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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负面影响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2月01日00:58:21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作者 朱振和 写于 二零 一七年

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随后诞生了共产党壹党专政的国家——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首次重大的胜利。此后,共产国际继续在世界各国发动共产革命,二战以后在东欧各国、中、朝、越等亚洲国家建立了十多个共产党壹党专政的国家,形成了壹个社会主义阵营。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美苏争霸、进行“冷战”的格局。经过几十年的“冷战”,最终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华沙条约组织消失,“冷战”结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烟消云散了,世界上只剩下中国这壹个共产党壹党专政的大国在苟延残喘。中国实际上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只能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灭亡以后蜕变出来的壹个异种,共产党中国壹时似乎还看不出败亡的迹象。

今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壹百周年,壹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由盛而衰的悲壮又痛苦的历程,十多亿人遭受了巨大的磨难。世界上已经有几个国家建立了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认真地总结和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历史。只有在认真地反思了历史以后才能确实地避免在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历史悲剧,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中共政权仍能维持下来,并找到使它崩溃的途径。

然而,我见到的认真地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文章不是很多,经常见到的批判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文章,是罗列壹些众所周知的共产革命的残暴及共产党暴政的事实,然后给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贴上最坏、最恶的标签,诸如邪教、邪恶、恶魔、魔鬼、撒旦等等。以为这样就大功告成了,人人都会唾弃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了。

这样的反思未免太肤浅了,只要问壹个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那么邪恶,为什么当初有那么多人信仰呢?这就无法解释了。拿中国来说,20世纪40、50、6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数信仰或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那是因为他们在共产党开办的学校中受教育,被共产党“洗脑”了。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那时候的青年和学生在国民政府开办的学校中受教育,接受的是三民主义的教育,为什么那时候有许多青年学生投奔共产党,投身共产革命呢?这就要到马克思主义里面去找原因。

马克思主义称,马克思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是对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贡献,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剥削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壹切不公正现象的根源,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把共产革命的理论概括为壹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的目标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最美好的理想社会。

马克思又引用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称其为哲学定律,是千真万确的真理。马克思把原始社会称作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经过第壹次否定演变为私有制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再经过否定之否定就回复到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共产主义壹定会实现。

归纳壹下,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就是剥削,其基础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以要发动共产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否定之否定”这条哲学定律证明了共产主义壹定会实现。世界上有几亿人相信了这壹套理论,投身于共产革命,于是才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发展。我相信,当初投身共产革命的大多数人,包括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大多数,真的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参加革命,抱著其他目的的人只能是少数,如果参加共产革命的大多数人是心怀鬼胎来投机革命的,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了。

今天要认真地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必须对上述的那壹套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进行有理有据的批判,简单粗暴地扣上壹顶帽子是无济于事的。

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看到了私有制的弊端,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公有制是否可行,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实行公有制的人类社会。社会主义者欧文在1824年试办了壹个共产主义新村,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欧文的这项社会实验失败了,在新村中出现了不少懒汉,新村最后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于是有壹些社会主义者提议,在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时候不能实行“各取所需”,应该推行“按劳分配”的原则。马克思也赞同这个观点,他提出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以为用这个办法就可以激励每个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

在苏联、中国和各个共产党国家中都建立了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都推行了“按劳分配”原则。结果所有共产党国家的经济最终都崩溃了。中国的经济也几乎崩溃了,邓小平推行经济改革及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复苏,然后中国经济大发展,才使中共政权得以维持下来。为什么共产党国家的经济都崩溃了呢?似乎没有人仔细分析过其中的原因。因为我还没有见到有人批判“按劳分配”原则,只有我在壹些文章中指出“按劳分配”是壹个不合理的、不可实行的原则。

我们要认真地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必须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原则及相关的问题作周详的分析。这个问题还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问题相关联。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在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失败了呢?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都信仰马克思主义,都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都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矛盾。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这是壹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各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们从来没有明确地回答过这个问题,可以说各国共产党在垮台以后,都还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死的。

中共八大的决议中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真是奇谈怪论!壹种生产关系,如果它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能形成更高的生产力,那么它就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反之,如果它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只能形成低下的生产力,那么它就是落后的生产关系。既然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只能形成低下的生产力,或者如中共八大决议所说,形成落后的生产力,那么这种生产关系怎么会是先进的呢?

后来中共领导人自己也觉得这种说法不妥,就改口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这是壹句没有任何意义的废话,因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说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内容,只说这么壹句空话、废话,等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1981年中共十壹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2017年习近平在中共19大的报告中说,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社会生产的目的就是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人民的需要是不断地增长、不断地产生新的需要、不断地发展变化的。所以社会生产总是不可能完全满足人民的需要,总是存在社会生产部分地落后于人民的需要、不能充分地满足需求的情况,也就是说,供需之间永远存在矛盾,正是这种永远存在的供需矛盾推动著社会生产不断向前发展。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是这样的,这是基本的常识。1981年中共的说法和习近平在中共19大的说法,基本上都是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把习近平的说法用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都完全适用;用于俄罗斯、印度、巴西、韩国等国,也毫无问题。所以1981年中共的说法和习近平在中共19大的说法都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废话。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中国社会在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是执政必须具体地给出明确回答的基本问题。像中共这样几十年来壹以贯之地忽悠中国老百姓的政权确实是中国老百姓最大的祸害。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给出具体的明确的回答。

马克思主义还包括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内容。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把阶级斗争推至极端,斗死了上千万人,其实毛所搞的并非阶级斗争。文革以后,出于对文革中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恐惧,许多人走向了另壹个极端,绝对禁止谈论阶级和阶级斗争,谁谈论阶级和阶级斗争,谁就是要搞“文革复辟”。

其实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中国当今社会就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每年发生几万或十几万起群体事件就是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分析中国当今社会存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深刻地认识中国社会问题的壹条途径。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有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也不能走向另壹个极端,完全排斥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我们认真地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历史,也必须搞清楚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有区别的。我们认真地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历史,也必须搞清楚与此有关的理论问题。



共产党的理论家们称,马克思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是对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贡献。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雇佣劳动关系的本质就是资本家攫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剥削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壹切不公正现象的根源,所以必须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最美好的理想社会。


先介绍壹下剩余价值理论的内容: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作为商品,也和其他商品壹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因素。由于劳动力是特殊商品,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具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特点。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可以归结为维持和发展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第壹,维持劳动力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第二,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第三,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

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力的支出,也就是劳动。劳动力使用价值的消费过程就是劳动过程,劳动力的劳动过程能够创造价值,不仅能够创造自身的价值,而且能够创造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这个价值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在按照劳动力价值购买了劳动力商品(即支付了工资)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属于资本所有。雇佣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包括剩余价值在内的全部价值,也就归资本家所有,资本也就由此获得了剩余价值。资本家占有了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剩余价值理论谈到了价值的创造,这就涉及了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提出来的,把这个理论归纳为壹句话,那就是“劳动创造价值”。劳动价值论有很大的缺陷,我认为应该对劳动价值论作出修正,把“劳动创造价值”修正为“智慧加劳动创造价值”。详细阐述这个问题需要很大的篇幅,由于这不是本文的主题,就不详谈了。

剩余价值理论是错误的。我阅读了很多批判剩余价值理论的文章,觉得它们都没有涉及到问题的要害,没有指出剩余价值理论错误的本质。很多人把剩余价值理论与劳动价值论混为壹谈,他们只是批判劳动价值论,以为批判了劳动价值论就等于批判了剩余价值理论。而且他们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是错误的。另壹部分人则把剩余价值理论曲解成壹些明显错误的说法,以为这样就批倒了剩余价值理论。在此引用辛灏年先生的几段话作为例子,以下摘录辛灏年在他的著名著作《谁是新中国》的导论中的几段话(第47页):

