日下暴曬，額頭上被扎了壹排圖釘，還被用沸水澆。

　　8月25日，北京26中的“赤衛軍” “鬥爭”了46名教師。校長高萬春被五花大綁，跪在鋪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幾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萬春被“鬥爭”之後自殺而死。這個學校同時期還有壹名老教師跳樓，幸而未死，摔斷了腿。

　　紅衛兵的暴行激起了兩起反抗事件。壹是崇文區的欖杆市事件，二是曹濱海事件。

　　8月24日，在當地的派出所警察和居委會的引導下，女15中紅衛兵抄了崇文區廣渠門內大街121號居民李文波家。她們翻箱倒櫃、掀開屋頂，毆打李文波、劉文秀夫婦，逼他們交出槍枝、黃金，他們哪有什麼槍枝、黃金？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經在前壹天上交了房產證，還說他是“房產主”。25日又到李家開鬥爭會。把他們夫婦關在樓上，壹整天不許吃飯、喝水、上廁所。用棍子打他們，李文波忍無可忍，抄起壹把菜刀砍傷了紅衛兵後跳樓自殺身亡。李文波的老婆劉文秀被押送公安局關押。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於9月12日判處劉文秀死刑後立即槍決，同時也判處已死的李文波死刑。這起血案被稱為欖杆市事件。該血案發生後不久，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的講話中將李文波的抵抗說成是“反動資本家對紅衛兵行兇”。“文革”後的1981年3月26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劉文秀無罪、李文波不予起訴8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高三的學生曹濱海，和前來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紅衛兵發生爭執，拿起菜刀砍傷了壹個紅衛兵同學。曹濱海被公安局抓走，曹的母親樊希曼被紅衛兵抓到學校活活打死。曹濱海從此精神失常。

　　這兩起事件發生後，高層迅速表態。8月26日，周恩來在北京紅衛兵代表大會上說：“昨天我們有的紅衛兵被壞蛋刺傷了，我們心裡很難過，想怎麼辦幫助妳們。”同壹天，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說：“剛從中央開會回來，講幾點：我們要保衛紅衛兵，反革命殺了紅衛兵堅決要鎮壓反革命……紅衛兵打了壞人，不能說不對。打死了也就算了。”

　　這兩起事件被說成“階級敵人的瘋狂報復”，紅衛兵大肆宣傳，壹些學校開會“聲討反革命分子殺害紅衛兵的滔天罪行。”進壹步更激起了紅衛兵的“階級怒火”，打擊“牛鬼蛇神、狗崽子翻案”的喊聲響徹各個學校， 8月26日到9月1日，打死的人比8月25日以前大幅度增加。

　　清華附中紅衛兵宋柏林在他8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怒火衝天，抄家中抄出英國指揮刀、日本大馬刀、北洋軍閥軍服、匕首等，真是階級報復，階級仇恨，我們再也不能容忍了。回去後幾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帶、竹條猛抽。這是階級鬥爭，妳打他，他殺妳，這是妳死我活。”宋柏林沒有打人，在日記中自責“有些‘溫良恭儉讓’，沒有最深的階級感情和階級仇恨。這很危險，對敵人恨得不深，就是對人民愛得不深。”

　　8月28日，在北京西城區大紅羅廠南巷20號，黃姓壹家被紅衛兵打死5口。8月26日，黃家兒媳汪克寬從她供職的東方歌舞團回家，想從家裡找壹些屬於“四舊”的東西拿回團里交差，因為她們單位也在破“四舊”。她從家裡找到壹些唱片、樂譜、香水和壹串假珍珠項鍊，裝在壹個書包里。她出門時碰上了租住他家的姜某的父親。姜老頭厲聲叫住了她，問她書包里裝的什麼，叫她“立即回屋，不能轉移財產。”汪克寬向姜老頭作了解釋。汪克寬沒有想到，姜老頭，這個街道積極分子把汪克寬“轉移財產”的情況報告了轄區警察羅某。羅某就通知在38中讀書的弟弟率紅衛兵來抄黃的家。抄家從27日持續到28日。紅衛兵從衣櫃裡搜出了子彈殼。這是汪克寬的丈夫黃瑞五小時候揀的。紅衛兵令黃瑞五交待子彈的來歷。黃如實說明，紅衛兵哪裡相信？就對黃瑞五抽打。派出所得知他家男傭家庭出身不好，紅衛兵就說他是“逃亡地主”。紅衛兵又抽打男傭，讓“逃亡地主”交待槍枝。因為有子彈必有槍枝。打完了兩個男人，紅衛兵說黃家三個女人（黃煒班、陳玉潤、李秀蓉）“窩藏地主”，讓黃家第三代女人黃煒班打自己的母親陳玉潤。黃煒班喊：“不要打人！”這壹喊激怒了紅衛兵，就將兩個男人和三個女人活活打死。

　　據北京官方史料，從8月5日到9月23日，有1772人被打死。

　　1966年8月下旬，很多被打死的人不標姓名堆在壹起被運往火葬場。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校長高雲，是在被紅衛兵打昏過去以後就送到火葬場。火葬場的工人發現他還沒有死，沒有燒他，他又回了家。當時很多屍體積壓，火葬場來不及焚燒，只好在屍體堆上放了冰塊，血水橫流。

　　位於王府井的東安市場（文革中改名為東風市場），被東城區的老紅衛兵占用作為審判和施刑的據點。裡面被關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開肉綻，滿身鮮血。在牆上還用被害者的鮮血寫著“紅色恐怖萬歲”等口號。戚本禹看到壹位女紅衛兵手執鋼鞭抽向壹個20多歲女人，理由是這個女人搞了很多男人。

　　為什麼十幾歲的孩子（其中很多是女孩子）如此殘忍？這與多年的意識形態灌輸有關。

　　自1949年以來，政權運用報紙、電台、會議、課堂、文化娛樂活動等壹切可以利用的方式，年復壹年、日復壹日地，對地富反壞右等“階級敵人”進行妖魔化，在紅衛兵看來，這些“階級敵人”死有餘辜。所以，紅衛兵們對這些人施暴時不僅沒有負罪感，反而有壹種正義感。由於信息封鎖、單壹灌輸，那些“紅五類”們也成了由政權任意擺弄的政治愚民。壹旦出現政治運動，這些政治愚民就很快變成了殘殺“階級敵人”的政治暴民。

　　不僅北京有老紅衛兵製造的紅色恐怖，其它大城市也發生同樣的情況。1966年9月20日，西安成立了以高乾子弟為主要成員的“紅色恐怖隊”（簡稱“紅恐隊”）。“紅恐隊”學習北市的西糾，和西糾的高乾子弟來往很密切。他們打人、抄家，將四類分子家庭驅逐到農村，無所不用其極。西安九中的學生把汽油桶綁在老師的背上，用火點燃汽油桶都把老師活活燒死。西大街的城隍廟當時是西安最大的抄查物資倉庫，所有紅衛兵抄家來的東西都放在那裡，衣服、家具、收音機、圖書、字畫堆積如山，在火車站東邊壹個倉庫關押著即將遣返的四類分子黑五類的，不許他們說話，讓每人嘴裡都咬著鞋，鞋掉下來就挨打。凌晨四點左右，紅衛兵用手臂粗的木棍將被遣返的徐自簡毆打致死，公安局以正常死亡上報。後來，“紅恐隊”還派人到北京參與聯動衝擊公安部。

　　“西糾”和“聯動”

　　在紅色恐怖愈演愈烈的情況下，8月25日，西城區31所中學的紅衛兵聯合發起成立了壹個組織：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是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發起的，後來又有19所中學加入，後來又發展到四五十所中學。據說成立“西糾”是為了整頓紅衛兵內部的秩序，控制紅衛兵亂打人。對於西糾在文革中的作用，幾十年爭論不休，有人肯定西糾在“抑制混亂方面所起的作用”,說“他們的歷史功績，不可埋沒。”；有人說，這個組織是紅衛兵搞紅色恐怖的繼續和發展。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我們可以從它成立時的自定的任務、發表“公告”的內容、他們的實際行動、“西糾”成立以後紅色恐怖是收斂還是發展等幾個方面分析。

　　“西糾”成立時宣告，“糾察隊是革命的造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他們的職責和權力是：

　　“堅決協助紅衛兵的革命造反行動。”

　　“堅決鎮壓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的反革命行動。”

　　“有權撤銷壹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品和禁令。”

　　“有權檢查各學校，各機關，各工廠，各單位的紅衛兵組織。”

　　“有權扣押假紅衛兵和流氓。”

　　“在其他各區糾察隊未成立之前，壹些重要國家機關和主要街道，暫由西城分隊代行保衛職權”等。

　　他們自定任務中心是繼續堅持“堅決鎮壓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的反革命行動。”不僅第壹次把資產階級列為鎮壓對象，還把他們的“孝子賢孫”（資產階級子女）也列入了鎮壓對象。西糾的任務中沒有制止打、砸、搶、抓、殺的內容。它這些“有權”不是任何合法程序獲得的，而是自授的特權。

　　“西糾”的成立和活動，得到了葉劍英、陳毅、聶榮臻、徐向前、陶鑄、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余秋里、王任重、廖承志等許多老幹部的支持。周恩來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副秘書長雍文濤指導糾察隊的活動。並指示周榮鑫幫助“西糾”解決用房、交通工具、印刷等問題。顯然，這些中央領導人是希望“西糾”能夠擔負起維持社會秩序的任務。在首都工作組有壹種說法：“壹物降壹物，滷水點豆腐”“能管紅衛兵的只能是紅衛兵”。

　　西糾自成立之日起，在短短壹個多月的活動中陸續發出了10個通令。摘要如下：

　　第壹號通令：撤銷紅壹中關於不許出售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的通令。從現在起各新華書店開始大量出售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

　　第二號通令：壹切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攔截首長汽車，不得搜查首長宿舍。違者，首都紅衛兵糾察隊立即扣押！明知故犯者，嚴加處分！

　　第三號通令：壹、壹定要大量出售毛主席著作，壹定要大量印製和出售各種毛主席畫象和毛澤東紀念章，誰膽敢阻止工農兵群眾和我們革命紅衛兵學習毛主席著作，誰膽敢摘去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我們就和他們拼命！把他們砸個稀巴爛！二、沒有中央的許可，沒有新市委的決定，沒有糾察隊的命令，任何組織和個人都無權宣布戒嚴，都無權以任何藉口攔截和檢查來往車輛和行人，尤其不允許攔截和檢查首長的汽車！絕對不允許以任何理由攔截軍車！三、絕不允許任何人擅自查抄國家機關、查抄國家負責幹部的家！我們要保衛國家機密！保衛革命老首長的安全！四、絕不允許任何人無理勒令革命老首長搬家，辭退保姆，交出電視、沙發、汽車等，我們要堅決粉碎敵人的階級報復，堅決反對絕對平均主義！五、為了給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行革命造反活動提供交通方便，我們認為，在路燈通明的馬路上騎車，可以不必點燈。六、各商店現存的實用商品，若其商標不是反動的，不是黃色的，就可以繼續出售。今後，生產部門要立即砸爛壹切舊商標，創立革命的新商標。我們紅衛兵決不許可任何舊商標的產品出廠！七、嚴禁圍追外賓、歸國觀光的華僑和港澳同胞，必須保證他們的安全和正當活動。八、查抄地、富、反、壞、右、資黑六類的家，壹定要通過本單位的紅衛兵總部，壹定要與當地派出所和各街道居民委員會取得聯繫，所繳獲的壹切財物都要歸公！在查抄時，要提高警惕；要以文斗為主，後發制人，要嚴防壞人搗亂，鑽空子。

　　第四號通令：我們提出以下七項規定。壹、要深入調查研究。哪些人屬於黑六類？哪些人不屬於黑六類？壹定要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可以搞“紅衛兵”、“派出所”、“居民委員會”三結合，通過組織系統去調查。不是黑六類的家壹律不查！國家負責幹部的家絕對不許查！二、要通過組織在查抄黑六類的家之前，壹定要通過本單位的紅衛兵總部，要持有證明信；壹定要與當地的派出所取得聯繫；可以與各街道革命的居民委員會取得聯繫，取得他們的協助，還可以徵求被查抄的人所在單位的意見。三、要文斗。要提高警惕，後發制人。四、壹切繳獲要歸公。五、區別對待，打擊少數，孤立敵人。六、鬥垮敵人，教育群眾。我們要把那些老寄生蟲，老吸血鬼，殺人的劊子手統統揪出來，揪到光天化日之下，揪到大庭廣眾之前，把他們的累累罪惡公諸於世，組織群眾進行鬥爭，進行控訴，進行大規模的群眾性階級教育運動。七、給出路。確實查明並鬥爭過的黑六類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現行反革命分子依法處置外，其餘壹律給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這個出路就是限期回原籍勞動，由革命群眾監督改造，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

　　第五號通令：我們壹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要用文斗，不用武鬥。不要動手打人。鬥爭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爭那些地、富、反、壞、右分子，也是這樣。

