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郭宝胜 写于 二零一四年

　　文化更新

　　壹、从狼文化到羊文化

　　各位企业界同仁，妳们好。今天我们来反思壹下当前中国的主流企业文化究竟是什麽？同时，我们也结合西方企业精神试图为这个文化找出壹条更新的出路。

　　我把当下的主流企业文化概括为狼文化，这种文化表现在市场秩序上就是不守规则、蚕食客户、毫无诚信、撕杀流血，表现在管理上就是强制性的执行、塑造“没有任何藉口”的奴性员工和邪恶的“狼性总经理”，表现在企业家精神上就是贪婪攫取、荒淫腐败、不知捐献和回报，等等。而我们要大力阐释和推广的就是源于西方企业精神根源的羊文化。

　　羊文化在市场上表现为顺服规则、客户至上、诚信与爱、共拓海阔天空，表现在管理上强调服务式领导、工作与生命信仰的壹致、用生命活出执行力，表现在企业家精神上则是尽力挣钱、尽力省钱、尽力捐钱的天职精神，羊文化更新了 2003年以来“执行”从走俏到走极端的外在执行型文化，更新了不顾手段和过程、“要的是结果”的非人性和反生命的职场狼性法则，它也更新和提升了余世维、姜汝详等人所宣扬的功利短浅的企业决胜之道。羊文化在塑造企业界人士新生命的同时，给予当下市场经济以生机与秩序，必将为民族国家的良好转型与和平掘起在企业界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壹) 狼文化概述

　　好，我们先看看狼文化。

　　2004 年 4 月，自出版界推出《狼图腾》壹书以来，以狼为核心符号、图腾、宗旨的企业文化甚至社会文化充斥国内大小企业、瀰漫各个城市及大小媒体，各种人士粉墨登场、追胸顿足，为狼辩护、讴歌、讚颂甚至发狂。多年以来，以华为任正非、中华英才网张建国为代表的企业界、人力资源界，以馀世维、姜汝祥为代表的谘询培训界，相互呼应帮衬、狼狈为奸，共同掀起了狼文化的大潮。这是刚刚进入现代文明的国度中上演的蒙昧时代的图腾晚会，是壹次唤醒兽性记忆、高举丛林法则的狩猎誓师，而从现代西方企业文明角度看，这是壹次敌基督文化的喧嚣和挣扎。

　　我们先看看狼文化的来历与演变。

　　狼，食肉目，哺乳动物，性凶残、机警、多疑、贪婪。捕食中、小型兽类，喜群居。狼非常机警，经常窥视羊和牧羊人的活动机会，壹旦有隙、马上出击。这就是馀世维、姜汝祥等人所谓的狼最善于抓住机遇的特性。狼喜欢吃羊，狼与羊可谓天生的敌对者。狼吃羊时非常贪婪与残忍，它在最短的时间裡，能放倒多少羊就放倒多少，然后慢慢吃。而且它专瞅羊羔、残疾羊下手，与扶助弱小的善性背道而驰。

　　俗话说：猛虎怕群狼。狼出击时经常成群结队，相互配合，形成壹个作战团队。这又成为狼文化提倡者所津津乐道的“团队精神”。

　　古往今来，狼给人类留下残酷凶恶的记忆，狼性被人们总结为野、残、贪、暴四字，即野蛮、残忍、贪婪、暴虐。野蛮就是践踏温顺与文明，残忍就是绝不温柔、手段毒辣、无所不用其极，贪婪就是无限制地攫取、毫无节制和礼让，而暴虐就是以暴力手段巩固权势、滥杀无辜。狼性背叛了人性，狼性是对传统的叛逆，是对国人长期以来循规蹈矩、忍辱负重的犬儒人生的反动，是对“温、良、恭、谦、让”思想的颠覆。

　　从某种意义上看，在狼邪恶的面目背后，长久压抑并遭受折磨的国人看到了壹种强大叛逆的生命能量，这种生命力给当下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农耕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人们似乎觉得，在这个外有洋敌、内有“土狼”的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具备“狼性”的邪恶及其生存能力，会更加强大、更有胜算，更有成功、胜利和富足的可能，于是，狼因其对道德的叛逆、勃勃的生机和强悍的力量而成为中国这个号称礼仪之邦的 21 世纪最时髦的图腾，而《狼图腾》作者也对我们整个民族发出了大声的反问：“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

　　《狼图腾》的出版人将该书送给了当时正在登机出国的骸�柖�事局主席张瑞敏先生，他对该书的评价为狼文化横行神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说：“读了《狼图腾》，觉得狼值得借鉴。其壹，不打无准备之仗，其二，最佳时机出击，其三，战斗中的团队精神”。号称中国第壹 CEO 的张瑞敏之言，立即在企业界掀起了阅读《狼图腾》的高潮，大小企业纷纷仿效狼的精神，打造狼壹样的团队。

　　恰逢其时的是，在中国有壹个企业、有壹个企业家，正好壹直在鼓吹和实践狼文化。这就是作为企业狼文化典型的任正非先生和他的深圳华为公司。任正非军人出身，非常崇拜毛泽东，当然他也很崇拜狼。华为经过多年的打拼，成为中国市场GSM 设备、交换机产品及接入系统的佼佼者，年销售额达 15 亿美元。 2000 年美国《福布斯》中国 50 富豪排行榜上，任正非名列第 3 位，他的个人财产估计为 5 亿美元。任正非自己很推崇狼，他也被人描画成壹隻狼。任正非说：“狼有三大特性，壹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企业要扩张、必须有这三要素。”“企业就是要发展—批狼，”企业“每个部门都要有壹个狼狈组织计划，既要有进攻性的狼，又要有精于算计的狈”。他要求员工要像虎狼壹样具有力量，要求华为成为很具攫取性的“土狼”。华为内部强调集权、攻击、极端、制衡、压强、群众运动。 。 。

　　任正非曾经制定了壹部《华为基本法》，而且展开了基本法大学习运动，他也推广壹种大壹统的公司文化，不允许子文化存在；他喜欢招 24 岁以下的新员工，原因即在于便于洗脑，他对部下更多的是专制与独裁，很难适应非军事化的平等关系。他也无法接受壹个企图摆脱他控制和影响的接班人存在，因此在他与高层管理人员之间出现了不少难堪。除了在方法上外，他写文章、发表演讲也极力模仿毛泽东，他的文章标题诸如《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向美国人民学习什麽》极其像毛文。

　　在中国，大大小小崇拜毛泽东的企业家不计其数，像以前三株的吴炳新，模仿毛泽东进行全国会战，“农村包围城市”，并採取金字塔形的集权管理架构，结果土崩瓦解、毁于壹旦。史玉柱先生以前也对毛“情”有独锺，大搞市场运营中的运动与战役。牟其中崇拜毛到壹定地步，竟然留著毛的大背头，模仿毛的神态举止到处留影。万通的冯仑，骨底里也受到毛的影响，在某期万通企业内刊新闻稿上，这样写到：“冯主席神采奕奕，健步走向主席台”，这不是形容毛的用语吗？为民企维权的大午集团的孙大午先生，是个意识进步、大家寄予厚望的企业家，可惜最近发生了“鞋套”事件，就是壹个北京友人在他进屋时要求他穿个鞋套，他勃然大怒，并在公司裡组织人写文章讨伐这位北京友人，在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可见他的内心深处自傲自卑的圣人情结还是没有彻底根除。

　　伴随著推崇企业家个人独裁与集权、讴歌攻伐征战、撕杀掠夺、缔造颇具“毛”式风格文化的狼文化在企业界的方兴未艾，出版界也紧跟潮流。 《狼图腾》风靡大江南北、畅销数十万册，据说已将近壹百万册。其他的狼类图书如乱草病菌壹样呈现蔓延之势：

　　《狼阵—团队合作之终极哲学》

　　《狼魂—强者的经营法则》

　　《狼性法则—强者的职场生存之道》

　　《狼性生存—人生必知的强势生存之道》

　　《披上狼皮—办公室心理修炼》

　　《狼道全集—成就个人、团队、企业的铁血定律》等等。估计跟随《狼图腾》

　　风的狼书有 60 种之多，真是狼行天下、猖獗嚣张。

　　管理培训界，两个大名鼎鼎的培训师成为狼文化的代言人。馀世维、姜汝祥都是靠讲“执行”而暴得大名的。执行是反官僚主义的，讲执行在中国企业有针对性。

　　但执行问题如果仅仅在形式上寻求答案的话，那麽必然导致无限地加强决策者的强权和蛮力。所以他们二人都非常希望企业领导能成为狼。 （他们当然不懂得用生命活出执行力的羊文化。）

　　馀世维在他的培训光盘中大肆吹捧任正非，说那是壹匹狼，还说华为的公司文化非常简洁，就壹个狼字。所谓狼文化就是狼的三个特性：壹嗜“血”，就是善于抓住商机；二狼寒“天”出洞，意即市场再怎麽不好，也要出击；三成群结队，组成团队进行商战。馀世维对狼文化非常推崇，多次举例歌颂华为及任正非。这些理念连同他根据血型、星座来进行人力管理壹样，误导了大批国人。

　　姜汝详的名字裡含有壹个“羊”字，而且他的公司取名为“锡恩”，很有《圣经》意味，可是他所极力宣扬的恰恰是跟“羊”敌对的狼文化，就像反基督教著名斗士方舟子，起的名字倒像基督徒壹样。最近我在北京、西安、深圳等各地机场，发现到处都摆放著姜汝详的那盘《狼性总经理》，血红色的封面上写著“唤起狼性！

　　持续获胜！”的嚎叫式口号，裡面写著“未来世界只有壹种企业家能够生存，那就是狼性总经理”。

　　《狼性总经理》8 盘 DVD，竟然卖到 2800 元的高价。据说由于前陈安之团队骨干的加入，他的《狼性总经理》课程在深圳销售得非常火暴，每张入场券在 3000元以上，场场爆满、人们趋之入骛。 《狼性总经理》到底宣扬什麽呢？我们听听裡面的嚎叫：“唤起中国企业的狼性，高层领导者的最大使命就是迫使员工进化，适者生存是大自然的演变规律，同样适用于企业的发展过程。。。。。。 ”“中国企业要想真正强大，唯壹的出路就是要懂得适者生存。必须像狼壹样强悍。。。。。。。”

　　这俨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当代的翻版，俨然让国内企业归回史前丛林争战之中，这与最先进的国际企业理念真正是南辕北辙！

　　在人力资源界，中华英才网总裁张建国也是狼文化的代言人，他极力鼓吹要在公司植入“狼文化”，努力打造、引荐、塑造壹批“狼”壹样的职业人士。成为壹隻真正的狼，是他对所有职业人士的忠告，他曾经非常狠毒地说：“妳现在如果不是狼，最起码妳要先成为壹个'披著狼皮的羊'，然后成为'披著羊皮的狼'，最后成为'披著狼皮的狼'。”成为壹匹货真价实、表裡如壹、极强极狠的狼，就是这些人力资源人士的最高追求。这与李宗吾《厚黑学》中的厚黑三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壹步是“厚如城牆，黑如煤炭”。

　　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

　　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

　　在狼行天下、狼道肆虐神州大地的时刻，也有不少明智之士挺身而出，指斥狼文化。畅销书《藏獒》作者、青年作家杨志军在壹次答记者问中说道：“我读过《狼图腾》，作者讲的是狼作为自然的代表和草原的主宰，无可奈何地走向消亡的悲剧过程。可惜人们看不到这壹点，看到的只是狼的凶残和吃掉弱者的方式，并在无限夸大之后视为楷模。。。。。。关于'狼道'、'狼经'的现代崇拜完全违背了人们的普遍愿望，违背了人性公德，它是极端利己主义的壹种宣洩，是市侩哲学的壹次喷溅。”

　　另外壹位作家林希也指斥狼文化是市侩哲学，他指出，狼崇拜的文化张力，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性，更是社会转型期浮躁心态的恶性膨胀。狼文化公开挑战社会道德标准，使破坏性的市侩哲学变得合法。

　　我们不难看出，狼文化是中国社会步入现代文明转型期的产物，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不规范的体制和刚刚起步的企业发展的共同产物。我们先总结壹下狼文化特徵，在稍后的狼、羊文化的对比中，将有对狼文化更详细的解读。狼文化有五个特徵：

　　1。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重视的是方法与手段，漠视道德与诚信。 （狼为达目的採取的是残暴的反善性的方法）

　　2。 “妳死我活”的“残酷竞争”。 （只有羔羊们的死亡，才能换来狼的生存与发展）

　　3。尽力攫取、贪婪蚕食、鱼肉客户、供应商是冤大头。 （狼身上没有壹处可用来奉献的，他天生就是攫取、自私冷血地对待非狼的壹切生物）4。强制执行，绝对服从，对业绩结果无休止地要求，透支执行过程中的健康和道德。

　　5。壹统天下、吃掉主义破坏市场，对均衡、共赢、可持续发展的商业环境的破坏。

　　(二)羊文化概述

　　世界上没有哪两种动物，象狼与羊那样对比鲜明，而且完全是吃掉被吃掉的关系。如果狼代表的是残忍、攫取、背叛、多疑、狂暴、妳死我活、凶狠、独占的话，那麽羊就代表了温柔、奉献、顺服、信任、安详、我死妳活、良善、双赢。

　　狼 ------羊

　　残忍 -----温柔

　　攫取-----奉献

　　背叛-----顺服

　　多疑-----信任

　　狂暴-----安详

　　妳死我活-----我死妳活

　　凶狠-----良善

　　独占-----双赢

　　我们人类在狼身上几乎什麽也佔不到，有次我讲座时有人说有狼毫毛笔，但是狼毫毛笔在国内能找到几支呢？然而羊的全身对我们人类都有用，它完全是全然奉献的。羊肉味美可口，羊奶人可食用，早上大家喜欢去吃羊杂碎。羊皮、毛经过加工可以穿戴，羊角、羊肚可制作酒器、酒具。还有羊毛披毡、羊毛毯子、羊毛帽子，小女孩们玩的羊骨玩具，还有给人类带来宝贵文献资料的羊皮卷，等等。羊对食物不奢求，吃的是青草，从不伤害任何其他生物。正如有人考证《圣经》，认为人类在挪亚大洪水前壹直是吃素食和蔬菜的，在人类罪恶嚣张后才开始吃活物了。羊表示了没有堕落前的生物的饮食习惯。

　　按照进化论的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理论，狼比羊更适合生存与发展，因为起码狼不担心被羊吃了，但是在大自然中狼多还是羊多呢？显然弱小的羊留下的更多。

　　狼壹胎能生 5、 6 个狼崽，而羊壹胎只能生壹头羊，按照想像好像狼应该繁衍得更快，但实际上狼的数量远远低于羊的数量。弱小、毫无攻击力的羊反而发展得更好，这有力地证伪了进化论。

　　羊代表温顺，始终能听牧羊人的话。羊群在没有水草的荒野中，依然和顺的跟著人走。羊的忍耐力很强、在自然环境很恶劣的情况下也能前进不止，在很多陡峭的山冈、悬崖上，羊也爬上爬下。羊外表上很温和，但生命力却十分旺盛。它遇到攻击后有时也非常倔强、毫不退让。

　　羊是吉祥的象徵。中国古人觉得如果在早上，看见蓝天上飘著如羊般的白云，这是生命和幸福的徵兆。古代的罗马人也认为，当天第壹眼见到的动物，如果是羊，则像徵著爱和幸福。

　　学者黄杨在《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3 期上撰文指出，古代中国曾经存在过壹种以灋及其善、义、美（均以“羊”为内核）为特质的“羊文化”。它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宗教生活。如在湖南出土的商朝四羊方尊，就是有力的证明。有别于龙的羊不是个别民族的图腾和吉祥物，而是壹个多民族共同的图腾。真正能代表“黄河文明”及其祥和循法与礼仪之邦本质的吉祥物不是像徵帝王、皇权、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的“龙”，而是作为道德象徵、面目和蔼可亲的“羊”。中华民族祥和循法、道德践履的优良传统与审美崇尚的诗性精神根植于古老的“羊文化”。所以，黄杨认为，中华民族绝对不是“龙的传人”，也不是“狼的传人”，而的的确确是“羊的传人”。

　　在汉字中褒义的、美好的很多字，都是以羊为便旁部首，如“善、义、美、祥”，在《说文》中写道：“美，甘也，从羊从大”。 “美，善也。”羊大为美，这壹点大家都知道。

　　为什麽羊大为美呢？因为可以献祭了。羊的最佳用途是献祭，当它为祭品的时候，它是最美的。羊壹岁的时候，是最强壮的时候，没有负过轭，没有任何的残疾，无瑕疵无斑点，被拣选来献祭，这是何等的美！羊是作为祭物献给上帝——蒙上帝的悦纳，得上帝的祝福。从来没有听说过把狼作为祭品献给冥冥之中的神的。

　　每个中国人都会说“替罪羊”这个俗语，但“替罪”与“羊”究竟有什麽逻辑联繫，大家都没有深究过。如果没有壹种文化和信仰作为资源，“替罪羊”三字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实际上“替罪羊”三字是《圣经》文化的产物。在《圣经?利未记》中记载：古代犹太教每年壹次由大祭司按手在羊头上，表示全民族的罪过，已由这隻羊来承担，然后把这隻羊赶入旷野，称为“负罪羊”或“替罪羊”。用羊来洗清民族的罪，得以获得上帝的悦纳与同在。

　　在《圣经出埃及记》记载，上帝要击杀欺压犹太人的埃及人家的长子，为了免除击杀犹太人自己的长子，埃及的犹太人在逾越节正月十四日黄昏，每家杀羔羊壹隻，代替各家长子而死，用血涂在门框门楣上，作为标记，免去了击杀。而埃及人家的长子全被击杀。由于埃及人长子被击杀，法老最终允许犹太人离开埃及。这也是犹太人逾越节的来历。

　　羊能代替人类赎罪，本来人犯罪，人要受惩罚、要死，但是用羊来代替了，人不再死了，而羊要被杀、成为赎罪的祭品了。根据《圣经?新约》的教导，真正的替罪羊是耶稣，耶稣是上帝之子，他把自己作成了赎罪的祭品，代替人类的罪孽，从而使人能够洗却身上的罪孽、恢复与上帝的关系。耶稣就是替人赎罪的无瑕疵的羔羊，而耶稣是何等神圣的人和神，所以，羊由此具有了神圣、圣洁的特质。

　　在《圣经》文化中，羊根本不是软弱、无用的象徵，而是非常神圣和伟大的，而且直接就指称上帝之子耶稣。 《圣经?约翰福音》中写到：“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裡，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圣经?哥林多前书》写道：“妳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淨，好使妳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圣经?彼得前书》中写道：“乃是凭著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与我们的偏见相反，羊也是最神圣、最荣耀、最有权柄的。在《圣经?启示录》中写道：“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讚的。”

　　“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裡，和天地间壹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讚，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他们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著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我们看到羊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是何等的尊贵，这种羊的象徵和诠释深深地影响了西方文化，渗透到他们的企业文化、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文化中。在我们了解羊文化在西方企业决定性影响之前，先看看羊文化的精义。

　　(三)羊文化的精义

　　羊文化的精义在于：奉献（全身可为人用）、牺牲（赎罪的祭品）、担当、我死妳活（耶稣的死换来了上帝选民的永生）、爱、服务、双赢、顺服规则、温柔、善良、宽容、多元、民主、圣洁、公义、慈爱、荣耀等等。

　　羊文化的精义在于攻克己身、努力塑造和更新自己，而非将眼光总是盯著对方。

　　我们更应该指点的是自己的内心。就像《圣经》中所说的：不要只看到弟兄眼中的刺，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个人内心的更新带来环境的更新，环境的更新带来大家的壹起更新。这裡不是“妳死我活”，而是“我死妳活”，当然这个死指的是“旧我”的死，自己先不更新，怎麽能带来全体的更新呢？ 羊文化的精义在于建树新的东西，而不要将重心放在颠覆、破坏旧的东西上。新的东西建立起来了，旧的自然就瓦解了，而在没有新的东西的情况下，旧的东西的瓦解带来的可能是灾难。

　　羊文化的精义是不靠暴力颠覆、吃掉对方等恶的手段获胜，而是靠双方壹起更新、用祈祷、自我牺牲、灵魂得救等善的方法来更新恶，叫恶自我悔改、变为善。

　　在《圣经?罗马书》中写到：“不要以恶报恶。妳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以善胜恶就是用良善、正义、慈悲、自我牺牲的方法在道义上、道德上、灵魂生命上战胜恶、化解恶、更新恶，正如《圣经?路加福音》中所说：“妳们的仇敌，要爱他；狠妳们的，要待他好；咒诅妳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妳们的，要为他祷告。”

　　以恶报恶的结果大家知道，就是秩序的永远混乱失衡，就是专制独裁永无休止的循环。被压迫者的暴力革命成功后，可能比前任更加地野蛮和专制。

　　在基督教羊文化熏陶下的政治领袖甘地、曼德拉、马丁?路德?金都用非暴力的、道义的力量最终战胜了强大的黑恶势力。这种道义的力量被经济学家赵晓先生誉为“温柔的力量”“平静的刚强”，真正更新人类历史的力量，就是这种温柔的力量。

　　甘地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深受基督教思想浸染的他发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终瓦解了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甘地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间公正，壹生中曾１６次绝食，１８次进监狱，５次遇刺。但他坚守非暴力原则，没有因自己的被凌辱而鼓动武装起义，而且他也痛斥印度人内部的暴力活动和倾向。英国人最终发现向甘地而不是其他势力妥协才是最好的出路，这就是羊战胜狼的最好版本。

　　美国克拉泽神学院神学博士、蒙哥马利市基督教浸礼会教堂牧师马丁?路德?金是黑人民权领袖、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自 1955 年 12 月发起和平抗议运动到 1968年 4 月 4 日被刺杀的 10 多年中，坚持非暴力争取人权原则，用道义的力量唤醒白人的良知，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黑人人权的进步。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张也曾受到黑人内部的挑战。 60 年代中期，更加年轻也更加好战的政治活动家所阐述的“黑人力量”与金的非暴力的壹贯主张背道而驰，年轻人逐渐赢得了各地民众的支持。陷入困境的金拒绝放弃自己的非暴力主张。

　　1965 年，有好战倾向的黑人活动家马尔科姆?X 在壹次集会中遭到枪杀，这成了民权运动的壹个转折点。被压抑了几十年的痛苦和愤恨壹下子全部爆发出来。和平示威活动这道金壹直为民权运动苦心经营的防护堤很快就垮了。这壹年的八月，洛杉矶近郊的瓦茨镇就曾经发生过壹次爆炸事件，第二年该镇再次发生了爆炸。到了 1967 年的时候，美国的许多内陆大城市都几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马丁?路德?金却始终没有放弃“以善胜恶”，他的信念与方法影响了美国黑人。

　　当金被壹颗子弹夺去了他仅 39 岁的生命时，全国超过壹百个城市爆发暴乱，不过金的理念已深植美国人心底，无数群众，包括白人、黑人，扶老携幼，唱起"we shallovercome"，和平地纪念他的逝世。

　　羊文化的理念也影响了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他早年主张暴力活动，但后来他以非暴力运动掀起了黑人维权的高潮。当曼德拉与当时的总统德克勒克壹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再壹次说明了羊文化的胜利：不需颠覆，大家壹起更新；前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共同获得双赢。

　　其实作为专制者喜欢的是狼，他们不喜欢大家都变成遵守规则的羊。为什麽以前广州火车站那麽乱，很多贩毒、强迫卖淫的狼在其中出没，就是因为可以乱中取利啊。为什麽中国的股市被人称为“狼市”，不仅因为有众多狼出没，而且由于造市者可以在混乱中大大渔利。古往今来的暴君最喜欢大呼“狼来了”的故事，这样就可以巩固他的权威和地位。狼文化在国内大行其道，完全是必然的。如果人民成为温顺的、恪守秩序和道义的羊，那麽狼就没法乘乱渔利了。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妳们去吧，我差妳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羊进入狼群不仅没有死，反而数量越来越多。基督徒在国内的数量每年在飞速增长。

　　我们离开话题谈得有点远了，现在我们讲讲羊企业文化。

　　(四)企业文化：羊无限制、无约束的攫取利润是狼企业文化的特徵。但是作为世界卓越企业没有壹个将攫取利润作为企业宗旨，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跨国公司竞争力》课题组在研究世界 500 强时发现：他们树立的企业核心理念几乎很少与商业利润有关。

　　以下是壹些大家熟悉的企业的宗旨：

　　摩托罗拉：保守高尚的道德，对人永远的尊重。

　　福特：让每壹个人都用得起汽车。

　　IBM：尊重个人 全方位追求卓越

　　沃尔玛：尊重个人、服务顾客、追求卓越

　　这些公司宗旨似乎与自己的商业利润无关，更强调的是人类的永恒道德规范和对社会的责任。作为全球最大的美容保养品直销企业，玫琳凯的黄金法则是《圣经?马可福音》中的话：“妳希望别人怎样待妳,妳也要怎样待别人。”这是壹种靠基督的爱而非靠狼的凶狠的企业文化。他们的每项管理决策,都根据这项黄金法则来制定。

　　玫琳凯公司热心公益事业，玫琳凯?艾施慈善基金会已捐款 800 多万美元为卓有成就的医务人员进行治疗癌症的研究和为妇女建立防止家庭暴力的庇难所。在中国，玫琳凯创立“玫琳凯妇女窗体顶端创业基金”，已累计达到 400 万元，为长春、合肥等 10 馀个城市的 3000 馀名下岗女工重新就业创造了条件；迄今为止，玫琳凯公司已经捐款 210 万，在中西部贫困地区新建了 9 所玫琳凯春蕾小学，同时还捐款建立了 38 个玫琳凯春蕾女童班，投入资金总金额达到 450 万元。 2004 年玫琳凯公司决定捐款 100 万元人民币与全国妇联共同设立“全国妇联-玫琳凯反家暴热线16838198”（大家中间有人有需要可以打这个电话）。 。 。 。 。 。玫琳凯公司凭著爱心反而扩大了市场，玫琳凯公司三度被评为“全美 100 家最值得工作的公司”，同时也被列为最适宜妇女工作的 10 家企业之壹。

　　世界 500 强多次首位、全球最大连锁店沃尔玛也是靠服务而非攫取扩大了市场。

　　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与太太海伦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每个礼拜都上教堂，也担任教会执事及主日学老师，信仰决定了山姆及沃尔玛的文化—知道感恩、用爱心对待壹切人、最低的价格提供最好的服务。沃尔玛对顾客的服务达到了极限的要求，它坚持“比满意更满意”原则：要向每壹位顾客提供比满意更满意的服务，壹项服务做到让顾客满意还不够，还应努力想方设法加以改进，以期提供比满意更好的服务。在中国，沃尔玛也与红十字会、希望工程联手，进行了大量的捐赠、慈善活动。

　　沃尔玛 8 年多累计向慈善、公益团体捐献超过 1974 万元的物资。沃尔玛也是靠具有爱心的羊文化扩大了效益与市场。

　　湖南梦洁家纺公司是我熟悉的壹个以圣经为文化根基的企业，它的企业文化核心是：在以“爱”为基石的付出中成就荣耀。企业中统壹的行为规范是：1。洁身自好。 2。善待他人。 3。爱人如己。梦洁在公司内外都推广壹种爱为核心的文化，这样的良善反而扩大了公司的市场与利润。梦洁荣获 2005 年全国床上用品市场综合佔有率第壹。它也获得全国 2005 年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因此我们企业家不要像狼壹样天天思考怎麽样吃掉竞争对手，怎麽样设陷阱欺诈客户，而要以羊文化的精神，时时琢磨：如何靠更好的、更多附加值的、更有爱心的、更能带来良善的、更卓越的产品质量、技术和总体服务来赢得客户、扩大市场。我们经营企业、在市场中纵横，就要学习羊的精神：全然的奉献、以爱心为客户服务、捐赠、顺服规则、善良、宽容、慈爱、荣耀等等。

　　我妻子前段时间怀孕，买了壹罐惠氏奶粉，售货员要求她留下电话号码，她不在意的留下了，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惠氏奶粉上海总部的电话，问寒问暖，并告诉怀孕期间要注意的事项，过了壹周又来问候，并寄来壹个“未来妈妈手册”，这个公司的壹举壹动使我们感到它是真心地献爱心给我们，我们也愿意继续使用它的产品甚至孩子也要用。有段时间摩托罗拉的手机业务利润大跌，后来新上任的中国总裁时大鲲先生在壹年之内使公司利润增长了 60%，原因在于摩托罗拉加强了机型和款式的数量，使本来技术力量雄厚的摩托罗拉开始满足了年轻消费者对时髦款式的需求，如此的服务终于又重新获得了客户。

　　(五)对比：狼与羊

　　我们将要通过当下市场上的狼文化与羊文化的对比，看出狼文化对我们的危害，看出羊文化才是我们企业文化的唯壹出路，甚至整个文化的唯壹出路。

　　1．商业欺诈还是诚信至上

　　国内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以至人们拿到 50 元、100 元钞票之后的第壹个动作就是看看、摸摸是不是真的，注水猪肉以假乱真，据查每头注水猪在临屠宰之前注水 5 公斤以上，医疗费用动辄几十万，天价医疗费事件在媒体频频暴光，短信收费上用模糊语言欺骗客户，各种专利、优秀产品被仿冒、被造假、被跟风者各行业都已经正常化，欺骗性的广告在各种媒体上招摇过市、供应商是冤大头，货款欠两、三年已属正常，很多企业靠压供货商的款过日子、企业间的诚信伦理丧失殆尽。

　　在 3?１5 晚会被曝光的欧典地板显然给消费者撒了壹个弥天大谎，这个地板根本不是所谓的德国制造，而且这家企业连自己的地板制造厂都没有，当然，就像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所说：“谎言撒的越大，就越有人相信”。北京人都见过，在北三环马甸桥路旁最显眼的广告牌上写著“欧典?2008 元/平米”，这个谎言够大吧，地板贵到可以当房子买了，而且跟 2008 奥运会挂上钩了。为什麽这个地板这麽贵，说是从德国 70 年树龄的特种树上加工出来的，但后来记者调查这种地板成本最多 500 元/米。

　　在欧典精美的宣传册上写著：德国欧典创建于 1903 年，在欧洲拥有 1 个研发中心、5 个生产基地，产品行销全球 80 多个国家。此外，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罗森海姆市拥有佔地超过 50 万平方米的办公和生产厂区。后来由于欧典经常受到消费者投诉，央视记者亲赴德国，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德国欧典。欧典地板的德国血统终于被证明只不过是个国际玩笑。但是更大的玩笑是，这个欧典居然被中消协连续六年授权其使用 3?１5 信誉标志、连续 5 年评为最受北京人喜爱的产品，真是欧典天天 3?１5、栽倒却在央视 3?１5，所以中消协本身的诚信最值得消费者关注。

　　我们看看壹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它的诚信程度如何？在当今的新加坡，其国土面积才几百平方公里，不到上海的十分之壹，人口不到 400 万，相当于上海的三分之壹，但是其国民生产总值却高出上海 100 亿美元，这到底是什麽原因呢？壹样的市场经济，壹样的人种，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到非经济的法律上，我们就会得到答案。

　　新加坡有全世界最健全的法制，关于诚信方面的立法更是非常的严格，例如欠帐不还者首先要入穷籍，不得进出高档场所，不得出国旅游，不得进行高档消费，否则情节严重者将面临壹年牢狱之灾等等。诚信加快了它的发展速度，提高了经济规模效益。

　　美国是壹个商业信用非常完善的国家，个人普遍使用信用卡，刚到美国的人很难办到信用卡，原因是：没有信用记录。但当妳有壹定的借钱还钱的记录，开始得到人家信任的时候就可以办信用卡。美国消费时壹般用信用卡，在刷卡的时候，人们总是壹丝不苟，因为总有壹双看不见的眼睛盯著妳，那就是妳的信用记录——妳所有的用卡情况都会被银行记录在案。

　　有壹个中国著名记者到美国访问，在壹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应交费用是2 美元。

　　但记者只剩下 1.75 美元了。这可怎麽办？记者告诉了收费员实情，收费员递给记者壹个信封，嘱咐记者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把 0.25 美元寄给收费站。这个中国记者很好奇，如果不把这区区 0.25 美元寄过去又会怎样?壹位美国朋友告诉她，如果那样的话，她将为 0.25 美元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个人信用调查公司会把这件事记录在案，她的信用历史从此有了污点，以后再想干什麽就难了。原来，信用污点就是这麽来的。

　　与个人信用相比，美国公司之间的商业信用更加重要。壹家公司壹旦言而无信或欠钱不还，将很难再在商界立足，甚至其商业生命将因此而终结。

　　经济学家赵晓先生曾经写过壹篇《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的雄文，这篇文章揭示了信仰为基础的市场伦理对经济的不容忽视的作用，赵晓说他不明白为什麽中国那麽多经济学家到美国去，就是没有壹位考虑壹下美国到处林立、触目即是的教堂究竟与美国市场经济有什麽关系？追溯到 1904 年，倒是壹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到美国后，写出了壹部震古烁今的有关信仰与经济关系的旷世经典，这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作者韦伯初到美国就为基督信仰、教会在经济中的非凡作用而震惊，他尤其感到那种神圣地挣钱的观念，就是视挣钱为天职，壹方面挣钱必须圣洁、讲究诚信和道德，另壹方面视挣钱为职责、为上帝使命的基督教观念是促成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与发展的主因，他认为新教伦理有力地促成了美国市场经济良性地、飞速地发展。在壹个狼文化充斥的市场经济，我们欠缺的就是诚信与圣洁，欠缺的就是体现新教伦理精神的羊文化。

　　2．从“没有任何藉口”到用生命活出执行力的“新职业观”回首以往，2003 年以来影响中国企业管理文化的壹条脉络实际非常清楚，这条脉络就是从执行开始到没有任何藉口再到狼性总经理，它最终走向了反人性的终点。

　　所幸的是随著 2006 年“蓝海战略”和本人“用生命活出执行力”的新职业观的提出，给企业文化界带来了的曙光。

　　与狼文化的兴起跟书《狼图腾》有关壹样，近年来企业文化的脉络要从《执行》这本书开始，由拉里?博西迪等人所著的该书在中国掀起的热潮之所以更加持久和猛烈，原因在于它契合了中国企业界面临的紧迫任务：那就是反官僚主义、反形式主义和反口号主义，将以前在计划经济中养成的国企习气和自然经济状态中的不认真、不彻底性全部扫荡乾淨，就这个意义上而言，执行文化的兴起代表了国内企业界的提升。此后，执行、执行力开始成为企业界最为热门的名词，大大小小的企业培训师都以执行为核心内容粉墨登场，馀世维、姜汝祥都是以讲执行而名声大噪，前者反对口号、反对 ERP 是切中时弊而值得肯定的。为了配合领导层讲执行，员工阶层如何具有执行力的培训和书籍也开始风靡神州，《致加西亚的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销售了几百万册。

　　任何舶来品，来到中国就有可能变样，“执行”风靡后朝两个方向演变，壹个是强化管理层的意志、力量和谋略，以为如此最终可解决执行问题，这样就出现了余世维极端强调的华为的狼文化和姜汝祥的“狼性总经理”，另壹个趋势是极端强调员工的执行力和绝对服从、军人壹样无条件、机器壹样无生命，这就出现了那本据说销售近千万册、应需制造的所谓西点军校精神的《没有任何藉口》，该书风靡国内大部分企业，为壹种打造奴性员工、不顾员工自身发展、不顾工作与生命协调发展的职业文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因此，当我们看到“执行”最后演变为“狼性总经理”和奴性员工时，确实感到“种下的是龙种，收穫的是跳蚤”。所幸的是，这种对真理的偏离开始有了得到矫正的迹象。自 2006 年开始，壹种新的企业文化慢慢进入视野，这种文化也是以两本书为标志，壹本是针对管理层的《蓝海战略》，壹本是针对员工的《新职业观》，两书也标志著企业狼文化向羊文化的过渡。

　　《蓝海战略》我们在这裡先不多讲，它要颠覆的是传统以竞争为中心的“红海战略(血腥竞争)”，该战略对绝大部分竞争者而言是壹种零和游戏。而“蓝海战略”

　　通过以创新为中心，扩大需求，靠加大行业的“饼”来开拓新领域。蓝海战略提醒我们不能只顾同行业间的恶性竞争与撕杀，而要以“价值创新”的方式开拓还没人进入的新领域，面前就会出现壹片蓝海。无疑，“蓝海战略”也内含在羊文化之中。

　　《新职业观》以新教天职精神为核心培训当下员工职业精神，强调生命信仰与工作的壹致，强调工作就是上帝的呼召（calling）、是壹种敬拜方式。这些话看起来也没有什麽，但它所起的效果是惊人的。我们知道狼文化塑造员工执行力的方式，更多的是靠严密的制度、紧追不捨的跟踪和反馈，靠反复地强调细节的重要，但是这些外在的制度、律法很难解决问题，举个简单例子，现在大城市裡的交通法规制定的完善不完善、电子眼安装的多不多？已经是非常的完备了，但为什麽交通状况还是那麽糟，交通肇事还是那麽多？这些问题制度是解决不了的。大家都愿意把这些归之于国人的素质不高，但这个素质归根结底就是人的道德和信仰。员工如果把工作看成天职、看成为上帝这个老板打工、看作人生目的与计划的壹部分，而不是为了捞得月底薪水的手段，那麽他就肯定会自动自发、注重细节、讲究诚信。

　　公司上班的打卡制度、长途电话使用制度壹直是令管理层头痛的事情，再严格的打卡，也有人有办法逃脱，就是使用从电信局申请的密码、使用木盒子和大锁、叫专人保管和登记，也有狡猾的员工採取各种方式偷打长途电话，但是我所知道的许多美国公司，实行的却是从不打卡、开放式长途电话制度。德胜（苏州）洋楼公司是壹家在全国各地建造美式别墅的公司，经济效益非常好，它招的建筑工人大多是农村来的孩子，但在这裡壹直实行的是开放式长途电话。无论在哪里安装电话，都要开通国内长途业务，有的还开通国际长途电话，甚至户外如凉亭等地方，还安装有电话插孔，只要接上电话机就可以通话。费用情况是很正常稳定，几乎没有公用之外私用的电话费用产生。这种开放模式靠的是个人的品德与修养，而品德又来自信仰。正像德胜公司总监聂胜哲先生所说：“壹个人要靠自己的自觉去约束自己，不能靠别人去约束自己。”而德胜公司靠什麽来塑造员工的自觉性呢？

　　这就关乎到用生命活出执行力问题了。德胜总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要求员工必须要看的壹个小册子是《基督教要道问答》，因为“我们在跟壹个全国都在信基督教的国家打交道”。有了信仰为根基，就有真正的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会使妳对工作有崭新的看法，如此工作才不会成为手段，而成为壹生计划的壹部分，成为目的本身，每天眼前的工作就跟永恒的意义联繫在了壹起。

　　在《罗马书》中写到；“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因妳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说出了信仰与宗教的根本区别，宗教就是靠形式、制度来约束人，而信仰却是生命的改变。 “如果上帝的灵住在妳们心裡，妳们就不属肉体，乃属灵了”生命的改变才是真正的改变，所以生命的塑造与更新是锻造执行力与职业精神的最彻底方法。

　　如何塑造生命执行力呢？我的那本《新职业观》壹书中提出三个要点，1。缔造员工的人生观及信仰；2。注重职业道德的践履；3。注重职员的家庭和生命的和谐。

　　关于职业道德践履我书上提的很多了，我这裡不讲了。在书中我提到深圳去年7 月《晶报》的壹篇报导，深圳龙岗区壹家手袋厂由于有了夫妻房（233 对夫妻有168 对住在厂里夫妻房），而使工厂效率大为提高，至少提高了三成。让人性中的正常需要得到满足，努力谋求职员的家庭和生命的和谐这是人道的最起码的表现。就是在监狱中也有不少探监专用的夫妻房，更何况我们的企业呢？有了对人的爱，人的尊严才能得到保障，员工才能时刻为企业著想，才能焕发出自己的热情和才干出来。

　　要打造壹个百年企业，就要塑造员工的人生观及信仰。张瑞敏不是说过他在企业中不仅是个工程师，而且还是个“牧师”吗。有了信仰，大家就知道自己从哪裡来？要到哪裡去？目前状态应该干什麽？就知道自己卑微的工作也具有神圣的价值。渖阳华夏人集团是有口皆碑的酒店行业的翘楚，该企业的每壹个员工都视自己的工作为神圣的使命，平凡如酒店中的厨师，也定下自己的格言：行厨如行医，菜品如人品。在酒店中到处还悬挂著《华夏人厨师宣言》，我摘录如下，与大家共享：

　　我们是有生命信仰的人，因著喜爱中华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从而被赋予从事餐饮料理的工作, 我们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以此为自豪!我们在每天的工作中得到满足、快乐… …但有些遗憾的是:现代社会随著科学技术的发展,饮食行业有了巨变,虽说“吃”是人类的本能，但今天人们所吃的食物已与过去有了天壤之别。 。 。 。 。 。 。 2005 年，我们全体华夏厨师为捍卫我们的神圣工作，我们决定进行厨房革命。 。 。 。 。 。这条路虽然艰难,但为了顾客和我们自己的健康及华夏人的荣耀，我们愿意勇敢地走下去。在菜餚上我们本著:尽可能选择无公害原料，加以精心调制，逐渐朝著浓而不腻、淡而不薄、辣而不粑、烂而不泥的风格演变，从而形成“壹物各显壹性，壹性各养壹经，壹菜各成壹味”的中华古朴饮食特色。

　　有了这样的信仰和对职业的神圣情感，我们还会愁员工不自动自发、不注重细节、不敬业吗？事实上，我去年五壹前去华夏人酒店时就发现，在那裡脏活累活大家抢著干、饭菜是新鲜可口而且非常优惠、服务员的微笑永远是那麽自然、健康和欢欣，而且每天早上他们在唱歌、默祷时，我听到身边员工在为他们老板的身体健康、在为五壹节的晴朗天气和业务火暴而祷告。这在其他企业是闻所未闻的。

　　在《没有任何藉口》被清除出市场之后，流行的依然是《狼道》《服从》《要的就是结果》等捨本逐末、急功近利、误人子弟的书，这些都是原初企业狼性竞争的产物、只能起到短暂有限甚至恶劣的作用。在噹噹网上书店，有个署名“壹个世界500 强企业的高管”的网友给姜汝详博士的书《要的就是结果》写评论道：“这是哪来的博士？是中国本土的博士麽。没觉得有什麽有新意的地方，就这本书所讲的东西，壹句话就可以概括：员工要好好工作，累死也没关系。请问博士，妳有没有参加过工作，闭门造车，模仿别人是永远没有出路的。其实封面挺好，还不如做个赌博类图书，可能比较对得起纸，教给读者壹技之长。”

　　中国企业要想长足发展、成为世界 500 强壹样的企业，在职业精神上壹定要从大本大源开始，从西方羊文化之壹的清教徒精神去寻找。当我们不去捨本逐末、不单为身外之物而耗尽生命本身时，当我们树立了以每个个体的生命信仰为基石的职业观，将生命信仰的实现与工作完全融为壹体时，我们就有可能真正用生命来活出执行力。

　　德胜总监聂胜哲为什麽要叫员工看《基督教要道问答》呢？因为世界上没有壹个宗教能比基督教更加将人的神圣权利与尊严提高到壹个高度，在《圣经》开篇就提到：“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上帝是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也就是说人有上帝的形象与样式，这在其他宗教中是很少见的。