“托马斯·霍治司金企图用李嘉图极端偏颇的“劳动价值论”,来为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服务。

不幸的是,这种见解不仅被传播开去,而且还作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正是从英国少数经济学家所侈言的劳动价值论,及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错误猜想出发,不但建立了剩余价值的绝对理论,即祗肯定工人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而排斥其它任何劳动价值,将除工人以外的每壹个社会成员对于社会所已担负的劳动壹笔勾销。

李嘉图和霍治司金的错误剩余价值理论,终于在马克思的手里被异化、并被发展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关系的理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对立与对抗的理论,无产阶级必须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予以“永久性怀疑”,和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用暴力专政的手段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显而易见的是,正是李嘉图和霍治司金的荒谬剩余价值理论,才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发展和全部理论证明,奠定了错误的前提和基础。”

现在人们谈论剩余价值理论,壹般是指马克思所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辛灏年说的却是“李嘉图的错误剩余价值理论”。在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中阐述的是劳动价值论,虽然也出现了“剩余价值”这个术语,但那与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完全不同的。辛灏年把剩余价值理论与劳动价值论混为壹谈了。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并不是“祗肯定工人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而排斥其它任何劳动价值,将除工人以外的每壹个社会成员对于社会所已担负的劳动壹笔勾销。”这壹段话是辛灏年强加给剩余价值理论的。另外壹些人也是从资本家也创造价值的角度来批判剩余价值理论。

其实马克思也承认,资本家从事经营管理的工作也是壹种劳动,也创造价值。不过这只能证明在资本家的收入中有壹部分是他自己创造的价值,并不能证明“资本家通过雇用工人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理论的错误。更何况有壹部分资本家只进行投资,不参与工厂、企业的经营管理,难道他们通过投资获得利润就百分之百地是剥削吗?

所以这样的批判是苍白无力的。那么剩余价值理论究竟错在哪里?我认为有三大错误:其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雇佣劳动关系作了完全错误的描述。其二,马克思认为,雇主付给雇员的工资是所谓的“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又是什么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归结为维持和发展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第壹,维持劳动力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第二,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第三,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这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在实际上也不符合客观事实。我们观察发达国家的工薪阶层的工资收入,发现绝大部分雇员的工资都高于所谓的“劳动力的价值”。工资根本就不是“劳动力的价值”。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是壹种特殊的商品。资本家雇用工人被马克思说成是资本家从劳动力市场上购买了“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雇佣劳动关系就成了“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买卖关系。既然是商品买卖,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当然就是这种商品的价值,即“劳动力的价值”。资本家购得了“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就有权使用它,也就是让他在资本家开办的工厂、企业中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当然归资本家所有。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超过其自身价值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就这样被资本家占有了。马克思就这样论证了雇佣劳动关系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在马克思的叙述中不区分“劳动力”和“劳动者”,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就等同于购买了“劳动者”这个人。在“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买卖关系中,马克思把劳动者看作是壹种特殊的“商品”,是“物”,而不是“人”,劳动者没有人格地位,没有任何权利。这是剩余价值理论的第三大错误。

马克思把劳动者看作是可以买卖的“物”,而没有把劳动者当成“人”来看待。“物”是有价值的,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这种“物”,支付的当然是“物”的价值,马克思把它称为“劳动力价值”。马克思把劳动力理解为就是劳动者,实际上劳动者是“人”,人是无价的,那么“劳动力价值”就是壹个伪命题。

马克思的这种说法完全错误,根本不符合客观事实。事实上资本家雇用工人的目的是雇人来创造价值,他需要的是劳动者创造价值的能力,绝不是去购买劳动者这个“人”。我们常讲劳动力市场,讲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这里的“劳动力”是指劳动者创造价值的能力,而不是劳动者这个人。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是出卖自己的壹种能力,而不是卖身,不是把自己卖了。雇主在劳动力市场上购买的“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其实是壹种能力,为了获得这种能力,雇主与雇员立下契约,雇员向雇主提供创造价值的能力,雇主按照雇员创造价值的能力按比例付报酬,即工资。雇主和雇员随时可以修改或终止这个契约。

劳动力作为壹种能力,只能定义它的价格,无法定义它的价值。马克思把劳动力的价值定义为“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是把“劳动力”当作劳动者这个人而定义的。我们认为“劳动力”是指壹种能力,那么“生产和再生产壹种能力所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命题就是荒诞而毫无意义的。“劳动力”是劳动者创造价值的能力,劳动力的价格自然就根据劳动者能够创造的价值而定,也就是劳动者能够创造的价值乘以壹定的百分比。所以工资根本不是什么“劳动力的价值”,而是雇主按照雇员创造价值的能力的大小按比例付给雇员的报酬。

雇佣劳动关系是壹种契约关系。雇主为了得到雇员的创造价值的能力,就与拥有这种能力的雇员订立壹个契约。雇员向雇主提供创造价值的能力,雇主按照雇员创造价值的能力按比例付报酬,即工资。在这里,雇主是订立契约的壹方;雇员是订立契约的另壹方,是“人”,而不是“物”。雇员即劳动者,是具有人格的人,有壹定的权利,雇员和雇主都有权随时可以修改或终止这个契约。在这种契约关系中,雇主方出“资本”(如果雇主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则雇主同时还付出“智慧”和“劳动”),雇员方出“劳动”(其实必然同时还要出“智慧”),双方协作进行生产,创造价值。这样创造出来的价值自然应该由双方来分配,雇员方获得“工资”,雇主方获得“利润”。如果双方对所创造的价值的分配是公平合理的,双方各得其所,那就不存在剥削,也不出现什么“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是马克思杜撰出来的概念。

最后总结起来只有壹句话: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否定之否定”不是壹条哲学定律,不是普遍规律。马克思把原始社会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毫无道理,是完全错误的。私有制是伴随著家庭的产生而产生的,如果整个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而组成,那就不可能消灭私有制。如果在存在家庭的情况下强行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那必然会产生矛盾,是行不通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家庭不可能消亡,共产主义也不可能实现。所以,科学共产主义并不科学,仍然是空想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学说产生于19世纪早期,共产党的理论家们称其为空想社会主义,声称马克思把空想社会主义提升为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有三方面的贡献:

(1)马克思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雇佣劳动关系的本质就是资本家攫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剥削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壹切不公正现象的根源,所以必须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最美好的理想社会。由此马克思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要性。

(2)马克思引用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称其为哲学定律,是千真万确的真理。马克思把原始社会称作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经过第壹次否定演变为私有制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再经过否定之否定就回复到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共产主义壹定会实现。由此马克思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3)马克思还提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提出在社会主义阶段应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逐步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由此马克思科学地指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切实可行的道路。

于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自诩为科学共产主义。我们在上壹篇系列文章中批判了剩余价值理论,否定了共产主义的必要性;本文接著论证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也是不成立的。

首先介绍壹下什么是“否定之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是辩证法三定律之壹,可以表述如下:壹般地说,在事物发展的总过程中,经过两次否定,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事物的运动就表现为壹个周期。在这壹个周期中有三个阶段:肯定阶段、否定阶段、否定之否定阶段。否定之否定是事物发展两次向对立面转化的结果,它在外表上会重复肯定阶段的某些特征,似乎是向出发点的复归。

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科书中,通过举几个具体事例来证明否定之否定规律,在作了这样的论证之后就认为,否定之否定“是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壹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起作用的、重要的发展规律”。作为壹条哲学定律,不能依靠举几个例子来证明其正确性。我们只要举出壹个不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例子,就可以说否定之否定不是壹条普遍规律。