　　第六號通令：對第五號通令中要文斗，不要武鬥作出了更加具體的說明。跪、趴、彎腰、負重、遊街、長時間站立、長時間舉手、長時間低頭、長時間做重活，等等，都屬於體罰及變相體罰，都不是我們所應採取的鬥爭方法。“掛黑牌”，“戴高帽”，“唱嚎歌”，“剃光頭”等等，都屬於侮辱人，都不是我們所應採取的鬥爭方法。

　　第七號通令：從農村或外省市逃亡、流竄到北京，或隱瞞成份，隱瞞歷史，隱瞞罪惡活動而混入國家機關和廠礦企業的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確實查明後，要勒令其離開北京，回原籍監督勞動，實行改造。喪失勞動能力，原籍又無人撫養者，或原籍就在北京者，為了避免加重農民負擔，壹般可以不離開北京，就地監督改造。但如果民憤極大，群眾要求鬥爭，必須滿足群眾的壹切要求。

　　資本家不必離開北京，可以繼續留在原單位接受改造。

　　右派分子不必離開北京，繼續留在原單位，由原單位通過組織系統進行處理，更便於對這類人的鬥爭、監督和改造。

　　有歷史問題，巳徹底向組織交待，經組織上作過結論，摘掉帽子，並且有所改造者，有公民權利，本人沒有現行反動言行，可以留在北京，在原單位繼續工作，接受改造。

　　對於限期離開北京的四類分子要有組織手續。其戶口遷移手續要由派出所和本人所在單位直接負責。要保證其所必須的生活費用和生活物品。對沒有政治意義的經濟財物壹律不要查收。要切實給予他們生活上的出路。不要對他們進行武鬥，要保證他們在路上的安全。

　　第八號通令：

　　我們要嚴厲警告那些妄圖反攻倒算，變天翻案的混蛋們：妳們想利用群眾運動中的壹些缺點，猖狂反撲，進行階級報復，這只能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我們每壹個糾察隊員完全有權力、有義務協助革命群眾，堅決鎮壓壹切階級敵人的反攻倒算！

　　在此，我們對於第六、七號通令作以下補充和說明：

　　壹、我們再次說明，對於頑固不化，拒絕改造，民憤極大的資本家、右派，以及站在其反動家庭立場上的四類分子子女，必須根據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進行嚴肅處理。

　　二、關於第六號通令中的不要長時間低頭和站立的決定，應根據鬥爭的需要，由革命群眾權宜處理。

　　三、所謂有政治意義的經濟財物，包括剝削得來的財物。

　　四、資本家留在城市裡，發動受其剝削壓迫，最了解其罪惡活動的工人來監督改造他們。對於右派分子的處理，原則上與資本家同。我們不應該簡單地把矛盾上交、下放，不負責任地把髒水潑到別人的院子裡。

　　第九號通令：壹，形勢；二，任務；三、幾項規定：1．充分利用外賓參觀、訪問、開座談會、個別談話的機會，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讓他們把毛澤東思想的火種帶到世界各地，燒起世界革命的烈火。2．以主人翁的態度熱情對待外賓，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從政治上、思想上去影響他們，啟發他們。3．嚴防階級敵人破壞，做好外賓保衛工作。4．不要阻攔外賓的車，不要圍追外賓，除了個別的別有用心的人之外，壹般不阻攔外賓照相，保證他們的正常活動。

　　第十號通令：關於外地學生到北京串連的事。歡迎來京串連的師生，要求北京市各單位做好接待工作。

　　這十個“通令”充滿了幹部子弟的霸氣和特權思想。其積極方面是聲明了“要文斗，不要武鬥”，聲明“對沒有政治意義的經濟財物壹律不要查收”（後來又說“剝削得來的財物”也有政治意義），縮小了強令離開北京的人員的範圍（第5號和第6號和第7號通令）。但是，第8號通令基本否定了第5號、第6號和第7號通令中比較寬鬆的內容。這十個“通令”多次強調的內容是保護高級幹部的安全，維護高級幹部的生活。“壹切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攔截首長汽車，不得搜查首長宿舍。違者，首都紅衛兵糾察隊立即扣押！”（壹號通令）“尤其不允許攔截和檢查首長的汽車！”（二號通令）“保衛革命老首長的安全！”“絕不允許任何人無理勒令革命老首長搬家，辭退保姆，交出電視、沙發、汽車等，我們要堅決粉碎敵人的階級報復，堅決反對絕對平均主義！”（三號通令）“國家負責幹部的家絕對不許查！”（四號通令）當然，保衛高級幹部的安全是應該的，但如此壹而再、再而三地強調，說明“西糾”把保衛自己父母和家庭的安全放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都工作組的壹位成員在回憶錄中說：西糾“壹度保護了宋慶齡、何香凝、班禪、郭沫若、傅作義、李宗仁、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程潛、蔣光鼐、沙千里、張奚若、程硯秋等國家領導人和文化界名人的住宅安全。”這可能是事實，但西糾在保護社會弱勢群體方面乏善可陳。相反，他們還是用“血統論”的指導思想，對非“紅五類”進行強力打壓。“八號通令”說：“我們的革命群眾和紅衛兵出於對階級敵人的刻骨仇恨，抄了妳們的家，打了妳們的人，給妳們戴了高帽子，牽妳們去遊街示眾，趕妳們回原籍勞動改造。我們認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游了就游了，趕了就趕了，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自從8月25日西糾成立以後，紅色恐怖不僅沒有減弱，反而強化。這與前面說的李文波事件和曹濱海事件有關，也顯現出西糾制止武鬥沒有效果。8月26日，被打死人數從兩位數跳到了三位數，從不到壹百人變為超過壹百人。從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從8月26日到8月27日，被打死人數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被打死人數達到了最高峰，壹天內有228人被打死。“西糾”成立後展開活動的幾天，也就是北京市被虐殺人數最多的幾天。而在這幾天裡，在北京市被虐殺總人數中，數“西糾”主要活動的西城區死亡人數最多，為333人，比第二、三、四名的總和還多。

　　西糾不僅沒有制止紅色恐怖的效果，西糾成員自己還在繼續製造紅色恐怖。

　　由於“西糾”狂妄地自授權力，是紅衛兵的“憲兵”，它的權力是無限的，其指導思想還是“血論論”和階級專政，在某些方面的殘酷行為比壹般紅衛兵有過而無不及。“西糾”在北京六中的表現就是壹例。

　　座落在天安門西側不遠的北京六中，是“西糾”的壹支重要力量。他們私設刑堂，自立“勞改所”，打死學生，其殘酷程度駭人聽聞。

　　六中“勞改所”有崗樓，崗樓上有壹盞四面轉動的探照燈、射擊孔、了望孔、警鈴、汽槍。崗樓上日夜設崗，嚴密地監視著校內外過往的行人。迎面牆上就有壹條刺眼的紅色標語“紅色恐怖萬歲！”據“勞改”成員說：字原來準備是用人血寫的，但未能得逞，所以用紅漆寫成後還時常用人血向上塗抹。“勞改所”里，滿地都是刑具，從木槍、長棍、鞭子、尼龍繩······。在這裡被毒打的有五十人之多。在壹段時間裡，“勞改所”天天都會傳出鞭打聲，慘叫聲和狂笑聲，所有的男女“勞改犯”都擠在這二丈長，七八尺寬的屋子裡，平時不許交談，睡時不許睜眼，不許翻身，不許打呼嚕，連上廁所也要排隊聽口令。“犯人”入所的那天起，他們的名字就被號碼所代替。六中紅衛兵對“勞改”成員施用鞭笞、棒打、“拳擊小腹”，“刀背打臉”、“坐土飛機”“開水澆人”等殘酷的刑罰。“坐土飛機”就是由幾個人分別抓住受刑者的手腳，象打夯壹樣，把人拋起壹米多高，壹齊撒手，受刑者就摔在堅硬的水泥地上。他們在打人時卻說：“這是文斗，不是武鬥”，“這叫文武結合，是最高形式”。他們讓“犯人”連續幾個鐘頭背誦毛主席語錄，有時還要跪在凳子腿上、頭上頂著東西背誦，壹直背誦到頭昏眼花、汗流滿面。背誦得不好還要重新背誦。

　　19歲的六中高三學生王光華，出生於“小業主”家庭，他未得到紅衛兵的准許就去外地串連。1966年9月27日，王光華回到北京，被六中紅衛兵西糾隊員關在“勞改所”進行令人髮指的折磨後，活活打死。王光華死後，沒有通知王的家長，當夜12點鐘送到火葬埸燒了。在許多天之後，他們才到王光華家去，說：“王光華是反革命，被我們打死了。”他們向王光華的母親勒索了28塊錢，說是火葬費。還威脅說：“不許把這件事說出去，否則把妳家滿門抄斬。”

　　六中退休老工人徐沛田，1940──1956年在北京六中當工友。退休後，單身壹人，壹直在六中生活。由於他父親是洋車（三輪車）廠主，六中紅衛兵把徐沛田揪出來，讓他口叼著破鞋在操場上爬行。壹直爬到廁所，又將徐推入小便池，並在他身上尿尿。10月3日下午，又用開水澆徐的頭。徐回宿舍後奄奄壹息，四點多鐘又毒打徐，再用開水澆老人頭部。百般戲弄，讓老人唱歌，跳舞，還讓他吃屎喝尿。最後將尼龍絲繩子套在徐的脖子上，把這位老人活活吊死了。死後屍體放在後院，暴屍三天。

　　1966年11月18日，北京市委發出《重要通告》，通告嚴禁私設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重要通告》發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別到六中、東安市場等地取締私設的監獄。據戚本禹說，他帶《解放軍報》記者連夜趕到東安市場，壹個“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橫飛。鞭子是用銑床旋下的彈簧狀的鐵屑，壹鞭下去，白肉都會翻出來。他們命令紅衛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萬歲”！事後，軍報記者曾寫壹報告，擬送呈毛澤東。陳伯達看了說：“太陰暗，不能送。”就壓下了。

　　1966年12月16日，北京市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在會上，江青發言中說：“西城糾察隊、東城糾察隊、海淀糾察隊，這些所謂的糾察隊有壹小撮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小傢伙”“今天，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們對他們教育的不好，四十幾歲的人，六十幾歲的人沒有把他們教育好。他們以貴族自居，以為血統高貴，盛氣凌人，什麼東西！可是我覺得周榮鑫是負有責任的，雍文濤也負有責任的，王任重也是負有責任的。讓他們向妳們檢討，他們是怎樣支持他們這壹小撮壞蛋向妳們做憲兵工作的。······我希望妳們對這些青年，犯了錯誤的同學們要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對於中年的、老年的、幕後的、頑固堅持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死不回頭的要鬥倒、斗臭、鬥垮！要不要周榮鑫、雍文濤站出來看看？（眾高呼：要！讓他們兩個低頭！）（周榮鑫、雍文濤低頭站在台前）1966年12月17日，北京和外地來京的師生、幹部十萬多人在北京體育場召開了“全國在京革命派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奪取新的勝利誓師大會”，江青、陳伯達批評了糾察隊之後，周恩來說：“中學的小傢伙，糾察隊的壹小撮人做了壹些犯法的事，違反了中央規定，做了壹些壞事，····經過我們多次教育，屢教不改，所以逮捕起來教育、改造他們。”“糾察隊在歷史上，本來是在第壹次國內革命時期出現的，叫工人糾察隊，是保衛工人階級，鎮壓工賊、資本家走狗、反革命警察、憲兵的。但紅衛兵糾察隊起了相反的作用，變成管紅衛兵的了。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對頭了，逐漸被壞分子利用了，成為打擊紅衛兵革命行動的工具，糾察隊的名字被他們沾污了。我提議各校紅衛兵取消糾察隊的名字。”

　　12月27日，在紅衛兵首都三司召開的大會上，周恩來說，糾察隊已被壞分子用來打擊革命造反派，因此要取消糾察隊。報紙上點名西糾是反動組織。西糾的負責人孔丹被捕。

　　從上面多方面分析得知，西糾沒有起到制止“紅色恐怖”的作用。

　　另壹方面，把8月25日西糾成立以後的“紅色恐怖”的責任完全算在西糾頭上也不完全公正。在壹次周恩來出席的會上，西糾負責人之壹秦曉等人把西糾發布的通令等材料送給周恩來，還附了壹個條子說：“總理，怎麼把我們打成了反動組織了呀？妳不是支持我們的嗎？”周恩來在結束講話時聲明：“剛才有人給我遞了西糾的材料，西糾的東西我壹直沒有看過。周恩來壹口否定了。

　　1966年秋後，鬥爭矛頭真正指向了當權派。領導幹部大部分被揪斗，被凌辱，被打倒，其數量是空前的，其殘忍程度也是空前的。這些官員是官僚制度的支柱，是維持社會穩定、保證社會秩序的骨幹力量。科層官僚制度窒息了社會，壓制了底層，出現了令人難以容忍的特權和腐敗，但責任不全在這些官員，而是制度。制度的罪責不能完全由他們來承擔，他們不應該受到這樣的摧殘。但是，毛澤東已經把他們置於被批判、被“火燒”的地位，他們只能成為群眾運動的犧牲品了。雖然毛澤東說是“燒壹下，不要燒焦”，但相當多的幹部被“燒焦”了。群眾運動是不能自發地掌握“火候”的，在官民矛盾相當尖銳的極權社會，偉大的領袖毛澤東親自號召“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點燃的肯定是不可控制的熊熊烈火!