　　这让人体验到了自己的尊贵与权利。所谓“以人为本”如果没有关注人格中这种伟大的神性，就永远不到位。另外基督教更加独特的壹点是，人是由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也就是上帝自己的死救赎回来的，人之所以尊贵又是因为上帝用他的重价救赎人类的。所以人权根本上而言是壹种信仰，这种信仰决定了西方企业中人性化管理和对人的尊重。

　　圣经中的道，英文单词是 word，是言语、话的意思，它不同于哲学的道 logic，也不同于自然的道，它是活生生的生命。所以基督教强调的并不是知识、制度与形式，而是壹种活生生的生命。所以人最重要的是生命的改变。根本而言，企业成员不能靠制度活出执行力，而应该用生命活出执行力。

　　3．相争还是双赢

　　狼文化的兴起也加剧了国内企业界妳死我活的撕杀争战，为什麽要变成狼，据说壹个是要对付国内竞争对手，另壹个是要对付加入世贸后国外的强大对手，“狼来了”，所以我们要变成狼。

　　在国内，同行是冤家、仇敌，互相抢客户、夺市场、挖人才甚至制造事端、陷害对方的产品质量和公司形象的层出不穷。整个市场就是血流满地的“红海”。罗建法先生在他的《狼道与人道：中国商业的王道与霸道》中有壹段精彩的文字描述国内企业互相间的撕杀，他这样写到：

　　“格兰仕与美的就小家电收购壹事大打口水战。引起壹段同城恩怨。说起两家恩怨，可谓源远流长，当年格兰仕进军空调行业，并且宣布要做中国空调的制造大王，而空调恰恰是顺德空调行业老大美的的拳头产业；同样，美的小家电也进入了微波炉领域，并且做到了全国市场第二，紧跟在格兰仕之后，而微波炉也是格兰仕的核心产业，两家都把对方进入自己的核心产业领域看作是对自己的侵犯。于是，仇恨就此形成。其实，不光是格兰仕与美的之间互相视为仇敌，同在顺德的万家乐和万和之间亦常常兵戈相见。青岛的骸�柡秃Ｐ胖�间，合肥的美菱和荣事达之间，都发生过类似的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恶性竞争。。。。。。 90年代的彩电价格大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大家为了争霸而起，当年的长虹举起价格屠刀，大杀四方，随后创维，TCL，康佳等企业也不甘示弱，纷纷跟进，壹时间烽烟四起，最后，大家都无钱可赚，彩电行业成为夕阳行业。”

　　这段文字很形象的说明了国内企业的狼性竞争。

　　羊文化强调的是共存共赢，不是谁吃掉谁的问题，而是大家如何壹起更新的问题。这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大道。在这裡重点提壹下《蓝海战略》，该书开篇就讲了壹个故事，是两个马戏团——太阳马戏团与玲玲马戏团之间的故事：

　　1984 年，壹群街头表演者创办了太阳马戏团，迄今为止，世界各地已经有 90多个城市的近 4000 万人观赏过其作品。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裡，太阳马戏团的收入水平就达到了全球马戏大王——玲玲马戏团通过 100 多年的努力才取得的高度。

　　更不寻常的是，如此快速的增长并不是在壹个新兴产业中取得的，而是发生在壹个日渐衰落的产业中。以传统战略分析的观点来看，这样壹个产业，其增长的潜力实在有限。

　　太阳马戏团的成功靠的不是在日益萎缩的马戏市场中夺取顾客。传统马戏市场的主要顾客是儿童。太阳马戏团并未与玲玲马戏团就市场份额竞争，而是开拓了崭新的市场空间，从此如入无人之境。它所吸引的是：成年人、商界人士，它的马戏使些人愿意花费高于原门票几倍的价钱，太阳马戏团最初的作品之壹，就叫做“我们再创了马戏”。

　　太阳马戏团认识到，要想在未来取胜，就必须停止与其他竞争对手间的竞争。

　　打败竞争者的惟壹办法，就是停止那种试图击败竞争者的做法。当然，能打败对手，在红海中遨游，这点永远很重要。红海永远有其作用，它是商业生活中的壹个事实存在。但是，今天在越来越多的产业中，供给都超过了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在日益萎缩的市场中为份额而战，虽说是必要的，却不足以维持企业的上乘表现。企业需要超越竞争这壹境界。它们必须开创蓝海，以抓住新的利润和增长的契机。

　　国内企业有实行了蓝海战略与羊文化的企业吗？蒙牛老总牛根生，虽然姓牛，但很具有羊文化的特徵：他给社会大量的捐赠，他提出“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口号，他对伊利不仅没有恶性竞争更没有出现在那本《蒙牛内幕》中经常发生的投毒事件，而是和平相处、达成共赢。

　　蒙牛创业时，在第壹块广告牌上写的是“做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在冰激凌的包装上，他们打出了“为民族工业争气，向伊利学习”的字样。蒙牛人没有跟伊利等呼和浩特市的牛奶企业相争，反而提出了“中国乳都”的概念，全力打造“内蒙古”这个大品牌。在他们看来，壹个品牌的地域优势是可以利用的。因为呼和浩特的奶源在全国最优，人均牛奶拥有量也居全国第壹，借助这个地域优势，他们在呼和浩特的主要街道投放灯箱广告，提出“我们共同的品牌——'中国乳都'呼和浩特”这样的主题，壹时间，媒体争相关注，频加报导，也得到了呼和浩特市民与政府官员的关注与支持。在很段的时间内，蒙牛靠蓝海战略很快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 践踏规则还是顺服规则

　　在中国做企业，壹直以来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些敢于挑战规则、钻法律空子、作姦犯科的人，反而会获得巨大利益。而那些遵守法律的人，在人们看来很难获得巨大利益。官商勾结、倒卖土地、坑害拆迁户利益发财暴富的大有人在，周正毅及其夫人就是壹个例子；不顾环境污染、牟取巨大利益的企业多如牛毛，去年哈尔滨市停水 8 天就是壹个中国巨型企业干的好事。山西的小煤窑违规开採，导致中国的煤碳，含血量世界第壹，每次矿难要死多少中国同胞，我前几天见壹个山西人，他说小煤窑主富得流油，但他们个个道德败坏、该当万死，只说壹点，当他们在壹个地方开採完后，全然不管当地已面目全非、全部被破坏的自然环境而壹走了之，毫无壹点回馈之心！

　　中国股市被很多股民称为“狼市”，在这裡没有规则和法律可循，充斥著动物丛林般的嗜血竞争。上世纪 90 年代股市发展初期，还有点朝气、稚气，大多数上市公司还是比较遵守游戏规则，实实在在地报业绩，给投资人较优厚的分红。可后来，眼见壹些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技术”处理，虚报业绩，骗得配股、扩股资格，壹轮又壹轮地“圈”到上亿、十几亿资金，可供大股东侵占、高管挥霍，于是，就有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仿效，大家都学会了“狼道”。做庄家的没有不与上市公司内部人勾结搞内幕交易的，股评家们自己开起了投资公司，私募基金，也与上市公司内部人联手，吹拉弹唱壹条龙。 “狼道”颠覆了正常的投资理念，只有违规、作弊、欺诈、造假、内幕交易才有暴利而风险又小，市场就会群起效尤，拜“狼”、崇“狼”，以“狼”为师，以“狼”为荣，原本有“羊”性的，也变身为“狼”。

　　有人给中国股市裡的“狼”画素描，大致有这几种——永远喂不饱的“狼”——盘剥勒索上市公司的贪官污吏。壹些掌握著公司上市推荐、审批、监管大权的不法官员，以权设卡，以卡牟利。

　　“疯狼”——上市公司的不法高管。他们可以不受股东约束，内掏外挖上市公司。

　　“肥狼”——上市公司的不法大股东。通过做假业绩、假题材等欺骗投资人,“玩别人的钱才是老大。”

　　“饿狼”——股市恶庄。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股价。

　　“嚎狼”——股评“黑嘴”。以自有资金或私募基金做庄。国外股市也有股评家，但人家管得很严，不能自弹自唱，其交易行为受到严格监控。

　　“战狼”——操盘手。比如炒亿安科技，庄家可能最后被惨套，但操盘手及关系人物壹定大赚。

　　“智狼”——以高端知识武装的现代“狼”。像宋如华之流的“海归”，以假重组、做假业绩、拉大旗四处“圈地”，闪电般狠捞壹笔，卷款外逃。

　　上市国企被掏挖时，有人这样形容：有能耐的用推土机挖，能耐小点的用锄头挖，能耐再小的用挖耳屎勺也要挖壹点，如此上上下下大家挖，金山银山也经不住挖。众多上市国企，就是这般被挖垮的。

　　中国社会閒资庞大，股市本不缺资金，只是相当壹部分股市资金被“狼”吓出了市场，场外资金也闻“狼”驻足，不敢轻进。中国股市连续 4 年大跌，就是被“狼道”搞垮了的。

　　国内市场充斥的是践踏规则的狼，作为遵守规则的羊，还是比较少见。我在深圳见到经济学家赵晓先生，跟他谈起狼文化羊文化这个题目，他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羊文化的企业在中国太少了，需要大家壹个壹个树立。

　　有壹个故事，说是壹个中国青年到美国找了个女朋友，三更半夜开车壹块来到壹个十字路口，他见路口虽亮著红灯但没有监视器，而且空无壹人，所以他毫不犹豫开车就过了路口，他的这个美国女朋友觉得他不遵守规则、脑子有毛病，为此就与他分手了。后来他回到中国，找了壹个北京女孩，壹天晚上开车壹块到北京的壹个十字路口，又是红灯，又是没有监视器，又是空无壹人，他心裡想，这次千万不能再犯在美国时的错误，壹定要老老实实遵守规则，所以他在路口静静地等待红灯，结果呢？这个北京女孩觉得他这个人犯傻气、脑子有毛病，为此就与他分手了。所以这个中国青年在美国和中国都找不到女朋友。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麽呢？说明了遵守规则已经渗透到美国人的血液当中，说明了遵守规则的羊文化和践踏规则的狼文化在两个国家的不同长势。

　　美国企业遵守规则的程度已经到了我们无法想像的地步，我们在抵制假冒伪劣产品的时候，人家已经关注产品在制造过程中是否犯规;在产品质量早已不成问题的情况下，他们关注企业在生产时是否违反劳动法规、是否破坏了环境。

　　美国著名的生产牛仔裤的 Levis 公司在 1990 年代，将工厂从加利福尼亚转移到了墨西哥，出于对海外劳工生活状况的关注，壹贯喜爱 Levis 的美国学生髮起抵制 Levis 运动，Levis 不久便开始审核供应商，杜绝在生产流程中的违法和不人道现象。和 Levis 壹样，美国著名的耐克公司也壹直深受“血汗工厂”指责的困扰，就在去年上半年，耐克发表了四年来首份《社会责任报告》，公佈了曾被公司视为商业机密的700个供货商的具体情况。在这份长达108 页的报告中，耐克公司承认，与其签有合同的供货商中的确存在著盘剥工人、强制工人超负荷劳动的情况，并表示将会建立壹个特别小组，保证僱员们的收入、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符合要求。

　　今年 3 月 27 日，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投资性公司工作委员会(ECFIC)发布《企业社会责任北京宣言》，郑重承诺将努力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企业公民应尽的社会义务。 ECFIC 会长、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总裁郝睿强表示，签署《北京宣言》的六十六家会员企业将据此在涉及法律、员工权益、环保、企业信息披露等十二方面严格自律，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有力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最近几年出现了很多好名词，如“与国际接轨”“建立和谐社会”等等，我们看到如果不向体现羊文化精神的西方企业学习，我们永远不能与国际接轨，永远不能建立和谐社会。

　　(六)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吗？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在《中国青年报》曾经发表壹篇很有影响的文章，这篇文章中写到：“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壹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

　　我们回想下自己，从小接触到的就是“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就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我们不知道什麽叫爱，更不知道作为羊文化的“爱仇敌”。

　　雷锋有句名言：“对同志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寒冬般冷酷”，但那个时代大部分人都被划为敌人，连毛泽东的两个钦定接班人都被划为敌人，所以壹个人大部分情况下都要“寒冬般冷酷”，都要将心变硬，要学会在残酷的丛林中生存，要变得像狼壹样凶横、残酷与狡诈，否则就有被关牛棚、劳改甚至枪毙的可能。

　　所幸的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 21 世纪终于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壹个以爱为根基的社会，壹个不再有残酷打击、镇压、欺诈、坑害的社会。

　　但是大家知道，和谐社会是与狼文化不能共容的，壹个和谐社会必以羊文化为根基。

　　为了营造和谐社会，为了塑造羊文化，我们不妨先从自己的企业文化开始更新。

　　面对过去，我们要悔改，面对未来，我们要更新。我们要从自己的生命改变开始，先从自己不行贿受贿、不逃税漏税、不虐待员工、不荒淫赌博开始，我们要先从自己的办公室进行更新，再更新自己的高级管理人员，再从管理人员更新到每个员工，进而改变自己的企业文化。然后再去影响我们的供货商、客户、市场监管人员等等。

　　我们要改变自己人性中的狼性，实现狼到羊的转变，我们要从：

　　残忍转向温柔

　　攫取转向奉献

　　背叛转向顺服

　　多疑转向信任

　　狂暴转向安详

　　妳死我活转向我死妳活

　　凶狠转向良善

　　独占转向双赢

　　我们要在各自企业中宣讲羊文化，在各自行业中宣讲羊文化，我们尤其要在中国企业管理培训界形成羊文化的势力！

　　结束语

　　最后，我们来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世界各国首脑都对她恩戴仰慕的特蕾莎修女的名言作为结束语：

　　人们常常不讲道理，不合逻辑，以自我为中心；但我们仍要原谅他们。

　　如果妳友善，人们也许会责难妳自私、另存动机；但我们仍要友善。

　　如果妳成功，妳将赢得壹些假朋友和壹些真敌人；但我们仍要成功。

　　如果妳诚实而坦白，人们也许会欺骗妳；但我们仍要诚实与坦白。

　　妳耗费数年营造的东西，也许被人壹夜之间摧毁；但我们仍要营造。

　　如果妳寻找到恬静与快乐，他们可能嫉妒妳；但我们仍要快乐。

　　今天妳行善，也许明天人们就将它遗忘；但我们仍要行善。

　　妳把拥有的最好的奉献给世界，或许这永远不够；但我们仍要将最好的奉献。

　　二、从龙文化到羊文化

　　（壹）羊文化真正应对的是龙文化

　　2006 年，本人的壹篇《2006：从狼文化到羊文化》引起多方关注：海内外多种媒体纷纷转载，南方的《市民》杂志将该文全文发表；华人世界著名的学者粱燕城先生对该文非常推崇，并在《信报》发表宏扬羊文化的文章。在内地，本人所到之处，深圳、昆明、上海、苏州、杭州、温州、西安、北京、天津、渖阳、徐州、榆林等等听众，无不早就耳闻该文；在该文发表半年后，狼文化典型华为公司就发生员工胡新宇疲劳死的全国瞩目事件，华为的狼文化不得不进行收敛，年底在深圳讲座时也知道在华为开始允许异类子文化的存在；在该文发表将近壹年后，德国著名汉学家波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宾（Kubin）言辞激烈，认为在中国热门的《狼图腾》，对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他评价：“这本书让中国丢脸。”全国壹片哗然，这是对狼文化批判、对羊文化呼唤的最新注脚。

　　综观 2006 年全年，虽然狼道依然猖獗，但狼文化已经臭名昭著、江河日下，与之相对的羊文化却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方兴未艾。当然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羊文化虽已深入人心，但面前的路还很坎坷，除了狼，最为关键的是还有壹隻怪兽、壹个真正的敌手在拦阻著、张牙舞爪、虎视眈眈。我们本能地意识到：如果说 2006年的使命是在经济领域宏扬羊文化，遏止狼文化的话，那麽，2007 年的使命就是要在文化、社会领域来宏扬羊文化、颠覆龙文化。

　　2006 年 12 月 4 日来自上海的壹则新闻报导在华夏大地引发了轩然大波，就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吴友富教授大胆宣布：中国形象标志将来可能不再是“龙”，主要原因是“龙”的英文“Dragon”，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壹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 “龙”的形象往往让外国人产生壹些不符合实际的联想。

　　吴友富教授的宣告是继 1988 年中央电视台《河殇》电视专题片和 2002 年海外神州传播协会《神州》电视专题片后对龙文化又壹次公开的挑战或否定。虽然吴友富教授的言论招致网络民族主义者们的攻击，但是作为体制内高官的他提出这样的题目是耐人寻味的，这意味著，随著时代的发展，中国社会的高层已经认识到龙文化的局限甚至弊端。那麽龙文化究竟有那些局限和弊端呢？而羊文化为什麽能取而代之呢？

　　从龙这个图腾的来源上，权威学者已经考证龙是壹种虚构的神物，它的形像是吸收了许多动物形像中最神奇的部分组合而成。所有图腾，包括龙完全是人类自己的创造物，所以图腾最终表达的是人自己的意念和目的。自古以来，人应该敬拜的是整个宇宙的造物主，而不是造物主所造的物，更不是造物主造的人再次制造的东西，不幸的是，中华民族在上古经历了短暂的敬拜上帝（宇宙的造物主）的时期后，就开始敬拜壹个由人自己制造的图腾来。

　　当龙窃据了远古上帝的位置，人造的物体取代了造物主的地位，人悍然篡夺造物主的权位，甚至取而代之。龙图腾的定型开始了人敬拜人自己、人敬拜被神化的人类的旅程，开始了每个个人神化自己敬拜自己、每个个人都想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旅程，这个旅程最终以敬拜被神化的人群体中最霸道的某些个人、某些群体为颠峰。

　　正如海外学者任不寐先生在《龙的传人，还是魔鬼的儿女》壹文中指出的：龙就是人上人，它上天入地、翻江倒海、口含天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并以控制奴役他人、改造他人灵魂为己任。中国的封建专制问题远不是王权的专横残暴，而在于“四万万人都想当皇帝”，并以群众暴政为基础，它的名字叫“群”。每个人都想成为真龙天子，可以在别人肉体和灵魂上作王，在社会上拥有绝对主权，每个人都想成为龙，释放自己的所有欲望和权力、尽情宣洩、张扬罪恶。他们从来没有敬畏、从来不想限制自己的罪恶本性，他们心中无神，每个人都自以为是神，或者通过自以为无神任性而为，杀人越货，“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并以此自我荣耀。

　　龙的本质不是壹个动物，它的本质是人自己。究其实质，龙文化的核心特徵就是人的自我崇拜，这种自我崇拜就是人成为神、人成为上帝、人的神化、人的骄傲，它引发的是人的罪恶本性的全然释放乃至张狂骄纵、肆无忌惮、无法无天、践踏天道。龙文化从最初的原始巫术图腾最终堕落为皇权专制的象徵，是完全必然的，这壹过程赤裸裸地显示了人背离上帝、自我为神后堕落失丧的轨迹。

　　而我们要宏扬的羊文化恰恰与龙文化相反，它的实质不是人的自我崇拜而是敬拜宇宙造物主，不是无限张扬人性而是时刻遏制人的罪性，不是无法无天、张牙舞爪而是敬畏秩序、反省己身，不是高高在上、气冲牛斗而是谦卑服侍、感恩奉献。

　　正如我在《2006：从狼文化到羊文化》壹文中所指出的：“羊文化的精义在于：奉献（全身可为人用）、牺牲（赎罪的祭品）、担当、我死妳活（基督的死换来了上帝选民的永生）、爱、服务、双赢、顺服规则、温柔、善良、宽容、多元、民主、圣洁、公义、慈爱、荣耀等等。”

　　正如龙文化的实质不是叫人崇拜龙而是崇拜人壹样，羊文化的实质也不是叫人崇拜羊而是叫人崇拜真正的造物主上帝。在中国的汉字“善、义、美、祥”等字中我们看到羊直接指向上天，因为羊是给上帝的祭物。 “美，甘也，从羊从大”。

　　为什麽羊大为美呢？因为可以献祭了。羊的最佳用途是献祭，当它为祭品的时候，它是最美的。羊壹岁的时候，是最强壮的时候，没有负过轭，没有任何的残疾，无瑕疵无斑点，被拣选来献祭，这是何等的美！羊是作为祭物献给上帝——蒙上帝的悦纳，得上帝的祝福。因此羊文化的本质是让人敬拜真正的宇宙造物主、全能的上帝。

　　龙文化的实质还在于不让人明白自己的罪性并限制自己的罪性，而是叫人张扬自己的各种欲望本能和种种罪恶本性、达到无限的自由，而羊文化的实质在于叫人悔改知罪、明白每个个人从“娘胎裡就犯了罪”，明白每个人都必须有所限制有所敬畏，否则会有公义的审判在等待。羊文化叫人类明白人的全然败坏、人的本质已经被罪腐蚀，越有地位、权力、声望的人越容易犯罪，大人物都是坏人。羊文化叫我们每个人明白自己不是完美的上帝，我们与上帝横陈壹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与深渊，我们只是败坏的人类，我们在造物主前面只有恐惧颤抖、戒惧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与专制的重要区别不在于人民伸张了多少自由，而在于权力有没有得到实质上的限制和监督，人的罪性尤其是有权位者的罪性有没有防范、制约和惩罚机制。

　　羊文化也告知我们靠人自己是改变不了自己的罪恶本性的。每个中国人都会说“替罪羊”这个俗语，但“替罪”与“羊”究竟有什麽逻辑联繫，大家都没有深究过。实际上“替罪羊”三字是《圣经》文化的产物。根据《圣经?新约》的教导，真正的替罪羊是耶稣，耶稣是上帝之子，他把自己作成了赎罪的祭品，代替人类的罪孽，从而使人能够洗却身上的罪孽、恢复与全然圣洁的上帝的关系。恢复关系并不是人就变成了上帝，人是“壹次得救，壹生成圣”，成圣的道路是漫长的，就是得救的基督徒也有罪的败坏的影响存在，所以羊文化昭示我们这些全然败坏的人类、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上帝的恩典使我们与罪分离，我们惟有信靠上帝、惟有壹辈子戒惧谨慎才有希望成为圣洁。

　　（二）龙文化的来历及发展

　　无论历史上龙的象徵意义发生过多少变革、当今时代给龙如何贴金，龙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壹直以来所反映的文化特徵是：人的本能欲望、野心权欲和罪恶本性的全然释放，统治他人权力的至高无上、为所欲为，用偶像崇拜、皇帝崇拜还有众多迷信巫术来窃据造物主上帝的位置，龙成了天的儿子，甚至就成为造物主本身。

　　首先我们考察下龙的来历。龙最早期的原形是什麽呢?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龙的现像源于鱼或者蛇。据考古发现，最原始的龙的形象当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壶龙纹，它的造型与后世的龙有很大的差别，是蛇身鱼形。在山西襄汾夏墟遗址也曾发现与半坡相似的龙纹。从半坡到夏墟的原始龙纹看，龙起初是壹种生活于水中的蛇状长鱼。也有学者认为龙的最初原形是壹种巨型鳄。

　　但以上的只是原形，从原形到图腾又发生了个质的飞跃。从龙这个图腾的来源上，权威学者已经考证龙是壹种虚构的神物，它的形像是吸收了许多动物形像中最神奇的部分组合而成。 《管子?水地篇》云：“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

　　欲小则化如蚕躅，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人于深渊。”罗愿《尔雅翼》中称：“龙者，鳞虫之长。”“其形有九似。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是也。其背有八十壹鳞，具九九阳数。其声如嘎铜，盘口，旁有鬚髯。颔下有明珠。”

　　到了汉代，“龙”已经开始脱离现实生活及自然界中的具体动物形象，而成为壹个集诸种动物灵性与特长于壹身的特殊动物。它“呵气成云，既能变水，又能变火”，且“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似乎已无所不能。这时的“龙”，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各种龙的艺术形像大致相符。正因为此，大多数学者认为，龙是我国古代先民的图腾，是壹种虚无的想像的动物。所以有人说龙乃“杂种”，意味各种动物器官杂拼而成。

　　《三皇本记》中说：“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蛟氏女，少典之妃，感神龙而生炎帝。”《史记》天官篇裡也说：“轩辕，黄龙体。”这些记载说明，中国人的祖先炎、黄二帝，都曾是龙的传人，而炎黄子孙则更是龙的传人无疑。但在这裡，已经开始了民族领袖就是真龙天子的演绎。伏羲女娲被称作“龙祖”、“龙源”，炎帝黄帝呈“龙颜”、“龙相”， “龙袍”“龙椅”“龙床”等等层出不穷。 《帝王世纪》曰庆都“感三河之赤龙负图而出，与之合，昏而生舜。”其它诸如少昊氏之母娥皇（女节）感太白之精而生少昊，颛顼氏之母女枢（高阳）见瑶光之星，如虹贯日，感己于幽房，而生颛顼于若水，禹之母女狄（女嬉、女志、修己）于水中得月精，神珠如薏苡，爱而吞含之，遂生夏禹……”

　　后世的历代帝王君主绞尽脑汁而胡编自己就是龙的儿子。如汉高祖刘邦，竟说自己是神龙与其母交而生的，真是费尽心机，为了坐稳皇位，竟把自己的老母糟蹋了壹番。据《古谣谚》记载，五代之乱时，宋太祖之母杜夫人用扁担挑著孩子逃避战乱。壹篮子裡是幼时的赵匡胤，另壹是年龄更小的赵匡义。这正好被道士陈抟撞见。陈抟道：“莫道如今无真龙天子，都将真龙天子上担挑。”这说明，龙不是虚无飘渺的东西，龙就是活生生的人，这人就是赵氏弟兄俩。此时他们之所以还未被人承认，实因还不到时候，但终归壹个不可逆转的事实是，他们是“真龙天子”实为天命注定。

　　人即为龙，不为他龙，而为真龙；龙即为人，不为他人，而为人君。这种人龙合壹的意识贯穿于整个帝王君主的教化之中，这壹意识也完成了龙图腾的大部分含义，使龙的内涵与外延真正成熟起来，宣告了“中国龙”的诞生。龙刚开始代表了天地的主宰者、人类的保护者，也隐晦曲折地宣告龙就是宇宙的造物主和上帝。后来，龙的儿子成为人世间的政治领袖、社会统治者，帝王君主成为上帝的儿子，也即天子。到最后，龙直接就成为人世间的帝王、世俗的政治领袖。皇帝就成为上帝，成为人神壹体的真龙天子，所以中国人最终把宇宙造物主的崇拜演变为对世间统治者的崇拜，本该敬拜宇宙造物主但却最终崇拜造物主造的人。正如远志明先生在《神州忏悔录》的叹息：“敬拜人，远离神，父传子，家天下，欲与天公试比高，就在神州开了先河……曾几何时，神州竟落入了恶龙之手？曾几何时，我们竟成了龙的传人？”

　　然而龙制造的祸患还没有尽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龙的传人，都是龙，因为世俗统治权可以人人“取而代之”，所以每个人又觉得自己可以成为皇帝、成为真龙天子、成为龙、成为宇宙的主宰者，这时对龙的崇拜到达了它应有的终点——人开始崇拜自己。人壹旦崇拜自己，就要拥有世间的壹切，就要把自己的所有本能全然释放。龙的传人就开始了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惟我独尊、张牙舞爪的梦想及其实践历程。

　　龙似乎是那撒旦，它壹直与上帝争夺天地人间的主宰权，它也模仿上帝“三位壹体”的特徵，在人间逐渐展示它的三个部分，以期达到以假乱真、混同上帝的目的。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圣父就是宇宙主宰者耶和华上帝，圣子就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圣灵就是无处不在、深居人人内心的上帝的灵。龙模仿这三个位格，起初以图腾形式冒充宇宙的主宰者、人类的保护者，似乎真的成为了造物主，接著它也来个“道成肉身”，与人感孕生下众多龙子也即天子，就是那些真龙天子、历代帝王。最后龙到处出现，海龙王、地龙王、龙碗、龙鬚面、龙舞、龙灯等等，尤其它钻进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栽培每个人都成为天子的欲望、助长每个人都想统治人类、主宰宇宙、天人合壹的妄想与野心。在这裡，龙成为上帝的欲望是何等迫切，计划是何等精妙，安排是何等的周密，也惟有如此，它能统治壹个民族达数千年之久，甚至至今还有众多被迷惑者。

　　从远古到今天，这种龙文化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毛泽东自诩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壹个外国记者不明白“和尚打伞”的意思，直接翻译为“毛像壹个云游的和尚，打著伞到处流浪”。毛泽东在早年的文稿《伦理学原理》中写到：“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谓神乎？”

　　在《体育之研究》壹文中他写到：“与天争，其乐无穷。与地争，其乐无穷。与人争，其乐无穷。”毛相信人可以通过道德修为而成为近乎上帝的超人“圣贤”，毛不仅认为自己可以成为神，而且人人可以成为神——“十亿神州尽尧舜”。毛成为中国新时代无法无天的“真龙天子”，不仅是他个人意识促成的，更是中国人集体意识和历史氛围造就的。郭沫若在 1921 年的《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文章中写到：犹太教的传统相信上帝创造了人和世界，而在中国传统中，创造天地万物者是人类而非上帝。 “按照中国传统的看法，人即是神”。台湾著名学者张灏在《扮演上帝：20 世纪中国激进思想中人的神化》壹文中详细列举了 1949 年前后，中国人成为上帝的历程：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

　　这是壹首在 1950 年脍炙人口、广布全国的歌谣。中共壹流学者王若水噹时对此非常讚赏，说这些歌谣“不是祈祷而是制服，不是哀求而是命令，不是神统治人，而是人统治神，或者人们就是神。”王若水在 1950 年代初期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壹篇题为《创世纪》的文章，其中写到：

　　“人不再需要虚幻的神，人自己就是神——

　　人正在成长为神，人是正在成长中的神。

　　从前，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

　　现在，人按照神的形象再创造他自己。

　　人啊，信仰妳自己，崇拜妳自己吧！ ”

　　与王若水的诗歌壹样，在 1950 年代，这种人的神化瀰漫在中国的城市农村、大街小巷。胡风激动地写下了《时间开始了》的文章，时间与空间构成了宇宙，时间由人操纵了开始，这说明人开始操纵了宇宙，人就是宇宙的主宰者。在胡风的兴奋中洋溢的是人成为上帝的骄傲。如此的举国狂热和被邪灵主宰大地，只能导致惨痛的后果。正如张灏所指出的：疯狂惨痛的“大跃进”和更加疯狂惨痛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毛泽东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当时时代的思想氛围和中国人成为上帝的自然结果。 “东方红、太阳升”这是壹句只能由上帝才能配称的词语，却放在了壹个凡人的身上，毛泽东成为事实上的真龙天子和神，荼毒生灵、专权幽暗，这虽然违背了他早年的理想，但却是他早年“人就是神”思想的逻辑发展。这也是龙文化主宰中国社会、潜入中国人心灵的必然结果。

　　（三）龙文化的实质

　　正如羊文化的本质需要在《圣经》诠释壹样，龙文化的本质也需要在《圣经》

　　中解释。拉丁语裡的龙写作：draco、draconis，就是蛇、大毒蛇的意思，绝大多数圣经文本的龙 dragon 都是从圣经希腊原文 draco 演变而来的。龙就是魔鬼、就是撒旦，它原是造物主所造的天使，由于要篡夺造物主的位置而堕落为邪灵，它壹直为成为上帝而争斗。 《圣经?创世记》谈到人类在魔鬼的诱惑下背叛了上帝，而魔鬼则取了蛇的形象：“耶和华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壹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妳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妳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妳们死。 蛇对女人说，妳们不壹定死，因为神知道，妳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妳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魔鬼的伎俩就是让人自以为是上帝。

　　圣经最后壹卷《启示录》第 12 章则谈到，龙就是那古蛇，而那古蛇即是魔鬼：

　　“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壹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著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壹，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 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

　　龙也同它的使者去争战。……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它的使者也壹同被摔下去。”

　　以赛亚书 14 章所说的“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就是魔鬼：“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阿，妳何竟从天坠落。妳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妳心裡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妳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撒旦起先叫做路西弗（Lucifer），即“明亮之星”或“早晨之子”的意思。

　　它本是神创造的完备的天使或基路伯，但因骄傲（请注意上面以塞亚书中的五个“我要”）背叛了神。它抛开了受造之物的位置，要篡夺造物主的位置。这个堕落的撒旦，带领三分之壹的天使从此背叛神、与所有良善为敌、与神作对。它的结局在启示录中，就是被摔在火湖中承受永罚。路加福音 10:18 耶稣更说：我曾看见撒但从天上坠落，像闪电壹样。

　　正如海外学者任不寐先生指出的：令我们吃惊的是，魔鬼本是“明亮之星”，却像“闪电”壹样从空中坠落。而中国先祖的出生几乎全部与受星感孕有关，或者与闪电缠绕有关。我们不需要更多强调那三份之壹的天使从天而降如何与人的女儿通婚，但我们可以相信，撒但就是以龙的形象降生华夏、并试图在远东构筑抵抗神最后的、最强大的防线。龙就是魔鬼，这就是龙文化的实质。

　　其实龙文化的核心就是人自我为神，自我为上帝，毫无敬畏、毫无限制和约束、践踏秩序、无法无天。龙文化的危害，首先使中国人毫无敬畏之心、毫不遵守秩序、毫无戒惧谨慎的心理，每个人都要成为真龙天子和皇帝，每个人都想为所欲为地释放自己的本能；其次龙文化使中国的当权者不自知人内在的、永恒的罪恶性、毫不谦卑、毫无畏惧、根本认识不到人的有限和罪性、认识不到尤其是有权位者应该更多限制、约束和监督，否则最容易败坏，龙文化更使当权者没有受到实质上的任何限制和约束、使他们的罪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防堵与疏导，只有张扬罪性的文化没

　　有限制和监督罪性的机制，有权位者可以随意践踏自己制定的规则和制度，随意破坏自己承诺的信条和法规，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不遵守秩序也是壹般国人的普遍表现。近几年来，海外壹些中国游客的不排队、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等旅游陋习，严重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批评。中国人的不排队、不守规则、素质低下，实际上是自我为主的龙文化对中国人造成的恶果。海外的中国游客，他们大都属于在中国的中高层，在国内大多不遵守规则，他们的地位、金钱大多数靠践踏规则、破坏秩序、危害公共道德和利益得来的，他们在国内时可以横行霸道，在国外时也积习难改，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整个民族都不知道尊重制度和秩序、不知道认真排队、不加塞。

　　本人从事过企业谘询，深感中国企业的问题与中国的政治问题都是壹样的，就是立法者践踏规则，导致有法不依、管理混乱、人人不遵守制度。中国企业遇到的问题与政府遇到的问题都是非常明显的常识问题，解决这些常识问题很简单，但问题就在于企业、政府有权位者由于观念与短浅私利的原因不解决而已。

　　在中国，人们对自己的人性没有罪恶感、不认为自己全然败坏，整个制度安排也缺乏实质的监督作用，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有权位著，大多毫无限制和约束，尽情地挥霍、腐败和滥用权力。

　　（四）羊文化的卓越

　　羊文化要告诉大家的是：人不是神，人自身存在著多种的罪性，人尤其是有权位者必须要受到足够的监督和制约；而且人的罪性靠自我的道德修养是根除不了的，必须靠悔改和信靠真正的上帝方能改变。所以人必须谦卑、温顺、顺服规则、敬畏上帝、制约罪恶、千方百计在经济、政治领域用制度制横人的罪性。

　　羊文化首先认为上帝是至高无上的，而人是全然败坏、全然无力的。人应该敬拜上帝而非动物图腾、更非人自己。 《圣经?诗篇》中写到“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我们在对《大国掘起》壹片的讨论中认识到其人民大多数敬拜上帝的国家，也最先掘起。羊文化最根本的特点在于它的谦卑、它自知有罪、悔改罪、设法制约罪。将上帝的主权强调到极端的加尔文主义也把人的败坏强调到极端，它成为荷兰、英国、美国等宪政民主国家的思想来源。

　　台湾学者张灏在他的著作《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中写到：“以幽暗意识为出发点，基督教不相信人在世界上有体现至善的可能，因为人有著根深蒂固的堕落性，靠著自己的努力和神的恩宠，人可以得救，但人永远无法变得完美无缺。这份完美无缺，这份至善，只有神有，而人神之间有著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从基督教看来，人既然不可能神化，人世间就不可能有“完人”。这种人性观，对于西方政治文化有著极为重要的后果。”

　　这种对人的有限与罪性的认识，集中表现 1649 年英国光荣革命前接受加尔文主义的清教徒的典章《韦斯敏斯特信条》中：“第六章，论人的堕落、罪恶和刑罚，二、因此罪使他们从原始之义，并与神的交往上堕落了，于是死在罪中，并且灵魂和身体的壹切才能与各部分都完全玷污了。四、由于本源的腐败，我们完全不愿意行善、不能行善，并且被改造成为壹切良善的反面，又全心倾向壹切邪恶的事情，便不断行恶犯错。三、这种人性的腐败，也留存在重生的人身上，直到今生的终结。

　　虽然籍著基督，这腐败已被赦免和治死，但它本身和由它发动的活动都是真确的罪恶。”

　　“第十九章，论神的律法。六、真信徒虽不在为工作（行为）之约的律法下得称为义或被定罪：可是这律法对于他们或别人都大有用处。即律法乃生活的规律，使他们知道神的旨意和他们的义务，指示、约束他们照著去行。又因令他们发现他们的本性、内心和生活上有罪的败坏，当他们按律法检查自己的时候，就越发知道罪，为罪而谦卑，以致憎恶罪，同时更明确认识自己需要基督和他完全的顺服。照样，律法对于重生的人去防止腐败，禁止罪恶上也是有用的。又因律法的威吓，就指出他们的罪所应得的，虽然得免律法所威吓的咒诅，但因罪的缘故在今生要受苦。

　　照样，律法的应许也指示他们，神喜悦人的顺服并遵行律法所得的祝福，不是因行工作之约的律法而得，所以人行善弃恶，是因律法勉励他行此弃彼，这不足以证明他是在律法之下，而不在恩典之下。”

　　这些内容成为英国、美国进行制度安排时的依据。正如张灏先生所说的：“清教徒的幽暗意识时时提醒他们：道德沉沦的趋势普遍地存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因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而有例外，就人的罪恶性而言，人人平等！因此，他们对有权有位的人的罪恶性和对壹般人的堕落性有著同样的警觉。。。。。。英国 17世纪大诗人约翰?弥尔顿也是壹位清教徒思想领袖，他就说过这样的话：“国王和行政首长，他们既然是人，就可能犯罪过，因此他们也必须被置于人民所制定的法律管制之下。 ” （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美国建国之父所明白的真理是：人皆有罪。 《圣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十七 9)。汉密尔顿说过：“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瘪三，他的每壹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麦迪逊说：“人类某种程度的堕落值得我们谨慎和防范。”他指出，结党营私是人类的通性，我们必须正视它。权力集中必然会产生暴政，阻止权力集中的最好方法是“权力分置，互相制横”，他还说：“政府之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说明吗？如果每壹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美国宪法法官兼历史学家艾兹摩尔(John Eidsmoe)说：“基于人有罪的观点，清教徒拒绝给予个人过多的权力。权力有腐败趋势，并且可以被用来打压别人。因此，统治者的权力必须予以妥善地监督。”

　　我们在《大国掘起》的背后看到了基督信仰在对全球性大国掘起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那些想让中国能真正成为大国、能步入世界大家庭的当政者和老百姓们应该有所悔改、有所觉悟、有所信靠。

　　（五）羊文化战胜龙文化

　　2007 年是奥运会的前壹年，标志著中国的全面开放和得到世界大家庭的认可，2007 年也是基督新教传入中国 200 週年，这标志著中华民族也是上帝的子民。 1807年，英国宣教士将上帝的福音传到了中国。很多人以“西化”的原因排斥基督信仰，实际上基督教是个东方宗教，而且本质上它属于全人类，全宇宙。因为它让人类摆脱巫术图腾邪灵的蒙蔽，直接敬拜宇宙的真正造物主（说“西化”实际上最“全盘西化”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彻底的西方人）。

　　鑑于龙文化的危害，我们知道，当前中国的最大问题不是个人自由的张扬，而恰恰是对有权位者的限制、制衡和实质性的监督；也恰恰是每个中国人养成尊重秩序和规则、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本能；最根本而言就是每个中国人要深刻地认识到人的有限性和罪性，悔改认罪、敬畏上帝。

　　龙并不可怕，当上帝出现的时候，当壹个民族归信真神的时候，它就会烟消云散。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了龙最后的结局：

　　启示录 12：10-12：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妳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忿忿地下到妳们那裡去了。”

　　启示录 14：9-12：又有第三位天使接著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头或在手上受了印记,10 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斟在神忿怒的杯中纯壹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11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它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12 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启示录 20：7-10：那壹千年完了，撒但必从监牢被释放，8 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歌革和玛各，叫他们聚集争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9 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 10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羔羊最终战胜了龙，龙必将承受永恒的惩罚。羔羊实际上就是上帝之子的象徵，他是最谦卑温顺、最慈爱圣洁的，他也是最神圣、最荣耀、最有权柄的。在《圣经?启示录》中写道：“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讚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裡，和天地间壹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讚，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他们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著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三、中国需要的不是文艺复兴而是宗教改革精神（壹）宪政民主肇始宗教改革而非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在中国这个对宗教信仰讳莫如深的国度，长期以来，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对人类进步的功效被高估。这种高估是相对而言的，就是相对宗教改革而言的。实际上，宗教改革对西方历史乃至人类历史的作用不知道比前两者要大多少倍。文艺复兴张扬了人性、人欲，但却无法树立保障人权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信仰体系；启蒙运动虽反抗专制和王权，但却导致了血腥的法国大革命、开启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大门；只有宗教改革直接而且最早达成了目的，宗教改革高扬神权、贬低教权、奠定了个人主义的信仰基石，从而树立了以加尔文主义为核心的新教信仰体系和宪政民主体制。要想在中国实现人权和民主，如果取法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它们的负效有可能会摧毁我们最初的美好愿望，只有直接取法宗教改革，才能在本源上、最后结果上达成个体自由、民族进步的目标。

　　我们先来看看几个数字，文艺复兴是 14、15 世纪在西欧最兴盛的事件，但是几乎所有史学家都认为 1500 年才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享誉全球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把书分为《1500 年前的世界》和《1500 年后的世界》两部分，也即是两本书。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也是从1500 年开始写的，甚至官方最近推出的《大国掘起》也是以 1500 年起首的。到底是什麽原因把 1500 年作为全球史的起点。实际上，这就是西方宗教改革的发端时间。 1517 年，马丁?路德就贴出了著名的《95 条论纲》，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狂飙，1536 年，加尔文初版了《基督教要义》，改革运动初成体系，这个如火如荼的运动革故鼎新了人类价值观、世界观乃至缔造了民主自由政体，在不长的时间后，1581年 7 月，新教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第壹个共和国——荷兰共和国，紧跟其后的英国清教徒（基督新教中加尔文主义者）在 1649 年将查理壹世推上了断头台，成立了共和国，1688 年经过光荣革命，迎来了新教国王，实行了“君主立宪”的宪政体系。

　　更为重要的是宗教改革还带来了另壹个意想不到的成果：1620 年为反抗宗教压迫而逃往北美的清教徒，在大洋彼岸建立了自己的家园。 1776 年，缔造了壹个目前再没有比它更完美的宪法的美利坚合众国。

　　与宗教改革导致的壹连串宪政民主国家相反的是，在文艺复兴兴盛的国家，意大利、法国等欧陆国家，民主共和国却迟迟登不上历史舞台，反而盛行帝国、暴君和法西斯。意大利从文艺复兴开始壹直四分五裂，在 1870 年才成为壹个统壹的王国。 1946 年才成立民主共和国。法国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却出现了壹个混乱不堪、草棺人命、革命恐怖和专政暴力为特徵、令文明世界非常尴尬的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了革命专制、君主立宪、恐怖统治、自由共和等多种政体，最后以拿破崙的军事独裁、帝制告终。 1848 年建立了短暂的第二共和国，1870年才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第三共和国。这时距离由新教徒建立的第壹个民主共和国荷兰已经相隔 300 年了。