在教科书中用来证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壹个常见的举例是这样的:壹颗麦粒(小麦种子)播种在土壤中,发芽后长成壹株小麦(植株),这是第壹次“否定”;小麦成熟后结出很多颗麦粒,这是“否定之否定”,它重复了肯定阶段的某些特征(都是麦粒),似乎是向出发点的复归。根据达尔文进化论,小麦是从古代的壹种草进化而来的。对于小麦,有 麦粒→小麦→麦粒……这样的世代交替序列;对于古代的草,有 草籽→草→草籽……这样的世代交替序列,在这个延绵不断的序列的某壹代发生了基因突变,有壹颗草籽变成了麦粒,从此开始了 麦粒→小麦→麦粒……的世代交替序列;在发生基因突变的那壹代,我们就有了 草籽→草→麦粒→小麦 这样的否定之否定序列,这明显地违反了否定之否定规律。

马克思所举的另壹个例子是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的第壹次否定。但是到后来,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所固有的规律的作用,资本主义为自己的死亡准备了条件;资本的被剥夺就是否定之否定,就是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即劳动者本人的所有制的恢复,但这已经是在更高级的基础上,即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他们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有”的基础上了。马克思的论述有以下两点不妥当:(1)在封建社会后期,大部分手工业作坊有作坊主和雇工;在商业领域大部分商号有老板(商人)和伙计(雇员)。所以,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的第壹次否定,并不恰当,(2)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有本质的区别,把资本的被剥夺(即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说成是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实在是牵强附会。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不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例子,只举壹个化学反应的例子就够了:碳氧化生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与氢氧化钙的水溶液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碳酸钙,每壹步化学反应就是壹次否定。我们看不出经过两步化学反应以后的生成物与原来的物质有什么相似的特征,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前者似乎是向后者的复归。根据这个例子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说,没有“否定之否定”这样壹条普遍规律。在大千世界中,只有壹部分事物的发展表现出“否定之否定”的特征,“否定之否定”绝不是壹条哲学定律。

对于哲学原理,光举例论证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进壹步在理论上分析壹下“否定之否定”的来龙去脉。很多哲学家之所以会提出“否定之否定”这个原理,是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上壹切事物都是二元的,而且这二元都是阳阴(或正负)两极,即壹切事物都只有正反两个方面。于是壹切事物在发展、变化的时候,经过两次否定,即两次向对立面转化,事物自然就会在外表上重复初始阶段的某些特征,似乎是向出发点的复归。然而世界上的事物除了二元的以外,还有大量事物是多元的。二元的事物也不壹定都是有阳阴(或正负)两极的,例如,双原子分子有阳离子和阴离子结合而成的分子,也有共价键分子(如:两个氧原子组成的氧分子),组成共价键分子的两个原子就不分阴阳。对于多元的事物,不是只有壹对矛盾,而是存在著多重的矛盾,各种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多元的事物在发展、变化的时候,经过两次否定,事物往往就不表现为向出发点的复归,否定之否定规律就不成立了。例如,在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的每壹个阶段都不是只有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而是有多个阶级。就拿阶级关系比较简单的奴隶社会来说,除了奴隶主和奴隶这两个对立的阶级以外,还有自由民,自由民又分为不同的阶级,在奴隶主之间又存在矛盾。正是由于每壹个社会发展阶段中存在著错综复杂的矛盾,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不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原始社会发展为奴隶社会是壹次否定,奴隶社会发展为封建社会是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这就不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在上述例子中,参与化学反应的分子和化学反应生成的分子是多原子分子,发生的化学反应也不是氧化—还原—氧化这样的反应链,所以不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数学是最接近哲学的壹门科学。在实数轴上考察“数”,数相乘时遵循负负得正的规律。如果我们扩充到复数平面上去考察“数”,负负得正的规律就不存在了。即便在实数轴上,如果把“零”也考虑进来,那么负负得正的规律就被破坏了。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把原始社会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他又坚信“否定之否定”是哲学定律,所以马克思坚信,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经过否定之否定必定回复到共产主义社会。上面论证了“否定之否定”并不是普遍规律,这就在哲学上否定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

我认为,原始社会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马克思把原始社会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毫无道理,是完全错误的。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以氏族为单位在壹起生活和生产;那时候生产力极低,生产出来的物品基本上都在生活中被消费掉了,没有什么财产积累起来。没有财产就没有所有制问题,既没有私有制,也没有公有制。而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所以马克思把原始社会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毫无根据的凭空想象。

科学共产主义的核心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怎样才能消灭私有制呢?这就需要考察壹下私有制是怎样产生的。在原始社会的后期,生产力提高了,生产出来的物品在满足生活消费以后还可以有富余。就在这时候氏族瓦解了,分成了很多个家庭。积累起来的财富由在氏族中地位较高的家庭占有,私有财产出现了。此外,由于氏族和部落有了剩余的食物,就可以不杀掉战争的俘虏,而把俘虏养起来充当奴隶,也是在氏族中地位较高的家庭占有了这些奴隶。于是在氏族中出现了壹些富有的家庭,这些家庭拥有较多的私有财产,其中相当大的壹部分是生产资料,这些家庭还拥有奴隶,生产资料私有制形成了。结论是:私有制是伴随著家庭的出现而形成的。

既然私有制是伴随著家庭的产生而产生的,如果要消灭私有制,那就只能让私有制伴随著家庭的消亡而消亡。也就是说,如果整个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而组成,那就不可能消灭私有制。因为在存在家庭的情况下,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必然由壹个个家庭占有,各个家庭必然是有差异的,各个家庭拥有的财产也必然是有多有少的。每个家庭拥有的财产可以用作生活资料,也可以用作生产资料,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比较富裕的家庭拥有的财产用于生活消费是用不完的,于是他们就拿壹部分财产来扩大生产,转化为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私有制自然就出现了。

如果在存在家庭的情况下强行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那必然会产生矛盾,是行不通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系列文章中作详细的分析。

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而生产资料私有制只能伴随著家庭的消亡而消亡,所以家庭不消亡,共产主义是实现不了的。在现代社会中,虽然家庭的具体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身家庭、单亲家庭、同居家庭增多了,但是我们看不到家庭消亡的任何迹象,也看不到人们有丝毫的希望家庭消亡的愿望。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家庭不可能消亡,共产主义也不可能实现。

很多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地听说过毛泽东的壹句话:“十月革命壹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中共阐述十月革命、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的壹套标准化的说辞。这里的“壹声炮响”是指被布尔什维克控制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炮轰击圣彼得堡的冬宫;“十月革命”是说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向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事实上,“壹声炮响”和“十月革命”纯属子虚乌有,是列宁和《真理报》编造的谎言,后来斯大林编写的《联共(布)党史》进壹步扩充了谎言。毛泽东和中共的这壹套说辞源自于《联共(布)党史》。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历史学家重新审核当时的历史真相,认为“十月革命”不是事实,改称为“十月政变”。可是在中共十九大的政治报告中,习近平仍然在重复毛泽东的这句老话,真可谓是坚持政治谎言不动摇。其实这也很自然,中共继承了苏共的衣钵,编造了充满谎言的中共党史及中国近现代史;习近平继承了中共的衣钵,他本人就是壹个撒谎造假的高手能手。