　　對領導幹部大規模的迫害，高乾子弟家破人亡，流落街頭，倍受欺凌。他們老子已經從“英雄”變成了“反動”，他們自己從“好漢”變成了“混蛋”。他們不相信自己的父母“反動”，更不甘願自己成為“混蛋”。他們不能容忍的是，壹個月前抽向“黑六類”銅頭皮帶竟然抽向了他們的父母！

　　正是這個原因，西糾被取締後，又出現了壹個新組織。這個組織就是“聯動”。“糾察隊”轉為“聯合行動委員會”，是1966年11月底的事情，正式成立“聯動”是12月5日。聯動的主要發起者是“海糾”——海淀區紅衛兵糾察隊，那裡壹○壹中、八壹中學、十壹學校以及清華附中、北大附中等，幹部子弟“成堆”。由宮小吉執筆的《成立宣言》，將聯動的任務定為反對“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這句話前壹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指對文革運動的壓制和對造反群眾的打擊，這是毛澤東定的調子。而後壹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則是指對老幹部以及他們家庭的大規模衝擊和迫害，這個定義是聯動這些中學生們自己做出來的。

　　1966年11月27日，壹些中學生在北大附中首先秘密發起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意為“東城區糾察隊”、“西城區糾察隊”和“海淀區糾察隊”的聯合體。1966年12月5日，北京工業學院附中的鄒建平等人爬上了西直門城牆，刷下了壹條幾十米高的巨幅標語：“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同時，在天安門廣場和王府井大街也出現了“聯動敲響了中央文革的喪鐘！”“堅決保衛革命的老幹部！”等大標語。這壹天，應當算是聯動正式成立的日子。

　　12月26日，聯動在北京展覽館劇場紀念毛主席誕辰，召開“破私立公誓師大會”。這次會議呼喊的口號有：

　　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妄了！

　　全國革軍革乾子弟聯合起來！

　　堅決擁護軍委四位副主席的講話！

　　堅決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幾天來發表的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講話！

　　壹切單位、壹切部門都要置於軍委領導之下！

　　反對縱容鼓勵支持反革干革軍子弟的行動！

　　反對亂揪革命老前輩！

　　誰敢亂捕革干革軍子弟，小心狗頭！

　　強烈要求釋放被無理拘捕的全體幹部子弟！

　　沉默就是死亡！戰鬥以求生存！

　　大概是在1967年1月初，在北京大學三角地大字報區，我看到了壹張很長的大字報，看這張大字報的人圍得里三層外三層，人們只是默默地看，沒有人發表議論。大字報的內容我不記得，但其中的壹句話幾十年我沒有忘記：“堅決粉碎中共中央兩主席和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兩主席”顯然是指毛澤東和林彪。“幾個委員”顯然是指中央文革成員。在那個時候誰有這個膽量？細看，才知道是聯動通告。當時我聽說中學生有個聯動組織，沒想到他們竟然這麼大膽！最近才在網上找到了這個通告。摘要如下：

　　聯動的通告宣告聯動的任務是：

　　——堅決徹底全面乾淨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兩主席和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取消壹切專制制度，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保證民主集中制在黨的生活中得到堅決貫徹，保證中共各級黨委、黨員的生命安全。

　　——堅決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傾主義路線產生的各種反動造反組織。

　　——堅決地肅清中共黨內和國家機關內的反黨分子、蔣介石分子、赫魯曉夫分子。

　　——鞏固三面紅旗，加強國防。保衛社會主義建設和無產階級專政。

　　——保衛黨的各級優秀組織和優秀、忠實、英勇的領導幹部。

　　通告說：聯合行動委員會號召各省市革命幹部子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忠於馬列主義和196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繼承革命傳統，在各地迅速組織聯合行動委員會。貫徹中央、北京聯合行動委員會的壹切行動指示。

　　聯動提出“堅決徹底全面乾淨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兩主席和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這在當時是石破天驚的。毛澤東放出的魔鬼最終撲向了毛澤東自己！這應當是毛澤東面對的最早反對文化革命的力量，也是最早公開發出的“取消壹切專制制度”的呼聲。這個呼聲比林立果的“571 工程紀要” 要早三年。值得注意的是，聯動通告和“57工程紀要”，都是專制制度最高層的子弟們發出來的聲音。可見，專制制度的最高層也有反對專制的力量。

　　最近讀了米鶴都的書，他說上面這個通告是“偽聯動”發布的。真聯動的負責人都否定這是他們的作品。米鶴都還說這個通告的作者至今不詳。這真是壹件怪事，在當時，張貼反對毛澤東、林彪和中央文革的大字報，還說他們犯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這比張志新等有過而無不及，難道毛、林聽之任之？難道公安部門不盡力偵破？

　　聯動提出“取消壹切專制制度”，並不表明他們有什麼民主共和思想。壹位聯動成員的壹封信，雖然晚在1967年4月寫的，也有助於了解他們的心態，摘引如下：

　　北大附中井岡山兵團的混帳王八蛋們：

　　別看妳們今天他媽的鬧的歡，將來小心妳們的驢頭。崽子別狂，等著瞧，20年後世界是我們幹部子弟的，妳們靠邊站！妳們今天鬥了我們的人，這血恨壹定要報。小王八蛋們別高興得太早了。

　　不管妳們是真積極還是假積極，反正革命的重擔不會落在妳們身上。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崽子們，考慮考慮妳們的後路吧！

　　······

　　幹部子弟要掌權！

　　天下是我們的！

　　北京101中 妳們的爺爺——老紅衛兵

　　值得注意的是，這封信中所期待的——“20年後世界是我們幹部子弟的”，果然都變成了現實！其實，只要共產黨還處於執政地位，只要這個制度不改變，官員子女世襲現象是不可避免的。

　　聯動成立不久，毛澤東說：“這些紅衛兵，夏天是革命的，冬天就不革命了。”聯動這樣的組織不僅北京有，西安有“紅色恐怖戰鬥隊”，沉陽有“紅後代”等。這些組織都是以幹部子弟為骨幹，都以保老幹部為目標，反對中央文革，反對造反派。這些被稱為“十二月黑風”的壹部分。

　　1966年12月16日、12月28日、12月31日、1967年1月6日、1月7日、1月11日，北京的聯動連續六次衝擊公安部，喊出“火燒謝富治”、“油煎江青”、“打倒三司”，“劉少奇萬歲”的口號。說“戚本禹不過是十七級幹部，算老幾？”說要開汽車把關鋒撞死。1967年1月中旬，經過毛澤東同意，把聯動定為反動組織，毛澤東說：“這些頭頭不能讓他們自由行動，要集中起來，進行教育改造。公安部長謝富治說：“公安部要保護左派，反擊右派，鎮壓反革命。例如，‘聯合行動委員會’、‘西安紅色恐怖隊’，這些組織是反動的，頭頭是反革命。”

　　1967年1月下旬，中央文革壹聲令下，北京高校造反組織和壹些工廠造反派，在公安機關的協助下，對設在北大附中的聯動總部及各校骨幹分子採取突然行動，逮捕了壹百多人，聯動被正式定為“反革命組織”予以取締。聯動從正式成立到被“粉碎”只有兩個月時間。後來，壹些“聯動分子”又開始到天津活動。周總理派記者前往天津，向天津革委會籌備組負責人解學恭傳達他的指示。其內容只有11個字，就是：“注意‘聯動’動向，幷採取措施。”總理還特別要求記者壹定把這壹指示記在腦子裡，不要見諸文字，只能當面口頭傳達。1967年3月上旬，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等先後參觀了八壹學校的聯動展覽，這是北京軍區高乾子女寄宿學校，學生在校生活條件之優越令普通百姓側目。

　　壹些幹部子弟被抓，引起了中央高層壹片反對聲。這是“二月逆流”時老帥們發牢騷的壹個內容。聶榮臻批評抓聯動成員。可能是元帥們的意見對毛起了作用，恰好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的彭小蒙寫了壹封血書，請求毛原諒在革命中犯了錯誤的年輕人，毛決定釋放被抓的人。毛澤東決定釋放被抓的人。毛澤東事後說：“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1967年4月22日，周恩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全體人員接見這些孩子。江青對聯動的孩子們說：今天要妳們回家，是主席決定的，妳們表現不錯，回家繼續學習，參加文化大革命，要站好隊，不要再站錯了。還給每人發壹本書，孩子們壹片歡呼，感謝毛主席，感謝江青阿姨。

　　到1967年初，北京的以高乾子弟為骨幹的老紅衛兵垮台。從毛澤東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開始，到聯動被抓，紅衛兵運動僅僅四五個月。和以後的造反派紅衛兵相比，雖然他們年紀小，由於他們發起早，垮台早，他們稱為“老紅衛兵”。正是“老紅衛兵”造成了文革中的第二波刧難。這壹波刧難受害的是教師、知識分子、“地、富、反、壞、右、資”及其子女。大批文物也是在這壹波刧難中被毀。這壹波刧難高潮的時候，除彭、陸、羅、楊及其受牽連的人以外，大批高級幹部還掌握著權力，這壹波刧難有當權者作背景。1967年以後，這批“老紅衛兵”歷經家庭刧難、上山下鄉、參軍、工農兵學員，逐漸拋棄了“血統論”和政治狂熱。到八九十年代及新世紀，他們成為左右中國的壹支重要政治力量。

　　8

　　第八章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後，全國各地的群眾組織“炮打”當地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很多地方和單位的黨政領導機關受到衝擊。這是毛澤東所期待的。然而，“堅持黨的領導”是多年不可逾越的重要政治原則，自1957年反右運動以來，“黨委的領導就是黨的領導”的觀念深入人心。17年形成的官僚體系科層結構的勢力十分強大，上下左右盤根錯節。造反群眾的衝擊和官僚的反衝擊尖銳對立，在全國各地出現壹個又壹個“事件”。而在這壹輪鬥爭中，各地造反派還是處於弱勢。官僚體系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因勢而變，因時而異，變換手法鎮壓造反派。

　　各地官僚們為自保壓製造反

　　在1966年5月至12月，省、市、地、縣黨委領導人對文革群眾運動的態度經歷了幾次變化：開始，他們壹方面拋出壹批知識分子和幹部中的異己分子（壹般是分管文化教育的幹部），讓群眾批判，壹方面按照主持中央工作的劉、鄧的指導思想，向各級學校和文化單位派出大批工作組，抓右派，鎮壓起來造反的人。7月底8月初毛澤東對派工作組的做法提出嚴厲批評後，各地撤出了工作組。8、9月間，各地黨委領導人又採取了新的措施：壹方面通過扶植各單位官辦的“文革領導小組”的辦法，繼續掌控群眾運動的主動權，另壹方面又通過扶植保守派群眾組織來和造反群眾組織對立。

　　對於官僚們的對抗行為，當時有壹個的詞語：“反撲”。1966年12月4日，周恩來對造反派紅衛兵說：“現在確實像上午同志們分析的，存在反撲，要給予反擊，反撲不止壹次，要有多次。反撲，機關里有，學校里就更多了。有鬥爭的反覆可以鍛煉我們。”

　　北京

　　在各大學裡，工作組從前門出去，北京新市委派出的聯絡員、觀察員、巡視員、顧問從後門進來，繼續控制學校里的運動。新市委利用保守派還處於多數的有利時機，限令各校幾天之內選出“文革籌委會”、“文革小組”等領導機構。所謂選舉，實際是暗中操縱，預先指定。這些文革領導機構，立即轉入斗“黑幫”，阻止少數派批判工作組。在工作組期間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並未得到解放，依然被視為“痞子”。各大專院校大辦“勞改隊”，把大批中層幹部和教授送進“勞改隊”。

　　上海

　　市長曹荻秋布置人力調查北京來串聯的紅衛兵的歷史，將查出是“壞人”的資料，送給北京市紅衛兵所屬的單位，希望單位黨組織整這些南下的紅衛兵。上海市委組織幹部、工人、學生同北京紅衛兵開展辯論。布置“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和“五好工人”發電報給中央、毛主席，為上海市委歌功頌德，還把這些電報印成傳單，散發全國。市委組織了15000多名工人，加上官辦紅衛兵、文藝工作者和機關幹部來保衛市委機關，防止造反派衝擊。上海市委還壹手包辦成立了全市的紅衛兵組織。事先，市委指定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張文豹負責組織紅衛兵。1966年 8月23日上午，在人民廣場召開了有3萬多人參加的上海市紅衛兵成立大會。大會發言人是經市委審查同意的，發言稿也是張文豹審定的。市委和軍隊領導人以及勞動模範出席了會議。會上確定的紅衛兵總部頭頭們，大部分是市黨政軍領導人的子女。