　　在这些年代数字背后，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麽不是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国家，反而是在宗教改革成功的国家首先建立了民主宪政？难道没有宗教改革，就真的建立不起来真正的宪政民主国家？或者说，难道只有在基督新教的国家，就能更好更快地建立宪政民主国家？

　　实际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宗教改革背后是高抬神权从而也高抬人权的加尔文神学思想，以这个思想为基础，衍发的是英美个人主义、英美法系、代议制民主等等理念，而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背后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甚至演变为践踏神权、崇拜人体和个性的纵欲主义、无政府主义，以这些思想为基础，衍发的是大陆理性主义、大陆法系、集体主义、直接民主甚至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理念。

　　（二）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劣根

　　虽然正如刘军宁先生考证的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都是基督徒，但他们在强调人性的同时，过分张扬了人的欲望，助长了人性之恶。他们谋求人的解放，但衝出牢狱的人如果没有上帝的约束，同样也会成为他人的地狱。人始终“壹半是天使，壹半是野兽”，就是得救的基督徒，也由于肉体的存在，还要靠上帝不断与罪性争战，这就是所谓的“壹次得救、壹生成圣”。但人文主义者没有这样的谦卑，他们高扬了人性之恶、造成了社会道德的堕落、从而也无法通过正确把握人性来建构壹个较理想的政体。正如秋风先生在《中国需要文艺复兴，还是别的运动？ 》壹文中指出：文艺复兴时代是自我发现、个性解放、信仰普遍解体的时代，那裡充斥了耳目之欲、偷情，以及玩弄权谋；对个人欲望和利益如此狂热的追逐，并没有像很多人所设想的那样，通往保障自由的政体。

　　我们的时代也验证了这壹点。那个 1980 年代解放人性的代表作《男人的壹半是女人》的作者，不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而毫无人权、民主乃至宪政诉求了吗？那个拍出张扬人欲的《红高粱》的导演，不是在高唱专制者、国家主义者就是《英雄》吗？他们代表了成千上万当年高呼自由的中国人文主义者的蜕变、堕落轨迹，也代表了当下这个道德败坏、社会公义跌入深渊的悲凉现实背后人文主义者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们再来看看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确实谋求个人从王权专制和教权专制（而不是神权）下的解放，但是它要树立的却是壹个不要上帝、或者个人就是上帝的国度，而且启蒙运动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崇拜人的理性，认为人的理性万能，能解决所有自然与社会问题，他们觉得世界上没有人的思维思考能力解决不了的问题，并用理性建构壹个美好的社会，用人的力量在地上建立起来。这突出的表现在欧陆的笛卡尔、伏尔泰、卢梭身上，发展到德国，到黑格尔那裡成为理性主义的思想帝国，又演变为马克思主义开始实践既用理性也用暴力在地上建立壹个天国出来。

　　在启蒙哲学中，人成为壹个自足的实体，他就是宇宙的原点，也是宇宙的目的，更是将天国理想实践在地上的主体。理性主义者从这个原子式个体出发，运用逻辑演绎的方式构造壹切社会形态，并不惜运用人的劣性及暴力颠覆既有的壹切道德、经济、政治架构，强制实现理性建构的完美社会形态。这种由原子式的个人通过自由选择构造社会的理念，被哈耶克称为“建构理性主义”。正如秋风先生所言：启蒙哲学家相信，只有经由个体契约有意识地构造出来的社会，才是最适合于人性的社会。反过来可以说，人完全可以按照理性的设计达致完美状态。这样的观念，与国家集权专制、计划经济体制及种种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乌托邦之间，存在著直接的联繫。

　　启蒙运动的直接结果就是法国大革命，这是壹个抵挡上帝、人性之恶全然释放从而血流成河、当权者壹拨比壹拨恐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最具有像徵意义的莫过于革命者将巴黎圣母院改名为理性殿，也莫过于 1794 年牧月 20 日，卢梭思想的实践者罗伯斯庇尔登上最高主宰的圣坛，亲手点燃了象徵人的理性的无神论塑像，人不再崇拜上帝而开始崇拜自己和自己的理性。但是，“革命所许愿的启蒙精神被视之等閒，它的人道主义观点也被忘却。暴政风靡著全社会。”正如罗伯斯庇尔说：

　　“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恐怖淹没了亵渎上帝的法国革命者，罗伯斯庇尔的头颅也被斩下。

　　亵渎上帝的人类并没有随著法国大革命的隐退而减退高抬自己理性的努力，渎神者从法国人又转移到德国人。黑格尔，这个自诩为启蒙运动的继承人，却成为两个现代左右法西斯主义的深层思想资源，正如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巨大贡献的丹麦人克尔凯郭尔所说：“我在黑格尔哲学前面发抖，就像生命在死亡前面发抖壹样”。

　　贬抑宗教改革，抬高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壹贯的做法，今人深受其害。马克思是个黑格尔主义者，也是个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集体主义者。

　　他唯物、强调经济和物质层面对社会的意义，他比所有建构理性主义者都彻底，因为他呼吁直接用枪抱来缔造伊甸园。

　　马克思比较喜欢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尤其他喜欢法国大革命，因为这裡他看到了巴黎公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影子，这个高扬人却践踏上帝的革命最终导致人权的沦落和人的生命权的剥夺。当然马克思也喜欢卢梭，卢梭实际上是集体暴力、集体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开山祖师爷，不要看卢梭在反对王权专制时非常革命和激进，但他导致的同样是暴政和对神的践踏，整个法国大革命就是他的政治哲学的实践。

　　中国人从小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看到的是马克思所锺情的卢梭、罗伯斯庇尔、巴黎公社这条路线的高扬，看到的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几乎看不见真正缔造人权和人性自由、宪政和民主的宗教改革这条路线。就连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顾准先生在他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虽然提出“娜拉出走”之后要用经验主义，但这个经验主义也内含在理性之中，他对理性仍然坚信不疑，对基督教耿耿于怀，他在文章中说：我认为没有人的理性解决不了的问题。他的观点代表了当下大部分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像顾肃先生的名著《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也通篇是人的理性的自豪，对宗教信仰著墨不多。中国人以自己的历史与处境，是很难想像到宗教对西方的影响是多麽的巨大并且是决定性的。

　　（三）新教信仰在民主宪政史上的意义

　　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我们要的是结好果子的好树，而不是结坏果子的坏树。通过历史经验，我们就可以看到，不是无神论、理性主义最后导致了自由和民主，恰恰是新教改革以来信仰的归正，才导致壹个壹个宪政民主国家的诞生和个人自由的最终落成。如果继续轻视和漠视宗教信仰的历史贡献，那就犯了与代表当前官方思想最高水平的政论片《大国掘起》壹样的错误。

　　《大国掘起》简单地将荷兰的贸易发达归根于鲱鱼和造船技术，殊不知，基督新教尤其是其中的加尔文主义对荷兰有著绝对性的影响。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在日内瓦的时候，他的思想迅速传播到荷兰，荷兰很快成为壹个新教地区。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把 16、17 世纪荷兰经济强盛的原因归结为新教加尔文宗的影响。荷兰共和国的成立是新教加尔文主义者反抗天主教专制国家西班牙的结果，1581 年，由荷兰北方各省组成的三级会议宣布废黜西班牙国王肺力二世，正式成立尼德兰联省共和国（1579— 1795）。尼德兰革命以新教加尔文主义为旗帜，要求信仰自由和自治、独立，终于开启了人类民主宪政共和的先河。

　　英国革命根本不是什麽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壹直叫做“清教徒革命”。 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英国清教徒壹个世纪来对英国国教（英国国王为元首的安立甘教）的斗争、博弈和战争的胜利。在这裡，信仰的因素再怎麽强调也不过分。清教徒革命的代表人物是克伦威尔（公元 1599～公元 1658），他是壹个虔诚的清教徒，他的信仰决定了他与持受国教的国王进行著名的清教徒战争，战争的胜利确定了政教分离、制衡王权的政治体制和废除主教专制、各教会自治平等等信仰自由原则。

　　克伦威尔信仰极其虔诚，毕生为信仰自由和上帝的公义行在英国而努力。有人对克伦威尔与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进行了有趣的对比，克伦威尔是壹个实干家，洛克则是壹个思想家，虽然很难估计各人的相对重要性。根据洛克时代的才智状况来看，即使没有他本人，与之非常近似的政治思想也许会有人不久就会提出来。但是假如没有克伦威尔，议会很可能在英国内战中失败。

　　新教对美国的决定性影响已经众所周知、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无法否认，古今中外文字也实在太多，除了像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这样的人类经典外，值得壹提的是，最近壹两年由中国基督徒于歌所写的《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外交与政治》非常切中要害，拙作《天职》则是从经济伦理角度揭示美国清教徒精神的。

　　壹切正如神学家伯特纳(Loraine Boettner)在《基督教预定论》壹书中指出的：

　　“英国和美国这股争取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奋斗精神，是新教加尔文主义孕育出来的；而实践这个精神，使它成为具体制度的，也多半是加尔文主义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说：“加尔文是'美国之父'，不尊敬这份回忆和尊重加尔文之影响的人，就是不知道美国自由之来源的人。”加尔文成为近代历史上最英勇的法国胡格诺派、荷兰乞丐派、英格兰清教徒、苏格兰誓约派和美国新英格地区清教徒之父，他们都以为了良心自由的缘故可以牺牲世界上任何东西而闻名于世。

　　（四）信仰在当代的意义

　　正如秋风先生在他关于文艺复兴的两文中所意识到的，当代需要的不是以解放人欲、建构理性主义为特徵的文艺复兴和启蒙哲学，而“需要社会复兴运动与道德重建运动，重新建立起对于道德、宗教、习俗、共同体生活的尊重，建立起平衡欲望与规则的道德秩序、平衡个人与社团的社会秩序。”虽然秋风先生意识到了道德秩序、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指向这些秩序背后的根源和基石，没有上升到信仰的高度，虽然他认为“个体的尊严需要在超越动物性存在的层面上、即在人的社会性、道德性存在中去寻找。”但这壹思路却出自他所批判的理性主义者如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人，他隔靴搔痒，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的尊严来自上帝的创造、人权的尊重来自对上帝的荣耀和尊崇。他还是拘囿于人的理性，没有走向其真正的反面——信仰或启示。

　　如秋风先生所言，“要树立人的尊严，即应对这种物质主义、虚无主义，因而，当代中国确实需要壹场精神变革。”但是，只有宗教的高尚追求才能让人树立高于物质利益之上的需求，才能不被物质和肉体欲望所禁锢，放射出人类精神的魅力和信仰的圣洁，凝聚起人类对社会公义和共同体命运的热衷和奉献；只有信仰的缔造和自由才能维护人类基本的尊严和权利，从而成为其他自由的最坚固的奠基石；只有高声讚美上帝的荣耀和辉煌，才能维护住人性的高贵和圣洁，才能得到保障人权的最充分理由——人是上帝用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也是上帝用他儿子道成肉身、钉死十字架的重价赎回来的。从来没有壹个宗教，像基督教那样其主宰者为被造物而牺牲。 （具体见《圣经》）。只有高扬神权，才能高扬人权；只有高扬神权，才能克制住人性之恶，张扬出人性之善。 “叫人活著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

　　正如在《圣经》中保罗所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在笔者不长的信仰历程中，我看到难以计数以前浑浑噩噩、陷在肉欲和逐利之中的人因为生命的重生而将目光开始关注到他人的幸福、社会的公义和国家的複兴上，上帝真的在不长的时间裡将他们的生命改变、将他们高举，让他们追求公义、公正和博爱。像那些由河南农村基督徒原创的讚美诗歌《中国的早晨 5 点钟》《天上的河》等等，所唱出来的对民族和中国共同体的爱是让人震撼的。笔者也曾因专制的逼迫而壹度绝望沉沦，但自归信基督后，那些高于物质利益之上的目标再壹次唤醒了沉睡的心灵，信仰确实给人希望、给人力量。

　　人权来源于信仰而非经验或者理性。只有上帝的话中的宣告：“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圣经?创世记 1：27》才是信仰的最牢固基石。人是上帝的形象与样式造的，人裡面有上帝的形象，这就是对人权尊重的最根本来源。所以，当人越来越高扬上帝的尊贵时，也深感到自己裡面形象和样式的尊贵和自己责任的重大。而且基督徒都知道，人是上帝之子道成肉身、上帝自己作牺牲后将人从罪中赎买回来的，人是上帝用他的身体和宝血换来的，这是何等的宝贵和至尊。这就是启示、这就是宣告，不需要证明，只需要妳认信耶稣基督为主就行。

　　实际上对“天赋人权”的推崇是壹个信仰问题，而非理性问题。妳要信他，但在逻辑上无法证明他。因为逻辑上来说妳没有的权利和尊严妳为什麽要要求呢？妳怎麽能证明这些权利是人先天的、超验的必须要拥有的呢？那麽多没有人权的人难道不是人吗？在经验主义者眼裡，这世界上是没有什麽“天赋的”人权的，因为在经验上是不能证明人权是每个现实当中的人必须要拥有的，因为经验是不许可有超验的事物存在的。

　　“天赋人权”口号的提出，只不过是上帝对当时人们的壹种启示而已。也只有把人权当信仰，把人权视为神权所赐，才能永远不丧失对人权的追求和捍卫。基督教对人类历史上的女权斗争、黑奴解放、结束专制等所作出的贡献，是最为杰出的。

　　具体可看《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阿尔文?施密特著，汪晓丹、赵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五）宗教改革的真正意义

　　有信仰不错，但有正确的信仰才是最好的。宗教改革实际上是壹场信仰归正运动，是人类从人对神的掩盖、专断和践踏之中恢复上帝的荣耀及个人的尊严的运动。

　　宗教改革被马克思主义渲染为打倒了神权，高扬了人权，标志著现代社会以人为本和世俗化的开始。这种观点影响了大多数国内知识分子。实际上真正了解西方史的人知道，这种观点是大错特错的。宗教改革不仅没有打倒神权，而且前所没有的强调了神权，这突出地表现在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中；宗教改革打倒的是天主教教皇和教士阶层的教权，所要树立的是个人信仰的至高与纯粹，以及由此衍发的民主自由社会的基石——个人主义。

　　我认为宗教改革对现代民主宪政自由市场国家的形成，至少有 4 点决定性意义：

　　1、高扬了神权，从而也高扬了人权；

　　2、因信称义的发现，促进了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和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个人主义；

　　3、预定论强调神的主权和人的全然败坏、全然无力，抑制了人性之恶，为宪政、法治奠定了根基。

　　4、预定论和天职（calling）观的发现，破除了偶像崇拜、烦琐的宗教仪式、遁世修行的修道主义，极大地推动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积极入世、全面征服全地的信仰雄心使整个国家与社会全然圣洁化、信仰化。

　　宗教改革是以两个伟人的思想为重要特徵的。他们就是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马丁?路德（1483 年～1546 年），德国人，是他首先点燃了宗教改革运动的狂飙。他提出了“惟独圣经、惟独信心、惟独恩典”的三大原则，又提出了“人人是祭司、人人有呼召、人人是管家、人人有圣经”的四大口号，这些都成为宗教改革的旗帜。

　　在信仰上“惟独圣经”，就破除了政府、教皇、修士等等阶层的特权，让人单单敬拜神，在神之下就是单独的个人，实际上这就高扬了人权，使个体信仰权利逾越了世上壹切专制权力的拦阻。 “惟独信心”进壹步解放了人的心灵，告诉个人灵魂的救赎不能靠教会的壹系列活动和行为如苦修、弥撒、圣餐、捐钱、买赎罪券等才能实现，惟有人的信心，这标志著信仰上个人主义的发轫。 “惟独恩典”强调了人信仰中上帝的主权，这在加尔文的预定论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人人是祭司”就是每个个人都可以直接跟上帝交流、祈祷，这打掉了修士阶层人为的中保，使每个个人在上帝面前都非常的尊贵并且相互之间非常平等；人人是祭司，每个人都有责任帮助他人恢复与上帝的关系，这不是修士的特权，而是每个基督徒都拥有的权利，所以在新教中，基督徒帮他人决志甚至洗礼，是没有什麽限制的；人人是祭司，更说明每个人在每时每刻无论做什麽工作、处什麽状态都是在敬拜上帝侍奉上帝，都是在全职侍奉，都是何等的神圣与尊贵。表面看来，这张扬了人权、反对了教权，但从信仰无比虔诚的马丁?路德看来，这是在恢复被教权掩盖了的上帝的尊严，也只有每个人从内心感到自己就是祭司，那麽上帝的荣耀才真正在每个人的心灵中扎根。

　　“人人有呼召”就是每个人的职业都是 calling（天职）,都是与牧师的神职壹样神圣的侍奉。只要有呼召，洗地扫街等职业并不亚于作牧师、医生、护士之辈。

　　这有力地高抬、强调了工作者在神面前的尊贵地位，也使信仰开始渗透、彰现在人类活动的任何方面；天职观解放了生产力，也撼动了统治阶级，促进了平等观念，推动了自由、平等、诚信为特徵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人人是管家、人人有圣经”与以上类似不再赘述。马丁?路德从《圣经》发现的真理及这个真理被千百万欧洲人的实践，的确高扬了神权和人权，奠定了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和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个人主义的根基，为积极入世、在每个人的工作、生活中彰现上帝的公义、圣洁、神圣等属性开创了局面。

　　约翰?加尔文因发表《基督教原理》而成为当时的新教领袖。就像《拿破崙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壹样，《基督教原理》完成了宗教改革。凡加尔文的思想占主流的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等国，无不以宪政、民主、个人主义为其特色。

　　加尔文曾说：“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没有壹个教义像他所体现的那样积极、有力并且充满得胜的雄心，他说：“欲想在天国得荣耀的，今生必须争战，而争战之胜利，必须历经艰难险阻始能获得。”信仰不是生活的壹部分，而是人类生活的整体。加尔文将积极入世、在社会中全面渗透信仰的倾向发挥到极致。加尔文提出了著名的预定论，这是宗教改革运动中人类思想的颠峰。预定论的核心是高扬上帝的绝对主权，以下是其中 5 点要旨：

　　1、人的完全堕落、全然败坏。人类由于原罪完全腐败，绝对不可能有行善和称义的能力和功劳。这个教义使人彻底认识到人类的有限和罪恶，使人们在关于教会、政府等制度设计时无不以“无赖”假设为前提，各种制度安排来防范、监督人尤其是有权力、有地位的人的无赖本性。这为平等自由的教会制度和宪政、法治奠定了根基。

　　2、上帝对人无条件的选择。被拣选的人和消亡的人之间没有任何伦理差别。

　　拣选不是按人的伦理上行为，拣选的主权完全在上帝手中，就是人的信心，也是上帝所赐。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在人的救恩问题上无限强调了上帝的主权，从而彻底地排除了教权、皇权、政权的专制与影响力。

　　3、有限的赎罪论。认为只有被上帝在创世之先拣选的人才能藉基督的赎罪而得救，因而基督只是为被栋选的人赎罪而死。

　　4、不可抗的恩典。人不能抗拒救赎的恩典，凡被拣选的就无法逃避上帝的拣选。

　　5、圣徒永蒙保守。被拣选的圣徒在上帝的保守下永远处在恩惠和选民的状态、永不丧失救恩。

　　这壹教义最极端化地强调了上帝的尊严，使人间的王权、皇权、教权和人的各种宗教仪式、巫术图腾全部黯然失色，它的逻辑结果，就是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在现实中的有力实践。就像马克斯?韦伯针对预定论所评价的：“人类信仰史上的这壹伟大历程——把魔力（magic）祛除于世界之外，在这里达到了它的颠峰与终点：

　　这壹历程从古希伯莱预言家们开始，而后与希腊人的科学思想相融合，把所有以魔力的手段来追求拯救的做法，都当作迷信和罪恶加以摈弃了。真正的清教徒甚至在坟墓前也拒绝举行宗教仪式，埋葬至亲好友时也免去輓歌及其它仪式，以便杜绝迷信、杜绝靠魔法的力量或行圣事的力量来赢得拯救这种想法”。

　　既然在现实世界已经除魅，既然将人干预神灵世界的可能性完全排除了，那麽人只有将得救的确据完全地指向现实社会，他们就不能将眼光关注在圣事上，而是充满选民的自信，在传统教义认为并不属“圣”的领域：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等领域来见证上帝的荣耀、效法上帝的圣洁、公义和慈爱、履行基督徒作光作盐

　　的本分，以此更加加强作为上帝选民的属灵信心与雄心。正如《圣经》申命记 29:29：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壹切话”。

　　壹切都凝聚成突现加尔文教义的韦斯敏斯特要理问答中的第壹条：“人生的终极的目标就是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除了这种积极入世、见证信仰的教义极大地推动了经济、政治变革外，加尔文教义之所以成为各国政治、经济改革的伟大动力还在于：它最极端化地巩固了宗教改革的成果，最极端化地强调了上帝的主权从而最极端化地践踏了教权、皇权、政权的权威，也从而最极端化地树立了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并将这种个人主义最极端化地实践在现实社会中。

　　加尔文进壹步发展了“因信称义”教义，通过预定论打碎了在个人与上帝（三位壹体）之间的任何事物和行为，最有力地揭示出：在个人与上帝之间没有任何有权威的实体，宇宙所有、上帝至尊；上帝之下，个人为尊。而且信仰纯粹就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个人应该优先于教会、政府、社会团体，是团体的目的，根本不是团体优先于个人，团体只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这是个人主义的根基。美国历史学家戴格勒（Carln Degler）说：“个人主义是遗留给后代的清教主义的核心”，“如果说美国人今天是个个人主义者，那麽，清教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主要根源”。

　　美国社会学家施密特说：“基督教的价值观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奠定了基础”，因为“从灵魂上来讲，神拯救的是个人而不是集团，没有壹个人因为是基督团体的成员而获救。”

　　凡是独裁的国家首先要摧毁的就是个人主义思想，而代之以表示人民利益的某个集合概念如“人民”等等。纳粹就称个人主义为极端的利己主义，把“个人的权利”的概念改变为“人民的权利”这个概念，把人民变成脱离了个体的集合概念，然后以人民的名义开始独裁，让人民这个词成为纳粹对实质人的权利的践踏的壹个遮羞布。法国大革命、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时无不以人民或集体的名义行专制的实质。

　　没有个人主义，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大厦就会轰然倒塌，施密特说：“没有个人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无论是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宗教领域。”

　　有关个人主义，宗教改革区别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高扬人权的基础建立在高扬神权上，它在赋予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用“律法”克制住了人性之恶；它高扬人权的精髓在于高扬了人内在的“上帝的形象与样式”，高扬了人权中的上帝圣洁、公义、慈爱的属性。在这种对上帝的尊崇和对人性的正确把握基础、建构了真正符合宇宙和社会大道的宪政民主体制以及自由市场经济。当秋风先生说：“自由存在于意志与理性、本能与规则、欲望与法律之间的某个平衡点上。

　　英格兰人幸运地、也许只是偶然地做到了这壹点，从而真正地让臣民享有了壹种确获法治保障之自由权。英格兰历史所透露出来的自由的秘密，值得今天中国人深思。”

　　我们说自由不是存在于有限的人的平衡点上，自由存在于上帝之中。英格兰人的命运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上帝的必然之中，所谓自由的秘密乃是在上帝之中，在宗教改革所掀起的波澜壮阔的运动和纯真美好的思想、制度结晶之中。

　　（六）中国需要宗教改革精神

　　刘军宁先生在壹度沉闷和绝望的空气中，终于呼喊出了壹个声音：中国需要文艺复兴！这样壹种呼喊在中国当下进行高估是不为过的，但是，他的呼喊没有切中要害，没有起到更好的引领或先知的作用。也许刘军宁先生呼喊的是更加广义上的文艺复兴吧，但无论如何，当下中国，更需要的是宗教改革以来的理念、价值观和最终的信仰。

　　对宗教改革偏见的产生，壹方面是因为受到马克思唯物主义对历史解释的影响，另壹方面是我们无宗教的国度无法设身处地的体验宗教对西方文明的决定性影响。

　　但通过上述考察历史和宗教改革的思想结晶，我们已经看到了它才是现代民主、宪政、自由社会的奠基石。虽然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目标是人的权利与尊严，但中国近百年的各种以人为本的革命、文化与运动，却始终无法确立人权和宪政。因为没有对上帝的敬虔，就没有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没有对宇宙大道的顺服，人就不能在圣洁和公义的秩序中昂首站立。

　　刘军宁先生认为文艺复兴要呼吁的是：“天地之间，个人为尊”，实际上宗教改革要说的是：“天地之间，上帝为尊；上帝之下，个人为尊”。只有高扬了神权，才能高扬人权；只有打倒了教权（中世纪天主教专制），才能高扬神权与人权。

　　当下，我们的处境与宗教改革时期极其类似，我们所要面对就是壹个高抬教权的宗教体系，它又自称是唯物主义，它不承认有上帝但又给我们描画地上天国的蓝图，并壹再宣告他们就是我们通向天国的带领人，是代表壹个民族未来的祭司与先知，不仅是“三个代表”而且就是上帝本身；它严密的体系和从肉身到灵裡的捆绑正在束缚著壹个民族灵性的发展，这样的空中掌权者以谎言和暴力作为黑暗的淫威。

　　而时代给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恢复被敌基督者和众多假神职人员、假中保所遮盖的真正上帝的威严和荣耀，让我们来高扬至高上帝的绝对主权和神圣荣耀，让壹切假先知和假祭司在上帝前面消失隐退，败坏魔鬼的诡计、攻占撒旦的营垒，从而使每个个体直接与上帝建立联繫。因为我们每个人就是祭司，就是上帝尊贵的儿女，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与尊严，拥有在尘世积极入世、荣耀上帝的使命和天职。

　　在多次家庭聚会上，我听到韩国的弟兄姐妹壹再说到：“韩国的自由是用膝盖跪出来的”。他们不是用膝盖跪向尘世的当权者，而是跪向至高无上的上帝，悔改、祷告、吁求，韩国作为民主大国、宣教大国、经济大国已经真正掘起，韩国人不仅实现了信仰自由，而且实现了社会自由，成功融入世界大家庭中。信仰自由是实现个人自由的第壹步，个人自由的最基本权利是信仰自由权利，有了信仰自由才能有言论自由、才有结社自由等等。信仰自由也是实现民族自由、大国掘起的第壹步，只有达成了信仰自由，才能开启民族的兴盛。正如荷兰、英国、美国三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的掘起里程，恰恰就是人类迈向信仰自由的里程，也恰恰是宗教改革的思想在全球传播的里程壹样，我们的时代，是壹个需要树立信仰的时代，是壹个树立上帝至高主权的时代，是壹个高扬上帝的儿女——人的尊严与权利的时代。

　　最后，谨以《圣经》?诗篇?8 作为结尾：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妳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妳将妳的荣耀彰显于天。

　　妳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我观看妳指头所造的天，并妳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麽，妳竟顾念他？世人算什麽，妳竟眷顾他？

　　妳叫他比天使微小壹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妳派他管理妳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壹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裡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妳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四、大国掘起的真正根源

　　也许如何让中国这个大国掘起的话题是唯壹壹个既让大陆当权者也让平民百姓深感兴趣的话题，无论是何种政见、是否站在当政者的对立面，在大国掘起这个话题上，各方都愿意坐下来倾听对方的意见。作为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谁不想让中国作为壹个大国掘起呢？当政者也愿意在这个话题上与壹切真诚探讨掘起之道的人士切磋、交流，也许这就是《大国掘起》壹片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幕后原因。

　　《大国掘起》在国内引发的巨大反响是让外国人匪夷所思、大跌眼镜的，因为该片在外国人看起来就是壹部中学世界史教材配套音像资料，它几乎没有什麽深刻、独到和新颖的地方，更没有政治上的寓意。但是外国人不理解，在当下中国这个铁屋子壹样的环境中，这部“中学教材”却如壹枚炸弹，炸开了自 1988 年《河殇》以来中央电视台、全国观众乃至思想界、政治界的沉闷僵死和固步自封。

　　《大国掘起》是在近年来大陆持续“妖魔化”西方的背景下首次让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作品，是近乎附和“现代化就是西化”、“西方中心论”等命题的壹部反主流作品，其中对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发展较为真实、完全区别于大陆中学大学西方史教材的首次揭露，确实给蒙了眼睛的国人壹次震撼。优美奇异的西方风光、多次扑面而来的教堂画面、精彩纷呈的西方文明成果，配上最高水平的现代电视语言，该片确实给闭塞多年的中国人壹次振聋发聩的视觉和思想的衝击。

　　《大国掘起》的最重大意义乃是标志著中国自《河殇》后首次以开放的、学习的眼光来审视西方文明也既蔚蓝色文明，乃是摆脱 1989 年以来民族主义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无端批判西方的落后思维，用壹种几乎讚颂、羡慕的口吻解释西方现代化国家先进性的首次公开言说，乃是不用老套官方政治术语而用学术语言在官方平台上言说官方关注的政治话题的先例。

　　《大国掘起》给那些标榜“中国可以说不”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泼了壹头冷水，给那些天天大骂资本主义国家的“兴无灭资”者壹针清醒剂， 也给那些原教旨马列主义者、新左派、国粹复古派泼了冷水。它完全高于大陆学界对世界近现代史的正统看法，因为它告诉了壹条较为真实的世界近现代史发展线索，从而把扭曲的历史开始归正过来，它也毫不客气地展示了西方国家的先进性和中国在掘起过程中必须要向他国学习的地方，它揭示了中国要想掘起，就必须进行思想观念、科学文化、经济体制乃至政治制度的变革。

　　但是《大国掘起》也给我们诸多遗憾，它有意强调了中央集权、政府权能乃至国家暴力、军队战争在掘起过程中的作用，甚至在每壹集都渲染通过战争来达到国家统壹的必要性和历史进步性，这让人对中国领导人信誓旦旦的所谓“和平掘起”开始心存疑虑；它也过分强调了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生产力的作用，使人看到唯物主义、唯生产力理论还是起主导作用；它也没有全面涉及到政治现代化的话题，对宪政、代议制民主、言论自由、地方自治、三权分立等问题讳莫如深、襟若寒蝉。

　　最为重要的是，它没有揭示出这些大国之所以掘起的根源——观念意识、宗教信仰以及信仰自由，尤其是对荷兰、英国、美国等全球性大国掘起过程中，基督新教的巨大意义视而不见，这在西方国家看来是常识的真理，却成为我们当下要探讨的关键。

　　著名法学家贺卫方在评价《大国掘起》时指出：“制作者用了浓重的笔触描绘了制度在推进壹国富强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然而，制度背后又是怎样的因素？。。。。。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偏偏是英国、荷兰这样的国家，连部成文宪法都没有，却能够实现事实上的宪政？”而我们所要揭示的就是宪政、制度、技术、生产力等等背后的观念意识、宗教信仰因素。

　　在这方面，我们要藉助西方学术大师马克斯?韦伯的分析。正如著名社会学家李强教授所分析的：韦伯和马克思都承认社会有三个层面，壹是物质生产层面、经济层面，壹是政治、法律的制度层面，另壹个就是精神、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层面。

　　马克思认为，在这三个层面中，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法律结构，政治法律结构上面又有个意识形态。而韦伯跟马克思差距很大，他壹生主要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和宗教的重要性。制度决定经济，而宗教、文化决定制度。制度的发展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宗教、文化原因来解释。

　　正如中国 1978 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确立市场经济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而是肇始于执政者的壹纸命令、知识界的观念更新和呼吁；中国在 1949 年选择计划经济也不是由于生产力原因，而恰恰是国家当权者被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填满了脑袋壹样，观念决定了制度，世界观、人生观决定了人类的生存方式。韦伯在资本主义问题上也不同于马克思，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壹种非常独特的现象，不是全人类都必然要过渡过来的现象，这种现像只在西欧，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宗教文化中才能产生。他特别强调了基督新教在西方国家经济、法律、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大国掘起》中所列举的国家中，葡萄牙、西班牙因为基督教（天主教）的巨大影响而推动了地理大发现和全球贸易，荷兰、英国、美国受到新教尤其是其中的加尔文主义的影响而发展了资本主义、建立了民主政治，而这三个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国。其他的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正是由于缺乏新教的影响才在发展道路上坎坷崎岖甚至成为军国主义、专制国家。

　　《大国掘起》第壹句话写到：“公元 1500 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同国家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由此，大国掘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坐标。。。。。。。

　　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公元 1500 年前后是人类历史的壹个重要分水岭，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的历史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把人类的现代史也即全球史的开始归结为地理大发现，又把地理大发现的原因归结为贸易（香料）的需要和几个君主的推动。

　　而我们要说的是，《大国掘起》开篇以 1500 年起首，实际上这就是西方宗教改革的发端时间,1517 年马丁路德就贴出了著名的《95 条论纲》，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狂飙，1536 年，加尔文初版了《基督教要义》，改革运动初成体系，这个如火如荼的运动革故鼎新了人类价值观、世界观乃至缔造了民主自由政体。所以整个大国掘起的过程也就是基督新教在全球发挥作用的过程。 1500 年前，基督教在全球传教的热情和航海时对上帝的信心，是地理大发现的最主要动力；1500 年后，基督新教“积极入世”的倾向、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和教会对国家的影响，促成了荷兰、英国、美国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

　　正如研究韦伯的台湾学者顾忠华所指出的：从历史的因果关系来看，今天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已经发展为壹个庞大的体系，在其中每壹个人似乎不得不顺从、适应其中的规范：赚不到利润的企业会倒闭、不诚信的商家永远作不大，不努力工作的工人会失业；不迎合、服务选民的政治家会下台；没有限制的有权力的大人物会腐败、否定多党竞争会被认为是法西斯等等。但是在这些规范、秩序有强制力之前，壹定是先有壹群人“自发地”形成了适合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生活态度。也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不是“无中生有”地迸出来，强迫大家服从它的规律；相反的，是有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壹批为数众多的人——先把上述的观念和态度当作追求的目标、人生的信条，在他们将观念普及并自己获得社会上的成功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才能够发达起来。这就是壹种正确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相反。

　　我们由此看到壹个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起初，思想观念、文化意识及其核心宗教信仰起到的关键作用。

　　正如韦伯所认为的，民族思想观念、文化意识的核心是宗教。不同于儒家和佛教，西方的基督新教有著强烈的紧张感。在新教中有两种秩序，壹个是现实秩序，壹个是超越秩序。任何壹个上帝的子民都有义务将现实的秩序改造为理想的超越的模式。典型的新教徒的内心时时刻刻充满了紧张感，充满了焦虑。他时时觉得现实世界有那麽多不完美的地方，觉得这与自己有关系，自己未能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

　　（正如每个基督徒的每次集体祷告的主祷文所说的：“愿妳的国降临，愿妳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今天，我们有必要揭示基督信仰在对全球性大国掘起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让中国人明白基督教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并且正在起到的巨大作用,让那些想让中国能真正成为大国、能步入世界大家庭的国家当政者们有所觉悟，让这些想掘起的中国统治者们明白唯有基督信仰才能真正使壹个国家掘起，进而让他们改善国内基督信仰的发展，扶持基督信仰影响下的文化、经济、宗教、政治模式。

　　让我们延著《大国掘起》的各国顺序、每个国家中的历史顺序来解释基督新教在各国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来探索何为大国掘起的源头、基石和根本。

　　1．葡萄牙

　　《大国掘起》在描述葡萄牙的地理大发现时归功于恩里克王子。我们要揭示的是，他是个终生未婚、在萨格里什苦修了 45 年的圣徒，他的远航事业最大的目的是宣教、并寻找传说中东方的基督教“普莱斯特?约翰”的国家，从而与之夹击北非的穆斯林。虽然在该片中壹再出现航海者的“宗教热情”这些字眼，但是却是半遮半掩，始终没有直接讲出来。

　　在远航大西洋、印度洋、地理大发现的时代，那些驾著漏水的破船，吃著发霉的食物、甚至蛆虫、老鼠，喝著变质的臭水，没有航海图，为看壹眼新海岸的模糊轮廓就离家漂泊数年的航海者，他们唯壹的信靠是对上帝的信心。如果没有对上帝的信靠、没有基督徒传播福音的大使命，没有那种神圣坚定的使命感，他们肯定是收穫不到地理大发现的美好结果的。

　　在《大国掘起》中也证明了：“1498 年 5 月，经过四年的生死考验，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率领的船队终于抵达印度的卡利卡特港，。。。。。。当印度人问他们到来的目的时，达?伽马很简练地回答说：“基督徒，香料”。这正是葡萄牙孜孜以求的目的，经过近壹个世纪的艰难探索，恩里克王子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基督徒”被放在航海目的的首位，高于贸易的目的，这句出自《大国掘起》自身的词语真正揭露了宗教热情在地理大发现中的作用，只可惜该片只是壹带而过、蜻蜓点水而没有丝毫的解释。

　　2．西班牙

　　《大国掘起》重点在哥伦布和资助他的伊莎贝尔女王身上，但哥伦布宣教的热情和对上帝的信心没有揭示出来。实际上，除了经济动机外，哥伦布作为基督徒的信仰因素是最重要的。相信基督命令把福音传给万民，就像哥伦佈在第壹次写给国王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女王的报告中表明的，他希望履行基督的大使命。在信中，他写道：“让基督在地上喜乐如同在天上，为瞭如此多民族（土著人）至今仍然失丧的灵魂将得到拯救之前景。”他坚信〈〈圣经〉〉中基督所说的末世来之前福音必要传遍天下万民的基督徒的大使命（马太福音 24：14），并要履行这个大使命。因此，航行至基督教未被认识的异域，不仅是他对传扬福音的基督徒使命的留意，也是他对上帝要完成对整个世界计划的壹种信心。

　　哥伦布是壹位有强烈基督信仰的人，这壹般不为人知。塞缪尔?莫里森这位知名的哥伦布传记作家指出，这位探险家在执行任务时总是说，“我将要做的是奉三位壹体之上帝的名”。他的第壹次美洲之行的日记上壹开始就写著“以我们主基督耶稣之名”。当他第壹次踏上新大陆的土地，他“把感恩归于我们的主”，这是他儿子费迪南德的说法。在他壹份现存的手稿中说明他第壹次美洲之行是为三位壹体的上帝所激发的。他有固定的灵修祷告生活。他将基督十字架留在他曾涉足的每壹个岛屿作为标记，而且他把第壹座发现的岛屿命名为圣萨尔瓦多。他的信函通常以XPO Ferens（披戴基督的人）署名，这是他的名在拉丁文中的意思。

　　这位基督徒男子汉的决心，使他发现了新大陆，并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排山倒海的影响。这个发现扩大了基督教的地理疆域，因为有很多美洲印第安人悔改归信了。

　　《大国掘起》没有将基督信仰的因素在葡萄牙、西班牙掘起过程中充分、圆满地展示出来，在描述葡萄牙、西班牙的衰落时，也没有揭示出信仰的因素。因为两国天主教的教义，无法产生勤劳节俭、视工作为天职、尽力挣钱尽力省钱尽力捐钱的资本主义精神及其工业的发展。

　　3．荷兰

　　该片对荷兰的介绍是壹个进步，因为中国人对这个国家是相当陌生的。而实质上，荷兰不仅是第壹个全球性大国、第壹个民主共和国，而且正是它孕育了英国和美国，可以说它是英美之母。 （其标志性事件是荷兰执政官作了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国王、从荷兰逃难过去的英国清教徒奠定了美国的根基）。只可惜《大国掘起》介绍给国人的荷兰是壹个残缺的荷兰，该片简单地将荷兰经济的兴旺归结为技术和经济制度，将民主政治的发展归结为市民意识，忽视以基督新教尤其是其中的加尔文主义对荷兰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这是很致命的缺陷。

　　《大国掘起》简单地将荷兰的贸易发达归根于鲱鱼和造船技术，殊不知，基督新教尤其是其中的加尔文主义对荷兰有著绝对性的影响。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在日内瓦的时候，他的思想迅速传播到荷兰。荷兰很快成为壹个新教地区。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把 16、17 世纪荷兰经济强盛的原因归结为下述事实，即：

　　那个国家的非国教教徒（新教徒）人数众多，基本上都是爱思考、冷静节制的人，并且都相信劳动与勤勉是他们对上帝应尽的义务。 ”

　　荷兰经济上的兴盛原因，在现代思想大师马克斯?韦伯那裡得到了最为彻底的解读。在韦伯研究清教徒精神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清教徒的伦理观念，是资本主义之所以产生和兴旺的重要因素。韦伯在书中指出，人类历史上，埃及、中国、印度等国家在 16、17、18 世纪社会财富也曾壹度繁荣，像中国还出现过“康乾盛世”，但为什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呢？

　　反而是在开始并不怎麽富裕的清教徒聚集的地方，如荷兰、英国、美国最早产生了资本主义？在这裡，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韦伯指出，虽然印度、中国等壹度繁荣，但是人们却将财富大部分用在消费支出上，富人花天酒地，几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动力，而且也没有将经营行为神圣化，所以，当时的伦理观念必然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来。而崇尚禁欲的清教徒认为，要过造物主悦纳的圣洁生活，就必须要克制人肉体的欲望，更为可贵的是，清教徒将禁欲主义和赚取财富即为天职的观念结合起来，于是壹方面拼命挣钱，另壹方面严格限制消费，如此社会财富巨增、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

　　在荷兰的新教徒根据加尔文主义认为：任何无节制的人生享乐、纵情狂欢，都会驱使人捨弃职守，堕落贫穷，不是纵欲和贪婪积累了财富，而是克制和禁欲增长了社会财富。因为克制禁欲的创业观念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必然会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俭省节约不是不花钱，而是为了把财富用在利于创业的投资和生产上。清教徒们的金钱和时间资本没有被消费而被用来再投资，他们的禁欲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生产的突飞猛进、经济体制的日新月异，导致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这壹切，正像韦伯在其书中所说的：“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壹种抑制或至少是壹种理性的缓解。”在这裡，贪欲就是那种妄图将财富用来满足肉体欲望、挥金如土的短浅念头。

　　正如《大国掘起》所揭示的市场经济中最普遍的公司制和股票的最早诞生在荷兰壹样，没有信仰产生的勤奋、节俭和信任，是很难集资和共同发展经济的。

　　基督新教加尔文主义对荷兰民主政治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 “纯正的教义，敬虔的生活”是对当时基督教新教徒的真实描画，这些新教徒在教义上恪守加尔文主义，最后演变成为清教徒。西方思想大师马克斯?韦伯在对加尔文主义进行评论时指出：“在十六、十七世纪最发达的国家中，如尼德兰、英国和法国，正是加尔文主义这壹信仰引起了这两个世纪中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

　　基督新教加尔文主义代表了对“圣洁教会、自由国家”（a holy church, a freenation）这壹理想的执著追求。这壹追求与当时统治尼德兰的西班牙天主教是直接对立的。西班牙国王在尼德兰设立宗教裁判所，颁布“血腥诏令”，残酷迫害新教徒。肺力二世加强教会权力，命令尼德兰总督，壹切重大事务听从教会首领格伦维尔的意见，并且拒绝从尼德兰各地撤走西班牙军队。

　　面对西班牙的专制统治和宗教迫害，以宗教抗争为先导的尼德兰民众的革命行动逐步高涨。加尔文新教在尼德兰的教徒迅速增多，武装的加尔文教徒不时和当局及教会发生衝突。在群众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压力下，肺力二世召回格伦维尔，答应撤走西班牙军队。但在 1565 年又秘密制定了残酷镇压尼德兰革命势力的计划。