习近平没有当过壹天研究生,居然可以搞到壹个博士头衔;习近平有“晒书单”的嗜好,他访问俄、英、美、法等国时都会卖弄壹番,声称自己读过俄、英、美、法的什么什么名著,他晒过的书单的长度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凡是稍有点常识的人作壹些简单的分析就会发现,习近平不可能读过那么多书,他完全是在说谎吹牛;2015年5月7日,习近平在《俄罗斯报》发表署名文章称:“毛岸英作为白俄罗斯第壹方面军坦克连指导员,转战千里,直至攻克柏林。”这是习近平瞎编的故事,毛岸英虽然参加过苏联红军,但从未参加过战斗,也不是什么坦克连指导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几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泽东干的壹件大坏事,习近平却说:“七年下乡对我的锻炼很大。”还吹嘘说,当年他扛200斤麦子走10里山路不换肩,真是吹牛吹破了天。对于习近平这样壹个撒谎吹牛的高手,坚守他的鼻祖的“十月革命”政治谎言当然不足为奇。

下面我们来看壹下,100年前在俄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第壹次世界大战破坏了俄国经济,激化了社会矛盾,1917年1月、2月寒冬,俄国经济崩溃,食物短缺,民不聊生。1917年3月8日(儒略历2月23日),13万圣彼得堡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者提出“反对战争”、“结束专政”等政治口号,二月革命爆发。第二天参加罢工示威的工人增加到20万,接著首都各大工厂举行有30万人参加的联合总罢工。3月10日,沙皇政府派军队镇压示威者,发生流血事件。部分军队发生哗变,倒向革命壹边,攻击监狱和政府机构。3月1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成立临时政府接管俄国。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之壹是主持俄国立宪会议的选举,选举产生立宪会议,建立正式政府,所以3月15日成立的政府称为临时政府。

当时俄国党派林立,政见分歧很大,各党派的力量都不是很强大,无法形成权力中心。所以临时政府没有什么权威,管理不了国家,也不组织俄国立宪会议选举。在几个月时间里临时政府变更了三次,在5月5日、8月6日和10月8日分别建立了第壹次、第二次和第三次联合政府。第三次联合政府由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联合组成。

1917年11月7日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列宁为领导人之壹,以下简称布尔什维克)的壹支武装小分队前往冬宫,到达冬宫以后,冬宫的卫兵就打开大门让武装小分队进去了,没有发生任何战斗,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也只是放了壹声没有炮弹的空炮,布尔什维克就接管了临时政府。11月8日,召开了第二次全俄苏维埃大会,列宁在会上强调,推翻临时政府的主要理由之壹就是临时政府不愿意立即选举并召开立宪会议,强调必须立即召开立宪会议,并强调立宪会议才是唯壹有权决定国家问题的机构。列宁还明确表示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

这就是在11月7日发生的事情,显然这不是壹次革命,俄罗斯的历史学家现在称其为“十月政变”。如果这算是壹次政变,那么这样的政变在此前已经发生了三次,而且这次政变只是临时政府的执掌者从两个社会主义党派转变为另壹个社会主义党派。这样的政变在历史上并不是很重要,而以后发生的事情却非常重要。

11月12日俄国举行立宪会议选举。选举结果共选出707名立宪会议代表,布尔什维克175名代表,占代表总数不到1/4,加上其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代表,也只占代表总数的30%,而社会革命党主流派获得370个席位,超过半数。在选举中失败的布尔什维克背信弃义地在1918年1月5日发动政变,用武力解散立宪会议,开始了布尔什维克专政。所以历史的转折点并不是“十月政变”,而是发生在1918年1月5日的“壹月政变”(按照儒略历,则称为“十二月政变”)。

布尔什维克接管临时政府以后,列宁要求捷尔任斯基创办壹个可以“用非常手段同壹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机构”。1917年12月20日,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成立,捷尔任斯基任契卡主席。契卡是布尔什维克实行壹党专政的屠杀机器,处决、关押和流放异议人士,镇压所有敢于提出抗议的士兵、社会主义党派,将富农和反抗的农民家庭押解到天寒地冻的森林里任由冻饿而死,杀害沙皇尼古拉二世壹家人。契卡在1922年改组成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1954年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在列宁以后的斯大林时代,展开了更加残酷的镇反屠杀运动,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运动,镇压、迫害、冻饿、酷刑、处决了几百万党政军职人员、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

1918年1月15日,列宁建立了脱离军队国家化、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红军。

布尔什维克专政的另壹个特点是禁绝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实施报禁党禁,列宁下令查禁壹切非布尔什维克的报刊杂志,建立世界上最严酷的书刊媒体检查制度。

布尔什维克专政就是列宁提倡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由党掌控的军队及契卡之类的专政机构、镇压反革命、肃清异议人士、残酷的屠杀、禁绝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实施报禁党禁等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内容。以后建立的各国红色政权都传承了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共政权自称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本人就说过,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还发明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上亿中国人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迫害和虐杀。

共产革命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这只是在口头上空喊的口号而已,实际上各国共产党在建立了红色政权以后没有做过壹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它们所干的事全部都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给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世界上已经有几个国家建立了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实际上这些受难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受难者,的的确确是无产阶级专政使他们受了难。

马克思在列宁之前就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有区别的。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手段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革命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为了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巩固政权,仍然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在无产阶级的政权巩固了以后,在经济建设阶段是否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呢?马克思当然不可能涉及这个问题,但是马克思曾多次谈到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谈到国家的消亡,可见马克思并不认为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壹直坚持下去,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应该逐渐消亡。

列宁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壹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著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所以他们在遭到第壹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了镇压被推翻的剥削者的反抗,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

显然,列宁的思想不同于马克思的思想,他认为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直到实现共产主义,都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不同来源于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见解。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壹切先进国家内或至少在多数先进国家内取得胜利,在无产阶级的政权巩固了以后,国家机器的镇压作用就渐渐地不需要了,国家应该逐渐地消亡。而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壹个国家内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在壹个国家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了政权,但是其他国家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壹个国家获胜的无产阶级必须继续与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斗争,所以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的理论有壹个根本性的缺点。从理论上来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但在实际上,专政不可能由很多人来实施,专政是由国家机器,即由组成国家机器的少数人来实施的,所以专政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总是由少数人实施的专政。如果国家机器长期地由某些人掌握,这些人就自认为是代表人民的,对他人实施专政是自己天经地义的职责。这时候马克思所担心的“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历史事实也证明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无壹例外地都成了少数人专政的专制国家。

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纷纷土崩瓦解了,现在只剩下中国等几个共产党政权还在苟延残喘,它们也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跶的了。以下的系列文章将详细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的原因及过程。

1918年1月5日,布尔什维克党发动政变,夺取政权,随后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到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有十多个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组成了壹个社会主义阵营。又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虽然名义上仍然称作社会主义国家,实质上早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也已经失败。

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在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失败了呢?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理论家们从来没有明确地回答过这个问题,可以说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直到社会主义制度垮台以后,都还不明白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会垮台。

中共领导人也没有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中共八大的决议中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真是奇谈怪论!壹种生产关系,如果它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能形成更高的生产力,那么它就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反之,如果它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只能形成低下的生产力,那么它就是落后的生产关系。既然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只能形成低下的生产力,或者如中共八大决议所说,形成落后的生产力,那么这种生产关系怎么会是先进的呢?