　　廣西：

　　8月5日，在桂林的廣西師範學院的造反派（即在該校是多數派，後來的桂林“老多”的骨幹力量）在工作隊撤離時，貼出了《送瘟神》的大字報。8月7日，當局調動成千上萬名工人、農民，對廣西師院造反派進行圍攻、毆打。後稱為“8·7事件”。接著又發生了桂林“8·19事件”：自治區黨委第壹書記、廣西軍區第壹政委韋國清先後調動解放軍駐桂141師5個連進駐桂林市內。在八月末的壹次廳局長會議上，韋國清說：“桂林‘多數派’是右派操縱的，他們有八百多人，加上南下串連隊和壹些人，有兩千多人，雖然不會都是右派，但是他們在右派控制之下是肯定的。”

　　隨後，又發生了南寧“9·9事件”：南寧的造反派和南下紅衛兵，為聲援桂林造反派，抗議區黨委，在廣西區黨委院內進行靜坐絕食。區黨委調動“盾牌兵”、“赤衛隊”等保守派群眾組織來圍攻，造成壹次轟動全區的事件。

　　貴州：

　　1966年9月5日，首都南下串聯隊和省商校、省藝校、貴陽女中等校學生約3000餘人到省委大樓前要求省委第壹書記賈啟允接見，請他回答文化大革命中有關問題。賈啟允躲到省軍區不見面。這批學生便在大樓前開揭發批判會、靜坐示威。省公安廳出動100多名“機關紅衛兵”保衛省委大樓。省文革領導小組以上街宣傳“十六條”的名義，調動幹部、工人、居民12萬人，對這批學生進行分割、圍攻、鬥爭，大圈套小圈，實行車輪戰，高呼“打倒牛鬼蛇神”的口號。從9月5日至8日，貴陽市街頭大街小巷、白天黑夜都在圍斗造反派學生。這壹事態被稱為“9．5”事件。按照賈啟允指示，9月8日成立了貴陽市大中專學校紅衛兵總隊（因其紅衛兵袖章上有編號，被造反派稱為“號碼兵”）。9月28日又成立官辦的紅衛兵糾察大隊。10月15日，為了對付造反派，按賈啟允指示，成立了工人糾察隊聯絡站，由省總工會主要負責人具體負責上下聯絡。11月15日正式成立了貴州省工人糾察隊，其聯絡站設在貴州省總工會。

　　“號碼兵”和工人糾察隊的口號是：“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確的”；“賈書記是焦裕祿式的好書記”。南下串聯的北京紅衛兵壹下火車就被他們包圍，要求表態“省委是革命的。”如果不作這樣的表態就要受到圍攻。

　　寧夏：

　　工作組撤離學校後，寧夏區黨委扶植的文革籌備小組領導運動。迫於形勢，區黨委為因反工作組而受壓的學生平反，拋出了與寧夏黨委主要領導人關係不好的幾位幹部作為“寧夏區黨委內的黑幫黑線”進行批鬥。在區黨委的控制下，銀川成立只允許出身“紅五類”的學生參加的“紅衛兵總部”，其頭頭大多是區黨委和軍區領導人的子女。他們大破“四舊”，並壓制對他們父輩的造反。“十六條”發布後，銀川的工廠和政府機關里出現了壹些零星的反對單位黨委的行為，但這些行為被扣上了“反黨”、“反革命”的帽子。9月2日，寧夏大學的激進學生召開批判校黨委書記江雲大會，並把鬥爭矛頭指向寧夏區黨委。此後，寧大學生產生了對立的兩派，保守派占有絕對優勢。9月12日，自治區副主席陳養山作報告稱，“寧夏的工作組並沒有犯路線錯誤，只是犯了方法錯誤；楊靜仁領導的區黨委執行文革中的正確的道路”。此後，銀川大街上貼滿了攻擊寧夏大學造反學生的大字報，批判區黨委的大字報消失。對此，銀川造反派在北京紅衛兵的支持下策劃了更為激烈的行動。但此時銀川造反派在數量和勢力上都處於弱勢，在銀川處處受壓，而且北京來的紅衛兵還被驅趕。直至9月底，銀川文革基本在自治區黨委掌控之中。

　　湖南:

　　8月18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後，長沙的高乾子弟組織了以省委領導的子女為頭頭的“紅色政權保衛軍”，他們宣誓：“誓死保衛省、市委和共產黨紅色江山。”聲言要打擊狗崽子和形形色色的右派，黑鬼。市委書記孔安民模仿毛澤東，身著軍裝接見這些紅衛兵。8月19日，湖南大學的造反派紅衛兵到市委所在地示威遊行。市委將工廠的黨團員組成“赤衛隊”，並動員“紅色政權保衛軍”保衛市委。湖南大學的造反學生被幾千人圍攻、毆打，這件事稱為“8·19”事件。

　　“8·19”事件後，湖南局勢越來越混亂，湖南省委已無法控制局勢，中央決定讓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不久的張平化回湖南任省委第壹書記。9月初，回湖南的張平化心裡沒底，派華國鋒進京找陶鑄、王任重摸底。華國鋒從陶鑄和王任重那裡得到的信息是：中央有組織反擊的意向。張平化聽後心裡有了底，就沿襲反右鬥爭的經驗，決定對“向党進攻的階級敵人進行反擊”。9月15日省委發出通知，要求各級領導“必須以黨和人民的事業為重，要堅守崗位，堅持黨的正確領導；要挺起腰杆，挑起擔子，把各項工作做好。”湘潭市委副書記、湘潭電機廠黨委書記程貞茂聞風而動，抓出了支持造反的“大黑鬼”、廠黨委宣傳部長蘭雲飛。9月20日，省直機關舉行幹部大會，由程貞茂介紹湘潭電機廠的經驗；張平化、王延春做總結髮言，認為8.19事件由“壞事變成好事”，“牛鬼蛇神暴露出來了”。9月24日，湖南省委召開地、州、市委書記和省直屬各部門負責人會議，張平化發表講話，認為形勢已經發生變化，應該是進行反擊的時候了，正式部署在全省抓“黑鬼”。

　　反右鬥爭本是官僚們得心應手的行當，號令壹出，行動迅猛，大批“黑鬼”迅速落入網中。前壹段支持造反派學生的工人、幹部大都被打成“黑鬼”，被單位關押、批鬥，有的被迫自殺。參與文革的“地、富、反、壞、右”都受到打擊。

　　湖南省委第二書記王延春抓“黑鬼”時說：“原來說，對文化大革命運動不理解，現在理解了，就是要抓呀！文化大革命，原來是這樣搞的！”

　　“抓黑鬼”打擊面越來越大，張平化怕難以收場。9月28日，張平化作報告遮遮掩掩地要求停止抓“黑鬼”。然而，正在反右興頭上的官僚們豈肯罷休。

　　9.28報告兩天后，《紅旗》13期社論，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受打擊的 “黑鬼”紛紛赴京告狀。來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張平化完全了解中央的態度，於10月12日，以個人名義發表《鄭重聲明》，承認抓“黑鬼”是執行“資反路線”。

　　湖北：

　　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後，大批北京學生南下武漢串聯。到武漢的北京學生有兩撥，壹撥是中學紅衛兵，以宋要武（宋彬彬）為首。因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為她改名而全國聞名。她是王任重請來的保省委的，受到湖北省委熱情地接待。另壹撥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趙桂林為首的壹批大學生，到武漢支持造反派，矛頭指向省委。省委把趙桂林這些大學生視為心腹大患。組織保守派紅衛兵對趙桂林等圍攻、驅趕，掀起了壹股“大抓南下壹小撮”的熱潮。

　　從9月1日起，湖北省委連續召開常委擴大會議，研究形勢和對策，不斷向在北京的王任重請示。王任重指示湖北省委 查清南下學生的名字，以便運動後期處理。

　　由於反省委的北京學生住在湖北大學（現為中南財經大學）28號樓、29號樓，湖北省委指示湖北大學寫“呼籲書”。“呼籲書”說，北京來的“壹小撮”是壹股逆流，在北京呆不下去了，跑到武漢來混水摸魚，破壞湖北、武漢的文化大革命。省委號召人們行動起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堅決支持湖北省委的正確路線。武漢市委也發出了“呼籲書”，組織保守派紅衛兵每天晚上在省委門前圍攻“南下壹小撮”，高唱“湖北省委好”的歌，跳“湖北省委好”的舞。

　　在“大抓南下壹小撮”的時候，9月12日，保省委的武漢地區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在武漢大學成立。湖北省委、武漢軍區領導人乘30輛敞篷吉普車檢閱紅衛兵，以震懾南下造反的學生。

　　9月15日，省委在洪山禮堂召開大會，省長張體學“代表三千萬湖北人民控訴”趙桂林等“南下壹小撮”。張體字說：”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我是不好惹的！妳要造我的反，造個卵子！” “九頭鳥”本來是罵湖北人的話，否定了文革以後，由於有張體學這壹故事，“九頭鳥”成了褒義詞了。

　　四川：

　　１９６６年８月上旬，各大專院校的官辦文革領導小組或官辦文革籌委會，在四川省委的統壹部署下，接過“十六條”中“斗、批、改”的口號，在學校全面開展了“批三斗四”（將學生和老師按政治分類，三類、四類是打擊對象）運動。他們計劃壹校壹系抓壹兩個人進行重點批鬥，作為試點。取得經驗後，再以教研組、班為單位廣泛開展批鬥活動　�幦∫紓�半月批鬥完，以後就是改，在國慶節拿出成果，向國慶獻禮，四川的文化大革命就可鳴金收兵。成都工學院被揪出來的“三、四類”教師就有216人（不包括當權派和戴帽的地、富、反、壞、右及有重大政治歷史問題的人在內），其中還有個別學生，占全院教師總人數的26.2％。還有當權者暗中掌握的“三、四類”的教師。明的和暗的“三、四類”教師加起來約四百多人。“三、四類”教師每天掛著黑牌勞動，還常常逼迫他們唱“牛鬼蛇神嚎歌”，如有反抗就被罰站、挨打。有的同時還被剃了陰陽頭、畫花臉。其他大專院校的情況也大致如此。

　　九月初，壹名省委負責人在省委召集的各大專院校“聯絡員”會議上說：“學生由於未抓到省委什麼大問題，總想藉口在成都地區製造匈牙利事件，把罪責強加在我們頭上。要組織學生戳穿這壹陰謀。”按照李井泉的指示，“現在革命幹部沒有發言權，工農兵說話就是圍攻學生。革命幹部和工農兵只有通過他們的子女來說話，因此要組織工農送子參加紅衛兵，還要登報宣傳”，即宣傳“送子參軍”（即參加官辦的紅衛兵），並說：“這與革命戰爭時農民送子參軍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在成都和重慶以及南充、自貢、富順、新津、彭山等地，官辦紅衛兵成了鎮壓造反學生的主力。

　　南京：

　　在江蘇省委的支持下，南京地區成立“南京工礦企業工人赤衛隊”（簡稱“赤衛隊”）。與剛成立的造反派群眾組織“省紅總”、“省工總”對抗。赤衛隊的骨幹成員是各工礦企業的黨團員、基層幹部、勞動模範和政治積極分子。省委為赤衛隊提供了經費和物資。從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當造反派群眾組織將鬥爭矛頭指向省、市委主要領導人時，赤衛隊和保守派紅衛兵則將鬥爭矛頭指向已經被拋出來的原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匡亞明和其他被省委拋出來的替罪羊——如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陶白、省社科所負責人孫叔平等人。當造反派群眾組織圍困省、市委的時候，赤衛隊和官辦紅衛兵全力保衛省、市委。

　　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後，各地都發生了圍攻造反派的事件。如西安“8·16”事件，哈爾濱“8·17”事件，上海“8·25”事件，合肥“8·27”事件，青島“8·25”、“9·1”事件，等等。

　　為了防止造反派學生的衝擊，各地黨委動用軍隊、出動警察鎮壓學生、組織工人農民圍攻學生。為此，８月２１日，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發出《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8月２２日，中央發出《中央同意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但是，這些措施還沒有扭轉形勢。9月7日毛澤東對《長沙、青島、西安等地情況報告》的批示說：“青島、西安、長沙等地的情況是壹樣的，都是組織工農反學生，這樣下去，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似宜由中央發壹指示，不准各地這樣做，然後再寫壹篇社論，勸工農不要干預學生運動。”9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四條指示：不准用任何藉口、任何方式挑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市民反學生；凡是這樣做的必須公開承認錯誤，承擔責任、平息糾紛，絕不能把責任推給群眾，等。《人民日報》也於同日發表了《工農群眾和革命學生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的社論。

　　毛澤東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為了阻止各地官僚們對造反派的鎮壓，把群眾發動起來搞文革，毛澤東出了新招：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實質，是各級黨委為了抵製造反、阻止文革進壹步發展，對造反群眾實行鎮壓。

　　據當事人王力回憶，“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說法是毛澤東提出來的。周恩來曾問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合適嗎？黨內歷來提路線問題都是左傾右傾，沒有反動路線這個提法。主席用英文作了回答，說原來用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線），後來改成Anti-revolutionnary- line （反對革命路線），最後還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動路線）好。周恩來說：“我懂得了。”官僚們出於自衛和維持政權穩定的目的鎮壓造反派，是沿用共產黨的慣例，如果說這次鎮壓反對黨委的群眾是資反路線，那麼，1957年反右是最大的資反路線。

