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青年汤先知

汤文，有个绰号叫汤先知，在教育局机关大院内是个稍有名气的人物。那年有位科长因“生活问题”（性侵）而被开除，他说：“我早知道了”，后有一位单身中年干部突发精神病被送精神病医院，他又说：“我早知道了”。有天饭后同事们一起聊天，说起写公文的窍门，汤文来劲了，愈说愈兴奋，吊着他那特有的公鸡般的嗓门：“在下基层调研之前，我已经把汇报写好了”，看到大家诧异的表情，他习惯地摸了摸半秃的脑袋继续说：“红旗飘飘，形势大好，祖国花朵，四处盛开，教育方针大放光彩，德智体发展全开，低中高循序渐进，三好学生如雨后春生……＂。听者会意，哄然一笑，突然有人冒出一句：“你总是未卜先知”，又有人跟上：“好一个汤先知”。此后，这绰号虽然并不那么贴切，但不知怎么的大家就喜欢这么叫他，。

汤文在圣约翰大学读过两年，为交不起学费而退学，在一家报馆做过跑腿记者，因参加反对南京政府的游行而被除名。１９５０年，中共政府办了培训干部的“革命大学”，汤文报名参加，后被分配到教育局，工作勤恳，聪明乖顺，会写文章，没几年就入党做官当了个副处长。不过，他仍然像个文艺青年，别人在中午喜欢打个瞌睡，他却从不休息，或是铺开一张旧报纸练习书法，或是到大楼南边的小树林里哼几句梅派唱腔，或到饭厅跟小青年打乒乓下军棋，或在小花园的树阴下拿着收音机听广播。

有一年春节，汤文建议组织一次联欢会，并带头自荐一个节目——“苏三起解”。上台表演时，他带了个琴师，居然是位女士，约莫三十几岁。唱完以后，汤文拉住急着走开的琴师，向大家介绍：“谢谢琴师，她是我爱人，叫李爱琴，感谢大家的掌声”，掌声更大了，不知是谁大声叫着：“好哇，夫唱妇随！”汤文夫妇没有孩子，却是恩爱有加。他这种在大庭广众面前介绍自己老婆的做派，跟他给人以不谙城府的印象倒是相符。

汤文性格上最大的特点就是胆小。１９５７年“反右”期间，因为对一个青年右派分子表示同情而被处党内警告，他吓得连写四篇自我批判，整个星期像逃犯那样躲避开他人的眼光。因为胆小所以很怕得罪他人，总是笑脸相迎，说好听的话。可是他偏偏得罪了一个人，那是跟他一起分配来局的“革命大学”校友，此人曾在地下党领导的工会里工作，政治觉悟很高，文化程度却低，他起草的调查报告、群众来信回复等，好几次被局办公室退回来，并责成汤文重写。尽管汤文对他百般讨好，得到的却是一幅冷面孔。

１９６６年春，局机关组织大家看电影《早春二月》，为的是要进行批判，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政治学习会上汤文积极发言，有人还夸他：“有水平”。不料，在全局干部大会上，那位矮矮胖胖、长着一副慈悲脸相的副局长讲话时，提到“有人说这电影好，故事好，演员好，这是小资情调”，汤文发呆了，直冒虚汗，因为这正是他在学习会上发言时说过的话。会后他急急忙忙找副局长汇报思想，拼命解释说那几句话是从艺术上讲的，说自己是如何从“人性论”角度批判《早春二月》，又保证会写自我检查，说着说着几乎要流泪了。副局长倒是安慰他，说道：“事情过了，你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不过汤文仍然为此好几天抬不起头，忧心忡忡。

此后不久，局机关大院的里里外外都贴满了大字报，各类学校的老师学生也来张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时间声势大作。起初汤文寻思，这批判的矛头对准领导，得小心，反右期间正是因为反对领导而被戴帽右派分子，但又怕被当作“革命不积极”或“阶级异己分子”，得有所表现。他终于有了对策，帮大家抄写大字报，好在平时练习书法颇有功力，不少同事羞于自己的毛笔字，也正盼有人代劳，于是汤文成了抄写专业户，深得革命派的好评。

那时盛行所谓“牛棚”，起初是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五类人关押起来，革命派用“人民日报”文章标题中的“牛鬼蛇神”称呼他们，“牛棚”因此得名。后来，正副局长、正副处长，也都被关了进去，汤文也是其中之一。

教育局的“牛棚”设在四楼的大会议室，十个人同住一室，每人除了假装捧着毛泽东选集认真读书，就是拿着笔假装在写自我批判，４０平米的空间整天里都寂然无声。汤文坚持十多年的习惯，每天一早起身跑步，绕着大楼兜几圈。１９６６年底，汤文永远忘不了这一天，清晨６点多钟，汤文正打算跑最后一圈，发觉有什么东西从天而降，接着砰的一声巨响，是一个人，有人跳楼，汤文认得那是曾犯“生活问题”被除名的科长，看到那睁大的双眼，汤文吓得惨叫一声，瘫痪在地。此后，汤文再也不早起跑步了。