　　1566 年，以奥兰冶亲王威廉（Prince Willem of Oranje, 今称沉默的威廉）为代表的尼德兰贵族，向西班牙国王请愿，表示忠于国王，要求废除宗教裁判所，缓和镇压异端的政策，召开三级会议解决迫切问题，但毫无所获。同年夏天，激进的加尔文教会要求贵族们“继续前进”，至此，贵族中的激进派加入到加尔文教会和革命群众的行列，壹场大的革命风暴来临了。

　　1566 年 8 月，以制帽工人马特为首的激进群众掀起了“破坏圣像运动”。安特卫普、瓦朗西安爆发起义，大批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的革命分子组织起名为“森林乞丐”和“海上乞丐”的游击队，神出鬼没地袭击西班牙军队。 1568 年，奥伦冶亲王从国外组织壹支僱佣军进行了有限的战役。 1572 年 4 月，尼德兰北方各省普遍发动起义，将西班牙军队驱逐出境，到 1578 年几乎整个荷兰和泽兰都获得了独立。

　　1580 年1 月，荷兰、泽兰等 10 多个省的代表在乌得勒支缔结“乌得勒支同盟”，宣布要联合行动 5 月，奥兰冶亲王威廉也在盟约上签字。次年，格罗宁根等几个省和地区也加入同盟。 1581 年 7 月 26 日，乌得勒支同盟的三级会议正式通过《誓绝法案》，废黜肺力二世，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新组成的国家称“联省共和国”，由于荷兰省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最重要，故又称“荷兰共和国”。

　　荷兰共和国是人类历史上第壹个宪政民主共和国。荷兰共和国的成立是新教加尔文主义者反抗天主教专制国家西班牙的结果，尼德兰革命以新教加尔文主义为旗帜，要求信仰自由和自治、独立，终于开启了人类民主宪政共和的先河，也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壹个全球性大国的历程。

　　荷兰首相亚伯拉罕?凯帕尔博士是著名的荷兰加尔文主义神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他于 1901-1905 当选为荷兰首相，任荷兰议会议员三十多年。凯帕尔博士才华横溢，精力充沛。他以加尔文主义为基础，对他的祖国的社会结构进行全面改革，影响涉及几乎生活的每壹个层面。由此我们看到信仰对荷兰的影响。

　　4．英国

　　在这壹集裡，《大国掘起》中至少出现了三个笑话，那就是对 1588 年英西战争、1688 年光荣革命和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的误读。

　　对 1588 年英国大胜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争，明明片中接受采访的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理查德?哈丁说：“英西战争源于宗教改革。16 世纪 30 年代，英国已经变成了新教国家。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希望英国恢复信仰天主教，接受（信奉天主教的王室成员）亨利八世女儿玛丽的管制。”但画蛇添足的画外音却说：“除了宗教信仰，让西班牙国王挥戈动武的另壹个重要原因是：英格兰人正在试图抢占和扩大海上优势，西班牙帝国的利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侵犯。” 实际上这主要是壹场宗教战争，是基督教新教对专制的背叛圣经的罗马天主教的战争，其次才是所谓的争霸。

　　对 1688 年的光荣革命，明明片中接受采访的英国历史学会主席巴里?考沃德说：

　　“他（詹姆士二世）拥护者中的壹些主要成员给詹姆士二世的女婿, 荷兰的壹位新教君主威廉写了壹封著名的信。他们邀请他来帮助反抗詹姆士二世的统治。”但《大国掘起》却壹直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克伦威尔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实际上克伦威尔是清教徒的代表，1688 年的光荣革命是英国清教徒壹个世纪来对国教（天主教）的斗争、博弈和战争的胜利。在这裡，信仰的因素再怎麽强调也不过分。

　　清教徒运动是宗教改革运动在英国的延续。清教徒运动作为壹种追求信仰纯正和自由的宗教与社会运动，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美国的历史。牛津大学教授威克利夫（John Wyclif, 1330-1384）被认为是英国宗教改革和清教主义的先驱，他反对把人的传统凌驾于圣经之上，反对把圣礼神秘化。对圣经权威的重视乃是宗教改革的灵魂，更是清教主义的首要特色。丁道尔强调圣经的充分性和权威性，主张圣经中所说的“主教”与“长老”的壹致性，提倡合乎圣经的简朴的敬拜方式，奠定了清教主义中长老制教会的基本特色，也被认为是英格兰清教徒的先驱。

　　英格兰大规模的宗教改革始于亨利八世，亨利八世去世之后，他年仅九岁的儿子爱德华六世继位，他坚定地支持宗教改革，可惜十六岁时就英年早逝，在位仅仅七年。接下来是玛丽即位，她是壹位坚定的天主教徒，要靠权术和武力恢复天主教，对新教徒大肆迫害。在她统治期间，被公开处以火刑的人数共近三百人，所以她被人称为“血腥”玛丽。

　　玛丽之后继位的伊丽莎白（Elizabeth,1558-1603 年在位）倾向新教。她非常务实，是壹位精明的政治家，但她也没有避免统治者通常具有的对权力的贪婪，她甚至操纵议会通过法令，称她为英格兰教会“最高管理者”，使主教制成为英国国教，也就是后来的安立甘教会。教会与社会是否合乎圣经，显然不是她最大的关注。

　　但是，此时在英格兰教会中，加尔文的影响已经逐渐超过了路德的影响。

　　伊丽莎白去世之后，苏格兰女王玛丽之子雅各壹世继位（James I, 1603-1625在位） 。他显然更喜欢由国王控制的主教制来取代以共和和自治为特色的长老制。

　　那时，苏格兰在约翰?诺克斯（John Knox, 1513-1625）的带领下，已经开始彻底改革教会，废除了罗马天主教在政治和宗教上的专制，建立共和式长老制教会。雅各壹世强制在苏格兰推行主教制，苏格兰长老会虽然壹再经历挫折，但始终没有屈服。在雅各壹世统治期间，壹部分清教徒流亡荷兰，其中有著名的清教徒神学家艾姆斯（William Ames,1576-1633）。他们中的壹部分人在 1620 年乘“五月花号”横渡大西洋，开创了普利茅斯殖民地。从此以后，清教主义的种子开始在北美扎根，加尔文神学成为北美基督教神学的主流和骨干。

　　雅各壹世之子查理壹世（Charles I, 1625-1649 年在位）继位后变本加厉，甚至解散国会，并于 1637 年下令在苏格兰强制实行英格兰主教制礼仪。 1638 年，苏格兰人奋起反抗，长老宗召开大会，推翻了雅各和查理父子在苏格兰强行建立的主教制。查理派兵镇压。为筹措军费，查理于 1640 年召开国会，人民代表看到自己中间那些最优秀的人遭遇迫害，早已心怀不满，就趁机纷纷对政治和宗教问题发表异议，主张改革。查理壹看大势不妙，就解散了这个“短期国会”。随后苏格兰军队长驱直入，大获全胜。查理不得不求和休战，签约赔款，承认主教制不合乎圣经。

　　查理壹世不得不重开国会，在国会中清教徒长老宗人士佔据主流，主张议会主权，立即整顿国务，肃清君侧。国王不甘心失去专制性的权力，就组织力量反扑，1642年 8 月英国内战爆发。

　　与查理壹世对抗的是国会领袖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他是壹位清教徒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建立了著名的清教徒军队――“新模范军”，这支大军是圣徒与英雄的结合，敬畏主权的上帝，憎恨专权的罪人，无条件地相信上帝的预定，无条件地履行自己的责任，不酗酒，不赌博，尊重私产，尊重妇女，是英格兰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杰出军队。他们高唱圣经诗篇中的战歌，打败王军，并于 1649年公审查理壹世，将他判处死刑斩决。克伦威尔壹手拿宝剑，壹手拿圣经，建立了壹个清教徒共和国，他自己担任护国公。克伦威尔确定了政教分离、制衡王权的政治体制和废除主教专制、各教会自治平等等信仰自由原则。虽然克伦威尔在局面失控的情况下实行了壹段时间独裁，但他对民主政体的贡献是无法埋没的。克伦威尔从不偏激，从未曾接受王位和建立永久性的独裁统治。他的统治通常是温厚宽容的。

　　他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甚至允许犹太人合法地进入英格兰，在会堂中自由敬拜。在克伦威尔统治期间，英国开始成为全球性的强国。

　　克伦威尔死后，其子理查德己任护国公，但他懦弱无能，国内开始出现无政府状态。保皇党与长老派联合起来，于 1660 年迎接查理二世复辟。清教徒对查理二世寄予厚望，结果查理二世是个隐蔽的天主教徒，他暗中勾结天主教，倚靠安立甘派，对清教徒大肆压制。其中壹项措施就是 1662 年通过《统壹法》，要求所有教牧人员都当“毫无虚假地赞同并支持”《公祷书》中所规定的壹切。不久，就有 2000名牧师觉得自己的良心不允许自己这样做，他们就被逐出教区，成为“不从国教者”，常常被称为“反国教者”。 1664 年通过《秘密集会法》，禁止不使用《公祷书》的所有宗教集会。违背这壹法案的人受到非常严酷的惩罚。查理二世 1685 年去世，继位的是他儿子雅各二世（James II, 1685-1688 在位）。雅各二世想要公开确立天主教为国教，遭到各派的反对。

　　在清教徒支持下，荷兰执政者威廉和玛丽夫妻于 1688 年 11 月 5 日率军在英格兰登陆。威廉是荷兰著名的加尔文主义政治领袖沉默者威廉的后裔，是欧洲抗罗宗抵抗路易十四的带头人。 1689 年威廉夫妻成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君主。 1688 年“光荣革命”是清教徒在政治上的胜利，确保了国家的宪政自由和基督教的地位。

　　虽然主教制安立甘教会仍然在英格兰保持国教的地位，但 1689 年的《宽容法案》也使他们的自由得到了相应的保障。从此之后，长达二百馀年的清教徒运动在英国告壹段落。

　　以上历史事实说明，1688 年“光荣革命”中的信仰因素无论怎麽强调也不过分，但是《大国掘起》却是闪烁其词。

　　在《大国掘起》中还说：“牛顿通过自己的伟大著作宣告了科学时代的来临，他告诉世人：自然界存在著规律，而且规律是能够被认识的。牛顿的发现，给人类带来从未有过的自信。曾经葡匐在上帝脚下的人类，终于大胆地抬起头来，开始用自己理性的眼光打量世界。”实际上牛顿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后半生就是个了不起的神学家。正是他的信仰使他坚信上帝的规律，并进行探索的。而且根本而言，是基督教推动了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当然，《大国掘起》也对新教对经济的影响提到了片言只语：“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有很多像瓦特家族这样的家庭，在新教思想影响下，开始努力创造财富，追求利润，他们想以现实的成就与上帝沟通，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弄钱是人生的主要之事。”儘管并不是很正确。

　　5．美国

　　在这壹集裡，《大国掘起》谈到美国的建国是由于清教徒：“1620 年，壹百多名逃避宗教迫害的英国清教徒，乘坐壹艘叫“五月花号”的船隻，开始了前往美洲新大陆的航程。他们漂洋过海的目的，是要建立壹个自由的宗教圣地。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埃里克?方纳）：清教徒是英国国教的分裂者，他们成立了自己的教派，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宗教理想，而不是按照英国国教的方式。”也谈到了清教徒及其信仰对《五月花号公约》这个美国宪法之母的影响。

　　但是它没有谈到清教徒精神对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督新教对美国宪法和法律、政治体制、人权民主自由、自由市场经济、宗教宽容、信仰自由以及后来的“进步运动”（或扒粪运动）、罗斯福新政对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矫正等的决定性影响。

　　1983 国际圣经年的时候，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做了壹篇《圣经》和美国建国为主题的封面报导。那时，他们做了壹个发人深省的叙述：“数个世纪以来，《圣经》深深地影响美国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现在历史学家正发现，比起宪法，也许圣经才是我们的建国文献：壹个特殊、神圣、为神所呼召来建立社会模范的民族、世界灯塔之美国，《圣经》乃是此强力迷思的来源。”

　　壹向对基督教并不友善的“时代杂志”(Times)在壹篇名为“饮水思源”的文章裡说道：“我们的国家是唯壹壹个以良善理念为基础而建立的国家。这个良善的理念结合了坚强的加尔文终极道德权利和罪人行善责任的信仰。这些收录在独立宣言和宪法之内的信仰实际管理著我们的社会。”

　　1907 年八月 20 日大罗斯福总统在纪念五月花号清教徒的演说上说：“三百年前到达此地的五月花清教徒，以及随后跟进而来比他们更严谨而人数也更多的亲属们改变了这壹块地的命运，也因而改变了这壹个世界的命运。”五月花号清教徒意图建立壹个祥和，并以圣经为准则的殖民地，这也是普利茅斯的精神。五月花号清教徒中的牧师罗宾逊向大家讲了壹篇告别证道(根据以斯拉记八章 21-22 节)。在那篇讲道中，罗宾逊提醒会众有关他们教会组成的定约。那份属灵的定约不久就转化成政治协议，即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这个公约成为美国宪法之母，但她的属灵含义没有得到应有的阐释。

　　美国伟大的参议员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说：“最后，我们不要把我们国家起源的宗教特质给忘了。他们那壹份对基督教超高的崇敬将他们带到了这个地方。

　　他们受著它如同明灯的指引而航行，并在它的盼望之中登陆。他们寻求在社会裡实现它的原理，想要将之嵌入到每壹个学校、公共事务、政治和文学之中。让我们珍惜这壹份情感，并且扩展这壹份影响；让我们深深地相信，最快乐的社会将是那种身上带有基督教温柔、和平精神的社会。”

　　自由是美国人最关心的。然而多数人并不明白，自由的根源是基督教所信奉的圣经。保罗说：“主的灵在哪裡，哪裡就得以自由”(林后三 17)。 《圣经》在加拉太书五章 1 节裡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

　　因此，罪的枷锁壹经解除，很快地那被基督所释放而得到属灵自由的人，会开始寻求政治和公民的自由。所以基督的救赎对鼓舞人们寻求自由而言是壹极大的刺激，而宪法也保障了每壹个人的自由。这种自由所涵盖范围之广是史无前例的，那是来自神的话语。

　　美国建国之父宣告个人拥有神所赋与的权利，此权利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得为国家所剥夺。国家的权力被认定是有限的，并得接受神的限制。国家乃是神伸张公义的僕人，但必须在某壹个限定的范围之内运作，以免国家夺取神在人心中的地位。

　　罗马书十三章 1-4 节订立了国家的基础，使徒行传五章 29 节订立了在适当时机裡“公民不服从权”的基础。

　　美国宪法法官兼历史学家艾兹摩尔(John Eidsmoe)在他那本《基督教和宪法》壹书中说：“基于人有罪的观点，清教徒拒绝给予个人过多的权力。权力有腐败趋势，并且可以被用来打压别人。因此，统治者的权力必须予以妥善地监督。”

　　建国之父所明白的真理是：人皆有罪。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十七 9)。詹姆麦迪逊说：“人类某种程度的堕落值得我们谨慎和防范。”分权的目的在防范少数人的权利过于膨胀。

　　权力如何加以分割呢？早在孟德斯鸠以前，神就藉著他的僕人以赛亚说：“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是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赛卅三 22)在此我们看到了政府权责三个等分的区隔--审判、立法和王的角色。建国之父并没有把这些角色的权威放在人的手裡，而是置于分散的法律机制裡：政府司法、立法和行政三个部门。

　　自治是美国清教徒基础的壹部份。议会厅在美国早期往往设立在教会裡，其位置往往是市镇中心，而它也常常是政治权威的中心。在塑造美国政治风格上，加尔文教派算是扮演著举足轻重的角色。加尔文教派之壹的长老会为美国提供了壹种政府架构类型。不论在那里长老教义壹直都是主流，它建立了壹套共和政体。这壹点连许多历史学家都不得不承认。美国政府是壹种共和政体。在教会裡，壹般信徒被赋予治理教会的权责。长老会的长老们经过教会全体投票而产生，他们实际管理教会。这壹点和经由选举而产生的代议士管理国家是壹样的。正因为长老会--也是加尔文派--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扮演著关键角色，所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说：“实际上，加尔文是美国的建国之父。”

　　基督教也使得美国成为世界“公共教育”之父。建国前辈们相信为了让所有的人读圣经，以明白圣经的教义和信仰起见，因而学校和大学如雨后春笋壹般在各地冒出来。众所周知地，哈佛、耶鲁、达特茅斯、哥伦比亚、普林斯顿以及其它优秀的大学无不有基督教的背景和起源。美国首批 126 个大学裡，基督教包办了 123个。

　　美国参议院将 1983 年订为“圣经年”。这群最高立法委员们说：“圣经，亦即神的话语在塑造我们的国家仪式上贡献卓越。使得美国成为壹个独特和蒙受祝福的国家......从圣经而来的虔诚信仰领导美国早期建国......圣经的教导启示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採用的政府架构。”而我们要说的是，这才是美国的掘起之源。

　　6. 关于第五集激情岁月（法国）第六集：帝国春秋（德国）第七集：百年维新（日本）第八集：寻道图强（俄国）

　　为什麽法国发生了惨绝人环的大革命、法国的进步坎坷崎岖；为什麽德国、日本走向了右的法西斯，而苏联走上了左的法西斯，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进行新教的传播和启蒙，没有使新教个人主义而非国家主义的观念渗透到国家法治秩序和民众观念中，他们这些国家的掘起之路，本质上是壹次抵挡上帝之路。也因此《大国掘起》中的法国、德国、日本、俄国才走上了壹条迂迴曲折的掘起道路，这些国家血的经验和教训从反面说明了，壹个人、壹个国家如果背弃上帝、践踏基督信仰，它所导致的后果多麽地惨重。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不能不引起中国当政者的深思。

　　最后我们的结论是：

　　大国掘起靠的不是国家至上、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霸权主义，而是尊重人权和个人自由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

　　大国掘起靠的不是技术、发明、生产力甚至制度，而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基石；

　　大国掘起靠的不是儒家、佛教、天主教、孙子兵法、狼图腾、龙图腾等等，而是 1500 年开始归正的以被杀的羔羊、“丑陋的刑具”十字架为符号的基督新教；大国掘起靠的不是人欲的张扬，而恰恰是对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敬畏、尊崇和荣耀。

　　五、孔像进出的尴尬与基督徒的应对

　　2011 年 4 月 21 日清晨，立在天安门广场国博馆门外九米五高的孔夫子塑像壹夜之间神不知、鬼不觉的被移走了，从 2011 年 1 月 11 日树立还不到 4 个月。据官方发言人说，这原来放在外面，就是临时的。但此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孔像的基座、外观和开幕典礼，完全不是临时的味道。孔像被撤下，只有两种可能，壹种是极左派的反对，壹种是开明派包括基督徒的反对。

　　在极左派著名的《乌有之乡》网站上，有文章写到：“原来孔子搬出来，是防御性质的，就是准备用孔子来防止耶教和西方宗教信仰对中国人的洗脑，及填补‘非毛’化后的信仰真空，但是，暴风骤雨的北非和中东的局势，告诫了我们，这种温和的被动防御，根本不能抵挡西方的进攻，于是，孔子像又搬回到屋子裡去了，留在外面的，仍然是毛主席像，因为，全国全党上上下下的正常人，在这次所谓茉莉花革命中壹下子都被撞醒了：目前，解决西方的咄咄逼人攻势，非毛泽东思想而不能。全国大左转，这是形势所迫，是必须的，否则，中华民族只有死路壹条”。看来，极左派反对孔像，在于他们要发扬光大毛像。

　　当然，从基督徒的立场看，从天安门移动到国博雕塑园中，标志著儒教“国教”地位的丧失，官方原意就想树立儒教为国教，以此来对付基督教及西方民主自由，也许也因为基督徒等开明派的意见的上达，终于决定不能如同海外的孔子学院壹样，将儒教和国家意识形态拉拢的太近。无论官方听取了左派还是基督徒等开明派的意见，这壹事件本身，却给我们基督徒很大的警惕，我们要时刻反对任何宗教的国教化，更反对以民族主义情结来阻碍福音的广传。

　　我们无法忘记：2011 年 1 月 11 日，树立尊高 9.5 米（九五之尊）、重 13 吨的孔子雕像被立于国家博物馆北门，其正好与天安门城楼上 6 米高的毛泽东像遥相对应。孔子像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其立于高度政治化的天安门广场。众所周知，天安门广场是国家政治形像的像征，重大政治活动经常在此举行，其上面的每壹块砖瓦、建筑物、标语都要经高层的同意。尤其像孔子像这样壹个硕大无比的物件、极具文化与政治意味的符号，如果没有经过最高层的点头，是不可能摆放在这裡的。

　　既然放在广场，就至少意味著孔子已经不是新儒家们诠释的“心性的孔子”、也不是于丹们解读的心理调节大师孔子，而似乎是壹个要做“国家精神”的“政治的孔子”。

　　不仅如此，2010 年 12 月底，山东曲阜将在距孔庙 3 公裡处建座名为圣三壹的基督教堂。该教堂占地 4 亩，高 41．7 米，可容纳 3000 人。几天之后，儒家学者联名发表反对曲阜建造教堂的意见书，在这篇《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的文章中，蒋庆、陈明等十名儒家学者、十家社团和十家网站联合呼吁：“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之后各种主张停建教堂的论文、研讨会纷踏而来，网络上下、来势汹汹。但基督教内，对此基本保持沉默。

    这两个事件在壹个月时间裡发生，似乎标志著儒教张扬自己地位的越来越高涨的热情，联繫到近年来孔子学院在海外的不断扩张（据 2011 年 1 月 22 日《星岛日报》称：从 2004 年韩国孔子学院算起，全球孔子学院已设在 91 国及地区共 322 所，孔子课堂设在34国共369个。中国国家元首几乎每次出访都要到访当地孔子学院），不能再让我们等闲视之了。而儒教势力与政治联姻，对我们而言是福是祸？我们基督徒如何应对呢？

　　不少基督徒以为上述诸事只有关文化多元、是执政者在思想文化领域实施多元的象徵，也是执政者假以孔子、儒家文化来整合当下世道人心、道德纲常的手段。

　　但我们知道，挽救信仰危机，基督教更有功用，为何不在广场放置巨大的十字架或耶稣像呢？也许我们应从这几年儒教在中国发展的某些迹像中探出究竟：

　　2000 年代以来，诸如于丹、易中天、曾仕强等儒学的民众普及者被媒体有意推广，他们在百家讲坛等中央媒体长期炫示话语权，他们签名售书、演讲辩论、参与学术、经济等论坛并成为广告明星。2007 年，社科院学者方克立在其《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对待儒学》壹文中也提到社科院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专门研究儒教的现实意义以供高层参考。方克立在该文中指出“‘立儒教为国教’是康晓光前几年就提出的主张，近年来影响迅速扩大，蒋庆、陈明等人都起而响应，‘复兴儒教’、‘重建儒教’的呼声很高……儒学政治化和宗教化都表现了大陆新儒家对儒学改造社会和转化现实的功能的重视，表现了其积极有为的姿态……他们对舆论宣传工作极其重视，开会、出书、办杂志、办网站，应邀到各高校演讲，频繁接受媒体采访，善于利用儿童读经、弘扬国学、儒教讨论等活动来为自己造势……是喧腾的新儒家和很会造势的新儒家”。而在这些强势的大陆新儒家中，蒋庆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蒋庆，1953 生，字勿恤，号盘山叟。1982 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主要著作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

　　等，并有多部译著。蒋庆在 2003 年出版《政治儒学》后，开始在中国政治思想界暂露头角，他在《政治的孔子与孔子的政治》壹文中写道：

　　“我理解的孔子以及我理解的中国政治与当今中国学界所理解的孔子与中国政治不同，我理解的孔子是‘政治的孔子’，我所理解的中国政治是‘孔子的政治’。

　　质言之，我认为中国儒学传统中有壹强大的‘政治儒学’传统，而‘政治儒学’的思想在当今中国仍然具有鲜活的思想性与巨大的生命力，足以同当今中国流行的各种显学相抗衡，并且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必须是‘孔子的政治’”。蒋庆指斥知识分子：“他们只承认孔子是‘心性的孔子’或‘道德的孔子’，而不承认孔子是‘政治的孔子’或‘创制的孔子’；他们认为在当今中国只能有‘孔子的道德’，而不能有‘孔子的政治’；只能有‘民间的孔子’，而不能有‘宪政的孔子’”。

　　蒋庆在该文中针对基督教立场写道：“‘儒教作为国教’不只是‘政治儒学’作为‘王官学’的诉求，更是中国历史的事实。中国在‘三代’时就存在‘国教’，壹直到壹九壹壹年‘儒教作为国教’的政治地位才崩溃。现在‘政治儒学’提出‘儒教作为国教’，只是恢复中国古老的‘国教’传统，并非如批评者言是‘把儒学变为宗教’或‘把儒教变为国教’……‘国教’涉及到壹个国家的文明属性与壹国民众的共同信仰，涉及到政治权力的精神价值来源与超越神圣的正当性，在中国恢复‘儒教作为国教’不仅可以解决国家的文明归属问题与国民信仰共识问题，有利于克服当今中国的信仰危机与价值虚无状态，同时也是在复兴中国古老的文明传统”。

　　蒋庆的宣告明显昭示出当前政治儒学的目的和意志。

　　面对咄咄逼人的儒家攻势，相形之下我们基督徒似乎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而儒家文化基督化的梦想，似乎要被基督教儒家化的趋势所遮盖。壹个张扬其权力意志，壹个却以为对方是文化上的谦谦君子甚至是信仰上的同道；壹个要奋力征服、壹个却以“轻看世界”的超越信仰来回避社会问题。近年来，基督教为了减少当政对基督信仰的敌意，除了社会救济外，几乎没有任何文化基督化的努力，对于社会领域，与政治儒学的强势相比，也几乎失语。我们在社会上也丧失了主流话语空间，致使本土固有文化完全在最近几年大行其道、主宰著社会文化、影响著主流媒体和公众。

　　壹些基督徒学者、传道人为了在国内传播福音、减少固有文化敌意，而经常调和儒、道、释与基督信仰的关系，强调他们的共同点，试图告诉国人基督教不是外来宗教而完全是自古就有的本土信仰，这样的本意是好的，但由于太强调“和”，反而使信徒们因为看不到基督信仰的本质和独特之处而最终丧失了分辨能力，迎合变成了同化，最终否定了自己。不少基督徒学者努力达成中国的“天”“道”“上帝”概念与基督教相关名词的合壹：先古中国人敬拜的就是耶和华上帝；孔子是慕道友；在中国古代有上帝的特殊启示等等。诸如此类的善意如果发展下去，也许会成为没有原则的投降。

　　面对这些情势，我们所要做的也许是像雅比斯的祷告壹样，求神扩张我们的境界。在这方面，我们要学习《圣经 希伯来书》，该书可以看成是向犹太人宣教的跨文化宣教经典，《希伯来书》通过犹太人熟悉的“天使”“大祭司”“帐幕”概念以及摩西、麦基洗德等《旧约》人物，巧妙地将耶稣基督借用这些媒介传达出来，使犹太人既熟悉又新鲜、既惊叹又合情合理地接受、壹切都无可推诿。《希伯来书》非但没有向犹太文化妥协，反而借助犹太文化，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壹信仰核心传达了出来。

　　面对政治儒学欲成为国教的努力，也许我们更该指出基督教的基本立场：任何宗教都不能被设为国教，无论是儒教、佛教和基督教等宗教。众所周知，现代化的标志就是“政教分离”，就是要彻底消除掉政权的神圣性、属灵性和宗教的政治化，这是宗教改革运动所强调的。著名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政教分离过程称为“驱除巫术”的过程。由于人的得救和成圣只仅仅在于神，并不在于世俗的政权，所以政权的救赎、教化功能纯粹是谎言。而那些把政权赋予神圣意义，甚至政权干预属灵的权柄和事务，都是巫术政治的表现。这些宗教改革以来的基本常识，需要基督徒大力弘扬。

　　总之，如何面对儒教在当下的强势作为、如何面对瞬息万变的中国情势，确实是对当代基督徒的挑战。但无论如何，我们要在对神的信心中完成神交给我们的使命。正如马太福音 28：18 中所宣告的：“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基督教在中国当下的传播，显然不像明清之际那样艰难，也不是 1980 年代仅仅是传福音为主。现在是信仰深化的时代，是我们的信仰在主流社会发挥巨大影响的时代。壹切正如约翰?加尔文所说：“欲想在天国得荣耀的，今生必须争战。”也如新译本《圣经?创世记》1：28：“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裡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

　　孔像是搬走了，这值得庆祝，但此壹事件，对我们基督徒的警示作用依然存在，望我们不断警醒祷告，为主在纷乱的末世来争战。

　　六、李提摩太路线提上中国宣教日程

　　中国宣教史有“戴德生路线”和“李提摩太路线”的说法，但实际上在宣教课程中讲戴德生的篇幅远远大于李提摩太。前者是壹个教会中人人皆知的人物，而后者却在教会中鲜为人知，倒是社会上的人，不时提到李提摩太的名字。其实正如与李提摩太同壹时代、在中国温州宣教 28 年的来华英国宣教士苏慧廉指出的、近代所有来华外国宣教士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李提摩太。熊月之先生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更说:“他集传教士、学者、政客于壹身，传教、译书，进行广泛的政治活动，样样搞得有声有色……与达官显宦的交往之多，与各种政治力量的接触之广，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之大，那是晚清任何传教士都不能相比的。”

　　李提摩太显然是宣教士中的异类，他更侧重通过文化事工来实现福音使命、更侧重上层精英、更侧重在政治、传媒、教育、科技、慈善等领域为福音的广传做预工，并最终达到福音化和文化基督化的效果----这种“李提摩太路线”对中国当下的社会、教会尤其是宣教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因为中国的基督徒及福音传播已经不像 30 年前刚改革开放的光景。教会已经由农村教会为主体变为以城市教会为主体；基督徒已经由农民等弱势群体为主体变为以社会中坚阶层（如专业人士、企业家、知识分子、医生、律师等）为主体；教会对社会的立场也逐渐从封闭拒斥走向影响社会的积极立场。 （如这次四川救灾就是中国教会第壹次在全社会的亮相、另如企业文化界的基督徒企业家的“羊文化”运动就是在重建中国经济伦理）。众多教会也认识到法律上的维权、政治上的争取政策、文化上的拓展、媒体上的佔据，是教会与福音能够加快传播速度的有效途径。面对这样的社会大背景，李提摩太路线应该提上中国教会宣教的日程，而更多地认识李提摩太显然非常必要。

　　目前汉语界出版的李提摩太传记并不多，苏慧廉所著的《李提摩太》壹书，是比较权威的李提摩太传记。本文中的大部分资料与事实均出于该书。李提摩太（1845-1919），出生于英国南韦尔斯省。他在攻读神学时立志到中国传道。 1869年他受聘为英国浸礼会宣教士，1870 年 2 月 12 日抵达上海；之后，他游行佈道于东三省、华北地区,在社会底层宣教。生硬地隔离两条路线也是不对的，因为两条路线经常交融，如李提摩太刚到中国，实际上还是採用“戴德生路线”的方法。他长达数年通过游走或者骑马、骑驴游行佈道、医疗、发放福音书籍等来传福音。

　　1876--1879 年，中国北方十多个省遭受了旱灾,这场灾难大大改变了李提摩太的宣教路线。当时山东、山西饿殍遍野、尸骨成堆、人吃人是常事;甚至有几批灾民要求李提摩太带他们造反。李提摩太出于基督徒的爱心和宣教的考虑随即把大量精力放在赈灾工作上。给灾民发粮、发钱、也协助政府救灾，并将《劝世真言》张贴街头，劝人悔改归向真神。救灾是基督徒文化使命的壹部分，同时它也是传福音的最好渠道。四川地震我去了三次，第壹次给灾民发放物资时说壹声“耶稣爱妳”，等 2 月后我第二次去,他们就主动地跟我握手，说：“弟兄、感谢主”，原来他们已经信主了。

　　不仅如此，通过救灾，李提摩太打开了壹条向社会精英宣教的路线。李提摩太积极向地方政府建言，进献救灾良策；他也常与官绅合作发放赈灾物资,在合作中积极影响官绅。李提摩太在救灾中多方募集资金，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亲自派人将李提摩太从国外募捐的银子运到山西，并主动会见李提摩太。正是与李鸿章的会见，使李提摩太认识到了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他于是决定将传教的重点转向官员和学者。

　　李提摩太将宣教中心从山东转移到山西，在山西他开始利用介绍西学来传播福音。他花 1000 英镑购买科技书籍及科学仪器，进行自修，并定期在大会堂向数百名中国官绅、知识阶层宣讲哥白尼发现天心说的秘密、化学的奥秘、蒸汽机带给人类的福利、电力的奇蹟等科普知识，并作示范表演。当中国人开始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时，李给他们指出“壹条利用蕴含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进而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把民众从“赤贫之境”解救出来。

　　同时，李提摩太开始结交权贵，联络士绅。他和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国筌、曾纪泽、庆亲王奕劻、恭亲王奕忻、刚毅等几乎所有的朝廷大员都保持著接触，李提摩太还曾做过曾纪泽家的英语家庭教师。李提摩太与他们结交有两个目的：

　　1，改变他们封闭保守、敌视西方文明的心态，进而对西方的文化宗教持开放的姿态，虽然几乎很少有官员因为与他的接触而信主，但他们确实改变了对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看法。李提摩太还曾向李鸿章提出过很多政策建议，其中派遣皇室亲贵到国外考察、兴办西学等被清政府採纳；2，通过官员来影响对基督教的政策。在各地方允许自由宣教、禁止迫害宣教士、信徒、禁止攻击漫骂基督教的书籍的出版、和平解决教案等等。他的建议被很多地方官员採纳，由于政策的改变，宣教活动有了很大的改善。在义和团反洋时，很多受李提摩太影响的地方官员暗中保护了不少宣教士。

　　李提摩太的这种做法使我想到去年 11 月 21 日至 22 日由官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和家庭教会代表参加的关于家庭教会地位的会议，这样的会议实际上就是家庭教会人士积极影响宗教政策的“李提摩太路线”举动。在浙江、广东、福建也有不少基督徒企业家成为人大、政协等政界人物，他们能够坚持原则，积极地影响政府对基督教的宗教政策，实际上对福音广传具有巨大的功效，另如曾经活跃壹时的基督徒维权律师团，也为各家庭教会捍卫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除了教会的宣教，我们也要看到政府有关宗教信仰的某壹条政策的改变所导致的影响也绝不能小窥，比如邓小平改革开放、宗教上落实了不少政策，这些政策的改变确实是中国大复兴的成因之壹。

　　“李提摩太路线”达到高潮的标志是李参与、引导戊戌变法。李提摩太所经历的晚清社会正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西学东渐之风吹醒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界要求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戊戌变法正是这壹时代的产物。李提摩太作为为数不多的宣教士不仅参与了戊戌变法，而且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领袖。

　　1890 年 7 月，应李鸿章之邀，李提摩太担任天津《时报》主笔，上任伊始，李提摩太就写了壹篇文章，呼吁中国必须改革，他还多次发表社论，介绍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 1891 年，李提摩太出任同文书会督办，将同文书会改为“广学会”，旨在“从宗教的小圈子裡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 。这样的口号，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宣教的层面，而是进入了基督徒履行文化使命的范畴。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达 25 年之久，其间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2000 种书籍和小册子，成为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出版机构之壹。他还在北京、渖阳、天津、西安、南京、烟台等地开设了自己的书刊发售点，经常免费赠送书刊。当时地方上的知识分子，每到发报前期，都在数算新壹期的《万国公报》还有几天能邮寄给自己。

　　通过译介西学，出版报刊、图书，李提摩太影响了许多官员和大批知识分子。

　　张之洞从武昌发电报购买报刊和图书，他还向广学会捐资白银 1000 两。 1894 年，李提摩太把以前在《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以《时世评论》为书名集结出版，李鸿章和曾纪泽以《西学的重要性》为题目作序，并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上，由此可见广学会对官员的影响。

　　维新派人士更是将李提摩太奉为精神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都是《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苏惠廉称《万国公报》“行销量最广，惑力最大，中国维新分子受这报的鼓动者，不在少数”。康有为还曾向当时香港《中国邮报》的编辑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公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对现代媒体的熟练掌握，是当代基督徒宣教的必须。网站、报纸、杂志、光盘、视频乃至电视台、电影，都是传福音的好窗口。在当下中国，网站、视频、内部报刊、光盘都是基督徒应该大大使用的宣教平台。这也是“李提摩太路线”的应有之义。

　　维新运动如火如荼，当时的许多维新人士都与李提摩太有来往，梁启超还曾为李提摩太做过壹段私人秘书。李提摩太也以维新派的老师自居。维新派的绝大部分改革方案都吸收了他的建议，李提摩太在看过康有为的变法计划后，给妻子写信说道“几乎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对戊戌变法的影响之深。光绪帝也深受李提摩太影响，1898 年，戊戌变法开始后，他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私人顾问，帮助决策维新。然而李提摩太虽然纵横捭阖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李鸿章、张之洞也都内心裡对维新派的改革方案予以同情和理解，但是终究未能挽救戊戌变法的失败。即使如此，李提摩太仍多方奔走和斡旋，为营救、保护维新人士流亡国外尽了最大的努力。

　　很多人误解李提摩太参与政治太多，而对福音无益。而实际上他的参与民族的革新过程本身，在给这个国家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让国民把他“壹切的好行为，归给在天上的父”；当壹个基督徒宣教士积极参与民族命运的伟大变革时，他所带来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整个民族也会关注他基督徒的身份，并对福音产生好感，进而接受福音。近年来，整个世界都在惊叹韩国的複兴，韩国是世界第二大宣教国家，是亚洲为数不多已经已成功基督化的国家。但很少有人知道韩国近现代救亡图存的民族英雄，也大多是基督徒。根据正史记载，在韩国被殖民时期，基督教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见和民主解放运动影响极大，当时最活跃的“独立协会”组织，大力鼓吹国家自主独立及民主思想，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全是基督徒。韩国抗日英雄、被誉为韩国国父的金九也是在 1903 年信奉基督教的，他在中国所组织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基督徒。韩国基督徒在民族危亡关头承担了责任，也从而赢得了国民民心，这壹切为韩国的基督化、韩国成为第二宣教大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戊戌变法在保守派的绞杀下很快失败，面对失败，李提摩太并没有气馁，他继续中国宣教的事业，他笔耕不辍、著述颇多。除了政界、思想界，他也结交了佛教、道教等重要人物，通过文化学术交流，来推动福音的广传。 1900 年“拳匪”之乱平乱后列强要求中国赔款，李提摩太却倡议各国在赔款中拨出部份，在山西设立大学，推动中国的教育。他所创立的山西大学至今辈出人才、影响深远。

　　1915 年，李提摩太辞去广学会职位。 1916 年，夫妇返回英国。 1919 年 4 月17 日李提摩太离世。李提摩太在华逾半世纪的工作，功效长留人间。他的劳苦也为上帝所纪念，他种下的种子，也有不凡的收成。在他去世时，中国已是“教堂几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至 1920 年，全中国教堂总数已达壹万馀所。教会学校、医院、出版机构、书店、教会孤儿院、养老院更是成千上万、到处林立。民国建立初期，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界基督徒极多，比例竟壹度高达全省官员的 65％。那是壹个信仰复兴的年代，其中就有著李提摩太奔波的工效。

　　李提摩太的宣教工作并非没有瑕疵，很多宣教学者认为他重视宗教交流、但有时过于对异教妥协，他曾多次认为佛教与基督教极具亲缘关系；他重视政治、政策的改变，但由于时局的变动，壹切又要重头再来，不像扎根底层的“戴德生路线”

　　受政局变化影响不是很大；李提摩太热衷于西方文明的推介，但很多人只接受这些文明的形式，而拒绝文明的内核，这壹趋势最终导致 1919 年五四运动最具有号召力的知识分子以科学与民主来拒绝信仰、自以为上帝；有人更抨击他与孙中山唱反调、不识时务。毕竟，瑕不掩瑜，任何壹条路线都是有利必有弊的，路线的优势如果稍壹过分必然会导致它的缺陷，“戴德生路线”也不例外(如他们不关心政治,也不影响政治,后来无神论政权的上台并肆意摧残基督教与他们的这种消极方式有关) 。而我们做为后来者，更看重的是先辈们的宝贵经验对我们时代事工的重要启示和帮助，这些所有的经验都是对我们宣教使命的引领和援助。

　　不仅如此，在壹个人人只熟悉“戴德生路线”而对李提摩太相当陌生的中国福音环境中、在壹个基督徒构成群体已显著变化并趋向社会中坚力量、基督徒已开始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已开始履行文化基督化的文化使命，并跃跃欲试在中国的媒体、赈灾、教育、企业、职场、学术、艺术、婚姻亲子、伦理重建乃至维权运动、参政议政等领域作光做盐时，“李提摩太路线”就具有了特别的时代意义。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群体在宣教历史上更应该了解的恰恰是“李提摩太路线”，在宣教策略上，除不断强化“戴德生路线”外，还应该让“李提摩太路线”提上中国宣教的日程。

　　七、佛教的善与基督教的爱——谈给佛教徒传福音的要点就从人的角度来把握世界、参透生命而言，佛教达到了智慧的顶点。而佛教当中中国化了的禅宗，对中国有点文化素质的佛教徒影响很大。针对中国佛教徒，可以从禅宗壹些公案（故事）入手，讲解佛教与基督教的不同，从而让他们归向真正的真理。

　　禅宗中最精彩的公案莫过于五祖传位给六祖时，看那位和尚写的诗最好，就让他作接班人的故事。当时众人看好的神秀和尚写了首诗：“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而反驳这句诗的慧能和尚的名诗使他成为禅宗六祖，慧能的诗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壹物，何处惹尘埃”。为什麽慧能凭这首诗就被拥戴了呢？关键在于这首诗将佛教的教义和特征最极致的表达了出来。

　　佛教主张整个现像世界是空的，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佛教大师龙树曾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不仅山川万物是空的，连佛教中的圣物也是空的，所以连“菩提”“明镜”这些普通佛教徒顶礼膜拜的圣物实际上也是空的。既然壹切都是空的，连壹个东西也没有，那麽自我、自我的罪孽也实际上是空的（佛教正见中的“诸法无我”）。所以对待“尘埃”不需要吹拭，更不需要苦修，只要进行“顿悟”、“明心见性”立地成佛，所以“我即是佛，佛即是我”。可见，禅宗把佛教当中的无神、人是神、人依靠自我迅速成为神的思想信仰发挥到应有的极致。

　　通过这首诗的分析，让那些对佛教有壹定认识的佛教徒先理清他们自己的信仰，然后开始给他说明基督信仰与佛教的区别所在。打开《圣经》第壹页第壹句：“起初，神创造天地。”基督教开宗明义、万分确信地宣告有壹位真实的上帝，他创造天地万物，并且创造了人类。这个真神不仅创造而且壹直在护理著世界和人类。他是三位壹体的真神，他与人建立了活生生的关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彼得的神、保罗的神。如果没有壹个创造者，那麽整个世界和人类从哪裡来，就没有答案了。

　　佛教大部分教派基本认为没有神，但佛陀释迦诺尼在这个问题上也曾说过：“诸位和尚，世间壹定有壹位非由母生，非由手造，永久不变，单纯自若的‘神明’。

　　若没有这位非由母生，非由手造，永久不变，单纯自若的‘神明’，诸位和尚，那麽这裡就不能向那些由母所生，由手所造，经常变化，综合而成者指出壹条逃脱之路。”（见《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廖超凡著、道声出版社 157 页）但佛陀在其他地方再没有强调这个“神明”，似乎它就是涅槃后的某种结果壹样。佛教既然唯靠人的自修和操练，所以世间有壹个上帝的观念会妨碍苦修。所以佛教说穿了是无神论。