后来中共领导人自己也觉得这种说法不妥,就改口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这是壹句没有任何意义的废话,因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说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内容,只说这么壹句空话、废话,等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我在分析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后,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以全社会(或集体)为单位进行生产与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消费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消费。由于消费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因此每个人参加生产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报酬以满足家庭消费之需。但是每个人获得报酬的多少取决于全社会(或集体)的生产水平的高低,个人的努力和贡献与他获得报酬的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每个人都是大公无私的,都愿意为大众的利益而尽力工作,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才能良好地运行;否则总是会有人出工不出力,在工作中偷懒,而这种偷懒的现象会象传染病壹样地扩散开来,因为偷懒者获得的报酬与努力工作者获得的报酬是差不多的。

假如人人都是大公无私的话,消灭了私有制,实行了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以后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了。人人都各尽所能,为全社会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又导致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地组织生产,有计划、按比例地安排生产,计划制定者都尽职尽心地制定出最符合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生产计划。这样壹定能够提供比资本主义社会高得多的生产力,这当然是非常理想的。但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思想意识。目前人们是以家庭为单位生活的,人的这样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大多数人是为了自己家庭的生计而工作的。出现少数大公无私的人是可能的,但是要让所有的人都变得大公无私则是绝对不可能的。

其实,社会主义者欧文早在1824年就试办了壹个共产主义新村,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欧文的这项社会实验失败了,在新村中出现了不少懒汉,新村最后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这项社会实验的失败已经暴露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弊端,暴露了在以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出现的基本矛盾。于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就提出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认为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实行这个原则就可以激励每个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

“按劳分配”原则是否可行呢?马克思没有把“按劳分配”原则付诸实践,十月革命以后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结果是无壹例外地全都失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按劳分配”实际上是壹个不合理的、不可实行的原则。

首先,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应该修正为智慧加劳动创造价值(关于这壹点请参阅《北京之春》2014年7月号《剩余价值理论究竟错在哪里?》壹文)。“按劳分配”原则忽略了智慧这个因素,这是其不合理之壹。

其次,“按劳分配”就是要按照每个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来分配个人收入,劳动是指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支出。“按劳分配”意味著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与他提供的劳动量成比例,等量的劳动获得等量的报酬。为此,必须在全社会有壹个共同的尺度来计量每个劳动者付出的劳动,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样壹个共同的尺度。关于劳动,实际上只有壹个量是可以用壹个共同的尺度来计量的,那就是劳动时间。所以“按劳分配”在实际执行时往往就变成了“按劳动时间分配”,而“按劳动时间分配”就是“吃大锅饭”的同义语。

当时在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吃大锅饭”的现象,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自然就想到要改变这种“吃大锅饭”的现象。记得当时有壹位中共的理论家到中国科学院作关于改革的报告,他说:之所以会出现“吃大锅饭”现象,是因为没有正确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改革就是要打破“大锅饭”,真正实行“按劳分配”。怎样实行“按劳分配”呢?他举了壹个例子,说有壹家国营衬衫厂,生产的衬衫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过去由于没有正确执行“按劳分配”原则,营业员出去推销产品没有积极性,造成产品积压。搞改革,把衬衫分发给工人,让工人去卖衬衫,并且实行“按劳分配”,规定每卖出壹件衬衫,提取其价格的10%作为报酬。由于实行了“按劳分配”,衬衫很快全都卖出去了。

听了这位理论家的“高论”,真让人笑掉了大牙。他壹不懂什么是“按劳分配”;二不懂“吃大锅饭”现象是怎么产生的。他不懂得,“按劳分配”是壹个根本无法实行的原则,硬要实行“按劳分配”,那就只能把“按劳动时间分配”当作“按劳分配”来实行,结果就是“吃大锅饭”。这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所以马克思提出的“按劳分配”并不能克服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知道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就更谈不上设法克服这个基本矛盾了,这个基本矛盾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了。可是苏联、中国等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后的初期阶段经济发展都很快,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需要对当时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各国都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的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的是农业国,这些国家工人、农民的生活比较贫困。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初期阶段,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了改善。尤其是工人,以前在资本家的企业中干活,现在在国有企业中干活,工人在名义上是企业的主人,社会地位提高了,收入也增加了,这就激起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

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时还不可能暴露出来。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如果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将会出现懒汉,这已被欧文的社会实验证明了。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实际上是按劳动时间分配)是壹个新的尝试,当不劳动的懒汉显然不行。工人们在新的所有制下劳动,按照新的原则进行分配,感到壹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他们还来不及去想新的分配原则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加上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工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了。所以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以后的初期阶段经济发展都比较迅速。

然而在几十年以后,所谓的“按劳分配”实际上的“按劳动时间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性暴露出来了,各种“吃大锅饭”的现象开始出现,而这些现象壹旦出现就会像传染病壹样蔓延开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突显出来了,而且全民所有制的各个企业之间没有竞争,缺乏竞争动力的企业必定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也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长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共产党的高层官员形成了壹个特权阶层,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导致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急剧下降。还有,在壹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下的经济制度实质上是“政控经济”(政治统帅经济、政府控制经济、政党操控经济的简称),经过几十年的运作,“政控经济”的弊端全都暴露出来了。所以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最终都陷入了困境,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垮台了。

下面我们具体地看壹下苏联的情况。20世纪初期的沙皇俄国是壹个落后的、工业化程度不高的资本主义国家。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做了两件事:(1)消灭地主、富农,在全国各地农村中建立集体所有制的集体农庄;(2)没收资本家的资产,把私营企业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

富农经济是沙俄时代农业经济的壹个重要组成部分,苏维埃政权杀富农的政策严重破坏了农业经济。苏联的农业壹直搞得不好,苏联的粮食产量低于沙俄时期的粮食产量。但是苏联的国土面积和耕地面积实在是太大了,即便农业生产水平较低,农产品的产量也能为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

在工业领域中,工人的收入与沙俄时代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工人的生活改善了,社会地位提高了,他们立刻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好处。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由于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推行所谓的“按劳分配”(实际上是按劳动时间分配)的时间还不长,因此这个基本矛盾还没有充分地暴露出来,工人们暂时还没有体会到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弊端。所以在苏联第壹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是很高的,当时在工矿企业中广泛地开展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所以当时苏联的经济迅速地发展,苏联长期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重工业的发展尤为迅速,苏联由弱国变为强国,为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苏联红军的5位元帅中有3位被处死;15位上将中有13位被处死;9位海军上将中有8位被处死;57位军长中有50位被处死;186位师长中有154位被处死;28位军政治委员及16位陆军政治委员中有25位被处死,这肯定大大地削弱了苏联红军的战斗力。但是苏联红军仍然抵抗住了德军的进攻,并最终取得胜利,原因就是当时苏联已经建立了强大的重工业,德军进攻以后,在后方的重工业企业立即转变为军工企业,生产出大量的坦克、大炮及各种军火,使苏联红军有能力与德军作战。二战以后,苏联的军事工业仍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和导弹、洲际导弹足以与美国抗衡。1957年,苏联先于美国发射了世界上第壹颗人造地球卫星,毛泽东发表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讲话。

二战以后,苏联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冷战”,大搞军备竞赛,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冷战”与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的经济;在壹党专政体制下的“政控经济”大行其道,军事工业及相关的工业高度发达,而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却极其匮乏;由于长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在苏联形成了壹个特权阶层,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再加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弊端暴露出来了,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下降了,导致苏联的经济陷入了困境,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接著我们来看中国的情况。中国在49年以前是壹个农业国,在1946年以后的内战时期,在壹部分中共统治区已经开始进行土地改革;49年以后在全国普遍进行了土地改革(中国进行土地改革时杀了很多地主,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但土地改革还是应该搞的),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激起了极大的生产积极性,这样就解放了生产力,使得经过长期战乱的中国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在1949年,工商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49年以后,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壹种温和的政策,没有立即没收资本家的资产,而是采取赎买政策,所以在1949到1956年中国的工商业也恢复和发展得很迅速。

中国到1956年才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在1956年完成的。所以在1958年以前,由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引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还来不及暴露出来。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中工人的社会地位与49年以前相比大大地提高了,工人的收入也比49年以前增加了很多,工人们还体会不到所谓的“按劳分配”制度的缺点,工人们的劳动热情空前地高涨。而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的时间还不长,国家和国家机关还没有完全蜕变为社会的主人,共产党仍然得到人民的拥护。所以在1958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很快。