　　1966年10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了第13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道上前進》。社論說：十六條“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產物，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戰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社論特別指出：“但是，兩條路線鬥爭並未結束。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很複雜的。有極少數人採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力採取挑動群眾斗群眾的形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在這裡，不能採取折衷主義。”

　　當時認為，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也可能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如徐向前1967年2月1日接見總後系統部分造反派時說，軍隊裡大多數當權派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不都是資產階級陣營里的人。邱會作對第二醫科大學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邱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對邱會作要保。

　　毛認為，現在批判的不是工作組，不僅是五十天，而是批判工作組撤出以後、那些採用新形式抵制群眾運動、控制群眾、不讓群眾造反的人，概括起來就是挑動群眾斗群眾，組織部分群眾來保自己的人。這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五十天（即工作組時期）要檢查，兩個月（即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後的八九兩月）也要檢查。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後，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是周恩來，周下面就是陶鑄。全國範圍出現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周恩來和陶鑄當然難辭其咎。但是，當時毛認為主要是陶鑄。三個月以後陶鑄被打倒，這應當是重要原因。

　　批判資反路線也暗含著對十七年的質疑：哪壹次政治運動，群眾不受到資反路線的迫害？1957年反右運動就是最嚴重、最殘酷的資反路線！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催生出了壹些激進的造反派——否定十七年的造反派。

　　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簡稱“三司”）紅極壹時，是和批判資反路線相聯繫的。9月6日成立的“三司”是北京地質學院的造反組織“東方紅”聯絡多所大學的造反組織建立起來的。“三司”的領導人是地質學院的學生朱成昭。8、9月間，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身份，多次到地質學院了解情況，和地質東方紅的領導成員朱成昭、王大賓、田春林、伏慶是、劉長風等建立了聯繫。這個背景使得“三司”成為衝擊資反路線的壹支重要力量。 “三司”的成立對全國造反派影響巨大，各地被官僚們打成“反革命”的造反者逃到來北京告狀時，不少人得到了“三司”的幫助，從“三司”那裡得到了信息和膽量。湖南的楊曦光、重慶的黃廉的回憶中都談到三司對他們的影響。“三司”設在全國各省的“聯絡站”，大力支持當地的造反派，在各地衝擊資反路線和奪權時起了重要作用。

　　後來朱成昭成了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的戀人，1966年底，在中央文革和中央軍委嚴重對立的情況下，他站到反對中央文革的壹邊。他的選擇與葉劍英有關。這是後話。

　　為了貫徹毛澤東的意圖，10月6日，“三司”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了十萬人的大會，會議的橫標是：“全國在北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陶鑄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出席了大會，陳伯達主持大會，他先讓江青講話。江青說“我們支持妳們這種大無畏的無產階級革命的英勇行為！我們學習妳們這種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我們堅決和妳們站在壹起！”江青讓張春橋宣讀了中央軍委的《關於軍事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其中有“要充分發揚民主，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運動中不許挑動學生斗學生，要注意保護少數，凡在運動初期被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同志，應宣布壹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個人被迫寫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個人處理。黨委或工作組以及別人整理的他們的材料，應同群眾商量處理辦法，經過群眾和本人同意，也可以當眾銷毀。” 周恩來說：張春橋宣讀的這個“緊急指示”，“那不但是對全軍的指示，同樣適用於我們大中學校。”

　　參加這個會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造反派，他們中間很多人在當地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以後，衝破本單位封鎖、冒著風險來北京告狀的，有的還寫了血書。周恩來在講話中先肯定了江青的話，表示了對造反派的支持，回答了造反者提出的問題，要求各地黨委對來北京告狀的造反者“回到本地不得加以迫害，不得非法扣留、私刑，就是要保證人身安全。”“工資照發”。 朱成昭讓蒯大富代表三司宣讀三司誓詞。“蒯司令”的稱呼由此而來。實際上，蒯大富沒有當過司令。

　　大會通過了《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的通電，呼籲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成千上萬被“當權派”鎮壓的造反派們，拿起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武器，砸開了自己身上的枷鎖。

　　批判資反路線，首先得為運動初期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的群眾平反。雖然八屆十壹中全會後，這些被打擊的人已經獲得了自由，但名譽沒有恢復，整他們時的材料（當時稱為“黑材料”）還在當權派手裡。有的當權者想把這批材料留下來，在運動後期“秋後算帳”。所以，造反派向當權派索要“黑材料”，有的單位衝擊檔案室，查抄“黑材料”。對當權派來說，這批“黑材料”很難處理：交出來，就是自己鎮壓群眾的罪證，也失去了“秋後算帳”的資本；不交出來，萬壹被造反派發現，就會“罪加壹等”。有的當權派就私下燒毀。1966年10月底，武漢水電學院有人發現行政大樓里有人燒東西，造反派要當事人交出“黑材料”，但對方說沒有。造反派撬開柜子，看到了不少各系上報的“黑材料”。造反派將這些材料公布於眾，激起了群眾的憤怒，進壹步擴大了造反派的隊伍。

　　被毛解放了的造反派，積極響應毛的號召，把鬥爭矛頭指向了鎮壓他們的“當權派”。成千上萬“當權派”遭受了空前的劫難。

　　十月中央工作會議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工作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排除文化革命的阻力。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國務院各部委的負責人、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主要負責人都參加了這個會，還請地方壹些造反派頭頭在會上發言。

　　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後劉少奇靠邊站了，工作組也撤了，為什麼還要召開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中央工作會議呢？親歷者王力說：“以前批判資反路線主要是批判十壹中全會以前的五十天，就是劉少奇同志主持工作的五十天發生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十壹中全會已經解決了。這次批判資反路線主要是解決八九兩個月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主要是總理、陶鑄）以及各省市委領導人的問題。”“毛主席認為兩條路線鬥爭十壹中全會以後還在繼續······工作組撤走了以後，如果還是舊的組織原封不動，還是舊的機器、舊的紀律、舊的方法，只是換了壹種形式，還是不行。”“毛主席認為，這壹段沒有支持那些堅決擁護革命路線的、過去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其中有些人是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

　　毛認為，八九兩個月雖然搞得轟轟烈烈，群眾的積極性要保護，但沒有抓住主要點，沒有把主要矛頭對準走資派，沒有給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中央工作會議就是要排除干擾，進壹步發動群眾把鬥爭矛頭指向各級領導幹部。

　　會前，毛澤東向陳伯達講述了他的思想，陳伯達執筆寫成報告，這個報告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後來下發時題目改為《兩個月運動的總結》）。10月16日，陳伯達代表中央作了這個報告。這是這次會議的主題報告。報告高度評價前壹段時間的文化大革命和群眾的造反行動，指出形勢大好。報告分析了各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的表現形式，批評了各地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行為。他批評了“血統論”，並尖銳地指出：“為什麼高乾子女就壹定要掌權？難道是他們的血統高貴嗎？”“最好讓工農子弟和普通幹部子弟來擔任。”報告要求各級幹部去掉“怕”，放手發動群眾。他批評了“用宗派主義來代替黨的階級路線”，要求“堅持用毛主席的階級路線，團結大多數。”

　　毛對這個報告評價很高，10月24日23時批示：“改稿看過，很好。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話在什麼地方加進去，請考慮。印成小本，大量發行，每個支部，每個紅衛兵小隊，至少有二本。”

　　陶鑄的秘書馬恩成參加編會議簡報，他在回憶文章中談到：參加會議多數幹部對陳伯達上綱上線不理解，有的還對造反派的衝擊有怨言。江蘇省委第壹書記江渭清發言說：現在群眾分成兩派，兩派都是革命群眾，都應該支持，不能支壹派壓壹派。張春橋聽後馬上指責說：群眾的壹派造反，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另壹派保守，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妳兩派都支持就是混淆路線是非，“和稀泥”。天津市委第二書記趙武成發言中抱怨，市委第壹書記萬曉塘被紅衛兵逼得心肌梗死而猝死。於是，在第二組，趙武成就成了批判重點。康生來這個組參加會議，當他聽說萬曉塘猝死後，擁護市委的壹派群眾上街遊行時，聲色俱厲地指著趙武成說：“妳們這是拿死人壓活人，公開反對毛主席！”其他組受重點批判的，有西北局第壹書記劉瀾濤，西南局第壹書記李井泉，東北局第二書記歐陽欽，中南局第三書記兼廣西區黨委第壹書記韋國清，華東大區則是福建省委第壹書記葉飛。各組的批判火藥味很濃，都上綱上線。

　　會上印發了壹些各地鎮壓造反派的材料。例如，四川南充壹位婦女受南充地委打壓的材料。中共南充地委把2000多名學生打成了反革命。這位婦女說：“如果這兩千多學生都是反革命，那地委就有問題了，因為這些學生都是在學校受黨委教育的。如果出這麼多反革命，我看地委就有問題。”

　　10月23日，劉少奇、鄧小平在全體大會上作了檢查。

　　劉少奇９月１４日就寫了檢討，給毛寫信：“把我作為錯誤典型，把我拿出來批評，對黨對人民有利，對推動文化大革命有利，我願意這樣做。”毛當天就對劉少奇的檢查作了批示：“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毛說的後半段是指劉不但檢討了五十天，還檢討了１９６２年右傾和１９６４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在工作會議期間，１０月２３日劉再次檢討，是在９月１４日檢討的基礎上作了些修改補充，會上印發全黨。這個壹萬多字的檢查中說：“我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把革命的群眾運動中出現的正常現象和運動中不可避免的壹些缺點，看成‘反黨、反無產階級專政’的‘逆流’，因而作出錯誤的判斷，這就勢必站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路線。”

　　鄧小平在檢查中說，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壹針見血的指出我們所犯錯誤的性質”“毛主席這壹炮打得很準，打中了我的要害。”他承認派工作組是犯了嚴重錯誤，還進壹步上綱上線：“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當然不只派工作組的問題，派工作組不過是錯誤的表現形式，我所犯錯誤的實質是在群眾路線問題上，不是站在相信群眾，支持群眾革命的壹邊，而是站在反對群眾革命的壹邊；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不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壹邊，而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壹邊，總之，這壹條嚴重的錯誤路線完全是違背毛澤東同志指導方針的。”談到文革，他說：“這是壹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永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偉大運動，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創舉。······不但對中國，而且對世界都具有劃時代的極其深遠的偉大意義。”他對林彪當接班人表明態度：“林彪同志是我們學習的典範，正是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正是他把毛澤東思想舉得最高，學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於吃透兩頭，對重大問題及時向毛主席請示匯報，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圖，也最了解群眾和下面的情況，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領導水平很高，成為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他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成為全國學習的榜樣。對於我這樣犯錯誤的人應該老老實實的向林彪同志學習。”

　　10月24日，小組會上開展對對劉少奇的批判，與會者爭先恐後地發言，好像誰不批劉不奇誰就不忠於毛主席，誰就不革命了。

　　10月25日，毛澤東在大會發表講話，他說：“想要使國家安全，蘇聯斯大林壹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 了個壹線、二線。現在看來，不那麼好。我處在第二線，別的同志處在第壹線，結果很分散。壹進城就不那麼集中了。搞了壹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我也有責任。為什麼說我也有責任呢？第壹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局常委裡頭有壹線、二線。再，就是過於信任別人。”談到文革，他說：“文化大革命這把火是我點起來的，時間很倉促，只幾個月······不那麼通，有牴觸，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他安慰並勉勵幹部們：“路線錯了，改了就是了。誰要打倒妳們呀？我是不要打倒妳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壹定要打倒妳們。”

　　會後不僅下發了陳伯達的報告，還向全黨全國公布了毛澤東8月5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成為進壹步發動群眾“炮打司令部”的思想武器。

　　批判資反路線的後果

　　中央工作會議將要結束和結束以後，各地學生先後召開的大規模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將造反運動推向了新的高潮。這壹輪鬥爭１０月間在學校首先發動，１１月發展到壹般機關、事業、企業單位，高潮出現在１１月中到年底。“十六條”雖然提出放手發動群眾，由於各級領導的阻撓，實際沒有發動起來。批判資反路線以後，群眾真正發動起來了。１９５７年反右以後，壹個小單位的黨的領導人都是黨的化身，誰冒犯他，誰就要倒霉，至於省市黨委書記那樣的高官，更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現在，毛澤東批評他們打擊造反群眾是犯了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地方各級黨的領導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這對造反派來說，是壹件多麼值得高興的事！造反派有壹種被解放的痛快感。在他們受壓制時唱“抬頭仰望北斗星，我們想念毛主席”，被解放後就高喊“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覺主席親”、“毛主席為我們撐腰，我們為毛主席爭氣！”他們更加無所顧忌、勇往直前了。當然，也有人藉機對過去整過自己的官員們發泄仇恨、施行報復。

　　10月初，我到大連、沉陽、長春、哈爾濱串連。10月中旬到11月，我又到成都、重慶、貴陽、桂林、湖南、上海、青島等地串連，看到工廠、機關、商店的群眾組織如雨後春筍，批判會壹場又壹場，大字報貼滿牆壁。學生和工人結合起來，揭露和批判資反路線。壹些人控訴在文革初期受到的迫害，要求平反；也有壹些人控訴在文革前受到的迫害，要求平反。不過，申訴文革前受迫害的人得不到支持。因為當時的口號是“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