　　佛教即是无神论，但为什麽又有那麽多佛像、菩萨叫人拜呢？其实这些佛像、菩萨是“肉身成道”，是修炼境界比较高的尊者或圣人而已。人不是神，被造的其他生物和物体更不是神，我们要拜的是神，而不是这些。正如保罗在雅典见到很多偶像时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使徒行传 18：29）神是无限的，任何有限的事物来指代无限的上帝，都是错误的。正如约翰福音 4：23： 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是个灵，人却执意造壹个无生命气息的银、铜、铁、木、石的偶像，又向这偶像点香烛供瓜果、膜拜求问，愿望寄托在明明是人手所造的东西上，向它许愿、祈求改命，怎能有效果呢？

　　给佛教徒讲明了他膜拜的所谓“神佛”的真相和基督教的真神后，可以给他讲解佛教与基督教对人看法的异同。根据佛教的“四圣谛”中的“集谛”，人也不过是各部件的集合，是偶然形成的“无常”。在佛教经典《弥邻陀王疑问篇》中通过国王与尊者那格森纳的对话，认为车子只是枢轴、车轮、车把等部分的集合，而没有车子本身。有点像中国名家所谓的“白马非马”论。人的起源和本质也如车子壹样是空无的。但因为人有欲望，所以人生充满苦难。只有消除人生的壹切欲望，人才能有解脱的可能。而佛陀在菩提树下所领悟的人类对付痛苦的方法即是：把生命毁灭，便不会再有受苦者；把自我废除，便无可能再受苦。这个方法进行细化，就是修行、顿悟、禅定、苦修、行善、咒语、法事等具体措施，最终达到“不生也不灭，不常也不断，不壹也不异，不来也不去”的境界。

　　与佛教不同，圣经在《创世记 2：7》中就宣告人是由神造的：“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人是真真实实的，他有七情六欲和自由意志，由于他滥用自由意志，违背上帝旨意，因此堕落成罪人，与上帝彻底分离，任何人的方法也无法与神相合。而且这个罪从亚当开始遗传到每个人身上。这个使人跟上帝彻底分离无法弥合的罪的观念是佛教没有的，佛教认为人有成佛的潜质，只要经过行善、修行就可成佛。很多人认为佛教、基督教都差不多，都叫人行善干好，实际上错了，基督教恰恰告诉人，人是行不出善来的。

　　人天生就活著罪中，如《罗马书 3:10-18》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壹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 神的；都是偏离正路，壹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连壹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裡有虺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实际上我们体察人类历史和现实，知道再伟大的人都有错误，我们小时候觉的毛泽东伟大光荣正确，但长大后才知道他是千古罪人。佛教界的和尚、高僧也免不了犯错，如今大陆很多寺庙成为牟利场所，著名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赚钱非常大胆，早就引起世人非议。人的败坏使人通过任何人的方法和努力都无法成为圣洁、公义、良善的神。

　　脱离有缺陷的人生，进入永恒的完美，是所有宗教的共识。但人靠有罪的人行不出善来，那麽我们就要思考是否还有其他途径与良善的神合壹。这个唯壹的途径就是神自己来拯救我们，道成肉身替我们担负罪孽，我们的罪被神赎买之后，我们才能得与神相合。正如《罗马书 3：23-26》说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著耶稣的血，藉著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神派遣他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赎罪，耶稣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因为只有神才有能力为我们赎罪，也只有人才能饱尝人的过犯和罪孽。我们相信神人壹体的耶稣为我们赎罪，那我们就可称义，与神和好、被神算为无罪了。

　　可见，佛教是自我成佛，而基督教是靠神的拯救；佛教是靠自我的行善得救，而基督教是靠上帝的大爱来被救赎；佛教崇拜的是高高在上的人，而基督教崇拜的是为人类流血牺牲的神；佛以痛苦为万恶之首，甚至以牺牲人的生命来消灭痛苦也在所不惜，耶稣基督却以苦为乐，自己饱尝了痛苦、替人类受苦，并叫信徒效法他的榜样作世界的受苦者，以让世人归回上帝。著名学者梁燕城早年笃信佛教，曾到尼泊尔、印度等地求佛，但有壹天当他走进壹个商店，发现面前同时放著耶稣像和弥勒佛的像，壹个是受苦受难，壹个是开怀大笑，当时他突然感到能够真正反映人类境况的，是耶稣像而非佛像，从此之后他开始研读《圣经》，最终成为壹个基督徒。

　　佛教让人追求的终极境界是不执著善恶、美丑、贵贱、是非、黑白等等区别、没有淮则和判断的境界，但基督裡有公义、慈爱、圣洁的标淮，耶稣道成肉身，以真理的光芒照亮黑暗，使善恶、黑白、虚假与真实顿时显明，“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马太福音 11：34），因为真理和公义必然要与虚假和专制为仇敌、对真理的顺服就是对虚假的不顺服，对公义的服从就是对专制的不服从。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雅各书 7：12）。佛的境界易于让人对世界调和妥协，但基督教的真理鼓起人改造世界的勇气。进步的现代化国家，无不是基督教占主流的国家。

　　佛教由于对人成佛潜能的肯定，对人的崇拜由此而来，如缅甸的专制、泰国对国王的崇拜。而基督教由于强调人的完全堕落、全然败坏，让人认识到人类的有限和罪恶，使人们在关于教会、政府等制度设计时无不以”无赖“假设为前提，各种制度安排来防范、监督人尤其是有权力、有地位的人的无赖本性。这为平等自由的教会制度和国家的宪政、法治奠定了根基。西方近代以来从宗教改革到清教徒革命历史都昭示了这个真理。对壹个崇尚民主政治、厌恶专制的现代人来说，告诉他民主的起源更接近基督教的人性观的话，既是他是佛教徒，也会对基督教才生敬意。

　　壹些迷恋禅宗的佛教徒认为禅宗的得救方法类似“因信称义”，六祖慧能简直就像马丁路德。慧能反对苦修和佛事，强调顿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悟，即是佛是众生，壹念若悟，即众生是佛”（《坛经》），但慧能的“顿悟“与路德同样反对苦修的“信心”，所指称的对像有天壤之别。慧能所领悟的，在于自我；而路德所信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赎罪的工价。慧能代表的禅宗，认为“世人性本清淨，万法尽在本性”、“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将得救之路归向自我，最终导致对人的崇拜；而基督教的救赎之路是上帝的拣选与救赎、人的信靠和感恩，正如圣经《以弗所书 2：8、9》：“妳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可见，慧能与路德虽有壹致性，但壹个靠人、壹个靠神。

　　对壹个有壹定知识的佛教徒，让他迅速打消掉行善成佛的可能性，而在上帝的大爱中认罪归主，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壹个是个人的善、壹个是上帝的爱；壹个是高扬人、壹个是高扬神，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信仰系统，实际上是人本与神本之争。

　　传统中国人更易接受佛教，因为儒家、道家更是人本之信仰系统。人本思想把人的至善、人的行为、人的理性或非理性、人通过自己努力成为上帝、人扮演上帝的观念极致化，对中国人危害很大。而我们要向佛教徒传福音，也就必须围绕人的败坏、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大爱、唯靠恩典、唯靠信心等与之相反的主题展开澄清工作，当然方式方法要非常谨慎、求同存异、循循善诱、让真理之光逐渐战胜黑暗，正如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我差妳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妳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马太福音 10:16）

　　八、康希出事与教会的公义与圣洁

　　彼得前书 4:17 “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最近华人教会界发生了不少教会丑闻，其中最大的壹件事情，就是新加坡最大教会创办人城市丰收教会牧师康希涉嫌挪用教会奉献款被捕，并在上周三（6 月 27 日）接受了初步庭审。

　　虽然法庭没有最后判决，但壹切不是空穴来风。有关机构已经调查了两年，并指出城市丰收教会被挪用的慈善资金总额至少为 2,300 万新加坡元，这些资金据信被用于资助康希妻子何耀珊的音乐事业。不仅从这些事实，而且从该教会的壹贯表现和神学主张上，都可以得出今天这样的结局不是偶然而在神的定意之中的结论。

　　城市丰收教会是亚洲灵恩界有名的教会，拥有将近 2 万多名会员，该教会不仅对东南亚，而且对中国大陆、台湾教会影响都很大。我所知道的每年中国大陆有成千上万的教会牧者和信徒都去城市丰收教会听讲道、读神学，接受康希的教导，台湾也有不少前往者。康希早已成为华人教会界偶像式的人物，尤其是在亚洲灵恩界，可能除了韩国赵镛基牧师外，就属他的影响最大。他的跌倒，对华人教会界的影响怎麽高估也不过分。甚至有人在网上认为该次事件堪比华人教会界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而华人教会界面对丑闻是要遮盖“维稳”呢？还是吸取教训有所反思呢？

　　首先，这个教会是巨型威权性、金字塔型教会，对金字塔顶端教会负责人毫无监督制衡。基督教会从天主教中脱离出来，就是反对后者的教皇制，所以传统基督教会如路德会、长老会、浸信会、卫理公会都对教会最高权力以长老制、会众制进行制约，如果没有这种制约，就有可能导致腐败。可惜不少华人教牧从来都轻看西方教会传统、很愿意自己搞壹套体制出来。壹个不民主、公开、缺乏权力监督的体制出事非常正常。康西及教会高层挪用教会奉献款项，教会会众可能完全不知情，在壹个崇拜人、毫无对权力最高层进行监督制衡的教会体制中，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足为怪。

　　其次，康希等不少灵恩界教会对传统神学和圣经的要求并不严格，我有次去他们教会，适逢该教会神学院毕业，我问学生们学了多长时间，说是壹年，后来又听说改为半年、三个月了。不少大陆牧者、信徒也去参加这个神学院，这麽短的时间，能对圣经、教会历史、系统神学有全面了解并打下坚实根基吗？没有根基，在教义、教会和社会事务上犯错是在所难免的。

　　更重要的是，康希等牧者长期宣讲壹种没有公义和苦难、只有恩典和祝福的福音，尤其把神的祝福，单单理解为发财和赚钱，信耶稣可以发大财、为了发财都来信福音、为财务祷告、为富足祷告。我去新加坡参加过其壹次礼拜，除了对其震耳欲聋的打击乐内心不平安外，深感其成功神学 （prosperity theology）已经到了金钱崇拜的境地。记得当时壹个该教会年轻传道说彼得打渔在耶稣教导下打到很多，这说明神会给我们物质的祝福，尤其是赚钱的祝福，他还作了好长时间点钞票的手势。神的祝福有好多方面，并不仅仅是金钱，信神不壹定会带来物质之祝福，甚至为信仰要承受贫寒和苦难。神给我们带了物质祝福好，带不来物质祝福也不是不好，没有物质祝福也要感谢神。绝对不能为物质祝福原因来信神。这跟拜财神、拜关公有什麽区别呢？正是金钱上的错误教导，使教会中人陷入在金钱的不义和污秽中。

　　无独有偶，在康希出事之际香港全福会又暴丑闻：在该会参加台湾举办的全福会大会上，壹弟兄强奸了该会壹姊妹，更可怕的是香港全福会壹些负责人居然阻止该姊妹报案。姊妹冤屈壹直没解，最近在香港各媒体开始揭发这些负责人的丑陋。

　　香港全福会还自创了敬拜会，他们不要专职牧者的教导，教会缺乏接受过严谨神学训练的牧者，迟早就会出现各种事端。成为医生、律师都要接受好多年医学、法学严格训练不可，教会教导人不好好读几年神学是不可以的。

　　壹些华人教会不少信徒非常自大，不从知识和体制上学习西方教会，热衷于自创壹套。他们不懂教会传统、不懂教会历史、不懂教会信条、不读系统神学历史神学圣经神学，达到非常可笑的地步。人家已经发展了 2000 年了，我们才开始，为什麽不学习他人的传统呢？没有深厚的传统和扎实的圣经和神学根基，不在教会体制和教牧栽培上效法传统教会，内心的骄傲实在过分，康希出事、HK 全福会出事，我们该警醒了。

　　在神的真理和公义上立不住脚的人必然要翻跟斗。没有公义，信徒就会在金钱、性、政治权力方面站不稳！贪污腐败、欺男霸女或者被政治统战工具三自会所统战，都昭示不少华人教会在公义上的欠缺。神在这个时间让康希出事、香港全福会出事，不久还会让那些与三自走得热乎的海外牧者们出事，都说明神要任凭人的私欲暴露，神要让人看到海外华人教会只讲祝福、成功、宽恕和爱，不讲苦难、公义、审判和罪的恶果！！

　　康希被带到法庭时面对 3 项控状，指控他共谋失信 2400 万（约 5760 万令吉）教会建堂基金，面对坐牢 20 年的最高刑罚。这起备受瞩目的大案，涉及款额之大，交易的复杂性，历来罕见。他以 50 万保释金目前保释，等待下个月再次开庭。这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的洁淨圣殿。

　　耶稣开始他的事奉，最先也从神的家开始（见约翰福音 2:13-22）。他到耶路撒冷圣殿，发现裡面没有敬虔的祷告声，没有赞美诗歌的声音，反而是叫卖的声音，牛羊动物的呼叫声；看不见忧伤痛悔，只有嘈杂的交易。他们把应该市场做的交易搬到圣殿裡，他们玷污了神的殿，唯利是图。表面上是敬拜的教会，实际上裡面充斥肮葬的交易和贪污、腐败。

　　而且那些殿裡的祭司们、法利赛人们居然让这种行径发生，说明他们也是言行不壹致的伪君子们。面对这些黑暗，耶稣行动非常的激烈、拿著鞭子、赶出牛羊、倒掉银钱、推翻桌子。。。耶稣的行动，代表了上帝的公义。正如约翰福音 3:19：

　　“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耶稣洁淨圣殿犹太人就是不高兴，华人教会存在的问题很多，但问题出现后更多的是在躲避、推脱、推卸责任。康希出事，网上壹派神来审判人不能说的言论，这是打著神的旗号让信徒们遗忘掉教牧的法律责任。这其实跟香港全福会不叫受害姊妹报案有什麽区别呢？基督徒既是天国的信徒也是地上各国的公民，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都要遵守或争取。此最基本的道理很多教会都混淆。

　　教会丑闻丝毫不能抹黑基督教，反而使神的公义得到了彰显，神是嫉邪的神，神绝不会以不义为义，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神任凭他们干坏事，就是要彰显神的公义才是教会的根基。最近接二连三的丑闻再次提醒我们，忽视神的公义和圣洁，在金钱、性、政治公义上妥协、无原则会带来何等的罪恶和处罚！

　　九、林书豪篮坛见证对华人神学的衝击

　　长久以来，华人教会由于历史、文化等诸方面原因，在基督教神学中壹直把福音作为重点中的重点，在救恩论和创造论中，更加强调前者；在恩典之约和工作之约中也更加强调前者；在内在灵修生命建造和管家权柄看守治理、社会关怀上，也是更加强调前者；在教会敬拜和职场服事上，也都强调前者；在千喜年观上强调末世即来人唯有等候而否定人改造世界的可能。但这壹切，在最近的 JEREMY LIN“林来疯”中受到了巨大的衝击。

　　林书豪在球场上、职场中不仅做到了为神而作、与神同在，他的打篮球本身，成为壹种敬拜服侍，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也在履行我们基督徒在社会上“修理看守、治理管理”的管家权柄，林书豪以信仰为根基，在球场、媒体、体育界、娱乐界积极入世，活出生命，履行了神最初赐给人的工作之约(Covenant of works)、履行了文化使命(Culture mandate )、彰显了上帝的荣耀、成为了光盐、成为了山巅之城。

　　从神学上来看，林书豪的美好见证让我们看到了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重拾上帝在伊甸园裡给我们的管理世界的管家权柄的可能性，看到了我们除了传福音建教会的福音使命外，还有在各自职场敬业卓越、荣神益人的神圣使命，也看到了我们的内在灵修如果与外在的服事工作结合在壹起，那就更能蒙神喜悦，更看到了社会上诸领域的管家权柄的彰显是与教会内的敬拜壹样神圣的服侍。

　　世界是我们要修理看守、彰显神荣耀的对像而非逃离摒弃、畏惧隔离的地方；生命也不仅仅是抽像化的宗教行为，它要表现在我们的诸种社会活动当中；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但我们的内心也要通过行为表现出来；我们得救后除了传福音建教会，更应该捡起曾在亚当裡丧失的、在耶稣基督裡更新的工作之约。

　　工作之约表现在创世记 2:15-17：“耶和华 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 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妳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妳不可吃，因为妳吃的日子必定死”。工作之约是上帝与人类代表亚当签订的，叫工作之约是因为“作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惟有不作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罗四 4～5)工作之约启示：亚当遵守律法、听从上帝的话可得永生，并享有管家权柄，否则“必定死”。

　　工作之约包括三个要素：“(1)永生的应许和管家的权柄，但必须通过壹段完全顺服的考验期才可得到；(2)死亡的威吓(若不顺服就必死)；(3)生命树的象徵，或再加上乐园与分别善恶树的像征。虽然在创世记第壹章中并未提到“盟约”壹词，但是壹般却认为盟约中所有的要素全都出现在裡面。

　　而我们壹直以来强调的恩典之约就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重新与人签订的约定。

　　提后壹：9“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裡赐给我们的”。

　　的确，救恩和恩典之约是圣经的核心，但不能忽视起初工作之约。对工作之约的重视，是清教徒神学对壹些福音派神学的衝击。在清教徒信仰告白《威斯敏斯德信条》中，圣约的阐述被置于耶稣基督之前，“第七章论上帝与人所立的圣约；第八章 论中保基督”，先约后救恩，救恩在约的框架下进行，而且救恩之约对耶稣来说却是完成工作之约。

　　从清教徒盟约神学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圣经的关键是神对全宇宙和世界的管理、其计划的实现和神自己荣耀的彰显。神的荣耀是圣经关键。而在管理世界中神叫我们作世界的管家，按照工作之约修理看守、管理治理是根本的使命，此使命不应该被忽视到今天的地步。上帝差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成就救恩，救赎我们，从消极意义上是赦免我们偷吃禁果犯罪得死的惩罚，而从积极意义上是恢复我们起初在工作之约中被授予的“修理看守”的管家权柄。

　　救恩是在神与人的盟约框架下进行的、救恩之约从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对工作之约的救济：人被上帝赐给修理看守的管家权柄，但因犯罪丧失，神派遣独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成就救恩，救赎子民，并恢复修理看守的管家权柄，所以我们得到救恩后，更应重视工作之约，不仅要广传福音，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是，在耶稣基督裡恢复我们管家的权柄，对整个世界进行修理看守！

　　对修理看守的工作之约的强调不是轻视耶稣基督的救恩、也不是忽视宣教传福音的大使命，而是华人信徒要明白我们基督徒管家权柄是首先的、修理看守是天职、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壹样重要，除了宣教传福音外，我们要在各自工作中荣耀神，每个基督徒在各自职场如同林书豪在篮球场壹样，荣神益人、职场宣教！

　　神爱我们，神与我们签约，神与我们的工作之约和神通过耶稣基督与我们的救恩之约同样重要。借恩典之约的功效，执行上帝在创世之初给我们的工作之约。工作之约是根本的，但因亚当犯罪壹度违背，在耶稣基督裡重新恢复，我们得救后除了传福音更加积极的应该是捡起“修理看守”的管家权柄，在各行各业见证神的公义、慈爱和荣耀，如同林书豪在球场！

　　Jermy Lin 是履行上帝工作之约的典范 ：林书豪后来还说： “每当我站在球场上，当周围有两万球迷在高声叫喊时，我仍然要提醒我自己，我试图隔离所有的人，想像上帝就坐在球场边上，我只是打球，打球给他看。当然我还有壹些其他挣扎，我会受到诱惑，会走出正道壹些在回来。”这是信仰和工作的奇妙结合，这是在职场履行文化使命的典范。

　　世界也不是我们要逃离的对像，华人教会最初在面对新派神学和吴耀宗、丁光训共产主义神学毒害时，为了抵制它们高举人、把信仰世俗化、政治化的倾向，家庭教会领袖们将生命的建造、福音的广传放在重中之重，但长此下去，却走上了另壹个极端，那就是有意排斥世界、不讲工作之约、不讲管家权柄、不讲社会关怀的极端基要主义中。

　　仅在千喜年观上，我们看到王明道先生在他的《耶稣是谁》壹书中写道：“自从亚当犯罪以来，世界便逐渐败坏，世上的列国在人的眼中看，是有文明的，有野蛮的；有富强的，有贫穷的；有民德高尚的，有民德低下的；但是在神的眼中看，却无壹不是充满了强暴罪恶，神不要修理这败坏的世界，他乃是早已定意毁坏者悖逆神命的列国，建立公义永存的国”。（注：见《千喜年：华人文化处境中的观点》39 页，基道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初版）在这段话中，王先生从人的全然败坏的本性出发，否定了世人可以建立公义国家、政权的可能性，而且既然神不要修理世界，那麽人改造、修理这个世界的理由也是没有的，从而他也否定了基督徒承担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的可能。

　　但王先生的可贵之处就是壹眼看穿了吴耀宗等社会福音派的恶劣社会后果，并与后者坚决地划清了界限。“因为按照但以理的预言，天国是非人手造出来的，故天国绝不是人的努力所能建立，也绝非凭历史的进化发展而来。”（注：见《千喜年：华人文化处境中的观点》40 页，基道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初版）。

　　但唯有神是完满的，任何人都是有限的，随著历史的发展，以王明道牧师为代表的前千喜年观虽然抵制了“三自”后千喜年观的流毒，但他们的千喜年观中对人在社会改造上的无能为力的强调、信徒逃避世界的出世态度、毫无担当文化使命的倾向，却给中国信徒带来了巨大的负效。“自性自渡“、漠视社会、封闭保守成为受他们思想影响的家庭教会的特征。

　　而在当今，华人教会应该效仿的是主流清教徒的千喜年观点，在坚守人的罪性、天国唯有上帝能建造的前提下，也充满盼望，在这个世界上作光作盐、筑山上之城，影响世界、改革社会、承担文化使命。

　　当然，Jermy Lin 可能没有机会思考这些神学问题，但是我们作为传道人，应该从这个华人教会界的大事件中得到某种启示，神让 Jermy Lin 在这个时候出现，不是偶然的，神要叫我们从中领会神在当下对我们的旨意，让我们华人信徒和教会在耶稣基督裡能壹天新似壹天，不断更新，向标竿奔跑。壹切正如罗马书 11:33-36：

　　“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十、市场经济下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文化基督化”是当代基督徒的使命。福音要在整个社会文化领域彰现出来，如此才可以作好大面积的“鬆土”工作，为人们归向基督作好预功；另壹方面文化基督化是基督徒全面贯彻信仰、“入世修行”、信仰深化强化整体化并更新传统社会的必由之路。

　　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尤其在当下全面市场化、城市化的中国，企业文化不仅影响了经济领域，甚至影响到社会文化。近几年由深圳华为公司倡导的“狼文化”，居然畅行华夏大地、长时间深刻地主宰了国内企业文化甚至社会文化，这是企业文化败坏社会文化的典型个案。苏州德胜洋楼是壹个有教堂的企业，它将企业文化与管理奠定在圣经根基上，以“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为价值观，在中国企业界同样引起了巨大反响，它的《员工手册》正式出版后居然发行近 20 多万册，众多企业以此为准绳来改造自己的文化，它强调的法治、信仰、爱心奉献等主题也深刻地影响了社会，这是通过企业文化来更新社会文化的好的典范。

　　市场经济文化基督化是时代临到我们基督徒身上的真正异象，在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作见证是当代基督徒的呼召。市场经济这个伴随 16 世纪宗教改革而来的新生事物使中国教会正在经曆三个转折：

　　壹、从农村中心向城市中心的转折。以前国际社会最关注、国内教会最复兴的是在中国的河南、安徽农村，但由于市场化、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剧，农民大量进入城市，他们开始在城市裡宣教、在企业和社区中建立教会，他们不仅牧养河南人、安徽人，而且牧养北京人、上海人等城市人；

　　二、教会裡不谈经济到经济生活中作见证。在男耕女织的农村无所谓职业，但在城市中必须明白基督徒的职业观是什麽？金钱在现代社会中构成很大的比重，基督徒也急需了解正确的财富观是什麽？还有基督徒企业家，也急需了解圣经原则的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是什麽？在经济生活中做见证，成为基督徒迫切的时代使命；三、基督徒构成正从社会弱势群体改变为中坚阶层。众多年轻人、学者专家、企业家、医生、律师、演员都成为基督徒，他们拥有话语权和社会地位，正在强有力的以光盐作用影响著主流社会。这三点转折实际上也是福音从台下走到台上，从边缘进入中心，从支流成为主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福音要渗透到市场经济的方方面面，遍及经济领域的每个角落，企业文化基督化也就成为宣教的重中之重。

　　企业文化基督化也是上帝为中国宣教开的壹条出路，因为在国内私营企业大都由企业主自己主宰文化，官方鞭长莫及；通过企业文化的更新，可以更新大量的涌入企业的农民工的生命。不久将来，伴随农村城市化的加剧，企业宣教必将代替农村宣教。企业文化的更新，也可以更新企业的客户甚至与之打交道的政府官员的生命、影响政府各机构的管理模式和文化，最终深刻地影响社会文化。

　　在谈企业文化基督化具体见证和异象之前，我想谈谈在“三化”过程中对中国本土的信仰系统、文化本源也要讲“分”，不能只讲“和”。近几年来，许多基督徒学者、传道人为了在国内传播福音、减少固有文化敌意的缘故，调和儒、道、释与基督信仰的关系，本意是非常好的，但由于太强调“和”，太强调退让与妥协，反而使信徒们因为看不到基督信仰的本质和独特之处而最终丧失了应持守的原则，也丧失了本该佔领的主流话语空间，致使本土固有文化完全侵蚀了基督信仰并在最近几年大行其道、主宰著社会文化、影响著主流媒体和公众。

　　这几年我壹直深入到中国各地企业从事圣经原则企业文化传播的工作，在企业文化领域，我感受到传统文化对基督信仰的阻力是非常大的。先不说主外的企业，就是基督徒的经济行为，由于传统观念的毒害，而与信仰有著巨大的差距。有些企业家由于基督徒员工不敬业甚至说出了：“我发誓再也不招基督徒员工了”的呼声，基督徒没有树立工作就是敬拜、就是 calling 的正确职业观，反而以传统的、现实的、唯物的观点认为工作就是赚钱，与自己的信仰没有任何的关系，工作不属灵、不是侍奉、可以敷衍了事，可以不讲职业伦理。

　　不少企业家虽是基督徒，但在管理上推行的还是儒家金字塔形的集权专制、人治而非法治、践踏契约与诚信、强调权术和谋略、毫无商业伦理，假冒伪劣产品敢做、行贿受贿事常有、对员工毫无关爱。教会裡壹套、社会上壹套，企业管理和文化比外帮人更加地糟糕。当社会上流行“狼文化”时，众多基督徒经济人士无动于衷、熟视无睹，甚至同流合污。这些经济领域的败坏行为壹定程度上玷污了基督徒的形象、阻碍了更多的人归向基督。

　　企业基督化就是在矫正基督徒的经济行为，使基督信仰彻底化、整体化、全面落实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文化、职业观念、财富观念上，是在强化信仰而非弱化信仰，使更多的人因基督徒好的经济行为而归向主。目前在国内，从事企业基督化、工商界侍奉工作的主要有三股力量：壹是由某新加坡商人组织的每年两次的大陆基督徒企业家论坛，已经举办十届多；壹是全福会在各城市举办的工商界福音餐会；壹是 CBMC 在深圳等大城市开展的工商团契工作，其他还有不少包括本人在内的独立的工商界侍奉力量正在兴起。

　　在中国当下的市场经济领域、企业文化基督化有三个重点：

　　壹是天职观的推广。在 2004 年、2006 年我写作并出版了《天职》《新职业观》，两书标志著基督信仰深入到工作、经济的层面，可算为企业文化基督化的起步工作。

　　正如哥林多前书 10:31：“所以，妳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麽，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也如约翰?加尔文所说“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工作就是我们的敬拜方式，就是在市场这个修道院中修道的方式，经济领域的工作与牧师的神职壹样神圣。

　　工作是呼召（calling），是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时提出，并由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重点强调的。正如韦伯所说：“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壹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裡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工作是天职包含两层含义，壹是工作是上帝安排的使命，是我们神圣的职责，所以我们必须勤劳、敬业、追求卓越、看工作为宝贵。二是工作既然是上帝的职业，所以在工作中要效法上帝的公义、圣洁、慈爱。工作是天职，所以是使命，所以要圣洁，所以我们基督徒做工作要更加地敬业、更加地重视职业道德，并通过工作上的好见证来传播福音。国内有很多基督徒企业正在努力塑造员工的天职观。如享誉主内外的渖阳华夏民俗村的《华夏人厨师宣言》和“行厨如行医、菜品如人品”的华夏人厨师格言，宣告的就是天职精神。

　　还有苏州某推崇基督教文化企业请博士生导师给木工学校学生授予“匠士”学位，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第壹次。匠士的颁发使卑微的木匠明白自己的工作是何等神圣，也有力地颠覆了传统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士、农、工、商”等的轻视职业、蔑视劳动的官本位职业观念和职业等级划分。这个企业中令人耳目壹新的口号：“我确实没有多大的本事，但我有认真工作的态度”“我们不认为壹个平庸的博士，比壹个勤劳敬业的木匠对社会贡献更大”都彰现了天职观。这些美好见证正在更新著中国人的职业观，使国人把工作与信仰的实现开始联繫起来，开始意识到工作就是生命信仰的实现方式，是神圣的敬拜，因此工作要纯洁神圣、恪守职业道德，工作上要敬业勤奋，不能让官僚主义玷污工作。天职观在更新著企业文化的同时也更新著社会文化。

　　二是僕人式领导以及法治、制衡观念在企业管理中的体现。旧有的马克思主义涉及不到现代企业的管理，所以当今国内企业的管理，主要是以儒家式管理为核心的金字塔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方式主宰著国内企业文化、影响著社会文化，甚至大多数基督徒的企业採取的也是儒家式的管理文化。

　　儒家思想实际上跟市场经济风马牛不相及，它所导致的企业管理只能是金字塔形的集权管理——圣人至上、唯上不唯下、官僚主义横行、对高层缺乏监督与制衡、视员工为奴隶、视顾客为仇敌。

　　孔子理想的管理模式是在古圣王的盛世, 管理根基建立在圣人的道德上。《论语》寄希望人能成德而成圣,由成圣而主政。而我们知道人是全然败坏的，人的道德是最脆弱的，把企业、国家社会的根基建立在某壹两个人脆弱的道德基础上，这就是儒家管理与基督教管理本质区别所在。

　　基督教认为人的有限性、罪性是根深蒂固的、不相信人可以自己拯救自己。儒家本质上却认为人可以成为神、上帝。孟子认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之趋善,如水之就下。人有天生的善端,本此善端,便可成德、成圣。荀子认为：途之人可以为禹。程朱理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路，也是把国家、组织的管理权柄最终交给神壹样的圣人。到陆王心学的“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就是宇宙”、“心即理，心外无物”更是把人的自我为主、自我为神、自我为上帝发挥到极致。

　　儒家相信人毕竟有体现至善、上通神明的可能，所以在管理上推崇圣王管理模式，最高管理者惟我独尊、毫无监督、颐气指使、践踏规则，被管理者对圣王惟命是从、阿谀奉承，各管理层欺上瞒下、对上不对下、只会揣摩上面的意思，听命行事，唯老板上级是尊，视顾客员工为敌、官僚主义横行、爱心匮乏、低层员工权利丧失殆尽，最终形成“领导干部帝王化、员工群众奴隶化”的管理局面。

　　曾国藩推崇的“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壹方面说明他对自己道德修养的严格性，另壹方面在他看来中国人可以分为两类，壹类是圣贤，另壹类是禽兽，圣贤毕竟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则是禽兽。所以当他成为圣贤的时候，大多数人在他眼中就是禽兽，死不足惜，这句话直接包含的就是蔑视民众、践踏人权的意识，不这样理解我们就不理解为什麽曾国藩作为儒家数壹数二的圣贤，杀起人来极其残酷，落下“曾剃头”的恶名。圣贤就可以滥杀“禽兽”般的人民，这就是儒家圣王理想的逻辑结果。

　　儒家的管理到毛那裡发挥到极致，毛的语录是：“我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

    “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谓神乎？”壹个自我为神、众人奉他为上帝的管理者会把壹个企业、壹个国家糟蹋成什麽样子，1978 年以前共和国的历史已经清楚的表明了。

　　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儒家文化儘管有诸般的美善之处，但我们看看它几千年的实验期中所结的果子便知道它确实乏善可陈。管理方面，无非表现为“2000 年如壹日”（历史学家唐德刚语）的官本位、集权压制、唯上不唯下、毫无爱心的管理体制。我们看壹种文化，就要看它的本质，而不是它貌似进步的壹些枝节末梢。儒家文化的本质是人的自我为主，因为自我为主，所以导致王权专制、官僚主义、崇尚厚黑与权术；因为自我为主，所以没有上帝和天国的参照、对比、督促和更新，所以导致墨守成规和不思进取。

　　基督化的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根基立在对上帝主权的尊崇、对人的罪性的深刻洞察和把握上，具体体现为僕人式的领导、企业内外渗透爱心、对权力的制衡、对规则的尊重上。马太福音 20：25-28：“耶稣叫了他们来，说：“妳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妳们中间不可这样。妳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妳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妳们的僕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赎价． ”僕人式领导就是壹种高的服侍低的、上级服务关爱下级的倒金字塔管理模式。

　　成都军区刘亚洲将军曾说：“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东方宗教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这就是东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要做管理者，就是要做僕人，做真真实实的人民的公僕，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帝王。管理的源泉来自威信，而威信来自牺牲奉献。正如约翰福音 12:32：“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领导就是关爱下属、找出并满足下属需求，为了满足基本需求,自然要牺牲奉献.壹旦我们为别人牺牲奉献,我们就能建立威信.建立了威信,我们才是货真价实的领导人。这种领导管理哲学在西方基督教为文化根基的自由、民主国家被广泛运用在政治、经济领域，选举、分权、弹核、问责、听证等制度就源于僕人式领导。

　　所以基督化的管理就是牺牲奉献、关爱下属、尊重人权、基督为门徒洗脚的僕人式领导。僕人式领导在国内基督徒少数企业开始实践开来。如湖南梦洁家纺公司企业文化核心是：在以“爱”为基石的付出中成就荣耀。统壹的行为规范：1。洁身自好。 2。善待他人。 3。爱人如己。每个管理者的职责就是真正服务好下属。

　　该公司平壹车间 7 组王三元职员写到：“每个加入梦洁这个大家庭的员工，在其成长过程中，随时都会有人给予无私的帮助，而每个在这个家庭裡成长起来的成员又都以带上壹颗真挚、坦诚的心去帮助别人为己任。'爱'是相互给予的，正是这样相互之间的无私关怀造就了我们的今天和未来。”

　　与儒家管理恰恰相反，基督化企业文化出于对人的有限性和罪性的清醒认识，所以强调对有权位者的监督与制衡、强调有限的人对制度规则的遵循，实施法治而非人治，尊重秩序和契约。苏州德胜公司在管理上全面贯彻基督教管理理念，在德胜，公司对员工壹再强调公司与员工是壹种契约关系，是壹种健康的僱佣关系，在《德胜员工守则》中明确写道: “公司始终不认为员工是企业的主人.公司认为,企业主和员工之间永远是壹种僱佣和被雇佣的关系,是壹种健康文明的劳资关系,否则,企业就应该放弃对职工的解僱权”。这是圣经中圣约观念在企业中的彰现。

　　在德胜《权力制约规则》的总则中写道：“没有监督及制约的权力必定是腐败的权力。壹个公司的管理者包括最高决策者的权力如果没有相应的制约，而只靠道德或觉悟制约，最终必将导致公司的破产。实践证明，没有哪壹个人的道德是永恒的”“在督察人员的心目中，员工永远没有等级之分，只有遵守与不遵守制度之别”。在《德胜员工守则》的封面上写著震撼人心的口号：“壹个不遵守制度的人是壹个不可靠的人！壹个不遵循制度的民族是壹个不可靠的民族！”

　　我曾亲历壹国内基督徒企业某高层涉嫌违规的听证会。听证会由当事人（辩方）、主持人、调查人员（控方）、证人、听证团成员（陪审团）、旁听人员组成，虽然当事人是公司级别较高的管理人员，但主持人、调查人员、听证团成员都是最普通的公司职员，这些普通职员通过听证会就行使了司法权。不同于其他企业对嫌疑违规事件的处理採取“公、检、法”于壹身的老板独裁方式，该公司的听证会使公司的司法权逐渐独立、对高层管理者施以来自民众的有效监督与制衡，也赋予了壹般员工知情权、司法权等权利，使企业充满民主、法治、权力分立的公民文化，从而也更新著社会文化。

　　三是羊文化的推广。狼是攫取，是“妳死我活”，而羊是全然奉献，是“我死妳活”。羊文化在企业文化表现为诚信与爱、僕人式的领导、关爱员工和社会、承担社会责任、谋求高于赢利上的精神信仰价值，它更新了功利短浅的企业决胜之道。

　　我们提出羊文化，是针对狼文化的。羊不是中国传统的很“软弱窝囊”的羊，而是圣经裡所阐释的赎罪羊，根本而言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羊是圣洁的，彼得前书1:9：“乃是凭著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羊是最神圣、荣耀、有权柄的。启示录 5:12：“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讚的”。启示录 17:14：“他们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著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羊文化的本质是基督信仰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彰现，是文化基督化中重要的壹环。羊文化也得到了海内外的认同和支持，我们羊文化团队不仅深入各企业进行培训、谘询、文化建设工作，而且也经常出席壹些商业论坛，宣讲羊文化、揭露和更新狼文化。羊文化在塑造企业新文化新战略的同时，将给予当下企业文化乃至市场经济以爱心、生机与持续发展，必将为国家的良好转型与福音拓展、文化基督化在企业界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通过天职观、僕人式领导、羊文化三个层面，我们对企业文化基督化这个重大使命有了清晰的认识，这个伟大的异象希望能成为众多弟兄姊妹的负担和委身，也希望众多的弟兄姊妹能成为我们的同工。

　　最后，我强烈地感受到，在经济领域、在企业文化领域传播福音并见证基督，这是上帝为中国宣教开的壹条崭新的出路，也是文化基督化、信仰彻底化的壹条出路。我们要通过企业文化的更新进壹步更新社会文化，通过立足企业文化来主导社会主流文化，使那些误导中国市场经济的魔鬼撒旦的伎俩在上帝的光照下烟消云散，使福音全面彰现在中国的企业内外、市场经济领域甚至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让职业人士、企业家全面见证基督的荣耀，逐步使社会文化、民族文化基督化、福音化，让全地高唱哈利路亚。

　　神学反思

　　壹、预定论及其神学、社会意义

　　引言：韦伯的断言与预定论意义概论

　　在著名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旷世经典《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有这样壹段话：“在十六、十七世纪最发达的国家中，如尼德兰、英国和法国，正是加尔文主义这壹信仰引起了这两个世纪中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而加尔文主义这壹信仰指的就是预定论。（注 1）

　　而对基督教怀有恶意的恩格斯却也对加尔文主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加尔文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他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加尔文教会的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主、主教和领主吗？”（注 2）

　　为什麽加尔文主义引起了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呢？我们知道，加尔文主义的核心是其预定论，而预定论由于其彻底性和极致性，在神学上对异教、异端起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作用，而神学上的颠覆性，必然影响到人们的世界观、人性观，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政治观、经济观和社会观。

　　人的得救完全在于创世之先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拣选与预定，与人的壹切毫无关系。预定论在神的拣选问题上斩钉截铁的果断回答，将上帝的主权发挥到应有的极致，将人的败坏与无能也发挥到极致，更将以人为本的壹切宗教、哲学和文化全面地摧垮了。它无疑构成了基督教与异教的最根本区别，基督教从犹太教中脱离出来、基督教又从天主教中脱离出来，预定论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不仅如此，预定论所导致的现实社会变革也是非常巨大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及二者中的核心观念无不与预定论有著微妙深刻的联繫。

　　简单而言，预定论的神学意义，在使徒保罗时期，是它最彻底地使基督教从壹个犹太人的新信仰转化为普世众人的信仰；宗教改革时期，是预定论彻底摧毁了天主教的霸权，使基督教从天主教中脱离出来；在当今中国，预定论是对付儒、道、释和马克思主义等人本异教的最有力武器。而预定论的社会意义，突出表现在它对现代市场经济观念和民主政治观念所奠定的神学根基上。

　　本文的重点，在于揭示预定论这样壹个有关神的拣选的神学理论，是如何影响到基督教的历史演变和人类社会性的政治经济变革的。

　　(壹)预定论概要

　　预定论与人的得救拣选有关，拣选就是从所有的人中，挑选出壹部分来。无论在理论和实际处境上，圣经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得救，只有壹部分的人得著拯救，而这些人之所以得救，并不在于他们有任何特殊的条件，而完全是神在创世之先所预定和拣选的。正如圣经以弗所书 1 ： 4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在圣经中，保罗相当重视“预定”的教义，在他的书信中多次强调预定拣选的重要性，并帮助信徒看见救赎恩典的伟大和信仰的真谛。（参罗 8 ： 28-30 和 9 ：10-29 弗 1 ： 3-14 ；林前 1 ： 20-31 ；帖前 2 ： 13-14 ；提后 1 ： 9-10 ）。

　　在神学家中，奥古斯丁和加尔文是预定论的坚定宣导者。奥古斯丁曾说：

　　“对亚当这壹块被称为'预定不得救之人'的泥团而言，刑罚是唯壹的结果。但在同壹块泥团中，也作成壹些预定要得荣耀的器皿。因窑匠有权从同壹团泥中制作出不同的东西来（罗 9 ： 21 ）……拿壹块作成贵重的器皿，拿另外壹块作成卑贱的器皿。但是妳或许会问，为什麽他将我作成贵重的器皿，却将其他人作成卑贱的器皿呢？我应当如何回答呢？使徒（保罗）曾说：'妳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

　　（罗 9 ： 20 ）……这便是圣徒的预定：神的恩典预先知道、预先准备有谁会被释放，这样的人壹定会被释放。其他的人则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别无他路，必定是'预定不得救之人'，正如推罗和西顿之人的下场。若他们见到基督奇妙的神迹，必定会相信。然而，因为神没有将信心赐给他们，他们就无从相信”。（注 3）加尔文因将预定论极致化而闻名，他在《基督教要义》壹书中写道：“我们唯有认识到神在永恒中的拣选时，才有可能相信我们的得救乃源自神白白的恩典。神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拣选所有的人有救恩的盼望，而是给某些人这个盼望，却拒绝其他的人。由此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神的预定，乃拣选某些人有得生命的盼望，宣判其他的人得永死，这个教义是所有敬虔的人都不否认的”。（注 4）加尔文的后继者，在与阿米年主义的争论中更将加尔文的预定论用五要义来阐释。从那以后，只要壹提到预定论，必直接联繫到这 5 点。这 5 点是： 1 ，罪人全面的堕落 (the total depravity of the sinners) ﹔ 2 ，上帝无条件的拣选 (the unconditional election of the Father) ﹔ 3 ，基督限定的代赎 (thelimited atonement of Christ) ﹔ 4 ，圣灵不可抗拒的施恩 (irrestible graceof Holy Spirit) ﹔ 5 ，圣徒恒忍蒙保守 (the perseverance of saints) 。这 5点从罪人到圣徒、从败坏到拣选、到蒙保守，逻辑严密、阐释完美，的确是预定论最圆满的阐述。这 5 点在圣经上都有经文根据，在著名的 1647 年英国清教徒《威斯特敏斯特信条》中也有相印证的条文：