然而好景不长,在195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就陷入了困境。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是“政控经济”(政治、政党、政府操控的经济的简称)的弊病,中国共产党提出三面“红旗”的政治路线全面控制了中国经济,推行了壹系列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以后中国共产党调整了经济政策,经济有了壹定程度的恢复。可是不久以后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政控经济”最恶劣的壹幕再壹次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经济。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到处都出现“吃大锅饭”的现象。在农村中这种矛盾更为突出,有的地方粮食产量极低,农民简直快要活不下去了。在工商业领域中,“吃大锅饭”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人浮于事、劳动生产率低下是国营企业的通病。于是中国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与此同时,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后,中国的政局也出现了大动荡。1975年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职务,让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企图让他恢复国民经济。但是邓小平复出工作不久,毛泽东发现邓小平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与自己不同,于是就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紧接著在1976年,发生了周恩来去世、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朱德去世、唐山大地震等壹系列大事,到9月份毛泽东扔下壹个烂摊子向阎王爷报到去了。

1976年,中国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危机之中,这正是中国发生政治大变革的大好时机。但这只是国内的形势,当时的国际形势则不利于中国发生政治大变革。当时国际形势的大局是冷战、美苏对抗,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美国及西方国家采取了联中反苏的政策。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关系大为改善,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坚持壹党专政、违反人权的暴政采取睁壹只眼闭壹只眼的政策,在国际上没有要求中共改变壹党专政的压力。在国内也几乎没有人提出改变壹党专政的要求,很多人看到了中国陷入极其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但是绝大多数人并不要求改变壹党专政,而是寄希望于党内有人进行改革。

在毛泽东去世、打倒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凭借他在中共高层中广泛的人脉关系再度复出,实行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壹个新时期。“开放”是壹个正确的决策,中国对外开放以后,大量外资(绝大部分是港澳台及海外华侨、华裔的投资)进入中国,并且引进了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建立起许多合作、合资企业及外资企业,提供了中国经济“起飞”的物质基础。随后中国经济真的“起飞”了,GDP高速增长,经济危机解除了。经济是基础,有了稳固的经济基础,政治危机也就解除了。原本就几乎没有人要求改变壹党专政,人们只是希望党内有人进行改革,现在既然邓小平搞改革了,那就让共产党继续执政吧。

十年以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危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的苏联及其东欧小兄弟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而社会主义阵营老二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却凭借“8964”镇压站稳了脚跟,壹直维持了下来,直到今天中共政权似乎依然很强大。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差?主要原因是中国搞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得很好;次要原因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共的绥靖政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民经济长期高速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于是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及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多亏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才能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才能提高。邓小平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持有这种观点正是在民怨沸腾的中国壹直不发生革命的原因之壹,因此有必要深入地剖析壹下中国的经济改革(参阅《北京之春》2016年2月号的《再谈中国经济改革》壹文)。

首先,让我们回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1977、1978年,当时中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当时人们的普遍共识是:经济改革非搞不可,经济制度非改不可。但是改什么呢?怎样改呢?当时全中国无人知晓,连被吹捧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也不知道改革什么和怎样改革。可是改革必须搞啊,万般无奈之下邓小平只得说“摸著石头过河”。摸著石头只能过小河沟,而中国经济改革要过的是像长江、黄河这样的大江大河,靠摸石头是绝对过不去的。硬要摸著石头过长江、黄河,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必然是壹步步进入深水区,最后被淹死。

要过长江、黄河,就必须造船或架桥。什么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船或桥呢?那就是经济改革的理论、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邓小平是壹个实用主义者,提不出任何像样的理论,却提出了邓“三论”(是言论的“论”,而不是理论的“论”)。邓“三论”就是“猫论”(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摸论”(摸著石头过河)和“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邓“三论”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总方针,在邓“三论”的指引下中国经济改革走上了歧路、绝境。

当时中国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想要提出经济改革的正确理论和指导思想,首先要搞清楚壹个问题——中国经济改革究竟要改什么?中国经济的毛病出在哪里?也就是要回答壹个最根本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以全社会(或集体)为单位进行生产与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消费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消费。由于消费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因此每个人参加生产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报酬以满足家庭消费之需。但是每个人获得报酬的多少取决于全社会(或集体)的生产力的高低,个人的努力和贡献与他获得报酬的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每个人都是大公无私的,都愿意为大众的利益而尽力工作,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才能良好地运行;否则总是会有人出工不出力,在工作中偷懒,而这种偷懒现象会像传染病壹样扩散开来,因为偷懒者获得的报酬与努力工作者获得的报酬是差不多的。这就是所谓的“吃大锅饭”现象。

为了避免这种弊端,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就提出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认为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实行这个原则就可以激励每个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但是“按劳分配”原则实际上是壹个不合理的、不可实行的原则。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全都失败了,“按劳分配”在实际执行时往往就变成了“按劳动时间分配”,而“按劳动时间分配”就是“吃大锅饭”的同义语。

当时在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吃大锅饭”的现象,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自然就想到要改变这种“吃大锅饭”的现象。当时最常见的改革的口号是:打破“大锅饭”,真正实行“按劳分配”。但是邓小平和中共的理论家们不明白“吃大锅饭”现象是怎么产生的,也不懂得“按劳分配”是壹个根本无法实行的原则,硬要实行“按劳分配”,那就只能把“按劳动时间分配”当作“按劳分配”来实行,结果就是“吃大锅饭”。所以当时中国无人知道中国的经济改革究竟应该怎样搞。

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初十年是非常混乱的,在此期间出台的大大小小的改革措施多得数也数不清,各种改革措施像走马灯壹样变换不定,可以说完全是在瞎改胡搞。在瞎摸“石头”摸了十年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终于找到了壹个方向,那就是“破计划经济,立市场经济”。当时在所有的政要、学者中间流行著这样壹种观点:计划经济是万恶之源,市场经济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实在是对经济学天大的误解和曲解,严重地误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

事实上,中国经济搞得壹团糟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实行了计划经济,而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是壹种“政控经济”。中国搞经济改革,并不是要改掉“计划经济”,不搞计划经济,难道要搞非计划经济或无计划经济?而是要废除“政控经济”。

中国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改变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废除“政控经济”。而在邓“三论”的指引下,中国经济改革却背道而驰,走向了完全错误的方向,现在我们来回顾壹下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评价壹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开放”是壹个正确的决策,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外,其他的就乏善可陈了。

在改革之初中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这个改革措施是正确的。“包产到户”符合我国农业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克服了“吃大锅饭”的弊病,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在我国出现了壹个农业生产快速增长的时期。
“包产到户”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是中共宣布“包产到户30年不变”就大错特错了。由于坚持“30年不变”,导致“三农”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土地的经营者——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属于国家,这种畸形的土地所有制正是造成今天面临很多问题的祸根。今天已经到了必须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的时候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然也必须改变。

在改革之初的大约十年期间,城市的经济改革、工商等行业的改革呈现出极其混乱的局面。在瞎摸“石头”摸了十年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终于找到了壹个方向,那就是“破计划经济,立市场经济”。当时流行的是这样壹种观点:计划经济是万恶之源,市场经济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市场经济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全国掀起了市场化(或产业化)的热潮。把不该市场化的教育和学校产业化、市场化了,把学校办成了“学店”,产生了“上学贵,上学难”的问题;把不该市场化的医院都产业化、市场化了,把医院办成了“医店”,产生了“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把住房百分之百地市场化了(保障低收入人群有房住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壹个组成部分,所以住房百分之百地市场化是错误的),产生了“买房贵,买房难”的问题。新“三座大山”就此形成,压得全国人民喘不过气来。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犯了方向性错误而失败的典型事例。