　　批判資反路線是文革的壹次重要轉折。真正的造反派的掘起是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相聯繫的。這裡說的真正的造反派是指鬥爭矛頭指向“當權派”、即指向特權階層的那壹些個人和組織。這壹批人在運動初期反對黨委、反對工作組，在工作組的50天鎮壓中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分子”。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後，他們雖然得到了自由，但還沒有從陰影中走出來。直到1966年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造反派群眾組織才真正走上政治舞台。

　　在批判資反路線以前，各級官僚利用手中的權力，用種種名義、用各種方式，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造反的群眾；在批判資反路線以後，造反派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將鬥爭的矛頭指向了官僚集團。造反的洪流猛烈地衝擊官僚體系，大大小小的官員都受到衝擊。大批官員家庭面臨厄運。在這以前，群眾中是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對立，在這之後，由於保守派是執行資反路線的力量，官辦的群眾組織徹底瓦解。造反派紅極壹時，但由於沒有保守派的對立，在這以後，造反派群眾組織開始出現分裂。

　　如果說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後，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使得大批中學生用“紅色恐怖”的方式“破四舊”的話，那麼，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則是較為成熟的大學生和部分工人，採取激烈的方式衝擊官僚體制；如果說，八屆十壹中全會只是在校園裡掀起波濤，那麼，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以後，在全國各個領域都掀起了波濤。批判資反路線，毛澤東解放了壹大批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他在造反派中的威望更高了，造反派和中央文革更親了。

　　批判資反路線時學生到工廠串連，發動工人參加文革。這時還不能組織跨行業組織，只有少數大膽的年輕工人和學生走到壹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開始從學校燒到了機關、工廠、農村。在前壹段時間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教師，對待官僚體系的態度更為激烈，對政權的衝擊更為猛烈。

　　上層的軍政官僚們，他們對打倒彭、羅、陸、楊是支持的、積極的，對批判“反動學術權威”更是積極。但是，當全體官員都受到衝擊，他們就不滿了，從而出現了反彈。

　　10月27日，在中央召開的大區及省市第壹書記的會議上，書記們提出了很多緊急問題。散會時向外走著，葉劍英元帥情不自禁地吟起了詩詞：“串連炮打何時了，官罷知多少。赫赫沙場舊威風，頂住青年小將幾回沖·····”忽然發現大家注意到他，就不念了。這是葉劍英按《虞美人》詞牌韻律填寫的壹首詞，詞的下半部分是：“嚴關過盡艱難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壹為公，共產宏圖大道正朝東。”陳毅元帥為此手書“絕妙好詞”。谷牧說：“葉帥這首詞反映出的是更多的不理解和準備再壹次戰鬥的決心。”谷牧說的“再壹次戰鬥”就是1967年的“二月抗爭”。

　　這時，有的地方的官僚們作了壹個很無奈、很愚蠢的反抗，他們組織人用紅色油漆把大門、街頭大片牆壁塗成紅色，搞所謂“紅海洋”。他們以為，這樣群眾就沒有地方貼大字報了。青島市的“紅海洋”最為突出。196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為此發了專門通知，制止了“紅海洋”的泛濫。

　　批判資反路線的衝擊波，衝垮了官僚體系，黨的組織全面癱瘓，各級政權也處於半癱瘓狀態。在這個情況下，根據毛澤東的意思，造反派向各級政權機構實行了全面奪權。

　　9

　　第九章群眾組織的興起、活動和消亡

　　1966年8月，毛澤東恩准老百姓有結社自由的權利。這項權利本來是寫進憲法的，但中國不是憲政國家，憲法只是壹紙空文。毛澤東給了這個權利，群眾組織就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這些群眾組織開始只限於本單位，後來發展到跨單位、跨行業的大規模組織。群眾組織打破了單位黨組織的約束，衝垮了官僚機構，衝垮了舊的秩序，實現了毛澤東期待的“天下大亂”。在准許建立跨行業的群眾組織時，毛澤東留了壹手：不允許建立跨地區的全國性組織。這條限制是防止群眾組織調動全國性資源與中央政府抗衡。僅管設下了這壹限制，但他還是打開了潘多拉之盒，盒子裡壓抑著積累了十七年社會矛盾。積怨太深，衝力特大。毛澤東從魔瓶里放出的魔鬼，他自己也難以降服。這個實現“天下大亂”的工具，在以後實現“天下大治”的過程中，就成了障礙。那時的毛澤東，不得不容忍主持恢復秩序的鐵腕官僚們，鎮壓他曾經支持的群眾組織，群眾組織的頭頭們都成了犧牲品。

　　為了發動文革，毛澤東除了恩准結社以外，還給予老百姓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自由。各個群眾組織都可以辦小報，當時紅衛兵小報有5000多種（也有人估算為8000多種），有的發行量很大，如清華井岡山報在全國多個城市有航空版印點，郵局可以訂閱。每個人都可以印傳單，傳播各種信息。1998-2003年的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在文革中曾在國家計委機關刻鋼板、印傳單。學生（實際有壹些工人和教師）可以到全國各地串連，人們在短期內似乎真正享受到民主和自由。

　　紅衛兵和造反派

　　沒有經歷文革的人，不知道紅衛兵和造反派有什麼關係。實際上，紅衛兵是群眾組織，造反派是眾多造反群眾組織匯合起來的壹個派別。從總體上看，文革中的群眾組織有兩個大的派別：造反派，保守派。此外還有逍遙派，即哪壹派組織也不參加的人（運動初期逍遙派很少，隨著運動的進展，逍遙派隊伍逐漸擴大）。如果這個紅衛兵組織是造反的，就是造反派紅衛兵；如果這個紅衛兵組織是保守的，就是保守派紅衛兵。在壹個城市可能有很多紅衛兵組織同屬壹個派別。就造反派而言，內部也有不同的派別，但這些派別全都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起來造反的，都是在毛澤東的恩准下造毛澤東以下官僚的反，也可以說是“跪著造反”：跪在毛澤東的面前，看著毛澤東的臉色造官僚們的反。就我親身的經歷來看，當時區別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壹個重要標誌是：矛頭向上，向黨內走資派“開火”的派別是造反派；矛頭向下，和掌權者壹起打擊反黨委、反工作組的群眾的派別，為保皇派(後來周恩來說不要叫保皇派，就叫保守派)。造反派開始是少數派，隨著運動的深入，造反成了時尚，隊伍不斷擴大。後來，這個群眾組織反對這壹位領導幹部，卻保護另壹位領導幹部；那個群眾組織保護這個領導幹部，卻反對另壹位領導幹部。因此可以說，除了官辦的紅衛兵、赤衛隊（1966年底基本瓦解）以外，所有參加群眾組織的人都是“造反派”。他們的差異僅限於“造反”對象的不同。為了顯示自己的革命性，無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對地、富、反、壞、右，都是排斥和打擊的，都盡力保持隊伍的“純潔性”。不過，保守派隊伍更為“純潔”。

　　紅衛兵開始出現是造反的。清華附中紅衛兵高喊“造反有理”的口號才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出現後，其它學校仿效，也成立紅衛兵。也有的學校不叫紅衛兵，北大附中就叫“紅旗戰鬥隊”，“紅旗”的頭兒彭小蒙很受毛澤東的賞識。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中也提到支持北大附中的“紅旗戰鬥隊”。這些老紅衛兵造誰的反？造學校領導和老師的反，造“四舊”的反。如果按照嚴格意義上來說，造反，就是以下犯上，以弱犯強。老紅衛兵反學校領導是因為他們父輩地位高於學校領導和老師，他們又得知內部消息，所以他們不應當算造反派。破“四舊”更算不上造反了。真正意義上的造反是要冒政治風險的，而老紅衛兵造老師的反是有恃無恐的。後來，文革形勢發生了變化，這些紅衛兵的父親被打成了“走資派”，他們就不加掩飾地保護幹部、打擊造反派，成了是名符其實的保守派。

　　大學的紅衛兵是在中學之後出現的。以清華為例。蒯大富被劉少奇派出的工作組打成了反革命之後，出現了壹批比較溫和的反工作組的學生，成立了壹些“戰鬥小組”，寫批判工作組的大字報。本書作者就是其中之壹。我們這些反工作組的學生本來是繼蒯大富之後起來的，但蒯大富已經被工作組搞得很臭。給他平反以後，他想參加這樣的群眾組織，沒有人敢接納他。這說明工作組的影響還很深。工作組主政期間扶持成立了以賀鵬飛（賀龍之子子）、劉濤（劉少奇之女）、李黎風（李井泉的兒子）、喬宗淮（喬冠華的兒子）等為首的“清華大學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臨時籌備委員會”（“臨籌”），我們稱之為“偽臨籌”。“臨籌”成立時，我在大禮堂草坪南頭日晷附近的蓆子上貼了壹張幾十個字的小字報：“毛主席說‘不吃苦就不能當左派’，高乾子弟沒有吃過苦，他們不可能是左派；文革領導小組的領導人必需是左派，高乾子弟不是左派怎能當‘臨籌’的領導？”“不吃苦就不能當左派”是毛澤東和他姪子毛遠新的談話中的壹句話，這個談話在文革前就傳達了。“文革領導小組的領導人必需是左派”是當時公認的政治標準。這張小字報貼出後，周圍寫滿了批評和支持的批語。

　　“臨籌”領導成員是工作組倚重的對象。8月7日，“臨籌”提出結束對工作組的批判，把鬥爭方向轉到批“黑幫”，即“八七建議”。顯然，“八七建議”是保工作組的，背後是保王光美、保劉少奇。8月8日，反對工作組的壹派學生組織“八八串聯會”，否定了“臨籌”的“八七建議”。8月9日，支持“臨籌”的劉菊芬等針鋒相對地成立了“八九串聯會”，堅持“八七建議”。“八九串聯會”是在王光美的建議下組織的。清華大學就這樣分為“八八”派和“八九”派，壹派要批工作組，壹派要立即批蔣南翔。當然，“八八”派並不保蔣南翔，只是說肅清工作組的影響以後再批蔣南翔。“八九”是多數派，是和“臨籌”壹體的掌權派。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以後，“八九串聯會”壹下子就翻牌成為“清華大學紅衛兵”（8月4日，劉菊芬組織了“自控系紅衛兵”這是大學生中較早的紅衛兵組織）。8月22日，“八八派”也成立了“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不到壹個月改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我也是“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系裡的頭頭之壹（我系的紅衛兵是我和任彥申等人組織起來的）。8月22日，周恩來第二次到清華召開萬人大會，我們爭取到了參加保衛周總理的機會（保衛工作實際是中央保衛局做的，我們只是在會場周圍帶著紅袖章站崗）。官辦的“清華大學紅衛兵”有紅綢子做的袖章。我們把王敬同學的紅床單撕了做紅袖章，其他班也是自己想辦法弄的各色各樣的紅袖章。當時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是少數派，在強大的“清華大學紅衛兵”面前，我們感到勢單力孤。自控系的孫銀基寫了壹篇《少數贊》，對我們鼓舞很大，孫銀基（後改名為孫怒濤）也在造反派中壹舉成名。

　　從清華大學的群眾組織可以看出，“清華大學紅衛兵”是反校黨委的（他們從父母那裡得到信息，最早反蔣南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是反工作組的。但“清華大學紅衛兵”只反校黨委，不反工作組，即不反劉少奇。隨著運動的深入，“清華大學紅衛兵”就成了保守派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是造反派嗎？當然是。但是，它不願意接納蒯大富。蒯大富就想另外成立組織。蒯大富回憶說：“張春橋見我獨往獨來，建議我要有自己的組織，朱成昭、韓愛晶也建議我成立壹個組織。”經過壹段時間的準備，9月24日，蒯大富等組織的“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正式成立，成員只有和他壹起被打成反革命的幾十名“蒯式人物”（這是工作組對他們的稱呼，是政治上的貶義）。它的宗旨是：批判工作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清華大學紅衛兵，徹底為“蒯式人物”平反。他們想在校廣播台上廣播成立宣言，賀鵬飛不同意。10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第13期社論，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6日，首都三司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等人參加並發表支持的講話，清華井岡山才發展起來。

　　北京的大專院校紅衛兵先後成立了三個鬆散的全市性組織。1966年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第壹司令部，簡稱“壹司”）。27所院校的29個群眾組織參加了壹司。北京輕工學院的汪延群（汪東興之女）任指揮，“壹司”是保守派紅衛兵的聯合組織，到年底就解體了。

　　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即第二司令部，簡稱“二司”），其中有造反派的“北航紅旗”，也有保守派紅衛兵。臨時總指揮是周太安（海軍副司令周希漢之子），除了“北航紅旗”以外，參加二司的多是保守派組織。這個司令部由於成員混雜，沒有搞什麼大的活動。

　　9月6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成立，稱為三司。清華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參加了三司。三司的負責人是地質學院的朱成昭。三司是造反組織，成員很多是在資反路線中受到打擊的學生。三司在全國造反派中很有影響。