　　1 人的全然败坏或堕落

　　罗马书 3 ： 10-13 ：“没有义人，连壹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壹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壹个也没有”。

　　《威斯特敏斯特信条》第 9 章（论自由意志）第 3 条：

　　人由于堕落在有罪的状态中，已经完全丧失壹切行任何关乎得救的属灵善事之意志力；所以他既是壹属血气的人，与善完全相反，又死在罪中，就不能凭自己的能力去改变自己的心，或预备改变自己的心。

　　2 上帝的无条件拣选

　　以弗所书 2 ： 8 ， 9 ：妳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提摩太后书 1 ： 9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威斯特敏斯特信条》：第三章（论神永远的定旨）第五条：

　　此选定只是出于神自由的恩宠与慈爱，并非由于神预见了他们的信心、善行，或信心与善行中的耐久性，或以被造者中其他任何事，作为神选定的条件或动因。

　　总之这都是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著称讚。

　　3 上帝限定的代赎

　　约翰福音： 10 ： 14 ， 15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壹样，并且我为羊捨命。

　　约翰福音 17 ： 9 ：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妳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妳的。

　　《威斯特敏斯特信条》第 3 章论神永远的定旨第 3 条按照神的定旨，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有些人和天使被选定得永生，并其馀者被预定受永死。

　　4 不可抗拒的救恩

　　以弗所书 1 ： 19 ， 20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约翰福音 28 ： 30 ：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威斯特敏斯特信条》第 10 章（论有效的恩召）第 2 条：此有效的恩召是惟独出于神白白的与特别的恩典，丝毫不是由于在人里面预见什麽。因人在这恩召上全属被动，及至被圣灵感化和更新，他才能回应此召，并接纳在此恩召中所提供和传达的恩惠。

　　5 信徒坚忍蒙保守

　　希伯来书 10:14 因为他壹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约翰福音 10 ： 28 耶稣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威斯特敏斯特信条》第 17 章（论圣徒的坚守）第 1 条：凡神在他爱子里收纳，并用他的灵有效地召选而成为圣洁的人，并不能完全，也不能至终从恩典的地位中堕落；反要保守这地位，壹直到底，永远得救。

　　(二)预定论对使徒时代基督教的神学意义：

　　从犹太人到外邦人、从犹太教支派到普世宗教

　　人们很难相信，以上简要阐释的预定论，竟然在教会历史上掀起过巨大的波澜、成为教会革命、教义归正的动力和根源。预定论的神学意义，首先表现在使徒保罗时期成功地解决了外邦人信主的争议；而在宗教改革时期，使异端化、人本化的天主教归正到纯正的神学根基上，而对于当前中国的神学状况，预定论将成为摧毁辖制国人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最有力武器。

　　保罗对预定论最经典的阐述，是在罗马书 8 ： 28-30 和 9 ： 10-29 。为何在这里提出了预定论呢？通过对保罗当时处境的考察，和对这两章经文及后面的10 、 11 章所要谈论重点的考察，我们知道，此处的预定论是要解决外邦人得救以及基督教从犹太教的支派成为普世宗教的问题。在保罗时代，基督教刚刚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不仅犹太人信，而且外邦人也信。在这转化之际，教会群体的最大部分构成，仍然是犹太人。他们大部分仍然认为基督教只不过是真正的犹太教、而且只有犹太人才配神的恩典、才配信耶稣基督，因为以色列人乃是上帝所命定的选民。而外邦人，由于他们不在神的应许之中、不遵守上帝的律法，故而他们不配成为上帝的选民、耶稣基督的门徒。

　　面对这壹情形，保罗壹方面安慰犹太人，上帝对犹太人的应许没有废弃，另壹方面提醒犹太人到底谁能被拣选和预定完全在上帝的主权，所以不少犹太人失落救恩、而外邦人被拣选完全正常。保罗首先从因信称义、律法与恩典的角度告诉信徒们人的得救不在乎遵行律法，而在乎神的恩典；不在乎人的行为，而在乎因信称义的信心，这是对大多数律法主义的犹太人的否定；其次，保罗提出了为什麽神也拣选外邦人，在于神是自有永有、自行其事、拥有绝对主权的上帝，他想拣选谁、就拣选谁；他想怜悯谁、就怜悯谁。神拣选人是无条件的，不能因为他的行为好或者他的种族优越就拣选，神拣选人的唯壹根据和理由就是神自己，神是拣选的最终极原因和条件，而如果他的拣选还有第二因或外在于他的条件，那神就不是神了。

　　神想拣选外邦人，那我们也是无话可说的；他想恩待外邦人，也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壹切在上帝创世之前的预定和拣选当中，而不在于人的行为、意念和种族特徵。所以，外邦人归主，完全在神的应许之中；外邦基督徒，也正是神所预定和拣选的；而我们的信仰也不再是犹太教的壹支，而是壹个普天下人都该信仰的信仰。

　　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 9 章开始阐释预定论的时候，先说到“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作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妳的后裔'”（罗马书 9 ： 6-7 ）这段经文揭示了保罗要阐述的论点——犹太人并不都是神拣选的儿女，唯独被神预定的，才是神的儿女。接著保罗用了著名的雅各和以扫的“双子”比喻，说明了神拣选人并不靠人的行为、善恶、人伦道德，神的拣选完全在神的主权之中，“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罗马书 9 ： 18 ）。保罗又用著名的“窑匠与器皿”比喻，再次说明了神凭己意而行，有主权选择并预定器皿，而作为器皿的人类毫无争辩的名份。

　　最后，保罗说出了之所以用这两个比喻的最终目的：“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麽不可呢？”（罗马书 9 ： 24 ）这个目的，就是告诉在罗马的基督徒，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人的得救在于自行其是的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旨意人怎能明白，所以外邦人被神拣选是理所应当的。

　　接著，保罗告诉罗马人，凭主权和己意而行的上帝必定会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罗马书 9 ： 25 ）“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壹位主，他也厚待壹切求告他的人”。

　　（罗马书 10 ： 12 ）这样，根据上帝无条件拣选的预定论，保罗成功地说服了犹太人基督徒——外邦基督徒也是神所应许的。

　　不仅如此，保罗以他自己的双重身份，再壹次的劝勉了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对前者，保罗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罗马书 11 ： 1 ）“如今也是这样，照著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馀数。”就是神并没有弃绝犹太人，只不过这个救赎是限定的代赎 (limited atonement ) ，对后者，保罗说：“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罗马书 11 ： 13 ）“妳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妳托著根，乃是根托著妳”。在此强调神对外邦人的救赎恩典不可抗拒外 (irrestible grace of Holy Spirit) ，也叫外邦基督徒要尊重犹太基督徒，因为他们是根。

　　由上论述我们看到，预定论在保罗的处境下被提出和阐述，根本而言是让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明白各人得救不在于他的民族和行为等条件，而完全在于神毫无条件的预定和拣选。神如果拣选和预定的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中的馀数的话，就应该听从神的旨意。相比保罗在《罗马书》起首提出的“因信称义”论，预定论在神学上更加彻底地为外邦人信主作出了辩护。这壹辩护也最终使基督教从犹太教中脱离出来，从当时世人以为的犹太教的壹个小支派壹跃成为最兴旺的普世宗教。

　　(三)预定论对宗教改革时代基督教的神学意义：从人本到神本、从天主教到基督教宗教改革是从救恩论的归正开始的，加尔文的预定论实际上接续了马丁路德从“因信称义”开始的工作，并将“神的主权”“神的预定”在救恩论中极致化。从神学意义上来看，预定论在宗教改革运动中起到了对运动的彻底化、体系化、极致化的总结作用，彻底摧毁了天主教的人本主义和巫术偶像倾向，使各种以人为本、神人合作的思想黯然失色，也使基督教最彻底地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

　　历史有惊人的巧合，在《罗马书》当时的处境，保罗解决外邦人信主的问题，壹是从因信称义出发反对律法主义，二是从预定论出发反对人本的有条件拣选论；而现在，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同样面对天主教的律法主义和人本主义，他们所採取的神学论战，也极其类似于《罗马书》中保罗的方法。（其实这也不是巧合，因为保罗时代的犹太教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天主教的本质都是壹样的，都是人本的宗教）。

　　马丁路德虽然极认同预定论，但他最出色的是用“因信称义”来反对律法主义，而加尔文则是用预定论来反对律法主义的根源—人本主义，这样就从根本上摧毁了天主教霸权。

　　众所周知，中世纪天主教认为人的得救和称义在乎人和人的行为：理性（经院哲学）、意志、行善、圣礼、忏悔、弥撒、修行甚至购买赎罪券。“称义乃是壹种缓慢渐近的过程，壹位罪人借著浸礼、信心、爱心的行为以及整个补赎的生活恩典，把神的公义真正地注入到这个罪人的里面，使他真的变成公义。。。。。。对于中世纪天主教而言，这个过程延伸到炼狱里”。（注 5）路德则认为：“除了历史上的十字架、所宣讲的福音，以及在罪人心里的信心，并没有任何东西对于救恩是有必要的。并且也没有任何补赎行为，可以加增救恩的任何层面。基督徒所得到的义是属于基督的，因此是属于‘外来'和‘归给'的义”。（注 6）在这里，路德通过唯独信心消除了律法主义，告诉人们，唯独因为信心和上帝的恩典，神赦免罪人，并把基督的义归算在罪人头上。这就是“因信称义”，它的发现与张扬跟路德提出的其他原则“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壹样破除了天主教人本主义、律法主义和教权高于神权对人类造成的毒害。

　　在路德的唯独恩典理论中，他强调救恩乃是神怜悯的白白恩赐，人类对于救恩完全无能为力。路德把任何不依靠超自然恩典与信心的恩赐，而想要透过人类理性和行为发现神的方法，称为“荣耀神学”。荣耀神学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神学，它高估人类的力量和能力，是壹切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的源头。而路德的十架神学宣告，人类完全依赖神，并且除了神的自我启示之外，没有能力瞭解任何关于神的事情。

　　从荣耀神学到十架神学，实际上就是从人本神学到神本神学的转变。在此，路德对突显上帝主权和人的败坏的预定论大为讚赏，他认为预定论“是很浓的烈酒，以及强人的真正食物。”路德对伊斯拉莫在《论自由意志》壹书中提到关于神预定罪和邪恶的原因等人文主义问题时，宣告：

　　“他是神，因此对于他的意志，我们无法制订任何原因和理由，作为其规则或尺度，因为万物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等同或超过他的意志，而且它反而是万物的规则。因为，如果它具有规则或标准，无论是原因或理由，那麽，它就不是神的意志了”。（注 7）

　　对人本主义彻底摧毁的工作，最终由加尔文来完成，他是宗教改革神学的集大成者，也是预定论的最佳阐释者。马丁路德虽然提出了因信称义，并主张信心也是来自上帝的恩典，更主张上帝主权下的预定论。但他的这壹切工作在理论上没有系统化、没有彻底化，致使宗教改革的伟大使命只处在中途。而加尔文站在路德的起点上，将预定论系统化、彻底化。

　　加尔文及其后来人提出的预定论五要义，无疑成为预定论最为完整的理论阐述，也同时成为宗教改革思想最高的结晶。加尔文的救恩论是彻底的神恩独作说，这种彻底化使人的全然败坏的观念深入人心，依靠人的理性、道德、意志等壹切的壹切于救恩都毫无用处；而个人的条件对于是否被拣选也毫无关系，得救的唯壹根源在上帝自行其是的主权之中。由于最极致化的强调了人的败坏和无能，也就最极致化的强调了神的主权和恩典；由于最极致化的限制了人的狂妄，也就最极致化的强调了神的荣耀和权能。神对人的拣选完全凭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的预定，在人毫无条件。他的救恩临到人，人就无法抗拒；他的救恩不能临到人，人也无话可说，因为这是神的主权。而且神的主权更表现在对得救之人的保守上，人的行为是不能改变上帝的救赎的，所以壹旦被上帝所拣选，人的壹切也改变不了得救和被拣选的事实，迴圈救恩毫无可能。可见，预定论摧毁了天主教企图通过人的善行、功德、理性、自由意志、圣礼、教权甚至圣物、赎罪券来得救的可能性，全面地给予天主教以否定。加尔文预定论，也由于它的彻底性，故而在神学上使基督教彻底地与壹切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异端异教区别开来。

　　正如奥古斯丁、路德和慈运里壹样，加尔文把神视为决定万事万物的实有，并且宣告神对自然界和历史巨细靡遗的神圣照管。神是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在神的预定之外，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或可以发生。加尔文否认偶发事件的实在性，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发生的，神也不只是预见或预知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相反地，神使每壹个事件按照他旨意所预定的方式运行。万事万物之发生，都可以归之于神的荣耀，即使人类无法看出为何如此，但神的荣耀就是万物为何发生的目的。（注 8）正如加尔文的接班人伯撒在写给加尔文的信中所写的：“若有人问及，是什麽原因，导致神自亘古之时便已决定拣选某些人，咒诅其他的人；我想我们必须如此回答：籍此，神可以更加清楚地彰显他无边的大能。若这些人接著问及这永恒的定命有何‘物质因'，我除了指向神的旨意，别无可答。神对他所创造的万物，拥有完全的自由。。。。。。面对这些问题，我不会诉诸‘次因'（其中包括基督及亚当），而是以其后有何跟进为主。这个问题并非质疑拣选或是咒诅的程度，而是其执行。神命定了某些次因来执行他的定旨。我们可以为我们为何蒙拣选、如何蒙拣选找出原因，也即出于神的大爱，他在基督里面看我们，他无法不爱我们，因此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公义圣洁。但若问及什麽原因导致神咒诅某些人，我只能回答说此原因必定是在人的本身，因为他们继续不断地堕落犯罪，自然应当受到神的义恨。

　　这种人合理地遭到神的弃绝。。。。。。我的领会是：当神自永恒之中预定我们蒙拣选之时，同时也使基督同样顺服于这个定命，因此神得以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得蒙称义，得到荣耀。另壹方面，当他预定某些人会灭亡之时，他同时也任命了亚当，使那些已堕落的人在亚当里更加刚硬，以至于神可以在他们身上施行他的至高权能”。 （注 9）

　　以上可见，预定论实际是逻辑上最为彻底的神本主义，将人的救恩、人的所有壹切，都单单归于神的主权；而把人在救恩上的壹切努力，在历史上壹切的自以为是彻底地抛弃了，这壹切是对天主教以人为本神学的毁灭性打击。天主教抬高人的理性、自由意志、行善、功德在救恩中的作用，但预定论认为救恩只在乎上帝的预定和无条件的拣选，无法靠全然败坏的人；天主教抬高教皇、祭司、教会、弥撒、圣礼、圣徒、圣像、圣物在救恩中的作用，但预定论主张拥有绝对主权的上帝，是谁也无法替代的，而上帝自行其是的意志，也是任何人和行为无法更改的。预定论把人企图影响上帝的壹切努力和手段全面扫荡乾淨，剩下的只是上帝的荣耀和绝对的主权。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 11 章论述预定论暂告壹段落后说到：“深哉！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啊们！”（罗马书 11 ： 33-36 ）没有预定论，宗教改革就不会彻底，基督教就不会真正厘清与天主教的关系（路德之后的路德宗与人本主义有了太多的联结、路德本人的预定论也根本没有体系化、彻底化）；而加尔文及其后来者伯撒、苏格兰与英格兰的清教徒们对预定论的系统化，使基督教彻底地从天主教中脱离出来，并成为信仰纯正、教义严谨、体系庞大的普世宗教，成为真正区别于任何异教的纯正信仰。这壹切工作，宛如保罗通过预定论，使基督教真正从犹太教脱离出来壹样，具有非常重大的神学意义。

　　历史事实也表明这壹点，由马丁路德发端的宗教改革，在加尔文主义下体系化、成熟化，以预定论为核心的加尔文主义影响了瑞士、荷兰、英格兰、苏格兰、北美的基督徒，他们大都成为坚守预定论的清教徒，教义纯正、信仰虔诚的基督新教真正在全世界掘起了。

　　这壹切，正如荷兰神学家、政治家亚伯拉罕 . 凯帕尔在其著名的《加尔文主义系列讲座》中所指出的：“准确地说，应该以基督教而不是以加尔文主义来与外邦文化、伊斯兰文化相比。但是以加尔文主义来作此对比更好。因为加尔文主义比罗马天主教、比路德宗更纯洁、更准确地体现了基督教。在受希腊东正教影响下的俄国和巴尔干各国，基督教没有能够从他们国家的神秘主义传统下产生出壹个自己的生活形式。在路德宗国家里，政权的介入与干预阻碍了属灵原则的自由运行。罗马天主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及其具体表现只能说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壹套。与罗马天主教相反，加尔文主义的出现不仅仅是建立起壹个不同的教会体系，这也是壹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体系，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壹个不同的存在方式，为人心的世界提供了不同的观念、理想”。（注 10）

　　(四)预定论对当下中国的神学意义：从儒、道、释、马克思主义到基督化中国德国大哲马克斯韦伯在评价预定论时指出：“总之，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任何可能性都被完全排除（而这种排除在路德派中并没有达到其最终的结论），这壹点构成了与天主教的绝对决定性的区别。宗教发展中的这种伟大历史过程——把魔力（ magic ）从世界中排除出去，在这里达到了它的逻辑结局；这个过程从古希伯来预言家们开始，而后与希腊人的科学思想相融合，把所有以魔法的手段来追求拯救的做法，都当作迷信和罪恶加以摈弃。真正的清教徒甚至在坟墓前也拒绝举行宗教仪式，埋葬至亲好友时也免去挽歌及其它仪式，以便杜绝迷信、杜绝靠魔法的力量或行圣事的力量来赢得拯救这种想法”。（注 11）这段精闢精彩的评论揭示了预定论是所有巫术、迷信的终结者，是人本主义、偶像崇拜的掘墓人。在韦伯的眼里，中国的传统宗教其本质是人本主义的，它们的巫术性质非常浓厚，而正是这种巫术性质，没有使中国的宗教走向理性化、现代化。

　　而对于适应和促进了现代化的基督教来说，正是预定论，破除了西方世界宗教的人本主义和巫术性质，促成了基督教的“理性化”“现代化”。无疑，如果在近代没有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秉持自有的传统宗教，绝对不能步入现代化进程；另壹方面，传统宗教及马克思主义仍然在影响著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所以如何根除它们的劣根，使福音的广传有最适合的思想土壤，是每壹个为神大发热心的人所要考虑的问题。而在基督化中国的过程中，预定论无疑是最为有力的武器，它是人本主义的掘墓人、信仰专制、偶像崇拜的终结者。

　　影响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无疑是儒道释三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的传统宗教里面，好的东西不少，但究其本质，无非是人本主义和偶像崇拜；而马克思主义更是把人的崇拜、偶像崇拜发挥到了比中世纪天主教更加恶劣的地步，而时代给予我们的任务是，用预定论来剖析、摧毁这些辖制中国人思想的异教思想，使上帝的荣耀得到称讚、使人的心灵自由得到彰显。预定论五要义正好是对儒释道与马克思主义（简称辖制中国人异教）对症下药的：

　　1. 预定论强调人的全然败坏，强调人在得救上的无能为力。它正好切中辖制中国人思想中毫无罪感、自我为主、自我成神的人本主义的狂妄。辖制中国人思想总是相信人毕竟还是有成圣、成佛、成仙和建立地上天国的内在潜质和可能性。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我即是佛、佛即是我”等等。

　　2. 预定论强调神的无条件拣选，正好切中辖制中国人思想中因人的努力和区别而达到永恒的观念，如：道德成圣观念、行善成佛观念、修炼成道观念、阶级成分决定“选民”观念以及民间宗教中的巫术观念。

　　3. 预定论强调基督限定的代赎，从而将上帝的主权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对“人人皆可成尧舜”的中国式普救论是个颠覆，并以上帝的绝对主权把人通过巫术、功德、香火、思想灌输等都可以成神的观念全面扫除。

　　4. 预定论认为救恩纯粹是上帝临到个人的、是人不可抗拒的救恩。这种观念又壹次的将功利性、循环往复、靠巫术不断得道的救恩思想彻底摧毁。

　　5 预定论认为被上帝所拣选的信徒，不会轻易因他个人的原因而丧失救恩，只要是上帝命定拣选了的，就壹定保守到底，不会因为人的原因而改变。这也是对人的骄傲、以人为本、人可以主宰神、人可以左右神的打击。

　　对人性的乐观和对人的全然败坏的忽略，使辖制中国人思想中的所谓神，都是人本之神，自己想当然的神，而不是基督教中那个创造万物与人类、拥有绝对主权的神。在儒家经典中提到：“朝闻道夕死足矣”、“敬鬼神 , 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 , 焉知死”。可见在孔子眼里，这个神只是壹个不能也不愿认识的模糊概念而已，绝对不是“创始成终”、与人交流的耶和华上帝，到后期的儒者，乾脆用社会伦理性的道、天、理等概念取代上帝。壹个人本的、毫无超越性的伦理性上帝被儒家塑造起来，在这个上帝面前，中国人不仅难以有敬畏之心，反而萌生许多“我可取而代之”的狂妄念头。

　　在道家经典《道德经》中，最高主宰道成为不可知道的“神”，顶多也就是被造界的规律。“道可道 , 非常道 ; 名可名 , 非常名”，道成为“无状之状 , 无物之象”，是“视之而不见 , 名曰夷 ; 听之而不闻 , 名曰希 ; 搏之而不得 ,名曰徵”。可见这个最高主宰对人类的启示是非常模糊的，根本不象基督教中的上帝不仅与人类面对面交流而且还道成肉身以人的形象向我们启示出来。可见，道家之终极存在，也只不过是用人的智慧自造之神。

　　众所周知，真正的佛法是无神论的，它是参透万物、通过人的神秘方法进入永恒的壹种智慧，所谓“去无明、进涅盘”是它的终极目的。在佛教中，毫无那个创造壹切、预定壹切、审判壹切的最高主宰，毫无神的主权和实存性。佛教大师龙树曾说：“因缘所生法 , 我说即是空”佛经有言：“色即是空 , 空即是色” “不生也不灭 , 不常也不断 , 不壹也不异 , 不来也不去”，在这些对世界终极本体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也是与道教类似的对神的虚无化。这个世界本体的形象也缘于人的想像。

　　马克思主义更是把人创造神、神就是人发挥到极端，预定论是以神为本，上帝创造了人类、人类为上帝而存在；但马克思认为人创造了世界包括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上帝要为人服务。卡尔·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反宗教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对宗教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壹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壹切关系。”人是人的本质，也就是人创造自己并赋予自己内在的规定性，这与《圣经》中所说的：“神说：‘我们要照著我们的形象，按著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世记 1 ： 26 ）完全背道而驰。

　　对付这样狂妄的异端邪说，非得要把上帝主权强调到极致化的预定论不可。

　　辖制中国人思想殊途同归，都塑造了壹个人本主义的“未识之神”。不仅如此，他们在人如何达到与这个“未识之神”的合壹上，也坚持通过并没有“全然败坏”

　　的人的方法来达成合壹。儒家相信人凭自己完全可以成圣，因为人性本善，只不过被世俗玷污，只要通过人的修身养性、学识、静观等方法，就可以除去玷污，直接成圣。这就是所谓的“人之初、性本善”，孟子更说：“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之趋善 , 如水之就下也”，孟子认为人有天生的“善端” , 本此“善端” , 便可成德、成圣。（注 12）可见儒家对人向善的判断跟基督教预定论确有天壤之别。

　　预定论认为人全方位已经被罪玷污、在道德上全然败坏、在意志上无能为力，人靠自己的任何途径都是无法达成与至纯至善的上帝的合壹的。

　　儒家的荀子在“性”论上主张性恶论，但在心论上主张圣王论，所谓：“途之人可以为禹”，在《荀子不苟篇》中道 : “诚心守仁则形 , 形则神 , 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 , 理则明 , 明则能变矣 , 变化代兴 , 谓之天德。”“天地生君子 , 君子理天地 . 君子者 , 天地之参也 , 万物之总也 , 民之父母也”。可见，君子通过“诚心守仁”等伦理方法，即可成为参天地万物的圣王也即神了。

　　这种人的自信或者人的狂妄在后期儒家中也表现出来，如理学大师朱熹提出了完整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之道，将人本主义的得救、永恒、天人合壹之路系统化。心学大师王阳明认为：“心即理 , 心外无物”，将宇宙的本体最后归结为自己的人心或意识，这已经是极端化的人本主义了。而另壹大师陆九渊认为的；“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就是宇宙”，“人须閒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立身其中，须大作壹个人”“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将以人为中心和人的狂妄达到壹个最极致的地步。

　　儒家和基督教预定论，壹个是高扬人、壹个是高扬神，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信仰系统，作为基督徒，必须意识到要用预定论这个有力的理论武器来改变儒家思想的人本倾向。

　　佛家的主流思想，也是高举人、确信人并非全然败坏而是有成佛的潜质，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修行、顿悟、禅定、苦修、行善、咒语、法事等成为佛。

　　大乘佛教强调佛性和法身 , 与涅磐等同 , 二者是植根于个人内在的心性，也即人有内在成佛的潜能 , 透过”发”心 , 人可以发挥此潜能 , 体现佛性 , 证成佛身 . 正如佛经上写道 : “众生皆有佛性，我即是佛 , 佛即是我”，“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佛在我心，淨心自悟，见性成佛”。禅宗六祖慧能用人本的儒家理念，使佛教中国化。让人在成佛、得永生的路上更加的轻鬆、迅速。如果说其他宗派是走路到天国的话，禅宗坐著直升飞机就可以到了。正如慧能所说的：“壹念若悟，众生是佛。”“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壹物，何处惹尘埃”。

　　这段慧能的佛诗之所以为他赢得了禅宗史上的地位，是因为它把人的性善、人即是神、人通过自己可以成为神发挥到极致。

　　相对于儒家和佛教，道教在人如何得永生问题，也许更加接近韦伯所说的“巫术”，用人的各种炼丹、修炼、道场、咒语等“巫术”企图成为神仙而长生不老。

　　马克思主义也把人的神化、人自己扮演上帝发挥到极致。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无神论，它不承认有神，但隐含著它所看重的阶级是神。它宣告人类历史必然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社会的被压迫者无产阶级将是人类历史和新天新地的缔造者，无产阶级是先知、君王和祭司，无产阶级已经发现了宇宙及人类历史的规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要灭亡的结局（政治经济学），也发现了进入人类自由王国的途径（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要主宰人类历史，拯救人类进入“新天天地”——共产主义社会。正如《共产党宣言》写道：“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不仅是先知，而且是祭司，无产阶级被高度吹捧，高贵、圣洁甚至有通天的本领，他们就是我们通向天国的唯壹带领人，是代表整个宇宙未来的祭司与君王，无产阶级也要成为地上的君王，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当无产阶级成了君王、祭司与先知，它也就成了神，成了人类的弥撒亚、救世主。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毛泽东曾说：“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谓神乎？”“十亿神州尽尧舜”，这些无壹不表露出人要成为神的狂妄。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流毒就是人的神化、个别领袖的上帝化、某个阶级及其先锋队的神化。

　　综上所述，辖制中国人思想是人类世界把人的至善、人的狂妄、人通过自己努力成为上帝、人扮演上帝的观念极致化的思想系统，这套系统的流毒之深、危害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也许，比起中世纪的天主教，这套思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神学思想领域摧毁这套体系的工程非常艰巨，但相信正如当年预定论摧毁天主教根基壹样，把人的败坏、上帝的主权、唯靠恩典、唯靠信心等强调到极致的预定论在当下中国，也必然起到摧毁辖制中国人思想、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作用。

　　(五)预定论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的社会意义简述台湾学者顾忠华指出：从历史的因果关系来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不是“无中生有”地迸出来，强迫大家服从它的规律；相反的，是有壹批为数众多的人特定观念和态度当作追求的目标、人生的信条，在他们将观念普及并获得社会上的成功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才能够发达起来。这就是壹种正确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相反。我们由此看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背后是思想观念、文化意识及其核心宗教信仰起到了关键作用，直接来说，是基督教宗教改革思想及其核心预定论起到了关键作用。

　　预定论在经济上表现为它积极入世的世界观促成了人们进行商业活动的热情、在政治上它奠定了民主政治的个人主义基石、最大程度的限制了王权、政权对个人的干预，确立了宪政体制的思想基础。

　　预定论认为，上帝在创世之先就拣选壹部分人为上帝的选民，只有他们才能获得拯救，其他的人命定要下地狱。这样的拣选是上帝主权决定的，任何人类的行为、巫术、圣礼都无法改变上帝的旨意。也就是人的得救完全在于上帝，与人的壹切无关。就如以弗所书 1 ： 4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罗马书 9 ： 11 ：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人是否得救完全是上帝预定的，这就排除了人的任何迷信、巫术、圣礼甚至烧香、磕头、献冷猪肉、贿赂神灵等手段，将人的行为排除在外，也将人干预神灵世界的可能性完全排除了，将得救确据的路线完全地指向了现实的社会中。基督徒的眼光不再盯著圣礼、巫术的世界，而是将眼光关注在现实世界中。而凡是上帝的“选民”，他蒙受的恩典就永不会失去，而凡上帝拒绝赐予恩典的人，不但不可能用带著巫术性质的方法获得恩典，而且也没有任何其他方法来得到它。基督徒必须成为上帝的“工具”，必须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来“证实”他是选民，必须踏实作明显的事情。因为除了社会生活以外，其他的壹切途径都是我们人所无法干预的。那怎麽知道自己是得救的呢，壹靠坚信，二靠社会生活证明妳是上帝的选民，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事务上见证神的荣耀、找到自己得救的凭据。（注 13）

　　加尔文曾说：“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没有壹个教义象他所体现的那样积极、有力并且充满得胜的雄心，他说：“欲想在天国得荣耀的，今生必须争战，而争战之胜利，必须历经艰难险阻始能获得”。信仰不是生活的壹部分，而是人类生活的整体。加尔文将积极入世、在社会中全面渗透信仰的倾向发挥到极致。

　　预定论使基督徒更加坚信自己是“选民”的壹分子，以终身的所有作为来荣耀上帝，只要因信称义、确信自己是得救的，就在凡事上荣耀神，而且确信自己是得救的，就要把工作、生活中的每壹寸光阴用来荣耀神。预定论使基督徒从巫术中逃离出来，积极地介入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科研学术等事务，并用这些事务上的符合上帝心意的果效来验证自己基督徒的名分。所以，壹个真正的基督徒们应该尽力在凡事上、在经济、政治、社会、科研学术活动中荣耀上帝，用上帝之道指导并变革社会中的经济、法律秩序，并在工业、商业、贸易等职业中尽力工作和不断扩大再生产，在增进财富上荣耀上帝，就如清教徒佈道家约翰卫斯理所说“尽力挣钱、尽力省钱、尽力捐钱”，把挣钱上升到天职、上升到神圣的责任伦理的境界。

　　为上帝的荣耀尽力挣钱，为上帝律法的缘故尽力省钱，为耶稣的爱和邻人之爱而去捐钱。而这样壹种“尽力挣钱、尽力省钱、尽力捐钱”的精神，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精髓、也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动力和精神支柱。（注 14）就民主政治而言，预定论将“驱除巫术”（韦伯语）的工作在政治领域也进行到底。由于人的得救只仅仅在于神权，所以预定论把教权的神圣光环彻底消除，同时也把历代政权的神圣光环彻底消除。在预定论看来，政治只是属世的事务、只拥有属世的权柄，而那些把政权赋予神圣意义，甚至政权假冒上帝的代言人，政权干预属灵的权柄和事务，都是巫术政治的表现。预定论将政治领域冒充神的壹切巫术行为彻底驱除了。这壹切，简单而言就是所谓的“政教分立”。

　　政教分立实际上是在加尔文改革宗主导的国家中最先开始的，这是政治现代化的基本标志，政教分立原则实际上对人类政治史的影响远远高于宪政、代议制、人权等政治思想。它把人类政治从蒙昧中首先带到了光明之处。预定论对人类政治的这壹决定性影响至今不是很多人看见，可谓“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 《圣经》歌林多前书 2 ： 14)

　　政治领域的“去巫”，就是政治领域的现代化，这就是预定论的政治产物。在加尔文改革宗主导的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是最起码的。自宗教改革时期开始的日内瓦庇护了各种信仰的受迫害者，清教徒领袖克伦威尔当权时英国空前地对各宗教平等地对待，而美国宪法第壹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建立宗教的法律，或者禁止其自由行使……”。可以说，是加尔文主义中的预定论最彻底地导致了“政教分立”原则的确立、导致了政治现代化。

　　除促成政治现代化外，预定论实际上也是宪政、人权观念最彻底的理论根基。

　　以预定论为思想旗帜的宗教改革运动，实际上是壹场信仰归正运动，是人类从人对神的掩盖、专断和践踏之中恢复神的荣耀及个人的尊严的运动。宗教改革不仅没有打倒神权，而且前所没有的强调了神权，这突出地表现在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中；宗教改革打倒的是天主教教皇和教士阶层的教权，所要树立的是个人信仰的至高与纯粹，以及由此衍发的民主自由社会的基石——个人主义。只有高扬了神权，才能高扬人权；只有打倒了教权（天主教专制），才能高扬神权与人权。“天地之间，上帝为尊；上帝之下，个人为尊”。

　　我们可以通过预定论 5 要义的具体分析，看其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1 ．人的完全堕落、全然败坏。人类由于原罪完全腐败，绝对不可能有行善和称义的能力和功劳。这个教义使人彻底认识到人类的有限和罪恶，使人们在关于教会、政府等制度设计时无不以”无赖“假设为前提，各种制度安排来防范、监督人尤其是有权力、有地位的人的无赖本性。这为平等自由的教会制度和宪政、法治奠定了根基。三权分立、多党竞争、新闻监督等民主体制基本制度由此而来。

　　2 ．上帝对人无条件的选择。被拣选的人和消亡的人之间没有任何伦理差别。

　　拣选不是按人的伦理上行为，拣选的主权完全在上帝手中，就是人的信心，也是上帝所赐。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在人的救恩问题上无限强调了上帝的主权，从而彻底地排除了教权、皇权、政权的专制与影响力，也开启了信仰自由、政治和教会分立的先河。作为政权，绝没有丝毫属灵的权柄，不能假命自己是祭司、是上帝的代言人，尤其不能强迫、限制他人的信仰自由、控制人的心灵。世俗的政权绝不能干涉人的灵魂世界。

　　3 ．有限的赎罪论。认为只有被上帝在创世之先拣选的人才能借基督的赎罪而得救，因而基督只是为被栋选的人赎罪而死。上帝主权高于政权和人的意志，所以在任何法律之上有了最高法、“自然法”，那就是上帝的话语。

　　4 ．不可抗拒的恩典。人不能抗拒救赎的恩典，凡被拣选的就无法逃避上帝的拣选。为人类的平等奠定了神学根基，不分肤色、种族、原来信仰、贫富等状况，凡是被上帝拣选的都是上帝的子民。在法律面前人人拥有相同的权利与机会。

　　5 ．圣徒永蒙保守。被拣选的圣徒在上帝的保守下永远处在恩惠和选民的状态、永不丧失救恩。这为基督徒积极从政、在政坛见证神的荣耀给予了信心和勇气。这在当年的清教徒身上得到了最大的体现。

　　可见，预定论最极致化地强调了上帝的尊严，使人间的王权、皇权、教权和人的各种宗教仪式、巫术图腾全部黯然失色，它的逻辑结果，就是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在现实中的有力实践。加尔文教义之所以成为各国实施民主宪政的伟大动力还在于：

　　它最极致化地巩固了宗教改革的成果，最极致化地强调了上帝的主权从而最极致化地践踏了教权、皇权、政权的权威，也从而最极致化地树立了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并将这种个人主义最极端化地实践在政治社会中。

　　预定论最彻底地打碎了在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任何事物和行为，最有力地揭示出：

　　在个人与上帝之间没有任何有权威的实体，宇宙所有、上帝至尊；上帝之下，个人为尊。而且信仰纯粹就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个人应该优先于教会、政府、社会团体，是团体的目的，根本不是团体优先于个人，团体只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这是个人主义的根基。没有个人主义，人权无法得到保障，民主宪政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大厦就会轰然倒塌，而个人主义延伸出来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政治自由等等人权和个人主义为基石建构的权利限制和制衡、选举制度、代议制度真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石。

　　可见，预定论彻底打掉了世俗政权、皇帝、领袖、政党的权威，让他们在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律法面前恐惧颤抖；预定论也使从“因信称义”开始的个人主义更加的强壮，终于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思想基石。

　　结论：

　　通过以上对预定论神学意义的考察和对其社会意义的概述，我们再壹次的看到预定论的伟大，它的确是最能荣耀上帝的神学教义，也是对当今中国基督化最为有力的武器。它必将成为埋葬中国壹切人本的、巫术性质的异端异教的掘墓人；也必将成为恢复真神荣耀、奠定新中国神学根基、思想根基及整个社会新局面的奠基石。

　　愿上帝给予我们属天的智慧和能力，能在大大使用预定论上有份，哈利路亚，感谢讚美主。最后，让我们以以弗所书 1 ： 3 —— 6 节作为结语：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籍著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著称讚。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二、圣约神学对中国的神学、社会意义

　　基督教神学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种决定性是中国知识份子无法想像的。自西元四世纪以来，基督教神学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类似儒家思想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在 16 世纪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加尔文神学与现代化中的个体主义、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有著深刻的关联。对这些关联性的认知在西方学界和大众中是常识或习惯，但在中国，却需要重新阐释和启蒙。

　　随著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到信仰的逐渐深入，随著基督教尤其是家庭教会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基督徒为信仰自由的抗争成为中国人权运动的必然构成，而基督教神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其实基督教中除“人是上帝照上帝的形象与样式造的”的神赋人权论、人是全然败坏导致的权力制衡理论外，基督教神学中的更多深邃思索，对西方现代化社会的形成起到了深远的奠基作用。如预定论、盟约神学、千喜年论、文化使命观等等。本文就是阐述宗教改革时期著名的盟约神学对西方社会及当代中国的意义。

　　圣经又被称为新旧约全书。圣经是壹个约书。上帝与人的关系是壹个约的关系。

　　契约观念成为西方文化界定人与神、人与人、人与政府关系的核心。但在中国这样壹个长期以来没有约的传统的社会中，人与神、人与人、人与政府、政府与神甚至教会与会众、企业与雇员、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混乱、紧张和险象环生的。

　　社会各主体不仅没有清楚界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肆意践踏其他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尤其是政府，公然践踏与人民立约的宪政精神，不仅毫无契约意识，而且使体现国家与人民盟约关系的宪法成为壹纸空文。

　　与此相反，在基督教文化占主流的社会中，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契约广泛存在于神与人、人与人、神与政府、人与政府甚至教会与会众、企业与雇员、丈夫与妻子之间等各种关系中，而缔约的各主体之权利基本得到保障、并积极履行相应的义务。文化的核心是信仰，信仰的理性总结是神学，正是因为基督教中盟约神学的突出地位，才有力地影响了基督教文化地区中的契约精神。

　　盟约神学也被称为圣约神学，在宗教改革运动尤其是清教徒运动中被发扬光大。

　　根据学者的考证，与“盟约”相对应的英文词“covenant”源于拉丁语“convenire”，意指来到壹起。在旧约希伯来文圣经中，译作“covenant”的词“berith”

　　出现近 280 次，有联结之义，可以理解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联合在壹起。在新约希腊文圣经中，常译作“covenant”的词“diatheke”至少出现了 33 次，其基本意思是为自己或对方而进行的命令或处置。（注 1）创世记 6：18：“我却要与妳立约”，这是“约”字第壹次在圣经中出现，是上帝主动对挪亚和他的家人说的。上帝是壹个愿意与人签约的上帝。《威斯敏斯德信条》第七章第壹条指出：“上帝与受造者中间的距离非常遥远，虽然有理性的人应当服从他，以他为他们的创造者，但是他们绝不能得著以他为他们的福分和赏赐，除非是上帝自愿俯就，这俯就乃是他乐意用立约的方式显明的。”壹个主动俯就与人立约的上帝，毫不雷同于中国传统中的那些无法把握、与人毫无权利义务关系甚至无法无天的神、上帝概念。圣经中的上帝给他的选民也启示了他的立约特性，而领受此启示的子民也使上帝所创造和护理、子民们在管理治理的人类社会打上了盟约的清晰烙印。

　　在教会历史早期，奥古斯丁就已经对“第壹个约”（the first covenant）有敏锐的观察，并提出富有创见的解释和应用。然而，从系统神学和历史神学的角度来考察，盟约神学则源自宗教改革，“早在尚未发展时，它就出现在慈运理与布灵格的著作中，二者受重洗派所迫，在苏黎克内与四周讨论此题目。从他们至加尔文与其他的改教者，盟约的教义更进壹步的被这些继承者发扬光大，而且当它以盟约或联合的神学闻名时，它在十七世纪众多的改革宗神学中扮演著决定性的角色”。

　　盟约神学从瑞士横越进入德国，再从德国进入荷兰与不列颠群岛，后在韦斯敏斯德信条中得到了透彻表达，并在苏格兰与新英格兰的神学中佔有主导地位。（注 2）经过清教徒学者（如著名的约翰欧文）的进壹步阐释，盟约神学在苏格兰、英格兰乃至北美殖民地等地广泛传播，成为缔造教会和社会的根基性神学原理。

　　基督教的世界观是圣约世界观。盟约神学是圣经神学的精髓，它认为三位壹体的上帝、人之间的诸盟约是圣经教导的轴心，行为之约(covenant of works)和恩典之约(covenant of grace)、救赎之约(the Covenant of Redemption)这三个盟约构成了整个神学体系的纲领性架构。我们先扼要介绍下这三个约及其相互关系：

　　工作之约(the Covenant Of Works)：也被称为行为之约，伊甸园之约，这是上帝最初与人类的代表亚当所设立的盟约，亚当遵守律法、听从上帝的话可得永生，否则“必定死”。工作之约包括三个要素：“(1)壹项永生的应许，但必须通过壹段完全顺服的考验期才可得到；(2)死亡的威吓(若不顺服就必死)；(3)生命树的象徵，或再加上乐园与分别善恶树的象徵。虽然在创世记第壹章中并未提到‘盟约’壹词，但是壹般却认为盟约中所有的要素全都出现在里面”。（注 3）永恒救赎之约(the Covenant of Redemption)：是上帝永恒团契里代表教会的圣子与圣父之间所立的盟约,其目的是为人类的救赎。子服从父命，道成肉身，成为第二亚当，为拯救世人而捨命，他生于律法之下，成全律法，以宝血来赎罪。父应许子领众多儿子进荣耀里，并作万有之首，得国度之权柄。“父爱子，差遣子，将所拣选的人赐给祂，并有审判全人类的权柄(约三 16；五 20，22，36；十 17，18；十七 2，4，6，9，24：诗二 7，8；来壹 8-13)；子爱父，欢喜行他的旨意，并永远与祂的荣耀有份(来十 7；约五 19；十七 5) ”。（注 4）恩典之约(the Covenant Of Grace)：此约乃是神与人所立之约。是神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而与罪人订立的新约。耶稣作为赎罪祭将我们从罪中赎买回来，我们因著他宝血得以在神前称义。信徒并被应许赐给圣灵，我们也要在基督里活出圣灵的新样式。“这样希伯来书七章 22 节称耶稣为新约的中保，比摩西更美。在上段经文的上下文中，屡次提到神对基督和祂百姓的应许。祂又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祂的子民。祂要将恩典赐给他们，他们要承认祂的名，并永远与祂同活；他们也要将他们壹切的需要谦卑的倚靠神，且日日因信靠顺服祂而生活。后者所说的‘信靠顺服’，在圣经中被称为信心，是恩典之约中唯壹的条件，纵使此信是神的恩赐(弗二 8、9) ”。（注 5）