中国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实行“私有化”,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制)改变为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私有制,中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这样的私有制可以称作是大多数人的私有制。可是邓、江、胡却在中国搞了官僚资产阶级私有化,是把公有制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

把公有制变成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过程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壹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十余年。把大量中小型国营企业以极低的价格甚至是象征性的价格卖给了私人(官员的亲友或是与官员有勾结的人,这些人绝大部分不是权贵,属于新形成的官僚资产阶级)。这种低价出卖国有资产的事情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仍有发生,但是主要是发生在改革开放的早期。

第二阶段是“股份制改造”。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要对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但是大张旗鼓地推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及21世纪。经过“股份制改造”以后,大中型国有企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绝大部分股权落入了官僚资产阶级手中。经过这两个阶段,完成了把国有资产变成官僚资产阶级所有的转变。

中国经济改革的壹个重要结果是:形成了壹个官僚资产阶级,建立了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官僚资产阶级掌握了党国大权,又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意味著“政控经济”进壹步加强了。本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废弃“政控经济”,可是邓、江、胡的经济改革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有废弃“政控经济”,反而强化了“政控经济”。我们可以举出无数个例子来证明之,为节省篇幅就都省略了。

官僚资产阶级掌握党、政、军、经济大权的制度必然也是官僚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全国人民的制度。官僚资产阶级迅速敛聚了巨额财富,使中国变成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大国。除了新“三座大山”、“三农”问题、农村土地所有制问题、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悬殊以外,中国的经济改革还产生了壹系列严重的恶果:全方位的、极其严重的环境污染(空气、水、地下水、土壤被污染),各种安全事故频繁地发生,每年有几百万人死于各种职业病、因环境污染导致的不治之症、被假药、有毒食品危害,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贪腐盛行,腐败社会化,社会道德沦丧,拜金主义成了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大多数人不讲诚信,等等。可以说,中国经济改革完全失败了。

既然中国经济改革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破坏性的坏作用,为什么中国经济还能长期地高速发展呢?那是因为在中国对外开放以后,外资大量流入中国;十多年以后,内资也非常充足了。充足的资本(包括外资、内资)与几亿廉价劳动力相结合,自然产生超高额利润,这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除此以外,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还有壹些附加的原因:(1)“独生子女”政策在壹定时期内产生的“人口红利”(家庭及社会的少儿抚养比例降低及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上升);(2)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健全,这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暂时性地有利于经济发展;(3)中国企业在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方面投入资金很少,这进壹步降低了生产成本,也暂时性地有利于经济发展;(4)在中国,开采和使用资源(矿藏、森林、草原、土地、水等等)的费用极低,有时甚至几乎是无偿使用。这四项对当时的经济发展非常有利,但这是以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的,今天我们预先花了子孙后代的钱,欠下了债,这笔巨债最终是必须偿还的。(5)各国国民消费占GDP的百分比壹般为大约60%,而中国的这个比例却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以压低人民生活水平为代价的。

中国的腐败问题非常严重,官员渎职、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产品、无数个豆腐渣工程、严重的环境污染,每年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中国的资本非常充足,中国的劳动力是超廉价的,再加上上述五个附加的原因,两者相结合产生的超高额利润足以在弥补了贪污腐败、官员渎职、假冒伪劣、环境污染等因素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后,还能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我们经常见到有人对邓小平感恩戴德,说什么“多亏有了邓小平,中国经济才发展得这么快,人民才过上了好日子。”说这种话的人壹定是经济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工人、农民、农民工可并没有过上好日子。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充足的资本(包括外资、内资)与几亿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没有什么关系。中国经济能长期高速发展,我们首先要感谢中国的工人、农民、农民工,其次要感谢港、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裔。没有他们,或者二者缺其壹,就没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邓小平,我不感谢他,反而要谴责他。

中国的腐败现象极其严重,腐败已经制度化、社会化,可以说绝大部分官员是贪腐的;中国的环境污染极其严重;中国的收入分配极为不公平,贫富差距极为严重;无数农民工、工人在缺乏安全设置和劳动保护措施的恶劣条件下工作,各种各样的工伤事故及职业病层出不穷,每年有上百万人因此而死亡;成千上万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及无辜的百姓被拘押,被判刑入狱或被关进精神病院,受尽折磨;每年有几百万人因各种原因而非正常死亡……。中共极权专制政权的罪恶,可以说是罄竹难书、罪恶滔天。凡是有良知的人都说,这样壹个恶贯满盈、天理难容的极权专制政权,早就应该垮台了。但是中共政权壹直维持到今天,而且看样子还能继续维持壹段时间。为什么中共极权专制政权能维持较长时间不垮台呢?

首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总体上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壹个“好”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正因为有了这“壹好”,所以虽然邓小平的错误路线导致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环境、思想、文化、道德、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出现了种种问题及丑恶现象(简称为“百丑”),但是这“百丑”被“壹好”掩盖了。“壹好遮百丑”,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现状。在“壹好”的掩盖下,绝大多数人看不到“百丑”的真相;或者虽然看到了壹些问题,但是认为那只是次要的支流,主流是“壹好”;或者认为邓小平的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百丑”只是前进道路中出现的壹些问题,继续深化改革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与1976、1977年相比,今天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小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大致持平,只有很小壹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安于现状,没有想要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更没有革命的要求。这就是中共极权专制政权得以维持下去不垮台的基本原因。

目前中国的GDP总量已经占世界第二位,因此中共政权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大量廉价的中国商品销往外国,中国政府每年拨出巨额经费援助外国,基于经济利益使很多国家愿意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在批评中国政府违反人权的劣迹时持克制的态度。另壹方面,由于中国政府很有钱,它就有能力花费巨额经费建立和维持壹支庞大的特警部队和壹套庞大的维稳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强力高压维稳。中共的高压维稳措施有壹定的成效,镇压和平息了无数次群体性事件。此外,中共还花费了巨额经费策反和收买国内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民运人士以及外国支持、帮助中国民主运动的人,也取得了壹定的成效。中国的经济实力使中共政权有能力在国际和国内两条战线上维持政权的稳固。

中共极权专制政权不垮台的另壹个原因是民众没有觉醒。中国老百姓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已经被高度驯化了,成了绝对驯服、顺从的顺民。再加上1949年以后中共极权专制政权推行思想文化专制主义,对全民强行洗脑。经过六十多年的洗脑教育,“听党的话,跟党走,绝对不能反党”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植入了大多数人的脑海中。

在中共极权专制政权的残暴统治下,每年有几百万人非正常死亡,各种各样危害百姓、草棺人命、无视人权、谋财害命、正当权益被侵犯的事件频频发生,目前在中国每年发生几万起群体事件,其中有些群体事件规模相当大。但是所有这些事件都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事情,只反对对该具体事情负责的地方官员,并不反对共产党和党中央。人们普遍的认识是:党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只是地方官员执行党中央的政策执行歪了,要求党中央来解决问题。所以这些群体事件只是维权运动,而不是反对中共政权的革命运动。

另壹方面,邓小平的“猫论”成了改革的指导思想、中共的指导思想,在“猫论”的引导下,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成了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大多数群众不关心政治,壹切向钱看,大多数群众的这样壹种思想状态也阻碍著民众的觉醒。

怎样唤醒民众呢?需要由知识分子来唤醒民众。但是今天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没有觉醒,(1)他们认为邓小平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只是前进道路中出现的支流问题,继续深化改革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他们只要求中共进行政治改革,不要求推翻中共的统治。(2)他们也中了邓小平“猫论”的毒,成了拜金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不关心政治,对社会上种种不公正现象麻木不仁。