　　1967年春夏之後，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組織又重新組合為“天派”和“地派”。

　　“天派”主要成員有：“北航紅旗”、 “新北大公社”、“清華井岡山”(團派)，。因“北航紅旗”是骨幹力量，所以稱“天派”。“地派”主要成員有：“地質東方紅”、北師大“井岡山公社”、“清華井岡山”（四壹四派）等。因“地質東方紅”是骨幹力量，所以稱“地派”。

　　“天派”和“地派”沒有什麼大的原則差別，同壹派內部的看法也不壹樣。如“地質東方紅”和清華的團派觀點比較接近，而清華四壹四卻參加了地派。天地兩派之間也沒有什麼大的衝突，有時搞壹些小動作，如天派的韓愛晶和蒯大富在北師大扶持了壹個和“井岡山公社”對立的小組織，和譚厚蘭作對。

　　造反派的隊伍狀況和政治訴求

　　文革之後，“造反派”成了“罪惡”的代名詞，人們把文革中所發生的壹切罪惡都加在造反派頭上。實際上，1966年5月到8月，將大批學生、老師、工人、普通幹部打成“右派”、“黑鬼”、“小三家村”的不是造反派。1966年8月到9月，抄家、打死人，將成千上萬的市民趕出城市，將大批文化名人迫害致死的不是造反派。製造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對“五類分子”的大屠殺和清查“內人黨”等駭人聽聞的重大慘案與造反派無關。在清理階級隊伍、“壹打三反”、清查“5·16分子”的對大批無權者殘酷迫害的不是造反派。殺害遇羅克、張志新、史雲峰、王申酉等思想先驅，也不是造反派。上述大規模的迫害都是當權者決策和組織實施的。

　　造反派在文革中也不是完全無辜。他們是毛澤東製造“天下大亂”的主力，對中國文化、中國優秀傳統的破壞有重大責任。他們在衝擊官僚體系的時候，也使壹大批好幹部受到殘酷迫害。造反派群眾組織相互爭鬥，甚至製造大規模武鬥，殃及無辜。他們是實現毛澤東烏托邦的推手，是堅持毛的極左路線的先鋒。如果他們的主張（即毛的主張）得逞，中國要倒退很多年，會更加遠離現代化。

　　對於文革中的派別，周恩來有壹個說法。他說：“堅持維護主席路線的當然是左派，搖擺不定的當然是中間派，右派就是比較保守派，我建議叫保守派不要叫保皇派。”按周恩來的意思，造反派就是左派。

　　造反派是毛澤東、中共中央和壹些中央領導人壹而再、再而三地鼓動起來的。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和 “十六條”都是鼓勵造反的。

　　“十六條”壹方面制止各級黨委打擊造反群眾的行為，另壹方面也給造反派吃了“定心丸”，讓大家放心大膽地造反。當時，“矛頭向上”（批評“當權派”）才是鬥爭的大方向。被批評的“當權派”的級別越高，批評者誰就越革命。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陶鑄說：“整個中南海，包括我在內，都可以反對，只有除了黨中央毛主席不能反對，還有我們的林彪同志”

　　北京的造反派是在八屆十壹中全會期間起來的。離政治中心遠的地方，造反派起來晚壹些，大城市壹般在1966年8月到10月。從重慶“8·15”、成都“8·26”、遼寧“8·31”等大學生造反組織的名稱可以看出他們起來的時間。中小城市的造反要延至1966年11月到12月。工廠的造反組織是在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出現、上海“安亭事件”以後發展起來的。可以說，造反派大多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起的；也可以說，造反派是被資反路線逼出來的。

　　為什麼學生會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標準，使得班上同學逐漸地分成了界線不很分明的兩個群體：壹部分人家庭出身好、政治上追求進步、靠攏黨組織，因而得到了黨組織信任；另壹部分人家庭出身不好，和黨組織保持距離，政治運動不積極，通稱為政治上落後的學生。前者是優勢群體，後者是劣勢群體。前者在入黨、提干、畢業分配等方面都占有優勢地位。當然，優勢和劣勢隨著政治運動是有變化的。有的優質學生，父親在“四清”中出了問題，他又沒有和父親“劃清界限”的突出行動，就會成為劣質分子。

　　筆者1966年10月以後到十幾個城市串連所看到的得知，優勢群體參加保守派、劣勢群體參加造反派的現象，在社會上也比較普遍。

　　處於優勢群體的人包括：黨員、團員、靠近領導的人、勞動模範，出身於革命幹部、工人貧下中農家庭的人。這些人在不僅在入黨、當官、分配工作、調整工資等多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權，而且有整別人、自己不會挨整的特權。他們是黨和政府信任的、依靠的對象，是黨組織多年培養、訓練的積極分子。他們的優勢地位是文革前17年制度給予的，當然是文革前制度的維護者。他們肯定文革前17年的制度，肯定文革前的官僚集團。

　　處於劣勢群體的人包括：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分配工作、調整工資、分配住房等方面因掌權者的壓制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在某次政治運動中受到打擊的人。這些人壹直感到官員們對他的壓制，他們官僚看到官員被打倒，有壹種痛快的感覺。

　　保守還是造反除了社會地位的影響以外，的還有壹些淺層次的原因。

　　處於保守地位還有以下情況：吸取了1957年的反右鬥爭和其它政治運動的教訓，心存恐懼，不敢反對黨委和工作組；由於多年宣傳，對革命領導幹部心懷崇敬、壹直把領導幹部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人；謹小慎微、膽小怕事的人，是不會輕易造反的。所以，壹開始造反派是少數，隨著運動深入，這些人膽大了，看到揭露出來官僚的問題，造反派的隊伍不斷擴大。保守派並不反對文革，只是反對顛覆現存秩序，反對褻瀆多年崇敬的權威。

　　參加造反派的是以下幾種人：頭腦簡單的年輕人，他們真相信毛主席，相信黨中央，響應號召造反；平時 “思想活躍”、不尊重領導的人。如果某人在上壹次政治運動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結下了“疙瘩”，就可能成為造反派。

　　造反派的頭面人物，大多是處於優勢地位的人，他們愛說話、愛表態，好打抱不平，在運動初期被打成“小鄧拓”、“新右派”、“反革命”，是當權派把他們“逼上梁山”的。他們“根紅苗正”，不怕對立面“抓辮子”。在講出身，“查三代”，“揭老底”的政治氣氛下，作為造反派頭頭，沒有這樣的政治條件是站不住的。造反派中相當多的是獨立思考、敢作敢為的人，他們反秩序、反權威的特點，是毛製造“天下大亂”時最需要的；在“天下大治”時，他們必然是恢復秩序的官僚們打擊的對象。毛澤東設想“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如果還是在極權的官僚體制下的“大治”，就包含著造反派當犧牲品的殘酷結局。

　　壹些單位群眾造反的壹個原因，是當權者在群眾中搞宗派：拉攏壹部分人，歧視壹部分人。在武漢水電學院，工作組進校前，黨委將師生分為左、中、右三類，左是依靠對象，中是爭取對象，右是打擊對象。1966年6月中旬，對此知情並且不滿的學生貼出了題為《壹個大陰謀》的大學報，揭露了將學生分類的內幕，引起了轟動，師生自發聚會抗議。黨委對抗議學生施以鎮壓，製造了“6·18事件”。被鎮壓的師生就成了造反派。1966年11月，重慶江陵機器廠技術員高德安到技術科找支部書記張角光談事情，偶然看到張書記的辦公桌上的壹份技術科人員“排隊”名單。黨組織把群眾分成四類，壹類是依靠對象，二類是團結對象，三類是批評教育對象，四類是打擊處理對象。高德安眼疾手快，從書記辦公桌上抓起來就看。張書記急了，兩人就在辦公室里拉拉扯扯，追來跑去，高德安壹邊躲閃壹邊看，看清了才還給了張書記。高德安離開支部辦公室，立即找了李木森和其他三人，把他看到的“排隊”名單情況告訴了其他人，在他們這五個人里，沒有壹個人排在壹類，排在三類的有兩人，高德安被排在四類！高德安為什麼被排成四類呢？後來才知道，他在北京工業學院讀書的時候，因為“言論”問題被學校記入了檔案，運動壹來，首先被劃入打擊對象。五個人忿忿不平，就向技術科職工講了，絕大部分職工聽到後都表示不滿，並希望他們去找書記把問題了解清楚。第二天下午，壹上班，他們五人要求張書記把“排隊”名單壹事說清楚，張書記堅守秘密。怎麼辦？高德安提議：現在社會上已經開始成立各種戰鬥隊了，我們也成立壹個“尖刀戰鬥隊”，自己解放自己。在“尖刀戰鬥隊”的逼迫下，張書記說出了“排隊”是廠黨委讓搞的。此事傳開以後，各車間、各科室紛紛向黨支部交出“排隊”名單並當眾銷毀。高德安是尖刀戰鬥隊的隊長，後來是紅軍戰鬥團的團長，再後來成了軍工井岡山江陵兵團的“壹號勤務員”。

　　在社會上，長期受到打壓的“地、富、反、壞、右”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但他們沒有造反的權利。造反組織也不敢吸納他們，怕被對立面指責“隊伍不純”。也有壹些勇敢的右派分子站出來支持造反派，如當過右派的武漢軍區作家白樺，寫了支持造反派的詩篇，並親自在街頭散發。

　　到底參加哪壹派，要觀察形勢，判斷大局，從而作出趨利避害的選擇。如果說，文革初期是反黨委還是保黨委將人們分為兩派的話，以後發生的層出不窮的事件，迫使人們不得不作出選擇。每發生壹起重大事件，人們都必須表明自己的態度：支持誰？反對誰？當時的說法是“站隊”。多年殘酷的政治運動，使得多數人選擇政治風險小的這壹派。“站錯了隊”是很危險的。在政治瞬息多變的情況下，普通百姓在惶恐中不斷地“站隊”，不斷地辨別政治方向，不斷地表忠心。當時流傳壹句話：“站不完的隊，請不完的罪，寫不完的檢查，流不完的淚。”站錯了隊就要挨整，寫檢查，請罪。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是他們作選擇的主要依據。然而，對中央文件和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不同的理解，就參加不同的派別。前面說的每個人所處的社會地位，是他們的底色，在選擇時起著潛在的作用，但到底參加哪壹派還是依勢而定。

　　必須指出的是，無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還有人際關係因素。上海柴油機廠的政工系統的幹部，從廠黨委到車間黨支部，基本是轉業軍人幹部，生產和行政系統的幹部大多是上海地方幹部。這兩個系統的幹部平時就談不到壹起，在工作中也有矛盾，到文革時終於顯現兩派。以政工幹部系統為核心組成了“東方紅總部”，其成員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車間級黨支部幹部居多。這種社會地位的人群應當參加保守組織，但因為反對生產系統的廠長朱文斌，說朱是叛徒，上海市委認為朱的問題在“四清”中已作“不是叛徒”的結論，保護了他。所以“東方紅”就反對上海市委，因而參加了造反派組織“工總司”，參加過“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和“康平路事件”，是“工總司”初期的壹支重要力量。也支持新成立的上海市革委會。除了這種群體性的人際關係以外，壹般成員對派別的選擇，個人關係也是壹個因素。與自己關係好的人在這壹派里，就跟著參加了；這壹派有兩個自己不喜歡的人，就不參加這壹派。

　　從表面看，造反派反對的只是偏離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當權派。從深層看，造反派中的激進的壹翼是否定17年的。但是，否定17年，並不是說17年因政治上專制而剝奪了人權、因經濟上統制而極度貧困，而是說17年是“資產階級的黑線主導”。在信息單壹灌輸的年代，在當時的話語條件下，對老百姓來說，“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就是“壞”，就是“惡”，他們借反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反對官僚制度的“惡”。造反派中除了極少數人外，沒有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訴求，這在當時是滔天大罪，是要殺頭的。

　　當時造反派的訴求主要包是：揭批當權派和工作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解放被當權派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受害群眾，清查和燒毀所有整人的“黑材料”；深入全國各地煽風點火，鼓動受害群眾起來造反；壓制、瓦解、摧毀保守派組織。這些都是中央十月工作會議所提倡的。有些造反派的訴求超越了十月會議的目標：河南的造反派紅衛兵從壹開始就追究省委書記吳芝圃在“大饑荒”的責任；貴州的造反派組織調查大饑荒的情況。有少數造反者提出“改善無產階級專政”，有的要推翻“十七年來在中國形成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建立類似巴黎公社的沒有官僚的新社會——‘中華人民公社’”。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掘起的造反派，不像中學生紅衛兵那樣搞“血統論”，“破四舊”，他們的鬥爭矛頭很明確：當權派。至於這位當權派是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先打倒再說！在批鬥當權派和反對保守派時，他們也沿用老紅衛兵的壹些作法——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示眾，以及各種形式的身體摧殘。他們也在批鬥當權派時有時將“反動學術權威”甚至“地、富、反、壞、右”抓出來陪斗。他們也採取過幾次影響巨大的“破四舊”行動。如譚厚蘭為首的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公社”破壞了山東曲阜孔府。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保守派還是造反派，都是積極地表現自己的革命性，妳革命，我比妳更革命，妳斗走資派，我斗的走資派比妳斗的走資派職務更高。壹些省市，職務最高的當權派是各派群眾組織爭奪批鬥的對象。“革命競賽”是文革中極端手段出現的原因之壹。