　　行为之约、恩典之约、救赎之约这三约的关系极其密切，尤其是行为之约、恩典之约贯穿整个新约、旧约之种种约定，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它们构成了人类约定中不可分割的两极：

　　工作之约贯穿整个历史，无论是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还是新约，都包含了上帝对人的要求，即恩典下的顺服、应许下的恪守律法。上帝也清楚规定了人不履行圣约义务时所有遭致的后果，遵行神的律法壹直是盟约成全的重要构成。

　　我们也不能说有恩典之约了就废弃了工作之约，那些不在恩典之约内的人仍然受到工作之约的辖制，正如加拉太书 4：5：“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著儿子的名分”，工作之约与恩典之约始终交织在壹起。就工作之约的有效性，著名神学家伯克富在其著作《基督教神学概论》中指出：“十七世纪的阿民念派强调工作之约因著亚当的堕落而完全被废弃，因此其子孙对此约的责任也就完全得到解除。相反的，与他们对立的改革宗所採取的理论，认为毁约虽然已成过去的事实，但其他部分仍属有效。 (1)其未被废弃的意义。神对人仍保持完全顺服的要求。对罪咎所宣告的咒诅尚适用于所有仍在罪中生活的人。或许神有能力将此撤销，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利 18：5；加 3：12)。然而很明显的是堕落后的人类无壹人能达到神所要求的条件。(2)其已被废弃的意义。此契约中的特殊义务，对实际生活在恩典之约中的人而言，是已经终止了。这并非说这些义务无端被除去，或不再被重视，而是由壹位中保者为他所有的选民来完成。而且工作之约已不再是被指定获得永远生命的方法与手段，那是因为堕落后的人已经失去了如此的力量”。（注 6）工作之约与恩典之约的关系也体现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实质上“恩典之约对基督来说那是壹个工作之约而不是恩典之约。对耶稣基督来说，原初契约的律法，就是工作之约的应用，也就是说，若非满足律法的要求，就不能获得永生。作为末后的亚当，基督得到永远的生命乃是对他忠心顺从神的壹种报赏，而根本不是壹种不配得的恩典之赏赐”。（注 7）

　　永恒救赎之约是恩典之约的坚固基础。假如在父与子之间没有永远的和平协议，在神与罪人之间就没有和约。先有救赎之约然后才有恩典之约。永恒救赎之约保证了恩典之约，恩典之约能有效地、无条件地实施于选民身上，全赖永恒救赎之约中父之应许和耶稣的工作。恩典之约承接了永恒救赎之约，二者有密切的关系，前者乃以后者为根据。父神从永远就将百姓赐给子，并应许将圣灵赐给他们，所以他们才能与神有交通、被耶稣基督救赎。

　　新约和旧约的本质都是恩典之约：无论是亚伯拉罕之约还是摩西之约，旧约是律法包裹下的恩典，是工作之约包裹下的恩典之约，是以基督羔羊为中心。从伊甸园的羊皮、挪亚和亚伯拉罕的献祭都是因献祭来赎罪，摩西之约的核心也在凭信心献祭上。旧约的羔羊也喻表新约的耶稣，新旧约都是恩典之约。正如任以撒在其《系统神学》壹书中指出的：“在原则上而言，恩典之约在各时代中的性质是相同的，因为神只有决定壹个救赎的计画，也只有立了壹个恩典之约”。（注 8）恩典之约对整个人类历史都有效，而且唯壹有效。这壹点根本不同于时代论者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上帝救法，还划分出恩典时代、律法时代等不同时代。

　　具体而言，从伊甸园开始，恩典之约就伴随人类：首先此约在创 3：15 中的首次启示：上帝应许人类必有救主剷除魔鬼撒旦——“妳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上帝也在履行工作之约、惩罚人后给予了怜悯“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创 3：21）。这被称为原始的福音(the protevangel)或最初的应许(maternal promise)。恩典之约并没有正式成立，但通过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之敌对关系，而神与女人的后裔的救赎盟约中，可以看出恩典之约已经呈现了出来。

　　上帝与挪亚所立的约是壹种很普遍的约。神应许人受到保护，这个约仅仅赐给人自然的福气，因此它被称为自然之约(the Covenant of Nature)，或普通恩典之约(the Covenant of Common Grace)。自然之约也是起源于神的恩典。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神的话语中要“作永远的约”（创世记 17：7）。此约也是神主动地赐给亚伯拉罕各种属世、属灵福气，而所要求亚伯拉罕遵循的，是在白白赐给他恩典之后，“妳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 （创世记 17：7）和把自己的独子以撒献为燔祭（创世记 22：1-2）。可见此约也体现了凭信心献祭和恩典下顺服的恩典之约特徵。

　　西乃山的约最常让人误以为是单纯的工作之约，然而西乃山之约中的十诫律法乃为辅助恩典之约，即：(1)增进人对罪的意识(罗 3：20，4：15，5：13；加 3：19)；(2)成为引导人到基督面前的导师(加 3：24)。神清楚人不能全面遵行律法，人靠自己只能越加软弱、违约背叛（申命记 30：20），神设立了壹般性的献祭制度和每年壹度特别的赎罪日，以便让以色列人与神重新和好（利未记 16）。可见摩西之约完全是律法包裹下的恩典之约。

　　耶稣基督救赎人类的新约的恩典性质是不用赘述的，它是白白给我们这些本来不配得到、全然败坏、无能为力的人的恩典和礼物，我们生活在恩典之下而非律法之下。我们要强调的是，此恩典之约贯穿整本圣经，耶稣的救恩在旧约先知书中多次被预言。在新约圣经中所显明出来的恩典之约，其本质就是旧约圣经以显著的篇幅所记载的那个约。在罗马书第四章和加拉太书第三章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充分的证据。而耶利米书 31：31：“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 ”。此新约的恩典性贯穿历史，在新的时代拆掉中间隔断的牆、扩大到万国万民身上，成为普世性的约定。圣灵浇灌教会，从神恩典的丰富中所发出属灵的与永远的福分，要充满所有相信的人。这约的现在时期要继续直到耶稣基督再来。

　　以上我们简述了圣约神学的定义及基本内容，尤其是行为之约、恩典之约、救赎之约及其三者相互关系， 以下我们首先分析盟约神学对中国家庭教会神学的意义。

　　首先，盟约神学的提出更加完善了基督教神学。在宗教改革之前，儘管圣经被称为《新旧约全书》，但对圣约的重要性强调远远不及对救恩神学的强调。救恩壹直被摆在神学的突出位置，甚至壹切围绕救恩神学展开，而圣约神学摆在壹个次要的位置。但是，在著名的改革宗信仰告白《威斯敏斯德信条》中，圣约的阐述被置于耶稣基督之前，“第七章论上帝与人所立的圣约；第八章 论中保基督”，可见，《威斯敏斯德信条》是以圣约神学为其突出特徵的。正如王志勇牧师在其文章《改革宗圣约神学五大要义》中说到： “救恩神学必需从圣约神学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

　　不从圣约神学的角度和架构出发，也无法真正了解救恩神学，因为上帝施行救赎就是在这恩典之约中进行的。离开上帝的恩典之约，救恩就无所凭依了。正是因为不在约的根基和架构内讲明上帝的救恩，今日的福音才沦落成为主观性的、魔术性的廉价‘福音’ ”。

　　“壹个没有约的上帝，不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壹个不遵行上帝之约的人，也不是合乎圣经的基督徒。丧失了圣约的概念，基督徒就失去了历史的客观的框架和标准。基督教的信仰就沦为个体性的、情绪性的、神秘性的信仰，就失去了上帝在圣约中所应许的赐福，并因此而承担背约所当受的咒诅”。（注 9）基督教神学的核心不单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是三位壹体真神的整体作为。由此可见，盟约神学使基督教神学更加接近了神的真理性。

　　其次，盟约神学突破了旧约和新约的基本架构，使整本圣经在壹个恩典之约定之下确认，体现了神学思想的完整性，具有巨大的护教价值。在宗教改革之前，约的概念是在“旧约和新约”的基本架构内予以区分的。随著宗教改革和清教徒时期盟约教义的确立，旧约与新约的经典区分被合併到壹个“恩典之约”的大概念之下。

　　很多人认为旧约时代得救靠行律法，新约时代是靠恩典，甚至著名的异端时代论还把人类历史划分为 7 个时代，每个时代上帝都有不同的救法。而壹直以来犹太教指责基督教的新约与旧约是毫无联繫性的，因为旧约主要还是靠行为称义。而盟约神学对这些错谬给予了沉重打击，指出新旧约实际上是壹个约，都是恩典之约，旧约时的人也是“本乎恩，因著信”的因信称义。正如任以撒在其《系统神学》中指出：

　　“时代论者将神对人的旨意特别是他对人救恩的旨意切成断片”，“但是我们否定，恩典和律法是分存于两个不同时代中相对的原则。因为它忽视了旧约时代中的恩典，同时也弃置了新约时代中神的道德律对信徒之功用。”（注 10）可见，盟约神学弥合了新约、旧约间人为的断裂，批驳了异教以律法主义排斥恩典的短视，维护了基督教义的壹体和纯正。

　　再次，通过上述对盟约神学的阐述，我们也知道工作之约也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无论是堕落前还是堕落后，无论是得救前还是得救后，而且无论基督徒还是外邦人，所有时代的所有人都具有工作之约得约束，都需要就是否遵守行为之约向上帝负责。“依据此约，人从起初就是承受律法约束的受造者，上帝的律法在亚当尚未堕落之前就已写在他的心版上，而非直到西奈山才借著摩西首次赐下。这壹推论大大加强了加尔文主义思想对反律主义（antinomianism）所持的否定立场”。（注

　　11） 宗教改革后期，由于矫枉过正，不少基督教会出现反律主义，否定律法在基督徒得救后的功用，结果道德败坏、毫无秩序。改革宗神学在坚持因信称义和预定论的前提下，将律法的教导、成圣的功用再次强调了出来。

　　正如王志勇牧师所指出的：“约必然包含著律法。没有律法的约，就是没有标准的约，其实，也称不上是约。因为宗教改革之后，由于基督教对律法的忽视，所以约的概念也非常含糊和淡泊……圣约是律法的背景和架构，而律法则是上帝所其实的圣约的标准。在恩典之约中，上帝的律法是生命不变的准则，并与恩典本身壹样延续不断。……律法的问题不仅仅是标准的问题，更是反映权威的问题。谁有最高的立法权？唯独上帝是‘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雅 4:11）。藐视上帝的律法，就是藐视赐律法的上帝；以谁制定的律法为标准，就是尊重谁的权威。”（注 12）工作之约在耶稣基督再来、审判日以后，将被全面成全，人将会复原至无罪的状态，重新享受与上帝的同在。上帝会把他的律法写入蒙救赎拣选的子民心中，儘管这壹状态与堕落之前仍有壹定的差别。由此可见，行为之约在持续全面性的意义上而言，似乎比恩典之约显得更为重要。恩典之约具有救济的性质，其目的是矫正堕落之后的罪恶状态，而上帝的永恒的心意在工作之约中全面体现出来。（注 13）再次， 盟约神学以代理和归算概念，解决了罪的延续和耶稣救恩对所有选民的有效性的神学问题。由于上帝与人的关系是壹种约的关系，而签约时必须要有代表，壹个代表就可以代表其的族类，代表本身要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同样要施用在他所代表的族类身上。亚当作为人类的代表与上帝签订工作之约，因他没有履行义务而遭受死的惩处，此惩处也归到他所代表的所有后来人身上。可见，罪对亚当后裔的归算因契约壹方的代理性而产生。

　　同样，耶稣基督在永恒救赎之约中作为他的子民的元首和代表，与上帝签约，以自己的赎罪来代表选民向上帝赎罪，因他的赎罪和顺服，他成就了完全，而人子所代表的选民，也因此得以称义。耶稣基督救赎对所有选民的有效性，在这个契约签订壹方的代理性上呈现了出来。这壹切正如罗马书 5：18-19：“如此说来，因壹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壹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壹次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壹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最后，盟约神学也直接推导出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文化使命是基督徒在世界上实行治理和管理，“神化”万事万物的使命，它区别与给万国万民传福音的福音使命。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的关系，清楚地体现在改革宗的盟约神学中。上帝在工作之约中给人义务也给人壹个权利，那就是“治理这地”，人类的堕落并未使这个约失效，它至今有效。恩典之约并非取消，而是成全工作之约。固然罪人的文化是堕落的，但蒙恩的罪人可以靠著基督在恩典之约的范围内，活出壹个更新的、属天的生命形态、从而彰显、拓展出壹个更新的文化。文化使命就是基督徒借著恩典之约的功效，执行上帝在创世之初就交付与人的工作之约，从而与罪人的文化显出彻底的不同，借此彰显神的荣耀和基督的掌权。如果这个表达是正确的，文化使命就有壹个合乎创造论和救恩论的根基，在天国和世界之间，也有著盟约角度而言的连续性：无论世界怎麽改变，上帝不改变，他的心意不改变，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雅 1:17）。（注 14）

　　我们再来看看盟约神学对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民主宪政发展的思想 。盟约神学作为宗教改革的产物，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基督教神学，而且也影响了人类政治哲学及政治现状。英美等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政、权力制衡、代议制及法治精神，等无不出于盟约神学。不少人慨歎宪政距离中国为何如此遥远，殊不知盟约神学及基督教的阙如，是非常关键的原因。从以下几个方面，我们简述盟约神学对现代国家、社会的巨大影响：

　　1. 国家与人民必须立约，政府的权威来自人民的授权和约定，而此约定就是宪法。

　　根据盟约神学，上帝与人的交往是以约的形式出现。既然连上帝都降尊纡贵跟人类签约，更何况同样是罪人的人间君王、国家政府，也完全有必要与他所治理的民众签约，并要受约的限制。此壹思想从古代以色列就开始实践、后经瑞士、荷兰、英、美国等国的具体应用开创了人类的宪政观念，而所谓的“社会契约论”只不过是其的世俗化表现。

　　圣经撒母耳记下 5：3：“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膏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长老是以色列人民的代表，大卫必须在神面前先跟他们立约，在经他们的膏立和授权才能作王。

　　此政治盟约由上帝、全体人民和政治领袖这三方组成，领袖通过向上帝和人民立约来领受治理政府这壹神圣的使命，人民则通过向上帝和领袖立约来承诺顺服领袖并遵守治理的法律。这是盟约精神对以色列政治的影响。

　　1646 年 12 月，集中体现盟约神学精神的《威斯敏斯德信条》完成，此后不久，1688 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1689 年 12 月 16 日通过了《权利法案》。这个法案确立了政府与人们的契约关系、在政治上解决了国王与议会的关系问题，实现了君主立宪。根据《权利法案》，“1．凡未经国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乃僭越权力。 2．近来以国王权威擅自废除法律或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 5．向国王请愿，乃臣民之权利，壹切对此项请愿之判罪或控告，皆为非法”，诸种条文都体现了君主、政府必须与人们立约并要受契约限制的宪政精神。

　　盟约神学对政治最有影响的当属美国，早在 1620 年，初登美洲大陆的清教徒就签署《五月花号公约》 ：“ ……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壹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地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佈的被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五月花号公约》 将约定的神圣性奠定在上帝的超越性上，公约也开创了公共机构的产生必须立于盟约精神的先例，即在同壹个社会里的所有公民有自由结合的权利，并可以通过制定对大家都有利的法律来管理自己，而政府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

　　1776 年 7 月 2 日，《独立宣言》被美国人民通过，宣言宣告了人的天赋人权，并指出政府的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并且被统治者拥有改变政府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

　　1787 年 9 月 39 名代表签署了美国宪法。宪法确认了五项基本原则：人民主权：

　　政府由人民控制。共和政府：决定政策的代表由人民选举。受限政府：政府的行为受法律的限制。权力划分：三权分立，防止壹个部门独大。联邦体系：保证州级政府的权力。

　　儘管《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在字面上已经脱去了神圣的色彩，但就其渊源和本质，它们都来自上帝的盟约之中。单单从美国总统手按圣经宣誓就职壹事上就可看出，美国政治及其各种契约性档，无不具有来自上帝的神圣超越性，这就是所谓的宪政的“超验之维”。

　　而在法国的政治哲学家卢梭，也受盟约神学的启发，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契约论。

　　也即政府是人们按照约定建立起来的机构，如果这个机构背叛了约定，人们有权利推翻。社会契约论的宣告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社会契约论由于缺乏上帝面前立约的神圣性，所以不具有终极超越性。社会契约论儘管也谈立约，但这里所谓的约只是人类和自己的约定，这个契约并没有最终极的原因，只能是壹个形式上的样式。社会契约论者的致命缺陷在于，他们都没有解决立约共同体的终极根据和目标，于是，当旧有的契约被革命后，新的社会契约难以建立起来。由于这种神圣超越性的缺乏，革命建立的共同体难免陷入混乱之中。以卢梭思想为旗帜的法国大革命，陷入混乱和暴政当中，最有力的说明了人的契约必须要以神的盟约为背景和基石。

　　2.政教的分立与合作

　　在旧约中，君权神授、政教合壹的关系壹度盛行。宗教改革时期产生的盟约神学吸取了天主教政教合壹所造成的恶果，在处理教会和政府关系了，更加厘清了二者的关系。固然正如罗马书 13：1：“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政权固然来自神的旨意，但政权与教会的权柄分别来自神的不同的盟约，是两个并不壹致的盟约组织。教权来自神在永恒救赎之约中对耶稣基督及其教会的应许，而政权只是在世俗领域，人与政府在上帝前面的盟约的产物而已。正如马太福音 22：21：“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美国联邦宪法第壹修正案中规定，国会不得制定设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的法律。这个修正案，体现了教会的权威基础来自上帝而非世俗社会，而教会的权力与世俗人们的权力也是有重大的区别。

　　根据清教徒的盟约理论，教会和国家所蒙受的呼召不同，理当各自在其职责范围内履行当尽的本分。这两个互相分离的盟约组织，有著不同的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对于任何壹方来说，组织的合併都意味著不幸。为了确保两者在组织和行动上互相分离，清教徒设计了壹系列的防护措施，例如，禁止教会的圣职人员在政府中就职或作陪审员，也禁止政府官员在教会中担任圣职，或干预教会内部的治理事宜。

　　另壹方面，教会和政府之间又有著密切的联繫，共同建立和维繫著社会中的盟约理念。政府的公义和教会的圣洁是不可分割的，教会和政府各自在组织上保持独立的同时，也须互相协调与合作。在殖民地时期的具体实践中，政府曾将公有土地捐赠给教会，并对教会运营的宗教、教育和慈善机构豁免税项，教会亦曾允许政府在政治集会和公开拍卖时使用会堂的场地，并通过讲坛鼓励信徒顺服政府的权柄，积极参与建设政治制度 。（注 15）

　　3.在任何社会领域的契约意识、法治意识。

　　根据盟约教义，行为之约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无论是在堕落之前还是在堕落之后，无论是对基督徒还是对非信徒，都需要就是否遵守行为之约向上帝负责。

　　这就从盟约的角度为教会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提供了神学基础。教会内部的治理同样需要约定和律法，而治理众人的国家有责任施行上帝的律法。各种社会关系，也要按照约定和相应的律法而行。约必然包含著律法（耶 31:33－34）。没有律法的约，就是没有标准的约，其实，也称不上是约。

　　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不仅将自己视为与上帝立约的子民，而且也要认为人们之间也因盟约而彼此相联。在垂直的维度上，盟约界定了人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在水准的维度上，盟约则意味著人们与邻舍和其他因各种社会关系而联繫的成员之间的关系。 所以契约意识、法治意识、守法意识广泛存在与人类社会中的经济、文化、家庭、学校等各种关系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法治精神，在人们规范家庭关系、经济行为关系、政治行为关系中体现了出来。

　　4.代议制

　　代理制或代议制是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治理模式。不管是在家庭、教会里，还是在政治生活中，代理的概念是不可避免的。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耶稣是选民的代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行事，我们就是作为耶稣基督的代表，行使我们的职分。“阿们”就是对约的赞同（申 27:11－26）。

　　教会是上帝国度的代表，传道人是上帝话语的出口，亦即上帝的代言人。父母是子女的代表，丈夫是妻子的代表。我们经商，也有代理人。在政治领域，我们透过选举代表人进入国会，代表我们行使我们的权利和意志。在美国等代议制国家，由人民选举出代表掌握国家权力，公民的民主权利体现在他们选举代表的权利上。

　　代议制民主方案的出现，使近代思想家解决了壹个困扰民主制度拥护者的壹个难题，即在理论上必须承认人人平等，但在实践上，很难实现每个人直接管理国家，事实上只能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少数精英掌握国家权力。

　　与代议制相反的是那种全民民主制或直接民主制，这极有可能带来新的专制。

　　直接民主是国家的公民们亲自掌握国家权力，作出决策，而不通过代表的仲介。在古希腊和罗马城邦中实行的都是直接民主。在希腊，城邦是公民的自治团体。城邦规模狭小，公民是城邦居民中的壹个狭隘的特权集团。公民通过亲自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等机构掌握国家(城邦)最高权力。在雅典民主最盛时，不仅立法和司法权由公民直接行使，即使行政权也不是掌握在职业官吏手中，而是由公民按亚里斯多德所说的“轮番为治”原则执掌。直接民主极易导致平民暴政，也容易被特定集团所窃取。

　　直接民主被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卢梭所坚持，他认为，人民的主权是不能代表的。在抨击英国的代议制时他曾指出：“英国人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壹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注 16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125 页。而实践卢梭思想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平民暴政的典范，推崇直接民主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们，以反专制起家，结果带来了更加残酷无情的暴政。美国宪法选择代议制政体，就是要与暴民政治划清界限、代议机构被视为遏制“暴民“无理性行为的“马勒”，也正印证了盟约神学中对《圣经》里的代理、归算概念的正确领会。

　　总结

　　通过本文对盟约神学的定义及基本内容的阐述，通过对其神学意义和社会政治意义的考察，我们再次看到上帝与人立约的巨大奥秘和价值，无论是工作之约、永恒救赎之约、恩典之约，还是摩西之约、十诫及律法、大卫之约，都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伟大。不仅在属灵层面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而且在属世的社会中，给予人类个体尊严与权利、整个社会公平、公义和圣洁。我们只有遵循上帝与我们所设立的圣约，才能尊重人与人之间所设立的契约。我们只有尊崇盟约精神，才能培养人与人之间立约并守约的契约精神，也从而使人治社会更新为契约社会，实现公义、公平、民主、代议、共和、自由和宪政。我们必须敬畏上帝，遵行圣约。感谢讚美立约的上帝，感谢讚美上帝给我们所立的约，正如申命记 32：46-47：“妳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妳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

　　三、清教徒灵修神学及其对家庭教会意义

　　壹、清教徒灵修神学相对于加尔文主义的特色

　　清教徒运动是宗教改革运动在英国的继续，从“宗教改革运动的晨星”威克里夫（1329-1384）到英国清教徒先驱丁道尔（1495-1536）、再到约翰诺克斯、约翰欧文、约翰班扬、巴克斯特、汤姆华森等先贤，五月花号与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最后到 1688 年的光荣革命后为止，清教徒运动持续近两个世纪，对基督教会和人类历史的影响是非常巨大和深远的。今天，由于中国家庭教会信徒与清教徒处境的相似性，因此清教徒们的属灵贡献对中国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壹段时间以来，中国神学界对清教徒的关注侧重于清教徒对近代信仰自由、政教分离以及宪政民主的杰出贡献上。的确，清教徒在英国及其殖民地逐渐实现了信仰不受政治权力干预、敬拜和教会治理自由的传统，也为民众限制政权、宪政法治代议制民主国家的成型奠定了思想和神学基础。但是，在这壹切侧重于加尔文主义文化使命的贡献背后，是清教徒们对基督教灵修神学的巨大贡献；而没有壹个巨大的属灵力量，也是无法完成神交託给清教徒们的时代使命的。

　　在救恩等基要真理上，清教徒坚定在加尔文的预定论和改革宗的系统神学上。

　　但在灵修神学方面，跟很多人想像的相反，清教徒继承并发展了加尔文改革宗有关灵修生活的教导，并有了自己的特色。壹方面，清教徒继承了加尔文强调的认识神、认识自己的灵修主题、基督徒人生最高目标乃是荣耀神、基督徒灵修生活的目的就是恢复起初在人身上的神的形象、成圣的模式主要是效法基督的捨己和背十字架等教导，另壹方面，清教徒在圣灵论等诸方面超越了改革宗的诸多限制、大大发展了灵修神学，这集中表现在约翰欧文对圣灵的强调和清教徒们对圣洁生活的追求上。

　　二、圣灵论在清教徒灵修神学中的地位和简介

　　在 Erroll Hulse 的《清教徒的故事：精神及革命》壹文中指出：“当我们回顾清教徒的故事,我们可以看看三位生活在清教运动巅峰时期的领袖，指出他们对今天有何意义。清教运动就是约翰欧文在神学归纳上的深邃和可靠，理查德?巴克斯特传福音和牧养的热情，以及约翰班杨深深打动人，强有力的传道”。 （见《清教徒的故事：精神与革命》网络版）

　　约翰欧文（1616~1683）被誉为英国最伟大的神学家，巴刻称他为最伟大的清教徒神学家，Vose 称他为“圣灵的神学家”（见王伟成博士《约翰欧文的圣灵论》

　　壹文网络版）。根据 Erroll Hulse 在《清教徒的故事：精神及革命》壹文中指出约翰欧文曾经是克伦威尔军中的随军牧师。当时在英国，清教徒教会不仅不被国家承认、反而累遭逼迫，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清教徒们奋起反抗，约翰欧文也加入抗争当中。这种遭逼迫和不断争战的属灵和现实环境，迫使清教徒神学家们总结出适应时代的灵修神学出来。

　　约翰欧文首先提升了圣灵在我们祷告灵修生活中的地位，他认为我们与神团契的交通，除了对独壹真神的交通祷告外，还可以与三个位格个别的祷告交通，以恩工的不同有不同的感谢祷告，对圣灵也可单独祷告。更进壹步，约翰欧文特别指出耶稣基督对圣灵的介绍和应许，正是应对信徒们将要受逼迫的现实，而圣灵的重要功能之壹就是对受逼迫和遭苦难的信徒的安慰和保守。这样的教导对清教徒们和当下中国的家庭教会信徒们，给了特别的亮光，也使他们对圣灵有了特别的重视。约翰欧文指出约翰福音16 章7-15 节中对圣灵的应许，特别是针对约翰福音 16:2：“人要把妳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妳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16:6：“只因我将这事告诉妳们，妳们就满心忧愁。”16:20：“我实实在在地告诉妳们：妳们将要痛哭、哀号，世人倒要喜乐；妳们将要忧愁，然而妳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

　　在这充满苦难与逼迫的世界上，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和安慰者，常在我们身边安慰扶持、辅导指引。我们要靠圣灵得刚强、得圣洁、得喜乐。

　　圣灵的安慰是永远的安慰（帖后 2:16），因圣灵永不离开我们，不断地加给我们力量和勉励。圣灵如何安慰勉励我们呢？根据王伟成博士《约翰欧文的圣灵论》壹文，欧文认为圣灵有八方面安慰的工作：1）圣灵使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壹切话（约 14:26）2）圣灵使我们因看见耶稣本身的荣耀美丽，而大得安慰（约 16:14）3）圣灵使我们在父神大爱拣选中大得安慰（罗 5:15）4）印记的圣灵给我们得救确据的安慰（罗 8:16）5）圣灵使我们在地上预尝'部分'将来在天国与神同在的荣美福乐（林前 1:21）6）圣灵恩膏使我们与耶稣同作先知、祭司与君王（林后 1:21）7）圣灵使我们能恳切祷告，在灵裡饱嚐与主交通祷告的甘甜，心灵大得安慰满足（罗 8:26）8）圣灵是赐平安、喜乐盼望的圣灵（罗 15:13）。

　　《清教徒的故事：精神及革命》壹文指出：“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ism）—五旬节运动和彩虹壹样广阔和富多样性，特点是强调三个重要问题：灵裡经历的实在，属灵能力的彰显，公开敬拜中的喜乐，这些问题也是清教徒所强调的。

　　第壹，清教徒非常强调在灵裡经历神使人归正白白的恩典。属灵经历的指标，如称义的喜乐，因父接纳得儿子名分而对父的爱，在患难中忍耐，对基督的享受，清教徒对这些的探索到了极处。 。 。 。 。 。清教徒认同属灵能力或圣灵的膏抹是人所需要的— 不仅仅是为了传道，也是为了普遍的事奉，为了在苦难中忍耐。

　　圣灵壹直在信徒身上动工，纠正，指引，安慰和加力。 。 。 。 。 。第三，我们需要满有喜乐的公开敬拜。沉闷，没有生命的敬拜是和救恩的喜乐矛盾的。在这方面，清教徒敬拜的“规范性原则”就非常重要了。这是按照新约圣经指明的来规范公开敬拜的原则。换言之，我们只能进行圣经明讲的属灵敬拜，就是公开读经，传道，代求，唱诗。圣经没有具体说明该如何安排这些元素，这表明了自由。我们没有理由在我们公开的敬拜中没有大大的喜乐和造就。我们不需要转回去效法世界，或者使用娱乐的手段，我们能把尊严敬畏和喜乐高兴结合在壹起。。。。。。 ” 。

　　（见《清教徒的故事：精神与革命》网络版）

　　以上可见，清教徒在圣灵论上的确不像改革宗教会的壹贯观点。清教徒重视圣灵的临在、清教徒非常强调圣灵在信徒灵修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清教徒可以向圣灵单独祷告、清教徒可以祈求圣灵恩膏的浇灌、清教徒的公开敬拜是非常喜乐和不拘壹格的。而这壹切特徵，跟清教徒当时所处的属灵环境、持续长久的逼迫与患难有极大的关系。很多人奇怪在中国家庭教会为什麽“灵恩派“大行其道，其实与清教徒类似的是，家庭教会至今为止还处在非法状态中，不予政权承认，不时有逼迫和患难。圣灵是家庭教会信徒的保惠师、安慰者，圣灵使他们在患难中有大喜乐、大安慰、大得胜。

　　三、圣洁生活在清教徒灵修神学中的地位

　　清教徒以“敬虔的生活、纯正的教义”著称，由于他们的圣洁敬虔生活，清教徒甚至成为刻板苦修人士的代名词。 “'清教徒'这个词极大多数时候被当作壹个贬义词。1641 年亨利帕克（Henry Parker）抱怨说，'天主教分子，主教，宫廷的马屁精，舞台诗人，吟唱歌手，说笑话的小丑，所有那些不知羞耻的酒徒，色鬼，诅咒的流氓，还有许多其他的人，都欢喜取笑其他人是清教徒。'”（见《清教徒的故事：精神与革命》网络版）

　　著有《天路历程》的约翰班扬是清教徒的杰出代表，他壹生累次因为捍卫信仰自由而坐监受苦，而在他的书中，他颂扬了壹个坚持分别为圣、不与世俗潮流妥协、不与邪恶投降、奔走天路、坚定刚强的“基督徒”，而这个清教徒的形象，又成为当时无数清教徒过圣洁生活、追求信仰自由的典范和楷模。在康来昌牧师的《天路历程与基督徒人生》壹书中写到：

　　“天路上充满了假基督徒。有位利徒（By-ends，直译'藉结果，看好处'，意思是，这位先生是机会主义者，他不考虑是非真假，凡事只看结果有无好处或利益），从花言巧语（Fair-Speech）市来，他的亲戚朋友包括：识时务（（Time-server）爵士、两面人（Looking one way and rowing another）船夫、乡愿（Smooth-man） 、投机（Facing-both-ways）、滑头（Anything）先生、饶舌（Two-tongues）牧师、虚伪（Feigning）夫人。 利徒：'我们的信仰跟严格的人不同，第壹，我们从不反抗潮流，第二，宗教流行的时候，我们才热心宗教'。基督徒：'妳如要跟我们同路，就得反抗潮流，信耶稣得坚定，不论衣衫褴褛、荣华富贵、作阶下囚或座上宾，可是我看妳不肯这样。'后来利徒对他的朋友爱钱说：'基督徒和希望太严厉、思想顽固，不尊重别人的意见。'另壹个朋友吝啬说：'他们行义过份，爱论断，像法利赛人。'（见康来昌：《天路历程与基督徒人生》网络版）壹个敬虔的生活就是遵守上帝律法的生活，在对待律法问题上，清教徒更加遵守加尔文主义教义。律法不是我们得救的依据，但律法是我们过成圣生活的基础。

　　壹个基督徒，要在生活、工作、侍奉的方方面面遵循律法的教导，如此才能过蒙神喜悦的圣洁生活。正如《清教徒改革宗灵修神学》壹书中这样写到：“清教徒秉承了加尔文对律法之规范性的强调。他们认为，律法这壹生活准则会唤起信徒的感恩之心，进而激发真正的自由而非反律主义的放纵。 清教徒针对这些问题有非常丰富的著述，我们在此仅援引少许如下：伯格斯（ Anthony Burgess ）谴责过那些反律主义者—他们或者宣称自己在律法之上，或者认为，因重生而写在心中的律法'使人们不再需要写在圣经中的律法'。。。。。。。

　　《威斯敏斯德大教理问答》（The Westminster Larger Catechism）主要出自清教徒教牧神学家之手，它非常精到地总结了改革宗和清教徒神学对信徒和道德律之关系的论述：97 问：对已重生的人，道德律有什麽特别的用处？答：对于已经重生、归信基督之人，虽然道德律对他们已经不再是行为之约，他们既不因之称义，也不因之定罪；但是，除了与所有人共同的用处之外，道德律还有特别的用处，就在于向他们显明：因为基督为他们的益处成全了道德律，替他们承受了咒诅，所以他们对基督有何等的亏欠；由此激发他们更有感恩之心，并且使他们更加谨守，以道德律为顺服的标准加以遵行，从而表达出感恩之心”。（见《清教徒改革宗灵修神学》网络版原著：週必克（Dr. Joel Beeke） 博士翻译：冀诚郭晶陈知纲编校：王志勇）

　　遵循上帝的律法、严谨的生活、有纪律的工作与侍奉甚至作战，成为清教徒的特徵。在 Erroll Hulse 的《清教徒的故事：精神及革命》壹文中写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清教运动集中关注人灵魂的光景这个大问题上。当壹个人的灵魂真正与基督联合，他的每壹部分— 他的思想，他的言语，他的行为— 将要服在神的话语之下。他为自己的生活制定规矩，但他避免为其他人制定规矩。清教徒在《韦斯敏斯德信条》加上壹章论述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清教徒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与自控和守纪律结合在壹起的。清教徒的信仰宣言在圣经没有论述的地方闭口不言。

　　比如，圣经没有讲到吸烟的问题，但有壹些经文命令我们要爱护我们的身体，把它当作圣灵的殿。脱离有害习惯的自由是从基督所赐的自由而来的，这自由来自圣灵内在的劝服”。

　　在严守纪律方面，清教徒领袖克伦威尔领导的“新模范军”成为楷模，而他们的纪律、道德和圣洁生活成为得胜的关键。 1645 年新模范军改组形成，骑兵元帅是克伦威尔。从这时候起，在内战的各场战役中，证明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克伦威尔的军事纪律和策略。奥利弗?克伦威尔是壹个敬畏神，为大众的自由大发热心的人。克伦威尔在自己身边佈满了祷告的人。新模范军每次出战都要迫切祷告和高唱讚美诗。更为重要的是：克伦威尔让清教徒士兵们服在比这之前英格兰所有军纪更为严格的纪律之下，但他用敬畏神的强大能力的刺激来照料他们理智和道德本性上的需要。克伦威尔的军队和其他军队主要不同的地方在于贯穿其上下的严肃风纪和对神的敬畏上。最忠心的保王党也承认，在这特别的营中人们听不到诅咒，看不到酗酒和赌博，在军队当政的漫长时期，和平市民的财产和妇女的荣誉被视为神圣。

　　（见《清教徒的故事：精神与革命》网络版）

　　四、清教徒灵修神学对当下中国家庭教会的意义中国家庭教会至今没有获得所在国的合法性，并累受逼迫，而中国的当政者又自己扶持“三自教会”，并使国家政治元首实质成为教会最高领袖。这壹情形与英国当年的清教徒非常相似，当时英国的国教，就是以国王为元首、类似天主教的安立甘宗。为了单单地敬拜神、坚持纯正的信仰，清教徒成为“不从国教者”，并形成了壹个独立于国教、独立于政权的教会体系。中国家庭教会的性质实在与英国的清教徒非常的相似，也是完全独立于政权、独立于政府的三自教会的。我们从著名的清教徒牧者、作家约翰班扬的经历中，就可看到众多中国家庭教会传道人的影子：

　　1660 年 11 月，班扬第壹次被捕，罪名是“非法聚会罪”。 1666 年班扬被假释。同年 7 月他因为讲道再次入狱，罪名仍然是“非法聚会罪”。这次入狱期间他开始写作《天路历程》。 1672 年，查理二世颁布《宽容宣言》，班扬第二次出狱。

　　班扬所牧养的自由教会取得执照。 1675 年，英国议会取消 1672 年给不从国教者教会及牧师的执照。约翰照讲道不误，因此第三次入狱。 6 个月后《天路历程》脱稿，班扬出狱。 （见《清教徒：信仰自由的拓荒者》壹文网络版、作者江登兴）班扬的经历就是自 1949 年后到如今不少中国家庭教会领袖们的经历。清教徒与家庭教会的相似性，使我们意识到几百年前清教徒的属灵遗产，的确应该让我们非常珍视才对。对于清教徒灵修神学中对圣灵的重视、对圣洁生活的推崇，非常值得家庭教会效法。壹段时间以来，某些受极端观念影响的福音派家庭教会，排斥圣

　　灵、忽视圣灵在信徒逼迫与患难中保惠师的重要功能，这是应该避免的，我们要看到清教徒神学在这方面对加尔文主义的某种符合圣经的超越。而另壹方面，许多教会极端排斥律法，尤其对已经得救的基督徒不进行律法与成圣的教导，这导致不少信徒忽视生活工作中彰显神的荣耀、敬拜与生活的分裂，成为无法见证神的挂名基督徒。针对这两方面的困境，我们唯有将眼光回望几百年前的清教徒们，也许才能获得更新的动力和资源。

　　最后，我们谨以《天路历程》中班扬为在天路上英武勇敢的英勇（Valiant）作的壹首歌作为结尾，此歌适用于在天路上所有坚持到底的小人物：

　　壮哉勇士，风雨无阻；

　　永不丧志，矫世励俗；

　　踏上征途，有进无退。

　　噩耗谣传，不为所动；

　　众人皆惑，唯他心坚；

　　魑魅魍魉，沉著应战。

　　持守真道，激浊扬清；

　　拨云见日，正大光明；

　　勤奋忠心，必得冠冕。

　　四、神的旨意与人的祷告

　　由吴华乐弟兄词曲的讚美诗歌《我以祷告来到妳面前》中的壹句歌词：“每壹次我祷告，我摇动妳的手”在很多教会被改成了“每壹次我祷告，成就妳旨意”。

　　这样壹个轻轻的改动，实际上反映了两种祷告神学的重大差异。 “每壹次我祷告，我摇动妳的手”这句颇受唐崇荣牧师批评的歌词，背后潜在的是人的祷告及其诉求完全可以改变上帝旨意的神学观点，这多为持守阿米念观点的神学所採纳；而“每壹次我祷告，成就妳旨意”的歌词说明人的祷告是在成就上帝的旨意而已，而非改变上帝的旨意，这是改革宗神学的基本观点。

　　人的祷告到底能否改变上帝的旨意呢?如果祷告丝毫不能改变上帝的旨意，那麽祷告有什麽用?因为祷告与否结果都壹样，所以还不如不祷告。但如果人可以通过祷告轻易改变上帝的旨意，那麽又是在否定上帝的主权和恒定不变的本性，成为人定胜天的人本主义。这两种对祷告的极端看法实际上是没有把握神的旨意与人的祷告之间的平衡所产生的问题。

　　在改革宗经典《韦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中写道：“问 98：祷告是什麽？答：

　　祷告是奉耶稣的名，又认自己的罪，并诚实感谢神诸般的恩赐，向神祈求心中所愿，而又合乎神旨意的事。”（注 1）在此我们看到，改革宗神学强调祷告所求的壹定要是合乎神旨意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些事情是在神的旨意中的、神愿意成就的、是在他不变的计划中的事情。神的不变性、永恒性是先在于人的祷告的，人是不能改变神永恒不变的旨意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 1：17），神是“从亘古就有”(诗 93:2)，是“永远的王”(耶 10:10)，“不能朽坏的”(罗:23)，“那独壹不死的”(提前 6:16)。 “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妳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妳是神！”(诗 90:2) “惟有妳永不改变，妳的年数没有穷尽。”(诗 102：26)“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十六 9)“耶和华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十 23)以上经文壹再说出了神的不变性尤其是神相对于人的意志的不变性，更多的经文也说出了神的旨意的不变性：“。。。。。。我的筹算必立定”（赛 46：10）“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决不后悔。”(撒上15:29)“神非人，必不致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致后悔。他说话岂不照著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民 23:19)后悔是指检讨自己的判断，改变行动计划。后悔的原因可能是没有预见、没有准备好，也可能是在执行过程中听取了其他人的诉求和建议，而改变了自己的旨意。

　　改革宗及福音派神学非常强调神的旨意的不变性，著名福音派神学家巴刻在《认识神》壹书中关于神的“后悔”问题写道：“神从来不这样做；他永不需要这样做，因他的计划是根据壹切过去、现在、及将来的事情完全了解和控制而定的，以致没有突然的紧急或意外的发展会使他惊奇。。。。。。。他今日所作的，在永恒中早已计划了。他在永恒中所计划的壹切，也在预定时间内成就了。而他的话曾许诺要完成的事，必无误地完成。。。。。。。神壹切所宣布的目的都是这样。这些都不改变。他永恒的计划，没有壹部分改变”。 （注 2）“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妳必对我说，他为什麽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 妳这个人哪，妳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

　　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妳为什麽这样造我呢？”《罗马书 9：15-20》的这段经文显示出相对于人的意念和诉求，神却拥有绝对的主权和绝对的旨意，作为被造物，我们只有顺服神的绝对旨意的份，而不能有丝毫影响这个绝对旨意的奢望——因为神的旨意丝毫不随人的意志而转移。

　　这段经文也是改革宗神学在讲解预定论时经常採用的。著名神学家 LoraineBoettner 在《基督教预定论》壹书中写道：“预定论认为神的旨意是绝对的，也是无条件的，壹切有限的受造物联合起来也不能影响神的旨意，这旨意完全是神在永恒里安排的。神是万物的主宰，伟大而有能力，安排大自然的运行，支配人类的历史，任何细节都在他的掌管之下。神的谕旨永不改变，至高无上，彰显神的圣洁与智能。”“神有壹个心意，是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拦阻的，神按照这个心意，用他无限量的智能、测不透的公义统治全人类、壹切人事物，以及世上的壹切大小事。这个神的心意就是预定论。”（注 3）