在中国的近代、现代史上,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是最活跃的革命力量,很多革命运动是从学生运动开始的。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广大学生怀念和悼念胡耀邦,掀起了四、五月份的学生运动,继而爆发了百万北京市民支持学生的大规模群众运动。6月3日、4日,发生了中共军队镇压、杀害北京市民和学生的惨案。这说明,在1989年绝大多数学生是关心政治的。可是今天的情况又怎么样?近年来,发生了很多次比胡耀邦逝世更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没有在学生中引起多大的反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今天绝大多数学生是不关心政治的。也许经过较长壹段时间以后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但是在几年内,绝大多数学生不关心政治这种情况不会有多大的改变。这是近期内中国不可能发生民主革命的主要原因。

那么,中共极权专制政权是否能够继续维持壹二十年、二三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呢?那倒也未必。上面已经谈到,中国的经济实力使中共政权有能力在国际和国内两条战线上维持政权的稳固。2017年中国国内安全支出高达1.24亿元,所以中共政权稳定完全依赖于经济的繁荣。但是中国经济是否能长期壹直繁荣下去呢?在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以后,我认为中国在几年内必将爆发经济危机(参阅《北京之春》2016年3月号《为什么中国必将爆发经济危机》壹文)。

中国经济在相当长壹段时期内高速增长,充足的外资和内资与中国几亿超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此外还有壹些附加的原因:(1)“独生子女”政策在壹定时期内产生的“人口红利”;(2)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健全,社会保障支出非常低;(3)中国企业在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方面投入资金很少;(4)在中国,开采和使用资源(矿藏、森林、草原、土地、水等等)的费用极低,有时甚至几乎是无偿使用;(5)中国的国民消费只占GDP的百分之三十几。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以压低人民生活水平为代价的。(1)—(4)这四个因素实际上是以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来发展经济,今天预先花了子孙后代的钱,欠下了巨债,这笔巨债最终是必须偿还的,现在还债的时刻已经来临。

促成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上述各个因素今天全都发生逆转,变成了引发经济危机的因素,下面我们来看壹下中国经济面临的种种问题。

中国经济的第壹支柱产业是房地产业,经过十多年房价疯涨,房地产业早就成了壹个巨大的泡沫,这是不争的事实。泡沫有两大表现,壹是房价出奇地高,全国壹、二、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全都出奇地高;二是全国出现了几十座“鬼城”和无数个“鬼区”(全国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建设经济开发区、特区,有的地方还不止建壹个开发区,其中大多数成了“鬼区”,即规划并建设了壹个开发区或特区,但是很少有人及企业进驻,成了没有人只有“鬼”的区域,名曰“鬼区”)。多年来中央及各地政府推出了不计其数的调控政策,房价却越“调”越高。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各地政府的行政开支基本上依靠出售土地和房地产税收,这种“土地财政”需要房价不断地上涨。

如果中国经济是正常的市场经济,那么房地产业这么大的泡沫在大约十年前就应该破裂了。但是中国经济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规律对中国完全不适用;中国经济是“政控经济”,政府可以完全不顾经济规律、随心所欲地印钞票,维持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不破裂。那么中国房地产泡沫是否能无限地壹直维持不破裂呢?这是不可能的,泡沫终究是要破裂的,印钞票可以推迟泡沫的破裂,却不能改变泡沫最终必将破裂的结局。泡沫破裂的时间越推迟,则破裂时造成的损失就越大。房地产泡沫破裂之时,必定是中国爆发经济危机之时。2017年中国各地房地产业发出的信息可以用“混乱”两个字来形容,这说明中国政府壹直用印钞票来维持房地产泡沫不破裂的这种老办法已经开始有点失灵了。房地产泡沫必将在壹两年、三四年之内破裂。

债务危机是房地产泡沫的“孪生兄弟”。在房价飞快上涨的同时,房地产业及相关产业的贷款也在高速增加;在“土地财政”的刺激下各地政府的行政开支也快速地增加,造成地方政府的债务快速地积累。目前全国总债务与GDP之比正在向300 %逼近,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债务危机即将总爆发。房地产泡沫破裂之时,就是债务危机总爆发之时,也就是中国爆发经济危机之时。

中国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三十多年,“人口红利”早已耗尽,已经变成了“亏欠”。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迅速下降,从2012年起,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也逐年下降,中国已经面临有技术的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中共已经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宣布废弃“独生子女”政策,全面放开生二胎,但为时已晚,于事无补。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三十多年“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现在放开生二胎,即使能增加新生婴儿的数量,今天所生的婴儿十八年以后才能成为劳动力,根本不能解决目前的问题;更何况最近两年人口出生率并没有增加。“独生子女”政策还造成了中国特色的特别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现在中国有22个省份的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而且全国养老金的缺口越来越大(顺便说壹下,中国的医保基金也收不抵支)。养老问题是中国无法解决的大难题。有技术的劳动力严重短缺和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的问题将促使中国爆发经济危机。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之中,由于过去欠账太多,新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遇到了许多无法解决的难题,甚至陷入了绝境。例如,养老保险基金和医保基金均处于“亏空”状态。

中国的生产事故及职业病的情况实在是太严重了,例如:中国煤矿矿难死亡人数最高时曾高达每年将近壹万人;中国有几百万尘肺病患者。中国政府不得不强令企业增加安全生产及劳动保护的投资。

中国的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到了极其可怕的地步,造成的经济损失极其巨大,迫使政府不得不投入可观的资金来治理环境污染。以上三个因素使中国制造的产品的生产成本大幅度地上升。

在东南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的工资曾经好几年不增加,他们成了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雇用农民工的老板不得不增加农民工的工资。今天中国农民工虽然仍是廉价劳动力,但已经不是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了,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劳动力更廉价。劳动力成本上升加上以上所说的三个因素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的壹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如:玩具、制鞋、服装等民营企业)纷纷倒闭,向东南亚某些国家转移。

近年来中国经济不景气导致外资流入减少,外资流出则大大地增加。最典型的例子是香港首富李嘉诚五年来从中国撤出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拥有千万元以上资产的中国大富豪,出现了移居国外、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的热潮。外资与内资的大量流失将促使中国爆发经济危机。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另壹个严重后果是导致贫富差距极其悬殊,这对中国经济的威胁也是非常巨大的。据北京大学《中国民主发展报告2015》提供的信息,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2012年达到0.49(警戒线0.4),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增加到2012年的0.72;中国顶端1% 的家庭占有了社会财富总量的约1/3,而底层25% 的家庭只拥有社会财富总量的1% 左右。而实际情况比这份报告所述的还要严重得多。这也将促使中国爆发经济危机。

综上所述,我在几年以前作出这样的预测:预计在2018 – 2022年期间中国将爆发经济危机,最可几的时间是2019年。爆发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是:GDP下降;房地产泡沫破裂;大量企业倒闭;大批职工失业;地方债务危机总爆发,政府没有钱给公务员发工资、给退休人员发养老金,当然政府可以大量印钞票来发工资、养老金,但是那会导致物价飞涨,只能使问题变得更严重。中国经济崩溃了,人民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人民群众的抗争、维权运动将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而政府的财政已经破产,政府再也无力支付巨额的维稳经费了,它想要平息全国各地的维权运动也力不从心了。中共政权的政令根本没有人听了,中共政权实际上已经瘫痪了,这就是中共专制政权的崩溃。

当中共专制政权崩溃的时候,如果有壹股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政党或其他政治组织),这股政治力量就可以站出来收拾残局,组建壹个民主过渡政府取代中共政府。这就是我预估的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必由之路。民运的志士同仁们,如果不赞同我的预估,或者对我的预估有所修正,欢迎批评指正,我将洗耳恭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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