１９６７年，教育局的处、局级干部已都被“解放”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斗、批”转入“改”的阶段，筹备、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汤文估计，这次革命运动快近尾声，前一时期他汤文没有任何出色表现，现在是该有所作为的时候了。他向“革命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建议书，筹办“教育革命展览会”，其宗旨是“批判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计划书和预算很快得到批准，汤文精神一振，马上动手，他凭借多年跟学校打交道积累起来的关系网，组织了一支十几个人的队伍，包括中文、美术、摄影、后勤等方面的精英，租借了一个基督教的教堂，没日没夜地苦干，两个月后已经初具规模，将择日开幕。正在这当口，汤文接到通知：“立刻回局，听候审查“。

那年冬天，教育局传达市革命委员会布置的重要任务，再次展开“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列出了第一批审查对象名单，汤文是其中之一。起因是有人揭发他曾加入国民党，据那位跟汤文一起由“革命大学”分配来局的同事说，他曾亲口听到汤文说过此事。可怜汤文两个多月来耗尽心血，并即将迎来成果之时，竟然一瞬间化为泡影，带着没处发泄的怨恨第二次进了牛棚。使他闹心的不是“加入国民党“的旧事，而是旧事被重提，他早在革命大学时期就已经向组织交代过，他工作过的报馆老板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编制了“国民党员名单”上报，他的名字也在其内，事后得知他还跟老板大吵一顿，加上他参加游行的事，终被老板炒了鱿鱼。当年革命大学给他的结论是：“不作为历史问题”，为什么现在又当作历史问题加以审查？难道政策有变？不久，他是第一个从牛棚放出来的，说是“维持原有结论”。虽然又一次被解放了，但是有所作为的心思从此再也振作不起来，估计这辈子只能偷安苟活了。　

１９６８年，汤文随着教育局的大多数人去“五七干校”生活、劳动。当时各机关、学校都派驻“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担负“领导一切”之重任，同时大量精减机关人员，“干部学校”应运而生。所谓“五七”二字，是指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提出的“五七指示”，大意是要把各行各业办成“大学校”，所有人一面生产劳动，一面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等等。１９６８年黑龙江省组织一批干部在柳河建了个农场，取名“五七干校”，毛泽东立即予以肯定，一时间，千百万知识分子在农田劳动的景象遍及中国大地，成为人类社会历史上的蔚然奇观。

１９６９年初春的一天，干校的学员们在田里种菜，汤文突然感到一阵一阵的肚子痛，终于憋不住，捂着腰急忙往厕所跑去，宿舍离得远，来不及去取草纸，就近有个阅览室，他冲进去在旧报纸堆里胡乱抽了一张当草纸用，完事后发现内裤上留下了一点屎迹，赶紧跑去宿舍换衣裤。

那天晚上，“工宣队”召开全体学员大会，“工宣队”连长板着脸训话，重点是最后几句话：“到今天为止，居然还有人隐瞒历史问题，更不能容忍的是犯下现行，限２４小时主动交代！”。会后，别人都陆续离场，汤文却坐着不动，屁股像被钉在板凳上似的，脸色难看，他在想，“隐瞒历史问题？不会指我吧，不过，是不是政策又变了？”。连长大声叫他，吓了他一跳，赶忙说：“我没有隐瞒，早就向组织交代过的，你们可以去查档案”。其实连长早已看过他的档案，也知道当年他在报馆时曾“被入党”，未经入党手续，档案中对此也有审查结论。可是连长继续铁青着脸喝道：“你在阅览室拿了张报纸，是吗？”，“是”，“你知道报纸上有毛主席的照片吗？”，“啊？啊——，不不，不知道，不知道，怎么会？……”。连长说“这是大罪！回去好好反省！”。

可怜这个失魂落魄的汤文，在夜幕下的菜地里游荡了好久，他忽然想起曾听说有个小业主因摔破了一尊毛泽东石膏像差点被人打死，即刻感到透不过气来，朴通一声，倒地失声痛哭。

第二天刚天亮，干校的宿舍平房里传出一声尖利的惨叫，人们纷纷走出房间互相探问，发现１０５室有几位工宣队员守在门口，只出不进，连长从房间出门时说了句“早断气了”。

汤文住在１０５室，睡在木制双人床的下铺，床架上横了一条挂毛巾的铁丝，他下半身躺在床上，把自己的头颈搁在铁丝上，用尽平生最大的力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真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尽了所有的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