　　预定论在高扬了上帝绝对主权的同时，将人的全然败坏、无能为力也贬低到最极限，这是对壹切人本主义的致命打击（对中国的儒道释很有摧毁力）。然而如果把预定论极端化，尤其不仅在人的得救拣选问题上，而且在各种世界事件、日常生活中极端强调神的铁律和决定，不小心就会丢入宿命论的深渊。在上帝的绝对旨意前面，人类无能为力，壹切在壹个亘古前就已经决定好的铁律中运行，相对于这个铁律，人的诉求与愿望有等于无——这种宿命论由于不强调人的责任、能力，漠视在神的旨意麵前人的壹切作为，因而对人的祷告的功效极为轻看，甚至无力祷告、心灰意冷。 Loraine Boettner 在《基督教预定论》壹书中写道：“宿命论认为“自然界的运行和人世间的经历，都是因为背后有壹个不可知，也不可抗拒的力量”，人挣扎没有用，发牢骚更显得幼稚。 。 。 。 。 。宿命论则不给人选择的权力，人不能自己决定什麽事。宿命论认为人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行动，就好像人不能控制自然律壹样。 。 。 。 。 。 。宿命论使人怀疑，绝望。 ”（注 4）儘管改革宗神学家壹再强调预定论与宿命论的不同，但实际上由于过度强调预定、也由于很多教会不正确的解释，预定论被很多人在实践中、在心理层面上，陷入宿命论的陷阱当中。根据本人的生命历程和教会阅历，在当今很多改革宗背景的教会中（在中国温州那些受唐崇荣牧师影响很深的教会就很不重视祷告），由于没有壹个正确恰当的对于预定论的解释和宣讲，很多信徒把预定论理解成为壹种宿命论。而他们对祷告的认识，也深受这种宿命论的影响。他们对祷告并不热心，甚至不祷告，因为祷告了也没什麽作用，神不会因人的祷告而有丝毫改变，壹切在上帝的计划中，与人无关。

　　然而，神并非是不因人的祷告而改变的神，在《圣经》的多处地方，我们看到神因为人的祷告而改变、甚至“后悔”。

　　出埃及记: 32： 11——14 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 。 。 。 。为什麽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妳转意，不发妳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与妳的百姓。 。 。 。 。 。 。

　　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

　　民数记: 16 ：46—48 摩西对亚伦说，拿妳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裡，为他们赎罪。因为有忿怒从耶和华那裡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著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

　　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

　　诗篇: 90： 13 耶和华阿，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妳转回，为妳的僕人后悔。

　　135：14 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伸冤，为他的僕人后悔。

　　耶利米书: 18 ：8 我所说的那壹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 26：19 犹大王希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希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若治死这人，我们就作了大恶，自害己命。

　　阿摩司书: 7 ：3 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

　　约拿书: 4 ：2 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阿，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妳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

　　路加福音 11：5 ——10 耶稣又说，妳们中间谁有壹个朋友，半夜到他那裡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壹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裡，我没有什麽给他摆上。那人在裡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

　　我不能起来给妳。我告诉妳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词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妳们，妳们祈求就给妳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妳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著。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马太福音 21：21 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妳们，妳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妳挪开此地，投在海裡，也必成就。

　　以上经文不仅说明人的祷告壹时改变了神的原定计划，而且也说明了由于人的信心和迫切的情词，神也允许人所求的达成，这壹切背后显示的是人的作为、人的能力的重要性，显示的是人及其祷告对神的旨意的影响力。实际上对于信徒心理来说，自己的祷告是否有效，是否达成自己的目的，神能否听应许自己的诉求，是壹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影响我们祷告的热情和动力。

　　对神的旨意改变甚至“后悔”的问题，福音派及改革宗神学是如何应对的呢？

　　巴刻在《认识神》壹书中写道：“有壹部分经文(创 6：6 等节；撒上 15：11；撒下24：16；拿 3：10；珥 2：13 等节)的确说后悔了。每次都是说，神因著某些人对他从前的做法有某种反应，而改变了他的做法。但这壹点也看不出神不能预知这些反应，或神完全感到意外，而在永恒的计划中未作准备。当他开始用新的方法对付壹个人的时候，并不显示他更改永恒的目的。”（注 5）著名清教徒神学家 Thomas Watson 在其《系统神学》壹书中认为：“后悔只是像徵性的说法。。。。。。神的作为或有不同，但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它也许定意壹个改变，但它的旨意不会改变。'神也许会改变他的判决，但不会改变它的预旨。'壹个国王可能判决壹个他想拯救的犯人，然后，事后再拯救他，照样，神威胁毁灭尼尼微城，但因尼尼微城的人悔改，神便存留他们。约拿书 3：10 这裡，我们看到神改变他的判决，但他的预旨没有改变；这是他从永恒所定的预旨。”（注6）

　　通过以上我们看到，在神“后悔”问题上，福音派神学家有意将上帝的旨意分为定意、定旨（旨意或预旨）两部分。定意是可以改变的，但改变本身也包含在神的定旨当中，所以定旨是不变的。定意与定旨的划分，也说明了改革宗神学在神的旨意的不变性与人的祷告的影响力之间做出了妥协。

　　根据以上福音派及改革宗神学观点，我们看到：既然神是不变的神，不后悔他壹切决定的神，是轻易不受外因改变他永恒旨意的神，既然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那麽我们人类的壹切尤其是人的祷告能否改变上帝的旨意呢？与福音派及改革宗神学相反，敬虔派、灵恩派比较强调人的祷告对神的旨意的配合、互动甚至影响改变的壹面，这在倪柝声、约翰卫斯理、芬尼、赵庸基等牧者关于祷告的观点中可以看出。

　　倪柝声在其《祷告的真义》中这样写道：“或许有人说：谁能拦阻神的名被尊为圣？谁能拦阻神的国、神的旨意呢？。。。。。。所以为甚麽要祷告？我们的需要他早就知道，叫他的旨意成全的是他的能力，那我为甚麽还要祷告呢？。。。。。。

　　我不知道那理由，只知道那事实，就是神有壹定规，他要作壹件事，但不作，要等地上有人也有这样负担而祷告时，他就作。。。。。。祷告的存在是告诉我们：神不肯单独行他的旨意。他有旨意，但要我们祷告，才行他的旨意。。。。。。属灵的基本原则乃是：神的旨意虽然定了，但还不动手；等地上人的意志和他的旨意同行，且在祷告上发表时，他才要动手。千喜年可能早来，也可能迟来，这早或迟是掌握在人的祷告上。。。。。。妳不祷告，神就不行他的旨意。这是全本圣经所启示的祷告的奥秘；神在天上有他的旨意，神的灵把它交通给我们，叫我们觉得需要这壹个；我们祷告这壹个，神就行他的旨意。 。。。。。明显是要我们先作神才作；我们的祷告在先，神的行为在后。。。。。。好像神在天上的举动，受我们地上的支配(主原谅我说这句话)。。。。。。神的旨意像江河壹样，但祷告像水管子壹样； 不管神的旨意有多少，但受神子民祷告的限制”。 （注 7）倪柝声明白神的主权和其旨意相对于人的不变性，但是他更倾向于壹种神的旨意与人的祷告的“配合说”——人的祷告是神成就他旨意的壹个必要条件，两者只有配合起来才能使旨意成全，人若不祷告，神就不行他旨意。倪柝声对于人的祷告能力相对于改革宗神学做出的夸大，他自己稍感不安，所以他说：“主原谅我说这句话”。

　　卫理公会创建人、伟大的複兴佈道家约翰卫斯理在其名著《祷告出来的能力》（滕近辉译）壹书第 6 章中也持这样的观点：“祈祷对于他们正像对于保罗壹样，是心灵的壹种迫切的努力与挣扎，祈祷对于他们又像对于基督壹样：'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他们'靠著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并在此儆醒不倦。''恒切祷告'是神大能的战士们的大能武器。圣经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有壹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的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这几句话将历代那些引领他们本时代的人归向神的先知们与传道人们的经验，都包括在内，也指明了他们完成奇妙工作的工具是什麽。” 。 （注 8）在强调人的祷告对神旨意的影响力方面，著名佈道家、阿米念神学的支持者芬尼可谓走得更远，芬尼在其著作《常常祷告》中写道：“当人履行他的职分时，神就要完成祂的工作。。。。。。人们自动自发的祷告，显示出他们真正地期望神听他们的祷告。这种认识与我们壹些所想的相反，我们认为每件事的发生是在某些连锁反应的律之下，其坚固到甚至不容许全能者破坏这个律，他也不会因著他的旨意去更改它。这种想法与我们本性所相信的不同。。。。。。反对祷告的理由是说，神是不改变的，所以祂不会因听人旳祷告而改变祂的作为，这种理由全然是错谬且是出于无知。。。。 。。祷告把祈求者带进与神的国度新的关系裡；并且为了适合这种新的关系，神按著他不变的法则改变了他治理的道路。祂答应人们的祷告是因为祂不变的慈爱。不是因为祂的慈爱改变，而是因为祂的慈爱不改变，所以祂听人的祷告。谁能说，神听人的祷告是因神改变了祂的品格呢？”（注 9 ）约翰卫斯理和芬尼都强调了人的祷告对上帝旨意的影响力，而且上帝旨意的不变性在他们看来也不是宿命的，上帝旨意的改变正好彰显出他不变的品性，例如慈爱。

　　亚洲乃至世界灵恩派的杰出领袖赵镛基牧师在他的著作《我就是这样服事》中写到：“有人认为神要动工，根本不需要人的祷告，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有壹次我在荷兰主领壹个大型的佈道会，有壹些向来信奉加尔文主义的神学家和传道人，向我发出挑战。他们说："妳教导人祷告可以推动神的手，这完全是违反圣经的教训。

　　神拥有他自己的主权，他作事都按著早已命定好的计划进行，妳的祷告根本不能产生作用。 "我翻了很多经文同他们辩解，我说："那麽这段经文又作如何解释呢？

　　主耶稣亲自吩咐门徒说：'妳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麽，我就给妳们成就。 '耶利米书也记著：'妳求告我，我就应允妳。 '"我又继续翻了其它经文读给他们听。最后他们仍是坚持自己的理论：神将壹切计划都已命定，他也将按著他所预定的计划去实行。但是按我个人的经验，祷告的确是可以推动神的手，而几乎每个韩国的基督徒都有类似的经验”。 （注 8）

　　可以看到为什麽灵恩派更注重祷告，就在于他们认为人的祷告可以推动神的手，这种神学观点与改革宗神学是截然不同的，灵恩派的祷告会也非常热烈感人、甚至追胸顿足、欢声雷动、排山倒海、气势如虹。这种祷告会极大地更新了信徒的生命、拓展了神的国度，唤醒了更多人去传福音、去宣教，宣教士们攻城略地、夺回人的心意，取得了让世人震惊的宣教功效。我们看到近来非洲、韩国、中国农村的大复兴其中灵恩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当然，如果将人的祷告和人的作为过分强调，甚至凌驾到上帝的旨意之上，那麽极有可能转化为非常功利、彰显人意的人本主义。自我所求的由于自我的声音、动作、某种行为改变了上帝,从而成就了自我的意志——如此自我成为壹件事情成就的根本原因，而神成为实现人的旨意的工具、成为非常灵验的活佛菩萨、甚至成为人的奴僕和彰显自我荣耀、自我超自然能力的证据。高举人或高举领袖、与神交易和谈判，诸如此类的弊端在灵恩派教会中也不断显示出来。这当然是在神的旨意和人的祷告问题上另壹个极端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我们通过改革宗及福音派祷告神学与敬虔派及灵恩派祷告神学的阐述与对比，看到两种祷告神学观点都有优劣，各有不同的侧重点。神的主权和神的怜悯、人的顺服和人的诉求，是完全的统壹在神的身上和人的身上，但我们人的理性分析时，只能将二者分离。人是有限的，在强调壹个方面的时候肯定会弱化另壹点。所以单单强调预定论，会弱化祷告；而单单强调人的能力，就会成为高举人的人本主义。

　　如果我们单强调神的旨意的绝对性和不变性有可能导致宿命论，以致人难以有祷告的热情，而如果单强调人的祷告对上帝旨意的影响和改变，也会堕入高举人甚至崇拜人的骄傲当中。

　　我们所要作的是，必须保持两种祷告神学间的张力和平衡。我们唯壹的出路就是在《圣经》的根基上，在肯定上帝主权和不变性的同时，也强调人的祷告的巨大功用；神是恒定的但也是怜悯的，人有寻求神旨意和遵行神旨意的义务，更有祈求神遂人意的权利。我们通过祷告不仅要支取和明白他的旨意，也通过祷告求神的怜悯，在神的永恒旨意下向我们施行爱的更新与改变。作到这样的平衡是不容易的，在神学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神学家能保持两者的平衡。在改革宗神学家中，加尔文是非常注重祷告并重视人祷告时其旨意的影响力的；而在注重祷告的灵恩和敬虔派神学家中，强调预定论和神的主权的并不多。我们可以看看改革宗的鼻祖约翰加尔文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在其名著《基督教要义》第 20 章《论祈祷—信心的主要操练，每日接受神恩的媒介》中写道：

　　“那些藉口神常看顾万物，因此认为祈祷是壹件多馀的事，是烦扰神的举动的人，是非常矛盾的；主明明宣布说：“凡诚心求告他的，他必与他们相近”（诗 145：

　　18）。同样荒谬的是另外有些人以为主所自愿赐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用不著再去祈求；其实这些东西，虽然由于宽大恩典，像水壹样流给我们，然而他愿意把它们当作是由于我们的祷告而赐予的。这由诗篇以及其它许多同样的经文可以证明：“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诗 34：15）；这句话是称讚主自愿完成那信他的人的拯救，可是并没有说要免除我们在信心上的操练，好把懈怠排除于人心之外。因之，神的眼睛常眷顾著瞎眼人的需要而援救他们；可是他仍愿意听到我们的呻吟，好使他更能对我们显示他的爱。因此，“那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然而当他看到我们懈怠并哑口不言的时候，他就像是暂时把我们遗忘了。 。 （注 11）

　　在以上论述中，我们看到加尔文其实赞成这样壹种神人合作的祷告方式。神答应我们的祷告诉求，是因为我们祷告了，因为神“愿意把它们当作是由于我们的祷告而赐予的”；神不答应我们的祷告诉求，是因为我们不祷告、“哑口不言”了，因为神“暂时把我们遗忘了”。在事情成就不成就的可能性中，人的祷告起了很大的作用；儘管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可见加尔文对人的祷告对上帝旨意的影响力还是持正面的看法，这也表现他本人虔诚的祷告生活上。

　　象约翰加尔文壹样，我们壹定要坚持神的主权和预定论，这是基础；但我们也要看到人的意志自由和祷告的能力，在《圣经》关于祷告的众多经文基础上，我们谋求神的主权与人的祷告之间合乎中道和平衡的关系。我们坚信神的主权，在神永恒的旨意当中，人的祷告就是支取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这就是“祷告明旨意”；我们也坚信在其他众多既在永恒旨意也在神的定意的事件上，我们求神能发怜悯，能够根据他内在的属性应许我们的诉求，出于爱心有所更新与成就，这就是“祷告求怜悯”。当然，在祷告实践中，我们是不知道所祷告的事情是神的旨意还是神的定意的，我们唯有祷告，才能应对这两种情况。总之，无论我们的祷告能不能“摇动上帝的手”，我们总要祷告，并且相信，神会成就我们迫切的、符合他心意的祷告的。

　　这壹切正如诗人在《诗篇》中所吟唱的：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 都惧怕他。

　　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 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

　　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 他心中的思念万代常存。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 那民是有福的。

　　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壹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 往外察看地上的居民。

　　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壹切作为的。

　　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 救人。

　　耶和华的眼目， 看顾敬畏他的人， 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飢荒中存活。

　　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 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

　　耶和华啊，求妳照著我们所仰望妳的，向我们施行慈爱”。(圣经诗篇 33:8-32）五、千喜年观影响下的中国教会与社会千喜年观念是《圣经》中很重要的壹个观念，它会影响到基督徒的世界观（出世还是入世）、人性观（性善还是性恶）、政治观（积极参与还是极端排斥）等等。

　　不同的千喜年观导致了不同的教派、不同的社会观，甚至导致不同的人类行为和历史后果。

　　千喜年前、后派的划分是以千喜年在耶稣再来之前、耶稣再来之后划分的。千喜年前派指耶稣是在千喜年来临之前就来临的，千喜年后派指耶稣是在千喜年完成之后才来到地上的。千喜年前、后派中的大多数人相信千喜年是地上建立的壹个政治性的国度。与无千喜年派否定有实际存在的千喜年的观点相反，千喜年前、后派都主张有壹个实存的、在地上能实现的神的国度，这种观念会极大的鼓励信徒确信耶稣基督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并改变世界的，基督不仅要将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且要掌握政治权力、治理全地，这样，壹个政治君王性的基督似乎有点成形了。

　　但两派的社会政治观很有差别，千喜年前派对人性的理解较为符合圣经的真道，他们相信人的败坏在此世是更改不了的，人自己建立地上天国或者类似千喜年的国度，也是绝对不可能的，故地上天国必须由神、由耶稣基督自己亲自建立起来。当然，也由于强调社会与人的败坏和无能，前派也有导致丧失社会关怀的倾向。

　　千喜年后派是最主张社会关怀和改革社会的，但后派中有不少观点极容易导致对人性不符圣经的理解，导致人扮演上帝、在地上靠人自己强行实现天国，结果天国没有建立，反而造成了人间地狱。此派中的不少派别所造成的历史恶果值得当今人类继续反思。

　　我们先来看看千喜年前后派中对千喜年实存性的基本主张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千喜年的实存性集中表现在以赛亚书 9：7 的字面解经上：

　　因有壹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壹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几乎所有的教派，对第 6 节用字面解经解释为耶稣诞生，这是个共识。但在对第 7 节的解释上就出现了分歧。无千喜年派用灵意解经，将耶稣基督作王掌权解释为像徵和比喻。实际上，如果按照同壹经文解经方法壹贯的原则，第 7 节也同样应该用字面解释，如此才能前后壹致。以赛亚书 9：7 是千喜年实存性的壹个铁证。

　　教会历史上不少时期、不少神学家都坚持千喜年的实存性。

　　千喜年的实存性从以赛亚、但以理时已经成立了，初代教会（1-3 世纪）也坚持该立场，初代教会因多在迫害之中生存，众信徒都热切期盼基督早日再来，建立永恒国度。许多早期教父如革利免、游斯丁、爱任纽、特土良也持此说。特土良在与异端马吉安的论战中写到：“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先有地上的国度，后有天上的国度。那是在另壹种情形中的，是在复活以后的。这个国度会有壹千年之久，是在神自己所建的城中，也即由天上降下来的耶路撒冷。。。。。。神的僕人在这块地土上为了神的名受苦，他们当然应当（也配得）在这块地上欢喜快乐。”

　　（注 1）

　　在中国，不少神学家主张千喜年的实存性。著有研究启示录著名经典《启示录讲义》的杨睿哲牧师，在该书中写道：“关于千喜年的事，本来在本章内，清清楚楚的的确确，壹连六次说到壹千年，这就证明千喜年是必有的，是事实。可惜历来教中人士，对于此事，有壹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圣经中只有此处说到千喜年，是写在壹本充满象徵而难解的书内，真理似欠准确。殊不知全部圣经都是神的话，启示录当然也不例外。神的话是诚实的、阿门的；神说壹次和他说多次都是确实的。 ”

　　（注 2）

　　中国基督教领袖，无论是倪柝声、王明道还是吴耀宗也都主张千喜年在地上的实存性，但前两者属于千喜年前派，而后者是千喜年后派，后者在千喜年上的极端观点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如果说千喜年前后派在美国起到了积极正面的社会作用、遏制了两派的负面效果的话，那麽两派在中国却将各自的负面效果全面地暴露出来，两派在中国起到了并不令人满意的社会效果。主张千喜年后派的吴耀宗开“三自教会”的先河、依附无神论政权、企图靠人力在地上建立天国，甚至主张天国主要由共产党而非教会来建立；而主张千喜年前派的中国家庭教会代表倪柝声、王明道等先辈，虽然在壹定程度了遏制了“三自”人定胜天的地上天国观念，但却陷入在封闭隔离、对改革社会和文化使命毫不关心的消极避世观念当中。而时代交给我们的任务，也许是在肯定人不能建立地上天国、天国祇能由耶稣基督亲自缔造的前提下，积极入世、投身社会改革和文化使命当中。

　　17 世纪人文主义相信人定胜天，教会也受影响。不少神学家主张在末世前人能建构千喜年国度。这种千喜年后派观念被 19-20 世纪新派神学接受，推动了社会福音，以爱与道德建立改造社会、建立地上天国。中国宣道神学院陈广培讲师在《吴耀宗与王明道的天国观比较研究》壹文中指出：“吴耀宗的天国观念可说是承继自西方的社会福音学派，我们从他把自己首本结集的文集称为《社会福音》中便可见壹斑。。。。。。所谓天国并非是壹种求来世的幸福，忽略今世的努力的信念，乃是要将天国实现于世界”；“吴耀宗以为人的努力能促成天国实现在人间，基于两个原因：第壹，善必胜恶是宇宙最终的法则，是上帝在历史中最终的意志。。。。。。

　　第二，承担起实现上帝旨意的使命是人类。 。。。。整体来说人类的历史都是寻求善的、并呈现进步力量”；“吴耀宗以为教会的作用就是推动历史，使天国早日现于地上，至于教会作为壹个组织或机构在历史中是否继续存在，并不是他最为关心的要点。教会为了使天国早日实现于人间和协助新中国的诞生，应'在今后与国内壹切进步的力量联手起来，去完成这壹个重要历史任务。'”（注 3）从以上吴耀宗的言论中，我们看到他的千喜年后派观几乎跟共产主义观点没有区别。上文讲到，千喜年后派让人积极入世、改造社会、勇于承担文化使命，但后派的优点也带来它的缺陷，就是它过于依赖人、过于相信人、过于把人的罪性、基督的拯救独壹性和天国的属灵性淡忘。吴耀宗的这种千喜年后派观点对中国教会影响极其恶劣、至今仍阴影未散。

　　吴就是在这种观念左右下与共产主义谋和，与共党政权联手，建立依附共党的所谓“三自”教会，协助迫害不加入三自的家庭教会成员，并让三自成为建立地上天国— —共产主义社会的壹大主要力量。目前，中国的三自教会仍然存在，虽然已经有了很多的分化和变化，但三自的本质还没有变，三自的神学思想，跟共产主义思想非常接近。三自中的教会政治化（学三个代表、学奥运）、因爱称义、认为耶和华是恶神、共产党员凭道德也可得救。 。 。 。 。 。诸如此类的流毒至今仍然危害著中国教会。虽然吴本人后来也锒铛入狱、深受共党迫害，但他本人及他类似共产主义的后千喜年观要承担主要的责任。

　　与三自的领袖吴耀宗相反，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倪柝声、王明道等人基本上主张前千喜年观念，极力反对人建构地上天国、也极力反对基督徒积极入世、介入政治和文化使命。

　　王明道先生在他的《耶稣是谁》壹书中写道：“自从亚当犯罪以来，世界便逐渐败坏，世上的列国在人的眼中看，是有文明的，有野蛮的；有富强的，有贫穷的；有民德高尚的，有民德低下的；但是在神的眼中看，却无壹不是充满了强暴罪恶，神不要修理这败坏的世界，他乃是早已定意毁坏者悖逆神命的列国，建立公义永存的国”。 （注 4）在这段话中，王先生从人的全然败坏的本性出发，否定了世人可以建立公义国家、政权的可能性，而且既然“神不要修理”世界，那麽人改造、修理这个世界的理由也是没有的，从而他也否定了基督徒承担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的可能。

　　但王先生的可贵之处就是壹眼看穿了吴耀宗社会福音派的恶劣社会后果，并与后者坚决地划清了界限。在陈广培的《吴耀宗与王明道的天国观比较研究》壹文中指出：“天国既然不属于现在这个世界，所以王明道以为那些现代派或宣传社会福音的人是混淆了福音的真道和违反圣经的，他指斥他们'是打著基督的旗号，为魔鬼服役，外表披著羊皮，裡面却是残暴的狼'；'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因为按照但以理的预言，天国是非人手造出来的，故天国绝不是人的努力所能建立，也绝非凭历史的进化发展而来。” （注 5）。

　　王先生直接指明吴耀宗是“残暴的狼”，他们的后千喜年观只能造成魔鬼喜悦的境况，只能将人推入地狱。因此，王先生与吴耀宗、三自及共产主义者势不两立，以生命来捍卫纯正的信仰，他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在中国教会史上立下了不朽的丰碑，必有荣耀的冠冕在天国佩戴。

　　与王明道牧师的千喜年观类似，倪柝声也主张千喜年前派的观点，而且也对人建设地上天国的努力坚决否定。众所周知，倪柝声受时代论影响很大，故在千喜年观上基本上持时代论的看法。建道神学院教授梁家麟所写的《华人时代论者对千喜年国度的理解》壹文中写道：“倪柝声相信，圣经中所有关乎国度的预言和讲论，以及耶稣基督在福音书中所申论的天国道理，均是指著千喜年国度。而在这些天国的道理中，籍患难而得荣耀的教训是最清楚的。”“自由神学家与社会改革派大多数认为基督的救赎包含了宇宙性的意义，就是要更新这个被罪污染了的世界，使万物回复到壹个和谐有秩序的状态；而这也成了基督徒的文化与社会责任，他们要改革制度、锻炼人心、建设社会、促成天国的实现。倪柝声当然不赞同这样的主张。。。。。。

　　这个理想世界的图景，较诸始祖末犯罪前的伊甸园还要辉煌灿烂。不过，它可不是靠今天基督徒的努力而缔造出来的，纯粹是基督自行的创造；而基督也不会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成就这个美丽新世界。”（注 6）从以上文字可见，倪柝声儘管对千喜年的实存性毫不怀疑，但他也是主张人不能建立千喜年国度的，这是对社会福音派的有力否定。正如吴耀宗代表了三自的声音壹样，倪柝声、王明道也正好成为中国家庭教会的神学代表，二人的千喜年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家庭教会。这成为家庭教会不依附政权、坚持纯正信仰的有力支撑，几十年来，这种千喜年观使家庭教会虽受苦难仍背负十字架在主的道路上奔走，他们的见证十分感人。

　　千喜年前后派不同于无千喜年派，他们都主张千喜年在地上的实际存在性。这给信徒以实际的盼望，给精神上巨大的动力。正如希伯来书 11：1 节讲道：“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千喜年的实存性是千喜年前后派的优点。

　　但如果认为千喜年的实存性是由人缔造的、人能建立地上天国的话，那麽这样的千喜年观只能造成社会恶果。这在吴耀宗为首的中国三自的千喜年后派观点中得到了印证，也在清教徒某些激进派别力图强行实现“凡物公有”等社会制度的恶果上体现了出来。在这方面，以王明道、倪柝声为代表的中国家庭教会确有清醒的认识，大部分清教徒由于由加尔文预定论作为神学根基，所以在强调人的“全然败坏”

　　和人不能缔造地上天国上也是壹贯的，所以他们尽力限制人的狂妄和专制，在承认人的罪性的前提下改革社会。如著名的《韦斯敏斯特信条》充满了对人的败坏的警惕和制衡，它构成了英国清教徒缔造英国“君主立宪”宪政国家的神学基础。

　　对比中美两国的千喜年观，儘管美国也有社会福音派的影响，但我们看到在美国主流千喜年观还是起到了良好社会效果，壹方面它积极有为，改造社会，期盼基督千喜年在地上的降临；另壹方面，它也不承认人能缔造地上天国，用宪政来制约人的罪恶、反对颠覆人类秩序的共产主义妄图。

　　但在中国，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流的“三自”后千喜年观点至今仍辖制国人的思想，使很多信徒存在人建立地上天国的迷梦；另壹方面，以王明道、倪柝声为代表的前千喜年观虽然在壹定程度上抵制了“三自”后千喜年观的流毒，但他们的千喜年观中对人在社会改造上的无能为力的强调、信徒逃避世界的出世态度、毫无担当文化使命的倾向，却给中国信徒带来了巨大的负效。 “自性自渡”、漠视社会、封闭保守成为受他们思想影响的家庭教会的特徵。

　　故中国教会在千喜年观上的当务之急，是效法主流清教徒的千喜年观点，在坚守人的罪性、天国唯有上帝能建造的前提下，也充满盼望，在这个世界上作光作盐、筑山上之城，影响世界、改革社会、承担文化使命，也许这样的千喜年观，才能弥合千喜年前派、后派甚至无千喜年派间的分歧，也会形成最良好的社会后果。

　　六、赏赐和收取的都是耶和华论——《约伯记》中的神观序

　　《约伯记》的核心是苦难神学，但真正明白苦难的真义，还要从明白《约伯记》

　　的神观开始。神也正是透过苦难，向约伯启示了壹个全权全能的神的形象。壹个拥有绝对主权的神和壹个以人为本的神是有天壤之别的，这个差距也正如神的公平和人的公平之间的差距、神的天平与人的天平的差距、神的逻辑和人的逻辑之间的差距。神通过《约伯记》启示出壹个全然不同的神、壹个常人难以理解的神、壹个以神为本而非以人为本的神。这个神也就是《约伯记》中约伯所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 1:21）“难道我们从神手裡得福，不也受祸吗？”（伯 2:10）“我知道妳万事都能作，妳的旨意不能拦阻”（伯 42:2）和神自己宣告的“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呢？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伯 40:2）的神。

　　(壹)约伯的人本之神观

　　神是为人而设，还是人为神而设？从创造论的角度，人当然是被上帝所造、其上要彰显上帝的心意与计划。但人的主观性也无时不以为神的存在系于人的需要：

　　我敬拜神，是因为会得到神的护佑与祝福；我有义行美德，神必然会喜悦祝福我；而那些不敬拜神的人、恶贯满盈的人，必然会得到神在现世中的惩罚。换句话说，是我的需求和行为直接导致神相应的举动、而人的祸福直接与人自己对神的行为有关。我们之所以敬拜神，就在于如此就能得到神的祝福：敬拜神只会蒙福、不敬拜神必遭苦难；蒙福的定是虔敬之人、遭害的必是罪恶昭彰之人。可见，这是壹种以人的需要来决定对神的敬拜、以人的行为来影响神的决定的神观，它是以人的需要和行为为出发点、为中心的神观，说严重点，这是人为自己而造的神，是人本之神。

　　在约伯事件发生时，约伯及其三个朋友，都是这样的神观。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伯 1:1），但在约伯的内心深处，他之敬畏神还在于人的虔敬能蒙神现实祝福。这壹点隐情，被魔鬼撒旦看在眼裡，所以魔鬼开始控告：“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伯 1:9）魔鬼的这句话是让人震撼的，可以说击中了约伯及很多持人本神观的信徒的要害。魔鬼的意思是说，约伯敬畏神不是无故的，而是大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约伯能因为此而得到现实的很多好处：“他手所作的都蒙妳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伯 1:10）可见约伯的敬拜及信仰之维繫，的确在现实的好处上。而如果把这些现实的好处彻底撤除，约伯肯定就不会敬拜神，所以魔鬼掷地有声：“妳且伸手毁他壹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妳。”（伯 1:11）魔鬼的预言在事情的不断发展中逐渐得到了应验，约伯开始懊悔、绝望最后甚至与辩论、指斥神了（伯 3:1-36）。魔鬼有理由质问：约伯妳到底敬拜的是谁？是神还是神的祝福？是神永远的恩典还是人在今生的荣华富贵？妳敬拜的不是神而分明是现实的好处罢了！

　　由此我们看到约伯的人本神观的特徵之壹，就是他之拜神，建立在神能给人现实的好处之上，而神的功用，也在给人福利之上。这是壹个听随人心思意念的神，是根据人的行为给人好处的神，是完全为人而设、按照人的逻辑来运转的神。

　　约伯人本神观的特徵之二，就是在人的苦难问题上的因果报应观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壹个善人得恶报，是因为他不善。而壹个恶人得善报，是因为他在永恒中来说不恶。因果报应观念是人本神观的特徵，这在人本宗教的巅峰--佛教当中得到了最大体现，佛教认为人的行为是苦难的源头，而今生的苦难是由妳前世或当世的恶行造成的。 “佛教认为前生的善业将使今生有善报，前生的恶业将使今生有恶报，甚至影响到投胎到六道的那壹道去。。。。。。业报思想对社会和谐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富者、聪明者便以为前生行善多而骄傲；贫者、愚笨、不幸者，便自卑，被认为前生行恶的结果。对于处困苦中的人便减少同情心”（注 1）“善有善报”，自以为是义人的约伯的这种因果报应观念使他无法解释来临在他头上的苦难。约伯用人的逻辑思考苦难，这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壹个义人纯全正直（伯 6:10）、神却攻击他带给他苦难（伯 6:4），这严重动摇了他的信仰（伯9:22-24），而他寻神说理，居然毫无回应（伯 10:2），约伯痛不欲生（伯 6:8-9），人的逻辑走到了尽头。

　　在俄国著名神学家列夫?舍斯托夫的《在约伯的天平上》壹书中，阐述了约伯用人的逻辑、人的天平面对苦难时遇到的巨大困境。约伯认为神是公平的天平，人的行为加在天平的壹端，而另壹端就会出现相应的结果。将善行、义行加上去，天平的另壹端肯定会出现祝福和安乐，而将罪恶和败坏加上去，天平的另壹端肯定会出现苦难和惩罚。这就是约伯的天平，但这个天平在约伯事件中彻底颠倒了，约伯在天平的壹端加上去的是善行、义行，而另壹端居然出现了苦难和惩罚，此天平显然失去了公平，约伯心裡极其的不平衡，进而认为这是天平的错乱，将指责的矛头指向了神。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是约伯要用人的逻辑、人的功利性信仰、人的天平、人的人本神观来看神的逻辑和天平的结果。而他的三个朋友，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琐法，他们所持的逻辑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观念，他们的神观也是以他们自己为中心的神观。正如以利法所说：“请妳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伯 4：7-8 ）。约伯三友对约伯的定罪推论的三段论公式是：

　　大前提：神圣洁公义、神对人赏善罚恶

　　小前提：约伯受苦受难

　　结论 ：约伯必然有罪有恶

　　这就是人的逻辑。这个逻辑显然是错误的，但错出在哪裡呢？实际上就是大前提中的神观出了人为想像的错误，以人的想像来想神的属性。神的确是圣洁公义的，神也是赏善罚恶的，但是神的主权超乎人的意念，他是公义的，但这个公义是神的公义而非人的公义。神要报应善恶，但报应的方式和时间，自有他的定意。而在现实当中，他并不按著人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逻辑来出牌。这就让我们思考下什麽是神本的神观及其苦难观。

　　(二)绝对主权的神与神本的苦难观

　　诗篇 33:8-12：“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常存。”。以赛亚书 55:8-9：“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妳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妳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妳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妳们的意念”。

　　壹个人难以叵测其意念、壹个人无法想像其筹算、壹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神是我们陌生的，我们只看到神的儿子为我们而死，神的圣灵为我们做安慰和引导的保惠师，似乎壹切都是以人为中心。但我们忘记了，这壹切都是在神的计划中为了彰显神荣耀的恩典而作成的，神的荣耀和主权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和根本。正如《威斯敏斯特信条》中所说的：“神在自己裡面，并由自己而有壹切生命、荣耀、善良、祝福：单独在自己裡面，并对自己是完全满足的，不需要他所造的任何被造之物，也不从他们得到任何荣耀，但只在他们裡面，籍著他们，向他们，并在他们身上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注 2）

　　可见，是我们人为神而造，而非神为我们而造；是我们要荣耀神，而非神要来荣耀我们；是我们绝对顺服神的作为和旨意，而非神顺服我们的心思和需求。这也就是约伯后来才领悟到的：“我知道妳万事都能作，妳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妳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伯 42:2-3）。

　　《约伯记》通过魔鬼的控告、约伯的苦难，向我们启示的，就是这样壹个宇宙万物都要绝对顺服的神，他就是源头、终极和壹，他做事不需要解释，因为他本身就是终极的原因。万物都要绝对地顺服他，甚至魔鬼撒旦，也成为神圣局中的壹个棋子。很多人惊讶地发现，耶和华神竟然两次许可了魔鬼撒旦对约伯的攻击（伯 1:12、伯 2:6），这壹是说明神是终极的唯壹，连魔鬼撒旦也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而如摩尼教等二元论，会使魔鬼的权能掩盖神独壹的主权。二是说明神之所以许可撒旦的行径，正是要通过约伯事件的发展，证明撒旦的不是、神的是，证明约伯最后的得胜、撒旦最后的失败，此就是恶者蒙羞败退、神荣耀荣上加荣。正如罗马书 9:17、18：“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妳兴起来，特要在妳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神拥有绝对的主权，因为他是造物主、而人仅仅是被造物。神可以给我们福、也可以给我们祸，这是他的主权，人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来干涉神的意志、决策和作为。加于义人身上的苦难，即使是出于神的，也在他永恒的计划中都是美善的事情，即使人壹时不能理解，也决不能以人的意思来揣测和妄断。正如罗马书 9:20-21：

　　“妳这个人哪，妳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妳为什麽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壹团泥裡拿壹块作成贵重的器皿，又拿壹块作成卑贱的器皿吗？”作为受造之物，我们没有妄断的权柄和资格。

　　人对神的正确认识，也要建立在对神无论任何条件下的绝对顺服之上。信仰的真正问题是，当神给我们祝福时，我们信他；但当神给我们苦难时，我们还会继续信神吗？因此，当神给我们祝福时，我们要顺服他；当神给我们苦难时，我们同样也要顺服他。我们真正的顺服之心，往往在苦难来临时才凸显出来。也就是说，妳在祝福中的顺服，不是真顺服，因为那裡有功利性的交换心态存在；而妳在苦难中的顺服，才是真顺服，因为它摆脱了人的功利性、单单地敬拜神、仰望神。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发生后，很多人发出“奥斯维辛事件中上帝是否存在？”“奥斯维辛之后祈求是否还会可能？”等等问题。其实神在这些重大灾难上的奥秘、美意，人是难以猜透的，我们唯有降服神、绝对地信靠神，才能明白“他为自己的荣耀，按照自己不变而至公义的旨意行作万事”（注 3）。

　　壹个绝对主权的神所启示我们的就是神本的苦难观，这种苦难观打破了善恶报应的人的逻辑，打破了人功利性的交易心态，使苦难和祝福的来临并不以我们的义行为根据，而单单是以神自己的旨意、神自己的荣耀为依据。而究竟何为神在苦难上的旨意，谁能参透呢？到底为什麽世界上很多善不能得善报，很多恶不能得恶报？

　　圣哲奥古斯丁，在他的《上帝之城》壹书中，对苦难的神学问题这样写到：

　　“善人与恶人面对这些他们共有的事件，我们称之为不幸和幸运，其意图有巨大差别。善人不会因为现世的幸运而感到自傲，也不会因为不幸而崩溃;但是恶人因为已经被现世的幸福所败坏，因此他会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幸的惩罚。然而，甚至在当前有限事物的分配上，上帝也经常显现出他自己的干预。如果每样罪过在今世都已经受到明显的惩罚，那麽在末日就没有什麽可审判的了;另壹方面，如果没有壹种罪恶现在就受到上帝的明显的惩罚，那麽人们就会得出结论，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上帝的眷顾。今生的好事也同样:如果上帝不把'那些人们向他祈求的东西明显可见地慷慨地赐给人，那麽我们就会说这些好东西根本不是从他那裡来的;如果他把这些好东西赐给所有寻求的人，那麽我们就会假定，这些好东西是侍奉上帝所得的惟壹奖赏，这样的侍奉不会使我们敬重上帝，而只会使我们变得更贪婪”（注 4)奥古斯丁的回答何等精妙，他告诉我们善恶报应的人本苦难观，只会导致我们像初期的约伯壹样，为贪图物质的福利来进行对神廉价的敬拜；也会使我们在苦难来临时，怀疑神的信实和终极的审判。而我们要树立的苦难观，要以绝对的神的主权为基础、善恶遭报时信靠神、善恶没报时也要绝对地信靠神。正如约伯在信仰没有动摇之前所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 1:21）“难道我们从神手裡得福，不也受祸吗？”（伯 2:10）(三)《约伯记》中的神观及苦难观对当下的意义当下，成功神学在教会中方兴未艾，“20 几年来，这种信仰影响了东、西方的很多基督徒。他们相信只要我们对神有信心，讨他的喜悦，我们就会过壹个健康富裕的生活”（注 5）。出现成功神学壹是因为很多佈道家在带人信主时单单以神能带给人祝福为“诱饵”叫人决志，这对初信者也许可以，但由于没有后续的关于苦难的教导，使不少教会和信徒沉浸在成功神学中不能自拔。二是中国人受人本宗教之害极其巨大，认为神是为我的福利和需求而造，神灵不灵就要看神能否满足我的需求。而如果我敬拜的壹个神不仅没有给我现实的好处反而带给我苦难时，我是绝不会继续相信的。这样的成功神学使信仰建立在沙土而非磐石之上，给当下信仰的複

　　兴带来巨大的挑战。而《约伯记》中的神观及苦难观正是应对成功神学的最好神学武器。

　　通过《约伯记》，我们看到了拥有绝对主权、人必须绝对信靠与降服的神：“他是万有的独壹根源，万有都是属于他，籍他而立，归于他；并且在万有之上有至高统治权，籍他们、为他们，并在万有之上行他自己所喜悦的事”（注 6）。他给义人祝福，他也给义人苦难。他给我们的苦难，自有他的美意和奥秘。

　　当下的基督徒，敢于直面苦难，以为在苦难中能真正经历神、认识神，从而让我们得到熬练、成为神的精兵。我们基督徒也要不怕做约伯，因为约伯在苦难中才听见了神的声音、看见了神（伯 38:1、40:6），“我以前风闻有妳，现在亲眼看见妳”（伯 42:5）旧约中的苦难观，在新约耶稣基督的身上更得到了印证和成全。正如哥林多后书 1:5：“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原来我们所受的，是基督的苦楚，是参与在基督所受的苦裡面。。。。。。我们跟随基督的人，是与基督连合的壹个整体，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若不受苦，基督的苦就在他的身体上不完整”（注 7）。旧约中的苦难观，在新约耶稣基督的受难中，再次得到了回应，正如基督教学者刘小枫所写的：

　　“奥斯维辛事件是壹个刺激，激发基督徒重新拾回福音书中的上帝形象：不是'魔法师'，而是苦弱者。基督教的上帝观必须是与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事件叠合的，撇开基督的受苦事件论说上帝，都不是真切的基督教的上帝形象。。。。。。

　　上帝通过基督倾听、感受、承担者人的不幸”（注 8）。

　　这壹切，对我们基督徒面对苦难、提升灵命、应对人本神观、人本苦难观和成功神学的毒害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最后，我们体味下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对于义人受苦的教导：

　　“因此，儘管善人和恶人都会遭受痛苦，但我们壹定不能因为他们所受到的痛苦没有区别就设想人本身没有区别。即使所受的痛苦相同，受苦者仍有不同，儘管他们面对的痛苦是相同的，但美德与邪恶不是壹回事。就好比在同样的火裡，黄金闪光，而糠批冒烟;同受连榈敲打，秸草扁瘪，而穀粒洁淨。就好比儘管经过同样力度的压榨，在大油桶裡渣津不会与油混杂，所以，同样力度的伤害对善人是壹种考验、淨化和纯洁，而对恶人来说是遭殃、毁灭和根除。因此，受到间样的伤害后，恶人会咒骂、亵读上帝，而善人会求告和讚美上帝。所以，重要的区别不在于遭受什麽苦难，而在于什麽样的人在受苦。同样受搅动，污泥发出熏人的臭气，而香膏则发出馨香之气”。（注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