　　造反派的分裂和派性鬥爭

　　工人造反組織壹般是由學生“點火”並依靠學生造反組織而興起的。1966年七八月間，工人還沒有結社自由，個別勇敢分子和造反學生串連，被本單位打成了反革命。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得到了解放，成了工廠造反派的頭面人物。1966年11月發生上海“安亭事件”以後，各地工人造反組織風起雲湧，上海“壹月風暴”以後，工人造反組織占領了舞台中心。學生紅衛兵的角色不斷轉變：從到工廠企業“點火”者，到工人造反組織初期的參謀，轉而成為政治舞台上的輔助力量。工人造反壹旦登上政治舞台，其氣勢、其力量，就大大超過了學生。學生紅衛兵的行為主要出發於多年意識形態的灌輸，而工人造反派的行為，除了受意識形態的指引以外，還從社會實際出發。

　　保守派群眾組織1966年底垮台以後，造反派群眾組織成了主流。按照毛澤東的意願，如果這些造反派群眾組織聯合起來，按他的要求建立新的秩序，就可以實現“從大亂走向大治”。但是，造反派群眾組織成了主流以後，各組織之間開展了無休止的“派性鬥爭”。“派性鬥爭”的激烈程度和殘酷性，遠遠超過了早些時候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的鬥爭。不少地方還動用了現代武器，相互間大開殺戒。1967年春，有些省、市黨委和當地駐軍借“二月逆流”的機會，把已經垮台的保守派重新扶持起來（有些中小城市的保守派組織壹直沒有垮台），參與“派性鬥爭”。這就出現了造反派之間、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的大混戰。毛澤東的“天下大治”目標成了泡影。

　　同樣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造反，為什麼相互還打起來了？主要原因大體有兩個方面，壹是認識方面的差別，對某些重大問題或某主要領導幹部持不同的看法；二是不同的“山頭”之間的鬥爭。 在壹月奪權中，為了權力分配，不同“山頭”之間的分歧激烈化、公開化。造反派群眾組織壹旦分裂為兩個對立的組織，社會上不同的勢力就會介入，支左部隊中不同觀點（如野戰軍和省軍區）各支壹派，派別鬥爭就更尖銳、更持久了。

　　造反派群眾組織出現“山頭”，有其自然的過程，從根本上說，還是造反派的指導思想和制度根源。造反派壹旦成了頭頭，階級鬥爭的思想、權力鬥爭的手腕、個人英雄主義的氣概、“以我為中心”的權力欲望，就會表現出來。沒有民主法治的指導思想，沒有制度創新的合理目標，造反派組織壹旦壯大起來，就會成為獨霸壹方的“山大王”。

　　以南京為例。

　　南京大學是南京地區重點大學之壹。文革的“火種”主要是通過南京大學傳播到南京地區的。北大聶元梓大字報廣播以後，南大隨即發生“6·2事件”，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匡亞明被打倒。隨著運動的不斷深入，南京大學出現了三個不同類型的紅衛兵組織，即“南京大學紅色造反隊”，“南京大學8·27革命串聯會”（簡稱“南大8·27”）和“南京大學紅旗戰鬥隊”（簡稱“南大紅旗”，批判匡亞明，保工作組。）。“南大紅旗”參與社會上的保守組織垮台以後，就剩下“南大紅色造反隊”和“南大8·27”。這兩個造反的學生組織走向社會，與工人結合，推動了社會上造反派跨行業組織的建立。

　　隨著對資反路線的批判，官辦的“南京紅衛兵總部”和“南京工人赤衛隊”等保守組織垮台。1966年11月1日成立的江蘇省紅色造反總司令部（簡稱“省紅總”），是南京最大的“山頭”，這是壹個激進的造反組織。該組織的發起單位和核心力量是 “南大紅色造反隊”。主要頭頭包括南大政治系中年教師文鳳來、新華社江蘇分社記者戴國強（戴因違反了新華社記者不能參加當地群眾組織的規定，被姚文元點名撤銷記者職務）、南京市新華書店職工孔繁潔，南大外文系法語專業學生施威、姚金璜、耿昌賢等。“省紅總”包括很多下屬組織，其中最有戰鬥力的是“省工總”和“省紅總中專總部”。

　　“省工總”（全稱是江蘇省工人紅色造反總司令部）是全市性工人造反組織，成立於1966年11月中旬，成立時得到周恩來的同意。“省工總”原來成員比較複雜， 1967年1月28日改組後，以大中型企業的產業工人為主。領導成員包括晨光機器廠“革聯”頭頭朱開地、長江機器廠“紅旗”頭頭魯學智等人。改組時原“省工總”部分頭頭拒絕交出權力。於是形成“新工總”與“老工總”並存的局面。

　　南京造反派另壹個“山頭”是“南京8·27”。它是“南大8·27”的推動下建立的。成立於12月20日。“南京8·27”包括部分工人和農民，但是其主體依然是大中學校的教師和學生。“南京8·27”雖然也是造反派，但與“省紅總”相比，其政治立場較為穩健、溫和。

　　1967年1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壹月革命”的帶動下，南京市不同的“山頭”的頭頭召開的聯席會議，商議奪權問題。會上“省紅總”與“南京8·27”就相互之間的統屬關係發生爭議。“南京8·27”方面以退出行動相威脅，加入抵制活動的還有其它小“山頭”。但“省紅總”領導人不顧這些抵制，繼續組織其他激進勢力發動了“1·26奪權”。“南京8·27”內的激進派成立了壹個“南大8·27奪權大隊”，轉入了“省紅總”陣營。南京軍區對奪權行動表示了支持。隨後以“省紅總”及其支持者為主體的“奪權委員會”宣布接管權力。受到排斥的“南京8·27”及其支持者不甘心。他們很快策動了壹場關於“1·26奪權”的爭論。南京地區的造反派由此分成兩大陣營：以“省紅總”（“省工總”是其中的主力）等這些“山頭”為壹方，以“南京8·27”等另壹些“山頭”為壹方。前者說“1·26奪權好得很！”後者說“1·26奪權好個屁！”南京造反派就分為“好派”和“屁派”。此後，“好派”和“屁派”之間展開了持續的派性鬥爭。

　　類似南京造反派中“山頭”間的鬥爭各地都有。此外，同壹個造反派組織分裂為不同的組織，分裂後出現新的“山頭”，其間的派性鬥爭也是各地的普遍現象造反派為什麼會分裂呢？還是以我親身經歷的清華為例。

　　1966年9月底，清華大學有三個學生組織：以劉濤、賀鵬飛等為首的“清華大學紅衛兵”，以“八八派”為主體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和以蒯大富為首的“清華井岡山兵團”。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保守的“清華大學紅衛兵”逐漸式微，到1966年年底解體。剩下的兩個組織都是造反派，“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溫和壹些，“清華井岡山兵團”激烈壹些。清華大學紅衛兵解體以後，其中很多人歸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旗下。

　　在江青的說服和督促下，1966年12月１９日，清華井岡山兵團、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聯合為“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 此時保守派紅衛兵退出了政治舞台，造反派在清華壹統天下。以蒯大富為首的井岡山兵團總部就是管理清華的最高領導機構。

　　雖然聯合了，井岡山兵團內部在壹些問題上常有爭論。例如，1967年“捉鬼隊”通過欺騙手段把王光美弄到清華，在西大操場批鬥，號稱“智摛王光美”。原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中的很多人持批評態度。1967年4月，由於對待幹部問題上有不同看法，4月14日成立了“四壹四串聯會”，這個串聯會的主要內容是落實幹部政策。這實際上是“清華井岡山兵團”之外的壹個組織。由於蒯大富要在5月30日成立以他們為主體的革委會，“四壹四”斧底抽薪，5月29日正式從清華井岡山兵團里分裂出來成立“井岡山四壹四總部”。這樣，清華就出現了兩個對立的組織：“井岡山兵團總部”（簡稱“團派”，“老團兒”，是掌權的多數派）和“井岡山四壹四總部”（簡稱“四壹四”，“老四”，主要成員是原來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是在野的少數派。）。我也成了“老四”。

　　清華的造反派為什麼分裂為兩派？從人員構成上，四壹四中“優勢”學生較多，“團派”中“劣勢”學生多。“優勢”學生雖然造反，但比較溫和。團派比較激進。這種差別，在他們合併以前就有顯示。這兩派還有看法上的分歧，關鍵是對十七年的看法。

　　“團派”認為十七年的教育路線是修正主義的，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廣大的幹部都是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所以，十七年必須全面否定，舊清華必須“徹底砸爛”。 “四壹四”派認為十七年成績是主要的，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只是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廣大的幹部是好的或比較好的，絕對不能“大翻個兒”。

　　蒯大富不承認“四壹四”是造反派，說我們是“掛著紅布條的小地主”,我們當然不樂意。“團派”當然是“響噹噹的造反派”了。那個時候，“造反派”是多麼光榮的稱呼！

　　清華的“團派”和“四壹四”持續了壹年半的鬥爭。在這壹年多的鬥爭中，兩派頭頭們採用了種種政治鬥爭的手段對付對方。我當時說過壹句話：“清華有很多重要的機密專業，向學生傳授很多重要的機密技術。現在，最重要、最機密的技術——權術，已經普及了。”在文革中活躍在政治舞台上的群眾組織頭頭們，都產生在極權制度下，都尊崇階級鬥爭理論，難道還期待他們有什麼政治文明嗎？看到兩派頭頭們不停地耍權術，多數人是厭惡的，外出串聯的，當逍遙派的越來越多了。欣賞權術表演的觀眾越來越少了。

　　然而，已經登上舞台的演員們還得繼續表演。毛澤東支持蒯大富，不喜歡“四壹四”。周恩來是同情“四壹四”的，雖然他沒有明確表態，但兩派是明顯地感覺到了的。“團派”想憑藉他們的優勢地位，實現兩派聯合、儘快建立以他們為主導的革委會，“四壹四”不同意“團派”提出的條件，壹直無法聯合，革委會遲遲不能成立。

　　?革委會成了泡影，兩派更加尖銳對立。蒯大富看到聶元梓用武力解決了她的對立面“北大井岡山”的作法得到了中央支持，他也效法，1968年4月23日發起武鬥。四壹四的頭頭們也不是等閒之輩，在4月23日之前就到處占樓、修工事。雙方武鬥從1968年4月23日開始壹直持續到7月27日，號稱“百日大武鬥”，11位大學生在武鬥中失掉了年輕的生命。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出3萬人的 “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制止了武鬥，兩派群眾組織同歸於盡。

　　全國各地造反派分裂比清華大學要複雜壹些，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壹，隨著運動深入產生了不同的政見。種種不同的政見歸納起來大體有兩種：激進的，對十七年持否定態度，認為十七年是“黑線為主”；溫和的，基本肯定十七年，認為十七年“紅線為主”。二，在“大聯合”和“奪權”中爭權力，爭地位。當然，爭權力和爭地位也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見。壹派掌權以後，另壹派就沒有說話的權利，這是專制制度的特點。造反者沒有跳出專制思維，沒有民主的辦法。三，背後有不同的支持者。支左部隊支持這壹派、壓制另壹派；在搞“三結合”時，壹部分老幹部向這個組織“亮相”，另壹部分老幹部向另壹個群眾組織“亮相”，這些都促進了群眾組織分裂，加劇了群眾組織之間的派性鬥爭。

　　不論是原來組織造反組織時產生的“山頭”，還是同壹組織分裂成不同的“山頭”，壹旦獨立存在，就和其它“山頭”或聯合，或鬥爭，或者今日聯合，明日鬥爭。這些“山頭”背後常常有人插手、操縱。這些背後插手、操縱者是共產黨高層不同派別、不同觀點的軍人或老幹部。他們時隱時現，或明確表態，或幕後活動。群眾組織的派別鬥爭與共產黨本身的宗派相結合。

　　進入1967年，群眾組織之間的鬥爭，發展為武鬥。1967年初，軍隊開展“三支兩軍”直接介入地方文革。毛澤東要求軍隊支持左派，即支持造反派。但是，相當多的軍隊卻支持了保守派。有的地方軍隊把1966年底將要垮台的保守派扶持起來（如武漢的“百萬雄師”，廣西的“聯指”），這樣，相當多的地方，保守派站在支左部隊壹邊，造反派站在反對支左部隊壹邊。由於軍隊介入，軍隊支持的壹派比較容易得到武器（當時叫“搶武器”，如果軍隊不願給，手無寸鐵的群眾怎能搶得到？毛澤東曾經指出了這壹點。）另壹派也想方設法弄到武器。因而出現了用現代武器的大規模武鬥。

　　1968年5月，發表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派別是階級的壹翼”，這就把不同群眾組織之間的鬥爭上升為階級鬥爭。毛可能是想用這頂大帽子阻止派性的發展。但武鬥的每壹派都認為自己這壹派是無產階級，對方是資產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